年轻的你，可以成为任何你想成为的样子(txt+pdf+epub+mobi电子书下载)

作者：焦文翰

出版社：华阅经典图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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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轻的你，可以成为任何你想成为的样子试读：

第一部分 进退自如离不开修心养性

勇为建功立业之始

有一盖世之勇，有了盖世之气，然后才能创造盖世的伟业，成就盖世的英名。自古以来的英雄豪杰，他们之所以能立大功创大业，他们之所以能名垂千古，无处不是依赖着他们的大勇，大无畏精神。这是豪杰大勇气质的第一要旨，没有这些就绝对不能成就为英雄豪杰。平庸的人之所以平庸，就在于没有勇气，没有大无畏精神。英雄豪杰之所以成为英雄豪杰，就在于拥有这种勇气，拥有这种大无畏精神。

勇为万事成功之母！在生命的大洪流中，从勇中可以看到生命力的雄浑，可以看到气势的磅礴。所以说只有勇，才有克服困难、战胜贫贱的精神，才有敢于冒险的精神，才有赴汤蹈火、视死如归的精神，才有以天下为己任的精神，才有敢于殉真理、殉正义的精神！像这样，也才能看到生命的真谛，才能看到生命的美，才能看到生命的善，才能看到生命的灿烂光辉！

有勇气，就敢于担当一切。有大无畏精神，就能够完成一切。所以孔子说：“拥有智慧、仁德、勇敢这三者，就能完成天下的大德。”又说：“聪明的人没有迷惑，仁德的人没有忧愁，勇敢的人没有畏怯。”

孙子将“智、信、仁、勇、严”作为将领必备的五要素。这样才能完成事业、功绩，才能完成道德，才能完成人生。行仁与完善仁，也必须依赖于勇；行义与完善义，也必须依赖着勇；行其所知与成就于道，行德与成就于德，也同样都要依赖着勇。

心中有火大勇自生

力行大道，才能勇于赴汤蹈火，不马虎才能免除灾难，不随便谋取暴利，不苟且偷生，不怕死。履危如安，甘险如饴。视生如芥，视死如归。

见义不为，不是勇；畏强欺弱，不是勇；面临大难而不敢立节，看到危险而不能从命，也不是勇。

大勇之道，可以从义中培养。只想到的是义，不将生死当作一回事，就会大勇自生。

孔子评论大勇说：“反省自己不畏缩，若是自己亏了理，即使对方是很普通的人，我也害怕他；如果自己是正确的，即使对方是千军万马，我也敢勇往直前。”（《孟子·公孙丑上》）又说：“面临大难而不感到害怕的人，是圣人的勇气。”（《庄子》）

孟子评论北宫黝所培养的勇气时说：“肌肤受刺也不屈不挠，眼下受刺眼珠也不动一下，只要精神上受到一点羞辱，就像在大庭广众之下受到鞭挞似的。既然不能忍受普通人的羞辱，也不可忍受万乘之君王的羞辱，把去刺杀万乘君看成是刺杀普通的人一样。在他的眼中没有值得害怕的君王，遭到羞辱马上就要反击。”

孟子评论孟施舍所培养的勇气时，借用的孟施舍的话：“我把不可战胜的，看成是能够战胜的。先是估量对方的力量才动手，先要想到有必胜的把握才开始交锋。像这样的人就是畏惧大军的人，不能算真正的勇士。我孟施舍怎样才能取得必定的胜利呢？只是做到无所畏惧罢了。”

孟子评论周文王的勇气时说：“《诗经》中说：‘周文王勃然大怒，整顿军队，阻止侵略的行为，增强了周朝的福威，回报了天下的厚望。’就是周文王的大勇。文王发了大怒，而使天下百姓得到了安定。”

孟子评论周武王的勇气时说：“《尚书》中记载：‘上天抚育了人民百姓，同时也造就了他们的君王，同时还造就了他们的先生。君王与先生的责任，就是要辅助于上天，爱护人民。天下的人不管有无罪过，都由我来处理，哪个敢违抗上天的旨意？’只有殷纣王违抗了天意而横行于天下，周武王认为这是莫大的耻辱，打败了他。这就是周武王的大勇，这就是武王发了大怒而天下人民得到了安定。”

孟子评论大丈夫的勇气时说：“住在天下这个最大的宅院里，站在天下最正确的位子上，走在天下最宽广的道路上。得志时同人民一起走这条大道，不得志时独自一人走自己的路。富贵时不迷乱，贫贱时不动摇，权势强暴不屈服，这样的人就称为大丈夫。”

胆识过人者必有勇气

大勇的道理，可以由知养成。知就明白，明白就不迷惑，不迷惑就不会动摇心志，不动摇心志，大勇就会自然产生。明白就是明白了道理，明白了礼义。所以说：“真正明白了礼义就不会谋取私利，真正明白了道理就不会计较功德。”明白了道义，就自然能死守善道而不动摇心志。

成吉思汗说：“有包天勇气的人，必然有包天的胆识。所以常常能敢作敢为，敢于担当大任，敢击强敌，敢冒危险。”在人类的精神当中，敢于克服困难，迎战危险，必须有很大的胆识与很大的勇气。历代的英雄豪杰，大都是从艰难困苦、九死一生的危险中磨练出来的，这就需要勇气来完成。

孟子谈到不动心之道时说：“我就是懂得，我善于培养我的浩然之气。”回答什么叫做知言时说：“不正当的言辞就知道它所隐藏的含义，淫秽的言辞知道它的陷害，邪恶的言辞知道它的离间，避开正面的言辞知道它的理屈词穷。”

知道就会明智，就能分辨是非。有智慧则胆识生，胆识生则勇气壮。这样才能成人所不成，任人所不能任，死人所不能死。所以，勇气由胆识产生，没有胆识，纵然有胜敌的万全之计，也等于零；有非常的胆识，就可能有非常的事业。

勇武还须有谋略

赵充国说：“帝王的军队，作战时要想取得重大胜利，贵在谋略，贱在硬拼硬打的战争。”

我们在开始定计谋立策略时，就应该慎重考虑，更应持之以恒，在实行的过程中，不能有丝毫的马虎。

想建大业、立大功的人，如果是无策划的随其自然的演变而任意应付，就不可能成功的，这就是谋略学之所以成为自古以来的事业家、领导所重视的主要原因。《奇经》一书上说：“用兵的上策是挫败敌人的战略计谋，下策是动用兵力战胜敌人，丢开根本去追求细枝末节，圣人不是这样做的。”这段话，可以说是后代兵家的宗旨，它的重要作用可想而知。《孙子兵法·始计》篇上说：“开战以前，以‘庙算’能够取得胜利的，是因为胜利的条件充分；开战以前就预计不能取得胜利的，是因为胜利的条件不充分。‘庙算’周密就能胜利，‘庙算’有疏忽就不能胜利，何况不作“庙算”呢？我从这些方面来观察，谁胜谁负就有个大概了。”孙子这里所说的“庙算”，也就是对谋略而言的，决定了谋略就能定出计策。

