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陈治平
出版社：东方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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伯克利专家讲“民国”往事试读：
敬致读者
中华民国，是我们曾经活生生经历的年代。通过这本记述，读者也许能借着陈治平这位生在民国时期的老人的经历，得以比较真实地感受那个不算遥远的民国及国民党在台湾时代。无论如何，那确实都是年过古稀者共同的记忆的一部分。
谨献
献给：
老婆大人施正龄、宝贝女儿陈琲琳
感谢：
李乃义
由于这位老友始终不懈地鞭策与修补，我才写得了这本不是回忆录的回忆录！
第一讲：不一样的民国名人
1. 美国的“中国通”谢伟思
近代史上，美国出现过一个具有真知灼见的“中国通”——谢伟思（John Stuart Service 1909—1999年）。
早在1944年，他就断言，中国的解放战争，共产党必胜，国民党必败。那时候年轻的谢伟思，没有能力（权力）左右美国政策，他的睿智，自然也无力影响当时的政治狂热。也因为自身的经历，而让他成了“历史”的牺牲品。
后来，当“极右”的尼克松再度恢复美国与中国的链接后，人们不禁回想起谢伟思，以及中美之间被割断的30年。
我认识谢伟思，是1970年的事，我们之间几乎无话不谈。我认得的他，是位文质彬彬的大帅哥，约一米八的个头，身材挺拔，气宇轩昂。
谢伟思的父亲是基督教青年会（YMCA）的牧师，当年在四川成都传教时，生下了他。他11岁时就能说一口地道的四川话，由于通晓中文，他给自己取了一个中国名字：“谢伟思”，人们不必再翻译他的大名。（如果谢伟思先生留在中国三代，后代肯定汉化，大概就会以“谢”为姓。中国历史上很多次少数民族内迁、汉化，就是如此成为“中国人”的。）
少年时期，他在上海的美国学校读中学。全家搬回美国西岸的加利福尼亚州后，他在伯克利（Berkeley）高中完成学业；1927年进入奥柏林学院（Oberlin College）主修经济学与艺术史，并且是越野赛跑队长兼田径队长。奥柏林学院是典型美国白人精英的主流院校之一。
1933年，谢伟思通过了美国的外交官文官考试。以他的经历、专长，他志在中国从事外交工作。但那时美国驻华领事馆没有正式外交官的位缺，与其在美国苦等，他决定不如先到驻昆明美国总领事馆，暂时充当编制外助理员。于是1934年，他来到云南昆明。他跟我说，在昆明工作时，他曾徒步走完计划修筑中的“滇缅公路”的云南部分。
当时25岁的他推想：一旦中日全面开战，中国沿海港口必遭日本封锁，这条公路就会成为中国对外联系的唯一通道，何不趁此机会实地考察一番，以备将来有可用之处。（果不其然，抗战爆发后的第二年，中国沿海地区大半沦陷，为确保国际物资通道，国民政府于1938年年初，与美英协调修筑全长近1500千米的滇缅公路。滇西28县20万以上民工，在抗日救国口号的鼓舞下，自带口粮、工具，以血泪劈石凿岩，建成了滇缅公路的中国境内部分， 850千米，伤亡不计其数。）
当时的他又推想：日本的野心在于控制太平洋地区，称霸亚洲，一定会跟美国直接冲突，形势终将发展到美中连手制衡日本扩张。后来，1941年12月，日本偷袭珍珠港后，立即对东南亚，包括菲律宾、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等地，发起全面进攻。美英两国手忙脚乱，穷于应对，无奈只得与他们素来瞧不起的由蒋介石领导的国民党政府联手抗日。
那时，美国政府能看到的是：必须要帮中国保住滇缅公路这一国际物资通道，使中国的抗战能够支撑下去，何况珍珠港被偷袭前，中国虽已抗日四年，却始终没有对日宣战，蒋介石是否还保留与日本媾和的可能？万一中日休兵，对美英的全球战局就大大不妙了。
而英国政府头痛医头，请求蒋介石派遣中国远征军进入缅甸，协助英军作战并保卫滇缅公路。于是杜聿明率10万精锐部队入缅作战，结果大败而归（强经野人山回国而损失了大半人马），另有约2万人逃入印度（孙立人的新38师完整，另加野人山溃散而出的廖耀湘新22师等残部），成为中国远征军驻印部队的主力。
谢伟思说：1934—1935年在昆明工作时，他已预感到云南看似中国边疆，一旦中日开战，肯定会变成热闹的前线，但他绝没想到日本海军居然会偷袭珍珠港，逼得罗斯福总统对日、德宣战，正式参加第二次世界大战。
1935年时，谢伟思不过是昆明总领事馆的一个编外助理员，但他却自动自发地以美国职业外交官的眼光，预测了形势的发展，真正“敬业”。
这充分说明了美国这个专业精英统治的国家的核心竞争力：所有国家的公务员都享有铁饭碗，但美国一个低阶外交人员就有这般素质，不是为了铁饭碗才做公务员。
1936年，谢伟思补上外交官的缺，随后被送往北平学习，着重学会普通话。
1938年，他被派任上海总领事馆任副领事，不久总领事高思（Clarence E. Gauss）升任驻华大使，到重庆赴任。高思带上谢伟思，升他为三等秘书，后又升二等秘书。
1950年，美国国内在约瑟夫·麦卡锡议员掀起的白色恐怖浪潮下，全面调查美国各级驻华外交官们对“丢失中国”（lost China）的责任，高思大使在国会作证时说：“谢伟思当时是重庆美国驻华大使馆的政治官，他的工作就是收集、分析中国政经社各方面资料。那时有关中国的政情、军事形势，对大使馆来说，一片混乱，两眼漆黑，根本无法搞清楚虚实，时时要研判资料是实情或是谣言，又缺乏正常的沟通渠道。因此，谢伟思必须要去国民党政府中央，也要去八路军的重庆办事处，更要和任何能提供有价值的信息的人打交道，如国外驻重庆记者、中国民主人士等。“谢伟思将点点滴滴的信息，拼图式地勾勒出清晰画面，重庆的美国驻华大使馆才能知道当时中国的实情，从而上报国务院。当时国民政府驻美国大使胡适先生，时不时也能会见到罗斯福总统，每次见面他都给美国总统一份有关中国战区英勇抗日的战果统计，诸如杀敌若干、收复失地多少等。1944年日军发动最后一次中国大陆攻势，从河南一直打到离重庆不远的贵州独山，逼得蒋介石甚至打算迁都到西康省（1955年废止）的西昌去了。此时胡适大使又求见罗斯福总统，打算向他解释这次河南、湘、桂大溃败的原因，并请求美国加紧援助。没想到罗斯福总统笑着对他说：“‘大使阁下，这两年您每次见我，都给我一份中国战区的战果报告，最近我叫人把这些精心编纂的报告中的日军伤亡统计加起来，其总数显示：在华日军已被你们消灭殆尽了。您最好问问重庆国民政府军政部，这次日军发动攻势的部队是哪里钻出来的？’”
