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美]保罗·克鲁格曼
出版社：中信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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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略性贸易与国际经济试读：
序言
中信出版社的吴素萍老师和乔卫兵老师盛情邀请我为《战略性贸易与国际经济》的中文版再版写个序言，虽然近期杂事特多，但我还是欣然应允，一方面是盛情难却，另一方面更是因为这本书的重要性。《战略性贸易与国际经济》是2008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克鲁格曼（Paul Krugman）教授主编的一本专门研讨战略性贸易政策与产业政策的会议专刊。如同克鲁格曼教授在导言中提到的，该书并非是一本技术性很强的专门为学院派专业研究者写的论文集，而是面对政策制定者和对经济学感兴趣的读者量身定做的入门普及型介绍读物。所以，即使没有很强的专业背景，读者也可以轻而易举地领略书中精髓。而这篇小序则旨在帮大家快速地了解书中主要内容，以及对当今中国经济改革和发展的可能借鉴意义。
书中最重要的内容无疑是战略性贸易政策。按照经典国际贸易理论，小国的最优贸易政策是零关税，因为征收任何进口关税都会导致经济的扭曲和福利的损失，因而最优的设计就是政府当守门员，啥事都不做，市场自然会有一只无形而无所不在的手，使得经济有条不紊地健康发展。那对大国呢？大国因为在国际贸易中进口地位重要，出口伙伴国会降低本国出口品价格去抢市场份额，所以征收关税虽然会改善该国的贸易条件，可能有利于其国民福利。但问题是，“堤内损失堤外补”，其他国家也会模仿，在其他产品上采取报复性的高关税，所以，到头来，大国征收也不见得是好事。说白了，不管大国小国，在贸易政策上，就是别瞎折腾，老庄的无为之道就是最佳策略。
好了，这样各国政要都可以放心睡觉了。因为开放经济的好坏不在于政策制定者的水平，而在于国际客观环境，大家都可以放心地当甩手掌柜了。
不过，问题是，面对同一国际客观环境，为什么有的国家外贸发展迅速？相关产业蓬勃发展？而有的国家经济和产业长期萎靡不振？
对此，在这本书中，布兰德和斯潘塞教授提供了一个很好的理论解释，那就是政府可以对某些部门进行重点扶持，特别是那些具有比较优势、在国际市场上占据比较大的市场份额但同时也面临激烈国际竞争的产业。通过给予各种形式的政策支持（比如研发补助、出口信贷支持），这些产业会因为本国产业政策的扶持而变得强大，在与国外同行竞争中拔得头筹，这种产业政策会特别有效，特别是在典型的寡头垄断竞争市场中。
有没有例证呢？当然有，比如说美国波音（Boeing）和欧盟空中客车（AirBus）的竞争。比如说，两家巨头都想开发巨型客机如波音B777和空中客车A390，但如果两家都大量生产，那么因为市场国际需求不够，后开发大型客机的厂商肯定要吃亏。如果一家公司进入，另外一家的最优策略就是退出；反之亦然。这样，博弈的结果就取决于时间先后，简单的企业最优策略是先下手为强。但是，如果美国政府能给波音提供大量的政策扶植（比如研发补助），那么无论空中客车做什么选择，得到补助的波音最优的策略肯定是进入市场。给定这个补助信息是公开可得，那么，空中客车的最优策略是选择退出。这样，波音是赢者通吃。就整个国家福利而言，美国只是付出了少量的投入——政府投入，而获得整个市场从而可以攫取巨利，何乐而不为？这就是策略性贸易政策的精髓！
换言之，政府可以有所作为。在有效市场之外，还可以有个有为的政府。
正所谓“一石激起千层浪”。因为布兰德和斯潘塞教授的战略性贸易政策与传统的贸易理论大相径庭，所以从20世纪80年代其观点一提出开始，就引起了热烈的学术讨论。思辨主要体现在其理论假设是否真实和其政策实践是否有效。本书正是这一思辨的一个集中体现。
争论的一个关键核心是政府扶持产业的信息是否是公开的。怀疑者认为，如果产业扶持力度不是公开的，而且如果竞争性企业的外国政府也同样实施扶持政策，那博弈有可能出现最差的纳什均衡：两家巨无霸企业同时进入市场，并两败俱伤。更坏的是，两国政府所付出的成本更是“颗粒无收”，所以，无论从哪个角度衡量，两国的福利都是变得更差。退一步来讲，哪怕不考虑外国政府可能模仿实施策略贸易扶持，一国政府也很难界定哪些产业是需要扶持，或者适宜的扶持力度有多大。换言之，理论上，战略性贸易政策可能有效，但它的实现会受到许多现实的限制。所以，要达到“有效市场、有为政府”两者相得益彰，对政策制定者的水平有很高的要求，所谓，政策“运用之妙，存乎一心”。
此外，本书进一步讨论了另外一个更根本性的问题，产业政策有没有用？通常坊间的一个误识是产业政策只有拉美各国采用过，而且结果是一团糟、瞎折腾。但克鲁格曼主编的这本书清楚地告诉过读者，包括美国、日本、法国等市场经济高度发达的国家在不同时段、不同产业、不同程度都采用过产业政策。更重要的是，总体而言，效果蛮好，利大于弊。
20世纪70年代，日本经济取代德国，一跃成为全球第二。从那时起，美日之间的关系也变得特别微妙。日本政策制定者在70年代已意识到人力资本的重要性。强调为保持日本的长期核心竞争力，日本必须从物质资本丰富型国家向人力资本国家过渡；同时必须保持日本在传统资本密集产品的比较优势。事实上，日本在20世纪七八十年代做得很成功，日本的汽车、摩托车出口增长很快，并占据了美国相当的市场份额。
狼来了，山姆大叔怎么办？“屠龙术”主要有三招。一是通过《广场协议》等多次国际商贸金融谈判要求日元升值，这主要是金融汇率手段，不在本书的探讨范围。二是威胁要对日本汽车产业实施高关税贸易制裁，威迫日本自愿实施出口配额，限制其汽车出口。三是对摩托车行业实行产业保护，以应对铃木等摩托制造大咖的出口威胁。三管齐下之后，美国汽车、摩托车产业终于渡过难关，保住了它们在国内市场的半壁江山。“几家欢喜几家愁”，在美国强势的产业政策之下，日本只是在汽车产业上找到了出路。表面上，日本汽车“明修栈道”，同意自愿出口限制；另外一方面却“暗度陈仓”,政府鼓励日本企业到美国国内建厂，进行绿地投资。结果也还是占据了相当的市场份额。然而，日本经济或因为日元的长期升值，终于迎来了长达三十年的“垮掉时代”，“无可奈何花落去”。