谋略必须详细，计策必须周密。前者不脱离事实，不搭空架子；后者也不能忽略事实，而闭门造车。

1942年深秋，刘少奇从华中前线返回延安参加整风运动时，经过津浦路时，利用休息时间与铁道游击队员座谈，了解情况。

认真听完有关铁道游击队的汇报后，刘少奇肯定了他们的斗争成绩，同时也指出了他们的缺点。主要是发动群众还不够深入，可靠的根据地不多。刘少奇强调：群众是我们开展游击队活动的基础，基础打不好，就立不住脚，又怎能去狠狠打击敌人呢？

刘少奇建议铁道游击队在敌占区建立一批“基点村”，并解释道：所谓“基点村”，一是要把村里的群众基础打好，使群众自觉拥护我们；二是村里要有坚强的骨干，要注意发展党员；三是能掌握住与敌伪通气挂钩的人。这样的村子越多，我们活动的范围就越大，我们的基础就更牢。

刘少奇还明确要求，坚持敌后抗战，必须注意三条：一，既要有力地打击敌人，又不要过于暴露自己，做到出其不意掌握主动。另一条，对伪组织上层分子，如伪保长、伪乡长等，要将打与拉结合起来。坏的不打不行，但光打不拉也不行，在敌战区斗争要讲策略。再一条，铁道游击队要重视游击区的建设。

为此，刘少奇还作了个生动的比喻。他说：蜘蛛在网上为什么能蹲得住，就因为他拉了网，这网就是根据地，小飞虫撞上来，一触网就粘住了。我们打游击，也要学蜘蛛拉网，建立自己的根据地。有了根据地，就有人有粮，就能在群众中站住脚。

刘少奇精辟的指示完全符合游击队战斗的规律。以后，铁道游击队根据他的指示，讲究斗争策略，重视游击建设。不但改变了过去对伪组织上层分子光打不拉的做法，而且多做策反工作。实际斗争证明，这样做以后，一些伪保长、伪乡长被争取过来了，表面上是鬼子的人，实际上成了为游击队办事的卧底。一有敌情，他们就设法向游击队报告，使游击队的活动更加自如，打击鬼子更为有利，弄得鬼子非常被动，像无头的苍蝇，到处挨打。

鉴于此用兵打仗若稍有不慎就会失之毫厘，差之千里。所以开始设计时，就要因时、因地、因事、因人的不同，而谋略也不同。

春申君勇智并用闻达天下

战国四公子中，平原君、孟尝君和信陵君都出自王族贵胄，唯有楚国的春申君例外。就先天条件来说，与前三位相比，似嫌不足，但春申君却以自己的过人之处，闻达于各国诸侯。

春申君是楚国人，姓黄名歇。曾经游学天下。学识渊博，为时人所称颂。因而以其才学被楚顷襄王重用。

其时，国际形势风云变幻。秦昭王派白起为大将攻伐韩、魏两国，在华阳大败两国联军，生擒魏国将领芒卯，迫使韩、魏两国臣服归附于秦。在征服韩、魏后，秦国又将目标瞄准了南面的楚国。.秦昭王命令白起联合韩、魏两国军队共讨楚国。楚顷襄王在此形势下，决定委派能言善辩的黄歇出使秦国。游说秦王停止对楚国采取军事行动。

等到黄歇一行抵达秦国，秦军的先头部队已攻取了楚国的巫和、黔中两郡，并攻拔了鄢都，东面打到了竟陵，迫使楚顷襄王不得不迁都陈县。黄歇十分清楚楚国局势之险，因为楚怀王已被秦国所诱而入朝，客死于秦。其子顷襄王不被秦国所看重，万一秦军展开全面攻击，楚国必亡无疑。

于是，黄歇运用他的博学才识，草就了洋洋洒洒的万言书给秦昭王。该书开宗明义地指出秦与楚必须和为上策。因为秦与楚为天下至强，秦国攻楚，无异于两虎争斗，必然为他国提供了可乘之机。因此，秦国“不知善楚”。黄歇又引经据典，旁证博引，指出秦楚合一以临各国，才是霸者之道。

秦昭王阅后，击节称善。于是下令白起停止对楚国用兵，并派出使者带着厚金前往楚国，相约建立同盟。按照秦楚合约，黄歇和楚太子完作为人质留在秦国。几年以后，楚顷襄王病重，欲召太子回国，但按规定太子不能回去。而楚太子完与秦国宰相应侯关系友善。于是，黄歇就向应侯求援。

黄歇说：“相国您是真心对待楚太子吗？”

应侯说：“是的。”

黄说：“现在楚王恐怕要一病不起了。秦国不如归还楚国的太子，太子如果被拥立为王，必然倚重秦国，并且十分感激相国，秦国就可以得到楚国这样大国的支持；如果不让太子回国，那么太子就成了咸阳城一个普通百姓。楚国又会重立太子，那样肯定就不会亲近秦国，秦国也就失去了楚国的支持。这两种结局您希望的是哪一种？愿您深思熟虑这件事。”

应侯将此事报告给秦王。秦王说：“如此的话，让楚太子的老师先回国去探视楚王的病情，回来后再考虑这件事。”

黄歇得知秦王仍不肯让太子回国，就与太子商议说：“秦国将太子您留在咸阳，目的是想借重您获取一定利益。目前就您的能力来说还不能使秦国有利可图，为此我非常忧虑。而阳文君的两个儿子都在楚国。假若君王辞世了，而太子您又不在国内，阳文君的儿子必然被立为楚王，太子您就无法入楚主政了。为今之计，您不如偷偷离开秦国，和楚国的使者一同回去，而我留下来，以自己的性命阻挡来自秦王的责难。”

于是，楚太子完更换了衣服，扮成楚国的使者逃离了秦国。黄歇假称太子生病，整天守在房中不外出。过了些时日，黄歇估计太子完已远离秦国而去，秦国再也不可能将他追回，就亲自跑到秦王跟前，对秦昭王说：“楚太子已经踏上楚国的归途，并且离开秦国很远了，黄歇欺骗了大王罪当处死，请大王将我处死吧！”秦昭王闻言大怒，当场令黄歇自裁了断。应侯在一旁加以劝阻说：“黄歇作为人臣，愿以自己的性命徇其主人，实在令人敬佩。如果楚太子被拥立为王，必然重用黄歇，所以不如不治他的罪，让他回到楚国去。”

秦昭王觉得应侯的话也有道理，于是让黄歇回国了。

就在黄歇回国后的三个月，楚顷襄王死去。太子完被立为王。是为考烈王，这一年为公元前262年，周赧王五十三年。

考烈王即位后，为感谢黄歇拥戴自己有功，任命黄歇为宰相，封他为春申君，并将淮河之北的十二县赐给他。后因淮北屡遭齐国侵犯，春申君又请求改封于江东。于吴国的故都废墟上，春申君又重建了都邑。

春申君为楚相主楚政之时，齐国的孟尝君，魏国的信陵君，赵国的平原君，正互相争着纳士，招揽宾客。以此提高自己的形象，达到辅国持权的目的。作为后起之秀，春申君也不甘落后。投奔于他的门下的宾客数量之多，享受待遇之优越远远超过了前三者。

洒脱达观者自逍遥

道家倡导“中”，实则是无为的翻版。与无为相对的即是有为，而人生于世，不外乎无为有为两种方法。王栖云在这方面说得最透彻。他说：“无为的人，奉行的是天道；有为的人，奉行的是人道。无为同天，有为同人。就像挑担子，两头俱在就能保持平衡，一头脱落了就偏了。若是两头都脱落了，担子也就没有了，却回到本来之处。”这段话也可以说是为人们指点迷津。为人处世能把担子统统卸下，连担子也没有了，这是何等的轻松逍遥？又是何等的潇洒自如？像这样的态度去对待万事万物，自然会通达乐观，就是在生死的关键时刻，也没有眉头可皱了！

