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智利]路易斯·塞普尔维达
出版社：上海文艺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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失落的南方试读：
关于本书
一九九六年的一个下午，在巴黎喝马黛茶时，我们产生了创作这本书的想法。我和达尼埃尔·默琴斯基，也就是我在随后整个旅途中的“伙伴”，想做些什么来超越长久以来把我们带向这个广阔世界、为各个杂志及报纸提供报道的图文互衬的合作关系，因为从前那些都是篇幅及图片数量有限的任务，而且在发表前常受犹疑的信念所束缚：在政治正确和对丢掉饭碗的恐惧间它有时会摇摆不定。现代审查制度的实行依靠的不是失业的威胁，而是对“与市场脱节”的畏惧，它并不会禁止什么，只会删除、裁减，用怯懦的节制和软弱的谨慎来“编辑”。
于是有一天我们奔赴世界之南，去看看为了那点儿报酬会找到些什么。我们的路线很简单：照常理，从圣卡洛斯—德巴里洛切出发，自南纬四十二度，在阿根廷界内向下直到合恩角，再从智利境内的巴塔哥尼亚返回，直至奇洛埃岛。大约三千五百公里的路程，虽然路线很简单，但却免不了要碰上英国游客留下的痕迹，他们总要在旅程中去印证某个设想，如果它与他们所遇到的现实不相符，那么就是现实的错了。我们也有个设想：两人可以在那趟旅行中跑完上述行程，但几乎所有我们看到的、听到的、闻到的、吃到的、喝到的都让我们迈不动脚，于是一个月之后我们发觉自己连几百公里都没有走到，不过因为我们不是英国人，所以我们忘了那该死的设想。
回到欧洲的几个星期后，我的伙伴交给我按照工作规格整理的一文件夹漂亮照片，之后我们就再没有说起那本书的事。我们在南方所看到的和经历的变成了与朋友聊天时的话题，他的和我的女伴对我们那段风餐露宿的背包客日子中的许多趣事都了如指掌，他的和我的孩子们也都认真地听过两个老旅友的讲述，也许正是他们促成了这件事走上正轨。我们再也没有谈起过书的事，因为我的同伴知道，书是些很奇怪的东西，难以预见，有些故事偏爱在人们微醺的时候被讲出来，它们喜欢在叙述者的口中用千百种方式调试回转，直到某一刻，它们决定——也只有它们才能决定——变成纸上的文字。
我的书总是它们自己编排的，秩序随性、毫无章法，因为它们不想成为作者的回忆录，而想成为集体的记忆，它们一点一点书写，仿佛最美好的人拼尽全力所捍卫的纯净而清洁的空气。
接下来书中的每一个故事都确实地，被不可避免地失落了的事物的气息、被奥斯瓦尔多·索里亚诺口中的“遗失事物清单”所围绕，这是我们这个时代所付出的残忍代价。当我们没有固定的方向、没有确切的时间表、没有指南针，也不耍任何花样地走在路上时，总将同样的人聚集在一起的惊人的命运转轮让我们遇到了许许多多康斯坦丁诺斯·卡瓦菲斯的诗中所说的“野蛮人”。他们的梦一度令人恐惧，于是人们拖垮了他们，把他们抛向了极偏远的地区，并决定将他们幽禁在那里。然而，尽管如此，他们的梦仍令当权者们睡不着觉，后者警惕着“野蛮人”归来的危险，这种威胁成了他们的心魔。于是银行发布命令让“野蛮人”丧失了信用，三个没有独立思考能力的人合写出关于“野蛮人的愚蠢”的书。而“野蛮人”却用种植林木的方式来回应，他们想象着另一种可以替代主流制度的去人性化特征的可能性，并为了在活着这个动词之外活出些别的什么而经营着生活。
就这样，我们和他们，和那些“野蛮人”喝着马黛茶，看到南半球的曙光用迅捷的笔法写下了卡瓦菲斯那首诗的最后几行诗句：
可是已经入夜了，那些野蛮人还没有到。
一些刚从边境过来的人
说野蛮人已经不存在了。
没有了野蛮人，我们该怎么办呢？
那些人曾经是一种答案。
书真是奇怪的东西。在四年前它就决定了自己的样子，当时我们正坐在一架单薄的随风飘荡的小飞机上飞越麦哲伦海峡，飞行员咒骂着阻碍他看到着陆跑道的云雾，方向已是荒谬的存在，那时我的同伴说，就在底下，有一些我们需要的故事和照片。
的确，事实就是如此。我们回到了欧洲，他回法国，我回西班牙，又一次地，我们放下了这本书的事。我的同伴一直都不知道，这本慢慢写成的书是我的避难所，是我每次感觉良好时都会回归的地方，因为记忆中幸福的旅程就是这样。
有一天，我觉得终稿已经完成，是说再见的时候了。没有什么比一个人为喜欢的一段故事或一系列故事画上句点更艰难。这是最终的告别，再也不会回到那些渐渐获得生命的书页的幸福中去了。
这本书诞生时是两个同游伙伴的游记，但是时间、经济形势的巨变和胜利者的贪婪将它变成了一本滞后新闻的集子、一部已消失地区的小说。我们见过的所有事物都不再是此前所见的模样。从某种程度上说，我们是在世界之南见证一个时代终结的幸运儿。那是成为我的力量与记忆的南方，那是我用尽爱意与愤怒紧紧抓住的南方。
这些，就是《失落的南方》。
在路上……