抗日战争的头几年，谢伟思在给国务院的报告中，对蒋介石与国民党的评点一针见血，他形容国民政府为“法西斯统治”“不民主”“封建”。他的观点与后来任国务院中国科的科长戴维斯（John P. Davis）不谋而合，而当时的戴维斯已被国务院派任为史迪威将军总部的外交参赞，也就是史迪威的外交事务政治官。
1943年6月末，戴维斯在报告中大胆地提出了美国与中国共产党方面直接进行接触的建议，并主张向中国共产党控制区派驻美军观察员。尽管当时罗斯福并没有采纳戴维斯的建议，但这份报告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同年9月，史迪威更提出了装备和使用中国共产党军队的建议，蒋介石当然对此坚决反对。相反，蒋介石为了得到美国更多的支援，不止一次地以退出对日战争来要挟罗斯福。
1944年1月中，戴维斯再次向白宫呈上一份建议向中国共产党控制区派驻观察员的报告。这次，罗斯福采纳了戴维斯的意见，并在其报告上做了批示，要求美国陆军部和海军部制定出相关方案，准备采取行动。史迪威随即筹建“美国陆军观察组”，准备前往陕甘宁边区观察，谢伟思成为随观察组前往观察的国务院官员。虽经蒋介石政府的多方阻挠，但观察组仍于1944年7月22日抵达延安。“美国陆军观察组”的派出，是在史迪威将军的坚持下，蒋介石才不情愿答应的。
史迪威的逻辑是：为了打败日本，美国要团结并援助一切反德、反日的力量去达成此目标。援助苏联与喜爱或反对苏维埃无关。同理，八路军和新四军能打日本，为什么不能有所来往、有所军事援助呢？
而谢伟思与戴维斯的逻辑是：美国必须和中国共产党领导层做面对面接触，实地考察共产党统治下的边区，以美中（共）关系的长远未来为着眼点。他们看透了蒋介石腐败无能的统治、对国民党政权彻底失望，为美国的长远利益打算，必须要寻找中国新兴的政治与军事集团，预先铺垫。
到达延安后，谢伟思见到了共产党高层领导人物毛泽东、周恩来等，并做了访问。两三个月下来，谢伟思和延安的四川老乡们，如朱德、杨尚昆等，还搞了一个同乡会，一张常常被有关中美关系书籍引用的延安四川同乡会照片，就是他和朱老总、杨尚昆等六七个人的合影。
在1944年7月到达延安的4个月内，谢伟思写了许多报告给美国国务院，肯定了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层为“进步的”和“民主的”。
他在其中一份报告上指明：“共产党在中国肯定会生存下去的，中国的命运不在蒋介石手上，而在他们手上。”
有些大使馆政治官认为：对华工作要国共两党并重，谢伟思也不反对。但他们一致认为，中国内战，势将不免，且共产党必胜。若和平有望而成立国共联合政府，则如果美国能支持中国共产党获得应有的权益，就有可能拉住中国共产党偏离苏联势力轨道，反之，就会逼其跟着苏联走。
谢伟思还对我提到在延安“夜见毛主席”的事。有一个晚上，大约凌晨三点左右，他睡下不久，住处的勤务兵把他摇醒说：“谢先生，毛主席要见你。”他立即起床，穿好衣服跟着勤务兵直奔毛泽东的窑洞。
那晚的谈话不太长，毛主席告诉他，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中国问题将是世界的大事，并似乎预见到日本即将败亡、美国终要称雄亚洲和全世界的未来国际大局。毛主席说：“如果美国真有决心要调停国共之间的冲突，而罗斯福总统也愿意和我讨论这个重大问题，我愿意去一趟华盛顿见他，请将此事报告贵国政府。”
谢伟思说，第二天他就把这个重要信息向国务院报告了。有关谢伟思先生的公开资料里，都没有“夜见毛主席”的记载，或许美国国务院档案室也没保存当年他的报告记录。在美国不理性、恐共反共的那个年代里，那是里通外国的铁证，国务院大概除之唯恐不及。现在，当年的许多资料都已解密，也许还应该再搜寻一遍国务院的文档。
抗战胜利后，美国新任驻华大使赫尔利也努力促成国共两党合作，但赫尔利不是“中国通”，完全不理解国共两党政治原动力的差异。
赫尔利最初提出的国共联合政府五点计划，是立足于谢伟思和其他政治官们的建议。但是，他没有深刻理解以下两点的重要性：要认识中国共产党的实力，认真对待中国共产党这股不可阻挡的政治力量；战后的中国需要和平建设，不可内战，真要打，国民党三年内必败。
蒋介石立即拒绝赫尔利的五点计划，并反过来提出架空共产党的三点计划，而赫尔利像中了邪似的，居然百分之百接受了蒋介石的观点。不但接受，并且敌意地将所有大使馆政治官通通遣回美国。
美国在华调停国共两党失败后，赫尔利竟然将责任全部推诿到这些政治幕僚身上。其后，在麦卡锡的白色恐怖时期，赫尔利针对谢伟思发表了许多恶意的批评，但赫尔利却不敢在光天化日下接受媒体访问、答复一切相关谢伟思的追问，他也拒绝公开质证谢伟思建言不对之处。
1945年谢伟思回到美国，迅即以“《美亚》杂志泄密案”嫌疑人的罪名被捕，他被控告提供机密文档给该杂志主编菲利普·贾菲（Philip Jaffe）。美国联邦调查局的监控录像与录音，显示谢伟思与菲利普·贾菲于1945年4月19日在华盛顿一家旅馆见面，录音中有“中文机密档案”的话语。其实谢伟思和菲利普·贾菲的多次见面，都被监控录影，只是谢伟思不知道而已。
最后FBI（Federal Bureau of Investigation 美国联邦调查局）直接进入《美亚》杂志社搜查，取得了近百份有“机密”印记的政府文档。联邦调查局局长胡佛（J Edger Hoover）宣称他有可靠证据，必可将谢伟思绳之以法。但当司法部提供证据给法院大陪审团时，大陪审团以20:0的投票宣告谢伟思无罪，因为谢伟思从未提供过国务院的“机密”文件。同案的菲利普·贾菲则被控有罪。
说到FBI的头子——胡佛，这是个极端仇视自由派的人物，只要胡佛看不顺眼的人，都会被“合法地”监视。美国有名的人权运动领袖马丁·路德·金先生（Martin Luther king）就被他监控了好几年。
有这么一个笑话式的故事：20世纪30年代的美国共产党就被FBI渗透得彻彻底底。因为当时美国共产党正式党员都是些穷哥们儿，根本无力交党费，只有联邦调查局派去卧底的美国共产党员按时交党费，一旦胡佛决定美国共产党不值得监控，立马就没有了缴党费的党员，断了经济来源的美国共产党便瓦解无存了。
1946—1951年，谢伟思每年都要面对“忠贞（或安全）听证会”。除了1948年以外，每次都没有被发现或证明他有这方面的问题，一切都显示他是清白的。
