谈俄国工人阶级(txt+pdf+epub+mobi电子书下载)

作者:读书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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谈俄国工人阶级

谈俄国工人阶级试读:

内容提要

本书是俄国的瓦·瓦·别尔维一弗列罗夫斯基所著,书中描述了六十至七十年代俄国劳动群众的生活状况、地主和资本家的贪得无厌及对劳动群众的剥削。本书是对农奴“解放”后的俄国经济状况作了真实描绘表现了对剥削阶级的强烈仇恨和对工人、农民的极其深刻的同情,并反映了广大底层阶级人民与非贵族出身的知识分子的愿望和理想,书中许多章节写得极其鲜明、生动、优美。弗列罗夫斯基援引的大量统计资料对于研究六十至七十年代的俄国经济有极大的意义。

第一篇 西伯利亚、俄国北部和俄国沙漠地区的劳动者

第一章 流浪的劳动者

在俄国中部,到处怨声载道:“唉!我们的日子不好过呀!土地少,赋税重,使人动弹不得。你去瞧瞧,萨拉托夫省或者彼尔姆省,那里的生活才真叫生活哩:土地辽阔,耕地要多少有多少,简直好得不得了!”于是,我就前往俄国东部的埃里多拉德去看一看。刚一踏上彼尔姆省的正中地区,就听到老一套:“我们的生活真差劲呀!嗨!托波尔斯克省,那里的生活才真叫棒哩。那儿的土地从来就不用上肥。”我急忙赶往托波尔斯克省,原来,那儿的生活也够呛。人们在纷纷地盛赞托姆斯克区:“那儿嘛,既有丰富的森林,又有尚未分种的土地。”然而,在托姆斯克区我照样遇到一个农民在哭诉自己的悲渗命运。他说:“我们这里的土地贫瘠,不产东西。冬天冷得不得了,什么庄稼也长不出来。库兹涅茨克区和比斯克区才富足哩。在那几,面包呀,蜂蜜呀,还有森林呀,一切的一切,应有尽有。”我好不容易到达库兹涅茨克区,又怎么样呢?我哪怕是能见到人们满足于自己命运的一点点影子也好!母亲们异口同声地喊叫着:“我们的孩子为什么要出生呢?还不如让他们快快地死掉的好,我们反而可以轻松一些。”我问,好境在哪里?末了,自己也感到莫名其妙。人们回答我说:“西伯利亚东部挺好。”但是,我的忍耐算是到了头,我不相信更多的工人。于是,我就开始向有教养的阶层详细打听……结果完全相反,我听到了一派赞歌。人们说:“我们这儿可不象英国或者西欧,我们没有无产者。这儿的人们正在享福。”在俄国东部,那就夸得更凶了,人们向我反复念叨:“本地无论是面包,还是内食,都很便宜。不会饿死人,也看不见饿汉。”简直是越说越神,到了西伯利亚,赞颂之声更是滔滔不绝。人们对我说:“我们这儿不象你们俄罗斯那儿,本地区找不到饿肚皮的人,黑麦面包根本就无人问津,从未见过什么所谓没有烟囱的农舍,老百姓过的是真正的生活。他们叫你们俄罗斯人为穿树皮鞋的乡下佬——这是那些除了穿革履之外,什么别的鞋都不屑一顾的老百姓给你们起的一个不光采的‘雅号’。假如您想亲眼见一见西伯利亚工人的富足和奢侈的状况的话,那末请往采金场走一趟。工人们从采金场回乡时,如此地纵情享乐,甚至连我们这类人都望尘莫及。他们雇请了乐师,在大街上铺满了一块块印花布,一天就要花掉100或200卢布。屡见不鲜的情景是,一个工人干一夏季的活所获的收账竟达800卢布之巨,只消一个月,这些钱就花得连一个子儿也不剩。”我听到很多诸如此类的故事,但我觉得有一点值得怀疑的是,所有这些给人民福利吹喇叭的人都齐声反复说,我们这里的工人必需用鞭子来抽,否则,必将一筹莫展。哪里有鞭子,哪里就有奴隶制、秽事和贫困。鞭子与福利——这是两件水火不相容的事情:享受福利的人是不会允许别人抽他的,而那些被旁人抽打的人是根本享受不到福利的。因为,这种人将是卑污的,人格上受凌辱的。我在对事物的相互矛盾的叙述和观点的迷宫中彻底被搞得晕头转向,所以,我就往采金场进发,目的是为了看看现实情况并通过亲自观察的方法弄清事实真相。“好大一座山哪!”当我举步重岩叠嶂,站立在蜿蜒的羊肠小道上时,对旅伴说。脚下的无底深渊中,春水急流滚滚,漂浮着雪块。头顶,悬崖陡立,生长在岩缝中的树木倒悬空中。马小心地一步一滑地在羊肠小道上迈着步。掉下一块石头,象炮弹似地沿着悬岩滚跳着,摔得粉碎。碎块呼啸纷飞,犹如炸弹爆炸。尽管我在马上坐得很稳当,但是危险的感觉还是使我的神经疲劳已极,就仿佛我自己在峭壁上攀登似的。我时刻在估量着不断缩短的小道。再往前走几步,我们登上了一块小草地,中间有座不大的小丘。从这座小丘到采金场不到50俄里。到了乎地,我准备歇一会,让马迈开了大步。但是,马刚刚走了几步,打了个鼻响,竖起耳朵,急速地奔向一边,这时,一大群猛禽从四面八方腾空而起,在空中盘旋。我看见了在西伯利亚道路上很平常的景象:被鸟吃了一半的马尸,带着令人恶心的血淋淋的伤口和被鸟啄出来的眼睛。和马尸一起还躺着某种东西,我为了看清楚一些,勉强地集中着注意力。原来那里躺着饿死的人的尸体。看来,他是想和鸟分斋,但是没来得及吃一口就归了西天。对我来说,死在路上的马,那是司空见惯的情景。但是,这种附加物却使我吓得差一点晕了过去。我的向导惊呼起来:“上帝啊,这是科罗廖夫,我们和他一起在采金场干过活。”他完全张皇失措了,稀里糊涂地把马拴在树上,似乎想干点什么,但只是东西乱闯。我看着他褴褛的衣衫和竖立的黑发,产生了一个想法,我问他,是否他也等待着类似的结局?他回答说:“怕是免不了,在这个鬼地方,碰到这种事,没什么可奇怪的。我们顿河一带可不是这样……。”于是,说开了。我阻住了他的滔滔不绝的宏论,说应当告知县警察局长。他回答说:“你看,死在这座原始森林里的人还少吗,你能统统都去告诉?”他补充说,应当告诉牧师,让他给死人举行缺席教堂葬礼,我觉得很可怕,为了分散注意力,我环视自己的周围。在我脚下,深谷淹没在绿林之中;中间,河流缠绕于白石,象明亮的链带似的何沙在绿荫丛中闪耀金光;旁边,石块犹如凉台突出于石堆之上,形成二块悬岩;山石群中的绿荫是如此地柔和、水灵,与其说它是一种实体,还不如说它似乎是某种透明的东西,我时刻等待着它渐渐地湮没在空中。再远一些的周围,在山谷里,在丘陵上长满了无穷无尽的森林。它时而从山上沿着陡坡一直伸展到河边,山顶则火山耸立;时而蓬松的绿荫成排地住上延伸,浓荫布满山谷。在有的地方,翠绿的背景上呈现出许多覆盖着黑压压森林的山尖;在另外的地方,巨石从挂着悬岩的休顶隆隆地滚入山谷,填满河流。所有这一切的尽头是连接不断的一大片密林。在这片密休之上,可以模模糊糊地看到另一片蜿蜒曲折的黑沉沉的森林,同时也可以看到圆的和尖的山顶、长长的悬岩、黑庄压的山谷。再远一些,沿着整个地平线,蜿蜒着一排雪山。它们时而弯弯曲曲、重重叠叠地耸立着,似乎想涌入天空;时而又象长长的通道延伸着。在山顶,白雪地带与森林沟壑的乌黑地带交相辉映,真是五光十色,美丽如画。转过几个拐角,延伸着两座圆圆的山顶,明亮的白光灿烂夺目,找不到一丝阴影。头顶是金色的天空。我的周围,夜莺在歌唱,有一只夜莺用银铃般的歌喉在呖呖啼啭,透过响亮、圆润的音响隐隐约约地可以听到别的夜莺在远处的啼鸣。我不由地想起:大自然是如此地美妙,人的命运却这样地悲惨!这是怎么搞的,如何解释工人的这种可怕结局?我们就要到采金场了,全部能搞清楚的。不是一群乌鸦飞到一堆烂骨头上,而是一些大胆的匪徒凑到一块来了。普希金

佩卡尔斯基是著名的金矿主管人。在他的手里,不赚钱的采金场也可以变得赚钱的。金矿主用感总的目光看着他,县警察局长和矿场头头把他捧上了天:“佩卡尔斯基能使人人皆大欢喜。”我选了个谈心的时机,问他:“您的技艺的秘密何在?”他回答说:“那可多啦。就让我举一个例子吧,比方说,我这里从来没有过合法形式的工人。”(这是夸张。)已经是夜晚了,天边显现出星星、我赶马急匆匆地大步奔向附近原始森林中佩卡尔斯基管理的采金场……需要走几俄里的下坡路。当我们走近采金场的时候,我们看到,那里还在拼命地工作。我的向导忍不住地让我注意到这一点,他对我说:“这个佩卡尔斯基是个吸血鬼,没有一个采金场的活有象他这里这么累人的。人们给他拼死拼活地干了一冬的活,他连一个人的钱也没有付。许多人象狗一样饿死在原始森林里。原先,他们流落在叶尼塞斯克,在城里弄出个大乱子,所有的头头都知道了。于是,对他们逐个地进行检查,发现这个人没有身份证。那个人也没有身份证……他们从叶尼塞斯克逃开了。结果怎样呢?他狠狠地报复了所有的人。”在离采金场最近的地方,我们停了下来,发觉我们落入了下工回来的工人的堆里。多杂的衣服和脸孔哟;这里有契尔克斯人、芬兰人、东部西伯利亚的布里亚特人;有人穿着树皮鞋,有人穿着长筒靴。有的是从俄罗斯躲到这里来的,有的则是逃避苦役的。他们脏得要命,衣衫褴褛,显得极其可怜。所有这些工人居住的村子坐落在山间的一个深坑里。在这个坑的边缘地带,比房子高出几俄丈的地方,几乎整个夏天都到处积着雪。只要一旦太阳落山,这个坑里的空气就潮湿和冷得要命,没有暖和的衣服根本就不能出屋,只有穿上皮袄才能不感到冷。可是,许多工人除了衬衫之外什么也没有穿,他们冻得发紫,浑身哆嗦。我的向导对人群打招呼:“嗳,尖嘴猴腮的老兄们,你们的脖子变得不太细吧?”这是令人哭笑不得的讽刺话。这些人们骨瘦如柴,面容苍白,就如象影子似的。牛马一般的工人们被折磨得只剩下一把骨头了,但是主人对这一点并不关心,他只要牛马为他干活能干到秋天就行。假如完蛋了,那算是活该。佩卡尔斯基对我说:“您遇见过这么多的各种不同种族的居民吗?不过,我紧紧地把他们捏在手心里。我有一些凶狠的饲马员:他们要是整谁,谁就会记住一辈子。”我说:“想必您欺压他们够厉害的?”他回答说:“就得这样!他们都是没有身份证的。我得提高警惕,否则,他们会跑光的,或者把金子拿到别处去卖,那就不会有收入了。”佩卡尔斯基真是昧着良心:他的工人们根本不具备这些轻易的手段,可以用来保护自己免受压迫。当然,需要天生的恶棍才能象佩卡尔斯基这样经常利用我们社会生活的弱点。但是,如果少数人干这件事是出于凶恶的目的的话,那么大多数人这样干是由于性格软弱或处境困难。只要存在弱点,那么必然就会有人来利用它。任何破了产的金矿主出于自我保存的本能完全都会象佩卡尔斯基那样干的。要想对破产金矿主的数目有个概念,只要说一件事就足够了,那就是象格洛托夫这样的金矿主,他们的采金场在整个经营时期没有一次赔过钱,一直被认为是摇钱树。他们由于乱七八糟的经营和雇佣资本过高的利息而破了产。采金场总是处在无法通行的森林里、沼泽旁边和山背后,不仅远离居民点,而且往这样的地方运任何的商品都是极端困难的,这种地方要是没有定货是谁也不会运东西去的。有时在夏天运送商品是根本不可能的,一切贮备都必需在冬天存起来。金矿主不可能对靠购买周围居民的东西来安排行业抱什么希望,必需通过供货者来积存贮备。有时,供货者连对殷实的金矿主也要坑的,以致于最富有的金场都经受不住而破了产。关于破了产的金矿主就没有什么可谈的了。供货者之间的竞争难免不够,害怕得不到定货的感觉在减少。购买一切东西都很贵,而且还背着一身老债,怎么办呢?难道要宣布自己是无偿还能力的债户而沦入赤贫吗?……金矿主决定采取最后的一着:他几乎完全雇用流浪者和逃犯来干活,他干的这柱事是冒险的,或多或少是不顾死活的。这样,在雇用工人上他可以缩减自己原始费用的一半。在遥远的原始森林区,比方说,在叶尼塞斯克,要是不能得到相当数目的一笔定钱,那是谁也不愿去的:需要纳税,需要春天就走,得通过泥泞的十分难走的道路,要渡过无数的渡口,可能得走上几千俄里,还得赶上期限;秋天,需要克服同样的困难从这条路走回来。谁也不会非常便宜地就决定干这件事。没有身份证的人接受一切,他只拿一半或三分之一定钱。但是,假如他有可能,会拿了定钱逃走,要想寻找他是徒劳的。这种逃跑现象一般说来是罕见的。没有身份证的人通常是迁就自己的命运的。事情是从这里开始的;他从主人那里拿到不足数的定钱以后,在春天就上了泥泞不堪的路,他几乎是不穿长筒靴走路的。请和这一帮可怜的褴褛的工人谈谈试试,很少有人除了死亡之外还会期待着什么更好的命运。这一帮人给人的印象是穿着破破烂烂,千奇百怪的衣服的乞丐大杂烩。这里你所能看到的这样的衣服,你是无法想象,这是什么东西,是由什么原料做成的。这些流浪的工人碰见什么穿什么,没有钱,没有物资,脚踢在难以通行的路上。开始,他走的是伊尔库茨克大道。这条大道在春天是旅行者的灾难,这里既不能通行雪橇,也不能走大车,我们的工人在每站路中得有两三次陷入齐腰的湿雪或水里,他的衣服和鞋经常烂在身上。当他来到站里,没有地方可以烤烤火,也没有什么好一点的东西可吃。富裕的农舍他进不去,那里人们不让被社会所拒绝的不幸的倒霉蛋进屋。赤贫的屋里也是寒冷和饥饿。他经常只得在贪财之徒的屋里宿歇,这些贪财之徒老担心,不要让他感到付便宜的钱就能得到太好的条件,使另外的人不敢只付这一点点钱。大路还算是天堂,他得由大路转到经商小道上去,这种小路两匹马无法并行,其中一匹马必然会滚翻在地,因此,经常得纵列驾马地行进。他每次遇见农民的雪橇时,必得避到齐腰的雪里,遇见无数的辙窝和坑洼时,他滚进了没颈的水里。尽管有这么多的折磨,他仍然认为自己比真正的流浪者幸运,他甚至失去了几个星期以前所特有的谦恭的神情。这一下他走进了地道的空漠的原始处女林,几乎没有人烟,没有道路,雪有一俄丈深,他只得有时歇宿在雪里,有时浮过水洼和穿过林中空地。他咒骂自己的命运和羡慕地回忆着无家可归的流浪汉的生活。他来到了采金场,开始干活。开始日子过得还算马马虎虎,很快发生了首次缺肉现象。某个时候还能用各种俏皮话来安慰一下,以后俏皮话也没用了。很快面包开始坏起来了,再以后,根本就没什么可吃的了。他必需用从自己主人那里得来的工资购买他所需要的鞋、衣服、一切的一切。主人用高价赊购进来,用更高的价钱出卖。到末了,工人的境况比在牢里的还坏,比他沿途流浪、靠乞讨和偷窃过活、歇宿在烘谷屋和澡堂子里的境况更坏。他觉得窝囊透了,不可能再比这更窝囊了。但是仍然有某种东西把他拴在这种境况中,这某种东西就是对自由的爱,对一定地位的爱,就是想置点什么的希望,尽管这种希望是如此地渺小和不可靠。原始森林中的采金场同样是个监狱,而且还是最恶劣的、潮湿的、易受凉的监狱。但是,在这个环境中,他至少总觉得自己是自由的。不管他的地位是如何地糟,但他终究是处于这样一种地位,那就是一干完活,得到了钱,就可以喝得浑身冒汗。他不会去考虑,在他来得及喝够以前,某种凶恶的寒热病会把他打发到西天去。同时,主人的事业坏透了,他绝望地自怨自艾,因为在采金场什么东西都欠缺。有人传说,他的工人希望出卖偷来的金子并用这种办法来犒劳自己。主人自己也愿意偷偷地瞒着官方出卖金子或把金子存放到私人手里。出现了使一切人都倒霉的虚伪和紧张的关系。工人吊儿郎当,开始不愿干活,而对主人来说,比谁都需要有人干活。不愉快的事没完没了,残酷的事情也无穷无尽。最后,结算的日子临近并到来了。工人算着自己遭罪的钟点,焦急地等着结算。主人十分激动地迎着他们:不管怎么说,账总是要结算的,但是囊空如洗。主人尽量往后拖,最后,原来主人什么也不欠工人的或是欠得很少。工人看到没什么可拿的,急得跺脚,只得去过困苦的生活。不给工人吃,活累得要死,还用皮鞭折磨他,而到最后算账的日子,甚至连喝杯酒的钱都不给他。看,西伯利亚采金场的流浪者的命运是多么地悲惨!当我遇到这一帮可怜的人的时候,我不由地想:上帝啊!你们当中多少人提早病死,而另一些人,可能饿死的命运在威胁着他们。

