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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吕思勉

出版社:译林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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吕思勉文集:史学与史籍七种

吕思勉文集:史学与史籍七种试读:

历史研究法

一、为什么要研究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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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到底是怎样一种学问?研究了它有什么用处?

提出这一个问题,我知道多数人都能不待思索而回答道:历史是前车之鉴。什么叫做前车之鉴呢?那就是:从前的人所做的事情,成功的,大家认为好的,我们可奉以为法,照着他做;失败的,大家认为坏的,我们当引以为戒,不照着他做。姑无论成功失败,不尽由于做法的好坏;众人所谓好坏,不足为准;即置二者于弗论,世事亦安有真相同的?执着相同的方法,去应付不同的事情,哪有不失败之理?在社会变迁较缓慢之世,前后的事情,相类似的成分较多,执陈方以医新病,贻误尚浅,到社会情形变化剧烈时,就更难说了。近代世界大通,开出一个从古未有的新局面,我们所以应付之者,几于着着失败,其根源就在于此。所以愤激的人说道:历史是足以误事的。因为不读历史,倒还面对着事实,一件新事情来,要去考察它的真相,以定应付的方针;一有了历史知识,先入为主,就会借重已往的经验,来应付现在的事情,而不再去考察其真相;即使去考察,亦易为成见所蔽,而不能见其真相了。如咸丰十年,僧格林沁把英、法兵打败了,薛福成的文集里,有一篇文章记载其事,深致惋惜之意。他说:咸丰八年,业经把英、法兵打败了,这一次如能再打一个胜仗,则他们相去数千里,远隔重洋,不易再来第三次,时局就可望转机了。近代世界交通的情形,是否英、法再战败一次,即不易三来?当日清朝腐败的情形,是否再战胜一次,时局即可望转机?我们在今日看起来,可谓洞若观火,而在当日,号称开通的薛福成竟不能知,这也无怪其然。当日英、法的情形,自非薛氏所能洞悉。然使薛氏而毫无历史知识倒也不会作英、法再败即不易三来的推测。有了历史知识,照历史上的成例推测,相去数千里,远隔重洋,而要兴兵至于三次、四次,确是不容易的,无怪薛氏要作此推测了。据此看来,历史知识足以误事之言,并不能说它不对。然而没有历史知识,亦未尝不误事。当袁世凯想做皇帝时,先由筹安会诸人列名发出通电,说要从学理上研究中国的国体问题,到底君主民主,孰为适宜?当时大家看见这个通电,就说:袁世凯想做皇帝了。我却不以为然。我说:这其中必然别有缘故,深曲隐蔽,不可轻于推测。为什么呢?我以为生于现今世界,而还想做皇帝,还想推戴人家做皇帝,除非目不识丁,全不知天南地北的人,不至于此,以此推测袁世凯和筹安会诸人,未免太浅薄了,所以我有此见解。然而后来,事情一层层披露出来,竟尔不过如此,这不是一件奇事么?此无他,还是缺乏历史知识而已。据这件事情看来,历史知识是不会误事的,所以误事,还是苦于历史知识的不足。这话怎样讲呢?须知道世界上是没有全无历史知识的人的。我们和人家谈话,总听得他说从前如何如何,这就是历史知识。所谓历史,原不过是积从前如何如何而成,所以此等人和专门的史学家,其知识之相去,亦不过程度之差而已。袁世凯和筹安会中人,想做皇帝,想推戴人家做皇帝时,亦何尝没有他们的历史知识?在中国历史上,皇帝是如此做成的;推戴人家做皇帝,是如此而成功的,岂能说是没有?以当时的情形而论,反对的人,自然不会没有的,然而据历史上的成例推测,岂不可期其软化?即有少数人不肯软化,又岂不可望其削平?这个,据着他们仅有的、一偏的历史知识推测,自亦可以作此断案,自不免于希冀侥幸。倘使他们再多读一些近代的外国历史;倘使他们的心思再能用得深一点,知道历史上的事情前后不符的甚多,未可轻易地执着前事以推断后事;他们自然不至于有此失着了。所以说:误事的不是历史知识,只是历史知识的不足。

历史上成功的,大家所认为好的事情,既不能摹仿;据历史上的成例,以推断事情,又易陷于错误;而没有历史知识,又要误事;然则如何是好呢?须知道:应付事情,最紧要的,是要注意于学与术之别。学是所以求知道事物的真相的,术则是应付事物的方法。浅薄的人往往说:我能够应付就得了,事物的真相,管它干么?殊不知你知道了事物的真相,应付的方法自然会生出来,只有浅薄的应付方法,则终必穷于应付而后已。浅近些说:我们要做一张桌子、一张椅子,这自然是有成法可循的,然而木料之类,有时而不凑手,怎样办呢?倘使你只会按照一定的样子做,就要束手无策了。如你明于原理,那就可以随时变化。桌面上是要安放东西的,所以要是个平面,只要是平面,其形状是正方的,长方的,正圆的,椭圆的,甚而至于都不是的,却不是顶紧要的条件。普通的桌、椅,总是四只脚,那是求其安放得牢,然则只要安放得牢,三只脚也未尝不可以;倘使只有一根粗的木材,能够撑定在中间,也未尝不可以;又何必定要四只脚呢?这是举其两端为例,其余可以类推。做桌、椅是最呆板的事,尚且如此,何况较活动的事?何况所应付的是人而不是物呢?然则事物的真相,如何能够知道呢?那史学家有一句名言道:“现在不能说明现在。”为什么现在不能说明现在呢?那是由于一切事物,有其“然”,必有其“所以然”,不知其所以然,是不会了解其然的性质的。我们要用一个人,为什么要打听他的出身?为什么要打听他的经历?岂不以一个人的性格、才能等等,就是他的出身、经历等等造成的。我们试再反躬自省:我为什么成为这样子的我,岂不和我所生长的家庭,我所肄业的学校,我所交往的朋友,我所从事的职业,都有很大的关系?倘使我生在别的家庭里,在别的学校里肄业;我所交往的朋友,换过一班人;我所从事的职业,也换成别一种;我岂能成为现在的我?我们再放眼纵观:我们所认得的人,为什么成为他现在这个样子?读书的人多少有些迂腐气,做官的人多少有些官僚气,生意人多少有些市侩气,白相人多少有些流氓气,这是为什么?他们是生来如此的么?然则中国的社会为什么和欧洲不同?欧洲的社会,为什么和日本不同?甚而至于英国和美国不同;日本和朝鲜不同;就中国的社会,南北风气亦不能尽同,其故安在?就可以深长思了。寻常人对于一切事物,大都不甚深求,所以觉得不成问题。其实略加思考,任何事物,所以如此,莫不有很深远的原因在内;深求其故,无不可以追溯至于极远之世的。固然,我们对于一切事物,总不能真正寻根究底,然而多知道一些,毕竟要好一些,然则历史怎好不研究呢?