我们上路时并不知道那一年朱丝贵竹开花了。这样的情况出现，一个世纪里也不会超过三次，因而格外应当去探看一番。朱丝贵竹是一种安第斯山竹，生长在山间深谷中。它扛得住风雪，禁得住南方漫长寒冬的凛冽和短暂夏日阳光的酷烈。竹竿高度通常可达数米，坚硬而强韧，叶子的淡绿颜色里满是山地的喜悦。
巴塔哥尼亚的第一批居民用朱丝贵竹竿撑起原驼皮来搭建他们的茅屋或帐篷；在欧洲人征服美洲时期，他们也用它制造过阻挡了多个侵略军骑兵部队的长矛；而后到一八八年，当大批移民开始来到南半球的土地时，英国媒体强调的不是那个世界脆弱的美丽，而是它的经济潜力，依附在“悲哀的消灭野蛮人的需要”上的经济潜力，于是那些竹竿长矛与弓箭、投石索又重新投入了对侵略者的战斗，然而这一次，它们被篡权者的子弹和讼棍风格的狡辩击垮了，这些篡权者觊觎着自己永远不会热爱的土地，觊觎着会养肥欧洲银行家的财富，觊觎着历史仍旧没有开始评判的声誉。
巴塔哥尼亚的印第安人与朱丝贵竹保持着绵长的关系，这不仅是因为它的用处良多，同时也因为它悲剧性而又信实可靠的神谕力量。每一次朱丝贵竹开花，充满苦痛与毁灭的时日便要到来。它的花朵呈浓烈而有预示性的红色，特维尔切人会依看到它开花的次数来算自己的年纪。谁若是曾不止两次地见过这奇观，那他一定可以坐在炉火旁讲出许多故事。
今天，巴塔哥尼亚只剩下为数不多的特维尔切人和马普切人。他们执拗地守着自己的尊严，决心不再做给游客提供消遣的民族版图上的可爱小细节，是艰辛的生存者。他们沿安第斯山脉两侧生活，拥有惊人的依记忆传承的坚忍文化。其他的民族已经向没有任何人能确定其后果的一种进步的规则屈服了，学者在偏见和猜疑的窥视下收集了回忆与见证，然而在那些民族中，连这样的回忆与见证几乎都没有留存下来。战败者的故事很难书写，然而朱丝贵竹依然在那里，在山谷里生长着，冬季会将它与穷苦的高乔人漂泊的终点汇集在一起。
当三月缩短白日，地穿过天空去躲避冬季的严酷，风在山谷中搅转着云雾时，高乔人会把成群的家畜聚集在一起，赶着他们上山去冬季牧场。在这片脆弱的土地上，牛并不多。这里最早牧养着原驼，后来在羊毛生意的黄金时期，又有上百万只羊曾踏过这里。
在山脉的斜坡上，牲畜会被赶到甘蔗园间，山的侧壁会保护它们，令它们免受寒风之苦。很快就会开始下雪，甘蔗上的雪量逐渐增多，它们会被压弯腰、曲成拱形，形成天然的牛圈。在甘蔗与白雪搭成的屋顶下，动物们吃着朱丝贵竹的叶子，那是它们撑到来年春天的丰富的营养来源，它们还会喝滴入水塘的水，会自己移动甘蔗，好让粪便中的沼气发散出来，免得自己窒息。九月时，高乔人会回来，并把它们赶回到夏季的绿色山谷里，赶回到能养肥它们的柔嫩牧草上，赶回到交配的欢愉中，赶回到可怖的挑选里，在这种挑选中，它们中的一部分可以继续活下去，而另一部分则会向能开膛破肚的秃鹰的利爪、向美洲狮的尖牙屈服投降，或者，从荣耀的烤架上为人们的生活染上香气。
朱丝贵竹继续在山谷中生长着，根茎探入被牲畜粪便滋养着的泥土深处。
在我和同伴上路的那一年，朱丝贵竹最后一次开了花。它的可以预言的红花将安第斯山地区的巴塔哥尼亚染成了红色，其实不用等太久，就会知道不幸会从哪里来。
ANAYA ENEA
当我的祖母苏珊娜在祖宅的葡萄架下布置巨大的家庭餐桌，用心地对称摆放酒杯和拣选新鲜的花朵时，柠檬正散着香气，绣花餐巾则仿佛是摆放在它的“anaya enea”的欢迎旗帜。之后祖母会昂首站在门前等待她的儿孙和朋友。她从未忘记的巴斯克语饱含充满魔力的词汇，比如这两个：anaya enea，意思是兄弟姐妹相聚之地，对我来说，这个地方就是布宜诺斯艾利斯。
我在那里时正赶上空中电闪雷鸣，一场大雨落在了拉丁美洲最具活力的城市上。空气闻起来像苏珊娜·里纳尔迪曾唱起过的兰花楹。天空毫不羞耻地打开了它的船闸，雨水将街道据为己有，然而早晨仍是美的，因为漂亮的本地姑娘会急匆匆地走过，大雨会把衣服紧贴在她们的身体上，带给她们诱人的第二层皮肤。云朵泼下雨水，挂在报亭里的报纸唾骂着人类社会中新英雄的名字。
时任美国国务卿、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发言人（这两个名号总是连在一起）的沃伦·克里斯托弗宣称，身为新自由主义的坚定捍卫者和军火贩子（这两个名号也总是连在一起），阿根廷经济部长多明戈·卡瓦略对开始持续发酵升温并将最终摧毁国家的悲剧负有责任。后者就是那位人类社会的新英雄。
英雄太少了，路易·阿尔都塞探头看着失智症的鸿沟宣称。
英雄太多了，瓦尔特·本雅明在自杀前哀叹。
被冠上名字的英雄主义是可憎的：两行所谓的功勋、空头支票上编出来的荣耀，还有拍卖会上拍出的价值。每一次美国人说起自由、上帝或者英雄主义时，为了躲避危险，我都会尽力做我最擅长的事，也就是说，去浪费时间。
为了做到它，最好的办法莫过于开展一个简单的逻辑证明，比如，我们说：“用于旅行的火车票在火车站出售。”然后再去验证一下这个常理，虽然它看起来繁琐又无用。我做的第一件事是打电话给简称读起来很像象声词的机构——FIAF——阿根廷铁路基金会，我记得他们有美洲最好的铁路博物馆。
