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有过不去的坎(txt+pdf+epub+mobi电子书下载)

作者：刘宗粤,何苗,刘裔等

出版社：华中科技大学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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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有过不去的坎试读：

序言 从新编《陋室铭》到阿基米德

一日闲暇，翻阅书报，偶见肖复兴一篇《并非游戏》，读之悚然心惊，现摘其要如下。

儿子问我“山不在高，有仙则名；水不在深，有龙则灵”，这句话出自何处。我从书柜中找了一本《古文观止》，告诉他出自唐代刘禹锡的《陋室铭》，又找了一本《古代散文选注》，那里面有古文注释，让他自己去读这篇文章。

不一会儿，他便看完了。他的兴趣不在全文，只在开头这两句话。“爸爸，你随便起个头，我都能照这两句话的形式给你往下编。比如说：爱不在深，有钱则行；人不在大，有权则灵。”

原来，在他这里《陋室铭》是一种游戏。《陋室铭》中文绉绉的古文变成了儿歌似的顺口溜。两句古文繁衍成当代世风民情的晴雨表。

不过，我不相信儿子有这么大的能耐，可以将世俗的一切包括在刘禹锡的这两句话中，便随口说了句：“货不怕假。”

儿子无须考虑便爽快答道：“货不怕假，回扣则灵；钱不在多，美元就行。”

我又说：“饭不怕贵。”

儿子依然对答如流，似乎水到渠成：“饭不怕贵，公款就行；酒不怕醉，请客就灵。”“路不在远。”“路不在远，有车则行；钱不在多，报销就灵。”“调动不怕难，送礼就行；奖状不在大，发钱就灵。”“厕所不在大，收费就行；旅馆不在高，有星就灵。”“分不在高，后门就行；学不在深，有爹就灵。”

……

游戏像对口词。我仔细想想，还真是那么回事。爱情沦陷于金银窟中；假冒伪劣产品防不胜防；公款请客一年耗费上千亿人民币；公费旅游“万水千山只等闲”；后门成风，行贿受贿明目张胆；火到猪头烂，钱到公事办；厕所收费花样翻新，宾馆加冕星级如云，服务档次仍然故我……哪一点儿子说得不对？哪一点不在刘禹锡这变种的两句话中？

总想难住儿子，其实是想求得心理平衡，生活并不像他说的那么糟，也并非真如他所说的一切弊端都能囊括进他这两句话中。我便又问了一句“店不在大……”，而且要求做一句两吃的答案。

儿子嘴角一弯，嘲笑于我：“爸爸，我再白饶你一分，说三种答案怎么样？”

第一：“店不在大，有货则行；货不怕多，便宜就灵。”

第二：“店不在大，合资就行；货不怕贵，名牌则灵。”

第三：“店不在大，有主儿就行；货不怕假，有托儿就灵。”

看来，什么也瞒不过儿子。刘禹锡若在天有灵，知道自己《陋室铭》开头两句被儿子肆无忌惮地改造成如此模样，将作何感想？

在上文中，刘禹锡的《陋室铭》颠来倒去，竟可作万花筒，折射出当今社会诸多畸形现象。游戏否？确非游戏，或曰：“不可游戏。”然而，沉重的是，连孩子都深谙游戏的个中三昧，怎不令我等父辈头热涔涔？

时下流行民谣，仿《陋室铭》格律的亦不少。信手拈来几首，大多烘托“官场假相”（以别于培根的“剧场假相”“洞穴假相”“市场假相”）：本事不高，应付则行；学问不深，奉承则灵。斯是科室，唯吾聪明。庸俗岂有趣，流言作新闻，谈笑无边际，往来有后门。可以打毛线、练气功，无民声之乱耳，无国忧之劳神。调资不落后，级别按时升。不才云：乐在其中。家不在大，有凳则行；人不在多，有头则灵。八点钟开会，九点半进行。谈笑任自由，往来无拘谨。可以织毛线、抽香烟、嗑瓜子、侃大山。材料三四本，内容只一文；台上照着念，台下信手翻；茶水几大桶，厕所四五轮。开头“同志们”，接着“一、二、三”。众人云：“有完没完。”才不在高，有官则行；学不在深，有权则灵。斯是衙门，唯吾独尊。前有吹鼓手，后有搞特权、结帮亲。无忠言之逆耳，唯颂扬之妙音。青云直上，威风精神。在任一日，快哉过瘾！

中国人善用民谣来宣泄自己的情感，如以前的“楼上楼下、电灯电话”，“耕田不用牛、点灯不用油”，但更多的则是对社会消极现象的讽刺、针砭。如20世纪60年代初，人民生活发生严重困难，物资凭票供应，就有了一首诙谐的民谣：“百货公司一枝花，食品公司双下巴。”对“文革”中文艺界百花凋零的情景则描绘道：“中国电影新闻简报，朝鲜电影又哭又笑，越南电影飞机大炮，苏联电影搂搂抱抱。”

民谣，“民口也，明镜也”。汉惠帝曾设“乐府令”集民谣，以观风俗民情；唐代大诗人白居易早年撰“策林”，其中一个主张就是“采民诗（谣）以补察时政”；清朝杜文澜收辑的“古谣谚”达100多卷。民谣也触动了当今中国领导人。1993年1月，江汉平原正值寒风料峭、大地凝脂，中共中央总书记江泽民同志就来到这块三国演义的古战场体察民情。他走一路问一路，行至荆州，当地群众一句“基层干部雄赳赳，只管种来不管收；农民兄弟气昂昂，又骂爹来又骂娘”的顺口溜，深深触动了他。几天下来，他那个非同寻常的笔记本上，记满了一首又一首既普通又真实的民谣。这些民谣道出了群众内心的呼声，也寄托了他们对党和政府的期望。

时下流行民谣。作者手中亦收集了一大摞（有的散见于本书章节），非为采风，实为研究社会心理障碍所需。时至今日，如何革除诸多社会消极现象，进一步深入改革、扩大开放，构建和谐社会，保证社会主义事业的顺利进行？对此，哲学家、经济学家、社会学家、政治学家有不同的解释，而心理学家则往往将目光投向更为深层的问题——社会心理问题。

让我们把问题谈得更深入一些……阿基米德：移动地球的支点

文化论者认为，任何一种社会都有两种不同形式的文化，一种是由社会权力机构或具有权威性的团体通过各种传媒规定和提倡的标准文化（亦可称为符号化的文化指令）；一种是人们在实际社会关系中心照不宣地领悟出来的以满足自身需要为目标的世俗文化（亦可称为心理性的文化指令）。世俗文化发展的后果往往是神圣意义的丧失，个人崇拜的消失，意识形态的淡化；社会趋于功利化、实用化；金钱标准成为衡量事物价值标准的基础；在科学中，实证分析代替价值判断，等等。

随着社会的演进，原来有序的社会道德评价体系不断分化、重新组合，这是正常的，对我国目前出现的世俗文化也不能做简单的是非判断。但是，困惑及忧虑也不是无根据的。一个重要的事实是：在一部分人中形成了是非颠倒的价值判断，以诚实为傻气，以刻苦为寒酸，以奢侈为荣耀，以善良为无能，社会出现了缺乏善恶感、是非感、内疚感的现象，其核心是人们缺乏社会责任感的道德心态，显现了道德真空的裂痕。

在分析经济为何缺乏活力的时候，我们总是将原因归结为：一是资金短缺，二是市场疲软。然而，现在发掘出来的观点是，解决经济缺乏活力的出路在于推进改革，而推动改革的难点在于精神疲软。某地方曾有民谣曰：中央忙改革，省市忙出国，地县忙升格，乡镇忙请客。十七十八，披肩长发；二十七八，怀抱娃娃；三十七八，等候提拔；四十七八，拖拖沓沓；五十七八，退休回家；六十七八，养鱼种花；七十七八，振兴中华。

亦曾有民谣“都市十八怪”流行于民间：第一怪，老人跌倒没人来；第二怪，夜半歌声传天外；第三怪，摊开麻将把客待；第四怪，铁门铁锁铁阳台；第五怪，猪肉牛肉加水卖；第六怪，“珍稀”作为下酒菜；第七怪，众人争把猫狗爱；第八怪，染起头发充老外；第九怪，污言秽语随口带；第十怪，杂物废纸胡乱甩；第十一怪，下水道口缺少盖；第十二怪，小摊小贩占道摆；第十三怪，算命先生站成排；第十四怪，好人偏去充乞丐；第十五怪，小偷扒窃好自在；第十六怪，旅店拉客死活拽；第十七怪，锻炼只有老太太；第十八怪，雷锋叔叔没人爱。

毋庸讳言，目前社会上出现的精神疲软与我国的现代化事业是极不相称的，甚至相悖！

现代化是什么？现代化的主要特征是什么？以罗伯特·华德为首的经济学学者认为现代化是“经济现代化”；以亨廷顿为代表的政治学学者则指出现代化应是“政治现代化”；至于英克尔斯，则是直截了当地指出“一切现代化，首先是人的现代化”；更进一步的观点则是由智利知识界的领袖萨拉扎·班迪博士阐述的。在国际性的“发展与选择”研讨会上，他回顾了发展中国家追求现代化的坎坷道路，并说了这样一句含义深刻的话：“落后和发达不仅仅是一堆能够勾勒出社会经济图画的统计数字，落后也是一种心理状态。”作者赞同“人的现代化”。因为人类进步的重要标志（也是最终标志）是人类是否真正地了解并把握自己。社会心理学对现代化的研究，主要是把现代化看作一种态度、价值观和思想的改变过程，换言之，是一种普遍的社会心理状态。

没有高素质的国民，就没有现代化的国家。在我国由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转轨过程中，最大的阻力，莫过于国民素质包括观念落后的问题。意大利著名记者奥莉亚娜·法拉齐曾表达了她对现代社会的状态和对中国人实现现代化目标时的担心：“总之，生活得更好并不意味着有钱。在西方社会，道德沦丧、文化衰退，常使我感觉又退回到了中世纪。除了增加电脑和飞向空中的航天器，看不出有什么大的变化。我担心中国人正在朝这条路上走。我这几天接触的中国人，他们穿着西方的时髦服装，谈论的都是钱。我对此感到非常遗憾。”

我国的现代化建设（应理解为现代化革命）是一项极其复杂的系统工程，按统筹法、优选法的原则，就应该选择一个首要的、适宜的切入点，比如国民的心理素质与心理状况。在实施全方位改革的今天，这个问题尤为重要。让我们引用鲁迅先生的言论为佐证：多数的力量是伟大的、要紧的，有志于改革者倘不深知民众的心，设法利导，改进，则无论怎样的高文宏议，浪漫古典，都和他们无干，仅止于几个人在书房中互相叹赏，得些自己满足。假如竟有“好人政府”，出令改革乎，不多久，就早被他们拉回旧道上去了。倘不深入民众的大层中，于他们的风俗习惯，加以研究，解剖，分别好坏，立存废的标准，而于存于废，都慎选施行的方法，则无论怎样的改革，都将为习惯的岩石所压碎，或者只在表面上浮游一些时。

历代有许多政治家、思想家都非常重视奠定安邦治国的社会心理基础。春秋战国时的《管子·心术上》提出了“心安是国安也，心治是国治也”的观点。孟子也认为：“得其民斯，得天下矣。”中国民主革命的先行者孙中山在《建国方略》中指出：“夫国者人之积也，人者心之器也，而国事者一人群心理之现象也。是故政治之隆污，系乎人心之振靡。吾心信其可行，则移山填海之难，终有成功之日。吾心信其不可行，则反掌折技之易，亦无收效之期也。”

如何开启我国的现代化系统工程？学者、专家提出了经济杠杆说、政治杠杆说、文化杠杆说等。然而，杠杆是需要支点的。适当的支点才能使杠杆释放出巨大的能量。两千多年前，阿基米德遥望太空，发出了“给我一个支点，我将撬动地球”的呐喊。今天，我们的支点是什么？仍然是国民的心理素质和心理状态，这是永恒的主题。离开了这个主题，人类一切有组织的活动都显得孱弱无力！中国，你不能没有精神的现代化

回过头来，让我们再看一下，现代化的人应该具备何种心理特征。综合国内外较为一致的看法，主要归结为十个方面：

一、准备并乐于接受他未经历过的新的生活经验、新的思想观念、新的行为方式，敢于向传统挑战。

二、崇尚实干、积极进取、讲究公平、维护法制。

三、作风民主，尊重并考虑各方面的不同意见、看法，勇于修正自己。

四、有很强的时间观念，办事讲究效率，且有长远规划。

五、独立人格，较少的社会依附性。

六、强烈的个人效能感受，对人和社会的能力充满信心。

七、明确的社会责任感，理解自身的社会价值。

八、尊重科学、知识、技术，强调计划性。

九、重视人的作用，了解并把握自身的心理特征；重视精神功能，不以物欲为唯一需要。

十、有环境意识，包括保护自然环境，重视社会环境。

从一般的意义上看，凡是不符合上述特征的，均可称为现代社会的心理障碍（有别于个体的、具有临床意义的心理障碍）。

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我国已有的社会心理障碍正逐渐得到矫正，如由依赖趋向独立，由被动趋向主动，由退缩趋向进取，由压抑趋向表现，由自馁趋向自信，由僵化趋向灵活，等等，不一而足，但现实的问题依然严重，令人不能回避、低估。当今民谣折射出了相应的社会心理障碍，我们实际的社会生活经历亦有“实证”。一些热爱中国的友好人士也直言不讳。琼尼·肯特在《人民日报》撰文，坦率谈道：“在外表的现代化上，中国已取得了巨大的进步。遗憾的是，中国现在极度缺乏思想精神方面的现代化。”他同时真挚地呼喊：“中国，你不能没有精神的现代化！”

不用沮丧，须知，社会心理障碍是跨文化而随时变化的，并非我国独有。问题在于：我们能否以社会心理作为切入点、支点，去除沉疴、治愈新疾，这可以说是我国能否保证可持续发展的关键。信之否？

一谈到国情，人们总是习惯于“人口多”“底子薄”“耕地少”，往往仅仅注意了资金、资源、技术水平及利益格局等，而恰恰忽略了应该作为重要国情的因素——我国国民普遍的心理素质及心理状态。可以这样说，如果现有的社会心理障碍（我们将在后面逐一阐述）得不到有效矫正，心理杠杆还未有效启动，那么，所谓的政治杠杆、经济杠杆、文化杠杆也落不到实处，中国现代化步伐仍然可能蹒跚、滞后。

基于责任感，因《并非游戏》的触动，萌发了作者写作此书。其目的无非是鲁迅先生当年抱定的宗旨——“揭出痛苦，引起疗效注意”。望勿误会，祈盼匡正。

是以序。刘宗粤2014年7月

注：本书所引诸多案例均出自各地报刊，未能一一注明出处，请作者、读者见谅。如有争议，作者负全部责任直至法律责任。

01 基尼系数与古典公平观——公平偏差

均等偏差：抽肥补瘦

在讨论社会心理障碍时，公平问题及由此而导致人们在公平方面的认识偏差是不能回避的一个重要命题。美国学者约翰·罗尔斯在其著作《正义论》中指出：“公平是社会制度的首要价值，正像真理是思想体系的首要价值一样。”

公平一般可作三种解释：起点平等、标准平等、结果平等。起点平等是指社会成员在相同的起跑线上展开竞争，谋求其利益。标准平等是指社会要用同一标准来衡量社会成员的绩效，并以此来确定他们的社会地位和经济利益。结果平等是指社会成员收入的均等化。一般来讲，这三种公平的采用方向是非同向的。起点及标准公平有利于激发人的活力包括创造力，从而有利于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和经济效益的提高，它们是效率的源泉和动力。结果平等，就其实质而言却是非效率的，表现为收入的均等化，有平均主义倾向，也称为古典公平观。这种心理倾向对社会发展而言是十分有害的。我们可以通过目前我国的收入分配差距来做进一步说明。

如果说，衡量国家富裕程度可用恩格尔系数（食品支出占总支出的比例）来衡量，经济学界则把意大利学者基尼提出的基尼系数作为度量收入差别程度的指标。基尼系数在0到1之间，当它等于1时，表示全社会的收入被一个人所占有；当它等于0时，表示全社会人人收入均等；基尼系数过低，表明分配上的平等主义严重，生产效率低；基尼系数过高，表明分配差别悬殊，隐藏着严重的社会危机。什么样的基尼系数才是合理的，要由每个国家的社会历史时期而定。一般地说，在发展中国家，在经济的起飞阶段，在社会主义传统模式的改革阶段，基尼系数应该高一些，因为在这一阶段，对社会危害最大的，不是贫富差别，而是古典的平均主义。到了生产力高度发展，社会财富极大增长以后，基尼系数应逐渐下降，到那个时候，才有条件强调全社会的共同繁荣，全体人民的共同富裕。

调查表明，我国实行改革开放以来，由于分配制度的调整和变化，商品市场的出现和繁荣，以“大锅饭”“铁饭碗”为特征的平均主义分配原则受到冲击，一部分人率先富裕起来，出现了贫富悬殊的现象。

根据世界银行1997年发布的《共享不断提高的收入》的报告，我国20世纪80年代初的基尼系数为0.28，到1995年是0.38。按照世界银行的统计，这一数据除了比撒哈拉非洲国家、拉丁美洲国家稍好外，贫富悬殊要比发达国家、东亚其他国家以及苏联及东欧地区各国都大。全世界还没有一个国家在15年内收入差距变化如此之大。截至2000年，我国的基尼系数实际上已达到0.476。这是令人吃惊的。2009年国家统计局发布的数据表明，我国的基尼系数仍然高居警戒线0.4以上。由此，我们可以得出结论：我国的贫富悬殊已“位列”世界前茅。

从社会发展的自身动力看，贫富差距是绝对合理的。如果把贫富差距和公平与否简单画等号，这显然是错误的。公平并非等于平均。

改革的初衷之一，是要改变平均主义的“大锅饭”，给我们的社会增加经济发展的活力。“分配不合理”是人们议论的热门话题之一，然而奇怪的是，人们对平均主义在目前某些方面的加剧很少论及，而对于在少数人之间出现的贫富差别却沸沸扬扬，激昂慷慨，愤愤然！有的人甚至对着天安门广场上的五星红旗潸然泪下，对着毛主席纪念堂发呆，这种舆论上的倾斜和价值判断上的失衡，对改革形成了强大的冲击，以致目前的某些决策不得不对这种压力进行妥协。

对于现实生活中出现的不公平，最简便易行的解决办法莫过于“杀富济贫”，一律拉平。这也正是我国古典公平观的核心。自从孔子提出“不患寡而患不均，不患贫而患不安”以后，历代的正人君子几乎都在“均贫富”上做文章，“无贵贱不悲，无贫富亦足”（杜甫），“乐富贵而悲贫贱，我岂异于人哉”（韩愈），“贫民耕而不免于饥，富民坐而饱以嬉”（苏洵），“月儿弯弯照九州，几家欢乐几家愁”（杨万里），人们一方面对贫富不均感到愤慨，另一方面又天天在做着“均贫富”的美梦，希望早一天实现“世界大同”，这实质上是阶级社会里人们对原始公社的思想回归，事实上是根本无法实现的。当然，这种古典的公平观，不仅仅是知识分子的口头议论，还表现在历代的农民起义中。从陈胜、吴广提出“王侯将相，宁有种乎”，到东汉的黄巾起义提出“苍天已死，黄天当立”都有平均主义的色彩；唐代的王仙芝、黄巢起义索性以“平均”二字为口号；北宋的王小波、李顺起义以“均贫富”作口号；南宋的钟相、杨么起义以“等贵贱，均贫富”作号召；明代的张献忠、李自成、刘福通、韩山童，更是以“均田免粮”作旗帜。集农民起义之大成的太平天国运动制定了《天朝田亩制度》，规定平分土地，建立圣库制度，废除私有财产。这些平均主义的空想虽不可能实现，但却有极大的号召力，极大地鼓舞了农民的斗志。平均主义在历史上的进步作用是不能抹杀的。

古典公平观的局限性在于它为了实现平均主义这个美好愿望，所使用的手段不是减法，就是除法，要么“抽肥补瘦”“杀富济贫”，要么“打乱平分”“大锅吃饭”，这种办法和由这种办法所产生的观念，对发展商品经济形成了极大的困扰，目前人们对于所谓“分配不公”的激烈反映，除了一部分是对腐败现象和不正之风的抨击之外，主要是改革引起的变化，按照价值规律进行了的社会分配与人们头脑中的古典平均观相抵触。人们这也“看不惯”，那也“不顺眼”，甚至以为这些背离了社会主义原则。多年来，人们对“共同贫困”心安理得，而视“一部分人先富起来”为洪水猛兽。这种心态，对于发展商品经济，对于各项改革的实现，都是极大的心理障碍和困扰。

剖析我国的古典公平观，其与我国国民心理的“趋同化倾向”不无联系。人们既要求自己与别人相同，也希望别人与自己相同，显示出一种强烈的大一统心态。于是，便有“木秀于林，风必摧之”，便有“才高于众，人必非之”，便有“枪打出头鸟”，还有“出头的椽子先烂”，等等。这种趋同化倾向的特点有：一、趋同的范围极广，几乎包括社会生活的一切领域，如“随大流”，体现在分配方面则是平均主义倾向；二、趋同的是等级之间，按荀子的说法叫做“维齐非齐”。中国人有严重的平均主义观念，但很少是全社会的平均主义，而主要是等级平均主义；三、趋同的是结果相同，而非起点与标准相同；四、趋同不容存异，尤其在人际关系上是党同伐异。很明显，这种趋同化倾向是一种明显的社会心理障碍。我们甚至可以认为，这种心态如得不到有效矫正，还将严重影响今后几代人。

倾斜偏差：带路人不是领路人

我国公众在社会认知方面的公平偏差既表现为“均等偏差”，又表现为“倾斜偏差”。典型的心理障碍则是“这个社会不公平，也不可能公平”。如果说，“均等偏差”的根源与心理趋同和古典公平观有关的话，那么，倾斜偏差则与心理失衡和现实生活中确实存在的不公平状况有关。“分配不合理”起码有两种，一是前述的平均主义，单纯强调结果均等；二是因为起点和标准的不公平而形成的不均等。例如，不是因为“勤劳”“科技”“守法”等原因致富，而是依靠权力致富、权力寻租等，包括灰色收入（体制外收入，如行业垄断）和黑色收入（法制外收入，如贪污受贿）。因这些收入导致的贫富差距拉大，公众当然不满，由此形成“倾斜偏差”的认知障碍。有一种说法：先富起来的“带路人”并不是老百姓的“领路人”。

中国社科院经济研究所于祖尧在《转型时期暴富群体的政治经济学分析》中指出，暴富群体原始积累的途径和方式大约有12种：一、在合法经营外衣的掩盖下，以劣充优、以假充真；二、走私贩私屡禁不止；三、利用同类商品的价差，低进高出，或者专司黑市市场；四、买卖票证和批文；五、靠造假贩假暴富；六、招工、搞培训时收取高额报名费、培训费，上岗时收取高额风险抵押金，录用后克扣员工工资，延长劳动时间，提高劳动强度，不提供劳动保护和必要的生活服务，雇用童工等办法；七、签订承包合同时，用各种办法压低承包基数，凭设备超负荷运转，或转手充当中间商，利用公有资产捞取巨额利润；八、证券市场开放之初，乘供求失衡、法制不完善、监管不力之机牟取暴利；九、利用房地产投机；十、一些文化投机商买卖文凭、学位，某些影视明星偷税漏税，有些文人墨客受雇于人，为其充当“广告”或推销员，从中捞取酬金，还有些技术人员在商战中“携宝跳槽”捞取巨额酬金；十一、以高利率为诱饵，非法集资；十二、在招商引资的旗帜下，收受外商贿赂，为外商的非法行为大开绿灯，或者为不法外商效力，损害国家利益。

暴富群体的崛起是当前深化改革的主要危险。这是因为，暴富群体的利益与深化改革是根本对立的。暴富群体既不愿意恢复计划经济体制，也不愿意建立规范化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因为经济运行多轨制、市场无序，恰恰是他们赖以滋生的主要条件。如果任暴富群体发展，他们必然会进一步蜕变为新生的官僚、买办、封建性质的阶级。那时，他们就不会仅仅满足于通过非法途径牟取暴利，而要夺取政权来巩固、维护和发展他们的既得利益。“分配不公”也反映在税收上，个人所得税本是作为调节高收入，缓解社会收入分配不公的矛盾而开征的一个税种。时至今日人们发现，当前的个人所得税没有完全起到调节收入分配的作用，相反，征收上存在着“逆向调节”的怪现象：低收入人群反倒成了纳税的主体，而高收入群体的纳税贡献竟低得可怜。

南京市地税局对旅游业的专项检查发现，南京市秦淮区注册的8家专职旅游公司，缴纳的个人所得税竟然为0；4家较大规模的旅游公司，近100名导游收入竟无一人达到个税起征点，因为账面反映的月工资只有3000多元。实际上，仅中等水平的专职导游，月平均工资就有3000多元。调查显示，我国的高收入群体如律师、经纪人、股评人等，纳税者寥寥无几。2009年，我国800多亿元的个人所得税中，工资项目占了40％以上，工薪阶层成为实际的纳税主体，其中广东省全省个人所得税总额90亿元，高收入者仅占2.3％。

就工资分配而言，不可回避的是垄断行业的“垄断工资”。金融、电信、电力、工商、税务等行业的工资与其他部门相比，高得令人咋舌。这不等于他们中的员工做出的贡献就一定比别人大。实际上，它反映的是垄断和特权带来的分配不公。

据《组织人事报》2009年8月6日的报道，有统计资料表明，垄断行业高额利润已转化为职工高收入、高福利。在广东，移动通信公司的普通员工每月工资收入超过10000元；在天津，海洋石油公司的一名下岗分流女工可享受每月2600元的“分流补贴”。烟草行业，一个小职员月薪则可达万元，而杭州市烟草中层干部年收入可达几十万元。垄断行业地位很容易获得垄断利润，而垄断利润通过各种形式转化成为行业自身小利益。对此，专家建议垄断行业超额利润应归国家财政。

一些专家指出，垄断行业的超额利润应当收归国家财政，有关的工资奖金和津贴标准应当进行审核，严格控制，凡是能够引入竞争机制的部门和行业都应当尽快放开；少数非垄断不可的行业和企业，要比照机关公务人员的工资制度和标准，建立相应的工资分配制度。

诚然，公平状况并非仅仅限于分配，它还包括更多的内容如“机会均等”，这也是起点和标准公平的直接反映。在这方面，社会公众呼声最高的当属高考录取分数线的地区差异。

几十年来，各省、市、自治区高考录取线一直实行差别对待。

以北京大学为例，2009年，北京大学在重庆市录取新生76名，其中理科最低分672分，文科最低分595分，而北京市本地录取理科生272人，文科生132人，录取分数理科为622分，文科为577分。两地都是直辖市，而且北京市人口还不到重庆市人口的一半，招生名额却是重庆的5倍多。

高考招生的地区歧视，给人以这样的困惑：个人的前途在很大程度上并不取决于个人奋斗，而取决于户口在什么地方。可否这样说：籍贯就是命运？重庆人要672分才能上北大，而北京只需622分。显然是高考招生制度有问题，但不仅仅是高考招生的问题。

如果严格依照法律规定，原本不该出现这样的事情。《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法》第九条第二款规定：“公民不分民族、种族、性别、职业、财产状况、宗教信仰等，依法享有平等的受教育机会。”第三十六条第一款规定：“受教育者在入学、升学……等方面依法享有平等权利。”1997年10月27日中国政府正式签署的《经济、社会、文化权利国际公约》第十三条称：“高等教育应根据成绩，以一切适当方式，对一切人平等开放。”

但是，现实跟法律大相径庭，我们的高等教育并未根据成绩对一切人平等开放。2010年北京市文科第一批录取院校录取控制分数线为465分，湖南省普通高校招生最低录取控制分数线文科重点本科为528分，湖北省录取最低控制分数线文史类第一批为535分，最高相差70分；北京大学理科第一批录取院校录取控制分数线为476分，湖南省普通高校招生最低录取控制分数线理科重点本科为535分，湖北省录取最低控制分数线理工类第一批为559分，最高相差83分。这种差别对待的背后，凸显了中国地区之间的制度性壁垒和以邻为壑的户籍意识。

那么，在中国，是不是可以通过司法渠道来挑战现行的高考制度呢？

从法理上讲当然是可以的，但实践起来却不那么容易。2010年8月23日，山东青岛3名高中应届毕业生曾向最高人民法院递交行政诉讼状，起诉教育部侵犯了公民的平等教育权。这一年北京的文科重点控制分数线是454分，而山东是580分，相差126分；北京的理科重点控制分数线是488分，而山东是607分，相差119分。提起诉讼的3名学生的分数分别是522分（理科）、457分（文科）、506分（文科）。以这样的成绩，在北京可以考上重点院校，而在青岛，其中两个人只能读高职或者电大，而另一个人则完全没有希望。结局是，这样的高考招生制度依然如故。

忽略偏差：漏桶原理

美国经济学家阿瑟·奥肯曾经提出了著名的“漏桶原理”。

假定有这样一个贫富分化的国家，这个国家只有富人和穷人，他们分别居住在东部和西部。国家分给他们同样多的粥。东部的富人人数少，粥相对来说就多，每天的粥喝不完，富人就倒了喂小狗小猫，浪费了很多；西部穷人那边呢，人很多，粥根本不够喝，很多人饿着，穷人们嚷嚷着说这样很不公平。

于是政府决定，从富人的锅里分出一桶粥，送给穷人吃，以减少不公平现象。政府的这种愿望和做法很美好，但美中不足的是，为了把粥送到穷人那里，政府需要增加很多开支，比如要买装粥的桶，要雇挑桶的人。有时更不幸的是，用的那个桶还是个漏桶，下面破了个洞。这样，等粥送到穷人那里，一路上稀稀拉拉掉了不少。为了公平而增加了很多开支，甚至还漏掉了粥，这些都是效率的损失，而损失的多少取决于开支增加的多少和桶的漏洞大小。

其实这个故事要说的意思是：为了缩小贫富差距，政府用征税的办法，从富人那里征税，把税收转移给穷人，但结果，穷人实际上得到的却比富人失去的少。差额在转移的过程中消耗掉了——一部分被必要的开支用掉了，另一部分有可能因税收转移方法不严密而漏掉了。为什么会出现这种现象呢？这就像漏桶一样，为了追求公平损失了效率。

于是，奥肯说了一句名言：“当我们拿起刀来，试图将国民收入这块蛋糕在穷人和富人之间做平均分配时，整个蛋糕却忽然变小了。”这里蛋糕变小，也是说效率的损失。

一方面，收入越高纳税越多，富人们得到的收入有不少进了国库，富人们就不再想怎么投资赚钱了，蛋糕又变小了。另一方面，征税也影响穷人。例如，一个下岗工人终于找到了一份勉强糊口的新工作，但工资不高，却因此失去了政府的补贴。这样，他就不再工作专门等着吃国家救济，蛋糕再次变小。国家收入不断减少，结果就像政府的桶发生了“泄漏”似的，使得富人失去的多，而穷人得到的少。“漏桶原理”意味着，公平与效率是鱼与熊掌不可兼得。事实上，在我国理论界也流行着这样的观点：要么牺牲公平以取得效率，要么牺牲效率以求得公平。比较折中或者说比较通行的观点是：效率优先，兼顾公平。请注意“兼顾”二字，这实际上是将公平摆在次要的或者说可有可无的地位上，这种认识倾向可以称之为“忽略偏差”。

把“漏桶原理”奉为经典的理论家们其实并未发现，这个理论阐述的其实只是一个“平均”的问题而不是“公平”问题，而平均并不等于公平，这是大家都熟知的。这些理论家还犯了一个错误，他们套用了西方社会的理论而忽略了国情的差异：一是体制的差异；二是社会心理的差异。这些差异将导致完全不同的反应。试问，美国一家私人公司的老板将自己不学无术的小舅子提拔为总经理与中国一家国有企业的总经理将自己的同样不学无术的小舅子提拔为财务处长，反应会是同样的吗？“公平”是抽象的，有具体效用的是人们的“公平感”。公平感是如何产生的？亚当斯的公平理论认为，人们产生的公平感往往不是来源于其行为结果的绝对值，而是来源于与他人相比的相对值。当人们觉察到他的结果（工资、奖金、地位、赞誉等）与投入（资历、技能、职务、绩效等）的比率，与他人的结果与投入的比率相等时，就会感到公平，反之，就会感到不公平。亚当斯还认为，这里的“他人”既可指除自己以外的其他人，也可指自己以前的状况（以前的结果与投入的比率）。尽管亚当斯的论述带有很大程度的主观描述色彩，但其理论不乏合理性，合理性在于它肯定了公平感作为一种态度体验是建立在社会比较之基础上的，而社会比较的参考体也包括自己以前的状况。

与公平感有关的参照物除了亚当斯所指的他人（包括自己以前的状况）外，实际上还包括自己的主观期望。应该明确，公平感的产生对于个体来说只是一种主观的反映。这种反映也并非与客观现实一一对应。比如，当个体的自我估计过高（主要表现为对自己的投入估计过高）时，也会产生不公平的错觉。这可以用一个习惯的公式来表述，即：态度的情绪指数＝期望实现值/主观期望值。根据这个公式，在期望实现值不变的情况下，主观期望值的大小与态度的情绪指数成反比，主观期望值越高，态度的情绪指数就越低，反之亦然。也就是说，公平感的产生与期望实现值和主观期望值的比率有关。

