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林之满,萧枫
出版社：辽海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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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诡波谲的世界外交(下)试读：
编写说明
历史对于整个人类，就像记忆对于我们每个人一样，它说明我们现在做的是什么，为什么我们这样做，以及我们过去是怎样做的。因此谁要想了解世界，就必须知道它的历史。
为了让读者全面深入地了解人类文明的光辉灿烂，感悟世界各民族文化内涵的博大精深，我们组织数十位专家学者经过多年的努力，推出了这一套融故事体的文本阅读、丰富精彩的图片鉴赏于一体的100卷本《话说世界》系列丛书。每一卷都系统而深入地展示人类文化的一个方面，100卷本又在总体上构成一个完整的文化知识体系，把世界历史从单纯的帝王将相、改朝换代的框架中释放出来，结合最新的研究成果，融知识性与趣味性为一体，涵盖历史、政治、军事、文化、艺术、民俗等各个领域，全方位、新视角、多层面地重新演绎世界五千年辉煌历史文化，给读者尽可能丰富的知识看点。《话说世界》丛书是一幅历史长卷，共分50卷100分册，具体内容如下：
第1卷 源远流长的世界古代史（上、下册）；
第2卷 流光溢彩的世界古典史（上、下册）；
第3卷 辉煌灿烂的世界中古史（上、下册）；
第4卷 波澜壮阔的世界近代史（上、下册）；
第5卷 日新月异的世界现代史（上、下册）；
第6卷 震惊中外的历史大事件（上、下册）；
第7卷 尼罗河畔的古埃及文明（上、下册）；
第8卷 浪漫优雅的古巴比伦文明（上、下册）；
第9卷 浑厚深沉的古印度文明（上、下册）；
第10卷 高贵典雅的古希腊文明（上、下册）；
第11卷 包罗万象的古罗马文明（上、下册）；
第12卷 夕阳辉映的拜占庭文明（上、下册）；
第13卷 传宗布教的的阿拉伯文明（上、下册）；
第14卷 血泪交织的希伯莱文明（上、下册）；
第15卷 光耀美洲的的印第安文明（上、下册）；
第16卷 璀璨夺目的世界文学（上、下册）；
第17卷 响彻天籁的世界音乐（上、下册）；
第18卷 鬼斧神工的世界建筑（上、下册）；
第19卷 妙笔生花的世界绘画（上、下册）；
第20卷 凝固不朽的世界雕塑（上、下册）；
第21卷 摇曳多姿的世界舞蹈（上、下册）；
第22卷 低吟浅唱的世界戏剧（上、下册）；
第23卷 精华荟萃的世界教育（上、下册）；
第24卷 卓尔不群的世界思想（上、下册）；
第25卷 改变生活的科学发现（上、下册）；
第26卷 创造生活的科技文明（上、下册）；
第27卷 享誉世界的音乐大师（上、下册）；
第28卷 百花齐放的舞蹈思想（上、下册）；
第29卷 美轮美奂的美术经典（上、下册）；
第30卷 神圣辉煌的著名宫殿（上、下册）；
第31卷 独领风骚的工艺美术（上、下册）；
第32卷 美化生活的装饰艺术（上、下册）；
第33卷 光怪陆离的世界民俗（上、下册）；
第34卷 狂放粗犷的原始艺术（上、下册）；
第35卷 多姿多彩的艺术文化（上、下册）；
第36卷 口耳相传的艺术典故（上、下册）；
第37卷 流传千古的文学名著（上、下册）；
第38卷 彪炳史册的学术名著（上、下册）；
第39卷 划破时代的世界变革（上、下册）；
第40卷 改变时局的世界会议（上、下册）；
第41卷 云诡波谲的世界外交（上、下册）；
第42卷 惊心动魄的世界战争（上、下册）；
第43卷 同遵共守的世界条约（上、下册）；
第44卷 耸人听闻的世界灾害（上、下册）；
第45卷 犀利雄辩的世界演说（上、下册）；
第46卷 风格迥异的亚非奇迹（上、下册）；
第47卷 独具特色的欧美奇迹（上、下册）；
第48卷 轰动全球的影坛佳作（上、下册）；
第49卷 视角独到的世界摄影（上、下册）；
第50卷 扑朔迷离的世界之谜（上、下册）。《话说世界》希望通过一些通俗的语言和故事体裁，对世界历史做一个概述。它只讲其中最重要的事件、人物和对关键阶段的描述，而且选择了一种通俗的简明形式。其原因很简单，鼓励一个人充满兴趣地去阅读一本生动的书，比沉闷枯燥的文字吓跑一个读者，对文化的意义更大。这本书可以作为历史专著的补充读物。你可以用非常休闲的方式去阅读它，读读停停，我们相信在历史人文的浪漫风景中，你不会感到乏味。当然，本书也无意于去取代那些优秀的历史专著。如果你对某一个局部历史细节有特殊的兴趣，还可以参考详尽的其他资料进行深入的研究。《话说世界》不同于现存于世的多种版本的世界通史，其往往“为通而通”，结果常顾此失彼，挂一漏万；主干虽有，枝叶嫌乏。而《话说世界》则运用现代分类科学，在结构设计方面有总有分，有经有纬，条分缕析，纲举目张。《话说世界》重点选取世界历史文化长河中的若干话题，逐一论说。纵横全书，既能看到世界历史的大脉络、大走势，又能细察世界历史的每一个横断面，完整而丰满。《话说世界》用生动的文本和精美的插图，再现了人类文明进程的恢弘画卷堪称一部贯通整个人类社会的世界史简明百科全书，串联起全部人类文化的瑰宝，以其光辉不朽的价值与流传恒久的魅力，成就一部好读又好看的世界历史通俗读物。
由于丛书篇幅宏大，编写时间又较为仓促，书中难免存在各种疏虞之处，敬请广大读者朋友们批评指正。《话说世界》丛书编委会2008年2月
中美英三国的波茨坦会谈
1945年4月30日，希特勒在柏林地下室与他的情妇爱娃双双自杀，结束了他恶贯满盈的一生。当天下午，前苏联红军将胜利的旗帜插上了德国国会大厦屋顶。5月8日，德正式签署了无条件投降书，欧洲反法西斯战争胜利结束。
