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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青少年必读丛书》编委会

出版社：世界图书出版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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冰心散文试读：

前言

冰心（1900～1999），现代女作家，原名谢婉莹，原籍福建长乐。她童年时代随父移居烟台，童年的玩伴，只有大海。冰心把绝顶静寂的大海当作舞台，她既是演员，又是导演。她身着男装，随父亲在兵营中打枪、骑马、划船，俨然军舰上的一员小兵。这段童年生活奠定了冰心一生的品格——做一名海化的青年，具有大海一样博大的胸怀。在遇到磨难的时候，一想到大海。她的心胸就开阔起来，也宁静了下去。

冰心的作品中弥漫着强烈的“爱的哲学”。“爱的哲学”的主题包括三个方面：一是赞美母爱，二是颂扬童真，三是歌颂自然。

歌颂童真是冰心“爱的哲学”一个主要内容。“五四”运动后的中国，像一个初生的婴儿，充满了朝气。这一时期有很多作家都在作品中描绘了充满稚拙之美的童心世界。冰心是这方面的代表作家。她认为，在孩童的心中蕴藏着人类思想的初始状态，它未经世俗的雕琢，因而显现出人类率真自然的本性，体现人性中至善至美的原始状态，这正是冰心所追求的人生态度。

歌颂自然永远是冰心作品中的另一个重要主题。1904年，冰心四岁时，她的父亲谢葆璋任海军学校校长，全家随之由福建移居烟台。到十一岁为止，冰心一直随着父亲在军营中生活，烟台的海边，留下了很多冰心游玩的足迹。冰心喜欢大海，常常一个人走到山上海边去。她在作品中描写道：“独步在沙岸上，看潮来的时候，仿佛天地都飘浮了起来，潮退的时候，仿佛海岸和我都被吸卷了去!”在大自然中，冰心度过了自己无忧无虑的童年。因此，冰心喜欢大自然，一到了野外，就如同回到了故乡。大海、繁星、云霞成了冰心笔下的知音，即使在美国读书期间，慰冰湖畔也留下了冰心与大自然的喃喃对话。在冰心的笔下，大自然是精灵，是孩子们的精灵，它是有活力的，是孩子们最好的朋友。

拥有大海般宽阔胸怀的女作家冰心，在中国文坛上永远放射着耀眼的光芒。

一滴清水，可以折射太阳的夺目光辉；一本好书，可以滋养无数的美丽心灵。细细品味，点燃智慧的澄净心灯；慢慢诵读，开启人生的芳香之旅……

往事

二十一日听审的感想

二十一日早晨，我以代表的名义，到审判庭去听北大学生案件的公判。我们一共有十一个人，是四个女校的代表。那时已经有九点多钟，审判庭门口已经有许多的男学生。以后陆续又来了好些。我们向门警索要旁听证，他们说恐怕女旁听席太仄，不过有一条长凳子，请我们举四位代表进去。我们谁也不愿意在被摈之列，就恳切对他们说：“地方如实在太仄，我们就是站着，也愿意的。”他们无法，就进去半天，又出来对我们说：“只限你们十一个人了，再来的代表可真是没有地方了。”我们就喜喜欢欢地进去。可怜那些后来的代表，真是不幸望门而不得入了。

开审以后的情形，虽然我也有笔记，但是各报纸上都记载得很详细，便不必我再赘了。

旁听证后面写着各条的禁令，内有一条是“不准吸烟吐痰”，但是厅上四面站立的警察不住的吐痰在地上。我才记得这条禁令，是只限于旁听人的。

刘律师辩护的时候，到那沉痛精彩的地方，有一位被告，痛哭失声，全堂坠泪，我也很感动。同时又注意到四位原告，大有“踌躇不安”的样子，以及退庭的时候，他们勉强做作的笑容。我又不禁想到古人一句话，“哀莫大于心死”。唉！可怜的青年！良心被私欲支配的青年！

审判的中间审判长报告休息十五分钟。这个时候，好些旁听人，都围在被告的旁边招手慰问，原告那边静悄悄的没有一个人。我想被告的自有荣誉，用不着别人的怜悯，我们应当怜悯那几个“心死的青年”。

自开庭至退庭一共有八个钟头，耳中心中目中一片都是激昂悲惨的光景。到了六点钟退庭的时候，我走出门来，接触那新鲜清爽的空气，觉得开朗得很。同时也觉得疲乏饥渴，心中也仍是充满了感慨抑郁的感情。

晚饭以后，我在家里廊子上坐着。墙阴秋虫的鸣声，茉莉晚香玉的香气，我也无心领略，只有那八点钟的印象，在脑中旋转。

忽然坐在廊子那一边的张妈问我说：“姑娘今日去哪里去了一天？”这句话才将我从那印象中唤出来，就回答她说：“今天我在审判庭听审。”随后就将今天的事情大概告诉她一点。她听完了就说：“两边都是学生，何苦这样。”又说：“学生打吵，也是常事，为什么不归先生判断，却去惊动法庭呢！”

我当时很觉得奇怪，为何这平常的乡下妇女，能有这样的理解。忽然又醒悟过来，不是她的理解高深，这是公道自在人心，所以张妈的话，与刘律师的话如出一辙。

我盼望改天的判决，就照着他们二人所说的话。因为这就是“公道”，这就是“舆论”。（原载1919年8月25日《晨报》）。

遥寄印度哲人泰戈尔

泰戈尔！美丽庄严的泰戈尔！当我越过“无限之生”的一条界线——生——的时候，你也已经越过了这条界线，为人类放了无限的光明了。

只是我竟不知道世界上有你——

在去年秋风萧瑟，月明星稀的一个晚上，一本书无意中将你介绍给我，我读完了你的传略和诗文——心中不作别想，只深深的觉得澄澈……凄美。

你的极端信仰——你的“宇宙和个人的灵中间有一大调和”的信仰；你的存蓄“天然的美感”，发挥“天然的美感”的诗词，都渗入我的脑海中，和我原来的“不能言说”的思想，一缕缕的合成琴弦，奏出缥缈神奇无调无声的音乐。

泰戈尔！谢谢你以快美的诗情，救治我天赋的悲感；谢谢你以超卓的哲理，慰藉我心灵的寂寞。

这时我把笔深宵，追写了这篇赞叹感谢的文字，只不过倾吐我的心思，何尝求你知道！

然而我们既在“梵”中合一了，我也写了，你也看见了。一九二○年八月三十日夜。（选自《冰心散文集》，北新书局1932年版）

“无限之生”的界线

我独坐在楼廊上，凝望着窗内的屋子。浅绿色的墙壁，赭色的地板，几张椅子和书桌；空沉沉的，被那从绿罩子底下发出来的灯光照着，只觉得凄黯无色。

这屋子，便是宛因和我同住的一间宿舍。课余之暇，我们永远是在这屋里说笑，如今宛因去了，只剩了我一个人了。

她去的那个地方，我不能知道，世人也不能知道，或者她自己也不能知道。宛因是死了，我看见她病的，我看见她的躯壳埋在黄土里的，但是这个躯壳能代表宛因吗！

屋子依旧是空沉的，空气依旧是烦闷的，灯光也依旧是惨绿的。我只管坐在窗外，也不是悲伤，也不是悚惧；似乎神经麻木了，再也不能迈步进到屋子里去。

死呵，你是一个破坏者，你是一个大有权威者！世界既然有了生物，为何又有你来摧残他们，限制他们？无论是帝王，是英雄，是……一遇见你，便立刻撇下他一切所有的，屈服在你的权威之下。无论是惊才，绝艳，丰功，伟业，与你接触之后，不过只留下一抔黄土！

我想到这里，只觉得失望，灰心，到了极处！——这样的人生，有什么趣味？纵然抱着极大的愿望，又有什么用处？又有什么结果？到头也不过是归于虚空，不但我是虚空，万物也是虚空。

漆黑的天空里，只有几点闪烁的星光，不住的颤动着。树叶楂楂槭槭地响着，微微的一阵槐花香气，扑到阑边来。

我抬头看着天空，数着星辰，竭力地想慰安自己。我想：——何必为死者难过？何必因为有“死”就难过？人生世上，劳碌辛苦的想为国家，为社会，谋幸福，似乎是极其壮丽宏大的事业了。然而造物者凭高下视，不过如同一个蚂蚁，辛辛苦苦的，替他同伴驮着粟粒一般。几点的小雨，一阵的微风，就忽然把他渺小之躯，打死，吹飞，他的工程，就算了结。我们人在这大地上，已经是像小蚁微尘一般，何况在这万星团簇，缥缈幽深的太空之内，更是连小蚁微尘都不如了！如此看来，……都不过是昙花泡影，抑制理性，随着他们走去，就完了！何必……

想到这里，我的脑子似乎胀大了，身子也似乎起在空中。勉强定了神，往四周一看——我依旧坐在阑边，楼外的景物，也一切如故。原来我还没有超越到世外去，我苦痛已极，低着头只有叹息。

一阵衣裳的声音，仿佛是从树梢下来，——接着有微妙的声音，连连唤道：“冰心，冰心！”我此时昏昏沉沉的，问道：“是谁？是宛因么？”她说：“是的。”我竭力的抬起头来，借着微微的星光，仔细一看，那白衣飘举，荡荡漾漾的，站在我面前的，可不就是宛因么！只是她全身上下，显出一种庄严透彻的神情来，又似乎不是从前的宛因了。

我心里益发的昏沉了，不觉似悲似喜的问道：“宛因，你为何又来了？你到底是到哪里去了？”她微笑说：“我不过是越过‘无限之生的界线’就是了。”我说：“你不是……”她摇头说：“什么叫做‘死’？我同你依旧是一样的活着，不过你是在界线的这一边，我是在界线的那一边，精神上依旧是结合的。不但我和你是结合的，我们和宇宙间的万物，也是结合的。”

我听了她这几句话，心中模模糊糊的，又像明白，又像不明白。

这时她朗若曙星的眼光，似乎已经历历的看出我心中的瘢结，便问说：“在你未生之前，世界上有你没有？在你既死之后，世界上有你没有？”我这时真不明白了，过了一会，忽然灵光一闪，觉得心下光明朗澈，欢欣鼓舞的说：“有，有，无论是生前，是死后，我还是我，‘生’和‘死’不过都是‘无限之生的界线’就是了。”

她微笑说：“你明白了，我再问你，什么叫做‘无限之生’？”我说：“‘无限之生’就是天国，就是极乐世界。”她说：“这光明神圣的地方，是发现在你生前呢，还是发现在你死后呢？”我说：“既然生前死后都是有我，这天国和极乐世界，就说是现在也有，也可以的。”

她说：“为什么现在世界上，就没有这样的地方呢？”我仿佛应道：“既然我们和万物都是结合的，到了完全结合的时候，便成了天国和极乐世界了，不过现在……”她止住了我的话，又说：“这样说来，天国和极乐世界，不是超出世外的，是不是呢？”我点了一点头。

她停了一会，便说：“我就是你，你就是我，你我就是万物，万物就是太空：是不可分析，不容分析的。这样——人和人中间的爱，人和万物，和太空中间的爱，是昙花么？是泡影么？那些英雄，帝王，杀伐争竞的事业，自然是虚空的了。我们要奔赴到那‘完全结合’的那个事业，难道也是虚空的么？去建设‘完全结合’的事业的人，难道从造物者看来，是如同小蚁微尘么？”我一句话也说不出来，只含着快乐信仰的珠泪，抬头望着她。

她慢慢的举起手来，轻裾飘扬，那微妙的目光，悠扬着看我，朗朗的说：“万全的爱，无限的结合，是不分生——死——人——物的，无论什么，都不能抑制摧残他，你去吧，——你去奔那‘完全结合’的道路吧！”

这时她慢慢的飘了起来，似乎要乘风飞举。我连忙拉住她的衣角说：“我往哪里去呢？那条路在哪里呢？”她指着天边说：“你迎着他走去吧，你看——光明来了！”

