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西部地区低碳发展与能力建设研究(txt+pdf+epub+mobi电子书下载)

作者：丁一

出版社：四川大学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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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西部地区低碳发展与能力建设研究试读：

前言

气候变化是21世纪全球最重大的环境与发展问题；同时，应对气候变化也是最复杂的系统问题。应对气候变化的核心是适应变暖的趋势、减少温室气体的排放，其中碳减排与低碳发展是重点。节能减排是全球共同的目标，世界能源利用的发展轨迹正是一个由高碳时代逐步走向低碳时代的过程。低碳经济是以“低排放、低能耗、低污染”为基础的新的经济形态，是应对气候变暖、确保能源安全、保护资源环境的必然选择。党的十八大报告将生态文明建设与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并列为“五位一体”的战略地位，为中国低碳经济的发展带来了新的机遇。自低碳经济提出以来，发展低碳经济已经成为全球共识，世界各国期望通过低碳经济模式与低碳生活方式实现可持续发展。坚持低碳发展、走可持续发展之路，是中国不可动摇的选择。“十二五”规划提出了“发展低碳经济”研发和推广“低碳能源技术”“增加碳汇”等对策，为我国经济社会发展、资源环境保护和生态文明建设指明了方向。

中国西部地区约占全国国土面积的71%，人口约占28%，土地、矿产、森林、水能、旅游等自然资源十分丰富，具有发展低碳经济的巨大潜力，也具备发展低碳经济的基础和条件。当前，我国西部地区正处于工业化、城镇化高速发展的关键时期，正经历着国际、国内产业大转移考验，面临着跨越式发展和可持续发展两大任务。在全球向低碳经济转型的背景下，面对新一轮西部大开发的战略机遇，发展低碳经济、走低碳发展之路，对于西部地区转变发展方式、优化产业结构，改变“高耗能、高排放、低效益”的社会和经济发展模式，不仅可以缓解经济增长与资源环境之间的尖锐矛盾，充分发挥后发优势缩小与发达地区的差距，还能极大地扩展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空间，使西部经济实力整体上升，实现区域协调发展，提高人们的生活质量。

在应对气候变化和发展低碳经济的宏观背景下，为了从理论和实践层面探讨中国西部地区低碳发展与能力建设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在向国内外科研机构、高等院校、政府部门、企业界和低碳经济研究者等公开征文的基础上，2012年12月7～8日，由四川省社会科学院、绵阳师范学院举办，四川省对外友协、德国艾伯特基金会支持的“应对气候变化下中国西部地区低碳发展与能力建设”学术研讨会在四川省绵阳市召开。来自四川省社科院、四川省社科联、四川省对外友协、绵阳市委宣传部、绵阳市社科联、清华大学、四川大学、西南财经大学、四川农业大学、绵阳师范学院等单位60余位专家学者出席了会议。与会代表围绕低碳议题，就应对气候变化的紧迫性、低碳发展的必要性，以西部低碳发展中的工业与农业、城市与农村等不同视角，对西部地区低碳发展与能力建设进行了广泛深入的交流和讨论。呈现在读者面前的本书即由选自本次会议征文中的优秀论文编辑而成。希望本书的出版能对该问题更深入的研究和更成功的实践有所裨益，我们以此为幸。

中国坚持低碳发展、走可持续发展之路可谓任重道远，这给实践者和研究者提供了更为广阔的研究空间与实践空间。“应对气候变化下中国西部地区低碳发展与能力建设”研讨会的成功举办和《中国西部地区低碳发展与能力建设研究》论文集的编辑出版，得到了各方的大力支持和热情帮助，在此一并致谢。编者2013年12月

企业碳排放信息自愿性披露影响因素的实证研究——基于40家电力和钢铁上市公司社会责任报告的调查分析

一、研究背景

20世纪以来，全球气候正经历着以变暖为主要特征的显著变化。全球气候变化及其影响日益成为世界关注的热点。目前，国际上普遍认为气候变暖的基本原因在于温室气体的过度排放，其中最主要的是二氧化碳的过度排放。自工业革命以来，全球大气二氧化碳浓度已从约280 ppm增加到2010年的389.8 ppm。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第四次评估报告指出，1906-2005年全球地表平均气温升高了0.74℃，到21世纪末全球平均温度可能上升1.1℃～6.4℃，海平面将上升0.2～0.6米。气候变化已经并将继续对自然、社会、经济系统产生重大影响。以上科学认识已成为各国制定气候政策和处理气候变化国际事务的根本出发点。减少温室气体（二氧化碳）的排放、保护自然环境已在全球达成共识。