此时，日军在中国战场还在垂死挣扎，于1945年5月上旬，在湘西芷江地区对国民党军队发动了最后一次进攻。日军败局已定，士气低落，而中国军队则信心十足，与日军在雪峰山展开了会战。经过一个月的激战，中国军队将日军分割包围，歼灭日军近2万人，取得了反攻的胜利，并开始转入全面反攻。
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军队，在华北、华中和华南的广大敌后区域内，对日、伪军反攻作战，摧毁日、伪据点，解放了许多县城和集镇，基本上把日军逼退到铁路沿线和一些主要公路线，大大扩充了抗日根据地的力量，缩小了敌占区，为转入全面反攻创造了条件。
4月7日，继小矶内阁倒台，铃木贯太郎内阁成立，东乡茂德出任外相。在大局越来越不利的情况下，铃木内阁把希望寄托在利用前苏联与英美的矛盾上。为此，东乡茂德外相任用前首相广田弘毅与前苏联驻日大使马立克举行会谈，在6月间谈了4次，但前苏联对日本的谋和反应冷淡。
6月22日，美军全部占领琉球群岛。日本本土的外围防线被摧毁。日本国内顿时紧张起来，“使日中结束战争的企图成为定局”。当天，天皇在最高战争会议上提出，立即采取步骤恢复和平。继之，天皇下令，派遣近卫为特使，携带天皇的亲笔信，赴莫斯科请前苏联斡旋。
日本还通过各种渠道挑拨英美与前苏联的关系，致使美国代理国务卿格鲁于7月10日正式发表声明，否定美日接触，保证“美国的政策将一如既往，立足于要求日本无条件投降”，戳穿了日本的阴谋。
7月12日，日本东乡外相电告日本驻苏大使佐藤尚武，要求前苏联接见近卫特使，并说，在避免无条件投降的原则下，日本愿意和谈。前苏联迟迟未作肯定答复。
7月下旬，斯大林、杜鲁门和丘吉尔相会于柏林西南的波茨坦，举行了二战期间第三次会谈，进一步商议战后世界的安排和前苏联对日本投降的最后通牒草案，并于7月24日送交丘吉尔。丘吉尔对草案的措辞表示赞同。他们一致认为，中国应被列入这项公告的发起国之列。
于是，杜鲁门通过驻华大使赫尔利，向蒋介石转告了通告的内容。蒋对公告表示赞同，只是要求将他的名字列在英国首相之前。
7月26日9时20分，《中美英促令日本投降之波茨坦公告》通过电波向全世界公布。公告宣布：中、美、英三国武力在“所有联合国之支持鼓励下”，“即将给予日本以最后的打击”；日本应以法西斯德国的失败为鉴，尽快做出抉择，盟国同意给日本一机会，以结束战争。条件是：永远剔除日本企图征服世界的权威和势力，肃清军国主义；同盟国必须占领指定的日本领土，以保证上述目标的实现；必须实施《开罗宣言》诸条件；日本的本土限于本州、北海岛九州，及被指定的其他小岛之内；日本军队要完全解除武装；日本战犯将被处以严厉的法律制裁；容许日本维持其经济所必需及可偿付实物赔偿的工业，但不容许日本存在可能重整军备的工业；在实现以上目标并根据日本人民的意志建立和平政府之后，同盟国占领军立即撤出；通告日本政府立即宣布所有武装部队无条件投降，否则日本将遭迅速完全的毁灭。
7月27日上午10时30分，日本最高战争指导会议开会，讨论《波茨坦公告》与前苏联调停的可能性问题。会议决定，先听听莫斯科方面的动静，再对《波茨坦公告》作出答复。但铃木首相在次日的一次记者招待会上，公开宣称《波茨坦公布》不过是《开罗宣言》的“旧调重弹”，“没有多大价值”，日本“根本不屑一顾”。
日本既然公开拒绝了《波茨坦公告》，盟国只有采取强烈的手段，对它进行摧毁性的打击。
日本政府要员似乎没意识到铃木讲话的严重后果，他们默默幻想着前苏联出面斡旋调停，无所作为地度过了表面上平静的10天。而其实这10天正酝酿着一个人类历史上的巨大灾难。
纽伦堡和东京的国际审判
德日法西斯发动第二次世界大战，给人类造成了深重的灾难。反法西斯战争胜利时，除元凶希特勒、纳粹德国宣传部长戈培尔、党卫队和秘密警察头子希姆莱已畏罪自杀外，其余22名纳粹要犯全被抓获归案。因此，世界人民坚决要求尽快惩办这些罪魁祸首。1945年8月8日，美英法苏四国代表在伦敦签订了《关于控诉和惩处欧洲轴心国主要战犯》的协定，拟订了组建欧洲国际军事法庭的宪章，决定在德国南部工业城市、原纳粹主义的摇篮——纽伦堡进行国际审判。1946年1月19日，同盟国授权远东盟军最高统帅部颁布特别通告，决定成立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在东京审判日本首要战犯。
纽伦堡审判是1945年11月20日在该市法律宫大厅里举行的。在美英法苏四国国旗下，一张椭圆形大桌子旁坐着由四国指派的法官和检察官，在用柞木栏围住的被告席里坐着神情沮丧的纳粹战犯。四周窗帘拉得严严实实，气氛庄严肃穆。
许多国家的代表先后走上法庭讲坛，以无可辩驳的事实揭露和证明纳粹战犯惨绝人寰、罄竹难书的罪行。他们控诉法西斯如何策划、准备和发动侵略战争；如何疯狂掠夺被占领国家的粮食、工业原料、机器设备和劳动力，恣意破坏城镇；如何把战俘和犹太人关入集中营从事苦役或送入毒气室大批加以杀害；如何把被关押者进行各种非人道的试验；如何把死者头发、人皮等制作工艺品……这些血和泪的控诉和作证激起了到庭听众的莫大义愤，通过新闻媒介的及时报道，也激起了全世界千百万人民的义愤，使公众更加看清了法西斯的本质。
但是一些死不悔改的纳粹战犯仍负隅顽抗，有的装疯卖傻，企图逃避审讯，有的竭力为自己开脱罪责，厚颜无耻地否定记录在案的讲话，甚至否定自己在文件上的亲笔签字。国际军事法庭依据事实和法理，作出了有力的反驳，使得这一小撮战犯窘态百出，不得不低头认罪。
纽伦堡审判持续了1年。1946年10月1日，在最后一次即第407次开庭时，法官庄严宣读了判决：12名战犯被判处绞刑、3人被判处无期徒刑、4人被判有期徒刑、3人被判无罪开释。当纳粹德国外交部长里宾特洛甫听到自己被判处绞刑时，手脚瘫软，不得不在卫兵搀扶下走出去。驻波兰的纳粹刽子手弗朗克吓得尿了裤子，虐杀犹太人的祸首施特莱彻嘴里流着唾沫，也顿时成了废物。玩火者必自焚，这就是历史的公正逻辑！
