《汉书》及其春秋笔法(精)–香港中文大学中文系学术文库(txt+pdf+epub+mobi电子书下载)

作者:潘铭基著

出版社:中华书局有限公司

格式: AZW3, DOCX, EPUB, MOBI, PDF, TXT

《汉书》及其春秋笔法(精)--香港中文大学中文系学术文库

《汉书》及其春秋笔法(精)--香港中文大学中文系学术文库试读:

圖書在版編目(CIP)數據《漢書》及其春秋筆法/潘銘基著.—北京:中華書局,2019.8(香港中文大學中文系學術文庫)

ISBN 978-7-101-13472-8

Ⅰ.漢… Ⅱ.潘… Ⅲ.①中國歷史-西漢時代-紀傳體②《漢書》-研究 Ⅳ.K234.104.2

中國版本圖書館CIP數據核字(2018)第233820號

書  名 《漢書》及其春秋筆法

著  者 潘銘基

叢 書 名 香港中文大學中文系學術文庫

内封題簽 何文匯

責任編輯 葛洪春

出版發行 中華書局

     (北京市豐臺區太平橋西里38 號 100073)

     http://www.zhbc.com.cn

     E-mail:zhbc@zhbc.com.cn

印  刷 北京市白帆印務有限公司

版  次 2019年8月北京第1版

     2019年8月北京第1次印刷

規  格 開本/920×1250 毫米1/32

     印張 插頁4 字數330千字

國際書號 ISBN 978-7-101-13472-8

定  價 95.00元文前彩插饒宗頤教授爲香港中文大學中國語言及文學系系慶五十周年題字:“中和依正道,文質焕貞徽。”香港中文大學本部校園百萬大道

圖片來源:香港中文大學資訊處自序《漢書》一百卷,題爲班固所撰。《漢書》乃我國第一部紀傳體斷代史,自其書成以後,對後世影響深遠。唐代劉知幾《史通·六家》以爲史書有六體二家之説,其中《漢書》即其一體,代表紀傳體斷代史;又因六體之中,僅《左傳》(編年史)與《漢書》(紀傳體斷代史)後有所承,劉氏又據此而成《史通·二體》一篇。《漢書》之重要性可見一斑。《漢書》成書後,當世甚受推重。馬融乃東漢著名經師,亦只能追隨班固之妹班昭,從昭受讀,而《漢書》之難讀可見。其實,《漢書》載録西漢一代二百年之史事,其中武帝太初以前之部,與《史記》所載相去不遠,自可多加比較。可是,從《漢書》成書至於唐宋,《漢書》廣爲傳頌,在《史》、《漢》比較之中,一直佔有較爲重要的地位。由於内容上差異不大,是以《漢書》勝於《史記》之處,當在一些不太明顯的地方,本書稱其爲《漢書》的筆法或義法。

班固生於國家一統、學術亦定於一尊的東漢時代,相較《史記》而言,言路更爲收窄。司馬遷在撰寫《史記》以後,以《史記》“垂空文以斷禮義,當一王之法”,仿效《春秋》,以史筆量度世間萬事萬物。可是,《後漢書》載王允謂“昔武帝不殺司馬遷,使作謗書,流於後世”,李賢注:“凡史官記事,善惡必書。謂遷所著《史記》,但是漢家不善之事,皆爲謗也。”指出《史記》是誹謗漢室之書,多載漢家不善之事。班固《典引》也説:“司馬遷著書成一家之言,揚名後世,至以身陷刑之故,反微文刺譏,貶損當世,非誼士也。”然則,班固深知《史記》是一部諷刺誹謗漢室之書。裴駰《史記集解》引衞宏《漢書舊儀注》曰:“司馬遷作《景帝本紀》,極言其短及武帝過,武帝怒而削去之。後坐舉李陵,陵降匈奴,故下遷蠶室。有怨言,下獄死。”據此注所載,司馬遷更因《史記》之書而得罪漢武帝,最後落得死於獄中的下場。司馬遷的結局,班固應該十分清楚。然而,《漢書》有大量篇幅因襲《史記》,不禁啟人疑問,襲取謗書,實在勇氣可嘉。

漢代乃經學時代,經學帶給《漢書》的意義是多重的。首先,《漢書》的傳授過程與經書無異,史書最初亦在經部之中。其次,《漢書》作爲東漢的産物,引用經書衆多,亦使其文更爲雅正。第三,經書的微言大義,《漢書》亦多有之。職是之故,本書以“《漢書》及其春秋筆法”爲題,從不同方面考察《漢書》的春秋筆法,以見此書的特色。全書各章述其概略如下:

第一章爲“班固《漢書》概述”。本章析述了《漢書》的作者、篇目、版本等文獻學的基本課題。《漢書》後世題爲班固所撰,其實乃班氏父子兩代三人,加上馬續,合共四人所完成的史學鉅著。扶風班氏世傳家學,班彪見司馬遷《史記》不及武帝以後事,早已有《史記後傳》之作。此即《漢書》在漢初至武帝時的史事藍本。此外,在今本《漢書》得見數則“贊曰”題爲“司徒掾班彪”撰,足證《漢書》文字其來有自,不待班固編撰。孔子嘗言“述而不作”,此話對歷史紀録影響甚巨。班固既見父親班彪續漢事,故其編撰《漢書》之時,自不用重新書寫,而直用父親遺文即可,述而不作,合情合理。《漢書》百篇,泰半爲《後傳》之文,故《漢書》可謂始撰自班彪矣。班固爲《漢書》作者,自無可疑,其世傳父彪家學,整理遺文,且校書蘭臺,得見史料甚多,可以補充司馬遷、班彪未備之處。本章之中亦會詳述班固一生,以見其生平事蹟與《漢書》編撰之關係。班固辭世以後,《漢書》仍未完成。因此,其女弟班昭接續其文,完成《漢書》裏的“八表”。除了“八表”以外,《漢書·天文志》尚未完成,扶風馬融之兄馬續大抵因其弟嘗從班昭讀《漢書》,且又有同郡之誼,故踵成此篇。因此,《漢書》實經四人之手方告完成,其中最能反映班氏之家學。後世學者或以爲班固剽竊父親遺文,實不必然。本章第二部分介紹《漢書》之篇目。今本《漢書》凡百篇,約八十餘萬字。其中包括十二帝紀、八表、十志、七十傳,以紀西漢史事。本部分即就各體選篇介紹,以見其特色。本章第三部分爲《漢書》之版本。《漢書》凡百篇,除了傳世的唐代顔師古注本以外,還有不少敦煌鈔本。其他如《群書治要》卷十三至卷十九所載《漢書》各篇,因《治要》一書保存特佳,故能略窺唐本《漢書》之遺。至於今本《漢書》,以宋代諸刻本爲主,本部分亦一併介紹。

第二章爲“《漢書》資料來源考”。《漢書》載録西漢一代史事,起元高祖,終於孝平王莽之誅,凡二百年史事鎔裁爲八十萬言。《漢書》雖題班固所撰,然根據史書“述而不作”之原則,其所言事多有所本。首先,司馬遷《史記》乃《漢書》在武帝太初以前史事之主要依據。班彪、班固父子雖然對《史記》體例多所批評,然其編撰漢事之時,仍多取《史記》入文。朴宰雨《〈史記〉〈漢書〉比較研究》詳細列舉《漢書》因襲《史記》篇章,計六十一篇。此《漢書》載事所本之大宗。其次,班彪《史記後傳》乃武帝太初以後,史遷不及載録史事,而《漢書》所載者之主要依據。再者,劉知幾《史通·採撰》云:“至班固《漢書》,則全同太史。自太初已後,又雜引劉氏《新序》、《説苑》、《七略》之辭。”可見《漢書》又有本自劉氏父子著述者,或據劉氏父子著述以補充史遷舊文。此外,褚少孫所補《史記》今稱“褚補”,並多以“褚先生曰”之形式出之,今據統計,褚補凡出12次,共25055字。此等文字,亦爲《漢書》所本。最後,班固《漢書》採摭前修,鎔裁入文,除上舉諸例外,亦嘗資取其他學者之著述,如馮商、揚雄、韋融等。王利器《〈漢書〉材料來源考》嘗述之矣,本章皆詳述之。