当你在春天有机会在从秋明(托波尔斯克省)到伊尔库茨克的西伯利亚大道上乘车走的时候,你将会经常遇见可怜的褴褛的温顺到极点的人们。他们向每一个人都深深鞠躬,假如你问一下赶车人,这是些什么人?他会简短地回答:“流浪汉。”你可以去问问牢里的这类人物,为什么给他判刑的,他根本不会回答你说“因为流浪”,而是说“因暂时外出”。他对自己的处境觉得害臊,他不是流浪汉,而是“暂时外出者”。假如有一个人在沿伊尔库茨克到秋明的大道上行走并向你鞠躬,那么他可能就是流浪汉。您给他钱,对他温存一些,他会开诚布公地告诉你,他是如何从苦役营里逃出来的,因为那里似乎伙食很糟,活儿太重,头头开始压迫他们。他会给您看自己身上的烙印,假如有的话,并告诉您他是如何地想把它们根除。然后您在遇到的第一个村庄打听,有多少这样的流浪汉从这里经过,就会告诉您,多极了,有的日子得有50个。所有这些流浪汉偷偷潜入俄罗斯。除此之外,在西伯利亚不只是在一些采金场,而且是在一切工种都有流浪者在干活。流浪者住在工人家里,住在农村及大规模的工场。他们有充当村落的守夜的,在空漠的原始森林及最热闹的地方都能遇见他们。他们象躲在漆黑的地方一样不显眼地藏匿于人群之中。有可能,这些没有身份证的人,一小半是从西伯利亚东部逃出来的,很大一部分是从俄罗斯来的,可能,从来没有在牢里呆过。有私人的住房并在其中住30或40年的苦役刑逃犯,这是普通的现象。最后,最好不要那么想,流浪是西伯利亚的独特特征。的确,在彼尔姆省对待从西伯利亚来的流浪者相当严厉并极力不放他们到俄罗斯去。但是,他们不仅轻易地克服这些障碍并走遍这个省。他们从这里不仅通过俄罗斯东部和中部,而且到了彼得堡。其实,俄罗斯根本用不着西伯利亚的流浪者,它自己那里流浪者有的是。许多地方,经常是工业比较发达的地方麇集着流浪者。照官样文章的说法,这种现象的发生是由于窝主罪恶的发展。实际上,这些窝主从来没有想过,他们就是罪犯,他们只不过是利用了廉价的劳力。在俄罗斯,甚至在彼得堡,流浪者是如何地多这一点,可以很容易由下看出来:每一次,由于发生某种事件,警察在街上抓人或是搜查很多房客的房子,在被抓的人当中一定会出现几个流浪者。读过报纸的读者可能会记住一些类似事件。由此可见,俄罗斯的流浪者,这是工人中的很大一个阶层,社会应当对它的命运予以重视。假如人死得跟木头腐烂那么多,在这种情况下就应当严肃地思考这件事。关于流浪者的命运、他的道德状况以及他所受的折磨想说几句。当然,咱们应从牢房的铁锁开始叙述。

1.根据法律被监禁的犯人应当满足于质量好而适度的食物。

2.对于为自己的需要和作为根除游手好闲的恶习而干活的囚犯的伙食不拟作任何特殊的改善。(用于准备囚犯的伙食的所需伙食种类和食品数量一览表)

不管流浪的原因是什么,尽管许多流浪者从来未曾见过监狱就结束了自己的一生,但是他们许多人都是坐过牢的。监牢对流浪者的道德状况有着如此重大的影响,以至于监牢生活无论如何不能予以忽视。我不想讲监狱作为制止犯罪的工具所发生的影响,这是刑法学家的事。我想讲一讲关于监狱对于作为劳动者的人所产生的影响问题。以犯罪活动构成他的生活本质的人是极罕见的,以工作占满其生活的人则构成绝大多数。对这一工作的任何实质性的影响都是最重要的事情。劳动者的生活;这是一场斗争,他在其中越是取胜,就越能在其中显示出其才智与勇气。不仅是他个人的命运,而且整个社会的文明与财富的命运都取决于这场斗争的结局。假如英国的贵族和商人那么富有,那么他们应该感谢英国的工人,正是这些工人有着如此多的才智与勇气,不同意为低工资而干活。只要俄国的劳动者还是吃得很坏,那么俄国的农业就不可能发展,而俄国的贵族也将依然贫穷。假如这个劳动者将改善自己的午餐,即每天增加十八分之一俄磅的肉,那么就需要增加农产品,这些新增加的农产品的价值将超过我们国外粮食贸易的全部价值。假如这个劳动者每天将多喝一小杯酒,那么他的消费的增加将会比国外进口到俄国的商品的全部价值还要多。无论是农业或工业都不可能单靠最高阶层的消费而存在。只要工人阶级的消费不增加,那么社会有教养阶层就总将是贫穷的,无进取心的,粗野的。工人阶级工资的增加对社会一切阶层的人都同样有利害关系,因为他们的总的福利依赖于此。工人阶级工资的增加是与其才智和勇气的增长成正比的。这些品质的衰落的必然结果就是工人中奴颜婢膝,自暴自弃、穷困的发展。社会应力求消除会在工人中产生这些品质的一切东西。在劳动者出卖自己的农业劳动和自己的农产品时,只要他还是自由的,可以对自己的工资讨价还价,只要他十分留神着以免主人或管理人员克扣他,只要他集中自己的全部才能以避开宫农和土豪的奸计,那么他的生活还处于稍微可以忍受的社会境况之中。这样的生活与其说是会消灭他的才智与个性,还不如说会促进它们的发展。斗争中的成功引起周围对他的尊敬,失败则会使得同伴对他轻慢。由于劳动者在成功之际能获得更多的福利,因此他的热情更为炽烈。在俄罗斯东部的草原地带,劳动者对自己的穷困看得相当淡漠。在工业省份,穷工人,这是不幸的痛苦的受难者。他头发蓬乱,饥肠辘辘,还得忍受自己伙伴的高傲的轻视,而这个伙伴在几个月以前也许也是象他这样是一个可怜虫,而现在却挨着自己的穿着丝绸上衣、拖着长衣裙的老婆过日子。在这场斗争中,要求得不到满足的痛苦感情以及由才智平庸、性格软弱而引起的绝望,把人推上犯罪的道路并导致坐牢。我们的犯罪分子几乎有一半是小偷。我描绘一下出身于工人阶级中的两个极端不同的阶层的两个小偷进入监狱的经过,简述一下草原地带庄稼人当中富有特征的角色——偷马贼以及城市里普普通通的小偷。在俄罗斯东部,偷马贼是神话里的英雄,他就象关于树精和水怪的故事一样激发起当地居民的想象。著名的偷马贼,在他死后,会变成某种英雄和巨人。存在着这样的家庭,它的长者代代以当偷马贼的首领而闻名,他在生前就成了各种无稽之谈的对象和故事想象里的人物。例如,人们是如此谈论一个偷马贼的:他为了自己偷窃的奇事,通过森林和山丘轧平了一条道路,这条路有200俄里长,它不绕进任何一个村庄。的确有一条路开始从他家往外延伸,这条路的名称是意味深长的偷窃的名称。偷马贼的广泛的联系,他们从一个地方到另一地方脱手骑马的惊人速度都是十分令人惊奇的。在300和更多的俄里之外把马卖掉,这是很普通的事情。也有这样的情况,一匹晚上被偷走的马,到中午已在80俄里以外的地方转手倒卖了3次,并且警察已为这匹马开出证明文件。周围闻名的偷马贼生活过得很富裕,而且从来不会去坐牢。他们的处境是十分安全的,不用担一点点遇见监狱的墙壁的风险。即使这种风险出现了,他们马上就会把自己的活动转移到别的事情上去,一个富裕的人有什么必要去为一点小事冒风险呢!我了解到了痛苦的悲剧性的内幕开头的时刻。以其联系和能把偷来的马驱赶到几百俄里以外的速度而闻名的偷马贼并不是小偷,而是土豪。这是土豪中最没有人性的土豪,他制造着最大的苦难并迫使牺牲整个家庭生活的幸福来换取自己的好处。夜晚的奇遇降临到某个可怜的亲属或邻居的身上。请听一听偷马贼是怎样谈论倒霉的人的,他的语言的残酷,他的精力充沛、残忍的形象使你想起了人类的巨大压迫者。为了让穷苦的人按偷马贼的愿望办事,穷苦的人必须尽可能地遭受屈辱,腰弯到地下,他必须感到自己在一只残忍的铁手之中,这只铁手可以把他捻死而毫无感觉。偷马贼知道这一点,有时他的厉害的严酷态度不亚于东方的大官。穷苦的人经常单纯为了讨好而去偷窃,为了在饥饿或纳税的日子可以得到偷马贼的帮助,他偷一匹马只得到一双树皮鞋的犒赏。偷马贼是不去偷马的,他也不去卖马。卖马这桩危险性较小的活计落到了境况比小偷稍好一些的人的身上。偷马贼的全部工作在于打发赃物。他从小偷身上获取贡物,也从被偷的人那里得到东西。他的声望吸引求他的人请他帮找被偷去的马,他从求情人那里得到了钱,当然这是一场欺骗。小偷多半是穷困和性格软弱的牺牲品,他用自己生活的幸福来冒险,为了填满富有的坏蛋的钱包。但是也常有另一种类型的软弱的牺牲品。在遥远的乡村这一弱点唯一就是酗酒。我们的劳动居民群众是如此地穷困,对他来说,酗酒是根本不可能的。在偏僻的地方,大部分农民能用自己的钱痛饮,一年之内不多于两次。在酒这么少的情况下,酒对农民来说具有不可抗拒的迷人之处。只要一旦他变得富有起来,他就开始无节制地酗酒,酗酒这件事成了所有人的最大诱惑。无情的自私者和胆小鬼让自己家里人饿肚皮,虐待自己的妻子并出卖她的东西,比较好心肠的人来帮助他而最后仍然搞得倾家荡产。这也就说明在拥有许多耕地的国家帮助的广泛流行以及富人通过帮助的途径发财致富的容易性。被这些富豪的凶恶工具“帮助”惯坏了的亡命徒越来越走下坡路,他没得吃的,缴不出赋税,而同时还想喝酒。在不幸的时刻,他走运偷到了几匹马,他开始与完全是另外一种身份的土豪即偷马贼打交道,这个偷马贼只要还没有把他弄成监狱和西伯利亚的居住者是不会把他从自己的毒手中放开的。偷马贼是不从他手里接受马的,马是被一个他所不认识的人取走的,他为此得到一俄升伏特加。尽管也有失望的痛苦时刻,但这些人通常是如此地轻率,在支配着他们的阴谋的影响下,他们重复着自己的做法,直至被送往西伯利亚。在省城和都城偷窃的成员是由从来没有在监狱里呆过的人组成的。这是一些小康或富裕户的仆人,是一些接近钱和商品的人。他们的手法是众所周知的:东西是神不知鬼不觉地被取走的,当出现危险之际,他把东西放回原处,只是在没有任何危险的情况下,他才把东西卖掉。同样大家都知道,这种偷窃是如此地流行,以至人们把它看成是工资的补充。而估价一个工作岗位,不仅要看工人所挣的工资,而且要看这个地方有多少东西可偷。因此,偷来的东西形成相当多的和安全的集市。一位在这方面很有经验的人肯定地对我说,在都城,任何伙计以至任何商人都在有名的商场购买偷来的东西。他天真无邪他说,因为这是合算的。在某些地方这种商业对价格有如此的影响,以至甚至不买偷来的东西就不能做生意。关于某些省城的小商小贩我也听到过类似的评语。不管社会生活的不健康面的这种类似营业是如何地不道德,但是,用这种手段增加自己的收入的人们显示出才智、镇静和意志力。他们当中的任何人在危险露头和得不偿失之际就歇手不干。这一套在用犯罪手段发财致富的贪污分子中间也在重复进行。

某处工业发展得越快,命运之轮转动得越迅速,工人为了保持同一水平也就越需要有才智和镇定,工人也就可能堕落不堪。今天还使得自己的伙伴羡慕的工人,过几个月他就可能饿死在马路上。工业中心的工人的精神状态就象那种走向垮台边缘的人,有一种看不见的力量经常力图把他弄得完蛋。听一听都城或伏尔加工业中心的工人的怨言,他的怨言的可怕颤抖声立即向你表明,他要保持自己的地位是如何地困难,他的处境是如何地危险。他的需要增长得既容易又快速,而满足的资料则步履迟缓。他经常缺乏在不道德行为的安全边缘就止步的自持力,这是没什么可奇怪的。他有时落入监狱可能只是因为他遇见一个偷窃英雄,这个人和他谈论驱车往集市出卖偷来的东西的商人如何发了横财,对他来说偷窃成为极其迷人的事。在所有小偷里面,这类小偷最经常落入监狱。这不仅几乎都是一批没有个性的平庸角色,而且大部分是愚蠢的、头脑差的人。他们当中的一些人智能是如此地有限,以至于没有旁人的帮助就干不来旁人没教过他的坏事,这是一部上好一定发条的机器。甚至偷窃杀人犯几乎总是一些没有个性的人,这种人由于他们的轻率和缺乏个性,生活过得特别困难,他们为了虚无缥缈的好处用自己一生的幸福去冒险。坐牢的很大一部分人,是一些没有个性的人,这些人由于缺乏才智和意志力去肩负生活的重担而被生活送进了监狱,这正是监狱能对他们发生实际影响的唯一部分的人。监狱对这一类人如何发生作用呢?