在布宜诺斯艾利斯的电话黄页上，有三个电话号码印在了那个简称下。我打给第一个时，是一位女士接的，她用和蔼到忧伤的话语告诉我，因为阿根廷铁路的私有化，她丢了工作。基金会现在没有办公楼、没有博物馆，也没有电话了，她只不过碰巧在那里想拿回一些个人物品。第二通电话是一个声音冷漠的男人接的。他用事不关己的态度说他来基金会的旧办公室是为了拿走几个星期前拍卖会上拍下的地毯，不过他还加了一句说，我可以在雷蒂罗咖啡馆找到关于阿根廷铁路的任何资料。每个星期四，FIAF的老同事、老领导都会在那家店里喝上几杯，然后再聊聊火车。第三通电话没有人接。一部电话在一个空荡的办公室中徒劳地响了，就像在一场探戈舞会上响了一样。
浪费时间也需要方法。下一步就是要去最近的一个车站：雷蒂罗站。
那栋美丽的建筑透着怀旧之情。整个布宜诺斯艾利斯都被罩在了一种怀旧的锈色下，但一点儿也不哀伤，因为一个充满了工程的社会的好时代曾经存在过；作为文化辐射圈中心的那个世界性的、开放的城市也存在过。那有尊严的贫穷也存在过。人们怀念被卷走的，而不是想象中的事物。
大厅精致的地砖讲述着一个个走向未知目的的漫长旅行，其上倒影所发出的不真实的光芒创造了一种犹疑的气氛，这种气氛一定曾将那些移民包裹起来，他们从边境各处到此地，建造一个名为阿根廷的不朽工程。
十三个售票窗口排成一排，贴着椭圆形的绿色瓷砖，栅栏上的木制扶手已经被千万只手、被千万股情绪磨得发亮。在大厅一端的光线昏暗处有一个在嵌板上展示的展览。举办它是为了庆祝车站建成八十周年，在一切都是新事物的大陆上，这一天是这个新生古迹的大日子，因为拉丁美洲人的古代就是从我们这里开始的。
嵌板上展示着火车线路设计图，还有一家供应马拉加瓷砖和葡萄牙地砖的英国公司的商品目录的复制品。在中间还有一份缺失物品的详细介绍。
近八十年间，这里一直存放着前阿根廷中央铁路局的一九一号蒸汽火车模型。其原车仍旧保持着由传奇司机弗朗西斯科·萨维奥所创造的铁轨火车的速度纪录。这个按比例缩小的模型已经变成了雷蒂罗车站的象征，并且只需投入一小枚硬币，它的轮带、连接杆和联动装置就会启动运转。然而一九一号火车并不能庆祝车站的八十岁生日了，因为它并不在这儿，他们卖了它，洗劫了它，按比例缩小的模型同样不在这里。在被流放的日子里，它的曾经让千百个孩童——相信其中一定曾有过您的身影——惊叹的机械装置已经不能运转了。它想返回自己的历史位置的愿望被拒绝了。甚至暂时的回归都不可以。我们不否认：有火车的地方就有生活。阿根廷铁路基金会。
我就是对一九一号着迷的人之一。小时候，每到夏天结束，我们一家就会从智利的圣地亚哥坐火车到布宜诺斯艾利斯。那是穿越安第斯山的一段长途火车之旅，列车会攀上山脉，直到到达第一个边防岗哨大站：救主耶稣站。所有人都会在这个海拔将近四千米的地方下车，去走一遍过关程序，那时，写在花岗岩上的字句的力量让我颤抖：“智阿兄弟情长，直至此山毁灭。”
最终目的地是奥赛，犹太区。我们会在那里买抵抗圣地亚哥严冬的衣服，还有书，很多的书。当布宜诺斯艾利斯的夜晚降临时，在苏依帕恰街的一家酒店里，哥哥和我会再看一遍比利肯出版社的珍贵书籍，还有巴托路素的连环画，大人们则会穿着他们最好的旧衣服去远处说说话。
那时只要一到达雷蒂罗站或者要从那里上路返回圣地亚哥，我会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往机器里塞入一枚硬币，启动一九一号那非凡的机械装置，让它的钢铁肌肉动起来。我那时梦见过，并且还会再梦见那机器。我不在意自己是否是勇敢的男人，但是我知道自己并不惧怕死亡，因为我总是把它和那部老旧的蒸汽火车联系在一起。它会在一个空旷的站台上等我，我把最后剩下的一点钱都投入了沟槽，于是联动装置动起来，股股蒸汽喷出来，我头也不回地上车、离开。没别的了。
在中央大厅的另一端，一些现代的机械手用铝合金及玻璃建起了一栋蛮横的圆顶建筑，那里摆放着“顾客服务”的牌板，对于私营主来说、对于人类社会的新英雄来说，“旅行者”这个词让人很不舒服，甚至很惹人厌。我们已经不再是人或者市民，而是一个透明的、被摄像头监视着的妓院的客人；里面没有女人，只有硅胶做的不抽烟、不喝酒，也不唱歌的娃娃，拉皮条的展示的不是他们骄傲的伤疤，而是芝加哥学校的学历证明。
在这圆顶建筑里，一位老人正试着让一位举止冷漠的年轻雇员听懂他的话：“四十五年。我为铁路工作了四十五年。明白吗？”老人强调道。“这和我有什么关系？事情和以前不一样了。铁路已经私有化了。”那位雇员说。
老人紧攥着一张塑料纸片，那是证明他是铁路系统退休员工的相应证件，本来凭它是有权购买打折车票的。我看到他沮丧、困惑地离开了。那位老人很可能就是弗朗西斯科·萨维奥，那位神秘的、创造铁轨火车速度纪录的司机。那位老人就是被人类社会的新英雄打败的人之一。“人们都不想去了解国家已经变得现代化了。”轮到我时，那个年轻雇员为自己解释道。“下一班去巴塔哥尼亚的火车什么时候开？”