第三章爲“《漢書》的傳授與漢代經學授受傳統的關係”。兩漢之時,經史未分,史部未嘗獨立。以《漢書·藝文志》觀之,《史記》附於《六藝略·春秋略》之内。《漢書》在漢代成書以後甚受重視,其傳授過程可與漢代經書之傳授相合看。本章共分三部分,第一部分先述漢代經史未嘗分家之情況。《漢書·藝文志》依據劉向、劉歆父子之《七略》、《别録》而成,其中將當時典籍分成六類,並不包括史部。至於後世所言史籍,《漢志》將其歸入《六藝略·春秋類》,《史記》即在其中。觀乎“春秋類”所含典籍,自以孔子《春秋》爲宗,而《春秋》之中,其使亂臣賊子懼的微言大義實其書之微旨所在。後世所言四部典籍之中,史部要到六朝時才逐漸出現,今所見《隋書·經籍志》之史部,史書便分成13類,817部,13264卷。在史部未獨立以前,史書附於經部(六藝略)春秋類裏,因此更爲強調書中之微言大義,並以此寓褒貶、論斷事情。第二部分略論漢代經書之傳授系統。兩漢經學有所謂“家法”與“師法”的概念,各家又非常重視授受源流。此外,經學有今古文之分,似乎涇渭分明,各有所倡。徐復觀云:“後人常以五經博士出現以後的師承家法的情形,加在以前的經學傳承上去,每經都安放一條直綫單傳的系統,一若每代只有一人傳習,這都是出於傅會而非常不合理的。”又云:“研究漢代經學史,應首先打破五經博士出現以後所僞造的傳承歷史。”近世地不愛寶,出土文獻甚夥,以此而論漢代經學授受過程,則徐説誠是。第三部分即詳論《漢書》的傳授歷史。鈎稽唐前史籍文獻,可以得出《漢書》之授受,幾與經書相仿。此亦《漢書》深具經學特色的明證。反之,《史記》傳者不多,授受不明,從授受過程而論,不如《漢書》遠矣。直至唐代,《漢書》仍爲三大顯學之一,能與三《禮》、《文選》並稱。且在唐宋時期,《漢書》仍極受文人雅士推尊,蘇舜欽之以《漢書》下酒,黄庭堅之以《漢書》澆灌胸中,皆是其例。由是觀之,《漢書》之深醇雅正,富有微辭,方使其能得到士人之重視和稱賞。

第四章爲“《漢書》的注釋與評點”。本章主要探討《漢書》書成以後的歷代重要注釋,以及自宋代以來的《漢書》評點。本章共分四部分,第一部分概述唐代或以前的《漢書》舊注。《漢書》號爲難讀之書,三國時人張昭更要以家法傳授,因此注解便蔚然成風。顔師古《漢書敘例》即提及前人舊注二十三家。其中注解《史記》、《漢書》者,每多混用二書舊注,而學者亦有同時兼注二書者,準此可知,兩書舊注衆多,其中相互傳承,關係複雜。第二部分以《漢書》顔師古注所引許慎注爲主綫,分析許慎有否注解《漢書》之專著。第三部分闡析《漢書》顔師古注的注釋特點。顔師古注既爲《漢書》功臣,則必有超越前人舊注之處。《漢書》顔注的注釋特點主要以《漢書敘例》所言爲主,本部分將就此作深入討論。結合以上三部分,可知唐前注解《漢書》者衆,較諸《史記》而言非常明顯。其實,《史記》、《漢書》所載史事同多異少(武帝以前史事),何以注家皆以注釋《漢書》爲尚,而捨《史記》不注,實可深思。相較《史記》而言,《漢書》文字更爲典雅,引書據典更多,必待注釋然後能明。此外,《漢書》授受源流分明,習之者衆,亦使此書注釋者遠較《史記》爲多。第四部分以凌稚隆《漢書評林》爲例,分析《漢書》評點的特色。明代評點之風大盛,彙評和集評本層見迭出,《漢書》亦爲重要評點對象。凌稚隆,明湖州烏程(今浙江吴興)人,生卒年不詳,約明萬曆年間在世。凌氏收集一百七十餘家評《漢書》言論,編成《漢書評林》一百卷,是《漢書》研究集大成之作。本部分以清同治十三年(1874)長沙魏氏養翮書屋校刊本爲據,輔之以明萬曆十一年(1583)刻本,研究《漢書評林》評點之特色,包括資料來源、個人識見、《史》《漢》關係、版本校勘等。

第五章討論《漢書》的春秋筆法。本書以《漢書》的春秋筆法爲討論對象,首章析述文獻學基本問題,次之論《漢書》之資料來源。比合兩章,可見《漢書》作者非一,乃班氏家學;且又與《史記》關係密切,二書不可分割。第三章論《漢書》之傳授過程,知其深具經書特色,且當時經史不分,故《漢書》之傳授遂與經學相仿。第四章論《漢書》注釋與評點,因其書頗具微旨而雅正,故注釋者、評點者俱衆。本章秉承前文所論,分爲四個部分,從宏觀與微觀角度討論《漢書》的春秋筆法。第一部分論春秋筆法與史學傳統。孔子作《春秋》而亂臣賊子懼,其筆則筆,削則削,孔門高弟亦不能增删一辭。《春秋》乃量度世事之權衡度量,故云“趙盾弑其君”,而弑君者實爲趙盾之侄趙穿。司馬遷《史記》亦承《春秋》傳統,微言大義,論斷漢史。《漢書》繼《史記》而作,亦深具《春秋》精神,具有此等筆法。考諸《漢書》,可見《春秋》筆法裏的序事中寓論斷之文、微顯婉晦之曲筆、屬辭比事以見微意,以及利用“贊曰”以見史家議論等,皆見《漢書》之中。第二部分爲《史記》、《漢書》關係新議。《史記》載録五帝至漢武三千年史事,勒爲一書,共五十二萬六千五百字,開紀傳體史書之先。《漢書》約八十萬言,記前漢一代史事,其中漢高祖至武帝太初以前,内容多據《史記》。今考《漢書》參考《史記》之篇章多達六十一篇,《史》《漢》對讀研究蔚然成風。《史記》成書以後,流傳不廣,甚至因“微文刺譏”而號爲“謗書”。至於《漢書》,極載漢之盛德,傳習者衆,評價似與《史記》迥異。其實,二書内容相同之處甚多,何以一爲“謗書”,一爲歌功頌德之文?本部分即重新審視《史記》與《漢書》之關係,根據二書互見之文,討論其中之《春秋》筆法,以及班固《漢書》之史家精神與微言大義。第三部分和第四部分從微觀角度出發,選取《漢書》之《古今人表》、《張騫李廣利傳》、《西域傳》爲例,討論《漢書》的春秋筆法。第三部分論《漢書·古今人表》品評人物與《論語》之關係。班固《漢書》多采經説,劉勰以爲《漢書》乃“宗經矩聖之典”。漢代乃經學時代,皮錫瑞云:“經學自漢元、成至後漢,爲極盛時代。”班固《漢書》自是多采經説入文。《漢書》引用儒家經文甚夥,其中尤以《詩》、《書》、《論語》爲甚。然而,在明引諸經以外,《漢書》各篇亦多以儒家精神編撰。在《漢書·藝文志·諸子略》中,班固歷評九流十家之優劣,其中儒家“於道最爲高”,他家即使有足稱者,班固亦援引儒家經典頌之,一切皆以儒家爲繩。《論語》載有孔子及其子,以及154人之言行。在此154人裏,29人爲孔子弟子。其餘125人之中,在孔子以前者共42人,與孔子同時者78人,時代不詳者5人。《漢書·古今人表》歷記前人姓名,敘次九等,全篇收列上古至秦末人物共一千九百餘人,王引之云:“《人表》所載,皆經傳所有。”王氏言是。本部分將詳論《漢書·古今人表》與《論語》之關係,考證九品之分第,以及各第人物之排列,並論班固如何處理僅見《論語》之人物;最後,討論部分人物未依《論語》列次之原因。第四部分論《漢書》裏的絲綢之路及其所見珍禽異獸。《漢書》乃紀傳體斷代史,自書成以後,“當世甚重其書,學者莫不諷誦焉”。前人學者如王明通以爲《漢書》“全書實在揚漢之功德,欲媲美唐虞三代”。又王樹民云:“《漢書》的突出特點,在極力美化封建統治者,異常地提高了統治者在歷史上的地位。”誠然,《漢書》乃同朝代所撰史書,歌頌漢德在所難免,然其書亦有“不爲漢諱”的部分,尤可注意。漢代始通西域,其中張騫功在“鑿空”,使漢室可與西域諸國溝通交流,事見《漢書·張騫李廣利傳》。篇中記“大宛諸國發使隨漢使來,觀漢廣大,以大鳥卵及犛靬眩人獻於漢,天子大説”,大鳥卵即鴕鳥卵,中原罕見,故愛奇之武帝深悦之。至若犛靬眩人,即魔術師。何焯《義門讀書記》云:“西域之開自騫導之,故於其傳終言漢武以兒戲敝中國,以深著其罪也。”何氏所言是矣。可見《漢書》在記載張騫通西域之餘,亦以微言刺譏。至於《漢書·西域傳》,歷記西域三十六國,在今絲綢之路上,言其位置、人口、氣候、特産、動植物、與漢關係等,爲後世學者考證絲綢之路的重要依據。如“烏弋山離國,王去長安萬二千二百里”,“有桃拔、師子、犀牛”,唐人顔師古引孟康曰:“桃拔一名符拔,似鹿,長尾,一角者或爲天鹿,兩角者或爲辟邪。師子似虎,正黄有耏,尾端茸毛大如斗。”此中已指出“桃拔”和“師子”的外貌特點。本部分以《漢書》之《張騫李廣利傳》和《西域傳》爲據,分析班固筆下所見西域各國珍禽異獸,以至其朝貢漢室的情況,並以此討論《漢書》此等篇章之本意及其微詞。