一个人能够安天乐命，把守着自己的本分，则无处不逍遥自在；能够以达观的态度看世界，则无往不洒脱自乐。

据史载：王通，字仲淹，死后门人谥称文中子。他上书《太平十二策》，皇上不肯采纳，于是弃官归隐，在家乡河汾开馆授徒，从远方而来的弟子很多。朝中屡次征用他也不去，杨素（初在周国做官，后从隋高祖平定天下）对王通非常器重，劝他出来做官。王通说：“我有先祖留下的草庐，足以避风雨；先祖留下的薄田，足以生活；读书谈道，足以自乐。愿以公正无私治理天下，使时代和顺，年成丰收，我也等于受赏赐的很多了，确实不想做官。”这就是王通的自足自乐之处。

元代许衡在临死前，对他的子孙们说：“我一生被虚名所牵累，竟然不能辞去官职，死后不要请求封谥号，不要立碑，只要写上许衡之墓就可以了，让子孙们明白就足够了。”这就是他在临死前所悟出的通达的人生观，他如果再进一步告诫子孙，碑也不必立，以示人生来自于天地，还原于天地，境界就更上乘了。

陈亮，宋代永康人，字同父，与朱熹非常友好，著有《龙川文集》。陈亮的才气超群，在淳熙时曾经上书给皇上，极力言谈当时的事态，皇上很欣赏他，准备册封官职，陈亮却谢绝回乡。并说：“我想为国家打下几百年的基业，难道是想加官进爵吗？”他的学问在于为人，而不在于求官职，并不以俸禄来攻变自己的操守。

自居易的诗说：“莫嫌地窄林亭小，莫嫌家贫活计微；大有高门空锁巷，主人到老不曾归。”人们能安分守己，通达乐观，就会天清地宁，心境泰然。

淡看名利者怡然自乐

能自足，就是一筒饭，一瓢水，茅屋竹舍，也能怡然而自乐。不能自足，就是贵为天子，富甲天下，也不能心安理得，怡然自乐。正因为知足知止，所以就能把功名富贵看作烟云，把金钱财货看作粪土。

一般说来，隐退的人士，都有内心的自我见识，也自有所持重的地方。他们不想被功名富贵干扰，只愿自我支配。既不想支配他人，也不想受人支配；自适而适，既不想适于他人，也不想他人适于自己。自得而得，自安而安。在自己的内心中，无论处于什么样的环境，永远保持着自足自乐。

从前梁代陶弘景，在齐高帝时，曾经做帝王的陪读官员。后来他将官服挂在神武门，自称为陶隐居，又称为华阳真逸。待武帝即位后，屡次聘请也不出山。最后，他作了一幅画，带给武帝看。武帝打开一看，只画了两头牛，一头牛游散在水草之间，一头牛套着金笼头，有人拿着鞭子驱使它。武帝笑着说：“他也在效仿庄周，做拖着尾巴在泥坑里爬着的乌龟？”陶景弘活到了八十五岁，无病归真。

唐代张志和，肃宗时辞去官位，不再出任，居住在江湖边，自称烟波钓徒。只下钓钩，不放饵料，志不在钓鱼，只图以钓为隐。宋代赵清献公，学问与德行都名盖天下，任职为殿中侍中也是这样做的。

师蜀，只有一琴一鹤随身，为人就是这样的清静雅致。白天做的事，夜间必焚香上告于天。后来，官至参知政事，始终觉得富贵是烦忧，从而隐退到衢地，有溪石松竹的胜景，经常与山僧异士游玩，不再有做官的念头。他曾经作诗说：“轩外长溪山外山，卷帘空旷水云间。高齐有问如何答，清夜安眠白昼闲。”好一个“清夜安眠白昼闲！”简直与“饥来吃饭困来眠”同样有悟道的气息。这是多么的清闲！多么的高雅！多么的轻松！

以平常心面对赞誉与批评

常人都乐意听好话、听表扬、听奉承话、听恭维的话、听鼓励的话、听抬举的话。听到这些话，不论是当面听到还是背后听到，也不论这些话是真的还是假的，也不管说这些话的人是诚心善意的还是虚情假意的或是恶意的，都喜欢听。也不论他是这话的直接发出者还是转述者，你都喜欢他。总觉得耳顺，心中舒服，脸上有光。

与此相反，常人总是讨厌听批评指责的话，讨厌听不满自己的话，讨厌听指出自己失误的话。不论这些话是当面听到还是背后听到，也不论这些话是真的还是假的，也不管说这些话的人是诚心善意的还是有意中伤的都讨厌，都不愿听到。他们如果是这些话的直接发出者你会讨厌他，恨他，甚至可能恨他一辈子。他如果是这些话的转述者，你也可能讨厌他、恨他，认为他是赞同这些话的。听到这些话总觉得逆耳，心中不愉快，脸上挂不住。

殊不知这正是常人常犯的一种错误，一种由心理脆弱或无自知之明，或追求虚荣所导致的一种错误。

面对批评和赞扬，人们近乎本能地拒绝前者而喜欢后者。这除了可能是批评者缺乏批评艺术的原因外，更主要的是批评和赞扬的本身会使人产生两种相反的心理反应。当一个人受到批评时，往往会觉得丢脸、难堪、悲伤、恼火而生气，而在得到赞扬时，会有振作、兴奋、自豪、惬意、快乐的感受。因此，人们一般不会认为挨批评是件舒服的事。

一个人为了维护自己的面子和自尊，或担心缺点和错误被人看穿，影响自己的成功和发展，常常就会有意无意地以种种方式来拒绝，逃避批评，很少有人会真正地把批评看做是针对自己的行为而不是人格。即使是“忠言”，听起来也“逆耳”。

从理智上说，没有多少人不懂得“人无完人”的道理，也没有多少人不知道对待批评应本着“有则改之，无则加勉”的态度。平时，我们不难听到或看到人家使用“欢迎批评”一类的词语，甚至自己也不只一次地用过。但实际上，一旦有人果真提出批评时，受批评者往往就会像遇到电击一样立即缩回，采取拒绝、逃避的形式为自己辩护。

这种经历的体验，你、我、他大概都不陌生吧！面对批评，人们脑子里首先想到的多半不是自己的过错，而是“大家跟我差不多，你为什么单和我过不去”；“你不拿镜子照照自己，有什么权利批评我”；“我哪里得罪了你，你何必这样”；“你无情，别怪我无义”等一类的反应。

因此，如果批评者是你的上司，你即使不便顶撞几句，也可能耿耿于怀，在工作中消极抵抗；如果批评者是你的同事，你即使不大发雷霆，也可能会报以讽刺挖苦，或伺机找茬；如果批评者是你的同学或朋友，你即使不和他争吵一番，也可能会责怪对方背叛了你，并把你们之间的情谊打上句号。

然而，不幸的是，拒绝批评并非意味着可以免受批评，而且还会失去许多忠言善意的劝告，以及可断送他人对自己的信任和友谊。一个人如果老是拒绝批评，那就无异于说自己以“完人”自居。这显然害多益少。