通过社会比较而形成的公平感直接影响人们的心理与行为。公平感包括两种状况：公平和不公平。当自己的结果与投入的比率等于他人时，人们就会产生公平的态度体验，并获得相应的激励，这可视为一种正强化。当然，条件是自我的主观期望值必须是客观的、实事求是的。当自己的结果与投入的比率不等于他人时，则会产生不公平的态度体验。不公平包括两种情况：（1）有利于自己的不公平，即自己的结果与投入的比率大于他人；（2）不利于自己的不公平，即自己的结果与投入的比率小于他人。任何一种不公平的感觉都会使人处于一种心理不平衡的状态。

海德的认识平衡理论与费斯廷格的认识失调论一致认为：人们普遍存在着维持内心平衡的倾向，当出现不平衡因素时，人们总是采取相应的态度和行为变化，以恢复心理平衡状态。我们可以这样理解：不公平感对于人们来说是一种令人不安的刺激，其刺激强度与不公平的程序成正比。为了恢复内心的平衡，在有利于自己的不公平的情况下，人们可以采取补偿办法，即增加投入或主动减少结果以消除内疚感。但研究表明，更多的常用的途径却是采取文饰作用，如自我排解，认为自己的投入实际上更多，或者改变参考体（找一个更为“幸运”的人），从而获得一种虚假的公平感。这就是说，即使有利于自己的不公平，一般也不能使个体获得相应激励。

至于不利于自己的不公平，则会使人明显地获得相反激励（负强化）。诚然，为了改变不公平感所带来的困扰，在这种情况下人们也会采取文饰途径，如甜柠檬和酸葡萄机制，或采取升华的方法，从更高层次认识自我的价值以及社会责任等。但更为直接的和普遍的法则是要求增加结果或减少投入，包括减少投入的数量及降低投入的质量。除此以外，还有宣泄，如发牢骚、煽动不满情绪、有意损坏公物等；迁移，如要求改换工作或调动单位；代偿，如从第二职业取得报酬，格罗斯等人对超级市场的调查表明，不公平感往往导致员工营私舞弊；仿效，如模仿比较对象（参照体）的行为，包括采取一些不正当的手段以增加结果。

上述阐述可以简单归结为：公平与效率的关系恰恰应该倒过来，即在现代社会，公平与否往往还是效率的前提，因为公众是需要“公平”作为激励力量的。美国哲学家劳尔斯的假想实验是很有启迪意义的：把一群人送到一个远离现代文明的荒岛上，让他们在“原始状态”下开始新生活。每个人对未来一无所知，不知道自己将来是穷还是富。现在，让他们协商，建立一个他们心目中“公正”的社会。结果会如何呢？可想而知，大家选择了公平。因为每个人都不知道自己将来的收入如何，如果支持效率，就可能承担忍饥挨饿的风险。因此结论是：在公平和效率之间，公平优先。

02 “红太阳现象”带来的思考——失落情结

在某次国际田径锦标赛举行时，法国《体育画刊》的一位记者拍了100多幅运动员流泪的场面，他剔除掉那些因为获胜喜极而泣的运动员的相片，把失败者的相片发回了国内。一位叫阿穆·沃尔森的编辑在编排这些照片时，突发奇想，何不把他们狂欢时的照片一并刊发呢？于是他从网上检索出这些运动员在国内夺冠时的照片，把它们剪辑在一起，标上时间和成绩印了出来。

反复比照之后，他发现这些运动员为之哭泣的成绩竟然比在国内夺冠时的成绩高。同一个比赛项目，斯蒂文森在法国以3分46秒43的成绩夺得冠军，这次他跑出了3分45秒56的好成绩，仅以0.32秒的微弱差距屈居亚军，他本应该高兴，可是照片上的他非常沮丧。格拉齐亚妮是有名的跳高选手，这一次她跳出了个人历史最好成绩，只因0.5厘米的差距低于墨西哥选手屈居第二名，她哭得竟是如此伤心。这到底是为什么？

阿穆·沃尔森百思不得其解。直到有一次他听到13岁的女儿抱怨说：“我老了，彻底地老了！”他才突然明白，那些选手之所以哭泣，并不是他们跑慢了，而是别人跑在了他们的前面。

在我们这个竞争激烈的社会里，有些人之所以觉得职位低，之所以觉得贫困，同样的道理，不是因他们的职位真的低下，物质生活真的贫穷，而是因为有人比自己的职位高，比自己更富有。也正是这个原因，现在很多人特别是年轻人都在说自己生活得很累。

当今社会心理障碍，存在着明显的“失落情结”，其表征就是通俗所说的“失落感”，包括“地位失落”“精神失落”“安全失落”等。这些失落感的形成，一般均需通过社会比较。前章所述的“公平感”也是在社会比较的基础上才形成的。正所谓“有比较才有鉴别，有鉴别才有态度”。比较有纵向比（时间差）及横向比（空间差），人们的失落情绪均可由这两类对比而形成。有一种观点认为，现在部分都市人亟待“心理扶贫”，也是缘于此。

当前，在我国特别是大都市里的一部分人中间，存在着一种被专家称之为“心理贫困”的“疾病”。其主要“症状”表现为：自己并不贫困，却时时抱怨“太穷了，收入水平太低”。因此，一些生活早已步入小康或富裕的人们，反而对自己的生活水平很不满足。

北京商情咨询公司曾对500户居民进行了一次收入与自我评价的调查。结果是低收入阶层对自己的生活较为满足，而高收入阶层最无满足感。一位收入较低的工人这样对记者说：“真穷的人并不怎么叫穷，而一些收入高的人却常常在喊穷。”

一位学者认为“心理贫困症”的成因是盲目攀比和期望值过高。他说：生活在现代社会中的人们其交际范围很广，信息流通很快，人们往往只与比自己生活条件好的人比较，而不与那些比自己生活条件差的人比。有些人和“大款”们接触太多，就是自己有几十万甚至上百万，也会感觉很穷。

在某些舆论宣传中，现代大都市一片花团锦簇，欣欣向荣，更有权威“专家”指导如何“超前消费”。人们越是向往富裕，就越容易遗忘真正的贫穷，同时又莫名其妙地觉得自己仍很贫穷。

既然存在着“心理贫困”的现象，就应该进行“心理扶贫”。首先，要通过国情教育使人们真正认识到中国是一个人口众多的发展中国家，目前还有数千万人的温饱问题没有解决；其次，应该让人们懂得在市场经济的前提下效率优先的原则必然带来贫富差别；再次，要使人们树立一种正确的人生观，从自己的实际情况出发对待生活，克服盲目攀比的思想；最后，新闻宣传部门应该大力宣传中华民族崇尚简朴的传统美德，抵制不符合国情、民情的高消费、超前消费。

现今的失落感亦非虚构，也并不足为道，从大街小巷曾经流行过，现今也仍然存在的“红太阳现象”或可透视出这种因对比而形成的失落情结。

不管归于何种分析，现今的这种失落情绪的背后的确存在怀旧心理。为什么要怀旧？人们唱起了几十年前的“老歌”，这些歌现在重新火热，在大江南北到处传唱，给人似曾相识的感受，仿佛又回到了那个“吃大锅饭”的时代。难道人们真的怀念那个物质匮乏的时代吗？非也。毋庸讳言，实因有失落感，不同层面有着不同的失落感。

“报告文学之父”徐迟之死

自1984年以来，我国进行了以厂长、经理承包责任制为契机的企业管理体制的改革，在大多数企业中实行了多种形式的承包租赁责任制。承包租赁责任制的实行使企业所有权与经营权发生分离，通过契约合同的方式规定了所有者和经营者的责、权、利关系，形成了国家、集体和个人之间新的利益分配机制。这些改革曾一度大大增强了企业活力，充分调动了经营主体企业代表——厂长、经理的积极性。但是，由于责任制的歧义性和模糊性，使厂长、经理的权限出现了无限膨胀的趋势。

在一些企业中，厂长、经理不仅是握有企业生产经营的决策权，而且掌有利益分配的决定权、人事调动任免权等权力。这样，原来本是一体化的工人阶级队伍发生了分化，一方是掌握诸多权力的厂长、经理，一方是被动服从的职工群众。职工群众客观上完全被排斥在企业管理之外，事实上已丧失了企业主人的地位。与此同时，舆论导向也发生严重的倾斜，过分宣传厂长、经理的地位和作用，一些“企业家”“优秀企业家”“明星企业家”应运而生，而对广大职工群众在改革中的地位和作用却缺乏应有的肯定和充分的文化评价。

事实上，一些企业效益的好坏，并不真正取决于厂长、经理的经营能力，而是与企业的行业性质、产品结构有很大的关系，甚至一些所谓的“企业家”是以“垒大户”的办法树起的“典型”，更不用说，企业的运行离不开奋战在各个岗位，尤其是生产第一线的职工群众的努力。职工群众主体地位的丧失和舆论导向的倾斜，与工人阶级是企业主人、人民群众是历史创造者的传统观念产生极大的落差，从而使职工群众普遍产生主人翁地位丧失的感觉，管理参与性和政治参与性普遍降低，“以厂为家，以厂为荣”的责任感明显淡化。笔者在对辽宁省10家国有大中型企业的调查中发现，绝大多数职工并不认为自己是企业的主人，而仅仅是普通劳动者，笔者根据调查，还发现企业内部的浪费现象和怠工现象普遍存在。

随着20世纪90年代企业改革推进，以及现代企业制度的逐步建立，下岗分流及企业兼并的进一步实施，企业内部人事制度发生了变化。

某钢管厂的劳务市场成立大会，没有鞭炮声，没有奏乐，甚至也没有掌声，倒是有低低的哭声从墙的一隅传过来。除了主持会议的领导，与会的50多人都是刚从劳动组合中“挤”出来的。其中有工人、干部、技术员、共产党员，甚至大学生。

30多岁的女技术员小江，在部队受过高等教育，回地方后专业不对口，不得已改了行进了这个钢管厂。有阶段她又害了一场大病，不能顶岗，这次组合落聘了，进了劳务市场，每个月只拿120元的生活费。她为此失声痛哭：“这简直是对我人格的侮辱，让我怎么去见人？”

李春英，一个朝气蓬勃的共青团员，毕业于大连外语学院日语专业。分到这个厂后，她满以为可以大显身手干一场。不想毕业一年就失业了。她拒绝参加这次劳务市场成立大会，以此来表示强烈的抗议！

最受震动的要算8名落聘干部。46岁的赵玉升，原是该厂二车间的党支部书记。落聘后，他到车队当了一名年龄最大的装卸工。他当过兵，打过仗，是个打断胳膊不落泪的硬汉子。这次他哭了。他说：“20多年来都是党安排我的工作。党叫干啥，我就干啥。到了劳务市场，我没有任何专长，只好当装卸工……”

和赵玉升有着近似经历的李科长，在这次优化组合中比赵玉升跌得更惨。他之前在部队服役，转业到地方是正营干部。军人以服从为天职，上级分他抓政治思想教育，转业到地方之后，他又当政工科长，还是这套耍嘴皮子的事。他没有想过学技术这件事。

厂里开始搞优化组合，开宗明义，从干部的铁交椅下刀子。为了精简机构，厂里决定撤销政工科，把政工科的工作并入厂办和党办，连窝都端了，这个官还能当下去吗？这一轮，他失去了铁交椅。

他只好下车间。没想到工人组合时也没人要他。一些工人说：“他会做什么？哪怕他只会一样，我们都收他！”可不，这还真点到了穴位上。党和军队培养了他，造就的只是他的一张嘴，既然嘴的功能失灵了，他还有什么呢？第二轮，他又失去了“铁饭碗”。“落魄凤凰不如鸡”，失业科长在家里也威风丧尽，爱人又是闹，又是哭，又是要离婚。爱人跺起脚来数落他：“你一天到晚就会吹！吹到现在把饭碗也吹丢了。你拿什么来养家糊口，你要你婆娘伢崽怎么去见人啊？”李科长又痛苦，又委屈。他固然是没有技术，但是，这能全怪他吗？

有位年过半百的女士，劳动模范的桂冠一戴就是20多年。她勤恳、忘我地工作，从普通员工成为某国营副食店主任。她领导的商店服务优良，多年被评为先进店。鲜花、锦旗摆满了她办公室，也深深地印在她的心里。改革开放，商业、服务业进行大刀阔斧地改革，老劳模的思维方式、管理方式无法适应市场经济的需要。承包经营时，她投标未中，老主任没能成为新经理。商店承包到组，实行优化组合，老劳模竟然没人要，她被安排“内退”回家。几十年拼命工作，常常累得喘不过气来，但同时也带给她无穷的乐趣，工作时她时时能感受到自己的价值。突然间，这一切都不存在了，巨大的失落感使她的心理承受能力超过了极限，老劳模病倒了。

随着岁月的流逝，一批劳模退出了工作岗位，有的已是耄耋老人。如今他们生活得怎么样？在《上海老年报》召开的一次座谈会上，老劳模们反映了一些实际困难，盼望得到组织的关心。

20世纪八九十年代，不论是加工资还是分房子，这批老劳模总是带头，工资先加给别人，分到手的房子也放弃。他们认为，国家会一天天好起来了。谁知，这一等就是几十年。有位老劳模，年已古稀，全家6口住房仅18平方米。两个儿子结婚将18平方米房子分割完，老夫妇俩只好自搭阁楼。因年岁大，行动不便，老大爷从阁楼上摔下，断了两根肋骨。老两口到厂里多次反映，总是得不到解决。一次在座谈会上，他流着泪说，我目前的处境，连子女也不谅解。一气之下，他将精心保存多年的30多张奖状付之一炬。

作家历来是受人尊敬的群体，而以“报告文学之父”著称中国文坛的大作家徐迟却因“落差情结”不能化解，竟在医院跳楼自杀身亡。当文学投机分子在个人隐私、乳房和屁股上大做文章，被盗版和约稿搞得焦头烂额时，那些固守文学清灯的作家如徐迟却在为无力出版那可怜的文集终日发愁。“投机分子”的大红大紫与“文学贵族”的惨淡经营形成了鲜明对比，巨大的落差就连徐迟这样的著名作家也无法承受。

决定社会地位的“最经常”的因素总是经济收入。“传统”作家地位被请下神坛也与之有关。一位著名作家最初是怀着习惯的就业优越感被人请到一家夜总会的，但节目未完便怏怏逃离。下面是他的描述：

夜总会位于虹桥开发新区，在五星级涉外饭店虹桥宾馆侧……在经过多日采访极端疲惫之后，主人为我们安排了一次到夜总会听音乐的活动。

大门外有穿旗袍的小姐迎候自不必说，大厅里的广告则是一位半裸的马来西亚歌星，今晚她将为客人表演。入座费比我想象的便宜，每人500元，水果拼盘300元，一杯果汁80元。

其实这个名气很大的嘎登夜总会跟成都的锦江、岷山、新大陆舞厅也差不多，只是更大些，面积相当于一座中型剧场，舞台和舞池约占一半，大厅里音乐低徊，舞台上的音乐喷泉在灯光中变幻出摇曳多姿的色彩。据自称老资格“发烧友”的作家李先生鉴定，该夜总会的灯光和音响设备效果极佳，属国内一流水平。我则更欣赏音乐喷泉的无穷组合和奇妙变化。夜总会服务时间为晚上9时半至次日凌晨2时半，是标准的夜生活时间。

室内灯光很暗，茶几上点着蜡烛，沙发很软、很低，引导小姐是上海人，看上去相当年轻，最多十六七岁的样子，穿着超短裙，身姿轻盈地穿行在幽暗的灯光下。

服务小姐也是上海人，看上去像高中生，很苗条可爱的样子。她走到我们桌前，非常自然地矮下身来，单腿跪下，递上酒水单，并轻声问先生需要什么。

这种服务姿势使我们这群作家很不自在，作家都是很有人道精神的人，怎么会让一个可爱的弱女子下跪呢？但是如果扶她起来，无疑又破坏了夜总会的规矩，砸了小姐的饭碗，这就是人道主义害人的地方。左右为难之后，只好听其自然。

领班张小姐来包间陪我们，张小姐是大学本科毕业，当时刚23岁。“张小姐请不要见怪，我们都是作家，有些问题请不要回避。”我先发制人，单刀直入地问她，“请问这些服务小姐月薪多少？还有哪些额外收入？她们每天工作多少时间？”“服务小姐最低月薪2000元，红包（奖金）另算，客人小费也不在内。她们每天工作8小时左右。”

对大多数女孩子来说，这样的工作环境和报酬无疑都是理想的和优厚的，难怪一有类似招工机会，年轻女孩子个个趋之若鹜。“夜总会的客源主要是哪些人？平均消费多少？”“客人主要以内宾为主，每人每晚消费不等，一般为一两千元。”“……再问个问题，请问张小姐你的收入是多少？”我知道她们都很忌讳回答这种问题，可是我觉得有价值的东西恰恰就藏在忌讳后面。“……我实在很难拒绝回答你的问题，”张小姐毕竟是有文化的人，不计较我提问的冒昧，“实话实说吧，我的年金是50万港币，红包（奖金）及小费不包括在内。”

我们全体沉默，好长一阵子没人说话，也没兴趣再待下去。说句良心话，在座的作家们的收入很难与这位张小姐相比，而她仅23岁，刚刚大学毕业，职务仅仅是个领班。

美国西点军校的雷锋像

金钱崇拜在我国目前已成为一种社会时尚（有关内容在“拜物情结”中具体介绍）。一位著名的理论家念念有词地宣扬他的理论：“低头向钱看，抬头向前看；向钱看，向前看；只有向钱看，才能向前看。”还好，他还没有大胆地吼上一句：“一切向钱看。”但实际上，这已经成为当今社会相当一部分人所信奉的行为准则，物质观念似乎已成为价值观念的核心。那么，精神呢？遗憾得很，“人是要有精神的”——这话今天听起来好像不是那么理直气壮了。

据1995年3月份某期《羊城晚报》报道，当那个拒不向外资老板下跪而被开除的孙天帅受到人们赞扬时，有的大学生却认为：“只要有钱，跪一下又有什么关系？”广州某大学给外语系学生布置作文，以“孙天帅罢跪事件”为素材写评论文。学生们消极的看法不少，如“下跪并非向何人下跪，只是向现实金钱下跪，可悲但不可耻。那些下跪的可能比孙天帅更勇敢，需要更多的勇气。”“个人暂时屈辱，可以换得一家温饱。”“难道要用死去的躯壳来发扬民族自尊吗？”“孙天帅是否教育电影看多了，一时间英雄主义冲上头脑？”老师对上述价值取向痛心忧虑，讲课时，在黑板上抄录了上述观点，想不到立即有几位学生举手同意这些观点。

精神失落正是一些人沉沦的诱因。

杜仕昆，原云南财贸学院的工会干部，一个受人尊敬的老牌教育工作者。

自从年轻的杜仕昆首次走进义务献血的行列，坚持献血长达25年，从他身上抽出的血竟多达11400毫升。杜仕昆成为我国义务献血（包括无偿献血）最多的人，被人们誉为“中国的献血大王”。

杜仕昆被昆明市人民政府评选为“见义勇为、助人为乐”好市民，获奖金1000元；又荣获国家级“无偿献血金杯奖”。在北京领奖时，他曾受到党和国家领导人的亲切接见。他表示，只要不发生异常反应，他准备在往后的几年里，再献18次血，让献血总量超过12000毫升，成为中国献血最多的人，同时也为医学研究提供第一手数据。

然而，就是这样一个誉满春城、名贯中华的献血大王，在商品经济大潮的冲击下，钱迷心窍，竟偷偷地干起了伪造和贩卖大学本科、专科和高中毕业证书的罪恶勾当。杜仕昆从辉煌的顶峰坠入罪恶的深渊，大名鼎鼎的献血大王，转瞬间成了臭名昭著的阶下囚。

世俗的偏见使有些人往往把占有金钱的多寡作为衡量一个人人身价值的标志，一向视奉献为生命价值的杜仕昆渐渐地也开始怀疑以前所追求的东西了，认为用血换来的那些荣誉算不了什么，既不能吃，又不能用，徒有虚名。只有钱才是真正的好东西，才能给人带来实惠，为了捞钱，他变了。

一天中午，两位学生的家长找到杜仕昆说：“孩子想当兵，能不能帮忙买个高中毕业证书？”

杜仕昆正愁没门道赚钱，这一来正中下怀，很快他就构想出了伪造高中毕业证书的黑色方案。他找来一份现成的高中毕业证书，依葫芦画瓢，私下找人偷刻了某某中学的公章，某某校长私章，还有某某教委的验讫章，把这些印章一个个加盖在复印好的毕业证书上。结果，两个初中生拿着杜仕昆伪造的高中毕业证书，骗过招兵干部，参军去了西藏。两个学生的家长为酬谢杜仕昆，共送给他2500元。尝到甜头之后，杜仕昆接着又给几个想参军、提干、参加工作的青年们伪造高中毕业证书，从中捞取不义之财。

既然高中毕业证书能够伪造，能够捞钱，那么比高中毕业证书更加吃香更加走俏的大学本科、专科以及各种证书为何不能伪造？

后来据杜仕昆交代，他从一开始就大量伪造云南财贸学院本科、专科毕业证书和其他各种证书。在这期间，仿刻财贸学院的各种圆形公章（包括学院的钢印）共12枚，还非法仿刻了学院院长、书记的印章以及各系室种类繁多的纹章、条章。这些非法的印章都是杜仕昆暗地里找人私刻的。与此同时，他还非法印制了各种类型的毕业证书。开始伪造出来的几本证书只卖给亲朋好友。后来，求购者纷至沓来，一批批“假货”由昆明蔓延到全省，从云南行销到广东、四川……

时下，鄙薄一切价值的风气十分流行，人们以一种近乎亵渎的方式对待着神圣的事物，任何高尚的价值观都不能幸免。其中最常见的，就是鄙薄社会榜样。比如同单位的张三嘲笑李四的勤快，便说：“真把自己当雷锋了。”回头再加两个字：“傻帽！”某某钱被贼偷了，回家一见老婆的面，一句：“妈的，今天当了回雷锋。”他老婆立马反应过来是怎么回事。

这样的鄙薄口吻遍及街头巷尾，不用太留意便可溜进你的耳朵，稍不小心甚至就能从你的嘴里蹦出几句来。前不久一位朋友辞职后，兴冲冲打来电话，开头就一句：“我他妈的不当那雷锋了。”再细问，原来是嫌付出的太多而得到的太少。

精神榜样就这样悲哀地成为一些人茶余饭后鄙薄的对象。值得深思的是，当“雷锋”成为引人讥笑的对象时，美国西点军校却悬挂雷锋像，尊雷锋为楷模。此事现已经核实无误。从国家性质来说，美国是资本主义国家；从军队性质来说，西点军校是美国资产阶级军队干部的摇篮。其以社会主义国家的英雄为榜样，说明雷锋精神超越国界和民族。倘若没有一个起凝聚作用的精神支柱，整个社会也难以前进。既然商品经济高度发达的美国也需要曾在中国大地上影响了一代的雷锋精神，我们为什么要把雷锋精神置于商品经济的对立面，用“进口高档物质，出口高档精神”这样的戏言来贬低雷锋精神呢？这种贬低典型地显现了国人的一种精神失落。“人总是要一点精神的”，既然一种精神失落，就要寻找替代物，按法国哲学家、思想家伏尔泰的名言，那就是：“如果没有上帝，人们也必须再造一个。”社会中曾一度流行的“基督教热”即是一例。

一位卓有成就的医学老教授信奉了基督教，十分虔诚地接受了洗礼，还立下遗嘱，在她死后把一切财产都捐献给教会。

这件事引起了不少人议论。信教本来不是什么新鲜事，可是这位70多岁的女教授如此虔诚地信教甚是令人奇怪。她受过良好的教育，前半生一直是个坚定的唯物主义者，不曾想在古稀之年突然变成一个虔诚的教徒了。

其实，近年来，一股信仰基督教的热潮在中国迅速兴起。1985年，全国基督信徒有300多万人；1989年超过了400万；2011年超过800万。这股信教热潮刚刚掀起时，信教者大多是老人，而且其中多数是文盲。笔者做过一项调查，在上海近几年新入教的2万名基督教徒中，中青年知识分子约占四分之一，其中有不少大学教授、医生、作家、工程师以及在校大学生，妇女要占三分之二以上；沈阳市1万多名基督教徒中，青年人约占26％。

这股基督教热还由东部沿海逐步向西部少数民族地区扩展，目前我国的苗族、傈僳族、哈尼族、拉祜族、景颇族等十多个少数民族中，也有不少人信仰基督教了。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的一段时间，基督教教徒越来越少了。其中一个主要原因是马列主义不提倡信奉宗教。那么，改革开放的今天却掀起了这么一股“基督教热”，究竟是什么使得这么多善男信女如此虔诚地拜在“上帝”脚下呢？宗教信仰自由，是我国公民的基本权利，但在“基督教热”悄然兴起的背后我们能发现什么呢？

一位工程师说：“我曾被错划为‘右派’，沉冤20年，平反后重新分配工作，本来想施展一番抱负，可是和领导合不来，许多事情想做而没法做。现在，一晃快20年了，我年近80，这一辈子还有什么希望？‘他生未卜此生休’，我还是皈依天主，修修来世吧！”

一位女干部说：“现在社会，人与人之间都是尔虞我诈、自私自利、相互利用、搞实用主义，倒是在教堂里人和人的关系比较纯洁，大家都是兄弟姐妹，都是天父的儿女，无私地相互帮助，所以我愿意投入到这个大家庭去。”

一位乡办中学的女教师用十分简洁的语言说：“基督教教人们要行善，要诚实，做好人。我希望我自己，也希望大家都做好人，所以我就信教了。”

有位青年医生说：“现在的社会风气实在令人厌恨和烦恼，只有当我走进教堂，听着‘圣哉圣哉’的赞美诗时，我的心灵才如被净化了一样，感到清新和平静。我相信，这是神和圣洁的天国在向我召唤。”

有个富人在答复别人关于为什么要信教的询问时说：“我信教，是因为天主保佑我，让我这几年一下子富起来了。要想继续过好日子，就要信奉天主。”别人对他说：“你现在能有这样的好日子，是因为党的领导好，是因为开放政策好。”他却固执地说：“党的领导和政策对大家都一样，为什么别人没富而我富了呢？可见还是天主特别保佑我。”

有位主妇在答复这个问题时伤心落泪了：“你问我为什么要信教？那是因为天主救了我。我和我的丈夫结婚快20年了，可是想不到他偷偷在外面乱搞两性关系，而且千方百计地隐瞒了一年多。如果被人发现了真不得了，不但他身败名裂，我们一家也完了。可是，这件事鬼使神差地被我发现了，救了他，也救了我们全家。现在他决心悔改。我真感谢天主啊！如果不是天主的指点，我很难发现这件事。天主保佑我们一家，保佑他改邪归正，保佑我们全家驱灾免祸！”

笔者在调查中，常常听到和看到信教群众热心为社会服务的故事。

安徽泗县刘圩镇三自爱国小组听说镇里想在一片河洼地上开拓一条新路，就主动请求承包施工任务。他们组织了200多名信徒，自带工具和干粮，只用了10天就完成了一条长500米、宽50米的高质量砂石路面。镇里要付给他们的报酬，教徒们一致谢绝。这个镇的三自爱国小组负责人还曾专程找镇长，从兜里掏出一个红包说：“这是咱兄弟姐妹们奉献的钱，请镇里转寄给前线的战士。这钱虽少，却是我们的真情实意！”

河南平顶山市一位基督教徒，从机关退休后，看到市里没有聋哑学校，一些聋哑儿童无处上学。于是她开办了一个家庭聋哑学校，并自己掏钱买来14套课桌椅，收了14名聋哑儿童，不仅分文不取，还每天早晚亲自接送学生。

对于信教群众来说，最使他们感到敬畏的莫过于《摩西十诫》：不可杀人，不可奸淫，不可偷盗，不可作假见证陷害人，不可贪恋他人财物……这些诫命，犹如一把达摩克利斯之剑高悬在他们的头上。据说，谁要是违背了这些戒规，全知、全能的上帝随时随地都将给予他们无情的惩罚，这些人死后也不能进“天国”。

大概是出于这样的原因，信教群众一般都比较遵纪守法。

当然，宗教在一定条件下也会产生消极的社会作用，加之少数别有用心之徒利用宗教乘机捣乱，也会形成一些社会问题，产生一些不良影响。

应该如何对待这种“基督教热”？一些宗教问题的专家们认为，宗教是一个十分复杂的社会现象，一定要采取极为审慎的态度，既不能夸大它的消极因素而采取“堵”的措施，也不应忽视实际问题的存在而掉以轻心，听之任之。正确的态度和措施应当是：一方面，坚定不移地落实宗教信仰自由的政策，尊重有群众基础的宗教感情；另一方面，对宗教活动要依法加强管理，使之与我们的社会相协调。

老百姓，捂紧自己的钱包

随着就业压力越来越大，一部分大学生对自身的前途产生迷茫，特别是那些即将毕业的大学生，怀着种种不安，甚至不满情绪。理想和现实、情感和理智、个人与社会、欲望与道德，实际困难与准备不足，现代化的物质文明使人产生的无能为力与自卑感，竞争及压力的加剧等，这一切主客观的对立不可避免地引发他们的危机感包括安全失落感。根据调查，20％即将毕业的大学生患有不同程度的抑郁症、焦虑症。

安全感的失落首当其冲的是“铁饭碗”危机。实行毕业分配制时，学生们一到就业年龄，基本上就进入了终生的职业保险箱。后来，稳稳当当的“铁饭碗”不那么稳当了，人们失去职业“安全感”。于是，人们开始以不同的承受力和承受方式接受现实，但大多数人可以说目前仍不适应这种状况及这种感受，这是不争的事实。

我国宪法规定，劳动者有劳动即就业的权利。这就是说，能否充分保证劳动者享有就业的权利，不仅仅是一个经济问题，而且是一个政治问题、社会问题。失业容易导致社会公平感的丧失，极易引发失业人员对社会的不满情绪，认为自己被排除社会主流外。此外，失业也容易导致贫困，极易引发严重的心理失衡行为。大量的失业者陷入贫困之中，由此会衍生出一系列消极后果。特别是在城市长期聚集起一大批贫困人口，则可能出现两种严重的心态平衡行为选择，或是迫于生计的犯罪，或是同样迫于生计的群体驱动。失业或担心失业的社会心理障碍总的说来可归为消极的社会焦虑情绪。

所谓社会焦虑情绪，是指社会成员中普遍存在的一种紧张恐惧的心理状态。它是现实社会中存在的一种真实的社会心理现象，它对社会发展所产生的负效应是很大的，它在一定程度上会减弱社会机体的同心力与凝聚力，容易造成社会成员之间的紧张关系和社会的不满，并导致某有害的群体行为的发生。

21世纪以来，许多著名心理学、社会学家在关注现代人的心灵问题时，探讨现代人的“社会焦虑”。而在今天，社会群体中普遍存在的因“安全失落”而导致的焦虑感正在中国社会生活中明显“外溢”出来，值得我们深入思考。

计划经济时代的固定的角色地位所建立起来的稳定的职业心理被打破了。尽管如今机会与选择一直存在，但不公平的竞争环境会把很多人甩到被淘汰的边缘。在改革开放之初，大多数的中国人只是想到改革会使自己的生活变得更好。而现在呢？它和“下岗”“打工”“炒鱿鱼”等流行词语联系在一起。生存的危机感像一片时隐时现的雾气弥漫在社会大众心理中。不仅弱势群体，如没有城市户口的民工、下岗工人、城乡贫困家庭等都能感受到生存的艰难，即使是工薪阶层也因住房改革、教育体制改革、医疗制度改革、社会保障制度改革，被拖进为自己或子女的未来生存进行投资的焦虑中。据江苏省曾对2200户居民进行的一次调查表明，被调查者中70％的人为将来的医药费没有着落而担心；53％的家长表示为了应付越来越高的学费、赞助费不得不多攒钱；47％的人担心失业和下岗……

焦虑并非是来自直接的贫困感。以前，我们的生活并不富裕，但传统的生活是靠信仰来支撑的，幸福是与人们内心深处信仰的力量相联系的。在今天，人们对幸福的理解在发生变化。幸福越来越和物质消费符号相联系，如名牌、流行、档次，并以货币的拥有量为标志。幸福便开始远离平凡、远离信仰世界的平衡，成为一种物化的生活标准，一种不断上升的欲求满足。与新的幸福追求相伴随的欲求焦虑便出现了。一位社会学者在对南京市白下区、鼓楼区、建邺区、玄武区的600名不同职业的工薪阶层所做的问卷抽样调查中发现：有49.31％人赞成“无处不在的生活广告总是让我们向往新潮富贵的生活方式”；同时，有46.23％的人强烈或很强烈感受到“在这个时代，我常有钱太少的焦虑”。这个数字表明了人们新的期待与焦虑意识。这一切都是一种新的生活感受，正如美国学者詹明信所说：“金钱是一种新的历史经验，一种新的社会形式，它产生了独特的压力和焦虑，引出新的灾难与欢乐，在现代，市场经济充分发展，以前还没有任何东西可以与它产生的作用相比。”

在当今，由于社会转型期特有的收入分化、道德失范、生活中不稳定事件的增多、结构性失业人口的增加，人们对未来预期的不确定性增大。社会焦虑感的积聚迅速产生着一种计划经济时代所没有的浮躁、怨恨、怀疑、失落。

不少人急急忙忙地抓住现实中的实惠“过把瘾”。“不捞白不捞”成为流行语。同时人们又有一种难以排解的、莫名的“怨恨”，总觉得自己没有别人过得好，应该得到的本应更多。对社会改革原有的预期、对社会主义公平理念的期待，现实中相对贫困化现象的扩大，都会成为人们失落情绪积聚的社会因素。

在当代中国，现代化的发展，是和解决一系列社会问题、社会心理问题联系在一起的。缓解普遍存在的社会焦虑，是防范、化解突发性社会矛盾的一个重要内容。这种缓解宏观上是一种制度化的安排，它依赖于社会结构的合理化、整体的社会心理环境的改善，包括社会保障制度的完善，下岗工人的合理安置，社会底层结构或弱势群体的社会关怀，社会风尚的净化、积极，健康的人生信念理想的重建等。