作为经济快速发展的发展中大国，过去30年我国温室气体排放增长迅速，目前的年排放量已位居世界前列。尽管我国单位GDP的能耗和温室气体排放强度呈下降趋势，但能源消耗和温室气体排放总量持续增加的趋势短期内难以扭转。如何在企业发展的过程中减少温室气体的排放，成为当前人们关注的焦点。为此，国家要求在十二五期间建立二氧化碳排放统计监测技术体系，以及温室气体减排报告与核查的技术体系，为完成国家二氧化碳排放强度和能源强度约束性指标提供支撑。

本文主要从上市公司社会责任报告的实证研究出发，探讨了影响企业碳信息披露水平的主要因素。本文研究结果对于合理判断企业温室气体排放报告意愿、建立国家碳排放信息制度具有重要意义。

二、研究假设

政治和经济体制改革、经济转轨使得制度环境对经济运行和企业决策有着至关重要的影响。地方政府拥有经济发展的权力，控制关键性的资源（土地、税收减免、矿产资源、项目审批等），公有制经济占主体地位，官员晋升机制等因素使得国家在经济发展中产生很强烈的政治干预。政治干预可能导致的直接后果就是权力寻租。寻租理论认为，政府对经济的干预和管制会产生多种形式的租金，而企业和企业领导人会因为这些租金而进行竞争，提高社会责任报告或碳排放报告的信息披露水平，也是企业寻租的手段之一。黎文靖（2012）的研究表明，国有企业更愿意进行社会责任报告的披露，并且其披露的[2]质量要高于非国有企业。（二）上市公司规模对碳信息披露具有重要影响且正相关

委托代理理论认为，规模大的公司股权比较复杂，从外部筹集资金的比例高，其代理成本也高，且易产生信息不对称现象。为减少信息不对称带来的负面影响，公司倾向于向外界披露更多的信息。汤亚莉等（2006）对披露了环境信息的上市公司进行实证研究后发现，[3]公司规模对环境信息披露水平具有显著影响。（三）公司治理结构是企业碳信息披露的重要影响因素

公司治理，从狭义上说，主要指公司的股东、董事及经理层之间的关系；从广义上说，还包括与利益者之间的关系及有关法律、法规和上市规则等。目前，我国上市公司中国有股“一股独大”、内部人控制现象普遍存在，导致我国上市公司的公司治理失控。在这种情况下，引入独立董事制度以弥补监事会监管职能不足具有重要意义。独立董事不拥有公司股份，不代表任何大股东的利益，具有相对的独立性。因此，独立董事能以公司整体利益为重，对公司决策做出独立的意愿表示，进而使公司的决策更具客观性。（四）不同地区的公司碳信息披露质量具有地区差异

由于历史的原因，我国东、中、西部地区经济发展不平衡；同时，有关研究指出，经济发展水平高的地区其低碳经济发展水平高于经济发展水平低的地区。因此，经济相对发达的东部地区的公司环保意识较强，碳信息的披露动机及披露质量高于位于西部地区的公司。

三、数据与检验

尽管碳信息披露属于企业社会责任信息披露范畴的重要组成部分，但是我国还没有对上市公司社会责任报告中对碳信息披露的内容做出具体明确的规定。本文选取2011年沪市电力行业（33家）、钢铁行业（29家）中披露碳信息的上市公司作为研究对象，并对这些公司进行筛选：（1）考虑到极端值对统计结果的不利影响，剔除了ST及*ST公司（电力行业2家，钢铁行业1家）; （2）剔除其他研究数据不全的上市公司（15家）; （3）三峡水利（600116）、川投能源（600674）、广安爱众（600979）、文山电力（600995）4家公司为水力发电企业，电站生产过程中没有烟尘、温室气体等污染物产生，因此将这4家电力公司剔除。通过以上筛选最终获得40个研究样本。

样本所使用的数据来源于国泰君安信息技术有限公司开发的CSMAR上市公司财务数据库以及WIND数据库，上市公司年报来自巨潮资讯网站。（二）碳排放信息披露的内容与评分标准