我看见他听到这问题后一脸惊愕，随后又努力严肃地思考起来，继而又摆出一副便秘般的思索姿势，好回忆起顾客服务手册上的答案，在新自由主义的调整时期，他们有的只有指令：因为顾客永远都不知道自己要的是什么。“在机关里他们会告诉你。”他带着明显的不快说道。“机关。”这是一个可怕的单词，他和另一个更坏的单词联系在一起：“魔鬼。”
在探明了那是个轨道交通的普通机关之后，我和拉莫斯·梅希亚一起走向了名为解放者的街角。雨还在下，几道闪电撕裂了布宜诺斯艾利斯的天空，已经湿透了的我站在老旧的阿根廷铁路大楼的前台服务人员面前。那是一个掩饰不住萨尔塔人口音的老好人模样的男人，他一边听我说话一边点头示意明白。“亲爱的，我不知道该和你说些什么。学校都疯了吗？要把你送上火车去巴塔哥尼亚。之后要是学生们不学习了，他们又要骂人了。”
那位先生的视力有很严重的问题，不过我还是很感谢他从我身上拿掉了些岁数，把我当成了学生。我摆出一副殉道者的神情，向他坚称我要坐火车去巴塔哥尼亚。
萨尔塔人叹了口气，透着担心和同情。“知道咱们要怎么做吗？你把你的身份证留给我，我给你这张访问卡，你上到九楼去，找个能告诉你怎么做的人。”
为什么要上九楼？带着这个一定会伴我终生的问题，我上了电梯。有些人专门负责无意地激起那些维持我们生命的疑问。电梯往上升时，我记起了从前的一位智利老师，他总是感叹：“天很冷，但多弥荻拉的床更冷。”有一天我问他这句话什么意思，他回答我说是塞万提斯作品里一句古老的谚语。一年年过去，我完完整整地读过了塞万提斯的所有作品，也查了很多语种的多部谚语辞典，却从来没有找到关于多弥荻拉的床的任何线索。
在第九层，我看到了搬迁的悲伤氛围。一些办公人员正把文件夹塞入大纸盒，另一些一边抽烟一边看着雨水，还有些在推空空的书桌或是带着鳏夫寡妇的神情望着墙壁。我不愿添乱，于是跑遍了走廊，想找到一些指引性的字眼，比如“南部”、“南方”、“世界尽头”之类的，最后我看见了一扇上面写着“秘书处”的门。
我敲了几遍。因为没有人应答，便走了进去，看见了一个说实话很有魅力的姑娘，她正把电话听筒贴在一只耳朵上。她一面说着，一面熟练地撅着嘴卖弄风情，好像是一个叫费利佩的正在坚持约她出去。她回答说今天不行，明天也不行，也许周末可以。我做出要走的样子，但她用一个手势阻止了我。“你等一小会儿，费利佩。”在转向我之前她说。“我想知道在哪儿可以坐上去巴塔哥尼亚的火车。”我向她抛出了完美无瑕的微笑。
她蓝色的眼光露出了悲伤。电话在她装饰着多个戒指和手镯的手中显得颓萎消沉。“雷蒂罗车站顾客服务部的人告诉我说您是机关人员。”我无辜地加了一句。
公务员真是有魔力、秘密，还有深不可测的神秘，我的话竟打动了她，她于是向费利佩询问起来。“你得去依波利托·伊里戈延街，二五号，十二层，一二一办公室。国家轨道交通委员会在那儿办公。那是经济部的办公楼，就在玫瑰宫对面。”她带着一种教育人的满足感说道。“费利佩确定吗？”我坚持问道。
于是她伸出镯子叮当响的手臂按下了免提，好让我听到费利佩确凿的肯定。真是个好人，费利佩。
在人类社会新英雄的家，十二层，一二一办公室里，一位六十岁左右的金发女士接待了我，而后又立刻把麻烦推给了一位铁路工程师，于是厄运到这里就终结了。当时是正午时分，他一定仔细想了想牛排的美好，不过还是把我请进了办公室。在海洋一般的图纸之中，他问我有什么可以帮忙的。“我想知道在哪儿能坐上去巴塔哥尼亚的火车。”我最后一次重复道。“在雷蒂罗车站他们会告诉你相关信息，那儿有一个顾客服务部。”他犹疑地看着我，对我说道。
我离开了那个英雄的老巢，口中满是胜利的味道。那些私营主、现代化推手和赢家们既有权又有钱，他们的卫星和摄像头让他们确信自己能控制一切，但有些东西从他们手里溜走了：他们不知道怎样穿越那道屏障——一侧是已经上升到吝啬美学的利己主义，另一侧是一个世界，人们在那儿继续接受着不确定性，这里的不确定性并不是不幸，而是令人们窥见细小的确定性的原动力，它们的集合是事物存在的根基。那些赢家不知道怎样才能去巴塔哥尼亚，但我知道；他们同样不知道，在拉布拉塔河岸旁所延展开来的，远不止一个会买卖交易的城市。
我的回忆之心
