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州市哲学社会科学规划课题成果选编(2010年度)(txt+pdf+epub+mobi电子书下载)

作者：广州市社会科学规划领导小组办公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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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州市哲学社会科学规划课题成果选编(2010年度)试读：

第一部分 经济、管理篇

促进广州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路径研究

随着广州经济的快速发展，资本要素对广州经济发展的决定作用已远不如从前。经济增长的动力源亟待实现重大变化，率先提高自主创新能力，转变经济发展方式，运用先进技术生产创新产品，提供创新服务的能力将成为竞争优势的主要来源。这不仅是国家对广州建设中心城市的要求，也是广州获得持续竞争力的关键，迫切要政府加强创新体系建设，提升全社会的创新能力。（二）广州正处在经济发展形态转换期，亟待从制造经济向服务经济转型“十一五”期间，广州的第三产业比重显现出服务经济快速发展的态势。未来几年，广州在人均GDP已突破1万美元的发展形势下，经济增长的引擎将加快从“制造业”向“服务业”转变。能否促成知识、信息和智慧要素在经济发展中的生产、扩散与应用，加快自主创新和科技进步，推动产业融合，将是支撑广州经济增长动力结构优化的关键因素。（三）广州正处在资源环境支撑弱化期，亟待从环境透支向环境友好转型

广州未来必将面对资源环境约束产生的突出矛盾：一方面，广州对资源环境要素的索取需求越来越大。保持经济持续稳定增长必须有稳定增长的能源供应作为保障，基础设施建设和城市功能转换也要大量用地，这就决定了未来广州对各类资源的需求客观上还将持续增加。另一方面，广州对资源环境的保护要求和标准越来越高，节能减排减碳和环境保护任务十分艰巨。广州要建设成一个绿色低碳的城市，就必须强化资源环境的支撑能力，有效提高资源利用效率，在有限的环境容量内实现经济的平稳发展。（四）广州正处在统筹城乡发展加速期，亟待从重城轻乡向城乡并重转型“十二五”时期是广州统筹城乡发展的加速期，面临着实现城乡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逐步缩小城乡差距的发展任务。而从目前广州的发展基础和发展实力来看，广州推进和实施“以城带乡、以工补农”发展战略的条件和时机也较为成熟，有能力加速推进城乡统筹协调发展。二、广州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障碍因素分析（一）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认识不够深化

从目前的情况来看，无论是政府有关部门、企业及其他市场主体，对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认识都有待进一步深化，大多数部门、行业对转型抱着可有可无的思想，认为转与不转对部门和行业的发展影响不大，因而对转型不是主动出击、积极应对而是被动接受。思想观念和认识上的不足必然导致行动上的偏离，只有认识不断深化，才有可能引领转型深入推进。虽然广东省和广州市都出台了关于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相关文件，但如果对转型的认识不到位，将无法从行动上真正推进经济发展方式转型。（二）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动力不足

从广州市目前企业对转型的动力来看不容乐观。首先，外资企业根本不关注转型。大多数外资企业，除了总部型的以外，绝大多数都是生产环节在广州，研发设计和营销在国外，境外企业总部决定和控制着企业的生产和发展。其次，国企的转型动力不足。广州市的国有企业掌握着全市最好的优质资源，生存和发展的压力不大，对于转型同样缺乏深层动力。国有企业虽经多年不断改革，但部门垄断、效率低下、改革意识不足等问题一直是困扰其发展的诟病所在。再次，民营企业有转型的动力，但推动转型的能力有限。由于广州市国有企业规模过于庞大，一定程度上挤占了民营经济的发展空间，造成民营企业无法发展壮大，为了求其生存有转型的动力，但受自身发展能力的限制，推动转型也是心有余而力不足。因此，广州要想从深层次上推动转型，必须在微观主体企业层面予以高度重视。（三）相关改革配套措施明显滞后

在20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广州无论是在市场体系改革，还是国有企业改革等多方面都是在全国处于领先地位，是名副其实的改革“领头羊”。但进入新世纪后，特别是近年来广州的改革步伐迈得不大，相关改革配套措施明显滞后，这必然会影响经济发展方式转型。虽然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是党的十七大提出的战略任务，但其实在这之前国内一些先进城市已经在积极探索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型，深圳早在“十一五”期间就已明确提出从“速度深圳”向“效益深圳”的转型，同时为配合转型推进了多项改革措施。经过多次的行政管理体制改革后，广州市已没有体改部门，相关的改革职能放在市发改委，其统筹协调能力非常有限，在一定程度上也影响了广州改革发展的深入推进。（四）现行政绩考核方式对转变发展方式形成严峻挑战

从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到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之所以较难推动实施，根源在于现行政绩考核方式无法改变“GDP”崇拜和“GDP”导向论。各级政府为追求“GDP”的快速增长，不愿意淘汰落后产能，不愿意放弃那些对地方发展有税收上的贡献但属于高污染、高消耗的产业，更不愿意投入更多的资金实现自主创新，更倾向于维持目前的现状而对转变发展方式缺乏根本动力。因此，如果不改变现行政绩考核方式，还是让经济发展围着“GDP”转，那么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就难以取得实质性的突破。（五）传统发展方式的惯性羁绊难以在短期内突破

转变发展方式是广州目前经济发展最重要的议事日程，不转不行、转得慢也不行，但要破除多年来形成的传统发展方式的羁绊实属不易。因为不单是政绩考核方式，现行的促进经济发展的工作机制和工作体系都还是传统发展模式，这给发展方式转变带来的难度可想而知。但尽管如此，广州还是要锲而不舍地推进发展方式转变，努力破除传统发展方式的束缚，积极促进和推动发展方式转型。三、广州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推进战略（一）结构优化战略

一是要优化产业结构。今后一段时期，广州要大力发展现代服务业，提高服务业在地区生产总值中的比例，加快改造提升传统服务业。二是优化投资结构。广州要优化投资结构，在保持一定的经济发展速度的基础上，兼顾好社会及民生事业的发展，使经济发展的成果更好地惠及全体市民。三是优化需求结构。2008年爆发的金融危机，客观上为广州经济发展方式转型起到了加速器的作用，迫使广州由过度依赖外需转向以内需为主，不断扩大国内市场需求。四是优化区域结构。由重城市轻农村、重工业轻农业的发展转向城乡并重、城乡一体化发展，使城市与农村、工业与农业实现有机融合互动发展，不再区分谁重谁轻、谁主谁次，使城乡协调发展成为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明显标志。（二）消费带动战略

一是扩大国内市场需求。广州要化危为机，由主要依靠外需市场向依靠内需市场转变，把扩大内需市场作为调结构、扩内需的重要抓手。二是扩大农村消费市场。扩大农村耐用消费品补贴对象和范围，创新农村金融方式，实行财政补贴与金融支持并举，就会使政策效果得以延伸，同时撬动了整个农村耐用消费品市场。三是培育中产阶级。中产阶级的消费能力较强，如果在消费政策及税收上能有比较合适的政策激励，把这一阶层的消费潜能挖掘起来，扩大内需市场也就找到了可行的路径。（三）集约发展战略

一是集约利用自然资源。为实现集约发展，广州必须建立以服务经济为主体的现代产业体系，发展占地少、附加值高、产业链条长的现代服务业，实现资源和能源的节约利用。二是建立有利于资源节约的价格机制。因而，深化资源性产品价格改革。建立健全能够灵活反映市场供求关系、资源稀缺程度和环境损害成本的资源性产品价格形成机制，是转变粗放式发展模式的有效途径。三是建立有利于资源节约的考评机制。在现行政绩考核中，要增加对资源消耗硬性约束指标的考核，引起各级地方政府对节约资源的高度重视，使节约资源能够成为各级地方政府的自觉意识和行动。（四）内源发展战略

一是高度重视技术进步，特别是加快形成核心技术的开发能力和制度创新能力。广州必须通过强化内源经济的发展，由区位地缘优势转向竞争优势上来。二是高度关注、重视、扶持本土企业家队伍的发育成长和作用的发挥。其中特别需要创造良好的政治、经济制度环境，保护、促进民营企业家队伍的成长。三是注意发挥各级地方政府在内源经济发展中的主导作用。政府的作用特别反映在构建科学、规范、健全、成熟的市场经济制度环境和政策环境，促进经济的自由流动和自由竞争，制订产业成长和发展的指导性意见和政策，构筑发达的产业配套环境，提高产业的互补集群能力，扩大公共产品的生产、供给和配置，提高社会经济的运行能力。（五）自主创新战略

一是优化创新发展环境。奖励创新人才，培育激励创新的社会文化基础。尽快编制《广州国家创新型城市总体发展规划》，建立部省市共建国家创新型城市和华南科技创新中心的联合推进机制。二是拓展自主创新载体。加快整合自主研发力量，加强自主创新公共服务平台建设；打造支撑产业和引领未来的创新创意基地，积极发展基于知识的生产、流通和使用的创新、创意、设计等产业；大力推进高新技术产业化，协同推进原始创新、集成创新和引进消化吸收再创新，为最终建成“国家创新型城市”奠定基础。三是加强区域创新合作。探索建设南沙穗港科技创新合作综合试验区，共同推动南沙地区创新资源集聚和高技术产业发展，加强与佛山、肇庆城市创新资源的合作与共享，形成开放融合、布局合理、支撑有力的区域创新机制。（六）低碳发展战略

一是发挥政府在碳减排中的主导作用。加强政府对企业和公众的引导，鼓励消费领域节能和减少二氧化碳排放。制定低碳产品补贴政策，加大政府采购力度。二是企业要创造新的低碳商业模式。企业要加强低碳产业装备和技术的集成和创新，积极寻找新的利润增长点，创造新的商业模式。此外，还要建立碳排放统计体系，管理好企业的碳资产，积极参与碳交易。三是引导市民树立低碳意识。引导市民在出行、旅游、购物、消费过程中，以低碳理念指导生活行为，努力克制和约束不符合低碳要求的行为，做低碳生活的践行者。四、广州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实现路径（一）着力打造先进制造业新高地

1. 推动制造业向高端和集聚方向发展（1）发挥制造业在全国的引领带动作用。广州工业要借国际金融危机带来的全球产业调整机遇，加快工业转型，加速结构调整，按照“稳速度、提高度；保规模、优结构；促调整、强质量”的思路，体现广州制造业在全国的引领带动作用，在发展模式上实现从粗放型向集约型的转变。（2）使创新成为广州工业发展的驱动力。实现从产品创新向技术创新、秩序创新和管理创新的转变，形成各方共同参与的创新体系。确保原生创新和继承创新相衔接、自主创新和引进创新相结合，通过创新为产业结构调整和企业提升竞争力提供良好环境，在动力机制上实现从外部要素投入驱动向创新驱动转变。（3）培育在国际产业链中的影响力和控制力。广州要建设国家中心城市，必须同时发展先进制造业和现代服务业，更加重视向产业链高端延伸，发展以研究、咨询、设计和总承包为核心的生产性服务业，向高附加值产业链上游和管理行总部拓展，在产业结构上实现从加工组装型向突出价值链高端环节为主的新型工业转变。（4）加大力度推动产业集聚。未来的工业园区规划需要进一步提升功能，释放园区对城市的支撑，发挥城市对园区的配套服务功能，实现与城市发展互动。

2. 强化先进制造业的内涵式发展（1）以产业高端化推动产业高度化。增强核心产业主导力，有选择地抢占全球产业制高点，形成广泛的影响力和独特的竞争力；提高产业核心价值力，实现以价值链为导向的产业高端化，强化以附加值提升为导向的高端产业发展；强化核心技术创新力，发展代表全球产业发展方向的前瞻性产业领域，实现产业领域高新化；扩大核心企业的影响力，培育形成一批拥有自主知识产权，具有国际竞争力的大企业以及具有较高知名度的企业家。（2）促进工业园区和企业实现优质化发展。努力构建集约化发展模式，提高工业园区内产业集聚度、资源利用效率和工业园区地平均土地产出；提高产业发展的效益，提升先进制造业劳动生产率、投入产出率及综合效益指数；完善产业链，促进上下游企业和同类企业集群发展，提高行业集中度和本地产业发展的植根性；加大培育本地品牌和引进国内外知名品牌的力度，以品牌引导市场，以市场带动产业，提高产业档次和水平；优化优势产业发展质量，提高大产业基地工业基础设施的水平和质量，调整大产业发展重点，增强大项目发展后劲。（3）推动制造业结构轻型化。从长远看，产业结构轻型化是发展趋势。一是行业结构轻型化，大力发展研发设计、物流、咨询、总承包、总集成等生产性服务业以及符合国际大都市特点的高技术含量的轻型化先进制造业。二是生产力要素投入结构轻型化，大力发展具有占地少、消耗低、高技术、高智力投入的“轻型化”产业。

3. 培育和形成先进制造业新优势（1）以高端化、集群化、市场化为导向，构建先进制造业产业体系。通过优势产业强化价值链为导向的附加值提升，聚焦价值链高端环节和高附加值领域。高新技术产业、战略性产业强化集群发展，增强市场控制力和国际竞争力，做大产业规模，以核心企业为龙头，以研发设计及高端制造为核心，形成经济发展新的增长点。将消费性都市产业积极引入市场机制，通过品牌资源交易等市场手段，鼓励企业创新营运模式，增强产业发展活力。（2）产业领域高新化与产业技术先进化并举，加快高新技术产业化进程。依托产业园区的主导产业和优势产业，着力引进和发展一批技术含量高、附加值高、产业关联度大、带动作用强的项目，加快推进高新技术产业集群，推动先进制造业前瞻性行业领域发展，抓住以新能源技术为引领的科技革命潮头，建立前瞻性产业发展路线图；促进产业技术高新化，选择适当技术路径，以高新技术、信息技术改造传统产业，发展信息产业与传统产业的交叉领域。（3）加强产业发展环境建设，降低商务成本。依托广州新白云国际机场、广州南站、泛珠三角地区新一轮高铁等基础设施建设，更合理、更有效地利用土地，降低土地使用成本。同时，要优化人文、行政、产业体系等软环境，凸显广州国际化大都市的优势，发挥产业集聚效应，在招商引资中继续保持优势，适应总部经济和高科技企业发展的需要。（4）以建设国家中心城市为契机，实现制造业新发展。加快建设南沙临港装备产业基地，积极完善现代物流产业链，促进加工制造企业向订单控制中心、营运中心转化，通过打造交易平台，促进制造业发展。建立产业资本配置中心，形成广州先进制造业重要的资金保障。利用世博会带来的新科技、新理念，大力发展广州新兴产业。（5）以提升发展、创新发展、集约发展、开放发展为途径，推进重点产业发展。一是以价值提升、技术提升为重要手段，发展产业高端环节。二是以自主创新、集成创新为主要手段，提升企业、产业自主知识产权含量。三是以集聚为主要特征，以产业集群为主要载体，进行空间优化布局和合理定位，提高产业集聚度，提升产业效率。淘汰落后生产力，加大企业转型力度，发展循环经济、低碳经济等绿色经济形态。以重组和并购为主要方式，推动产业进一步优化。

4. 推动先进制造业重点领域加快发展（1）加快发展新能源、先进重大装备、生物医药、新能源汽车、新材料等前瞻性高新技术产业。一是抓住信息技术革命后续涌现的新技术和信息产业与传统产业交叉产生的新兴领域，大力发展3G通讯、物联网、超微技术产业等新产业。二是率先抓住新一轮新能源技术革命先机，确立前瞻性先进制造业发展路线图。三是以产业化为抓手，强化高新技术成果转化，通过开放式创新，努力抢占产业发展制高点，在保持技术进步与国际同步的基础上，加快完善产业大战的造血功能。四是充分集聚国内外资源，加快引进消化和吸收国际先进技术，切实增强产业竞争的综合实力和发展后劲。（2）集群发展电子信息、成套设备等优势产业。进一步做大广州电子信息、成套设备、核电装备等部分优势产业，以位居世界前列的规模效应体现国际竞争力。重点加强研发、拓展领域、加快升级、提高效益、做大规模、完善产业链，把广州打造成全球最重要的集成电路研发、设计、生产、封装、测试、软件等产业链比较完整的基地之一，成为具有国际水平的国家级微电子产业基地。以国有资本为引导，充分调动外资、民资的积极性，加大广州成套设备等领域的资本投入。同时，借助工业化向花都、增城、萝岗等区域转移、扩散的机遇，大力发展相关产业，以需求带动产业快速增长，形成极大化规模提升国际竞争力。（3）提升发展钢铁、石化、汽车、船舶等成熟产业。一是通过内部调整，将低端甚至中端技术环节和生产环节转移出去，适当保留高端生产环节、高附加值研发环节、高利润率服务环节。二是强化尖端技术、信息化技术对传统产业的改造升级，实现从规模向精品、制造向研发和总部经济转变。三是大力推动国际化战略，通过资本运作，在海外收购原材料基地、加工基地、研究机构，整合行业资源，形成以广州为核心的高端技术控制中心，以外围生产制造基地为支撑的产业链，增强广州对传统制造业的控制能力。四是优化传统产业空间布局，加快花都汽车城功能进一步完善，船舶制造在南沙尽快形成规模化，促进配套产业集聚，构建高技术商用船舶和大型海洋装备的研发、制造基地。（4）培育发展生产性服务业、信息和软件服务业、创意产业等新业态。促进制造业向生产性服务业延伸发展，形成“以二促三”和“以三带二”的互动发展格局，全面提升生产性服务业。重点发展软件产业、电信业和互联网信息服务业，统筹规划、合理布局、错位发展、优势互补。通过加强政策引导与聚焦，发挥信息服务业对其他产业的辐射带动作用，形成“高增长、高就业、低消耗”的信息服务业体系。积极推进创意产业集聚区“集聚化”发展，聚焦工业设计和时尚创意发展，促进创意产业集聚区发展与周边区域融合，提升广州制造业能级，大力发展都市时尚产业，将时尚资源的保护性开发与时尚产业培育有机结合起来，增强对时尚要素资源的集聚能力，努力成为国际时尚信息、时尚人才和时尚品牌企业的汇集地。（二）形成以服务经济为主导的产业结构

1. 重点发展高端服务业，着力打造现代服务业中心（1）发展现代物流。依托白云国际机场和广州港，加快建立空港综合保税区、南沙保税港区，推进保税物流体系建设，全力打造大型国际化现代物流枢纽，做大做强空港经济和海港经济。健全综合运输体系，加快实现陆、海、空多种交通运输方式无缝衔接。大力改善口岸通关物流配套环境建设，完善物流大通关信息平台，整体提升广州通关效率。大力培育现代物流龙头企业，积极发展第三方物流，促进物流社会化和现代化。努力把广州建成立足珠三角、对接港澳及周边省区、辐射东南亚、连接全球的中国南方现代物流枢纽城市和全球物流体系的重要节点，加快建设亚洲物流中心。（2）发展金融保险。鼓励支持现有驻穗金融机构做大做强，积极引进国内外金融机构，探索设立新型金融机构，大力发展金融总部经济。加快建设珠江新城金融商务区和广州金融创新服务区等金融核心功能区，引导金融机构集聚发展。打造金融市场高端交易平台，依托广州产权交易所建设国家级区域性产权交易中心，大力争取落实广州期货交易所。积极发展和利用多层次资本市场，构建企业上市“绿色通道”，积极推进企业上市，形成证券市场的“广州板块”。积极推动创业投资、私募股权投资、产业投资基金等股权投资市场发展，实现产业与金融互动。大力发展保险业，鼓励保险经营机构开展各类财产险和人身险业务。（3）发展商务会展。积极发展和规范法律、咨询、会计、审计、评估、广告等行业，形成专业化、高水平的商务服务体系。加快推进琶洲－员村国际性商务会展集聚区和穗港澳琶洲会展合作试验区建设，依托广交会等平台，加强与国际展览公司的合作，大力引进国际品牌展会。完善会展业的管理体制和市场机制，以及商贸配套设施，大力培育龙头会展企业，积极发挥广交会的带动作用，重点扶持广州博览会、广州国际汽车展、广州国际设计周、中国（广州）国际机械装备制造业博览会等特色品牌展会，不断扩大其规模效应和国际影响力，加快会展业国际化、专业化、品牌化和信息化发展。努力把广州建设成为国际商务会展中心。（4）发展总部经济。在加快推进珠江新城中央商务区建设的同时，抓紧规划建设一批专业性总部集聚区，优化总部经济空间布局，提高中心城区单位土地面积产出率。着力改善总部经济运行基础条件和专业配套服务，构建布局合理、功能清晰、设施完善、服务优质、科学和谐的总部经济示范生态圈。积极引进跨国公司总部和国内大型先进企业总部，吸纳国内外大中型企业的研发、投资、财务和营销总部，将广州建设成为亚太地区重要总部经济区。

2. 优化提升传统服务业，增强服务经济综合竞争力（1）全面提升传统服务业技术水平。鼓励和支持传统服务业应用网络技术、供应链等先进适用技术，提高经营效率和经济效益。大力推进电子交易平台建设，促进有形市场和无形市场融合发展，积极打造“网上商都”。不断提高旅游服务、社区服务、物业管理等行业的信息化、智能化水平，完善资讯平台，提高服务质量。（2）着力优化传统服务业经营方式。积极推进批发零售、旅游服务、住宿餐饮、居民服务等行业连锁经营、特许经营和联盟发展，推动现代流通方式向汽车服务、中介服务、居民服务等行业延伸。引导大型连锁经营企业向城乡居民社区发展，推进农村现代流通服务体系建设。落实国家关于连锁经营服务企业实行总部统一办理工商注册登记和经营审批手续的政策。（3）不断增强传统服务业集聚功能。规划建设集购物、休闲、娱乐、美食于一体具有国际水平的大型购物中心和具有“食在广州”地标效应的美食街区。以园区化集聚发展批发业，积极引导传统批发市场向现代展贸市场转型，努力打造国际展贸中心、采购中心、结算中心、信息中心，增强“全球采购、广州集散”功能，加快形成“广州价格”。

3. 集聚高端发展要素，抢占服务业发展新高地（1）争取更多国家高端服务资源落户广州。广州市各高端产业功能区、专业服务集聚区和特色街区，要结合自身功能定位，依托全市各职能部门，积极争取国家级软性服务资源、项目、活动（如基地、中心、实验室、会展、试点等）落户，市级职能部门要围绕这些“国字头”重大项目、活动、资源等服务要素落地，从规划、土地、投资、人才等方面予以配套支持。与此同时，吸引国际服务业要素在广州集聚，有针对性地做好国际宣传和推介，吸引国际服务业要素在广州的集聚，包括一些荣誉称号的授予、延揽国际服务业高端人才，承办国际服务业盛会，制定相关服务业的国际标准等。（2）引进产业发展的高端人才。在引进产业项目的同步引进产业发展的高端技术与管理人才，只有这样才能在消化吸收基础上实现再创新，不花力气引进与培养高端人才。如果产业发展的主动权永远掌握在合资方手中，就无法实现从“广州制造”向“广州创造”甚至向“广州服务”的转型。（3）大力发展以创意、创新、创造等为代表的知识性产业。广州要未雨绸缪地谋划知识产业发展，及早部署和规划，抢占发展知识产业的先机，以知识产业的快速发展淘汰一批传统产业，改造、嫁接、提升一批传统产业，从而提升广州的产业竞争力。（4）继续加大力度引进高资本密集、高技术密集的产业发展项目。特别要注重引进项目的技术含量和资本含量，拓展对欧美资本和项目的引进，通过引进高技术含量、高资本密集的产业发展项目，从整体上提升产业发展水平和档次。在项目引进的过程中，注重引进项目技术的消化和吸收，在消化和吸收的基础上实现再创新。

4. 输出“广州服务”，着力打造“广州服务”品牌（1）深入挖掘“广州服务”的价值内涵。继承发扬岭南文化“开放、兼容”的特征，充分发挥现代都市“综合、集聚”的优势，树立对外输出“广州服务”的新理念，努力拓展服务业对外开放的广度和深度，力争在旅游、会展、房地产、饮食等服务业不同行业树立“广州服务”品牌。通过树“广州服务”的品牌，扩大广州服务业的辐射空间，提高服务业竞争力。（2）强化和树立输出“广州服务”的理念和意识。广州不仅要大力发展服务业，还要强力输出“广州服务”。根据国家中心城市、综合性门户城市和区域文化教育中心的定位，为珠三角和泛珠三角地区输出优质的“广州服务”，在输出“广州服务”的基础上，不断增强产业竞争力，拓展和完善城市服务功能。（3）利用各种展会宣传和拓展“广州服务”品牌。广州要利用各种展会召开的契机，大力宣传和拓展“广州服务”品牌，加快形成与国际接轨的服务标准体系建设，特别是在交通通讯服务、餐饮服务、旅游服务、购物服务等领域和环节注重树立品牌，既传承广州已有的“千年商都”、“食在广州”等服务业的传统品牌，又要根据经济社会和城市建设发展需要，不断拓展新的服务品牌。

5. 产业发展政策往高端化方向上引导（1）要努力促进产业链向高端延伸。广州要引导产业由重视生产制造向生产制造和营销服务并重，以努力拓展营销服务来影响生产制造，使营销服务的新理念渗透到生产制造环节，增加生产制造的附加值。（2）提高服务业市场准入门槛。积极调整广州市产业政策发展思路，改变过去简单制定鼓励、限制、禁止产业目录之类的规定，逐步转向有针对性、实效性的、分区域、有空间指向的产业准入、产业禁入、产业退出和产业救助政策，并把投资密度、能耗、水耗等指标纳入产业政策中。（三）强化自主创新能力，提升经济发展的内在驱动力