1950年，麦卡锡发起调查国务院对华官员是否与“丢失中国”有相关责任， 然而“参议院忠贞调查委员会”却证明谢伟思没有任何可疑之处，国务院自己的“忠贞调查委员会”倒在最后的报告中说，对谢伟思的忠贞有“合理的”怀疑。于是当时的国务卿艾奇逊就下令开除了谢伟思的外交官职务。
这是极其严厉的处分，被开除者损失了文官制度所保障的“终身职”和退休金。戴维斯也遭到了同样的命运。说穿了，这表示国务院不敢挺起脊梁为自己的职业外交官与参议员说理对抗，只想牺牲几个自己人，向参议员屈服，图个清静。
1952年起，被革职的谢伟思开始控告国务院违法开除他。在任何国家，老百姓要跟官员或者官署打官司，都需要极大的勇气。在美国，勇气之外，首先，要考虑律师费，那是一笔了不得的庞大开支，老百姓要自掏腰包，而官员或者官署则是公费开支。
尽管美国司法独立，那仅只表示，法官独立审判，不是政团或个人可以干涉的。但有冤要申，还非得有钱请律师才行。那时，谢伟思被开除，没有收入，吃饭住房都得花钱，也没什么积蓄。（标准的美国人，都是“信用消费”型的，寅吃卯粮，很难有点儿积蓄。）
离开国务院，谢伟思就发现“找事”之难。几经周折，1952年，他终于在一家蒸汽机公司找到一份工作。正如在任何职位上工作一样，他诚诚恳恳地做事。他告诉我，这家公司时时收到顾客的抱怨信，投诉说蒸汽机的设计不理想，总出些小问题。他被烦透了，于是自己下车间实地考察，终于看出了问题之所在。几天后他画了一个某个部件的机械设计图，经过几次整改试验，排除了老毛病。同事劝他申请专利，他就办了，也取得了专利权。因为出色的工作表现，1955年被提升他为公司总裁。这可真应了那句话：是真金子到哪里都会发光。
三年后，他控告国务院的案子终于到达最高法院，终审裁定：国务院开除谢伟思不合法，因为国务院忠贞调查委员会既然没有发现任何证据以表明他有安全问题，那么“合理”的怀疑就不能成为开除他的理由。谢伟思胜诉。他就是这样一个坚持原则的人，integrity于此表现无遗。（integrity这词，很难找到适当的中文翻译，是集诚信、原则、坚持、一致等意思的一个词。）
这个民告官案件的终审判决，轰动全美。
首先，它明示国务院不敢出头为职业外交官的正当工作辩护，为求省事，不惜违纪牺牲自己人，美国政府也是个官僚系统嘛！
其次，它给1950年参议员麦卡锡的“非美活动调查委员会”画上终止符。那段时间，这个白色恐怖的委员会，对学术界、艺术影剧界、科技界等人士造成的精神损失与实质迫害，绝对是美国人权史上最丑恶的一页。
幸好有了一位行侠仗义的律师，愿意“事后付费”为谢伟思进行民告官的诉讼，也幸好谢伟思还能找到工作、并且还表现不错，律师也格外“克己”。无论如何，谢伟思以一人绵薄之力，把官司打到最高法院而胜，在美国，这是极其难能可贵、感动人心的。
1957年，胜诉的谢伟思重回国务院受职任官，被委派做安排国务院官员出差的后勤事务。1959年国务院再次对他的忠诚度做冗长的听证会，结果还是证明他清白。副国务卿批准了听证结果，却又加上一个批语，说他在《美亚》杂志案中，有损外交官形象，因此他也失去做驻外总领事机会，那是美国文官制度下、职业外交官的最高点。因为，大使是总统权力内的政治任命（非专业），而总领事则是专业文官，属于参议院人事权内的官僚任命。副国务卿是专业文官的头，如此评定他，参议院这一关便极难逾越了。
美国副国务卿的做法，无论出于什么动机或考量，都是人类管理与权力制度的常态、人性的范畴，也可以看作是官僚体制“枪打出头鸟”的习性。
1962年，不可能有所作为的文官谢伟思，终于决定从国务院退休，结束专业外交官生涯。他搬回加利福尼亚州伯克利，并到加大伯克利分校（UC Berkeley）攻读政治学硕士。有一天史卡拉匹诺（Scalapino）教授在授课时，谈到中美关系，当然不免提到国务院那几位“中国通”的故事，突然一位研究生举手要求发言，史教授请他发表意见。这位同学就史教授刚讲的事，指出哪些是事实，哪些是不实传闻，并一一加以补充说明。
史教授一听就知道此人是行家，接着就问：“我可以知道你的名字吗？”这位同学回答：“我就是谢伟思。”人的名、树的影，谢伟思在加大伯克利的消息传开了。
两年后，他完成硕士学习，正在不知道何去何从之际，伯克利的另一位大教授来电话约他喝咖啡。薛曼（Franz Schurmann）教授，是加大伯克利的历史与社会学教授，即他可以在两个系任何学期开课，只要预先通知该系将之列入课程表。他开的课多半是选修课。有一年薛曼在社会系开了一门《金刚经》，他告诉我，来修选的人不多，但都有些佛学根底，上课时就各自发表见解，脑力相互激荡，没有谁教谁的问题，非常愉快而且有意义。薛曼是哈佛大学的历史博士，主修辽、金、元史。1972年，薛曼教授的《中国共产党的理论与实践》出版，享誉美国的中国研究学界。
薛曼教授是美国有名的自由派人士，与谢伟思神交已久。两人见面时，薛曼教授单刀直入地说：“杰克（Jack），你念完硕士，还要继续攻读博士学位吗？总得有个终极目标。难道要再花费三四年时间，只为了证明你能拿到博士学位，或是到那时候，快60岁的你，还要去当教授？你不如到加大中国研究中心做事，不久后，我极可能接管这个中心，因为现任的中心主席李卓敏教授，要去香港中文大学当校长。”
三言两语搞定，谢伟思便来到中国研究中心工作，暂时任资料室主管。
伯克利的中国研究中心（Center for Chinese Studies，UC Berkeley， CCS，UC），成立于1957年。最初只是两三位经济学教授的松散组合，用这名称以接受校外捐款或者委托研究，做些有关中国经济的研究，也出版过这方面的书和论文。后来，商学系教授柯尔（Clark Kerr）任伯克利校长一职，认识到“中国研究”是当时学术界亟待发展的“地区研究”中非常重要之课题，因此，便把这个松散的组合常规化，成为跨越科系领域的研究组织。他和政治系施加拉皮诺教授、历史系薛曼教授等商讨，要正式挂牌成立加大中国研究中心，并推荐好友、同系的李卓敏教授担任主席。获得大家的同意后，柯尔校长立即拨款10万美元，以购置图书、资料。这可是当年的大手笔。
李卓敏接任后，迅速托朋友在香港买了1万本数量级的中国出版物。虽然大抵是新中国官方的宣传品，但却是以后有钱也买不到的东西。此外又从香港买了些学者研究中国的资料、微胶卷数百盒。日本和中国台湾地区有关中国共产党早期历史的微胶卷，也收了三大集，其中以“陈诚收藏”最为有名，这是将所有能收集到的一切有关江西苏维埃的文字档案，制成100多个微胶卷，是陈诚攻下瑞金后，下令收集保存的数据，是研究中国共产党的极其珍贵的早期史料。