本書以《漢書》爲主要研究對象,以其春秋筆法爲脈絡,所重在於古代史書“不虚美,不隱惡”的傳統。筆者於1996年入讀香港中文大學中國語言及文學系,嗣後在原校完成哲學碩士及哲學博士課程,並於2006年返回母校任教至今。在修讀本科課程時,嘗選修業師何志華教授所授之《史記》和《漢書》科,因而開展研讀二書之路。筆者撰寫博士論文之時,以《漢書》顔師古注爲研究範圍,部分成果嘗結集出版爲《顔師古經史注釋論叢》(2016年)。研治顔師古注,自離不開《漢書》,因此對《漢書》全書作了比較全面的閲讀和思考。在母校任教席以後,蒙師長不棄,獲委以講授《漢書》一科,年來在教學之餘,復思考《漢書》之勝處,並嘗以本書中部分課題作研討會報告或發表學術論文。是次適逢本系《香港中文大學中文系學術文庫》的出版,在構建“《漢書》及其春秋筆法”這個課題之餘,其實也代表了筆者對母校二十餘年以來的栽培心懷感恩。在學期間,筆者選修衆多古代文獻科目,除了以上所述的《史記》、《漢書》以外,更欲藉此向各科任課老師致敬,包括《論語》、《莊子》科的黄繼持老師、《左傳》科的鄭良樹老師、《孟子》科的陳勝長老師。如果没有本系一衆老師的熱心教學,傳道解惑,筆者亦不可能完成本書之撰作。此外,書中内封題簽,蒙本系榮休教授何文匯博士題贈,謹申謝忱。同時,亦感謝責任編輯葛洪春先生的支持與幫助。本書不備之處尚多,敬祈四方君子不吝賜正。潘銘基2018年4月香港中文大學馮景禧樓第一章 班固《漢書》概述《漢書》一百篇,題爲班固編撰。《漢書》是我國第一部紀傳體斷代史,爲二十六史之一。《漢書》主要記載西漢二百一十年的史事,實際上包括了戰國末年以至於新莽滅亡共二百五十年左右的歷史。我國史書本無官修,最初皆屬私人著述,《漢書》亦不例外。《漢書》繼《史記》而作,反映了大一統帝國之下的人和事,是了解漢代文化的重要典籍。第一節 《漢書》的作者《漢書》題爲班固編撰。據後世考察,其書最少經過四人手筆,包括班彪、班固、班昭、馬續,今題班固爲作者,僅屬學術上的慣用稱呼而已。《漢書》是班氏家族三人的心血結晶,其始撰可由班彪説起。未説班彪以前,應該首先探討扶風班氏的家族史。據《漢書·敘傳》所載,班氏祖先與楚同姓,是楚國名相令尹子文的後代。令尹子文本爲楚國的若敖氏,乃楚國國君熊儀的後代,也是楚國的貴族。在《左傳》之《莊公三十年》、《僖公二十三年》、《宣公四年》及《國語·楚語下》等皆可見其事蹟。令尹子文剛誕生時,爲人所棄,因老虎哺乳而[1]活下來。楚人名哺乳爲“穀”,稱老虎爲“於檡”,因名“穀於檡”。楚人稱老虎爲“班”,此後其子即以班爲號。秦滅楚,其後遷往晉國與代國之間,並以“班”爲姓。戰國時代,班氏世系並不清晰。[2]

及至秦末,班氏後代班壹因避難於樓煩,以畜牧爲業,所養馬、牛、羊達數千群。漢初,因社會安定,法令尚疏,在惠帝、高后之時,班氏富甲一方,稱雄邊地,出入射獵,旌旗招展,鼓樂喧天。班壹以[3]百餘歲卒,故北地之人亦多以“壹”爲字。

班壹卒後,其子孫爲官者頗多。班壹生子孺,孺生長,長生回,[4]回生況。班況初拜爲上河(今寧夏銀川市東南)農都尉,司職邊地屯田殖穀。及後,漢室考核地方官吏,班況政績突出,連年居首,故爲左曹越騎校尉。班況之時,班家多次遷居,歷樓煩、昌陵等地,終定居長安。班況有三子,長子班伯、次子班斿、三子班穉。班穉即班固祖父。班氏此輩在政治上頗爲顯赫,在學術上亦取得成就。據《漢[5]書·敘傳》載,班伯嘗隨師丹學習,研治《詩經》。後在大將軍王鳳之薦引下,漢成帝召見班伯,並當面考問,因其“容貌甚麗”,且[6][7]“誦説有法”,遂拜爲中上侍。成帝此時尚仍有心向學,班伯遂陪伴成帝一起受教於鄭寬中、張禹等人。班伯熟誦儒家典籍,其中尤以《詩》《書》爲甚,並能以二書之古訓勸戒成帝,故得成帝重用。班伯及後官至二千石。班伯死時年僅三十八歲,朝廷上下爲之惋惜。

班伯之弟,班斿、班穉皆飽具學識之士。班斿博學多知,得史丹舉薦爲賢良方正,朝廷任命之爲議郎,後嘗爲諫大夫、右曹中郎將等職。班斿嘗與劉向一起典校秘書,此與班固日後編撰《漢書·藝文志》有莫大關係。因《漢書·藝文志》實以劉向、劉歆父子之《别録》、《七略》爲藍本。此外,班固編撰史書,必需參考大量前代歷史文獻資料,班斿能與劉向同校中秘之書,實爲班固編撰《漢書》資取衆多資料奠下根基。

班彪之父親班穉,在三兄弟中排行最小。班穉爲人剛直持重,侍奉在成帝左右。至漢平帝時,太后臨朝,王莽弄權,手執國政。班穉因與王莽不和,備受排擠,左遷爲延陵園郎。漢成帝在位之時,實是班家極爲顯赫之時,《漢書·敘傳》云:“建始、河平之際,許、班之貴,傾動前朝,熏灼四方,賞賜無量,空虚内臧,女寵至極,不可尚[8]矣。”據此而班家之權傾可見矣。此中又有所謂“女寵”者,蓋指班氏因有班婕妤嫁予漢成帝,遂成外戚之家。班婕妤亦班況之女。