东京审判是从1946年5月3日起开庭的，一共进行了818次公审，到1948年11月12日结束。审讯就在关押罪犯的巢鸭监狱附近的原陆军士官学校礼堂举行。由中、苏、美、英、法、荷兰、加拿大、澳大利亚、新西兰、印度、菲律宾等11国的代表组成的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同样以无数铁的事实和罪证，控诉日本法西斯在“大东亚共荣圈”等幌子下对中国等亚洲各国人民实行极其残暴的统治。尽管原日本总理大臣东条英机、南京大屠杀的指挥者松井石根等法西斯要犯继续坚持反动立场，百般抵赖和狡辩，但最终逃脱不了世界人民正义的判决。在宣判有罪的25名战犯中，东条英机等7人被判处绞刑，16人被判处无期徒刑，2人被判处有期徒刑。
纽伦堡审判和东京审判都是具有深远历史意义的重大国际审判。它们不仅惩办了法西斯要犯，伸张正义，大快人心，更重要的是清算了法西斯的罪行，揭露了法西斯主义卑劣、丑恶和残忍的本质，向全人类敲起永远牢记二战教训、决不让法西斯主义死灰复燃的警钟。
经济互助委员会的成立及其活动
第二次世界大战使前苏联和东欧各国的经济蒙受了巨大的损失，战后它们面临着医治战争创伤，迅速恢复和发展经济的紧迫任务。东欧各国在经济建设中希望得到前苏联的援助和支持，前苏联为了稳定东欧，也力求发展与东欧各国的经济关系。1945~1946年间，前苏联与东欧国家签订了一系列经济合作协定，进行各种贸易活动。这对前苏联、东欧各国经济的恢复和发展起了积极作用。
1947年6月，“复兴欧洲”的马歇尔计划提出后，捷、波、罗、南等国都准备参加。但是，前苏联揭露和谴责了马歇尔计划企图控制受援国的阴谋，使东欧国家与前苏联一起拒绝参加马歇尔计划。美国企图通过马歇尔计划分化东欧、控制东欧的目的没有得逞，于是转而在经济上对东欧国家施加压力，不仅取消了贷款，而且还策动西方国家对东欧进行经济封锁。
为了反击马歇尔计划，进一步巩固东欧阵地，前苏联采取了相应措施。1947年7~8月间，前苏联先后与保、捷、匈、波、罗等国签订了双边经济贸易协定。这些协定被西方统称为“莫洛托夫计划”。与马歇尔计划相抗衡的“莫洛托夫计划”的实施，便初步形成了以前苏联为首的东欧贸易圈，为后来经济互助委员会的成立奠定了基础。
1949年1月5日—8日，苏、波、捷、匈、罗、保六国代表在莫斯科举行经济会议，讨论全面解决前苏联和东欧各国之间的经济合作问题。1月25日，六国代表正式签署并发表了《关于成立经济互助委员会的公报》。公报谴责了马歇尔计划，表示要实现东欧国家和前苏联的“更广泛的经济合作”，决定建立经济互助委员会。
1959年12月举行的经互会第十二次会议上通过了《经济互助委员会章程》。它在所有签字国政府批准后于1960年4月13日开始生效。章程规定经互会的宗旨是：“通过联合和协调委员会各成员国的力量，促使这些国家国民经济的有计划发展，加速其经济和技术进步，并提高工业不发达的国家的工业化水平，促进各成员国劳动生产率的不断提高和人民生活福利的不断增进。”
经互会起初被确定为欧洲地区的组织，1962年对章程作了修改，规定非欧洲国家也可以加入。到80年代，经互会共有10个成员国：苏、保、匈、波、罗、捷、民主德国、蒙古、古巴、越南。阿尔巴尼亚于1949年2月参加，1961年12月起停止参加经互会的一切活动。此外，还有一些国家的代表以观察员身份出席经互会的一些会议。
经互会的主要机构有：经互会会议，为最高权力机构，执行委员会，为执行和管理机构，合作委员会，受执委会领导，现已设立计划工作、科学技术和物资技术供应等合作委员会。
经互会的合作大体经历了3个阶段：初期主要是进行贸易，50年代中期以后，通过协调国民经济计划扩大到生产领域的合作，推动生产的“国际分工”；70年代以后，主要合作形式为实行“经济一体化”。
国民经济计划的协调是经互会的重要活动方式。1954年经互会第四次会议决定，开始对各成员国的五年计划进行协调。1971年经互会第二十五次会议通过了《社会主义经济一体化的综合纲领》。它进一步规定：对经济政策进行磋商；编制对经济、科技的预测，协调长远经济规划；改进对五年计划的协调工作等。1984年6月举行的经互会最高级会议上又规定，首先协调各国在社会主义国际分工中实行专业化的基本方向，增加最重要商品相互供应的措施等。
生产专业化与协作开始于1955年，到1985年已签订多边生产专业化和协作的协定有150项，双边专业合作协定达1000多项。
科技合作是经互会活动的主要方面，形式是协调科技政策和科技研究工作。经互会科学技术合作委员会在70年代制订了关于各成员国在1980~1990年的科技合作基本方针，共涉及182个科技问题。1985年12月，经互会第四十一次（非常）会议讨论并通过了《2000年前经互会国家长期科技合作综合纲要》，规定在2000年前，经互会国家要在国民经济电子化、综合自动化、原子能动力、新材料新工艺、生物工程五个最先进的科技领域有个突破性的发展，并确定92个科研课题。目前共有1500多个科研组参加完成《纲要》的工作，已联合研制出近400种现代化的新产品。
在对外贸易方面，经互会成员国之间除签订双边年度贸易协定外，还签订长期贸易协定。各成员国的生产合作和其他经济联系是通过贸易渠道结算的。随着相互合作的发展，相互贸易额有较大增长，1950年约45亿卢布，到1983年达1660亿卢布，比1950年增长36倍。贸易结算通过“集体外汇”即转账卢布进行。每个转账卢布的价值为0.987412克黄金，但不以货币形式出现。
经互会成立以来，各成员国经济都取得了很大成就，这与经互会的作用是分不开的。对东欧国家来说，经互会成立初期，对打破西方经济封锁，解决它们的经济困难起了积极作用。后来通过经济合作，前苏联长期向它们提供燃料和原料，基本上解决了这些国家单干所不能解决的困难。但也因此造成了东欧国家在经济上对前苏联有较大的依赖性，政治上不得不对前苏联做出让步。同样，前苏联参加经互会也得益不少。前苏联可以获得某些东欧成员国的先进技术和科研成果，还得到许多产品，补充前苏联国内市场产品的不足。