走出这一陷阱的办法，单靠笼统地告诫自己下次要虚心接受批评是缺乏约束力的，而应该把问题具体化，并分两步来解决。

第一步，要耐心倾听批评。当别人对自己提出批评时，你既不要急于反驳，辩解，或拂袖而去，也不要嬉皮笑脸，满不在乎，或漫不经心，假装糊涂。既不要轻易断言批评者怀有恶意、敌意，居心不良，或故意挑剔，对人不对事而大动肝火，也不要惊慌失措、再三道歉，或无地自容，低声下气，把自己看得一钱不值。而应该保持自然大方的表情和姿势，认真而耐心地听完对方的批评，然后用自己的话简明地概括出他批评的大意，并问他是不是这个意思，还有什么要补充的。

在倾听批评的过程中，如果你感到自己快忍不住了，可立即这样提醒自己，“我非完人，别逃避，别发火，别害怕，听完再说。”当然，刚开始这样做的时候，你也许会觉得不习惯，甚至感到委屈、窝囊。这是可以理解的。

一般说来，批评者并不能从批评中获得什么好处。相反，可能会有所失。如果他提出的批评是诚恳、善意的，利于受批评者改正缺点或错误，相反，如果他出于恶意、敌意、动机不良，那他便暴露了自己，便于你早作准备并寻找对策。怕就怕别人对你早有意见，心怀不满，表面上又对你一副笑容，明着赞扬，却在背后搞鬼，或在关键时刻突然对你发难。

第二步，要学会接受批评。要是你无法容忍别人的批评。惯于采取这样或那样的方法拒绝、逃避批评，那么，将心比心，你就明白自己没有批评人家的权利。因此，首先要有能够接受批评的胸怀。其次，要有接受批评的勇气。

如果别人发现了你的缺点、错误，批评得有道理，不要拒绝人家的好意，更不必担忧接受批评便矮人一等。拿出勇气改正自己的缺点和错误，你下次也许就不会出现类似的差错了。

第三步，要有接受批评的智慧，要是别人批评得有道理，但方式、方法不对，你可以把它改为自己可以接受的方式、方法来理解；如果别人批评错了，你也宜先表示谢意，然后再作必要的解释。

至于对那些为了发泄个人的嫉妒、怨恨，纠缠早已结束的往事，或怀有其他恶意的批评者，你当然既有权提出正告，又没有义务去接受。

以“静”修身养性

求学进德的人，万病之本是由于心浮气躁。明代吕坤说：“为学第一工夫，要降得浮躁之气定。”又说：“学者万病，只一个静字治得”。所谓消除浮躁，心平气定，就是要“静”。现代许多著名学者，大力提倡读书做学问要坐冷板凳，因为只有心静气沉才能潜心于学问之中，同时，更因为做学问不仅是苦差事，更要戒除功名利禄之心。事实上，如果急功近利，好高鹜远，心浮意躁，不仅求学进德不成，做任何事情都会一事无成。因此，不论是古代学者，还是今天的学者，都提倡做学问、修养德性要“静”，即要虚静定心。

一静可制百动

俗话说，“愚者暗于成事，智者见于未萌”，“成事”，即已然的事情；“未萌”，则指未然的事态。人们对事物认识能力，根据贤愚程度不同，而相差悬殊。

智者高瞻远瞩，把握事物的动态，随时做出适时的对策，将不利因素扼制于未然。《孙子兵法》中对此智慧极力推崇：“所谓上策，乃是看出敌人的意图后，便将其封锁；将为切断它与同盟集团的交通，使之陷于孤立；三为直接交战，火拼之。”

看来，主动出击是不得已而为之的下下策。最好的办法是“不战而屈人之兵”，既不损伤自己，又能达到预期的目的。春秋战国诸雄争霸，齐桓、晋文图谋中国，真正刀兵相见，攻城掠地的大规模战役并不多，以声势慑服，“不战而屈人之兵”的情况却常见。而楚国动辄用兵中原，攻城掠地无所不用其极，最终上了秦国的当而灭亡。

中国武术中的太极拳，其技术理论的核心是：“彼不动则己不动，彼微动己稍先动，以静制动”。

战争和武术，都要了解敌人动态，掌握信息；在其他情况下，相当于做好调查研究工作。决定胜负，关键在于能否预知事件的发展过程。

能做到察觉未然状态，对事物未来趋势加以把握，当然不愧为智者！《宋名臣言行录》有一则故事：宋代名相杜衍的部下，将赴任某县县令，临行前杜衍特意嘱咐道：“凭你的才华去做县令，实在太可惜了。但是，在这个位子上也不要做得太出色，只需上下协调，处好关系就可。‘当韬晦，无露圭角’，如炫耀你的才华，反而会招损的。”那位部下反驳道：“先生一直教诲我们要以坚定的信念和良知多做贡献，造福于国于民，为何今天却有如此相反的理论呢？”杜衍答道：“我之所以有今天，是巧于周旋在皇帝与列位大臣之间才得以信任。而于今，你只是位县令，一级一级向上爬，就要看你周旋的能力了。如果你上获罪于上司，下得罪于民众，虽有才华，也将无发挥的余地了！”

可见自古就有怀才不露是高手，锋芒露招中伤的嫌疑。然而，任何事物都不可过度，韬晦过度，板则反亏。

暴君殷纣王，终日“酒池肉林”、“声色犬马”，忠臣直言者一律处死。一次宴饮数日而不知晨昏，问周围人“今朝何年月日？”没有一人答出，于是纣王派人去问箕子，箕子闻听此事，对家人说：“无人知今朝何年月日，看来皇帝的地位不保了，如果我一人还明白，于我不利。”便告诉使者：“自己也醉得不知时间了。”这种韬晦术，是明哲保身之策，只为自己，何尝想到国家呢？为什么不给纣王敲个警钟呢？

现实生活中持这种态度的人比比皆是，但它是惰性产生的根源。因此如何走出明哲保身与恪尽职守的矛盾，是韬晦学的重要课题。

百动不如一静。时机对事业的成败来说，是一个极其重要的条件。选择得当，就能事半功倍；选择不得当，就是功败垂成。

孟子曾经说：“虽然在智慧，不如乘住进势；虽然手上有大锄，不如等待时机。”

唐高祖李渊有三个儿子，即太子李建成、秦王李世民和齐王李元吉。其中李世民在建立唐朝和统一全国的军政大事中，都建立了无人可比的功勋，同时在长期的南征北伐中，招募了众多身怀绝技的文臣武将。李建成觉得自己的太子之位在李世民的功勋和实力面前岌岌可危，便暗中联结三弟李元吉及李渊的宠姬、大臣，试图尽快除掉李世民。

李世民很了解太子和齐王的用心，同时又有一班文武人员的密切防范，李建成的计划始终无法实施。李建成决定先把秦王府中的谋臣武将或进谗处死或调离作他用来孤立李世民。果然名将程知节被外调为刺史，房玄龄、杜如晦等人被调出秦王府，尉迟敬德差点被李渊处死。一时秦王府中，人人自危，纷纷劝李世民早作准备，以免被害。李世民自有打算，暗中观察事态发展，表面却毫无声息。