正所谓“你方唱罢我登台”，今天中国终于全面取代日本，成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在整个美国沃尔玛都充斥着“中国制造”商标的今天，“中国威胁论”有增无减，中美关系也如同三十年前的美日关系一样微妙。中国会不会成为第二个日本？中国目前正面临着产业升级和结构转型，要不要产业政策？或者说，如何制定有效的产业政策？这些问题都值得我们深思。而读者面前的这本小册子无疑提供了很好的素材，帮助我们思考。
值得一提的是，这本书的各章作者和评论人都是全球一流的贸易经济学大家。提到的布兰德教授和斯潘塞教授除了是长期默契的合作者以外，还是夫妇！一对伉俪以己之力开创了国际贸易的新篇章——目前战略性贸易政策已成为所有国际贸易教材的必备内容。比如美国加利福尼亚大学戴维斯分校的罗伯特·芬思厥( Robert Feenstra)教授风靡全球的本科国际贸易教材就有专门章节介绍战略性贸易政策。而布兰德教授和斯潘塞教授论文的评论人吉恩·格罗斯曼教授更是国际贸易学领域的翘楚。有一则故事：有学者问到享誉全球的老一辈贸易理论大师、已故的威斯康星大学教授罗伯特·包德温(Robert Baldwin)教授一个经济学难题时，他深思后答：“这个问题建议你问我儿子和我女婿。”问者自然知道他儿子是克鲁格曼的长期合作者理查德·包德温(RichardBaldwin)教授，但不知他女婿是何许高人? 答：吉恩·格罗斯曼。这一家可谓是国际贸易学界的“三苏”。最后，就翻译水平而言，我的同事和领导海闻教授主持翻译的这本书通俗易懂，“信、达、雅”并馨，相信读者可以越过原著语言的障碍而轻松地掌握书中精髓！
是为序。余淼杰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教授、青年长江学者2016年8月1日于美国加利福尼亚大学戴维斯分校01导论：贸易政策的新思路保罗·克鲁格曼
本书中收集的论文是为开一个很不寻常的研讨会做准备的。在这个研讨会上，两部分平时很少直接联系的人坐到一起。一边是政府官员和私人企业的代表，他们对贸易政策的关心完全是从日常事务的实际问题出发的；另一边则是学术界的经济学家和政治学家，他们思考而不是制定贸易政策或处理有关政策上的问题。虽然一些“关心实际问题”的与会者们与学术研究也有联系，一些学术界的人士也从事商业与政府工作，然而从总体上讲，这次会议的组织者发起的是一次由来自两个截然不同的领域的人进行的研讨会。
本导论的目的在于帮助解释这样一次会议的必要性。因为这本书和这次会议一样，主要针对商界与政界人士，而非学术界人士，所以我的论文主要解释为什么贸易政策的新思路虽然有时看上去显得抽象并与现实问题脱节，但对于从事实际工作的人来说是相当重要的。此外，我还想解释一下为什么学者们需要与政策制定者或工商界人士进行交流，为什么这种交流的结果是互惠互利的。贸易政策的理论与实践
从事实际工作的人往往很难认真对待抽象的理论分析。充斥于大多数经济学文献中的公式、图表和术语似乎与现实距离很远，人们经常怀疑它们是否真的有用。这种偏见并非完全没有道理。的确，学术界往往更热衷于追求理论的严谨性，而不关心它们是否与现实问题有关，更喜欢追求数学论证的精确，而不去解决现实世界纷繁复杂的问题。
但是，如果工商界与政界的领导人因此便认为，经济学的理论分析与现实无关或毫无用处，因而不屑一顾的话，那么这种认识也是错误的。这是因为：无论是否招人喜欢，经济学家们谈论的问题都与政策有关。认为实践中的经济政策只反映政治利益而不是理论分析的看法，虽然看上去精明、实在，其实是错误的。实际上，理论分析有助于解决政策争论，其影响通常比人们普遍想象的更大。
约翰·梅纳德·凯恩斯在《就业、利息与货币通论》一书的结尾，精彩地阐述了这一观点：经济学家与政治哲学家们的思想，无论对错，比一般人
们所认为的更有影响力。实际上，这个世界是被其他少数人
统治的。那些自认为根本不受任何思想影响的实干家们，通
常是某位已故经济学家的奴隶。那些掌权的狂人，自认为他
们的思想得自天启，其实他们狂妄的思想是来自几年前某位
拙劣的作家。我深信，与思想的逐渐渗透相比，既得利益的
力量被过分地夸大了……或迟或早，不论好坏，危险的是思
想，而不是既得利益。
凯恩斯的著作所产生的影响本身就是其观点的一个证明。无论正确与否，凯恩斯为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提供了一个他人难以企及的清晰严谨的分析框架。多年来，凯恩斯的思想影响了全世界的政策。正如凯恩斯可能已经预料到的那样，他那个时代争论的理论已经成为我们这个时代的常识，以至于那些自以为只谈论实际问题的男人和女人们所使用的措辞和思想，实际上都是凯恩斯主义的。
这些年来，经济政策在很大程度上受到最初来源于学术界思想的影响。货币主义及供给学派的经济学，无论是否是很好的理论，对它们的运用肯定已对近来的一些实际事务产生了影响。
毫不夸张地说，理论在日常的政策制定中的重要性远远超出人们的想象。我们都知道，政府的决策会受利益集团和政治因素的影响。但如果认为只有这些因素决定政策，那就极其荒谬了。一个观点的理论水平如何，并不总是决定性的，但是在其他条件相同的情况下，它却可以产生相当大的影响。任何一个参加过美国政府官方决策的人都知道，如果一些集团的政策建议有系统的和深思熟虑的分析作后盾，就可以扭转政治上的不利局势；相反，如果缺乏充分的理论依据，哪怕有再强硬的政治支持，一个提案也有可能被否决。我本人在政府工作的时候，就常常看到政治考虑优先于经济分析的情况——这并不奇怪，但令人惊奇的是，有时甚至一些有强烈政治背景的政策，由于没有很好的理论分析基础也会陷入困境。我听说，一家公司的一项政策建议虽然得到了工商界和政界许多身居高位的朋友的广泛支持，但一年多仍然毫无进展，主要原因是政府经济学家们能轻易地把这些提议批得一文不值。最后，这家公司请了一些优秀的经济学家为其撰写了一份很有说服力的报告，很可能正是因为这个因素或其他一些原因，该公司最终摆脱了窘境。其中的关键是这家公司发现了理论分析的质量确实会改变提案的说服力。