加大中国研究中心在李卓敏教授主持下初具规模，李卓敏去香港后，由薛曼教授接手，谢伟思也在此任职。
1970年，我在夏威夷大学东西文化中心图书馆担任中/韩地区专员（China/Korea Area Specialist）。这个“职称”听起来怪怪的，因为东西文化中心图书馆是20世纪50年代美联邦政府拨专款成立的，工作人员的薪酬是按政府公务员职等GS（Government Service）1—18发给的。
美国的“官吏”分以下三种。
① 国家公务员，就是文官制度和武官制度，一样都是终身任职。除非办公事出大错、违法乱纪，那就送法院依法定罪，主管是不能开除的。
② 选出来的官：总统、副总统、参议员、州长、市长、镇长、地方检察官等，都是老百姓选出来的，官大官小，只反映“辖区、辖事”的大小，各有自己的选民与盘算。当年，共和党籍的美国总统尼克松，每次经停芝加哥，民主党籍的市长德利，只要分得出时间，必定抽空到机场迎接，尼克松对此情谊相当感动，因为许多民主党籍的市长、镇长，根本不理他。民选官，以选期为限，下次没选上就下台走路，任期届满后，落选的市长、镇长、议员比比皆是，所以美国人对“专业”政客铺垫日后的舞台与饭碗，习以为常，认为理所当然。官官相护、攀交情，美国自有美国式的版本。
③ 委任的官：包括所有总统职权内委任的部长、副部长，或州、市长委任的官员。这些“官”都是自由身，去留全凭两方合意，干多久，由主管决定，没有终身任职这回事。犯法违纪，则由检察官提起公诉、法院审判后定罪。
1970年暑期的一天，夏威夷大学图书馆接待人员领了一位访客到办公室，说这位先生要参观有关中国的馆藏。那时我正要去夏威夷大图书馆学系做一个讲话，讲话内容跟特殊图书馆的性质有关。该系系主任告诉我，希望我着重讲述地区研究资料的汇集。因为这一门课有七八位东西文化中心的图书馆系研究生，他们回到本国肯定要去这类地区研究的图书馆工作。
这位访客就说：“我能旁听一下吗？”
我说：“当然可以。”
于是我们就一起前往教室，记得当时我着重地讲述了以下三点。
①“地区研究”是个新兴的跨科系领域的研究，它的图书馆是支持这个研究、真正“了解”该地区的重要一环。
② 作为图书资料汇藏的负责者，有一个图书馆学硕士是必要条件，但不是充分条件。
③ 图书馆员除了有语言文字基础，还要有相当程度的历史、政治、经济、社会、地理等知识。
讲话结束后，这位访客对我说：“课讲得很好。”他再次说了他的名字叫“Jack Service”，以后会保持联系。但当时我没有将“Service”与我所熟知的“谢伟思”三个字联系起来。
1971年10月底，我接到一个电话，对方说他叫Service，去年夏天见过面，而且旁听了我的课。我说：“S-E-R-V-I-C-E？那您是谢伟思先生了？”他笑着说：“谢伟思就是我。”说他在加大中国研究中心工作兼顾图书馆，目前中心负责人更替，要找一位有能力负全责的图书馆长，所以他全力推荐我，希望我能到伯克利看一看再做决定。
于是11月下旬（美国人的感恩节期间），我就去加大面试了。
面试时，我略述“造馆理念”，中心领导们很赞同，并说最近中心得到福特基金会赞助，因而在财力方面有所保障，双方当下便确立了聘任关系。
谢伟思先生陪我去中心的图书馆，他客气地说，很高兴我来加大工作，相信我能把中心的图书馆构建成全美一流的中国研究的资料库，这样，他就能全力地去编辑出版有关中国研究的专书。
我在中心图书馆碰到一位打临时工的助理员，加大政治系研究生，台湾政治大学外交系毕业，刚刚完成硕士，下半年秋天要去华盛顿的乔治城大学（Georgetown University）攻读博士。正好我是台湾政治大学新闻研究生毕业，既然是校友，就轻松地谈了起来。
我向他建议：“何不即刻转为正式馆员，先赚几个月高薪水再说。更何况明年我来接事，初来乍到亟须熟手帮助。”他自然爽快答应，并将家里电话留给我，他叫宋楚瑜，后来成为中国台湾地区政坛风云人物。
1972年1月初，我飞抵三藩市，楚瑜兄来机场接我，并住进他为我在奥克兰市租的公寓，第二天就上班了。我们共事了几个月，彼此留下了深刻愉快的印象。宋楚瑜做事一丝不苟，勤勉且认真，是个真好人。宋楚瑜去华盛顿念书后，我们一直保持联系，至今大家还是好朋友。
当年加大中国研究中心因为经济来源独立，就在校园边一箭之遥，租了一栋三层老式土木建造的商业楼的顶层，约有20来个房间。图书馆占据了最大的一间做阅览参考室，临时添加椅子能坐得下35个人，那里经常有中午讨论会，各自带极简单的午餐，大家边谈边吃三明治，气氛非常轻松。只要谈到越战话题，学生与教授总是唇枪舌剑，辩论不休。图书馆的第二大间放置六个大柜、约四五百个微卷和三台阅读器，还有一部当时的影印机，印出来的纸还带着湿湿的药水。另外三小间摆上约30架书籍，另外有个小间算是我的办公室，助理员坐在阅览室接待读者。因为不对外公开，只供自用，研究人员各有小间研究室，因此算是非常宁静的“书斋”。每个人都埋首看自己的书，写自己的东西，实在无聊时，尽可踱到同事的办公小间谈谈事、讨论讨论问题，或者就在图书馆里看资料。
20世纪70年代初的伯克利校园，反越战、嬉皮士闹翻天，有时警察连直升飞机都出动。听到旋转翼的啪啪声，大家就知道今天校园行政大楼台阶前，那个言论自由小广场（free speech square）一定是叫喊、歌唱之不足，学生与群众更要敲锣打鼓地齐声叫喊：“做爱，不要作战”（make love，not war），然后涌向校门口的电报街，也就游行五六条街就示威完毕，算是表达了对政府打越战的不满情绪。
1971年，在美国总统尼克松访华之前，谢伟思和其他几位美国人被邀请访问中国，周恩来总理与谢伟思进行了两个多小时的长谈，这时距离1944年7月谢伟思随美国陆军观察组前往陕甘宁边区，在延安和周恩来副主席见面并做访问已过27年光景。中国早已经历翻天覆地的变化。后来，谢伟思先生和夫人又来了一趟中国，再次见到周总理。
我问过谢伟思先生：1973—74年，美国报纸杂志常谈论，如果当年真正熟谙中国事务的老手们没有被排除出国务院，1949年后中美关系能够正常发展，是不是那两场战争就可能避免。
他说：“有可能，也仅仅是可能，因为历史的发展有太大的偶然性。”
美国驻华最后一任大使是司徒雷登，曾当过燕京大学校（务）长，因为外籍人士不能在中国大学做校长是法律规定，才发明出来“校（务）长”这个职称。司徒雷登也是个货真价实的“中国通”。