本文根据企业社会责任报告披露现状及碳信息披露重点选择以下5个要素作为评分标准，并建立了碳信息披露评分体系CDS（Carbon Disclosure Score）:（1）是否披露了阐述环保政策和文件；（2）企业环保投资和技术改造情况；（3）企业温室气体排放数量及减排数量；（4）企业环保荣誉；（5）相关报告是否审计。评分标准分为定量和定性披露两种情况。对于应披露数量信息的披露要点，上市公司详细披露数量信息并作定性分析的记3分，未披露数量信息只作定性分析的记2分，只作定性描述的记1分，没有披露的记0分；而对于应披露定性信息的披露要点，上市公司详细披露并作定性分析的记2分，披露但未作定性分析的记1分，没有披露的记0分；公司每获得一项环保荣誉称号记1分，最多记3分。碳信息披露内容与评分标准见表1。5项得分满分为13分，被调查的40家样本公司平均得分仅为4.32分（其中电力行业平均得分4.7分，钢铁行业平均得分3.95分）。这说明上市公司中碳信息披露的水平比较低，最高得分6分，最低得分1分。不同的公司在碳信息披露质量上存在着很大差异。表1 碳信息披露的内容项目及评分（三）模型的构建

为了更深入地分析影响公司碳信息披露的因素，本文将以碳信息披露得分CDS作为被解释变量，以公司所有制结构、公司规模、独立董事比例、公司所在地区4个指标作为解释变量（见表2），构建碳信息披露影响因素多元回归模型。其计算公式如下：1234

CDS=a+β SIZE+β OWNER+β IDP+β AREA+ε表2 研究变量说明表（四）统计检验

从统计的角度来说模型的效果较好。相关系数R=0.882，判定系22数R=0.778，调整判定系数R为0.752，说明模型中的解释变量可以很好地解释被解释变量。模型回归的均方为15.315，剩余残差的均方为0.500, F等于30.602, P值为0.000可以认为变量之间存在线性关系。企业碳信息披露得分（CDS）和公司所有制结构（OENER）、公司规模（SIZE）、独立董事比例（IDP）等特征具有明显的相关性，在5%以上的水平上显著，这样，假设（一）、（二）、（三）得到证实。地区变量与碳信息披露不存在显著的相关性。表3 回归分析系数表

四、结论与政策含义

从研究结果来看，现阶段上市公司自愿性对外披露碳排放信息的意愿较低，在40家被调查公司中，没有一家公司的碳排放评价得分超过7分，平均得分仅为4.32分，这说明大多数企业的碳排放信息披露意愿较差；同时，国家也没有出台有关的报告批准，并建立相应的碳减排监控技术体系。因此，企业整体碳排放信息披露水平较低，对外提供的相关信息较少，远远不能满足政府监管和相关信息使用者的要求。

从样本公司来看，企业碳信息披露水平受到企业所有制结构类型、公司规模大小和独立董事比例等特征的影响，其中国有控股性质、资产规模较大、独立董事所占比例较高的企业比非国有控股性质、资产规模较小、独立董事比例较低的企业更倾向于自愿对外披露碳排放信息。（1）公司所有制结构与碳信息披露水平有显著的相关性。这表明国有控股企业比非国有控股企业在碳信息自愿性披露方面做得更好。国有控股企业与非国有控股企业在对外披露碳排放信息时所考虑的动因和寻租成本不同。我国政府和国有控股企业具有千丝万缕的联系，政府甚至直接控制国有控股企业公司高管的晋升、政治升迁以及经济利益。对于政府来说，最大限度地进行社会责任投资，最大限度地进行碳信息披露，符合政府官员的政治意志，同时也符合公司高管政治晋升的条件及经济利益。因此，与非国有企业相比，国有企业的社会责任报告在形式上更加规范、内容更加丰富，能最大限度地进行碳信息的披露。（2）公司规模与碳信息披露具有显著性的正相关关系。一般来讲，公司规模越大，引起的社会关注就越多，为了加强企业外界对企业的良好印象，减少由于信息不对称而引起的高额的代理成本，规模大的企业往往倾向于披露更多的社会责任信息来获取社会公众对本公司的支持，以此树立良好的企业形象。因此，规模大的公司披露碳信息的动机比规模小的公司更强。（3）独立董事比例与碳信息披露具有显著性的正相关关系。独立董事身份独立；具有一定的客观性；独立董事一般是某一方面的专家，具有一定的权威性；独立董事为了提高自身的声誉及社会地位，会更加客观、有效地对执行董事的行为进行监督，从而更能有效地影响公司的碳信息披露状况，促使公司披露更多的碳信息。因此，董事会中独立董事所占比例越高，对信息披露质量的监督就越有效，越能促进企业提高碳信息披露质量。