1. 在科技创新要素集成整合上实现新突破（1）发挥政府在科技要素集成整合上的主导、引领和推动作用。第一，强化校（院）地合作机制。政府要努力推动和建立与高校院所的紧密联系制度，加强与高校和科研院所的信息沟通，促进产学研合作，调动高校和科研院所参与广州创新型城市建设的积极性；组织推动建立高校专家组、博士团与企业对话互动机制，开展现场技术咨询、成果转化、技术培训，构建高校科技资源参与广州创新型城市建设的无障碍通道。第二，强化科技交流机制。搭建广州地区技术成果和交流合作平台，积极探索构建省会经济圈、广佛同城化的区域创新协作联动机制。加强与珠三角城市的科技合作，在创新资源、创新人才上打造区域一体化体系，使广州成为区域创新合作交流中心。加强与国内外广泛的科技合作，将广州创新型城市建设融于国际创新实践之中。（2）重投入和重整合双管齐下。第一，重视科技创新要素整合并不是不要增加科技投入，一定的科技投入还是开展科技创新所必需的。当前阶段主要是引导企业树立长远眼光和可持续发展的思想，避免短期行为，持续增加企业的研发投入，创立自主品牌，形成自主知识产权。对于研发投入增长速度快、经济效益好的企业，在申办有关涉及科技创新其他审批事项上给予适当的“绿色通道”待遇，在相关科技项目立项和资助上给予必要的倾斜，多方面鼓励企业增加研发投入。第二，发挥各级科协、行业协会和中介组织的作用，加强科技创新资源的整合。建议政府授权委托科技社团履行区域科技规划、科技咨询、科技评价、职称评定、科技交流、科技奖励等社会服务职能。当前阶段尤其要做好公共科研平台和科研信息的搭建及开放工作，实现科技创新资源在更大范围内的共建共享。加强广州地区科技文献系统和科技资源保障系统建设，建立区域科技资源共享服务平台，尽快形成平台服务网络化。（3）重点支持和资助“官产学研资”捆绑紧密型的科技创新联盟。第一，加速打造“官产学研资”创新合作联盟，加强制度创新，打破条块分割，在科教资源整合与利用上探索经验，促成高等院校、科研院所和企业共建基地；瞄准广州重点支柱产业，集中优势资源，引导建设一批高等院校、科研院所和企业双方形成开发、生产、销售紧密结合的产学研战略合作联盟，加速科技成果的产业化进程。支持企业与高等院校、科研院所共建重点实验室、工程中心等研发机构，搭建区域大型科学仪器设施设备协作平台，针对产业发展重大关键技术开展联合攻关。第二，发挥现有科技资源优势，创新科研人才组织机制，打破单位界限，促进学科交叉与融合，提升重大科研项目攻关能力，催生有重要影响的原始性创新成果在广州市更多涌现。并强化产学研合作长效机制，进一步发挥科技社团在产学研合作中的桥梁和纽带作用，围绕新兴交叉学科和区域高科技人才相对集聚的优势，组建电子信息、生物医药、装备制造等高新技术领域专业协会，为科技创新提供有力支撑。

2. 积极推动区域科技合作（1）加大科技资源整合力度。通过整合科技资源，提升产业创新能力，建立开放的研发合作机制，引导全社会围绕战略产品研发与产业化需求逐一攻克相关的关键技术，为建设低碳、绿色、智慧和幸福广州提供技术支撑与保障。推进“省市合作”，还可以把广州的人才和经济优势聚焦到全省的战略需求上，为广州科技创新工作提供一个坚实平台，使其更加准确地理解和服务全省战略，更加全面地承接和参与省的重大科研任务，更加有效地支撑和引领珠江三角洲及全省经济社会协调发展。（2）构建开放型的区域创新体系。深化穗港澳科技合作，建立联合创新区，支持联合开展科技攻关和共建创新平台。规划建设穗深港创新圈，加强穗港产学研合作，加快国家创新型城市建设，形成以广州－深圳－香港为主轴的区域创新布局。完善创新平台的运行管理机制，建立健全科研设备和科技信息开放共享制度，强化创新平台的公共服务功能，加快建设华南新药创新中心、广州国际生物岛等重大创新平台，形成较为完善的区域创新体系。（3）深化“部市合作”创新联动机制。积极推进国家有关部门与广州市联合开展自主创新综合试验，加强“部市合作”在协调管理、考核评价、科技体制等方面的体制机制改革力度，促进国家有关部门与广州创新资源的高效配置和综合集成，上下联动凝聚创新合力。设立部市产学研合作重大科技项目，实施“产学研合作综合示范企业”行动计划和部市企业科技特派员行动计划。吸引国家重点高校、科研院所与广州联合，组建若干个部市产学研技术创新联盟，共建一批高水平的研究型大学、科研机构、重大创新平台和部市产学研合作示范基地，积极争取在广州布局建设国家重大科技基础设施、重要科技机构和重大创新能力项目，加快建设中科院广州生命健康研究院、中国华南超级计算中心、中科院广州工业技术研究院等共建项目。

3. 建立健全多元化的创新投融资体系（1）一是确保财政科技投入稳定增长，全市财政科技投入占财政总支出的比例逐年提高。统筹协调市本级各类科技专项资金，实施若干重大专项，重点扶持自主创新能力建设和高新技术产业发展项目。强化财政投入导向作用，以财政资金引导和带动全社会对科技的投入，力争到2015年全社会的研究发展投入占地区生产总值的比例超过2.5％。二是落实税收激励政策。加快实施激励企业自主创新税收政策，对在广州市设立的具有一定规模、在同行业中影响较大或对相关产业发展有较大带动作用的创意企业总部，其境外管理服务、研究开发、投资和资产处置所获得收益的所得税本市留成部分，财政资金予以支持。三是加强金融支持服务。争取国家有关政策性金融机构向广州高新技术企业、科技型创业投资企业发放软贷款用于项目的参股投资，对广州高新技术企业发展所需核心技术和关键设备的引进提供融资支持，对广州重大农业科技专项、农业科技成果转化和产业化提供资金支持。（2）市财政要加大投入建设公共技术平台。一是坚持政府推动、市场运作，依托企业、科研机构、高等院校、行业协会及其他社会团体建设公共技术平台。在高新技术产业领域，重点扶持软件、电子信息技术、生物医药、新材料新能源等领域的公共技术平台。市科技研发资金每年安排一定比例的资金资助高新技术公共技术平台建设。市产业技术进步资金每年安排相应资金，支持此类公共技术平台建设。加强对公共技术平台的资产管理，提高设备使用效率。加快现有公共技术平台的资源整合，借鉴国内外有益经验，创新体制，优化功能，提高公共技术服务水平。积极参与泛珠三角区域特别是与港澳地区的科技合作，鼓励广州市企业使用港澳地区的公共技术平台。二是重点实验室以开展应用研究为重点，以高新技术领域研究开发为目标。加快建设公共技术服务支撑体系，构建直接为产业技术创新服务的试验验证、测试评价、开发设计、中试生产等开放性技术装备平台和各类科技资源库，并与国家、省的公共技术平台实现互动发展。开展技术标准、分析方法、评价体系等基础性的研究和公共服务，培养技术服务人才。加强科技信息库网建设。加大政府资金投入，依托科技情报机构、高等院校和图书馆等建立专业性、资源共享的科技数据库和科技信息网。（3）鼓励企业加强研发投入。一是通过政府的政策引导和市场的资源配置，推动企业成为研究开发和科技投入的主体。企业研发费用比上年实际发生额增长达到10％以上的，其当年实际发生的费用除按规定据实扣除外，经税务机关批准，再按其实际发生额的50％直接抵扣当年的应纳税所得额。市科技研发资金的85％以上用于支持企业和科研机构的技术创新活动。企业为开发新技术、研制新产品所购置的试制用关键设备、测试仪器，单台价值在10万元以下的，可一次或分次摊入管理费用，其中达到固定资产标准的应单独管理，不再提取折旧。二是扶持有条件的大型企业建立研究开发院。投入市级及市级以上技术研究开发机构的建设费用可列为研究开发经费。具有独立法人资格的企业研发机构可认定为高新技术企业；不具有独立法人资格的企业研发机构实行独立核算的，经认定后享受高新技术企业相关优惠政策。外资企业研发机构进口的实验仪器设备可为社会提供有偿服务。财政设立专项资金，按对地方财政收入贡献的比例奖励企业用于研究开发。

4. 努力营造良好的自主创新环境（1）完善创新创业环境建设。加强自主创新投入、知识产权保护、人才等支撑体系建设。优化整合财政资源，加大财政投入。完善创新创业融资环境，积极发展知识产权质押、租赁融资和创业投资，探索组建服务自主创新的新型金融组织，开展科技保险试点。实施知识产权和技术标准战略，加大知识产权保护和应用力度，支持开展行业、国家和国际标准的制订工作。支持开展工业设计人员等职业能力评价认证体系试点。创新人才引进、培养、评价、任用、表彰激励和服务保障机制，实施高端人才引进计划和培养工程，发挥“中国留学人员广州科技交流会”等人才引进平台的作用，建设一支高层次、国际化的优秀人才队伍，形成要素完备、支撑有力、开放包容的自主创新环境。（2）建立一套行之有效的创新人才培养机制。充分发挥广州高等院校众多，科技教育资源密集的优势，加强科技创新与人才培养，建立一套行之有效的创新人才培养机制。重点培养广州市高新技术产业重点领域发展需要的工程技术人才和综合型管理人才。重点领域紧缺人才的培训费用，由政府、企业（单位）和个人共担。通过项目资助方式，加快培养一批技术创新拔尖人才和创新团队。重视创新型企业家人才队伍的培养，每年选派并资助一批优秀的高新技术企业经营管理者到国内外著名院校或培训机构学习培训，着力提高广州高新技术企业经营管理者的创新能力。（3）积极引进、重点引进高层次创新人才。支持重大项目发展所需的人才引进，将引进项目与引进人才相结合，以项目资助带动人才引进。统筹设立市人才发展专项资金，主要用于资助高新技术企业引进高层次创新人才以及重点高新技术领域紧缺人才的培训、培养。用人单位引进高层次创新人才的住房货币补贴、安家费、科研启动经费等费用，可依法计入成本核算。对重点培养和引进的高层次人才给予专项资助，并提供科研条件和居住、生活便利。切实做好符合条件创新人才的配偶入户、就业推荐和子女入户、入学工作。（四）以低碳发展引领和创新生产、生活和消费模式

1. 调整和优化能源结构

创新能源发展理念和模式，转变能源管理方式，推动广州能源节约发展、清洁发展和安全发展，由主要依靠化石能源向积极开发可再生能源转变，由主要注重能源供给向能源供应和需求管理并重转变，由主要依靠资源开发向依靠科技进步转变。（1）提高能源利用和管理水平。改革、创新和变革传统生产方式和工艺流程，提高生产过程中能源利用效率。在对化石能源进行清洁开发、高效使用、节约利用的同时，不断开辟可再生能源。加快淘汰钢铁、建材、造纸等行业的落后生产能力，鼓励常规火电厂进行供热改造，积极推进节能的余热（气、压）发电、热电联产及热电冷联供的电站建设。进一步完善节能减排管理机制和体系，加强考核力度，增强对节能工作的监督和指导。研究推行合同能源管理，努力创造良好的政策环境，促进节能服务产业加快发展。（2）有效解决化石能源的替代问题。为彻底改变广州目前能源结构中“多煤、缺油、少气”的发展现状，必须在化石能源的替代上寻求突破之策。积极跟踪和参与氢能及燃料电池、天然气、水合物、碳捕获与储存、核聚变、海洋能利用等前沿技术开发基础研究和科研攻关，争取尽早取得实质性突破，以实现对煤炭、对化石能源的有效替代。鼓励在保护生态环境的基础上发展水电、天然气、煤层气、风电、生物质能、太阳能、地热能、海洋能等清洁、低碳能源；鼓励以新能源替代传统能源，以可再生能源替代化石能源，以低碳能源替代高碳能源。（3）加快发展新型清洁能源。开展广州市太阳能光伏发电研究，提出广州市太阳能光伏发电的发展思路，制定发展目标和实施计划，组织实施太阳能光伏发电工程，重点支持一批兆瓦级发电项目列入金太阳示范工程。大力实施绿色照明工程，加快推广节能路灯的改造，培育振兴广州市半导体照明节能产业。大力推进天然气的利用和推广，加快推进天然气高压管网的规划和建设，提高管网的覆盖率，构建全市统一的天然气高压管网，积极争取上游气源，提高天然气供应保障能力。积极开发生物能源，改善全市用能结构。通过有关法律法规和标准体系，促进煤炭清洁生产和清洁循环利用，提高煤炭使用附加值和使用效率，有效保护生态环境。

2. 加快发展森林碳汇（1）增强碳吸收、碳贮存、碳替代工作。增强碳吸收的林业活动包括植树造林、退化生态系统恢复、建立农林复合系统、加强森林可持续管理以提高林地生产力等能够增加陆地植被和土壤碳贮量的措施；保护碳贮存是指保护现有森林生态系统中贮存的碳，减少其向大气中的排放。主要措施包括减少毁林、改进采伐作业措施、提高木材利用效率，以及更有效的森林灾害（林火、病虫害）控制；碳替代措施包括以耐用木质林产品替代能源密集型材料、发展生物能源、采伐剩余物的回收利用（如用作燃料）等。（2）加强森林经营，提高森林质量。不断强化森林碳汇的宣传，推动全社会参与林业减排活动。合理保护森林资源，加强对森林火灾、有害生物和非法征占林地行为的防控，尽量减少森林资源的消耗，增强森林生态系统的整体固碳能力，通过启动“低产林改造工程”、“中幼林抚育工程”，扩大森林覆盖率，加速城乡绿化建设等。建议设立广州碳基金发展专项基金，可通过政府拨款、企业和个人捐助等形式筹集，主要用于支持植树造林、森林资源管理等林业碳汇发展及具体实施行动，增加森林植被，巩固森林生态安全。（3）发展碳汇产业工程。重点发展碳汇林业、生态公益林、珍贵乡土用材林、高效经济林、速生丰产林、花卉苗木及生态旅游业。加快林业产业集聚，打造林业科技产业园。开展林业碳汇研究，加快培育吸收二氧化碳能力强的树种和品种，探索构建二氧化碳吸收储存能力强的营造林模式和林分改造模式。加强森林固碳能力的计量与监测，为林分改造和碳汇林的营造提供技术支撑。建立森林资源及生态状况年报制度，完善森林生态状况动态监测。大力开展碳汇造林，鼓励大型企业、社会组织、个人出资营造碳汇林或自愿购买森林碳汇。积极开展“绿道”、城市公园、城市林带建设，继续实施“青山绿地”工程。

3. 倡导交通出行节能减碳（1）适当控制私人汽车拥有量的快速发展。广州要充分学习和借鉴上海的经验与做法，对汽车牌照实行拍卖制度，限制车辆上牌，这样可以降低人们将私有汽车作为代步工具的思维，改变出行方式。虽然这种政策不一定是治本之策，但它为缓解道路拥堵、降低碳排放确实能起到一定的促进作用，再者也能为轨道交通建设赢得时间。还可以学习香港提高油价的做法，降低汽车的使用频率，让多开车的人多付费。借鉴英国治理城市拥堵的经验，即对城市拥挤进行收费，也能在一定程度上控制私人汽车快速发展的势头。（2）在公共汽车和出租车中推广使用清洁能源。目前，在广州市公共交通中，混合动力汽车的使用率还比较低，有必要继续加大力度予以推进。因为混合动力公共汽车在中心城区运营充电比较方便，无需建设像天然气加气站那样的基建工程和设备，同时可减少对城市环境的污染，通过它可以降低20％－30％的车辆油耗，从而降低碳排放。继续推进公交车、出租车使用清洁能源及其管理工作，全面推广成熟技改成果的应用，建立完善的能源供应保障体系。（3）加强中心城区自行车道建设。在世界各国都在为应对全球气候变化而苦寻良策的过程中，自行车这种零碳排放的交通出行工具重新回到人们的视野并备受推崇，既环保又健身。在建设低碳广州的新形势下，建议在城市主要道路开辟自行车道，并连线成片、成网，使市民选择自行车出行更为方便、顺畅。（4）提高公共交通发展和管理水平。完善以换乘便捷为核心的公交布局，设立高效的公交专用车道，协调公交与各交通方式间的快速接驳和合理收费，并做好轨道交通与其他交通方式的结合。在公交管理中广泛运用计算机、通信等先进技术，建设包括先进的交通管理系统，先进的公交和出租车智能管理服务系统，先进的公共交通信息服务系统，先进的物流通关和信息服务系统，不停车收费系统，努力实现交通管理智能化、决策信息化和服务人性化，提高公交、出租车的服务水平和管理水平。

4. 大力推进绿色建筑（1）出台强制推广与激励先进相结合的绿色建筑政策。以政府投资的建筑为突破口，包括保障性住房、廉租房、公益性学校、医院、博物馆等建筑，规定必须达到绿色建筑标准要求，起到引领示范作用。在部分有积极性、有工作基础的区（县）试点，强制推广绿色建筑标准，要求新开发的城市新区新建建筑必须全部满足绿色建筑技术标准要求，将发展绿色建筑纳入各级政府节能减排考核体系。大力推进供热计量收费制度，加快供热体制改革。研究出台绿色建筑财税激励政策，制定财政资金扶持鼓励绿色生态城镇与绿色生态示范城区建设的实施方案，研究鼓励绿色建筑发展的税收优惠政策。（2）研究完善绿色建筑产品技术支持体系。组织有关部门编制《绿色建筑技术产品推广目录》，建立健全绿色建筑科技成果推广应用机制，加快成果转化，支撑绿色建筑发展。组织绿色建筑技术研究，在绿色建筑共性关键技术、技术集成创新等领域取得突破，引导发展适合广州市情且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绿色建筑新材料、新技术、新体系，开展绿色建筑技术如“太阳能屋顶计划”、“新型节能材料与结构体系应用”等的应用示范。制定建筑节能的强制性标准，从提高终端效能出发，在建筑节能主要领域，包括围护结构、空调设备、空调系统、照明、办公设备和家用电器、燃气与热水用具等方面，制定并执行强制性标准，通过节能标准的强制性实施，推进节能技术的应用，从源头上加强建筑节能。（3）大力推进绿色建筑相关产业及服务业发展。建设绿色建筑材料、产品、设备产业化基地，形成与之相应的市场环境、投融资机制，带动绿色建材、节能环保和可再生能源等产业的发展。培育和扶持绿色建筑服务业的发展，加强人员队伍培训，建立从业人员的资格认证制度，推行绿色建筑检测、评价认证制度。积极推动绿色建筑、低能耗或超低能耗建筑的研究、开发和试点，建设优质新型墙体材料示范生产线和节能建筑样板工程，推广新兴产业建筑结构体系，拓宽新型墙体材料的应用范围。进一步建立健全建筑节能工作制度、技术标准和实施细则，加大力度建设具有岭南特色的建筑节能示范工程项目，全面推动广州建筑节能工作向纵深发展。

5. 提高资源利用效率（1）明确各级政府及有关部门管理职责。市经贸委负责拟定并组织实施资源综合利用的规划及政策措施，并会同市发展改革、科技、财政、国土、建设、工商、税务、物价等部门，建立“统一管理、依托各方、各司其职、合力推进”的工作机制，各部门按照各自的职能分工，密切配合，做好全市资源综合利用管理工作。建立各区（县级市）政府相关部门对资源综合利用工作的管理目标责任制，加强对辖区内资源综合利用的管理、监督和协调工作。加快制订本地区资源综合利用规划，规范、引导资源综合利用产业健康持续发展。要将资源综合利用纳入本地区发展规划和年度计划，注重与循环经济、清洁生产等规划的协调与衔接，将项目建设纳入当地统一的城乡规划管理。（2）加快推进资源综合利用标准化建设。制定《广州市资源综合利用标准化行动计划》，制订和修订工业“三废”、生活垃圾、建筑垃圾、电子废弃物、废纸、废旧汽车等领域资源综合利用的工艺生产、产品质量和技术规范等标准，并以园区和企业等不同类型的资源综合利用标准化试点建设为重点，开展资源综合利用标准化示范园区建设。发展可再生资源产业，建立可再生资源回收网络体系，提高废渣、废水、废气综合利用率。完善资源有偿取得制度，建立反映市场供求关系、资源稀缺程度、环境损害成本的资源要素价格形成机制。严格资源开采准入制度，合理利用资源。（3）发挥行业协会作用，健全服务体系。相关行业协会要强化行业自律和技术服务职能，积极协助政府推进行业资源综合利用，在政府和企业、企业和企业之间发挥桥梁和纽带作用，为政府制定资源综合利用法规、政策、规划等发挥参谋作用，积极开展资源综合利用技术和管理交流、人才培训工作，协调促进资源综合利用共性技术、关键技术和配套技术研发，推广资源综合利用先进技术和工艺设备，协助开展企业资源综合利用监督管理，促进行业资源综合利用技术进步和管理水平的提高。建立健全全市资源综合利用公共信息和情报网络系统，为企业提供先进的技术与管理信息，建立健全资源综合利用的技术推广、产权交易、成果转化的服务体系，促进资源综合利用先进适用技术加快向现实生产力转化。五、广州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保障措施（一）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构建促进科学发展的体制机制（1）改革政府管理体制。转变政府经济管理职能，使其从各种形式的市场参与者中淡出，重点转向再分配关系、城乡和区域平衡等市场顾及不到的领域，或者公共产品的提供、社会保障体制的建立等市场失灵的领域，使广州成为全国行政效率最高、行政透明度最高和行政收费最少的地区之一。创新政府考核体制，强化民生、能耗和生态环境指标考核，在增城、萝岗等有条件的区（县级市），探索建立绿色GDP体系，把节能、降耗、减排等指标纳入政府政绩考核中，引导区（县级市）转变经济发展方式。（2）完善公共财政体制。深化市、区（县级市）两级财税体制改革，按照事权与财权相统一的要求，进一步理顺和完善“税收属地管理、地方税收分享”的财税体制，逐步探索区（县级市）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完善公共财政支出结构，降低政府对一般竞争性领域的投入，强化对就业、社会保障、教育、公共安全、节能降耗、生态环境、公共服务设施和自主创新等重要产业和关键领域的财政投入，建立公共领域的财政支出随经济发展水平合理增长的机制，强化财政的公共服务和保障功能。建立政府向市场购买服务的公共财政制度，强化政府采购的引导作用。增加对限制开发区和禁止开发区用于与主体功能区管理相适应的财政体制，促进消除城乡二元结构，实现城乡协调发展。（3）完善和健全市场机制。理顺要素市场价格体系和定价机制，利用价格杠杆，引导社会节约资源，限制高消耗、高污染行业盲目发展。围绕着力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深化金融、科技、涉外领域和投融资体制改革，消除市场准入限制，大力发展各类要素市场，营造与国际通行规则相衔接的经济运行机制，实现综合性制度创新。按照“小政府、大社会”的方向和分类改革的思路，加快推进社会事业单位改革，将从事生产经营活动的事业单位逐步转为企业，深化完善公共部门的“管办分离”，大力发展行业协会和社会中介组织，逐步建立多元化的市场主体和运行机制，完善市场配置资源的基础性作用。大力推荐社会诚信体系建设，完善信用制度，培育信用服务体系，率先建成符合国际惯例，体现广州发展特色的社会诚信体系，为转变经济发展方式营造诚信社会环境。（4）培育企业动力机制。以增强国资流动性为重点，加快国资布局结构调整，推动国资向现代服务业和先进制造业集中。以推进经营者市场化、职业化为重点，深化企业用人机制和考核机制改革，增强企业领导人员的创新意识和创新动力。以规范国资收益收支为重点，完善国资经营预算管理制度，加快企业重大科技创新和技术进步。进一步改善民营经济发展环境，引导民营企业不断增强自主创新意识、节能降耗和环境保护的意识和能力，推动和支持民营资本进入服务业和高新技术领域，充分发挥民营企业在促进经济发展方式转变中的积极作用。（二）加快重点领域和关键环节的改革步伐（1）不失时机地推进资源和要素价格改革。一是加强对非传统资源的产权界定和保护。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一些非传统资源，比如排放权资源等，变得越来越稀缺，越来越宝贵，迫切需要通过加大对其产权的界定和保护，在维护公共利益的同时，提高这类资源的利用效率。二是进一步完善广州资源收费制度，在市一级物价收费的权限许可范围内，提高稀缺资源的收费标准，参照国内外发达国家和先进城市的经验，改进资源收费在不同利益主体和不同利益相关者之间的分配关系。三是着力推进土地资源、水资源、矿产资源、生态环境容量等要素价格体制改革，建立有利于资源节约和环境友好，反映市场供求状况和资源稀缺程度的资源要素价格形成机制，更大程度地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提高资源配置效率。（2）着力完善社会保障和基本公共服务体系。一是提高认识，改变那种把社会保障仅仅视为一种社会福利的观念，充分认识社会保障对于扩大内需、提升人力资本、促进技术进步、增强整体经济竞争力等的积极作用。二是要以实现基本保障和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为目标，着力提升统筹层次。三是结合主体功能区划的制定和相关政策的实施，进一步改进广州不同层级政府之间在公共服务事务方面事权和财权的划分，完善财政转移支付制度，使各地政府都有充足的收入来提供基本公共服务和基本社会保障。（3）深化国有企业和垄断行业改革。一是通过加大国有经济改革力度，深化股份制改革，规范履行出资人职责，加强与改进国资监管，完善统计评价体系建设，健全重大事项报告制度，探索完善国有资本预算体系，大力推进技术和管理创新等一系列体制改革，增强国有经济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动力。二是营造促进多种所有制企业之间公平竞争的环境，通过积极推进企业间的兼并与重组培育优胜劣汰的机制，充分发挥和运用资本市场拓展企业融资渠道“三管齐下”，提高产业集中度和整体技术水平，培育具有国际竞争力的大企业集团，使之有能力、有条件在促进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上发挥带头作用。三是推进垄断行业改革，完善定价和监管机制。四是真正确立企业投资主体地位，政府通过发布信息，设立标准越来越高的能耗、环保、安全、卫生等技术和市场准入门槛，促进结构优化和产业升级。（4）制定并实施合理的消费政策。一是要完善消费品价格政策体系，在普遍提高资源产品价格的同时，对居民消费实行阶梯水价、阶梯电价、阶梯天然气价格，对超过定额的消费收取几倍、十几倍于基本价格的费用，以抑制大量耗费资源的行为。二是要扩大消费税征收范围，大幅度提高筵席和奢侈品边际税率，变消费税主要从生产环节征收改为流通环节征收。三是建立或完善相关的法律、法规，运用法律手段，严厉制裁过度占用和消费重要资源，尤其是过度占用和消费土地、水等稀缺资源的行为。（三）完善政策体系，营造促进科学发展的良好环境（1）完善财税政策。加强对服务业智力密集领域和制造业高端领域的扶持力度，按照国家有关法律法规规定，对专业服务企业和信息服务企业实行从优的税收政策，对经认定为高新技术企业的高技术服务业，实行高新技术企业的税收优惠政策。加强财政资金的引导力度，设立广州金融发展引导资金，专项用于集聚各类金融机构，吸引金融人才，鼓励金融创新。发挥广州文化专项资金作用，支持文化服务业发展。扩大服务业引导资金的覆盖范围，加大对服务业智力密集领域的支持力度。加大财政对节能减排和自主创新的支持力度，将节能列入公共财政预算。完善政府采购制度，加大对节能降耗和自主创新的支持力度，建立生态补偿机制，加大财政转移支付。（2）完善土地政策。调整用地结构，扩大服务业用地比例，支持和鼓励传统工业用地向生产性服务业用地转变，引导土地资源向现代服务业和先进制造业重点领域和重点区域聚焦。提高土地利用效率，允许郊区大企业或开发区在产业基地和市级以上开发区适度提高容积率。加强土地开发和利用引导，对纳入重点支持目录的产业项目用地优先供应，对入驻生产性服务业功能区的研发中心、企业总部等在用地上给予支持。实现新增工业用地指标的市级统筹部分向区（县级市）倾斜政策，支持区（县级市）经济发展。（3）完善人才政策。实施新一轮具有全球视野的高层次海外引才引智计划和高层次人才个人所得税奖励政策，用更加开放的户籍政策大力引进各领域急需的关键、骨干人才，充分发挥居住证在集聚基础人才中的作用。强化人才海外培训和国际交流，积极培育和引进各类市场化的人才中介组织，建立更开放的人才政策制度环境。梳理并增加市财政对领军人才、优秀学科带头人等已有各类人才培养专项资金的投入，加大人才科研和创业资助力度，提升人才公共服务水平，强化产学研人才培养载体建设和人才知识产权保护，设立人才发展资金，加强人才发展的多元投入，培育更宽松的人才工作和创业环境。实施创新人才安居工程，为高层次人才创造更好的医疗服务，多渠道解决优秀人才的子女教育及配偶就业等问题，营造更优越的人才社会生活环境。（4）完善开放政策。放宽市场准入限制，对不使用政府资金的投资项目一律不再审批，鼓励和支持各类资本进入法律、法规和规章未禁入的领域。对服务企业到海外设立业务网点和分支机构，给予用汇、出入境和资金方面的扶持，加大国内合作交流专项资金对“走出去”、“引进来”服务企业的扶持力度，对新落户的跨国公司地区总部和国内大集团总部，在降低商务运行成本等方面予以支持。（四）加强区域合作，拓展经济发展的市场控制力和影响力（1）广州转变经济发展方式需要进行空间拓展。从区域经济发展的角度来看，广州转变经济发展方式，需要加快与珠三角地区经济一体化进程做保障，因为广州处于珠三角经济区内，与本区域其他城市存在紧密的经济联系，广州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一方面会打破原有的经济平衡，另一方面广州转变经济发展方式需要其他城市协同推进，才能实现整个区域经济增长质量的提升。（2）利用交通枢纽在拓展城市空间中的枢纽作用。已经出台的《广州空港经济发展规划纲要》，进一步明确了围绕广州白云国际机场枢纽港，大力发展空港经济，增强高端门户服务功能的总体思路，正在建设中的广州南站也将更好地发挥对珠三角地区人流、物流等资源的整合作用，辐射和带动周边地区经济发展。因此，从珠三角经济一体化的发展视角来考虑，广州转变经济发展方式首先需要转变经济发展思路，拓展发展空间，借助交通枢纽的辐射作用，积极输出资金、技术和品牌，整合珠三角地区的产业资源，实现互补协同发展。（3）利用市场机制在产业结构调整中的基础作用。一是利用企业间的合作及并购行为，将外部市场内部化，实现城际间产业和企业的整合。二是通过建立统一的市场准入制度，促进要素和商品的自由流动。三是通过建立各类市场体系为产业结构调整提供外部市场环境。为了保证以上三个方面的顺利实施，关键是要减少政府对经济的过多干预，放松对国有企业经营的管制，逐步开放各类市场准入，降低城际交易成本，把政府的职能从经济建设型转变到公共服务型。（4）利用合作机制在合作空间拓展中的制度作用。广佛同城化已经在实质性推进，两地政府在规划、科技、信息、旅游、港口、人才、物流等领域签署了一系列框架合作协议，区域间快速交通网络也已初具规模。为更好地实现经济发展方式转型，需要以完善市场机制为出发点，变竞争主体为协调主体，变利益主体为服务主体，拓展合作范围，在现有合作基础上，将合作领域向环保、工商、社保、教育、医疗、就业等方面拓展，将合作模式从召开联席会议、信息沟通、编制规划等向联合建立正式制度、互相提供公平待遇、联合行动等方式转变。参考文献：