1949年解放军渡江后，国民政府迁到广州，苏联驻华大使罗申跟着去了，而司徒雷登却停留在南京。他在“等待”，等待中国方面有人来接触，没想到第二天来的是一位解放军士兵同志，他随性逛逛南京，看到一栋大房子，门口还挂着美国的花旗，他推开大门就进去了，走到一个大房间，看到一个外国老头，这个老头对他说：“这是美国大使馆，按照国际法惯例，这是美国领土，非请勿扰。”士兵同志退了出去，回营后对其他同志说：“昨天我去了一个地方说是‘美国领土’，南京解放了，在中国哪里还有什么‘美国领土’？”
此事层层上报到北京，周总理知道后，立刻通知南京市长刘伯承妥善保护美国大使馆。司徒雷登很快也和南京外办接上了头，而且决定派助手傅泾波到北京去，并知会了北京，但却因买不到火车票而没成行。
谢伟思还说：“如果傅某人去成了，见到了新中国领导人，而且能提出方案帮助中国重建，类似马歇尔的欧洲复兴计划，应该有可能得到毛泽东认可。司徒雷登与傅某人是很能干且有担当的人，绝不是赫尔利式的人物。他们留在南京而不去广州，当然是美国政府的决定，当时建交的可能性自然是存在的。而如果当时中美就建立正常关系，战争可能避免，如果没有朝鲜战争，越战也就可能避免。历史的走向充满着许多偶然性，一介外交官能做的，也只是以国家利益为第一优先，凭一己之力去做而已。”
谢伟思先生的话，让我感慨万分。
1977年，奥柏林学院授予谢伟思先生荣誉博士学位，以表彰这位43年前毕业的学生对美国所作出的贡献。
20世纪80年代，谢伟思和他的朋友，当时《纽约时报》的总编，一起重走了一遍长征路，当然不是用脚“走”，大部分是四轮驱动的越野车。回来后他们出版了一本书，叙述沿途的改变，并配以大量照片，图文并茂，是本很好的有关中国旅游风物的书。（如今的中国“文化旅游”，完全是商业驱动，几年前，我和李乃义走了趟井冈山“红色旅游”，自由派的李乃义受不了时人对毛泽东形象的低级“商业剥削”，当场发飙，后来我们就不在中国“旅游”了。时下的中国旅游，除了买票、收费、千篇一律的“纪念品”，真正的风土、人情、文化，都被赚钱的欲望淹没，但20世纪80年代的中国还尚有浓郁的中国风味！）
就在这种大环境里，加大中国研究中心度过了平静的五年。到1976年，福特基金会不再捐款支持，中心只好搬回加大校园内栖身，过着吃大锅饭的日子。
谢伟思先生一直在加大中国研究中心工作到1989年左右才退休，那时，他已80岁，但身体和精神都非常好。美国大学工作人员是没有一定要退休的年龄规定的。谢伟思不是一般所谓的“工作狂”，他只是不能闲，只要每天有事做，他就很开心，日子过得才快乐。
加大中国研究中心，每四五年要换主席，其他的工作人员也是来来去去，但只要谢伟思先生在，中心的人们就像一个大家庭似的生活着，日子过得安详。他不在中心工作时，我们这些“老干部”就觉得失去了什么似的。时不时大家就会问，谢老先生最近如何？因为他的夫人得了阿尔茨海默病，他要24小时照顾她。这对年过80岁的他来讲，确实是极耗心力的事。
有一次我和馆里的戈定瑜女士邀他出来吃个午餐散散心，他说谢谢好意，如果吃饭时老惦念着老婆跑到退休大楼的哪里去，或打搅了别人的生活安静，饭也吃不安心，不如不吃。听之我不免为谢老劳神劳力的处境心酸。
以下是对他的一些追忆：
① 刚到加大中国研究中心工作，他就对我说：“我会叫你CP，你就叫我Jack。”因为他极少使用John这个名字，但华裔年轻同事都以谢先生称之，谁也不叫他Jack，也没有人叫他“谢老”，因为叫人为“老”，在美国不是尊称，他清楚其中含有尊意，欣然接受。
② 有一天他看到一篇中文文章，把他的名字写作“谢伟志”。他说：“中国人总以为外国人的中文名都是音译过来的，念起来差不多就行；但我的中文名字是我自己取的，该是哪三个字就是哪三个字，我叫‘谢伟思’，不是‘谢伟志’。”他对他的中文名字就是如此的坚持。
他还说，中国人有关姓名的俗语，什么“行”啊，“坐”啊的，就是记不起来。我说：“行不更名，坐不改姓。”他连声称是，说：“就是这个意思，我是不改名换姓的人。”谢伟思先生，是有很多中国味道的。
③ 加大中国研究中心在大楼的第三层时，有电梯也有楼梯。不赶时间时，谢先生总是健步如飞地登楼梯，仍有大学越野赛跑队长的雄风。那时60岁开外的他，身形矫健、精力充沛，丝毫没有老态。他去同事房间时，如果听到门窗开关有异声，过一会儿他就拿上榔头和起子，回来对之细细观察琢磨一番，然后敲敲打打，将之修好。
他是个生活中热爱动手、劳动成习惯的人，亲手去做改善、排障，乐在其中。
④ 1972年的7月1日上午，那时还是我女友的施正龄来加大中国研究中心，我说：“今天是好日子，如果你不反对，咱们可以结婚，今天这个日子容易记。”在楼道里刚好碰到谢先生，我就对他说了这个计划，他听了非常高兴，道贺后就说，可以抽空到后面一条街的市法院办手续。
我下午三四点再碰到他，他第一句话：“都办好了吗？”
我们说：“还没有，因为今天要结婚的人多，法官的时间全部排满，过些天再说吧，不急不急。”
他一听，连声说：“不行，不行，今天一定要办好。”生怕我们误了佳期，拖到猴年马月才结婚。
于是他带我们去二楼的一家律师事务所，问熟识的律师能否可另想办法，一定要在今天把婚结了。
律师的女助手就说，何必非要去法院办手续，本地的一个教堂手续更快。于是谢先生要了牧师的电话，他直接电问牧师什么时候下班，牧师回答说大约五点半。谢先生跟他说，这对年轻人非要今天结婚不可，务请多等30分钟，他们一定能在五点半左右开车到达教堂。
匆匆忙忙地，王敬献、陈少聪夫妇开车，带我们直奔教堂而去，因为他们夫妇要做“结婚见证人”。这是美国法律的规定。
急急忙忙赶到了那儿，牧师就问，在室内还是在外面草坪？我们异口同声：“外面凉快。”牧师又问，有没有戒指？当然没有。
又问，有没有特别的宗教要求？譬如两人中若有犹太教徒或其他宗教信仰者，那么牧师就得念特别的证词。有戒指也可多念一些经。
因为什么都不要求，在清风徐来中，很快就完成了仪式，我们再回到牧师办公室，填写证书，以便向结婚登记处交。最后，我拿出仅有的现钞20美元付给牧师，权充证婚费。一车四人的结婚酒席，只好让王敬献夫妇破费了。（30年后，我的婚姻还是结束了。人生有多少个30年？对一起生活了大半生的施正龄，除了感激和无奈，我也只好认命了。）
谢伟思先生年长我20多岁，我到加大工作，由他而起，他一直就像我的老大哥。我们夫妇常被他邀请去家里做客，他家在伯克利山坡上，面对旧金山湾金门大桥、景观优美的双层小木屋。他说，这是离开国务院搬回加利福尼亚州时，蒸汽机公司老东家买下他的专利所得的钱，付完律师费，用30万美元买下了这所房子。我们每次跟他们相聚，都感觉温馨无比。