正在这时有突厥兵来侵犯唐朝边境。李建成抢先推荐李元吉带兵北讨。李渊便把兵权交给了齐王。齐王便乘机请求调秦府中与李世民形影不离也是最勇猛的战将尉迟敬德为讨伐先锋，并尽可能多把秦王府中的精兵都抽调出来由自己指挥。尉迟敬德与李世民的妻舅长孙无忌劝李世民说：“大王倘不早决，祸在眼前了。”李世民却说：“事关兄弟之亲，怎忍心下手？”敬德说：“人情无不畏死，大众愿以死奉王，怎可以小仁害大局？”正说着，率更丞（官名）王晊急急忙忙跑了进来，似乎有急事相告，因见长孙、尉迟两人在场，才欲言又止。李世民便带王日至进内密谈。不久，王晊便又匆匆造退了。李世民对长孙无忌与尉敬德迟两人说：“刚才王睚报告，说太子与齐王已定计，想让我与太子一起去为齐王出征送行，到时在饯行席间密伏勇士乘机刺杀我，然后太子拥兵入内要求内禅，并封齐王为太弟。

长孙无忌不等李世民说完，便说：“先发制人，后发为人制。”李世民叹气道：“骨肉相残，古今大恶，我诚知祸在旦夕，但欲待他先发，然后仗义出讨，方为名正言顺。”敬德道：“大王若不再听劝告，敬德不能留居大王左右束手就戮，请允许告辞。”无忌也说：“无忌也当同去！”

于是，李世民便召集府僚一起商议。谋臣都认为要赶快动手。李世民说先要占卜一下，是否可行。猛地有人冲了进来，夺过龟卜扔到地上，说：“有疑问才卜，今日箭在弦上，不得不发，谁先发射谁有生路，有何疑问？”李世民一看，原来是幕僚张公谨。于是再令长孙无忌密召房玄龄和杜如晦前来商议。

不料前不久竭力劝李世民动手的房、杜两人异口同声说：“高祖诏令我不得侍奉秦王，现在如果私自拜访，岂非死罪？”李世民见两人不肯前来，竟把佩刀递给尉迟恭说：“两人怎敢叛我？公持刀去看看，如果真的不肯来，即用此刀杀了，拿首级来见。”敬德与无忌同去见房、杜，说：“王已决计行事，你二人快去商议。”房玄龄说：“四人同行太醒目，我们各走各的吧。”敬德和无忌先行，房、杜二人各自换了衣服悄悄来到了秦王府。大家一起商量好了对策。

当天晚上，李世民入朝见高祖李渊。李渊拿一份太史令的密奏给李世民看，密奏中说依天象看秦王当有天下。李世民要求屏退左右，然后对李渊说：李建成和李元吉私通皇妃，淫乱后宫。李渊听后大惊又大怒。李世民接着说：“臣儿无丝毫辜负兄弟之心，偏他二人时有加害之意，并说要为王世充、窦建德报仇。臣儿若果枉死，永违君亲，已是可痛，而且魂归地下时，也要被败在臣儿手下的王世充等讥笑了，请父皇救命！”说罢，便呜呜咽咽哭了起来。高祖更加惊愕，说：“明天便审问他两人。你其实也应该早来参奏。”

李世民玩过这招后随即退了出来，在夜里便连忙调兵遣将，命长孙无忌等带领，埋伏在玄武门外。

第二天，李建成、李元吉上朝经过玄武门，察觉情况不妙赶紧回头欲逃，却被李世民和尉迟敬德拦住。李建成被李世民射杀，李元吉被尉迟敬德砍死。这时，太子手下的冯翊、冯立及齐王府中的恭万彻等将领带了数千兵马来攻李世民，却被玄武门前的伏兵挡住。后听说太子、齐王都已死去，便都一哄而散了。

李渊见事已至此，显然再去责斥李世民已毫无用处了。弄得不好甚至可能自己也会身陷险境，就干脆封秦王李世民为太子’，任凭李世民对建成、元吉斩草除根，满门抄杀。并且过不多久，便激流勇退，把皇帝大位让给了李世民。

由于李渊高高在上，不甚了解当时的内部情况，太子、齐王与秦王之间地位相当，实力各有强弱，因而实际上谁先动手杀死对手谁便是理所当然的皇权执掌者。在这一点上，李世民与他的谋臣武士都十分清楚，就是太子、齐王也想先发制人，争取主动权。由于李世民的确比他们高明，只有他才真正地巧用了“先发制人”之计。“先发制人”靠的是“先”，但“先”往往来自于“密”和“快”。李世民假装“不忍心”，表面上无所作为，实际一方面是为了师出有名，保全面子。另一方面更是为了行动的“秘密”性。君不见他授刀给尉迟敬德欲杀太子、齐王两家的大批无辜，足可知其处心积虑只是个伪装君子，足可知其城府深远，行动秘密而快捷。相反，太子、齐王口口声声要“先发制人”，日日夜夜在不痛不痒地“先发制人”（如抽调秦王府中的猛将精兵等），然而机密外泄、行动迟缓，哪有不被秦王所制之理！

心静赠能心明神清

高忠宪曾经说：“静如是，动不如是，这是气静。静如是，动也如是，这是理静。理静，理明想静，胸中畅然无事而静。气静就是定久气澄，心气交合而清静。理明则气自静，气静理也就明。两者交资互益，以理气本不是两种原因。默坐澄心，体验天理，为延平门下最高的教诲。如果是虚假地用气静，动就会失去，有什么益处呢？默生澄心，体验天理，说的是在默坐之时，这个心澄然无事，就是所说的天理。”高忠宪进而揭示出默坐澄心，要以体验天理为人圣的直截功夫。所以龟山门下，教人静坐中观察喜怒哀乐未发作之前，作什么样的气象？这也就是明心见性和融彻天地的不二法门。

主静，实则是达到孟子所说的“养浩然之气”与“不动心”的最主要入门方法。而孟子的“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的境界，不是心中别有天地、别有世界、别有人生，又怎么可能达到呢！

所以程明道教人：“人心必有止境，没有就听从于物，这是不动心的道理吧！”朱熹教导人说：“学者半天静坐，半天读书，如此三年，没有不长进的。可以去体验一两个月便不相同，学者不做这种功夫，而虚度人生，太可惜了！”所以心中一静，就会自然没一点事发生，没有尘世之念，透出事业功绩的世界之外，透出现实的世界之外。像这样怎么会不超凡脱俗，怎么会不神智清明呢？

静就能使心明神清，慧增开悟，神采万千，适应方圆。以它来临大事，处大难，解大疑，定大计，自然旅途无阻碍，垂手可得！所以蕺山说：“遇事不能应付，只有炼心法，更没有炼事法。”道家修养大法是：炼心法，炼气法，炼精法，炼神法。全部都是以练静为人门宗旨，也就是收放心的方法。

不论是哪一位圣贤豪杰，统治天下容易，统治人心却难。所以禅宗鼻祖达摩说：“制心一处，无事莫辩。”制心的方法，不外乎静坐。制只不过稍带有强力的意思。不像儒家所说的养心治心来得平易，来得自然。