除了职业安全感失落外，人们的安全失落感还包括更多的方面，包括对预期所产生的焦虑甚至恐惧。某些经济学家和官员，一提起市场销售不景气和银行货币储量上升问题，总先从老百姓身上找原因，说现在的老百姓都不愿花钱，把钱存到银行里。

但老百姓不是不想消费，也不是无钱消费。出于某种考虑，老百姓不敢消费。这其中最使百姓产生危机感的就是被戏称为“新三座大山”的问题，这三座大山是：住房、医疗和孩子上学。

让人可望而不可即的高昂楼价；得一次大病足以使人倾家荡产的医疗费用；令人惶惶不安的来自学校的各种付款通知。这些使得本来就没有足够积蓄的居民顿时捂紧了自己的钱包。必须消费的，也精打细算起来，可消费可不消费的自然就被推到了遥远的未来。

老百姓不敢消费，再加上一个预期焦虑，即失业或隐性失业的焦虑，那谁还敢轻易动用积蓄呢？那么，银行里那几乎与国内生产总值持平的20万亿存款，其80％为少数“大户”所有，“大户”人数至多占储户总数的20％，估计是该消费的已经消费了，还有的不必消费，能把责任推到群众头上，打老百姓钱包的主意吗？

在我们的经济学家那里存在着一个视角盲区，这就是他们往往偏爱站在政府的立场上观察分析问题，建议政府采取某些对策，而忽视了从民众角度、从消费角度来研究问题。抽掉经济学要研究的重大问题——分配问题，避开社会财富被少数人占有而形成的贫富尖锐对立，避开销售不畅的根本症结在于不需要花钱的少数人拥有银行多数货币等实质问题，却用老百姓不愿花钱去解释现实。改革要群众不断接包袱，但决策者几乎没有分清，哪些包袱是政府可以不背或少背的，哪些包袱是必须背的，是不可以随便甩的。

除上述列举外，现今的中国还存在着更为广泛的安全失落感。

居不上锁，夜不闭户，却终日平安无事，这是我国20世纪六七十年代以前的社会治安状况，它让今天的国人听了如同神话一般不可思议。因为作为现代人，我们都有切身的感受：如今过日子，安全太重要了！

某全国性大报曾在其近百万读者中开展了一次别出心裁的民意调查：“如今过日子，你最担心的是什么？”随报印制的调查表中列出11个选择项：物价上涨、通货膨胀、假冒伪劣、菜篮子、煤气水电、工资、失业、住房、子女升学、升官发财、安全等。短短一个月，组委会便收到来自全国各地的答卷124209份，选择“安全”项的竟然有69750份，高达56.2％。而与其相比，位居其次的“住房”却只占了24.4％。这个出人意料的结果在报上一公开，全国上下一片哗然，人们禁不住要问：“如今过日子，我们安全吗？”

20世纪六七十年代，国人对防盗门尚无所知。然而，时至今日，绝大多数城市家庭都安装了防盗门。防盗门的异军突起，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国人“安全意识”的觉醒，同时也从另一个侧面反映了安全已成关注的社会问题。

然而，装了防盗门是否就能确保安全？真相是无情的。某市市委宿舍楼，家家防盗门齐全，楼梯口还有大铁门“把关”，但失窃的事却时有发生。一天上午，某局长家来了一群青年男女，大摇大摆地将局长家值钱的家具搬了个精光，平时互不往来的对门邻居以为这群人在帮局长搬家，结果，眼睁睁地看着一伙人开车离去。等主人中午回家，才发现遭窃。由此可见，安装防盗门不管是亡羊补牢或是未雨绸缪，都只能“防君子防不了小人”。

长期以来，枪在国人的心目中一直是非常神圣的，只有军人、干警和其他特殊身份的人才有持枪的资格，其他任何人不能存枪。然而，据公安部公布的一项统计数字披露：全国各地公安机关已收缴民众非法持有的各类枪支57.6万支，其中军用枪支10890万支，其他多为猎枪、小口径枪和钢珠枪、火药枪等。私人枪械作为一种事实在我国出现，最圆满的解释是“防身”。面朝黄土背朝天的农民固然不会因为害怕千余斤稻谷被偷而花上千元去购买私枪防盗，但那些歌星、影星，那些腰缠万贯的暴发户，那些抛头露面的厂长经理们，那些经常独自载客送货跑长途的司机们，却要时时刻刻为人身安全着想，雇保镖自然时髦，但却并不十分安全，自己买枪，这才是上选。于是，他们手中便有了高价走私买来的各种枪械，如果说这些人置枪的初衷确实是用来防身，但我们谁也不能保证这枪永远不出问题。

交通事故的数量近些年呈直线上升的趋势。

中央电视台曾以“车祸猛于虎”为题，用广而告之的形式警示民众：全国目前每3～4分钟要发生一起车祸，每1.8分钟就有一人因车祸或死或伤。随着交通运输政策的陆续放开，私人客车成为普遍现象。据有关资料统计，当前公路上行驶的各种车辆中，69％以上属于私人客车，而私人客车已占现行客车总量的85％上，成为陆上交通事故的最大隐患。驾驶技术不过关、无证驾驶、酒后驾车、廉价购买公家报废的旧车用于载客营业等为交通事故多发的最直接原因。

医院，应该是神圣的地方，病人可以在这里恢复健康。医院象征着救命，象征着安全。因此，以往人们一旦染病，首先想到的必然是“快送医院”，然而，如今的人们对是否要“送医院”已渐渐产生了疑惑。去医院就安全吗？请看一组报道：

4岁的小男孩徐氏和5岁的刘氏一起进某医学院等待手术，病历上清楚记录着两个患儿的各种情况，然而手术过后人们惊呆了：患有先天性心脏病的徐氏做了扁桃体手术，而应该做扁桃体手术的刘氏却被平白无故地剖开了胸膛……

某市中医院陆续出生的26名新生儿中有4名死于“金黄色葡萄球菌”交叉感染。事后查明原因，系医院卫生条件太差所致。

沈阳曾发生一起轰动全国的新生儿死亡事件。新华社向全国播发通稿《沈阳新生儿连续死亡原因初步查清》，披露了这起国内罕见的重大责任医疗事故。据调查，49名感染了“柯萨奇”病毒的婴儿，至少死亡15名。此稿一发，全国上下一片哗然。

每每读到这类的“新闻”，心中总有说不出的难受：医生们的职业道德哪里去了？为了亲人的生命安全，为了亲人在医院少吃苦头，“送红包”风靡各地医院，大手术要送，小手术也要送。然而，送了红包的就安全了吗？你送我送大家都送，医疗事故照样层出不穷！

……

下面我们引用谢维和于1992年第1期《社会》杂志上发表的文章《模糊恐惧》，来从另一个角度对“安全失落”作理论方面的阐述。

该文所谓的模糊恐惧，指的是人们置身于某种极不明确的社会关系时所产生的一种包括恐惧、忧虑和焦虑等事情的内在不安全感，以及由此导致的某些社会异常行为，甚至是越轨行为的社会病态心理。人们在正常社会文化形态中比较明确清楚地知道自己在特定的社会情境中能做什么，该怎么做，可能达到什么结果，以及自己行为权利和义务，包括自己的界限等；而模糊恐惧则主要是出于上述社会认知的模糊性和不确定性，因而害怕受到伤害和惩罚的一种病态心理。换言之，正常社会心理所反映的人与人、人与群体以及人与文化的交互关系在此陷入了一种模棱两可、似是而非的状态，以至于人们因无法正常地调整上述关系而感到不安和惶恐。简单地说，这种模糊恐惧通常具有以下几个特征。

第一，这种模糊恐惧并非实体性的恐惧，即它不是对某些具体事物的害怕，如对恶人、蛇虫、水火及某些自然现象的害怕。它属于一种人事上的惧怕，更多地出现在社会交往和人际关系中。

第二，这种具有社会文化形态的模糊恐惧常常表现出无名的、无具体对象的特点。例如，它并不是对某一特定的社会交往和人际关系的恐惧，而是对整个社会生活中普遍的社会交往与人际关系的不安；它并不是对某一特定情境的害怕，而是对整个生活存在的忧虑。从这个意义上说，这种模糊恐惧在对象上又具有抽象性。

第三，这种模糊恐惧又具有内在性。这种恐惧更多地出于自身的不确定性。这既不同于对具体实物的害怕，也并非对这种恐惧有清清楚楚的认识，而常常是由于对自己本身缺乏自信而使然。前一种害怕自己本身的认识是清楚的，担心的是受到误解或各种外在力量的压力，而后一种恐惧则更多的是出于自己本身的茫然。它不仅仅在于害怕别人的非议和社会的指责，还出于自己本身的无把握和失去依靠。

第四，这种模糊恐惧还具有一种现代性。换言之，它反映和体现了一种对生存意义的焦虑。在这种恐惧中，人们思考的不仅仅是如何存在，而是如何生存得更有意义；人们担心的不仅仅是如何适应社会，而是如何把个人追求与社会要求统一起来。形成这种模糊恐惧的原因，不仅有社会及文化的变迁和改革，也有个人社会地位和权限的变化，包括在自我有了更多的机会和选择之后对自己行为及其责任的忧虑。

显然，这样的一种模糊恐惧必然对人们的社会生活带来极大的影响，它妨碍个人与社会的正常联系，破坏了个人自我同一性的形成，使人陷入一种不知所措的茫然状态，等等。其中，特别值得一提的有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陷入这种模糊恐惧的人在社会生活中将失去明确的行为动机和目的。由于对自己本身在一定社会环境和关系中的权利与义务不甚明了，人们不清楚自己究竟应该干些什么，有时对自己行为的原因也稀里糊涂，不知所以然。出于对做错了事而遭到惩罚的担心和害怕，或者是什么也不想做，或者是随大流，接受暗示，别人做什么，我也做什么，表现出一种极其明显的从众心理和行为。这也常常是各种集体行为产生的一个重要原因。有时，模糊恐惧使人们以一种似是而非和无所谓的态度从事某项社会活动，因而常常表现出各种摇摆和不稳定的行为特征。这里，笔者不由想起了当代西方思想家埃里希·弗洛姆在《对自由的恐惧》（又译为《逃避自由》）一书中对资本主义社会发展中人们社会心理的分析。在他看来，稳定的社会结构虽然严格地规定了每个人的社会身份和地位，但同时也给予个人一定的保障和安全感。而随着社会的发展，人们在情感的表达、宗教的信仰、政治的经济、个人发展方面获得较大自由之后，由于必要的社会秩序未能建立，人们往往会陷入一种失去保障的、孤立无援的境地，从而产生了各种惶恐不安、孤独、怀疑和焦虑。

其次，具有这种模糊恐惧的人们也常常缺乏明确的行为方式。他们即使知道自己应该做什么，有一定的行为动机，但对于怎样去做却常常陷入困惑，对于如何去实现自身的良好愿望感到为难，包括在行为过程中如何表现自己，如何与其他人正常交往，共同协作，以及如何面对及处理行为过程中的种种问题等，他们很容易在行为过程中出现畏首畏尾、缩手缩脚、患得患失的现象。

再次，出于对行为后果的无法预计，人们常常会产生某种社会异常行为。通常有两种情况：一是对于实质性结局的不清楚，由于复杂的社会条件，事情的发展往往会出现意料不到的后果和结局；二是对社会评价的不明确，尽管得到了预期的实质性结果，却会招致种种不同，甚至是相反的评价，包括赞赏和指责、颂扬与批评，或者是得不到任何反应等。本文所谓的模糊恐惧，更多地与后一种情况相反。由于害怕卷入某些令人生畏的是非功过之争，以至于极大影响了人们的社会参与行为及能力。

最后，模糊恐惧最大的社会侵蚀力是挫伤了人们对是非曲直的判断能力和勇气。试想，在本身对社会各种价值取向、道德标准、行为规范的是非界限都不甚明了的情况下，又如何能够去正视社会生活中各种复杂的社会现象，以及种种纷至沓来的引诱和刺激？又怎能去分辨他们之间的优劣和正误呢？进而，在这种状态下，人们又怎能在扑朔迷离的人生中去做出慎重和果敢的选择？又怎能有正确的理论和标准与各种歪风邪气进行斗争呢？

坦率地说，上述模糊恐惧及其特征和危害，在我国目前改革开放的现实社会生活中，也逐渐成为人们所感到但却尚未普遍自觉的一种社会心态和现象。这里，只需简单地列举社会生活中的某些片断，便可略见一斑：

一是眼下人们的口头禅“说不清楚”。无论是闲聊，还是讨论问题；不管是朋友相聚，还是故人的邂逅；或者是谈及对某些现象的看法，到头来常常是以一句“说不清楚”而终了。如果说这其中有回避问题的因素，那么，这种回避的态度在一定程度上也的确起因于对社会现象的“说不清楚”。

二是当前社会中普遍的现实功利主义倾向。虽然经济工作是社会的中心，但这种现实的功利主义倾向却包含了一种将利益原则取代社会道德，而成为人们言行的依据和尺度的倾向。尽管其中存在着极其复杂的原因，但人们为了避免社会生活中的不确定性，用利益准则来维系生活的平衡，不能不从一个侧面反映了人们模糊恐惧的心态。

三是当前社会示范效应的变化和减弱。这些年来，各种英雄模范和典型人物的产生和推出可谓层出不穷，但他们的社会示范作用却并不能完全达到预期的效果。产生这种现象的重要原因之一，也正是人们对一系列社会要求的整体认识的模糊性，以致人们无法在心灵和行为上对这些典型、模范人物达到认同。

至于当前在人们心态中普遍存在的种种困惑和失落感，以及由此导致的种种社会异常行为，都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社会生活中的模糊恐惧心态。

这种模糊和不确定性来自何处？或者说，过去为人们所认同和遵循的价值取向、道德标准、是非界限和行为规范到如今为什么会变得如此模棱两可，似是而非呢？从理论和现实的综合分析，不难发现：

原因之一，社会大文化背景的变化常常引起人们的模糊恐惧。这种大文化背景的变化通常包括社会制度的变化和调整，社会阶级、阶层的重新分组和组合，社会重大方针政策的改革，由于科学技术的重大突破引发的知识革命和生产方式的变更，等等。它必然会引起一系列社会关系、行为方式、思维方式的变更。这种变化必然在已经习惯和认同以往文化背景的人们中产生强烈的震荡和冲击，特别是当这种变化正在进行，它所带来的各种不确定性经常使人们在反差和对比中感到茫然和不知所措，并导致适应上的恐惧。这种现象在世界上其他已经完成现代化和正在现代化的国家和地区中都曾经或正在出现着，并多少引起过社会的不安定。自不待言，正处于改革开放和现代化进程中的中国，也面临着这样一种变化。

原因之二，社会变革时期经常出现的“失落”现象也容易导致人们的模糊恐惧。显然，在社会生产力发展，分工更为复杂，社会分化加剧的情况下，指导人们社会行为的各种规范必然会由于作为其基础的现实社会关系的变化，包括在内涵和外延上的扩展，而失去其应有的功能。在这种情况下，人们在处理日常生活中许多新的社会关系时，在进行人际交往时，在选择和决定自己的行为方式、分辨各种是非曲直时，必然会陷入一种无章可循、无矩可蹈的失落状态，特别是由于社会变化后对原有一整套行为规范的挑战，更使得人们往往会由于失去凭借而感到困惑。这种状况在我国当前的社会生活中也反映得比较突出，包括对一系列问题的争论，例如，究竟应该做小草、普通士兵，还是当大树、将军呢？到底应该如何对待竞争，等等，都从不同方面反映了这一问题。它必然会给人们带来社会行为取向的模糊认识，并由此导致种种异常行为。

原因之三，社会发展的不平衡，包括社会要求的复杂性，也非常容易促成人们的模糊恐惧。首先，社会发展的不平衡，由于社会存在与社会意识，社会现实系统和社会观念的不同步，很可能在价值观念上出现差异。其次，社会的差异，包括各种利益集团、阶层，各地区的不同特点和对社会的要求，也容易在一定时期内形成各种力量的交错和冲突局面。而这些差异，这些相互交错的冲突的力量，往往使置身于社会发展漩涡和回流中的人们失去重心，产生强烈的不确定感，因而产生模糊恐惧。应该承认，我国目前的社会状况也多多少少具有这种特点。由于改革发展的不均衡性，由于以公有制为主体的各种经济制度的同时存在，不仅形成了城市与乡村，发达地区与落后地区的差别，而且在一地区也产生了不同利益阶层的差别。它们的不同要求常常使人们处于一种难以适从，不知如何是好的状况，以至于形成一种十分模糊的社会认识，并在社会行为中产生不安和异常行为。

上述对模糊恐惧的形式、特征，以及形成原因的分析，已经明确地告诉我们，要消除这种社会病态心理，唯一可行的方法只能是加强社会的有机整合。我们不可能完全消除社会差异，并由此来克服模糊恐惧。而加强社会的有机整合也不可简单化，进行有机整合时，至少应注意以下几点：

第一，在社会分化的同时，迅速建立全新的社会规范系统，使人们在新的社会关系中言之有理，行之有据。这里，我们不仅需要一般性的要求和普遍性的原则，而且需要有比较详尽、具体的准则和规范。这样，才能真正使这种规范系统具有现实意义。

第二，这种社会整合必须具有一定的前趋性。换言之，它必须是对社会发展和进步具有一定的引导作用，是以社会变革中最积极、最富有生命力，也最有价值的部分作为这种有机配合的基点，特别是在由于社会变革而出现的社会分化中，这种社会整合本身所包含的价值判断便更有意义。

第三，现代社会的社会整合决不能是单一的，而必须是多种形式并举。其中，可以有政治的、意识形态的、经济的，也可以有文化的、民族的，还可以有科学的、哲学的，不仅应有全国性的，还可以有地方性的。更重要的是，它不应该是简单的同一性，而应该是具体的同一性，是包含差异的整合，是把差异有机统一起来的整合。

曾经有人这样说过，处于现代化进程中的国家的主要矛盾是差异和整合的矛盾。处理不好，很容易引起诸多社会问题，而模糊恐惧正是这类问题之一。因此，加强社会的有机整合，消除人们的模糊恐惧，对我国的现代化具有重要的意义。

03 “幸好警察不是假的！”——信度偏差

先贤说过：民无信不立。

做人要讲信义，要有信仰；经商要讲信誉、信用；治理国家更要讲取信于民。

人而无信，不知其可；做生意不讲信誉，“上帝”们上了一回当就不会再光顾了；治国安邦缺乏信度就会失去人民的信任。

中国历来注重诚信。《史记·商君列传》中商鞅准备推行新法时，为了取得人民的信任和支持，先在秦国都城南门竖立起一根三丈高的木杆，并许诺谁能将木杆移到北门去，便奖给十金。老百姓感到很稀罕，却没人肯去尝试。商鞅又宣布“能徙者，予五十金”。最终，有个人把木杆移到了北门口，商鞅果然赏给那人五十金，以示说到做到，绝不食言，然后才正式颁布新法。

汉代范巨卿和张劭是要好的同学，分手时相约两年后到张家相聚。到了相聚那天，张劭请母亲杀鸡蒸黍，迎接范巨卿的到来，张母认为这不过是两年前的一句话，怀疑范巨卿能否按时前来，张劭却坚信自己的朋友不会失约。后来，范巨卿果然从千里之外风尘仆仆赶来，留下了“一诺千金”的佳话。

从社会心理的角度看，信度是一个社会正常运转的基础，如果缺乏信度支撑，人们就无法沟通、交往、互助、团结，也就可能出现“狼来了”的相悖行为，群体应有的结构甚至还会解体。由此，社会信度的重要性无论怎样说都不过分。遗憾的是，当今社会现存的心理障碍之一正是“信度偏差”，这种信度的缺失还不主要是信仰缺失，如前章所述的“精神失落”，而主要体现在信心、信任以及信用方面。

全国首届十佳律师遁入空门

当前的信心缺失主要表现在人们对社会风气，对腐败行为难以遏制的失望。荫荫的父亲是一位正直的老工人，他一次又一次地向上级反映他所在单位领导的贪污问题，可检举信却一封又一封地落到那位领导手中。实行承包制后，这位领导中标了，他的第一项决定就是将荫荫父亲停职反省。荫荫气愤地下了决心，要写一部小说，来抨击社会上的丑恶现象。收集材料、和上访的人谈话……严重的不正之风，大量的尔虞我诈，使荫荫对现实社会越来越失望了。“面对严酷的现实，我怎么这么难受，我的血好像已经枯竭，叫我无法忍受。”终于，他选择了自杀，以逃避这“恶毒、虚伪”的社会，到那“公平快乐”的天堂里去了。武汉大学一名女学生自杀获救后，人们问她为什么折磨自己。她瞪着一双美丽的眼睛大声叫道：“你们年轻时还有种信仰，我们这一代人却什么都不相信。我看尼采，看叔本华，看老庄，看来看去，看懂的只有两个字：‘虚空’。你说，人生到头来不就是个‘馒头庵’。”湖北郧阳医学院男生杨树国去上厕所，却发现门被死死反锁，门下地面渗出汩汩鲜血，他不顾一切撞开厕所门，只见一男生横躺在血泊之中。这人手中紧握着半片玻璃，左、右手及颈部动脉均被割断。死者胡志勇，是学校公认的品学兼优的好学生、中共党员、学生干部。他的死因，直到人们发现他的遗书后才弄清。胡志勇是一名实习医生，在某医院值夜班，在他值班的病房，有一位肺心病患者连续咯血，恳求他找值班医生救助，他先后三次找值班医生解决，都被怒斥一顿，让他别操闲心。他想替病人处理，却没有处置权，看到病人每天咯血四五次，医生又麻木不仁，只开一些价格昂贵却毫无价值的药品应付患者，他心里十分难受，遂起轻生之念。胡志勇的父亲胡扬春回忆胡志勇曾打来电话，说：“现在社会风气败坏，医生见死不救，学到的知识没用，理想被玷污。”胡扬春以为儿子在发牢骚，就随便说了一句：“看不习惯慢慢习惯。”就挂了电话。他怎么也没想到，那次电话竟成了他与儿子的最后一次通话。据郧阳医学院领导介绍，胡志勇在校一直关心国家大事，在他的入党申请书中有这样一句话，“生命诚可贵，理想价更高”。胡志勇的同寝室同学刘长进告诉笔者，胡在校生活朴素，却常常慷慨解囊帮助同学，在学生中有很高的威信。

有一天能穿着袈裟走上法庭，为当事人辩护，这是全国首届十佳律师王海云最大的愿望之一。因为，对现实失望的他已在北京正式皈依佛教。

王海云出生在辽宁省新民县一个偏僻的村庄。他怀着当作家的梦想报考了吉林大学中文系，但却被法律系录取，从此与法律结下了不解之缘。18年的律师生涯，他不知为多少人解了不白之冤。最终，王海云当选为全国首届十佳律师。

王海云是个性格非常豪爽的人，可是，在近几年的工作中，司法腐败现象却使他逐渐沉默，他常常觉得自己是在漩涡中奋力抗争。

王海云说，他干了18年律师，对司法腐败体会较深，他认为司法腐败的深层次原因应引起足够重视。对于“司法腐败”问题，他列举了以下几种情况。

一、权力部门利益驱动，使一些司法腐败披上“合理”的外衣。例如，公检法机关盖大楼、搞福利，采取很多措施敛钱，权力和利益结合起来造成社会的悲哀。

二、司法部门的人事腐败，造成司法队伍素质较低，这是司法腐败的一个重要根源。

三、以权代法，以权压法现象仍然存在。王海云说，一个案子立案后，往往会出现“立体性”走后门现象，上下左右都想干扰审判。

四、个别律师成为司法腐败的“中间人”，加剧了司法腐败现象。有的律师为了生存，就利用腐败的手段腐蚀拉拢法官。

五、错判、误判是更严重的一种司法腐败。

王海云越来越深刻地意识到，做一个好律师实在是太难了。近年来，王海云时常有无能为力的感觉。他说现在自己有三忧：一忧我国的司法腐败之风目前还没有彻底刹住；二忧我国的法制建设进程受阻；三忧依法治国太慢，这与他理想中的法治社会有很大的差距。身心的疲惫，使他逐步产生皈依佛教的想法。经过三位朋友的引荐，王海云在一所寺庙里结识了陕西长安县牛头寺的主持、100岁的释果林（号一了）大师。两人一见如故，王海云拜释果林为师，释果林大师为他举办了正式的皈依仪式，并为他颁发了皈依证书。因王海云原为律师，故赐他法名“法通”。

每当从媒体上看到又揪出一个“张子善、刘青山”，“又破获一起受贿索贿大案”时，老百姓确有大快人心之感。然而，接下来案子一个比一个大，“蛀虫”一个比一个肥，人们原有的兴奋感一次比一次低，以至于麻木不仁！贪官就像孙悟空的头，愈砍愈长。既然如此，也就没什么好稀罕的了，新闻总是如此这般，还有什么新鲜？

学者们终于又发现，症结在于“监督机制不完善”，于是，一时间，天南地北的大小报刊都来大谈如何健全监督机制的问题，提供对策ABC，林林总总……

但是，比起10年、20年前，现在的监督机制应该说不知道强了多少倍。党内有纪律检查委员会；行政部门有各种监察机构；司法部门有检察院；从上到下有审计系统；后来又成立了反贪局、廉政办等；有关惩腐的党纪国法不断出台；举报信箱就挂在马路边，举报电话随时可以拨通，若举报属实破案之后，另有重奖……党、国家和纳税人在监督的机制上所花的人力、物力不可谓不大，可称为“算术级数的增长”。可惜腐败现象呈“几何级数增长”，甚至于某些反腐反贪部门的官员竟也“倒戈”加入腐败者队伍。看来我们得换个思路，研究研究腐败的“生产机制”的问题了！

想当年，“伯乐”之说颇为盛行，似乎只要找到若干“伯乐”，就有了无数“千里马”，“四化”就指日可待了。谁料，有些“伯乐”垂老矣，又因工作繁忙经常看走眼，接连选出了几匹“害群之马”，闹出腐败不断的新闻。

于是，后来又有“不拘一格降人才”一说，这一抖擞，满地尽是“伯乐”与“千里马”，有些人一旦权在手，就把钱来抓。腐败成了更严重的问题，百姓在无可奈何之中继续听新闻，而监督方直喊“警力”不足。

所幸的是，我们还有一些焦裕碌、孔繁森式的好干部，然而要是把国家的前途仅仅押在这种“所幸”之上，我们还将不断地产生不幸。

有一句顺口溜曾经相当流行：当官不为民做主，不如回家卖红薯。现在很少有人提了。足以体现，老百姓对于腐败见怪不怪了。

著名作家、诗人邵燕祥甚至在《杂文报》上发表了《不再做反腐文章》，表达了自己的看法，引人深思：不再做反腐文章，是我不再做了。我写过一篇文章——《论贪污与反贪污》，至今已整整十年。把这十年来我写的有关反贪污、反腐败的文字加在一起，大约也够编成一本书了。可是有什么用呢？秀才人情纸半张，书生不过空议论。从有关数据看来，贪污腐败的案件连年直线上升，这还是限于已经立案查处的部分。贪腐案件数量呈累进递加之势，花样更与日翻新，法人犯法，集团犯罪，窝案串案，不胜枚举。撇开所谓大案要案不说，磕头碰脑听说的，动辄是天文数字。还有无头公案，如国有资产流失，则只见数字不见人。经济犯罪和政治腐败互为表里，个人性腐败和体制性腐败彼此依存。纪检部门的文书，百令千申，法律道德的宣传，如风过耳。只见扬汤止沸，不闻釜底抽薪。真是所谓道高一尺，魔高一丈，到后来，谁家是魔，谁家是道，竟也好像分不清楚了。回头看我的这些文字，卑之无甚高论，十年来喋喋不休者，说的就是一个意思：“不反贪污，共产党没有希望。”就在《论贪污与反贪污》中我说：“全党以至全民面临的挑战，来自形成一定社会政治势力的贪官污吏——一批通过贪赃枉法、侵夺人民财产破坏改革同时也在破坏共产党领导权的大小官僚。”为什么这样说呢？我以为，这些贪官污吏之所以能够为贪官污吏，端在于已先成为各地各部门各级官吏，而在共产党执政的中国，官吏又必然多有党员的身份。这就使他们得以利用党的名义，把政治权力和行政权力变为贪污受贿的手段和护身符。他们不仅从经济上掏国库的墙洞，挖国家的墙脚，而且败坏共产党的政治信誉，毁坏共产党的群众基础，干扰共产党正确方针政策的执行，以至于异化共产党的组织、机制直到性质！从邓小平提出坚持四项基本原则以来，明里暗里违反和破坏四项基本原则——其中最重要的是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两条——最力者，始终就是这些官仓硕鼠式的贪官污吏！谁在拆共产党的台？谁会颠覆共产党领导的政权？谁在反党反社会主义以至反人民反国家？首先是这些贪官污吏，是以他们为骨干结成的腐败势力团伙。面对贪官污吏，为什么民愤甚大？正因为人民群众包括并非贪官污吏的绝大多数共产党员，都已认识到所谓“亡党亡国”就是亡于贪官污吏也。以前是这样，今天还是这样，只是形势更加严峻，腐败更加露骨，“顶风作案”的越来越多，腐败的行动愈发猖狂，这些腐化官员不但依仗手中的权力，甚至勾结黑社会，在有些地方有些部门有些基层，贪官污吏及其庇荫的社会渣滓已经占了上风，反贪局贪赃，公检法枉法，一角一角的“江山”已经变成黑色！此时此地，写一些苍白无力的反腐败文字，无奈成为自我讽刺，并为贪污腐败分子所笑乎？我敢说，像我写的这类反腐败的文字，在今天的中国没人需要。首先是老百姓，他们有切肤之痛，看得比你深透，说得比你到位，务虚如尖锐的檄文，务实有缜密的检举，他们干吗看你空空洞洞、吞吞吐吐的东西？他们不需要。那么，官员需要吗？你讲的道理，他们心里早明白，有的他们也说过，而具体的张三李四，谁清谁贪，贪污多少，他们心里自有一本账甚至是明细账。他们按兵不动，非不能也，是不为也，或是审时度势待机而动也，又哪有用得着听你的啰唆？如果民不需要而官需要，还可以勉强成为“新基调杂文”；官不需要而民也不需要，也就只能在文场所谓“多样化”中聊备一格，装点升平而已，岂不悲乎？我说我不再做反腐文章了，就是这个缘故。一可节约自己的精力，哪怕什么都不写，好好读读历史，读读现实，力求活得再明白一点；二可节约读者精力，少看些废话空话，把钢用在刀刃上，包括切实反腐败的实际行动。我不再做反腐的文章，只是说我自己，并不是主张大家都不做。有责任应做反腐败文章，不但应该做，且要真做而非假做，大做而非小做，常做而非偶做；不是做在书面通知口头，而是做在实处，不做表面文章，官样文章，那才是国家之幸，人民之幸，也才是中国共产党之幸！这样的话，也说过不止一次，今后不想再说了。

对于以腐败现象为首的社会不正之风党和国家下了大决心、大力气，包括一批高官受贿案的侦破，预示着更为严厉的行动正在逐渐展开，问题总有真正解决的时候。事实上，邵燕祥老先生的文章也并非完全表明“信心丧失”，只是对表面文章不屑而已。

我给“黑哨”送红包

比“信心缺失”更为明显的是普遍的“信任缺失”。曾经有人认为中国不存在信仰危机，只存在信任危机。笔者认为此话是有内涵的。一股普遍的不信任的空气正弥漫这个社会，弥漫在我们四周。试看诗人北岛《回答》中的诗句：告诉你吧，世界，我——不——相——信！如果你脚下有一千名挑战者，那我就算第一千零一名。

现在社会上存在的“信任缺失”，在生活的方方面面均有体现。

肉是真的，但注了水；酒是真的，但不是瓶子上的牌子。人们早餐想下楼吃油条，不敢，怕泔水油和洗衣粉。

去了单位，先看报纸，什么地区、什么企业、增长多少多少，我们不敢相信，因为数字出干部。开会的时候，台上的人讲得很好听，我们不敢相信，因为在会下人们从来不是这么做的。

下午去医院看病，不相信专家门诊，因为不敢相信他们是专家，更不敢相信专家的职称，因为职称的水分很大，里面的问题够写一本书。

下班去饭局，朋友不相信海鲜的分量和新鲜，跟服务小姐去核准。吃完结账，朋友一个菜一个菜地核对，我不相信这种办法能把多算的钱核出来。

丰乳、减肥、保健品口服液广告，谁也不敢相信，因为如果真的那么有效，世界根本不是现在这个样子。

一对夫妇搀着个女孩向人问路，还说从外地来找亲戚没找着，求给点钱为孩子买个面包。虽经历多次，我依旧不愿相信那是假的，那孩子可怜的样子，那对夫妇真诚的眼神。那样的眼神都不可以去相信，很让人痛苦。

过马路的时候绿灯亮了，左看右看确认所有汽车都停住了，才兔子一般地穿过马路，回了家，因为我已经不敢相信我的眼睛。

据媒体报道，深圳蛇口一个中学生看好了是绿灯才过马路，结果被横冲过来的大货车轧死，货车扬长而去，目击者全都傻了眼。

我精神健全，没有心理障碍，没有多疑症，没有被害幻想症。

如果这种不相信停留在物质层面、有形层面，那这篇文字可写可不写。不幸的是，它已经渗透进了我们的生活。假药假酒以及其他种种假货之后，假合同、假账目、假集资，等等，冒了出来。假证件、假护照、假增值税发票等，层出不穷。