1999年2月3日，谢伟思先生走完他89年的人生道路。他的好友琳·乔伊纳（Lynne Joiner），20世纪70年代旧金山湾区哥伦比亚电视台主播，花了数年的时间与费用，查阅当时能找到的一切有关谢伟思的资料、不计其数的访谈，撰写出一本堪称目前最详尽，也最公允的谢伟思传记，书名是《为中国蒙难——美国外交官谢伟思传》。
谢伟思先生的存在与睿智，并未改变中美近代史的进程。他留下令人深思的课业：为什么历史可能那样发生，而终究没有那样发生？
在加大中国研究中心，围绕谢伟思先生的生平，有两个跟他类似境遇的时代人物经常进入我们的话题：一个是美国的史迪威将军，一个是中国的孙立人将军。
这两位将军的生平，也是中华民国时期相当典型、相当曲折的故事，属于我的“所闻”，分别写在下面两节。
2.中缅印战区的史迪威将军
史迪威将军（General Joseph Warren Stilwell 1833—1946年），美国陆军四星上将。生于美国佛罗里达州，其祖先1638年自英国移民到美洲殖民地。
他幼受严格家教，尤其在宗教生活方面。年长之后他曾对女儿说，幼年时被逼着上教堂和主日学校，他看不出宗教对人群向善发挥了什么功用，不如依照你的常识去处事待人。这是个富有叛逆个性的人。
中学毕业后，他以优异成绩被耶鲁大学录取，但他父亲却决定将他送进西点军校，也许是希望严格的军校教育会改变他的不羁性格。在校时他以精通法语出名，是越野赛跑队队长和美式足球队员，并将篮球运动引入军校。1904年毕业，全班124人，他成绩排名第32，后来还当过西点军校教官。
他进过“步兵高级班”和“指挥参谋学校”。第一次世界大战时，他是美国第四军情报官，在法国西线作战，参加一个战役计划而获得“优异服务勋章”。
第二次世界大战前，他是美国陆军圈子里公认的最佳军团级指挥官人选。按陆军参谋长马歇尔的原定计划，是要派他到欧洲战场，率领美军向北非进攻。但当时美国亟须一位高级将领负责亚洲方面事务，美国军界找不到合适人选。因史迪威曾在北京美国公使馆做过武官，能说一口流利的普通话，因此马歇尔不顾史迪威的抗议（艾森豪威尔将军曾经是他的部下），最终派他前往亚洲（以国家为重）。巧合的是，当时罗斯福总统原本要派马歇尔去英国当盟军统帅，负责欧洲战场，对德作战。对马歇尔来说，这是毕生难逢的、为国且为己建功立业的机会，而罗斯福却非常需要他在身边协助处理军务，最终马歇尔也被罗斯福说服留在美国。
自1941年珍珠港事件后，美国对日本、德国宣战，世界战争的形势发展，演化出地理上的三个大战区。
第一大战区，欧洲战区，由艾森豪威尔将军在伦敦负责，美英盟军反攻欧洲大陆，并与苏德战场呼应协调。
第二大战区，太平洋战区，麦克阿瑟将军指挥太平洋地区的地面部队，尼米兹海军上将则统率美国太平洋海军与山本五十六海军大将的日本联合舰队周旋。
第三大战区，中缅印战区（一般也简称中国战区），但这个“大战区”却没有美国部队参与作战。蒋介石是战区的总司令，但缅甸、印度战场则听命于英国海军上将蒙巴顿的“印度司令部”（其后称为“联合东南亚司令部”）。名义上，史迪威只是中缅印战区的“参谋长”，但他也设有“司令部”（美国制度，马歇尔也只是“总参谋长”，但在美国，这是个真正的军头）。史迪威成了一个美国政府专属的、这个大战区的“负责人”，因为他有分配美国武器装备和战争物资的大权。
美国人就是这个想法，总以为只要专注“财权”，谁都得听他的。
珍珠港事件后，1942年年初，日本立即进攻缅甸，很快，3月8日缅甸首都仰光陷落。英军根本挡不住日军猛烈且快速的进攻，不得不向战区司令蒋介石求救，蒋介石迅即派杜聿明为中国远征军第一路军司令，率领10万精锐部队入缅作战。主要目的是：协助英军保住当时中国对外联络与战争物资的通道“滇缅公路”，这当然也是中国远征军和英印缅军的通道。同时，至少在公文上，蒋介石指派史迪威到缅甸指挥英军的“联合东南亚司令部”，以及杜聿明的中国远征军。
当史迪威到达缅甸时，由于英军在缅甸战场溃败的太神速，中国远征军已和日军正面交锋，正打得如火如荼。虽然英军逃跑得快，但日军追得更快，因而出现了日军对英军与中国远征军形成大包围的态势。当撤退中的英军被日军包围时，孙立人率领的远征军新编38师派了刘放吾一个团，打了一场硬仗，冲破日军铁围，救出7000英军。孙立人将军因之名扬世界。
史迪威到达中国远征军杜聿明的司令部，还没有来得及在缅甸战场实地指挥中国远征军和英军作战，缅甸战场已经全面逆转，杜聿明立即率部转进，把史迪威留在了敌后，他只得率领107人部属，逃出日军包围圈，向印度方向落荒而逃。同时他还不忘通知杜聿明、孙立人，要他们率部撤向印度边境。史迪威按战场态势判断，如果遵照蒋介石指示的路线撤回云南，就要徒步通过800千米原始丛林——野人山。七八万远征军能“全师”而归的可能性极小，而通往印度边境路途近且无强大日军阻挡。
孙立人率新38师7000多人，编制完整、武器齐全地到达印度边境。新38师奉命殿后、掩护大军撤退，无法跟上杜聿明的大部队，孙立人也不走进野人山以甩脱日军，他理智地走向印度。结果走进野人山区的远征军大军，饿死、病死、摔死，或者受不了折磨自杀而死的，损失60%。一小部分从野人山转向印度边境，在新38师接应下活了3000多人，主要是廖耀湘的新22师官兵。杜聿明是听校长话的好学生，按指定路线从穿越野人山撤回云南。牺牲了4万多官兵的生命，最后还是逃入印度，从印度坐飞机回国。回国后，杜聿明依然是委员长的爱将。
当孙立人的新38师抵达印度边境时，史迪威也从缅甸战场率领他的部属，以“史迪威跨步，1分钟105步”，徒步走到印度边境。其中有战地记者贝尔登（Jack Belden）跟随，后来他写了两本书记载这次“脱走”，书名是《跟随史迪威将军撤退》（Retreat With Stilwell，1949年出版）《和史迪威从缅甸撤退》（Walkout With Stilwell in Burma，1971年出版）。
对缅甸战场之败，史迪威根本没有“指挥”过作战，但他还是负起全责，老老实实地对美国大众说：“我坦白承认，我们被日军痛揍了一顿，被赶出缅甸真是一件丢人透顶的事，我应该检讨怎么会到这地步。”
史迪威曾对谢伟思先生说，中国远征军入缅作战失利，杜聿明的责任不大，主因是英军贻误战机在先，又贪生怕死的逃跑，全局陷入被动，甚至落入被日军大包围的险境。但杜聿明事事听命于千里之外的蒋介石校长的瞎指挥，不肯也不敢临机专断，在战场形势逆转时迅速下决心，走最好的路线脱离战场，终至走进野人山，白白牺牲了几万官兵的性命。史迪威是一个绝不肯无意义牺牲官兵性命于无获胜把握的将军,他愤然对谢伟思说：“中国军队将领时常要听统帅瞎指挥，而枉送士兵宝贵生命，极其可恨。”