我们决定去艾德尔维斯吃晚饭，因为有时背叛那份引领我们在布宜诺斯艾利斯游荡至天明的遗失物品清单能让我们感到快乐。那地方从前总是挤满了喧闹的食客，但我们去时已经几乎空空荡荡了，不过图可酱饺子可没被经济危机夺走它们一贯的味道。我们吃了饭，喝了瓶红酒，在喝咖啡时安利奎·品蒂加入了我们，他是单口相声演员，是拉丁美洲最尖酸刻薄的幽默家，也正因此，他也是最有危险破坏力的人。然而，那台抛射尖刻机智话语的机器那一晚几乎没有张口，他只是加入了两个靠近奥斯瓦尔多·索里亚诺、安静地听他讲述的侍者。他刚刚出版了《没有阴影的时刻》，那是他所写的最后一部小说，他对我们说，有一些作品会在作者写作时保全他，而写作本身会化作一场斗争，交战双方为加长篇幅的企图和作者的厌恶炫技、厌恶无意义地拓展篇幅的诚实。“还有另一些，”索里亚诺说，“会欺骗作者，它们会抗拒必要的结尾，把作者带到不该靠近的深渊中。”“就像生活。”一个侍者这样想。“恰恰如此。”索里亚诺表示同意，因为在形成一个作家信仰的信条集合中，他格外地相信某一种：这种信条会提醒我们，不要把某本书中流过的生活和在小吃另一边正沸腾着的生活混在一起。当我们阅读或写作时，我们正在完成一种逃离行为，那种最纯洁、最合法的逃避。从中离开的我们会更强大，会焕然一新，也许还会更好。虽然有如此之多的文学理论，但在内心深处，我们这些写作者就仿佛那部默片中的人物，将酸橙塞入蛋糕里，于是那囚徒便割断了牢房的铁条。我们让暂时的逃离更加容易。
我们从艾德尔维斯离开后，如往常一样，又开始在这座人们又爱又恨的城市的宽阔大街上漫无目的地走。每隔一段时间，报亭的卖报人或是咖啡馆中的年轻人就会把我的朋友拦下来。
很好，索里亚诺。要继续保持啊，索里亚诺。我们爱你，索里亚诺。他们这样对他说着，我很为我的朋友感到骄傲，他仍旧像平日那样腼腆，一面低声道谢，一面在齿间啃咬着一丝一丝燃尽的古巴雪茄。自从一位医生禁止他吸烟之后，每个早晨——奥斯瓦尔多·索里亚诺的早晨始于每天下午五点——都会买一支蒙特克里斯托，而后一点一点地啃咬，那姿势仿佛一只很有耐心的河狸。
我们走着，谈论着那些不在了的朋友，谈论着那些我们热爱的魂灵，谈论着书籍和旅行，尤其是那些不是被宝丽来胶片而是被无法磨灭的笔墨记录下来的旅行，那笔墨源自昨天、今天和永远的失败者的记忆主脉。我们会走进咖啡馆，占一个靠窗的位子，并按照一种虽然从未被确立但却一直被严格遵守的方式来继续我们的交谈。因为医生的命令，奥斯瓦尔多在吃东西时不能喝超过一小杯的葡萄酒，所以在他点了两杯威士忌和一杯矿泉水后的某一刻，我问他我是否可以替他喝下他的那杯。“你可真像个护士。这是你从我手里抢下的第三杯威士忌了。”索里亚诺嘟囔道。
大约凌晨四点时，我们还在一家酒吧里，在此之前两人被它悲伤的样子吸引了进去。霓虹灯、吧台，还有用金属和一种我不知道也不想知道其名的可怕材料制成的桌椅。我们占了个位子，点了矿泉水和两杯威士忌，当两人正要开始就埃里克·安布勒小说中精湛的室内光线描写展开一段理论探讨时，唯一一个原先就在吧台的顾客向我们走了过来。
那是一个高大、健硕的男人，满是肌肉的臂膀上一处大锚文身透露出他做水手的过去。他已经相当醉了，但仍旧保持着平稳的步伐。他想向我们讨一支烟抽，我把帕蒂古拉的盒子拉开了。他拿了一支，想马上用火柴点着它，但双手却不能好好配合着用火柴头摩擦小盒上的砂纸，于是我又帮他点着了火。“我和那些小伙子们说，这可不好，我们害死了人……”他含混不清地嘟囔着表达感谢，但没能说下去，因为一个侍者要求他不要打扰我们。“他只想要根烟，没别的意思。”奥斯瓦尔多对他说。“有时候他就是个傻子，会去吓唬女顾客。”
那个男人回到了吧台，要了口酒，他们不情愿地给了他，他突然用双手抓住了头。他用暴力的方式拽着头发，很明显想伤害自己，过了一会儿，他又一直把一只手放在眼前，仿佛在驱赶着什么只有他才能看到的东西。“那个人要腐烂掉了。”奥斯瓦尔多说。
店主时不时不信任地看看他，而他则继续着自己的古怪行为：揪扯头发、驱赶看不清的东西，还带着恐惧的表情看着门口。某一刻，他开始在包里找东西，找不到他想要的烟后，他又回到了我们的桌子。
我向他指了指烟盒，又请他坐下来。他同意了，笨拙地坐在了椅子上，点燃了一根烟，又重新开始他的被侍者打断的冗长演说。“我和小伙子们说这不好，但他们都不理我，他们和我说‘如果你现在不退缩，你永远都不会’……”“很强硬啊，这些小伙子。”索里亚诺说。“生活给了他们，也给了我硬皮囊，但我们害死了人，于是我和那些小伙子们说……”
不需要做埃里克·安布勒便能知道，那个人的意识已经被泥沼盖住了。他一口烟吸得很久，玻璃般的眼珠并不看着我们，所有的注意力都集中在某一个肮脏的区域中；集中在一段可怕而又令人作呕的近代历史中，集中在康拉德口中的那颗黑暗之心上。“很漂亮的刺青。”为了让他继续讲，我和他说。“是很漂亮。我还在海军的时候文的。我真不该离开海军，但那些小伙子叫我……”“您在马尔维纳斯群岛服过役吗？”索里亚诺问。“没有。我干了别的事，别的任务，就是和那时候认识的那些小伙子。我们害死了人，太多死人……”
科塔萨尔说去寻找历史是荒唐的，因为它们会埋伏起来、躲藏起来，耐心地等待将要完成书写它们的任务的作家。索里亚诺和我坚信这一点，但我们从未想到一段历史选中了我们两人，从未想过它会在一家灯光晦暗的酒吧里等待我们。我们不想要那段恶心的历史、那段臭名昭著的历史，但是它就在那里，从那个废人的口中笨拙地匆匆冒出来。我于是见识了那颗黑暗之心，它邀请我们进入其中。“所以说诸位害死了人。”为了让他说下去，奥斯瓦尔多刺激他道。“很多死人，不止八十个……我一点儿都不反犹太人，他们没有伤害过我……”