经互会在40多年的实践中，也存在不少问题，最主要的是：成员国间的经贸关系，严重忽视了商品经济和价值规律作用的存在，严重影响了企业的积极性；长期局限于成员国内部的经贸活动，脱离世界经济、技术发展的竞争，导致经济的落后。1989年东欧前苏联形势剧变后，各成员国认为经互会的根本改造势在必行，但如何改造却意见分歧。1991年6月28日在布达佩斯召开的经互会第四十六次会议，作出了解散经互会组织的决定。但经互会组织的解散，并不意味着长期形成的前苏联东欧经贸关系的完全中断。
丘吉尔铁幕演说拉开冷战序幕
1946年3月5日，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政治巨星英国首相温斯顿·丘吉尔在美国总统杜鲁门的陪同下，来到美国密苏里州的富尔顿学院，进行了一个题为《和平砥柱》的演说——这便是著名的铁幕演说。据报道，有3000人现场观看了丘吉尔的演说，同时有4万人拥挤在校园内、公共场所和街道上听他演讲。演讲不仅在美国全境实况转播，而且也向英国转播。
丘吉尔在此次演说中极力鼓吹英美联合以对抗前苏联拉下的纵贯欧洲南北的“铁幕”，从而揭开了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东西方“冷战”的序幕。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世界形势和各国之间的力量对比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德、日、意法西斯被彻底击溃了，英、法等老牌帝国主义国家也遭到严重削弱。只有美国通过一场战争，经济和军事力量得到空前膨胀，它的军队和政治经济势力越过大西洋和太平洋进入西欧、地中海、中东和远东等广大地区，成了头号帝国主义国家。它取代德、日、意法西斯的地位，野心勃勃地要称霸欧洲和全世界。
另一方面，前苏联禁受了反法西斯战争的严峻考验，国力大大增强，在追击纳粹军队过程中，红军也越出国境进入东欧、中欧等地区，并在东欧各国建立了社会主义制度。随着战争的结束，美苏就在世界最重要的战略地区——欧洲，形成了对峙局面。欧洲战场的硝烟尚未消失，美国就酝酿发动“冷战”，遏制前苏联，力图把处于前苏联和美国之间的广大中间地带，首先是欧洲控制起来。丘吉尔的铁幕演说正是在这种历史背景下发表的。
丘吉尔在演说中宣称：“我们不能无视一个事实，就是美国和大英帝国的每个公民到处都能享受的自由，在相当多的国家里是不存在的，其中一些是十分强大的国家。在这些国家里，各种包罗万象的警察政府对老百姓强加控制，达到了压倒和违背一切民主原则的程度。或是一些独裁者，或是组织严密的寡头集团，他们通过一个享有特权的党和一支政治警察队伍，毫无节制地行使着国家的大权。在这多难的岁月，我们的责任不是用武力去干预那些我们不曾征服的国家的内部事务。但是，我们绝不能放弃以大无畏的声调宣扬自由的伟大原则和基本人权。这些英语世界的共同遗产，继大宪章、人权法案、人身保护法、陪审团审讯制以及英国习惯法之后，它们又在美国独立宣言中得到举世闻名的表现。”
丘吉尔呼吁英、美之间建立兄弟般的联合和特殊的军事合作关系，以对抗前苏联的铁幕：“从波罗的海的斯德丁（什切青）到亚德里亚海边的的里雅斯特，一幅横贯欧洲大陆的铁幕已经降落下来。在这条线的后面，坐落着中欧和东欧古国的都城：华沙、柏林、布拉格、维也纳、布达佩斯、贝尔格莱德、布加勒斯特和索菲亚——所有这些名城及其居民全都处在前苏联的势力范围之内，不仅以这种或那种形式屈服于前苏联的势力影响，而且还受到莫斯科日益增强的高压控制……”他还耸人听闻地宣传共产党的“第五纵队”已遍布各国，“到处构成对基督教文明的日益严重的挑衅和危险。”
丘吉尔的铁幕演说立即在世界上引起了激烈的反响，演说中的过激言辞震动美国朝野，国际舆论为之哗然。美英两国政府都公开否认丘吉尔的演讲与其国家政策存在联系。
1946年3月，斯大林在接受《真理报》记者采访时，针对丘吉尔的演说指出，这个演说是危险的，目的在于破坏盟国之间合作。丘吉尔是在号召同前苏联进行战争，他在鼓吹战争。
不过，应该承认，丘吉尔的演讲本身就表明二次大战中形成的同盟国已经分化，新的对立阵营正在形成。东西方之间延续近半个世纪的冷战开始了。
美国批准援助欧洲的马歇尔计划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后，西欧各资本主义国家由于战争的浩劫，一方面经济濒临瘫痪，急需要外部资金的援助以恢复生产，一方面由于阶级矛盾的激化，加上二战中社会主义的前苏联英勇抗击德国法西斯并最终取得了胜利，其影响日益增加，西欧国家有可能引入社会主义制度的情况下，美国为了从政治和经济上控制西欧以抗衡前苏联并最终称霸全球，遂提出并实施了马歇尔计划。
经美国总统杜鲁门批准，美国副国务卿艾奇逊在1947年3月5日指示国务院—陆军部—海军部协调委员会在财政部协助下，草拟“更大的欧洲计划”；同时在国务院内成立援外委员会，起草陈述国务院看法的备忘录。4月底5月初，这两套班子先后提出初步报告，建议制定全面的援外计划，强调把欧洲当作一个整体来考虑，重视德国在欧洲复兴中的作用。
第二天，他就指示凯南领导的政策设计委员会提出全面研究美国援助欧洲的具体建议。
5月23日，凯南主持的政策设计委员会提出报告，从美国全球战略着眼，分析了“欧洲复兴”与“杜鲁门主义”的关系，针对杜鲁门主义露骨的意识形态色彩，凯南报告强调，“美国援助欧洲的努力，不应以同共产主义本身作斗争为目标”，美国不能像总统咨文中承诺的那样，在全球范围背起同共产党斗争的包袱，而要讲清楚，“只有未来的成果同美国支付的财力和人力之间有令人满意的关系的情况下，才能考虑给予援助。”