有人说:你的话是对了。可是已往的事情多着呢,我们如何能尽记,亦且如何能尽知?这话不错。一天的新闻纸所载,奚啻社会上所发生的事情的几万万万分之一;历史的所载,又奚啻新闻纸的几万万万分之一;我们能知道什么?历史又何从谈起呢?且慢,我们现在是怎样的一个人?你在社会上,占如何一种位置?人家如何应付你?你没有不明白的。我们所以能够明白这些,岂不由于已往的记忆?然而我们已往的事,我们亦何尝能尽记?然则我要明白我之所以为我,正不必把已往的事情全记牢,只要记得其“足以使我成为现在的我的事情”就够了。在人如此,社会亦何独不然?又何至于要把已往的事情全记呢?然而问题就在这里了。

二、历史的历史

任何一件事,非追溯其已往,不能明白其现在;任何一件事,求其原因,都可以追溯到极远;而又不必把已往的事情全记。这种说法,看似微妙,其实是容易明白的。问题就在对于已往的事情,要把其使现在成为现在的,挑选出来,而我们现在所挑选的是否得当呢?这话就很难说了。须知历史,亦只是在一定的环境中,自然发生、成长之物,并不是自始即照着理想做的;更不是人类自始就有什么高远的理想。说到此,则我们不能不一一考究所谓历史的历史了。

用普通人的眼光看起来,历史的起源是很远的,所以一开卷,就是些荒诞不经、渺茫难考的话。其实历史比起人类的年龄来,是很小的。人类的年龄,假定为五十万年,则历史的年龄,大约不过其百分之一;而且比较可靠的,还至少要打一个对折。我们对于已往的知识,自不甘以此为限。所以在没有历史的时代,也要想法子把它补作起来。因此,有所谓历史时代和先史时代,所谓历史时代,是当时的人,有意把它当时或以前的事,记载下来,传给后人,而其所传者,至今还有存留的。所谓先史时代,则这种遗留之物,已无所有,所有的一切,都是后人补作出来的。历史的流传,原不以语言和文字为限,然由语言或文字流传的,究居其极大部分;语言和文字,从广义上说起来,原即一物,文字不过是语言的扩大而已,然语言非借文字,不能传诸久远。所以从大体上说,亦可以说:历史时代,大略和有文字的时代相当;先史时代,则属于未有文字的时代。

历史时代所流传下来的,是些什么东西呢?据我们所见到的,可以分为下列几种:(一)国家所设立的记事之官,即所谓史官所记的。其中又分为:(1)记事之史。其书之存于现在者为《春秋》。(2)记言之史。其书之存于现在者为《尚书》。此系就整部的体例言,若记事、记言之史零碎材料存于古书之中的,则不可胜举。又《春秋》为记事之史,《尚书》为记言之史。亦系就其大体言之,其中亦自有不能划一之处如《禹贡》即并非记言之体。总之,古书编纂错乱,体例总不能尽纯,不可十分拘泥。(3)古代的法、令、章程之类。其书之存于现在者为《礼》。小的为一事的仪式,如《仪礼》所记是;大的则可以关涉国家行政机关的组织及法令的全般,古人亦称为礼,如《周礼》是。后世之《唐六典》,即系仿《周礼》而作的,明、清《会典》,又系仿《唐六典》而作的。(4)贵族的世系,古称为帝系、世本,简称为系、世,但世本亦是它的通名。所以《世本》这部书,内容亦兼记帝王的统系。系、世的记载据《周礼》,系小史之职。(5)古人自记其功勋,或记其先世功勋之作,即所谓金石刻。金属的寿命,尤较石为悠久,故古器物存于后世的,以金为尤多。(二)私人所传述的故事,或伟大人物的言行。以其起于口耳相传,故其后虽笔之于书,而仍称为语。传述一件故事或一个人的言行的,都谓之语。前者如武王克商之事,《礼记·乐记》称为《牧野之语》是;后者如《国语》,是分国编纂的语;《论语》,论同伦,类也,此书乃孔子及孔门弟子的言行被分类编纂的。《史记》的列传,其原本实称为语,所以在他篇中述及,尚称之为语,如称《淮阴侯列传》曰《淮阴侯语》是。大抵士大夫所传述的,其所关涉之事较大,其说亦较近情理;农夫野老所传述的,则正相反。但要考见当时社会的情况,以及较古的情况,反宜于后者求之,一入士大夫口中,就被其以“言不雅驯”四字删去了。四字见《史记·五帝本纪赞》。中国的神话,颇觉贫乏其原因即由于此。中国的神话,惟《山海经》及《楚辞》的《离骚》《天问》等篇,包含较多。其见于纬书的,看似丰富,然多出后人伪造,至少曾经过改造,不甚可信。

历史的缘起,从心理方面说来,可以说:(一)属于理智方面。因为人类有求知的欲望,所以(1)属于无可解释之事,亦要给它一个解释,神话的起源即如此。(2)要记录已往之事,以做将来办事的根据或参考,国家设立史官的根源,就在于此。(3)要记录已往的事。以作后人的法戒,其说已如第一章所述。(二)属于情感方面。不论什么人,都有一个恋旧而不忍忘记之感情,所以要把自己的经历或他人的事情,是他认为有意义的,传述下来,留给后人。有这两种动机,历史就诞生出来了。但是古人对于主客观的分别,不甚清楚。所以(一)其所流传,真正的事实,和自己的意思,往往混合不分,甚至全篇的话,都是以意构造的,和现在的小说一般,而亦用记事的形式,流传下来,此即所谓寓言,最易使事实淆混。古代所谓小说,乃谓其出于街谈巷议,而不出于士大夫,说见《汉书·艺文志》。事实出于虚构,如后世之小说者,古人谓之寓言。后世的小说,情节虽经理想化,事实或有根据,然其人名、地名等,则必非其实,故不易与事实相混。古代之寓言,则正相反。情节出于虚构,而人、地名则多用真者,如《庄子·盗跖》篇,欲寓其“秀才遇着兵,有理讲不成”的理想,乃捏造一孔子欲说服盗跖,反为所大骂,几至遇祸之事,即其一例。(二)更古的人,则连生物和无生物、人和动植物的区别,都弄不清楚了,所以又有所谓神话。(三)就是述及制度,也是如此的,孰为当时实有的制度?孰为传述者的理想?二者并不分开。记制度者,以儒家之书为最多,儒学分今古文两派,今文言制度者,以《礼记》的《王制》篇为总汇,古文以《周礼》为大宗,皆系如此。诸子书言制度者,以《管子》为最多,亦系如此。所以古代的史实特别模糊。这种性质,大概秦、汉之际,是一个界限。在汉朝初年以前,历史所传的,如赵高指鹿为马之事,如流俗所谓鸿门宴的故事。见《史记·秦本纪》及《项羽本纪》。都是说得天花乱坠,极有趣味,而细想一想,就知道其万无此理的。其可信的程度,决不会超出后世的《三国演义》之上。秦、汉之际,尚且如此,前乎此者,就更不必说了。所以所谓古史,实当别为一科,专门研究。因为研究的人各有专长,而古史的研究,有需于特别技术者尤多。至某书或某书的某部分,是否当属于古史的范围,则当以其是否具有此种性质而定,不能执时代为断。从汉朝统一天下以后,文化发达,传述者的程度骤然提高;可靠的材料,流传下来的亦多,前乎此者,采取不足信的材料,亦不能为其人咎。因为历史是不能造作的,断不能以自己推想所信的,作为史实。流传下来的,只有这样的材料,自只能照其原样传给后人。而采取它的人,原并不以为可信,所以既采取之,而又加以辨正者亦甚多。历史便焕然改观了。