有三个人进来了，于是这落魄的人便停了下来。那是三个四十岁上下的人，他们迈着坚定的步伐走向了我们的桌子。其中一个没有藏好他掖在皮夹克里的手枪。“和我们走吧，卡丘，咱们去别处喝点儿什么。”一个人说道。“他是不是疯言疯语地打扰到二位了？”另一个问道。“他和我们借了根烟，我们让他走开，但好像这人不听。”索里亚诺回答道。“不好意思。他是个大傻子。”一个人说道，另两人把那个人从我们桌边架走了。“他欠钱了吗？”看上去像管事儿的人喊道。“不欠，让他别回来就行。”店主回答道。
他们走了。在酒吧前有一辆已经发动了的小汽车。奥斯瓦尔多抿了一小口他杯子里的水，做了个鬼脸，吐出了一些蒙特克里斯托的烟丝。“造下这孽的婊子。”索里亚诺说道。
我要了账单，付了钱，我们开始静静地走。布宜诺斯艾利斯是一座不爱即恨的城市，没有中间区域。“我想我们在想同样的事。”索里亚诺低声说。
他说得对。我们都在想AMIA——阿根廷以色列互助会——的悲剧。一九九四年七月十八日九点五十三分，一颗炸弹炸飞了布宜诺斯艾利斯的犹太人之家的房子。那场恐怖袭击造成了八十六人死亡。阿根廷人、智利人，还有玻利维亚人。梅内姆的政府用尽办法去破坏调查，在一场警察制造目击者、伪造土耳其人和伊朗人行迹的闹剧之后，有二十人被指控，其中十五人是布宜诺斯艾利斯市的警察，他们就来自曾被这座城市的政府官员称为“世界最佳”的警察局。
也许刚才我们就和那其中的罪犯之一在一起，也许命运就是想让那具行尸走肉坐在我们的桌前嘟囔出一段阴暗历史的碎片，而那段历史的细节只能在权力的阴沟中找到。我们能做什么呢？去做我们笔下的一些主人公敢于去做的事吗？他们一定会宽慰我们，替我们、替所有仍留存着那些被打败和背叛的人的圣洁碎片的人复仇，但我们的复仇者是天真的，是纸上的，他们的血管中流淌着墨汁，正是因为如此，他们才是正派的。
我们像刚才一样走着，两个人，两个深爱生活的作家这样走着，直到圣达菲和巴拉纳街角。“平静地告别吧，等你回来咱们再聊。”索里亚诺说。
像往常一样，我们给了对方兄弟的拥抱，好好照顾自己，你也是，一回来就打电话给我，再见，小兄弟，再见，亲爱的。
电梯把我放在了苏莱马和哈依梅公寓的厨房前。我走了进去，直奔朝向圣达菲的阳台。一种不可名状的东西，一个纯净生活送出的命令让我最后一次望着所有兄弟中最亲的那一个的身影。
奥斯瓦尔多·索里亚诺迈着缓慢的步伐朝卡亚奥的方向走着，他停下来问候了一位卖报人，往前几步又倾下身去抚摸了一只流浪的猫，随后继续远去、远去，直到他的轮廓在树下消失，直到只剩下他的不朽的、最后的、倔强的、不可燃烧的、永远都存于我记忆之心中的回忆。塔诺
我们的目的地是埃尔马伊顿，因为从前“特洛奇达号”去艾斯凯尔的线路就是从那里开始的。当我们将雷萨纳湖东岸抛在身后时，天刚亮，为了保护佩德罗·希富恩特斯——朋友们都叫他佩德罗·巴塔哥尼亚——的财产，以及他树林里的仙女和小精灵，这一地区仍旧没有在地图上被标示出来。清晨寒冷而明澈，早起的鸟儿唱着歌，松鼠摆着毛茸茸的小贵族的架势四处闻闻嗅嗅，啄木鸟不停发出笃笃声，仿佛一连串问候。
巴塔哥尼亚的天空中一片云也没有。我们想慢慢地开六个小时，开到秋里拉湖附近，在太阳最酷烈时休息几小时。这几个小时的酷烈非同寻常，因为臭氧层的空洞就在南方之上。我们带足了马黛茶叶、烟，还有装着热水的暖水瓶，以及佩德罗·巴塔哥尼亚的母亲送我们的一袋炸油饼。我们的旅程绚烂异常，有一辆装得满满的白色雷诺越野车——它是这个法国汽车品牌的一位特许经营商赞助的——还有好得不能再好的精神状态。
我们在一条废弃的公路上慢慢地前进着，因为正如巴塔哥尼亚人所说，欲速则不达，只有逃跑的人才着急。而且，每开一段我们都会停下来，下车，打开而后又关上那些用于把牲畜拦在铁丝网这一侧或那一侧的栅栏。打开它们很容易，但是关上它们就有些耗时了，最后你就会明白高乔人为什么发明那些奇怪的机械。在那种时候，一个人会感觉那些凤头麦鸡的呱呱叫声颇有嘲讽的味道。爱伦·坡的乌鸦重复着“永不复还”，凤头麦鸡不是乌鸦，但就在我把栅栏关反了的那次，我清晰地听到了从一根树枝那儿传来的呱呱声里的“傻瓜”。
躲过了最后一道障碍后，我们开上了另一条废弃的、通向秋里拉的公路。我的伙伴在检查他的莱卡相机，虽然没有很多值得拍下的东西。我们的北面、南面和东面都是荒疏的巴塔哥尼亚草原，西部是遥远的绿色的山脉山坡。一些像乡村牧师的严肃的村里人从电讯塔的瞭望台上看着我们经过，我的同伴还没来得及举起相机，他们就已经离开了。
巴塔哥尼亚的天空有时有云，有时没有，但总显得很低，它一直向下压迫着旅人，而不再是其他纬度地区那样的一望无际的拱形天顶。在之前的一次旅行中，在五月河骑马时，我遇见了一个往相反方向去的高乔人。其实并不能说我们遇到了对方，因为那位骑士正在睡觉，是两匹马相互遇见了，它们面对面停了下来，提醒我们人类之间碰面的习俗。这一停吓到了他，于是他睁开了眼睛。“您好吗，哥们儿？”他问候道。“挺好，您呢？”我回答道。“咱们就在这儿，在天和地之间啊。”他说着，用马刺刺了一下他的马。