1947年7月12日，欧洲经济会议如期在巴黎举行。会议参加国有英国、法国、奥地利、比利时、丹麦、希腊、冰岛、爱尔兰、意大利、卢森堡、荷兰、挪威、葡萄牙、瑞典、瑞士、土耳其等16国，英国外交官奥利弗·弗兰克斯担任主席。会议期间，美国助理国务卿克莱顿、驻法大使卡弗里、驻英大使道格拉斯、驻德高级专员的政治顾问墨菲等人不断与弗兰克斯及执行委员会“磋商”，事先审阅巴黎经济会议起草的一切报告，表明西欧各国必须按照美国的要求行事。但是，西欧国家有各自的要求，它们在8月底拟就的报告草案，曾要求美国提供282亿美元援助，美国认为这是漫天要价，根本不能实现。在美国的压力下，西欧不得不一再削减援助数额。美国还强调，为了取得美国国会同意，“美国政府要保留批准对等基金使用的权利”。当时严重依赖美援的西欧国家不得不在许多问题上屈从美国的要求。
9月22日，16国代表签署了欧洲经济合作委员会的总报告，对欧洲复兴计划的合作范围含糊其辞，只是表示了参加国之间相互合作的意愿。鉴于美国压力，报告规定了计划的四项原则是：“一、各参加国努力发展生产，特别是使农业、燃料和动力、运输以及设备现代化等；二、建立和维持国内的财政稳定，作为取得充分利用欧洲的生产和财政资源的一个重要条件；三、在参加国之间发展经济合作；四、采取措施解决参加国与美洲大陆之间来往的赤字。”最后，总报告向美国提出了在四年内提供224亿美元的援助要求。
1947年12月19日，杜鲁门向国会正式提交《美国支持欧洲复兴计划》的咨文，要求在1948—1952年拨款170亿美元，前15个月先拨68亿美元，并成立经济合作署总理此事。
1948年，在一片反对“前苏联威胁欧洲”的喧嚣声中，国会于4月2日通过了《1948年对外援助法》。第二天，经杜鲁门签署，马歇尔计划开始正式执行。
根据《1948年对外援助法》，马歇尔计划的金额应逐年审批，并不确定为期4年的总金额，把政府提出的头15个月拨款68亿美元改为53亿美元，但这只是最大限额，必须另有拨款法确定可供使用的款项。
该法第115条规定，西欧国家必须同美国签订多边或双边协定才能取得援助。参加国必须提供经济情况的统计数字，允许美国对其内部预算做某种程度的控制。受援国还须承担某些具体义务，如同其他国家合作以增进贸易；采取必要的金融和货币措施，以稳定通货；确定或保持有效的外汇兑换率；一旦条件成熟立即平衡政府预算，并全面恢复或保持货币制度的信誉等等，为保护美国经济，该法规定鼓励利用美国剩余物资，禁止采购紧张物资，促进物资调拨以适应美国需要，不得从美国以外地区采购农产品等。
在美国国会通过《对外援助法》后，西欧16国代表和美、英、法驻德军事长官于1948年4月16日签署欧洲经济合作公约，决定成立常设的欧洲经济合作组织。该组织设立由全体成员国组成的理事会，下设执行委员会和秘书长等人协助工作，规定秘书长和工作人员不征求也不接受任何成员国或任何政府或在该组织之外的任何政府当局的指示。积极推进欧洲一体化并得到美国支持的比利时首相保罗，亨利·斯巴克被选为理事会主席，执行委员会主席由英国埃德蒙·霍尔·帕奇爵士出任，另一名欧洲一体化的推进者让·莫内拒绝了秘书长的职务，由他推荐罗贝尔·马若兰出任此职。6月至7月，各参加国先后同美国签订了协定。
当时，美国给英国的援助早已用完，法国、奥地利、意大利等虽在1947年底接受在1948年4月前提供5亿美元的“临时援助”，但仍亟需援助物资源源不断运来，其他国家的美元储备也濒临枯竭。因此，来不及等待美国国会通过第一年拨款方案，欧洲经济合作组织即根据美国经济合作署的要求，提出了第一季度（1948年4—6月）分配额，最后决定拨款13.9亿美元，并开始办理拨款工作。第一年援欧拨款通过后，经济合作署计划分配总额为48.75亿美元，获得援助最多的5个国家是：英国（12.63亿）、法国（9.89亿）、意大利（6.01亿）、西德（5.14亿）、荷兰（4.96亿）。援助实施的方式是美国政府通过财政预算将这笔款项拨给经济合作署，由该署向美国企业采购西欧“复兴”所“必需”的物资，然后把这些物资输给受援国。美国政府把这笔款项连同包括运输费在内的劳务费，记入专门开列的特别帐户。受援国得到这批物资后，把销货所得以本国货币记入特别帐户，这就是该法第115条规定的“对等基金”。受援国要在经济合作署同意下，方可使用该基金的95%，以“稳定国内货币和金融或刺激生产”。其余5%，由美国支配，用以购买美国“短缺”的物资，即增加美国战略资源的储存。援助大部分作为赠款提供，至1948年底，约有1/5的援助是以贷款方式提供的。至1952年6月，美国经济合作署结束工作，共拨款131.5亿美元，其中贷款约1/10。
印巴分治的艰辛谈判
1947年6月3日，印度总督蒙巴顿公布“印度独立法案”（又称“蒙巴顿方案”），法案规定：英国人将政权移交给印度人民；同时，按印度人民的宗教信仰，将印度分成印度和巴基斯坦两个国家，两国都获得自治领的地位。各土邦在政权移交后享有独立地位，可以自行决定加入哪一个国家，也可以选择继续保持同英国的殖民关系，但不能享有自治领的权力。
7月中旬，英国议会批准“蒙巴顿方案”。8月14日与8月15日，巴基斯坦和印度相继宣布独立。这样，原英国统治下的印度，被分割成三部分：主要由穆斯林组成的巴基斯坦，主要由印度教徒组成的印度联邦，数百个王公土邦。英国在印度190年的殖民统治结束了。
早在18世纪中期，英国殖民者就进入印度，并很快征服印度，建立起殖民统治。印度人民为争取民族独立，进行了不屈不挠的斗争。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印度人民的反英斗争不断高涨，要求摆脱殖民统治的呼声越来越高。