据媒体披露我国持大专以上的假文凭的人有几十万。

在一个国家里有几十万持假文件者在各地区、各领域、各单位工作，人们会怎样看待自己国家的文凭和持文凭者，其他国家的人会怎么看待我国的文凭和持文凭者，我有点不敢再想下去了。

老总B在儿子三四岁时，给他上了一堂启蒙课。儿子要喝水，他给了一杯水。儿子喝了一大口，烫得哭了起来。他说，谁让你不试试烫不烫，什么都得自己试，谁也别信，爸爸也不能信。

B总的儿子被烫了一次，永远不会不试水温就喝开水。所以，有一条规律应该是存在的：怀疑的建立有时只需瞬间，消除怀疑要花费几倍甚至几千倍的时间。同理，一个社会，信用的崩溃也许不用多少时间，而信用的重建可能得经过几代人的努力。

就连本该天真无邪的少年儿童，也深受信任危机的影响。小学生写拾金不昧的作文了，但很可能他从来也没捡到过一分钱。刚开学，同学们一见面，这个说，哎呀，我玩了一个暑假的游戏机；那个说，我整天看卡通片；还有人说，我没做习题集，没进强化班，没请家教……可开学的摸底测验试卷一发，奥林匹克数学题个个答得好好。他们现在谁也不信谁。

都说市场经济是信用经济，于是有信用卡、外贸信用证以及企业信用等级一个A、两个A、三个A什么的。社会如果信用出问题，肯定全国埋单。各个领域都在你验证我，我调查你，整个社会的运转成本就高了。如政府针对社会上假文凭泛滥成灾的现象，组织人事机关为甄别人事档案所投入的人力、物力，以及其他官方打假机构和验证鉴定机构等，都要花费时间和金钱。也就是我们每个人在为社会信用付出代价、承担责任。

笔者一天在报刊上读到一篇被拐学童的故事，遂讲给女儿听。当讲到该学童发现被拐后，机智地摆脱人贩子，找到警察叔叔请求帮助时，女儿竟紧张地瞪大眼睛，直到得知该学童已被警察叔叔送回家，小女儿才长长地舒了一口气，若有所思地说：“幸好警察不是假的！”警察也可能是假的？孩子天真的心灵怎么会蒙上这样的阴影？

环顾四周，“假”字已渗入到我们的日常生活，从假酒、假烟、假糖、假饮料、假“纯棉”、假“真皮”，到假货币、假公章、假证件、假合同、假文凭……几乎应有尽有。“作假”之祸水甚至蔓延到了神圣的课堂，如各类竞赛中的假分数、事先排练好的假公开课，都使孩子纯洁的心灵受到污染。

孩子们不仅从书本上，更多的是从实际生活中获得生活经验的。在一个欺骗盛行的环境中长大的孩子会对所有的陌生人都充满敌意。

孩子与大人不同，他们还不能完全区分“真情”和“假意”，“轻信”和“信任”。他们还很弱小，无力与恶势力抗争。为了自保，他们只好把警惕性提得高高的。问题在于，儿时的经验会影响人的一生。这些孩子长大后可能会把这种“不信任感”移植到未来的生活中，使其社会交往发生困难。正常的社会交往必须以互信为基础，信任感的丧失会使他们因失去彼此沟通、协调、相互合作的条件而形成自我封闭。一些孩子还可能因此滋生反社会情绪，他们可能会出于自我防御的本能而改变正常的行为方式，发生越轨行为。

不仅仅是孩子对陌生人不敢信任，不敢回答陌生人的提问，就连成人对陌生人也心存怀疑。据《重庆晚报》2001年7月21日报道，自“中华重庆巾帼志愿者优质服务进万家”活动开展以后，记者在随机调查中发现，无一居民接受志愿者上门服务这一形式，其原因主要是居民对陌生人的信任度几乎为零。如果你一个人提着大件行李走在一条僻静的小街上，有人主动提出为你帮忙，你敢把行李交给他吗？出席全国政协会议的委员们在谈论如何促进经济发展时，曾提出了这样简单而又让人深思的问题：如果大家什么都不相信，凭什么“团结一致搞四化”呢？凭什么来构建和谐社会呢？

1995年8月8日，我国出台了历史上第一部流域性法规——《淮河流域水污染防治暂行条例》。这部法规明确提出：要在1997年实现全流域工业污染源达标排放，2000年实现淮河水体变清。

新世纪伊始，治污大限已过的淮河治理究竟成果如何，自然成了亿万群众关注的焦点。但接下来两篇报道，却着实让人如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

2001年1月18日，《工人日报》在头版显著位置率先以《治污大限已过，淮河仍未变清》为题，报道了淮河流域不少河流污染仍较严重，治理现状距国务院确定的“2000年实现水体变清”的目标仍有一定差距。2000年全淮河流域水质为V类、超V类的河段仍占62.4％。

正当人们对那些不自觉的企业愤愤不平时，2001年2月1日，《人民日报》在头版显著位置却又以《千里淮河现清流》为题发表了与《工人日报》截然不同的观点。报道称：“中国环境监测总站的监测数据表明，淮河基本实现了国务院提出的2000年达标目标……经过沿淮四省的艰苦努力，淮河变清的目标已经基本实现，这是不可否认的事实……”

看罢报道，笔者陷入迷惑与深思，媒体间信息的不对称，造成民众的困惑，到底谁说的对？老百姓该相信谁？

老百姓该相信谁？长期以来，我们相信领导，相信干部，他们代表党、代表组织，是我们群众的贴心人。现在呢？这种信任可说是大相径庭，在一项调查中，要求对象回答“遇到问题时，首先和谁商量”这一问题。调查结果表明，选项为“上级领导”的人数最少。由于社会的变迁，不少单位、企业的员工都称领导为“老板”，自称为“丘二”（帮工），这实在是令人担忧的心理障碍。这种病态的干群关系其实并不是什么秘密。

即使在体育界，信件危机也同样严重。

笔者为铁杆球迷，一直对“假球”“黑哨”之类的消息半信半疑。我无法相信，当我们在看台上顶着烈日，满眶热泪，声嘶力竭地为足球运动员们呐喊助威，心系每一个进球，心系每一场比赛胜负时，胜负包括进球数量却在前一天的酒宴上已经“计划”好了！但读了2001年10月17日《足球》报一位王先生写的文章《我给“黑哨”送红包》后，我相信了，我相信我今后再也不会对那些威风凛凛的表情严肃的“黑衣法官”完全相信了！

随着反腐的深入，中国足协对足坛假球进行了严厉的处罚。其实，“假球”与“黑哨”是在中国足球的黑幕下同时出生的一对邪恶的双胞胎，打假必须扫黑，扫黑也必须打假。现在中国足协已迈出了打假的第一步，我们在等其迈出打假的第二步。在某甲A俱乐部任职多年的王先生可以说是“黑哨”方面的权威。他曾在这条隐蔽的战线与裁判们打过两年的交道，他的现身说法可以帮我们从一个侧面对“黑哨”现象及其丑恶嘴脸有一个真正的认识，以下为王先生的自述。当时俱乐部的每个人都没有“收买裁判”方面的经验，在足球圈内也没有可靠的内线关系，所以我只能“硬闯”。第一个要解决的问题是怎样接近裁判。按照中国足协的规定，裁判的接待工作均由比赛地的足球协会负责。因为向裁判“行贿”甚至提一些额外的要求，都属于俱乐部极度“隐私”的事情，所以我们只能绕开地方足协而单独工作。比赛前一天（星期六）的晚上，我悄悄来到了地方足协指定的接待裁判的某度假中心。裁判员加上官员一共来了四人，当时还未确定第二天的主裁判到底是谁，但我还是凭着经验确定其中的一名国际裁判一定会是明天比赛的主哨。趁着他用完餐刚从餐厅走出之机，我贸然地向他表明了身份并将事先打听好的价码（吹胜一场，主裁判两万元，边裁一万元，平局则减半的原则）告诉了他。当时他对我的“冒失”略感惊讶，随后环顾四周，只低声地对我说：“大连队很强啊！到时候再看，我住在某某房间。”从酒店出来，我非常忐忑，他的态度让我难以琢磨。也许一切真的要到比赛的时候才能分辨出来。比赛的主裁判果然是他！在大连队如潮的攻势面前，我们队只能极力死守。而我只能在暗暗祷告自己球队的同时，期盼着只有我才明白的那一刻尽早到来。上半场二十多分钟，他吹给我们队一个点球！看台上沸腾了。我身边的球迷在激动地议论：这是我们队今年主场的第一个点球。好像有了点球，他们心爱的球队就有了保级的希望。可最终的结果还是我们队以1比4惨败。既然失利了，原先的承诺也就失去了兑现的依据。但是为了这一记难得的点球，特别是通过这记点球，让我们看到了“禁果”的甜头，我还是将一套价值不菲的“阿迪”运动服送到了他的房间里。总结了第一次“成功”的经验，我对以后工作的步骤又进行了相应的调整。大概是在对上海申花队比赛前，由于地方足协的接待用车发生了故障，所以俱乐部临时抽调一台车帮助足协接送裁判。由于我当时刚到俱乐部工作不久，足协的人员对我并不熟悉，所以我就冒充了驾驶员，这样我就可以全方位地去接触我的“对象”。为了让裁判们了解我们的诚意，同时遵循必要的“视结果付钱”的圈内原则，我事先给裁判们每个人一个装有两千块钱的红包，价码也向上提高到胜一场，主裁判四万，其他裁判两万，平局减半的条件。可没想到，正是这个红包，却惹来了不必要的猜疑。比赛前一天的晚上，那个与我已算熟悉的边裁打电话给我，说第四裁判认为其他人拿的红包比他的要厚，虽经过他们之间的解释和协调，但该人坚持说不是其他裁判在红包上做了手脚，就是我在“厚此薄彼”，并希望我能够给他一个明确的说法。最后由于我们队的失利，他们也只能空手而归了。还有一次是在一个北方城市。我们队的保级战已经到了关键时刻。面对其他赛场近乎疯狂的“假球”“黑哨”，我们每个人当时心里都十分清楚：除了球队的实力，外力已经举足轻重了。内因和外因的辩证关系在足球圈已经被完全颠倒了。接触裁判多了，也算是有了几个熟人。得知他要执法这场比赛，我拎着钱就与球队一同到了赛场。赛前赶到裁判们下榻的酒店，在大堂里见到他，只一个眼神，一切就都“尽在不言中”了。在“敌占区”开展工作，倒不是说风险有多大，关键是不像在自己“家”里那样有驾驭局势的信心。你做“工作”，对手就不做吗？你做“工作”的力度有对方大吗？谢天谢地！1比1的结果已经让我满意了。对于我们队追平的那个球，我专门问过队里的几个队员，他们都认为这个进球是个好球，不像对手和当地球迷认为的是个越位球。吃过晚饭，我打通了他的手机，他已经在赶往家乡的火车上。在电话里，他除了向我们队祝贺外，还一再强调我方的进球完全在可吹可不吹的范围内……我向他表示，这次没有机会见他，等他以后来我们主场，我再和他好好“聊聊”。

试问，如此的体育赛场，老百姓还敢信任吗？还愿意信任吗？现阶段，整个社会的信用危机如此严重，已经对社会造成了巨大的危害，挽救我们的信任已经刻不容缓。

契约精神与汕头市危机

在现在的经济交往中，我们经常见到这样一种令人啼笑皆非的现象：甲方坚持“货到付款”，而乙方则坚持“款到发货”。原因很简单，双方互不信任，如此这般，生意只好告吹。“信用”与“信任”不同，两者并不是一个概念，信用发生在实际的行为交往中，对后续行为有强化或衰减的作用，如商业信用、银行信用等，与信誉的树立有直接关系。此外，信用总是指对某一社会实体的信任程度，而信任的外延显得更广泛一些。政府也是社会实体，由此，政府的信用也是一个极其重要的问题。经济学家董辅礽指出，现阶段某些地方政府信用面临严重的危机。一些政府不恰当地介入经济活动，自己给担保，最后说不管就不管；政府项目批了，但资金迟迟不按合同约定投入，而是“钓”银行或者外来投资者的钱；一些政府招商引资时热情周到，开出许多优惠条件，但等投资者资金到位后，却不兑现承诺，甚至搞起吃、拿、卡、要的不光彩行为。政府政策没有连续性，说变就变，一个普遍性的问题是“新官不理旧事”，今天一套，明天又是另一套，老百姓戏称，看看政府门前的牡丹变月季，就知道领导人换了，实行的总是否定再否定，一届政府一朝政策，常常是重打锣鼓再开张，严重影响了政府的形象，对整个社会信用问题产生了极大负面影响。

董辅礽认为，政府信用问题对整个社会信用具有引导作用，信用制度和信用体系建设应当首先从政府做起。

全国政协委员、香港中华总商会副会长张永珍则在“21世纪论坛”2000年会议上提出，当前中国许多经济问题源于信用缺乏，引起了与会代表的强烈反响。

张永珍在分析这一问题时指出，市场经济是信用经济。债是信用的低级形式，股则是信用的高级形式，像股权、期权等都是以信用关系为前提的。市场信用的下降，是信息的不透明或信息失真造成的，首先受到伤害的是中小投资者，而这将直接导致他们投资萎缩。投机、行贿、腐败都是经济没有活力的表现，首要原因是信用问题。老百姓感到信用不足时，便不愿投资或做扭曲投资，要么是投机，要么就是行贿。正因为市场机会太少，盈利空间狭小，投机者才把大量资本注入房地产和股市。亚洲金融危机已证明：一个以投机心态支持的系统，集体信心崩溃之日，就是整个系统崩溃之时。当市场缺乏公平时，市场还不如赌场，赌场尚有游戏规则。社会公信下降，信息不对称性和信息失真，会致使社会安全性下降，导致社会波动幅度加大。

信用缺失，这些在建设一个市场经济的过程中遭遇的尴尬，是我们所始料不及的。市场经济就是信用经济，面对这样一个脆弱的信用体系，市场经济也就成为了一个先天不足的婴幼儿，甚至可能是一个口号。

据分析，在发达市场经济中，企业间的逾期应收账款发生额约占贸易总额的0.25％～0.5％，而在我国，这一比率在5％以上，且呈逐年增长势头。涉及信用的经济纠纷、债权债务案件以及各种诈骗案件大量增加。据统计，2006年全国法院受理的经济纠纷和债权债务民事纠纷案件为289万件，约占法院全部受理案件的51％。

据专家估计，欺诈案件的年增长率已经超过了30％。中国消费者协会调查后得出的结果更让人吃惊，仅2006年，全国就有68.4％的消费者受到了商业欺诈行为的侵害。

经济信用、社会信用、国际信用、政府信用，这些信用都是环环相扣，互相影响的。经济信用丧失，必然导致整体社会信用的下降，进而必然导致国际信用的下降，中国企业在向外争取投资的时候也会受到很大的影响。

在中国，最普通的信用危机出现在债务纠纷上。欠债还钱本是天经地义，但“贷款不如不还”却在近年来悄然兴起，被多数人引以为“识时务”。大肆逃避银行债务在中国“蔚为壮观”。

曾被誉为“希望的热土”的中国五个经济特区之一的汕头，20世纪八九十年代曾被大规模的逃税骗税、制假售假以及六合彩泛滥的阴影笼罩。外来投资者望而却步，本地企业人心思迁，由于信用危机，汕头面临着有史以来最大的困难。位于汕头所辖的潮阳市谷饶镇的中国桂光集团董事长张桂溪，在当选为九届全国人大代表时曾声名大噪。然而，他却涉嫌虚开增值税发票7.9亿元。在小小的谷饶镇，这次牵涉到骗税案的就多达14家企业，都是镇领导说的“有头有脸”的大企业。

一旦信用丧失，市场的反击是迅速而残酷的。光潮阳市虚开增值税发票就涉及13个省，被有关领导认为“影响了半个中国的市场经济秩序”。一些地方政府甚至向下属企业发了通知，提出不和汕头、潮阳市做生意。

由于人心思迁，汕头迁走的企业一度多达1200家，某一年就搬迁了450多家。

鉴于信用危机使汕头面临有史以来的最大困难，广东省委、省政府明确表示，要重建汕头信用。原汕头市委书记李统书则在各种场合强调：信用是资本、信用是效率、信用是生产力。

重建信用，矫正“信用缺失”的社会心理障碍对于市场经济的发展至关重要。参照发达国家经验，信用卡乃至于“信用局”的设立则能对社会心理起到有益的调节及制衡作用，从而使表现为信用观念的“契约精神”成为涉及日常工作及生活的一些具体的必不可少的因素。

笔者曾在美国佛罗里达国际大学商学院学习。一天上午，我到迈阿密城区购物。在街头等公共汽车回校时，我看见一位金发碧眼、婀娜多姿的姑娘开着一辆白色小轿车，在路边有停车计时器的地方走走停停地抄着，并不时地撕下一张巴掌大的黄纸条，扯去不干胶条，往停车计时器前停放的车辆前窗上一贴，然后走开。我好奇地走过去问她在干什么。她笑着告诉我她是稽查员，在检查停车超时情况。“你怎么知道这车超时了？”我不解地问。“你看这停车计时器，上端显示红牌的，就是超时了。”“停车超时了有什么关系？”我对此表示不理解。

稽查小姐笑容可掬地向我解释，这一带是迈阿密有名的黄金海岸线，来来往往的游客很多，游客停车时经常找不到车位。为了大家办事方便，政府在政府机构办公区和大商社前街道路边设有临时停车点，安装有停车投币计时器。计时器上设定的最长停车时间为两小时，超时罚款。有的人图方便，把车停在街边；有的人怕超时罚款，便采用变通的方法，每两小时回来投一次币；但也有不少人因游兴大发或办事拖延了时间，停车计时器自然毫不客气地亮出红牌。“游客和办事时间长的人，应找停车场停车。如果大家都乱停车，就谁也办不成事。”稽查小姐一本正经地说。“你又没有当面抓到这些人，就把罚款单贴在人家的车窗前，人家不认账，不缴罚款，你也无可奈何。”“没关系，”稽查小姐满脸笑容地对我说，“我记了他的车号和罚款金额。第一次他不去缴罚金，我权当风刮跑了罚款单，原谅他；第二次他不缴，我仍当他没有看见，不是故意不缴；第三次他还是不缴，对不起，事不过三，我将把这三次违规不缴罚金的记录寄到信用局（Reputation Bureau），信用局将此行为记录在案，此人的信誉就有污点了，而信用局的电脑记录资料是对社会各界公开的。从此，他要享受分期付款时，商家一查信用局的记录，便会拒绝他；他想找个好工作，用人单位一查记录，便会觉得此人不可信赖；他要找银行申请贷款，银行一查记录，也会断然拒绝。总之，他要想在这个社会过上等人的体面生活就没门了。”

好一个信用局，好一个记录在案！我不得不佩服。有了这种机制，任何有良知、想过体面生活的人都不敢胆大妄为，而必须遵守规矩。

这或许能为我国信用机制的建立提供一些启发。事实上，我国也一直在为此努力着。

市场经济不仅仅是法制经济，更是诚信经济。离开了人类的诚实本性，不讲道德信用，市场经济的大厦就宛如建立在失去了坚实基石的沙滩上，任何风吹潮涨，都会使大厦顷刻崩塌。重建国民的诚信，已经迫在眉睫。

04 道德晕眩的“厄尔尼诺”现象——矛盾趋向

分析当代中国的社会心理障碍，一个经常提到的词语是“心理失衡”。心理失衡的主要特征有二：一是“空白性”，即前述的失落心理（落差情结）；二是“不对称性”，表现为“观念冲突”及“行为两难”等，也称“或者矛盾性”。人们通常所说的“困惑心理”，我们称之为“矛盾趋向”。主要表现在以下十大方面。

1.理想意识与实惠主义的冲突。民众对崇高理想的追求往往带有浪漫色彩，他们甚至愿为想象中的理想社会奉献生命。在改革的浪潮席卷下，重视实用，强调实惠之风愈刮愈盛，内心深处的理想意识和外显行为的趋利倾向形成了明显的冲突。

2.发展意识与安全需求的冲突。民众在改革之时不仅强化了生存意识，而且丰富了享受意识，萌发了发展意识，这与民众最基本的也是延续了几千年的安全需求形成了尖锐的冲突，要么背水一战，要么平平庸庸，何去何从，实难决断，这苦煞了既求发展又求安全的当代民众。

3.创造意识与保守主义的冲突。民众的创造性在改革的磨砺下不时显现。创新需要有对新事物保持敏感的头脑，改革创造了新现象，改革也触发了人们对新生事物的感受能力，提高了认识能力。但顽固的保守、苟安、惜旧、恋旧之情也时常如一股暗流涌出，两者激烈冲突。

4.民主意识与独断主义的冲突。中国民众在缺乏民主精神的传统民族文化的熏陶下，曾一度蒙昧，历经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和改革开放时期，民众不仅认清了自我的义务，而且民主意识逐渐强烈。改革深化之时，也就是民主意识深化之时，也就是民主意识与独断主义的冲突解决之时。

5.竞争意识与平均主义的冲突。民众在改革中懂得竞争既非生物的本能，也非资本主义特产，而是社会发展的必然。民众的竞争意识与自然经济的产物——平均主义的冲突将是一场马拉松式的拉锯战。

6.参与意识与无为主义的冲突。中国民众被不同程度卷入改革的旋流之中，民众认识到改革和自己是同命运，共存亡，参与管理，参与改革也就是在行使自身民主权利。“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豪语被赋予新时代的含义。但这种参与意识常常遭到因封建社会“顺应天命”而沉淀的“无为”观念的阻击。

7.平等意识与特权崇拜的冲突。民众在商品经济的发展中，领悟到平等的珍贵。强烈的平等意识加上隐含的优越欲念，刺激了特权主义的萌芽。用自己所厌恶的东西实现自己所喜爱的东西，不得不利用自己所厌恶的东西获得利益，是实实在在的民众心态。

8.开放意识与闭关自守的冲突。民众在改革中大开眼界，聪明才智进一步发挥，而文化的本性是超国界、超民族的，人们要重新进行自我评价。理智告诫人们开放是大趋势，而闭关自守中滋生的虚荣却束缚着人们的手脚。

9.多元意识与大一统思想的冲突。中国民众正在树立起一种多元分析、立体洞察、全方位思想的品质，人们把多种观点、多种做法、多种形式逐渐视为像生物离不开阳光、空气和水分那样自然。多与乱似乎只有一步之遥，怕乱求稳的心理，使人又萌发怀旧之情。统一的口号使人兴奋，统一的步伐使人胆怯，统一的模式使人清闲，统一的体制使人悦目，等等，大一统的愿望死灰复燃，正像古人面临着多元意识与大一统思想的取舍冲突。

10.自然意识与攀附欲望的冲突。中国民众自力更生、自我完善、自强不息的可贵精神是中华民族最宝贵的资源。现实生活中的复杂而微妙的关系学却鼓励人们去攀龙附凤，无须自力便可获得成功。

造成这些心理冲突、导致人们产生困惑心理和矛盾趋向的原因则还需要从现实环境中找答案。一个不可否认的事实便是理论本身的摇摆性和后倾性所致。

例如，什么是新时代的价值观念？什么样的价值观是符合历史潮流发展的价值观？在这两个重要问题上，理论界并没有做出明确的回答，各种思潮观念仍然纠缠不清，莫衷一是，民众极容易产生困惑。理论的摇摆性常常导致这样一种局面：甲可以信手找出一个观念来打倒乙；乙也可以拿出一个观念来打倒甲，而且这两个人用的“武器”都是正统的、能够拿到台面来的。

理论的后倾性主要因为我们缺少那些预示历史发展方向的理论。我们的许多新理论实际上只是一种总结或一种注释，缺乏前瞻性。因此，当新事物出现时，民众往往因为理论的暂时性空白而出现困惑心理乃至于矛盾趋向。

矛盾趋向主要表现为观念冲突（特别是道德观念冲突）以及由此而导致的行为意向的困惑，即“行为两难”，下面分别介绍。

道德观念冲突日益加剧

当今观念冲突首推道德观念冲突，道德观念是我们中华民族历来的观念之首。一则故事这样叙述道：一次，各国学者相聚一堂，拟以大象为题当场作文。结果，德国人写的是《论大象的思维》，法国人写的是《论大象的爱情》，俄罗斯人写的是《论俄罗斯的大象是世界是最伟大的大象》，中国人写的是《论大象的伦理纲常》。

道德观念冲突随处可见，甚至不少人认为目前我国已出现让人无所适从、莫衷一是、矛盾困惑的“道德晕眩”。

尽管道德观念冲突表现多种多样，但主要还是表现为以下几方面的错位：

先进和落后的错位。现在，在许多人眼里，落后并不可耻，先进并不光荣。先进人物难当，先进事不好做，先进话不好说。有些人做了好事自己还要瞒起来，怕被别人冷嘲热讽。20世纪60年代，有谁捡到钱包交还失主，会赢得大家尊敬，今天再有谁这样做，就会被人骂为“傻瓜”。20世纪60年代“活雷锋”是尊称，如今在许多场合成了贬称。如有谁不计报酬做了点有助公益的事，便有人会讽刺道：“活学活用毛泽东思想的活雷锋啊？”言毕是冷笑。“活雷锋”成了呆傻愚笨痴和不会赚钱、不善利己者的代称。恰恰那些锱铢必较、得寸进尺的人，反而被大家视为能干、有本领、有经济头脑。

文明与愚昧的错位。在公共场所吸烟和随地吐痰，明明是不文明的行为，对其加强监督管理无疑是正确的。但在车站、商场、影剧院、街头，人们常常会发现一些因随地吐痰和乱吸烟而被管理人员教育和罚款的人，现场舆论往往对管理者不利，而对不服从管理者给予同情和支持。开车的违章闯红灯、不系安全带、不按指定地点停车，对其罚款、教育也是理所当然，但现场舆论又总是偏护违章者，而贬称警察是“狗拿耗子多管闲事”。有些人，对长辈生不奉养，死却厚葬，多少财物，付之一炬，甚至把人民币烧化祭祖，其行为已是愚昧至极，却被许多人视为恪尽孝道……

勤俭与奢侈的错位。勤俭本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而时下几乎成了“小农经济思想”的代名词。奢侈却被公认为有派头、有气魄。乃至于舆论工具也带着几分欣赏宣传起“黄金宴”“贵族学校”，以及大款、大腕的消费方式。相当长一段时期，我们宣传农村大好形势就是谈农民如何相互比富，象征农民富裕的标准就是“吃讲营养，穿讲漂亮，用讲高档”，宣传以高消费启动市场、刺激经济发展。而对“勤俭节约是美德”的提法，老百姓差不多已经忘记。由“穷可耻，富光荣”的观念派生出俭朴无能、奢侈风光的信条。所以，有些人即使债台高筑，也不得不打肿脸充胖子，与他人比吃、比穿、比用。当官的则比轿车、比住房……

诚实与虚伪的错位。由于客观存在着“鞭打快牛”的社会现象，有些地方官员带头瞒产值、瞒利税，宁可长期戴着“倒挂县”之类的帽子，向上要补贴。于是，在一些人看来，“倒挂县”的官员成了“青天”，摘掉“倒挂县”帽子的领导反成了“卖县求荣”者。又由于要“论功行赏”，便有不少人虚报产值，把未生的鸡蛋都算成鸡来匡算农民的收入，把积压在仓库里永远销不出的废品也统计成当年的产值。然后分到了奖金，戴上了官帽。待到发生人事变更，一查，资不抵债，国有企业成了空壳子。假商品、假发票、假文凭、假职称……甚至连灾情也会根据政府需要被随意夸大或缩小。人们在这样作假的时候，已经脸不变色心不慌，社会上流行着一首民谣：“老老实实，一钱不值；撒谎撂屁，年年得奖。”

守法与违法的错位。在经济活动中，有些地方提倡“用足、用活政策”，继而升格为“敢于闯红灯”，“敢于打擦边球”的口号，并作为经验推广。违法逃税是可耻的，而现在许多人反以逃税为荣，以至于法人逃税现象也成了公开的秘密。如挂假“三资”企业的牌子，挂假“残疾人福利企业”的牌子，享受减免税政策。偷漏税者被查办后，说情者不断。竟有不少地方官公开倡导把走私作为地方经济新的增长点，甚至还有武装保护走私的。用自家的武装，对付自家的海关，供不法外商长驱直入自家的国门，正应着一句成语“开门揖盗”。如此可耻之举，却被有些人视为壮举，直至被撸掉乌纱还深感委屈，认为自己所作所为是为官一任，造福一方。

廉洁与腐败的错位。现在盛行的请客送礼之风，还被公认为是必要的“感情投资”。送礼行贿明明是腐败行为，但大家认为，自己不下口袋便是廉洁；大吃大喝明明是腐败行为，却被说成“只吃不带，政法挂帅”；收受回扣明明是腐败行为，但早已被世人普遍接受。如果回扣公用，还会受到嘉奖。于是，完全廉洁的形象，已经变成呆板、僵化、保守的形象，而许多腐败行为，却成了敢闯、敢冒、敢于开拓的范例。

正义与邪恶的错位。近年来，新闻媒介屡屡报道歹徒在光天化日之下行凶、杀人、强奸、抢劫，而且愈是人多的地方歹徒的胆子愈大，周围的人愈多，被害者愈是孤立无援。见人落水，众多人站在旁边观望，直至落水者溺毙而无人救助。主持正义者引火烧身，结果连被救的对象也撒手不管。世人何以如此麻木！路见不平拔刀相助成了“傻帽”，而路见不平拔腿而逃者却成了“聪明”，多么荒唐的错位。为此，不少地方相继设立见义勇为奖励基金，旨在呼唤人们正义感的回归。

重才与重财的错位。“君子用财，取之有道”应该还是合理的。但现在已不讲究有道无道，而是唯财是取。对“才”却并不看得多重，脑体倒挂已成旧闻。贫困地区的孩子读不起书，失学现象严重。一个文化断代层正悄悄滋生，有教无类的观念已被视为陈腐。无才不要紧，有财就有一切，有钱就可以买到象征才学的文凭。我们多年高喊尊重人才，收效不大，其主要原因就是无财力作后盾。

道德的“错位”现象从社会发展的角度看是不可避免的。马克思认为社会的前进总是以牺牲一部分传统道德为代价的。这是真理。近些年来，中国的经济取得举世瞩目的大发展，同时，传统道德也做出了大牺牲。其中，有些牺牲是值得的，应该的，如传统的“不孝有三、无后为大”的生育观，“从一而终”的婚姻观，“士不理财，文不经商”的经济观，等等。但也有些牺牲却是很不应该的，比如荣辱观念的大错位，已经到了危及全民族道德体系生存的程度，需要引起我们高度的重视和警惕。

市场经济体制的逐步建立势必带来人们在观念及行为方面的矛盾趋向。分析其原因，有人指出，这实际上是一种道德领域的“厄尔尼诺现象”。所谓道德领域的“厄尔尼诺现象”是借用了一个地质气象学中的名词术语，来说明市场经济给道德建设带来的种种巨大的冲击性，以及由此而产生的一系列困惑、矛盾的连锁反应。在我国由计划经济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过渡的社会转型时期，道德领域的“厄尔尼诺现象”及其影响已远远超过了精神世界本身的范畴，在社会政治生活、经济生活、文化生活等诸多领域产生了震荡，因此有必要对其进行认真的研究和分析，找出其特点和规律。

由道德领域的种种矛盾、冲突和困惑构成的“厄尔尼诺现象”及其连锁反应，波及面很广。正如地质气象上的“厄尔尼诺现象”也必然存在着一个初始的爆发点和原动力。这就是市场经济中的某些双重效应，有人将其称之为市场经济与道德建设的“二律背反”，即市场经济既给道德建设带来积极的效应，也产生了一定的消极效应。主要表现在：

1.在增强人的自主意识的同时滋生了拜金主义的价值观念。参与市场经济活动的社会成员首先必须具有独立的经济利益，能够自觉地发挥主体性作用，自主地掌握自己的命运。因此，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一种自主经济，而自主经济必然会增强人们的自主意识，改变计划经济中人与人之间的依赖性关系，这无疑属于道德观念的进步。但另一方面，市场经济又会使人依附于物，受物的主宰，产生拜金主义的价值观念。

2.在促使人们思想解放的同时造成了价值取向的混乱。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人们的思想由故步自封和保守僵化转向开放与自由，由单一性转向多元化。在经济规律的作用下，人们逐步形成了自主观念、平等观念、效率观念、竞争观念、商品观念等一系列崭新的价值观念，打破了思想禁锢，获得了理性判断能力，为人的全面发展提供了机遇和条件。但在市场经济尚未发育成熟的情况下，人们的价值取向呈现明显的多元化趋势，存在着性质互不相同的多种价值观念。这些价值观念有的是正确的，有的是错误的，有时候某些错误的价值观念甚至泛滥成灾，造成了价值取向的无序和混乱，影响了社会的稳定和经济的正常运动。

3.在发挥人的创造能力的同时导致了极端个人主义。市场经济对长期以来形成的害怕冒险、不敢出头的思想进行了猛烈的冲击，逐步打破了单一的计划经济体制下的故步自封、因循守旧的惰性心理，极大地开发了人们的创造力。市场经济中的竞争机制和价值规律，为社会成员充分发掘创造潜能提供了良好的条件，促使人们不断地用各种创造性的方式拓展新的生活领域。与此同时，市场经济也容易诱发某些人以自我为中心的极端个人主义价值观念。这些人片面强调自我利益和自我奋斗，只顾个人利益不顾国家利益，只要自由不要纪律，为了一己之私利，堂而皇之地慷集体和国家之慨，甚至不惜采用违法犯罪手段达到谋取钱财的目的。