史学的发达,不能不为物力所限。古代作书的材料,简牍笨重,缣帛价贵,而书写又烦难,于是乎(一)著作难。(二)而材料之搜辑亦不易。所以能成立一部巨著的,非依靠国家,得其助力不可。司马谈、迁父子世为史官,即其一例。但自隋以前,作史的人,虽借国家的助力,而其事则仍系私人的事业。虽然有时候编成某一朝的历史,系出于国家的命令,亦都就有志于此,或业已从事于此者而命令之,国家不过给以某种助力而已。时代愈后,则(一)材料愈多,(二)所关涉的范围亦愈广,从分量和门类两方面而论,都非一人之力所克胜,唐时遂开集众纂修之例,此后就沿为故事了。可参看《史通》的《古今正史》《史官建置》两篇。其唐以后的事,可以参看本书的《史通评》。向来论史学的人,多数偏袒私家著述,而贱视集众修纂,这亦是一偏之见,其实二者是各有所长的。如《晋书》系集众所修,其纪、传的凌乱和琐屑,诚不能为讳,然志却是好的,即由聚集各专家,各用其所长之故。况且一人独著,事实上已陷于不可能,那也不必去追慕它了。

著述的人,都要靠国家的助力,其事自然和政治接近了。因书写材料之笨重和昂贵,以致书写艰难,流传不易的情形,自造纸术成功而一小变,至印刷术发明而一大变。然而从事于作史的都是所谓士大夫,士大夫是以政治为职业的,所以历史注重政治的情形,始终无甚变动。政治方面的现象,昔人所重视的有两种:(一)随时发生的事情,如某年月日太子生,某年月日旧君死,新君立,某年月日某外国入寇之类,这是无从预知的。(二)则政治上预定一个办法,以处理某种事务,此即所谓政治制度。其能行与否,诚未可知;行之而能历多久,亦未可知;然既定为制度,总是期其行之永久,至少亦是期其行之于某一时期之中的。这两种政治现象,马端临的《文献通考·总序》中,各给了它一个名目,称前者为理乱兴亡,后者为典章经制。历代的史籍,实以此二者为记载的中心。所谓正史,它的体裁,大体上有纪、传、表、志四种,《史记》尚有世家一体,乃系记载未统一前的列国的,后世已无其物,故诸史皆不用,欧阳修《新五代史》袭用其名,实属无谓;《晋书》有载记一体,源于《东观汉记》,《东观汉记》用以记开国时的群雄,《晋书》则用以记割据诸国,然亦可以不必别立名目,故他书亦总称为列传。本纪、列传,是所以记前一类的事实的,志是所以记后一类的事实的,表则二者皆可用。因其体例,于此两种事实,能够包括无遗,所以历代功令,定为正史。但纪、传之意,虽在于记事而以人为单位,于事实未免割裂,不便观览,此不能为司马迁咎,因古代的纪、传,事实多不相关涉;其相关涉的,材料性质亦各有不同,不能合并也。但后世袭用之,则使史事割裂。所以又有取别种体裁的书,与之并行,其记前一类事实,而以时间为条理系统的,谓之编年;挑选若干大事,逐事详其始末的,谓之纪事本末。记后一类事实的,有的通贯列代,如《通典》和《文献通考》是;有的专详一代,如《两汉会要》是。其随意记载,并无一定的范围,或并无条理系统的,则称为杂史。又有稗史、野史等名,其体例与正史同,而未列为正史的,清《四库书目》称为别史。专以人为主,而记其事迹的,则称为传记。包括年谱等。传记有专记一人的,亦有并列多人的,后者如《高僧传》《耆献类征》等都是。从前的历史,所取编纂的方式,重要的,大抵不外乎此。此外地理应当独立为一科。旧时书目,亦入史部之中,乃因(一)从前的地理偏于考古,论其性质,大部分系读史地理,不能独立为一科;(二)又旧时书籍,以经、史、子、集为四大部,地理不能归入经、子、集,势不得不附于史部之中。目录学的归入史部,亦可说是出于后一个理由。此外如诏令奏议、职官等门,则只可说是未经编纂的历史材料而已。时令亦列入史部,最为无理,即以旧时的分部论,亦应列入子部天文家之中。史评一门,内容分为(一)考证、评论史事;(二)论作史之法。二者同用一名,亦为未妥。有史时代的史材,大致如此。

先史时代的史材,则不是求之于书,而是取之于物的。其物,从性质上言之,可分为三类,即:(一)人类的遗骸。(二)古物。此门包括极广,不论食物、衣服、用具、建筑物、道路及天产品等都属之。能得实物固佳,如不能得,则得图画、模型,亦较但用文字说明者为亲切明白。惜乎从前绘画之技不甚精,辗转传抄或翻刻,更易失其原样;仿制之物,亦多以牟利为动机,如古钱便是。不尽可信而已。书籍,自其又一方面观之,亦为实物,如宋版、元椠,可观其纸墨、字体,而知当时制造及印刷的技术是。他种实物,更不待论,如钟鼎,一方面可观其铭刻,又一方面,即可观其冶铸的技术,其重要,实有过于根据其文字以考史事。中国从前科学不发达,不甚知道实物的价值,属于古物,偏重其有文字者,以致作伪者亦以此为务。如殷墟甲骨文,据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报告,伪造者确有其人,且有姓名及每伪造一片的价格。今后实不可不翻然改图。(三)为法、俗。法、俗二字,乃历史上四裔传中所用的。这两个字实在用得很好。法系指某一社会中有强行之力的事情,俗则大家自然能率循不越之事,所以这两个字,可以包括法、令和风俗、习惯;而衣、食、住、行等物质生活,在古代,亦皆包括于俗之中;所以这两个字的范围很广,几于能包括一个社会的一切情形。(1)法、俗的变迁,有的很迟,所以古代的法、俗,还存于现在,这固不啻目击的历史。(2)又其变迁,大抵有一定的途径,所以业经变迁之后,考察现在的情形,仍可推想已往的情形。(3)社会进化的阶段,亦往往相类。所以观察这一群人现在的情形,可以推测别一种人前代的情形。社会学之所以有裨于史学,其根源实在于此。此种材料,有的即在地面上,有的则须掘地以求之。大概时代愈远,则其有待于发掘者愈多。历史的年代,是能追溯得愈远愈好,所以锄头考古学和史学大有关系。

三、史学进化的几个阶段

不论哪一种学问,都是逐渐进步的,史学将来的进步未知如何,这或者连它所要走的方向,亦非现在所能预知。若回顾既往,则其进步,有历历可指的。我现在把它分做几个阶段,这可以看出史学发达的情形,而史学研究的方法,亦即因此而可知。

中国史学的进化,大略可以分做四个阶段:

第一个阶段可以把司马谈、迁父子做代表。他父子俩才有意网罗一切史材,做成一部当时的世界通史。所谓世界,总系以当时的人所知道的为界限,在近世世界大通以前,西洋人的所谓世界,亦系如此。所以《史记》实在是当时的世界史,而不是本国史。不但《史记》,即中国历代的正史,称为其时的世界史,亦无不可,因为它已经把它这时代所知道的外国,一概包括在内了。在他以前,固非没有知道看重历史的人,所以有许多材料,流传下来;还有一部无名氏所作的《世本》,史学家称它为《史记》的前身。《世本》亦有本纪,有世家,有传;又有谱,即表的前身;有《居篇》,记帝王都邑;有《作篇》,记一切事物创作之原;为书之所本。所以洪饴孙作《史表》,把它列在诸史之前。然总还是片段的、部分的保存而已,重视历史的观念,总还觉得未臻于圆满,到他父子俩,就大不相同了。所以他父子俩,可说是前此重视史学的思想的结晶,亦可说是后世编纂历史的事业的开山。这种精神,这种事业,可以说是承先启后。后来许多史学家的著作,都是从此基础之上发展出来的。

第二,自司马迁以后,史学界有许多名家。不过觉得史料要保存,要编纂;以诒后人而已,编纂的方法如何,加以研究的很少。到唐朝的刘知几,才于此加以检讨。据《唐书》的《刘知几传》,和他同时,怀抱相类的思想的,有好几个人,可见这是史学上进化自然的趋势,刘知几只是一个代表。他著了一部《史通》,对于古今的史籍,加以批评。他先把史籍分成正史和非正史两种,评论其可称为正史的,共有几家;其体裁适用于后世的,共有几种。见《史通》之《六家》《二体》《杂述》三篇。《六家》系刘知几认为正史的;《二体》则六家之中,刘氏谓其可行于后世的,所以其《古今正史》篇所述,亦以此二体为限;《杂述》则其所认为非正史的。对于材料的去取,以及编制的方法,文辞的应当如何,都一一加以研究。实为作史方法的一个大检讨。

第三,刘知几的《史通》,不过遵守前人的范围,对其作法加以研究而已。所谓范围,就是何种材料,当为史家之所取,何种材料可以置诸不问,刘知几和他以前的人,意见实无大异同,即可说他史学上根本的意见,和他以前的人,亦无大异同。到宋朝的郑樵,便又不同了。他反对断代史而主张通史,已经是史法上的一个大变。这还可说是《史记》的体例本来如此,而郑樵从而恢复之。其尤为重要的,则他觉得前人所搜集者,不足于用,而要于其外另增门类。他在《通志》的《总序》中,表示这种意见,而其所作的二十略,门类和内容亦确有出于前人之外的,据《总序》自述:《氏族》《六书》《七音》《天文》《地理》《都邑》《谥》《器服》《乐》《艺文》《校雠》《图谱》《金石》《灾祥》《昆虫草木》十五略,都出自胸臆,不袭汉、唐诸儒,此就内容而言。若以门类而论,则《六书》《七音》《校雠》《图谱》《金石》《昆虫草木》,乃全为郑氏所新立。这可说是史学上的一个大变革了。

第四,以从前的人所搜辑的范围为太狭,而要扩充于其外;这种见解,从史学知识当求其完全、广博而论,是无人能加以反对的,但是仅此门类,史料日日堆积,业已不胜其烦,不可遍览了,何况再要扩充于其外呢?如此,岂不将使历史成为不可观览之物么?然而要遏止这个趋势,把材料加以删除,却又不可。这事如何是好呢?于此,中国的大史学家章学诚出来,乃想得一个适当处置之法。他把史材和作成的史籍分为两物。储蓄史材,务求其详备;而作史则要提要钩玄,使学者可读。因史料的详备,史家著述才有确实的根据,和前此仅据残缺的材料的不同。亦惟史材完备保存,读者对于作者之书有所不足,乃可以根据史材而重作。一人的见解,总不能包括无遗,所以每一种历史,本该有若干人的著作并行。其大体完善,而或有错误、阙略之处,亦可根据史材,加以订补。因其如此,所以作史者可以放大胆,实行其提要钩玄,而不必有所顾虑。从前并史料和作成的史籍为一谈,一部书修成后,其所根据的材料,即多归于散佚。此亦系为物力所限,今后印刷术发达,纸墨价格低廉,此等状况可望渐变。作史的人觉其可惜,未免过而存之,往往弄得首尾衡决,不成体例;而过求谨严,多所刊落,确亦未免可惜;知章氏之说,就可以免于此弊了。章氏此种见解,实可谓为史学上一大发明。其他精辟的议论还多,然其价值,都在这一发明之下。

第五,史材务求详备,作史则要提要钩玄。这在现今的史学家,立说亦不过如此。然则章学诚的意见,和现在的史学家有何区别呢?的确,章学诚的意见,和现在的史学家是无甚异同的。他的意见,和现代的史学家只差得一步。倘使再进一步就和现在的史学家相同了。但这一步,在章学诚是无法再进的。这是为什么呢?那是由于现代的史学家,有别种科学做他的助力,而章学诚时代则无有。现代史学的进步,可说所受的都是别种科学之赐。史学所要明白的,是社会的一个总相,而这个总相,非各方面都明白,不会明白的。要求各方面都明白,则非各种科学发达不可。所以现在史学的发达,实得力于各种专门史的竞出。各种专门史日益进步,而普通史乃亦随之而进步。专门史严格论起来,是要归入各该科学范围之内,而不能算入史学范围内的。所以说史学的发达,是受各种科学之赐。然则各种专门史发达达于极点,普通史不要给它分割完了么?不。说明社会上的各种现象,是一件事;合各种现象,以说明社会的总相,又是一件事,二者是不可偏废的。社会是整个的,虽可分科研究,却不能说各科研究所得的结果之和,就是社会的总相。社会的总相,是专研究一科的人所不能明白的。倘使强作说明,必至于鲁莽灭裂而后已。所以各种科学发达,各种专门史日出不穷,普通史,即严格的完全属于史学范围内的历史,只有相得而益彰,决不至于无立足之地。史材要求详备,作史则要提要钩玄,是了,然史材要求详备,不过是求作史根据的确实;而各项史材,非有专门家加以一番研究,为之说明,是不能信为确实的。详备固然是确实的一个条件,然非即可该确实之全,所以非有各种科学以资辅助,史学根据的确实,亦即其基础的坚固,总还嫌其美中不足;而其所谓提要钩玄的方法,亦不会有一客观的标准,倘使各率其意而为之,又不免要聚讼纷纭,莫衷一是了。所以章学诚高尚的理想,必须靠现代科学的辅助,才能够达到。所以说:他和现代的新史学,只差了一步,而这一步,却不是他所能达到的。这不是他思力的不足,而是他所处的时代如此。如以思力而论,章氏在古今中外的史学界中,也可算得第一流了。

思想的进步,是因乎时代的。第一阶段,只觉得史料散佚的可惜,所以其所注意的在捜辑、编纂。第二阶段,渐渐感觉到搜辑、编纂如何才算适当的问题,所以其所注重的在史法。第三阶段,则因知识的进步,感觉到史学范围的太狭,而要求扩充,这可说是反映着学术思想的进步。第四阶段,因史籍堆积甚多,再图扩充,不免要使本身膨胀破裂,而割弃则又不可而起,虽未说及分科,然一人的才情和精力、时间,既不能兼容并包;而各个门类,以及每一门类中的各种材料,又都不容割爱;则势非提倡分科不可。所以史学若从章学诚的据点上,再行发展下去,亦必提倡分科研究;各种专门史亦必渐次兴起;不过现在既和外国的学术思想接触,自不妨借它的助力罢了。所以学问的进化,自有一个必然的趋势,而现在所谓新史学,即作为我们自己发展出来的一个阶段,亦无不可。