［1］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学术委员会办公室主编．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研究［M］．中国计划出版社，2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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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州建设国际商贸中心对策研究

所谓国际商贸中心是指在一国经济布局中具有明显的区位优势、在全球网络中处于重要节点、有很强的生产要素和品牌的集聚能力、有很成熟的商贸服务业体系和服务贸易能力、对区域经济具有较强辐射和带动能力的中心城市。

经过对纽约、伦敦、东京、新加坡、香港等国际商贸中心多方面的比较分析，我们总结出国际商贸中心城市的几点共性，分别如下：

第一，国际商贸中心城市具有明显区域优势。国际商贸中心城市通常为一国、地区甚至是全球范围内的政治中心、经济中心、文化信息中心、交通中心及人口中心，对政治、经济和文化传播具有显著的影响力，拥有国际港口和航运市场，城市的人口规模在全国的总人口中占据显著的份额。

第二，国际商贸中心城市拥有非常发达的服务业。国际商贸中心城市往往拥有发达的金融保险业、现代物流业、信息服务业、会展业和文化创意产业，能够广泛聚合金融资源为国家和区域经济提供全面服务，具有创意内容的知识密集型产业成为这些城市现代服务业的高端形态。

第三，国际商贸中心城市都是服务贸易中心。这些城市的服务贸易在国际市场中的占有率普遍较高，服务行业吸引外资的比重不断上升，并集中于商业服务、金融、运输、仓储、通讯等服务行业，特别是金融和信息传媒行业。

第四，国际商贸中心城市是国内国际知名品牌集聚的城市。在这些城市集聚的不仅包括各种特色商品、国内知名品牌，还包括各种世界顶尖的品牌商品，具有世界公认的品牌汇集的商业街。

第五，国际商贸中心城市的国际化水平很高。这些城市通常是“全球消费之都”，城市居民具有较高的收入水平和消费能力；旅游产业发展欣欣向荣，每年吸引大量的国际旅客；拥有极高的跨国公司和国际组织入驻率，完善的国际社区、一流的文化机构和传媒产业。

第六，国际商贸中心城市具有独特的城市定位和个性。这些城市通常在发展过程中强调城市品牌建设，突显城市特色，保留城市个性，准确为城市定位。通过一系列的活动和资料宣传，不断强化城市特色。（二）国际商贸中心的格局特征

第一，从区域格局来看，国际商贸中心形成了全球性的集中和国家内部（区域内部）功能分离的发展态势。

从全球的角度看，国际商贸中心主要集中在发达国家的核心地区，如美国的纽约，欧盟的伦敦，亚洲的东京、香港和新加坡。

从各个国家的内部看，大国（美国）或者大的自贸区（欧盟、东盟）一般有几个商贸区，并各有分工，具有不同的腹地和功能，主要是中心城市门户功能起作用的结果。

从中国的角度看，我国商贸中心在区域空间上形成了三大中心圈：

一是以上海为中心的长三角地区：优势是腹地大、上海的龙头作用突出、中央的支持力度大（国际金融中心和国际航运中心）、制造业发达、金融业和服务业发达、跨国公司总部多、商业基础好，形成了农产品、钢铁等大宗商品交易中心，世博会对该中心圈的发展将产生深远影响。

二是以北京为中心的环渤海经济带：优势是政治中心、决策机构所在地、国有企业总部多、对外投资多（这是形成全球城市的关键）、研发强、形成了石油等大宗产品交易中心，奥运会对该中心圈的发展将产生深远影响。

三是以广州为中心的珠三角地区：优势是制造业发达、区域联系紧密、商业基础好、香港的作用明显、自发的批发市场发达，亚运会对该中心圈的发展将产生深远影响。

从发展趋势看，由于商品转运成本和运输成本高、时间要求严格，中国依托国家中心城市形成的三大中心圈将持续共存下去。同时，由于每个中心圈的优势和特点不同，三大中心圈将差异化发展。

第二，从产业格局来看，国际商贸中心的货物贸易和服务贸易既有分离也有融合。

全球性的商贸中心城市比如纽约、伦敦主要是服务贸易和一部分全球性的大宗商品的离岸贸易。这些城市的发展是从以货物贸易为主发展到以服务贸易为主，并形成了商贸交易、商贸结算、商贸管理、商贸服务、商品定价、品牌营销的中心，因此是全球的商贸中心。

区域性的商贸中心比如洛杉矶、阿姆斯特丹、米兰、香港、新加坡、里约热内卢、开普敦、上海、北京、孟买等以货物贸易为主，同时承接纽约、伦敦的区域性服务贸易交易的地区总部的作用。

考虑到广州商贸中心城市的发展水平，我们认为广州在一定时期的发展目标应成为区域性的商贸中心，因此，广州商贸中心的产业选择应以货物贸易为主，同时通过积极承接全球商贸中心城市的服务贸易交易，提升服务贸易交易能力和水平。在具体产业选择上，考虑到北京是以基础性资源交易为主，上海以大宗基础产品为主，也有电子、轻工产品交易，广州应与上海、北京等城市差异化发展，主要以电子、轻工产品交易，部分新兴产业和大宗产品交易为主。

第三，从功能格局来看，多边贸易要求商贸中心提供更深层次的商贸服务。

由于现代商贸的发展是三角和多角贸易，口岸对口岸的商贸所占比重较小，因此，要求商贸交易的形式相应发生变化：贸易的融资和结算是核心问题。如果是点对点的口岸贸易，结算简单，如果是三角贸易或多角贸易，货物流和订单流、资金流是分离的，这种情况下，没有强有力的金融服务，或者说离岸金融服务，结算是无法进行的，贸易风险大，同时与商贸交易、结算、融资的商贸服务业也要有相当的基础。（三）国际商贸中心演变的趋势特征

基于新兴经济体在经济上的崛起，从趋势上看，国际商贸中心有从大西洋沿岸转移到太平洋沿岸的趋势，新兴发展中国家的核心城市在中短期可能成为区域性的、主要面向发展中国家的商贸中心。

因此，课题组认为，广州国际商贸中心应主要是面向东亚和东盟地区，成为我国泛珠三角地区和东盟地区的区域性国际商贸中心。

广州建设国际商贸中心正是顺应了国际商贸中心由西向东转移的大趋势。作为发展中国家中国的特大城市，千年商都造就了广州人精明、务实的商业文化特征，也为广州积累了浓厚的商业气氛和坚实的商贸基础，甚至广州历史上形成的岭南文化也与商贸服务业发展息息相关。为传承千年商都之商脉和岭南文化之特色，广州城市发展方向的必然选择是把广州建设成为国际商贸中心和世界文化名城。二、广州的优势和劣势（一）优势

第一，我国对外贸易的窗口，商品进出口贸易发达。

作为我国最早开放的沿海城市，广州市外向型经济特征明显。与其他城市相比，广州商品进出口流量较大，截至2010年9月，广州商品进出口总额766.03亿美元，其中，商品出口总额354.81亿美元，商品进口总额411.22亿美元。

第二，服务业主导的经济体系，现代物流与商贸流通发达。

广州经济正在从“工业型经济”向“服务型经济”转型，以物流、会展、信息服务、服务外包为主导的服务业对广州GDP的贡献率达到70％。以创意、动漫等为代表的新型服务业正在迅速崛起，广州将从传统商贸之都提升为“网络商都”。现代服务业有比较好的基础，比如金融方面，本外币各项存贷款余额高于其他城市；会展方面，场馆建设规模位居亚洲前列；物流方面，拥有国家级规模的机场、火车站和港口。由南沙保税港区、白云空港综合保税区和广州开发区保税物流区形成了南、北、东区域布局合理的保税区体系，这对物流、商贸的发展提供了很好的支撑基础。

自古至今，广州都是国家的商业中心城市，最大的优势产业是商贸流通业，包括零售、批发、物流、电子商务、会展、餐饮、外贸等。广州是连接国内外两个市场的都市级商贸聚集区，拥有海鲜、茶叶、服装、精品、玩具、鞋类等多个国家级批发市场。

由于广州商业发达，因此服务理念深入人心。无论是居家生活，还是休闲旅游，从衣、食、住、行等各个角度看，广州都是一个服务水平很高的城市，是一个生活工作都很便利的宜居城市。

全球最大快递企业联邦快递亚太转运中心进驻白云机场，广州每天要容纳大量的人流、物流、资金流和信息流。广州作为国家中心城市、广东经济的发动机，已经形成了物流中枢地位。亚运会的举办极大地提升了广州的国际形象，让世界更多地了解了广州，为后亚运时代广州建设国际商贸中心注入了新的活力和新的内涵。

第三，中国进出口商品交易会品牌效应突出，会展经济迅速成长。

中国进出口商品交易会（以下简称“交易会”）秉承“广交互利通天下”的优良传统，自从诞生以来，已经成为联结中外客商的重要纽带。交易会期间万商云集，交易会已成为客商在世界经济复苏中的最好选择，进一步扩展交易会的辐射力和影响力，将其打造成广州市的城市名片。

第四，依托珠三角的世界制造业基地，总部经济蓄势待发。

作为综合性门户城市，广州以先进制造业产业集群为主线，以产业链条、产业方向、产品上下游的产业联系为纽带，从城市中心区向城市外围区域，有层次、有梯度地合理布置不同类型、不同污染程度工业行业，形成功能明确、布局合理的汽车、石化、钢铁、船舶、电子信息、生物医药、重型装备等先进制造业基地。

由于广州具有深厚的区域经济背景、雄厚的经济实力、较完善的政策环境、完备的基础设施，总部经济呼之欲出。

第五，市场化程度高，经营成本低，营商环境较好。

广州由于较早对外开放，市场经济发育较成熟，市场机制比较完善，人们市场经济的规则意识较强，这极大地节省了交易成本。广州是一个公认高效的投资选择地，在世界银行主持的中国营商环境评估报告中，对中国30个城市与营商环境关系最密切的开办企业、注册产权、获取信贷和强制执行合同4项指标做了对比，广州的综合排名得分最高。广州是一个最自由、最包容的城市。（二）劣势

第一，金融保险业相对滞后，商贸的结算和融资功能弱，商务的服务能力弱。

虽然从整体上看，广州的服务业比较发达，但相对生产性服务业其他行业而言，商务服务业发展速度低于北京、上海等其他城市，从业人员素质偏低，企业个体规模偏小。尤其是对商贸发展至关重要的金融保险业发展相对滞后，严重影响了商贸活动的结算和融资功能的发挥，交易会变成了一个简单的商品展示、谈判签约的平台，由交易会衍生的后续的商贸融资、商贸结算等活动无法顺利展开。

第二，缺乏功能强大的综合商贸服务体系。

广州商贸活动的层次低，商贸产业链较短，没有具有品牌影响力的专业市场，主要以轻工商品批发市场为主。国际商贸中心应是以大货币流量为主的大宗商品交易中心，只有形成了大宗商品交易所才有定价权，这是国际商贸中心的基本特征。新型商贸交易形式比如电子的期权、期货、现货的连续交易、延期交割方式，要通过24小时连续的电子交易完成，目前这种新型的商贸交易形式发展较慢。

第三，会展品牌的价值没有得到深度挖掘。

会展行业是一个规模经济效应明显的产业，现代会展经济发展的一个重要趋势是市场份额越来越向最有价值的会展品牌集中。广交会虽然具有“中国第一展”的知名度，但作为一个会展品牌，其价值有待深度挖掘和延伸。要以交易会品牌为龙头，拉动广州物流业、酒店业、交通运输业、餐饮业、娱乐业等服务业的发展，打造具有广州特色的“广州服务”品牌。

第四，商贸主体的集聚不足，国际知名品牌的聚集度不高。

广州缺乏对商业主体的规划，商品市场与专业批发市场发育不充分，政府引导商贸业发展作用不突出。商品批发市场布局分散，没有大型的商务园区当然就没有形成集聚优势，而贸易主体的集聚可以增强商贸服务的集聚、信息的流通，可以产生规模经济效应。

第五，对大都市圈资源的整合能力比较弱。

构建都市圈的本质在于淡化行政区划，从区域角度强化城市间经济联系，形成经济、市场高度一体化的发展态势；协调城镇之间发展的关系，推进跨区域基础设施共建共享；保护并合理利用各类资源，改善人居环境和投资环境，促进区域经济、社会与环境的整体可持续发展。

都市圈建设最本质的内涵是城市关系的有机整合。但作为珠三角大都市圈中唯一的国家中心城市，广州对珠三角大都市圈的资源整合能力还比较弱。与其他城市之间的快速交通网络还没有完全建立起来；产业同构特征明显，没有形成合理的产业分工；没有就都市圈内各城市间基础设施、资源利用和环境保护等重大问题建立协商机制。三、广州建设国际商贸中心的功能定位

广州建设国际商贸中心，应以开放的姿态，融入国际经济体系，发挥内引外联作用，汇聚内外资源，优化营商环境，持续商贸活力，激发城市创意，提升城市品格，打造亚太地区最富魄力的经商之都。

广州建设国际商贸中心的功能定位如下：（一）有支撑“大商贸”经济的综合服务体系

广州建设国际商贸中心，应当树立“大商贸”意识，以构建完善的现代服务体系为目标，强化生产服务功能，重视现代服务业的生产服务、消费服务与公共服务等功能的协调发展。着力克服广州现代服务业的发展短板，以确保“宜居广州”的商贸活动畅然无忧，满足国际商贸中心城市对现代服务业的综合服务功能的巨大需求。（二）充分担当国家中心城市的服务功能

广州建设国际商贸中心是落实《珠江三角洲地区改革发展规划纲要（2008－2020年）》提出的“建设国家中心城市”任务目标的具体化。广州城市的中心性体现为：一是外贸强省的省会城市，二是大珠三角城市群的核心城市，三是华南地区的经济重心城市，四是中国－东盟经济合作的纽带城市。因此，广州建设国际商贸中心，担当国家中心城市的服务功能：一是提供省会城市的综合服务功能；二是面向珠三角与泛珠三角地区提供生产服务功能；三是发挥我国对外贸易窗口功能，提供商品与服务的展示功能以及贸易融资与交易结算功能；四是作为内引外联的纽带，汇聚内外资源、强化粤港澳合作，构建中国与东盟经济合作的桥头堡。（三）吸引高端要素与知名品牌的汇聚凹地

广州建设国际商贸中心，应充分利用内外市场两种资源，吸引跨国公司与跨国生产服务业巨头进驻广州，吸引国际资本与高端商贸人才集聚广州，吸引国内外商品与服务的知名品牌汇聚广州。广州建设国际商贸中心，就是要大力发展总部经济，提升服务贸易水平，强化会展经济功能，催生国际知名品牌。（四）引领创意文化与创新商贸业态的活力之都

广州建设国际商贸中心，应充分挖掘“千年商都”的文化积淀，根植于岭南文化，发展文化创意产业，创意产业开发推动服务模式创新；提升岭南文化的商业价值，彰显地域文化软实力，打造地域化、世界性的服务业品牌，占领新兴服务业的制高点；创意文化引领，创新商贸业态，丰富市场结构，激发城市活力。四、广州建设国际商贸中心的对策建议

广州建设国际商贸中心，应围绕“一个中心”、“两大主体”、“三大支撑”来构建对策体系，明确广州国际商贸中心建设的目标、任务、重点领域和支持措施。（一）“一个中心”

国际商贸中心本质上是现代服务业中心，要以广州作为服务业改革中心试点城市为契机，要以建设现代服务业中心作为广州国际商贸中心建设的核心内容，所有的政策措施都要围绕这一核心来构建。

1. 推进大珠三角一体化，构建“大广州”商圈，做大做强广州

第一，以交通基础设施建设为契机，加快同城化步伐。以广佛同城为起点，加快广州中心城区向外围圈层的扩张速度，使广州获得更大的经济发展腹地。“大广州”商圈的圈层结构包括：广州中心城区－广佛城市圈－大珠三角城市群－泛珠三角腹地区域。“大广州”商圈面向珠三角与泛珠三角提供中心城市服务功能，同样广州的城市繁荣也离不开腹地经济发展的支持。

第二，打破行政区划的条块分割，以经济为纽带，加强“大广州”商圈各城市之间的经济联系。“大广州”商圈具有整合大珠三角城市群功能，并兼具强化泛珠三角区域联系的功能，然而区域内涉及不同行政区和不同经济体制的制度分割，需要破解制度分割难题，才能真正实现“大广州”商圈的整合发展。

第三，在CEPA框架下充分利用中央予以广东的“先行先试”权提升“大广州”商圈内服务业合作的层次和水平。借鉴港澳服务业发展的成功经验，发挥广州经济腹地广阔的优势，与港澳错位发展。使广州的服务业优势向泛珠三角地区和东南亚辐射，带动更广泛区域商贸业的发展。

第四，依托广州制造业基地，进行新一轮制造业的扩张，做大广州商流基础。扩大汽车、石化、钢铁、船舶、电子信息、生物医药、重型装备等先进制造业的生产规模，把握战略性新兴产业兴起的契机，在初步选择的新能源、节能环保、电动汽车、新材料、新医药、海洋生物、软件和信息服务、新一代宽带无线移动通讯、物联网和下一代互联网、半导体照明等的基础上，进一步筛选出3－4项作为广州战略性新兴产业的重点发展对象。

第五，加快广州国际化步伐，增加国际人流量。可以在目前国际化人口聚集区开辟特色街区，提升广州对国际化人口的服务能力。比如，在远景路开辟日韩特色街，在小北花圈一带开辟中东、非洲特色街，在环市路开辟国际美食长廊等。

2. 以提升服务水平为导向，塑造“广州服务”的品牌形象，做优广州

第一，把广州打造成服务产业集聚区。通过产业结构调整，使得广州产业结构软化或服务化，通过提升珠江新城CBD功能，吸引更多的服务业企业聚集广州，形成服务业的产业集群效应。

第二，把广州打造成服务创新策源地。大力扶持电子商贸新业态，对电子商贸易给予财政和金融支持，主要是现货联系交易、电子交易、延期交割等方式。加大商贸信息建设，建立商贸数据库和信息网。打造物联网基础，分享产值过万亿元的物联网盛宴。大力发展文化创意产业。充分利用广州传媒、文化领域管制少的优势，发展出具有广州特色和世界影响力的新媒体。

第三，把广州打造成服务品牌示范区。开展金融保险业、物流业、电信业、零售业、餐饮业、旅游业等服务行业的服务水平提升工程，制定服务业的“广州标准”，培育服务业的广州品牌，成为珠三角地区乃至全国服务业的示范城市。

第四，把广州打造成服务品牌输出区。发挥服务品牌的外溢效应，向珠三角其他城市以及中国其他城市服务广州服务品牌，提升珠三角乃至全国的服务业水平。

第五，把广州打造成国际服务承接枢纽。建立服务外包基地，承接发达国家转移过来的低端服务业，培养服务外包人才，提高承接服务外包能力。依托承接服务外包，再经过20－30年的发展，广州一定会像承接跨国公司制造业造就了庞大的制造链条一样，培育出非常具有竞争力的强大的服务业能力，为广州国际商贸中心增添新的动力和新的活力。（二）“两大主体”

以商贸流通和会展作为主体，促进广州国际商贸中心建设。

1. 大力发展商贸流通业

第一，加强政府在商贸发展中的引导作用。通过规划高端商贸聚集区、产业物流聚集区、会展功能聚集区、国际贸易聚集区，完善商贸流通业规划体系。改变商贸流通业发展分散、功能不清晰不突出的现状。

第二，发展现代零售业，把广州打造成国际购物天堂。以天河路、环市东路、北京路、上下九路和中山三路五大商圈为重心，突出岭南文化、千年商都等文化历史元素，提升商业设施品味，加速引进国际和国内知名品牌。发展特色商业，整合老字号传统商业街与旅游资源、文化古迹，把广州打造成特色购物、特色休闲服务和融岭南文化和都市时尚于一体的国际商贸旅游区。

第三，发展餐饮业，让“食在广州”国际化，把广州打造成国际美食之都。梳理挖掘粤菜老字号品牌，通过论证、评奖、授牌等方式加大宣传力度，让“食在广州”蜚声海内外。加快粤菜对外产业输出，将餐饮与文化、旅游、休闲等其他行业结合，拓宽饮食文化的内涵和品味，提高粤菜在世界的影响力。

第四，发展产业物流，把广州打造成国际化商品采购中心。建设塑料、钢铁、粮食、石化、化工、机械、花卉等大宗商品电子交易中心，编制大宗商品交易价格指数并对外发布，形成较具影响力的大宗商品广州价格。以广州国际商品展贸城为依托，吸引跨国采购企业和采购组织入驻，打造以商品展示为主，洽谈、接单和电子商务为一体的国际化采购中心。以产业物流园区为核心建设专业化国际采购中心。增强产业物流园区的配套功能，吸引国内外跨国公司地区总部、区域交易中心、结算中心、采购中心集聚，打造面向全国、辐射全球的永不落幕的商品采购交易会。

2. 大力发展会展经济，打造亚洲国际商贸会展之都

第一，发挥交易会的品牌优势，深度挖掘交易会的品牌价值。拓展交易会的展会内容，进一步提高交易会的辐射范围和影响力，提升广州在国际贸易体系中的地位。通过多种政策措施，扶持广州现有的一批综合展会和专业展会做大做强，不断提升现有展会国际知名度和行业影响力。同时，深入挖掘各种商贸展会题材，创新会展模式，着力培育一批特色鲜明、有发展前景的专业贸易展会，提高广州会展经济的发展后劲。