4.在重视物质利益的同时淡化了精神价值的追求。市场经济的直接目的是不断满足人们的物质文化需求，它要借助利益激励机制来实现。市场经济充分肯定了社会成员谋求物质利益和经济利益的正当性和合理性，根本改变了安贫乐道、轻视物质利益的旧价值观念，对促进经济的发展和社会的进步起了巨大的作用，但在强调物质利益的同时，市场那只看不见的巨手又容易牵引人们专注于经济效益，容易导致物质利益追求与精神价值追求的不平衡。从现阶段的实际情况来看，市场经济的负面效应已经威胁着我国精神遗产中优秀的和合理的成分，滋生了纯功利主义、享乐主义、利己主义、实用主义、金钱万能等错误的价值观念。

对现阶段道德领域的“厄尔尼诺现象”，目前国内有两种截然相反的观点：悲观主义者认为我国现有的道德规范已处于无序和崩溃之边缘，并且到了难以挽回的地步，用一句形象的话来说就是“道德在哭泣”；乐观主义者则过于盲目地强调现阶段道德进步的一面，用句形象的话来说就是“道德在向上爬坡”。这两种观点各执一端，都不能客观地、正确地估价道德领域的“厄尔尼诺现象”。

应该看到，大力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和努力发扬社会主义新道德风尚，都是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客观需要。从两者之间的关系来看，如果不发展市场经济，社会主义道德风尚的建设就会失去赖以生存和发展的物质基础。同样，如果不重视道德建设，市场经济的发展就会偏离正确的轨道，结果必然会损害经济的发展与社会的全面进步。因此，正确处理道德建设与市场经济的辩证关系，要将两者高度统一起来而不能人为地割裂开来，只有努力开拓道德进步与经济发展相互协调的新途径，才是目前精神文明建设的正确抉择。

白衣天使与黄色书刊

观念特别是道德观念方面的矛盾趋向表现出来，就是人们在行为、意识方面的“两难”。这种矛盾冲突在我国人民的日常生活中不断显现。

随着我国市场经济的发展，医疗卫生系统也进行了一系列改革，强调提高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在医护行为方面则产生了明显的两难。道德观念要求医生悬壶济世，发扬革命人道主义，做救死扶伤的白衣天使，但现实的成本核算、费用提成等，使医护人员陷入角色矛盾中。

助人为乐，本是好事，但现在也要注意别被人讥笑，别被人误会，甚至倒打一耙，脱不了干系。哈尔滨市就曾出现了救人先请写保证的咄咄怪事。

哈尔滨的出租车司机张师傅行驶至公滨路朝鲜族一中附近时，见一老太太坐在马路中央。他见老太太试了几次都没站起来，便把车停在人行道旁，下车跑了过去。

张师傅问：“大娘，你怎么啦？”老太太抬起头痛苦地说：“刚才有个缺德的摩托车司机，从我身前开车过去，吓得我腿就不好使了。”张师傅要上前去扶，突然想起有位老司机讲过，救人的时候最好先找两个证人，免得被“赖”上。他左右看看，只见很远的公交站台有个人，距离太远不太可能作证。他灵机一动，跑回车拿来纸和笔，对老太说：“大娘，我送你回家，但你得先给我写个‘保证书’，证明不是我把你撞了。”老太太哭着说：“我不会写字，就会写个名。”于是张师傅代老太写了个保证书，让老太签字，老太光写了个姓，就哭着说忘了后面怎么写。张师傅又跑回车，拿来一张复写纸，让老太按了个手印儿。

忙完了这一切，老太已快冻僵了。张师傅将“保证书”收好，把车开过来，扶她上车，送到街对面居民楼老太家中。

在担负着为精神文明建设提供食粮的出版行业，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的冲突尤为激烈，出版物质量的低下，其实也有一定的客观原因。

眼下出版物品质不高问题仍未真正解决。如果把图书质量的问题完全归咎于出版发行人员包括作者追逐铜臭、道德低下，他们是不能接受的，也似乎是不公正的。他们也有自己的苦衷。听听他们的声音，有助于把问题看得更全面些，更深透些。

某出版社编辑H：出版黄色书刊，就是错误的，其弊害我并非不知道。问题是，为什么明知不对还要出版？

出版社改制，实行承包制，社里对总社承包，编辑室对社里承包，各个编辑身上也落实了指标。干与不干不一样了，赚与不赚不一样了。承包对不对？方向无疑是对的。现在，我们不再需要国家补贴，而且还上交了利润，个人所得也提高了。大家积极性高涨，都在开动脑筋拿好稿子，千方百计缩短出版周期，同时也注意研究市场，研究读者需要了。

问题也接踵而至。经济效益是硬指标，社会效益难衡量。说二者是一致的，但怎么一致？那些社会效益好的书，比如科技著作，绝大多数赔钱，有的一本就赔十几万。不出一点不行，那会砸牌子。可是出了赔本谁给补贴？只能以书养书。靠什么来养？就是抓畅销书。什么书畅销？就是那些迎合普通读者口味的书。普通读者是什么口味？言情、隐秘，还有其他如生活类的。社会效益还怎么保证？如此，自然是出些格调不高却能赚钱的书。

现在做出版，难啊！什么都涨价，纸价猛涨，印刷费猛涨，油墨价猛涨，订数又大幅度萎缩。不信你去瞧瞧，我们书库里，几十万码洋的书卖不出去，就那么堆着！我们能不着急？死抱操守吗？那吃什么，喝什么？又不情愿堕落。唉，左右为难！

某发行公司经理Q：有人说，你们就不能只发好书，不发坏书？这话说起来容易，实际上并不那么简单。什么叫坏书，本身就是个模糊的概念。马列主义著作好，研究太阳黑子的书好，研究微循环的书好，问题是，发得动吗？发不动，赚不了钱，我们喝西北风？当然是发老百姓喜欢的书。

某省专业作家H：现在当作家难，当一个正派的、严肃的作家，尤其难。

严肃文学、纯文学的命运，很可悲。有人危言耸听：“严肃小说是一种过时的艺术，是濒临绝迹的品种。”这种说法有赖于时间的验证。但我们不得不承认，商品大潮的冲击，我们已经很难再见到中国严肃文学熙熙攘攘的局面。

我自己内心很矛盾。我很希望写几部严肃的、对社会有深沉思考、对人民有深刻启迪的作品。但客观情况是，这样的书出不了，出了卖不动，卖了也没有什么人看。写书是给人看的，没人看，写它作甚！想给广大的人群看，就不能不研究市场，从市场看读者的需求。但一看市场，便困惑、烦恼。

作家在分化。一部分作家仍然执着于自己文学理想的追求，安于贫寒的爬格子生涯；另一部分作家随着“企业文化”的兴起，改弦易辙，与企业家相互依存；还有一部分，干脆去适应“地摊文学”，不惜违心地写通俗小说，甚至是黄色小说。

就在这种大背景下，我不识时务地要出一部中篇小说集，全是严肃的作品。这有点拿鸡蛋往石头上撞的劲头。果然，我到处碰壁。把书稿拿给出版社，编辑摇摇头，说卖不出去。好说歹说，终于有一家同意出版，但排好版，征订的数字只有600册，远远不及人家规定的、开机的低印数。

不得已，我托一个个体书商代办邮购。人家索要内容简介，我卖力地三易其稿，人家都说不可取。熟人提醒我：“那个渠道发行的书，都是那样的……”言外之意很明显了。于是，我比写小说更费精力地写了一个简介：“……她会弃夫逃走吗？……是否有第三者介入？……”好了，不提它了，提起来脸红。在这份广告里，我着意渲染的并非我器重的文学品格，卖弄的恰在此时是地摊文学吸引读者的功夫。即使这样，仍然没能吸引来多少订户。

从这件小事，可以想见，作家要有社会责任感，但这种责任感却难以得到社会的承认；而那些不负责任的作品，却恰恰在社会上流行。

骇人听闻的“黑色逻辑”

何谓老实人？就是靠劳动吃饭、靠本事挣钱，以自己向社会的奉献显示自身真实价值的人。老实人说的是老实话，做的是老实事，一是一，二是二，丁是丁，卯是卯，言必行，行必果，不偷奸，不耍滑，不讨好卖乖，不趋炎附势，不占公家和他人便宜。老实人心里怎么想，嘴里怎么说，手里就怎么做，决不口是心非，不搞两面三刀，不会见风使舵，不耍阴谋诡计，对的就坚持，错的就改正，不文过饰非，不嫁祸于人，自己树上种的哪怕是酸果子、苦果子，也默默地独自吃掉。

不老实人则不一样。不老实人总是耍手段，千方百计地谋取私利。他们做事凭小聪明，爱走捷径，鄙视苦干实干，从不艰苦奋斗，轱辘辘转动眼睛，削尖脑壳，见缝插针地钻空子。他们与他人的交往，只是利用对方为自己谋取私利而已，从无真情实感可言。用上你了揽在怀里，用不上了推向崖底。见人说人话，见鬼说鬼话，溜须拍马，投其所好。你在台上，他阿谀奉承，鞍前马后为你效劳；一旦你下台了，他翻脸不人，视同路人，甚至落井下石。当面好话说尽，背后坏事做绝。他们待人如此，处事也这般。原则是见利就上，见害就躲，唯利是图，无本取利。他们飞黄腾达，荣华富贵，不是靠诚实劳动，不是凭真才实学，不是建功立业，靠的是投机钻营，钻制度的空子，钻法律的空子，钻政策的空子，钻人际关系的空子，钻一切可以利用的、于他有利可图的空子。

社会的伦理道德从来都是提倡人要说老实话，做老实人。但社会的现实又往往提醒人们：老实是无用的别名，老实人总是免不了吃亏。在今天的市场经济建立的过程中，这更是一个敏感然而又极其重要的问题，因为这个问题决定了人们的价值取向，也决定了社会活动的秩序包括“游戏规则”。

上海曾发生过一起杀人留名的恶性案件。这个杀人敢留名的罪犯是15岁的中学生方武军。

那天，方武军和一个同学骑自行车外出，不慎将一位老太太撞倒。他连忙拦了一辆黄鱼车，将老太太送到了医院，挂号、验伤。又通知远在郊区工作的父母来沪，嘱咐父母多买些鸡蛋给老太太补养身子，并且每天都去医院看望老太太……

方武军肇事后的一连串表现，使周围的人们赞叹不已——

交通民警说：“这中学生真不错！”

医生说：“我开始还以为他是老太太的儿子呢！”

老太太的老伴也感动得想认他为过房儿子。

一切多么美好！

然而——

半个月后，张老太的老伴遭人杀害，仇杀！还是谋财害命？现场勘察表明，室内没有被撬窃的痕迹，也没有遗失什么。最终，破案人员在方桌上发现酒杯下压着一张纸条，上面赫然写着：杀人者我方武军。

方武军？就是那个将张老太急送医院、受到人们称赞的方武军？是的。

为什么？前后两个方武军为什么判若两人？

这里固然有各种原因，包括中学生自身的偏激。然而社会风气的影响也不能忽视。

张老太和老伴本来也通情达理，但在周围亲戚的鼓动下，竟接受了“趁机敲一笔，不敲白不敲”的意见，在调解时突然提出赔偿医药费、营养费800元的不合理要求。方家父母愿意赔偿400元作为营养费，医药费可以请张家单位公款报销。交警大队也同意这个方案。可张家坚持不让步，甚至扬言，如果调解不成，就要对簿公堂。结果，弄得方武军又是怕，又是悔，又是怒，又是恼。他怕被判刑，他恨张家不通情达理，趁机敲诈要挟……他在恼怒之中，萌生了一种荒唐的报复欲望。他杀了人，蓦然想起要留下姓名才是光明磊落。于是，他就匆匆写上一张纸条，写道：“杀人者我方武军。”

杀人者是逃脱不了法律制裁的。

方武军所在的全班同学，就方武军杀人一案进行了一次讨论。老师希望大家吸取方武军的教训，增强法制观念。万万没有想到的是，同学们却在讨论会上如此这般地分析：“怪只怪方武军太老实、太傻。现在的社会，老实人是要吃亏的。方武军肇事后，他至少有三次逃跑的机会。喏，第一次，他将老太太送到医院；第二次，趁挂号之机，也完全可以溜之大吉的，可他又自找麻烦；第三次，医生在检查时，他完全已尽到了责任，但他又在手术室门外等待验伤结果，还……唉，你看他是不是太老实，太傻？结果怎样？好心不得好报，麻烦不是自己找到了头上？老实人不是最终又吃了亏吗？……”

全班40几个人几乎是众口一词，老师自己也不知道说什么好。

近年来，有不少报道都反映了这样的现象：救人者反倒被诬。梁平县回龙镇三角村村民陈容碧不计得失，千辛万苦地将一同上山砍柴受伤的伙伴背回来。伤者后来反诬是因为她碰落石头才砸伤了脚，并向她索要赔偿。县法院法官在没有证据的情况下判决她赔偿全部医药费，判决的理由是根据一个骇人听闻的“黑色逻辑”：不是你砸伤的，你怎么会救人？难怪上文中那位哈尔滨的出租车司机在救人前要对方先写保证书。

河南安阳市一起经法院判决的行贿买官案曾引起当地群众普遍关注。原安阳市滑县优秀后备干部、城关镇党委书记郑佩尧因行贿6.3万元买到区委常委、组织部长（副县级）官位一事败露，被法院判刑3年，缓刑5年。

郑佩尧22岁时被任命为滑县老店团委副书记，不久即担任副乡长，后被任命为滑县慈周寨乡党委书记。此间，曾被评为安阳市十佳青年，被组织部门定为县级后备干部，曾被评为优秀后备干部。

调任城关镇党委书记后，据了解，他的“工作成绩在同等地区中还是比较突出”。

据一位知情者透露：“一些与他经历相似，工作成绩与能力相比较差者迈上了副县级的坎，对郑佩尧刺激很大。”正如郑佩尧自己所言：“组织上对我长期备而不用，对我的思想造成很大压力。”

恰在此时，王新康来到滑县任县委书记。为了寻找政治靠山，郑佩尧千方百计讨好这位新书记。郑动用公款，多次向王新康行贿，仅王新康生病住院，郑就“孝敬”了一万元。

由此，郑佩尧被任命为中共安阳市铁西区委常委、组织部部长，郑佩尧买个“副县级”先后动用公款6.3万元。在郑佩尧看来，老老实实做官，还不如花钱“疏通”升得快。

做老实人，说老实话，办老实事，在现今社会，竟无人敢继续老实下去了。

老实人不再吃香，周宝生是某单位出了名的老实人，当了十几年的先进典型。但是，现任领导认为，老周老实本分，是全厂上下一致公认的，但由老实带来的谨小慎微、循规蹈矩，以及缺乏竞争意识，则是致命的弱点，已经起不到先进典型的表率和示范作用了。

小吴为某名牌大学毕业生。一个月之内，他一连洽谈了五六家单位，却都被拒之门外，结论竟惊人地相似：书生一个，太老实……

一位招聘人才的厂长直言不讳：“搞商品经济，不怕‘狂’人，就怕老实人。谨小慎微、四平八稳的人难以适应时代潮流。”一位民营企业老板更是毫不掩饰地说：“老实人只配做仓库保管员。”

大家明白，不忍心在老酒、酱油里兑水，不敢进假酒假烟，不敢偷税漏税，那怎么和别的假店竞争。诚如一位店老板说，如今到处是店，如果不在假货、发票之类上做点手脚，靠正儿八经地做生意能赚到钱吗？

曾经有一位初中生投稿《新民晚报》，诉说他的心里话。他的爸爸是个老实人，经营着一家不大的建材店。他做的是老实生意，他一向看不起那些靠投机倒把而暴发的“奸商”。但这样的一个老实人，却被一个曾经他十分信任的生意上的伙伴骗走了几万元钱，还蒙受了不白之冤。幸好法律是公平的，为他解脱了冤屈，可是那个骗子却依然逍遥法外。

自从这件事后，他整个人变了，变得大家都不认识了。他甚至打算以次充好，把劣等货色充好货卖给顾客。大家纷纷批评他，可他却若无其事地说：“现在这社会老实人吃亏，只许别人骗我，难道不许我骗别人……”

10年前，笔者见到不少人愤愤不平地将下面一句格言塞进办公桌的玻璃板下：在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社会，需要老实人。

老实人不是呆板，更不是思想僵化的人。老实人是指那些思想活跃、能力强、勤勤恳恳，而又不谋取私利的人。他们是人民的牛，是公仆。老实人吃亏，是指老实人做好事而又得不到好报，甚至连起码应该得到的尊重都没得到。譬如，不干事的人得到升级加工资，做了许多事的老实人反而未加薪。聪明人治服老实人是有办法的，最聪明的办法，就是知道老实人不会起来反抗。即或有一个老实人因觉得太不公平嘟哝几句，聪明人就会用“你是孺子牛嘛，何必计较”，甚至不惜滥用“高风格”“高姿态”一类的反讽之词来堵住嘟哝的嘴巴。

老实人自然不会因得不到公正的待遇而怠工。因为他的确是老实人。

但这样隐藏着危险。

——老实人老是吃亏，就有可能变得不老实。

——倘不老实的人得好报形成了今日之社会风气，习以为常，老实人继续吃亏无终日，这就是一件很可怕的事了……

10年后，笔者又见到许多人往玻璃板下塞下面这样的“守则”。苦干实干，做给天看；东混西混，一帆风顺。任劳任怨，永难如愿；会捧会献，杰出贡献。负责尽责，必遭指难；推托栽赃，宏图大展；全力以赴，升迁耽误；会赞会溜，考绩特优。频频建功，打入冷宫；互踢皮球，前途加油。奉公守法，做牛做马；逢迎拍马，升官发达。

05 “干吗不扔第二只靴子！”——完形趋向

爱听相声的读者大概都还记得《脱靴》这段妙趣横生的单口相声。该段相声的情节很简单：一位楼上的住户夜半回家后总是脱下靴子重重地扔在地板上，发出轰然两声巨响，另一位楼下的住户屡屡从梦中惊醒，对此举深恶痛绝。但是，有一天楼上那位住户酒醉回家后只扔了一只靴就睡着了，楼下那位照例被一声巨响惊醒，就眼巴巴地等着另一声巨响，以便重返梦乡。谁知左等不来，右等不来，弄得他辗转难眠，最后实在忍无可忍，竟然上楼责问为什么不把第二只靴子扔下来！说到这里，听众都会发出会心的大笑。

其实这个故事看似荒谬，却有其心理成因。楼下住户深知楼上住户的“德行”，在备受惊扰过程中已形成了一种完形心理，即扔靴之声必有两响。一旦听不到那第二声“巨响”，楼下住户就觉得事情还“没完”，应激状态也就无法了结，难怪他会憋得火冒三丈，上楼问罪。实际上，这种完形心理在人们的生活经验中，是经常出现的。

完形心理又称心理的“完形趋向”，指人脑神经系统的一种独特的组织功能。据提出该理论的格式塔学派心病学家解释道：“只要已具备了主要的条件，心理的组织作用总是力图趋于完善。”举例来说，当十几个点排列成圆形的时候，一般人都会觉得，这是一个圆，而不是十几个点。也就是说，人们对客观事物的反映，总带有“完善”的倾向模型。比如举世闻名断臂的维纳斯雕像，不知激发起多少人的惋惜之心。许多人绞尽脑汁，想象维纳斯原先两臂的优美姿势，甚至还有不少人制作了各种姿势的“玉臂”，试图让爱与美的女神维纳斯完美无缺。这种心理上或行动上的“接臂”举动，正是完形心理的自然流露。再比如曹雪芹的巨著《红楼梦》，对千百万“红楼梦迷”来说也是一种“没完没了的诱惑”，他们各自想象完整的《红楼梦》。仅见诸于文字的，就有数十种的“续梦”“后梦”和“补梦”，其中让宝、黛当场大团圆者有之；让钗、黛合而为一者有之，可谓五花八门、不一而足。然而无论何种结尾法，都反映出广大读者对不朽名作《红楼梦》所持的完形心理。

完形心理在人们生活中往往表现为“完成欲”“至善欲”。如果这种心理缺乏变通，则容易形成心理障碍。因为世界上并没有真正的“完美无缺”的人或其他事物。对人说“金无足赤、人无完人”；对事物的看法也应该是“凡事总是有缺憾的”。英国历史学家、作家诺斯·古德·帕金森曾经说过：“凡是尽善尽美的规划，就是工作衰退的征兆。”“没有糊涂，就没有创新。”这一看法是有根据的。研究表明，强迫自己追求完美无缺往往导致能力下降、情绪失常，甚至健康受损。“至善论”者的特点是不能容忍“一般”“尚好”这样的字眼，这个愿望固然不错，但若想事事达于完美，不啻给自己设下陷阱。由此，美国管理专家大卫·伯思斯有句名言：“目标是成功，而不是完美至极。”

与其他种族相比，中国人的“面面俱到”尤甚。现实生活中的“十景病”就是一个显著的例子。我见过“十菜一汤”，而没有“九菜一汤”；我们评选出来的“十大新闻”也永远不会是“九大新闻”；评选出来的“十大优秀青年”也是如此。这种完形趋向在普遍的社会生活中，往往伴随着明显的社会心理障碍。

韦思博士的“完全公正论”

我们将再一次涉及“公平”“公正”之类的话题。在这里，笔者将引用美国心理卫生专家韦思博士在《你的误区》书中的精彩分析。当然，他的分析也并不是“完美无缺”的，但确有启发意义，值得一读：我们都习惯于在生活中寻求公道和正义，一旦感到失去了公正就会愤怒、忧虑或者失望。然而，寻求公道同寻求长生不老一样不会有任何结果。我们所处的世界本身就不是一个公平的世界。知更鸟吃虫子，对于虫子来说是不公正的；蜘蛛吃苍蝇，对于苍蝇来说也是不公正的；美洲狮吃小狼，小狼吃獾，獾吃老鼠，老鼠吃蟑螂，蟑螂……只要环顾一下大自然，就不难看出世界上没有完全的公道可言。实际上，完全公道的概念不过是海市蜃楼罢了。整个世界以及世界上的每个人都处在不公道之中。你可以高兴，或者不高兴，然而这与你周围的不公道现象依然毫无关联。我们提出的并不是什么犬儒哲学，而是对客观世界的真实描述。完全公道是一个脱离现实的概念，在人们对幸福的追求中，尤其如此。然而，许多人认为正义感在人际关系中是必不可少的。他们常常会说：“这是不公平的”“如果我不能这样做，你也没有权利这样做”或者“我会这样对待你吗”。人们渴望公道，在没有公道时就会不愉快。寻求公道并不是什么误区行为，但是如果你一味追求正义和公道，未能如愿便消极处世，这种自我挫败行为并不是指寻求公道行为本身，而是指由于不公道的现实存在而产生的惰性。我们的社会宣称伸张正义、主持公道。政治家们在每一篇竞选讲话中都说：“让每一个人都得到平等公正的待遇。”然而，日复一日，年复一年，一个世纪又一个世纪，不公正的现象依然存在着。贫困、战争、瘟疫、犯罪、卖淫、吸毒和谋杀等各种社会弊病一代代地延续着。事实上，自人类有史以来，这些现象从未消失过。不公道现象的存在是必然的，然而你可以努力不使自己因此而陷入惰性，也可以用自己的智慧进行积极的斗争。首先争取从精神上不为这种现象所压垮，然后努力在现实中消除这些现象。渴望公正的心理可能会体现在你与他人的关系中，妨碍你与他人的积极交往。“这太不公平！”——这是一种比较常见但又十分消极的抱怨。当你感到某件事不太公平时，必然会把自己同另一个人或另一群人进行比较，你可能会想：“既然他们能做，我也能做。”“你比我得到的多，这就不公平。”“我没有那样做，你为什么可以那样做？”不难看出，你是根据别人的行为确定自己的得失。支配你情感的，是别人，而不是你自己。如果你未能做别人所做的事情，并因此而烦恼，你就在让别人摆布你。每当你把自己同别人进行比较时，你就是在玩“不公平”的游戏，这样你采取的就是着眼于他人的外界控制型思维方法。

要求公正是一种注重外界环境的表现，也是一种避而掌管自己生活的办法。你可确定自己的切实目标，着手为实现这一目标采取具体步骤，不必顾忌不公平的现象，也无需考虑其他人的行为和思想。事实上，人与人之间总是有所不同。别人的境遇如果比你好，那你无论怎样抱怨也不会改变自己的境遇。你应该避免总是提及别人，不要总是拿望远镜瞄着别人。有些人工作不多，报酬却很高；有些人能力不如你强，却因受宠而得到晋升；不管你怎样不愿意，你的家人依然会以不同于你的方式行事。然而，只要你将注意力放在自己身上，不去同别人比来比去，你就不会因周围的不平等现象而烦恼。各种误区性行为都有一个共同的思想基础：将别人的行为看得更为重要。如果你总是说：“他能做，我也可以做”，那你就是在根据别人的标准生活，你永远不可能开创自己的生活。

在生活各个方面，我们都可以明显地看到“渴求平等”行为。你只要稍加观察，就会在自己和别人身上发现许多这种行为的缩影。下面是一些较为常见的例子。

——抱怨别人的工作和你一样，但工资却拿得比你多。

——认为那些著名歌星收入之高实在不公平，并因此感到恼火。

——认为别人做了违法乱纪的事总是逍遥法外，而你却一次也溜不掉，因此感到十分不平。无论司机超速行车还是尼克松的水门事件，都要求做出公正处理。

——总是说：“我会这样对待你吗？”其实就是希望别人都同你一模一样。

——总要报答别人的友善行为，你要是请我吃饭，我也应该回请你，或者至少送你一瓶酒。人们常常认为这样做才是懂礼貌、有教养。然而，这实际上仅仅是保持公平对等的一种做法。

——有爱人对你表示亲热之后，总要回吻，要不就是说“我也爱你”，而不会自己选择表达感情的时间、方式和场所。这说明在你看来，接受了别人的亲吻或“我爱你”而没有相应的表示，就是不公平的。

——即使自己不愿意，也会出于义务去做爱，因为没有一点合作精神太不近情理。这样，你就不是根据自己在具体情况下的意愿，而是根据公平对等的原则而生活。

——对任何事情都要求前后一致，始终如一。

爱默生曾说过这样一句话：……一味愚蠢地要求始终如一，是心胸狭隘者的癖病之一。倘若你坚持始终如一地以“正确”方式做事，就很可能属于心胸狭隘的一类人。

坐车的不开车的

在如今进入发展快车道的中国，“完形趋向”不仅表现对“完全公正”的追求，也表现在我国民众对事对人期望的诸多方面。

奥地利作家梅依克写过一篇童话：癞蛤蟆问蜈蚣，当你向前伸出第一条腿时，你还有哪几条腿同时伸出，当你弯下第14和第19条腿的时候，你那第17条腿的腿掌在做什么。在癞蛤蟆提出这类问题之前，蜈蚣的40条腿相互配合得很好，听了这样的提问后，蜈蚣认真思索起来，结果再也无法走动了。

我国有句名言：“不怕一万，只怕万一。”这句名言也可作“面面俱到”的注解。但实际上，任何事物都不可能是完美无缺的，人们的计划、决策也不可能做到天衣无缝，顾虑太多，则一事无成，就很可能像那条蜈蚣，一动也不能动。如果我们动辄考虑“万一”，那么，我们就无法在大街行走，因为“万一”车祸殃及自身怎么办？我们甚至也不敢待在家里，因为任何人也不敢肯定不会出事，“万一”房屋垮塌了怎么办？我们当然也不敢坐汽车、火车、轮船、飞机了，这些“万一”的机会更大得多！话虽然夸张，但现实生活中的这种“完形趋向”并不是虚拟的，它也表现在我们的期望，以及我们对人物及事物的“完形趋向”。比如，人们对政府，对改革的期望过于“完形”，如果政府的管理、改革的进程出了一点问题，人们便攻击一点不顾其余，把事情看成漆黑一团。这种社会心理障碍就是与期望值过于完形有关。

在目前条件下，人们对政府容易产生一种“坐车”心理，他们只想让车开得再快一点，稳一点，至于车本身能不能承受，一般人是考虑不多的。所以，即使车子开到了目的地，司机也难免挨乘客的骂。比如，政府严格管控了枪支，中国警察基本不用荷枪实弹，请问在哪个西方“文明”国家做得到？但一旦出现了某些个别状况，就会招来老百姓的一大堆埋怨。客观存在与主观意识是对立统一的，在许多情况下，主观上意识到的东西与客观存在可能有很大偏差。这就需要多换几个视角看看，多加分析。“完形趋向”也与人们的角色期望有关。例如，有人认为教师既然“为人师表”，就不应该闹待遇、提要求，不应该烫时髦的发型，不应该离婚，不应该争论，就不应该还手，就不应该……如果是先进人物、劳模什么的，这种趋向则更为突出。

一位劳动模范10年干了20多年的活，可他每月的奖金和工资报酬并不比其他人多。他付出了几倍于他人的劳动却无相应的物质报酬回报。他有了许多荣誉称号。一位曾获全国“合理化建议先进积极分子”光荣称号的纺织厂基层干部，他的一项建议使本厂一年节省30多万元资金，若将这项工艺在全市同行业推广，一年可节约近300万元，若在全国推广，效益可想而知。然而，这位同志却分文奖励未得。不是说他们应该在这些事上锱铢必计，相反，当报社记者的提问涉及此事时，他们都说，这是应该干的。但是，这件事的影响远比表现上表面出来的要深刻、复杂得多。

在“劳模”“先进”身上该不该体现“多劳多得，按劳取酬”？从理念上讲，作为一个普通劳动者，他们“享受”这一原则是不成问题的，但是，由于他们身上罩上了这么一道荣誉的光环，似乎他们因此与奖励无缘了。在这个问题上，某些人产生了错觉，好像劳动模范和生产先进是多劳多得甚至“发财”致富的天敌。那么，国家所号召的“劳动致富”又面向何人？是什么因素作怪，使工矿企业中勤勉劳作的同志不能“名利”双收？是什么意识阻碍着我们不能理直气壮地在他们身上兑现“多劳多得，按劳取酬”的原则？

这确定是一个严肃的话题，令人忧虑的是这又是一个多年的老话题。这些问题不解决，这些观念不摆正，于我们所从事的伟大而宏伟的事业贻害甚重。

下面则是媒体披露的一位女劳模的奇特婚姻经历：我原本是哈尔滨近郊的一个农家女，一年夏天，我进了市里的一家大型纺织厂，被分配到织布车间当挡车工。入厂半年后，厂团委在新入厂的青工中组织了一场技术比武赛，我获得了全能第二名。参加表彰会那天，胸戴大红花的我站在领奖台上，心里忽然涌上一种别样的念头：站在台上受人瞩目的感觉真好，我要好好干，让更多的人知道我的存在。从此，每天交班后，我仍留在车间，不是跟下一班组的师傅学技术，就是躲在角落里练接头等基本功。不久，我被选为车间团支部书记，成为一名团干部，后来，我又被评为工厂劳动模范。工厂接到一批出口任务，为此，全厂开展了一场热火朝天的劳动竞赛，厂团总书记胡某叮嘱我给全厂青工做榜样。可是，就在这节骨眼儿上，有三台织机突然同时出现故障。机修组组长让机修工温某应急替我维修。以后，温某总是围着我的机台转，一有故障，他就抢着帮我修好。我终于保质保量地完成了出口任务，受到了工厂的嘉奖。年未，我又被团市委评为“青年标兵”。我的名气渐渐大了起来，对温的看法也有了一些改变。正巧，厂团委在全厂青工中开展了“一帮一，一对红”活动。胡书记指名要我帮助温某，对于上级的任务，我自然不敢怠慢。不久，胡书记对温某的“浪子回头”大为赞赏，认为是她的“一帮一，一对红”工程结出的硕果。于是，她派人来车间整理我和温某的典型材料，在全厂总结大会上作了介绍和表彰。一时间，我和温某成了全厂的新闻人物。我对温某说，我的任务已经完全了，以后你不要老跟着我了，我们自己忙自己的事情吧。温某却说：“你是红花，我是绿叶，没有绿叶衬，哪有红花红。你功成名就了，想甩下我，天下好事哪能全让你一个人占了？”我突然感到恐惧，便有意躲避温某。不想，他却向胡书记“汇报思想”，绕弯子告了我的状。胡书记打电话把我叫到团委，让我对温某一帮到底，直至他彻底改变。不久，我病倒了，胡书记带一些团干部来宿舍看我，还把温某也带来了，嘱咐他照顾好我。我不敢拒绝，因为这是团组织的安排啊。病好后，胡书记把我领到一家饭店，端起酒杯向我敬酒，她说：“经我多方努力，终于让厂里答应在市区给你解决两室一厅的一套住房，条件是你必须和温某结婚，因为他是一个典型，一个浪子回头的典型，但他没有你的帮助，是树立不长久的，这就要求你果断地决定，来完成这一使命。再说，温某对你还是蛮有意思的嘛。至于你，感情是可以慢慢培养的……”就这样，25岁的我和28岁的温某举行了婚礼。结婚的录像也是胡书记一手安排的，她把录像带做了备份，说是作为资料保存。婚后最初的一段日子，温某对我比较温情友好。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温某散漫、自私、霸道的本性一天天显露出来。不久，胡主席找到我（她已经提升为全厂工会主席），让我回去做好丈夫的思想工作。不想，温某把眼一瞪，冲我嚷道：“我娶你这个劳模本来是想沾你的光，结果你没给我带来什么好处，反而怪我让你背黑锅。再说，没有我这个典型，你怎能红得发紫？我是你们当劳模、当官的梯子你知不知道？现在你不领我的情，还敢说我的不是？”温某借着酒劲，挥拳冲我打来，打得我鼻青脸肿。从那以后，温某隔三岔五就对我动武。我终于下定了决心要结束这场婚姻。在当时，夫妻离婚必须要双方单位出具介绍信。厂女工调解委员会主任章大姐一听说我要离婚，吃了一惊，继而便做起了我的思想工作，她说：“你是劳模，是青年人的表率，怎么能说离婚就离婚呢？那将会给你的前途带来怎样的负面影响！”章大姐又将我要离婚的事向她的上司胡主席作了汇报。胡主席找到我，将我批评了一顿。此后，我几次提出离婚，都被胡主席和章大姐“火”一样的热情燃烧殆尽。年末，工厂照例要评选两年一届的劳动模范。车间评选会上，大家一致推选我为本届“劳模”。我赶紧声明我不当“劳模”了，我红着眼睛向大家讲述了我的遭遇，我的苦恼以及我婚姻的不幸。我已想好，不当劳模后，第一件要办的事就是和温某离婚，彻底摆脱这桩无爱的婚姻。然而，我又一次想错了，工厂在讨论各车间“劳模”人选时，胡主席发现了没有我的名字，便气恼地找到我车间的领导。当听说是我主动让出“劳模”时，她更加恼怒了：“鞠××（我本人）是连续四届的‘劳模’，是组织培养多年的骨干，她怎么能个人意气用事呢？拿回去，重选！”结果，我还是戴上了“劳模”的桂冠。不久，因为温的关系，我和女儿遭遇了一场车祸。女儿惨死，我受了伤。我伤好回到工厂办理和温某离婚的有关手续，才知道由于企业效益下滑，胡主席已经调到别的单位去了，章大姐也提前退休回家了。组织上告诉我，工厂的女工调解委员会已经解散，可以直接去法院起诉和温某离婚。没想到，温某竟然在车间出了事故，他被掉落的机轴砸中了头部，成了植物人，由此我们无从再谈去法院离婚的事。温某没有父母，唯一的一个姐姐由于对他的积怨太深也不肯沾边，我仍是他的法定妻子，只好回去伺候他。我尽心伺候温某，因为我想让他快点康复。他如果真的康复了，那么我也许就有希望了。“定形趋向”也涉及对人才的评价。人们对人才的评价却存在误区。在这个完型中，不能没有文凭，如硕士、博士，也不能没有职称，如教授、高级工程师；还不能没有著述、课题，等等。至于能力、性格、气质等方面，人们的要求也是近乎苛刻，似乎人才必须是顶尖的人才，人才便是全才。在企业、单位的人才招聘会上，笔者印象最深的便是这种误区，这显然是一种社会心理障碍。笔者曾经询问多家公司老总，“明智的管理者应该在身边集中众多的优秀人才”这句话对不对？他们都诧异地看着我，毫不犹豫地回答：“当然对！”似乎我提了一个奇怪的问题。但实际上，这句话是错误的，优秀人才不一定适用，我们需要的是适用的人才。