标题中的一览表摘录表明,监牢关押力图达到什么目的。监狱应当是可怕的,因此,在里面呆着应当比外头更坏。的确,进入监狱的第一步对犯罪者产生极其可怕的印象。假如他被当场抓住,人们就揍他,有时是非常残暴的,一直被揍得完全失去知觉,然后警察局或乡政府把他逮捕。这时他蹲在根本没有生火或火生得很差的冷屋子里,哪怕他会冻死,衣服也是不准他穿的,也没有任何食物。有时犯罪者要这样度过三个星期或更多。假如你有机会在省城或县城经过警察区或警察局,那么,你就能通过铁栏栅看见一些乞讨的人,你得给他们一点,他们当中有一连几昼夜没吃过东西的。被打得遍体鳞伤的不幸的罪犯冷得直哆嗦,由于食物不足而浑身乏力,坐在冷屋子的脏地板上,有时象小孩似地哭泣着。铁锁响了,进来了一些人,这些人简短地冷冷地招呼饿肚子的人上路。有时他走100多俄里吃不上东西,也就是说,一直要走到有领导机关的第一个监狱或第一个解犯羁押站。他的心情极其恶劣,恶劣到难以忍受,没有人可以向他诉苦,没有地方可以寻找保护,他感到自己的头顶有着一只看不见的铁手,有着一种残忍而不可克服的力量。由于他生性懦弱,他堕入了十足的绝望之中,并千百次地诅咒自己的行为。他在监狱里是那么地惊恐、卑恭屈节并愿意对所有的囚犯讨好。囚犯们很快地就整个地控制了他:对他来说,他们是他越来越害怕的权力,他们是他的靠山和对其必不可少的刑法的教员。很快,他发生了美妙的蜕变,首次被捕的可怕印象已被遗忘,不管监狱生活的一切不方便和不愉快,囚犯开始发现,在他一生中从来未曾象在牢里那么地感到安定和幸福过。把他单独监禁,把监狱生活的痛苦增加到他在里面将缓慢地死去的程度,也还是如此。我可以用以下事实来证明,那就是囚犯愿意取消过去在西伯利亚的徒步旅行。这是可怕的生活,在这种生活中他们象苍蝇似地死去。但是,他们喜欢较新的生活只是因为它使他们的生命在监狱里可以拖得更长一些。对无个性的人来说,最沉重的事情就是与生活作斗争。在监狱里,他感到自己是无忧无虑的,轻松的,他不需要考虑明天,他既不能改善它,也不能使它恶化。他周围的现实不会责备他的愚蠢和缺乏个性,不会激起他轻蔑的微笑,他的热情也不会强迫他鲁莽地去冒险。他贫困,的确还又可怜,但是他周围全是一些贫困而又可怜的人。在这种平等中间他感到很轻松。在鸡毛蒜皮的事情上欺骗一下长官的警惕性,他就可以轻易地博得大家的尊敬。在他自由的时候曾经害过他,生活里是那么难于得到的那种有保证的状况以及心满意足的虚荣心,在这里白白地提供给他。这里不会有任何东西妨碍他把自己的过去推崇到英雄的程度。在他饥饿的时候,囚徒的伙食对他来说可能是妙不可言的,但出于虚荣心,他加入到大合唱里去并将骂它,而假如伙食真的使它遭罪,那么他会把自己的难受夸大到尽可能的极限。很快地他习惯于假心假意地表达自己的不满。这里大家都咒骂伙食,都对看管人不满,不管有事没事都咒骂他。同时,他看到,尽管有痛苦的怨言,大家都毫无抗辩地认罪。他很快明白,这里有许多镇压工具:禁闭室、镣铐、手铐。戴上这副手铐,手的活动范围不能大于两俄寸。这就是监狱里给他上的第一课:他习惯于老是埋怨一切,而且从来不为改善自己的境况做任何事情。他的无个性的萎靡的天性变得更加缺乏个性和萎靡。俄罗斯的监狱是奴性的温床。我们这里罪犯的发展和文明与工业的发展一样,处于萌芽状态。的确,罪犯有自己的传奇和杰作,但所有这一切与比如说在英国发生的一切比较都只是萌芽状态。然而奴性和无个性的发展却是极其充分。整个监狱生活促使囚犯发展这些初次的印象,首先是完全无所事事的生活。再也没有什么能比无所关心和无所事事的生活那样使一个人发展其无个性、淡漠、奴性和一切卑劣品质到这种程度。在这种无所关心和无所事事的生活里,聪明、意志力、爱劳动和精力等素质都成为多余的了。危害性少得多的理论只要通过发展一种无所关心就能剥夺所有时期所有国家的奴隶主他们怀有发展囚犯热爱劳动的品性的良好愿望,但是,所有他们的努力都没有成功。他们在那些规定中遇到了不可克服的障碍,这些规定要求囚犯必须无报酬地劳动。单独的和任凭哪一种监禁的奴役劳动完全和无所事事一样,是有害的。它摧残人,使他变得无所关心和缺乏个性。假如囚犯是夏天被扣留的,那么永远懒散、无所关心的无所事事的监狱可能会使他觉得是个天堂。对于天真的囚犯来说,这种长期的无所事事开始觉得相当迷人,但是很快,甚至最乐观的最习惯于单调生活的个性也对总是这些墙壁和总是这些面孔感到厌烦透顶。没有任何调剂,不能喝酒,不能调情,不能寻欢作乐,哪怕是喝口茶,也做不到。而假如谁能喝上茶,谁有机会偶然喝些酒,那末,他大概会更习惯一些。在监狱里,大家都紧缩消费,谁都习惯于他所知道的限制,只有那些最不幸的可怜人除外。由于他所具有的轻率,囚犯早已忘记了自由生活对他的压人的重担,他忘记了,他开头为什么那么容易地度过了监狱里的冷漠的日子,现在他整个身心都渴求自由,他觉得在牢墙之外他的生活将会过得顺顺当当。而同时,当他对监狱的观点完全改变了以后,监狱每天越来越削弱他的精神力量。他吸取了饱经世故的人的牢房里的那些聪明才智的同时,想象着自己每天都获得生活斗争的新的强大的本领,只有在自由时候,痛苦的教训才使他信服,自己已经堕落到何等地步。看着这些不幸的人真令人觉得可怜和痛心,他们没有丝毫关于自己是什么人和什么将等着他们的预感。精神上的软弱悄悄地不知不觉地渗透进他的整个身心。在监狱里,囚犯习惯于把自己看成是凡人里头最后的最低贱的一个。那种谁也不需要的东西,那种旁人羞于吃和穿的东西,对于他来说,那已是相当好的了。他称自己为不幸的人并随时准备着低声下气、鞠躬和哀求。对于他来说,得到点什么那就是莫大的幸福。监狱,这是廉价劳动的学校。只有奴隶才能够为囱犯劳动所得到的这么一点点微不足道的好处而干活。我遇到过这样的囚犯,他们于一个月的活只得到30个戈比,也就是说,一夭的劳动只值一个戈比。付出整整一个月的劳动,他有可能喝一次酒。我看见过一个囚犯,他干了整整一年的活并把他所挣的钱全部存起来,他一年存了5个卢布。当一个人在自己的生活中除了他所处的囚室的开锁和上锁之外没有任何别的消遣的情况下,为获得如此微不足道的好处而干活,这是没有什么可奇怪的。他经常因此为假纸币而干活,为了25个戈比他准备使自己遭受多年的不幸。导致他坐牢的那种缺乏主见的个性达到了最高的发展程度,它使一个人成为生活中的十足的废物,生活将如此地压迫他,使得监狱成了他唯一的生路。这是所有那些过于厉害的措施的结局,这些措施并不带来它们所应该达到的结果。假如一个人,他犯了罪,得到了教训,使他懂得,这样做不仅是可恶的,而且是不利的;假如他同时保存着自己的一切力量及生活资料,既不贫困,也不低微,那么他下一次当然不会堕入罪恶的诱惑,这就和一个车夫一样,他为了得到半个卢布买伏特加,赶着马出了事,下次他绝不会再如此地赶自己的三套马车。但是假如不是这样,犯罪者完全被毁灭了,那么他只有从犯罪走向犯罪,宣至监狱和苦役把他折磨至死。人们责怪,说监狱是偷窃的学校。任凭监狱如何安排,任凭监狱使他孤独到一个人尽可能忍受的程度,它仍然将是偷窃的学校。将没有任何东西可以抵制偷窃的宣传,惩罚得越离奇,它们将越是深深地印入脑子里。如果在囚犯中间建立劳动财产,那么他们在一起住得越挤,反偷窃的宣传就越强有力。现在已经有这种情况,在囚犯们可以拥有某种东西的地方,他们对小偷揍得很凶。整个牢房起来维护被偷光的伙伴,扑向小偷,要如此残酷地揍他,以致只得对他实行单独监禁才算完事。我曾亲眼看到这样一件事:那里类似的用拳头来宣传诚实完全是从原则立场出发的。被偷的是一个平时被大家嘲笑的瞎子,小偷怎么也想不出,他能找到什么人来保护他。当四面八方向他挥动拳头的时候,当每个人都急着想用拳打脚踢来表明自己参加共同的事业的时候,他完全茫然若失了。

卑恭屈节的一天夭越来越忘掉什么是劳动生活的囚犯,精神上被监狱的纪律搞得昏昏欲睡。在这个学校里,镇压一切足以使人们产生精力或导致其骚动的热情的东西。在监狱里只要一旦囚犯的伙伴多了一些,马上开始白天囚禁,按次序轮流放风2小时,目的是为了院落里不要密集人群。一切喧闹的欢快的玩乐都是被禁止的。只要哪里一旦出现过多的生机,立即使之寂静。有极个别的例外的情况,监狱呈现出一副修道院的样子。在院子里、囚室里散落着人群,一些人从容不迫地来回走动,另一些人结伴坐着或默默地站着。偶尔能看见这样的人,他坐在那里磨一块马路上拣来的骨头,以便做一个便宜的戒指。还有一些人在玩牌或下跳棋。为了证实,监狱弄得一个人不象人到什么程度,它把人凌辱到什么程度以及如何使一个人丧失过公民生活的能力,有必要在他被押解途中进行一些观察。这里有个农民,他是几个星期以前被捕的。他的全部身心依然沉浸在过去的生活斗争之中,在他身上翻腾着全部的生活激情和思虑。他穿着一件破烂的短皮袄,成天躺在门旁并和自己的母亲在交谈。我听他讲了几个钟头,甚至不知道他犯了什么罪,为什么他要坐牢,但是我却了解到了他的整个家庭状况的全部细节:我知道了,他有一条奶牛,一匹怀着马驹的马,五只绵羊。我还了解了他村里的许多人,了解了他们享有的信任和他们的有用程度,他们与他的家庭的关系。我听足了农业上的格言和实用的观点。看守无精打彩地把他从门洞口赶开。狱吏也不责备他:要知道,即使是看守也生活在日常生活的斗争之中,狱吏也有妻子、孩子和生活上的操心。他的感情对所有的人都是可以理解的。我好奇地观察着这些不由自主的同情的心理表现。这里是一堆坐过一、二年或更多年份的囚犯,你可以和他们一起坐上不仅是几个钟头,而是两、三星期,除了听到他们讲刑法、监狱统计和监狱历史或关于囚犯兰斯基逃跑的传说之外听不到任何别的事情。这个农民坐上两年牢,也会是这个样子的,生活中将没有他。听着这些人谈话,你可以感到,对于他们来说,监狱取代了家庭、朋友、熟悉的人,看来还有祖国。如果他们在自由的时候也如此向往着监狱,还有什么可奇怪的呢?看,监狱对人有多大的影响。根据1863年的资料,这一年有250,707个被控犯罪的人为自己作了辩护。在一代人期间,这将达600万人以上,几乎是居民的10%。他们当中有多少人将成为监狱的牺牲品?新的诉讼程序给了我们什么样的结果?愿上帝保佑,让我们别再见到至今我们看到过的事情吧。在报刊上和在实行新的诉讼程度的地方都能听到起劲的控诉,要把那些辩明自己无罪的人长期监禁。这将会怎么样呢?

对囚犯来说,押戒途中的旅行是他的监狱生活中最幸福的插曲。这时,监狱的单调日子结束了,开始了比较多样化的生活,甚至还会有许多奇遇。除此之外,在囚犯身上出现了钱。在这种条件下,锁链给他磨出来的伤口,他所遭受的寒冷,对他来说,都算不了什么。他玎珰玎珰地拖着锁链,一昼夜走上20或30俄里,然后来到了旅站。这个在遥远地方的旅站,十分象是带着铁栅栏的简陋而乌黑的小农舍。在比较热闹的地方,这是带有四个不大的房间的围有壕沟的定型的房子,这里囚犯不会因昆虫和寒冷而特别遭罪。当他和一小批人歇宿在一个大旅站的时候,他就要不幸了。这里他得整个晚上不合眼地来回走动,即使如此,各种昆虫还会落满他一身。这一下他走到大道上了。人们通过铁路、轮船或三套马车运送他。这种旅行对斯文的旅行者来说将会是无法形容地可怕,然而对他说来,却几乎是天堂。如果把有身份的旅客即使不是安排在甲板上而是安排在家庭住房里,他将说什么呢?他走进低矮、阴暗、带有铺板的船舱,这里裂缝代替窗户,大半块玻璃是破的,风从窗户和烟囱吹进来,无处可躲避寒冷和过堂风。可以打赌,过了一昼夜有身份的旅客就会喉头发炎。但是囚犯却说,这里妙极了。其实,他大可不必迷恋于这些外表,他也是人,他经常得付出患重感冒的代价。在一些大而脏、窗户破损的棚子的旅站里,同样的遭遇在等着他。可以断定说,一个人已堕落到何等地步,对于他来说,类似的旅行经常似乎觉得比劳动的自由生活还更吸引人。在这一次对囚犯来说,得到了有时是如此难于得到的休息以后,他的最后的管制时期——苦役或强迫劳动开始了。这里他已经不是无所事事的了,而是被迫进行无偿的、纯粹是奴隶的劳动。在这种劳动中,无主见的个性和奴性的发展达到了极限。他干的活经常是很繁重的,达到精疲力竭的程度,使得他的手上和脚上的肌腱都得了劳伤,同时,有时饮食很不够。在强迫劳动营里对伙食不足的怨声还较少,而从苦役犯中则听到许多痛苦的怨诉。现在这已经不再是个人了,而是人渣,是没有性格没有精力的愚钝的活物。在这个活物身上有时还残存着野蛮性,这种野蛮性就如同几百年来疯子对待自己的力量那样错误地看待自己的精力。疯子总觉得自己力量在增加。科学还没有论证,他会感到自己力量在衰竭。在最近时期,当某些地方用自由劳动来代替苦役劳动,一些长官怎么也不会对付自由劳动者。当他们碰到相对活跃的自由劳动者的时候,完全被搞得手足失措。我多次听到过对自由劳动者的恼怒的埋怨以及对苦役犯的赞歌。当一个人精神上发生毛病的时候,他似乎觉得,自己的精神力量增长到不可想象的地步,他认为自己是伟大的天才和英雄。因此,当人们把他送进疯人院的时候,他感到惊奇莫名。苦役犯身上也发生同样的情况:他堕落得越厉害,越觉得自己具有经验和力量。而当他第一次接触现实的时候,痛苦的失望却在等着他。对流浪者来说,强制学校的结局是逃跑。有的认为,当他自由的时候,他对所有人来说将都是威严而可怕的沙皇。但是,只要一旦他看不见监狱的墙壁和追捕者,他就体验到现实完全不符合于他的理想。他设想,对农民来说,他将是骇人的怪物,然而,痛苦的经验使他懂得,他怕农民远远超过农民怕他。这里的情况就如同人和熊之间的关系一样。熊似乎是可怕的野兽,可是熊怕人远远超过人怕熊,熊的智力和意志都较弱。有一次,我问原始森林里的居民,为什么熊更怕人。他回答说,很简单,是人猎捕熊,而不是熊猎捕人。关于逃亡者亦可用同一说法:是农民抓捕逃亡者,而不是逃亡者抓捕农民。有一次,一个逃亡者饿得肚子直叫唤,可是他不仅不敢进村和进农舍,而且看看它都觉得可怕。很快,他进到了这样一种精神状态,他愿意对每一个农民和城里的每一个警察不仅是弯腰鞠躬而是跪着磕头,只求能给他安生。在西伯利亚的村庄里,只要逃亡者一旦开始调皮捣蛋,农民立即进行围捕,而在城里是由内部警卫队的士兵经常进行围捕的。逃亡者是如此地害怕这些围捕,以至自己把小偷交出来,只求得不要弄到围捕的地步。在夏天的日子里,逃亡者忍受着穷困和克制还马马虎虎可以混日子,而一到冬天,他在这种状况下是无论如何无法生活的。冬天,流浪的逃亡者在各地消失了,好像他们都钻到地底下去似的。总之,逃亡者,不管他在夏天如何晃悠,到冬天他极需要安定下来。假如他多少还是个人,那么他为自己找个冬天的工作做做,否则,他会自愿重新回到苦役营里去。随着寻找活计干,他开始了复活时期。我们看到过了他的苦役和流浪生活,现在让我们来看看他的劳动生活吧。

多么开心的生活!