一位美国高级贸易官员在谈到贸易政策的政治压力时说：“贸易保护主义者们所需要的只是一个理论领袖——一个贸易保护主义的阿特·拉弗（Art Laffer）。”在本书中，我不想指出他是谁，不过这位官员的确又一次道出了理论分析的重要性。无论一项政策背后的利益集团有多么强大，如果该提议缺乏令人信服的理论支持，也会遭遇重重困难。
至此，我只强调了我们必须重视经济分析，是因为它在政策制定中起着重要作用。这也许是一个很关键、很现实的原因，但还有一个更重要的原因：理论分析常常是正确的，它能揭示出一些不作分析时有可能被忽视的问题。我们经常认为，如果一个高水平的商人在其工作领域或行业内是一个专家，那么他在分析政策对其行业的影响方面也应是一个权威。如果政策的影响是直接的，这种认识也许是正确的。但是，经济政策的许多最重要的影响往往都是间接的。在这种情况下，一个能透过现象得到全面认识的理论分析就变得至关重要。经济学家们在这些方面可以有所作为，因为正是在对间接效应的分析中，理论分析和数学模型变得十分重要。下面，让我以三个贸易政策为例来说明这一观点。
第一个例子是关于农产品贸易的问题。与欧共体（EEC）农产品出口的冲突，使得美国有时也考虑运用补贴或其他优惠政策促使其他国家购买美国的农产品而非其竞争对手欧共体的农产品。这项提议的支持者通常会提出一个有关补贴可以带来额外出口的估计。这个估计是基于占领目标市场的直接影响做出的。然而，由于忽视了间接影响，这种估计通常偏高。例如，欧洲的谷物从某个市场退出，就不得不出口到另一个市场中，除非欧共体愿意削减其出口，否则结果将是美国在其他地方失去市场，美国出口的净增长就会比预计的小。
第二个例子是有关财政预算政策和国际竞争力的关系问题。许多经济学家认为，美国目前的贸易赤字很大程度上是由于财政赤字引起的，因为财政赤字使利率提高，高利率吸引国外资本流入，从而使美元升值，并造成美国竞争力的下降。这里需要指出的是，影响当前美国企业国际竞争力的最主要因素，来自那些并非直接针对受影响的市场制定的政策，来自那些即使对自己的行业战略十分熟悉的企业经理也可能不太理解的政策。这样就有必要进行抽象的推理，从这些特定的产业出发，理解这类政策的影响。
第三个例子来自本书的一篇论文。吉恩·格罗斯曼（Gene Grossman）在他的论文（本书第3章）中指出，出口部门不得不为了获得有限的资源（如熟练的劳动力等）而相互竞争。对一些部门的出口支持政策将提高使用这些资源的成本，从而导致另一些部门竞争力的减弱。这意味着在采取任何一种有选择性的出口鼓励政策之前，必须非常清楚地认识到哪些出口部门在边际上比其他部门更值得扶持，否则这种举措会降低生产率。
以上的例子都表明，从理论上进行经济分析，对正确评估贸易政策是必不可少的。然而，经济学家提供理论分析这一事实，并不能也不该自然而然地得到认可。我们还需要确定这些分析是否确实与现实密切相关。从这点来看，对贸易政策的传统经济分析开始显得有点力不从心。尽管大多数的经济学家——至少包括本书的一些作者在内——仍然坚信自由贸易，然而，古典经济学中用来支持自由贸易的经济分析开始显得越来越不切实际。
一方面，这是因为世界已经发生了变化，一直可以用来说明1880年甚至1950年的经济状况的古典的自由贸易理论，已不适用于解释1984年的世界经济。其中的原因我们会在下一节讨论。另一方面，这是因为我们对市场的运作规律有了更深的了解。无论哪个原因，关键的问题是，经济学家们可能仍然会支持自由贸易，但如果他们想保持其理论的可信性，就必须更新自己的论据。贸易政策环境的变化
在本文的第一节，我强调了对商人和政府官员来说，理解国际贸易与贸易政策的经济分析是十分重要的。然而，本书的主题并非只是贸易的经济分析，而是贸易政策的“新思路”。在过去的几年中，经济学家分析贸易问题的方式已经开始改变。正如我们将在下文讨论的那样，这种变化可能最终促使贸易政策的变化。为了理解这种新思路的含义，首先必须弄清转变观念的原因。
我们可以举出贸易政策的经济分析发生变化的三个原因：首先，贸易在美国经济中的地位和美国在世界经济中的地位已经发生改变；其次，国际贸易自身的特征一直在发生变化，并影响到美国和其他国家；最后，经济学领域的思想变化，尤其是在产业结构和竞争的分析中发生的思想变化，也影响了从事贸易政策研究的经济学家。美国在世界经济中地位的变化
在过去的几十年中，美国在世界经济中地位最重要的变化，就是贸易的重要性稳步上升。让我们用一个简单的数字来说明：1960~1980年，进出口占美国制造业增加值的比重增长了一倍多。这种变化并不仅仅局限在量上，说明了国际因素对美国的重要性发生了质的变化。在1960年，美国制造业的产品主要是面向国内消费者，企业的竞争对手主要是国内的厂商。他们即使出口，通常也只是较为次要的行为；即使有来自外国厂商的竞争，通常也是不足为患的。到了20世纪80年代，国际因素成为一个重要方面。很多企业，也可能是大多数的企业，要么严重依赖出口，要么在美国市场上面临外国企业的激烈竞争。
这些因素是如何影响我们在贸易政策方面的观点的呢？最主要的影响是：它把以前一直被认为是纯国内性质的问题转化为一个把贸易政策作为重要组成部分的问题。尤其是在处理市场控制力、超额回报率以及创新和技术变革等问题时，我们都不得不慎重考虑贸易政策。
首先，考虑市场控制力问题。在只有少数企业集结的行业中，美国传统的政策是限制公司，以牺牲消费者利益为代价，抬高价格和赚取超额利润。如今美国已成为一个贸易大国，政策目标也就复杂化了。一方面，政府仍然要保护消费者免受剥削；另一方面，在有高收益的情况下，还要考虑让本国厂商保持并扩大在这些高收益中的份额。正如从本书中将看到的那样，我们有理由相信，在只有少数企业集中的产业中，贸易政策可以发挥积极作用，增加本国厂商的利益。或者，我们至少应该关注外国政府是否有可能采取这种贸易政策来促进该国这类产业的厂商的发展。