日本松下公司对某一岗位的人员选择，或对某一项产品开发人才的选择，都是取中等的，可以打70分的人才。为什么不选顶尖人才呢？松下公司认为，有些顶尖人才比较自负，他们容易抱怨环境影响自己的发挥，抱怨职务、待遇与自己的才能不相称。有这种心态的人，一般说来会缺乏责任心和工作热忱，干起工作来未必会出色，他有才能，但心理因素影响了其充分发挥。而聘用能力仅为70％的人才，他们没有一流人才的傲气，不自视甚高，也容易满足，甚至有一股子偏要与“一流”人才较较劲、比一比谁干得好的劲头。他们重视公司给予的职位，会努力把自己的工作干得漂亮一些。这正如一辆100马力的汽车却能正常全速开动的道理一样。松下公司认为：“公司能雇用到70分的中等人才，说不定反而是公司的福气，何必非找100分的人才不可呢？”

现代人才学甚至提出“拥抱缺憾”的主张。美国管理专家波特夫人曾请心理学家与社会学家对其手下员工进行考察并将他们分为四种：①热情的人；②爱吹毛求疵的人；③直来直去，领导叫怎么干便怎么干的线性思维人；④看问题全面，能迅速抓住问题的要害，决定自我行为的系统思维。她据此综合而对人事做了重新安排：①线性思维而又热情者，让其做技术培训教师，其好为人师亦善于表达；②线性思维而又挑毛病者，喜欢多管闲事，让其当警察；③系统思维又热情者，让其当领导、顾问，他定能高瞻远瞩又埋头苦干；④系统思维而又爱挑毛病者，请他当工头，他定能全面了解下属并严加管理。显然，此举有益于各得其所、各尽所长，这可谓“巧用人知”之典型范例。

一位士兵的奇特遭遇

某日上午，驻闽雷达某团政治处蒋主任接到了军部的电话，说是该团一林姓战士，在上海公共汽车上与地方群众为坐一个位子发生了争吵，最后还动了手，致使一名青年受伤，在人民群众中造成了不良影响，现在已被地方派出所扣留，请团里速派一位领导去把人领回。同时，弄清情况，妥善解决，消除影响。

事关军民关系，团长、政委高度重视，听完蒋主任的汇报，便商量决定由蒋主任去上海一趟。

简直就像第二宇宙速度似的，在团里接到军部的电话的同一时刻，消息已经传到了这个战士所在单位——高山八连。“这怎么可能呢，肯定是搞错了人！”“我敢和你打赌，要真是他，我就……”

不信，从新兵到老兵，从战士到干部，谁都不信，因为全连的干部战士对他太熟悉了，太了解了。喏，这就是他——

白白的脸上除了微笑，还是微笑。说起话来，就像姑娘似的细声细气。连里的老兵可以作证，他入伍五年来，从来也没有和哪位战友红过脸，连里只要评比“文明礼貌先进个人”，总是少不了他。

然而，事实摆在眼前，三天前，这位战士确实启程经上海回江苏江阴探亲去了。于是，大家便得出了这样一个结论：那准是他忍无可忍了。

五天后，这位战士跟着蒋主任回来了。

早从连队赶来的八连指导员，根据团里的意思，把这位林姓战士叫到团招待所自己住的房间，请他详细谈谈事情的经过。

小林所在的八连在福建境内离永安还有300多公里的一个高山顶上，小林离开连队的那天，是搭乘团里到永安火车站去拉被装的卡车。车上连顶篷都没有，呼啸的寒风刮在身上本来就够受的，而车又上坡下坡颠个不停，仅穿了两件毛衣的小林，只好缩在车角落里。他又冷又难受，终于忍不住了，伸直脖子猛吐起来。

车子开到永安供站招待所，已是晚上11点多了，小林像得了一场大病似的，快站不起来了。他实在太累了，倒在床上和衣睡了一宿。

他醒过来后，他一看时间还赶得上当夜的火车，便不顾疲劳，买了一张永安至无锡的联票，爬上了北去的列车。

正值春节前夕，火车上拥挤不堪。小林一上车就被拥挤的人群挤到了烧开水的锅炉旁，而且被卡在了那里，动也不能动。他就这样站了一整天，连饭也没能吃上。

到了晚上，特别是后半夜，小林越来越觉得不对劲，额头很烫，身上直冒冷汗。心里闷得透不过气。过了没多久，他只觉得眼前一黑，双腿一软，便什么都不知道了。到第二早晨快下车时，要不是旁边的人把他叫醒，恐怕他还要睡下去。

到了上海，困顿不堪的小林惦记着给几年不见的父母买些上海风味的食品，便硬撑着挤上了公交车，恰巧他还坐上了位子。

奔波了一天一夜，这会儿他一坐到位子上，就像上了床一样，又打起了盹。

他的这一举动，若要是换了一个不穿军装不戴领章帽徽的群众，恐怕谁也不会有什么意见，也不会有人看不惯，更不会有人说三道四，问题就在于他是一名军人，当然成了众矢之的。

具体情况，车上的群众自然一概不知，汽车刚开动，有些群众就冲着他议论开了：“喂，看这个当兵的，还真好意思坐着！”“嘿，这当兵的，倒蛮聪明，还假装困觉。”“这哪像是雷锋呵。”

……

指责、贬低、埋怨，什么都有。

因为，在很多人看来，你是当兵的，就是当年的雷锋，就应该主动让座。可你倒好，不但不让座，还装模作样假装睡觉，这像话吗？

迷迷糊糊的小林，对群众的纷纷议论自然是没有听清楚，只是感到耳朵边有人在叽叽喳喳地说着什么。那“当兵的”几个字却钻进了他的耳朵。

小林最忌别人称军人为“当兵的”，只要一听到这话，他那军人特有的荣誉感就像是受到了污辱似的。什么当兵的，难道这就是军人的称呼吗？每逢有人这样称他时，他总要去责问对方，毫不让步。

这又仅仅是为一个称呼吗？

如今社会上总有那样一些人，看起军人来总是斜着一只眼睛，左一个“当兵的”，右一个“当兵的”，好像如今的军人是多余的。这样的事，别说听别人讲的，就小林亲身遇到的也不下几十回。

而现在，当小林又听到有人在这样称呼他的时候，你说他能忍受得了吗？于是，他想回敬几句。可还没等他张嘴，就有人嚷开了：“这当兵的，脸皮也真厚，还不想动！”“喂，我说当兵的，坐得够惬意了吧，也该让位子助人为乐嘛！”

到这时，他才反应过来，立刻就想站起来，可惜他身体实在是支撑不住，浑身乏力，站都站不起来。

那几个乘客见他还没有让位子，就愈发火了，其中有个小青年还叫喊着：“这臭当兵的，再勿起来，就把伊拉起来！”“对，拉伊起来！”有人在跟着起哄。

小林本来想向大家解释一下，讲明情况，求得大家谅解。可一听这些话，一股在心里憋了好久的怒气一下子冲出了口：“当兵的，当兵的怎么的？当兵的就不是人，就不该坐吗？”

好家伙，小林这句话犹如一颗手榴弹投在了公共汽车上，车厢里顿时炸开了。

那个喊着要拉人的小青年说了一句：“看我的，看伊让勿让！”说着便从车后挤到了小林身旁，一只手当胸抓住了小林的衣服，另一只手指着小林的鼻子，气势汹汹地说：“你这穷当兵的，今朝老子看侬起来不起来！”

车内顿时安静下来，双方形势剑拔弩张。目睹着这样的场面，满满地一车人竟然无动于衷，没有人站出来劝阻，或者说几句公道话。

小林也深深感到今天事情要闹大了，自己是个军人，在这样的场合与群众争吵，不管自己有多大的理由，都将造成不好的影响，有损军人的形象。他已经考虑到了这一点，但他毕竟年轻，血气方刚，他想：不错，作为军人，应该发扬风格让个座，自己过去不都是这样做的吗？可今天，自己是实在没有办法呀！要是身体顶得住，能不让吗？但他怎么也受不了这样的污辱，军人就不是人？就一定要受人欺？

揪住他胸口的手在使劲了。“你要干什么？”“干什么，老子要看看侬这当兵的有多大能耐。”那小青年简直像是发了疯似的，拳头猛地向着小林砸来，说时迟那时快，小林只是本能地用手去挡。挡是挡住了，可手背却碰到了对方的鼻子上，而且竟碰出了血。“哎哟，打起来了，快来看呵，当兵的打人啦！”边上的几个乘客乱吼道。

车上乱成一团。但依然没有一个人站出来说句公道话。混乱中，小林一下子挨了十几拳。有人在浑水摸鱼！可小林始终没有还手，只是用手抵挡着。

驾驶员一看事情闹大了，便把车子一直开到了附近的一个派出所门口停了下来。

那几个动手打了小林的小青年，一进派出所，便恶人先告状，硬说是小林先动手，说得是有鼻子有眼的。然而没有一人站出来为小林说话。小林真是有口难辩。

民警也没仔细问清缘由，只对几个小青年教育了一番，就让他们走了。民警回过头来却训起了小林：“你是一个军人，今天你的行为在人民群众中造成了极坏影响，请你在这里待几天吧！”

在剖析当代“完形趋向”的诸多方面时，我们发现，民众的角色期待往往并没有固定的角色规范，而常常与主观愿望或参照角色相对照。战士小林的真实遭遇便是值得我们深思的。

06 鸦雀无声与庶人议政——“奈尔”趋向

法国社会学家保罗·奈尔在其著作《政治社会与社会政治》中叙述了这样一例真实发生过的故事：某面包坊主不满雇工们在上班时插科打诨开玩笑，认为这样做影响了干活的效率，于是规定上班时不能交谈，违者将被扣工资。规定宣布后头几天问题还不大，但随后工人们的工作效率反而下降了，雇工们都铁青着脸，闷闷不乐地干活，月终发工资后大家都喝得酩酊大醉，最终将作坊内的用具捣毁殆尽，有人还放了一把火，火势迅速扩大，殃及了整个街区。社会学家便把这种现象称为“奈尔”趋向，特指两种与“宣泄”有关的行为意向，即“压抑趋向”与“极端趋向”。这两种趋向放大后都可称为社会心理障碍中的意向障碍。

泄气中心与鼓气学校

在日本的某些企业中，工人往往与管理者关系紧张，屡屡发生“暴力攻击”事件。在心理学家的建议下，一些企业如松下电器公司等设立“特种员工室”，里面有经理、车间主管等人的偶像（用塑胶或沙袋制成）。工人可以对特定的偶像任意地拳打脚踢，发泄情绪。“特种员工室”设立后，这些企业当中的暴力事件明显减少了。

美国也有了一个奇怪的行业泄气中心。到泄气中心来的人可进入一个房间，关上门发泄。他们往往在房间内暴跳如雷，把室内的摆设打得稀烂，直到闷气泄尽，得到满足。泄气中心的收费很高，但许多顾客毫不在乎。因为，如不这样，他们就可能因为忍耐不住而付出更高的代价，如因与老板争吵而失业，与配偶发生口角而导致家庭破裂，甚至因忍耐不住而发生过激的侵犯行为。

西欧一些国家近年来也设立了一种泄气电话。顾客只需付少量的费用，就可以拨通一个特定的电话，然后对着话筒尽量宣泄心中的积怨、压抑，甚至大声辱骂对方而不必担心法律的干预。对方的工作人员总是耐心地倾听，或者表示同情，间或也劝慰儿句。

一些国家的心理咨询中心还采取了一种新式的心理治疗方法——喊叫疗法。例如，在一间紧闭的房间里，一位年轻的姑娘双手揪住自己的头发，面对墙壁狂喊道：“你！你让我绝望了！你使我十分痛苦！我不准你进我的房间！你破坏了我的生活，我要把你扔到窗外，把你撕成碎片……”这位姑娘并非精神病患者，她咒骂的“你”也不一定指某个具体的人，而是思想或情感上积累的压抑。

上述发泄机构是以精神分析学家弗洛伊德的宣泄理论为基础的，宣泄概念的基本含义是，如果一个人感到极度挫折，干一件侵犯性活动就会减少情感压抑的强度，由此也会使他今后大为减少侵犯的倾向。弗洛伊德认为，人都有一个本能侵犯能量的“储存器”，而象征性的侵犯行为可以减少压抑情感的储存。一些心理学家的实验也证明了这一观点：他们有意让一些被试者受到实验者同伙侮辱，被侮辱激怒了的被试者们血压升高了。然后给一部分被试者以电击实验者同伙的机会，另一部分被试者没有这种机会。结果前一部分被试者的血压明显降低。一些实验还证明了通过语言的表现方式也可以得到宣泄。

按照宣泄理论，如果我们要减少侵犯性行为，就应该把心中的许多痛苦、积怨宣泄出来。另外，社会也要设计和提供让人宣泄的情境和场所，如让人们观看游侠、武打等侵犯性的电影，参加或观看激烈的比赛如足球比赛和拳击比赛等。

弗洛伊德的宣泄理论有不少的缺陷。社会心理学的研究一致表明：极端愤怒的人表现了象征性的宣泄后会减少侵犯行为，但一些人也会因此而表现更有侵犯性。实际上，从整个社会来看，有关暴力、色情的书刊影视实际上已经助长了侵犯行为的产生。

心理学家们同时也发现，若一个人心中有情绪，只要发泄一通，便可使身心轻松，若得不到发泄，会导致不少疾病如胃溃疡、结肠炎、心脏病、高血压、偏头痛、颈肩神经炎等，但过度发怒却又会增加患病的危险，促使植物神经发生紊乱。而习惯发怒的心脏病人和高血压患者的死亡率比发怒少的高出5倍。

尽管宣泄理论有不少的缺陷，但作为一种心理疏通的方法，宣泄仍然是有积极意义的，甚至是人们的社会生活不可缺少的。

在现实生活中，我们随时都可能遭受各种挫折，而社会环境又要求我们控制自己，压抑消极的情绪，使之不表现出来，但长期的压抑又会影响一个人的生理和心理的健康状况。如何解决上述矛盾呢？途径之一，就是寻找宣泄的方法。

心理学家认为，喊叫疗法通过急促的、强烈的、粗犷的、无拘无束的喊叫，可以将内心的郁积宣泄出来，使人回到童年时代，享受那无忧无虑年华中的温馨和幸福，从而取得心理状态的平衡。喊叫疗法也有助于培养自信心，消除自卑感。一位女教员由于性格软弱，对班上粗鲁蛮横的学生畏首畏尾，不敢管理。接受喊叫疗法后，她的性格坚强了，人也果断得多。日本甚至还有一所鼓气学校，接受不同类型的学生。其主课之一就是让学生到闹市中心去喊：“我一定能成功！我一定要成功！”

喊叫吧！如果你觉得自己心中郁闷，不吐不快，干吗不喊叫呢？当然，喊叫也要注意场合，如果环境允许，也可以高声歌唱。如果唱歌不在行，演奏乐器怎么样？德国著名诗人海涅写道：假如有人欺骗了你，你却要更加忠诚。如果你感到万分愁闷，快拿起你的七弦琴，——弹一曲，充满烈焰的英雄歌，你的怒气就会消失，你的热血也会痛快地长流。

演奏乐器也不行？那么看体育比赛去吧，随着那些如醉如痴的球迷喊叫，你就会发现，一种莫名其妙的、令人心颤的喜悦又回到了你的身上，浑身上下都充满了力量。你还可以到空旷的原野中，像一个受了委屈的孩子，向大自然母亲尽量宣泄心中的痛苦、怨恨、困惑、烦恼，暂时地，由一个“社会人”回归到“自然人”。

你想哭吗？如果非哭不可的话，就尽情哭吧，不要放不下“男子汉大丈夫”的架子。英国生物学家达尔文认为，哭泣是人类代代遗传下去并巩固起来的一种保护性本能。现代生物学认为，因哭泣而带来的泪水能排泄出人体内多种有毒的元素，而哭泣引起的呼吸变化也能解除胸部的郁闷不畅。一位战士倒在了沙场，战友们将他的尸体带到了他的妻子面前。妻子一见丈夫的尸体就惊呆了，悲痛得说不出话来。一位聪明的人说：“她必须哭，否则她会死去。”但没有办法使她哭。幸亏孩子的奶娘将她的孩子带来，才使她放声大哭，并说：“亲爱的孩子，我将为你活着。”这时的恸哭使她惊呆的机体从麻木状态中解放出来，神志也才恢复了常态。

当然，过度的哭泣会伤身心，但这毕竟是人们的经验之谈——哭吧！哭出来就会爽快些。

也许你根本就用不着喊叫，也用不着哭泣——只要有一个人认真地听你谈话就行。

你以为心理医生有什么神奇的秘方吗？其实，他们往往只是“扮演”一个认真的倾听者，他们采取的宣泄疗法往往就是使对方充分地倾诉苦衷，发泄郁火。当然，他们也不时地插一些话或表示某些同感，但目的也只是要对方明白，“我正在认真听你倾诉苦衷，我对你的话很有兴趣”，从而引发对方进一步将情绪宣泄干净。通过对方的诉说，心理医生们观察到，不同类型的病人其诉说的内容也不同，经济破产者满口账目，失恋者谈感情问题，事业上失意的人则满腹牢骚。通过谈话，心理医生也便于找到症结所在，进一步开导对方。

上述内容是我们对于宣泄的理解，概括起来说，宣泄是一种十分必要的但应有限制的本能需要。下面，具体分析社会心理障碍中的压抑趋向。

低级牢骚与高级牢骚

从社会心理学的角度考察牢骚现象，发现牢骚具有明显的外显性、感染性等特点，此外，牢骚具有不同的层次性，社会评价的双重性等内容。外显性和感染性表现了牢骚的表层结构，而层次性、双重性则表现了牢骚的深层结构。

牢骚具有外显性。牢骚是通过个人的言语、行为来体现的，因此，在人们交往活动中，它集中反映为用自己的言行、表情、动作、体态等来表示对某项政策、方针、社会现象等的不满情绪。牢骚者从来不会把自己的不满情绪压抑在心头，他们总是寻找各种机会、场合，千方百计地把牢骚诉诸他人，其目的是为了引起他人的共鸣和同情。同时，对牢骚者来说，也是“一吐而快”，从而使自己的心理恢复平衡。因此，凡是牢骚都会以各种各样的形式表现出来。

牢骚具有感染性。心理学研究表明，群体归属和社会交往是人的基本需要之一，人们通过这个过程，引起情绪共鸣，减轻内心的心理负担。随着社会进步发展，开放度、公开性进一步增加，信息网络的密度和交叉度提高，使得人们的交往更加频繁。因此，情感交流成为人们交往的纽带，但有时人不免成为情感的俘虏，特别是在群体活动中，人们往往会产生一些失去理智的行为（在牢骚场合大发牢骚，回到家后又感到后悔莫及），使无个性化成为一种普遍倾向，而盲目跟着他人评头论足，在一个个牢骚怪圈内不能自拔。有的人则是潜移默化地接受牢骚氛围的影响，几次下来，形成了一种习惯，使发牢骚成为维系人际关系的一种方式。两个朋友见面，一支香烟一杯茶，就开始摆“龙门阵”、发牢骚，而牢骚话往往会相互感染，使周围的旁观者也不自觉进入这个怪圈，从而形成了连锁式的心理反应。

要分析牢骚这一社会现象，还必须深入分析牢骚的类别、层次，其类别是依据动机水平来划分。

初级牢骚的主要内容体现在生理及安全的需要方面，如工资、奖金、住房等物质条件的不满足等。中级牢骚的主要内容则体现在人际交往包括尊重、理解及爱方面，实际上，中级牢骚是一种个人的心理需要。高级牢骚主要表现为价值感、成就感、责任感等方面，也主要出于心理需要，但不仅仅是一种个人的心理需要，也包括对个人社会价值的认可，对个人社会成就、社会责任的认可，不满足也会产生相应的牢骚。

牢骚的层次性也决定了社会评价的双重性，即我们不能把牢骚都归结为消极现象。例如，出于忧国忧民而发的牢骚则为高级牢骚，它体现作为“社会的人”的价值感受、成就感、责任感，这种不满足不是物质条件和生理需要而能代替的。诸如社会上广受批评的“拿起筷子吃肉，放下筷子骂娘”的现象便值得深思。实际上，它很可能体现出了一种积极参与的焦虑情绪，有什么好指责的呢？

对整个社会来说，有许多社会牢骚起着民意载体的作用。社会牢骚既然是一种社会不满，不是凭空而发，有许多牢骚比较真实地反映了民众生活中的一些想法，因此作为执政者来说，认真地、科学地分析社会牢骚，可以得到许多有益的启示。

此外，社会牢骚太多，也正是说明了在我们社会运行的机制中，还有许多不畅顺的地方。如果公民们的意思、愿望都能及时的、有效的、畅通无阻地传递，并经常地表现在执政者的执政行为中，也许就不会有那么多的、带有“自下而上”的民间色彩了。

毛泽东昔日有言，让人说话，天不会塌下来；不让人说话，总要霸王别姬。又道，工人学生闹事无非两条，一是领导官僚主义；二是少数坏人挑动。他就闹事原因首先归于官僚主义，是真知灼见，盖无官僚主义之喜，少数坏人如何挑得起莘莘学子与爱国志士？中国共产党一贯鼓励解放思想，说中国“鸦雀无声不好”，此真知灼见，唯有道者能言之、行之。

古人云：“邦有道，则庶人不议。”这是唯君主思想是尚。若以社会主义民主而言，则邦有道，则庶人议政；邦无道，则不敢议矣！古时姬发（周武王）伐商纣，派探子到纣王都城朝歌打听民情，探子回报朝歌城内军民怨声载道，庶人议政，乱无日矣。姬发大喜，以为天予我时，想兴兵伐纣。姜子牙说，不可，庶人议政是商之臣民寄望于纣，若伐之，臣民必将外御其侮。姬发命探子再探。又数月后探子回报，朝歌城鸦雀无声，路人垂首而立，侧目而视。姜子牙大喜，知商之臣民绝望了，姬发乃大令诸侯直捣朝歌。商国奴隶纷纷倒戈，百姓箪食壶浆以迎王师，纣王只好登台自焚，姬发立国号周。

随着社会进入转型期，利益格局的调整，加上诸多方面的原因，许多地方的干群关系并不融洽甚至紧张。广东东莞市石龙镇镇政府为了解决此类问题开设了城镇论坛。据《半月谈》介绍，该镇的城镇论坛设在繁华地段的中山公园，每次举办前，由镇有线电视台播出预告，群众都可以自由参与发言，而每期的选题都由主办者在广泛调查的基础上，选择政府和百姓共同关注的社会热点，如环境卫生、交通管理、计划生育、城镇规划等。开办之初，不少人担心出现失控现象，甚至担心论坛会成为泄私愤的场所，也有人担心批评过火，领导下不了台。事实证明这些担心是多余的，相反，每期场面热烈，群众发言踊跃，秩序井然。有人将此称为高级信访工作，更直接具体同时起到了舆论监督作用，也推动了镇政府的勤政廉政建设，政府专门设立了督查领导小组，对每期信息分类归档并跟踪落实。

还有一则报道也说明了牢骚的作用。

如何建设和完善有中国特色的基层民主政治？我国民营经济的先发之地——浙江省温岭市推行的“民主恳谈会”，创造了干部和群众面对面地对话与交流，让群众直接参与讨论和决策公共事务和公益事业的新形式，从而实践着最广泛的基层民主政治建设。《学习时报》2002年3月11日以整版篇幅，介绍了浙江温岭创建“民主恳谈会”的过程。

据了解，温岭市镇一级“民主恳谈会”着眼关心群众、服务群众。淋川镇有一火灾受灾户报批建房手续，该镇一位经办的干部长期拖着不办，且态度恶劣，引起群众的不满。该户村民在恳谈会上提出后，在镇党委、人大的督促下，建房手续很快办妥。

松门镇礁山冷藏厂职工徐安井在恳谈会上对液化气换瓶站乱收费提出意见，政府马上组织人员调查，发现确实存在不规范收费的问题，随后立即落实整改措施。村民陆素娥对卖自产蔬菜无执照被工商所罚款200元不满，在恳谈会上工商所解释了这一处罚的法规依据，会后他们针对农村自产自销蔬菜瓜果的问题进行专门研究，做出了可不办营业执照，只收取适当的市场管理费的变通措施的决定。

温岭市的“民主恳谈会”引起了中央媒体的广泛关注。《人民日报》及《瞭望》报刊等对“民主恳谈”的成功经验进行了重点报道，《人民日报》还发表《干群之间多恳谈》的社论。

随着实践活动的不断深入，温岭市“民主恳谈”活动正向纵深发展。基本做到件件有落实，事事有回答。

事实证明，即使是低级牢骚，也不全是消极的；即使是消极牢骚，也应该疏导而不应该一味压抑。在著名的“霍桑试验”中，试验者动员了2万人次发牢骚，不管正确与否，主持人均不得批评、阻止、结果，霍桑工厂的生产效率明显提高。深圳某日资企业让工人干高强度的活儿，工人们很气愤，合起来唱：“大刀向鬼子们的头上砍去……”日本人开始听了很生气，后来意识到这样能使工人怒气得到发泄，提高生产效率，就干脆组织工人每天早晨唱完这首歌再干活儿。

任何社会都不是十全十美的，人们总会有不满情绪，什么伊甸乐园，什么西天乐土，什么极乐世界，这只是一种想象，在现实中是根本不存在的。人们有理由对各种不满意的现象加以埋怨，进行鞭挞。作为一个领导者，就应该认识牢骚的社会功能，正确引导牢骚，而不能一概斥之，加以压制。《召公谏厉王止谤》中，厉王暴虐，用卫巫监谤，召公说：“防民之口，甚于防川，川壅而溃，伤人必多，民亦如此。是故为川者决之使导，为民者宣之使言。”厉王不听，过了三年就被老百姓放逐了。古代有远见的政治家，尚且看到对老百姓的牢骚，应该使之宣泄，从中获取教益。我们今天更应采取正确的对策，提高牢骚的质量，利用牢骚的有益成分。

恐怖的印度掷石节

前面谈到，宣泄是一种十分必要但也应该有所限制的心理疏通方式。随着我国社会现代化进程的加快，“压抑趋向”已经有所衰减，但值得注意的是，近几年来，“极端趋向”日渐显现，甚至有快速发展的苗头，这是应该引起特别注意的。

人们是需要宣泄的，但宣泄过度则会造成恶果，如印度的“掷石节”。印度历法雨月新日，这一天。“当贾姆河畔战鼓敲响之时，疯狂的时候就开始了”。几分钟内就会有成千上万的潘多尔人加入掷石节。他们的年龄是6岁到60岁，其中许多人身上带有往年参加掷石节时留下的伤疤。人们分成两组，在河两岸堆起大量的石块。他们将在随后的6个半小时里试图尽可能多地击毙、击伤和击残河对岸的人们。有目击者说：“我亲眼看见许多人被打死，非常希望停止这种疯狂之举。”可实际上，“他们一年到头都盼着这一天”。对这样的节日和这样的疯狂庆祝方式，我不知道用什么方法解释好，但有一点可以肯定，那些潘多尔人，要求宣泄一下情绪的愿望一定万分强烈，他们能从这种宣泄中，从死亡和鲜血里找到快感。

在我国“极端趋向”最常见的例子是，球迷的过度宣泄而导致的球迷骚动。诚然，引发球迷骚动有其特殊的诱因，如球员表现欠佳、裁判不公、对比赛结果不如意等，但其中间接或直接的宣泄动机却是明显存在的。按许多球迷的看法，足球的最大魅力其实不是看球，而是“喊球”，只有到足球场才能感受到这种气氛。这无可非议，从社会心理学的角度看，足球场应该具备心理宣泄场的功能，但必须严防“极端趋向”的群体宣泄。

个体宣泄的“极端趋向”则更多地表现为因个人挫折而导致的“反社会行为”。

1987年4月22日，由双鸭山开往齐齐哈尔的98次特快列车，运行至松花江大桥时，第14号车厢突然发生爆炸，共死亡12人，伤44人。

案件发生后，哈尔滨铁路公安局立即进行侦破，凶手是双鸭市精神病院合同制工人刘长山。

他为什么要带炸药毁车、炸桥呢？他的反社会心理是怎样形成的呢？

悲观厌世是反社会心理形成的心理基础。刘长山生于一个矿工家庭，兄弟五人，还有两个妹妹。后来，生父死于事故，母亲改嫁。由于从小缺少家庭的温暖，感情上造成一定的创伤，他逐渐形成孤僻、冷漠、粗暴、内向性格。

刘长山因学习成绩不好，考大学没有指望，幻想成名的愿望破灭以后，情绪低落，他的信仰发生危机，并对生活丧失了信心。抑郁不振的困惑心理是他走向厌世自绝的心理因素，也是他犯罪心理形成的重要主观条件。

欲求得不到满足，刺激和强化了他的反社会心理的形成。欲求是个人对一定客观事物需要的心理反应。刘长山反社会心理形成的另一重要方面就是欲求得不到满足。刘长山辍学以后，对自己三个做工的哥哥都瞧不起，自己曾下决心：“终生不做劳动粗活！”他在一位同学的帮助下，通过走后门，进入双鸭市精神病院做合同工，当时院领导答应有机会给他转正式职工，但事与愿违，不久院领导班子进行了调整，他不但没有转为正式工，反而被解雇。严重的心理失衡使他产生不满情绪，开始怨恨社会。

刘长山被解雇后不久，经商失败。他歪曲地认为自己的欲求得不到满足是社会造成的，把失败的责任强加给社会，产生对社会制度不满的敌对情绪。

刘长山在爱情问题上也与工作情况相同，他在精神病院工作时，追求本院的一位女护士H，被拒绝。他认为：“工作的解雇，经商的失败，爱情的破灭，他所追求的一切都变成了泡影，是社会与他作对。”这种变态心理成为内部驱动力量，刺激和强化了他的反社会心理。为了发泄这种社会情绪，他产生了反社会的报复动机。

仔细剖析发生的诸多刑事案件，由“极端趋向”为诱因的不在少数——

在唐山干了一系列杀人越货勾当的蒙面大盗“三剑客”刘汉佐、王新诚、雷云海都是破碎家庭的弃儿，都因“犯事”被劳动教养，都因立志悔罪而遭歧视，求业受阻，慢慢地形成一致的思维定势：“用极端方法来报复社会，享乐人生。”

震惊全国的郑州投毒大案涉及788名受害者，投毒者则是河南财税高等专科学校的一名女大学生。其投毒的动机竟是失恋。

曾被评为“中华十大先锋诗人”之一的阿橹，其作品先后被国内外70多家报刊刊载，并被译成英、法、德、日、塞尔维亚等多种语言。就是这样一个风云人物，因看不惯一些没有真才实学，只会溜须拍马或凭借某种靠山而被提拔重用的人，从而产生了仇视社会的强烈的犯罪心理。其选定的杀人对象都是他认定“有钱的”，而“这些人的钱也未必是干净的”。

随着社会发展进入快速期，各种矛盾开始显露，心理和行为失常不断增加，导致属于“极端趋向”的宣泄事件的发生频率越来越高，以至于有专家撰文指出，应制定“社会风险”早期警报指数，从而准确评估这种社会风险，并有针对性地进行设计，这种指数体系包括：