梁启超所说的治心要法是：“治心的功夫，必须心地洁净，不追逐于外缘，没有纷乱于内心，超脱于尘纲之外。心中没有一点杂念，没有渣滓在里面，就是鸢飞鱼跃自呈活泼的气象。然而我辈并非厌世脱尘之流，不得不接触万事万物，志愿越多，他所接触的事物越多，不像有道的人有自然之心，即使有秩序，就像百万之师，而没有主帅，号令纷乱，怎么会不崩溃呢！所以，凡是遇事惶恐，丧失自己的操守，都是乱为之害，实在有损存养的功夫。所以古今中外的哲人，没有不是以恳切之心作为第一大事。存养用功之法，大都以主敬主静两条为宗旨。敬的妙用，大都以制外为养中之助，因为我辈的德业之所以不长进，其原因虽很多，仍然不外乎是受外面环境所牵累。受外面环境所牵累，就上眼耳鼻舌身五官，也就是孟子所说的物交换于物吧。眼耳鼻舌身既受牵累，他的本意就会随之动摇，也就是孟子所说的引神罢了。“志一就会动报导，气一就会动志，辗转缠缚，主管易位，势就不足以相敌。敬就是检制客贼，而杀他的气力。客力杀而后主力乃得增长，所以叫做内外交养。静的妙用，全在于存中作为外应的根本。我辈被缠缚于这个境界，这个心受惊扰，没有一刻来顾及。如果没有静坐来制约它，就会成为躯壳罢了。心有存养功夫，自然就会坚实，没有它就会动摇。孟子的得力，在于不动心。而他的功夫，在于善养我的浩然之气。静坐不足，尽主静之功，而主静之功，必然从静坐入门，所以前代儒人都把这个作为方便的法门。”

梁启超的这番理论，正可以说明主静功夫，不但可以作为入圣人哲的门槛，而且也可以作为英雄豪杰成就大事、立大业的基本要素。

头脑冷静应对攻击

对于修身养性的人来说，心躁气浮，浅薄狭隘这八个字是最大的克星。要想克服这八个字，只需用一个静字就能战胜。静就是要做到心地纯静，态度虚静。清净无为是静，放浪形骸之外也是静。要想保持静，必须断绝世俗的名利和物欲，不被它们支配，才能显现出内心的真实本性。做到了静，就能使心气沉静不浮躁，心胸开阔不狭隘。

如何面对有人公开揭露你的隐私，讥讽你的缺点，甚至公然侮辱你的人格？是恼羞成怒，立即反击和辩解；还是保持冷静，不急、不躁、不感情用事，积极采取对策，化凶为吉，反败为胜？

当众受到侮辱或攻击，愤怒是不能解决问题的，它只能使你成为争吵中袖。由于情绪失控，头脑更不清醒，就更难找到摆脱困境的途径。唯一可取的是保持冷静，冷静是一种积极的、由静转动的心理活动过程。

冷静，目的在于使自己能客观地从对方的攻击中寻出他的不符合事实、不近情理之处，抓住他的弱点，分析他的目的，然后，采取对策，加以揭露，予以反击，使自己从劣势转为优势，转危为安。

奥斯卡金奖获得者——好莱坞明星保罗·纽曼，从影早期曾拍过一部失败影片《银酒杯》，他的家人也不客气地把它评为“一部糟糕的影片”。若干年之前，洛杉矶电视台突然决定重新在一周内连续放映该片，显然是有意在公众面前中伤他。

纽曼对此经过冷静思考后，来个异军突起，后发制人。他自费在颇有影响的《洛杉矶时报》上连续一周刊登大幅广告：“保罗·纽曼在这一周内每夜向你道歉！”此举轰动全美，大获全胜，他不仅未因此出丑，反而得到绝大多数人的同情、谅解，从而声誉大增，好评如潮，后来终于获得第59届奥斯卡金像奖。

纽曼的胜利取决于冷静、诚实和勇气。在当众受辱之后，既不暴跳如雷，也不萎靡不振，他保持动态的冷静，仔细、认真地分析面临的困境和挑战，找出主要矛盾，然后奋起反击。公开坦然承认自己过去的失败，非但丝毫无损于自己的形象，反而使对方陷入被动的境地，暴露出其居心之卑劣。

反击的方法有多种多样。但最重要的是诚实和勇气，敢于当众承认失误的人，人们对他只会产生尊敬之感，如果对方再抓住不放，定会受到大众的指责，这时再反击，力量就会大。它不仅可避免受辱，而且会使对方处于狼狈的境地。

屈于柔，伸于喇

老子说：天下最柔弱的东西，能够驰骋于天下最坚硬的东西之中。这是因为虚空无形的力量能够穿入没有空隙的东西里面。我由此知道无为的利益。不须用言语教导，不须讲解无为的益处，普天之下有什么能赶得上它呢？

列子说：天下有常胜的方法，有不常胜的方法。常胜的方法是柔弱，不常胜的方法是刚强。这两方面都容易明白，而人们却不去明白它们。所以，上古时代的谚语说：刚强的人认为任何事物都不能胜过自己；柔弱的人认为任何事物都可能胜过自己。认为不能胜过自己的，待到与自己相差无几时，那就危险了。认为可能胜过自己的，就不会有危险出现。用这种方法能取得胜利，用这种方法能应付天下的各种情形。这叫做不想取得胜利而自然取得胜利，不想应付各种事情而自然可能应付各种事情。

公元前279年，即赵惠文王二十年，秦昭襄王二十八年，秦昭襄王约请赵惠文王相会西河外的渑池（在河南省铁门县），相互订立友好盟约。

渑池本属东周管辖范围，但秦国已控制了这一地区，因此赵惠文王十分担心会被秦王作为人质而扣留。于是，他召集群臣，共商对策。

赵惠文王说：“秦王曾以会盟的名义欺骗了楚怀王，将楚怀王囚禁在咸阳，至今楚人还伤心不已。现在又约我相会，会不会像对待楚怀王那样对待我呢？”

廉颇和蔺相如都认为，如果赵王不去赴约，就是向秦示弱，会叫秦国看不起的。蔺相如表示愿意护送惠文王前去赴会；廉颇则表示，愿意辅佐太子固守本土。

赵惠文王听说蔺相如愿一同前行，便十分高兴地说：“蔺大夫尚且能完璧，何况寡人呢？”

平原君赵胜说：“昔日宋襄公单车赴会，就遭到了楚国的劫持；鲁君与齐王相会于夹谷，有左右司官陪同，就全身而退，即使有蔺大夫为您护驾，最好也要挑选五千名精兵作为随从，以防不测；此外，再派大军离三十里外屯扎，这才是万全之策。”

赵惠文王听从平原君的劝谏，以李牧为中军大夫，使其率精兵五千名相随。并让平原君率大部队紧跟其后。

廉颇将赵惠文王一直送到边境上。廉颇对赵王说：“大王与虎狼之王相会，结果实难预测。现在我与大王相约，估计来往道路上和相会所费时日不超过三十天。如果过期您还未归来，我就请求按楚国的办法立太子为王，以杜绝秦国的非份之想。”赵惠文王表示同意。

赵惠文王和秦昭襄王如期相会于渑池。双方置酒为欢。饮至半酣，昭襄王借着酒意说：“我听说赵王精通音乐，而我这里有宝瑟，请赵王弹一曲，以助酒兴吧！”赵王脸红了，又不敢推辞。秦王侍者将宝瑟置放在赵王面前，赵王只得弹了一曲湘灵曲。秦王连声称好，并笑着说：“我曾经听说赵国的先祖赵烈侯十分爱好音乐，想不到您尽得家传。”于是，命令御史记下这件事。秦国御史就秉笔取简写道：“某年某月某日，秦王与赵王相会在渑池，赵王为秦王鼓瑟。”