轻软的衣裳，从我脸上拂过。慢慢的睁开眼，只见地平线边，漾出万道的霞光，一片的光明莹洁，迎着我射来。我心中充满了快乐，也微微的随她说道：“光明来了！”一九二○年九月四日。（选自《冰心散文集》，北新书局1932年版）

画——诗

去年冬季大考的时候，

我

那一天是阴天，虽然不下雪，空气却极其沉闷。我无精打采的夹着一本《圣经》，绕着大院踏着雪，到她住的那座楼上，上了台阶，她已经站在门边，一面含笑着问我“病好了没有”，一面带我到她的书房里去。她坐在摇椅上，我扶着椅背站在炉旁。她接过《圣经》，打开了；略略的问我几节诗篇上的诗句，以后就拿笔自己在本子上写字。我抬起头来，无意中忽然看见了炉台上倚着的一幅画！

一片危峭的石壁，满附着蓬蓬的枯草。壁上攀援着一个牧人，背着脸，右手拿着竿子，左手却伸下去摸抚岩下的一只小羊，他的指尖刚及到小羊的头上。天空里却盘旋着几只饥鹰。画上的天色，也和那天一样，阴沉——黯淡。

看！牧人的衣袖上，挂着荆棘，他是攀崖逾岭的去寻找他的小羊，可怜的小羊！它迷了路，地下是歧途百出，天上有饥鹰紧逼着——到了山穷水尽的地步了。牧人来了！并不责备它，却仍旧爱护它。它又悲痛，又惭悔，又喜欢，只温柔羞怯的，仰着头，挨着牧人手边站着，动也不动。

我素来虽然极爱图画，也有一两幅的风景画，曾博得我半天的凝注。然而我对于它们的态度，却好像是它们来愉悦我，来求我的品鉴赏玩；因此从我这里发出来的，也只有赞叹的话语和愉快的感情。

这幅画却不同了！它是暗示我，教训我，安慰我。它不容我说出一句话，只让我静穆沉肃的立在炉台旁边。——

我注目不动，心中的感想，好似潮水一般的奔涌。一会儿忽然要流泪，这泪，是感激呢？是信仰呢？是得了慰安呢？它不容我说，我也说不出来——

这时安女士唤我一声；我回过头去，眼光正射到她膝上的《圣经》——诗篇——清清楚楚的几行字：“上帝是我的牧者——使我心里苏醒——”

她翻过一页去。我的眼光也移过去，——那面又是清清楚楚的几行字：“诸天述说上帝的荣耀，穹苍传扬他手所创造的……无言无语……声音却流通地极！”

那一天的光阴早过去了，那一天别的印象，也都模糊了。但是这诗情和画意，却是从那时到现在永远没有离开我。一九二○年九月六日。（选自《冰心散文集》，北新书局1932年版）我

照着镜子，看着，究竟镜子里的那个人，是不是我。这是一个疑问！在课堂里听讲的我，在院子里和同学们走着谈着的我，从早到晚，和世界周旋的我，众人所公认以为是我的：究竟那是否真是我，也是一个疑问！

众人目中口中的我，和我自己心中的我，是否同为一我，也是一个疑问。

清夜独坐的我，晓梦初醒的我，一年三百六十五天之中偶然有一分钟一秒钟感到不能言说的境象和思想的我，与课室里上课的我，和世界周旋的我，是否同为一我，也是一个疑问。

这疑问永远是疑问！这两个我，永远不能分析。

既没有希望分析他，便须希望联合他。

周旋世界的我呵！在纷扰烦虑的时候，请莫忘却清夜独坐的我！

清夜独坐的我呵！在寂静清明的时候也请莫忘却周旋世界的我！

相顾念！相牵引！拉起手来走向前途去！（原载1920年12月1日《燕大季刊》1卷4期）

除夕的梦

仿仿佛佛的从我和她的手里，造成了一个未来的黄金世界，这世界我没有想到能造成，也万不敢想她会造成，然而仿仿佛佛的竟从我和她的手里，造成了未来的黄金世界！

心灵里喜乐的华灯，刚刚点着，光明中充满了超妙——庄严。

一阵罡风吹了来，一切境象都消灭了，人声近了，似乎无路可走，无家可归。

我站在许多无同情的人类中间，看着他们说：“是的，这世界是我们造成的，我们是决不走的，我们自杀了，可好？”他们只冷

笑

一杯毒水在手里了，我走过去拊着她的肩说：“你看——你呢？”她笑着点一点头，“柏拉图呵！我跟随你。”我抬起头来，一饮而尽，——胸口微微的有一点热。

她忽然也站起来了，看着我，也不知道她哪里来的一个弓儿……可怜呵！那箭儿好似弹簧一般……她已经——我的胸口热极了。

呜咽——挣扎里，钟摆的声音，渐渐的真了，屋里还是昏暗的，帘外的炉子里，似乎还有微微的火，窗纱边隐隐的露出支撑在夜色里的树枝儿来，——慢慢的定住了神。

这都是哪来的事！将来的黄金世界在哪里？创造的精神在哪里？奋斗的手腕在哪里，牺牲的勇气又在哪里？

奋斗的末路就是自杀么？

为何自己自杀不动心，看别人自杀，却要痛哭？

同伴呵！我虽不认识你，我必永不忘记你牺牲的精神！

人类呵！你们果真没有同情心么？果真要拆毁这已造成的黄金世界么？

这是一九二零年的末一夜，阳光再现的时候，就是一九二一年的开始了。

梦儿呵，不妨仍在我和她的手里实现！

同伴呵！我和你，准备着：

创造——奋斗——牺牲！一九二一年一月一日早起笔。（原载1921年6月1日《燕大季刊》2卷1、2期合刊）笑

雨声渐渐的住了，窗帘后隐隐的透进清光来。推开窗户一看，呀！凉云散了，树叶上的残滴，映着月儿，好似荧光千点，闪闪烁烁的动着。——真没想到苦雨孤灯之后，会有这么一幅清美的图画！

凭窗站了一会儿，微微的觉得凉意侵人。转过身来，忽然眼花缭乱，屋子里别的东西，都隐在光云里；一片幽辉，只浸着墙上画中的安琪儿。——这白衣的安琪儿，抱着花儿，扬着翅儿，向着我微微的笑。“这笑容仿佛在哪儿看见过似的，什么时候，我曾……”我不知不觉的便坐在窗口下想，——默默地想。

严闭的心幕，慢慢的拉开了，涌出五年前的一个印象，——一条很长的古道。驴脚下的泥，兀自滑滑的，田沟里的水，潺潺的流着；近村的绿树，都笼在湿烟里；弓儿似的新月，挂在树梢；一边走着，似乎道旁有一个孩子，抱着一堆灿白的东西。驴儿过去了，无意中回头一看；——他抱着花儿，赤着脚儿，向着我微微的笑。“这笑容又仿佛是哪儿看见过似的！”我仍是想——默默地想。

又现出一重心幕来，也慢慢的拉开了，涌出十年前的一个印象——茅檐下的雨水，一滴一滴的落到衣上来；土阶边的水泡儿，泛来泛去的乱转；门前的麦垄和葡萄架子，都濯得新黄嫩绿的非常鲜丽。一会儿好容易雨晴了，连忙走下坡儿去，迎头看见月儿从海面上来了，猛然记得有件东西忘下了，站住了，回过头来。这茅屋里的老妇人——她倚着门儿，抱着花儿，向着我微微的笑。

这同样微妙的神情，好似游丝一般，飘飘漾漾的合了拢来，绾在一起。

这时心下光明澄静，如登仙界，如归故乡。眼前浮现的三个笑容，一时融化在爱的调和里看不分明了。（原载1921年1月10日《小说月报》第12卷第1期，收入《冰心散文集》，北新书局1932年版）

法律以外的自由

只有小孩子能够评判什么是“法律以外的自由”；我们是没有这么高的见解，这么大的魄力的。然而我们是真没有么？可怜呵！我们的见解和魄力，只是受了社会的熏染，因而失去的，而汩没了的。

四月九号上午，我在本校附设的半日学校讲授国文，讲到“自由”一课，课本上有“法律以内的自由”和“法律以外的自由”，我要使他们明了，便在黑板上画一个圈儿，假定它做法律；然后我拿着粉笔，站在黑板旁边，说：“请你们随便举几件事，是法律以内的自由。”他们错错落落的说：“念书。”“作事。”“买东西。”“洗脸。”“梳头。”我一一都写在圈里。以后我又请他们说“法律以外的自由”的时候，他们又杂乱着说：“打人。”“骂人。”“欺负人。”我也照样写在圈儿外。忽然有声音从后面说：“先生！还有打仗也是法律以外的自由。”这声音猛然的刺激我，回过头来，只见是一个小男学生说的，他仰着小脸，奇怪我为何不肯往上写，便又重说一句，“先生！还有打仗也是法律以外的自由。”

我无话可说，无言可答，迟疑了一会，只得强颜问道：“为什么打仗是法律以外的自由？”——可怜呵！我何敢质问这些小孩子，不过是要耽延时间，搜索些诡辞来答复罢了。

他们一齐说：“打仗是要杀人的，比打人骂人还不好。”我承认了罢，但是国家为什么承认战争？国家为什么要兵？为保护自己，是的，但是必有侵占才能有保卫，那方面仍是法律以外的自由，这些小孩子已经开始疑惑战争，更要一步一步的疑惑他们所以为的世界上一切神圣庄严的东西，将我前几天和他们接续所讲的“政府”、“国会”等都要根本的疑惑起来了；不承认罢，我可用什么话驳他们！

天真纯洁的小孩子呵，我愧对你们，我连写这两个字在圈儿外的勇气都没有，怎敢当你们“先生”两个字的称呼，又怎配站在台上拿着粉笔对你们高谈法律以外的自由？

惭愧迷惘里也不知说些什么话。这些小孩子的脑子云过天青，跟着我说到别去，也不再提战争了，我才定了神，完了课，连忙走了出来，好像逃脱一般。小孩子呵，我这受了社会的熏染的人，怎能站在你们天真纯洁的国里？

世人呵！请你们替我解围，替我给这些小孩子以满意的答复。若是你们也不能，就请你们不要再做惹小孩子们质问的事。直接受他们严重质问的人，真是无地自容呵！一九二一年四月十日。（原载1921年6月1日《燕大季刊》2卷1、2期合刊）

五月一号

一号的下午，出门去访朋友，回到家来，忽然起了感触。

是和她的谈话么？半年的朋友，客客气气的，哪有荡气回肠的话语；是因为在她家看的报纸么？今天虽是劳动纪念“工作八小时”、“推翻资本家”，在我却不至有这么深的感动呵！

花架后参天的树影，衬着蔚蓝的天，几只鸟叫着飞过去了——但这又有什么意思？

世界上原来只如此。世界上人的谈话，原来也只如此。原来我也在世界里，随着这水涡儿转。

不对呵，我何必随着世界转，只要你肯向前走。

目前尽是平庸的人，诈欺的事，若是久滞不进呵，一生也只是如此。然而造物和人已经将前途摆在你眼前，希望的光一闪一闪的，画出快乐的符咒——只在你肯向前，肯奋斗。

一个人实实在在的才能，惟有自己可以知道，他的前途也只有自己可以隐约测定。自己知道了，试验了，有功效了，有希望了，——接着只有三个字：向前走！

现在的地位和生活，已经足意了么？学问和阅历，已经够用了么？若还都有问题，不自安于现在的人，必要向前走！

一个人生在世上，不过这么一回事，轰轰烈烈和浑浑噩噩，有什么不同？——然而也何妨在看透世界之后，谈笑雍容的人间游戏。

十几年来，只低着头向前走，为什么走？人走所以我不得不走。——然而前途是向东呢？向西呢？走着再说！

也曾有数日或数月的决心，某种事业是可做的是必做的，也和平，也温柔，也忍耐，无妨以此消遣人生，走着再说。

路旁偶然发现了异景，偶然驻足，偶然探头，偶然走了一两步，觉得有一点能力含在这里面，前途怎样？走着再说。

愈走愈远，步步引出能力，步步发现了快乐。呀！我原来是有能力的，现在也不向东，也不向西，只向那希望的光中走。

康庄大道上同行的人，都不见了。羊肠小径中，前面有几个，后面有几个！这难走的道，果然他们都愿走么？果然，斜出歧途的有几个，停止瞻望的有几个。现在我为什么走？因为人不走，所以我必得走！