之前，史迪威曾两度担任驻华武官，把所有时间与精力用于研究当时已经是“中央”的国民党、由蒋介石领导的国民党军事势力集团，以及对立的各省“地方割据军事势力”。诸如李宗仁、白崇禧的广西，刘湘之四川，阎锡山的山西，冯玉祥系统的宋哲元第二十九军在河北、北平、天津地区，等等。中国对日抗战之前，张学良的东北军已丢失东北地盘，在关内帮着蒋介石作战。当时，日本侵华势头咄咄逼人，中日全面开战，势不可免。
因此，作为美国军官，史迪威集中关注：国民党军事集团，尤其是蒋介石的个人才华、军事素养、作战指挥、大军统御和领导素质等。
史迪威大致如此评说蒋介石：
① 蒋介石参与的东征和北伐战争
东征之战是中华民国成立以来，北洋军阀和各地方军事势力混战15年后，出现的新战争景象。黄埔学生军的“新锐”锋芒，硬是全面冲垮陈炯明“老钝”气习的部队。不同之处在于这支部队有 “党代表”、有纪律、有“思想”，并能动员民众协助作战。
这支国共合作激发出来的新军队让陈炯明惨败之余，让吴佩孚、孙传芳也没搞懂。当时美国驻华武官处的人们尽其所能地收集资料，精心分析东征、北伐战役的战争经验，也没有总结出满意的答案。因为从西方传统的战争观点来看，战争的胜负决定于：国军的财力、军队的训练和装备、将帅的统御指挥才能。而国共合作后的东征军、北伐军，都不具备这些胜利的条件，但这支军队却能摧枯拉朽地打垮各方军阀。
东征、北伐的胜利，让蒋介石得到了他政治军事生涯的“第一桶金”，但他的决心却仅只是牢牢掌控这一原始资本，为他个人在中国捞取最大最高权益。
史迪威说：北伐只是东征的大型复制版。北伐大军号称五个军，蒋介石是总司令，各军都有其地方色彩。蒋介石只在日本振武学校训练过（它是日本士官的预备学校），根本没有受过正规军事教育，或接受过有关参谋指挥的正规训练，但在北伐军进程的指导上，堪称中规中矩。他前后重用过两个有才而称职的参谋长，先是杨杰，后是白崇禧。北伐军的开路先锋是叶挺独立团，以共产党员为骨干。该团进湖南，一路势如破竹，顺京广铁路打向武汉，在汀泗桥、贺胜桥打得吴佩孚亲自率领带着大刀的督战执法队，砍下许多被独立团不怕死的气概吓破了胆而后退的官兵脑袋，但依然挡不住北伐军先锋叶挺独立团新锐之气的“冲死你”的打法。
北伐第一军是何应钦带过的黄埔学生军第一团扩编的，攻入福建就杀了督军周荫人，全省底定。转攻入浙江，运用蒋介石与陈仪的关系，陈仪的一个师立即归顺，浙江搞定。
北伐战争的唯一大决战发生在南京附近的龙潭，时为1927年，这是一场有名的恶战，是北伐的第七军李宗仁率部打垮孙传芳主力之战。双方死伤各数千人。那时黄埔军校第五期学生（在武汉训练的）刚刚毕业，大多数分派到此军充任排长，几乎个个都身先士卒，英勇牺牲。但此战之时，蒋介石因发动政变、清共，引起国民党内争而下野，出洋到日本去了。因此，蒋介石治下的国民革命军战史，很少提起这个著名的战役。下野的蒋介石不久又回来，那时黄埔军校一至四期的毕业生已是国民革命军营级骨干，他们要校长回来领军，谁也不敢说不。蒋介石回来后，继续北伐。于是蒋介石又联合阎锡山进入北平，接着张学良易帜，这就是所谓的“北伐统一中国”。
② 蒋介石亲自指挥的“八一三”淞沪战役，史迪威将军对他评分很低
因为蒋介石违背了他的参谋本部事先的规划，选择了一个错误的战场，把精锐部队无意义的牺牲了。
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发生一个多月后，日本开始进攻上海。日军的如意算盘是，上海是中国的金融和制造业中心，南京是政治中心。攻下这两个中心，中国就亡了。上海地势平坦尤其吴淞口一带，陆军登陆与海军舰炮掩护都极其方便。战斗一打响，蒋介石的反应是：我要领导全国抗战，你要在上海打，我就跟你干一场，我要打就把所有精锐的德式装备的部队，像陈诚的十八军系统、胡宗南的第一军，乃至财政部税警总团等，统统叫来。没想到七八天下来，日本陆军的火炮加上军舰大口径的炮火，打得在开阔地带临时挖战壕的防守部队损失惨重。
蒋介石在此刻也被日军极猛烈的炮火打蒙了头，无法开动他的脑筋。参谋们更不敢提醒他，这是日军挑选的、最容易发挥火力优势的战场，是防守方的绝地。中国参谋本部三四年前就判断到：上海是无险可守的战场，一旦发生战事，应急速将部队后撤到100千米外的抗日国防线，以抗击日军。那是一条以江阴要塞为轴心，拱卫首都的防卫工事线，以要塞炮火抵挡日本海军利用舰炮掩护水陆两路进攻的企图，再布置当时精锐中央军部队沿着无锡一带山地，依靠永久性与半永久性的国防工事，逐步抵抗。而抗日国防线的修建，约在抗战前三年就已秘密进行。但美国在华武官处早就有情报，日本人也一定知晓。
淞沪战役时，史迪威和武官处的美军军官还想看看，中国这条不算很坚强的防线，加上30万装备精良的精锐部队，占据天时地利，加上高昂抗日的、敢拼敢打的士气，能给日军什么样的苦头吃。而日军也在绞尽脑汁如何打破这条防线，攻取南京。但绝没想到中国伟大统帅做出了谁也没有猜想到的决定，把30万大军前前后后、一批一批地拉到上海前线，暴露在日本海陆军炮火下，牺牲殆尽。也就谈不上什么按参谋本部既定的计划、凭国防线以保卫首都了，南京也就无可奈何地惨遭日军大屠杀。
淞沪会战后，国内外军事评论家都质疑这种极不明智的战略部署，国民党的宣传机器只好说，蒋介石之所以在上海不惜牺牲和日军拼一场，为的是要打破日军“三个月征服中国”的狂言，自然也就不用解释，为什么不能在对我有利的国防线上抗拒三个月，用较少的伤亡代价照样可以打破日军的狂言。因此，史迪威对蒋介石的军事才华极度鄙视。
他认为：当初中国参谋本部的保卫首都作战规划，有先见而且相当周密。日本军队远远强过中国军队是不争的事实。不在对我不利而对敌人有大利的上海地区跟日本拼命，原本就是此作战规划的中心思想。要不然何必花大钱去建设江阴要塞及其相连的国家防线。但“八一三”淞沪战役一打响，全军统帅蒋介石就忘记了他的参谋本部的战略计划，只凭直觉反应“兵来将挡”，把部队送往上海和日军硬拼，初战十几天已是吃尽了亏，伤亡惨重。蒋介石被打蒙了，不停地把部队往前线填上去，以血肉之躯去阻挡日军强大猛烈的炮火。这是什么样的作战指挥？结果三个月撑下来，几乎把精锐中央军打光，随后，到台儿庄会战时，只好叫李宗仁带一些杂牌军去应付。没想到李宗仁的指挥加上杂牌军的高昂士气，居然打出了台儿庄会战胜利。总之，史迪威认为蒋介石的军事才华，当个营长还可以，要军事领导中国抗日，却是中国人的不幸。
③ 蒋介石指挥的中缅印战区