从1945年下半年起，印度各地爆发了罢工运动，当年的罢工次数达到850起。1946年，罢工运动风起云涌，全国爆发了1600余次罢工，参加人数近200万。1946年2月，孟买的海军举行起义，2万名士兵参加了起义队伍，他们高呼“打倒英帝国主义”、“胜利属于印度”等口号。在农村，爆发了共产党领导的农民起义，并建立了政权，没收地主王公的土地。在孟加拉地区，佃农们开展了减租运动。
英国的殖民统治制度摇摇欲坠，英国人将印度描绘成“一艘舱中满载弹药而在大海中着了火的船”，时刻都有爆发革命的危险。而英国在战后国力一落千丈，经济遇到严重困难，已经难以驾驭印度局势。英国政府不得不采取新的对策，准备给予印度一定程度的独立。
1946年3月，英国政府派遣内阁成员组成的使团前往印度。使团与印度各政党进行接触，于5月提出一套方案。该方案规定，印度取得自治领的地位，独立后的印度是由各省和土邦组成的联邦，联邦中央政府只有管辖国防、外交和交通的权力，其余权力由各省和土邦政府管辖；召开制宪会议制定联邦宪法，制宪会议代表按印度教、伊斯兰教和锡克教三个宗教单位进行选举。但这一方案并没有明确印度独立的时间期限。
同时，印度总督魏菲尔提出印度临时政府组成方案，印度教徒、穆斯林、其他教派在政府中各占40%、40%和20%的席位。
英国统治下的印度居民有多种宗教信仰，其中以印度教徒和伊斯兰教徒人数最多。英国统治者为了方便地统治印度，采取“分而治之”的策略，有意在两个教派之间制造矛盾，使两派教徒经常发生流血冲突。代表印度教徒的国大党和代表伊斯兰教徒的穆斯林联盟，是印度两个最大的政党，两党对印度的未来也存在严重分歧。穆斯林联盟主张印度教徒和穆斯林是两个不同的民族，要求建立独立的伊斯兰国家“巴基斯坦”，而国大党则主张维护印度的统一。
国大党和穆斯林联盟对内阁使团的方案和临时政府方案，都不满意。穆斯林联盟表示既不参加临时政府，也不参加制宪会议，将为建立巴基斯坦而斗争。从8月份开始，印度许多地区都发生两派教徒之间的仇杀，在加尔各答、孟买、孟加拉、比哈尔省、联合省等地，印度教徒和穆斯林相互残杀，造成大量人员伤亡。
1946年末到1947年初，印度各地不断爆发罢工浪潮，教派冲突也不断发展，局势日益严峻，英国政府已无法维持正常的秩序。1947年2月20日，英国首相艾德礼宣布，最迟在1948年6月以前把权力移交到负责的印度人手中。3月22日，蒙巴顿取代魏菲尔担任印度总督。面对印度动荡不安的局势，蒙巴顿主张将移交权力的时间提前到1947年8月，并草拟了印、巴分治的方案。英国政府对他提出的方案作了一些修改，在6月3日予以公布。国大党和穆斯林联盟在英国的压力下，分别接受了“蒙巴顿方案”。
6月底，在蒙巴顿主持下，开始划分印、巴边界。孟加拉、旁遮普两地是既有印度教徒又有穆斯林居住的地方，根据“蒙巴顿方案”，要在这两处进行投票表决，以决定是否分治。投票过程中，两地的印度教徒和穆斯林又展开残杀，军队和英国人都加入了屠杀活动，仅旁遮普就有59万多人丧生。投票的结果是孟加拉、旁遮普实施分治，孟加拉西部、旁遮普东部归印度所有。
1947年8月14日，巴基斯坦自治领成立，伊斯兰领袖真纳担任总督；8月15日，印度自治领成立，蒙巴顿留任总督，国大党领导人尼赫鲁担任总理（1950年印度共和国成立，1956年巴基斯坦伊斯兰共和国成立，两国仍留在英联邦内）。
印度人和巴基斯坦人载歌载舞，庆祝国家独立。印度圣雄甘地却无比悲伤，没有参加庆祝活动，而是绝食一天。他一向主张印度教徒和穆斯林团结一致，维护印度统一。1948年1月，甘地被印度教狂热分子杀害。
英国人的分治策略，为印、巴留下许多隐患。在分治过程中，有一二百万人死于教派仇杀，种下了印、巴仇恨的种子，为后来两国发生武装冲突埋下祸根。分治引起大规模的难民迁移，原居住在印度境内的穆斯林、居住在巴基斯坦境内的印度教徒，为避免被仇杀的命运，纷纷逃离家园。双方的难民总数，约有1500万人。巴基斯坦被分为东西两块，两块之间没有陆地相连，最终造成巴基斯坦的分裂（1972年东巴基斯坦独立，成立孟加拉国）。
分治最大的隐患是克什米尔问题。“蒙巴顿方案”规定，各土邦可以自由选择加入印度或巴基斯坦。分治后，地理位置在印度境内的土邦都加入了印度。惟有克什米尔土邦（又称“查谟和克什米尔”）的归属，引起印、巴的长期争端。
克什米尔居民中，近80%是穆斯林，他们愿意加入巴基斯坦；但土邦的王公是印度教徒，想加入印度。印、巴分治之初，王公宣布保持独立。克什米尔的战略位置十分重要，又是尼赫鲁的故乡，印度坚决反对它加入巴基斯坦；巴基斯坦则认为克什米尔的居民中穆斯林居多，加入巴基斯坦是理所当然的事。
1947年9月，克什米尔蓬奇地区的穆斯林发动起义，组成穆斯林政府，宣布加入巴基斯坦。穆斯林居民纷纷加入起义队伍，巴基斯坦境内的穆斯林也前来援助。王公急忙宣布加入印度，要求印度派兵支持。10月27日，印度军队进入克什米尔，向穆斯林起义军进攻，攻占了不少重镇。巴基斯坦更加积极地支持克什米尔的穆斯林，不久也派军队进入克什米尔。
1948年底，在联合国的调解下，印巴达成1949年1月1日停火的协议。1949年7月，双方划定永久停火线，印度控制了克什米尔五分之三的土地，巴基斯坦控制了克什米尔五分之二的土地。
事实上，双方并没有在克什米尔永久停火，冲突一直不断。
米高扬中国之行，拉开新时期中苏关系序幕
深得斯大林信任的前苏联领导人米高扬，曾为中国人所熟知，原因在于他1954年9、10月间和1956年9月两度访华。但中共领导人对他的了解，却早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夕。米高扬的那次中国之行拉开了新时期中苏关系的序幕。
早在1948年4月，毛泽东就向斯大林提出，准备亲自到莫斯科和斯大林共商一些有关中国革命的问题，双方约定了会晤的时间。但随着中国革命的迅速发展，毛泽东无法分身赴约。1949年1月，斯大林来电表示，中国革命需要毛泽东，他将派一名政治局委员来中国解放区访问。