走呵！即或走不到，人生不过是这么一回事，何妨人间游戏。

快乐是否是人生的必需？未必！然而在希望光中，无妨叫它作鼓舞青年人前进的音乐。

世人以为好的，我未必以为好。但是何妨投其所好，在自己也不过是人间游戏。

书橱里的书，矮几上的箫，桌上的花，笔筒里的尺子，墙外的秋千——这一切又有什么意思？

孩子倒是很快乐的，他们只晓得欢呼跳跃，然而我们又何尝不快乐？

记得有一天在球场上，同一位同学，走着谈着。她说：“在幻想中，常有一本书，名字是《This is My Field》，这是我的土地——在我精神上闲暇的时候，常常预先布置后来的事业，我是要……你要说我想入非非吧？”我们那天说了许多的话。

又有一晚也是在球场上，月光微淡，风吹树梢。同另一位同学走着谈着，她说：“我的幻想中常常有一个理想的学校，一切的一切，我都打算得清清楚楚的。”那晚我们也说了许多的话。

各人心中有他的理想国，有他的乌托邦。这种的谈话，是最有趣味的，是平常我们不多说的。因为每日说的是口里的话，偶然在环境和心境适宜的时候，投机的朋友，遇见了，说的是心里的话。

昨天我和一位同学在阳光下对坐，我们说，过了十年，再聚一块，互证彼此的事业，那才有意思呢！大家一笑。

这些事又有什么意思？和五月一号有什么相干？和刚才的朋友又有什么联络？我的原意是什么？

千头万绪中，只挑出一个题目来，是：“今天是五月一号，我要诚实的承受造物者和人的意旨，奔向自己认定的前途，立志从今日起，担起这责任来，开始劳动。”一九二一年五月一日。（原载1921年6月1日《燕大季刊》2卷1、2期合刊）

我+基督＝？

五月十八号上午，富柯慕慈太太到我们学校来演讲，她站在台上，举着一张纸，上面写着“西门+基督＝彼得‘自己’+基督＝？”我看见了之后，脑中忽然起了无数的感想。她的演讲，我几乎听不见了。

以西门的勇敢，渗在基督的爱里，便化合成了彼得，成了基督教的柱石。我要是渗在基督的爱里，又可得怎样的效果呢？

春天来了，花儿都开了，叶儿都舒展了，浅绿深红，争妍斗艳的，各自发扬他的鲜明。——然而假若世界上没有光明来照耀他，反映到世人的眼里，任他怎样的鲜明，也看不出了，和枯花败叶，也没有分别了。

世界上有了光明了，玫瑰和蒲公英，一同受了光的照耀，反映到世人眼里，然而他们所贡献的颜色，是迥然不同的，慰悦感情的程度，也是有深浅的。因为玫瑰自有它特具的丰神，和草地上的蒲公英自是云泥悬隔呵。

基督说：“我是世界的光。”又说：“你们当趁着有光，信从这光，使你们成为光明之子。”使徒约翰说：“那是真光，照亮凡生在世上的人。”

世人也各有他特具的才能，发挥了出来，也是花卉般争妍斗艳，然而假如他的天才，不笼盖在基督的真光之下，然后再反映出来，结果只是孤寂，黯淡，不精神，无生意，也和行尸走肉没有分别。

光是普照大千世界的，只在乎谁肯跟从他，谁愿做“光明之子”。

蒲公英也愿意做玫瑰，然而他却不能就是玫瑰。——何曾是“光明”有偏向呢？只是玫瑰自己有他特具的丰神，因此笼盖在光明底下的时候，他所贡献的，是别的花卉所不能贡献的。

谁愿笼盖在真光之下？谁愿渗在基督的爱里？谁愿借着光明的反映，发扬他特具的天才，贡献人类以伟大的效果？请铭刻这个方程在你的脑中，时时要推求这方程的答案，就是——

我+基督＝？五、廿一、一九二一。（原载《生命》2卷1册）

山中杂感

溶溶的水月，螭头上只有她和我。树影里对面水边，隐隐的听见水声和笑语。我们微微的谈着，恐怕惊醒了这浓睡的世界。——万籁无声，月光下只有深碧的池水，玲珑雪白的衣裳。这也只是无限之生中的一刹那间！然而无限之生中，哪里容易得这样的一刹那间！

夕照里，牛羊下山了，小蚁般缘走在青岩上。绿树丛巅的嫩黄叶子，也衬在红墙边。——这时节，万有都笼盖在寂寞里，可曾想到北京城里的新闻纸上，花花绿绿的都载的是什么事？

只有早晨的深谷中，可以和自然对语。计划定了，岩石点头，草花欢笑，造物者呵！我们星驰的前途，路站上，请你再遥遥的安置下几个早晨的深谷！

陡绝的岩上，树根盘结里，只有我俯视一切。——无限的宇宙里，人和物质的山，水，远村，云树，又如何比得起？然而人的思想可以超越到太空里去，它们却永远只在地面上。一九二一年六月二十日，在西山。（原载1921年6月25日《晨报》）

回忆

雨后，天青青的，草青青的。土道上添了软泥，削岩下却留着一片澄清的水，更开着一枝雪白的花。也只是小小的自然，何至便低徊不能去？

风狂雨骤，黑暗里站在楼栏边。要拿书却怎的不推开门，只凝立在新凉里？——我要数着这涛声里，岛塔上，灯光明灭的数儿，一——二——三——四——五。

沉郁的天气。浪儿侵到裙儿边。紫花儿掉下去了，直漾到浪圈外，沉思的界线里。低头看时，原来水上的花，是手里的花。

水里只荡漾着堂前的灯光人影。——一会儿，灯也灭了，人也散了。——一时沉黑。——是我的寂寞？是山中的寂寞？是宇宙的寂寞？这池旁本自无人，只剩得夜凉如水，树声如啸。

这些事是遽隔数年，这些地也相离千里，却怎的今朝都想起？料想是其中贯穿着同一的我，潭呵，池呵，江呵，海呵，和今朝的雨儿，也贯穿着同一的水。一九二一年七月十八日。（原载1921年7月22日《晨报》）

问答词

树影儿覆在墙儿上，又是凉风如洗，月明如水。

她看着我，“为何望天无语，莫非是起了烦闷，生了感慨？”

我说：“我想什么是生命！人生一世，只是生老病死，便不生老病死，又怎样？浑浑噩噩，是无味的了，便流芳百世又怎样？百年之后，谁知道你？千年之后，又谁知道你？人类灭绝了，又谁知道你？便如你我月下共语，也只是电光般，瞥过无限的太空，这一会儿，已成了过去渺茫的事迹。”

她说：“这不对呵，你只管赞美‘自然’，讴歌着孩子，鼓吹着宇宙的爱，称世界是绵绵无尽。你自己岂不曾说过‘世界上有的是快乐光明’？”

我说：“这只是闭着眼儿想着，低着头儿写着，自己证实，自己怀疑，开了眼儿，抬起头儿，幻象便走了！乐园在哪里？天国在哪里？依旧是社会污浊，人生烦闷！‘自然’永远是无意识的，不必说了。小孩子似乎很完满，只为他无知无识。然而难道他便永久是无知无识？便永久是无知无识，人生又岂能满足？世俗无可说，因此我便逞玄想，撇下人生，来赞美自然，讴歌孩子。一般是自欺，自慰，世界上哪里是快乐光明？我曾寻遍了天下，便有也只是相对的暂时的，世界上哪里是快乐光明？”

她说：“希望便是快乐，创造便是快乐。逞玄想，撇下人生，难道便可使社会不污浊，人生不烦闷？”

我说：“希望做不到，又该怎样？创造失败了，又该怎样？古往今来，创造的人又有多少？到如今他们又怎样？你只是恒河沙数中的一粒，要做也何从做起，要比也如何比得起？即或能登峰造极，也不过和他们一样。不希望还好，不想创造还好，倒不如愚夫庸妇，一生一世，永远是无烦恼！”

她微笑说：“你的感情起落无恒，你的思想没有系统。你没有你的人生哲学，没有你的世界观。只是任着思潮奔放，随着思潮说话。创造是烦恼，不创造只烦闷，又如何？希望是烦恼，不希望只烦闷，又如何？”

我说：“是呵！我已经入世了。不希望也须希望，不前进也须前进。车儿已上了轨道了，走是走，但不时的瞻望前途，只一片的无聊乏味！这轨道通到虚无缥缈里，走是走，俊彩星驰的走，但不时的觉着，走了一场，在这广漠的宇宙里，也只是无谓！”

她只微笑着，月光射着她清扬的眉宇，她从此便不言语。“世界上的力量，永远没有枉废：你的一举手，这热力便催开了一朵花；你的一转身，也使万物颤动；你是大调和的生命里的一部分，你带着你独有的使命；你是站在智慧的门槛上，请更进一步！看呵，生命只在社会污浊，人生烦闷里。宇宙又何曾无情？人类是几时灭绝？不要看低了愚夫庸妇，他们是了解生命的真意义，知道人生的真价值。他们不曾感慨，不曾烦闷，只勤勤恳恳的为世人造福。回来罢！脚踏实地着想！”

这话不是她说的，她只微笑着。“宛因呵！感谢你清扬的眉宇，从明月的光辉中，清清楚楚的告诉我。”一九二一年七月二十二日。（原载1921年7月27日《晨报》）

“除夕”

是这般的灯红人静，守着炉火，正思潮泛涌；拿起笔来——写吧，从何处写起？“除夕！”难道也生出人云亦云，有心的感想？——应看的书，都堆在架上呢，今夜清闲……看吧，却又一行都看不下去。我抑下思潮，无奈他一霎时又如前泛涌。“除夕”两个字，已入了我的心，思想总围着他旋转。“时间”呵！你来限制无限的天空，什么年月日时，分出“过去”，“将来”，“现在”，这三面旗影下，指挥了多少青年！“除夕”这两个字，也受了时间的赐予，隔断了现在和未来。平常的一夜，竟做成了万仞的高山！

我不信平常的一夜，就可做万仞的高山，截住了不断的生命的泉流。然而我——我终究也随同信了。可怜的人类呵！竟听“时间”这般的困苦你，更可怜我也未能跳出圈儿外！

将来，我的梦，如何实现？——为着“现在”热烈的期望，我切盼时间飞走；为着“将来”无聊的回忆，我又怕时间飞走。人呵！你终竟是个人，怎敌时间的播弄。

完了！人呵！你只是个人，什么立志，什么希望，从头数，只在“时间”的书页上，留些墨迹。到了末尾，只有……

空了——无奈现在总有我，这不自主的奋斗，无聊赖的努力，须仍被“时间”束住！

听一下一下的钟声，又是催人过去，这一声声难再得。即使坐到天明，也只随着世界转，仍有我，仍有时间。

去的去了，来的来了，住的住了；只能听着“时间”，翻他的书页。

困苦的人呵！你空读了些书，为着这小小问题，竟由他烦闷，得不出丝毫解答？十二，三十一夜，一九二一。（原载1922年1月10日《晨报副镌》）

闲情

弟弟从我头上，拔下发针来，很小心的挑开了一本新寄来的月刊。看完了目录，便反卷起来，握在手里笑说：“莹哥，你真是太沉默了，一年无有消息。”