1.痛苦指数体系。包括通货膨胀率，收入增长率与失业率等3个指数。通货膨胀率与收入增长率反映民众实际生活受影响的程度；通货膨胀率与失业率以正百分比评分，收入增长率以负百分比评分。痛苦指数反映民众在社会生活中“痛苦”的程度，也是评价政府领导人实绩的重要系数。

2.腐败指数体系。包括受惩干部的人数、职位、渎职方式等3个指数。

3.贫富指数体系。包括绝对收入差距、相对收入比例、贫困线下人口的比重、富裕者致富方式与消费方式等5个指数。

4.不安指数体系。包括政策变动、激进言论、牢骚、谣传，怠工与骚动等6个指数。政策变动指数包括废弃政策的比重频率。

根据社会风险计量分值，社会可分为六级。当风险分值达到B级（一般风险）时，该系统即开始发出警报，此时，社会必须为不满情绪提供多种发泄渠道，创造宽松的社会心理环境，及时疏导人们的怒气，即是社会学所倡导的“安全阀”功能。建议在全国各大城市都设立“社会风险早期警报系统”。

将“极端趋向”作为一种当前存在的社会心理障碍并非空穴来风。实际上，这种宣泄趋向已经有扩大的趋势，涉及政府机关、公共场所甚至医院。

继柳州、三亚、沈阳等地发生的患者对医院进行报复、宣泄不满的极端行为后，2004年11月14日上午10时许重庆发生的医院爆炸案即是一典型的案例。

案发当时，重庆市第三人民医院五楼眼科服务台发生爆炸。巨大的火球和冲击波让楼台坍塌，10扇窗户玻璃悉数被炸飞。病房马路对面的居民住宅，离病房约100米远的新门诊大楼的8扇玻璃窗也被炸坏。

5人当场死亡，35人受伤住院。爆炸点的地板和旁边墙上被炸出两个直径2.3米的大洞。

是什么引发了这样大的爆炸？是安全事故？是人为破坏？形侦人员在案发后一小时，就确定了这是一起有预谋、有准备、针对性极强的爆炸案。

经专案组民警调查，爆炸系四川省邻水县城北镇双井村村民包季厚所为。包季厚因右眼视网膜脱落，在该医院住院治疗，因对治疗效果不满，与主治医生李明肃产生矛盾，多次扬言要报复。

专案组在包家中搜出与现场同样的细金属丝、起爆器说明书与一封遗书，遗书明显表现出对李明肃的不满，并称害其终生残疾，无法容忍，要到另一个世界去与李明肃打官司。

越来越多的案件表明“极端趋向”作为一种社会心理障碍，已经严重地渗透到了普通民众的生活当中，这种宣泄趋向扩大化，极大地危害着我国人民的生活。

公安部一位反犯罪专家曾说：“今后，我们将付出极大精力来对付这类带有强烈宣泄欲望发报复社会的犯罪类型。”

07 耐用的雨伞卖不掉——定势偏差

定势作为一个心理学术语，指同类的心理活动会影响后继的心理活动的程度和趋势。它包括感觉定势、思维定势、态度定势等。已有的心理定势会使人们的心理状态“固着”不易变通，而当前我国的一个较为明显的社会心理障碍就是因为观念定势而形成的认识偏差，如对于现存的腐败的“固着认知”。

这种“固着认知”体现出“乌鸦黑”心态——天下乌鸦一般黑，黑是铁律，不黑就是假的，装出来的，不黑就是人人得而诛之的“另类”。这种心态虽然出自不完全归纳，但却有一定的现实合理性——因为大多数人只见过黑乌鸦（事实上乌鸦也有其他颜色的）。

当这种心态成为社会意识时，其危害性就是显而易见的——黑成了乌鸦的宿命，黑就会成为乌鸦强烈的心理暗示，暗示它们只能按黑的思维安身立命；黑也会成为集体无意识，任何想白起来的乌鸦都必将受到群体的孤立甚至是攻击，最后要么被染黑要么被驱逐出乌鸦的圈子。

这种现象在现实生活中可谓屡见不鲜。譬如，官员提拔，“乌鸦黑”心态就是，一些官员提拔都是靠跑、靠送，俗话说：“不跑不送，原地踏步；只跑不送，平级调动；又跑又送，往上挪动。”在群众眼里，当官没有不是跑出来、送出来的，因此没有不是马屁精，没有不贪回“投资”的官，官员再怎么关心、贴近群众都是假的。

仔细观察，这种“黑乌鸦”心态涉及甚远，甚至连夫妻关系有时也会有它的影子——男子想：大家认为男人都是好色的，自己也是男人，有什么理由不好色呢？即使不好色，人家也不信，不如……女人想：老公对自己不好，肯定是外面有了相好的；对自己太好，也是在外面做了亏心事，回来争取表现作补偿。

再回到文首的廉政话题，“乌鸦黑”心态“日久成精”形成一种大众的“贪渎文化”，这比贪渎本身更可怕。

因观念定势而形成的认知偏差有多种表现形式，下面即是几例。

北大教授坠楼之谜

时代变了，人们的观念包括价值观念也得“与时俱进”才行，不然就显得僵化了。过去讲“干一行，爱一行”，要当一颗“永不生锈的螺丝钉”；现在人们讲在竞争中实现自我价值，跳槽已不再是贬义词。以前，人们一味强调艰苦朴素，现在则考虑的是如何刺激消费，提高生活质量。观念的嬗变，有正常的，也有非正常的。如果不能正常地合乎逻辑地进行改变，肯定要影响人们的有效活动乃至于社会的进步。

安贫乐道是封建社会的人生观，它曾经辉煌过，但已是明日黄花了。自力更生无疑是一种民族气节，可是今天如果不加分析地搬用就是傻帽了。“质量第一”也应该有所分析，否则就容易形成“质量过剩”，即高质量的产品只有部分性能被有效地利用了，少部分性能，许多质量指标没有得到有效利用，造成了质量浪费。一家雨伞生产企业的雨伞出口就很说明问题。这家企业精心生产了一批高质量的雨伞，向西方一些国家出口，却屡屡受挫。而某国出口的雨伞在我们看来与伪劣产品差不多，却在西方某些国家中很受欢迎。原来在国内，一把雨伞用上几年甚至十几年都很正常的，而西方一些发达国家却把雨伞作为一次性使用工具，这样的雨伞就不讲究坚固耐用，能使用一次也就符合要求了。我们做工精细、坚固耐用的雨伞，卖不掉就是很正常的了。

有多少贪官是出于“老实人吃亏”“有权不用，过期作废”的观念偏差而失足的？有多少婚姻悲剧是因“嫁鸡随鸡、嫁狗随狗”“一女不事二夫”这些传统观念而造成的？

从社会发展的角度看，目前我国仍然存着众多的观念偏差，阻碍着我国改革开放的进一步深入，北大教授坠楼之谜则反映出观念偏差的重大危害。

据1993年1月2日《华夏周末》报道，1992年10月13日凌晨，一个身影从北京大学校园内第四教学楼五层一间教室的窗口急坠而下，重重地摔在了满是小石子的硬地上。

死者是北京大学经济学院资料室主任、副研究馆员（相当于副教授）、硕士研究生指导教师、经济学院资料室和院行政系统党支部书记解万英。他怎么从这楼上摔下来的呢？

据公安机关调查得出：“无搏斗痕迹”“高坠致亡”，解教授是自杀。

对于解教授为何“自杀”的问题，虽然人们一般持审慎态度，不愿多说，但却有一种“定势”在悄然地蔓延着：解教授是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里成长起来的知识分子，与系里几位著名的中年教授历来观点不一。

认识解万英的人都知道，解老师爱认“死理”，甚至有些近乎于木讷。可他性格直爽、为人耿直、有话直说、从不隐瞒自己的观点，可以说他并不“内向”。对待工作，他一贯认真负责。

解万英的家庭责任感极强，无论出门办什么事，即便是如同理发、买菜、打油之类的小事，如家里无人，他必定都要事先留条，以免家人惦念。对如何教育培养孩子，解万英更是十分重视，经常与妻子一起为此大费脑筋。他为了给孩子以勉励，喜欢不时给孩子写点以名言警句为主要内容的赠言。

由于多年来主要是从事资料分析和整理工作，解万英的学术成果不是很突出，但在学术观点上，他却具有明显的个人特色。他是20世纪五六十年代成长起来的一代知识分子，由于时代的局限性，他所学并形成定势的思想具有那一时代的鲜明特征，加之他的性格特点，从而造成他独特的学术思想。他相信计划经济体制，对市场经济理论研究和了解不多，在平时的言谈中，他对几位系里近年来比较活跃的著名教授所持的一些观点有些看法，而这些观念上的冲突无疑加重了解万英的心理障碍，从而导致了他的死亡。

时至今日，像解万英那样抱有极端观念的人可以说并不多，但姓“资”还是姓“社”的观念影响并未真正解决。在苏维埃政权建设之初，列宁就提出过一个惊人的公式：苏维埃政权＋普鲁士的铁路管理＋美国的技术和托拉斯组织＋美国的国民教育等＝总和＝社会主义。这个公式实际上说明，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并不仅仅是对立物，可是现在我们还能听到许多争论，这不能不说是一大现实的社会心理障碍吧？

平庸者的五大优势

讨论一下我们现行的许多“人才观”是不无裨益的。

在干部的提拔任用中，有一种十分奇怪的现象：对于一些有显著功绩，同时也有这样那样缺点的干部，往往争论不休，一年两载还做不出结论，而对那些既无功又无过的平庸之人，则往往顺利通过，平步青云。

平庸者竟得“优势”，这是当前干部任用中一种极不正常的现象。平庸者的“优势”主要表现在：

一、社交优势。大凡平庸之人，既不会想大事，做大事，也不会劳筋苦骨。他有充裕的时间，上班串串办公室，与其他人聊聊天、谈谈心，互通有无，互相帮助，融洽感情；下班后，更有钓友、牌友、谈友、酒肉友，时不时还到领导家中走走，带点礼物，汇报汇报思想，必然给领导留下好感。

二、“无嫉”优势。“木秀于林，风必摧之”，“出头的椽子先烂”，“枪打出头鸟”，平庸之人这些都轮不上，他们既不“秀”，也不“出”，自然就不会有“摧”“烂”“打”之苦了。还有领导们最放心的一点，是提拔平庸者，他永远不会超过自己，不会出现“失位危机”。

三、“渔翁”优势。两人竞争，或两人才智相差不远，提拔其中一人，会引起另一人的不服，带有思想情绪，于是就来个“丢马适驴”，息事宁人，让第三人获渔翁之喜。

四、平衡优势。时下，资历在用人中起着重要的作用，平庸者虽无政绩业绩可言，但他们有的磨了不少年头，资历长，在职级上平衡时，往往能引起人们的一种同情感。“人家搞了几十年还是个科长，应该提一下了，年轻人时间还长，以后再考虑吧。”

五、选票优势。工作做得越少的人，过失越少，更不会得罪人，过失少，人缘好，自然选票越多。

如果归纳一下在领导工作中存在的问题，无非是“不想管”“不敢管”“不会管”，其中，“不敢管”者不在少数。究其原因，则与上述平庸者的“五大优势”有关，也与根据个人印象给出的“最高分”与“最低分”有关。个中奥秘，相信读者也能明了。

某单位，A先生饱食终日，遇人“好好好”，遇事“研究研究”，干部测评时信任票竟在95％以上，大会小会受表扬，提职晋级接踵而至。然则，熟悉此君者莫不知其成功的秘诀在于“密切联系领导”，给某些领导留下了“办事稳妥”“为人干练”“群众关系好”的印象，“最高分”就这样留下了。B君则因为敢于抵制和批评不良现象，眼睛里难容“沙子”，泼泼辣辣地得罪过一些人，测评时信任票却只有80％左右。于是乎“要注意工作方法”“坚持原则还须掌握灵活性”“处理好群众关系”等“忠告”，便来自于足以决定其命运的那些人口里。显而易见，“最低分”也便这样留下了。

要克服上述观念偏差，使真正的人才脱颖而出，就应该做到以下几点。

第一，不要把有主见误认为是骄傲自大。“敢试敢闯”的年轻干部，一般都善于钻研问题，比较有主见，因此容易被人误认为“骄傲自大”。对这类干部的主见，只要注意同“情况不明决心大，心中无数点子多”的人划清界限，认识问题不难解决。

第二，不要把勇于创新看成不稳重老练。应该说，大胆试、大胆闯，这正是一个领导干部应有的精神状态。没有一点“冒”的精神，就干不出一番新的事业。创新者在前进中的失误，本身就孕育着成功的因素。通过这种反复的实践和认识，创新者不断吸取经验教训，最终总会成功的。如果不求进取，只会按照陈规旧习办事，是永远打不开新局面的。

第三，不要把大刀阔斧混同于鲁莽蛮干。改革开放面临的困难和问题纷繁复杂，这就要求我们的干部敢于负责，对碰到的许多棘手问题，要迅速而慎重地做出决策，用“快刀斩乱麻”的果敢手段，抓住主要矛盾解决问题。这种大刀阔斧的作风，显然同脱离实际、一厢情愿、轻举妄动的“鲁莽家”是大相径庭的。

第四，不要把坚持原则混淆为爱出风头。现实生活中，那些对正确的敢于坚持，对错误的敢于抵制和反对，对违法乱纪的敢于纠正的干部，难免要得罪一些人，招来一些非议。有了这些在两个文明建设中的“出头鸟”，正是实现党风、社会风气根本好转的希望所在。这样的干部理应受到保护和支持。

毋庸讳言，目前，以所谓的生产力标准作为考察干部的标准也是较为突出的观念偏差。

首先，生产力标准同德才兼备的标准各有不同的含义，有不同的适用范围。毛泽东在《论联合政府》中说过：“中国一切政党的政策及其实践在中国人民中所表现的作用的好坏大小，归根到底，看他对于中国人民的生产力的发展是否有帮助及其帮助之大小，看他是束缚生产力的，还是解放生产力的。”毛泽东这段话，就是我们经常讲的生产力标准。很明显，这是用来判断一个政党政策成功的标准，是用来判断全局工作的标准，而绝不能作为选拔干部的具体尺度。其次，生产力的发展是人民群众群体活动的结果，同一个干部的工作有联系，但不能完全等同。所以说，生产力标准与德才兼备标准是两个不同概念，有两个不同的适用范围。每个干部从事的工作性质不同，有的是在物质生产部门，有的是在非物质生产部门工作，非物质的工作成果就难以直接在生产力的发展上体现出来。比如，组织部门、宣传部门、纪检部门的工作，就不能直接反映在生产力的发展上，这些部门的干部按生产力标准选拔，怎么选拔呢？最后，就是同时在物质生产部门工作的干部，由于工作环境和原有工作基础的不同，也不能用统一的生产力指标去衡量一个干部工作的好坏。

值得我们重视的是，在实际生活中往往把生产力标准单一化，单纯看产值利润，把它与生产力完全等同起来。现实生活告诉我们，以生产力标准来作为选拔、判断干部工作好坏的标准，会助长干部不顾长远利益只顾追求近期利益的短期行为，也会助长干部不顾全局利益，以邻为壑、损人利己的本位主义行为，还会诱发那些一心往上爬的干部去搞违法乱纪的勾当。可以说，用生产力标准作为考察选拔干部的标准，在理论上是错误的，在实践中是有害的。

同样，“人才私有观”也是一个较为明显的心理障碍。《重庆日报》刊出重庆市级机关干部补员招考的消息后，社会反应十分热烈。可报名时，却有个“奇怪”的现象：几乎百分之百的考生都要求不要透露其姓名和单位名称。不少人参加考试时像做贼一样，偷偷地去，偷偷地回，生怕被同事或熟人瞧见。试问，他们在如此沉重的思想包袱下怎能发挥出最佳水平？

产生上述现象的原因有二：一是考生怕自己难在众多的应试者中脱颖而出，落榜被人讥笑；二是怕单位得知自己“不安心本职工作”而给“小鞋”穿。

上述顾虑并非偶然，因为现实生活中的许多事着实令人不得不小心翼翼。某厂有位青年干部，就因参加了高级机关招干考试事后“出事”了，不仅丢了“官”不说，还遭领导白眼。这种事虽纯属个别现象，但在整个社会“大人才观”还未形成，人才正常流动和干部管理体制尚未配套健全的今天，在不少领导心目中，只要谁想调走，便是不安心本职工作。他们根本不问其用是否所学、其干是否所长，更有甚者，竟将这种努力上进视作心术不正，是想拼命往上爬，等等，他们把下级部门应向上级部门输送人才的义务忘得精光。

如此本位主义，既束缚了优秀人才的脱颖而出，也使上级机关难见真正所需的人才，于党、于国、于人、于己皆不利，是一种极为有害的“观念偏差”。因此，我们在呼唤人才流动渠道畅通的同时，也希望人们能够树立一个“大人才观”。

一亿男光棍的潜在威胁

一个更为普遍的观念偏差是人们的“生育观”。实事求是地讲，这个问题在城市目前并不突出，但在广大农村却没有真正被解决。虽然计划生育工作已成为党政部门考核工作的重要指标，然而，“超生”现象却屡屡发生。

一、为了“香火”，不要公职。在某地农村集镇兽医站工作的小汪，由于高超的医疗技术和热情的服务态度，深得农民群众的喜欢。然而，事业、家庭与生儿育女并没有构成“三点一线”。结婚快10年的小汪，因为第三胎超生，受到了开除公职的处分。小汪的前两个孩子都是女孩，尽管她们聪明伶俐，但没有儿子，怎么能传宗接代呢？加上父母的压力，小汪夫妇又悄悄地怀了第三胎。每当他看到妻子一天一天隆起的腹部，心中便忐忑不安，万一单位的同志知道了怎么办？计生办的同志知道了怎么办？他不得不让妻子深居简出。几个月后，站领导确知小汪的妻子怀孕后，严肃地批评了小汪，希望他们终止怀孕。但在父母的压力下，小汪心中的天平终于倾斜到了要儿子的一方。孩子终于出世了，小汪则被开除了公职。父母欣喜的是终于有了个孙子，汪家的“香火”又可以不灭地燃烧下去……

二、生了六名千金，仍不罢休。当笔者来到地处江汉平原的卞某家时，女主人接待了我们这些不速之客。她上身的旧军服上约有10个补丁，一双旧胶鞋已包不住双脚，脚趾露出了鞋面。从她那消瘦的面庞可以判断出她已过不惑之年。空荡的屋内与邻居的“将军楼”相比，显得十分寒酸。她丈夫卞某是个精明能干的男子汉，要是只有一两个孩子，也许能挤进“万元户”的行列。可如今，由于家大口多，加上超生的罚款，他难以养家糊口。他有6个女儿，老大18岁，最小的2岁，有4个孩子是入学年龄，可在校读书的只有2个。由于家庭贫困，老二、老三不得不中途辍学（小学没毕业）。在交谈中，卞某流露出没有儿子的悲叹心态。他感叹地对我们说：“养儿防老，积谷防饥，女儿再多，是别家的人。在我们农村，没有儿子，出门都低人一等啊！”

三、“超生游击队”的苦与乐。王某夫妻俩的生活，真有点像电视小品《超生游击队》那样“浪漫”。原来，他以种地为生，可自生了3个女儿后，“计生办”一次又一次地催缴超生罚款，他们干脆过上了“游击队”生活。夫妇俩带着3个孩子，舍弃了农田，外出做生意。尽管生活艰难，可生儿子的念头从未打消。他们先后流浪到了几个县市的集镇，又生育了2胎，可还是千金。后来，他们终于生了一个儿子，多年的“夙愿”实现了，王某兴奋异常！

四、亲生父亲毒杀三岁女。一个幼小的生命在鄂南某县的石印村诞生了，喜庆之日，身为人妻的小朱心里并不高兴，眼眶里挂着酸楚的泪花。因为她最了解丈夫小徐的心思。随着小牡丹的降生，爱情的火焰熄灭了，代之而起的是丈夫对妻子的不满。而由于小牡丹无法为他传宗接代、养老送终，所以时常遭到生父的虐待。生父用烟头烫皮肤，打断胳膊……这给小牡丹的身心造成了极大的创伤。母亲小朱为了保护女儿，也时常被毒打，最后被迫离开了徐家。小朱走后，小牡丹更被生父虐待，先后两次遭遗弃均被人送回。最后，生父又以极其残忍的手段，即用农药毒死了这年仅3岁的幼小生命……徐某求儿弃女的变态心理，真是天理难容。

五、她的精神崩溃了。她叫秋菊，乌黑的秀发被抓得凌散蓬乱，蜡黄的脸庞污垢满面，呆滞的双眸失去了昔日含情的水灵。三个多月前，秋菊生下了一个女婴。怀着喜悦心情等待抱孙子的公公，听到女孩的消息，脸上顿时结了一层冰霜。秋菊的丈夫，意识到祖辈的香火将要断在自己的手里，也怒不可遏。秋菊忍着满脸的委屈，拖着产后虚弱的身子，双膝跪在丈夫的脚下，乞求宽恕。狠心的丈夫推倒妻子：“我娶老婆就是为了传宗接代！”“哐”的一声门响，扬长而去……一句如刀似箭的语言，刺痛了善良女人的心灵。她趴倒在冰冷的地上，痛楚的泪水从心泉里涌出……

她望着幼小的生命，舍着辛酸的泪水，忍受着恶言冷语。

然而，秋菊忍气吞声的乞求换来的却是丈夫更加恶毒的诅咒和雨点般落在身上的拳头……

在这种巨大的压力下，秋菊的精神终于崩溃了。

一张“反映性精神病”的诊断证明书，把她送进了精神病医院的铁窗中……

六、超声波扫描仪的功能。四川某地所辖的36个乡、镇卫生所中，有32个卫生所几乎都曾用过超生波扫描仪为孕妇诊断腹中的胎儿性别，甚至一些卫生所把它当成发财的“摇钱树”，测定一个孕妇收费几十元，甚至上百元。测定是男婴的孕妇高高兴兴在家人的陪同下回家静候儿子的到来，若测定出为女婴的孕妇则毫不犹豫地走上手术台。

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妇产医生告诉记者，近年来经她手术引产的胎儿，98％以上都是女婴，许多女人为了能完成续上“香火”、传宗接代的使命，不惜一次又一次地刮宫、引产，摧残身体，直到生下儿子为止。

我国的超生现象实际上主要集中在“求子”观念，以农村尤盛。我们应该清楚地意识到，一方面是人口膨胀问题没有真正得到解决，另一方面，则是男女比例失调可能形成的社会危害。

我国人口统计，新生婴儿的男女比例，2003年达到118.5比100，这就意味着，到适婚年龄，平均每118.5个男人中，就有18个人找不到老婆。

到2007年，新生婴儿男女比例的差距则扩大为121.3比100，也就是说，再过20～30年，121.3个男人中将有21个人找不到老婆。如果人口问题包括男女比例失调的问题不能有效解决，不到世纪末，我国将产生近一亿男光棍。用不着从心理学、社会学的角度分析，我们就知道问题的严重性了。有人曾经幽默地预测，要阻止男光棍大军的社会“暴乱”，只有从外国引进女人。

人们特别是农村人口的“求子观”，有着其独特的背景。

多生“密码”之一：根深蒂固的求子意识。长期的封建社会形成了我国独特的生育文化。“多子多福”“早生儿子早得济”“男尊女卑”“传宗接代”“不孝有三，无后为大”便是这种生育文化的集中体现。这种强烈的求子意识，使男性认为没有子嗣便是断了自家的香火，女性认为没有生儿子就是愧对夫家，当绝子户与掘祖坟一样是农民最难接受的事情。这种潜在的生育文化，驱使农民非生儿子不可。

多生“密码”之二：历史形成的求“安”思想。农民生了儿子，却担心保不住，于是想通过多生的手段来达到增加子女数量、增加安全系数的目的，这就是农民要多生的原因。对子女安全系数的顾虑是历史上形成的。旧社会是高生育率、高死亡率，形成“生一窝，死一坡”现象。农民难于接受少生的政策，是因为他们头脑中仍然有旧社会婴幼儿高死亡率的阴影。

多生“密码”之三：日益增强的实惠动机。我国农村自从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以后，农民家庭的经济职能突出了，家庭对劳动力的需求迫切了。由于男性劳动力更适应农村目前的产业结构，农民家庭想获得较高的经济实惠，就需要增加身强力壮的男性劳动力。这是农民求子的直接原因。

多生“密码”之四：旗帜鲜明的求养目的。农村现在还没有普遍实行养老社会保险制度，靠儿养老自然是农民的主要养老方式。农民追求儿子的重要原因是为了解决几十年后自身的养老保障问题，故旗帜鲜明地坚持养儿防老的主张。如果农村社会养老保障没有较大的发展，农民势必还是把自己的养老希望寄托在儿子身上。

支配农民多生行为的“四求”意识的揭示，无形中又挖掘出了一个处于深层次的核心机密，即农民的家庭利益机制的问题。农民家庭利益机制指农民家庭利益构成及家庭利益实现的途径。现阶段，农民家庭利益是由生产利益、消费利益、生育利益、生态利益、政治利益、文化利益、精神利益构成的。由于家庭利益是通过子女服务的途径实现的，故农民常把家庭利益构成和家庭利益实现的途径摆在同等重要的地位。正因为子女在农民家庭生存发展中占有重要的地位，农民才千方百计地维护这个子女服务体系。

我们尊重农民的利益，就需要认真研究农民家庭的利益构成和农民家庭利益实现的途径。控制人口数量，提高人口素质的基本国策决定了农民从哪种途径来获得家庭利益：必须找到一种新的替代机制，即建立农村人口综合社会化服务机制。它是农民家庭利益实现的新途径，也是很需要加以研究的问题。

08 父子兵、夫妻店、亲家村——悖理情结

从人类生活的终极目标来看，我们可以毫不夸张地说，人世间，最为美好的东西不外乎人类的情感了。然而，人的情感还必须建立在理性的基础上。正如杜勃罗留波夫所说：“情感的善良与高尚只有通过理性的检验，才真正可靠，才真正有益。”情感与理性总是统一的，但也总是相互障碍的，即两者之间既存在协调性也存在矛盾性。一般来说，情感应服从理性，否则，“悖理情结”容易构成心理障碍，扩展到广泛的社会生活，成为显而易见的社会心理障碍。

“破三铁”为何戛然而止

中国人由“情感泛化”包括“移情”等所形成的“情感中心”较之其他民族是更为显著的。钱钟书先生曾把《诗经·郑风·叔于田》中的第一节作为例证。为便于说明，现将全诗录出，并把现代汉语的译文列于右边：

这首诗中的“叔”实际上是敬语和爱称。我们不妨把诗意解释为女子对自己心中男性偶像的爱慕之情。在她眼中除了被自己的感情投射所理想化了的偶像之外，周围其他人都好像不存在了。类似的“情感泛化”“移情”及“情感中心”的描写，在我国文学中的表现比任何一国文学都多得多。鲁迅先生就曾经风趣地指出：“红肿之处，艳若桃花；溃烂之时，有如乳酪。”我们民族真是一个“善感”的民族。

实际上，“悖理情结”主要表现为理性服从于感情。如果把它具体化，那就是“应该不应该”总是被“喜欢不喜欢”所代替，而人们做什么、不做什么本来首先是要服从“应该不应该的”。

另外一方面，由于传统的东方式的人情味较浓，我们民族的理性成分较弱，这也要求我们要警惕“理性麻痹症”。

在中国文化里，情与理往往联系在一起，理则离不开情，说某人不近情，往往也包含不近理，而不近情又远比不近理更为重要。儒家坚持爱由亲始的等差之爱，就是因为这种爱最近情。我们现在也经常听到“国法不外人情”的理论，以及“人情大于王法”的案例。在这种特别重情的伦理氛围中，我们民族实际上丧失了许多有价值的东西。如果不“动之以情”而坚持“说之以理”，那就是在给自己找麻烦。对中国人，特别要注意，“情在理先”“情到理方至”“情阻理难通”等。“悖理情结”所牵涉的还有更多的方面，如宽容、忠恕之道的极端化。在某些有“良知”的道学家看来，被装进口袋里的恶狼和掉进河里的疯狗则不应在被打之列，在他们眼里，东郭先生虽属愚钝，但不失谦谦君子，而鲁迅先生则未免不近人情。

许多“悖理情结”在现实生活中是被理想化、人道化的了，因而被披上了一层温情脉脉的薄纱。例如，评聘职称论资排辈公开的理由是，老同志快退休了，照顾一下人之常情，谁将来也是要老的吧？人家辛苦了一辈子。在这样“大道理”的笼罩下，谁还好再说三道四呢？

人们称颂知人善任者为“伯乐”，但为了解决干部能上能下的问题，彻底废除干部终身制，还要提倡“知人善免”，避免“悖理情结”的出现。现实中，有的领导在这个问题上表现得软弱无力。例如，明知某人已经到了任职最高年限，但一味照顾个人情绪，不忍让其退位；明知其人尸位素餐，碌碌无为，是一个既不挑水又不撞钟的懒和尚，但就是不敢劝其让贤；在其实在混不下去的时候，就采取“下跳棋”的办法，让其易地“继续革命”。这种不任不免、敢任不免的做法委实是眼下实现干部“四化”的一大障碍。该下的不下来，该上的就上不去，造成人才的埋没和浪费。所以，领导者不仅要有知人善任的能力，还要有知人善免的勇气。只有如此，才能疏通上下渠道，保证干部队伍的强干、高效。

在实际操作中，“免”比“任”的难度要大得多，因为“免”意味着一些人既得利益的丧失，执行起来阻力当然是难免的。但是，为了党和人民的利益，必须有所牺牲。北宋时，官僚机构臃肿，参知政事范仲淹以整顿吏治为突破口，把不称职的人员从官员簿上统统勾掉，从而留下了“一家哭一路笑”的历史佳话。但是，如果让一个不称职的官吏继续留任，那就要害及一“路”，让这一“路”的百姓哭。范仲淹“宁让一家哭，不让一路哭”的勇气和明智之举，确实值得称道。我们共产党的领导者更要大公无私，抛开个人利益，在知人善任的同时又敢于知人善免，顺利地推进干部人事制度的改革。“破三铁”在前些年沸沸扬扬了一阵子，突然戛然而止、寂然无声。其缘由据说是一位权威人士撰文指出，“破三铁”需要铁心肠、铁面孔、铁手腕，而这有违党的宗旨。笔者认为这种说法值得商榷。

“家族化现象”的背后

亲情、友情固然重要，然而“悖理”则可归为社会心理障碍。

中国人动辄讲究战友、同乡、老俵、哥们，表面上看，人情味浓，无可厚非，但从社会人际网络的结构看，却明显有“排他性”，如在干部考核中，便不能做到“一视同仁”。最经常的例子是，某某领导干部在打招呼的同时，特别强调的那一句话“请在同等条件下，予以照顾”，于是事情便顺理成章了。

在现实生活中，“人情风”对升迁考核的影响，主要有以下表现。

一是传导辐射型。通过亲戚的亲戚、同学的同学、战友的战友、老乡的老乡、同事的同事，血缘关系无限扩大，友情纽带无限延伸，关系网圈子越来越大。

二是上级干预型。有些人虽然职位卑微，却有“通天”的本事，既能请动“顶头上司”为之说情，又能策动大小“同僚”出面说情。其中，有的是“钦点”式，越级领导亲自提名，名曰“推荐干部”；有的是暗示式，半藏半露，其意不言而喻；有的是开脱式，希望网开一面，“笔下留情”。

三是利益交换型。有的是“投桃报李”，我曾为你小孩入学、分配住房帮过大忙，也求你为我表弟的“升迁”出力；有的则是“讨价还价”，你求我办此事，我则请你办彼事，你能把我的事情办成，我也会把你的事情落实。

这种“人情风”，导致干部考察失实，用人失当，严重地破坏了干部考核工作的严肃性，助长了不正之风，败坏了干部队伍的思想作风建设，对整个党的事业危害极大。

由于“父子兵、夫妻店、亲家村”的客观存在，一些单位领导包括厂长、经理等普遍反映，处理人际关系的“三难”境况十分严重。

一是用人难。用谁，用在哪，都要颇费一番思量，稍有不慎便会得罪一批人。二是处理问题难。职工违反了厂纪，理应受到处理，这原属工厂正常管理。然而上至父母、配偶，下至子女、兄弟姐妹，几十口人说情闹骂，处理一人，影响一批，着实为难。三是决策难。对于决策者来说，外界对其的影响力，由于感情亲疏的原因，家庭成员对决策内容的好恶影响较之其他成员更深刻，因而决策往往带有感情色彩，如若不然，便会招来一些决策之外的麻烦。

与关系网相联系，家庭观念使少数作风不正的企业领导人利用手中的权力，唯亲是举，唯亲是用，招致了其他职工的不满，给维护企业稳定造成了障碍。这些障碍表现为：

——人员流向不合理，人才浪费严重。一家企业一年之中从外地调入5名大学生，这原本是件好事，可他们之中没有一个是专业对口或专业相近的。既不对口，为何调入？理由很简单，为了照顾亲属关系。还有一名纺织厂的女劳模，在单位各方面都很出色，但她却情愿放弃一切，调入父母所在的企业当一名自己所不熟悉的钳工。家庭观念的束缚，使一些人可以不要专业，不顾专长，投向家庭圈子。一方面急需专业人才的企业留不住、招不进人才，另一方面人才却又要进入专业不对口的企业，这种不正常的人才流向给双方企业增加了负担。另外，由于人才交流机制尚不健全，从一而终仍是劳动力管理的主要手段，一些随父母对口安排就业的自学成才者施才无门，只能浪费青春。