班婕妤於成帝即位初年即獲選入宫,初爲少使,後得幸爲婕妤。[9]生一男,不幸數月後早夭。爲人賢淑有禮,成帝嘗欲與之同輦而遊,班婕妤辭之,以爲“觀古圖畫,賢聖之君皆有名臣在側,三代末主乃[10]有嬖女”。成帝因而止之,而太后(王政君)聞之喜,以爲“古有[11]樊姬,今有班婕妤”。雖然未知班婕妤語此之際乃在成帝在位多久以後,然觀乎成帝及後近女色、遠賢臣,則亦切中成帝之弊矣。每次上疏,班婕妤亦依則古禮,此亦班家訓教之所致也。後趙飛燕、合德姐妹得寵,許皇后、班婕妤皆失寵,稀復見進。鴻嘉三年(前18),趙飛燕譖告許皇后、班婕妤挾媚道,祝詛後宫,詈及主上。結果許皇后被廢。當查問班婕妤時,婕妤回答道:“妾聞‘死生有命,富貴在天。’修正尚未蒙福,爲邪欲以何望?使鬼神有知,不受不臣之愬;[12]如其無知,愬之何益?故不爲也。”婕妤以爲自己行爲端正尚且没有蒙受甚麼好處,幹邪念之事又有何益?如果鬼神有知,不會接受詛咒皇上之咒語,如果鬼神無知,詛咒又有何用?成帝、太后深知班婕妤爲人,以其爲無辜牽連,其言可嘉,其情可憫,遂不加追問而釋之,並賜黄金百斤。及後,班婕妤見趙氏姐妹驕横嫉妒,擔心日後身受禍害,遂請求准許到長信宫伺候太后。班婕妤富有文采,退居東宫以後,即作賦以自傷悼。此賦今命名爲《自悼賦》,前一部分是敘事,描寫班婕妤入宫之初,得到皇帝的寵幸,以及許皇后的喜愛;後一部分抒情,抒發其退居長信宫以後的淒苦心情。班婕妤作品頗多,但大部分[13]已佚失。今存者除《自悼賦》外,《古文苑》載有《搗素賦》、《怨歌行》三篇。《團扇詩》:

  新裂齊紈素,皎潔如霜雪。

  裁爲合歡扇,團團似明月。

  出入君懷袖,動摇微風發;

  常恐秋節至,涼風奪炎熱;[14]

  棄捐篋笥中,恩情中道絶。

鍾嶸《詩品》評此詩云:“《團扇》短章,辭旨清捷,怨深文[15]綺,得匹婦之致。”沈德潛《古詩源》評語中,亦言此詩“用意微[16]婉,音韻和平”。

漢成帝死後,班婕妤充奉園陵,後婕妤死,因葬園中。班婕妤因女色之故,得幸於上,位極一時。然而色衰愛弛,始亂終棄,紅顔薄命。《漢書·外戚傳》所載班婕妤之故事,正正代表了後宫佳麗不可違逆之悲劇收場。在《全唐詩》裏,詩人以長信宫舊事入詩者亦多有。長信宫,古代宫殿名,乃漢代長樂宫建築群中最重要的建築物,位於長安城内東南隅。漢代太后一般住在長信宫中。唐代詩人劉方平《班婕妤》云:

  夕殿别君王,宫深月似霜。

  人幽在長信,螢出向昭陽。

  露浥紅蘭濕,秋凋碧樹傷。[17]

  惟當合歡扇,從此篋中藏。此言居於深宫之中悲傷之情,在在可見。又,王昌齡《長信秋詞》,亦有感於班婕妤之不幸命運而作,更爲膾炙人口,其三曰:

  奉帚平明金殿開,

  且將團扇暫裴回。

  玉顔不及寒鴉色,[18]

  猶帶昭陽日影來。

班彪(3-54),字叔皮,扶風安陵(今陝西咸陽東北)人。班固父親。年輕時,班彪嘗隨兄長班嗣四處遊學。班氏藏書豐富,資産亦足,當時好古之士經常自遠而至,登門造訪,如揚雄(前53-18)、桓譚(前23-56)、王充(27-約97)等人皆與班家有所交往。據《漢[19]書·敘傳》所言,“父黨揚子雲以下莫不造門”。桓譚則欲借班嗣之[20]書,《敘傳》載“嗣雖修儒學,然貴老嚴之術。桓生欲借其書”。可見班家典藏甚豐,爲以後編撰一代之史奠下重要基礎。班彪年幼之時,正值西漢末年。王莽本爲外戚,在姑母元后王政君之支持下,任大司馬、安漢公,權傾朝野。及後王莽毒死漢平帝,廢孺子嬰,自立爲帝,改國號爲“新”。

王莽即位以後,宣布改制。王莽改制的目的乃在於緩和當時社會上地主與農民之間的矛盾,以及統治者與不同階層集團的矛盾。然而,王莽的舉動畢竟並非爲了黎民百姓,而只是爲了維護官商的長治久安。可是,守舊的官商反抗改制,王莽政權只得放棄。加上朝政混亂,吏治腐敗,貪污頻生,人民生活愈趨困苦,終致農民爆發起義之事。

班彪二十歲時(23),新莽已敗亡。兩年後,光武帝劉秀在河北即帝位,並定都洛陽。此前,農民起義軍席捲全國,緑林軍、赤眉軍皆其中表表者。劉秀打敗了赤眉軍餘部,控制中原大部分地區。當是時,群雄並起,國未統一,各地勢力還包括了隴西的隗囂,以及蜀地的公孫述。此時盗賊四起,有的連接州郡割據,有的佔據縣城。班彪見三輔大亂,遂到天水隗囂處避難。隗囂與漢飛將軍李廣同鄉,少仕州府,喜好經書,在當地頗有名望。適逢王莽兵敗,隗囂率衆攻打平襄,下安定,擁衆十萬。隗囂分遣諸將至隴西、武都、金城、武威、張掖、酒泉、敦煌,盡得其地,成甘、隴最大勢力。隗囂爲人謙恭愛士,傾身結交天下布衣之士,《後漢書·隗囂傳》云:“三輔耆老士大[21]夫皆奔歸囂。”大抵班彪亦是其中一員。隗囂問班彪,以爲從前周朝滅亡,戰國争鬥,天下分裂,幾代以後方告平定,諸侯争戰是否今天重現?還是應由一人繼承天命大統?班彪指出周之興亡與漢不同。周朝立五等爵,諸侯各自力征,周室根本微弱,諸侯卻非常強大,因此才有戰國末年的縱横之争。漢承秦制,立郡縣制,君主有獨斷之權,大臣之權有限。至成帝時,假借外家勢力,哀帝、平帝在位日短,皇位繼承三次斷絶,危自上作,並不傷及臣下。故王氏顯貴,權傾朝廷,竊取帝位,卻没有在百姓中紥下根基。王莽登基以後,天下百姓仰天長嘆,新莽治下,朝廷内外非常混亂,烽煙四起,豪傑並出,多皆號稱劉氏。隗囂以爲班彪論周、漢形勢尚可,至於打出劉姓旗號以使漢家復興,則未可稱是。班彪此後寫下《王命論》,用意在於挽救時難。班彪於文中指出漢承堯運,天命有歸,王者之興,非詐力所致。此等尊劉擁漢的精神,影響日後《漢書》之編撰,亦是《漢書》之價值取向。此外,班彪以劉姓天下爲本之想法,更見其能洞悉時局,目光鋭利,選擇正確。建武五年(29),隗囂不能採用班彪的意見,班彪遂離開天水,投奔河西。河西大將軍竇融,與班彪同鄉,敬重其學問。竇融以班彪爲從事,負責監督金城、武威、張掖、酒泉、敦煌等五郡。此亦班、竇兩家世交之始,及後班固在竇憲麾下任中護軍,亦緣於班彪爲竇融策劃,總河西以拒隗囂,並勸竇融歸附光武帝劉秀。時各地勢力尚懷二心,竇融召集諸郡太守賓客各陳己見,當中“智者”皆以爲應以歸附劉秀爲最佳選擇,所謂“漢承堯運,歷數延長”是也。[22]竇融從之,遂歸附光武帝。及後竇融東歸洛陽,時在建武十二年(36),竇融見光武帝,劉秀問曰:

  光武問曰:“所上章奏,誰與參之?”融對曰:“皆從事班彪所爲。”帝雅聞彪才,因召入見,舉司隸茂才,拜徐令,以病免。後[23]數應三公之命,輒去。光武帝劉秀大抵以爲竇融所上奏章文辭雅正,斷非出自竇融手筆,遂問其來源。竇融亦不掩人之美,指出奏章乃由班彪所撰,光武帝非常賞識班彪之才,特予召見。光武帝因舉爲秀才,拜徐令,後因病免官。班彪於建武二十三年(47)獲玉况拜爲司徒掾。至建武二十九年(53),班彪因察廉爲望都長,有政聲,吏民愛之。翌年,班彪病死,年五十二。班彪有子二人,即班固和班超,女一人即班昭。

就《漢書》之編撰而言,班彪最重要的作用有二,一爲對前代史書體例之批評,二爲續寫漢史,作《史記後傳》。首先是對前代史書體例之批評,其文頗長,具録如下:

  唐虞三代,《詩》《書》所及,世有史官,以司典籍,暨於諸侯,國自有史,故《孟子》曰“楚之《檮杌》,晉之《乘》,魯之《春秋》,其事一也”。定哀之閒,魯君子左丘明論集其文,作《左氏傳》三十篇,又撰異同,號曰《國語》,二十一篇,由是《乘》、《檮杌》之事遂闇,而《左氏》、《國語》獨章。又有記録黄帝以來至春秋時帝王公侯卿大夫,號曰《世本》,一十五篇。春秋之後,七國並争,秦并諸侯,則有《戰國策》三十三篇。漢興定天下,太中大夫陸賈記録時功,作《楚漢春秋》九篇。孝武之世,太史令司馬遷採《左氏》、《國語》,删《世本》、《戰國策》,據楚、漢列國時事,上自黄帝,下訖獲麟,作本紀、世家、列傳、書、表凡百三十篇,而十篇缺焉。遷之所記,從漢元至武以絶,則其功也。至於採經摭傳,分散百家之事,甚多疎略,不如其本,務欲以多聞廣載爲功,論議淺而不篤。其論術學,則崇黄老而薄五經;序貨殖,則輕仁義而羞貧窮;道游俠,則賤守節而貴俗功:此其大敝傷道,所以遇極刑之咎也。然善述序事理,辯而不華,質而不野,文質相稱,蓋良史之才也。誠令遷依五經[24]之法言,同聖人之是非,意亦庶幾矣。在此,班彪論及前代史書,指出國皆有史,故楚國史書名爲《檮杌》、晉國史書名爲《乘》,而魯國史書則名爲《春秋》。至魯哀公、定公之時,魯國人左丘明編撰《左傳》及《國語》,此後史書則以《左傳》、《國語》獨彰,而《檮杌》、《乘》等漸微。另一方面,《世本》、《戰國策》等繼世而起。漢初,陸賈作《楚漢春秋》;至漢武帝時,司馬遷採用《左傳》、《國語》的資料,删用《世本》、《戰國策》等歷史材料,編撰《史記》。其斷限始自軒轅黄帝,下至漢武帝之獲麟。[25]全書分爲本紀、世家、列傳、書、表等五體,共一百三十篇,其[26]中十篇已缺。班彪以爲《史記》之功,在於記載自漢高祖至漢武帝時之史事,然其運用史料頗多,分散原書所載之事,極爲疏略,不如原書。班彪以爲《史記》只是欲以多載異聞,議論淺陋而不深刻。論學術大道,《史記》尊重黄老道家,輕視儒家經典;在《貨殖列傳》中,輕視仁義之道,對貧窮感到羞愧;至於敘述遊俠,則鄙視守節之士,而重視俗世之功。班彪以爲《史記》之撰寫偏離正道,正是司馬遷所以遭遇宫刑之故。貶斥《史記》以後,班彪復略言其優點。班彪以爲《史記》敘事清晰,討論事理時不浮誇,質直但不鄙俗,文質相符,實乃一代史家。如果司馬遷依照儒家經典來撰史,是非取捨同乎聖人,則《史記》亦可稍符史書之編撰方針矣。該篇續云:

  夫百家之書,猶可法也。若《左氏》、《國語》、《世本》、《戰國策》、《楚漢春秋》、《太史公書》,今之所以知古,後之所由觀前,聖人之耳目也。司馬遷序帝王則曰本紀,公侯傳國則曰世家,卿士特起則曰列傳。又進項羽、陳涉而黜淮南、衡山,細意委曲,條列不經。若遷之著作,採獲古今,貫穿經傳,至廣博也。一人之精,文重思煩,故其書刊落不盡,尚有盈辭,多不齊一。若序司馬相如,舉郡縣,著其字,至蕭、曹、陳平之屬,及董仲舒並時之人,不記其字,或縣而不郡者,蓋不暇也。今此後篇,慎覈其事,整齊其文,不爲世家,唯紀、傳而已。傳曰:“殺史見極,平易正直,《春秋》之義[27]也。”此段班彪批評《史記》之文,非常重要,實爲及後作《史記後傳》、《漢書》之總原則及根本。班彪以爲撰史之時,面對前代史料甚豐,如《左傳》、《國語》、《世本》、《戰國策》、《楚漢春秋》、《史記》等,此等史書皆今人所以知古,後人所以觀前,實乃聖人所以鑒古知今的耳目。至於《史記》,司馬遷在敘述帝王時用“本紀”,述公侯將相時以“世家”之體,特立而起的卿士則置於“列傳”。敘述某些傳主時,司馬遷時而不依體例,用意不明。例如將項羽置於本紀、陳涉置於世家,淮南衡山本屬世家,而《史記》置其於列傳。班彪以爲《史記》之書,採獲古今史料,經傳並用,極爲廣博。司馬遷以一人之精力,撰成篇幅極巨之史,思慮不周,有所遺漏,盈餘之詞頗多,亦屬正常。又,班彪以爲《史記》體例不周,敘述司馬相如時,言其郡、縣、字;至於蕭何、曹參、陳平、董仲舒等乃同時代人,則不記其字,或只言其縣而不言其郡,大抵因其不暇記述。班彪指出,自己之編撰《史記後傳》,自必謹慎其事,並整理《史記》駁雜之文,放棄了“世家”,只保留“紀”和“傳”。以上所述,皆對及後《漢書》的編撰影響深遠。[28]

此後班彪果續漢史,成《史記後傳》六十五篇。《傅子》因[29]云《漢書》乃班固“因父得成”,可知班固實以父親所編漢史爲藍本,及後終成《漢書》。究諸《漢書》之中,班彪參與之蹟亦在在可見。考《漢書》諸贊,有三處明確題爲班彪所撰,並有兩段雖不題班彪之名,卻幾可肯定爲班彪所撰:(1)《漢書·韋賢傳》

  司徒掾班彪曰:漢承亡秦絶學之後,祖宗之制因時施宜。自元、成後學者蕃滋,貢禹毁宗廟,匡衡改郊兆,何武定三公,後皆數復,故紛紛不定。何者?禮文缺微,古今異制,各爲一家,未易可偏[30]定也。考觀諸儒之議,劉歆博而篤矣。(2)《漢書·翟方進傳》

  司徒掾班彪曰:“丞相方進以孤童攜老母,羈旅入京師,身爲儒宗,致位宰相,盛矣。當莽之起,蓋乘天威,雖有賁育,奚益於[31]敵?義不量力,懷忠憤發,以隕其宗,悲夫!”(3)《漢書·元后傳》

  司徒掾班彪曰:三代以來,《春秋》所記,王公國君,與其失世,稀不以女寵。漢興,后妃之家吕、霍、上官,幾危國者數矣。及王莽之興,由孝元后歷漢四世爲天下母,饗國六十餘載,群弟世權,更持國柄,五將十侯,卒成新都。位號已移於天下,而元后卷卷猶握[32]一璽,不欲以授莽,婦人之仁,悲夫!(4)《漢書·元帝紀》:

  贊曰:臣外祖兄弟爲元帝侍中,語臣曰元帝多材藝,善史書。鼓琴瑟,吹洞簫,自度曲,被歌聲,分刌節度,窮極幼眇。少而好儒,及即位,徵用儒生,委之以政,貢、薛、韋、匡迭爲宰相。而上牽制文義,優游不斷,孝宣之業衰焉。然寬弘盡下,出於恭儉,號令温雅,[33]有古之風烈。(5)《漢書·成帝紀》:

  贊曰:臣之姑充後宫爲婕妤,父子昆弟侍帷幄,數爲臣言成帝善修容儀,升車正立,不内顧,不疾言,不親指,臨朝淵嘿,尊嚴若神,可謂穆穆天子之容者矣!博覽古今,容受直辭。公卿稱職,奏議可述。遭世承平,上下和睦。然湛于酒色,趙氏亂内,外家擅朝,言之可爲於邑。建始以來,王氏始執國命,哀、平短祚,莽遂篡位,[34]蓋其威福所由來者漸矣!