的确如此。在巴塔哥尼亚的草原上，人就是在天地之间。这些，再加上永远不变的平川，能让人看到不管有多远的任何事物、对象和细节，并且一切都获得了一种崭新的、非同寻常的特性。
车上有录音机，我们有一盘豪尔赫·卡福路内的磁带。伴随全力吼出的“乌拉圭不是条河，是飘过的蓝色天空”的歌声，我们开过了前三十公里，也不在乎风已经变了脾气，开始一阵阵地吹得车直晃，还在车的两侧掀起了沙土的帘幕。我们望着孤单的公路，没有遇见其他车辆、人或动物，直到看到被尘土染得模糊的天际线那里出现了什么。
那是一个走着的人，和我们方向相同。我们追上了他。他很年轻，留着黑色的长发和浮在友好微笑上的粗粗的髭须，戴着一副令眼睛免受尘土滋扰的摩托车护目镜。
我的同伴摇下玻璃窗，问候道：“上午好，朋友。”回答是笑眯眯的一句“会很好的”。“您要去哪里，哥们儿？”“往前走，和所有人一样。”他回答道。“太有道理了。”我的伙伴回应，随后我们看着他向前走去。他的步伐敏捷，仿佛格外享受在风沙中的步行。他时不时把手抬到眼镜那里，摆出帽檐的形状，远眺一下地平线。我们又追上了他。“您在找什么吗？”
他停下来，把护目镜抬起来，在回答之前好好地观察了我们一番。“我在找一把提琴。”
当然可以是把提琴，还有比在草原之上找一把提琴更明智的事吗？如果他回答说他在找一根针，那么我们就会推断他大概是个隐士，不该去打扰，但一把提琴是关于甜蜜或悲伤的一个比喻，于是我们回答他说在近三十公里内我们一把都没看到。“我不觉得奇怪，但我会找到它的。去找的人就能找到。”他判定了结果，于是我们把车停在路边，加入了他的找寻。
我们在残暴的沙尘中走了两公里，没人说话，大家都听着风的哨音和这个陌生人吹的拿手曲目，从希尔维奥·罗德里格斯的歌到乡村牛仔曲都有，于是我们开始确信在这种条件下找到一把提琴是极其困难的。我们看到了羊、凤头麦鸡、更多的羊，还有纠结在一起的船体缝隙填充物，但却没有看到任何与管弦乐器相似的东西。然而那伙计脸上的微笑却丝毫未变，他继续寻找的热情也分毫未减。“那把提琴，你是什么时候弄丢的，哥们儿？”“谁说是我丢的？还没有找到怎么能弄丢呢？”他又说出了一句绝对有理的话。
我们继续走着，为了躲避能钻入任何地方的风沙而半闭着眼睛搜寻着，而那小伙子因为戴了护目镜所以没有感到不适。“您有名字吗？”我的同伴问。“怎么会没有。我是个和别人一样的基督徒。当然有名字，但他们都叫我塔诺，因为我老爸是意大利人。他是卡拉布里亚人，喂，如果你们不想继续找下去了，可没人逼你们陪我啊。”
去反对一个正在努力完成这样严肃的任务——在南纬四十二度以南寻找一把提琴——的人是不正当的，于是我们继续缓慢地行走。风，沙尘，更多的风。有时我和同伴看看对方，用无言的方式约定好“再走两公里我们就回车里”，但却一直走下去了，直到那家伙突然加快了步伐，令我们也先小跑了几步，随后又大步地跑起来，一直跑到草原中大堆木材垒在一起的地方。那里有围栅栏剩下的木料、干枯的树枝、一段段铁路枕木，一切仿佛都已准备好要燃起一堆巨大的篝火，从木头上的尘土来看，它们已经在那里好一阵了。
塔诺脱掉了夹克，开始把木头分成块。他拂掉了尘土，闻一闻，用指节敲一敲，再把一只耳朵贴过去，最后他分开了一段枕木，极认真地用一把银质小锤敲了敲。随后他摘掉了摩托车护目镜，用因激动而润湿了的双眼拥抱了那块木头。“咱们找到它啦，小伙子们！我找了几个月，终于找到了！”他兴高采烈地喊叫着，并拥抱了我们，我们相互拥抱来庆祝这一发现。
那块木头大约六十公斤重，我们三个把它抬到了路上。塔诺一点都不考虑他所付出的努力，只顾不停地庆幸自己的好运气。扛着木头，他对我们说其实在这件事上没有半点儿偶然性，因为他知道为了建铁路、建那条巴塔哥尼亚特快线，英国人不光夷平了巴塔哥尼亚安第斯山区的大部分森林，还用了许多从印度运来的木材。精细的木材、名贵的木材，还有用于制造乐器的木材，塔诺肯定这一点。
到了大路上，我的同伴问他想怎么扛那块沉重的木头。“总会有人、有卡车、有大车经过。我不急。”他一边说，一边不停地抚摸他的宝贝。“你要是不介意的话，坐我们的车吧。”我主动说。“太棒了，小伙子们！你们把我们带回家，我请你们吃烤羊肉、听高乔歌谣。”
我们永远都不会忘记后座上的塔诺。他温柔地望着他的木块，唱歌给它听，还为它许下了一个在长手指金发美女手中的甜蜜未来。
在路上开了四个小时后，我们停在了一块写着“距公牛坡五公里”的牌板下。从那里生出的一条小道将我们带到了一座涂成赭红色的木屋前。“咱们到了。欢迎你们，小伙子们。”
我们走进了一间十分整洁的家庭作坊。可以看到，在房子尽头的工作桌上有一把用固定仪和胶带固定住的低音提琴，桌子后方成列摆放着一门古老而高贵的手艺所需的容器与工具。在它们旁边，一些泥罐通过自己标签的名字，唤起了人们对炼金术或其他中世纪失传技艺的回忆：芦荟、松节油、藤黄树胶、龙血、海洋之魂。“来点儿音乐吗，小伙子们？”塔诺问道，于是维尔瓦第的曲子便在南纬四十二度之南响了起来。