我凝思地，微微答以一笑。

是的，太沉默了！然而我不能，也不肯忙中偷闲；不自然地，造作地，以应酬为目的地，写些东西。

病的神慈悲我，竟赐予我以最清闲最幽静的七天。

除了一天几次吃药的时间，是苦的以外，我觉得没有一时不沉浸在轻微的愉快之中。——庭院无声，枕簟生凉。温暖的阳光，穿过苇帘，照在淡黄色的壁上。浓密的树影，在微风中徐徐动摇。窗外不时的有好鸟飞鸣。这时世上一切，都已抛弃隔绝，一室便是宇宙，花影树声，都含妙理。是一年来最难得的光阴呵，可惜只有七天！

黄昏时，弟弟归来，音乐声起，静境便砉然破了。一块暗绿的绸子，蒙在灯上，屋里一切都是幽凉的，好似悲剧的一幕。镜中照见自己玲珑的白衣，竟悄然的觉得空灵神秘。当屋隅的四弦琴，颤动着，生涩的，徐徐奏起。两个歌喉，由不同的调子，渐渐合一，由悠扬，而宛转；由高吭，而沉缓的时候，怔忡的我，竟感到了无限的怅惘与不宁。

小孩子们真可爱，在我睡梦中，偷偷的来了，放下几束花，又走了。小弟弟拿来插在瓶里，也在我睡梦中，偷偷的放在床边几上。——开眼瞥见了，黄的和白的，不知名的小花，衬着淡绿的短瓶。……原是不很香的，而每朵花里，都包含着天真的友情。

终日休息着，睡和醒的时间界限，便分得不清。有时在中夜，觉得精神很饱满。——听得疾雷杂以疏雨，每次电光穿入，将窗台上的金钟花，轻淡清澈的映在窗帘上，又急速的隐抹了去。而余影极分明的，印在我的脑膜上。我看见“自然”的淡墨画，这是第一次。

得了许可，黄昏时便出来疏散，轻凉袭人。迟缓的步履之间，自觉很弱，而弱中隐含着一种不可言说的愉快。这情景恰如小时在海舟上，——我完全不记得了，是母亲告诉我的，——众人都晕卧，我独不理会，颠顿的自己走上舱面，去看海。凝注之顷，不时的觉得身子一转，已跌坐在甲板上，以为很新鲜，很有趣。每坐下一次，便嬉笑个不住，笑完再起来，希望再跌倒，忽忽又是十余年了，不想以弱点为愉乐的心情，至今不改。

一个朋友写信来慰问我，说：“东坡云‘因病得闲殊不恶’，我亦生平善病者，故知能闲真是大工夫，大学问。……如能于养神之外，偶阅《维摩经》尤妙，以天女能道尽众生之病，断无不能自己其病也！恐扰清神，余不敢及。”

因病得闲，是第一慊心事，但佛经却没有看。一九二二年六月十日。（原载1923年6月15日《晨报副镌》，收入《冰心散文集》，北新书局1932年版）

宇宙的爱

四年前的今晨，也清早起来在这池旁坐地。

依旧是这青绿的叶，碧澄的水，依旧是水里穿着树影来去的白云，依旧是四年前的我。

这些青绿的叶，可是四年前的那些青绿的叶？水可是四年前的水？云可是四年前的云？——我可是四年前的我？

它们依旧是叶儿，水儿，云儿，也依旧只是四年前的叶儿，水儿，云儿。——然而它们却经过了几番宇宙的爱化，从新的生命里欣欣的长着，活活的流着，自由的停留着。

它们依旧是四年前的，只是渗透了宇宙的爱化出了新的生命。——但我可是四年前的我？

四年前的它们，只觉得憨嬉活泼，现在为何换成一片的微妙庄严？——但我可是四年前的我？

抬头望月，何如水中看月！一样的天光云影，还添上树枝儿荡漾，圆月儿飘浮，和一个独俯清流的我。

白线般的长墙，横拖在青绿的山上。在这浩浩的太空里，阻不了阳光照临，也阻不了风儿来去，——只有自然的爱是无限的，何用劳苦工夫，来区分这和爱的世界？

坐对着起伏的山，远立的塔，无边的村落平原，只抱着膝儿凝想。朝阳照到发上了，想着东边隐隐的城围里，有几个没来的孩子，初回家的冰仲，抱病的冰叔，和昨天独自睡在树下的小弟弟，怎得他们也在这儿……一九二一年四月十日。（原载1921年6月23日《晨报》、6月28日《时事新报·学灯》）

到青龙桥去

如火如荼的国庆日，却远远的避开北京城，到青龙桥去。

车慢慢的开动了，只是无际的苍黄色的平野，和连接不断的天末的远山。——愈往北走，山愈深了。壁立的岩石，屏风般从车前飞过，不时有很浅的浓绿色的山泉，在岩下流着。山半柿树的叶子，经了秋风，已经零落了，只剩有几个青色半熟的柿子挂在上面。山上的枯草，迎着晨风，一片的和山偃动，如同一领极大的毛毡一般。“原也是很伟秀的，然而江南……”我无聊的倚着空冷的铁炉站着。

她们都聚在窗口谈笑，我眼光穿过她们的肩上，凝望着那边角里坐着的几个军人。“军人！”也许潜藏在我的天性中罢，我在人群中常常不自觉的注意军人。

世人呵！饶恕我！我的阅历太浅薄了，真是太浅薄了！我的阅历这样的告诉我，我也只能这样忠诚而勇敢的告诉世人，说：“我有生以来，未曾看见过像我在书报上所看的，那种兽性的，沉沦的，罪恶的军人！”

也许阅历欺哄我，但弱小的我，却不敢欺哄世人！

一个朋友和我说，——那时我们正在院里，远远地看我们军人的同学盘杠子——“我每逢看见灰黄色的衣服的人，我就起一种憎嫌和恐怖的战栗。”我看着她郑重地说：“我从来不这样想，我看见他们，永远起一种庄肃的思想！”她笑道：“你未曾经过兵祸罢！”我说：“你呢？”她道：“我也没有，不过我常常从书报上，看见关于恶虐的兵士们的故事……”

我深深的悲哀了！在我心中，数年来潜在的隐伏着不能言说的怜悯和抑屈！文学家呵！怎么呈现在你们笔底的佩刀荷枪的人，竟尽是这样的疯狂而残忍？平民的血泪流出来了，军人的血泪，却洒向何处？

笔尖下抹杀了所有的军人，将混沌的，一团黑暗暴虐的群众，铭刻在人们心里。从此严肃的军衣，成了赤血的标志；忠诚的兵士，成了撒旦的随从。可怜的军人，从此在人们心目中，没有光明之日了！

虽然阅历决然毅然的这般告诉我，我也不敢不信，一般文学家所写的是真确的。军人的群众也和别的群众一般，有好人也更有坏人。然而造成人们对于全体的灰色、黄色衣服的人，那样无缘故无条件，概括的厌恶，文学家，无论如何，你们不得辞其咎！

也讲一讲人道罢！将这些勇健的血性的青年，从教育的田地上夺出来，关闭在黑暗恶虐的势力范围里，叫他们不住的吸收冷酷残忍的习惯，消灭他友爱怜悯的本能。有事的时候，驱他们到残杀同类的死地上去；无事的时候，叫他穿着破烂的军衣，吃的是黑面，喝的是冷水，三更半夜的起来守更走队，在悲笳声中度生活。家里的信来了：“我们要吃饭！”回信说：“没有钱，我们欠饷七个月了！——”可怜的中华民国的青年男子呵！山穷水尽的途上，哪里是你们的歧路？……

我的思潮，那时无限制的升起。无数的观念奔凑，然而时间只不过一瞬。

车门开了，走进三个穿军服的人。第一个，头上是粉红色的帽箍，穿着深黄色的呢外套，身材很高。后面两个略矮一些，只穿着平常的黄色军服，鱼贯的从人丛中，经过我们面前，便一直走向那几个兵丁坐的地方去。

她们略不注意的仍旧看着窗外，或相对谈笑。我却静默的，眼光凝滞的随着他们。

那边一个兵丁站起来了。两块红色的领章，围住瘦长的脖子，显得他的脸更黑了。脸上微微的有点麻子，中等身材，他站起来，只到那稽查的肩际。

粉红色帽箍的那个稽查，这时正侧面对着我们。我看得真切：圆圆的脸，短短的眉毛，肩膊很宽，细细的一条皮带，束在腰上，两手背握着。白绒的手套已经微污了，臂上缠的一块白布，也成了灰色的了，上面写着“察哈尔总站，军警稽查……”以下的字，背着我们看不见了。

他沉声静气地问：“你是哪里的，要往哪里去？”那个兵丁笔直地站着，听问便连忙解开外面军衣的纽扣，从里衣袋里，掏出一张名片和护照来，无言的递上。——也许曾说了几句话，但声音很低，我听不见。稽查凝视着他，说：“好，但是我们公事公办，就是大总统的片子，也当不了车票呵！而且这护照也只能坐慢车。弟兄！到站等着去罢，只差一点钟工夫！”

军人们！饶恕我那时不道德的揣想。我想那兵丁一定大怒了！我恐怕有个很大的争闹，不觉的退后了，更靠近窗户，好像要躲开流血的事情似的。

稽查将片子放在自己的袋里——那个兵丁低头的站着，微麻的脸上，充满了彷徨，无主，可怜。侧面只看见他很长的睫毛，不住地上下瞬动。

火车仍旧风驰电掣的走着。他至终无言的坐下，呆呆地望着窗外。背后看去，只有那戴着军帽，剪得很短头发的头，和我们在同一的速率中，左右微微动摇。

我深深吸了一口气，放下心来，却立时起了一种极异样的感觉！

到了站了！他无力地站起，提着包儿，往外就走。对面来了一个女人，他侧身恭敬的让过。经过稽查面前，点点头就下车去了。

稽查正和另一个兵丁回答。这个兵丁较老一点，很瘦的脸，眉目间处处显出困倦无力。这时却也很直的站着，声音很颤动，说：“我是在……陈副官公馆里，他差我到……去。”一面也珍重的呈上一张片子。稽查的脸仍旧紧张着，除了眼光上下之外，不见有丝毫情感的表现，他仍旧凝重地说：“我知道现在军事是很忙的，我不是不替弟兄们留一线之路。但是一张片子，公事上说不过去。陈副官既是军事机关上的人，他更不能不知道火车上的规矩——你也下去罢！”

老兵丁无言的也下车去了。

稽查转过身来，那边两个很年轻的兵丁，连忙站起，先说：“我们到西苑去。”稽查看了护照，笑了笑说：“好，你们也坐慢车罢！看你们的服章，军界里可有你们这样不整齐的？国家的体面，哪里去了？车上这许多外国人，你们也不怕他们笑话！”随在稽查后面的两个军人，微笑的上前，将他们带着线头，拖在肩上的两块领章扶起。那两个少年兵丁，惭愧的低头无语。

稽查开了门，带着两个助手，到前面车上去了。

车门很响的关了，我如梦方醒，周身起了一种细微的战栗。——不是憎嫌，不是恐怖，定神回想，呀！竟是最深的惭愧与赞美！

一共是七个人：这般凝重，这般温柔，这样的服从无抵抗！我不信这些情景，只呈露在我的面前……

登上万里长城了！乱山中的城头上，暗淡飘忽的日光下，迎风独立。四围充满了寂寞与荒凉。除了浅黄色一串的骆驼，从深黄色的山脚下，徐徐走过之外，一切都是单调的！看她们头上白色的丝巾，三三两两的，在城上更远更高处拂拂吹动。我自己留在城半。在我理想中易起感慨的，数千年前伟大建筑物的长城上，呆呆地站着，竟一毫感慨都没有起！