萨尔梅科夫

在T.城,桥上站着两个人,两个人都穿着破衣烂衫。一个人,中等身材,红头发,蔚蓝色的眼睛,他的娇嫩的皮肤有很多裂纹,可以看到长着雀斑的小块小块的红肿。另一个人,黝黑的脸孔,高个子,由于干瘦,他的眼睛塌陷下去,而鼻子却显得特别高,再加上他那蓬散的头发,使他具有一副凶相。这是逃亡者。他们刚才为两张身份证付给一个小官僚自己的最后的七个戈比,这两张身份证不是假的,而是过期作废了的。正是这个小官僚告诉他们,商人拉尼京招收逃亡者干活。他们停在桥上,向上帝作了祷告,憋足了劲。他们相当勇敢地走进了拉尼京的没有上锁的前厅,那里没有人。过了几秒钟,传来不安的声音:“那里是谁啊?”,主人走进了前厅,他看了一下他们的身份证,大声呼叫起来,满屋子吵嚷声。主人叫嚷:“小偷,骗子,原来你们进来偷东西来了,还说得好听,是什么找工作。”人们都跑拢来了,有的拿着木棍,有的抓把扫帚,狠揍我们的主人公,就好像打倒霉的狗一样。他们跳过围墙奔向一个沟里,再拼命地跳过了两俄丈的高度,他们自己也弄不明白,怎么就到了安全地带了,他们到了离城有两俄里的桥下。这时,拉尼京正在庆幸自己的好运气,自己的财富,也许还有生命都得救了。我们的流浪者坐在桥下痛哭流涕。小官僚欺骗了他们,他们给掉了最后一点钱,现在没有钱可以买面包了。他们在桥下忧伤地坐着,直到饥饿的力量驱走他们。已经是晚上了,到城里去会有危险,他们停留在墓地的最边上,这里已经既没有十字架也没有纪念碑,否则,可能人们会认为他们到这里偷来了。他们坐在坟墓之间,由于饥饿和激动通宵未能入睡。忽然,他们看见坟墓上面有某种光亮,好像是某个圣像的面容发着光井升上天空。黝黑的人对自己的伙伴说:“咱们快归天了。”他是一个笃信上帝的人,有许多偏见。第二天,他们重新进城并坐在桥上。他们饿得脚酸手软,他们根本不知道究竟应该怎么办。然而,命运给他们送来了幸福。三个和他们一样没有身份证的人邀请他们一起到商人波克罗夫斯基那里去当雇工。他们前往波克罗夫斯基家。看来,他们的新伙伴所得到的痛苦教训并不比他们少。因此,他们起先两次走过波克罗夫斯基的家,然后在院落对面停了下来,久久地注视着它,等着,看是否会出现某种有利的迹象。院落空荡荡地,只有一只狗在安静地踱着步,还有一只山羊耷拉着脑袋躺在木柴旁边。有利的迹象丝毫未见。因此,他们转过拐角到一座被火烧掉的房子那里站了半个钟头,重新走近院落。还是看不到任何有利的迹象。第三次,有利的迹象出现了,一个伶俐的伙计,抖动着卷发,从帐房跑过院子。他们走近他,伙计停住了,看看他们的样子,说“滚开,瞧你们那副样子”。说完,象影子似地快速闪入主楼的人口。他们耷拉着脑袋,感到十分痛心,但又没有办法,只得走开。他们走了一俄里半,自己也不知道为的啥,由于精疲力竭,他们在一块空地附近坐了下来。他们坐了一个钟头,相互不说一句话。当乡下佬难受的时候是不爱说话的。最后,红头发开腔了:“伙计,这是怎么回事?你们不是说波克罗夫斯基要雇人吗?”伙伴中的一个回答说:“要雇人这是定了的,得等候主人本人。”等了一会儿,他们重又走近波克罗夫斯基的家并开始等待。不过,不是在房子跟前,也不是附近,而是在斜对过,好像他们害怕波克罗夫斯基家里有人会从窗户向他们开枪似的。过了三个钟头,一辆双驾马车驶近正门,波克罗夫斯基在台阶上出现了。乡下佬走到他身边。“你们明天来,今天没有空”,他说完就坐车走了。通宵下着雨,在森林里根本是无法忍受的,他们在灌木丛里坐着,就跟泡在水里一样,浑身都湿透了,透骨的风猛刮着。他们心里想:淹死也许还更好,对大家来说反正都一样。一个长得黑黑的人说:“对了,我们会淹死的,我们在这里快完蛋了。”幸好,在地里发现了干草垛,他们想钻到里头躲雨,但是,刚刚安排停当,天亮了,他们还得再进城。清晨很冷,由于饥饿,觉得更冷了,牙齿打颤,头发晕,他们象醉汉似地东倒西歪地走着。他们跌了几次胶,掉进路旁的沟里。当他们走近波克罗夫斯基的家的时候,还很早,但是,这一次他们兴致勃勃地等待着。大门刚一打开,他们就说,是主人叫他们进去的,并走了进去。在院里,他们坐了四小时,下着倾盆大雨。在台阶上出来一个小孩,他的一只手上拿着一块肉,另一只手上是面包。他吃得两腮鼓鼓囊囊,似乎故意逗他们。他们因此感到如此地泄气,所有的人都站了起来,恭顺地在他面前摘下帽子。8点钟,波克罗夫斯基穿着晨衣出到台阶上,看了看他们的身份证,问还有没有好一些的身份证。他说:“好吧,你们晚上6点钟来吧,我将雇用你们。”他们容光焕发地走了出来,对他们来说,精神完全安定的时刻来到了,但是,接着而来的是他们感到如此可怕的饥饿,真想扑向第一个遇到的行人并把他撕成碎块。他们感到两眼发黑,双脚完全不听使唤,而到傍晚还早着哩。怎么办?向人乞讨,但是,现在怎么能向人乞讨呢,正当他们已经找到工作的时候。人们会把他们弄到警察局去,他们就可能会失去一切,而偷窃则更危险。他们决定忍耐。偏巧在他们身边走过一个拿着烤制面包的人,他们忍不住了,走上前去,恭顺地摘下帽于:“亲爹,我们有7天没吃东西了,赐给我们一小块面包吧。”他们得到了一小块面包,大约有四分之三俄磅重。他们把它分吃了,结果并不好,当他们吃了自己的部分以后,饿得更厉害了,他们差一点都要发疯了。到6点钟时间拖得真长,但是6点钟终于来到了,他们见到了波克罗夫斯基。和他一起的还有个官员和一个伙计。他问他们:“你们愿意干重活吗?你们将绝对服从吗?”他们回答说:“是。”波克罗夫斯基用教训的口吻说:“留点神,你们不是没有见证人的,你们是在官员面前这么说的,以后可不许否认,不许装蒜。”“我们将尽量听从您的吩咐,”——这就是回答。“至于报酬,你们用不着操心,我不会亏待你们的。明天天亮前来,这个伙计会派你们去干活的……不出200俄里。”这就是波克罗夫斯基的结束语,他转过身,走了。我们的主人公出了大门,一个二十来岁的小伙子走近他们。小伙子问:“他跟你们说什么了?”“同意不同意干重活,报酬可给得不少。”他们回答说,特别强调后一句话,为了哪怕是多少能美化一下波克罗夫斯基的回答也好。小伙子说:“唉,糟了,他们强迫你们去挖沟,你们一点钱也赚不着,你们只是单单为面包干活,即使面包你们也最好别吃它。伙计们,你们最好还是跳河去。”小伙子转过了身,消失不见了。我们的主人公慌了神了,好像开始给他们浇了一身凉水,然后又用开水烫他们。已经是深夜了,我们的伙计坐在城外的一个敞棚里,他们议论开了,是否还是到官方去自首,声称自己是流浪者为好。他们就好像是一些正要饿死的人在讨论一样:讲了几分钟的话,停个把钟头,或者,最好是说,失去了知觉。他们决定不到官方去自首,因为,假如到官方去自首,那么会把他们弄到警察局去,那就又得饿上几天,而要再饿几天,他们却是无能为力了。他们在天亮前起身了,带着沉重的心情去给肥头大耳的商人剥削者当奴隶。他们坐车来到工作地点,高兴极了:不需要他们去挖沟,而是雇了另外一些人。不过,仍然还是把他们派去挖沟了,时间不长,当别人还未到的时候,他们去替一天。过去了一天,过去了一星期,到了一个月的时候,还是把他们派去挖沟了。是鬼想出这种活计来折磨人的,站在齐腰深的脏水里,臭气熏得人憋气,要是突然陷进去了,深不见底,有时石头砸着脚,有时树枝会把你扎伤。真是给鬼干活一个样,什么都不顺手,你把它堵住了,而它又给你塌了。他们只等着算账的日子,想得到钱后溜之大吉。一个月过去了,连一个戈比也没拿到。“你们要钱有什么用,我们在这里醉鬼还见得少吗?不算你们也有的是。你们怕什么,你们吃不了亏,你们的钱都完整的,一个戈比也没少。钱放在我这里比在你们手上保险。”他们回答说:“活可是这样重啊。”人们告诉他们:“将按照活计给你们付钱。”他们来到吃饭地方吃晚饭。工人们对他们说:“你们连一个子儿也没看见,你们还干个鬼。”过了两天,他们真的准备逃跑了,忽然盛传,过三天头头就要来,将给所有的人清帐,大家都能得到钱。这算什么,干了这么久的活不拿钱?应该等一等。他们等了一天又一天,而且伙食很糟,糟透了,成天只吃燕麦粥,衣服也都穿破了,由于身上太脏,皮肤长了脓疮。过了3个星期,他们开始考虑,他们受骗了。但是,看,人们聚集拢来算账了,人们说,明天头头就来。另外一些人得到钱了,他们却什么也没捞着,站了一会,走开了。当他们来到吃饭的地方时,那里所有的人都不满,各处嚼着面包的人们都聚集到街头来了,声音嘈杂,秩序混乱,威胁着要到官方去告。回答他们的是:“告去吧,在森林里有许多树条可用来抽打。到时候,你们就不能吭声了。”到傍晚,出主意的人开始劝大家散开回去;告诉说,结算将会使大家皆大欢喜。工人们散开了,他们通宵小声地相互议论,出主意的人骗了他们,他们从主人那里得到了钱,背叛了大家了。第二天,来了一个官员,他走向人群,问他们对主人是否满意,谁也没吭声,大家都等着点什么。官员在工厂里走起来了,事情落空了。他走遍了整个工厂,甚至房顶下都去呆了一会,看看有否对健康危险或有害的东西。肥头大耳的商人安排得很巧妙,但是中间出了点事。本来人们已经散开了,但当一个老头在扬水机旁向官员告主人的状时,5分钟内,消息就传遍了农村。“小伙子们,走,去告主人的状去。”大家都重复着说。当官员从工厂出来时,人们都到齐了,开始纷纷告状。官员发火了,当请他去吃早饭时,他拒绝了。他说:“波克罗夫斯基的事就象一块骨头梗在我的喉咙里,真不舒服。”管理员勉强说服他走进帐房,马上开始讲道理,他激烈地证实,和工人情不好帐不能怪主人,没有可能好好付钱,因为我们自己没有得到应该得到的钱。人们欠主人的工厂两万钱的债,但没有可能把这些钱收回来,因为警察没起作用。他们给官员看期票、帐单等等。官员安静下来了,他给小官吏命令一定要追偿所有这些钱,并命令管理员一定要给工人付清钱,还亲自向工人宣布这一点。官员走了以后,我们的主人公的一切希望全落空了,他们再坚持了两个星期,跑了。但是,他们的努力没有成功。他们又被叫回来了。这时,波克罗夫斯基本人在工厂,他把他们叫到身边,吩咐美美地给每人一杯伏特加。他说:“你们在这里很难受,会好起来的,呆下去吧,给我干活,我不会亏待你们的。”第二天,不派他们去挖沟了,而是让他们去当司炉了。他们对这工作很满意,这里可不比挖沟,挖沟的活可糟透了,这里的活是排着队干的,干上一会,休息一会。除此之外,早先的司炉得到了相当数目的工资。但是,很快他们就失望了。司炉的活是个重活。站在火光前面是这样的热,根本使人受不了。哪怕是寒冷刺骨的气候,你要是走到风里去,根本就不会觉得冷,只会感到轻松。光脚丫子踩到雪里,你都感觉不出来。可以在寒冷中待好久,你只会感到自己很轻快。人会突然感到极不舒服,脑袋发晕,全身软弱无力,只能勉强站稳脚跟,或者忽然感到手脚酸痛,继续几个钟头,一到火光跟前又会过去。有时酷热使人极度难受,简直是浑身乏力,根本吃不下东西。有时人睡着了,早晨醒来就跟水耗子似地发冷,冷得浑身打战,就好像得了寒热病。这玩意儿的结局有时是极其糟糕的:无法医治的风湿症、寒热病、热病、眼睛痛得要命,要是瞎了,那是没有什么可奇怪的。我们的主人公渐渐地饱经了一切,天知道,他们是怎么回事。是他们厌烦生活斗争了呢,还是由于经常的倒霉使他们的精神垮了,他们只是用安然的忍耐忍受一切,似乎他们没有任何保护自己的手段。话又得说回来,这还是个问题,他们是否具备这些手段。他们知道得很清楚,寻求保护是如何地困难。去告状吧,他们首先可能就得承担责任。也许他们可以威胁说,假如继续这样压迫他们,将把工厂给烧了,但是他们是太恭顺了,不可能讲这种话或将类似威胁付诸行动。而假设他们不守规矩一些,那么这可能会不仅无济于事,反而彻底把事情弄糟。更有甚者,他们轻率和不发达到如此地步,根本就没考虑过类似的生活对他们的健康危害到什么程度。我们祖国的最大不幸之一在于,我们的工人根本不考虑自己的健康,根本不害怕那种虽然是逐渐地但却是经常地损害他的活力的工作或境况。我们的主人公经常感到自己有病,有时他们感到骨头酸痛,有时发冷,但他们仍然没有想一想,这些不幸的根源何在。九月底,波克罗夫斯基忽然停止一切活计并给所有的工人付了钱。建议我们的主人公留到冬天,条件是把沟挖完。对他们说服道,现在活计会进行得顺利得多,他们再也不会跌进水坑里去了,甚至答应在结帐的时候就给钱。人们不怕他们会拒绝,知道他们没地方可去。他们用这种可怕的恭顺的方式为自己铺平通往复活的道路,他们可以整年在室外忍受着。在工人结帐的日子仍然没发给他们钱,而是发给他们暖和的衣服。砖茶等实物。他们把东西取回到自己简陋的角落,上了街,呆在一块。假如他们不呆一块,那么和谁去做伴呢。他们是那么地为世人所侧目,是一些不幸的受鄙弃者,是一些默默无闻的谁也不会注意的受难者。他们站着,看着,和往常一样地沉默着。周围的人们在狂饮,穿着丝绸连衣裙和皮毛服饰的姑娘上街了,戴着花头巾的妇女上街了。音乐、舞蹈、喧哗、嘈杂。喝醉的服饰华丽的小伙子大声地唱着歌,那里人们在赌钱,这里人们在荡秋千。各种各样的人都在结帐时得到钱,都把钱花个精光,都拼命表示自己比谁都慷慨大方。世界,以其全部的美妙和迷人,大大地敞开了自己的大门。我们的主人公的恭顺是无边的,但他们仍然泪流满面。是他们没有劳动吗,是他们没有遭罪吗?在所有这一切以后,他们还是没有可能乐一乐,哪怕是一天,哪怕是一个钟头忘掉自己的痛苦的受压抑的命运也好啊。在悲痛的眼泪以后出现痛苦的阴沉的沉默,胸中沸腾着仇恨,每个人的脑子里转动着凶恶的念头。一个人想:“是否把工厂给烧了?”另一个考虑:“今天,到晚上某人会把这个工厂给烧掉”他们机械地一下子站了起来,分散到各个角落里去,为了在墙壁后面可以看不到诱惑。过了一个钟头,他们当中的一个人忽然出现了,手里拿着一俄升酒。大家都问他:“从哪里弄来的?”“从主人那里弄来的,我还藏了一瓶,主人真不该一下子把酒分光。”他们喝完了一俄升,再继续喝。他们狂饮着,直到把弄来的酒都喝光。第二天派他们去干活,上工没衣服可穿。他们是如此珍惜所得到的冬天的衣服,好像非流浪者的工人一样,舍不得穿新的,穿着什么算什么,就去上工了。在高温环境下娇养惯了的身体在寒冷中冻得发僵。在半冻的脏泥和水里,工作进行得不顺利。除种种不幸之外,他们当中的一个人,由于不灵活,滑倒了,并开始在污泥里往下沉。他们用自己冻僵了的手拉他,反而陷得更深了。本来开始应该用。一些树干固定一下的。最后,当把淹没的人拉上来时,他已经死了。当波克罗夫斯基知道这件事以后,他吓坏了,吩咐立即赎回他们典当的东西。第二天他决意把它们都还给我们工人,让他们用8个卢布来赎,都上了帐。但是,这一次似乎命运本身使我们的主人公不得安宁,下决心要彻底得到它们。赎回的东西堆放在帐房前面的过道屋里,我们的主人公下工回来,看到了它们。他们当中的一个人说:“这就是我们的财物,我们为它们花了50个卢布,为了它们我们的筋都拉直了。而主人用6个卢布就全部把它们拿了回去。”晚上,闹开了,有人大喊:“有贼!”一大群人奔到森林里去了。我们的主人公也受了惊,但他们只是3个人,第四个人找不着了,他正是傍晚曾指着他们的被主人赎回来的东西那个人。过了一些时候,他们看见了自己的伙伴。人们把他弄回来了,他的脑袋被打破了,血哗哗直流,在他后面,人们抱着主人赎回来的那些东西。他曾想把这些东西偷走。人们把他放在床上,助医张罗了老半天,但是已经没有用了,当晚他就死了。波克罗夫斯基更怕了,下令立即和剩下来的人算清帐目并把他们弄到远离工厂的地方。这就是劳动和忍耐的果实,这就是所达到的目的,这也就是自由和有保证的生活的前景。一切都象烟似地在一分钟之内消失了,这一切是花了如此巨大的牺牲和努力得来的啊。“这是为了什么啊?”他们失望地呛叨着,捶胸顿足地哭着。管理员忍受不了他们悲痛欲绝的样子,到波克罗夫斯基那里去试探一下,看是否能为他们弄点什么好处。结果发现,波克罗夫斯基是用特殊的有偏见的眼光看待他们的。他发现,这是一些伴随着不幸的人,他们说不定会给他的工厂招来不幸,这一类人最好是让他们呆在离自己资本中心远一些的地方好。管理员不想反对,的确是有危险的。将来遇到不幸事件。得归咎于他的建议了。流浪者的阴沉的绝望不仅只是使管理员一个人产生印象。他们坐在角落里,什么东西也不吃。吃午饭的人都惊恐地瞧着他们。他们忧郁的沉默的姿态预示着某种不祥,在昏暗的角落里,他们显得象某种不动的幽灵。他们专注的绝望,他们不作丝毫的抗议忍受自己的命运,产生了比那种最猛烈的威胁所能引起的更大恐惧。大家都议论开了,说工厂逃不脱惩罚,说它将成为被损害的流浪者复仇的牺牲品。工厂里到处在说:“为什么要欺侮他们?为什么要剥夺他们的最后一块面包?要是波克罗夫斯基再这么干,他很难长期平安无事。”对不幸的受难者的这种出乎意料的普遍的同情好感的爆发对波克罗夫斯基产生了影响。他开始十分担心,不要吃这些变得冷酷无情的人的亏。这种担心的恐惧克服了他的迷信,他取消了自己的决定。他下令还给他们衣服,他是这样地天真,以为他给了他们恩惠。实际上结果并非如此。我们的可怜人经受不住由司炉的活计转到在潮湿的秋天在沼泽和严寒中干活,他们所有3个人最后都因病被解雇了。他们仍然逃不脱苦役!冬天,他们带病穿过原始森林并在苦役营里结束自己的道路。但是,他们不是到苦役营里生活来的,而是来死的。红头发的人和黝黑的人,两人过几天都在苦役营里死于伤寒。幻象实现了,他们不再是现世的人了。就是没有幻象,我也会预告他们会有这样的结局。