史学和文学,系属两事。文学系空想的,主于感情;史学系事实的,主于理智。所以在人类思想未甚进步,主客观的分别不甚严密的时代,史学和文学的关系,总是很密切的,到客观观念渐次明了时,情形就不同了。天下的人,有文学趣味的多,而懂得科学方法的少,所以虽然满口客观客观,其实读起记事一类的书来,是欢迎主观的叙述的。喜欢读稗史而不喜欢读正史;在正史中,则喜欢四史等而不喜欢宋以后的历史;和其看现在的报纸,喜欢小报而不喜欢大报,正是同一理由。殊不知四史等的叙述,全以主观为主,时代愈后,则客观的成分愈多,作者只叙述事实的外形,而其内容如何,则一任读者的推测,不再把自己的意思夹杂进去了,这亦是史学的一个进步。

四、旧时历史的弊病何在

从前的历史不适于现代人之用,这句话是人人会说的,然则从前的历史,弊病果安在呢?

提出这一个问题来,我们所回答的,第一句话,便是偏重于政治。“一部二十四史,只是帝王的家谱。”这一类的话,在今日,几乎成为口头禅了。这些话,或者言之太过,然而偏重政治的弊病,是百口莫能为讳的。且如衣、食、住、行,是人生最切要的事,读某一时期的历史,必须对于这种生活情形,知道一个大概,这是无待于言的了。我们读旧日的历史,所知道的却是些什么呢?我也承认,读旧日的历史,于这一类的情形,并非全无所得。然而读各正史中的舆服志,所知者,皇帝和官员所穿的衣服,所坐的车辆而已,平民的衣着,及其所用的交通工具,却并没有记载。我们读《齐书》的本纪,知道齐明帝很有俭德。当时大官所进的御膳,有一种唤作裹蒸,明帝把他画为十字形,分成四片,说:我吃不了这些,其余的可以留充晚膳。胡三省《通鉴注》说,在他这时候,还有裹蒸这种食物。是把糖和糯米、松子、胡桃仁,合着香药做成的,把竹皮包裹起来蒸熟。只有两个指头大,用不着画成四片。见齐明帝建武三年。裹蒸的大小,无关紧要,可以不必去管它。看它所用的材料和做法,大约就是现在嘉、湖细点中胡桃糕的前身,吾乡呼为玉带糕,正是用糖和糯米粉、松子、胡桃仁制成的,不过没有香药而已。因近代香药输入,不如宋、元时代的多而美。南北朝时,还没有蔗糖,就是宋、元之间,蔗糖也远不如今日之盛,胡三省所说的裹蒸,用何种糖不可知,齐明帝所吃的裹蒸,则所用的一定是米、麦糖,米、麦糖所制的点心,不甚宜于冷食,所以大官于日食时进之,等于现在席面上的点心,后来改用蔗糖,就变成现在的胡桃糕,作为闲食之用了。又据《南史·后妃传》:齐武帝永明九年,诏太庙四时祭荐其先人所喜食之物。其中荐给宣皇帝的,有起面饼一种。胡三省《通鉴注》说:“起面饼,今北人能为之。其饼浮软,以卷肉啖之,亦谓之卷饼。”这似乎就是现在山东薄饼的前身。胡氏又引程大昌的话,说起面饼系“入教面中,令松松然也。教,俗书作酵”。然则在宋、元间南人食面,尚不能发酵。面饭不发酵则不松美,我们观此,颇可知古代北方虽多产麦,而北人仍以稻米为贵,近代则不但北人喜食面,即南人嗜面的亦渐多的原因。这两件事,我们自谓读史钩稽,颇有所得,然亦只是一鳞一爪而已。南北朝时,裹蒸究竟是较普遍的食品,还是帝王贵人所专享?发酵之法究竟发明于何时,如何普及于南方?我们都茫无所知。然则我们读史,虽可借零碎材料,钩稽出一些史实来,然毕竟知之不详。这就不能不追恨当时的史家所记太偏于政治,以致别种情形只能因政治而附见了。我们虽能知道秦代的阿房宫、汉代的建章宫宏大壮丽的情形,因而略知当时的建筑技术,然究不能知秦、汉时代普通的民居如何,其弊亦正在此。所以说旧史偏重政治的弊病,是百口莫能为讳的。

偏重政治的弊病,果何从而起呢?这有一个很深远的原因在内。人类的作事,是有惰性的,没有什么新刺激,就只会模模糊糊,一切都照旧做去。古代国家,不过现在一县大,所谓国君,仅等于现在的县令,大夫略如乡、镇长,士则保、甲长之类而已,他们又都是本地人,所行的政治,自然能有影响及于社会。到后世,就远不是这一回事了。君门万里,出必警跸清道,君和民终身没有见过一面。康有为的《欧洲十一国游记》说:人们凡事,都易循其名而不察其实,如听见外国有国王,便想象他是和中国的皇帝一样。其实我在比国,看见它的国王从宫中步行出来,人民见他,都起立致敬,他也含笑点头答礼,比中国州县官的尊严,还相差得很多。平民于宫中之事,固毫无所知;生长深宮之君,于民间习俗,亦一无所晓。所谓礼、乐等化民之具,在古代,是行之于共见共闻之地的。如古代的乡射礼,意思便近于现在地方上的运动会。在后世,则只是君和大臣,在禁卫森严的地方,关着门去行,平民永远不曾看见,试问有何影响能及于社会?现在骂政治不好的人,总说他是纸上文章,实际没有这回事。试问,以现在行政机关的疏阔,官吏和人民的隔绝,欲求其不成为纸上文章,如何可得?所以在古代,确有一个时期,政治是社会上的重要现象;社会上的大事,确可以政治上的大事为其代表;后世则久已不是这么一回事了,而人们的见解,总还沿袭着旧时,把后世的政治,看得和小国寡民的时代一样。譬如现在,我们看报,看人家往来的信札,往往叙述社会现象之后,总有“未知当局者何以善其后也”一类的话,其实考其内容,其事都绝非政治所能为力的。然而这种见解,并不是不读书没有见识的人才如此,即号为读书明理的人亦往往如此;其中少数杰出的能重视现实的人,虽明知其不然,然亦为旧观念所牵率,见之不能晶莹,于是古代历史偏重政治,后世亦就相沿不变了。这是社会科学上一个深切的弊病。现在议论起来,虽似乎大家能知其弊,到实际应用,又往往阴蹈之而不自知,怕一时很不容易彻底除去。