只那几个军人严肃而温柔的神情，平和而庄重的言语，和他们所不自知的，在人们心中无明不白的厌恶：这些事，都重重地压在我弱小的灵魂上——受着天风，我竟不知道世界上还有个我没有！一九二二年十月十二日夜。（原载1922年10月26日《晨报副镌》，收入《冰心散文集》，北新书局1932年版）

好梦

自从太平洋舟中，银花世界之夜以后，再不曾见有团圆的月。

中秋之夕，停舟在慰冰湖上，自黄昏直至夜深，只见黑云囤积了来，湖面压得暗沉沉的。

又是三十天了，秋雨连绵，十四十五两夜，都从雨声中度过，我已将明月忘了！

今夜晚餐后，她竟来看我，竟然谈到慰冰风景，竟然推窗——窗外树林和草地，如同罩上一层严霜一般。“月儿出来了！”我们喜出望外的，匆匆披上外衣，到湖旁去。

曲曲折折的离开了径道，从露湿的秋草上踏过，轻软无声。斜坡上再下去，湖水已近接足下。她的外衣铺着，我的外衣盖着，我们无言的坐了下去，微微的觉得秋凉。

月儿并不十分清明。四周朦胧之中，山更青了，水更白了。湖波淡淡的如同叠锦。对岸远处一两星灯火闪烁着。湖心隐隐的听见笑语。一只小舟，载着两个人儿，自淡雾中，徐徐泛入林影深处。

回头看她，她也正看着我。月光之下，点漆的双眼，乌云般的头发，脸上堆着东方人柔静的笑。如何的可怜呵！我们只能用着西方人的言语，彼此谈着。

她说着十年前，怎样的每天在朝露还零的时候，抱着一大堆花儿从野地上回家里去——又怎样的赤着脚儿，一大群孩子拉着手，在草地上，和着最柔媚的琴声跳舞。到了酣畅处，自己觉得是个羽衣仙子。——又怎样的喜欢作活计。夏日晚风之中，在廊下拈着针儿，心里想着刚看过的书中的言语……。这些满含着诗意的话，沁人心脾，只有微笑。

渐渐的深谈了，谈到西方女孩子的活泼，和东方女孩子的温柔，谈到哲学，谈到朋友，引起了很长的讨论，“淡交如水”，是我们不约而同的收束。结果圆满，兴味愈深，更爽畅的谈到将来的世界，渐渐侵入现在的国际问题。我看着她，忽然没有了勇气。她也不住的弄着衣缘，言语很吞吐。——然而我们竟将许多伤心旧事，半明半晦的说过。“最遗憾的是一时的国际间的私意！理想的和爱的天国，离我们竟还遥远，然而建立这天国的责任，正在我们……”她低头说着，我轻轻的接了下去，“正在我们最能相互了解的女孩儿身上。”

自此便无声响，刚才的思想太沉重了，这云淡风轻的景物，似乎不能负载，我们都想挣脱出来，却一时再不知说什么好。数十年相关的历史，几万万人相对的感情，今夜竟都推在我们两个身上——惆怅到不可言说！

百步外一片灯光里，欢乐的歌声悠然而起，穿林渡水而来——我们都如梦醒，“是西方人欢愉活泼的精神呵！”她含笑的说着，我长吁了一口气！

思想又扩大了，经过了第二度的沉默——只听得湖水微微激荡，风过处橡叶坠地的声音，我不能再说什么话，也不肯再说什么话——她忽然温柔地抚着我的臂说：“最乐的时间，就是和最知心的朋友，同在最美的环境之中，却是彼此静默着没有一句话说！”

月儿愈高，风儿愈凉。衣裳已受了露湿，我们都觉得支持不住。——很疲缓地站起，转过湖岸，上了层阶，迎面灿然地立着一座灯火楼台，她邀我到她楼上屋里去，捧过纪念本子来，要我留字。题过姓名在“快乐思想”的题目之下，我略一沉吟，便提起笔写下去，是“月光的底下，湖的旁边，和你一同坐着！”

独自归来的路上，瘦影在地。——过去的一百二十分钟，憧憬在我的心中，如同做了一场好梦。一九二三年十月一日夜，闭壁楼，威尔斯利。（原载1923年12月1日《晨报·五周年纪念增刊》，收入《冰心散文集》，北新书局1932年版）

关于女人

《关于女人》再版自序

我把这本《关于女人》交给开明书店再版，我觉得有写篇自序的必要。《关于女人》在天地出版社初版，是在三十二年九月。出版以后，就有许多朋友，向我索赠。我的朋友不少，真是有点“穷于应命”！我便向朋辈宣言，我这本书是不送给男朋友的，因为我估计男人对于这本书，一定会感很大的兴趣，我不送，他们也会自己去买了看的。而对于女朋友们，我却是无法推脱！一来因为我素来尊重她们的友情；二来因为这本书本是借着她们的“灵感”，才写得出来。无论从哪一方面说，我都得恭恭敬敬的奉赠，以表示我的谢意。

但第一版《关于女人》，我实在无法送人，错字太多了，而且错得使人啼笑皆非！例如“喜欢过许多女人”，变成“孝敬过许多女人”。“男人在共营生活上……是更偷懒”，变成“……是更愉快”，至于“我”变成“你”，“你”变成“他”，更是指不胜屈。天地社原说是这本书销路很好，出版后不到三个月，便准备再版，我就赶紧将改正本交给他们，此后却杳无消息！虽然在重庆、桂林、昆明……甚至于曲江、西安……的坊间，都有《关于女人》出售，而却仍是“初版”。我答应送给那些女朋友的“再版”，至今不曾出现，连我那几个弟妇，都把我骂得不亦乐乎！

我等不得了，写信到天地社去问，回信说那“初版”五千册，除了雨渍鼠咬之外，还有一二百本没有售出，最后他们引咎自己的“推销不力”，向我道歉，我觉得很惭愧没有话说。虽然国内各报的“文坛消息”上，都在鼓吹着“《关于女人》销路极畅”，而在美国的女朋友，向我索书的时候，还摘录美国的文艺杂志，称誉《关于女人》为：“The Best Seller in Chingking”。

因此，我便把这本小书，改正了交给开明书店，准备把这再版书来偿还我对于女朋友的夙欠。同时我也希望这“再版”再版的时候，我还能再添上几个女人——女人永远是我的最高超圣洁的“灵感”！1945年2月之夜，大荒山，灵音山馆。（选自《关于女人》，开明书店1945年11月再版）

我最尊敬体贴她们

以一个男士而写关于女人的题目，似乎总觉有些不大“那个”，人们会想“内容莫不是讥讽吧？”“莫不是单恋吧？”仿佛女人的问题，只应该由女人来谈似的。其实，我以为女人的问题，应该是由男人来谈，因为男人在立场上，可以比较客观，男人的态度，可以比较客气。

在二万万零一个男人之中，我相信我是一个最尊敬体贴女性的男子。认得我的人，且多称誉我是很女性的，因为我有女性种种的优点，如温柔、忍耐、细心等等，这些我都觉得很荣幸。同时我是二万万零一个人之中，最不配谈女人的，因为除了母亲以外，我既无姊妹，又未娶妻。我所认得的只是一些女同学，几个女同事，以及朋友们的妻女姊妹，没有什么深切的了解与认识。但是因为既无姊妹又未娶妻的缘故，谈到女人的时候就特别多。比如说有许多朋友的太太，总是半带好意半开玩笑地说：“先生，你是将近四十岁的人，做着很好的事，又颇有点名气，为什么还不娶个太太？”这时我总觉得很惶恐，只得讷讷地说：“还没有碰到合适的人……”于是那些太太们说：“您的条件怎么样？请略说一二，我们好替您物色物色。”这时我最窘了，这条件真不容易说出，要归纳你平日的许多标准，许多理想，除非上帝特意为你创造这么一个十全十美的女人。我有一个朋友，年纪比我还轻，十年以前，就有二十六个择偶的条件。到了十年之末，他只剩了一个条件——“只要是一个女人就行”。结果是一个女人也没有得到。

他死了，朋友替他写传记，中有很惨的四个字：“尚未娶妻”。上帝祝福他的灵魂！

我以为男子要谈条件，第一件事就得问问自己是否也具有那些条件。比如我们要求对方“容貌美丽”，就得先去照照镜子，看看自己是不是一个漂亮的男子。我们要求对方“性情温柔”，就得反躬自省，自己是否一个绝不暴躁而又讲理的人。我们从办公室里回来，总希望家里美观清洁，饭菜甘香可口，孩子们安静听话，太太笑脸相迎，嘘寒问暖。万一上面的条件没有具备，我们就会气腾腾的把帽子一摔，棍子一扔，皱起眉头，一语不发。倘若孩子再围上来要糖要饼，太太再来和你谈米又涨价，菜不好买，佣人闹脾气等等……你简直就会头痛，就会发狂，就会破口大骂。骂完，自己跑到一旁，越想越伤心起来——想到今天在办公室里所受的种种的气，想到昨夜因为孩子哭闹，没有睡好，这一家穿的是谁，吃的是谁，你的太太竟不体恤你一点——可是你根本没有想到孩子没有一个不淘气，佣人没有一个没有问题，米也没有一天不涨价的！你的温柔的太太，整天整夜的在这炼狱中间，怕你不得好睡，办事没有精神，脾气也会变坏，而她自己昨夜则于你蒙眬之中，起来了七八次之多，既怕孩子挨骂，又怕你受委屈。孩子哭是因为肚子痛，肚子痛是因为刘妈给他生水喝。而刘妈则是没有受过近代训练的佣人，跟她怎样说都不会记得。这年头，连个帮工都不容易请，奉承她还来不及，哪还敢说一个“换”字……她也许思前想后，一夜无眠，今早起来，她还得依旧支撑。家长里短的事，女人不管，谁来管呀？她一忙就累，一累就也有气，满心只想望你中午或晚上回来，凡事有你商量，有你安慰。倘若你回来了，看见她的愁眉，看见她的黑眼圈，你说一两句安慰的话，她也许就把旧恨新愁，全付汪洋大海，否则她只有在你的面前或背后，掉下一两滴可怜无告的眼泪。你也许还觉得女人，除了哭，还会什么！……

男子的条件中，有时还要对方具有经济生产的能力，这个问题就更大了。我知道有许多职业妇女，在结婚之前，总要百转千回的考虑。倘若她或不幸而被恋爱征服，同时又对事业不忍放弃，那这两股绳索就会把她绞死！我有一对朋友，是夫妇同在一个机关里面办事的（妻的地位似乎比丈夫还高）。每次我到他们家里去拜访，或是他们请我吃饭，假如一切顺利，做丈夫和做妻子的就都兴高采烈。假如饭生菜不熟，或小孩子喧哗吵闹，做丈夫的就会以责备的眼光看太太，太太却以抱歉的眼光来看我们两个，我只好以悲悯的眼光看天。我心里真想同那做丈夫的说：“天哪，她不是和你一样，一天坐八小时的办公室吗？”——我不是说一天坐了八小时的办公室，请客时就应当饭生菜不熟，不过至少他们应当以抱歉的眼光对看，或且同以抱歉的眼光看我。至于把这责任完全推给太太的办法，则连我这一个女性的男子，也看不过了。

谈到职业妇女，在西洋的机器文明世界，兼主妇还不感到十分困难。在中国则一切须靠佣人，人比机器难弄得多，尤其是在散离流亡的抗战时代。我看见过多少从前在沿海口岸，摩登城市，养尊处优的妇女们，现在内地，都是荆钗布裙栉风沐雨的工作，不论家里或办公室里，都能弄得井井有条。对于这种女人，我只有五体投地。假如抗战提高了中国的地位，提高了军人、司机，乃至一般工人的地位，则我以为提得最高的，还是我们那些忍得住痛耐得住苦的妇女。