第二，将琶洲地区打造成为商贸会展核心区配套的聚集区。针对琶洲场馆体量巨大、设施先进而相关配套严重不足的现状，在琶洲场馆周边建设美食、住宿、娱乐、购物、休闲等会展配套设施，提高广州会展业的国际竞争力，提升广州会展的美誉度，为构建国际商贸会展中心奠定坚实基础。

第三，健全和优化广州的商贸会展场馆体系。结合广州市高端商贸、产业物流、美食街（区）、国际会展等十大类聚集区的建设，特别是新兴展贸城、传统市场升级改造和现代物流园区的建设，规划配套建设规模适中的会展中心，一方面为发展与优势产业和特色产业融合互动的各种专业展提供条件，另一方面也可以服务于广州市五大新的城市功能区定位要求。基于构建国际购物天堂、国际采购中心、国际商贸会展中心和国际美食之都的需要，并与广州创意产业的发展相协调和融合，开发面向大众的消费型展览和岭南文化为根基的各种节庆活动，丰富展会类型，拓展会展领域，发展大会展和大文化产业，服务于建设国家中心城市和世界文化名城的战略目标。

第四，树立会展的“庄家意识”。在贸易结算、会展金融、政策机制等多方面延伸会展经济的产业链，提升会展的综合经济效益。

第五，鼓励会展业强强联合。结合总部经济发展，加强与港澳台和欧美展览界的合作，主动出击，引进国际知名贸易展，推动国际大型展览公司在广州设立地区总部和办事机构，提升广州作为国际商贸会展中心的认知度。利用珠三角一体化发展契机，整合珠三角的贸易展会资源，促进会展企业的强强联合和兼并重组，组建大型会展企业集团，充分体现广州作为国家中心城市高端要素的集聚和辐射功能，提高广州会展对珠三角三大都市圈的辐射和带动能力。

第六，鼓励会展业走出去。通过异国办展，扩大广州会展的影响力。通过与国外知名展会的合作，学习更先进的会展模式和业态，将广州的会展提升到更高的国际化层次。（三）“三大支撑”

1. 金融保险业支撑

第一，大力加强金融保险体系建设，增强金融保险对商贸中心建设的支持能力。通过建设大宗商品期货交易中心、期权交易中心把广州打造成区域金融中心。以石油期货交易为突破口，充分利用期货市场价格发现功能，打破物流量大而无交易定价权的尴尬局面。

第二，以“产融双驱”模式推动商贸企业的扩张。发达经济体经过了曾经的高速增长期，今天已经进入了一个比较平稳的线性发展阶段，而新兴经济体由于经济、制度和文化等原因，现还处在一个有约束条件的高速增长发展期。在整体经济非线性成长的大背景下，广州商贸企业要使自己实现从线性增长向非线性增长的转变，必须走“产融结合、产融双驱、产融平衡、产融并重”的企业扩张道路。在风云变幻的市场环境中，如果要成为一个永续的盈利组织，必须做到实体经济和虚拟经济的互动，形成一个“双轮驱动”结构，并以产融平衡作为最终的追求，只有这样的企业才具备更强的竞争力和赢利优势。

第三，创新金融服务，探索“碳资产”定价机制，促进低碳经济转型。

广州完善现代服务体系，增加生产服务供给能力，强化现代金融服务功能，应以大珠三角区域协作为背景，以“大广州”商圈的金融功能整合为前提，将大珠三角城市群的金融服务优势转化成为“大广州”商圈的优势。为了实现大珠三角城市群金融功能的充分整合，首先需要科学规划大珠三角城市群的现代金融服务体系，提升“大广州”商圈的贸易结算与融资能力，丰富金融服务的市场结构，努力探求金融创新模式。

广州应协调与深港金融服务功能的分工关系，充分评估其发展基础、发展潜力与后发优势，充分利用新经济契机，以创新金融模式和探索新经济的新型金融服务功能为目标。

试点“碳金融”服务，建立碳排放的交易市场，探索“碳交易权”的资产化管理和“碳资产”的风险管理模式，促进广州发展成为“碳资产”的定价中心，以及“碳金融”的服务中心，为广州的金融服务功能加注特色生产服务标签。

广东省已列入国家低碳经济试点省份，“十一五”期间，广东顺利完成国家的节能减排目标，单位GDP能耗全国最低。珠三角是世界制造基地，进一步节能减排压力巨大，积极探求节能减排的市场化动力机制已成为迫切需要。

目前，发达国家已拥有较为完善的“碳金融”服务体系，而我国“碳金融”市场正处于探索阶段。因此，广州试点“碳金融”服务可以直接服务于珠三角对节能减排和向低碳经济转型的市场需求，而且在国内也具有较好的引导和示范效应。

2. 总部经济支撑

第一，继续加强政策对总部经济的引领作用。为与珠三角制造相关的地区性总部落户广州创造条件。

第二，为国内企业开拓国际市场和“走出去”提供窗口服务功能。目的是为了吸引全国性的总部企业入驻广州。

第三，通过拓展内销市场，加强与内陆腹地的经济联系，为跨国公司开拓中国市场搭建平台。目的是为了吸引跨国公司的地区总部进入广州。

3. 软环境支撑

第一，人才支撑。加强产学研合作，优化国际商贸人才结构，培养熟悉国际商贸中心运作规则、具有跨文化交际能力的人才。加大从纽约、伦敦、东京、新加坡、香港引进高端商务人才的力度，同时分期分批将商贸流通、会展、金融保险、旅游、零售等行业的骨干力量送往世界知名的商贸中心城市学习，为广州国际商贸中心建设提供强大的人才支撑。

第二，管理体制支撑。一是将外经贸局和经贸委合并，形成内外贸一体化管理服务的商务委员会；二是构建由内外贸、口岸、海关、外汇等部门组成的联席会议，共同推进和制定政策；三是组成商贸便利化工作组，督促商贸流通业、会展业等服务行业提高服务效率。

第三，一体化支撑。加快建设珠三角快速交通网络，推进珠三角城市同城化。在CEPA框架下，充分利用港澳优势，加强粤港澳合作发展，差异化发展。充分利用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启动运行的契机，发挥广州在进入东盟国家过程中的引领作用。

第四，营商环境支撑。建议近期对香港的商贸环境进行深入研究，提出对策。积极引导行业协会与商业组织的自律发展和高效运作，培育商业文化与营商环境。同时有效利用亚运对广州城市发展带来的难得机遇，进一步改善广州国际商贸软环境。（选自广州市哲学社会科学发展“十一五”规划2010年度重点委托研究课题“广州建设国际商贸中心对策研究”。课题负责人：隋广军；成员：刘继森、付秋芳。）

后亚运时期广州经济增长的动力研究

2010年广州亚运会的成功举办，极大地促进了广州经济社会发展，改善了城市发展环境，大幅提升了城市国际影响力，提高了人民生活水平，为率先加快转型升级、建设幸福广州提供新的强大动力。然而，广州也可能面临着“后亚运效应”的不利影响。由于固定资产投资的减少，可能为经济的持续增长带来隐患；政府为举办亚运会所背负的大量负债，可能会带来一定的财务风险；某些区域的一些体育场馆、道路交通等设施可能存在闲置风险，带来巨额的维护成本等。为了克服“后亚运”时期广州经济持续健康增长所可能面临的风险，应加强应对研究，引导经济转型升级，走内生型发展道路。一、亚运举办对广州经济发展的影响（一）推动经济规模不断扩大

1. 广州经济规模的扩大

广州经济迅速增长，规模不断扩大。2010年，继上海、北京之后广州成为我国第三个GDP总量突破万亿元的城市，达到10604.48亿元。1978年，广州地区生产总值只有43.09亿元，三次产业增加值分别为5.03亿元、25.25亿元、12.81亿元；2010年，地区生产总值增加到10604.48亿元，三次产业增加值分别达到189.05亿元、3950.64亿元、6464.79亿元，32年时间里分别增加了约245倍、37倍、155倍和504倍。在“十一五”期间，广州经济保持了持续快速增长。在剔除了通货膨胀因素影响后，“十一五”期间广州年均GDP增长率达到了13.48％。如不剔除通胀因素，GDP年均增速达到了15.6％。

工业迅速发展，近些年工业的适度重型化取得明显成效。2010年，广州全年工业总产值实现15329.21亿元，同比增长17.5％，相对于1978年全市75.39亿元的工业总产值，增长了202倍左右，在剔除通货膨胀因素后年均增速超过了16％。工业的迅速增长支撑了广州经济的持续发展。为了进一步优化产业结构，增强抵御经济波动的能力，提升广州经济的竞争力，广州近些年大力发展先进制造业，适当提升工业的重型化程度。目前，已取得较明显的成效。2003年作为时间节点，广州市轻、重工业产值比在之前和之后发生了明显变化，之前一般为轻工业产出大于重工业产出，而之后则重工业产出逐渐大于轻工业产出。

服务业迅速发展，为广州建设国际商贸中心奠定了坚实的基础。改革开放以来，广州市第三产业增加值从1978年12.81亿元增加到2010年的6464.79亿元，在剔除了通货膨胀因素后，年均增长达到了14.9％。第三产业增加值已远超第二产业增加值，成为三次产业中对广州地区生产总值贡献最大的部门。与其他国家中心城市比较，广州第三产业的增加值也仅次于北京和上海，居第三位。

2. 亚运会对经济规模扩大的影响

亚运会举办对广州本地经济规模的影响，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投资的拉动作用，二是消费的拉动作用。由于亚运会举办带动投资和消费增长，拉动本地经济进一步增长。（1）投资的作用

为了说明投资对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本研究选取“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额”作为投资指标；“地区生产总值”作为经济增长指标，利用广州1978－2008年的数据对它们进行回归分析，试图找出投资对经济增长拉动作用的具体表现。

相关性分析

为了确定“地区生产总值”与“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额”两个变量间的相关类型，本研究通过Excel软件把两个变量的数值描绘在图上（见图1）。通过图1可以非常清楚地看出，两个变量间显现出显著的线性相关性。图1　地区生产总值与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额的散点图

为了进一步弄清楚两个变量间的相关程度，借助于Excel的数据分析功能，本研究又对它们进行了相关性分析，得到结果如下：表1　广州地区生产总值与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额相关系数表

从表1可以清楚知道，两者的相关系数达到0.9831，具有非常高的正相关性。

模型建立

根据以往的经验研究，现假设两者间的线性回归模型为：

I=a+bY　（1）

其中，I为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Y为地区生产总值，α为常数项，b为Y的系数。利用广州市从1978年至2008年的数据进行回归分析，得到：

I=86.19+02714Y　（2）

其中：

从上表可以知道方程具有高度的拟合性，能够很好地解释地区生产总值与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之间的关系，两个系数α和b也通过了检验，上述方程能够较好地说明地区生产总值与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之间的关系。

从（2）式可以知道，投资乘数=1/0.2714=3.68

投资效应测算

根据广州市有关部门赛后公布，广州亚运会总投资1200多亿人民币，具体包括：一是亚运会和亚残运会的场馆建设和维护，预算资金63亿元人民币；二是亚运会和亚残运会运行资金，预算资金73亿元人民币；三是城市面貌和环境改善，预算资金1090亿元，包括地铁建设、城市道路、桥梁和基础设施，环境综合整治，工业污水治理等经费，其中环境综合整治包括空气环境、水环境、交通环境、人居环境和无障碍设施环境综合整治。本文粗略地把第一类支出和第三类支出作为固定资产投资支出，而把第二类支出作为消费支出。根据这种分类，则广州举办亚运会所带动的固定资产投资支出为1153亿元，共增加GDP产出4200多亿元。（2）消费的作用

现有理论研究证明，消费支出的提高对经济增长具有促进作用，同时经济增长也会提高消费支出水平。根据研究经验，以及数据的可获得性，本研究选取“最终消费支出”作为消费支出的替代指标；选取“地区生产总值”作为经济增长水平的替代指标，利用广州1998－2008年的数据对它们进行回归分析。

相关性分析

为了确定“地区生产总值”与“最终消费支出”两个变量间的相关类型，本研究通过Excel软件把两个变量的数值描绘在图上。通过图2可以非常清楚地看出，两个变量间显现出显著的线性相关性。图2　地区生产总值与最终消费支出的散点图

为了进一步弄清楚两个变量间的相关程度，借助于Excel的数据分析功能，本研究又对它们进行了相关性分析，得到结果如下：表2　广州地区生产总值与最终消费支出相关系数表

从表2可以清楚知道，两者的相关系数达到0.9970，具有非常高的正相关性。

模型建立

根据以往的经验研究，以及以上两部分的分析，可以知道地区生产总值与最终消费支出之间存在线性相关关系。现假设两者间的线性回归模型为：

C=a+bY　（3）

其中：C为最终消费支出，Y为地区生产总值，α为常数项，b为Y变量的系数。利用广州市从1998年至2008年的数据进行回归分析，得到：

C=54.2829+04260Y　（4）

其中：

从上表可以知道方程具有高度的拟合性，能够很好地解释最终消费支出与地区生产总值之间的关系；同时系数α和系数b也基本通过检验，因此方程能够较好地说明最终消费支出水平与地区生产总值之间的关系。

由（4）式可以得到消费乘数=1/0.4260=2.35

消费效应预测

在广州亚运总投资的1200多亿人民币中，包括了73亿的亚运会和亚残运会运行资金，假设这部分资金全部用于消费。同时还会吸引大量的外地游客到广州，由于目前有关部门没有公布确切数字，本研究仍采用估计数字。据估计，亚运会期间额外有约50万人次的游客到广州旅游，按照2007年广州国内游客每人次消费2034.7元计算，将为广州额外带来10亿元左右的消费支出；同时将额外吸引大概15万人次的海外游客，按照每人次消费522.05美元计算，将增加消费支出5.5亿元。因此，在亚运会期间将额外增加消费支出88.5亿元，共带来本地GDP增加210亿元左右。

由于原始数据的不确切，以及回归分析可能带有一定的偏差，亚运会对广州经济规模扩大的影响具体数据可能不是很确切，但毫无疑问的是，通过亚运会的举办，扩大了广州的投资和消费，从而带动广州经济的快速增长。（二）推动产业结构不断优化

1. 广州经济结构的优化

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进入新世纪以来，广州市产业结构不断优化，产业整体素质得到稳步提高，竞争力不断增强。1978年，广州市三次产业结构为11.7:58.6:29.7，第一产业占有很大比重，农业对国民经济的贡献还很大；以轻工业为主的第二产业占据了支配地位，第三产业还相对落后。2010年，广州市三次产业结构调整为1.8:37.2:61.0，第一产业、第二产业的比重急剧降低，而第三产业已成为广州经济的最主要部门，产业辐射能力不断提高。（1）产业重心向第三产业转移

三次产业固定资产投资额占总投资额比重的逐年调整，促进了三次产业结构的变化。第一产业所占比重稳步下降，第二产业比重下降到一定程度时保持相对稳定，第三产业所占比重逐渐上升。第一产业投资额所占比重越来越低；第二产业比重呈现出稳定变化状态，2010年比重为19.18％；第三产业比重整体上升，自1995年以来所占比重在70％以上，2010年比重为80.72％。

随着三次产业固定资产投资额的逐年变化，三大产业结构逐渐发生变化，日趋合理化。1980年，三次产业比例为10.8:54.5:34.7；1990年调整为8.0:42.7:49.3；到了2000年，比例结构进一步调整为3.8:41.0:55.2；2010年比例关系为1.8:37.2:61.0，从1980年到2010年，第一产业比重从10.8％下降到1.8％，第二产业比重从54.5％下降到37.2％，第三产业比重从34.7％上升到61.0％。下图显示了从1978年到2010年广州三次产业比例关系变化。从图中可以看出，第一产业增加值占地区生产总值比重稳步下降；第二产业比重在整体下降，但后期保持相对稳定；第三产业比重持续不断增加。三次产业比例关系的变化，为发展以现代服务业为主体的现代产业体系奠定了良好的经济基础。图3　1978－2010年广州三次产业比例关系图（2）三次产业内部结构不断优化

经过多年调整，以电子信息产品制造、汽车、石化为代表的先进制造业以及高新技术产业不断发展。2010年，全年规模以上汽车制造业、电子产品制造业和石油化工制造业三大支柱产业完成工业总产值6649.56亿元，同比增长23.3％，占全市规模以上工业总产值的比重45.17％。精品钢、核电装备等先进制造业不断发展壮大，加速向资本密集、技术密集和人才密集转型升级。特别是首款自主品牌乘用车“传祺”下线、30.8万吨超大型油轮下水和国内首台国产化百万千瓦级核电压力容器研制成功，标志着广州自主研发和工业制造能力实现新突破。自主创新能力不断增强，高新技术产业发展迅速。2010年，全市科技研发经费支出占GDP比重达2.4％，比2005年提高0.75个百分点。专利申请量和授权量分别突破2万件和1.5万件，比2005年分别增长88.8％和163.6％。全市规模以上高新技术产品产值占规模以上工业总产值比重达38.5％，超过“十一五”预期目标8.5个百分点，比2005年提高10.1个百分点。

现代服务业地位明显增强，金融、现代商贸、文化产业以及旅游业迅速成长。“十一五”期间，区域金融中心建设取得新进展。2010年广州新增金融机构15家，总数达191家，比2005年增加71家，金融业增加值达615.54亿元，同比增长8.2％，是2005年的3.09倍。现代商贸业快速发展。2010年全市实现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4476.38亿元、商品销售总额21204.27亿元，分别比2005年增长1.3倍和1.9倍，获“福布斯2010年中国大陆最佳商业城市”排行榜第一名。广交会、广博会等品牌会展影响力不断扩大。文化及相关产业成为新的经济增长点，2010年实现增加值843.45亿元，同比增长13.6％。旅游体系建设和产品开发成效明显，2010年全市旅游接待人数达1.27亿人次，旅游总收入突破1000亿元，分别为2005年的1.35倍和2.01倍。

2. 亚运会对经济结构优化的影响

亚运会的举办，促进了相关现代服务业以及高新技术产业的发展，对优化产业结构，提升产业素质起到促进作用。（1）促进了旅游业发展

第一，增加了广州市旅游业收入。举办亚运会对广州发展的最大促进作用之一就是吸引大量国内外游客到广州旅游观光，从而促进旅游业发展，提升广州知名度和影响力。作为我国的重要旅游城市之一，近些年来广州旅游业得到了迅速发展。1991年广州旅游业总收入只有42.3亿元，2000年增长到415.7亿元，到了2010年增长到1254.6亿元（见下图），从1991年到2010年增长了差不多29倍。亚运会的举办，进一步促进了旅游业收入的增长。图4　1991－2010年广州旅游总收入图

据估计，广州亚运会期间为广州带来15万人次的海外游客，额外为广州带来8000万美元左右的旅游收入；另外，有超过50万人的国内游客和观众来到广州，为广州带来10亿元左右的额外旅游收入。以2010年的旅游总收入计算，亚运期间额外的旅游收入占当年旅游总收入的1.23％。据广州市政府有关部门公布，亚运举办期间的11月12－27日，广州城市接待总人数为866万人次，同比增长42.10％；全市旅游业总收入70.47亿元，同比增长50.13％。

第二，提升了广州旅游形象。诸如奥运会、亚运会等国际影响力巨大的运动会对举办城市形象的塑造和改善作用是其他活动所不能比拟的。悉尼的“绿色奥运会”为悉尼乃至澳大利亚塑造了可持续发展的积极形象。澳大利亚旅游委员会认为，悉尼奥运会使澳大利亚的形象塑造向前推进了10年。为了雅典奥运会的顺利进行，给世界各地游客留下美好的印象，树立希腊良好的国际形象，希腊采取了诸多举措，投资改善道路交通，提升旅游业服务水平，积极推介旅游景点。广州为举办亚运会，投巨资进行基础设施建设，使得广州交通有效改善，形成发达的交通网络；通信水平大幅度提高，将建设成为无线网络城市。为了举办一届绿色亚运，广州还大力投资改善空气质量，对相关污染源进行整治；从2009年下半年开始，以每天一个亿的资金投资改善水质，整治河涌。“礼仪亚运、文明广州”活动的开展，大力提高广州市民的文明程度，为外地游客提供一个良好的文明环境。同时，为了接待运动员以及各地游客，广州旅游行业还升级接待设施。这些行动都为提升广州旅游形象打下良好的基础。（2）促进了体育产业的大发展

广州体育产业发展已具有较好的基础。2002年，广州体育产业增加值32亿元，占地区生产总值的1％；2005年体育产业增加值进一步增加到54亿元，占广州GDP 1.1％，从业人员达12万人。“十五”期间，全市共举办国际国内重大赛事60多项，其中从体育彩票公益金中核拨办赛启动经费3538万元；通过市场开发吸引社会资金约1.8亿元；广州市体育局属场馆服务总收入达5.08亿元，其中，本体产业和自主经营比重节节上升，2005年本体产业和自主经营比重高达65％；体育彩票销售额35.25亿元，获取公益金3.56亿元，稳居全国前列。据统计，2008年广州市体育产业从业人员98.53万人，营业收入1447.27亿元，资产总额1642.01亿元，分别比2004年增长了33.93％、1.10倍和83.03％；全市体育产业实现增加值122.63亿元，占全市地区生产总值的1.48％，位居全国同类城市前列，在全国排名仅次于北京，同年北京市的体育产业增加值为154亿元，占地区生产总值比重为1.39％。预计到2020年，体育产业将发展成为广州的新兴支柱产业。

广州亚运会的举办，对于促进广州体育产业的进一步发展起到了催化剂的作用。72个体育场馆的新建以及改建，为广州今后举办各类赛事提供良好的比赛场地，使得各类赛事可以被引进到广州进行，如可以引进一些国际性商业比赛，积极支持本地职业联赛发展等；亚运会比赛场馆在建设过程中也同时考虑了赛后商业化的需要，为赛后商业化经营提供了较好的准备。目前，已发布了赛后场馆利用指南。为了满足亚运会比赛的需要，必须配备大量的体育器材以及设备，必须有大量的专业人员提供专业服务，这为广州体育器材及设备制造商提供了极好的发展机遇。最主要的在于，通过亚运会的举办，将会进一步提高广州市民参与各类运动的热情，积极投身于体育健身以及娱乐运动，将为体育产业的发展开拓庞大的市场需求，从而真正促进体育产业的发展。（3）促进了高新技术产业的发展

随着大型运动会越来越多地使用高新技术产品，举办大型运动会对于促进高新技术产业的发展起着重要的促进作用。2004年雅典奥运会通过电视和宽带互联网直播奥运会，让全世界每个角落的人们都可看到奥运会的网上直播。2008年北京奥运会的举办，大量地使用环保技术、建筑节能技术、节水技术、数字通讯技术、网络宽带技术等，极大地促进高科技产业的发展。

大量高新技术在广州亚运会中的使用，有助于推动广州高新技术产业的发展。为了举办亚运会的需要，广州兴建了新的信息中心以及信息系统。从目前的建设情况看，广州亚运会信息系统的复杂程度丝毫不亚于北京奥运会的复杂程度，巨大的产品需求以及对高技术的要求对于广州信息产业的发展将会起到重要的推进作用。同时，为了更好地服务民众、服务亚运，广州大力建设“无线城市”，为促进广州信息网络技术的发展将提供极大动力。

亚运会的举办将对环保技术的发展起到推动作用。广州为了使亚运会充分体现“绿色生态、节能环保、岭南特色”，实现“绿色亚运”目标，综合应用了真空垃圾收集系统、数字化智能家居、三维虚拟现实仿真系统、太阳能及水源热泵等新技术。在亚运工程中结合各场馆的实际，大量地采用一些新型能源与可再生能源如光电、光热、污水节能、风能、太阳能等；将环境保护体现在每个建筑细节中，涵盖噪声控制、园林绿化、环保设施等几个方面；积极优化空调、水泵等技术，采用先进空气处理技术、节能照明技术、节能建筑维护结构等新技术。通过这些新环保技术的应用，将促进广州环保产业的大力发展。

亚运会的举办同样有助于新材料产业的发展。广州亚运场馆建设计划采用大量的建筑节能新技术，这些建筑节能技术包含了太阳能发电、绿色照明、室内外环境、建筑电气节能等项目。同时将综合采用新建筑材料技术等，如工程塑料技术、高性能合金制造、表面处理技术和材料设计等。这些新技术、新产品的研发以及实际应用，将会极大地促进广州甚至我国相关产业的发展。（4）促进了其他相关产业的发展

第一，促进了广告业的发展。亚运会的举办，主要从两方面促进广告业的发展：一是亚组委为了大力宣传广州以及广州亚运，必须与广告研究机构以及广告公司合作制定宣传计划，制作宣传广告。根据相关计划，亚组委的宣传经费超过13000万元，庞大的宣传计划将为广州广告业的发展提供积极的支持。一方面直接为广告业带来大量的业务，另一方面有助于提高广告行业的专业素质，提高专业水平。二是企业将投入大量广告宣传企业及其产品。一些企业赞助成为广州亚运会的高级合作伙伴、合作伙伴、赞助商、独家供应商、供应商，它们将借亚运大力宣传企业；一些企业虽不是广州亚运会的直接赞助单位，但也通过各种途径宣传企业。这些企业的宣传投入将为广州广告业的发展提供巨大的推动力。

第二，促进了现代农业的发展。广州亚运会有超过10000名的参赛运动员，包括代表团其他成员、技术官员以及亚奥理事会官员，参加亚运会的人员达到20000人左右；同时还有上万名的媒体工作人员，以及数量众多的志愿者服务人员，如何保证他们的饮食安全是一个大问题。为了确保食品的安全卫生，广州亚组委立足于广州本地，面向全省甚至全国，对众多食品、粮食以及蔬菜供应商进行了考察。对于考察合格的供应商要求他们严格按照亚组委提供的标准进行绿色、精细化生产，确保安全。由于亚组委的严格要求，以及供应商严格按照标准进行生产，将为今后广州农业的发展积累经验，促进广州现代农业的发展。

第三，促进文化产业的发展。广州有悠久的文化传统，是岭南文化的发祥地之一。在经济社会发展的同时，由于不注重传统文化的产业化经营，使很多传统工艺等日益没落，传统风格建筑没有得到很好保护。亚运会的举办，将会吸引大量的外地游客和观光者，他们对广州的传统文化、历史感兴趣，对于广州的“三雕一彩一绣”、对于广州岭南风情的骑楼、对于广州的西关风情想有更多的了解。这些游客潜在的巨大需求给广州传统文化的产业化经营提供了市场，将会推动广州传统文化的发展。（三）为经济发展准备了良好的基础设施环境