其次，看看创新与技术变革的问题。美国在这方面的政策是鼓励企业进行像基础性研究一样能在经济中其他部门产生有价值的技术外溢的创新活动。这方面之所以成为一个贸易问题，是因为美国现在只是许多从事产生这种外溢活动的国家之一。这意味着贸易政策可以是决定技术变革速度的一个重要因素。比如，外国通过补贴或者保护国内市场来“支持”高技术部门的发展，可能使美国一些确实对美国经济其他部门产生外溢的行业萎缩——这也许是考虑产业政策的国际影响的核心问题。贸易特征的变化
贸易重要性的迅速提高，也使得另外一个变化引人注目。这一变化的重要性直到最近才开始被人们完全理解，这就是贸易特征的变化：贸易已不再是古典理论所设想的和现在的教科书中仍然在讲的那种交换。
传统的国际贸易理论把贸易看作是国家之间从彼此的差异中互利的一种方法。因为国家在气候、文化、技术、资源等方面的差异，每一个国家在生产一些对该国情况特别适合的产品上具有比较优势。这种理论使人们认为，贸易主要是反映各国独有的优势产品之间的交换——比如发达国家出口制成品，而发展中国家出口原材料。
现在的情况是，国家的基本特征仍然主要决定国际贸易的基本模式。有熟练劳动力的国家倾向于出口技术密集型的产品，土地资源丰富的国家出口农产品，等等。然而，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国际贸易的相当一部分（而且越来越多）不可简单地归因于出口这些产品国家的潜在优势；相反，贸易似乎反映的是来源于规模经济或在激烈的技术竞争中暂时取得领先地位而形成的没有规律的或暂时的优势。
为了理解这种转变，让我们看一下英国的贸易变化过程。不难看到，在古典经济学盛行的19世纪，国家的特征是如何决定英国的对外贸易的。英国由于拥有熟练的劳动力、充裕的资源和丰富的经验，在制造业方面具有比较优势。因此，英国主要出口工业制成品并进口原材料。然而，20世纪70年代，英国出口的主要是制成品，进口的主要也是制成品。即使再仔细研究贸易数据，也很难找到英国出口和进口的工业制成品有什么固定的模式。事实上，在许多情况下，非常相似的产品既有出口又有进口。
这种并无潜在比较优势的产品大量双向贸易的原因并不难找到：一是大规模生产的优势，而这种优势使国家之间的劳动分工基本上是随机的；二是积累的经验所带来的优势，它有时使最初偶然的优势变成了永久的优势；三是创新带来的短暂的优势。但更重要的是，对贸易政策的传统经济分析所依据的贸易理论，并未考虑到这些引起国际分工的因素。正如我下一节所要讨论的那样，传统的贸易政策的结论可能因此已经不适于当今世界。如今，这些因素对解释贸易和对我们更好地理解传统的比较优势理论都很重要。
我们还需注意到国际贸易中与此有关的一个变化：在那些导致国际分工的力量中，技术似乎显得越来越重要。在许多产业中，竞争优势好像既不是由国家潜在的特征决定的，也不是由大规模生产的静态优势决定的，而是由公司研究与开发活动所产生的知识和经验决定的。但是，正如我们已经提到的，技术革新是一种很可能会对经济中的其他部门产生重要外溢的活动。它在国际贸易中日益增长的重要性，加强了我们对贸易政策的分析基础进行重新思考的需要。分析的新工具
促使贸易政策分析性质改变的最后一个原因，是经济学其他领域中的新思想在国际经济学中的应用。尤其是20世纪70年代产业组织领域的重大发展，出现了用于分析仅有少数几家厂商相互竞争的产业（用经济学的术语来说就是“寡头”）的新方法。
大部分传统的经济分析是建立在市场不会偏离“完全竞争”太远的假设之上的，即在这种市场上有许多生产者，每一个生产者的力量都非常小，不会试图去影响价格或其竞争对手未来的行为。然而，贸易模式的变化明确地说明了该假设对研究贸易政策是不合适的。正如我们刚才所提到的，现在相当一部分的贸易似乎是由大规模生产的优势、积累的经验所带来的优势和创新带来的短暂的优势所引起的。在这些因素占主导地位的产业中，我们将难以看到众多小厂商之间原子状的竞争，而这一点正是用来描述“完全竞争”世界所必不可少的。在美国，像波音公司或卡特彼勒（Caterpillar）公司主要的出口商以及许多较小的厂商面临的竞争，与种植小麦的农场主以及服装制造商所面临的竞争是不同的。它们只有屈指可数的几个竞争对手，并且都有某种影响价格的能力，它们做出战略性的行动，以图影响竞争对手的行为。
处于这种境况的厂商被经济学家称为处于“不完全竞争”的市场中。这并不意味着竞争不激烈或厂商的行为有点反常，只是意味着在这些市场中所发生的事情不同，要比用简单的供给和需求概念所描述的市场复杂得多。换言之，这种不完全是经济学家的认识不完全，而不是真实世界不完全。
尽管我们的认识是不完全的，但这种情况正在改善。特别是最近的一些重要研究工作已经有助于揭示出厂商的战略选择是如何受产业结构影响，以及战略选择又是如何反过来决定产业结构的。这些工作的最初目的是研究像反托拉斯、管制和创新政策之类的国内问题的。然而，正如我们已经看到的那样，国内问题和国际问题的区别已经越来越不明显了。正是由于这些研究不完全竞争行业的工作，才使国际经济学家有了更多的工具来解决变化中的环境提出的许多问题。
因此，总的来说，重新思考贸易政策的分析基础，既是对实际环境变化的适应，也反映了经济学领域的知识发展。首先，贸易重要性的提高使我们有必要将历来被认为是纯国内的问题纳入国际范畴中来思考。其次，贸易特征的变化，即贸易不再是因为比较优势，而是因为一些更复杂的因素，要求人们重新思考传统的贸易政策理论。最后，经济专业理论的日趋完善，使得实际操作者们也愿意抛弃他们传统的且越来越站不住脚的简单化的假设。
然而，这一切将对贸易政策的实施产生什么样的影响呢？下一部分我们将讨论贸易思维转变的重要性。贸易政策的新思路支持自由贸易的传统观点
经济学家们呼吁自由贸易并非出于盲目的偏见，而是建立在一套具有严密逻辑的理论框架基础之上的。即便是那些已经开始改变我们对贸易的看法的新思想，也只是修正而非全盘否定这一框架。