话又说得远了，我所要说的关于女人的话，还未说到十分之一。有一个朋友看到了这一段，以为像我这样尊敬体贴女人的人，可以做个模范丈夫，必不难找个合适的太太。连我自己也纳闷，这是怎么说的呢？天晓得！（原载1941年1月5日重庆版《星期评论》第8期，收入《关于女人》，天地出版社1943年9月初版）

我的择偶条件

新近搬了一次“家”，居然能从五个人合住的一间屋子，搬到一间卧室，一间书房连客厅的房子里来，虽然仍有一个“屋伴”，在重庆算是不容易的了。这两间屋子，略加布置，尚属雅洁。窗明几净，常有不少的朋友来陪我闲谈；大家总觉得既有这么雅洁的屋子，更应当有个太太了，于是谈锋又转到了择偶的条件。随谈随写，居然也有二十几条，如下：

一、因为我自己是在北方长大的南方人，所以我希望对方不是“北人南相”——此条可以商量。

二、因为我是学文学的，所以希望对方至少能够欣赏文艺。

三、因为我是将近四十岁的人，所以希望对方不在二十五岁以下。

四、因为我自己是个瘦子，所以希望对方不是一个胖子。

五、因为我自己不搽润面油、司丹康，所以希望对方也不浓施脂粉，厚抹口红。

六、因为我自己从未穿过西装，所以希望对方也不穿着洋服——东方女子穿西服，十个有九个半难看！

七、因为我有几个外国朋友，所以希望对方懂得几句外国语言。

八、因为我自己好客，所以希望对方不是一个见了生人说不出话的女子。

九、因为我很择客，所以希望对方也不招致许多无聊的男女朋友，哼哼洋歌，嚼嚼瓜子，把橘子皮扔得满地。

十、因为我颇有洁癖，所以希望对方也相当的整齐清洁——至少不会翻乱我的书籍，弄脏我的衣冠。

十一、因为我怕香花，所以希望对方不戴白玉兰，不在屋子里插些丁香、真珠梅之类。

十二、因为我喜欢雅淡，所以希望对方不穿浓艳及颜色不调和的衣服，我总忘不了黄莘田先生的两句诗：“颜色上伊身便好，带些黯淡大家风。”

十三、我自己曾经享受过很舒服的衣食住行，而在抗战期内，绝口不提从前的幸福，我觉得流离痛苦是该受的。因此，我希望对方不是整天的叹气着说：“从前在北平的时候呀，”“这仗打到什么时候才完呀，”一类的废话。

十四、因为我喜欢旅行，所以希望对方也不以旅行为苦。

十五、因为我喜欢海，所以我希望对方也爱泅水，不怕海风。

十六、因为我喜欢山居，所以希望对方不怕山居的寂寞。

十七、因为我喜听京戏——虽然并不常去，所以希望对方不把国剧看得一钱不值。

十八、我喜欢看美人，无论是真人或图画，希望对方能够谅解。我只是赞叹而已。倘若她也和我一样，也只爱“看”美男子，我决予以鼓励。

十九、因为我自觉是个“每逢大事有静气”的汉子（看见或摸着个把臭虫时除外，但此不是大事），所以希望对方遇有小惊小怕时，不作电影明星式的捧心高叫。

二十、我对于屋内的挂幅，选择颇严，希望对方不在案侧或床头，挂些低级趣味的裸体画，或明星照片。

二十一、我很喜欢炉中的微火和烛火，以为在柔软的光影中清谈，是最惬心的事，希望对方也能欣赏，至少不至喜欢强烈直射的灯光。

二十二、我喜欢微醺的情境；在微醉后谈话作文，都更觉有兴致。因此，我希望对方不反对人喝“一点”酒。但若甜酒——如杂果酒，喝到两杯以上，白酒五杯以上，黄酒十杯以上，亲爱的，请你阻止我！

二十三、因为我在北方长大，能吃大葱大蒜，所以希望对方虽不与我同嗜，至少也不厌恶这种气味。

二十四、因为我喜听音乐，所以希望对方不在音乐会场内，高声谈笑或睡觉。

二十五、因为我喜欢生物，所以希望对方不反对我养狗或养鸽。

二十六……

一个朋友把我叫住了，说：“你曾笑你那位死去的朋友，提出了二十六个择偶的条件，如今你竟快要打破他的记录了。”我说我的条件实和他的不同，都是就我已有的本钱来讨代价，并不曾作过分的要求，纵不能抛玉引玉，也还是抛砖引砖，条件再多些谅也无妨。而且我注意的只是嗜好与习惯上的小节，至于她的容貌性情以及经济生产能力等等，我都可以随遇而安，不加苛求的。另一个朋友说：“嗜好习惯太相同了，反无互相吸引之力，生活在一起没有兴趣。而且像你这样的斤斤于小节，只有让你自己再变成为一个女人，来配你自己吧。”天哪，假如我真是个女人，恐怕早已结婚，而且是已有了两三个孩子了！（原载1941年2月21日重庆版《星期评论》第12期，收入《关于女人》，天地出版社1943年9月初版）

我的母亲

谈到女人，第一个涌上我的心头的，就是我的母亲，因在我的生命中，她是第一个对我失望的女人。

在我以前，我有两个哥哥，都是生下几天就夭折的，算命的对她说：“太太，你的命里是要先开花后结果的，最好能先生下一个姑娘，庇护以后的少爷。”因此，在她怀我的时候，她总希望是一个女儿。她喜欢头生的是一个姑娘，会帮妈妈看顾弟妹、温柔、体贴、分担忧愁。不料生下我来，又是一个儿子。在合家欢腾之中，母亲只是默然的躺在床上。祖父同我的姑母说：“三嫂真怪，生个儿子还不高兴！”

母亲究竟是母亲，她仍然是不折不扣的爱我，只是常常念道：“你是儿子兼女儿的，你应当有女儿的好处才行。”我生后三天，祖父拿着我的八字去算命。算命的还一口咬定这是女孩的命，叹息着说：“可惜是个女孩子，否则准作翰林。”母亲也常常拿我取笑说：“如今你是一个男子，就应当真作个翰林了。”幸而我是生在科举久废的新时代，否则，以我的才具而论，哪有三元及第荣宗耀祖的把握呢？

在我底下，一连串的又来了三个弟弟，这使母亲更加失望。然而这三个弟弟倒是个个留住了。当她抱怨那个算命的不灵的时候，我们总笑着说，我们是“无花果”，不必开花而即累累结实的。

母亲对于我的第二个失望，就是我总不想娶亲。直至去世时为止，她总认为我的一切，都能使她满意，所差的就是我竟没有替她娶回一位，有德有才而又有貌的媳妇。其实，关于这点，我更比她着急，只是时运不济，没有法子。在此情形之下，我只有竭力鼓励我的弟弟们先我而娶，替他们介绍“朋友”，造就机会。结果，我的二弟，在二十一岁大学刚毕业时就结了婚。母亲跟前，居然有了一个温柔贤淑的媳妇，不久又看见了一个孙女的诞生，于是她才相当满足地离开了人世。

如今我的三个弟弟都已结过婚了，他们的小家庭生活，似乎都很快乐。我的三个弟妇，对于我这老兄，也都极其关切与恭敬。只有我的二弟妇常常笑着同我说：“大哥，我们做了你的替死鬼，你看在这兵荒马乱米珠薪桂的年头，我们这五个女孩子怎么办？你要代替我们养一两个才行。”她怜惜地抚摩着那些黑如鸦羽的小头。她哪里舍得给我养呢！那五个女孩子围在我的膝头，一齐抬首的时候，明艳得如同一束朝露下的红玫瑰花。

母亲死去整整十年了，去年父亲又已逝世。我在各地飘泊，依然是个孤身汉子。弟弟们的家，就是我的家，那里有欢笑，有温情，有人照应我的起居饮食，有人给我缝衣服补袜子。我出去的时候，回来总在店里买些糖果，因为我知道在那栏杆上，有几个小头伸着望我。去年我刚到重庆，就犯了那不可避免的伤风，头痛得七八天睁不开眼，把一切都忘了。一天早晨，航空公司给我送来一个包裹，是几个小孩子寄来的，其中的小包裹是从各地方送到，在香港集中的。上面有一个卡片，写着：“大伯伯，好些日子不见信了，圣诞节你也许忘了我们，但是我们没有忘了你！”我的头痛立刻好了，漆黑的床前，似乎竖起了一棵烛光辉煌的圣诞树！

回来再说我的母亲吧。自然，天下的儿子，至少有百分之七十，认为他的母亲乃是世界上最好的母亲。我则以为我的母亲，乃是世界上最好的母亲中最好的一个。不但我如此想，我的许多朋友也如此说。她不但是我的母亲，而且是我的知友。我有许多话不敢同父亲说的，敢同她说；不能对朋友提的，能对她提。她有现代的头脑，稳静公平地接受现代的一切。她热烈的爱着“家”，以为一个美好的家庭，乃是一切幸福和力量的根源。她希望我早点娶亲，目的就在愿意看见我把自己的身心，早点安置在一个温暖快乐的家庭里面。然而，我的至爱的母亲，我现在除了“尚未娶妻”之外，并没有失去了“家”之一切！

我们的家，确是一个安静温暖而又快乐的家。父亲喜欢栽花养狗；母亲则整天除了治家之外，不是看书，就是做活，静悄悄的没有一点声息。学伴们到了我们家里，自然而然的就会低下声来说话。然而她最鼓励我们运动游戏，外院里总有秋千、杠子等等设备。我们学武术，学音乐（除了我以外，弟弟们都有很好的成就）。母亲总是高高兴兴的，接待父亲和我们的朋友。朋友们来了，玩得好，吃得好，总是欢喜满足的回去。却也有人带着眼泪回家，因为他想起了自己死去的母亲，或是他的母亲，同他不曾发生什么情感的关系。

我的父亲是大家庭中的第三个儿子。他的兄弟姊妹很多，多半是不成材的，于是他们的子女的教养，就都堆在父亲的肩上。对于这些，母亲充分的帮了父亲的忙，父亲付与了一份的财力，母亲贴上了全部的精神。我们家里总有七八个孩子同住，放假的时候孩子就更多。母亲以孱弱的身体，来应付支持这一切，无论多忙多乱，微笑没有离开过她的嘴角。我永远忘不了母亲逝世的那晚，她的床侧，昏倒了我的一个身为军人的堂哥哥！

母亲又有知人之明，看到了一个人，就能知道这人的性格。故对于父亲和我们的朋友的选择，她都有极大的帮助。她又有极高的鉴赏力，无论屋内的陈设，园亭的布置，或是衣饰的颜色和式样等，经她一调动，就显得新异不俗。我记得有一位表妹，在赴茶会之前，打扮得花枝招展的，到了我们的家里，母亲把她浑身上下看了一遍，笑说：“元元，你打扮得太和别人一样了。人家抹红嘴唇，你也抹红嘴唇，人家涂红指甲，你也涂红指甲，这岂非反不引起他人的注意？你要懂得‘万朵红莲礼白莲’的道理。”我们都笑了，赞同母亲的意见。表妹立刻在母亲妆台前洗净铅华，换了衣饰出去；后来听说她是那晚茶会中，被人称为最漂亮的一个。

母亲对于政治也极关心。三十年前，我的几个舅舅，都是同盟会的会员，平常传递消息，收发信件，都由母亲出名经手。我还记得在我八岁的时候，一个大雪夜里，帮着母亲把几十本《天讨》，一卷一卷的装在肉松筒里，又用红纸条将筒口封了起来，寄了出去。不久收到各地的来信说：“肉松收到了，到底是家制的，美味无穷。”我说：“那些不是书吗？……”母亲轻轻的捏了我一把，附在我的耳朵上说：“你不要说出去。”