日本海军偷袭珍珠港后，罗斯福总统立即对日本、德国宣战，第二次世界大战正式揭幕。美国成为同盟国对抗轴心国的领导者，兼同盟国武器的兵工厂和总后勤的供应基地。对中印缅战区，只好以那时的中国元首蒋介石为司令，派史迪威为参谋长，为了增加史迪威的威权，罗斯福另外给他加派了一个头衔“美国罗斯福总统代表”，正式行文通知蒋介石。因此，史迪威也时时以这个钦差“代表”的名义，跟蒋介石分庭抗礼。当蒋介石以中缅印战区司令官对参谋长史迪威有所指示或命令，而史迪威觉得不对或不爽时，就以罗斯福总统代表的身份与他抗争。因为史迪威在中缅印战区的位阶，在美国的军队系统说，是跟艾森豪威尔、麦克阿瑟一样的。何况史迪威还有绝对权力分配美国武器给这个战区内的所有军队。后来史迪威坚持派美国陆军观察组去延安，致使蒋介石和史迪威的冲突表面化。最终蒋介石要求美国召回史迪威，那是蒋介石对美国主子直接说“不”的赤裸裸表露。还好罗斯福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前去世了，不然蒋介石有的是苦头吃。
史迪威认为战场统帅对部下要有信心，要充分授权，下级军官才会专注、决断、应变。出了差错上级要勇于负责，推给下级去扛责任的，不是好上级。越级指挥非万不得已不做，除非战情万分紧急，电信不通。缅甸战场失利，带领部队脱离战场当然以撤出路线相对安全为最优先考量，这是战场主将责无旁贷的义务。蒋介石既下令派史迪威在缅甸战场指挥中国远征军及英国军队，而中国远征军主将杜聿明却事事要向蒋介石请示，连撤出缅甸的路线选择都要蒋介石做决定。史迪威奔向印度是经过仔细观察战场态势后才下决心的，他看到可能的危险，远征军带兵官杜聿明不可能看不到走向印度是条近路且无日军阻挡，史迪威能看出，杜聿明也看得出。为什么杜聿明不走，难道他是凭自己的判断择路野人山的？奔向印度，会变成杜聿明跟着史迪威走，从而构成不听从校长的话的“证据”，于是为了证明他的“听话”，冤枉的牺牲了几万袍泽的性命也在所不惜。杜聿明是蒋介石塑造出来的“大将”，任何一个杜聿明负责的战役，都要让蒋介石过一把“亲自指挥”的瘾，他只是忠实地为蒋介石做一名“高级传令兵”而已。打败了仗，也轮不到他去负责任，官阶照样升上去。
④ 中国抗日战争一定要蒋介石来领导吗
史迪威对这个提法，大不以为然，他认为：中国抗日需要有一个好的领导，那是肯定的。但要蒋介石来领导，那只是将就将就现实吧。
就我看到过的资料，西安事变之后，国民党宣传机器才开始突出“抗日战争非蒋介石领导不可”。
西安事变结束后，张学良糊里糊涂、像被鬼迷了心窍似的，跟着蒋介石上了飞机。回到南京后，国民党宣传机器仓促间编故事的重点，便是向全国军民解释：为什么张杨冒然发动“兵谏”，活捉蒋介石为阶下囚，杀气腾腾地逼其抗日，却没多久又峰回路转，人质与绑匪都到南京来了。
虚拟历史故事的第一个要素，是事件本身的紧要关头，参与的人数不能多，以免有人说三道四，泄露天机。当时在西安谈判释蒋介石与抗日大事，只有周恩来、张学良、宋美龄三人。宋美龄只求家属能平安脱险回南京，去处理国民党内部因西安事变引发的权力斗争，尤其是以救蒋介石为名、讨伐张杨叛变、下令空军轰炸西安的，大有人在。宋美龄恐怕轰炸会逼张杨蛮干，送掉蒋介石的性命。周恩来则是作为中共中央全权代表参加谈判，推动西安事变和平解决的。三人是怎么谈的？释放蒋介石有什么条件？这三人都不讲，谁也猜不出。事后，不利于蒋介石的话语，宋美龄当然不会说；张学良则自投罗网，再也没有机会说出真相；而周恩来无论说什么，“共匪造谣”四字诀，即可化解而消之无形。如此一来，编故事的人就有了自由发挥的空间。
国民党的宣传当然需要解释，为什么张学良会乖乖地跟着蒋介石回南京；但又不能说得太轻松、简单，而且要彰显出领袖精神道德的伟大感召力。
国民党宣传的故事是这样说的：西安事变之夜，枪声一响，蒋介石就机警地逃出华清池的官邸，但蒋介石的日记被缴获了，张学良一读之下，发现其中有关蒋介石的抗日决心与计划，对其谋国之忠、虑事之远，极为震惊。顿悟之下，决心要付出代价以弥补他对领袖之不敬，不顾一切后果以维护全军统帅的面子和威严。于是张学良真心悔改，像信了上帝的教徒一样，以赎罪的心情，自愿地跟蒋介石回到南京。
蒋介石的日记，载有怒斥张学良以下犯上、劫持统帅、目无法纪之类的话语，也形容了张学良的无地自容。蒋介石日记里的自我形象，俨然是毫不顾虑自身安危的样子，至于蒋介石有没有像电影里，人质面对绑匪、求饶唯恐不及的场景，只有张学良、蒋介石二人知道。而那时的实况，有没有写日记的时间或心情，更只有蒋介石一人知道。
国民党在西安事变后的宣传，打造出“抗日战争非蒋介石领导不可”的印象，并逐渐扩散，有不少人也信了。张学良成为铁证，通过张学良的故事提出，抗日非介石蒋领导不可，所以才跟蒋介石回南京，以维护最高统帅的威严颜面。
影响中国近代史的西安事变的真相，变得跟罗生门一般难解。
实际上从1931年的“九一八”事变后，尤其在1933年各路国民党军抵御日本入侵的长城抗战之后，中国人“抗日”已经不是呼声，而是对国家领导人的强烈“要求”，“西安事变”可以视为是提出这个“要求”的一种最激烈的方式。史迪威并非唯一看到事态如此演变的人。
西安事变对于蒋介石来说算是以喜剧收场，安全回到南京，而张学良傻乎乎地跟蒋介石而去，算是悲剧结束其后半生。卢沟桥事变前，大国学家章太炎先生对蒋介石坚持不停地打内战、“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说出一句听似粗鄙的话“王八蛋来领导抗日，我都拥护他”，真实地反映出当时中国人对日本的侵略已达忍无可忍的心理状态。蒋介石的“攘外必先安内”政策，势必非转一百八十度不可，变成“安内必先攘外”。中国共产党趁此不可逆转的抗日大势而宣传，迫蒋介石停止剿共，则是顺理成章的事。
史迪威曾举下面两个例子说明，当时只要打日本，不管谁，只要能以“公心”领导抗日，中国各派军事势力都不会保存实力，一定服从领导。
① 九一八事变后，日本人在河北搞“华北自治独立运动”，那是29军的势力范围；宋哲元军长在日本和蒋介石中央的夹缝中，找平衡、求生存，但不卖国。所以当日军侵略凶焰要烧过长城时，29军决然在那里抵抗日军。赵登禹师长亲率大刀队500人，在喜峰口夜袭日寇，一场拼战，赵登禹一身是血，砍杀日军三四百人，大刀队回来的不足百人。这就是以后唱遍中国“大刀向鬼子们的头上砍去”的真实场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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