改革开放以后，广州城市发展极为迅速，短时间内即跃身为我国大陆第三大城市。但是，长期以来，广州市内交通基础设施薄弱、欠账较多，使道路交通紧张日趋严峻，业已成为城市经济发展和人民生活水平提高的瓶颈。近年来，广州以亚运会举办为契机，着力打造高快速道路交通系统及快速轨道交通服务系统的“双快”交通运输体系，构建环形放射状中心城市公路网络主骨架，以此作为城市空间拓展、联系的重要支持，为城市产业发展以及竞争力提升奠定了坚实的基础设施基础。

1. 地铁的建设

地铁是目前广州发展最快的公共交通系统。从1997年6月广州开通第一条线路起，广州就高度重视地铁建设，尤其是2004年申办亚运成功以来，广州地铁呈现“一日千里”的高速发展态势。仅在2010年，广州就完成了3条新线、3条延长线共86公里的地铁线路的“亚运升级”任务。迄今，广州已开通运营有6条线路，线路里程达236公里（包括广佛线广州段），成为继上海、北京后国内第三个地铁里程突破200公里的城市。现有1号线（西朗至广州东站）、2号线（嘉禾望岗至广州南站）、3号线（广州东站至体育西路和天河客运站至番禺广场）、4号线（黄村至金洲）、5号线首期工程（滘口至文冲）及8号线（昌岗至万胜围）正在营运中。加速广州和佛山“同城化”的城际轨道交通—广佛地铁首通段（魁奇路－西朗段）也即将开通。广州地铁直通广州火车站、广州南站（高铁站）、广州东站和白云国际机场等交通枢纽地区。

地铁塑造了广州新的交通系统、优化了广州城市空间结构，改变了广州人的生活方式。

2. 市政道路交通设施建设及改造

到2008年底，广州的市政道路总长度达到5434公里，市域高速公路总长度474.79公里，共有4条国道和7条高速公路连通全省、全国，形成了由高速路、快速路、城市主干道和次干道组成的层次分明、功能明确、交通便捷的城市道路交通网络体系。

广州市还完成了26条道路的大中修改造，包括白云大道、沿江路、滨江路、六二三路、东风路、大金钟路、康王路7条路等。作为亚运场馆的配套道路建设，奥体中心立交、仑头－生物岛隧道、生物岛－大学城隧道、黄埔大道支线、广州大道系统改造（禺东西立交改造）、滨江东路延长线二期等重点项目也都建成并投入使用。

广州市区还重点整治与改善了广州大道沿线、海印桥南立交等19个交通节点以及天河地区、海珠布匹市场周边地区等热点地区，打通“断头路”、消除交通堵塞点、升级改造次支路，提高道路通行效率。

广州于2009年底开通了22.9公里长的BRT快速通道，半年多来日均载客超过79万人次，成为全亚洲单线客流量最大的BRT公交系统，有效地缓解了中山大道－天河路的交通拥堵状况。

目前，广州正在大力推进“环线”＋“十字”公交专用道系统，力争年内公交专用道的发展规模达到300公里，逐步构建城区联网、成片、连续的公交专用道网络。同时，广州还积极发展由快速公交、支线接驳小巴、出租车等构成的分级公交服务体系。

为迎接亚运会，确保公共交通服务标识系统与国际接轨、符合国际和国内有关标准，广州市还全面推进全市客运站场、公交车站牌等公共交通服务标志标准化改造工作。

先进的信息化系统是提高公交服务的一大支撑，为了保障亚运会期间的交通秩序，广州市推出了“广州智能交通”业务，这套系统在亚运会期间发挥交通导航和指挥调度作用。它利用先进的卫星导航技术，可以实现车辆监控调度、电子站牌、防盗防抢、电召服务等功能。

3. 电信设施

广州一直高度重视电信事业的发展，全力打造“数字广州”、“无线城市”。亚运会的举办使得广州电信事业在短时间迈进了一大步。

作为国家主体电信运营企业和国内最大的综合信息服务提供商，广东电信为配合亚组委和广州市政府实现“信息亚运、数字亚运”，开展了一系列的信息化建设。

广州亚运期间，中国电信将建立覆盖54个场馆的广播电视信号专网，为电视信号传送提供总传送能力可以达到数百G带宽的独享光纤服务，并以双路由、双设备保证直播电视信号的稳定性和高可靠性。

为实现亚运城“光网络城市”示范点的构想，中国电信投资6亿元为亚运村及亚运场馆铺设传输速率高达1000 Mbps的光纤网络，实现海量数据即时传送，确保Admin办公系统、AGIS赛事计分系统等IT系统以及亚运专网、安保专网、广电专网等专网系统的高效运行。二、促进经济增长的动力机制特点（一）投资

1. 国有经济投资所占比重逐渐缩小，但仍占主要地位

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以及市场经济体制的进一步完善，广州市投资结构逐渐合理化。从下表可以知道，“国有经济”投资比例呈现持续下降的趋势，由1999年的51.4％下降到2009年的47.84％。同时，非国有经济投资比例不断上升，其中股份经济和私营经济投资增长强劲，所占比例分别由1999年的8.7％、3.26％增长到2009年的16.99％和12.95％。投资主体多元化的格局逐渐形成，非国有经济投资额所占比重早在2001年已经超过一半，尤其是在2002－2008年间其份额已占到60％以上。值得注意的是，由于国际金融危机等因素的影响，2009年国有经济投资额所占比例远远超过之前几年的水平，从上一年的37.86％上升到47.84％，而非国有经济中的股份经济、私营经济、港澳台和外商经济等投资额所占比重都有明显下降的趋势。在金融危机时期，国有经济投资比例的大幅度上升，保证了经济的正常增长，但也要求“后金融危机”时期投资结构进行大幅度调整，否则再继续主要依靠国有投资将会产生大量的问题。表3　广州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额（按经济类型分）（％）

2. 资金来源结构多元化，但近几年自筹比例过高

受投资主体格局等因素的影响，投资资金来源结构也呈现出多元化特征。投资来源结构包括国家预算内资金、国内贷款、债券、利用外资、自筹资金、其他资金六个方面。1999－2009年广州市固定资产投资资金来源结构见下表。从下表可以看出，“自筹资金”是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资金的主要来源，且呈逐年递增趋势，由1999年的35.30％增长到2009年的46.77％，这反映了企业的投资主体地位得到强化，投资自主能力也逐渐提高。同样，在投资资金主要来源中占重要比例的“国内贷款”在1999－2004年间大致在20％比例左右浮动，2005－2009年间大致在25％比例上下浮动，反映出国内银行借贷市场比较成熟，银行与企业之间市场化的资金供求关系相对比较稳定。

与之相对，“国家预算内资金”在2005－2009年间出现下降，所占比例不超过1％，说明财政资金更多地用于“民生”等领域，而投资资金更多地通过市场化手段获得，这也反映了当前政府“以人为本”的执政理念。“利用外资”所占比重从1999年9.64％降低至2.26％，反映了广州市场的相对发达，对于外资流入的门槛逐渐提高。但从下表也可以看出，国际金融危机时期，2008年和2009年企业“国内贷款”、“利用外资”、“其他资金”等所占比例都较前几年的比例下降，而“自筹资金”比例较2007年等前几年大幅度上升，说明当时其他融资渠道受到很大限制，企业在资金紧张的情况下只能想办法自筹。融资渠道的多样化是市场经济发展的必然要求。表4　广州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资金来源（％）

3. 主要投资于第三产业，应适当引导提高第二产业投资比重

从1999年以来，广州的产业投资结构基本上保持稳定，主要表现在：第一产业投资比重始终低于1％；第二产业投资比重大致在两成左右，但个别年份偏离较多；第三产业投资比重占绝对多数，1999－2009年平均达到79.17％，最小值为2005年的71.11％，最高值为2001年的85.31％。2010年，第二产业投资规模继续保持下滑趋势，完成投资626.28亿元，占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完成额的19.2％，占比跌破两成，降至近八年的低谷。

产业投资结构与产业产值结构存在密切的关系，本报告对广州近十年来的三次产业的投资和产值结构发展变化状况进行分析发现，受第一产业投资额较少且近些年逐年降低的影响，其产值比重逐年下降。由于连续对第三产业进行大量投资，第三产业产值所占比重稳步提高，到2009年其产值已占60.85％；第二产业的投资比重远小于第三产业，导致第二产业的产值比重逐年下降，2009年下降到37.26％。根据近些年广州投资结构与产业结构之间的演变过程，可以判断，投资结构是影响产业结构的重要因素。在目前投资主导型特征不断加强的情形下，优化投资结构无疑是调整产业结构的有效措施之一，同时也需要不断提高投资资金的利用效率。表5　广州三次产业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结构和产值结构（％）

4. 投资行业相对集中，但同时导致产业发展不平衡

从数据看，广州的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主要集中于第三产业，在第三产业中又主要集中于少数几个行业。由于大量的投资，使得2010年广州第三产业增加值比重达61％左右，但相对于西方发达国家的中心城市80％以上的服务业增加值比重仍有很大的发展空间。

仔细分析广州第三产业内部的投资结构，呈现出不均衡的特征：2009年，在第三产业中占最大投资比重的房地产业，所占比重达44.68％，接近整个第三产业投资额的一半；其次是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18.62％，水利、环境和公共设施管理业占比为16.63％。这三个行业的投资占到整个第三产业的79.93％。而相对于西方国家服务业中较为发达的金融业及商务服务业，广州的这两个行业的投资仅占0.19％和1.74％，使得这两个行业的发展速度相对于其他行业更慢，也反映了广州当前现代服务业发展比较滞后的现实。在整个服务行业的分析中，占比重最少的是居民服务和其他服务业，仅为0.11％，几乎可以忽略不计。

广州目前提出要大力发展现代服务业和先进制造业，实现两大行业的协调发展。针对当前第二产业投资额占比相对较少的局面，应引导企业大力提高投资额，特别是应重点引进一些符合本地产业指导政策的先进制造业项目，实现先进制造业的大发展。（二）消费

1. 最终消费率整体稳定，但仍然偏低

自20世纪末以来，广州最终消费率整体保持相对稳定，都在40％以上。从下图可以看出，自1999年以来，广州最终消费率呈现先上升后下降的趋势。1999年，消费率为44.07％，2002年增长到最高，为50.22％，后逐渐下降，2008年下降到43.71％。2009年，广州最终消费率进一步下降到40.6％。自20世纪末以来的11年里，广州最终消费率都保持相对稳定。图5　1999－2008年广州最终消费率

广州最终消费率虽保持相对稳定，但是仍然偏低。20世纪末以来，消费率最高的年份也只有50.22％，远低于国内其他一些城市，更低于发达国家水平。2009年，广州市最终消费率为40.6％，分别低于北京（55.6％）和上海（52.3％）15.0个和11.7个百分点；与西方发达国家普遍80％以上的消费率相比，则差距更大。这表明广州消费需求潜力亟待挖掘。

2. 居民收入水平整体提高，但收入不均衡

广州居民收入水平整体呈现上升趋势，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和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分别从1999年的12018.52元、5833.92元上升到2009年的27609.59元、11066.69元。居民收入水平的大幅度上升，提升了居民的消费能力，有助于推进本地经济的持续增长。从下图中可以直观地看到，近年来人均可支配收入和人均消费性支出基本同步增长。在总体上而言，居民的人均可支配收入持续性地增加，而随着人均可支配收入的增加，人均消费性支出也增加。甚至在2002年城镇居民可支配收入出现小幅下降，城镇居民消费水平也同时呈下降趋势，并且随着2003年收入水平的回升，居民消费水平也相应提高。但与我国其他地区一样，也存在城乡居民整体收入水平不均衡，收入水平差距扩大等现象，影响了消费能力的进一步提升。1999年，城乡居民收入水平的差距为6184.60元，2009年差距扩大到16542.90元。

通过上述分析可以知道，消费水平的提高与收入水平的变化密切相关，要实现消费需求的持续增长，需要保持居民收入的增加，且缩小城乡差距。图6　1999－2009年广州居民收入水平变化情况（元）

3. 消费结构日趋合理，但仍有待进一步调整

消费结构是指人们在消费过程中的多种消费资料和劳务的构成或比例，可以用各项消费支出在消费性支出中所占的比重来表示。从下表可以知道，在城镇居民消费支出的8个组成部分中，占最大比重的“食品”支出逐年成下降趋势，从1999年的44％下降到2009年的33.18％，下降幅度最大；其次是“居住”消费，其支出比例从1999年的13.44％下降到2009年的9.30％。虽然农村居民的这两项指标值也逐渐下降，但是相比之下，农村居民的比重要高些，到2009年“食品”支出高出城镇居民10个百分点左右，“居住”支出高出3个百分点左右。

这两项满足基本生活需要的消费支出比重的下降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消费结构的升级。相对应，人们用于自身发展、休闲享受及其他消费的比重不断增大。“医疗保健”、“交通和通讯”、“教育文化娱乐服务”等支出所占比重呈逐年上升趋势。其中，上升幅度最大的支出部分是“教育文化娱乐服务”，1999年占总消费支出比例为11.44％，2009年上升到18.12％。这反映了近年来广州市居民特别重视精神消费和文化素质的提高，以及子女教育的培养。表6　广州城镇居民1999－2009年消费支出情况（％）表7　广州农村居民1999－2009年消费支出情况（％）

由于指标的内涵原因，实际上“居住”类支出并没有包括居民购买自住房的支出部分，而主要指“租房”以及日常生活类居住支出，因此可能并没有很好地反映实际情况。如考虑居民购买自住房支出部分，则“居住”项所占比重将大大增加，从而影响其他类别的支出。农村居民的恩格尔系数较城镇居民的高，更多的消费支出用于基本支出，说明了城乡居民生活水平的差距，必须进一步提高农村居民收入，从而提高居民整体消费能力。

4. 居民消费占主导，但消费主体结构仍欠合理

最终消费支出包括两个部分，即居民消费和政府消费。从下表可以知道，居民消费是社会商品总消费的主体部分，占总消费支出的绝大部分，主要在50％－70％的范围内波动，2004年居民消费比重突破了70％，高达72.27％。

但同时消费主体结构也存在一些问题。在居民消费中，城镇居民与农村居民的消费比重出现严重的不均衡，且呈现农村居民消费所占比重总体下降的趋势。1999年农村居民的消费支出占居民总消费的比重为17.46％，2004年农村居民的消费支出占比仅为居民总消费的2.84％，虽然2009年所占比重有所上升，但也只占居民消费支出的6.52％。导致这种现象的原因可能是广州的城市化水平越来越高、农村居民绝对人数的下降，但同时也受到农村居民与城镇居民收入水平差距不断扩大的影响。政府消费在总消费支出中仍占据着很大的比重。1999年，政府消费支出占总消费支出的35.90％，虽然2003年、2004年下降到30％以下，但近些年又逐渐加升。政府消费所占比重过大，很大部分原因是由于政府掌握了很大部分收入，可能造成居民消费水平的相对下降。表8　广州1999－2009年的消费资金来源（％）（三）出口

1. 出口总体平稳增长，但受国际市场影响波动大图7　1995－2009广州出口总值资料来源：《广州统计年鉴》（2010年）。

广州经济外向型比重很高，出口的增长与否，将会影响到本地经济的持续增长。受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冲击的影响，2009年广州市出口总值下降到374.03亿美元，比上年下降12.87％，从而也使得地区生产总值的增速相对下降。在多种因素的影响下，广州地区生产总值从2007年的15.3％下降到2008年、2009年的12.5％和11.7％。2010年，商品出口总额恢复到483.8亿美元，同比增长29.3％，对维持广州经济的正常增长起到了重要作用。下图表示1995－2009年广州市的出口总值，由图可以看出，广州市出口总值基本上呈现逐年上升的趋势。

由于受国际市场影响波动较大，广州整体经济受国际市场波动影响大。一旦国际市场不好，如国际金融危机，将可能导致广州经济增速下滑。因此，广州也应进一步发挥投资和消费这“双马车”的作用，特别要进一步提高“消费”拉动作用。

2. 高技术产品出口比重不断提高，但仍需加强

近些年，广州出口平稳增长，劳动、资本和技术密集型产品出口额都呈现总体逐渐增加的趋势。尤其是技术密集型产品的出口，即使在深受国际金融危机影响的2009年也保持正增长。下表为本研究根据相关研究对产业进行的分类。从中可以看出，技术密集型产品的出口保持了一个持续增长的态势，从2006年的88.17亿美元增加到2009年的115.12亿美元。它在总出口额中所占的比重也逐步提高，从2006年的27.2％上升到2009年的30.8％；而劳动密集型和资本密集型产品的出口所占的比重微幅下降。特别是在深受国际金融危机影响的2009年，在出口总额和劳动密集型、资金密集型产品出口都大幅下降的情形下，技术密集型产品的出口仍保持正增长，说明广州技术密集型产品的竞争力正越来越强。表9　2006－2009年广州市劳动、资本和技术密集型产品出口资料来源：《广州统计年鉴》（2007－2010年）。图8　2009年广州劳动、资本和技术密集产品所占比重图

劳动密集型产品在出口产品仍占有很大比重，需进一步调整。2009年，广州市劳动密集型产品出口140.41亿美元，占总出口的37.54％，包括轻工业品出口48.23亿美元、纺织品52.36亿美元、粮油食品4.25亿美元、土产畜产品12.65亿美元、工艺品22.92亿美元；资金密集型产品出口118.48亿美元，占总出口的31.68％，包括五金矿产品93.39亿美元、化工产品25.09亿美元；技术密集型产品出口115.12亿美元，占总出口的30.78％，主要包括光电产品82.09亿美元、医药品0.49亿美元和运输工具32.54亿美元。从图中可以知道，劳动密集型产品出口在广州市的产品出口中仍占有很大比重，资本和技术密集型产品的出口比重仍有待进一步提高，从而更好地促进广州产业结构升级，提升产业竞争力。（四）创新

改革开放以来，珠三角凭借对外开放政策、优越的地理位置和廉价的劳动力优势，经济获得了快速发展，成为中国经济增长的强大发动机之一。广州作为珠三角的中心城市，也逐渐成长为我国中心城市之一。但随着经济的发展，政策优势的逐渐弱化，以及劳动力、原材料以及其他商务成本等费用的上涨，使得广州的经济面临可持续发展问题。创新是推动经济增长的根本要素之一，提高自主创新能力，毫无疑问才是广州解决可持续发展问题的关键。

1. R&D支出稳定增长，但比例仍偏低

研究与试验发展（R&D）经费支出及其占国内生产总值（GDP）的比重是衡量一个国家或地区科技活动规模和科技投入水平的重要指标，也是反映该国家或地区自主创新能力和创新型国家或地区的重要内容。2008年广州市研究与试验发展（R&D）经费支出164.3亿元，比2007年增长26％，占国内生产总值的2％，上升了0.13％。由下图可以看出，1995－2008年广州市R&D经费支出呈现逐年增加的趋势，所占GDP的比重也稳步增加。表明随着经济的发展，广州市重视对R&D经费支出的投入。

与先进城市比较，广州R&D经费支出的比重还相对较低。2008年，天津R&D经费占生产总值的比重已达2.5％，超过了广州的2％。2009年，北京的R&D经费占GDP的比重为5.5％，上海为2.81％，深圳为3.16％。与这些城市比较，可以发现广州仍有很大的差距，要建设创新型城市，必须进一步加大研发资金的投入。图9　1995－2007年广州R&D经费支出及其所占比重资料来源：《广州统计年鉴》（1996－2009年）。

2. 企业研发投入保持逐年增长态势，但仍有进一步提高的需要

自新世纪以来，特别是“十一五”时期以来，广州提出建设创新型城市，广州企业对科研投入逐渐加大。2000年，广州市大中型工业企业科技活动经费占主营业务收入比重为1.04％，2008年增长到1.95％，差不多是2000年的两倍水平。与国内其他发达城市的水平基本持平。2008年，上海市大中型工业企业的科技活动经费支出总额占销售收入比重为1.83％，2009年微增到1.87％。但与一些创新实力较强的发达国家相比，差距还比较大。一般企业的研发投入占到主营业务收入的5％以上，才能在一定程度上在本领域占领创新领先地位。图10　2000－2008年广州大中型工业企业科技活动经费占主营业务收入比重（％）

3. 专利数量和质量持续提高，但与发达地区仍有很大差距

广州专利的申请数量以及授权数量持续增加，表明广州的创新能力越来越强。2009年广州市专利申请量和专利授权量分别为16530件和11095件，1995年分别为768件和744件，2009年的专利申请量和专利授权量分别是1995年的21.5倍和14.9倍，呈现逐年增加的趋势。从专利的类型看，2009年广州市的发明、实用新型和外观设计三种专利的申请量分别为5042、5635和5853件，分别是1995年的63.8、17.5和15.9倍；发明、实用新型和外观设计三种专利的授权量分别为1516、3990和5589件，分别是1995年的52、13和13.6倍。特别是广州发明专利的大幅度增加，表明广州市的创新水平得到了较大幅度的提高。表10　1995－2009年广州市三种专利申请量和授权量资料来源：《广州统计年鉴》（1996－2010年）。

广州创新水平在大幅度提高的同时，与发达地区相比仍有较大差距。2009年深圳市专利申请量和专利授权量分别为42279件和25894件，分别是同期广州市专利申请量和专利授权量的2.56倍和2.33倍之多。与深圳相比，广州市专利申请量和专利授权量数量存在很大差距。具体从各种专利类型进行比较，特别是发明专利的申请量和授权量进行比较，可以发现广州与深圳的差距在进一步拉大。2009年，深圳市的发明专利申请量和授权量分别是广州市的4倍和5倍之多。与发达城市的巨大差距，说明广州市必须进一步加大对科技的投入力度，提高自主创新能力。表11　深圳市三种专利申请量和授权量资料来源：《深圳统计年鉴》（1996－2010年）。三、后亚运时期广州经济发展面临的风险与挑战

节事经济是在一定时间和空间范围内，围绕举办节事所发生的一切直接或者间接的经济活动以及由这些经济活动所衍生的一切经济联系和经济效益的总称，其总体效果和影响力蕴藏着巨大的经济潜力及风险，已经成为现代世界经济发展中一种独特的经济现象。节事经济具有明显的阶段性和周期性特征，从前节事阶段、正式举办至节事结束后经济效应的延伸一般不少于10年，形成了一个完整的节事经济周期。在节事经济的不同阶段，投资和消费的密度、强度、规模不同，呈现出不同的经济发展特点。

大型节事对经济的影响是通过两个主要的传导路径实现的：一是产业间的传导，二是地区间的传导。产业间传导是指大型节事作为一个中间产业引发关联产业发展的过程；地区间传导是指大型节事从举办地到国内其他地区发展的过程。大型节事既可以在开幕前对当地经济产生巨大的拉动作用，也会因为节事结束对经济增长产生相应程度的负面冲击。由于各个国家在举办节事时经济发展水平、市场化程度以及其他各项因素的不同，经济发展呈现出不同的趋势，有的虽然会受到相当的影响，但不足以形成巨大震荡，会较快地得以调整；但更多的则会出现所谓的后节事“低谷效应”，即投资增长突然减速，场馆和设施闲置或利用不足，节事相关行业出现衰退，城市的分散开发建设和布局结构调整的风险提高，社会福利水平下降等。（一）后奥运经验

奥运会是世界上最重大的节事之一。因应奥运会的举办，举办国家、城市基本上都要投入重资、大兴土木。奥运会的举办，不但提升了举办国家、城市的形象、知名度，也对其经济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

有关学者经过对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有关数据分析发现，在1952－2000年间，奥运主办国的GDP在奥运会开始前4年里都呈现增长态势，在离奥运会开幕3年时达到最高点，而在奥运会结束后的几年里GDP增速多会明显趋缓。如2000年悉尼奥运会与奥运相关的直接投资基本集中于奥运开幕前的5年间，结果年均GDP增长率高于该国GDP增长率过去30年平均值的3.5％；但在奥运会结束后，需求迅速萎缩，投资增长从2000年的14％锐减到2001年的-8％，GDP增长也随之趋缓。

1. 雅典奥运会后奥运经济效应

雅典奥运会的总支出近100亿美元，总预算超支了37％，数额达到20亿欧元，占希腊GDP的3.2％，是继1980年莫斯科奥运会后支出最多的一届。巨额超支影响了希腊在奥运后经济的持续增长，2005年希腊的经济增长因此下降至9年来的低点。为了两周的奥运会使每个雅典居民平均承担10年的债务，希腊副财长佩屈斯杜卡斯因此表示，举办奥运会对于像希腊这种规模的国家是“十分昂贵”的决定，“短期内”举办奥运会的成本不可能收回。

希腊的GDP、私人消费、政府消费和投资指标在奥运的前一年达到峰值，从奥运年开始增速呈下降趋势，其中投资增速的下降幅度最大，从2003年的11.6％下降到2005年的约3.9％；旅游业是希腊经济的三大支柱产业之一，但据希腊旅游管理部门统计的数字显示，2004年来，前往该国观光的游客明显减少，个别地方的旅游人数下降超过了33％；而希腊酒店联盟的统计表明，会后第一年收益较奥运年大幅下降，2004年前4个月，希腊各地酒店的入住率和预订率同比分别下降了10％－30％。由于奥运后总开支严重失控，其政府赤字与GDP比率已经超过了欧盟《稳定与增长公约》规定的3％上限，为此希腊政府推出了一系列增收节支的措施，并提高了各项税率；同时，由于赛前政府将精力放在防范场馆工程的工期延误上，未能顾及赛后场馆详细利用计划的制订，赛后场馆及设施的所有权出现争执，绝大部分奥运场馆难以进入正常的运营轨道。