我讲这个故事是因为,在这故事中我看到了最好的甚至是唯一的方式能给读者明白地描绘出流浪工人的境遇和感情。他的命运,甚至在最幸运的情况下,也不会比上面讲的好多少。他必须干最繁重、有时是最危险的活。相毗邻的金矿地段吸引着金矿主,为了从那里采矿,首先需要消除界标。用谁去干这件活?最好是用流浪者:流浪者习惯于愿意廉价地去干危险的事,他的境况多半是这样的,即转到苦役营里去只是使他的命运稍差一些。即使在他有幸安顿自己的事业并享受福利的时候,他的命运也并不佳。只要他暂时还是凡人中的最不幸者,至少谁也不会用贪婪的目光来看着他。如果他安顿了自己的事业,弄到了房子,对他来说,另一种类型的灾难就会临头。特别是在西伯利亚,在工厂附近可以看到一些建造在公家土地上而不是工厂土地上的房子,这些房子是在工厂工作的流浪者的财产。可以肯定他说,关于这些房子中的每一座房子都有一份清单,这份清单象是肺结核,它从房子主人那里吸取能给他以福利,健康和力量的一切油水。这份清单使得他变得对所有想剥削他的人来说那么地恭顺和非常地好说话。不管他是多么地善于经营和幸运,他从来不可能积攒大量的财富。人们注意到,最正直的流浪者经常是不可靠的,把一大笔钱交给他代管经常是危险的。我听到过一个事件,在这事件中,这一现象的原因暴露得林常明显。一个流浪者,他在商人的帐房里工作,长期以来被认为是最可靠、最正直的人,偷走了25,000卢布,逃走了。他的生活由安定而有保证的状况变成最不能忍受的地步。他逃到了北部原始森林的乡下,这里不知道有什么大车,周围没有任何道路。在这里,他竟到了只得饿死的地步。为了拯救自己免于饿死,他必须自愿地把自己交到司法机关的手里。他坐了牢,忍受不了自己新的境遇,自杀了。熟悉他的人对他的行动感到十分惊奇,当他们知道了他的可怜的处境以后,不能不对他表示同情。临死以前,他对他们讲了心里话,他对他们解释说,他在自己生活中不得安宁,他的境况愈改善,内心的折磨愈增加。他越习惯于在富足的商人家里的完全有保证的办事员的生活,越使他害怕转到他从未呆过的监狱里去。从他手头有了一大笔钱以后,他的自我斗争一天比一天变得无法忍受。他从来不想过比在帐房里更好的生活。但是,他觉得,当他拥有许多钱,他将使自己免受一切偶然因素的侵害。可是,一旦他偷了钱,他发觉了自己的错误,他差点被诱使干更残忍的罪行。他在自己掌管手下有一个人,这个人想揭发他,他受到了要打死这个人的强烈的诱惑,但他克制住了,扔掉所有偷来的财宝,逃进了原始森林。他想在那里离群索居,做个隐士,向上帝祷告。这个打算原来是个根本不可能实现的幻想。看,眼前这个人,他非常信仰宗教,本性倾向于正直,由于各种不幸情况的凑合,落到了流浪者的地步;尽管他有很大的才能,这种才能引起那些文化教养粗浅的人对他难忘的尊敬,他还是变成个小偷,差一点没走到杀人犯的地步,最后以自杀结束了自己的一生。任何一个坏蛋不仅可以骚扰这一类人,还可以使他成为十足的不幸者。一个农奴,由于阻止自己的地主强奸自己的老婆,为此被地主打发到西伯利亚去。(不幸得很,过去在俄罗斯碰到过这类事情。)他的妻子忍受不了西伯利亚的生活,劝说他跑回俄罗斯。在俄罗斯,他安稳地生活了12年。他的妻子仍然还是个美女,不幸使另一个地主着了迷。但是由于她不能使他如愿以偿,地主开始迫害她的丈夫。当被发现他是流浪者,他的房子和财产都化为乌有,全家悲惨地死去。曾经有过一些例子,流浪者的境况使得正直的人变成怙恶不悛的罪犯。在一个城市里,有一个铁匠需要一张身份证,他照例寄回家的钱比得到这张身份证所需要的钱多一倍。给他回信说,他还需要再寄这么多钱,他寄去了。以后又得到一封信,说他需要交10个卢布的欠税,他寄去了。接着,写信告诉他,他还需要交15卢布的兵役费,因为他被抽着当兵了,应当自己出钱雇人代替。他不得已又得寄去了15卢布。同时,他又花去5个卢布,要求延期,延期的期限过去了,他还是没得到身份证。过了一些时候,他得到一封信,人们要他再付13卢布的某种欠税。他看不到这件事什么时候将完结,拒绝再寄钱。某次,警察局威胁了他一下,他吓坏了,跑了。经过各种苦难以后,他在一个遥远的大城市里定居下来。事情进行得并不太好,但饭还是能吃饱的。不幸他被视为是个富有的人,四面八方都贪婪地注视着他。吝啬鬼和穷人是难以区别的。他开始落入了最为难的境地。结果弄成这样:他自己一昼夜没吃东西了,人家还跟他要钱,他开始说服他们,说他自己在半饥半饱的状态下生活。人们哈哈大笑,接着开始威胁他。他连想都没想过要购买偷来的东西,而人们要他相信,他早已这样干了。果真不需要假定流浪者会干一切坏事吗?他是个铁匠,那就是说他购买偷来的铁,经过加工把它出卖。自愿不自愿地他开始干这类事。开初,他是那么害怕购买偷来的东西,以至浑身发颤。当小偷带着这类东西进来时,他晚上吓得睡不着觉。以后他习惯了。他这里还设置了侦查业务,最后,他这里成了窃贼和骗子的巢穴。他和以前一样以富有闻名可能并不是没有根据的。从他的屋里往外通一条地道,而在街道的中间建立了一个地下仓库。落到这座房子里的东西就永不复返地丢失了。他由一个羞怯而温顺的人变成一个大胆而活跃的罪犯。看,我们这里这一阶层的人经受着什么样的考验,他们由于自己意志的薄弱,很少能经受得住考验!是否还有可能消灭流浪现象或者在多年期间阻止大量的人处于流浪者状态的事实,多年的经验证实,这是完全不可能的。还可能有什么会比象我们的流浪者工人的状况那种萎靡而漂泊不定的状况更坏的吗?在文明的和福利更多的国家里,根本不向人索取身份证。只要他不犯罪,他可以安然地享受自己的公民权利,谁也不会问他,你的身份证在哪里,你怎么可以住在这里或那里。我们的行政机构一方面心目中看到这一点,另方面看来看到了用严厉的措施不可能根除流浪现象,挑选了一条中间道路。对流浪者,特别是在西伯利亚,不怎么追缉,或者甚至根本不迫缉,只要他不去犯罪。但是,这么办,事情并没有完,流浪者还是没有身份证,他和从前一样被隔绝通往获得正直而牢靠的福利的道路,四面八方把他推向穷困和恶习的道路。最好是,开始干好事的行政机构不要在半道停留,而继续走下去……有人需要付钱,那么向他拿,卖掉他的东西;不需要向他拿什么,那么让他去吧,让他走向广阔的天地并用正直的劳动为自己挣钱;阻拦他通往正直劳动的道路,什么好结果也不会有。有必要惩罚某人,而为了他免受惩罚,要为他杜绝所有的途径。做不到这一点,什么也办不成,让他正直地在自由中生活,这比多年拖着虚费时间的麻烦事而推向犯罪的道路要强。

第二章 西伯利亚的农民

这就是有名的叶尼塞斯克,这个一千零一夜故事里的城市,关于它流传着如此大量的难以令人置信的传说和故事,在这里人们积聚了几百万,突然又在瞬间完全消失。我带着紧张的好奇心在稀疏的森林之间驱车而行并等待着叶尼塞斯克街道两旁的房屋在我眼前左右闪烁而过,当我亲眼看到这一西伯利亚的工业中心的时候,我开始感到,最好说是完全感到失望。当我驱车到西伯利亚的第一个城市彼尔姆省的秋明时,我真没想到,这是一个非常好的城市。它延伸到3俄里以上,它的许多石头房子装饰着图拉河的堤岸。看样子它是富有的工业居民的第一个代表。我想,在西伯利亚工人也许真的过着好日子,也许甚至比俄罗斯还要强。至少一些城市是富足的,也许工资也是高的。从托波尔斯克我就已经开始失望了,对于一个省城来说它是差劲的,它比秋明稍为好一点,可是这是西伯利亚各省中居民最多的主要城市。后面接着的是鄂毕河上的苏尔古特与纳雷姆,这些城市可以与俄罗斯的贫困的乡村相比较。两、三个商人和商业经纪人,几个官方人员,一个牧师和几家住户——这就是在那里能够看到超出贫困限度的一切。沿着伊尔库茨克大道遇到所有可怜的城市,其中最宏伟的建筑物就是监狱。在托波尔斯克与托姆斯克之间有一个比较大的城市,这就是鄂木斯克。鄂木斯克要是作为一个县城,那是挺不差的,但是作为省长将军的府邸,那就是一个可怜的城市。在秋明之后第一个不带有贫困色彩的城市是托姆斯克。这个城市相当优美地伸展开去,但是它没有一条铺好的街道,虽然沿着整个城市的托姆河河岸布满了小石子,不需要经过任何粉碎加工就可以用这些小石子铺一条漂亮的公路!在这个城市里没有一座石头房子是带三层楼的,而在两层楼的房子当中似乎只有10座带有一排7个以上的窗户,三分之二的房子是半层楼的。在基希涅夫一座石头房子要住34个人,而在比萨拉比亚省的7个城市中每座石头房子要住46个人。在托姆斯克一座石头房子住220个人。在托姆斯克省的7个城市中每座石头房子要住425个人。克拉斯诺雅尔斯克位于多峰山区的风光之中,这些山看上去比在伏尔加河遇到的所有的山都要高得多。沿着这条河没有一个地方的风光能与克拉斯诺雅尔斯克的风光媲美的。假如从叶尼塞河的河岸区看这些山,那么叶尼塞河就会由于宏伟的环境而失去自己的壮丽,假如从山上眺望克拉斯诺雅尔斯克及其四郊,那么这个城市在自己美妙的环境中就显得象个可怜的农村。它的可怜的石头房子和4、5座教堂似乎只是为了多少去除一点它的乡村外表而建立起来的,但是它们达不到这一目的。尽管城市建造得正确并位于很方便的地方,但是从山上看去,它的木头房子是如此地象农民的建筑物,怎么也无法从初次印象中摆脱,它仍然象一个大的农村。在西伯利亚51座城市中有24座没有一座石头房子,在9座城市中没有3座以上的石头房子。叶尼塞斯克比克拉斯诺雅尔斯克稍为差一些,可能甚至还属于好的县城之列,但是关于它的富足的传闻却原来完全是夸大的。西伯利亚人习惯于算几百万和几十万这些数,你听着他们,他们会说,在他们的叶尼塞斯克有着一些百万富翁的资本家,而几十万财富的资本家那是平平常常的了。核实一下叶尼塞斯克的百万富翁原来只有15万财富,而认为有10万资本的地方原来是2万。衡量一下西伯利亚的四分之三的地方,拿托波尔斯克、托姆斯克、叶尼塞斯克3个省来说,在全部3个省中有多少百万富翁?两个。一次我问一个有良心的资本家:“你们赚钱赚得这么差劲,这是怎么回事?”他回答说:“向谁去赚钱,在所有的人都很穷的地方赚钱是困难的。”西伯利亚的上层社会却不是这么谈论的。他们说,我们的人民是富足的,看吧,这里的农民是怎样的财主,有的农民耕种200俄亩土地,有100多匹马,它们都是良种马,是大走马;他的养蜂场里有400个蜂箱;一年他要砍500立方俄丈木头;在他的马群里马大批地生下来,没套过马具就死去了。有这样一些农民,他们的资本可能有3万,但他们仍然只经营一行农业。让我们来验证一下这些说法。我们从村镇的外表开始。西伯利亚人喜欢夸耀,说他们没有缺少烟囱的农舍。不仅如此,在西伯利亚不只是富裕的农舍而且是贫穷的农民的室内生活都是惊人地干净的。地板、墙壁、木炕、桌子不仅是洗过的,而且还刮过,炉灶粉刷得雪白;在富有的农民家里整个地板铺上了带花纹织物的粗麻布地毯,在中等水平的农民家里则是梳麻织的地毯,即织成这种地毯的线是由一些剩麻头纺成的。西伯利亚的第三个特点是没有树皮鞋,这单纯只是由于缺乏椵树。然而良好的印象也就到此为止了。在西怕利亚我确信了,在干净的地板上也可以象在脏地板上一样地饿死人,脏同样经常可以属于富人,就跟干净属于贫穷者一样。要知道靠近尼罗河发源地的光身子的黑人也是生活得很干净的。对于如何解释农民生活中的这一特点问题,西伯利亚人回答说:在西伯利亚不曾有过奴隶制,因此家里没有脏。但是,如果说在西伯利亚房子里没有脏东西,那么在街上可是脏得很厉害。在西伯利亚是不给田地施厩肥的,所有的粪便和脏东西从院子里倒在街上。冬天,街上堆满了冻住的粪便碎块,在上面赶车就跟在铺满石头的路上一样。为了对比可以说:西伯利亚未曾有过自治制度,因此街道是脏的。看着村镇的建筑物,不能不看出贫困,特别是如果想象到你是在森林之国中驱车而行。尽管在从秋明到伊尔库茨克的大道上村庄里也能看到一些有7个或9个窗户的两层楼的木房子,但是中间是穿堂,两旁带两间房的农舍,不仅比俄罗斯的其他地方要多,比可怜的农舍要多得多,而且房子的建筑样式也具有贫穷的特色,没有什么雕刻。这不仅是和俄罗斯中部的建筑比较是如此,而且和象科斯特罗马与沃洛格达这样的省份比也是如此。在一个院落里建筑物的数量少这一点也使人感到惊讶,特别是要是在几天前经过维亚特省的话。一个房间带3个窗户的房子及简陋的小农舍不仅过份经常地可以遇到,而且还能看到西伯利亚的一个特点,这就是房子完全没有屋顶,方形,只是由一些长圆木构成,中间带一个窗户,周围则一贫如洗。这种房子给人产生如此赤贫和可怜的印象,很难给它找到一个合适的比较。在离开大道的地方和原始森林中两层楼井带四个窗户和两个穿堂的房子就算是最奢华的了。甚至经常有缺少屋顶的房子,这种房子是低矮而狭窄的住处,这是直接等同于野兽洞穴的中间阶梯。最后的房子与野兽的住处毫无区别,可能与熊穴的差别并不大。尽管西伯利亚人吹嘘没有缺少烟囱的农舍,但是冬天,我在西伯利亚农村各处行走,我经常看到从开着的农舍窗户或洞口里冒出烟来,这就是说那里的空气是不太干净的。两层窗框是罕见的,经常看到用牛尿泡代替玻璃,农舍里就跟监狱里一样,总是昏暗的。越往东去,越是看到贫困。最后,在西伯利亚大量的农业工人使我惊奇。他们远比俄罗斯要多。我不能不怜悯地看待这些人们,尤其是当他们有妻子和孩子的时候。他们是如何痛苦地埋怨自己的命运,他们是如何热烈地期望摆脱自己的境况,而能摆脱的希望是极其渺茫的。我永远忘不了我在西伯利亚得到的初次印象。我是在冬天的二月份去的,所有活物都染上了一种消极情绪,似乎全认为自己是毫无希望的死者,这使我惊奇。当你沿途在带铃铛的三套马车上疾驰的时候,路上躺着一条母牛,它一动也不动,二套马车差点没压死它;赶车人恼怒地用鞭子抽它,它象一块木头,连耳朵都不动一下。生病的小孩穿着一件衬衫,光着脚,在寒冷中坐着。我对母亲说:“您怎么搞的,您的小孩会死的。”她带着无望的冷漠回答说:“管他哩,我们是养小孩的人吗?”在这种沉重的锁链锁住一切的气氛中,到处可以听到:“我们用不着期待什么好事,坏得不能再坏了。”当时我不明白,所有这一切意味着什么。我力求相信这些初次的印象是假的,但是我观察得越多,我对这种无望的消极情绪的特征的含义认识得越清楚,这种情绪在麻木不仁的深渊中以同样的重量压在人们和牲畜的身上。我初次获取的印象越来越深地印入我的脑子里。结果我猜透了这个谜——在我面前是冬日饥饿的阴沉形象。以后我不止一次地重新遇到这些阴郁现象。春天我在西伯利亚各处走,我有时要走几百和几千饿里,留神地观察着所有我遇到的妇女和儿童的脸,几乎没看到一张脸是具有健康和满足的气息的,不断地碰见力气衰竭的明显迹象。我忧伤地看着那些不幸的牲口,它们成群地奔向一点点千草,只有用最费劲的手段才能赶得动它们。与此同时我是如何经常地听到关于由于得不到饲料,牲口在春天大量死亡的传闻。要是这里对人的谈论也象对牲口那样注意的话,可能人们也会谈论儿童和妇女的死亡的。