支持自由贸易的观点自然只是支持自由市场的所有观点的一部分。尽管许多人对这个观点并不陌生，我们还是不妨在此扼要地复述一下。这一观点可以简述如下：除了失业问题——经济学家通常认为这是需求方面的问题，可以用货币政策来解决——之外，基本的经济问题是如何分配资本、熟练劳动力、原材料等稀缺的资源。资源的有限性使得人们不得不在各种活动之间进行选择。市场机制所提供的是一个分散进行选择的方式。市场机制并不要求任何人明确地决定生产什么和怎样生产，它允许企业和个人通过价格机制间接地决定选择的优先顺序。
如今，大多数经济学家相信，通过这种分散化的市场机制来配置资源是十分有效的。在理想化的市场经济数学模型中，市场运作得如此完善，以至于很难对它再作改进。虽然大多数经济学家也承认这些模型过于理想化，但传统的观点仍然认为市场机制运行得很好。
这和支持自由贸易有什么关系呢？经济学家的这种观点的实质，就是认为进出口活动与其他经济活动基本上没有什么不同。国际贸易可被看作是一个生产过程，在此过程中，一国相对便宜的商品被转化为相对昂贵的商品。因此，就像其他经济活动一样，对外贸易也可完全交由分散化的市场机制去最有效地完成。
关于这个观点在技术上还需稍加限制。在某种特定商品上拥有巨大市场份额的国家，可以通过限制出口来抬高世界价格，从而使该国受益。没有人认为，实行自由贸易会使沙特阿拉伯比现在更富裕。然而，除此以外，传统的理论认为，国际市场与国内市场没有太大的区别。因此，一个让市场自行发挥作用的总体政策应该对这两个市场都是适用的。
在这一观点中还有一个不太准确的问题尚需特别强调。传统的自由贸易的观点并不因为其他国家不实行自由贸易而不成立。例如，假设世界小麦价格由于出口补贴而被压低了，澳大利亚这样的国家的理性反应应该是：减少小麦生产，生产更多的其他产品。如果澳大利亚政府允许事态自由发展，这种情况就会发生。对此，政府不应该有特别的干预。关于这一点，经济学家有一个古老相传的比喻：如果因为其他国家不实行自由贸易，我们也不实行自由贸易，那就好比因为其他国家有多岩石的海岸，我们也必须封锁港口一样。
诚然，传统的经济分析为自由贸易提供了一个有力的支持，即便在一个其他国家都离自由贸易很远的世界也是如此。但是，正如我们已经看到的那样，传统的分析能否作为合适的研究贸易的框架，受到了严峻的挑战。下一个问题是，对传统分析的修改会使经济学家对贸易产生什么样的不同认识呢？事实上，这整本书都是对这一问题的回答。下面，还是让我们从一个简要的概述开始讨论这个问题。新思想的含义
传统的支持自由贸易的观点部分地建立在理想化的理论模型之上，在该模型中，自由贸易可以被证明是最有效的。经济学家一直很清楚，如果抛弃了这些理论中的某些理想化的假设，市场有效的结论就值得怀疑了。然而，他们倾向于认为，这些理想化的模型可以得出基本正确的结论，偏离这些理想化模型的情况只是使分析稍微复杂了一点。传统的对市场有效率的信念，部分地反映了人们对现实的判断，但它也同样反映了人们还不具备精确地描述偏离完全市场会发生什么情况的能力。
贸易特征的变化和经济理论的深入发展，使人们不能再这样为自由贸易辩护了。一方面，我们不得不承认占世界贸易大部分的产业根本不能用供需分析来描述，供需分析认为，让市场自行其是是最好不过的了。正如我们所看到的那样，相当一部分贸易需要用规模经济、学习曲线和动态创新来解释，而这些现象都与自由贸易是最好的政策这一结论的理想化假设不相容。经济学家们把这些现象定义为“市场不完全”，这个术语本身就意味着存在不同于理想化体系的状态。然而，在现实中，这种市场不完善很可能是普遍情况，而不仅仅是例外。
另一方面，分析工具的日趋改进，至少使一部分坚持完全市场假设的原因不能成立。此前，经济学家还可以也确实声称他们对不完全竞争在国际贸易中的政策含义知之甚少，几乎说不出所以然来。如今，虽然仍有很多不确定性，但经济学家们毕竟已能基本上洞察一些事情的本质了。
这些新认识是什么呢？现在出现的对贸易政策基础的重新思考，提出了两种认为积极的贸易政策可以比自由贸易更能使一国受益的方法，不过这会使其竞争对手承担损失。一种办法是通过政府政策使国家获得较大份额的“租金”；另一种办法是通过这些政策使国家获得更多的“外部经济”。第一个术语对经济学家和一般人有不同的含义；第二个术语在英语里根本就是没有意义的。下面我们分别解释一下这两个术语。“租金”在经济学中是指“某种要素所得到的高于该要素用于其他用途所获得的收益”。它可以是某个产业所获得的高于其他相同风险产业的利润率；或者是一个工人所获得的高于其他部门相同熟练程度的工人所能获得的工资。如果在某些部门中有重要的租金存在，则贸易政策可以通过让该国在产生租金的产业部门获得更大的份额来增加国民收入。
传统的观点认为，在竞争激烈的经济中，租金非常少，所以到底是谁获得租金并不重要。如果某一产业的利润或工资非常高，资本和劳动就会涌入该产业，从而使这种超额利润很快消失。
如果贸易的新思路是正确的，重要的贸易部门就应是那些租金不会轻易因竞争而消失的部门。例如，如果存在大规模生产的优势、比较陡的学习曲线，即使该产业中现有的企业能获得高额利润，支付高工资，或二者兼而有之，新进入的企业也难保证有利可图。
一旦我们相信某些部门确实存在大量的租金，那么至少从理论上讲，就有可能通过贸易政策使本国获得更多的租金。比如，假设某些产品的世界市场可以容纳两家都能获得高额利润的厂商，但若有第三家进入，利润就会消失。在这种情况下，结局只能是这两家厂商获得相当多的租金，而无法通过竞争使租金消失。显然，每一个国家都希望本国的一家厂商成为这对幸运儿中的一个。一国可以以他国的利益损失为代价，通过保护或补贴政策增加本国租金的份额，提高其国民收入，现在这一点已经从理论上得到了证明。
外部经济则为采取积极的贸易政策提供了另一个依据。经济学家所称的“外部经济”，是指一些个人或厂商从其他从事某种经济活动的个人或厂商那里获得的收益。其中最可能的例子就是，某一领域产生的知识扩散到其他厂商和部门。虽然外部经济和租金是两个不同的概念，但它也为实行扶持某些部门的政策提供了一个很好的理由。在这里，主要问题不是这些部门的资本与劳动获得了高额回报，而是它们为社会创造了高额回报，因为除了它们自己的收入之外，还为社会其他部门的劳动和资本带来了收益。