辛亥革命时，我们正在上海，住在租界旅馆里。我的职务，就是天天清早在门口等报，母亲看完了报就给我们讲。她还将她所仅有的一点首饰，换成洋钱，捐款劳军。我那时才十岁，也将我所仅有的十块压岁钱捐了出去，是我自己走到申报馆去交付的。那两纸收条，我曾珍重的藏着，抗战起来以后不知丢在哪里了。“五四”以后，她对新文化运动又感了兴趣。她看书看报，不让时代把她丢下。她不反对自由恋爱，但也注重爱情的专一。我的一个女同学，同人“私奔”了，当她的母亲走到我们家里“垂涕而道”的时候，父亲还很气愤，母亲却不做声。客人去后，她说：“私奔也不要紧，本来仪式算不了什么，只要他们始终如一就行。”

诸如此类，她的一言一行，成了她的儿子们的指南针。她对我的弟弟们的择偶，从不直接说什么话，总说：“只要你们喜爱的，妈妈也就喜爱。”但是我们的性格品味已经造成了，妈妈不喜爱的，我们也决不会喜爱。

她已死去十年了。抗战期间，母亲若还健在，我不知道她将做些什么事情，但我至少还能看见她那永远微笑的面容，她那沉静温柔的态度，她将以卷《天讨》的手，卷起她的每一个儿子的畏惧懦弱的心！

她是一个典型的贤妻良母，至少母亲对于我们解释贤妻良母的时候，她以为贤妻良母，应该是丈夫和子女的匡护者。

关于妇女运动的各种标语，我都同意，只有看到或听到“打倒贤妻良母”的口号时，我总觉得有点逆耳刺眼。当然，人们心目中“妻”与“母”是不同的，观念亦因之而异。我希望他们所要打倒的，是一些怯弱依赖的软体动物，而不是像我的母亲那样的女人。（原载1941年3月7日重庆版《星期评论》第14期，收入《关于女人》，天地出版社1943年9月初版）

我的教师

第二个女人，我永远忘不掉的，是T女士，我的教师。

我从小住在偏僻的乡村里，没有机会进小学，所以只在家塾里读书，国文读得很多，历史地理也还将就得过，吟诗作文都学会了，且还能写一两千字的文章。只是算术很落后，翻来覆去，只做到加减乘除，因为塾师自己的算学程度，也只到此为止。

十二岁到了北平，我居然考上了一个中学，因为考试的时候，校长只出一个“学然后知不足”的论说题目。这题目是我在家塾里做过的，当时下笔千言，一挥而就，校长先生大为惊奇赞赏，一下子便让我和中学一年生同班上课。上课两星期以后，别的功课我都能应付裕如，作文还升了一班，只是算术把我难坏了。中学的算术是从代数做起的，我的算学底子太坏，脚跟站不牢，昏头眩脑，踏着云雾似的上课，T女士便在这云雾之中，飘进了我的生命中来。

她是我们的代数和历史教员，那时也不过二十多岁吧。“螓首蛾眉，齿如编贝”这八个字，就恰恰的可以形容她。她是北方人，皮肤很白嫩，身材很窈窕，又很容易红脸，难为情或是生气，就立刻连耳带颈都红了起来，我最怕的是她红脸的时候。

同学中敬爱她的，当然不止我一人，因为她是我们的女教师中间最美丽，最和平，最善诱的一位。她的态度，严肃而又和蔼，讲述时简单而又清晰。她善用譬喻，我们每每因着譬喻的有趣，而连带的牢记了原理。

第一个月考，我的历史得九十九分，而代数却只得了五十二分，不及格！当我下课自己躲在屋角流泪的时候，觉得有只温暖的手，抚着我的肩膀，抬头却见T女士挟着课本，站在我的身旁。我赶紧擦了眼泪，站了起来。她温和的问我道：“你为什么哭？难道是我的分数打错了？”我说：“不是的，我是气我自己的数学底子太差。你出的十道题目，我只明白一半。”她就软款温柔的坐下，仔细问我的过去。知道了我的家塾教育以后，她就恳切的对我说：“这不能怪你。你中间跳过了一大段！我看你还聪明，补习一定不难，以后你每天晚一点回家，我替你补习算术吧。”

这当然是她对我格外的爱护，因为算术不曾学过的，很有退班的可能；而且她很忙，每天匀出一个钟头给我，是额外的恩惠。我当时连忙答允，又再三的道谢。回家去同母亲一说，母亲尤其感激，又仔细的询问T女士的一切，她觉得T女士是一位很好的教师。

从此我每天下课后，就到她的办公室，补习一个钟头的算术，把高小三年的课本，在半年以内赶完了。T女士逢人便称道我的神速聪明，但她不知道我每天回家以后，用功直到半夜，因着习题的烦难，我曾流过许多焦急的眼泪，在泪眼模糊之中，灯影下往往涌现着T女士美丽慈和的脸，我就仿佛得了灵感似的，擦去眼泪，又赶紧往下做。那时我住在母亲的套间里，冬天的夜里，烧热了砖炕，点起一盏煤油灯，盘着两腿坐在炕桌边上，读书习算。到了夜深，母亲往往叫人送冰糖葫芦，或是赛梨的萝卜，来给我消夜。直到现在，每逢看见孩子做算术，我就会看见T女士的笑脸，脚下觉得热烘烘的，嘴里也充满了萝卜的清甜气味！

算术补习完毕，一切难题，迎刃而解，代数同几何，我全是不费功夫的做着；我成了同学们崇拜的中心，有什么难题，他们都来请教我。因着T女士的关系，我对于算学真是心神贯注，竟有几个困难的习题，是在夜中苦想，梦里做出来的。我补完算术以后，母亲觉得对于T女士应有一点表示，她自己跑到福隆公司，买了一件很贵重的衣料，叫我送去。T女士却把礼物退了回来，她对我母亲说：“我不是常替学生补习的，我不能要报酬。我因为觉得令郎别样功课都很好，只有算学差些，退一班未免太委屈他。他这样的赶，没有赶出毛病来，我已经是很高兴的了。”母亲不敢勉强她，只得作罢。有一天我在东安市场，碰见T女士也在那里买东西。看见摊上挂着的挖空的红萝卜里面种着新麦秧，她不住地夸赞那东西的巧雅，颜色的鲜明，可是因为手里东西太多，不能再拿，割爱了。等她走后，我不曾还价，赶紧买了一只萝卜，挑在手里回家。第二天一早又挑着那只红萝卜，按着狂跳的心，到她办公室去叩门。她正预备上课，开门看见了我和我的礼物，不觉嫣然的笑了，立刻接了过去，挂在灯下，一面说：“谢谢你，你真是细心。”我红着脸出来，三步两跳跑到课室里，嘴里不自觉的唱着歌，那一整天我颇觉得有些飘飘然之感。

因着补习算术，我和她对面坐的时候很多，我做着算题，她也低头改卷子。在我抬头凝思的时候，往往注意到她的如云的头发，雪白的脖子，很长的低垂的睫毛，和穿在她身上稳称大方的灰布衫，青裙子，心里渐渐生了说不出的敬慕和爱恋。在我偷看她的时候，有时她的眼光正和我的相值，出神的露着润白的牙齿向我一笑，我就要红起脸，低下头，心里乱半天，又喜欢，又难过，自己莫名其妙。

从校长到同学，没有一个愿意听到有人向T女士求婚的消息。校长固不愿意失去一位好同事，我们也不愿意失去一位好教师，同时我们还有一种私意，以为世界上根本就没有一个男子，配作T女士的丈夫，然而向T女士求婚的男子，那时总在十个以上，有的是我们的男教师，有的是校外的人士。我们对于T女士的追求者，一律的取一种讥笑鄙夷的态度。对于男教师们，我们不敢怎么样，只在背地里替他们起上种种的绰号，如“癞虾蟆”、“双料癞虾蟆”之类。对于校外的人士，我们的胆子就大一些，看见他们坐在会议室里或是在校门口徘徊，我们总是大声咳嗽，或是从他们背后投些很小的石子，他们回头看时，我们就三五成群的哄笑着，昂然走过。

T女士自己对于追求者的态度，总是很庄重很大方。对于讨厌一点的人，就在他们的情书上，打红叉子退了回去。对于不大讨厌的，她也不取积极的态度，仿佛对于婚姻问题不感着兴趣。她很孝，因为没有弟兄，她便和她的父亲守在一起，下课后常常看见她扶着老人，出来散步，白发红颜，相映如画。

在这里，我要供招一件很可笑的事实，虽然在当时并不可笑。那时我们在圣经班里，正读着“所罗门雅歌”，我便模仿雅歌的格调，写了些赞美T女士的句子，在英文练习簿的后面，一页一页的写下叠起。积了有十几篇，既不敢给人看，又不忍毁去。那时我们都用很厚的牛皮纸包书面，我便把这十几篇尊贵的作品，折存在两层书皮之间。有一天被一位同学翻了出来，当众诵读，大家都以为我是对于隔壁女校的女生，发生了恋爱，大家哄笑。我又不便说出实话，只好涨红着脸，赶过去抢来撕掉。从此连雅歌也不敢写了，那年我是十五岁。

我从中学毕业的那一年，T女士也离开了那学校，到别地方作事去了，但我们仍常有见面的机会。每次看见我，她总有勉励安慰的话，也常有些事要我帮忙，如翻译些短篇文字之类，我总是谨慎行事，宁可将大学里功课挪后，不肯耽误她的事情。

她做着很好的事业，很大的事业，至死未结婚。六年以前，以牙疾死于上海，追悼哀殓她的，有几万人。我是在从波士顿到纽约的火车上，得到了这个消息，车窗外飞掠过去的一大片的枫林秋叶，尽消失了艳红的颜色，我忽然流下泪来，这是母亲死后第一次的流泪。（原载1941年4月25日重庆版《星期评论》第21期，收入《关于女人》，天地出版社1943年9月初版）

叫我老头子的弟妇

第三个女人，我要写的，本是我的奶娘。刚要下笔，编辑先生忽然来了一封信，特烦我写“我的弟妇”。这当然可以，只是我有三个弟妇，个个都好，叫我写哪一个呢？把每个人都写一点吧，省得她们说我偏心！

我常对我的父亲说：“别人家走的都是儿子的运，我们家走的却是儿媳妇的运，您看您这三位少奶奶，看着叫人心里多么痛快！”父亲一面笑眯眯的看着她们，一面说：“你为什么不也替我找一位痛快的少奶奶来呢？”于是我的弟弟和弟妇们都笑着看我。我说：“我也看不出我是哪点儿不如他们，然而我混了这些年，竟混不着一位太太。”弟弟们就都得意的笑着说：“没有梧桐树，招不了凤凰来。只因你不是一棵梧桐树，所以你得不着一只凤凰！”这也许是事实，我只好忍气吞声地接受了他们的讥诮。那是廿六年六月，正值三弟新婚后到北平省亲，人口齐全，他提议照一张合家欢的相片，却被我严词拒绝了。我不能看他们得意忘形的样子，更不甘看相片上我自己旁边没有一个女人，这提议就此作罢。时至今日，我颇悔恨，因为不到一个月，卢沟桥事变起，我们都星散了。父亲死去，弟弟们天南地北，“海内风尘诸弟隔，天涯涕泪一身遥”是我常诵的句子，而他们的集合相片，我竟没有一张！

我的二弟妇，原是我的表妹，我的舅舅的女儿，大排行第六，只比我的二弟小一个月。我看着他们长大，真是青梅竹马，两小无猜。在他们的回忆里，有许多甜蜜天真的故事，倘若他们肯把一切事情都告诉我，一定可以写一本很好的小说。我曾向他们提议，他们笑说：“偏不告诉你，什么话到你嘴里，都改了样，我们不能让你编排！”

他们在七八岁上，便由父母之命定了婚；定婚以后，舅母以为未婚男女应当避嫌，他们的踪迹便疏远了。然而我们同舅家隔院而居，早晚出入，总看得见，岁时节序，家宴席上，也不能避免。他们那种忍笑相视的神情，我都看在眼里，我只背地里同二弟取笑，从来不在大人面前提过一句，恐怕舅母又来干涉，大煞风景。