在靠近额尔齐斯河河口,鄂毕河在我眼前宽阔地美妙地奔流着。它的永远平整的长满森林的河岸有时几乎没入水中,有时则高耸在空中,就象是永远变化着的布景;一部分河岸突出了,另一部分移动了,各种花样无穷无尽。要是鄂毕河有着多山的何岸的话,那么它的水就会失去好多宏伟景象。而现在这不是河,而是海,但不是一望无际的永远单调的海,而是围着经常变化的绿壁岸边的海。甚至这些水的永远的荒凉也给人产生某种尽管是忧伤但是富有诗意的印象。一个浪头追逐着一个浪头,看着它们无休无止的追求,在想像中出现了古代宗教史诗的形象——这些浪头似乎是命中注定要永远相互追逐而又总追赶不上的某种有生命之物。看,某种活物出现了,好像是一条小黑蛇在波浪之间游动,这条小蛇变成了一只小船并向我们靠拢过来。我感到某种奇异的兴奋:走了几个钟头,既没有鱼跃,也不见鸟飞,忽然间却在浪涛之上出现了活人。这是一个农民。我问他:“你在这里过得怎么样?”他回答说:“关于我们的生活不值一提,比我们更坏的生活全世界都找不到:晒晒鱼,拣拣榛果,这就算是全部的行当。在我们的土地上,既不能耕也不能种,官方知道,没有人再比我们更穷了,所以向我们抽的税远比种地的要少。”我看了看自己的交谈者,又看了看西伯利亚小官,他刚才还在吹嘘西伯利亚农民的富足。他明白了我的目光,说:“您还想在这么北部的地方寻找富足吗?您到南部的米努辛、比斯克、库兹涅茨克或巴尔瑙尔各州去看看,就可以知道什么是西伯利亚的农民。”说到做到,我已经在库兹涅茨克了,并到四郊各处走走,目的是为了了解农民的生活。首先使我惊奇的是财富的自然资源的丰富;土壤肥沃,长满了植物;能为牲口提供极其丰盛的饲料的芬芳的牧场;即使的确过份娇嫩的作物,如荞麦,经受不住寒冷因而种得少,庄稼地也提供极好的收成。这里果真是没有财富吗?至少这里的农民应和美国的农民过着同样富裕的生活。这儿有的是森林、牧场、整块的耕地;似乎不管你想耕种、收割、砍伐多少,仍然给邻居留着丰盛的东西。不管你饲养整群牲口,也不会因此挤掉谁,得罪谁。养蜂的地方是最方便的。河里和湖里长满了味道鲜美的各种鱼。森林、湖泊、低地充满野味,一对大鹬值四个戈比。野兽同样多得很。建筑有松树,做木制器皿有很好的树——雪松,制砖有罕见优质的粘土。水很丰富,甜美,干净得有如水晶,一部分水甚至以其有益的特性而著名。浆果——马林、草莓、蛇毒、岩悬钩子等非常丰富。在地下深处埋藏着大量的财富资源;煤是如此地多,有的地方它比普通的粘土还便宜,60个戈比就可以买到一船煤。大自然也没让库兹涅茨克州缺少铁与金属。还需要向大自然索取什么呢?大自然如此富足的国家多吗?在这样的环境里却生活着不幸的贫困的居民。很大一部分农民的住房是极普通的,没有屋顶的简陋农舍是很经常的现象。农民只能勉强地一半地保住自己及家庭免受寒冷与坏天气的侵袭。他的牲口则没有任何保护,马厩是极例外的,全部牲口生活在露天,除开栏栅与一点点敞棚之外,没有任何保护寒冷和坏天气的措施。在这种情况下它必须处在零下40度严寒之中。小牲口根本就经受不住这种生活,因此很少遇见,甚至猪也少。尽管农民的牲口数量不多,还是经常弄不到干草和用场很大的禾秸饲料,由于饲料不足,牲口经常或是饿死或是便宜地卖掉。在整个地区普遍的贫困是这样的严重,牲口根本就不是放牧的,知道放牧牲口技术的人很少,官员和商人根本就找不到那种能把他们的牲口组成牲口群的牧人。这一现象的原因在于普遍的贫困。这可以从这一点看出来,只要地方刚刚变得富足一些,马上就出现放牧牲口的习惯。在内贵的地方,在大量需要内的地方,比如,叶尼塞斯克州,农民已经花得起费用,能够给牧人付得起钱。要是在库兹涅茨克州他就得因这种付款而破产,因而他用不需要花钱的公共自然放牧制来代替它。围上一大块牧场,有时达10平方俄里,牲口就在这块牧场内来回走动,由于围场工作是在劳动之余干的,因此他不需要什么费用,但是它保护得很差,牲口越出场地,渡过了河。它破坏耕地,不回家,挤奶是那么地困难,以致大部分奶牛的奶很快就枯竭了。牲口经常完全丢失。贫困影响农民保住牲口,并由于这一贫困原因,他能够饲养的牲口所给予的畜产品很少,而且提早死亡。由于牲口少,全部畜产品出售以后都用来支付租和税。农民很少吃肉。少数农民甚至只有在冬天过节时才能吃到肉,夏天根本就不吃肉。当农民根本就没有任何东西可以付租税时,就在夏天宰牲口,他力求尽快地把肉卖掉。没法卖掉的部分则全家白天黑夜地吃,为了尽快地吃光它以免坏掉。这种时刻农民的全家看上去是很可怕的——人变成了某种吃人的生番,就是当狼扑向死尸的时刻也不一定会表现得如此贪婪。他们象一群饥饿的乌鸦向肉扑去,狼吞虎咽得难以想象地多,肉对他们来说显得如此地宝贵,以致他们时刻深怕哪一小块肉损坏了或白白地丢失了。他们在白天已经吃得过饱了,晚上还一再地起来再吃。他们吃鱼吃得比肉还少。在斋期,他们的全部食物由面包、格瓦斯和萝卜组成。他们的斋期整整有半年。他们当中甚至那些被认为是富足的人所吃的食物都是如此粗糙,以致完全不能保持他们的力气。这种食物必定会导致受过教育的人的死亡,外国工人的肚子会根本无法消化。西伯利亚人吹嘘,西伯利亚农民用小麦面包代替黑麦面包。虽然这是不确切的,不过的确在西伯利亚人们吃小麦面包要比俄罗斯的某些地区吃得多一些。但是在俄罗斯的很大一部分地区人们吃小麦面包吃得和西伯利亚一样多。西伯利亚农民吃的小麦面包不仅不比黑麦面包好,而且还更坏,它是酸的,没有营养的,有害的。这种面包里头有如此多的杂质,难于消化的东西,为了使它易于消化,至少需要剔除一半。为了使大家对西伯利亚农民在小麦粉名义下贪食的可怜的麸子与易消化的小麦粉之间有着何种差别有个概念,我告诉大家,在西伯利亚,后者比农民食用的面粉要贵5.5倍,更何况这种贵的小麦粉仍然只能做差劲的面包。好的小麦粉,比如萨列普塔移民所吃的那种,在西伯利亚谁也没吃过,连看也没看见过。在英国,那些认为牛肉是美味的人被看成是最末等的工人和可怜的穷人,我们工人吃的那种黑麦的和小麦的面包,英国的工人是不吃的,他将用它们来饲养猪或马。但是,要是英国工人知道,对西伯利亚的可怜的农民来说,就是这种面包还算是美味,他吃着好心的主人不愿给自己的马吃的食物,他们会说些什么呢。对他来说,吃面包太贵,l普特面包值17戈比左右,他就吃燕麦、土豆、白菜、大麦。l普特燕麦值8戈比,土豆5戈比,大麦比燕麦便宜。大麦是如此地硬并不好消化,甚至对于马的肠胃来说都是有害的,一般给马吃的时候要掺进一半燕麦。可是农民却认为大麦米是美味。大麦米的价格是1普特20戈比。西伯利亚中部与俄罗斯北部食用的大麦面包如果是烤得好的,并完全是新鲜的,似乎比小麦面包更好吃,但很快它就硬得象块石头,这时就很难说是泥上还是这种大麦面包更为营养。农民的孩子经常是饿着肚子的,当他们能吃饱黑麦面包的那一天就认为是最美妙的节日了。当农民的男孩或女孩偶然遇到机会到富裕的商人或官员家里当佣人的时候,他们贪食极其大量的面包,他们带着天真的贪婪扑向面包,有时儿童就是如此扑向美味和甜食的。我曾经观察过在类似场合下的一个小女孩,她一天吃下8—10俄磅面包,她的胃经常由于负担过重而失调,她坦率地承认在此之前她从来未曾吃饱过肚子。奶婴的命运最悲惨,由于母亲吃的伙食太差,母奶很少有好的质量的。在斋期,格瓦斯、葱头、萝卜在伙食中起着如此重大的作用,因为这一点,就是最健康最强壮的妇女的奶汁也必然遭到破坏。在农民妇女中间,健康而强壮的是极少数。比如,应当知道农民的格瓦斯究竟是什么东西。这种饮料对农民来说是必不可少的。没有这种对胃是如此强烈和刺激的东西,他就会没法消化粗糙的食物。但是由于他缺乏足够的面包来制作好的格瓦斯,他只得让浓的格瓦斯发酸到极度,因此做出了某种类似加了水的过酸的醋的东西。很难找到比这种饮料更令人恶心的东西了。我们不幸的农民用罗马人招待受难的耶稣的饮料来解渴。一旦妇女的奶水不足或完全没有,这是很经常的,婴孩就会遭到死亡,甚至那些富裕的父母的婴孩也是如此。众所周知,在甚至保持一切卫生条件下的人工喂养的情况下,小孩要比母奶喂养下多死四倍。这只能在那些很早以来就养成习掼的地方才能成功,为此还需要在母亲中间流传喂养必要的经验,可是在我们的农村,什么卫生条件也没有,对小孩碰到什么喂什么。穷人家里一般都是没有牛奶的,这时让小孩吮吸塞着黑面包的橡皮奶头,并用格瓦斯来代替一切食物。这就难怪在这种饮食下小孩总是不健康的,并且每天用自己无休止的喊叫使自己的母亲极度烦躁和绝望。这就是为什么对一个当农民的母亲来说小孩的死亡与其说是带来痛苦,还不如说是带来快乐。在这种环境下经常遇到这样的母亲,她生过13个或甚至19个小孩,但没养活一个。不需要喝母奶的孩子的境况也不更好,人们用开水煮透的麸子粥喂养他们。成年的穷人也经常食用类似的粥,这种东西是被富人用来喂猪的。工人的衣服并不比他的食物好。在西伯利亚不生长椵树,因此没有树皮鞋,皮鞋则很贵。那里遇见的皮鞋无比地粗陋,比最粗陋的长筒皮靴还差劲,这种鞋叫做勃罗特尼。它们极其便宜,但是即使是这种粗陋的差劲的皮鞋对农民来说也仍然是过份贵重的东西,因此女农民几乎总是光脚走路,男农民则很经常光脚走路。穿皮鞋的小孩是少有的例外,夏天和冬天都能看到他光着脚在外面跑。看着这些孩子光着脚,衣不蔽体,在严寒中颤抖并含着痛苦的眼泪跑进了父母家的门,不能不感到可怕。在这些地方遇见在严寒中鞋穿得像样的农民多少是个例外。在西伯利亚,人们穿着带有硬得象木头的俏皮膏的长筒毡靴,然而对穷人来说,这种毡靴仍是奢侈品,他要获得它很困难。有时他给自己制作某种厚粗麻布象长筒靴似的衣服,里面塞进碎屑,然后用透针缝住。西伯利亚乐观主义者们甚至吹嘘这种原始森林的服装。在西伯利亚严寒中能保住自己健康的唯一上衣是里外两面都是毛皮的皮袄。把山羊皮、雪豹皮或鹿皮弄软,用它来缝制外面露毛的皮袄,穿着这种好的皮袄就是最刺骨的寒风也感觉不到冷。差一些的皮袄只有一张毛皮,没有任何里子,值五个银卢布以上,因此穷人是穿不起的。在西伯利亚绵羊繁殖得很少,因此很大一部分农民不可能有羊皮袄。由于同一原因穿呢绒的农民也很少。他的所有这一切都被大麻纤维制的短外衣所代替,这种短外衣是由极差的原料制成的,而且刺很多,它们可以使手扎痛。经常在零下40度的严寒中可以看到穿着这种短外衣的农民在野地露天里。他穿着套在外衣上面的大麻制的宽大的裤子去上工,冬天他经常穿着这样的衣服在水里工作。男农民的衣服不够穿,而女农民的衣服则更少。冬天,她冻得发紫,冷得发抖,没有皮袄,只穿着一伴萨腊范和一件完全不令人满意的短外衣在衔上跑。因此女农民在冬天都是或多或少不健康的,可以走上1,000俄里而看不到一张健康的妇女脸孔。这里孩子所遭受的命运仍然最为悲惨。穿得暖和而足够的孩子一定是富有人家的,在他周围聚集着一群穷孩子,他们穿着最可怜的破布条,穿着母亲扔给他们的破衣烂衫,这种衣服一只破袖子比整个孩子还要长。这群孩子只是靠自己的活泼和经常的活动才没有冻死在街上。对于冬天的农民的孩子我除了知道他用搓拳头取暖、两脚跳来跳去之外,几乎无法想象他还会有另外的样子。这种境况的结果是经常着凉、沉痼的风湿症、牙痛、经常的肺炎和其他严重的疾病。吃奶的孩子是很必要有经常换洗的身上的内衣和床上的床单的,但他们这类东西根本就没有。在他们的摇篮里只能找到一些破布和烂衣衫,脏奶瓶损坏了他们的胃,他们躺在里面的那些尿和粪便泡坏了他们的身体。由于这一个原因死了多少孩子!小孩在经历了威胁着他的童年最初年代的一切无数危险以后,从7或10岁就开始干繁重的农活,他不仅需要耙地、锄草、收割干草,他还需要收割与脱粒。这种活有时是如此地繁重,以至他宁愿挨父亲的鞭子。为了强迫他干活,需要采取严厉的惩罚。这样的结果是提早死亡、疝气、子宫病和其他各种疾病。

这就是农民的物质状况。现在让我们来看看道德状况。在M.乡开了一个会,召开这个会的原因是两个房屋持有人之间的争执:一个给自己造了一座可爱的小房子,另一个想通过打官司把这座小房弄到手;邻居的贪图显然是不合理的,但是与此人有私人关系的乡长支持他。公众判决,这座房子坐落在划给邻居的地上。当事情结束以后,农民们散开了。旁观者开始与他们交谈。他说:“为什么你们作出这种判决,这完全是不公正的。”农民们回答说:“当然我们白白地欺侮了这个庄稼汉了,但是有什么办法,乡长要这么办。你要是不听从他的,他会让你记住一辈子。”旁观者接着说:“你们对乡长有什么怕的呢,要知道是你们自己选他的,他怎么能欺侮你们呢?”他们给了一个令人纳闷的回答:“乡长可以危害所有的庄稼汉。”旁观者在摆渡口摆渡,一个农民问另一个:“米特里,干草贮备弄得怎么样了?”德米特里回答说:“贮备倒是弄了,不过没有用,都发黑了。我们在晴天给老爷干活,这时下雨了,干草就弄坏了。”旁观者问:“给什么老爷干活?这里不是没有地主吗?”农民们回答说:“给我们的老爷,给和解中间人,他统治着我们。”观旁者问:“难道和解中间人可以强迫你们为他干活吗?”一个农民回答说:“不可以,但是可以吩咐我们,你就得干,他随便想于什么就可以对我们干什么。”