外部经济之所以成为一个贸易问题，是因为在对贸易的重新评估中对技术创新的作用有了更深刻的认识。由于涉及产生知识，技术革新很可能产生有益的外溢。因此，有充分的理由相信，贸易政策可以被用来扶持能够产生外部经济的活动。比如，假设我们知道某些高技术产业将对经济的其他部门产生大量的技术外溢，我们就可以用保护或出口补贴等政策扶持这些部门的发展，从而提高国民收入。而外国政府对这些部门的支持和保护，可能使我们丧失这些有益的技术外溢，因此我们应予以反击。这与认为无论外国政府采取何种举动本国实行自由贸易都是合理的传统观点是背道而驰的。中心问题
传统的贸易分析和新的分析在某些重要方面有异曲同工之处。两种分析都认为贸易不是一个零和博弈，它可以使参与贸易的各国都有机会获利。新的贸易分析也认为，一国的各个产业为争夺有限的资本、劳动等资源而相互竞争，同时也与其他国家的企业争夺市场。这意味着对国内某一部门的扶持或保护，将以牺牲其他部门的利益为代价。无论外国企业的竞争是否公平，也无论这种竞争是来自他国的潜在优势还是该国政府的补贴，这一事实同样存在。
新贸易分析的不同之处是关于资源配置的变动是否重要的问题。比如，如果外国的贸易政策使得美国一些产业萎缩，另一些产业扩张，这是否会降低美国的国民收入？另外，对某些关键部门实行优惠政策是否会提高美国的国民收入？
对这些问题的回答在于我们是否可以识别一些在边际上比其他部门更重要的部门。经济中是否存在劳动和资本能直接获得比它们在其他地方更高的报酬，或者给经济的其他部门带来特殊利益的“战略性”活动呢？这是新旧两种观点的分歧所在。
传统的观点认为不存在“战略”部门。竞争会使任何不同部门之间同质的劳动或资本所获得的报酬不可能有太大的差别。引导资源分配的市场价格是社会回报率非常好的指示器，能使生产者获得的报酬与其产出价值基本上一致。
新的观点则提出了战略性部门存在的可能性。由于当今规模经济、经验优势以及创新在解释贸易模式中的作用日益重要，租金越来越不可能因竞争而完全消失，也就是说，在一些产业，资本或劳动有时会获得比其他产业高得多的回报。因为技术竞争越来越重要，某些产业将产生重要的外部经济的观点业已变得越来越有道理。在这种情况下，生产者对社会创造的价值并没有得到完全的报酬。
所有这些都说明，极端支持自由贸易的观点——市场已运作得非常好，不可能再对它作任何改进了——是站不住脚的。从这个意义上讲，国际贸易的新思想为美国政府转向更积极的贸易政策提供了有力的理论依据。
然而，证明自由贸易是不完美的与提出另外一个理论之间还存在很大差距。本书所收集的论文总体上都同意我们需要重新思考贸易政策的框架，但是对如何运用新的框架仍存在很多分歧，因而我们有必要讨论这些分歧的来源。政策问题
本文前面几部分所讨论的贸易新思想，澄清了以下问题：建立在理想化理论模型之上的古典自由贸易已不再适合当今的情况。现在的世界比以前更复杂了。毫无疑问，这种复杂性原则上为积极的贸易或产业政策获得成功提供了可能性。
但是，这并不意味着一切都万事大吉了。对于贸易的新思想应以何种方式影响美国的贸易政策，还存在严重的问题。本文中我只提出问题，而本书中的其他文章则已开始尝试回答这些问题。我们能识别战略部门吗
正如我前文所提到的那样，对贸易的新分析得出的结论与古典理论所教给我们的不同，有一些部门在边际上比其他部门对整个经济更重要。但这并不意味着政府应该采取积极的政策，扶植或保护某些特殊的部门，除非我们有可靠的方法能够识别出这些部门。
我建议的一项确认战略部门的标准是，看这一部门是否有大量的租金存在，即该部门的资本或劳动的回报率是否特别高。要识别高工资或高利润的部门可能并不难，但有几个方面的因素容易引起混乱。
第一个问题是，怎样把租金与质量差异区分开来。如果一个产业比其他产业支付的工资高，那么到底是因为对同样的劳动支付了不同的工资，还是因为高工资产业雇用了技术更熟练和素质更高的工人呢？在后一种情况下，就没有特殊的理由去扶持这个高工资产业。实际上，如果在没有增加高技能工人的情况下试图推动高工资产业的发展，就会造成低技术工人的失业加剧。人们有时能听到关于政府应该将目标定在发展人均高附加值产业的建议，但是人们往往没有弄清楚这种高附加值是否仅仅反映了高投入，在这种情况下，这种建议只是一个误导。
第二个问题是，一些产业之所以有较高的收益率，可能是因为我们只考虑到成功的企业，而未考虑到失败的企业。假如投资某产业的公司中只有一半成功，而另一半失败了，那么即使我们后来看到成功的企业得到了两倍于平均收益率的收益，但该行业的整体收益率也只达到平均水平。
同这些幸运企业一样，还存在幸运产业的问题。如果有利的技术发展或需求转变促使某一产业迅速发展，那么原先在该产业中的企业与工人一般会意外地得到短暂的高利润和高工资。但新进入的企业和工人却不能获得这样的意外收入，因而，扶持该产业的政策实际上并不是把资源配置到盈利高的地方。
这些反对意见并不意味着我们没有希望来识别那些资本和劳动回报率高的产业，以及那些通过公共政策鼓励资本和劳动进入从而可以增加国民收入的产业，而只是说，不能仅仅根据过去5年的利润率与工资来识别战略行业，而需要进行认真和详细的分析。
对于另一个标准，即外部经济，我们该怎么办呢？这里的问题是，很难用某一企业的研究开发活动或经验对其他企业所产生的技术外溢进行衡量。关键问题是，根据定义，外溢是没有市场价格的，因此，我们无法确定其价值。几乎还没有人试图衡量外部经济，已有的一些尝试也只是对过去的关系所作的历史研究。然而，对于贸易政策来说，需要的是对未来的外部经济进行评估，例如计算机工业的革新进程如何受国内半导体工业规模的影响。可是，要作这样的评估，唯一的方法是对该产业进行细致的了解并作大量的推测。
因此，我们不得不承认，我们没有任何信心说，我们知道该如何识别战略部门。正如下文我们将简短讨论的那样，人们可以从这个结论所产生的许多政策规范中任意选择一项。我们能成功地实施战略性政策吗
假设我们对刚才提出的一些怀疑置之不理，设想我们可以通过仔细地研究制订出一个方案，识别需要扶持的产业。下一个问题则是，我们能否使用某种政策成功地促进这些部门的发展。
目前的理论和实证分析表明，关于该领域内政策的有效性还有两点尚存疑虑，尽管这两点可能不那么至关重要。