據上所列,《韋賢傳》、《翟方進傳》、《元后傳》等三篇贊語明確題爲“司徒掾班彪”所撰,自出班彪之手,毋庸置疑。此外,《元帝紀贊》、《成帝紀贊》亦當出自班彪手筆。《元帝紀》“臣外祖兄弟爲元帝侍中”句,顔注引應劭曰:“《元》、《成帝紀》皆班固父彪所作,[35]臣則彪自説也。外祖,金敞也。”班彪父親爲班穉,娶金敞之女爲妻,故《元帝紀》所謂“外祖”者,當指金敞。又《成帝紀》“臣之[36]姑充後宫爲婕妤”句,顔注引晉灼曰:“班彪之姑也。”班彪之姑即班婕妤,爲漢成帝之妃。觀此五例,若謂班固掩奪父名,未可遽信。

浦起龍云:“《敘傳》竟不及父彪續史事,欺所生,欺萬世,糾[37]班史者當以是爲首款。”細意比較《後漢書·班彪傳》與《漢書·敘傳》,可見《敘傳》不言父彪“作後傳數十篇”之事,故浦氏有此疑。又,顧頡剛云:“固之作史,接受父之遺産而欲湮滅父名,攘爲己作,[38]故《敘傳》之中於彪之史學及其著書遂不道其一字也。”顧氏承浦氏所言,以爲班固將父親所撰“攘爲己作”。二人斥之頗苛,實不必然。唐代顔師古云:

  《漢書》諸贊,皆固所爲。其有叔皮先論述者,固亦具顯以[39]示後人,而或者謂固竊盜父名,觀此可以免矣。顔氏以爲《漢書》之贊語俱由班固所撰,然部分贊語本出班彪,則班固必出之父名,而不略人之美。考上舉五例,班固當不掩父之名,不題班彪作者,其實正表明《漢書》乃班氏家學,不必細分父彪與子固之所撰也。

班固,字孟堅,班彪長子。生於建武八年(32),即班彪避地河西之第四年。至九歲時,班固已能背誦許多詩文,以及撰寫文章。王充對班彪深表景仰,就《論衡》一書所載,屢見其推尊之意。《後漢[40]書·王充列傳》云:“後到京師,受業太學,師事扶風班彪。”可見王充嘗師事班彪,是以王充造訪班家,見班固,謝承《後漢書》云:[41]“固年十三,王充見之,拊其背謂彪曰:‘此兒必記漢事。’”王充十分讚賞班固之聰穎才學。建武二十三年(47),班固至洛陽太學讀書,時年十六歲。班固熱愛學習,博覽群書,“九流百家之言,無不[42]窮究。”班固學無常師,不拘章句,以明大義爲標的。班固爲人寬厚隨和,待人和藹,雖才學出衆,卻不以此誇大己能,因此很多人喜歡與之接近。明帝永平元年(58),班固奏記説東平王劉蒼,欲其能招攬人才,輔助漢室。在奏記之中,班固所推薦者爲陝甘地區六位“殊行絶才”之士,包括司空掾桓梁、京兆祭酒晉馮、扶風掾李育、京兆督郵郭基、涼州從事王雍、弘農功曹史殷肅等,東平王納之。此次舉薦,其實暗寓自薦之意。袁宏《後漢紀》云:“固雖篤志於學,[43]以述作爲務,然好傅會權寵,以文自通。”班固平生汲於仕功,袁宏所言是矣。

班固繼承父業續史,編寫《漢書》,緣於父親之卒。班固二十三歲(即建武三十年,公元54年)時,父彪卒於官。班固本在洛陽太學,遂返扶風安陵鄉里。陳漢章《馬班作史年歲考》云:“永平元年,[44]奏記説東平,即以是年續父業。”大抵亦在奏記東平王劉蒼之同年(58),班固整理父親遺稿時,發現《史記後傳》尚有疏漏,未盡完善。因此,班固開始繼承父業,續作史書,時年二十七歲。據上所論,班彪見前史未詳,司馬遷於武帝太初以後史事甚爲疏略,且置大漢於歷代史蹟之末,遂續作《史記》。續作不用通史之法,改爲斷代史,及後終由兒子班固完成《漢書》。永平五年(62),有人上書朝廷,誣告班固私改國史。此前有一名爲蘇朗者,因爲僞造圖讖之事,下獄死。班超恐兄長在嚴刑拷問之下不能自明,遭遇與蘇朗相同。因此,班超急忙趕到洛陽上書,欲替兄長申明事情原委。《東觀漢記》云:[45]“固弟超詣闕上書,具陳固不敢妄作,但續父所記述漢事。”此話一則可爲班固辨誣,二則可證明編撰《漢書》乃班氏父子之共同事業。此時,地方官員亦將班固之書稿送至洛陽,明帝閲之,以爲乃在宣揚漢德,並甚爲賞識,於是任班固爲蘭臺令史,典校祕書。蘭臺乃漢代皇室藏書之處,《後漢書·儒林傳》謂“光武遷還洛陽,其經牒祕[46]書載之二千餘兩”。班固能够在皇家藏書之處任職,對編撰《漢書》[47]之過程有極大幫助。漢明帝又使班固“終成前所著書”,即允許班固可以編撰漢史。至於《漢書》究竟編撰了多長時間,當歷時二十五年。《後漢書·班固傳》云:“固自永平中始受詔,潛精積思二十餘[48]年,至建初中乃成。”又,陳漢章《馬班作史年歲考》考之甚詳,以爲班固始撰於永平元年,終於建初七年,其云:

  班固作《漢書》二十五年,始永平元年戊午,終建初七年壬午。[……]固以永平五年入校書,而《漢書》之作,不始是年也。《傳》又云遷爲郎,典校秘書,帝乃復使終成前所著書。按《賈逵傳》永平中爲郎,與班固典校秘書。《漢書·敘傳》永平中爲郎,典校秘書。本傳又云固自永平始受詔,潛精積思二十餘年,至建初中乃成。[……]若以建初六年成,止二十年,不當有餘;以建初八年成,在建初末,不當曰中。故謂《漢書》以建初七年成,固是年五十一歲矣。[……]馬班之書,皆踵父業以成書。既成之後,後人更有所裨益。其可考者,[49]馬班及身之年歲而已。陳氏所論甚悉,其中考析“建初中”之“中”義,尤其詳審,大抵能使後學略知班固編撰《漢書》之始訖。

永平十七年(74)十月,漢明帝召班固、賈逵、傅毅、杜矩、展隆、郗萌等詣雲龍門,評論《史記·秦始皇本紀》“贊語”之得失。是年班固四十三歲,尚在編撰《漢書》之中。據《文選》所載班固《典引敘》,小黄門趙宣手持《史記·秦始皇本紀》代表皇帝問班固等:[50]“太史遷下贊語中,寧有非耶?”此所言太史公贊語,乃指《史記·秦始皇本紀》篇末所引賈誼《過秦論》,當中特别針對的是賈誼謂[51]“向使子嬰有庸主之才,僅得中佐,秦之社稷未宜絶也”。細究賈誼此話,大抵有兩大問題,一爲没有指出秦代必亡而僅將所有責任推卸在子嬰身上,二爲對秦之速亡似有惋惜之意。司馬遷引用賈誼所言,代表司馬遷亦認同賈誼的觀點。明帝因而詔曰:

  司馬遷著書成一家之言,揚名後世,至以身陷刑之故,反微文刺譏,貶損當世,非誼士也。司馬相如洿行無節,但有浮華之辭,不周於用,至於疾病而遺忠,主上求取其書,竟得頌述功德,言封禪[52]事,忠臣効也。至是賢遷遠矣。漢明帝在這裏取了司馬遷與司馬相如加以比較。明帝以爲司馬遷撰《史記》,成一家之言,揚名後世,乃人所共知。至於史遷身陷宫刑,乃是咎由自取,卻反而利用作史之機會,借古諷今,貶抑當世。由是觀之,明帝以爲史遷並非忠義之士。反之,司馬相如雖然浮誇無行,只能創作華而不實之文,卻在其臨死之遺書内,頌讚主上功德。此方爲忠臣,比起司馬遷優勝許多。明帝此言,就班固以後編撰《漢書》影響深遠,司馬遷撰史在前,不可不用,然而《史記》卻是“微文刺譏,貶損當世”之書,班固使用《史記》材料之時,理當小心謹慎,不要重蹈史遷覆轍。《漢書》大抵始撰自班彪之續作《史記》,成《史記後傳》,然後班固繼承父業,編撰一代之史。如前文所論,班固嘗因私撰國史而遭下獄,後得其弟班超解救,明帝亦詔令班固可續漢史,王錦貴遂言:

  在撰寫形式上,《漢書》可以分爲私撰與官撰兩個時期。永平五年以前,朝廷没有插手於《漢書》,可視爲私撰時期。永平七年,[53]漢明帝下令續寫,《漢書》便由私撰改爲官撰。王説尚可補充。永平五年以前,《漢書》自是私撰,殆無異議。然而,[54]永平七年明帝使班固“終成前所著書”,但並不等同《漢書》即爲“官撰”。進言之,《漢書》可説是在東漢帝王不反對的情況下完成,而不是官修史書。唐代以前,史書多爲私人撰述,成書後上交在上位者,《史記》、《漢書》、《三國志》皆其例。吴天任云:“自司馬遷撰《史記》,雖其身爲太史令,而《史記》乃發憤自爲之,實爲私修正[55]史之始。其後班固繼之而撰《漢書》,大開私修史之風。”吴説是也。隋文帝嘗下詔禁民間私修國史,其云:“詔人間有撰集國史、臧[56]否人物者,皆令禁絶。”到了唐代,官修史書出現,唐太宗設館修史即啟其端。因此,《漢書》並非“官撰”史書。

漢明帝死後,章帝繼位。漢章帝崇尚儒家,雅好文學,《後漢書》[57]譽之爲“少寬容,好儒術”之賢君。章帝在位期間,對班固信任[58]有加。班固嘗多次到宫中陪伴章帝讀書,甚至是“連日繼夜”。章[59]帝巡遊各地之時,班固亦多陪伴左右,並爲主上“獻上賦頌”。班固《東巡頌》大抵即作於此時。元和二年(85),章帝東巡狩,《後漢書·章帝紀》詳載其事。班固就此事撰有《東巡頌》,其文如下:

  竊見巡狩岱宗,上稽帝堯,中述世宗,遵奉世祖,禮儀備具,動自聖心,是以明神屢應,休徵仍降,不勝狂簡之情。謹上《岱宗頌》一篇。曰若稽古,在漢迪哲,聿修厥德,憲章丕烈。翿六龍,較五輅,齊百僚,陶質素。命南重以司歷,厥中月之六辰。備天官之列衛,盛[60]輿服而東巡。此文言章帝巡狩泰山,因而瑞應不斷,班固狂簡不已,遂上《東巡頌》以歌頌章帝盛德。其文詳言考之古代,漢世聖哲修飭己德,效法往昔有大功業者。天子乘六馬所拉車,匯聚百官,任命司歷,在初六之日,帶領百官小吏,盛服而巡狩泰山。王充《論衡·須頌》以爲班固賦頌[61]乃“漢家功德,頗可觀見”,此即一例。如有國政大事,班固亦有[62]幸與公卿大臣論列是非得失,班固自以爲“賞賜恩寵甚渥”。前文言班固向東平王劉蒼舉薦人才,意在拔己,雖未成功,惟章帝能重用之,故此時期實乃班固仕途上最爲適順之時。

尚有一事更證班固在章帝在位時得到重用,那便是白虎觀會議。是年班固四十八歲。漢代乃經學時代,就《漢書》所見,全書行文淵懿,經學色彩濃厚。班固《漢書》多採經説,劉勰以爲《漢書》乃“宗經矩聖之典”,劉知幾云:“孟堅辭惟温雅,理多愜當。其尤美者,[63]有典誥之風,翩翩奕奕,良可詠也。”二人所言皆是。班固生時,經學大盛,爲文著書莫不受經書影響。劉師培以爲班固之文“多出自《詩》、《書》、《春秋》。故其文無一句不濃厚,其氣無一篇不淵懿”。又云:“班固《漢書》不獨表志紀序取法經説,即傳贊亦莫不爾。就其文論,氣厚而濃密,淵茂而含藴,字裏行間饒有餘味,純係[64]儒家風格。”劉氏所言是也。《漢書》正是在“經學時代”下完成的史學鉅著。負責白虎觀會議的紀録,更是班固經學成就,以及深受章帝重用的明證。白虎觀乃東漢時期洛陽宫講習儒家經典之地,是次會議由漢章帝親自主持,時在建初四年(79)。章帝在會上與太常、將、大夫、博士、議郎、郎官及諸生、諸儒等,講議《五經》異同。出席者包括班固,博士趙博、李育,議郎楊終,郎官賈逵,魯陽侯丁鴻,廣平王劉羨,太常樓望,少府成封,屯騎校尉桓郁等。白虎觀會議歷時一個多月才告結束。班固以蘭臺令史之身份出席會議,並負責紀録。會後並按章帝懿旨,將會議紀録整理成《白虎通義》一書。[65]班固只是白虎觀會議之紀録整理者,《白虎通義》裏之學術思想未必能代表班固之想法。今所見《白虎通義》内容龐雜,其書將儒家經學與陰陽五行、讖緯等説混和,實乃董仲舒等今文經學思想之發揮。大抵《白虎通義》撰集之時,班固仍在編寫《漢書》之中,因此《漢書》亦存在著諸經之影子。

班固還參與了章帝時期另一重要活動,那便是建初八年(83)的匈奴和親議。東漢初年,匈奴分裂爲南北兩支,南匈奴與東漢政權關係較爲密切,其領地在五原一帶(今内蒙古包頭附近)。北匈奴嘗爲南匈奴所敗,故退居漠北(今蒙古草原大沙漠以北之地)。至建初八年之時,北匈奴將虜獲之漢人歸還,更“遣使貢獻,求欲和親”,[66]對於和親之事,朝廷百官衆説紛紜。有的大臣以爲北匈奴是變詐之國,根本無心向内;如果漢室答應了北匈奴“和親”的請求,那便等同失去已成盟友的南匈奴。班固與此持見相異,力排衆説,其曰:

  竊自惟思,漢興已來,曠世歷年,兵纏夷狄,尤事匈奴。綏御之方,其塗不一,或脩文以和之,或用武以征之,或卑下以就之,或臣服而致之。雖屈申無常,所因時異,然未有拒絶弃放,不與交接者也。故自建武之世,復脩舊典,數出重使,前後相繼,至於其末,始乃暫絶。永平八年,復議通之。而廷争連日,異同紛回,多執其難,少言其易。先帝聖德遠覽,瞻前顧後,遂復出使,事同前世。以此而推,未有一世闕而不修者也。今烏桓就闕,稽首譯官,康居、月氏,自遠而至,匈奴離析,名王來降,三方歸服,不以兵威,此誠國家通於神明自然之徵也。臣愚以爲宜依故事,復遣使者,上可繼五鳳、甘露致遠人之會,下不失建武、永平羈縻之義。虜使再來,然後一往,既明中國主在忠信,且知聖朝禮義有常,豈可逆詐示猜,孤其善意乎?絶之未知其利,通之不聞其害。設後北虜稍彊,能爲風塵,方復求爲[67]交通,將何所及?不若因今施惠,爲策近長。班固從各方面論證,以爲漢室與南北匈奴加強聯繫乃勢在必行。匈奴乃北方強族,班固以爲不可對強鄰不聞不問。在過去的歷史裏,亦可看見方法不一,“或脩文以和之,或用武以征之,或卑下以就之,或臣服而致之”,四者皆嘗出現。但從來没有拒絶放棄跟匈奴人接觸。對於北匈奴提親,班固以爲漢室復遣使者以回答,以示乃禮義之邦。班固又説:“絶之未知其利,通之不聞其害。”今天如果拒絶北匈奴之請求,他日待其勢力强大之時,便不能與之溝通。章帝十分同意班固之想法,並加以採納。由是觀之,在外交問題上,班固態度開放,主張與匈奴溝通,不固步自封;就《漢書》之編撰而言,全書載有與匈奴、西域諸國、西南夷、兩粤、朝鮮等外族或異域之風土人情與概況,實亦班固政見之反映。

自班彪時,已可見班家與竇家素有交往,至班固時如舊。和帝永元元年(89),班固58歲,隨大將軍竇憲征匈奴,爲中護軍,撰《燕然山銘》,紀漢威德。章帝時,憲融曾孫女立爲皇后,竇憲以皇后兄長之身份而擢升爲虎賁中郎將。竇憲爲人囂張拔扈,不可一世,無惡不作,和帝即位以後,竇憲成國舅,用爲侍中,大權在握。班固以兩家世交,又汲於名利,遂投奔竇憲門下,隨軍出征匈奴。班彪爲人“仕不爲禄,所如不合;學不爲人,博而不俗;言不爲華,述而不[68]作”。淡泊名利,不爲世迷,洞悉時局乃是班彪的特點;與父相異,《後漢書》評價班氏父子,指出二人:“二班懷文,裁成帝墳。比良[69]遷、董,兼麗卿、雲。彪識皇命,固迷世紛。”以爲二人同樣辭采華茂,有如司馬遷與董狐之史筆,兼備司馬相如和揚雄之文采。但是,班彪撰《皇命論》,洞悉時局,勸隗囂早歸劉氏,不成而轉投竇融,並得其重用,卻又不耽於利禄。至於班固,則是迷於世紛,汲汲於功名,向東平王蒼推薦人才,實欲自薦;利用竇、班世交,不顧竇憲人格有缺而投奔其下。班固隨竇憲出征匈奴,亦埋下其慘淡收場之結局。

時永元元年,竇憲任班固爲中護軍隨行征匈奴,參與謀議。竇憲率兵大破北匈奴,登上燕然山(今蒙古國杭愛山),命班固撰寫《燕然山銘》。《後漢書·竇憲傳》云:“憲、秉遂登燕然山,去塞三千餘里,[70]刻石勒功,紀漢威德,令班固作銘。”此言竇憲、耿秉登上燕然山,此山離開漢境三千餘里,竇憲因戰功,命中護軍班固撰文刻石以歌頌漢德。《燕然山銘》今見載於《後漢書》和《文選》,其文如下:

  惟永元元年秋七月,有漢元舅曰車騎將軍竇憲,寅亮聖明,登翼王室,納于大麓,惟清緝熙。乃與執金吾耿秉,述職巡御,理兵於朔方。鷹揚之校,螭虎之士,爰該六師,暨南單于、東烏桓、西戎氐羌侯王君長之群,驍騎三萬。元戎輕武,長轂四分,雲輜蔽路,萬有三千餘乘。勒以八陣,莅以威神,玄甲耀日,朱旗絳天。遂陵高闕,下鷄鹿,經磧鹵,絶大漠,斬温禺以釁鼓,血尸逐以染鍔。然後四校横徂,星流彗埽,蕭條萬里,野無遺寇。於是域滅區單,反斾而旋,考傳驗圖,窮覽其山川。遂踰涿邪,跨安侯,乘燕然,躡冒頓之區落,焚老上之龍庭。上以攄高、文之宿憤,光祖宗之玄靈;下以安固後嗣,恢拓境宇,振大漢之天聲。茲所謂一勞而久逸,暫費而永寧者也。乃遂封山刊石,昭銘上德。其辭曰:鑠王師兮征荒裔,勦凶虐兮海外,[71]敻其邈兮亙地界,封神丘兮建隆嵑,熙帝載兮振萬世。此銘大意如下:時乃和帝永元元年秋七月,竇憲奉漢帝之命,出征匈奴,與耿秉出兵朔方。將士用命,聯合南單于、東烏桓、西戎、氐羌侯王等三萬騎、戰車一萬三千輛等出兵。短兵相接之時,旌旗蔽日,廝殺不斷,至萬里寂静,野無遺寇。漢軍終得勝,登上燕然山,直踏匈奴冒頓之部落。光耀祖宗之榮,大振漢室聲威,一勞而永逸。銘辭意謂王師威武,征戰遠方;剿滅凶殘,海内歸一;萬里迢迢,上下四方;封祭神山,刻建豐碑;頌揚帝功,振耀後人。捨此以外,班固尚[72]撰有《竇將軍北征頌》,對竇憲征伐匈奴加以頌揚。據内蒙古大學發布消息稱,在2017年7月27日至8月1日,中國内蒙古大學蒙古學研究中心與蒙古國成吉思汗大學合作實地踏察,解讀東漢永元元年竇憲率大軍大破北匈奴後所立摩崖石刻。經過仔細辯識,初步確認此刻石即班固所書《燕然山銘》。此乃中蒙合作所獲重大考古發現,進一步的資料整理和解讀則尚在進行中。據辛德勇《歷史上的《燕然山銘》拓本、仿刻和贋品》表示,由於此銘在范曄《後漢書》和蕭統《文選》都有收録,其史學意義未必是石破天驚的。然而,刻石所處之地,能提供許多古代地理的研究課題,並爲此確立了非常明確的座標原點。不僅如此,不管是《後漢書·竇憲傳》所載文本,抑或是《文選》所據文本,皆經後人輾轉抄寫,在不同程度上出現文本的變異,而訂正[73]此等變異的最佳途徑,自是尋得當時原刻銘文以加核校。

漢和帝永元四年(92),大將軍竇憲以外戚專權,圖謀叛亂,其爪牙鄧疊、女婿郭舉等欲於宫中殺害和帝。和帝知之,遂與中常侍鄭衆定計,將鄧疊、郭舉等收捕,竇憲等人則革職並送回封地。結果,竇憲等被迫自殺。班固嘗任竇憲中護軍,班、竇兩家亦爲世交,班固雖與竇憲謀反被捕没有關係。可是,因一人犯事,而株連甚廣,在古代封建社會屢見不鮮,是以班固還是因爲與竇憲之關係而遭免職。此外,班固尚有一個缺點,那便是對子弟的教育不甚重視。《後漢書》[74]謂:“固不教學諸子,諸子多不遵法度,吏人苦之。”可見班氏子弟平日甚爲放縱。在竇氏勢力強大之時,因班家與竇家乃世交,一般人自不敢得罪朝廷貴戚,故只能含而不發。有一次,洛陽令种兢在城裏經過,班固的家奴居然故意阻撓其馬車通行。种競的下屬下車與班氏家奴理論,怎知家奴不但没有給予通行,更是借醉破口大罵。當時种競非常生氣,卻礙於竇氏之勢力而不敢發作,只能含恨在心,伺機報復。及至竇憲事敗,班固免職,种競見機不可失,便將班固逮捕關押。是時班固六十一歲,已屆暮年,經此一役,不久便寃死獄中。及後,和帝得知种競惡行,對班固之死深表惋惜,嚴厲地讉責了种競,並處罰了主辦此案的官吏。可是,人死不能復生,一代蘭臺令史班固,最後只能以含寃而終的方式離開了世界。

试读结束[说明:试读内容隐藏了图片]

下载完整电子书

若在网站上没有找合适的书籍,可联系网站客服获取,各类电子版图书资料皆有。

客服微信:xzh432

登入/注册
卧槽~你还有脸回来
没有账号? 忘记密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