2. 悉尼奥运会后奥运经济效应

澳大利亚和新南威尔士州（New South Wales State）在筹备时年增长的平均幅度大大高于1996年以前的水平，仅直接投资就达84亿美元，而且大部分投资集中于奥运开幕前的5年间，结果澳大利亚这5年的年均GDP增长率达到4.35％，远高于该国过去30年GDP增长率平均值的3.5％。但在奥运会结束后，投资大幅下滑，甚至出现了负增长，从2000年的14％锐减到2001年的-8％，需求的迅速萎缩导致GDP增长也随之趋缓；悉尼奥运会后的两年内，房地产业由奥运会前的增长0.34％变为奥运会后的下降0.02％，金融业由奥运会前的增长0.27％变为奥运会后的下降0.03％，建筑业从增速1.8％下降到-0.18％。

由于可供承接的各类活动和赛事有限，悉尼奥运场馆赛后经营状况不佳；由于场馆过密、过大，个别场馆存在重复建设、耗能过多等问题，大量场馆闲置乃至废弃，致使奥运中心一片空寂，甚至被人讥为“鬼城”，部分场馆甚至开始进行拆除卖废旧建筑材料，直到政府根据实际情况调整了思路后才得到一定改观。

3. 巴塞罗那奥运会后奥运经济效应

巴塞罗那赢得第25届奥运会主办权后，从1986年开始着手体育场馆、交通、旅游及通讯设施的全面整修与兴建，在6年的筹建期间投入94亿美元，加上其他方面的直接和间接投资，总额达到240亿美元。由于整个欧洲在20世纪90年代初经济下滑，出现了经济周期和“奥运低谷效应”的叠加，加泰罗尼亚州在奥运前的几年内经济增速每况愈下，巴塞罗那直到90年代中期才趋于恢复。从西班牙整个国家的经济状况看，1991年开始投资出现负增长，奥运会后跌幅更大。

由于市场的不成熟和赛前出现投资过热，巴塞罗那住宅价值增长了250％－300％，商业房产面积大幅度增加，25％的现存CBD面积都是在1988－1993年间建成的。由于过量供给，1992年商业房产的空置率已经上升至10.4％，商业房地产的租金价格从1991年之后开始大幅下降，减幅达50％，奥运会后用了6年才扭转跌势，实现了供需平衡。

4. 汉城（首尔）奥运会后奥运经济效应

汉城在奥运前两年的时间里，其GDP以年平均超过10％的速度增长。奥运会年经济增长速度缓下，1991年后经济增长逐步进入正常的发展轨道。

奥运会前，韩国房地产行业的平均利润在10％以上，开发热潮也造成了房地产泡沫，房地产的火爆一直持续到1995年。韩国政府不得不从1990年开始实施房地产抑制政策，1995年后，韩国的房地产价格开始下跌，后叠加上金融危机的影响，利润一度下降到3％，许多项目由于资金短缺而被迫中断施工，或者以低于成本的价格委托给第三方处理；奥运会后，汉城政府非常关注场馆的利用问题，但由于重要场馆和基础设施等大规模的投资活动在奥运会举办前两年就基本完成，带来了大量维护费用，仅奥林匹克公园每年就需要800万美元来维修。

5. 蒙特利尔奥运会后奥运经济效应

加拿大的蒙特利尔是1976年第21届奥运会的主办城市，最初的预算为1.25亿美元，由于当地政府在城北大兴土木，新建大型主体育场、游泳馆、自行车场、奥运村，使这个预算完全失去控制；加之20世纪60年代后期西方国家经济萧条，物价暴涨，蒙特利尔在奥运会建设中大受影响，建筑工人长期罢工，加上管理不善，经费预算大大超支，预算升至24亿美元，提高了近20倍，以致实际亏损额高达10亿美元。有的工程直到奥运会开始时还没有结束，1976年耗资3.5亿美元修建的奥林匹克体育中心直至1985年仍未盖上屋顶，而耗资8650万美元、艺术作品般的室内赛车场只使用过几个晚上。1976年蒙特利尔奥运会虽然已经过去了许多年，但是由于一个不尽如人意的财务预算和计划使蒙特利尔人直到2000年还在为此负债，奥运会变为吸食巨额资金的深渊，史称“蒙特利尔陷阱”。

6. 日本长野奥运会后奥运经济效应

日本1998年举办的长野冬季奥运会重蹈了“蒙特利尔陷阱”，政府花费了190亿美元的巨资建造高速火车和高科技的单人滑雪跑道等设施，但奥运会后随即出现了“后奥运综合征”的经济减速，对场馆设施的高额维护费导致了长野经济的大衰退。1999年长野的制造业以30％的速度下降，211家企业宣布破产，下降速度创造了二战以来地方经济衰退的最高纪录，在奥运经济史被称为“长野后奥林匹克衰退”，这与1964年东京举办奥运会后的“日本奥运景气”一起成为了后奥运效应最有名的正负标志。

7. 小结

从近几届奥运会的经验来看，大型赛事结束后一段时间可能出现的经济问题主要表现为以下几方面：一是财政上的风险。赛事前，举办城市政府往往会大兴土木以满足赛事举办的需要、加强城市建设以形塑出良好的城市环境促进城市营销，但过度的财政开支将使得市政府在赛事结束多年后都将背负着沉重的负担。二是体育场馆设施营运管理上的风险。为大型赛事而兴建改建的体育场馆设施往往是非常先进的，其在赛事结束后，将可能会陷入“无用武之地”的尴尬局面，而其运营管理成本又很高。因此，体育场馆设施的营运管理对于大型赛事的举办地来说也可能是一个很沉重的负担。三是相关产业的发展可能受到一定的影响。比如房地产业、旅游业等产业。（二）后亚运时期广州经济增长面临的风险与挑战

1. 固定资产投资减少可能带来经济增长的“低谷效应”“低谷效应”指亚运会通过投资对经济的拉动作用较大，在亚运会闭幕后，如果固定资产投资不能继续增加，将有可能对广州经济带来冲击。

一般认为，出口、消费、投资是驱动经济增长的“三驾马车”。自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的高速发展便离不开投资的拉动效应。从历史数据来看，投资对经济贡献最高的年度是1985年，贡献率达到81％。而自2003年以来，投资对经济的平均贡献率都在40％。

广州近年的经济快速增长，相当程度上也是来自固定资产投资的驱动。2005年广州固定资产投资1445亿元，2006年为1696亿元，2007年为1863亿元，2008年为2104亿元，2009年为2660亿元。2010年，广州市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总额迈上3000亿元的台阶。2009－2010年广州固定资产投资增速连续两年超过20％。根据广州市统计局公布的《2010年广州市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运行情况》显示，受益于亚运会的举办，广州迎来固定资产投资大增之年，其中第三产业投资2633.87亿元，比上年增长24.8％，占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的比重达80.7％，创下近16年来的新高。

据统计，过去六年（2005－2010年），借筹备亚运会“东风”，广州累计投入城市重点基础设施建设资金达1090亿元。其中，地铁建设经费547亿元，开通5条地铁线路，亚运前通车总里程达222公里；城市道路、桥梁等基础设施建设经费185亿元；环境综合整治经费190亿元；公益性污水治理与河涌综合整治经费168亿元。在广州亚运会超过1200亿元的总预算投资中，有136亿元直接用于亚（残）运会，其中亚（残）运会场馆建设总共投入63亿元。目前，广州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对经济的贡献率是65％－70％，亚运会直接投资大概占前者的30％，由此可推算出其对GDP的贡献率接近20％。换言之，亚运会建设创造的GDP保守估算每年至少有1000多亿元。

广州亚运前，固定资产投资的大幅度增加，促进了广州经济的高速发展，2005－2010年，广州市年均GDP增长达13％左右，2010年广州GDP总量超过1万亿元，继上海和北京之后，跻身万亿GDP俱乐部，也是唯一的一个非直辖城市。地方财政一般预算收入、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和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分别达到872.65亿元、3263.57亿元和4476.38亿元。

亚运前，广州固定资产投资的大幅度增加驱动了广州经济的快速增长。亚运后，广州固定资产投资虽然由于地铁的建设、“三旧”改造的推进，会继续保持较大的规模，但是，与亚运前相比，仍然会有一定减少。据广州市统计局公布，2011年第一季度，广州完成固定资产投资508.46亿元，比上一年同期增长1.2％，固定资产投资增速较上一年有所回落。这其中既有亚运会结束的原因，也有中央近年采取了新一轮宏观经济调控以避免“全球金融危机”结束后再次出现经济过热、流动性过剩、通货膨胀等问题。因此，后亚运时期固定资产投资的减少将会可能使得广州经济增长的幅度减缓。

2. 政府巨额负债带来一定财政风险“十一五”期间，因应亚运会的举办，广州兴建了众多重大建设项目。在广州重大建设项目中，基础设施项目投资达到1909亿元，社会事业项目投资329亿元，二者相加共计2238亿元，其中全部由政府投资的达到278亿元，部分由政府投资的5个项目（除亚运会体育场馆建设外）总投资约980亿元。近年广州城市建设的资金来源，部分来自银行借贷。据统计，目前广州市政府需要还本付息的债务是884亿元，主要是城投、水投集团方面。因此，亚运会的举办在一定程度上增加了广州的财政压力。虽然按照国家规定，一个城市的政府性债务余额不能超过当年综合可用财力，广州市目前的政府性债务仍控制在这个范围内。但巨额的债务，将会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到未来广州的民生、基础设施的投资，从而影响到广州的经济发展。

广州政府面临的财政压力，还来自今后几年土地出让收入可能的减少。2007年广州土地出让收入为323亿元、2008年为122亿元、2009年为489亿元、2010年为362亿元，基本上与广州房地产市场的起伏相一致。其中，2009年之所以土地收入达到近年最高，主要是由于“亚运城”土地收入达到了255亿元。虽然广州的土地出让收入与北京、上海等城市相比，总量并不大，但是，其在广州政府的开支中，主要是城市基础设施建设、债务偿还方面，占有很重要的位置。在后亚运时期，由于国家采取了“史上最严厉的房地产调控政策”以及广州房地产市场“亚运题材”的淡化，土地的出让可能会面临更大压力。根据广州市2011年预算，本年度土地出让收入计划为646.5亿元。但据有关方面统计，2011年广州第一季度共推出住宅用地4宗，推出面积21万平方米，共成交5宗，成交面积25万平方米，且这几幅土地均以底价成交，总的土地出让金仅36.26亿元，仅占2010年全年的10％。因此，在国家严控房地产价格上涨的“十二五”时期，土地出让收入的波动将可能会影响到广州的财政收入状况。

以近来颇受社会关注的广州“七大投融资集团”事件为例，有不少专家学者和媒体批评，广州成立七大投融资集团是为了卖地还贷，忽视了公众利益。

此外，据有关媒体报道，广州市举行经营性土地推介会，计划出让土地12.72平方公里。广州这种大规模的土地出让还是比较少见的。其原因主要有两个方面：一是可以为广州政府筹集大量的资金，减轻政府的财政压力；另一方面，可以为广州的产业转型、城市建设提供空间支持。

经由以上分析可以发现，举办亚运会所带来的负债，对于广州财政的压力还是很大，是后亚运时期广州经济增长面临的一大挑战。

3. 基础设施存在局部地区供给过剩的挑战

历史上的经验证明，奥运会后举办城市或国家由于在奥运会前大量投资所兴建的各种公共交通设施，由于赛后人员大量的返回，会造成这些公共交通设施供给过剩。以北京为例，2008年奥运会前，北京加大了城市公共交通等基础设施的建设规模，以满足奥运会期间大量的国内外游客观看比赛以及旅游的需要。但是奥运会后，大量流动人口的返回使得北京地区的公共交通等基础设施供给存在过剩的潜在风险。

近年来，广州以亚运举办为契机，积极加快城市基础设施特别是交通基础设施建设，为建设国家中心城市、综合性门户城市提供支撑。在区域性交通设施方面，以世界级的空港海港为龙头，以内外衔接的高速铁路、高速公路网络为支撑，打造“双港双高”的开放型现代综合交通运输体系，成为立足珠三角，服务全国、面向世界的南方交通中心，着力建设空港、海港、铁路新客站三大区域交通枢纽，充分融合珠三角城际轨道交通和广州市城市轨道交通，构建“一环、七射、三联络”的市域轨道交通网络。以广州中心城区为核心构建“三环、十九射、七联络、九横五纵”的城市高等级路（高快速路）网等。在城市内部交通方面，确立轨道交通在城市公共交通中的主体地位，带动交通结构的转型，优化交通资源的配置，以“两环六射”的轨道交通系统串联对外客运交通枢纽、公共中心、居住区、休闲游憩区和公共交通枢纽。

在道路交通上，根据中心城区和外围区不同的发展策略，确定“内改外建”的建设方针。中心城区通过完善路网结构，整合道路资源以提高道路网络交通容量。按照“扩容、分层、快捷”的原则，重点建设具有连续交通流特征的快捷路系统，协调内外环的关系。外围区主要打造高快速路系统，拉开城市空间布局结构，完善珠江三角洲区域路网的衔接。同时，按照亚运交通的目标和需求，重点建设亚运会各场馆、口岸、总部饭店之间的联系通道及亚运场馆周边的集散通道，确保亚运交通的顺畅。

广州亚运会前大规模的城市基础设施建设，为广州城市的长远发展奠定了基础，有利于广州的持续发展。但是，在局部地区，也存在基础设施供给过剩的问题，主要表现在某些与举办亚运会最为密切的新城区，如大学城、亚运村等地区。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其基础设施过于超前建设。

4. 相关产业的发展可能将会受到一定影响

亚运会开幕前和举办亚运会期间，与亚运会相关的产业，如旅游业、餐饮酒店业、交通通讯业、房地产业等发展比较快，而与亚运会联系不紧密的产业发展相对较为缓慢。亚运会闭幕后，与亚运会相关的产业往往由于市场需求减少而陷入困境或降低发展速度。（1）房地产业的发展面临新的挑战。市场化改革和城市化推进背景下的房地产投资高速增长是固定资产投资快速增长的重要动力。房地产业投资对当年和下一年度经济增长速度的影响有限，而对此后第二和第三年经济增长的影响较为显著。2003年以来，房地产业投资的持续快速增长对广州近年的经济景气显著上升起到了重要的助推作用，对经济增长做出了重要贡献。

亚运会前后，广州房地产业的发展达到了顶峰。一方面，因应亚运会的举办，出现了很多“亚运题材”的住宅、商业物业，如亚运城，在商家的炒作下、媒体的关注下，受到房地产市场的追捧，价格高昂，带动了广州全市房地产价格的持续上涨。另一方面，广州亚运会前，大规模建设了基础设施，城市的宜居性、宜业性都有显著提高，吸引了大量外来投资、外来人口，因而房地产业得以快速发展。

后亚运时期，广州房地产业的发展面临挑战。一是由于“亚运题材”的消失，将使得广州房地产业缺乏“重大题材”的激励；二是亚运会的举办使得很多建设项目大大提前，很容易导致亚运会结束后的建设低谷；三是由于2010年以来从中央到地方越来越严厉的房地产调控政策，也将会抑制广州房地产业的发展。而房地产业在广州国民经济当中是非常重要的支柱产业，房地产业发展速度的减缓，将会影响到广州整体经济的运行。（2）旅游业的发展面临挑战。亚运会对于广州旅游业的发展将带来以下几方面的机遇：一是赛会期间游客的急剧增多。一方面，广州亚运会接待了4万名注册人员，包括运动员、随队官员、媒体人员等。而据广州旅游局数据显示，亚运举办期间，广州城市接待总人数为866万人次，同比增长42.10％。其中有32.26％的游客此行来穗的主要目的与亚运有关，69.18％的游客表示对广州旅游有着浓厚的兴趣。二是因应亚运会的举办，广州极大地推动了城市交通、通讯、市政建设、旅游基础设施硬件和城市环境的建设与完善，增加了大量有着很强旅游吸引力的地标式建筑、特色街区和旅游景区，如广州电视塔、西塔、新中轴线、花城广场、海心沙、“荔湾风情区”、城隍庙等，为未来旅游业发展奠定了良好基础。三是广州酒店业在亚运会筹办阶段实现了跨越式发展。直至几年前，广州的五星级酒店都仅有区区五家。为迎接亚运会的举办，广州制定了优惠政策加大高档酒店业的发展力度。近年来，广州酒店业的投资规模不断增长，不但兴建了大量酒店，而且不少老酒店也纷纷投入巨资改造，进行大规模的全面翻新工作，同时国际酒店管理集团也大量进入广州酒店业，对广州酒店业的发展产生促进和带动作用。到亚运会开幕前，广州的五星级酒店数量达到了18家，包括丽思·卡尔顿、雅高、万豪、洲际、香格里拉、喜达屋、凯悦、最佳西方等9个国际酒店品牌。作为广州亚运会总部酒店的老牌五星级酒店—花园酒店更是改造成为“白金五星酒店”。酒店业的住房率在亚运会举办前后的时期内有较大幅度的提升。四是亚运会的举办使广州的旅游企业进一步与国际接轨，提高了旅游企业的人才素质、企业管理水平和旅游服务质量，创造了一流旅游环境，带动了旅游行业水平的全面提高，促进了旅游业的进一步成熟与发展。五是通过此次亚运会的成功举办，大大提升了广州的知名度，增强广州的美誉度，提高了广州的旅游吸引力，在全球，充分展现了广州良好的形象和强大的综合实力。

后亚运时期，广州旅游业的发展也面临一定的风险和挑战。一是由于亚运会的推动，2010年广州市全年接待游客总人数达1.27亿人次，同比增长7.13％；旅游业总收入首次超过1000亿元，达1254.61亿元，同比增长26.21％。后亚运时期，广州旅游业要保持近年来的高增长率，可能会面临很大的挑战。同时，广州酒店业，尤其是高星级酒店的竞争将会更加激烈。据有关研究发现，奥运会后各举办城市宾馆酒店的收益率都出现了不同程度的下滑。广州亚运会前，高星级酒店呈现出爆发式增长。据不完全统计，广州当前建成或即将开业的五星级酒店已超过30家，是7年前的5倍多。因此，后亚运时期，广州酒店业的竞争将会异常激烈。此外，后亚运时期，广州的环境污染、交通拥堵等问题也可能会重新显现，从而将会对广州旅游业的发展带来不利影响。（3）体育产业的发展面临挑战。体育产业是当今世界公认的具有高渗透性、交叉性和拉动性的朝阳产业。目前，全球体育产品的总产值高达4000多亿美元，并且保持着20％的增长速度。亚运会的举办，对广州体育产业的发展是一个巨大的机遇，而体育产业的发展，将推动广州现代服务业的发展，促进广州经济结构的转型升级。广州市2010年11月出台的《中共广州市委、广州市人民政府关于进一步加快体育产业发展的意见》（以下简称《意见》）。按照《意见》精神，广州将在亚运会后打造与国家中心城市地位相适应的体育产业强市。

但是，后亚运时期广州体育产业的发展也将面临新的风险与挑战。

首先，亚运场馆的开发具有整体规模大、投资回收期长、利润收益难以预测、投资风险较大的特征。广州市政府投入63亿元建设亚运会场馆。目前，广州市的多数体育场馆实际上处于亏损状态，需要政府拨款支持。场馆投资风险较大，难以在短期内回收投资。

其次，广州众多体育设施闲置现象比较突出。这是众多国际体育盛会后的普遍现象。有专家分析，多哈为承办2006年亚运会而新建近30个场馆，赛后产生了严重的闲置和浪费。据不完全统计，广州市（按10区2县级市）拥有各类体育场地6800多个，其中公共体育场馆240个，人均体育用地面积2.72平方米，超过首都北京，居全国各城市之首。广州为举办亚运会，新建了11个亚运场馆，建筑面积达到18.3万平方米，改扩建了57个场馆。同时，广州还大力兴建社区体育设施，力争到2010年全市体育场地数量达到8000个；人均公共体育设施用地面积从现在的0.24平方米达到0.35－0.4平方米。亚运会前，广州体育场馆面积大幅增加，但是，广州的体育设施，相当一部分分布在大学城、番禺、白云、天河等新城区，可达性不佳，空间分布不太合理，进而导致利用率不是很高。亚运会后，如果广州的亚运设施不加以积极利用，也有可能出现闲置的现象。

再次，广州体育产业经营管理人才缺乏，主要表现为既有体育专业知识和管理知识，又熟悉市场经济运行方式和法律的专门人才严重短缺。

最后，体育市场管理和经营的机制和法制体系不健全。体育市场管理体制不健全，管理权限不明确，部门权限交叉，体育市场仍然没有冲破部门和地区界限，严重制约了产业的发展。

5. 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压力加大

迈克尔·波特认为，从要素竞争和增长推动力的历史演变角度，可将经济增长划分为四个不同的阶段：第一阶段是“要素推动阶段”，第二阶段是“投资推动阶段”，第三阶段是“创新推动阶段”，第四阶段是“财富推动阶段”。

目前，广州还处于经济增长的“要素推动阶段”、“投资推动阶段”，还是以比较粗放的经济发展方式为主，全市产业总体层次不高，产业核心竞争力和自主创新能力有待增强，土地、资源、环境等要素制约日益加剧，资源节约集约利用水平仍有待提升；外向型经济不断面临新挑战，扩大内需的长效机制尚待完善。

亚运会的举办，加速了广州的城市建设，为广州经济的发展提供了良好的基础设施环境、城市形象环境。因此，后亚运时期，广州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刻不容缓。广州必须在扩大内需战略指引下，转变经济增长的方式、重点，经济增长模式从资源驱动、外生增长的发展轨道转入创新驱动、内生增长的发展轨道，产业结构持续优化升级。

后亚运时期，广州转变经济增长方式也面临挑战。一是负累于庞大的债务，为了保持较高的经济增长速度，而可能不得不牺牲经济发展质量。二是超前建设的基础设施，其高昂的运营成本，也增加了政府的负担，使得政府在转变经济增长方式上“投鼠忌器”、束手束脚。四、充分而合理地发挥各机制作用，推动后亚运时期广州经济增长（一）调整投资结构，推动经济增长

投资在国家经济增长过程中发挥着重要作用，广州经济增长也仍要依靠投资的支撑。在后亚运时期，广州仍要通过投资保证经济的持续、健康发展，但必须通过调整投资结构，使得产业素质和竞争力能够得到提升。

1. 调整政府投资结构

从近些年的投资情况分析，政府及国有企业在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中占有很大比重，特别是亚运会的举办，使得政府对于基础设施的投入水平大幅度提高，既促进了经济增长，又提升了公共基础设施水平。但不能否认的是，政府投资所占比重的过大，将难以继续。一是政府的投资资金将受到限制。政府的很大部分投资资金来自银行贷款以及土地收益，由于国家开始整顿各级政府的融资平台，使得本地政府融资难度以及融资成本都将进一步上升；国家对房地产市场的调控，以及土地的稀缺性，使巨额的土地收益难于持久化。二是政府必须加大对直接民生领域的投资，如教育、就业、社会保障、医疗卫生、住房保障等领域倾斜，从而降低居民的生活成本，切实提高居民的生活幸福感。同时，通过提高民生领域的投资，使得居民的生活负担逐渐降低，切实引导居民提高消费支出，实现投资与消费的总体平衡。

2. 调动民营企业投资积极性

近年，广州民营投资占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的比重有所下降。2010年全市民营经济完成固定资产投资545.65亿元，比上年增长7.4％，增速比上年加快1.9个百分点，但仍低于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增速15.3个百分点。民营经济投资占全市固定资产投资额的16.7％，比重比上年下降2.4个百分点。为了鼓励民营企业投资，目前市已出台“1+10”的政策体系（即《关于加快发展民营经济的实施意见》和10个配套政策文件），鼓励民营资金投资，应通过各界的力量督促政策的执行。应实行更加开放的行业投资准入政策，除涉及国家安全及必须由国家垄断行业外，其余领域都允许社会投资进入。特别是放宽民营资本进入市政公共基础设施领域的限制，鼓励社会投资者单独投资公共交通、自来水、燃气垃圾处理、污水处理等项目，鼓励社会资本参与投资城市道路、桥梁、环境卫生绿化等项目，打破国有企业垄断地位。主动走出去，积极扩大对外民营企业的招商，特别是针对当前广州重点发展的十大战略性主导产业，应大力吸引民营资本进驻。

针对民营企业融资困难的问题，应切实提升社会信用体系建设，完善各系统征信体系的联网，实现全社会信用信息的全社会统一。在此基础上，主动搭建企业与银行、股权投资机构等合作平台，为企业融资提供服务，逐渐改变企业特别是民营企业融资难问题。

3. 引导资金调整产业投资方向

目前，服务业投资占了广州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的80％左右，而在服务业中，房地产投资又占了差不多一半。投资方向的过度集中，在使重点投资产业迅速发展的同时，也可能导致产业发展不平衡。广州提出要大力发展现代服务业和先进制造业，实现“双轮驱动”，但目前投资于先进制造业的资金量所占比重相对较小，应加大招商引资的力度，扶持相关企业进行的符合市场需求的增资扩产行为，特别注重引导资金进入信息、汽车（新能源汽车）、石油化工、重大装备、生物和新材料等战略性主导产业。出台相关政策，引导资金加大对金融保险、商贸会展等服务业投资，特别是在当前加快推进“三旧改造”之际，应科学合理控制供地的规模与节奏，推进现代服务业合理布局，引导资金投资于现代服务业，促进现代服务业的协调发展，从而减少经济增长对房地产业的依赖，推动经济健康发展。（二）大力促进消费，推动经济增长

从长期来看，只有消费需求才是经济增长的持久拉动力量，要增强经济增长内生动力必须不断扩大消费需求。广州在调整投资结构，保持投资增长的同时，更应采取措施促进消费增长。

1. 逐渐转变财政支出方向，引导消费增长

促进消费的增长，特别是居民消费的增长，应建立扩大消费的长效机制，重点提升居民消费能力。对于中低收入群体，要通过加快收入分配改革、稳定就业和完善健全医疗、养老、教育、居住等社会保障体系和社会公共服务体系。完善收入增长计划，在本级政府无权减税的前提下，加大财政对中低收入人群的直接补贴力度；建立最低工资标准与通货膨胀、GDP增长速度等挂钩制度；促进工会工资集体协商制度，稳步提高员工工资收入。加大财政支出，重点解决城乡居民医疗、养老、子女教育、保障房建设等问题，改变无力消费、不敢消费的问题。积极介入培育消费需求，扩大下乡产品目录，加大对下乡产品的补贴力度。