第一个问题是，政府想要扶持的部门可能在相当大的程度上互相争夺训练有素的劳动力等稀缺的资源。如果产业间存在这种竞争，政府的政策很可能是以扶持了不应扶持的部门而告终。
一个假设的例子可能有助于理解这个问题。假设美国政府计划对软件工业的研究开发活动提供补贴。除非经过精确的计划，否则这样的补贴很容易使拥有正规研究机构的大公司得到更多的补贴，而那些研究活动与其他活动划分得不是很清楚的小公司得到的补贴会比较少。熟练的软件设计人员就会离开小公司。但如果最终证明是小公司而非大公司产生有利的外溢，那么补贴反而不利于生产。
设计这样的政策来帮助重要产业所面临的第二个问题是，如何在复杂的战略环境中预测政策的效果。新贸易思想的整个要点就在于，它认识到许多产业并非像经济学教科书所说的那样，是简单的只涉及供给与需求的产业。因此，在复杂的产业中预测政策对产业行为的影响，远比在简单的市场中困难得多。例如，出口补贴可能减少外国竞争，迅速提高受补贴产业的利润。另外，它也可能导致价格战，最终减少利润。只从纯理论的角度很难推断出到底会出现哪一种情况。
重申一下，以上所有这些问题并不是说我们只好无所作为，只是说至少到目前为止，这些新思想还不能为政策提供直接的指导。我们能相信自己可以明智地运用这些新思想吗
假定我们已经确切地知道哪些产业应受到扶持和如何扶持，另外一个疑虑自然就是现实世界是否适合我们很好地运用这些新思想。这一疑虑一部分是关于我们的能力，另一部分是关于客观情况。
新贸易思想还不能为政策提供简单的指导。难道美国政府仅根据一些提出的问题比给出的答案还多的思想就能采取有效的行动吗？政策制定最终依据的是一份3页的备忘录，而不是一份500页的详细报告。给定这种现实情况，这些新思想对此能有所帮助吗？
再举一个例子可能更有启发性。新贸易理论所提出的问题与公司战略有关，但把它提到了一个更高和更复杂的高度。我们知道，在20世纪70年代，许多企业希望战略性计划能为它们带来巨额利润，现在回想起来，结果却令它们大失所望。事实证明，理论很难付诸实践，因为一味强调战略可能转移企业的注意力，忽视商业的一些基本方面。因此，不难得出结论，如果美国也试图实施非常复杂的贸易政策，就会面临同样的问题。
另外，美国的政治体制能对这些复杂的观点作出客观的反应吗？正如本书中一些文章所强调的那样，一些与贸易政策利害攸关的利益集团能轻易地在新思想中找到借口，去支持那些有利于自己而对整个国家并非有利的政策，因而实行战略性政策是有风险的。目前已经有迹象表明了这一点。据我所知，本书中的一些作者非常惊奇地发现他们的观点已被别人利用，对此，他们也许有些担心。外国政府将作何反应
最后一个问题源于美国对其他国家的贸易政策的变动所产生的不确定影响，这种影响对双方都存在。
国际贸易体制是建立在以正规的、有法律效力的协定来限制某些种类的贸易政策的基础之上的。显然，这些协定对限制各国为所欲为有一定作用，但同时也有许多民族主义的贸易和产业政策仍在实行，其中有一些就是以美国的利益损失为代价的。
如果美国根据新贸易理论也希望采取更积极的贸易和产业政策，情况会怎样呢？在这个问题上，各种观点的分歧很大。一种观点认为，主要结果会是美国讨价还价的能力增强，并能更有效地说服其他国家放弃对美国不利的政策。另一种观点则认为，这样做会破坏国家之间的合作，从而导致世界范围的“以邻为壑”的贸易政策的盛行。政策建议
本次会议的目的并不在于提出某种统一的政策建议，在本文中我也不打算对其他文章的政策含义作出判断。但为了便于组织，我认为根据我们一直在讨论的新思想，可以得出四个“一般性”的政策建议。这四种观点在本书中都有提到。
1. 立即采取行动。根据这种看法，尽管对什么是合适的贸易政策还存在很多不确定性，但应根据我们所能做的最好的分析立即采取行动。这种观点可能是因为相信这样做的收益很高，也可能是因为相信其他国家已经在这样做，而让我们承担了损失。
2. 采取行动，但要谨慎一些。这种观点认为，只有在情况相当明了时（或许在一些高技术部门）方可采取行动。然而，美国贸易政策的哲学是从除了极端情况外都实行自由贸易的做法转向更复杂的干预政策。与这种政策观点相对应的自然就是要求制订研究调查计划以识别政府应如何有效地干预贸易。
3. 谨慎为好，不要采取行动。这种观点虽然认为美国贸易政策哲学的这种根本转变所带来的不确定性与政治风险将超过其利益，但仍需要进行调查研究。持这种观点的人虽然认为美国基本上应保持自由贸易政策，但要小心其他国家的贸易政策对美国造成伤害。
4. 坚决反对采取行动。这种观点认为，积极的贸易政策所带来的收益可能非常小，合适的政策也很难找到，增加的灵活性可能由于国内的政治原因而被滥用，从而导致国际经济关系恶化，如果是这种情况，贸易政策的风险将会很高。这种观点认为，对美国来说，自由贸易很可能比任何干预政策都合适。
我尽量使所有这些观点听起来合理。这些观点的支持者都是一些很有名望的人（更确切地说，每一种观点都有许多有名望的支持者）。我们希望（也应该是这样）这些观点最终由经验来证明其正确与否。本书概览
本书中的论文是围绕贸易政策的新思路组织安排的，论及了四个主要方面。第一是贸易政策变化的理论基础；第二是新贸易政策的内容；第三是对实际贸易政策的评价；第四是新思想对未来的意义。
在第一部分的文章中，第一篇是贸易政策新思想这一学派的创建者之一詹姆斯·布兰德（James Brander）的文章。布兰德将传统的经济分析、博弈论研究的新进展和“战略性”贸易政策的理论依据联系起来，进行了令人深思的讨论。吉恩·格罗斯曼对布兰德的文章作了补充。格罗斯曼是最有影响的对积极贸易干预持怀疑态度的人之一，他清楚地描述了由于情况十分复杂和存在不确定性，这会妨碍任何将布兰德的理论付诸实践的雄心勃勃的尝试。
第二部分的文章以巴巴拉·斯潘塞（Barbara Spencer）的文章作为开始，她是这个新领域的另一个奠基人。斯潘塞提出了以下问题：假设政府试图采取与企业一样的方式制定国际竞争战略，其内容应该是什么？斯潘塞提供的答案指出了新思想的力量和将它们付诸实践所面临的困难。接下来，米歇尔·博鲁斯（Michael Borrus）、劳拉·泰森（Laura Tyson）和约翰·齐斯曼（John Zysman）用在伯克利国际经济学圆桌会议中收集到的大量案例研究，从不同角度对该问题进行了讨论，对政府政策在高科技领域国际竞争中的作用进行了精辟的论述。最后，乔纳森·伊顿（Jonathan Eaton）讨论了一个与本会组织者有关的问题：信贷政策在一个贸易经常受到金融约束的世界中的作用。