参考文献

西部四省市家庭生活用能对二氧化碳排放的影响分析

一、引言

全球气候变暖问题已引起各界的广泛关注，而当前大气中[3]2CO的浓度空前增加很可能是导致气候异常变化的最主要的原因。2因此，防止气候变化的关键在于控制温室气体排放，特别是控制CO[2]的排放量。

随着社会与经济的发展、人口的增加，人类社会对能源的需求量越来越大，由此引发的资源环境问题日趋严重。其中，能源消耗导致的温室效应备受关注。而家庭生活用能在整个能源消费结构中所占的[4]比重较大。根据中国能源统计年鉴,2007年我国居民生活用能达到18188万吨标煤，占全部终端用能的9.91%。生活用能的消费量、消费结构受到家庭的收入、家庭人口、受教育的水平、环保意识及所处地域等因素的影响，因而对于温室效应的贡献也各不相同。定量地分2析上述因素与家庭能源消耗和温室气体（这里主要针对CO）排放的关系，有助于提高家庭能源效率、优化家庭能源消费结构，从而为控制温室气体排放做出贡献。[5-8]

在我国居民用能相关研究中，顾宇桂等研究表明，我国居民生活用能受到多方面因素的影响，如能源比价关系、用能习惯、环保因素等。在村镇生活用能的相关研究中，气候是影响能源消费的一个[9-10]重要因子；在农村，传统生物质能源占农村家庭生活总消费量的[11-14][15]比重还比较高，对于生态环境影响比较大。马丽和夏建新对内蒙古通辽地区农牧民生活用能现状及驱动力进行了研究，采用了问卷调查和实地调查的方式。其调查内容包括家庭成员的构成情况、家庭用能现状、生计方式、家庭经济水平等，但关于居民的受教育水平、环保意识等因素对用能的影响还需要进一步研究。

本研究基于对中国重庆市、四川省、陕西省和江西省的部分地区家庭生活用能消费与能源结构及相关的因素（如家庭的人口数、家庭年收入、环保意识和受教育程度等）进行了问卷调查和数据采集，运用因素分解法（LMDI）对家庭能源消费结构、家庭的人口数、家庭年收入、环保意识和受教育程度等因素与温室气体排放的关系进行了2研究，以便为减少家庭生活温室气体CO的排放提供相应的对策和建议。

二、研究对象和方法

本研究调查的区域为中国重庆市、四川省、陕西省和江西省的部分地区，位于中国的中、西部，经济发展在全国处于中下水平；调查时间为2010年7月—2010年9月。课题组分成4个小组对上述地区进行分类走访，对于同一个地区按照农村、城镇和城市进行分类调查。调2查内容涉及的时间区域为2009—2010年与家庭CO的排放量有关的因素，包括家庭能源消费结构、家庭的人口数、家庭年收入、环保意识和受教育程度等。本调查采用家庭走访和发放问卷的形式收集家庭能源消费的相关数据、资料，通过地方年鉴查询、了解不同地区的经济发展状况；发放问卷693份，收回有效问卷668份，其中重庆市有120份、四川省有330份、陕西省110份、江西省108份。（二）数据的处理

本研究利用各种能源相应的转换系数，得出每户家庭所消费的各种能源所排放的二氧化碳量，再计算出总的二氧化碳排放量以及人均二氧化碳排放量。家庭总二氧化碳排放量计算方法如下：ii式中，G为家庭总二氧化碳排放量，μ为第i种能源用量，ν为第i种能源对应的二氧化碳排放系数（本研究所用的排放系数来自相关文献[16]）。