既然偏重政治,则偏重战事和过度崇拜英雄之弊,必相因而起。因为战事总是使政治发生显著的变化的,而在政治上、军事上能得到成功的人,亦总易被众人认为英雄之故。不错,战事确是能使社会起重大的变化的。然而要明白一件事,总得能知其原因结果,然后可谓之真明白。旧史所记的战事,往往只是战事而已,于其原因如何,结果如何都茫无所及。便是对于战事胜败的原因、结果,亦往往说不出来。此等记载,试问知之竟何所用?“英雄造时势,时势造英雄”,这两句话,到现在,还有视为难于论定的。其实所谓英雄,不过善于利用时势而已。一个社会,到危急存亡的时候,能否有英雄出来,全看这社会的情形如何。如能否造就英雄?有英雄,能否大家崇拜他,听他的指挥,把反对他的人压伏下去?这些,都是英雄能否出现的条件,而决不是有无这样的人出生与否的问题,这是明白无疑的事。英雄造时势一语,如何能与时势造英雄并列呢?过分偏重军事,则易把和平时代跳过了,如讲生物学的人,只知道突变,而不知道渐变,这个能算懂得生物学么?过分崇拜英雄,则易于发生“利人济物非吾事,自有周公孔圣人”和“啸吟风月天容我,整顿乾坤世有人”的思想。大家觉得只要有一个英雄出来,就一切问题都解决了,而忘却自己应负的责任。其肯负一些责任的,又容易模仿不适宜于时代的人物。甚而至于妄自尊大,陷于夸大狂的样子。

还有,借历史以激励爱国家、爱民族之心,用之太过亦有弊。不错,爱国家、爱民族,是确有其理的;而借历史以激励爱国家、爱民族之心,亦确是一个很好的办法。然而天下事总有一个适当的限度,超过这限度,就不是真理,而是出于矫揉造作的了,其事就不免有弊。这在欧洲,19世纪后半期各国的历史,都不免有此弊,而德国为尤甚。亚洲新兴的日本,此弊亦颇甚。中国人偏狭之见,较之德、日等国,可谓相差甚远,然亦不能绝无。中国人之有此弊,是起于宋以后的。民族主义,原因受异族的压迫而起,中国自宋以后,受异族的压迫渐次深了,所以民族主义亦渐次勃兴,这固是题中应有之义。然感情与理性须相辅而行,偏重感情,抹杀理性,就糟了。如中国宋以后盲目的排外之论,是很足以偾事的。近代和西洋人交涉的初期,即颇受其弊。而日本人在明治的初年,亦几受其弊,幸而尊王攘夷之论,一转而为变法维新,否则日本在此时,可以激成很大的惨祸的,虽然不至于亡国。朝鲜国比日本小,而其受宋学末流的影响却深,就竟尔暂时酿成亡国的惨祸了。大抵民族主义误用的弊病有两种:(一)是把本族看得过高,如德、日两国,即犯此弊。(二)则把异族看得太低,如中国人总说蛮夷不知礼义,甚至比之于犬羊便是。这两者之弊都由昧于事实的真相而起。昧于事实的真相,惟有求明事实的真相可以救之。所以由矫揉造作的历史所致之弊,惟有用真正的历史,可以做它对症的药。

还有,借历史以维持道德的观念,也是有流弊的。这又可分为两种:其一,借历史以维持社会的正义,如朱子编《通鉴纲目》,借书法以示褒贬。书法是借一种记事的笔法,以表示对于其事的褒贬的。如某人罢官,罢得不得当的,则书曰罢某官某;如其人咎有应得的,则削去官名,但书某罢;如无好无坏的,则书某官某罢。后人又为之发明,对于历史上的人物、事迹一一加以批评是。其二,则借此激励读史者的修为,如昔人编纂名臣和名儒的言行录等,即出于此动机。此二者,骤看亦似无甚弊病。然凡事都贵求真,(一)历史上的记载,先是不确实的;(二)即使确实,而一件事情,关系极为复杂,亦断非但据其表面所能论定;而此等史事的批评家,往往仅据往史表面上的记录,其结果,多不免于迂腐或肤浅,就不徒无益于求真,而反足为求真之累了。

还有一事,在西洋受病颇深,中国却无其弊,那便是借历史以维护宗教。在西洋所谓中世时代,历史几乎做了宗教的工具。是宗教事件则详,非宗教事件则略,而其所评论,亦多数是用的宗教家的眼光。这不但旧教,即新教亦未尝不如此,而且两教都利用历史,以为攻击的武器。中国亦未尝没有教,中国人所作的历史,如佛家所记的释迦本行、高僧事迹之类,然大家都只当它宗教中的书籍看,不把它当作历史,所以不受其害。还有一种,竟无好好的历史,而历史事迹,都依附宗教书籍以传之国,如印度等,那其受病之深,更不言而喻了。

还有,存着一种以史事为法戒,即所谓前车之鉴的见解,亦足使史学深受其弊的,其说已见前。

五、现代史学家的宗旨

往史之弊既如此,所以救其弊者,又将如何?

不论什么事情,总是发生在一定的环境之内的,如其不知道它的环境,这件事就全无意义了。现在试举一个例。从前汉朝时候,有一个名将,唤做韩信。他有一次和敌人打仗,把自己的兵排在水边上,背对着水,这就是所谓背水阵,是犯兵家之忌的,因为没有退路了。后来竟打了胜仗。人家问他,他说:这亦在兵法上,不过你们不留意罢了。兵法上不是有一句置之死地而后生么?我所用的兵,不是训练惯统带惯的,乃是临时聚集来的乌合之众,这和走到市集上,把许多赶集的人聚拢来,使之作战一样,不是置之死地,人人要想自己救命,谁肯出力死战呢?这是一件事。明朝时候,又有一个名将,唤做戚继光。他练兵最认真。著有一部书,唤做《练兵实纪》,对于练兵的法子,说得很详尽。清朝的曾国藩,本来是个书生,不懂得练兵的,他初出来练乡勇,就靠这一部书做蓝本,订定一切规则。可见戚继光这部书,对于练兵的法子说述的详尽,也可见得他对于练兵的认真了。相传当他检阅时,适逢大雨,他的兵都能植立雨中,一步也不移动,可见他训练之效。他所以南征北讨,所向有功,绝非偶然了。这又是一件事。两件事恰恰相反。在看重战术的人,一定说韩信的将才在戚继光之上,能不择兵卒而用之;在注重训练的人,则又要说韩信的战胜只是侥幸;其实都不其然。韩信生在汉初,承战国时代之后。战国时代,本来是举国皆兵的,所以在秦、汉之世,贾人、赘婿、闾左,这亦是当时所谓谪发、谪戍。谪是谴谪旳意思,发有罪的人出去作战,谓之谪发;出去戍守,谓之谪戍。贾人、赘婿,都不能算有罪,然汉时亦在七科谪之列,那不过因当时重农贱商,赘婿大概是没有田产的,发他们出去当兵,免得扰累农民罢了。闾左,谓一条街巷的左半段。这是要发一条街巷里居民的一半去当兵,而古者地道尊右,把右边算上首,所以发其左半的人出去,秦时曾有此事。发出去都可充兵。韩信所用的兵,虽说没有经他训练过,然战争的教育,是本来受过的,对于战斗的技艺,人人娴习,所以只要置之死地,就能够人自为战。戚继光时代,则中国统一已久,人民全不知兵,对于战斗的技艺一无所知。若不加以训练,置之活地,尚不能与敌人作战,何况置之死地呢?若使之背水为阵,非毙于敌人锋镝之下,就要被驱入水了。所以韩信和戚继光的事,看似相反,而实则相成,若非知其环境,就无从了解其真相了。况且事实原因环境而生,若不知其环境对于事实的性质,必也茫无所知,更何论了解其经过。然则对于史事,安可不知其环境呢?