第三部分讨论了此类政策的实际经验。山村光三（Kozo Yamamura）关于日本经济的讨论表明，“战略性”的观点的确已贯穿在日本政府的政策制定中，并主导着日本经济的发展。山村也指出，20世纪五六十年代日本所实行的信贷与外汇管制政策的经验，对日本和我们的未来都不是一个好的指导。杰弗里·卡林纳（Geoffrey Carliner）从一个更广阔的角度讨论了战略性政策，他强调在实践中政策是由许多动机共同决定的。接着，威廉·克莱因（William Cline）对我们那些有问题产业的政策进行了分析。他发现，虽然政策的目标常常是调整与恢复竞争力，而实际上政治力量左右了具体的政策选择，而且没有几个受到保护的产业真正恢复了竞争力。
第四部分作者展望未来。大卫·理查森（J. David Richardson）陈述了新思想对国际体系的含义，重述了布兰德提出的问题，强调国家的贸易战略相互影响的问题。威廉·布兰森（William Branson）与阿尔文·克兰沃里克（Alvin Klevorick）回顾了为使政策制定者与学者们能经常联系所作的努力，指出这种新思想将对现实产生多大的影响。最后，阿维纳什·迪克西特（Avinash Dixit）告诉我们要谨慎从事，他提醒我们不要因为新思想的光辉就抛弃了那些经过千辛万苦才得来的真知灼见，尤其是当这种思想能被用于政治目的时。
从这个简单的描述中我们可以看到，本书并不是在讲述一个观点或得出一个结论，这并非本书的目的所在，而是为了促进最具有创新精神的思想家和深思熟虑的实干家们之间的交流。在这一点上，我相信它是成功的。02战略性贸易和产业政策的依据詹姆斯·布兰德
总的来说，职业经济学家们仍然反对使用像出口补贴那样的所谓“战略性”贸易和产业政策。这一反对意见来源于多方面，其中包括对政府的不信任，但最重要的来源（至少在学术圈里）可能是主流国际贸易理论对世界的一些看法。国际贸易的正统理论认为，贸易和投资模式是由比较优势决定的，而自由市场是发挥比较优势的最好途径。这样，政府的最佳政策是保持一种完全不干预的姿态。本文则提出了一些与此相反的观点，并表明如能稍微偏离标准理论，向现实世界靠近一些的话，我们就能给出政府干预政策的依据。
然而，在讨论任何合理的政策手段和策略之前，首先需要确定政策的目标是什么。如果人们对政策目标产生分歧，他们在政策手段上存在分歧也就不足为奇了。例如，如果一部分人认为，由于军事原因，贸易政策的一个目标应该是保持一个强大的国内钢铁工业，则这部分人自然会赞成对钢铁工业的保护或补贴。相反，那些不把国内钢铁工业的发展作为重要国防目标的人会反对这样的政策。当然，问题的关键是要明确地区分是目标上的分歧还是手段上的分歧。
经济学家们通常关心经济效率和收入分配这两个目标。粗略地说，对经济效率的追求，考虑怎样使要被分配的福利总体最大化。只要谈到分配问题，经济学家们通常希望用一些总体政策（主要是指税收和转移支付制度）来追求平等目标，认为其他经济政策均应主要针对效率。最后，我们必须自始至终明确所针对的群体是些什么人，以及我们（或政策制定者）所关心的是哪些人的福利。在政策讨论中，我们通常假定提高国家福利（而不是世界福利）是政府政策的目标。
本文只讨论一些特定的贸易政策的经济依据。在这里，经济目标是要考虑的唯一目标，这并不排除存在一些赞成贸易政策的合理的非经济论据。例如，出口补贴对向友好国家提供主要出口商品可以起到很好的作用，而出口限制则可用来阻止向非友好国家的技术转移。这样一些政策无疑是重要的，但这里不作介绍。
贸易理论中的不干预政策，实际上是对亚当·斯密（1776）首先阐明的经济思想中一个最重要主题的一点扩展。这一主题是，私人生产者之间的竞争促进了资源的有效利用。对这一理论的精确表述包含在福利经济学第一定理中，即“完全竞争是有效率的”。换句话说，自由市场在推动效率方面可以达到预期目的，而干预只会降低效率。福利经济学第二定理以及相关的政策主张则进一步断言，任何分配目标都可以通过财富或收入的再分配得到最好的实现，效率目标则可由自由竞争市场完成。
当然，这些定理的成立需要许多重要条件，包括不存在外部性和公共产品，可自由获得相关信息以及所有产品和服务都存在着市场。然而，正如福利经济学第一定理所指出的，其核心条件是市场是完全竞争的。完全竞争意味着单个厂商相信他们对市场价格不会产生影响，每个厂商都认为价格是由市场外生给定的，并相信可以按当时的市场价格卖出自己想要出售的所有产品。行业中的自由进入和退出，则进一步保证了厂商没有经济利润或“纯”利润，厂商的所得恰好可以用于支付各种费用，包括对所有者们足够多的报酬，以保证他们不退出该行业。完全竞争的假设在某些行业与现实非常接近；对一些特定目的而言，完全竞争甚至也可能是对整个经济的一种较好的近似描述。问题是，完全竞争这一假定排除或忽略了现实世界中的许多方面，而这些方面在考虑贸易政策时却是重要的。
具体地说，在一个完全竞争的环境里，一个厂商没有必要担心另一厂商扩大生产或削价会使自己的产品被迫削价出售或受到其他不利影响，厂商之间不存在任何战略上的相互影响。另外，“完全竞争”的假定不太容易处理涉及巨额开办费或企业一般管理费用的成本结构，而且也不太容易处理“干中学”以及研究与开发活动。
总之，包含在主流国际贸易理论中的完全竞争的假设，不能解决由厂商和政策制定者提出的关键问题。我不想为考虑不完全竞争就可以产生有利于政策干预的观点辩护，但我可以断言，如果用至少能抓住商人们关心的现象的模型来分析贸易政策会比较有意义。
正如前面指出的那样，福利经济学第一定理的成立需要许多条件，其中任何一条不成立都可能导致市场没有效率，即所谓的市场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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