2. 改善消费环境，提升消费结构

改善优化消费设施建设，推进专业市场工程升级换代，建设社区服务基础设施，使消费场所的空间布局进一步合理化，形成购物环境优良、空间集聚与合理分散、高中低档购物场所并存的便捷消费空间结构，改善消费环境。引导企业以及商家改善相关设施，推出相关激励措施，发展信用消费，针对广州的消费特点以及消费发展趋势，大力发展服务消费、旅游消费、文化消费、体育消费等新兴消费热点，激活消费潜能。同时引导健康消费、绿色消费、低碳消费等科学消费行为，实现消费与资源环境的协调发展。（三）优化出口结构，推动经济增长

作为一个大国的中心城市，广州应重点提升自身的内生增长潜力，充分发挥消费、投资的作用。在此基础上，优化出口结构，以更好地推动经济增长。

1. 转变出口导向的经济发展模式，发展国内市场

作为一个大国经济，我国继续以出口为导向的经济发展模式已遭到越来越多的诟病，面临的出口环境也日益恶劣。为了提升经济的内生增长动力，减少国际市场对我国经济的影响，必须大力发展国内消费市场。同时，自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以来，国际消费市场的萎缩，也促使我国应进一步调整经济发展方式。国际金融危机已过去两年，虽然当前的世界经济正稳步复苏，但美国的失业率仍然在10％左右徘徊，房地产市场长期萎靡不振；发生欧债危机的国家接二连三出现，欧洲市场深受影响；日本经济则深受地震、海啸和核泄漏影响。我国目前的主要出口市场消费需求仍没有恢复。广州作为我国的中心城市，更应逐渐调整出口导向的经济发展模式，大力开拓国内市场，发展内贸型经济。

2. 开拓新兴市场，稳定扩大外需

虽然要改变以出口为导向的经济发展模式，提升内贸地位，但理应进一步开拓新兴市场，努力巩固传统市场。在巩固北美、欧洲、日本、韩国等传统市场的同时，要全力开拓东盟、中东、俄罗斯、南美及非洲等新兴市场。

3. 引导提升出口商品的技术水平

广州目前的出口产品很大部分仍是劳动密集型产业，轻工业品、纺织、粮油、土产畜产品等仍占有很大比重。大量出口劳动密集型产品，一方面消耗了大量的资源，污染了环境；另一方面也使得与其他国家或地区的劳动密集型产品展开正面竞争，导致贸易摩擦越来越多。最主要的是，劳动密集型产品的过多出口，并不能带动本地经济进一步上台阶。

要优化出口商品结构，努力扩大自主品牌和高附加值产品出口，提高出口产品竞争力。对于目前国家以及广州鼓励发展的产业，如高端装备、电子以及新材料、新能源等战略性新兴产业，可适当通过财政措施鼓励出口。促进货物贸易和服务贸易协调发展，完善服务贸易发展机制。（四）提升创新水平，推动经济增长

通过加大创新投入，营造良好的创新环境，提升广州的创新水平，是实现广州建设创新型城市，提升经济发展质量和水平的重要举措。

1. 加大财政资金投入，弥补资金投入不足

相对于北京、上海、深圳等城市，广州创新资金投入相对不足，应制定创新资金倍增计划，加大财政资金对创新的投入力度。重点发挥财政资金的引导作用，通过设立重点产业发展基金或者专项发展资金等方式，如新能源产业发展基金、新材料产业发展基金等方式，引导社会资本投入创新，并通过对产业创新活动进行贷款贴息、直接补助等方式予以扶持。

抓紧对目前的各项发展基金以及专项资金予以梳理并整合，在此基础上设立新的基金，或者扩大原有基金规模。加强对创新资金的使用效果评估，以提升资金的使用效率。基金或者资金应坚持引导示范和重点扶持的原则，对一些确有创新实力的企业予以重点扶持，引导重点产业发展。大力扶持公共创新平台的建设，不断完善行业公共服务体系。

2. 引导企业增加研发投入，切实提升企业创新水平

虽然广州企业的科研投入占主营业务收入的比重在国内相对较高，但仍不能满足建设创新型城市的要求。应进一步提升企业进行科研的自觉性，提高科研投入水平。解决企业创新资金不足的问题，通过企业内部、贷款、政府、合作伙伴、资本市场等方式筹集研发资金。确定为创新型企业或者示范项目，有关部门应对试点企业给予倾斜支持，引导企业增加科技投入。对于企业的创新产品，特别是产业化应用比较成功的产品，应予以奖励。结合科研院所进一步深化改革，引导有条件的院所整体或部分进入企业，鼓励有条件的企业加速技术开发机构的建设，增强企业技术创新能力。

3. 营造良好的创新环境，保护知识产权

在推进自主创新的过程中，广州市政府及有关部门必须全面加强知识产权的创造、管理、保护与运用，为自主创新提供良好的政策法律环境。要建立有利于自主创新的知识产权行政管理体系，要创造有利于创新成果产出和产业化的知识产权政策环境和有利于自主创新的知识产权激励机制、公共服务体系。加强知识产权宣传培训和人才队伍建设。倡导“鼓励创新、宽容失败、力戒浮躁”的创新文化，强化各级党政干部、企业家和科技人员的知识产权意识，营造尊重知识、保护创新的良好社会环境；通过各种方式加快培养和造就一批懂专业、会管理、熟悉法律和国际规则的知识产权专业人才。对于侵犯知识产权的行为，要进一步加大处罚力度，为自主创新营造良好的法治环境、市场环境和社会环境。特别是针对当前网络环境下的知识产权侵权行为，应加大力度研究相关打击和遏制措施。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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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低碳经济的“双提升”战略研究

发展低碳经济是实践科学发展观，走向生态文明，实现经济发展方式根本转变的具体形式和重要手段。广东省出台的《珠江三角洲地区改革发展规划纲要（2008－2020年）》，明确要求广州强化国家中心城市、综合性门户城市和区域文化教育中心地位，建设成为广东宜居城乡的“首善之区”，建成面向世界、服务全国的国际大都市，广州市积极响应中央和广东省的号召，实施“双提升”战略，建设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产业结构，发展低碳经济适逢其时。但是，广州还面临诸多现实问题和困难，其中最主要的是发展低碳经济方面的相关的产业政策和法规保障体系以及扶持政策的不完善。在全面实施“双提升”战略中，政府起着主导和引导的作用，因此，政府的当务之急是应该制定低碳经济发展战略规划，建立和完善一整套有利于资源能源节约以及发展低碳产业的法规政策体系。这也是广州市顺利实行低碳发展下“双提升”的关键所在，具有非常深远的现实意义。一、发展低碳经济的战略意义

低碳经济是以低能耗、低污染、低排放为基础的经济模式，涵盖了低碳能源、低碳产业、低碳技术、低碳生活等多种经济形态，旨在促进人类的可持续发展，是能源消费方式、经济发展方式和人类生活方式的一次全新变革，也是从化石燃料为特征的工业文明走向生态文明的又一次巨大进步。2003年英国政府发表了《能源白皮书》，首次提出了“低碳经济”概念，引起了国际社会的广泛关注。表面上低碳经济是为减少温室气体排放所做努力的结果，但实质上，低碳经济是经济发展方式、能源消费方式、人类生活方式的一次新变革，它将全方位地改造建立在化石燃料（能源）基础之上的现代工业文明，转向生态经济和生态文明。（一）碳排放量成为衡量人类经济发展方式的新标识

碳排放量，即二氧化碳排放量是国际社会在近10－20年来应对全球气候变化的过程频繁触及的一个新概念。从表面上看，碳排放量的高低是人类能源利用方式和水平的反映，但从本质上讲，更是人类经济发展方式的新标识。农业社会本质上是一个低碳社会，太阳能不仅为自然生态系统循环提供了巨大的能量来源，也为人类生存提供了生物质能。而工业社会本质上是一个高碳社会。由于化石能源，如石油、天然气和煤炭等的能量密度高、使用方便，使得开采、利用化石能源规模和水平成为现代农业、现代工业和现代社会发展的标志。然而，科学家一系列研究突然发现：随着化石能源开发和利用的规模不断扩大，碳排放量的大幅度增加使得地球大气层中的温室气体（二氧化碳）浓度已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并开始影响人类生存的自然生态系统。

1. 工业社会：基于碳氢化合物使用基础上的高碳经济

工业文明的标识是人类对碳氢化合物的发现和使用。碳氢化合物或其衍生物是自然界经历几百万年逐渐形成的化石燃料（能源）的物质基础，如煤炭、石油和天然气等。工业社会是建立在对化石燃料（能源）的勘探、开采、加工、利用基础之上的经济社会，它使人类经济发展方式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近代科技革命，使人类掌握了开发和利用化石能源的手段和方法，直接导致了近代工业革命—蒸汽机革命和电力革命。尽管工业化早期人类积极开发水电（清洁能源）、“二战”后大力利用核能（无碳能源），但是，在工业社会的能源结构中化石能源始终占据主导地位。化石能源是由生物有机质在沉积岩经过漫长的时间转化而来的碳氢化合物，而碳氢化合物通过充分燃烧能产生巨大能量，同时，产生了大量二氧化碳。长期以来，人们对化石能源使用过程中所产生的二氧化碳并不在意，事实上，以化石能源为基础的工业社会已悄然地把人类带入了“高碳经济”体系，化石能源是以高二氧化碳排放为代价的。在化石能源体系的支撑下，人类形成了火电、石化、钢铁、建材、有色金属等工业，并由此衍生出汽车、船舶、航空、机械、电子、化工、建筑等行业，这些高能耗的工业都可被称为高碳工业，即化石能源密集型产业。甚至连传统的低碳农业也演变成高碳农业，支撑现代农业发展的化肥和农药都是以化石能源为基础的。人们发现，一方面，化石能源的开发和利用改变了人类经济发展方式和水平，是人类社会物质和财富的评价标识；另一方面，化石能源的使用规模和速度与二氧化碳排放量的增长呈线性相关，并正在影响着地球自然生态系统内在平衡性，同时，化石能源的稀缺性和不可再生性也对传统的工业文明提出新挑战。

2. 发展中国家正面临着高碳与低碳不同经济发展方式的痛苦抉择

中国是发展中国家，目前正处在工业化、城市化和市场化的发展过程之中，资源环境与经济发展的矛盾十分突出，并处在两难选择之中。一方面，经济的快速发展，希望承接发达国家的产业转移，重化工业快速发展需要大量化石能源的支撑。另一方面，化石能源为基础的产业又不可避免地带来高能耗、高污染、高排放。中国的高碳经济特征十分明显，如作为出口大国，已成为“世界工厂”，能源和资源的消耗快速增长。同时，中国又是一个煤炭消费大国，2007年煤炭消费占全球的30％左右，国内一次性能源需求中，煤炭占70％，电力部门90％的燃料是煤炭。高碳化的能源结构使中国的二氧化碳排放已占全球的18％，受到世界的关注。因此，大力发展低碳经济是中国未来经济发展的客观要求和战略选择。2006年中国政府首次在国家“十一五”发展规划中提出了“节能减排”的约束性指标，即到2010年单位国内生产总值能耗降低20％左右，主要污染物排放总量减少10％。资源环境的约束性指标的提出推动了全社会各个层面的节能减排工作，而节能的本质就是降低二氧化碳排放量。从某种意义上说，中国大力发展循环经济，建设资源节约型和环境友好型社会揭开了中国发展低碳经济的序幕。尽管《京都议定书》中“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条款，使得中国作为发展中国家暂时还没有承担二氧化碳减排的责任，但是，作为全球第二大（二氧化碳）排放国，中国正面临着巨大的国际社会压力。2007年中国政府颁布了《中国应对气候变化国家方案》和《节能减排综合性工作方案》，彰显出我国政府在节能减排和发展低碳经济等方面的决心。（二）我国发展低碳经济的战略布局

1. 我国发展低碳经济的挑战

中国正处于经济快速发展阶段，经济技术总体发展水平不高、生态环境脆弱、能源结构不合理、易受气候变化的不利影响等因素交织在一起，使中国面临着发展经济、消除贫困和减缓温室气体排放等多重压力。所以，实现低碳转型使中国面临更为严峻的挑战。（1）以重化工产业为主导的工业化进程不可避免地要大量消耗能源和资源。按照产业发展的规律，处于工业化进程中的发展中国家，工业在国民经济中的比例会在相当长的时期内占据主导地位。必然要在充分工业化之后，才可能由服务业来主导国民经济。因此，能耗高的重化工业所占的比例不仅不会大幅降低，而且还可能升高。中国正处于工业化中期阶段，重化工工业化特征非常明显。近年来，我国工业占GDP的比重出现了较大幅度的增长，2006年超过了50％。重工业占工业总产值的比重呈不断增长态势，2006年接近70％，重工业增加值占工业增加值的比重由1998年的60％提高到2004年的68％。资源消耗高、污染排放强度大的电力、钢铁、机械设备、汽车、造船、化工、电子、建材成为国民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中国经济增长将继续保持快速增长的趋势。中国国民经济增长具有内在的高增长的动力和压力，同时也意味着需要较大的能源需求和温室气体排放空间。无论在投资领域还是在消费领域对重化工业产业的需求还将维持很长一段时间。在投资领域，城市化建设和农村基础设施建设都将对重化工产业形成巨大的需求；在消费领域，居民的需求增量将在很大程度上集中于汽车、住房、家用电器等以重化工产品为基础的产品上。（2）产业发展传统能源结构带来的压力。由于受本身能源资源禀赋的约束，长期以来，中国主要以化石能源为主，而化石能源中更是以煤炭为主。根据2008年6月出版的BP关于世界能源统计报告，2007年，与欧盟能源消费总量下降2.12％相比，中国能源消费总量上升了7.17％。很长一段时间，中国能源总量以及化石能源的消费总量仍可能增加，2007年，中国能源消费的增长占到全世界能源增长总额的52％，而中国煤炭消费量占全球煤炭消费总量的41.13％。当前，中国煤炭在能源消费总量中的比重接近70％，比国际平均水平高41个百分点。在当前的技术水平下，太阳能、风能和生物能的商业化受到成本约束，难以与常规的化石能源竞争。另外，能源替代也受到资源禀赋的约束。中国化石能源的“富煤、贫油、少气”的资源结构特征决定了我国化石能源生产和消费以煤为主的格局。这种格局也造成了我们跟世界其他国家相比，二氧化碳强度较高，尤其是跟与中国发展阶段相似的印度相比，几乎要高出一倍。关键是如果延续现有的能源政策和技术发展趋势，中国一次能源需求总量到2020年将达到4416亿吨标准煤，2030年将达到5019亿吨标准煤，2050年为5910亿吨标准煤。2020年以前，煤炭的消费量会继续增长，到2020年煤炭消费会达2718亿吨标准煤，2050年以前，会稳定在28亿吨标准煤左右的水平。2020年之前，能源消费将会以较快速度增长，中国到2020年，二氧化碳排放量将比2005年增长60％以上，国际社会的减排压力将进一步增大。虽然2020年之后，能源消费和相应二氧化碳排放的增长趋缓，但到2050年之前，还不能做到二氧化碳排放的零增长。（3）现有产业进程中能源效率低下。我国的能源系统效率为33.14％，比国际先进水平低10％。电力、钢铁、有色、石化、建材、化工、轻工、纺织8个行业主要产品单位能耗平均比国际先进水平高40％，机动车油耗水平比欧洲高25％，比日本高20％，单位建筑面积采暖能耗相当于气候条件相近发达国家的2－3倍。这说明我国能源利用效率比较低下，提高能源利用效率的潜力是巨大的。因此，提高经济活动过程中能源利用效率是控制碳排放量的重要战略措施。（4）低碳技术水平的约束。到目前为止，虽然很多的学者认为投资低碳技术的成本是有限的，但是对于发展中国家而言压力还是很大的，它们面临着二氧化碳减排和环境保护以及经济发展的多重压力。而且对于发展中国家而言，不仅有引进低碳技术的成本问题，更重要的是在全球低碳技术水平不高的情况下，特别要谨防在引进西方所谓“先进”技术时，实际是陷入用西方传统高碳技术所带来的更深的技术锁定，不能像工业化国家那样，深陷于石油能源技术－经济系统的“碳锁定”之中。（5）经济发展阶段与国际产业转移的压力。在经济全球化的格局下，发达国家的减排行动也必然会对发展中国家的经济产生相应的影响。为了实现《京都议定书》下的温室气体减排目标，处于“后工业社会”的发达国家的高耗能、高排放部门如电力、钢铁、建材和化工等行业将面临强制性的减排要求。它们一方面会挖掘自身的节能潜力，进行技术更新和改造；而另一方面会向海外开拓市场，通过对外直接投资和“外购”的方式，向发展中国家转移高能耗、高污染、高排放的行业，增加企业利润，弥补因为在国内履约而造成的损失。面对新一轮的国际产业转移，中国等发展中国家正在成为世界的工业基地，虽然得到了经济发展急需的资金和技术，取得了经济增长，但代价也不可忽视。中国正处于经济高速发展阶段，经济的物理扩张，多数是对常规技术的简单复制，而且基础设施、机器设备、个人大宗耐用消费品一旦投入，其使用期限均在15年乃至50年以上，这样投入的资金便被“锁定”，立即更换意味着巨大的经济损失。而当未来中国需要承诺温室气体减排或限排义务时，却可能被这些投资“锁住”。如果把这些产业再转移出去，对就业、再就业和经济发展将有很大的冲击。（6）国际舆论的压力。中国正处于快速工业化和城市化进程之中，2007年，中国二氧化碳排放总量占全球排放总量的13.16％，仅次于美国。国际社会要求中国承诺温室气体减排义务的呼声强烈。国际上的流行观点认为，要实现公约提出的“把大气中温室气体浓度稳定在防止气候系统受到危险的人为干扰的水平上”的最终目标，要以中国实施大量减排为先决条件，中国产业的发展面临着前所未有的舆论压力。另外，欧洲和一些国家很可能会根据中国一些工业出口产品的排放来制定一些标准，以形成绿色壁垒，中国钢铁产品以及一些有污染的工业产品可能将最先受到压力。

2. 我国发展低碳经济迎来的机遇

虽然在全球气候变化的背景下，中国低碳发展面临了各种压力，但是也应该看到不可错失的历史机遇。（1）国际上围绕低碳经济的能源和产业新技术开发应用，无疑会有助于我国改变高消耗、高排放、低效益的社会经济发展模式，有利于缓解经济增长与资源环境之间的尖锐矛盾，促进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目标的实现。特别是低碳经济中对传统化石能源利用的技术革新，对我国更有价值。同时，有关激励低碳经济技术研发的政策和制度创新，也可为我国借鉴。从某种意义上说，中国产业的发展具有一定的后发优势，避免走发达国家能源密集型的生产老路。（2）为降低履约成本，发达国家还将利用议定书的清洁发展机制（CDM）到中国实施减排项目。《京都议定书》生效向中国企业发出了市场信号，大气温室气体排放空间不再是免费的公共资源，发展中国家的企业参与温室气体减排国际合作也能带来经济利益。由于发达国家国内的减排增量成本比发展中国家高5－20倍，所以发达国家愿意以资金援助与技术转移的方式在没有减排责任的发展中国家实施减排项目（CDM），由此获得低成本的减排量。作为回报，发达国家将帮助发展中国家实现减排义务，同时也帮助发展中国家实现可持续发展。作为经济充满活力的发展中大国，中国具有很多有利条件来实施CDM项目，如技术能力强、国家风险低、比较容易获取项目投资等。对于中国来说，应采取积极的CDM政策，抓住当前的有利时机，通过与发达国家合作，获得减少温室气体排放的技术与资金支持。世界银行曾预测，中国将占据全球CDM市场50％的份额。虽然截至2006年4月1日，在CDM执行理事会已经注册的149个CDM项目中，只有7个来自中国，落后于印度的28个、巴西的37个；在申请渠道（Pipeline）中的542个项目中，只有39个来自中国，而印度为239个、巴西94个。可以说，中国CDM活动的步伐远远落后于印度和巴西，但这预示着中国在参与国际CDM上具有广阔的市场前景。在理想状态下，仅通过CDM这一渠道，2010年当年的投资流量就可达到52亿至174亿美元。也就是说在《京都议定书》规定的五年的承诺期内2008年到2010年，累计CDM项目的投资流量可达250亿至850亿美元。这种仅考虑能源部门选择的评价模型还表明，其中有50％－70％的CDM投资将流向中国。也就是说，在2010年通过CDM流入中国能源相关部门的外资流量潜力可达6％－20％。而且可以预见的是，这种减排承诺期还可能在2012年之后滚动延续下去。由此，中国－欧盟环境管理合作计划机制开发项目的专家认为，“对中国而言，过去只能作为公共物品而难于实现市场价值的温室气体减排额就有可能通过在国际市场上的交易变为具有货币价值的国民财富，所以也是一个将潜在国民财富转化为现实国民财富并扩展资源配置途径的机会。对于中国的一些企业而言，从某种意义上讲，CDM机制便意味着一种融资手段”。（3）当全球金融危机时，为了摆脱金融危机，中央政府在各个领域的大规模投资，刺激内需的政策和支持，无疑是改善各种基础设施的难得机遇。比如，交通部计划在3－5年内投入5万亿用于交通基础设施的建设、测算，未来5年的年均公路建设投资规模约9800亿元，将是原来计划的160％。预计60％投资在高速公路建设，20％投资在国省公路建设，20％投资在农村公路建设。但是在各个部分，如果有重点地改善交通基本设施的能源消费结构，提高能源利用效率和开展新能源交通的研发，无疑也是中国交通建设可持续发展的良好契机。二、低碳发展的双提升战略是广州经济转型的必由之路

众所周知，在改革开放以后，广东凭借得天独厚的地理优势、宽松的经济发展政策，成为我国经济发展最快的地区，为我国的经济腾飞做出了重要贡献。这种发展主要是以投资为主拉动经济，以高能耗、高密集劳动为手段，造成了现在技术研发能力弱、资源消耗大的问题，目前珠三角经济发展已经遭遇瓶颈，资源和环境问题成为最大桎梏。为了迎合国际上低碳经济的呼唤，迎来广东经济的新生，广东提出了“双转移”的经济发展战略，通过珠三角和广东其他地区的资源和产业的优化组合，使得人力资源和自然能源能够达到最优的配置效果。产业转移最根本的特点是从经济发达地区向经济落后地区的转移，最终目的都是为了缩小区域经济差异，促进经济协调发展。

面对全球发展低碳经济的浪潮和广东的大气状况，作为广东地区经济发展的中心城市，广州也需要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努力促进低碳经济发展。应建立健全绿色发展体系，推动经济发展方式转变与建设生态文明的有机统一，加快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建设，大力发展绿色经济，倡导绿色消费，促进绿色增长，切实加强环境保护和生态体系建设，显著提高资源能源节约集约利用水平，率先建设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生态城市。为此，广州应该做出合理的低碳发展的战略规划。

广东要想顺利实施双转移战略，广州和深圳的转型是关键，在广东省委十届五次全会上，汪洋书记指出，“珠三角要以‘双提升’（提升产业竞争力、提升自主创新能力）为重点，加强高新区和经济技术开发区建设，把引导产业异地转移与构建现代产业体系有机结合起来，把政府引导与市场机制有机结合起来，努力取得更大突破”。广东省委十届六次全会上，汪洋书记对“双提升”做出进一步阐述，指出“要以自主创新进一步提升企业和产业竞争力”，“自主创新是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核心推动力”。汪洋书记这些重要论述，深刻指明了新形势下珠三角转型升级的根本方向，是继“双转移”之后推动广东省科学发展的又一重大战略部署。作为珠三角重要经济增长极的广州市，要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当好科学发展排头兵，就必须在推进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新的历史进程中努力先行先试、率先垂范，把广州打造成为广州乃至珠三角实施“双提升”战略的核心载体，走出一条以“双提升”促进经济转型升级，实现科学发展的新路子。

近年来，广州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着力破解传统外向型开发模式的瓶颈制约，从率先实施“双转移”到积极探索“双提升”，面对国际金融危机的严重冲击，坚持“既解金融危机近忧，更谋科学发展远虑”，一方面着手眼前应对金融危机保增长，另一方面着眼长远转方式调结构，努力化危为机，实现弯道超越，近年来广州地区经济增长迅速，各项经济指标如生产总值、财政收入、工业产值在全国城市排名第三位，仅次于北京和上海，在省会城市中排名第一，全市经济增长的质量进一步提高。同时，也应清醒地认识到，从当前的内外部发展环境来看，广州的发展还面临着不少的挑战与机遇，还有很大的提升空间与潜力。实施“双提升”战略，正是广州经济转型升级的必由之路和主攻方向。（一）突破城市发展的资源环境瓶颈制约，必须推动“双提升”

作为对外开放较早、早期以外向型经济带动为主要动力的地区，广州比其他城市更早地感受到资源、环境的硬约束，依靠土地、税收方面的优惠政策和廉价劳动力等要素为驱动的传统发展模式最早遭遇到“天花板效应”。近年来，优惠政策从区域优惠转向产业优惠和土地、环境的刚性约束日益趋紧，原有的区域性政策优势日趋弱化，传统的发展动力日显不足。在此条件下，构建新的动力机制增创科学发展新优势成为当务之急。这个动力机制必然是而且也只能是以“双提升”作为核心动力，实现从传统的要素驱动向创新驱动转变，从依靠区域性优惠政策向依靠区域性内生增长转变，从外源移植的“盆景堆砌”型发展模式向内生根植的“育苗造林”型发展模式转变。（二）实现转型升级，必须推动“双提升”

珠三角地区在过去30年创造了举世瞩目的经济奇迹，但到现阶段，特别是国际金融危机爆发以来，也暴露出其传统发展模式的缺陷。虽然经济总量大，但发展方式仍然粗放，经济结构不够优化，自主创新能力不强，产业竞争力不强，核心技术和关键技术掌握不多。改革开放初期，珠三角地区工业化主要动力来源于外需，生产要素主要依靠承接国际产业链中的低端工序性转移，内生根植性不强，如不及时转型，就有步入“无技术工业化”陷阱的危险。破解广州乃至珠三角传统发展模式之困，创新发展模式，就必须以“双提升”为实现路径。能否实现“双提升”，是衡量珠三角是否成功转型升级的重要尺度，而广州完全有条件，也必须在此过程中先行先试、勇当先锋。（三）建设创新型城市，实现新型工业化，必须推动“双提升”