人均二氧化碳排放量计算方法如下：式中，H为人均二氧化碳排放量，n为家庭人口数。（三）研究方法——对数平均迪氏分解法（LMDI）

因素分解法按照分解方式可以分为拉氏指数分解法、迪氏指数分解法和费雪理想指数法等。其中，迪氏指数分解法又分为数学平均迪[17]氏分解法（AMDI）和对数平均迪氏分解法（LMDI）等。Ang从理论基础、适应范围、应用便利性、结果表达等方面综合比较因素分解法多种形式的优劣性，认为拉氏指数分解中残量过大会影响分解结果，而LMDI能够消除残差项，并可以在加和分解与乘积分解之间建[18]立一定关系。Ang和Liu通过实证研究得出：拉氏指数法是否适用于发展中国家进行指数分解分析值得探讨，而LMDI是目前各种方法中2相对合理的一种。因此，本研究采用LMDI对中国中、西部家庭CO排放量进行因素分解研究。2

对家庭CO排放量进行因素分解，具体可以表述为：CO2i

其中，G2表示家庭CO排放总量；C表示家庭一年中第i种能222源对CO的排放量；Q表示家庭CO平均排放量，等于当地人均COi排放量乘以家庭人口；S为能源结构的影响因素，表示能源结构对2iCO排放参数相对值；Z为家庭年收入的影响因素，表示家庭年收入2i对CO排放参数相对值；P为家庭人口的影响因素，表示家庭人口对2iCO排放参数相对值；H为环保意识的影响因素，表示环保意识对2iCO排放参数相对值；E为家庭受教育程度的影响因素，表示受教育2程度对CO排放参数相对值。CO2ef

设ΔG2为CO在总跨度变化时间段内[0, T]的变化总量，ΔS、efefefefiiiiiCOΔZ、ΔP、ΔH、ΔE分别表示S、Z、P、H、E 5个因素对ΔG2的分解值，即CO

其中，ΔG2表示从2009年到2010年家庭二氧化碳排放的变化量。依据Ang提出的LMDI因素分解法的具体步骤，本研究对改进的Kaya等式进行乘法分解和差分分解，得到如下结果：则各影响因素2对CO排放量变动的影响贡献率分别为、、、和。2

在本研究中，为了方便运算，我们建立了各影响因素对CO排放参数相对值，即排放参数模型，该参数用于因素分解法的计算。模型建立在如下假设条件基础上：（1）抽样调查的随机性；（2）抽样分2布均匀，包括农村、城镇及城市。各影响因素对CO排放参数相对值按照下式计算：2式中，β为各影响因素对CO排放参数相对值；m为影响因素的个i22数；x为第i种因素影响下的人均CO排放占该地区CO总排放量的比例，按照下式计算：

三、结果与讨论

由表1可知，总体抽样家庭户均人口为3.36人，高于全国家庭户[19]均人口的3.2人；从收入水平来看，户均收入均上万元，人均收入除重庆市外，也能上万元。表1 各地区家庭人口数及家庭收入Tab 1 The family members number and family income in each region

从表2可以看出，上述地区家庭能源主要来源于市政供电、煤气、天然气、沼气、煤、石油以及薪柴。不同地区，同种能源所占比重不同；同一地区，不同能源所占的比重不同，主要取决于当地的能源价格、经济发展状况、气候条件、资源分布状况等因素。总的说来，沼气的使用量很低，而且主要是一户一池的单个使用，对沼气管理不当且利用率不高。然而，薪柴和农作物秸秆等还在被大量直接燃烧，虽然这些生物能源容易获得且便宜，但热值利用率较低，温室气体排放较高。根据相关的能源参数，沼气的热值比薪材或秸秆高得多，而温室气体的排放相差不大。所以，沼气对于农村家庭是一种清洁的能源，应该集中管理与使用，以提高其利用率。表2 不同地区各种能源人均比例Tab 2 Per capita ratio of each energy sources in various regions（二）因素分解结果2

2009—2010年中国中、西部家庭CO排放量的LMDI分解值详见2表3，各因素的影响值对2009—2010年中国中、西部家庭CO排放量的贡献率详见表4。2表3 2009—2010年中国中、西部家庭CO排放量的LMDI分解结果Tab 3 2Decomposition results of householdCOemissions in Midwest areas of China from 2009 to 2010（Unit:Kg）2表4 各影响因素对2009-2010年CO排放量变动的贡献率（%）Tab 4 All 2factors' contributions to COemissions' changes from 2009 to 2010（%）