——厂系家庭、兴衰相随。企业成员“家庭化”组合的直接后果，就是缺乏自我调节手段。企业经营正常，经济状况良好，矛盾还不突出；一旦企业发生动荡，效益低下，或待工停产，对“家庭”的影响则会是根本性的。这一群体内部的失衡必然要波及社会，给社会以压力，增加社会不稳定因素。一旦企业经济结构失衡，效益滑坡，使一些企业受到影响，不少家庭会为此收入骤减。由于全家人同在一个企业，有的连基本生活都难以保障，给政府的压力很大。尽管政府采取一定的救济措施，但这也仅仅是权宜之计，无法从根本上解决收入与消费之间的矛盾，给社会造成了隐患。

——“家庭”矛盾衍化变异，干扰企业正常秩序。大凡家庭都会有矛盾，然而处于同一企业内部的“家族”如若发生了矛盾，除了一般家庭矛盾的结局外，还极易发生衍变。比如因子女矛盾而引发的亲家之间的矛盾，或因亲家之间的矛盾引发子女之间的不和，或他方其他家庭成员与己方其他家庭成员之间的矛盾引发配偶之间、双方父母之间、双方兄弟姐妹之间以及其他有姻亲、血亲关系的家庭成员之间等矛盾，这些矛盾所波及的范围除“家庭”内部外，还会波及企业的科研、生产、经营及其他工作，造成相互拆台，甚至各种人身伤害等干扰企业正常秩序的局面。“家庭”矛盾的衍变性，不像一般家庭矛盾那样易解，它的影响将会是深远的，有的甚至会延续到下一代，成为企业发展的隐性障碍。

人情消费——健康社会的流感

中国人向来推崇“君子之交淡如水”“礼轻情义重”。

商品经济活跃后，人情这个蕴含着情谊的字眼，便也多多少少打上了商品的印记。亲朋好友之间，送点人情之礼，乃感情使然，无可非议。如今我们所面临的问题是：人情，好像被“孔方兄”全方位“承包”了。“红”与“白”是人情消费的“种子选手”，总少不了亲朋好友的全力“赞助”。总有数不完的吃喝队伍浩浩荡荡地拥挤于婚宴、丧宴之中，这就叫“送人情，吃人情”。“人情消费”的领域从传统的生死嫁娶、逢年过节，发展到参军开学、学生毕业、拜师收徒、职务升迁、晋升工资、乔迁新居、出国留学等；涉及对象从共产党员到普通群众，从领导干部到莘莘学子（包括小学生）；场合从家庭居所到办公场地，从招待所到旅店，等等。任何事由都可以用来发动“人情攻势”，进行“人情消费”。

人情消费的“行情”也看涨：“一百难出手，二百三百绕道走，五百一千还凑合！”“人情风”，如果用统计学来表述，那就变得可怕了……

有人做过统计，全国城乡的人情消费不下1000亿元人民币，其中三分之一以上是被大吃大喝之类消耗掉的。

的确，而今的人情往来，名目越来越多了。我们从一些人的“送礼单”上看到，送的43次礼中，有结婚礼5次，嫁女礼3次，建房、上梁、搬家礼各5次，孩子做“三朝”礼3次，周岁礼2次，十岁礼1次，二十岁礼3次，三十岁礼1次，六十岁礼1次，七十岁礼2次，丧事礼2次，分家礼2次，接生礼3次。从时间上看，最多的时候一天收到4份请柬，一家三口忙不过来，还请一个已分家的儿子“帮吃”。如此繁多的人情往来，使老百姓背上了沉重的包袱。

古人曾说：“事无美恶，过则为灾。”适当而正常的人情往来，体现了人和人之间的亲密友爱，也是中华民族的传统习俗。而过度的、变异的人情，必然泛着金钱之光，漫着铜臭之味，使人们苦不堪言。下面是一则由肖赛亮先生撰写的《“人情债”告示》，颇为深刻。本债务乃当今盛行于世之特殊债种。缘于本债名不幸被已出版发行和各种版本的《辞海》《百科全书》漏编之故，为防以讹传讹，特将本“债”条规择选后公之于众，以正视听。一、本债务也谓“债”，但与公众意识中所理喻的“债”的含义有别，切不可混同视之。其主要特征在于本债不受《经济合同法》《债款合同条例》和《贷款通则》约束，逍遥法外。二、本债务发生手续简便，发放无须签约，偿还不必立据，更不存在所谓“经济担保”“公证”“责任人”之说，全凭天地良心，认则有，不认则无。社会各界，不论尊卑贵贱、男女老少、有无文化均可通用。三、本债债权人与债务人，只可意会，不可言明，其概念愈含蓄、愈模糊、愈朦胧则愈高妙。四、投放本“债”，回报不一，或半斤八两，投桃报李；或肉包子打狗，有去无回；或烧去纸多，惹来鬼多；或竹篮打水、水中捞月一场空，等等，风险与利益不成比例，决不一体均沾。五、本债务一经发生，债权人往往羞于启齿明索硬讨，否则有患“不明智症”之嫌，招人嗤鼻。本“债”实属周瑜打黄盖，一个愿打，一个愿挨，打者不喊累，挨者莫叫痛。不过据查，本“债”自创立以来，尚无一例犯规越矩。六、本债或为钱，或为物，巨细多少，厚薄如何，上不封顶下不限底，可因人、因事、因地、因时而异，然大势呈股票“牛市”上扬之态，多多益善，油多不坏菜。七、本债务发生最佳时间为红白喜事、生娃做寿、招工转干、入学入党、分房乔迁、提职晋级、拜师收徒、留洋出国、开张剪彩、佳节假日、攀亲寻故，亦不妨无中生有、捕风捉影、借题发挥、小喜大贺，且寒暑不拘，四季无忌。八、投放本债时莫忘以下专用术语有：“一点小意思”“不成敬意”“孝敬你老人家”“敬请笑纳”等，收受此债者可一言不发、一声不吭、装聋作哑、心领神会、依眼色行事，也可一句“你真客气”而笑纳之。九、缘于介入本债务所导致的经济拮据、求借告贷、友情断绝、兄弟反目、夫妻殴斗、家庭破裂、违纪违法、落马下水、蹲牢入狱等问题，皆咎由自取，本“债”概不负责。十、纯洁可贵的友情馈赠不属本债范畴之列，诸位请勿混淆。

附记：文章编至此时，惊闻《中国妇女》报道，湖北省某县一位家境贫寒的农村妇女，因实在无钱去给办喜事的村长家送人情之礼，只好在两个空酒瓶中盛入清水冒充。事情败露后，农妇自觉无颜见父老乡亲，竟服农药自杀了。

09 中国人的头号心理疾病——人际趋向

与“悖理情结”相关联的社会心理障碍为“人际趋向”。由于国人较为看重情感，较富人情味，其传统文化则以协调人际、修身养性为核心，首先考虑的是人与人的关系，而不是人与物的关系。由此，国人亲和动机大于成就动机。现实的“人际趋向”既表现为八面玲珑，争做“老好人”（不是“老实人”），也表现为人情交换的功利趋向，以及因关系网而形成的人际障碍，进而发展到社会的人际不适以及“社交恐惧症”。

“做人”与“做事”孰重？

这是一首现今流行的“老好人歌”，与前述第五章的“老实人守则”一样，被许多人压在办公桌的玻璃板下作为座右铭。人人都说好人好，我说好人当不了。好人不如老好人，“老”字中间有奥妙。老好人，脾气好，鞠躬尽瘁和事佬。笑口常开有雅量，胸中城府深难找。老好人，心眼好，大肚能容是非少。小偷面前闭双眼，碰上强梁绕道跑。老好人，人缘好，你好我好他也好。随你清，任你浊，我装糊涂谁知晓。老好人，官运好，乌纱帽，丢不了。任你东西南北风，“改朝换代”扳不倒。马屁精，群众恼，炮筒子，领导恼。唯有好人加个老，保你一世乐逍遥。

人有善做事而不会“做人”者，亦有精“做人”而不乐做事者。前者肯干能干事却不精“做人”之道；后者能力平平，干事不中却颇通处世哲学。

于是便出现了令人费解的现象：工作由“做事者”干，利益却由“做人者”得。

缘何出现如此黑白颠倒的境况？原因不外乎：做事者，往往一门心思干事业，没和领导套近乎、没与四邻拉关系的闲暇工夫及兴致，待人接物难免有情不到、礼不周之处。再者，干得事多，必招惹的人多，你的能干就是对别人混日子的威胁，又焉能讨人喜欢？而做人者，却在复杂的人际网中“游刃有余”。他们生成三寸善吹的巧舌，练就一双会拉、会扯、会捧、又会拍的“多面手”，直把个别领导弄得飘飘然，也把有些“群众”哄得团团转。如此一来，他不但为自己捞利得心应手，而且暗里给做事者使个绊子，进几句谗言也常能如愿以偿。

令人欣慰的是，随着中央八项规定和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的推进，党风和社会风气正在日益纯化，改革给做事者以应得的褒奖，同时也正使做人者不得不重新掂量：究竟是全心全意地“做人”好呢？还是老老实实地做事好？

实际上，“老好人趋向”尽管较为普遍，然而要做到一个真正的老好人，还必须强调一个“老”字，即要人情练达，又要八面玲珑、见风转舵，绝非仅一个“好”字说得清楚的。“做人”及“做事”孰重？老实人与老好人如何区分？有篇名为《机关》的文章则道出了个中奥妙。

坐机关的人们，最爱谈论社会。社会好像就是机关外面那些天天看得见、听得着的事情。人们很少注意到机关。机关太平淡啦，它仿佛是一个缺少色彩、最平稳、最不起眼的社会角落。但一个人如果在机关里待久了，就会隐隐察觉到，机关里其实大有奥妙。机关里隐藏着最重要的社会真相。

表面看去，机关是平静的，单调的。早上来上班，下午回家去。每个人按部就班，各司其职，秩序井然。同事之间和和气气，说说笑笑，亲和得宛如一家人。如此日复一日，年复一年，机关像一台永远在平稳转动的老水磨。

然而机关人员的和气、微笑、打招呼、串门，都极有讲究，含有很深的“机关”。对什么人话里话外都得透着点敬畏、恭顺、奉承与无知，对什么人只需点点头，对什么人连点头都不用点，对什么人可以悄悄说点私房话，对什么人则须严加防备，守口如瓶，都是有讲究的。机关是最能体现说话艺术的地方。还有，哪位领导与哪位领导面和心不和；哪位领导掌实权，站队应当站在哪一边；哪位领导即将失势或退休，哪位领导有可能上升，如何适度地既应付前者，又暗渡陈仓，向未来的希望之星暗送秋波，也大有学问。这些讲究与学问没有谁会给你传授，得靠自己去慢慢品味、领会。世事洞察皆学问嘛。

有那么一种一心只做公家活儿，两耳不闻室外事的懵懂之人，始终不知道留心这些隐蔽的东西，一门心思地以为只要自己有才能、干好业务，领导就会明察秋毫，该有的都会自动落在头上——那可就太书生气、太天真啦。一些年过去，你就会发现，这种从不知道密切联系领导、与同事打成一片的人，多半会原地踏步。一大把年纪了，还是个大头干事、一线医生、干活编辑什么的。职务升迁、职称晋升多半没他们的份儿，房子是顶楼小套，工资是远落在同事的后面，年终工作考核常常是勉强及格。大半辈子过去，他由当年那位有理想、有热情、有才干的青年，变成了一个沉默寡言的土灰包小职员。同事们不会同情这种人，人们管这叫“混得不清楚”。

再看那些不太在乎业务，没有什么特别的才能，却很懂得关系的人，善于观察动静、窥测方向的机灵鬼，平时东门进、西门出，与同事说笑拍打，上上下下都维持得一团和气、一派亲热，与领导适度地开开玩笑，见缝插针地递上两句奉承话，逢年过节走走人情，帮领导跑跑腿，办点领导不便亲自出面的私人小事，适时地在领导耳边点两句同事的毛病，等等。这些事做来看似漫不经心，实则极为用心。功夫不负有心人，一些年过去，他们多半成了前者们的领导，业务主持人，高级职称拥有者。房子、薪水、名望什么的，全上去啦，这就叫“人情练达即文章”。

有人总结出机关生活的一点诀窍，叫做“三分工作，七分关系”。你还不必对此面露鄙夷之色，仔细想想，确有几分道理，它抓住了人性的一点奥妙。机关里对一个人的评价，以及与此相关的任用、利益分配等，决定权主要握在领导手里，而领导也是人，是人就有人的感情倾向。他不像电脑那么精确，也不像包公那么公正。他对一个人的印象、判断，常受私人感情的影响。你在一些小事情、小细节上做了长期的感情投资和临场表演，领导对你有好感，他对你的能力、品格的印象也就随之提升：“我看那个小X同志不错嘛！”而那些永远躲在办公室里埋头业务的人，从不在领导面前露面，不汇报，不恳谈，不请示，平日也不屑于搞感情投资，领导就对他缺少印象。倘若这人再中点书毒，讲究点人格尊严，来点绝不趋炎附势、弯腰低眉事权贵什么的，时不时还跟领导论论道理，叫叫板，得，那可就离倒霉不远啦。起码，领导觉得你这人刺儿头，有点恃才自傲，不知高低，不太听话，哪个领导愿意要不听话的人做下属？于是，他就成为一个阳光永远照不到的偏僻角落啦。须知，只要有人，都有爱听奉承话、讨厌批评者的天性。

河北某地的“哥们互联网”

现实社会讲究人情如果仅仅理解为重情、人情味浓那就错了。中国人的人情味往往带有人情交换的功利趋向。费孝通先生这样剖析道：亲密社群的团结就倚赖于各分子间都相互地拖欠着未了的人情。在我们的社会里看得最清楚，朋友之间抢着回账，意思是要对方欠自己一笔人情，像是投一笔资。欠了别人的人情就得找一个机会加重一些去回个礼，加重一些就在使对方反欠了自己的一笔人情。来来往往，维持着人与人之间的相互合作。亲密社群中既无法不互欠情，也最怕“算账”。“清算”等于绝交之谓。因为如果互相不欠人情，也就无需往来了。

不送礼就办不成事，这是人们在当前的社会生活中深恶痛绝却又无可奈何的“社会潜规则”。尽管物质上的人情往来在一定意义上是必要的和难免的，但巨大的人情费支出，对一个发展中国家来说，不啻是一种巨大的社会浪费。更严重的是，在这数额如此庞大非正常消费的背后，又有多少徇私枉法、索贿受贿的现象？

美国社会心理学家霍曼斯提出了“社会交换”理论。他认为“社会行为是一种商品交换，这不仅是物质商品的交换，而且是诸如赞许或声望符号之类的非物质商品的交换……人类总是通过指明他们的行为能使他们获得什么和牺牲什么来解释他们的行为”。从社会交换的观点出发，霍曼斯又提出了“公正原则”的概念，即：“存在着一种制约社会交往的普遍规范，人们指望他们得到的报酬与他们的代价和投资成比例……所以，如果有人违反了这些概念并损害了我们的利益，我们就会感到愤慨，如果我们得到的一份报酬多于我们认为应该得到的东西，我们就会感到内疚和局促不安。”

美国心理学家里甘对所谓“公正原则”做了更为具体的解释和实验，他认为：“某人为我们做了一件好事情，就打乱了我们的心理平衡。他已经为我们做了事，我们还没有为他做些什么，我们欠了他的人情。为了恢复平等，我们必须帮他一个忙。如果他提出一项要求，我们就是在很大的压力之下也会去帮助他，甚至他要我们用一件比他在帮助我们时还要尽力的事，我们发现拒绝他也是很困难的。”

为论证上述论点，里甘还做了一个与此相关的实验。实验是让一对一对的大学生接受检验，其中之一有个是同谋。一种情况是，在休息时同谋者出去后拿回两瓶可口可乐，给被试者一瓶；另一种情况是实验主持人带回两瓶，给他俩一人一瓶；在第三种情况下只给同谋不给被试者。然后在接着实验的间隙让同谋者求被试者买有奖售货的票券，每张票价25美分，如果中彩的话，可得一个巡航模型。实验结果如下：注：以上引文和实验见弗里德曼、西尔斯、卡尔史密斯合著的《社会心理学》

该实验证明对善意行为进行回报的倾向是很强烈的、很普遍的。“人情交换”是人之常情，并非我国独有。美国心理学界便有“凡事佐以可口可乐”及“弯曲胳膊，瞄准的刀叉”之说。区别在于，我国民众在人情交换方面的功利性趋向较为隐晦但也更为强烈，所谓“拿人家的手短，吃人家的嘴软”。

站在人情的立场上嘲笑商品的社会原则，未免显得滑稽，因为“人情化”的交换不如商品化的交换公平。商品交换是所有者之间平等、自愿而且公开的交易，与第三者无涉；而“人情化”的交换由于不公平，往往就有第三者倒霉。道理很简单，倘若某人能够名正言顺地获得某物，他就无须托人情、拉关系；既然需要托人情、拉关系，那就意味着他要“巧取”不该属于他拥有的东西，而剥夺了别人应该得到的东西。当有人为了“人情”从法庭上保释了某一罪犯时，他就伤害了受害人；当有人为“人情”为其朋友分得一套分外的住房时，他就伤害了缺房户。这样的“人情”其实是“无情”。

人情交换必然发展为人情网络，近而发展到关系网络。

通过拉帮结派建立关系网，以扩大自己势力的做法，也是古已有之。赵国的相国大成午到韩国看他的朋友申不害，对他说：“子以韩重我于赵，请以赵重子于韩，是子有两韩，而我有两赵也。”申不害让韩王在赵王面前推荐大成午，大成午当上了赵国的相国，又到韩国来向韩王推荐申不害。要命的是这个大成午想到的不是投桃报李，而是一石二鸟，他要将权力“翻一番”：他们俩从此“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你的韩国也是我的，我的赵国也是你的；你拥有相当于两个韩国的权力，而我有了相当于两个赵国的权力。“哥们互联网”后，赵国大成午的事就是韩国申不害的事，当然，韩国申不害的事也是赵国大成午的事。

河北省曾出过一桩丑闻，一个县的18个干部结拜兄弟。这18个干部分散在那个县的十几个系统里，而且都是有一定权力的人。他们结拜的目的是“有福同享，有难同担”，也就是要织出一张无所不通的网来，保护自己的利益，当然还要尽可能地获取新的利益。这种民间的结义方式出现在当今公仆队伍中，引起了社会的震惊，有识之士对此大加挞伐。

有些地方的组织部实际成了“织网部”。推荐选择干部，也搞投桃报以李，织出一张线“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哥们互联网”。

因为客观上有“路子”的存在，在一张网上来去自如的“路路通”者就成为社会的宠儿。今之所谓“公关”，几乎包容一切通路子的活计，所以武运长久。“路路通”盛行，其历史作用，当然也不是为饥民求大桥、为冤者告御状，“路路通”只有周旋于官场，才最为“神气”。一张“联络图”四通八达，别人眼中的扑朔迷离、盘根错节及山重水复，他可以一目了然，熟门熟径，让他八面来风，访侯门似如厕，玩缙绅于股掌之中。有人说他那个单位有个新来的处长想“动动”手下的一个小科长，结果一星期内接到从市府到省府的四五十个电话，尽管这些上司谈话的内容无一句威胁恫吓，处长终于懂得自己进了“雷区”，从此熄了那念头。而那胸有“朝阳”的小科长装作若无其事，除了恭谦地每日问安，依旧寡言少语，见了那副神态，你难道不觉得可怕？

某个晚上，你可能在一张酒桌上发现来自不同“部、委、局、办”的主要干部在一起逍遥——他们并非同一系统，不是为研究工作，但是没有法律限制他们“横向联系”，他们能经常地坐在一起，或者因为是同乡，是同学，是某人的袍泽，是姻亲，是某个时代的旧识，等等，这些都可以不计，问题是他们坐在一起能干些什么？那无非是把一张“哥们网”织得更密一些。

十个图章抵不过一个老乡

由于人情网、关系网越织越密，不在网内的人很可能就丧失机会或分不到自己应得的蛋糕。——不找关系办不成事，尽管这是夸大了的现象，但现实的存在确实让人觉得“没有关系不行”。这就形成了实际的人际障碍。由“亲和动机”发展到“人际障碍”，这不能说不是一个讽刺，或者说，是一种人情的“异化”。

随着市场经济改革的深入，人情网、关系网也逐渐渗入老百姓的经济生活当中。

从大学毕业分配到国家机关，被各种复杂的人际关系搞得又累又烦的王先生，两年前毅然辞职下海办起一家广告公司。用他自己的话说是想“远离穷于应付的各种关系，换一种活法，活得清清爽爽、自自然然……有个性地做人”。

谁知下海不久，王先生就后悔不迭，显而易见，生意场上的“人情”更多，各种“网络”层次更丰富，更难以把握。然而，此时广告生意已是欲罢不能，为避免自己的公司触礁遇浪翻船破产，王先生不得不“忍”字当头，尽最大地努力与各种人打交道。两年过去了，虽然内心里还保留着对“原子式的独立无羁，无依无靠的自我”的向往，但王先生也已开始承认“做生意30％讲技巧，70％讲人和”“生意场上的人际关系够人学一辈子”这类哲学了。

实际上，在现代社会，公关形象之于商业往来，人际关系之于生意运作，其重要性已是众所周知的事，当你进入现代商界，也就等于进入了一个公共关系的时代。你必须在很多方面能够协调各种关系，因为很多人和你的生意有关。“关系不是万能的，但没有关系是万万不能的”，想要获得利益，你得认识他们，了解他们，尊重他们，做到人际关系的水乳交融。

一位久经商海风浪的人士不无夸张地总结道：生意场上，生意的功用其实就是关系的运作，人际关系也是一种生产力。拥有了良好的人际关系，就等于拥有了信息的交流渠道，拥有疏解症结的渠道、增进相互利益的渠道。人际关系甚至还可以作资金与资源的替代。

人际关系不仅有好坏高低之分，更有范围大小、质量优劣、时间长短的区别。俗话说，人际关系是张网，这张网可能把你罩住、捆住、牵扯住，让你挣不开，跑不脱，为心力交瘁。但利用关系网也可能使你耳听八方，眼观六路，四通八达，左右逢源，比别人活得更自由更潇洒，生意做得比别人更得心应手。

所以假如你的人际关系范围大，质量高，而且线路畅通，你不仅可以得到很多信息，拥有许多选择，而且还可能传递出去很多于你有利的言论，使你的公众形象更加灿烂夺目。

然而编织人际网又实在太累，太耗神，太屈就人格——应酬纷纷、联谊不断、作揖打躬、觥筹交错、微笑外交等一切，成为这个经济时代的人生“特产”。过去，一个人的生存只要在一个方面或很少范围内维持好人际关系就行了，而进入生意场却要在很多方面，很大范围内协调各种关系，要开始有意识地主动地公关，要对各方赔上自己的感情和笑脸。

正如一位生意场上的朋友所说的那样：“做生意本身就累，如果不搞好人际关系，或者想搞好而搞不好人际关系，你的生意就会做得更累。”“什么叫经济？经济就是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十个图章抵不过一个老乡。”一位镇长边说边翻开他那珍贵的小本子，上面记满了地址、姓名。“这是我们的关系，我们的财富。什么管理，科技，信息，人才，统统都是扯淡，最大的效益就是关系！如果让我讲经济，我就专门讲关系效益学。”

因人情网、关系网而形成的人际障碍当然不仅存在于经济领域，现在已经扩展到了社会生活的各个角落。

一位家住边远省城的应届大学毕业生，为了在省城找一份比较理想的工作，拐弯抹角地托人、送礼，最后终于用不少钱与一家单位签订了录用协议书。

一位重点大学的学生，为了寻找接收单位，联系了八家单位，送了八次礼，最后才如愿以偿。

为什么过去常被人视为清高、疾恶如仇的大学生，现在也加入了送礼的行列呢？

一是社会风气不正迫使他们在求职时不得不随波逐流。有大学生反映，现在社会上不送礼，不拉关系就很难办事。送礼，给求职的大学生造成了沉重的心理负担。一名在求职中送了重礼的学生说：“父母供养我上大学已经不容易，想不到求职时又给他们增加负担，我很愧疚。送礼，与我在学校里接受的教育相悖，我的良心很不安。”

二是求职过程中缺乏公平的竞争机制。许多大学生认为，实行供需见面、双向选择的办法我们欢迎，但是目前许多用人单位没有严格的录用考核制度，随意性很大，这给了不正之风可乘之机。有的大学生气愤地说：“什么能力、专业，还是钱和关系管用！”

三是人才引进制度缺乏透明度，缺乏强有力的监督机制。一些大学生反映，在双向选择中，供需双方因为诸多因素限制，使不少学生处于盲目选择中。他们呼吁国家有关部门建立强有力的监督机制，杜绝大学生求职中的种种不正常现象，真正做到凭才能、知识进行公平竞争。《中国劳动报》刊登文章说，某企业两名40来岁身体健康、具有本科学历的职工，在优化劳动组合中成为富余职工，他俩愤愤不平地说：“如果按照正当的择优组合，在我们这个大学生仅占3.7％的企业，还轮不到我们失业，我们是人际关系的‘牺牲品’。”据该市145家实行劳动组合企业的2665名富余职工的问卷调查中，持上述心态的有1894人，约占富余职工总数的71％。

记者在采访中还发现，当前劳动组合中的人际关系已由企业内部扩展到企业外部，有些企业劳动组合陷入了进退两难的境地，严重地影响并制约了劳动制度改革的深化。湖南常德某2000多人的纺织企业，近几年来，一直处于半停产状态，企业靠贷款过日子，不少职工在家待业，而400多名临时工却始终在岗作业或在厂“待业”，其主要原因是这些临时工的关系深得很，这个“堡垒”至今仍未能攻破。

被誉为“象牙之塔”的学术界现今也被各种各样的网网入其中。甚至有人认为：中国没有学派，只有宗派。到处都有井水不犯河水，甚至针锋相对的不同学者群。他们不以学说为分野，而以人情网、关系网为界线。学术界排他性和互不宽容的风气正在玷污科学神殿的荣誉。

从人际敏感到人际障碍

从人际敏感（过分注重人际关系）到人际障碍（没有关系处处受窘）也可表现为临床的心理障碍甚至心理病患。

在导致心病疾患形成的诸多因素中，人格因素的影响作用最为直接。实际上，每一种神经症或精神病都对应着特定的人格障碍，而具有人格缺陷或人格弱点的个体则易患精神方面的疾病。

人际敏感是中国人突出的人格弱点，其根源在于中国人具有他制他律的他人取向，个体对自我的评价主要是取决于他人对已的评价，而自我感觉的良好与否则完全依赖于人际交往的结果。这种人格既限制了人们的创造、竞争、冒险精神，又使那些不从众的少数人物备受冷遇、嘲讽甚至打击与迫害。中国人的这种他律人格是从小培养的，每一个体都从早期的家庭社会化中，从父母、师长的训导中懂得了做人的基本道理：行为是做给别人看的，使行为符合社会规范则是为了自己的“脸面”。为了在他人心目中保持形象，中国人从小就学习察言观色的能力，同时伴随而来的人际敏感及相应而生的焦虑症和社会恐怖症就极为普遍了。

对人际关系的注重，对获得他人好感的追求，使中国人普遍存在着对来自他人指责的恐惧，好像人的一生就是为别人生活，为别人而存在。这种他律人格与焦虑情绪密切相关，如许多人在公众场合怕说错话、办错事，对自己的言行表现严加控制，这是“表现焦虑”；而在别人面前总要刻意修饰，生怕暴露缺点，这是“缺点暴露焦虑”；有的人一面对父母、师长、上级就不自在、不坦然，这是“地位焦虑”。

他制他律的人格特征不仅易于产生焦虑与社交恐怖症，还易于导致强迫型人格障碍。因为他人取向使个体在敏感于他人态度的同时，也不断地审查自己的过失。为了获得他人的好评与赞誉，个体将不可避免地极端注意自己的行为是否正确，必将谨小慎微、顾虑多、生怕犯错误。人际敏感使中国人长期以来缺乏全民族性的锐意进取、大胆改革的精神。

中国是一个注重人际关系的社会，人与人之间存在着较强的人际依赖和人际制约。所以，人们的苦恼多来自人际关系，个人的心理问题也牵扯到各种社会关系。难怪有人说，美国心理咨询师面对的是求询者个人，而中国的心理咨询师则要面对求询者的整个社会环境。这种极为复杂的人际关系极易导致社交活动恐怖感，或人际不适症。

人际关系是中国人社会生活里最重要的内容，每个人的大部分心理能量都是被消耗在人际关系的调和之中，在中国人的人际交往中有着极为复杂的交往准则，如报大于施、礼尚往来；内外有别、亲疏有间；和合为贵、避免冲突；防人之心、不可轻信他人，等等。正是这种复杂性，使不少个体对人际交往充满畏惧乃至恐惧。中国人的社交恐怖症，其实质是畏于为人难，处世难。为人难，是难在抵制自我欲望以达到文化设置的理想规范上；处世难，是难在人际关系的调和处理上。

在传统文化的指导下，中国人的早期社会化多经过四个方面的训练：依赖、求同、自抑、忍让，这些训练内容与社交恐怖症倾向的形成有着直接或间接的关联。

首先，依赖性强是中国人的一大性格特征，其根源在于早期的依赖性训练。依赖训练是出于父代将子代视为己身的延续，故不希望代际间出现断裂，为此要训练子代对父代的服从与依附。过度的依赖性使个体因适应能力低、自立性差而在面临困难时极易出现社交恐怖症。

其次，忍让训练对每一个中国人来说都是极为重要的。因为在中国这个注重人际关系的社会里，忍让是保持人际和谐不可少的能力，是一种强大的自制力，自古有云“小不忍，则乱大谋”。而如何掌握忍让的尺度，以便在维护人际关系的和合性与维护自身的切身利益之间寻找平衡，则是每一个人都必须面临的社会问题，同时也是产生心理冲突及心理失调的一个重要的困扰源。据调查表明，中国人普遍受到来自人际关系及人际交往的心理困扰。

能忍则安，“忍”的目的是为了“安”。中国人对安全的需求，包括了身体安全与心理安全。珍视既得利益，不轻易冒险，是为了保证“身”的安全；重视人际关系的和合性则是为了保证“心”的安全。人们在人际交往中自我压缩，将个人需要减少到最小限度，是为了避免一切可能招致的敌视以获得心理的安宁以及他人的认同。有的人为了心安而不惜躲避人群，减少人际接触，以便达到减少人际摩擦和人际矛盾的目的。如此陷入孤独中的个体，往往因既要回避疏远他人，又非常渴望得到他人的关爱而产生难以摆脱的焦虑以及难以缓解的内心苦闷。因此，求安的性格特征易使个体出现心理自卑、行为退缩以及对人世的回避态度，故极易患社交恐怖症。

10 海南：逃婚者的天堂——虚荣人格

传统文化形成的人际敏感除了使国人的亲和动机过于强烈外，同时也使相应的社会赞许动机过于强烈，因而也就更重视社会形象整饰。说得通俗点，就是更为顾全面子。

脸面与“喜鹊文化”

对面子下定义很困难，但是在中国文化的土壤中生活的人们却可以心照不宣地理解其含义。中国人的脸面意识可以说是世界之最。但“脸”与“面”是有区别的：前者属于道德需要；后者属于心理需要。这种需要发展为行为的固有化，实际上就形成了虚荣人格。这也是荣辱心的一种表现。荣辱之心，人皆有之，同某种是非观念结合在一起而形成荣辱观念，是极其普遍的。中国人的“面子”，其特殊之处在于重形式胜于重内容，重外表胜于重内里，重外在评价胜于重行为后果。在中国，“要面子”往往不是贬义，“不要脸”，却是最厉害的道德贬斥。难怪鲁迅曾经说：面子是“中国精神的纲领”。

面子意识（虚荣人格）的主要表现为：

一、表现的客套

客套几乎渗透到社会生活的各个角落，面子精神无所不在。比如做生意，本来为了盈利，可是谈判桌上提到钱却期期艾艾、羞羞答答，甚至张口闭口“钱的事情好说”。又如选先进工作者，选了谁，倘若本人在场，总得来一番虚情假意的推辞。

在其他场合，类似的情况也比比皆是，一群熟人同上饭馆，本可各付各的钱，但是碍于面子，谁都说不出口，末了，总是争当慷慨者。一位留英学生曾经讲起这么一件事：一天，一位中国留学生同几个外国同学到伦敦游览，上火车前，她依照中国人的习惯随口说了一句，“我来买票吧！”没想到那外国人并不懂这是客套话，高兴地由她“请客”了。这一来，花去了她一周的伙食费，回宿舍后她难过了半天。

二、打肿脸来充胖子

鲁迅当年就曾指出过两个事实：一是清朝廷的保“面子”术，谈判桌上明明输给了洋人，赔款割地，却不以为然，只要让洋人代表从侧门出进，便自以为捡了便宜；二是国民党政府为了对付外国代表和记者的参观，专门投资兴建了几所模范监狱，用以证明中国监狱制度是何等人道。

新中国成立以来，政府历来提倡求实精神，但是很遗憾，传统的陋习并未终止作祟。直到今天，一些人也仍有专挑好东西给人看的陋习，诸如现代化的企业、现代化的养鸡场、设施最完备的幼儿园等（至今仍有不少城市设有专门供人参观的“外事幼儿园”）明知人家会做手脚，自己也要当“眼不见为净”。至于被检查单位，领导们以即将接受检查来作为“做表面文章”的动员令，人们也见怪不怪了。

三、文过饰非、死不认错

一旦出了过错，唯恐有损自己的形象、地位，总是百般辩解，采用“合理化反应”。

四、心理代偿

作为一种社会人格，中国人在这方面最典型的表现就是造了一个“中国精神文明第一”的神话。鸦片战争以前，清廷鄙夷地把外族称为“番邦”“夷族”；后来，在洋枪洋炮的硝烟中，好歹承认了自己在“船坚炮利”方面不如人了，又只好用中国“道德第一”来聊以自慰，认为物质文明不过是社会生活中的细枝末节、雕虫小技。典型的表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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