然而我们现在对于任何史事,总不能十分明白其环境,这是什么理由?这自然是由于记载的缺乏了。记载为什么会缺乏呢?难道向来史家,对于不知环境则不能明白其事件的真相的道理都不知道么?不,须知“常事不书”,为秉笔者的公例。我们现在虽追恨古人,叙述一事件时,不把他的环境说述清楚,以致我们不能了解,然使我们执笔为之,恐亦不免此弊;即使力求避免,其与古人,亦不过程度之差而已;将来读书的人,还不免要追怨着我们。这是因为著书的人,总得假定若干事实为读者所已知,而不必加以叙述,如其不然,就要千头万绪,无从下笔了。你天天记日记么?一个朋友,忽而今天来看你;你今天忽而想到去做一件不在预算范围内的事情;这自然要记出来的。学校中的课程,个个星期是一样;吃饭、睡觉,天天是一样;那就决无逐日记载之理,至多每学期开学之初,把课程表抄一份在日记里,以后每逢变动时,再加以记载;初记日记时,把吃饭和睡觉的时刻,记下一笔,以后则逢一顿宴会,一夜失眠等事,再加以记载罢了。这就是所谓常事不书,是秉笔者不得不然的。然而社会的变迁,虽然看不见,却无一息不在进行之中。虽其进行无一息之停,却又“正明目而视之,不可得而见,倾耳而听之,不可得而闻”,正和太阳影子的移动,没人看得见一样。然而隔着一个时间再去看,就移动了许多了。社会的变迁亦是如此,必须隔若干年代,然后看得出。然而人寿太短,所以除非生于剧变时代的人,总不觉得它有多大的变动。寻常人所觉得的变动,总是听见父辈、祖父辈,甚或是曾、高祖父辈的人所说的,这种说述的人,尚或出于传闻而不是亲见,如此,在感情上,自然不甚亲切;而且这些零碎的事实,不能通其前后而观之,则亦不过是一个一个小小的变动而已,并不觉得如何惊心动魄;把它记载下来的人,自然少了。隔了较长远的时代,再把今昔的社会一加比较,固然也觉得它有很大的不同,然而变迁的时代,业已相离很远,无从知其因变迁生出来的影响,自更无人注意及之了。所以社会的变迁,我们所知道的,怕不过百之一二,对于任何时代的情形,我们都是茫然,自然对于任何事件的环境,我们都不明白了。

不知环境,对于任何事情,总是不能明白的,以致对于任何时代,亦都不能明白,这却如何是好呢?所以现在的史学家最重要的事情,就是“再造已往”。何谓再造已往呢?那就是已往的时代,虽然已往了,我们却要综合各方面,使其时代的情形,大略复见于眼前。史事有“特殊事实”和“一般状况”之分。对于特殊事实,普通的见解,总以为时代愈接近的人,则知之愈真切,其实不然。这许多事情,往往要隔了一个相当的时期,然后渐明;再隔了一个较长的时期,然后大白的。因为许多事情,都有其内幕,而其内幕,在当时总是秘密的。局中人固不肯宣泄,更不能宣泄;局外人既不能宣泄,亦或不肯宣泄;必隔了一个时期,其材料才得出现。而且局中人无论矣,即局外人,亦免不了利害和感情上的关系,其见解总不能平允,见解既不能平允,自然所述不能真实,亦必隔了一个时期,此等关系渐成过去,其所传的材料方能真确。又有许多事情,其内幕是永不宣泄的,所谓如何如何,只是后人据其外形参以原因、结果,推测而得,这亦非待至事后各方面的材料大略出现之后,无从推测。这种便利,都是当时的人,或其时代较为接近的人所没有的。所以特殊事实,看似当时的人最为明白,时间愈接近的人则愈明白,其实适得其反。我们来谈唐、宋、元、明时代的特殊事实,必有一部分非其时之人所知;将来的人谈现在的历史,亦必有一部分非我们所能及。至于一般状况则不然,现在的上海,物质生活是怎样?人情风俗是怎祥?将来的人,无论是怎样一个专家,对于现在的上海,无论研究得如何精密,其了解的深切,总还不如现在久居上海的一个无甚知识的人。固然,他或有种种知识,为现在的老上海所不及的,然这只是多知道了若干零碎的事实,对于现在整个上海的性质的了解,决出于现在所谓老上海者之下。若使现在的上海,发生了一件特殊的事情,使将来的专家和现在的老上海,同来猜想其原因,逆料其结果,将来专家的所言,决不如现在老上海之近理。所以以当时的人,了解当时的事,只是苦于事实的真相不能尽知,如其知之,则其了解之程度,必出于异时人之上。这就是再造已往之所以要紧。

已往者已往矣,何法使之再现?难道能用奇秘的摄影术,使古事再见;奇秘的收音机,使古语可闻么?照寻常人想来,除非用现代的有声电影,可以把现代的情形,留起若干来,给后人知道,已往的事,是决然无法的了,其实不然。所谓一般状况,乃是综合各种事情而推想出来的。并不是指某一个人或某一件事。若专指一人一事,那又是特殊事实了。我们现在,有许多前人所遗留下来的重大的特殊事件,尚且不能了解其时的社会,何况但保存一二琐屑的事情呢?若说我们保存得多,则岂能把现代的情形,一一保存下来?还不过和前人一样,假定若干事物为后人所能知,则置诸不论不议之列,其为我们所逆料,以为将来之人将不能知之事,则保存一二罢了。此与前人之所为,亦何以异?至多以五十步笑百步而已。所以要以现代人之所为,省却将来的人搜辑、推测之劳,决无其事。而史家的能力,就是在于搜辑、推测的。倘使能搜辑、推测,前代的情形虽然已成过去,仍有使之再见到某程度的可能。我们现在所苦的,乃是这种材料之少,而无从据之以资推测,然此种材料少,我们所用的搜辑的工夫,怕比他更少。况且我们于现存材料之外,还有发现新材料的可能。

所以现代史学上的格言,是“求状况非求事实”。这不是不重事实,状况原是靠事实然后明白的,所以异于昔人的,只是所求者为“足以使某时代某地方一般状况可借以明白的事实”,而不是无意义的事实而已。所以有许多事情,昔人视为重要,我们现在看起来,倒是无关重要,而可以删除的。有许多事情昔人视为不重要,不加记载,不过因他事而附见的,我们现在看来,倒是极关重要的,要注意加以搜辑,上章所述的裹蒸和起面饼,似乎就是一个例子。所以求状况的格言,是“重常人,重常事”,常人、常事是风化,特殊的人所做的特殊的事是山崩。不知道风化,决不能知道山崩的所以然,如其知道了风化,则山崩只是当然的结果。

搜辑特殊事实,以求明了一般状况,这是很难有刻板的方法可说的。大致说起来,亦不外乎所知者博,则所测者确,所以搜辑是最紧要的事。所搜辑的材料,大致说起来,亦可分为物质状况和社会状况二者。譬如古代的地埋,和现在不同,就是自然状况有异,譬如古代的长江比现在阔,所以南北战争,长江为天险的性质较后世为甚。住宅、道路等亦然。又如考校某时代的学术思想如何,便可推测其时的士大夫,对于某种政治上的事件,怀抱何种感想?若再博考其时平民社会的情形,则又可推测其时的老百姓,对国事的态度如何?既知道士大夫和老百姓对待国事的态度,就可解释其时政治上某种事件,当局者何以要取某种措置的理由,并可评论其得失。这是举一端为例,其余可以类推。“折戟沉沙铁未销,自将磨洗认前朝”,知道古今兵器之不同,则其战术的不同,亦只是当然的结果,如风化之于山崩而已。