从表4可以看出，各因素贡献率的大小顺序为：在重庆市，家庭人口＞受教育程度＞家庭能源结构＞家庭年收入＞环保意识，其中受2教育程度与家庭年收入对家庭生活CO减排有促进作用，而家庭能源2结构、家庭人口和环保意识对家庭生活CO的排放有促进作用。在四川省，各因素的影响大小为：家庭能源结构＞环保意识＞受教育程度2＞家庭人口＞家庭年收入，受教育程度与环保意识对降低家庭CO的排放量有促进作用，而家庭能源结构、家庭人口和家庭年收入对增加2家庭CO的排放量有促进作用。在陕西省，各因素的影响大小为：家庭能源结构＞家庭年收入＞受教育程度＞环保意识＞家庭人口，受教2育程度、家庭人口和环保意识对降低家庭CO的排放量有促进作用，2而家庭能源结构和家庭年收入对增加家庭CO的排放量有促进作用。在江西省，各因素的影响大小为：家庭年收入＞家庭人口＞家庭能源结构＞受教育程度＞环保意识，受教育程度与家庭人口对降低家庭2CO的排放量有促进作用，而家庭能源结构、家庭年收入与环保意识2对增加家庭CO的排放量有促进作用。

但从整体水平来看，各因素贡献率的大小顺序为：家庭能源结构＞环保意识＞受教育程度＞家庭年收入＞家庭人口。其中，受教育程2度和环保意识对降低家庭CO的排放量有促进作用，而家庭能源结构、2家庭年收入与家庭人口对增加家庭CO的排放量有促进作用。（三）讨论2

不同因素对于各个地区家庭生活CO排放的影响有相似的地方，2也有截然相反之处。能源结构在这四个地区都表现为促进家庭CO的2排放，受教育程度在这四个地区都表现为促进家庭CO的减排。由此2看出，改善能源结构和提高居民受教育程度对于降低家庭CO的排放量有促进作用。除了重庆市，在其他三个地区都表现为家庭年收入的2增加会促进家庭CO的排放量。可见处于不同收入水平的地区家庭经2济收入对CO排放的影响不同。对于家庭经济收入处于较低水平（如2重庆市人均家庭收入不到6000元）的地区，家庭收入的增加对于CO的减排反而有促进作用，因为收入的增加有助于改善家庭的能源结构；但是，当家庭人均收入超过一定水平时（如本研究中其他三个地区家庭人均年收入均超过10000元），可能会刺激不同程度的奢侈性2消耗、炫耀性消耗，从而使得家庭收入的增加会促进CO的排放。在2重庆市和四川省，家庭人口对增加家庭CO的排放量有促进作用；而2在陕西省和江西省，家庭人口对降低家庭CO的排放量有促进作用。其原因在于，重庆市和四川省家庭人口规模过大，导致能源消费过大。2在重庆市和江西省，环保意识表现为增加家庭CO的排放量；而在四2川省和陕西省，环保意识表现为降低家庭CO的排放量，这反映出不2同地区居民的环保意识各不相同。居民的环保意识较高有利于CO的2减排，反之则促进CO的排放。[20]

李艳梅等人的研究指出，造成碳排放增加的因素是经济总量增长和产业结构变化，而产生碳减排效应的因素唯有碳排放强度降低。而生活用能导致的碳排放同样也是随着居民收入水平的提高而增加（人均收入超过一定水平时），但降低碳排放的途径除了通过能源结构的改善降低碳排放强度外，还需要采取其他措施，如提高居民受教育水平，加强环境保护宣传教育、提高居民的节能减排意识，抑制奢侈性消费、炫耀性消费，保持合理的家庭规模等。

当然，家庭能源消费受多种因素的影响，定量化某个因素对家庭2CO排放的影响程度是一个复杂的工作。对于中国中、西部地区来说，我们所拥有的统计数据还属于小样本，统计的时候还缺失部分数据且样本分布可能不均。因此，我们得出的结论是初步的，还需要进一步深入研究。