20世纪80年代，广州作为实施对外开放的先锋，其使命可以概括为“三为主一致力”，即“以工业为主，以吸收外资为主、以扩大出口为主，致力于发展高新技术产业”，成为引进外资、管理、技术、人才的窗口和体制改革的试验田。进入21世纪以后，国家提出了新型工业化和创新型国家战略，广州的发展定位也要相应做出调整，其中最重要的方向就是要成为推动新型工业化的引擎和构建创新型国家的重要载体。而要实现这一新的历史使命，根本的动力在于“双提升”。当前，国家的政策资源主要集中在创新体系建设和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方面，这既为广州指明了新的开发方向，也为广州推动“双提升”创造了天赐良机。（四）应对国际金融危机挑战，必须推动“双提升”

2008年发生的全球性金融危机，“危”、“机”并存，今后一段时间，能否在经济重新洗牌的过程中抢占先机，很关键的一点是看我们能否抓住后危机时代我国新一轮对外开放带来的重大机遇。这些机遇，有跨国公司对中国投资战略发生新变化后，引进跨国公司研发、总部、服务外包等高端产业链的重大机遇；有西方发达国家经济衰退，为我们“抄底”引进国际化人才提供的机遇；也有瞄准跨国公司在危机中无暇顾及市场空当，有针对性开拓海外市场的机遇；还有利用国外一些企业深陷经营危机，不失时机组织走出去并购的机遇。总之，只要努力“危”中寻“机”就可以做成许多平时想办办不了或者办不好的大事。同时，我们也要深刻认识到，经济危机必然催生新的科技革命，而唯有科技革命才能从根本上化“危”为“机”。随着危机的蔓延与深化，原来的市场结构、利益格局被打破，全球产业链面临结构性重组，传统产业出现严重产能过剩，经济发展需要创新注入新的动力。当前，欧、美、日等发达国家都在培育新能源、节能环保、生物、信息、新材料等新的技术创新集群，发展新兴产业，抢占新一轮产业竞争的制高点。而也正是危机的冲击，在珠三角形成了一种“双提升”的倒逼机制，催生了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历史机遇。广州要充分利用好这种因危机而产生的促进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倒逼机制和战略机遇，顺势而为，趁势而上，在“双提升”中实现先“提”先“升”。三、广州实施低碳发展的“双提升”战略的基本目标（一）提升产业竞争力，构建现代产业体系，提升自主创新能力，完善自主创新体系

广州应着力把握经济发展阶段性特征，把保增长与调结构紧密结合起来，坚持高端化、集群化、国际化发展战略，促进产业融合发展，以实施《广州市建设现代产业体系规划纲要（2009－2015年）》为抓手，以现代服务业为主攻方向，加快发展高新技术产业和先进制造业，培育一批具有国际竞争力的世界级企业和品牌，率先构建在区域产业分工与协作中具有引领和带动作用的现代产业体系，增强经济发展竞争优势。

1. 建设综合性、高端化的现代服务业中心

瞄准世界先进城市的服务业发展水平，着力打造国际一流水平的现代服务业高端集聚功能区，不断完善城市综合服务功能，把广州建设成为在国内外具有较强影响力和辐射力的综合性、高端化现代服务业中心。

2. 建设全国领先的高新技术产业基地

坚持自主创新和加快高新技术产业发展战略，全面提升与重点突破相结合，着力发展高端产业和产业链高端环节，培育壮大龙头企业，积极促进要素集聚，重点建设生物、软件、信息、新材料、网游动漫、汽车及零部件出口、医药出口等国家级高新技术产业基地。

3. 建设以自主品牌和自主技术为主的先进制造业基地

坚持走新型工业化道路，大力推动制造业结构调整和布局优化，依托大产业、大项目，加快发展自主品牌和自主技术，跨区域延伸产业链条，打造以汽车、造船、装备、数控、石化、精品钢铁为主体的先进制造业基地，全面提升广州在全球生产制造和技术创新体系中的地位。

4. 增强传统优势产业国际竞争力

积极运用现代管理理念、高新技术和先进适用技术提升传统优势产业，大力推进市区产业“退二进三”和产业、劳动力“双转移”，实施品牌战略和集群化战略，推进产业向价值链高端转移，引领珠三角传统优势产业链整合、提升和延伸，进一步增强区域传统产业集群的国际竞争力。

5. 发展都市型现代农业

加快转变农业发展方式，推进农业科技进步和创新，大力发展品牌农业、生态农业、特色农业、观光休闲农业，提高土地产出率、资源利用率和劳动生产率，拓展外向型农业的广度和深度，增强抗风险能力、国际竞争能力和可持续发展能力。

6. 构建“一带六区”产业布局

以主体功能区规划为引领，突破行政区划的限制，加快构建东部产业带、南部临港产业区、北部空港经济区、中部现代服务业核心聚集区、东南部产学研创新区、中南部服务业发展区的“一带六区”产业发展格局。

7. 重点建设五大现代化城市功能区

围绕强化国家中心城市综合服务功能，以高水平的规划、科学的开发模式、先进的管理体制和合理的建设时序精心打造珠江新城、琶洲地区、白云新城、白鹅潭地区、广州新城市中轴线南段地区等五大城市功能区。

8. 打造国际一流的大型产业集群

以优势产业为基础，以支柱产业为重点，发挥汽车、造船、石化、电子信息、生物、新材料和物流、金融、市政建设、会展、商贸等领域技术创新和市场扩张引领能力，着力培育一批具有国际竞争力的世界级企业（集团）和产业集群。制定有效措施，加强对市属国有企业成长性和竞争能力的培育和考核，鼓励通过资本运作及并购重组等方式实现国内外跨越式发展；优化投资环境，完善配套政策，扶持民营企业做大做强，吸引一批具有市场发展潜力、符合产业结构升级方向的大企业集团来穗发展。

9. 强化重大项目策划和实施

围绕现代产业体系、自主创新体系和重大基础设施体系建设，依托产业、基础设施和科教文卫资源优势，密切跟踪全球科技进步和产业发展新趋势，加强与跨国公司、中央企业、国内大型企业联系和沟通，落实市政府与部分央企合作项目，策划培育、引进一批产业链长、带动能力强、对强化中心城市功能和增强综合竞争力作用明显的重大项目，做实各项前期工作，努力形成在建一批、储备一批、策划一批的重大项目建设格局，积极推进增城、从化省级开发区升级成为国家级开发区，不断培植新的经济增长点，引领未来广州经济发展再上新台阶。

10. 提升自主创新能力，完善自主创新体系

坚持自主创新的核心战略地位，充分发挥自主创新在建立现代产业体系中的支撑作用，大力推进国家创新型城市建设，通过完善创新和创业环境，优化配置全球创新资源，加快科技基础平台建设，推进前沿技术、关键核心技术创新。依托知识城、科学城、大学城，打造集知识生产、传播、运用和营销于一体的知识创新区，不断强化广州作为全省自主创新策源地、科技创新人才集聚地和创新创业示范区的地位，打造华南科技创新中心，率先进入国家创新型城市行列，成为亚太地区重要的创新中心和成果转化基地。（二）建立健全低碳发展体系

1. 建设低碳城市

广州市应加强战略规划和试点示范，加大低碳经济投入，着力培育以低碳为特征的新经济增长点，建设以低碳排放为特征的工业、建筑和交通体系，大力发展现代服务业，推动经济社会发展向高能效、低能耗、低排放模式转型。转变能源资源开发利用方式，实施新能源和可再生能源发展规划，优化能源资源结构，落实节能目标责任制，严格实施新建项目节能评估和审查制度，抓好重点用能单位节能考核管理，加快工业、建筑、交通等领域的新能源应用和节能降耗技术改造。实施一批低碳工程，加强低碳技术交流与合作，推进低碳技术研发、示范和产业化，发挥科技对发展低碳经济的支撑作用，建立支持低碳经济发展的市场体系和政策体系。

2. 大力发展循环经济

广州应按照“减量化、再利用、资源化”原则，建立循环经济的技术支撑体系，加强资源综合利用，大力推行清洁生产，创建国家循环经济试点城市。完善循环经济发展促进体系。健全循环经济政策法规，建立循环经济评价制度、统计核算制度和经济激励制度。倡导废弃物分类回收，鼓励销售和购买具有能效标志、节能节水认证和环保标志的商品。大力推行清洁生产。制定清洁生产推行规划，指导和督促企业推行清洁生产，落实奖励政策。建立健全政策法规体系、技术创新体系、评价指标体系，构建全市清洁生产促进机构和网上平台。促进清洁生产审核工作从试点企业阶段进入普及阶段，从工业领域向其他领域推广，从企业层面向园区层面发展。

3. 建设国家节约集约用地试点示范城市

落实最严格的耕地保护制度和节约用地制度，探索用地审批制度改革，建立土地收益调节机制，提高土地利用节约集约水平。加快推进广州土地利用总体规划修编，加强土地利用总体规划新增建设用地规模和布局与现有城市功能分区、产业布局、基础设施布局的有效衔接。严格落实耕地占补平衡，按质按量完成国家、省下达的耕地和基本农田保护任务。完善节约集约用地促进体系。根据市域不同区位土地资源状况和经济社会发展水平，合理制定土地基准价格。深化征地制度改革，尽快实施征地区片综合地价。创新土地储备模式，推进重点区域和重点工程项目的土地储备和整理。根据产业政策和区域功能定位实施差别化的供地政策和用地准入标准，完善新增建设用地计划指标分配决策机制，优先保障重点发展地区、产业升级、基础建设、重点项目、重要产业和民生项目用地需求。建立项目用地预申报和预评估制度，落实土地供应年度计划。在确保国家土地收益不流失的前提下，探索改革现行一次性征收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收入的方式。制订符合广州实际的工业用地公开出让办法。加快建立农村集体建设用地交易市场，促进形成城乡统一土地市场和信息发布平台。落实闲置土地处理办法，加大闲置土地处置力度，盘活存量建设用地。

4. 加强国家环境保护模范城市建设

进一步巩固国家环境保护模范城市创建成果，加大环境整治力度，强化水资源管理，推进河涌整治和大气污染治理，提高固体废弃物处理水平，加强噪声污染防治，全面提升环境质量，保障环境安全。加大水环境综合整治力度。实现全市水环境明显好转、逐步实现河涌水系“堤固、水清、岸绿、景美”的目标，恢复具有岭南水乡特色的水生态系统。强化大气污染治理。推进中心城区产业“退二进三”和环保搬迁计划，继续加大对火力发电企业和重点大气污染源脱硫能力建设力度，推进脱硝工程建设，加强对加油站等行业挥发性有机物污染控制，强化机动车污染综合防治工作，全面实施机动车环保标志管理制度，加强饮食服务业污染治理。建设覆盖全广州的灰霾天气监测、预测、预警和治理体系，确保全市空气质量符合国家标准和国际基本要求。提高固体废物处理和综合利用水平。强化危险废物全过程监管，加快建设危险废物处置设施，规范管理医疗废物。逐步建立化学品环境风险管理体系和污染源信息动态更新机制，加强重点污染源监管。继续加大生活垃圾处理力度，推进垃圾焚烧发电项目建设。完善城市生活垃圾处理、危险（固体）废物处理处置体系、建筑垃圾处理制度和电子废物回收与利用体系。

5. 构建绿色生态城市

按照主体功能区规划理念，立足生态环境资源和容量对城市经济发展的支撑能力，合理规划生态布局，加强生态保护和修复，加快城市绿道网、城乡绿地系统、生态廊道和森林生态保护体系建设，探索建立生态补偿机制，形成结构优化、布局科学、环境优美的生态格局。推进城市绿道网、城乡绿地系统和生态廊道建设。编制实施《广州市绿道网建设规划》，结合道路、河涌、江岸环境整治和生态建设，加快建设区域绿道和城市绿道。建立森林生态保护体系。对全市生态公益林进行保护与建设。建设沿海防护林、红树林和沿江防护林工程，推进湿地系统的保护与建设。进一步提高森林质量，构建好城市森林生态屏障。强化对现有自然保护区的保护。建设好一批国家、省、市级森林公园。完善生物多样性保护中心建设工程，新建野生珍稀濒危植物迁地保存繁育基地。加快推进林业基础设施和专项治理工程建设。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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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韩银娥．广东产业结构优化升级的驱动力分析［J］．现代商业，2008（3）．（选自广州市哲学社会科学发展2010年度规划课题“基于低碳经济的双提升战略研究—以广州市为例”。课题负责人：王政；成员：姜凌、严红、杨友孝、陈伟光、刘祥和、刘明勋。）

培育广州战略性新兴产业研究

战略性新兴产业是指关系到国民经济社会发展和产业结构优化升级，具有全局性、长远性、导向性作用的新兴产业。培育和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是促进经济发展方式转变、推动技术进步、促进产业结构升级以及提升地区竞争力的根本途径。广州正处在经济社会发展模式转型和加快建设国家中心城市的关键历史时期，推动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发展，对于广州提升国家中心城市地位，抢占科技与产业制高点，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实现内生增长具有重大意义。一、超前谋划战略性新兴产业，是广州提升国家中心城市地位、抢占科技与产业制高点的战略选择（一）后危机时代的技术革命为广州产业的突破性成长提供了“机会窗口”

当前全球进入后危机时代，科技创新面临革命性突破，国际产业分工格局面临大洗牌。在新能源、信息、先进材料、人口健康等战略领域中，一些关键核心技术发生重大突破的先兆已日益显现，智能、绿色、低碳新兴产业在全球蓬勃兴起。广州的产业发展长期依赖“追赶模仿式”发展模式，经济虽保持较快增长，但高新技术产业比重偏低，未能摆脱“低度化”风险。金融危机在给广州经济发展带来阵痛的同时，也为广州产业结构调整提供了可与全球经济同步的跨越式发展历史契机。广州要抢抓机遇，力争在某些新兴产业领域寻求突破并借机优化产业结构，缩小与发达国家的差距，提升在全球产业链分工中的地位。（二）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是广州加快建设国家中心城市、重塑城市竞争力的关键抓手

目前，广州正在全面提升城市的引领、辐射、集散功能，加快建设国家中心城市。其中，提升产业经济的辐射力和影响力将是广州建设国家中心城市的主要途径之一。通过大力发展技术密集、知识密集、人才密集、资源消耗低、环境污染少的战略性新兴产业，开辟新的发展空间，形成新的经济增长点，将有利于以高端产业集聚高端要素，强化中心城市的研发、金融、科技、资讯、服务等功能，提高资源配置能力，从而推动产业结构优化升级，提升广州在大珠三角城市群中的综合竞争力，增强广州作为国家中心城市的扩散效应和辐射功能。（三）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是广州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实现内生增长的重要途径

粗放型经济增长方式和过度依赖外需的发展模式是目前广州调整经济结构和实现科学发展急待解决的重要问题。具有高渗透性的战略性新兴产业，通过将高技术含量、高附加值等低碳经济属性渗透到各个经济部门和行业，必将会引领广州市集约性经济增长，大大提升资源使用和环境保护的效率，从而全面实现科学发展。同时，战略新兴产业的高关联性，对其相关产业发展的巨大带动作用是广州摆脱外向型依赖，实现内生增长的重要途径之一。（四）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是广州增强产业自主创新能力、抢占产业链制高点的重要契机

战略性新兴产业具有高创新性的特征，处于产业价值链的高端，能够代表新技术的发展方向，并在相当长的一段时期内能够形成较强劲的产业竞争力，因而是抢占国际产业竞争制高点的关键。广州目前产业整体上仍处于全球产业链的低端，主要在加工制造环节参与国际分工，自主创新能力薄弱，科研产出效率低，企业创新动力不足，且缺乏自主创新的龙头企业。随着大力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以及一批自主创新龙头企业的不断壮大，将有利于提升广州的自主创新能力，在区域竞争和国际产业竞争中抢占先机。二、广州已具备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基础，但面临巨大竞争压力（一）广州具有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的良好条件

从区位和经济基础看，广州独特的地缘优势、国家中心城市的功能定位、雄厚的经济实力和先进的基础设施，为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提供了优越条件。广州地处珠三角城市群的几何中心，具有连通全球、衔接港澳、辐射华南、背靠泛珠和东盟广阔市场腹地的独特区位优势。《珠江三角洲地区改革发展规划纲要（2008－2020年）》从国家战略层面明确了广州作为国家中心城市的新定位，广州的引领、辐射、集散功能不断增强。目前，广州综合经济实力在全国大城市中仅次于上海和北京，居第3位。人均GDP在2008年就超过1万美元，达到中上等发达国家的水平。广州拥有全国三大枢纽机场之一的白云国际机场，居世界五大港口之列的广州港和亚洲一流的铁路客运站，信息化程度居全国十大城市前列，空港、海港和信息港设施完善。

从产业基础看，现代产业体系初具雏形，配套能力增强，为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提供了强大的产业支撑。广州初步形成了以服务经济为主导的现代产业体系，商贸经济发达，物流、会展、文化创意等现代服务业发展提速，第三产业GDP占比超过60％，居全国第2位。汽车、造船、石化、装备制造等先进制造业也迅速发展，轿车产量跃居全国首位，南沙造船基地将跻身中国三大造船基地，综合配套能力和产品开发能力不断增强。以信息、生物、新材料为主体的新兴产业已形成良好的集群化发展态势，产业规模持续扩大。生物、软件、信息、新材料四大国家高技术产业基地成为新兴产业发展的重要抓手，由广州科学城和天河软件园组成的高新技术产业核心区迅速崛起，“一核三极多个特色功能区”的高新技术产业全市布局逐步形成，并展示出辐射带动效应。

从人才与科技创新基础看，较丰富的人才资源和较强的科技综合实力，为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提供了智力和技术支撑。广州拥有华南科技资源聚集的优势，全省2/3的普通高校、97％的国家重点学科、大部分的自然科学与技术研发机构和全部国家级重点实验室都在广州。经广东省认证的广州高新技术企业已超过480家，约占全省认定企业的近四成。广州的自主创新能力也不断增强，已连续5次被评为“全国科技进步先进城市”。在国家科技部2008年创新城市评价中，广州的创新评价综合指数排名仅次于北京、上海、深圳，科技创新综合水平居于全国先进行列。

从市场与制度环境看，较高的市场化程度以及对高技术产业的政策扶持，为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营造了良好的环境。广州作为中国改革开放的先行地，经济开放度和市场化程度较高，先行一步的创新实践、强烈的商品观念、灵活的市场机制为新兴产业的市场化运作和产业化应用奠定了良好基础。同时，广州围绕促进自主创新和现代产业体系建设，出台了《关于大力推进自主创新加快高新技术产业发展的决定》、《广州市建设现代产业体系规划纲要（2009－2015年）》等一系列政策措施，为高技术新兴产业的发展营造了宽松的外部环境。目前，广州正在加快制订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发展规划，并拟专门设立重大专项引导资金，以及出台财税、金融、投资、对外经贸合作等相关扶持政策。（二）广州创新动力不足且资源整合度低，面临战略转型的严峻考验

新兴产业的科技支撑能力不强，创新驱动发展模式尚未建立。虽然广州经省认定的高新技术企业数量领先于省内其他地区，但规模偏小，整体研发能力弱。企业创新意识和创新动力不足，且传统商贸文化注重短期收益、偏于风险规避的特质也与新兴产业创新文化不相适应，使得广州因高校科研机构云集而具有的相对研发优势始终没有得到充分发挥，科技产出处于较低水平。根据国家科技部2008年创新城市评价结果显示，广州的创新产业指数为28.94％，与上海（53.40％）、北京（52.18％）、深圳（48.8％）、苏州（47.58％）、天津（45.67％）等领先地区的差距非常大，处于国内中游水平；创新产出指数也低于北京、深圳、上海等市。这将严重制约广州新兴产业的发展后劲。

新兴产业大多仍处于追踪、模仿阶段，创新型产业集聚的发展落后于国内先进城市。目前，广州的电子信息、新材料和生物医药等新兴产业的发展多数还处于追踪、模仿阶段，对外技术依存度高，缺乏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核心关键技术，标准和专利制定滞后。同时，依照经济总量及在全国的地位来看，广州创新型产业集聚园区的建设滞后于上海、深圳等市，缺乏像上海张江高科技园区、深圳高新技术产业园这样的高能级创新型产业集聚区。

对区域产业资源的整合不足而同构有余，产业链核心环节缺失。广州在产业选择上，一直以来没有从整个珠三角的产业链条中去统筹规划和整合生产要素资源，与周边城市存在明显的产业同构现象。不少新兴产业如电子信息产业的产业链核心环节薄弱，许多关键零部件仍然大量需从国外进口和外地采购，没有与珠三角其他地区形成上、中、下游的产业协作和配套。由于缺乏产业整合力度，导致产业集聚效应和规模效应无法显现，特别是新兴产业的龙头企业竞争力偏弱，这与广州中心城市的地位极不相称。三、培育广州战略性新兴产业的战略构想与路径突破（一）培育广州战略性新兴产业的战略思路

培育广州战略性新兴产业，要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和加快转变发展方式统揽全局，以建设国家中心城市、打造现代产业体系为总目标，把握新兴产业规律、国际新技术变革路径和市场需求变动趋势，立足于现有的产业、科技、市场基础和优势，以世界眼光超前部署战略性新兴产业重点领域和前沿技术创新，力争把广州建设成为国家级战略性新兴产业示范基地、南中国地区高科技创新中心、亚太地区重要的新兴技术研发及产业化基地。

1. 两大核心战略：创新驱动&产业链高效整合（1）创新驱动战略

从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发展动力来看，科技创新的驱动是最重要的因素。当前广州正处于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关键时期，要加快提升战略性新兴产业竞争力，就必须把创新驱动作为核心战略，以国家创新型城市试点为契机，着力推进全方位的自主创新，破除传统路径依赖，以创新的视野、创新的方式，集聚高端创新要素，促进产业发展模式从投资驱动、资本驱动向创新驱动转型。要围绕新信息技术、物联网、生物技术、新能源等战略性新兴产业重点领域，加大核心技术的研发投入。依托广州现有基础，把集成创新和引进技术再创新作为提高自主创新能力的突破口，形成优势资源集成度高、市场竞争力强的战略技术和产品。同时，更要大力推进包括产业制度创新、产业文化创新、商业模式创新、品牌创新、业务流程创新等的全面创新，营造多层次的创新环境，强化知识创新中心和华南科技创新中心功能。（2）产业链高效整合战略

广州能否在战略性新兴产业的新一轮竞争中起到引领作用，其中一大关键就取决于广州对大区域范围的创新资源和战略要素资源的优化配置能力。广州要抢抓建设国家中心城市和推进珠三角一体化的历史机遇，把实施基于集群的产业链高效整合战略作为加快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另一核心战略，使处在不同价值链环节的各个集群（企业）形成协调优势和规模优势，最终全面提升广州的产业国际竞争力。其着力点一是提升广州新兴产业集群层次，做强研发设计、营销服务、总部经济等产业链高端环节，担当起提升南中国地区新兴产业竞争力的关键中枢角色；二是将边际效益递减的生产制造环节转移出去，与珠三角城市群以及环珠三角、泛珠三角展开互补的产业对接，整合上下游产业链，在更大的范围有效配置和利用生产资源、科研资源和市场资源，拓宽新兴产业发展空间；三是深化与港澳台及东盟更紧密的科技与产业合作，推进与发达国家的产业高位对接和研发合作，并以核心价值环节嵌入全球价值链，改善广州在国际产业链中的地位。

2. 三大支持战略（1）战略性新兴制造业与服务业互动战略

广州要建设具有强大辐射力、带动力的国家中心城市，必须具备强大的服务功能，在生产系统价值链中占据高端环节。同时，随着专业分工的深化和专业服务外置化，广州乃至珠三角制造业竞争力的提升也越来越依赖于新兴服务业的支撑。因此，广州既要发展战略性新兴制造业，又要发展战略性新兴服务业。一方面应利用制造业基础和技术研发优势，大力发展新信息、生物医药、新能源、新材料等新兴制造业；另一方面应发挥区位、商贸文化和市场优势，发展现代物流、商务会展、文化创意等新兴服务业。此外，顺应产业融合趋势，应积极发展制造业和服务业相互融合衍生的新兴产业，如数字家庭、工业设计等。通过战略性新兴制造业与新兴服务业的相互促进，增强广州作为国家中心城市的高端要素集聚、科技创新、文化引领和综合服务功能。（2）高端要素集聚战略

战略性新兴产业具有技术密集、知识密集、人才密集的特征，占据产业价值链的高端，因而广州要推动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发展，就必须增强投资环境、创新环境的吸引力，通过人才、信息、技术等高端要素的集聚，抢占竞争制高点。一是要集聚高端人才，以高待遇、高配套、高服务等竞争性策略争取海内外高层次人才。二是集聚高端创新资源，努力吸纳国内外创新资源和研发力量，强化广州产业升级的科技支撑力。三是要集聚高端项目资源，抓住新一轮国际产业转移机遇，努力承接处于产业链高端环节的项目。四是要打造高能级的创新型产业集群，高标准推进广州科学城、中新知识城、广州国际生物岛等高技术产业园区建设，使之成为高端要素集聚的洼地和科技创新发源地。（3）“政府+市场”联动战略

广州在推进战略性新兴产业的过程中，必须充分发挥政府和市场两种力量的作用。战略性新兴产业风险大且具有各种不确定性，企业一开始不愿过多投资，然而，这类产业往往是一个地区争夺未来竞争话语权的难得机遇，因此政府需要扮演更为重要的角色。特别是在产业成长初期，应该首先由政府部门通过政府采购、扩大公共需求等途径帮助开拓新市场，并承担起扶持高风险的基础技术研发、改善制度环境等职责，引导整个社会投入新兴产业领域。而一旦社会资本进入，就应从“以政府投资为主”有序过渡到“以社会投资为主”，逐渐形成成熟的市场化盈利模式，通过市场对资本、技术、人才、信息等要素的有效配置，创造和实现商业价值，增强产业发展动能。广州要加快构建“政府与市场联动体系”，合理划分政府与市场的定位，营造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的良好环境。（二）广州战略性新兴产业选择的六大原则

广州战略性新兴产业的选择，应该依据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形成机

试读结束[说明：试读内容隐藏了图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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