六、作史的方法

作史,似乎是研究历史的人所谈不到的,然而现在的历史,正在要重作之中,惟其知道作史的方法,才能知道研究的方法,所以作史的方法,也不可以不一谈。

历史该怎样作法呢?那在理论上是无疑义的。第一,当先搜集材料。第二,当就所搜集得的材料,加以考订,使其正确。然后第三,可以着手编纂。

史事的搜辑、订正,是永无穷期的。外行的人,往往以为“历史的材料,是一成不变的。至多(一)有新发现的事实,加一些进去;(二)旧材料不完全、不正确的,被发现了,则加以补充,加以订正;如此而已。这两者都不能多,所以历史的材料,从大体上可以说是固定的,无甚变动”。这种见解,其实是错误的。历史上的年代如此之长,事实如此之多,即使我们所捜辑的范围,和从前人一样,亦不易有完备之日。何况研究的范围,是时时变动的,无论你方法如何谨严,如何自许为客观,入于研究范围之内的,总是反映着其时代所需要。一物有多少相,是没有一定的,有多少人看,就有多少相,因为没有两个看,能占同一的空间与时间。看的人没有了,相也就没有了。哲学家说:“世界上没有两件相同的东西,因为至少它所占的时间或空间是两样。”然则以不同地域、不同时代的人,看起历史上的事件来,其观点如何会相同?观点不同,其所见者,亦自然不同;所觉得要补充,要删除的,自亦随之而异了。所以史学一日不息,搜辑之功亦即一日而不息。这话或者说得太玄妙些,然即使浅而言之,现代各种科学勃兴,我们从前不甚注意,不甚了解的事实,现在知其重要的何限?岂能摒诸研究范围之外?然则史学的范围,安得而不扩充?范围扩充,搜辑的工作,安能不随之而增加呢?科学的进步永无止境,史家搜辑的工作,自亦随之而无穷了。至于订正,则从前人的记载错误的,见解不正确的,浅而言之,即随处可见。此等或可说:终有订正至正确的一日,而有的或竟无法可想了,则订正亦似有穷期。其实亦不然。真正客观的事实,是世界上所没有的。真正客观的事实,只是一个一个绝不相联属之感觉,和做影戏所用的片子一般,不把它联属起来,试问有何意义?岂复成为事实?所谓事实,总是合许多小情节而成,而其所谓小情节,又是合许多更小的情节而成,如是递推,至于最小,仍是如此。其能成为事实,总是我们用主观的意见,把它联属起来的。如此,世界上安有真客观的事实?既非客观,安得云无变动?这话或者又说得太玄妙些,然而一件事实的真相,不但限于其外形,总得推见其内部,这总是人人可以承认的。如此,则因社会状况的不同,人心的观念即随之而变,观念既变,看得事情的真相,亦就不同了。譬如在从前尊信士大夫阶级的时代,看历史上的党争,或以为一方面确系君子,一方面实属小人;或以为两方面都系君子,出于误会。到现在就知道无论哪一方不会全是君子,其中真为国家、社会起见的,总不过是极少数人了。史事的订正,又安有穷期呢?搜辑永无穷期,订正永无穷期,历史的当改作,即已永无穷期,何况历史不是搜辑、考订了便算了事的,还要编纂成功,给大家看,而看的人的需要,又是随时不同的,然则历史安得不永远在重作之中呢?

以上所说的都是原理,以下且谈些具体的方法。

搜辑的对象,当分为书本和非书本二者。非书本之物,即:(一)人类的遗骸,(二)古物,(三)法俗,已如第二节所述。此当随时搜辑,其最重要的来源,为(一)考古学上的发现,及(二)各种新调查。这二者,在现在的中国,材料还不多,我们只能尽其所有,充分地加以利用。书本上的材料,则可谓汗牛充栋。一个人的研究,总有一个范围,如划定时间、地域,或择取某一事件等。在范围内的材料,自然有一个限度。但这种材料,很难断定某一部书内没有,于是每研究一个题目,就非把所有的书看遍,或看其十之七八不可,此岂人力所能及。从来著书的人,无论如何勤苦,怕也没人敢说材料的搜辑,业已一无遗漏,或者十得八九的。然而考证上的事情,往往多一条证据,少一条证据,如发现不足信的材料,抽去一条。事相即为之大变,材料的搜辑不能完全,总是史学家一个遗憾。然则如之何呢?绝对的理论上的完备,自然是不可能的,然亦总得尽我们之力,做到大体上没有遗憾的地步。如此说来,则我觉得史料汇编,在今日实为当务之急。所谓史料汇编,便是把每一个题目,无论其为时间别,地域别,或择取某事件。遍览群书,把其中有关系的,都抄录下来,注明篇名、卷数或页数,及所据的版本。不同的刻本,须互相校勘,见于类书或他书所征引者亦然,所以又涉及校雠问题。此自非一二人之力所能及,当集群力,以大规模的组织行之。此即昔人编纂类书之法。中国历代,多有大类书的编纂。从魏朝的《皇览》,到清朝的《图书集成》。这能替研究学问的人,把他所需要的材料,汇集在一处,省却他自行搜辑之劳,所省下来的工夫,就可用之于研究上了,其用意实为最善,惜乎其所编纂的,都不甚佳而已。因为私人之力不及,而官修之书,又每不尽善。在现代,实在各种学问,都当以此法行之,而史家相需为尤急。论整理国故的人,总说旧学术要算一笔总账,编类书亦是算总账最好的法子。编纂史料汇编,当用前人作史抄的方法。所谓史抄,是把从前人的著作,依着我所定的条理系统,抄集下来的。不改动原文,但遇两书材料相同的,则去其重复,然亦仍须注明。如《史记》与《汉书》,《宋》《齐》《梁》《陈》《魏》《周》《隋书》与《南北史》是。有一字的异同,亦须注明,无之则但注某书某篇同。有须删节处,亦须注明删节。总使人家看起来,和看原书一样。为什么必要用这种体例呢?那是因为读史总要据原始材料的;而且有许多地方,史事的真相就是据字句推勘而得;所以字句一有变动,又要生出一番校勘之劳,这个殊犯不着,所以要一概照抄,如有意见,则另注于下。善用这种体例的,亦可以成为著作,如马骕的《绎史》便是一个例子。罗泌的《路史》,材料实较《绎史》为丰富而可贵,如用《绎史》的体例作成,当更可贵。此种书籍,能合群力为大规模的编纂固佳,即私人亦未尝不可为。那便是:(一)择定一个题目,罄毕生之力而为之,尽其所能,做到什么地步是什么地步,其未竟之绪,则留待后人赓续。(二)或者选定若干部书,把它分门别类地抄撮起来,抄得几部是几部。这种办法,对于一个题目,固然极不完全,然使各种书籍都有人抄,而所定的门类,又大致相等,如能划一,自然更好,但恐不易办到,即亦不必勉强。则合而观之,亦不啻一完备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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