米高扬，1915年即成为布尔什维克，是高加索革命运动的领导人，也是斯大林有力的支持者。1935年他被选为政治局委员，1946年后又兼任前苏联部长会议副主席。因此，斯大林认为米高扬是来华的最合适人选。
带着斯大林的使命，米高扬化名为安德列夫，秘密前往中国。他先抵达中国大连的苏军机场，然而再继续往西南方向飞，于1949年1月31日上午到达石家庄。毛泽东专门派出了汪东兴和师哲到机场迎接。下飞机后，他们又坐了70多公里的吉普车，才最后到达了西柏坡村。第一次到中国，米高扬非常兴奋，也非常好奇，他急于见到中共中央的五大书记。
一下吉普车，米高扬就见到了前来迎接他的毛泽东。毛泽东热情地把米高扬一行迎进会客室，并把他们一一介绍给刘少奇、周恩来、朱德、任弼时等几大书记。米高扬则开门见山地说，自己只是“带着耳朵来的”，只负责听取中共的意见，不回答。然后他又转达了斯大林的问候，祝愿中国革命取得彻底的胜利。接着，米高扬还呈送了斯大林赠给毛泽东的一块毛料。
第一天会谈，双方只是海阔天空地闲聊了一些一般性的问题。但谈话一开始，米高扬就意外地发现自己带来的翻译小柯瓦廖夫不能胜任工作。这位苏共党内的汉学家，中文口语欠佳，又听不懂毛泽东的湖南话，几乎一句也译不出来。米高扬非常生气，不断催促他。而毛泽东的翻译师哲却显得熟门熟路，操作自如。师哲曾在前苏联学习和工作了15年，是真正的前苏联通。因此，在以后的几天里，师哲一人承担起了毛泽东、米高扬两人的翻译。
从2月1日起，连续三天，双方进行了实质性的谈话。毛泽东深知与米高扬的谈话，实际上是与斯大林的谈话，要想使苏共了解中国革命的情况，必须首先使米高扬了解中国共产党及广大中国人民的愿望。因此，毛泽东的谈话充满了政治家和哲人的深邃与远见卓识。米高扬听得非常仔细，并极少发表看法。
毛泽东谈到，到目前为止中国革命之所以能够发展得较为迅速，主要在于战略战术正确，指挥得当；用不了太久，就可以取得完全、彻底的胜利，中国共产党已经具备了打败蒋介石的条件；现在我们需要着重考虑的是，如何建设新政权。
毛泽东把党对新政权的性质、形式、组成等有关问题的考虑详细向米高扬作了介绍，特别是建立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的联合政权，恢复生产与组织人民建设新国家等问题讲得最多。毛泽东谦虚地说：“国家建设这个课题对我们来说是生疏的，但可以学会的。有前苏联走过的道路，可资借鉴。”米高扬听到这儿，微笑着点了点头。
毛泽东接下去又谈了军队的现状和发展问题、土改工作问题、民族问题、党内状况、新中国的对外政策等问题。米高扬都认真地一一细听，极少插话。
后来，任弼时就群众工作、恢复发展生产、中国解放战争的发展等问题又与米高扬进行了单独的谈话。周恩来就如何做好后勤工作以保障战争的顺利发展、战后的经济工作、成立新政府的规划与设想，以及对外关系中国民主党派等问题，与米高扬也进行了单独谈话。周恩来还主动请米高扬就新政府的建立问题发表点自己的意见，米高扬被他谦逊、缜密的作风所打动，开口说道：“从原则上说，中央政府各部门只在十分必要的情况下才设立。否则，政府部门的臃肿庞大、重迭、复杂，几乎不是人的意志可以转移或控制的。我们数十年来，政府机构每年都在变化，着力于压缩、精简。但结果是，机构一年比一年庞杂、臃肿、笨重，不灵活，工作效率提高不快。这个现象必须防止。”周恩来听到这些，不住地点头，表示赞同。
2月7日凌晨，米高扬满载着两耳朵中共领导人的话，离开了西柏坡。毛泽东头一天已为他送行，就当时最好的条件宴请了他，并与他合影留念。
到了石家庄，米高扬乘车游览了这座解放不久的城市，当日登机回国复命。
西柏坡之行，给米高扬留下了终身难忘的印象。他曾对毛泽东的翻译师哲说：“你们党的领导是坚强的，党内人才济济，这是取得胜利第一个保证。”米高扬回到莫斯科，向斯大林作了详细的汇报，这些汇报使斯大林和苏共中央陷入了深深的思考。
米高扬走后不到8个月，中国革命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发展着。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中苏关系从此也翻开了新的一页。
中共代表团秘密访苏，建立两党合作关系
1949年2月10日，斯大林召集保共季米特洛夫和南共卡德尔等在莫斯科举行三党会议，讨论巴尔干联盟和希腊革命问题，在会谈中斯大林严厉批评了保共和南共支持希腊起义之后，坦率地承认在中国革命问题上犯了错误。他说：“战后，我不相信中国共产党人能取胜。我那时认为美国人将会全力以赴地扑灭中国的起义。我曾劝说毛泽东，最好是与蒋介石和解，与蒋介石建立某种联合政府……但是毛泽东开始发动了一场大攻势，最后取得了胜利。你们看，我也会犯错误。”
在中国革命的胜利已成为既成事实的情况下，斯大林采取了承认现实的立场。5月30日，他召回了驻国民党广州政府的大使罗申，完全放弃了对国民党残余政权的支持和利用。
为了争取前苏联及东欧各国对即将诞生的新中国的支持，并就新中国诞生前后可能出现的国内、国际问题进行协商，1949年5月，中共中央决定派一个秘密代表团访苏。
受毛泽东的委托，刘少奇接受了这一重大历史任命。1949年7月2日，代表团秘密启程，先是前往东北的旅顺口，在那里登上前苏联提供的飞机，绕道朝鲜前往前苏联。代表团的成员除刘少奇外，还有王稼祥、高岗、徐介藩和师哲等人。
刘少奇1921年曾在前苏联学习，正是在学习期间，他加入了共产党（文革初期他被打成“叛徒、内奸、工贼”与此不无关系），由他担任代表团的团长非常合适。
临行前，毛泽东再三嘱咐代表团，对于前苏联党和同志一定要尊重友好，特别是对斯大林同志的意见一定要认真听取，珍惜中苏人民和中苏两党之间长期结成的战斗友谊。如果遇到前苏联同志有什么考虑欠周到的地方，千万不要计较，尽最大可能地做到“虚心、友好、学习”。