四、结论和建议

本文运用因素分解法（LMDI）对家庭能源结构、受教育程度、2家庭年收入、环保意识和家庭人口等因素对家庭生活用能CO排放的影响进行了研究，得到了相关因素的影响程度，并对其进行了排序。2结果表明，受教育程度和环保意识对CO减排有积极贡献，而家庭能2源结构对CO减排有负面的影响，且这三种因素的影响力较强。所以，提高家庭受教育程度、加大环境保护的宣传教育以及优化家庭能源结2构对于降低家庭CO的排放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另外，家庭人口和2家庭年收入对CO排放增量的贡献率总体上表现为正面影响。因此，保持合理的家庭规模和提倡低碳生活也很有必要。

参考文献

随着全球经济的迅速发展，人类生活质量有了极大的提升，但同时也出现了资源短缺、环境污染、全球气候变暖等严重问题。为应对气候变化给人类生存环境带来的巨大挑战，实现在节能减排背景下的经济持续发展，已成为我国乃至全世界都普遍关注的问题。

综观现有文献，很多学者对自然资源、环境约束与可持续发展之间的关系作了深入的分析。本文在国内外学术界现有文献的基础上，2将自然资源、CO排放引入两个内生经济增长模型，运用最优控制方法对以下问题进行了探讨：两个模型得出什么样的结论以及有什么区2别？资源消耗、CO排放、人力资本积累以及内生技术进步与经济可持续发展之间的内在联系是什么？哪些因素会影响以及如何影响稳态中的经济可持续最优增长路径？政府可以通过哪些途径来促进经济的可持续发展？二、经济模型的建立（一）效用函数

假定代表性消费者的效用不仅来自消费，还取决于自然资源数量22和CO数量，消费与自然资源数量会为其带来正的效用，但CO数量却带来负的效用。效用函数的具体形式为：ttt2

其中，C、S和G分别为t时刻的消费数量、自然资源数量和CO数量。为了简化，下文中全部省略下标t。参数σ、δ和ω为正的常2数，分别衡量消费数量、自然资源与CO数量对消费者效用的影响程度。（二）最终产品部门生产函数

设定最终产品部门的生产函数为Cobb-Douglas型函数，并把自2然资源、CO排放强度引入生产函数，则最终产品部门的生产函数为：Y

其中，0＜α、β,1-α-β＜1。A为t时期最终产品部门的生产率水平，在这里设定其主要取决于生产技术的存量水平。uH为t时期投入到最终产品生产部门的人力资本量。R为t时期自然资源的使用数量。用z2∈ [0,1]表示CO排放强度，当不考虑环境因素的影响时z=1，得到最2大产出值；当考虑减排因素的影响时z＜1，即CO减排的代价为单位投入得到的产出减少。N为中间产品的种类数，表示创新水平或技术i知识的存量，为避免整数约束，设N是连续而非离散的。x为第i种中[12]间产品数量在中间产品部门，类似Romer（1990），假设一旦新的i产品品种或设计方案被R&D部门发明出来后，一单位任一种类型x的生产正好耗费1单位的物质资本K，因而经济中的物质资本总量可表示为：i

上式表明，所有的中间产品x均为对称的，最优资源配置必须使得所有已知的中间产品种类有同样产量，即对于任意的i∈ [0, N]，有ix=x=K/N。因此，最终产品部门的总量生产函数可表示为：α1-ββ1-α-βY

Y=A·（uH）·N·K·R·z（三）物质资本变动函数

假设最终产品部门产出除用于消费，其余都用作投资进行再生产，设定折旧率为φ，则任意时点上的物质资本存量随时间的变化可以表示为：=Y-C-φ·K（四）研发部门（R&D）生产函数

研发部门开发新的中间产品品种或设计方案，研发产出取决于该部门的人力资本投入和已有的技术知识存量，其生产函数为：=η·νH·N η＞0式中，N· 为技术知识的增量，η为研发部门的生产力参数，νH为投入到研发部门中的人力资本量，N表示经济中已有的技术知识存量。（五）人力资本积累函数[13]

依循Lucas（1988）对人力资本积累技术的设定——人力资本的增加取决于投入学习的比例和已有人力资本存量水平，即：HH=A·（1 -u-ν）H A＞0H式中，为人力资本的增量；A为人力资本积累效率系数，它是反映教育部门生产效率的一个参数；（1-u-ν）H为投入到人力资本开发活动中的人力资本量。（六）自然资源消耗函数

试读结束[说明：试读内容隐藏了图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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