有一年，正是二弟在唐山读书，六妹在天津上学，一个春天的早晨，我忽然接到“男士先生亲启”的一封信，是二弟发的，赶紧拆来一看，里面说：“大哥，我想和六妹通信，……已经去了三封信，但她未曾复我，请你帮忙疏通一下，感谢不尽。”我笑了，这两个十五岁的孩子，春天来到他们的心里了！我拿着这封信，先去给母亲看，母亲只笑了一笑，没说什么。我知道最重要的关键还是舅母，于是我又去看舅母。寒暄以后，轻闲的提起，说二弟在校有时感到寂寞，难为他小小的年纪，孤身在外，我们都常给他写信，希望舅母和六妹也常和他通信，给他一点安慰和鼓励。舅母迟疑了一下，正要说话，我连忙说：“母亲已经同意了。这个年头，不比从前，您若是愿意他们小夫妻将来和好，现在应当让他们多多交换意见，联络感情。他俩都是很懂事有分寸的孩子，一切有我来写包票。”舅母思索了一会，笑着叹口气说：“这是哪儿来的事！也罢，横竖一切有你做哥哥的负责。”我也不知道我负的是什么责任，但这交涉总算办得成功，我便一面报告了母亲，一面分函他们两个，说：“通信吧，一切障碍都扫除了，没事别再来麻烦我！”

他们廿一岁的那年，我从国外回来，二弟已从大学里毕业，做着很好的事，拉得一手的好提琴，身材比我还高，翩翩年少，相形之下，我觉得自己真是老气横秋了。六妹也长大了许多，俨然是一个大姑娘了。在接风的家宴席上，她也和二弟同席，谈笑自如。夜阑人散，父母和我亲热的谈着，说到二弟和六妹的感情，日有进步，虽不像西洋情人之形影相随，在相当的矜持之下，他们是互相体贴，互相勉励；母亲有病的时候，六妹是常在我们家里，和弟弟们一同侍奉汤药，也能替母亲料理一点家事。谈到这里，母亲就说：“真的，你自己的终身大事怎样了？今年腊月是你父亲的六十大寿，我总希望你能带一个媳妇回来，替我做做主人。如今你一点动静都没有，二弟明夏又要出国，三弟四弟还小，我几时才做得上婆婆？”我默然一会，笑着说：“这种事情着急不来。您要做个婆婆却容易，二弟尽可于结婚之后再出国。刚才我看见六妹在这里的情形，俨然是个很能干的小主妇，照说廿一岁也不算小了，这事还得我同舅母去说。”母亲仿佛没有想到似的，回头笑对父亲说：“这倒也是一个办法。”

第二天同二弟提起，他笑着没有异议。过几天同舅母提起，舅母说：“我倒是无所谓，不过六妹还有一年才能毕业大学，你问她自己愿意不愿意。”我笑着去找六妹，她正在廊下织活，看见我走来，便拉一张凳子，让我坐下。我说：“六妹，有一件事和你商量，请你务必帮一下忙。”她睁着大眼看着我。我说：“今年父亲大寿的日子，母亲要一个人帮她作主人，她要我结婚，你说我应当不应当听话？”她高兴得站了起来，“你？结婚？这事当然应当听话。几时结婚？对方是谁？要我帮什么忙？”我笑说：“大前提已经定了，你自己说的，这事当然应当听话。我不知道我在什么时候才可以结婚，因为我还没有对象。我已把这责任推在二弟身上了，我请你帮他的忙。”她猛然明白了过来，红着脸回头就走，嘴里说：“你总是爱开玩笑！”我拦住了她，正色说：“我不是同你开玩笑，这事母亲舅母和二弟都同意了，只等候你的意见。”她站住了，也严肃了起来，说：“二哥明年不是要出国吗？”我说：“这事我们也讨论过，正因为他要出国，我又不能常在家，而母亲身边又必须有一个得力的人，所以只好委屈你一下。”她低头思索了一会，脸上渐有笑容。我知道这个交涉又办成功了，便说：“好了，一切由我去备办，你只预备作新娘子吧！”她啐了一口，跑进屋去。舅母却走了出来，笑说：“你这大伯子老没正经——不过只有三四个月的工夫了，我们这些人老了，没有用，一切都拜托你了。”

父亲生日的那天，早晨下了一场大雪，我从西郊赶进城来。当天，他们在欧美同学会举行婚礼，新娘明艳得如同中秋的月！吃完喜酒，闹哄哄的回到家里来，摆上寿筵。拜完寿，前辈客人散了大半，只有二弟一班朋友，一定要闹新房，父母亲不好拦阻，三弟四弟乐得看热闹，大家一哄而进。我有点乏了，自己回东屋去吸烟休息。我那三间屋子是周末养静之所，收拾得相当整齐，一色的藤床竹椅，花架上供养着两盆腊梅，书案上还有水仙，掀起帘来，暖香扑面。我坐了一会，翻起书本来看，正神往于万里外旧游之地，猛抬头看钟，已到十二时半，南屋新房里还是人声鼎沸。我走进去一看，原来新房正闹到最热烈的阶段，他们请新娘做的事情，新娘都一一遵从了，而他们还不满意，最后还要求新娘向大家一笑，表示逐客的意思，大家才肯散去。新娘大概是乏了，也许是生气了，只是绷着脸不肯笑，两下里僵着，二弟也不好说什么，只是没主意的笑着四顾。我赶紧找枝铅笔，写了个纸条，叫伴娘偷偷的送了过去，上面是：“六妹，请你笑一笑，让这群小土匪下了台，我把他们赶到我屋里去罢。”忙乱中新娘看了纸条，在人丛中向我点头一笑，大家哄笑了起来，认为满意。我就趁势把他们都让到我的书室里。那夜，我的书室是空前的凌乱，这群“小土匪”在那里喝酒、唱歌、吃东西、打纸牌，直到天明。

不到几天，新娘子就喧宾夺主，事无巨细，都接收了过去，母亲高高在上，无为而治，脸上常充满着“做婆婆”的笑容。我每周末从西郊回来，做客似的，受尽了小主妇的招待。她生活在我们中间，仿佛是从开天辟地就在我们家里似的，那种自然，那种合适。第二年夏天，二弟出国，我和三四弟教书的教书，读书的读书，都不能常在左右，只有她是父母亲朝夕的慰安。

十几年过去了，她如今已是五个孩子的母亲，不过对于“大哥”，她还喜欢开点玩笑，例如：她近来不叫我“大哥”，而叫我“老头子”了！（原载1941年6月20日重庆版《星期评论》第29期，收入《关于女人》，天地出版社1943年9月初版）

请我自己想法子的弟妇

三弟和我很有点相像，长的相像，性情也相像，我们最谈得来。我在北平西郊某大学教书的时候，他正在那里读书，课余，我们常常同到野外去散步谈心。他对于女人的兴趣，也像我似的，适可而止，很少作进一步的打算。所以直到他大学毕业，出了国，又回来在工厂里做事，还没有一个情人。

六年以前，我第二次出国，道经南京，小驻一星期，三弟天天从隔江工厂里过来陪我游玩。有一个星期日，一位外国朋友自驾汽车，带我们去看大石碑，并在那里野餐。原定是下午四点回来，汽车中途抛了锚，直到六点才进得城门。三弟在车上就非常烦躁不安，到了我的住处，他匆匆的洗了澡，换了一身很漂亮的西装，匆匆的又出去。我那时正忙，也不曾追问。直到第二年的春天，我在巴黎，忽然得他一封信，说：“大哥，告诉你一件事，我已经订了婚，不久要结婚了。……记得我们去年逛大石碑的一天吧，就在那夜，我和她初次会面。……我们准备六月中旬结婚，婚后就北上。你若是在六月底从西伯利亚回来，我们可在北平车站接你。……巴黎如何？有好消息否？好了，北平见！”我仔细的看了他信中附来的两人合照的相片，匆匆的写了一张卡片，说：“我妒羡你，居然也有了心灵的归宿！巴黎寂寞得很，和北平一样，还是你替我想想法子吧。”我又匆匆的披上大衣，直走到一家大百货商店，买了一套银器，将卡片放在匣里，寄回南京去。

在北平车站上，家人丛中，看见了我的三弟妇，极其亲热的和我握手，仿佛是很熟的朋友，她和我并肩走着。回头看见大家的笑容，三弟尤其高兴，我紧紧的捏着他的手，低声说：“有你的！”

他们先在城里请过了客，便到西郊来休息。我们那座楼上，住的都是单身的男教授，“女宾止步”；我便介绍他们到我的朋友X家里去住。X夫妇到牯岭避暑去了，那房子空着，和我们相隔只一箭之遥。他们天天走过来吃饭，饭后我便送他们到西山去玩。三弟妇常说：“大哥，你和我们一起去吧。”我摇头说：“这些都是我玩腻了的地方，怪热的，我不想去。而且我也不是一个傻子！”三弟就笑说：“别理他，他越老越怪。我们自己走吧！”

逛够了西山，三弟就常常说他肚子不好，拒绝一切的应酬，天晓得他是真病假病——我只好以病人待他，每日三餐，叫厨子烤点面包，煮点稀饭，送了过去。他总是躺在客厅沙发上，听三弟妇弹琴。我没事时也过去坐坐，冷眼看他们两个，倒是合适得很，都很稳静，很纯洁，喜欢谈理想，谈宗教，以为世界上确有绝对的真、善、美。虽然也有新婚时代之爱娇与偎倚，而言谈举止之间，总是庄肃的时候居多，我觉得很喜欢他们。

有一次，三弟妇谈起他们的新家庭，一切的设备，都尽量的用国货，因而谈到北平仁立公司的国货地毯，她认为材料很好，花样也颇精致，那时我有的是钱，便说要去买一两张送给他们。我们定好了日子，一同去挑选，他们先进城去陪父亲，我过一两天再去。我还记得，那是卢沟桥事变之前一天，我一早进城去，到了家里，看见一切乱哄哄的，二弟和二弟妇正帮忙这一对新夫妇收拾行李，小孩子们拉着新娘子的衣服，父亲捧着水烟袋，愁眉不展的。原来正阳门车站站长——是我们的亲戚——早上打电话来，说外面风声不稳，平浦路随时有切断的可能，劝他们两个赶紧走，并且已代定了房间。我愣了一会，便说：“有机会走还是先走好，你的事情在南京，不便长在北方逗留，明年再来玩吧。”我立刻叫了一部汽车，送他们到车站，我把预备买地毯的一卷钞票，塞在三弟妇的皮包里，看着他们挤上了火车，火车又蠕蠕的离开了车站，心里如同做了一场乱梦。

他们到了南京，在工厂的防空洞里，过了新婚后的几个月。此后又随军撤退，溯江而上，两个人只带一只小皮箱。我送给他们的一套银器，也随首都沦陷了，地毯幸亏未买！而每封他们给我的信，总是很稳定，很满足，很乐观，种种的辛苦和流离，都以诙谐的笔意出之。友人来信，提到三弟和他的太太在内地的生活，都说看不出三弟妇那么一个娇女儿，竟会那样的劳作。他们在工厂旁边租到一间草房，这一间草房包括了一切的居室。炎暑的天气中，三弟妇在斗室里煮饭洗衣服，汗流如雨，嘴里还能唱歌。大家劝她省点力气，不必唱了，她笑说：“多出一点气，可以少出一点汗。”这才是伟大的中华儿女的精神，我向她脱帽！

他们新近得了一个儿子，我写信去道贺，并且说：“你们这个孩子应当过继给我，我是长兄！”他们回信说：“别妄想了，你要儿子，自己去想法子吧！”他们以为我自己就没有法子了。“好，走着瞧吧！”（原载1941年6月27日重庆版《星期评论》第30期，收入《关于女人》，天地出版社1943年9月初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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