出乎中国代表团意外的是，斯大林对刘少奇的秘密来访表现出了非常高的热情和相当友好的态度，无论是接待安排还是会晤规格都是很高层次的。
刘少奇和中共代表团原准备主要同相同级别的前苏联领导人会晤商谈，然后礼节性地请前苏联同志安排一两次与斯大林的会见就可以了。
但斯大林不仅从头到尾关心和直接安排中共代表团的活动，而且亲自与刘少奇会谈了5次。
这在斯大林接待外国来宾的历史上可是不多见的！
会谈主要是在斯大林和刘少奇两人之间进行的。刘少奇介绍中国的情况占了大多数时间。
在第一次会谈时，斯大林听着刘少奇的介绍，很少插话。中国共产党凭借什么战胜了装备精良、又有美国人直接支持的国民党军人呢？他一边听一边思索着答案。
中国共产党在人民战争中的胜利，为中共领导人赢得了斯大林的尊重。
第二次会谈时，刘少奇主动向斯大林提出请教：“斯大林同志对我们的想法有什么意见，请您和在座的前苏联同志多多指导！”
斯大林严肃而又诚恳地说：“看起来，我以前在中国革命的问题上是犯了错误。”
此言一出，四座皆惊。
作为一个国家元首，在这种场合公开主动承认自己的错误，这充分反映了斯大林的坦诚、勇敢和光明磊落。
刘少奇也感到十分意外，他反应更为敏捷，很得体地说：“斯大林同志实在是太谦虚了！”“不！”斯大林一摆手，认真地说：“我说的是真话。”
在以后的几次会谈中，斯大林再三表示自己过去在中国革命问题上确实犯过错误。出于对主人的尊重和友好，刘少奇和中共代表团的同志则闭口不谈斯大林的过错，只是一再地说：“如果没有前苏联人民的支持，中国的革命就不会这么快就取得胜利。我们对伟大的前苏联共产党和前苏联人民表示由衷的感谢和敬意！”
此后，斯大林让苏共政治局的全体委员认真阅读了中共代表团提供的全部文字材料，他们都表示对中国革命的形势、步骤、方针完全同意，没有什么不同的意见。
斯大林和刘少奇还谈到了国际形势。
冷战使世界和平受到威胁。尽管告别硝烟不久的世界各国人民都迫切地呼唤着和平与发展，但毋庸讳言，战争的威胁依然存在。
新中国建立后将面临一个什么样的国际环境？刘少奇对此十分关心，他想听听斯大林对此有何见解，便问起了新的世界大战爆发的可能性、目前世界政治格局中战争与和平的因素以及其他的有关问题。斯大林的回答十分慎重，他认为，第三次世界大战暂时打不起来，因为人民的力量和和平的力量比以往任何时候都强大了。
在这次会谈中，斯大林还希望中共能够尽快地建立自己的政府，以免外国势力出面干涉中国的局势。
斯大林的告诫引起了刘少奇的高度重视。他立即将信息电告毛泽东。毛泽东认真分析了斯大林的意见，召集中央领导人讨论决定，将原定于1950年1月1日成立新中国的日期提前到1949年的10月1日。
通过几次会谈，斯大林认识到中国共产党已经是一个成熟的党，中共领导人更是一流领袖。斯大林预测世界革命的中心将东移，以后会移到中国，当他提议为“小弟弟”（中国）超过“老大哥”（前苏联）祝酒时，刘少奇十分紧张，说什么也不敢接受。
刘少奇此次访苏比预先的设想要顺利和有成果，同时也进一步消除了隔阂，沟通了两党的关系。
值得一提的是，毛泽东在刘少奇出访前还向斯大林发出一系列信号，对此次出访的圆满成功起到了十分有利的作用。
6月28日，恰好是南斯拉夫事件发生一周年。当时苏美对中共的政策都富有弹性，而中共当然也希望他们即将成立的新政权在国际上得到广泛承认。因此，西方各国都在纷纷议论毛泽东会不会也像铁托那样走“第三条道路”。
中共对美国的试探迟迟得不到积极反应。等待是被动的，因为北边的眼睛在盯着中国共产党人的一举一动。沉默是危险的。
爱国将领张治中来到北平，和其他一些社会知名人士极力主张“向美苏二面靠”。
中共不得不表态了。
1949年6月30日，在中共生日的前一天，在刘少奇赴苏的前两天，毛泽东《论人民民主专政》一文发表。
他谆谆告诫党内外各界人士说：“我们在国际上是属于以前苏联为首的反帝国主义战线一方面的，真正的友谊的援助只能向这一方面去找，而不能向帝国主义战线一方面去找。”
毛泽东和周恩来后来议论起这篇文章时，一致认为：脚踩两只船是行不通的，也是危险的。必须一边倒。这样既打消了一切西方国家的幻想，也打消了我们某些自己人的不切实际的幻想。
1949年7月7日，参加新政协筹备会的各党派团体的代表联合宣言，拥护“一边倒”的方针。
刘少奇一行从前苏联回来后，便即刻加入到筹备建国各项事宜的工作中。
新中国即将在东方崛起。
中英关于“紫石英”号事件的百日谈判
1949年5月18日，康矛召同志受命以中国人民解放军华东野战军炮兵第三团政委的身份致函“紫石英”号舰长克仁斯少校：“中国人民解放军镇江前线司令部对于英国军舰于4月20日侵犯中国人民解放军阵地之暴行及其所应负的责任，决定经由谈判解决，今授命康矛召同志为代表，请你方指派相应代表举行谈判。”
5月13日，克仁斯向我军镇江前线司令部袁仲贤将军转交莱国远东舰队总司令布朗特的一封信。信的主要内容是：一、“紫石英偶然事件”的讨论已由英国大使在南京开始，此属高级外交范围之事，我无权决定在“紫石英”舰长与中国人民解放军之间做关于4月20月不幸事件的责任问题的任何讨论。二、不予“紫石英”号舰安全航行的唯一理由可能是它的移动影响到军事行动或者可能使舰艇陷于危险。出于其他任何理由的扣留，当然会产生最严重的国际后果，最好是将“紫石英”号向下游航行的事，由有关海陆军司令官之间来解决。三、我请求“紫石英”号安全通过所有为中国人民解放军所控制的地方而下驶。我授权克仁斯少校解释此函中任何需要解释之点并安排该舰之安全航行诸事宜。
对此，袁仲贤将军指出，英国军舰侵犯中国内河及闯入中国人民解放军阵地的行为，是中国人民所不能原谅的，在英舰未履行其应负的责任之前，我不准备讨论其安全驶离的问题，关于英舰应履行的责任问题可与我的代表康矛召上校谈。
试读结束[说明：试读内容隐藏了图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