塔诺是在一九八年来到巴塔哥尼亚的拨弦乐器制作师，他笃信在安第斯山的丛林里能找到制作上好弦乐器所需的木材。他来的时候二十岁，逃离了独裁统治在布宜诺斯艾利斯燃起的恐怖气氛。在巴塔哥尼亚鲜活树木旁，在森林的废墟边——在只惠及极少数牧主的进步的名义下，那些森林牺牲了，而后便悄无声息地消失了——他自学成才。他知晓树干成长的每一个秘密，知晓风在干木中的作用，知晓在植物浆液脉络中所存留的最微小的声学感受的可能性，知晓能决定木材韧性的某些蘑菇所给予树木的益处，同时，他以绝对的自学方式从世界音乐史专业毕了业。
他的家庭作坊，如所有路边的那些一样，没有电，因为电力还没有通到地球村的那个角落，也没人知道电线是否会伸过来，但他并不在乎。塔诺有一双创造性的手，它们让小溪改道，建起了一个聪明的、能充分利用水能的机械装置，还带给他一座小型水电站，借齿轮和石棉带来推动他的机器，并为他的声音装置提供能量。
我们在塔诺家度过了下午和晚上。在羊肉慢慢被烤成金黄色的同时，他和我们谈起了他的住得很远的妻子和女儿，没有人会问地球村的这些居民是否拥有学校。在一壶一壶马黛茶间，我们看到他不断用铜刷在那块木头上滑擦，直到他将那一处红色的火星指给我们：一把提琴的鲜活的跳动的心。
屋外，大风嚎出了它的妒忌。屋内，塔诺向我们展示了木头的秘密，并细细讲解了对某些木条的严苛要求，这些木条可以为已经开裂的木板增加必要的韧性。那是一块雪松木，会被用来做共鸣箱，与之相连的会是乌檀木的部分，这部分将会是琴颈。接着，塔诺继续讲着，还会弹些和声配合着做弦轴的支架。
尽管刮着风，我们还是到外面看着星星抽烟去了。塔诺向我们透露他是著名拨弦乐器制作师，但他并没把这当回事儿。他和柏林交响乐团有一份独家合同，他为他们修理和制造独一无二、不可复制的乐器，它们的第一声都是在巴塔哥尼亚的巨大孤独中发出的。
第二天我们很早就离开了。我们和塔诺喝了最后几杯马黛茶，就把他交给了他的工作、他的木头、他的提琴，它会在某一天令一个忧伤的灵魂快乐，或者背负起更多的拉丁美洲的思念，如果演奏它的乐师像贝秋一样——他是我的兄弟阿尔夫雷多·西塔罗萨所唱的米隆加曲中的人物：
贝秋想要一把是人的小提琴
不会提起爱与痛的人那样的提琴……醉鬼的故事
在广阔的纳乌埃瓦毕湖的湖岸旁，圣卡洛斯—德巴里洛切市拔地而起，不过那里还是在南纬四十二度以北。那是一座旅游城市，很美，又那么整洁，让人感觉它是被放在了错误经纬度的一个被抛弃的瑞士村庄。这里有很好的酒店，绝佳的欧洲餐厅，味道惊人的冰淇淋，以及可以与意大利的奥尔维耶托和黑森林的瓦尔茨胡特相媲美的手工巧克力工业。这些都是在明信片上显示出来的部分，圣卡洛斯—德巴里洛切事实上是一个被不停增长的贫困环绕的城市，但对于政府管理者来说，那贫困是看不见的。
人们在短暂的夏日和漫长寒冷的冬日中硬撑下来，黑人、阿根廷人、智利人、奇洛埃人和马普切人肩负着最苦的工作，他们在干活时，富人们在睡觉，金发碧眼的人们则在自我满足中安然休憩——他们知道自己会继承从旧大陆的船上运来的东西并因此可以在一个天堂般的无人居住的地方做殖民者。没有人问起为什么地名中充满了马普切古老语言中的名字。
圣卡洛斯—德巴里洛切有一道透明却沉重的墙；年老一些的人的蓝色目光撞击着那个建筑，他们基本上都拥有来自德国、瑞士、奥地利和克罗地亚的姓氏。也许他们还能看到那座被嵌到了南半球的阿尔卑斯山城市的街道和石房子，那里满是纳粹旗帜，人们正在庆祝进攻波兰和占领法国，也在祝贺高高举起佩戴着十字标的手臂的前进中的自己。
一天，我们遇到了一位请我们不要透露其姓名的摄影师。他邀请我们去了他家，在那儿，喝着马黛茶，他为我们展示了一九三八年到一九四五年的图片资料。在那些经久犹存的相片中，圣卡洛斯—德巴里洛切看起来就像一个腐恶的纳粹老巢，如果了解这座城市的起源，这些便一点儿也不奇怪了。
一九三年，一个名叫小阿波里纳里奥·路赛罗的绝对的蠢蛋接到了阿根廷政府委派的任务，前去完成第一次现有人口登记工作，并需要推举一个人来交出从马普切人手中抢来的土地，这场劫掠就发生在仍旧鲜活且散发着血腥味的一段过去中。在可以读到的他们的总结中，有这样一段十分显眼：
这个地区的现有人口繁多；由来自智利的土著居民、奇洛特人、来自奇洛埃岛的智利人和一些大多也来自智利的德国人组成。这些人中唯一真正有条件做殖民者的是德国人，因为印第安人和奇洛特人只能做雇工。印第安人和奇洛特人是有害人种，他们只要攒到些钱就会沉迷于各种各样的恶习和放纵的行为?中。
看着基金会的这份文件，还有谁会对那十年间装扮城市的炽烈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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