这种无限的卑恭屈节,这种对所有非法命令的绝对服从是从哪里产生出来的?选举出来的政权如何能蜕变为自己选举人的压迫者?只要我们深入了解一下农民的状况,谜语就可以猜透。靠种地过活的农民从1俄亩地里约可收获50普特黑麦、55普特小麦和70普特燕麦。假定他的家庭只由4口人组成,为了养活他们,需要60普特黑麦和12普特小麦;为了养牲口,他需要20普特黑麦和80普特燕麦。他交纳的代役租、地方税和乡政府开支税达10卢布。他有时得交各种临时税捐和补充仓库款及其他税达14卢布(我说的是皇族农民)。假如他得交两个半人口的捐税的话,那么他需要交22—35卢布——假定是29卢布。为此他需要出售17戈比1普特的黑麦67普特,共得11卢布39戈比;出售30戈比1普特的小麦50普特,共15卢布;出售8戈比1普特的燕麦32普特,共2卢布56戈比。一年他共需生产147普特黑麦、62普特小麦和112普特燕麦,除此之外,还需要有所有这些粮食品种的足够的种子。除此之外,需要算脱粒钱,付磨坊的报酬和其他开支,因此为了生产这样数量的粮食,他至少需要耕种7.5—8俄亩土地。在西伯利亚,虽然土地是不上肥的,但经营得很精细,耕种和收割1俄亩地怎么也不能少于20天,因此他需要花150—160天。西伯利亚的土地冻得很硬,只能很晚才开始耕种,可同时粮食成熟得很快,秋天开始得早。他开始干活怎么也不能早于5月1日,而到9月15日必须全部结束。如果除去一个半月的割草期,那么他总共只剩下90天生产粮食的日子。甚至还不能计算有这么多天,因为如果他过迟地播种,那么他就不能及时收割。因此,他大约缺少65天左右,也就是说,缺少五分之二以上的时间。实际上,尽管具有这些减少和扣除,农民不可能单靠一种农业劳动来养自己的家和缴纳租税。为此,他必须有辅助的手工业,或者他应除此之外从事特殊的生产,如养蜂业、流送木材等等。所有这些获利方式都是不可靠的,它们可能赚钱,也可能亏本。所有这一切的结果是缴付租税对农民来说不是一件轻松的事情。从农民身上收捐税这不是从西欧的资本家身上收捐税,西欧的资本家从自己收入中拿出3%或6%缴税款,农民则经常要花去自己收入的一半以上。要是让资本家拿出他们收入的50—60%来纳税,他们将会说些什么呢?这就很自然,征收这些捐税特别困难,不可能只用普通的财物征收法,即靠出卖农民的财物的办法来征收,这种办法之外还要加上体罚。行政当局若没有用树条赤身抽打的帮助将找不到任何可能来征收捐税,并且在这些情况下,一切取消体罚的尝试都是徒劳的。在这些情况下,采用体罚,这是不容置疑的事实。如果相信农民的叙述,那么这里有着残酷性,它使你想起在印度征收捐税时所采用的那种刑罚。人们怀着深沉的沮丧并满含热泪向我描述了这样一幅图景:一群脸色苍白的农民,一大堆运来的树条,为首的是省长或和解中间人这样的要人,他们似乎担负着如此卑鄙而不光彩的角色。当然我亲自未曾看见过这些,但是单是类似的叙述存在就足以说明,征收捐税是如何地困难。我多次亲眼看见过地方当局在征收捐税谈到农民时的那种凶横相。在这种场合,他不仅难于立功,而且甚至很难逃避上级官员的斥责,因此,只要他们一谈到农民就火冒三丈。可以想象,他们会采用何种手段!在从前,在征收捐税时,用树技能把人抽死,我亲眼读到过当着200个目击者的面完成类似英勇行为的正式记录。在这种情况下,即使是最肥沃的土壤,最丰富的农业生产率,农民仍将是贫困的。甚至可以说,农民生产得越多将越贫困,越不幸。库兹涅茨克州的农民为了缴纳所担负的租赋、捐税和食盐消费税,无论如何需要出售400,000银卢布的农产品,库兹涅茨克市需要这类产品总共是12,000银卢布,因此,农民不管怎么说需要卖给富农和投机商388,000银卢布的农产品。可以想象,在树条抽打引起的极端恐惧的影响下,他们之间展开了何等激烈的竞争,价格被压低到难以想象的程度,尽管存在着这种神话般的低价物,库兹涅茨克州仍然不可能存在任何工业。彻底破产的农民根本买不起任何东西。为库兹涅茨克商业集中地服务的资本家住在州之外,只剩下一些官员、资本家的售货员和几个可怜的商人,没有购买者使得生产者的存在也成为不可能。如果库兹涅茨克州甚至给美国提供产品,它的居民就不会挨饿。说说这一点就足够了,农民有时用1普特14戈比或甚至12戈比的价钱出售给富农谷物。征收捐税时采用的体罚使得农民在物质方面破产,在精神方面受到凌辱。他的全部财富落入了富豪之手,他本人被富豪所控制,富豪通过这个很容易就可以积累财富。所有农民阶层分解成少数富人和大量穷人。这些富人耕种200俄亩,有几百匹马,出售几百甚至几千普特粮食,还出售几十和几百立方俄丈木头。这些在许多方面都象是古罗马贵族的农民,一般被用来证明边区的富有,其实还不如说他们能证明贫困和破产。农民需缴纳的捐税数额是如此地大,他要是没有辅助工钱就无法纳得起税,这种工钱是经常没有的,甚至即使是有,他也很难到缴纳捐税的时候收集自己的工钱正好够他需要缴纳的数量。但是纳税必须迅速,树条抽身威胁着他,变卖家产威胁着他。在他面前是当众凌辱,在他面前是彻底破产。在这种双重恐惧的影响下,他病急乱投医,为了一定要躲开倒霉的事。一种躲避的办怯是给人去干活并提前拿到一部分钱。他找到了工作,当然只有半价。砍伐1立方俄丈木头的工钱应该是1卢布20戈比,但他这样一干,只能拿到60戈比或更少;备干草的活也一样。不仅是善于趁机谋利的市民利用类似机会来准备自己的终年贮备,而且更大量的是各种物资的供应者趁机捞好处。富有的农民则更经常地利用这种可怜的境况。他们按现行价格弄到供应消费品和转运沉重物资等活,然后吸收自己的可怜的同村人参加,如果在不给很多定钱情况下,他们赚20—30%,否则,他们赚50%或更多。农民不仅是为了提前弄到钱而廉价出卖自己的劳动,甚至在他十分节俭并有着比需要缴纳捐税还有更多的产品时也是如此。在他需要缴税的时候,他找不到自己产品的购买者这一点就可以导致他破产。他不仅把1普特黑麦粉压价到14和12戈比出售,而且在找不到买主的时候,他央求富豪用10戈比或更少的价值买他的东西。所有这一切的后果是来年他更难缴得起捐税。他廉价卖掉了粮食,因此他弄不到种子下种。他应当用来赚取纳税用的工钱的时间花到作工偿还过去的债务上去了。由于他干活只拿半份工资,因此在这一年不管他如何应付也不可能缴得起税。只剩下一条路——出卖牲口,但是买主却没有,而纳税的任务万分火急,没有办法,他只得去央求富有的农民。一条价值12卢布的奶牛,富有者只肯出3卢布。农民绝望地东奔西跑,要是运气好,卖个5或6卢布,要是运气不好,就是3个卢布他也得卖掉。到下一年,他亏空得更厉害了,再也没有那些能使他半价出售、救他于困境的粮食和牲口了。他面对着土豪。无法列举土豪弄得最正派和爱劳动的农民破产的全部诡计。农民中了这些诡计的弱点要是不从他的困境中寻求解释的话,那会是令人十分惊奇的。一个相当爱劳动、有头脑和正派的农民把自己的孩子给了一个富豪,因为富豪使他相信他将写一个有利于他的遗嘱。可怜的小伙子为富豪干了两年活,连一个子儿也没有拿到。富豪焦急地等待着他的父亲的破产,并来祈求他的帮助。但是父亲及时醒悟了并把儿子要了回来。在此以后,富豪仇恨他,似乎他敲诈了他,富豪在长官面前及一切可能的地方阴谋整他,散布了关于他的可耻流言蜚语并千方百计力图使他破产。这个被土豪如此整治的家庭可以算是描述库兹涅茨克州的农民状况的精彩的样板。从农民的角度来看,它算是处于十分有利的境况之中。它由父亲、母亲、最小的儿子已经12岁的三个儿子及当女工的女儿组成。他们全是一些正直、爱劳动、清醒、非常勇敢和善于经营的人。母亲能够在城里为自己找到有利的冬天的活计,她还为女儿找到同样的活。父亲是一个最勇敢的原始森林工业家,原始森林对他来说就犹如大海对于一个老海员,他对它了如指掌,他从森林中获取所有它能给予的东西:鱼、肉、野兽、金子,应有尽有。他的12岁的小儿子已经以脱粒能手著称。这个家庭中的友谊与协调给人产生最愉快的印象,他们意识到自己的优越处境,骄傲他说:“土豪吃不了我们。”可是,这个家庭过着怎样的生活,它住在我们前面谈到过的那种没有屋顶的方形农舍里,周围一贫如洗,这个农舍使人想起建立在鸡脚上的童话中的小房子。他们不仅没有任何积蓄,而且要是不借债就缴不了自己的捐税,这些债务至少相当于他应纳捐税的一半,他们比其他农民的全部优越性在于他们是在城里比较有利的条件下借到这些债的。农民的境况是困难的,他经常经受着摆脱这一困境的强烈愿望,或是强烈希望减轻或保证自己的命运。但是当他陷入了这些欲望,当他想置点什么的时候,他就要倒霉了。比如,他想养蜂,土豪很快就同意满足他的愿望,但是他没有钱,土豪同意买他的粮食,当然是用低价。农民下不了决心,他害怕在交捐税时落入困境,但是土豪劝他,让他勇敢地干这件事,以后他会帮助他的。只要蜜蜂一旦转到贫农手里,土豪开始痛恨这些蜜蜂,贫农会发财这一思想使他难以忍受,他想出一些如何去损害他的花招,这一点他经常能奏效。当农民求土豪帮助时,土豪由用各种手段迫害他的敌人立即变成他的最温存的朋友和保护者。他了解他的全部需要,他随时准备着保护他,把他从困境里解脱出来,的确他对待他摆些架子,但是特别地温存。只是由于为人的心被损害这一点,土豪对他越温存,他对自己的富有的保护人越仇恨。这一温存的后果大致如下面将要谈到的那样。读者有机会参加过分摊捐税的大会吗?假如没参加过,我告诉你们那里是如何进行的。大会召开了,第一个发言的当然是富豪。他带着礼貌的傲慢态度说:“我很尊重诸位,我承担两个半人口的捐税。”他为自己的自我牺牲得到了感激以后,把自己的位子让给了另一个人,同样是土豪。这个人说:“我很乐意帮助大家,但我不敢在瓦西里・安德列叶维奇之上,我承担21/4人口,更多我可就无能为力了。”立即响起声音:“就这样大家也谢谢您了。”许多人想说点什么,但沉默了。所有富有的农民一个接一个地为自己规定了他们应缴纳捐税的数量,只有费多特一句话也没说,人们招呼他:“费多特・帕霍梅奇,你怎么不吭声啊。”费多特回答说:“我该说什么,我这个人又老又穷,我那孩子还小,我给大家瞌头,请把我免了吧。”费多特讲的那个孩子是个23岁的壮小伙,不知为什么他只算是15岁。这使大家觉得太无赖了。大家都知道,费多特光是蜜蜂就养了300箱,还在不久前他卖蜂蜜和蜂蜡就得了500卢布。人们闹了起来,费多特哭着,发着疯,扯自己的头发,跪在地上爬。但是不管他如何拼命,他无法把捐税压到13/4人口以下。费多特不满意这一点,他控告公众并通过乡长和司书达到了目的,从他身上又减了半口人的捐税。当事情临到穷人头上时,才搞清楚,原来土豪们干得很精明,穷人们平均要比富人多负担四分之一人口的捐税。格拉辛家里的人口与费多特家完全一样,但是给他派了4个半人口的捐税。他跪下苦苦哀求。人们回答他说:“不行哪,要知道人口是藏不住的,你把他们弄到哪里去。”只是格拉辛一个人做到了从他家减免半口人的捐税。其他穷人只要刚一开口,人们立即冲着他们吼叫,人们劝说他们,使他们相信上帝会帮助他们的。人们坚定地告诉他:“你相信上帝吧。”最后他们沉默了。没有一个人在维护自己的时候哪怕是发挥了费多特的一半精力和勇气。爱劳动与贪财欲不仅是不相符合的两种志趋,而且甚至很难合到一块。因此在穷人的所有重担之上又加上了捐说的不平等分配。捐税分配定了,纳税的日子到来了,有的人差10卢布,另一个人少一半,第三个人差得更多。穷人知道等待着他们的命运,急得如热锅上的蚂蚁。土豪不吭声或是说他们没有钱,不过,他们对穷人很温存。地方警察、和解中间人催着要税,乡村官员发起火来,威胁和用树条抽打的场面出现了。土豪们沉默着,和从前一样躲避开了。最后乡村官员想起了由于欠缴的税款他需要缴纳的罚金,开始坚持要求土豪们把穷人们从困境里拉出来。土豪们反对说,要他们为之出钱的穷人们不可靠。只有当穷人们被弄得极度地温顺和绝望的时候,当乡村官员给土豪们作了保证,说将强制穷人完成自己的一切义务的时候,他们才解开自己的钱包。从这一天起,土豪与他的牺牲品之间的最温柔的联系开始发生了。土豪为穷人说情;力求为他获取各种好处,若是这件事不需要土豪花费什么的话;他教他保护自己以反对各种非法要求。但是这一庇护需要穷人付出很高的代价。他不仅需要履行为得到这些钱所许下的繁重的条件,他还应当与自己的全家成员帮助土豪干一切活,土豪则借此积攒了财富。土豪靠穷人帮他耕种,其他割干草,收谷物、砍木头都是如此。为了一杯酒他的顾客把自己的劳动出卖给他,而顾客自己的田地却没来得及耕种,牲口则缺乏饲料。穷人一旦处于这种境况就落入了没有出路的受奴役地位,他每况愈下,自己的劳动卖得越来越便宜,直到今人难以置信的地步。全家为土豪干了整整一年活就得到一头小母牛,妇女为土豪干一天活的报酬则是一壶(约一俄升)酸奶,小孩为他干活仅仅得到面包。看,土豪是怎样才能富到使观察者惊奇的地步的,他们耕种几百俄亩土地,有几百头牲口,大批蜂箱,而所有这一切他都是不花钱弄到的。粮食收购者知道得很清楚,当时在有的村向一个农民能够买到500或1000普特粮食,而向一切其余的人只能勉强买到几十普特粮食。在托波尔斯克省,土豪们在自己的顾客白白地帮他干活的情况下,从森林里运出如此大量的木头,以致这威胁着村社森林的完全枯竭。因此村社被迫按人口分配森林,对单个农民砍木头不如禁止,他们随便在哪里砍多少都可以,但是却禁止土豪带着自己的尾巴进入森林,禁止他们在自己地段范围以外砍伐。

还有另外一件不见得更小的坏事,它对农民来说,是由于落在农民身上的捐税的重担发生的。捐说除了依靠体罚之外不可能用另外办法收缴。体罚的存在是农民福利发展的主要障碍之一。只要可以对农民施加体罚,不仅是在为重要罪行审判的时候,而且是为了小过失和甚至在没有任何错误的时候,只是为了贫困,那么农民将是心灵上的奴隶,他将感到自己是可怜的卑微的被压迫者,对他来说,自尊的感情将是难于达到的。美国农民较之任何别的国家的工人具有更多的自尊感。他将自己的妻子介绍于最显贵的来访者之前,希望任何人平等地对待他。他想让自己在任何地方不要与有身份的人有所差别,他自己及他的全家穿得与有身份的人一样,他力求让自己的房子里里外外都象是有身份的人的住处。为了领略一下某种类似的东西,我们不需要到美国去,我们可以在迁到俄国来的外国移民身上看到这一点。俄国的农民习惯于把自己看成是世人中的最末等的一个。那种被公开用树条抽打的人会因为穿得糟糕而害臊吗,会因为他的家计管理一团糟而不好意思吗?更有甚者,要是他力求为自己创造有身份人的环境,他会在自己及同行的心目中成为滑稽可笑的。如果他穿上燕尾服,戴上白手套,而这种情况下他被拖到广场上,并用树条被抽打,那么他的境况将会如何。可以举出足够的证据,证明俄国人在这方面丝毫不差于美国人或德国移民,假如他处在美国人那样的境况,他也会有和美国人完全一样的自我感觉。不过,这将扯得太远了,什么时候我将向读者介绍俄国工人为了获得象样的地位所进行的英勇斗争,这种斗争是当他身上自尊感觉醒的时候进行的。我将证明,当不许再凌辱他的时候,他身上的这种感情立即会觉醒过来。这里我只提示一下在我们军队里在一定范围内取消体罚所产生的影响。我大胆地把自己的财产托付给没有罚过款的服役的士兵,我知道士兵是如此地珍惜免除体罚的称号,他任何时候也不会去干不光彩的事情。什么东西也不会象这一措施这样使我们的军队高尚起来。被奴隶式的惩罚凌辱了的农民对一切都无所谓,他的受屈辱的感情压倒了他身上的一切高尚动机。当他的状况如此地沉重,100次努力只能一次达到目的,而在这100次中人们则对他哄堂大笑,笑他试图从自己的境况中摆脱出来,他还能为过自尊的生活而承受繁重的劳动吗?除了肮脏的牲畜式的享乐之外,什么也没有给他留下,他把落到他手中的一切全在下流酒馆里喝个精光。他的指摘者没有看到这一点,即他们当中的任何一个要是处在他的地位也完全会这么干的。他们不愿说出俄国的工人是如何地热爱劳动。如果他由于糟糕的伙食在体力方面比外国的农民弱的话,那么总的说来,他在勤奋方面要远远地超过他。残酷无情的凌辱的牺牲品在于他把自己的妻子和家庭控制在同样的奴役状态之中,并以此教育孩子,使孩子从吃奶的时候起,就养成奴性和恶习。任何言词都不足以描述由此产生的无穷罪恶。为了理解这一罪恶大到何种程度,需要知道一下农民们带着何种无情的淡漠看待丈夫最无理和残酷地对待妻子。他们认为,她处于他的无边权力之下,也就是说她处于奴役状态。农民把自己孩子的可怜的衣服弄到小酒馆去,妻子想阻止他这样做,他为此在大街上当众把她揍得半死。和解中间人来到了这一极其丑恶的现场。和解中间人立即召集大家审判,但他们坚决拒绝把恶棍判罪。他们肯定说,丈夫爱怎么对待妻子都可以,没有这样的法律可以由于丈夫残酷地对待妻子而惩罚丈夫。只是由于和解中间人的巨大势力才强迫审判员宣判惩罚,但是只要判决一成立,不幸的、被揍得遍体鳞伤的妻子立即跪在和解中间人面前,含泪袁求取消对他的处分。要是判决被执行了,她得遭受他丈夫的十倍的残酷报复,谁也不会去为她说情。在一个村里,住着一个姑娘,大自然赋予她能迷住农民的一切素质——她既漂亮又会干活,如此等等。谁都愿意和她结婚,她的未婚夫多得很。她利用摆在她面前的广泛选择的可能不是为了挑选最完美、最漂亮和富有的人,她力求达到一点——挑一个温顺的丈夫。她的确挑到了附近各村最温顺和善良的男人。但是,即使是这个农民中最善良的人也残酷地揍她,差别仅在于这时他自己也哭了。自己遭受惩罚和内体惩罚别人的习惯使农民的性格变得何等残酷,可以从他们使用的连续惩罚中看出来。在征收捐税时,人们不止一次地采用连续惩罚:在光天化日之下发生这种事,在征收捐税时被判以连续几次惩罚的农民死于树条抽打之下。农民也把类似的惩罚施加于自己妻子的身上,为了同一过失他每天揍她,抽她,直到残酷得心满意足为止。特别是经常把这种缺乏人性的惩罚用于醋意之时。很多农民有一个用棍子或其他工具打头的残酷习惯——许多妇女因此头部布满伤痕,她们经常头痛病发作,整个身体垮下去。在喝醉酒的时候,农民不仅是每天打妻子,而且是一天打几次。很经常是某个恶魔把自己的妻子揍得送进了棺材。妻子在阻拦丈夫成为醉鬼这件事情上有着最大的利害关系,要是能保护她免受丈夫的暴行的话,她为此会有许多办法。但是她缺乏保护,任随丈夫胡作非为。丈夫不仅把她用繁重劳动购置起来的衣服及一切喝个精光,让自己的孩子挨饿,而且为了对付她的令人厌烦的反对,他不带任何同情心地猛揍她。尽管这些事实是如此地可怕,但是它们还没有描述出图景的最阴暗的方面。一个大家庭的父亲为自己搞上个情妇,把自己所有的钱都与她一起喝个精光,同时他的家庭成员却因挨饿而死去。每天他喝醉了回家来,由于自己的腐化堕落的姘妇所刺激起来的兴奋,他把自己的妻子揍得失去知觉。而且他还把情妇带到自己家里来,为了与她鬼混强迫自己的妻子服侍她,为了讨好这个淫妇当着她的面揍自己的妻子。爱上另一个女人的丈夫想弄死自己的妻子,经常不断地揍她,虐待她,她已经生了肺病了,但对他来说这还不够,他想用不断的敲打和迫害来加速她的病情。我知道这样的事例,有一个类似状况下的丈夫如此残忍地抽打自己的妻子,以致整个炉子堆满了树条,只有当她失去知觉躺在地板上时他才放开她。这类事例是如此地经常,人们都淡漠地看待它们。有一次我看到丈大在情妇的挑拨下如何在街上残酷地揍自己的妻子,情妇站在那里唆使他揍头部,周围站着一大堆人,麻木不仁地瞧着这种令人恶心的场面。当我责备现场的人时,他们发表意见说,谁也无权禁止丈夫揍自己的妻子。不幸得很,残酷地待人与酗酒——这是享有福利状况的农民当中经常遇到的恶习。由酗酒的父亲和被殴打的母亲养出来的儿子具有如此多的易激动的性格,通常是把自己的所有遗产喝个精光。因此,就是那么一点当今状况下可能出现的福利的不多的可能性也随之消失了。看,保持虐待人的状况会导致什么。现实状况如此,妇女们只要有可能就逃避结婚还有什么可奇怪的呢?农村姑娘只要父母允许就出嫁得很晚,父母由于知道在俄国妻子的命运是何等艰难,也就原谅她们的所有弱点。姑娘从自己方面力求千方百计在家里起作用,使自己不成为父母的负担,并力求设法自己干活来减轻父亲缴纳捐税时的困难,穿戴方面也不要父母的任何补贴。但是由于她只靠劳动无法做到这一切,她陷入了堕落的泥坑。父亲由于境况很艰难,当需要缴纳捐税时,女儿的堕落不止一次把他从鞭刑中救了出来,因此对女儿的这种事也就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了。母亲根据经验知道缺乏爱情的生活是多么沉重,而婚后的生活又是多么困难,因此采取更为姑息的态度。在这种情况下,农妇用初次堕落为自己弄到了穿戴。当她嫁了丈夫的时候,丈夫容许她爱给自己和孩子穿什么就穿什么。如果她是劳动能手,还可以挣到不少钱。他不满足于这一些,他不断地落入了这种境况,那就是为了缴纳捐税被迫廉价出卖谷物和牲口或是向土豪求情。他所具有的权力经常引诱着他,他给妻子制造各种不愉快,总想强迫她把他从困境中拉出来。因此他习惯于拿走妻子挣来的钱,慢慢地他习惯于把她看成奴隶,这个奴隶必须给他经常纳贡,他利用这种贡赋不仅是为了缴纳本身的捐税,而且还为了酗酒。他拿走她的东西,并把她的一切积蓄都喝光。即使不这样,妇女劳动已经比男人劳动贱一、两倍,在这种情况下,妇女干活干得精疲力竭,得了病,而丈夫以其粗暴的自私任随她处于缺吃少穿而受罪的境地。出嫁之际仍是贞洁的姑娘是极少而例外的,因此丈夫对妻子的堕落放任不究,只要他从这里得到某种好处就行。也能碰到这样的败类,为了弄到钱,强迫自己的妻子去通奸。他们为了强迫自己的妻子去和老得令人恶心的男人睡觉,残酷地揍她们,以便从这种男人身上弄到钱。有幸与年青、漂亮的女人结婚的鳏夫认为,为了免受她们的欺骗和不忠实,必须揍她们,因而经常残忍地虐待她们,有时到了这种程度,如花似玉的她们不出几年变成一个多病的老太婆。这种可怕的状况导致可怕的结果,它乃是犯罪的引诱物,情妇唆使丈夫毒死自己的妻子,而妻子毒死丈夫。这类犯罪行为流行到何种程度很难予以确定,因为传闻经常把它们安到各类妇女头上,另一方面人们很少公正地对待妇女。毫无疑问,在偏僻的农村生活中许多事情还没弄清楚。妇女在家庭中所处的残酷地位增加流浪者的数目。几乎在每个监狱里可以看到为了避开自己丈夫的残忍而躲在那里的妇女,她们声称自己是身世不明的人,并甚至经常把重大的罪行毫无根据地往自己身上拉。我在一个监狱里遇到过一个妇女,她为了希望把她流放到西伯利亚而犯了罪,但人们判了她两年监禁,当她得知监禁期结束以后还得回到丈夫身边时,她又把新的更严重的罪行归咎于自己,而这种罪行她根本就没有犯过,因为她初次犯罪的目的就是为了躲开自己的丈夫。在监狱里,这些妇女和另外一些同样不幸的妇女相会,和她们交换名字,拖着时间,在押戒站和监狱里闲逛,直到最后为自己找到某个安身处为止。因此过份严格的婚姻状况不是使妇女更有道德,而是把她们推入堕落的深渊。在国外,人们证实,只有使妇女容易离婚和免受家庭的凌辱,才能使结婚成为有道德的而不是堕落的根源。城市里和地方上的妇女对于俄国农妇的婚后生活有着极悲哀的印象,当她们在很容易就能为自己找到工作并保证独立生活的地方,就逃避出嫁,和情夫生活在一起。她们知道,最温柔的情人在婚后第二天就很容易变成暴君。讲了这些以后,请看看统计资料:在农村,一切都很圆满,全是一些合法婚姻,孩子也是合法的——道德状况无可指摘——这一严酷生活的可怕内幕未被注意。在城市里,妇女的境况要好过得多,她不再是奴隶,而且哪怕多少过得象个人样,但是私生子增加了。按统计看,结果是城市里的状况要坏得多,事实上完全不是如此。丈夫对妻子和家庭的无限权力破坏着家庭。在古代俄罗斯,存在着母亲是家庭的首脑的概念,要是这个开头能够在当今我们的工人阶级中实行,那么家庭的确可以带来我们期望它的好处。即使是对于私生子,母亲也比任何别的人有更大的教养他的兴趣。母亲的自然感情以及把孩子看成是老年的依靠这种希望,激发她这样做。在现在周围环境给予劳动的母亲以如此的重压,孩子是在最可怜和残忍的状况下出生的。当农民的父亲不断地支使自己的孩子去挣钱,没有钱他无法缴纳捐税,这时他完全忘了自己的家庭,任它由命运和饥饿去支配。我从来不能不怀着可怕的心情思考被见识肤浅的人所赞扬的我们工人的进取精神,这种进取精神是被树条抽打的恐怖迫出来的,它对于几百万孩子来说不是别的,而是死刑的宣判。当丈夫不在的时候,被殴打坏的精疲力竭的并被家庭的暴君抢得什么也不剩的妻子不知道用什么以及如何来喂养家庭,这时,孩子对她来说不是安慰而是沉重的负担。如果她是爱子女的并且长得不差,她经常会依靠卖淫来救自己孩子的生命。她在令人厌恶的富有的好色之徒的怀抱里想着她的丈夫为不忠诚将给予她的连续不断的抽打和拷打。大多数当母亲的农民不是考虑如何教育子女。而是心里想,他们要是快点死该多好。只要良心不过份受到折磨,母亲甚至经常准备促使孩子快死。小孩的生命是如此脆弱的东西,以致这类隐蔽的愿望经常能实现。