蔺相如走到秦王跟前，说：“赵王听说秦王精于秦声，我特地恭敬地捧上瓦器，请求秦王敲击它，来相互娱乐。”

秦昭襄王十分气愤，对蔺相如不加理睬。蔺相如将盛酒用的瓦器取来捧着，在秦王面前跪着请秦王敲击，秦王就是不肯答应。

蔺相如说：“大王是否依仗秦国强大的兵力来欺负人？可是，在这五步以内，我就可以把我的血溅到大王身上。”

秦王的左右侍从被蔺相如的凛然正气征服了，谁也不敢上前。秦王虽然满肚子不高兴，但慑于蔺相如的威严，只得勉强地将瓦器敲了一下。蔺相如这时才站起，将赵国的御史召过来，让他写上：“某年某月某日，赵王与秦王相会于渑池，秦王给赵王敲瓦盆。”

秦王的大臣见蔺相如如此作践他们的君王，就很不服气。其中有几位从宴席中站起身，对赵王说：“今日赵王惠顾，请您割十五座城池替秦王祝寿吧！”蔺相如也对秦王说：“既然赵国进十五座城池给秦国，秦国也应该有所回报，请秦国用咸阳替赵王祝寿吧！”

秦国的客卿胡伤等人私下建议秦王将赵王拘留起来。秦王不同意这样做。因为他已得到谍报人员的报告，说赵国布署得相当周密，大军就驻扎在附近，因而不敢贸然行事。秦王知道用武力不可能沾到便宜，就更加敬重赵王，两人相约为兄弟，保证双方互不侵犯。

渑池之会归来，赵惠文王非常感激蔺相如为自己挽回了面子。他对群臣说：“我有了蔺相如，就如泰山一样安稳，赵国的地位也就重过九鼎。蔺相如的功劳真是谁也没法比呀！”于是，拜蔺相如为上卿，位出廉颇之右（古人以右最尊）。

廉颇对此愤愤不平，认为赵王十分不公允，他怨忿地说：“我出生入死，攻城掠地，维护赵国的安全，从情理上说应是我的功劳最大。蔺相如只不过稍微动了动口舌，能有多少功劳，官职却在我之上，况且他曾经是宦官的宾客？出身很低微，我怎么甘心屈居于他之下呢？今后只要我看到他，就一定要让他瞧瞧我的厉害。”

廉颇的话传到了蔺相如的耳朵里，从此每次上朝蔺相如都托病不去，以免与廉颇相遇。宾客们都以为蔺相如害怕廉颇，私下里常常议论这件事。

一天，蔺相如因故外出，恰巧廉颇也外出。蔺相如远远望见廉颇的车队，就让手下人将马车赶到小巷中躲起来。等廉颇的车队过去之后方才出来。宾客们十分气愤，就一块去见蔺相如说：“我们远离故土，抛却妻儿投奔您的门下，是因为看重您是顶天立地的大丈夫。廉将军与您同列班，况且职位在您之下，然而廉将军竟然口出恶言，可是，您不仅不报复，反而在朝堂和路上都躲避他，您为什么如此怕他？真让我们感到羞愧，我们请求辞去。”

蔺相如说：“在你们看来，廉将军与秦王相比，谁更厉害呢？”

·宾客们说：“那当然廉将军比不上秦王。”

蔺相如说：“以秦王的威严，天下没有人可与他抗争；而相如敢当面叱责他，侮辱他的群臣。相如即使没有才能，怎么也不会仅仅怕一廉将军。我考虑的是，强秦之所以不敢对赵国用兵，就是因为有我两个人在。如果我与廉将军相争，两虎共斗必有一伤，这样就为秦国侵犯赵国提供了机会。因此，我强忍着不与他发生冲突，是将国家大计放在首位，个人的得失放在次位。”

宾客们都为蔺相如的高识大论所折服，此后更加敬佩蔺相如。

然而，蔺相如愈让廉颇，廉颇愈气盛。赵惠文王十分担忧这件事。虞卿就自告奋勇地说合廉颇与蔺相如。虞卿见到廉颇后，先是歌颂一番的功劳，然后话锋一转，说：“论功劳是你大，但论气量还是蔺相如大。”并将蔺相如对宾客所说的告诉了廉颇。廉颇听了感到十分惭愧，肉袒负荆，跑到蔺相如家中请罪，说：“鄙人志量浅狭，不知相国如此宽容，就是死也不足以赎罪。”

蔺相如：“我们两人并肩事主，为社稷的重臣，将军能见谅，就是十分幸运的了。”

于是，两人相约，结为生死之交，虽刎颈不变，后人所说的“刎颈之交”和“负荆请罪”就来源于此。

要想刚，一定要用柔来守住它；要想强，一定要用弱来保持它。柔积得多必然刚，弱积得多必然强。看他所积的是什么，就晓得他所得到的是福还是祸。用强来取胜于不及自己的，等到能与自己相匹敌时就易于损伤；用柔来取胜于超过自己的，那种力量是不可估量的。

老子说：普天之下没有哪一样东西比水更加柔弱的，而攻克坚强的力量却没有哪一样可以超过水了。因为水的这种攻克坚强的力量是任何力量也改变不了的。弱可以胜强，柔可以胜刚，普天之下没有谁不知道这个道理，就是没有人依此而行。因此，圣人说：“能承受国家的耻辱，就叫做一国的君主；能随国家的祸难，就叫做天下的君主。”

人人心中有一屈

在这个世界上，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利益和追求，难免有越轨抢道、碰撞争执的时候。人人都不希望自己的行为受到太多的约束。我们不妨来看看，一个人的行为所产生_的后果有些什么特点。一般来说，一个人行为的后果可以分为三种情况：一、这个行为的后果只涉及到他本人，与其他人或群体无关；二、一个人行为的后果将影响到他人的利益；三、一个人的行为的后果将影响到某一群体或组织的利益。对于第一种情况，个人行为的自由是应该得到充分保障的，对于这种行为，他人可以规劝、说服、乃至恳求其改变，但没有理由干涉它或阻止它。任何人的行为，只有涉及他人或其他群体时才需对社会负责。不过我们平时属于第一种情况的行为并不是很多，大部分行为是属于后两种情况：在后两种情况下，一个人行为的自由必须以其后果影响或不危害他人利益为前提，否则，社会就有权利干涉或中止这个行为。这个道理虽然极其简单，即是人类一切法律赖以存在的前提，也是社会舆论和道德标准的根基。

那么一个人怎样决定这件事自己做还是不做呢？西方人用穷举法为此设立了无数法律条文。中国人不喜欢被众多的条文所约束，再说不少中国人的文化水平也没有达到记识每一条法律条文的程度。中国人宁可用一种更模糊更简单的方式，凭自己的良心直觉来作出是非的判断与选择。在中国人看来，人心都是肉长的，人与人之间本来没有什么不同，糖吃起来人人都觉得甜，风吹上来人人都觉得凉。所以，一个人决定做不做一件事，不需要去问律师或法官的意见，只需问问自己：我做这件事所产生的后果我自己觉得如何，如果自己能够接受，那么估计别人也能容忍；如果自己不能容忍，别人肯定也不愿接受。这就叫以情度情将心比心。

人与人之间，能够真正形成沟通，达成理解，不是靠逻辑或教条，而是靠感情，将心比心，需要借助于某种中介，这个中介就是人的感情。中国人常说“通情达理”四个字，一个人只有“通情”才能“达理”。不通情能不能达理？也能达理，但这只是一种机械的达理，是一种被动的达理。所以，一个中国人孝敬父母，并不是出于什么法律或道德责任，只是他觉得父母从小精心抚养自己，所以现在需要尽力回报；同样一个中国人讲究信用，也不一定是为了履行合同或诺言，只是他希望别人也能对他讲究信用。中国人之所以显得富有人情味，并非因为中国人懂得多深的人生哲理，也不是由于中国人熟记多少道德教条，事实上，中国人很少从哲理和教条出发来决定生活的取舍，他们只是简单地以自身的经验来衡量他人的感受，这种做法有时候遇到古怪而不通人性的人或许要碰壁，但好在大多数中国人都能将心比心、声气相通，甚至肝胆相照，所以这种设身处地为别人着想的处世艺术运用起来总是那么得心应手。

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发源于人的同情。同情对于人来说并不陌生，即使一个人从来不同情别人，至少也会被别人同情过。我们看到孺子将要落井，心中不免一紧，这便是同情；我们看到朋友不幸失恋，心头难免沉重，这也是同情。这里所说的同情并非仅仅是一种怜悯，怜悯是同情的一种，但同情不全是怜悯。在较高层次上说，同情当指把我们自己与别人或物等同起来，使我们也分享他们的感觉、情绪和感情。同情需要有一定的生活经验为基础，过去的经验使我们了解在什么样的情况境遇下会产生什么样的感情和情感，当我们看到别人处在自己曾经处过，或者凭经验很容易在想象中体验的情境时，我们就开始将心比心，设身处地地把自己与他们等同起来，去分享他们的喜怒哀乐和悲欢离合。在这样的情况下，什么是己欲，什么是他欲，以及什么是己所不欲，什么是他所不欲，便清清楚楚，明明白白了，接下来该做什么，不该做什么。

在古人看来，人的同情心乃是一种崇高博大的情怀，是人与人以及人与物之间沟通交流的媒介。在传统社会里这种道德意境被概括为“仁”。

能忍者善屈

人与人交往必须先过一道关，什么关呢？“忍耐”关。忍什么？一是忍气，二是忍辱。气指气愤，辱指屈辱。气愤来自于生活中的不公，辱产生于人格的褒贬。忍气是为了求安，凡事要想得开，看得远，正如俗话所言：“忍得一时之气，免得百日之忧”。中国人讲究处世要能够忍气吞声，做人要学会忍辱负重。在中国人眼里，忍耐是一种美德，是一种成熟的涵养，更是一种以屈求伸的深谋远虑。“吃亏人常在，能忍者自安”，是提倡忍耐的至理箴言。忍耐是人类适应自然选择和社会竞争的一种方式。大凡世上的无谓争端多起于芥茉小事，一时不能忍，铸成大祸，不仅伤人，而且害己，此乃匹夫之勇。凡事能忍者，不是英雄，至少也是达士；而凡事不能忍者纵然有点愚勇，终归城府太浅。人有时大愚，小气不愿咽，大祸接踵来。人应该为自己的快乐而活着，切莫因别人的失礼而生气。谁都不愿被别人所左右，如动辄生怒，恰恰自陷于受别人左右的陷坑，不仅左右你面部表情，而且左右了你的心理情绪。这样你最易被人玩弄于股掌之上，“激将法”正是如此。忍耐并非懦弱，而是于从容之中冷嘲或蔑视对方。唐代高僧寒山问拾得和尚：“今有人侮我，冷笑我，藐视我，毁我伤我，嫌恶恨我，诡谲欺我，则奈何？”拾得答曰：“子但忍受之，依他让他，敬他避他，苦苦耐他，装聋做哑，漠然置之，冷眼观之，看他如何结局？”这种大智大勇的生活艺术，用老子的“不争而善胜，不言而善应。”这句话来评论恰如其分。

无论是民族还是小人，生存的时间越长，忍耐的功夫就越深。生活在世上，要成就一番事业，谁都难免经受一段忍辱负重的曲折历程。因此，忍辱几乎是有所作为的必然代价，能不能忍受则是伟人与凡人之间的区别吧。韩信受辱胯下，张良纳履桥端，皆英雄人物忍辱轶事。屈辱能令人发愤，催人奋进，是一种无形而巨大的向上动力。

忍耐作为处世艺术，具体运用的方式一般有两种：一、压抑；二、遗忘。心理健康的人，能够比较自如地调节内在的心理防御机制，将生活中不快的负性事件及其引起的不良情绪或压抑到意识之下，或遗忘于意识之外。压抑与遗忘比论，遗忘更洒脱彻底。被迫的忍耐无疑有强行压抑的痛苦。人世间确有许多事是忍无可忍，连素来温厚的孔老夫子也曾尝“是可忍，孰不可忍”的苦味。是否可忍的关键并非在事情的本身，而在于你自己视它为多少份量。如果对生活中的睚眦怨气时时铭心刻骨、耿耿于怀，那么忍耐这一关是难得跨过去了。反之，对芥茉小事皆能视而不见、过后即忘，则能“淡泊以明志，宁静以致远”。中国人以坚毅忍耐著称于世，崇奉“忍耐”是一种社会人格成熟完臻的体现。

大屈者终能大伸

何谓“至善”？不但没有恶，连善也没有，唯有事物的本源，自然之本体便是“至善”。明白了“至善”，那么为何在“格物”上下功夫，也就自然明白了。所以，人们不要拘泥于一事一物，事事物物都要顺其自然之规律，对自然环境的破坏是过，过分的修饰是偏，二者都不能“至善”。

心随五官追求外物，那么心中的和气就会受到污损，恶念即可能由此滋生；得道的人，心能统领五官，外物变化而心中和气不会受到污损，和气存养于心，善念自然萌生。

元褒先生是原州的最高长官，那天，他正端坐在大堂之上，突然有一商人前来报案。原来商人在旅馆被盗，他怀疑是和他同住一室的人干的，于是把那人扭送到官府来。

元褒先生听取了双方的陈词，觉得原告缺少充分的证据，讼词中有不少是虚妄的猜测；再听被告的辩护，更觉得被告理直气壮，不像做贼心虚的样子，察颜观色，又发现他的神色像受了冤屈，于是把被告放走了。

商人气愤不过，越级上告，把案子捅到了隋文帝那儿。商人控告元褒受了盗贼贿赂，放走了盗贼。为了端正风气，隋文帝命令纪律检察和监察部门官员去调查此事。携着材料带着尚方宝剑的调查团很快开到原州。

原州上下风波顿起，大家猜想，元褒是个清廉的好官，绝不会受贿释盗；但案件明摆着没有了结，不知道谁会遭殃了。

团长找到元褒，希望他能讲实话，以便把事情的真相弄清楚，而且暗示即使他犯了错误，只要能找一个替罪羊，也可以不予追究。元

试读结束[说明：试读内容隐藏了图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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