在这种现实状况下谁也没有再比那些作为进步分子的行政首长更为可怜的角色了。他们很气愤,因为农民根本不同情他们关于实行农民村社、大众学校以及通过传授知识得到改进的模范农场等等的方案。毫无疑问,传播文化特别是农业知识对于我们的农民来说是非常必要的,但是在他拮据的状况下,想让他拿出更多的钱——这是笑话,这样要求他们是残酷的。在我们这里,关于英国、比利时和法国的无产阶级的贫困状况叫喊得很多,但是要是我们的农民能象上述国家的无产阶级或甚至最穷的人那样生活上一年,那时,他会认为自己是世上最幸福的人。英国的工人比法国的富一倍,在法国,工人家庭花在衣服上的钱一年达312法郎,即78个银卢布的,被认为是最穷的人。俄国农民的全部家庭费用在多数情况下几乎只有这个数目的三分之一。如果他在衣服上一年花18卢布,就认为自己是够富裕的人了,而我们的纺织品比英国或法国的要贵。如果外国作家关于无产者的贫困叫喊得很多,那么应当知道,他们是如何理解事物的,他们所认为的富裕是什么。按他们的概念,比如,在法国维持一个工人的最必要的费用一年为525法郎,也就是说132银卢布。按他们的概念,一个人的费用少于132银卢布的话那就是最穷的人。我们这里有这样的工人,他们只花这个数目的十分之一。按法国的概念,妇女花在衣服上的钱一年必须有38银卢布,我们这里的农民家庭要是一年能花38银卢布,那将认为自己够富裕的了。这里还不应忘记,法国的生活费用更便宜,那里的工厂工人花上6戈比就能吃一顿有肉有酒的象样的午餐,我们这里的农业工人喝一杯酒就得花5戈比,吃一俄磅肉也得这么多,甚至在最偏僻的地方也是如此。我们的农民不仅不能与德国、法国或英国的现代无产者相比,而且甚至不能与法国上一世纪的工人相比,而上一世纪是被认为法国工人阶级很贫困的时期。那时,法国的农业工人一年平均得39银卢布,而我们的农业工人除捐税以后一年得到10—15卢布,甚至工厂工人有时只得约40卢布的生活费,这里还得缴纳捐税。然而法国在十八世纪,工厂工人一年平均得83银卢布。在作了所有这些比较以后,我想把我们的农民状况与过去美国的黑奴的状况作一比较,但是我把这个想法放下了。从这个比较能得出什么结论呢?黑人值两、三千银卢布,因此他是一笔相当可贵的资本,他的过早丧失会使农场主感到心痛,农场主尽自己的能力关心他的物质福利,他在这种情况下,对待他有如英国人对待自己的牲口。他改进办法使得他成为强壮的、健康的和耐久的,以致美国北部的自由黑人死亡的人数高于南部奴隶死亡的人数。对健康有害的体罚同样是很少采用。我无法忍受这种思想,这一对比会竟以有利于奴隶而告终,哦,上帝!

我对库兹涅茨克州农民生活的观察得出的结果使我十分惊奇,以致我无论如何无法设想在别的地方农民的状况也会如此,我想,这是皇室地产管理局的特点。以后我走遍了西伯利亚与俄罗斯,我相信了,事情并非如此。我到处听到对捐税重担的一片埋怨声,在这里不能不注意到这一事实,那就是官家从酒、盐及其他商品的消费税中所得的收入更多,虽然这对他们来说同样是沉重的负担,但是农民不埋怨这个。原因很清楚,用消费税形式征收的捐税没有伴随对农民如此凌辱的后果。他在缴纳消费税的时候,有完全的人身自由,可以不受体罚,他不认为自己是世上最末等的人。他不再是投机商和剥削者的牺牲品——他不再需要不管什么价钱把自己的产品倾倒到市场上去,他也不用在自己的全家要饿死的时候去廉价出卖自己的劳动。我们的农民是如此地具有忍耐力,他不埋怨食盐消费税,尽管食盐是那么地贵,每次需要买盐对他来说都是重大事件,他每次左恩右想,为什么他吃盐吃得那么快。他吃盐吃得比对他家庭的健康所必须的要少得多,至于牲口用盐更是谈不上。除此种种以外,由于官吏的舞弊他经常被迫购买掺着一半沙子的盐。西伯利亚西部和东部的国家农民对我说,他们每口人得缴纳8到13银卢布的捐税,官员力图缩小这个数目,但是如果把所有的捐税考虑在内,那么这些数字与其说夸大了的,还不如说去掉零头的。大俄罗斯的农民这方面的状况不会更好,这从以下事实可以看清,俄罗斯的土地总的要少,在许多地方它需要很多肥料,甚至还需要资本,然而俄罗斯的谷物的平均价格甚至低于西伯利亚。西伯利亚的黑麦面粉的平均价格是每普特68戈比(在托姆斯克省的南部各区17戈比,随着靠近工业中心它涨到35戈比,在托波尔斯克和叶尼塞斯克70戈比,在伊尔库茨克省到了1卢布50戈比)。而俄罗斯是62戈比(考虑到最便宜地方的价格是33戈比,俄罗斯的中部黑土地带是50戈比,俄罗斯中部工业地区为75戈比,工业中心区是90戈比)。在乎均价格下,西伯利亚的农民要是用役畜耕种8俄亩土地,同时有6头大牲口和马的役畜以及一些小牲口和猪的话,那么生活可以没有匮乏之患。一家要用役畜耕种8俄亩土地,只有靠帮工帮忙以及使用部分雇佣劳动才能办到。的确,在西伯利亚,只有这样的家庭才能生活上不发生困难,但是即使在这种条件下,劳动者也不能经常穿印花布的衬衫,而是穿粗陋家织布匹的内衣和样子相当差劲的自制外衣。在俄罗斯,同时耕种这些土地用不着这些役畜的半数,不过在俄罗斯,牲口的数量无疑要比西伯利亚少。俄罗斯的农民阶层中的孩子的高度死亡率证实了这些看法,孩子的高度死亡率是农民困境的不容置疑的标志。在这种情况下出生第一年的孩子的死亡率特别重要,它表明母亲的虚弱和健康状况不佳。每当人们告诉我关于这一时期的孩子的死亡率的时候,我就想象到缺乏奶汁的精疲力竭的母亲和只得用格瓦斯和嚼过的面包来喂养的乳婴。例如,在沃洛格达省,它的土地不少,接近西伯利亚,而气候比西伯利亚要好,农民孩子的半数和三分之一在出生的头一年就死去了,而沃洛格达的全部农民的大部分是由国家农民组成的,外加几万皇室农民。在俄罗斯出生孩子中的一半和甚至五分之三在头五年期间死去,然而在欧洲的文明国家里只有三分之一多一点。甚至在最穷的人里头,这个时期的死亡率不仅没达到一半,甚至不到五分之二。这就是我们与那种读者感到可怕的欧洲赤贫现象比较的状况!直接捐税的最美妙的后果在于谁也对它们不满,无论是富人或是穷人,富人被此抽走了自己的利益,穷人则因此遭受艰难的命运。这里重演着十八世纪法国特权阶层统治时期的老戏,特权阶层的人与那些受这些特权之害的人一样感到不满。富裕的农民为农民阶层所处的受凌辱的社会地位而愤愤不平,行政系统可以对农民阶层施以当众的任意体罚。请想象一下富有的老土豪,半个村庄得仰他鼻息,大家都向他低低地鞠躬,一年里头有300天他在自己的周围看不见一个比他自己更有威望、更重要的人物,其自尊感和自主感超过了有势力的官员。官员得巴结长官,他习惯于纪律和恐惧,他知道,任何时候长官都可以剥夺他的地位和权力。对于富有的土豪你无法根据第三条法令将他免职,他不习惯于巴结人和低声下气,他从斗争中获取财富,他与富有的工业家斗,或是与被他压迫的同行穷人斗。他对小官僚的行政上的挑剔感到极大的愤慨,在这些小官僚中间,体罚的威胁经常起着重要的作用。土豪在所有这一切中除看到想掏他的腰包之外看不到别的。如此使穷人感到可怕和受凌辱的体罚也使富人感到极度的愤怒和受凌辱。

看,在俄国直接捐税的后果是何等可怜。人们问我:“那么怎么办呢?”取消一切以人头税、代役租、地方税等等而著称的捐税,使所有农民毫无例外地不向地方金库领收据缴纳一个戈比。有人惊奇地问我:“那么国家和地方事业将会如何?”我回答说,这些机构的收入将会增加。但是可能人们会不相信我的话,在这种情况下,我作少许解释。

当前库兹涅茨克州的农民向皇室机构、国家金库、地方机构及其他部门缴纳的全部捐税在一年内约38万5千银卢布,如果只从这个总数中免去人头税税额,那么库兹涅茨克州的农民和往常一样得廉价出售自己的谷物,他仍和从前一样贫穷,向他征收代役租和其他捐税还得和过去一样靠树条抽打。如果说有谁从此获利的话,那么可能只是一些富农、土豪和其他投机商,这些人就是靠农民过活的。道理很容易理解,农民将被迫无论如何得把自己的产品卖给那些人,这些人根本就不需要这些东西,他们买它的目的纯粹是为了赚钱。如果他现在出售给投机商的产品是出售给需要这些产品的人的30倍(他与需要这些产品的人可以平等交易),那么在取消人头税以后他将出售,或说得更确切一些,他将央求投机商购买比出售给需要这些产品的人多25倍的商品。从这里只能产生这样的后果,他将更便宜地出售自己的产品,而投机商将赚到更多的钱。可能还有他的产品不需要运得那么远了,不过从这里他得不到丝毫轻松。库兹涅茨克的农民在取消人头税以后将还会是那么穷困,而国库还会更穷。如果将取消所有的直接捐税,那么农民必然会富裕起来。现在他与自己的家庭一年消费30普特粮食,为缴纳捐税出售170普特粮食。这点消费对他的家庭来说是太不足了。如果他缴纳直接税将少得多,他的消费将完全足够,同时国库、皇室和地方机构将从他那里获得多得多的东西。

第三章 外乌拉尔的工人

俄国的城市从远古以来就是知识界的中心和主要表现的地方,工业也经常是在城市里。观察和分析发生在城市里的现象给予我们它的所有居民的精神和工业生活的或多或少是可靠的状况。从这一观点出发,在我已向读者介绍过一些它的周围的农民的状况以后,我现在想着手介绍库兹涅茨克市的生活。评述库兹涅茨克工人的职业与状况并不困难。这个城市明显有别于周围的村庄的第一个特点,在于它完全不是只是由一些不满的人组成。在村庄里,无论是穷人或是富人,统统感到不舒服。当他们埋怨起来的时候,他们的怨声是如此地富有感情和真诚,不同情他们是办不到的。在库兹涅茨克则完全不是如此,你可以从有的工人那里听到,在西伯利亚生活很好,用不着去死。但是那种根据这类评论就使自己迷恋于乐观主义的人却是大错而特错了。在乐观论者身旁聚集着多得多的痛苦埋怨自己的贫困的人。一个乐观论者想使人确信,这里的贫困是由酗酒产生的,一个聪明的精力充沛的工人用下面的话来回答这种论调:“我在这里住了40年了,大家都知道我,有谁见我喝醉过酒?有谁见我在不是过节的日子在街上闲逛过?但是我贫困,穷得厉害。我不是一个人,这里象我这样的人多得很。”城市里的贫困不是农村那种贫困,它不是那么容易被人所控制,这里的恶霸行为也不是那么明显。城市里的捐税分配也比周围农村要合理一些,在城市里,经常是一些人缴纳15卢布,而另外一些人还不到15戈比。但是乐观论者所描述的世外桃源离城市生活是那么地远,犹如一个在天上,一个在地下。

关于库兹涅茨克的手工业者的福利状况,读者可以根据以下的叙述来形成概念。

我从索科勒山峰顶眺望着库兹涅茨克这个小城,它与陡峭的山峦相连,托姆河以宽阔的弧形盘绕着附近的丘陵,从这边和那一边,在60俄里以上的距离内,这条河清晰可见,再远就是黑浪滔滔,消失在天边。从四面八方的遥远的地平线上露出山峰,一些象是耸立在地平线上的巨象的背脊,另一些则酷似某种带塔楼和壕沟的要塞。极目四顾,周围耸立着尖尖的峰顶,而头顶上空则盘旋着猛禽。看来,似乎索科勒山上发生某种特别有趣的奇事,整个四郊大自然在100俄里的范围内延伸开去,使人一饱眼福。我投视山下,在我脚下几乎垂直地落下一块绿地毯,上面散布着丛丛白桦。在我下面10步远的地方无忧无虑地睡着一个苍白而消瘦的人,他身上除了印花布衬衫和肥大的灯笼裤之外一无所有。他的衬衫是如此地单薄和透明,透过它可以窥见他的肉体,许多地方缀补着各种布头的补丁,但仍然还是挂着碎条。当他醒来的时候,我的旅伴对这个人说:“现在你睡着倒是挺暖和的,瞧,你这副懒洋洋的样子。”通过详细打听这些话的含义,我知道了,这个刚才睡觉的人是裁缝帮工。人们肯定他说,他知道自己的手艺比自己的主人还高明,然而整个冬天他穿着我们看见他穿的这身衣服,这件衬衫和这条灯笼裤是他的全部财产。他不仅缝制衣服,而且给主人干所有的活——劈木材、割干草、收拾院子。裁缝为此只让他吃饭,并在过节的日子给他一些钱喝杯伏特加。由于繁重的长期坐着的生活他变得很虚弱,只要喝上10戈比的酒他就完全醉了,他的主人在他身上所花的费用也就是这一些了。我也结识了裁缝本人,他是个极其爱发议论的角色,他一半时间花在东游西串和谈论各类高尚的话题上。这时他家里的事自动地进行着。他有两个工人和一个男孩,而这个男孩已经是象样的工人了。他不曾付给他们中任何一个人一个戈比,还经常埋怨志愿学手艺的人是那么地少,他们宁肯在小酒馆里混日子。他喜欢用自己的例子来证明,他的手艺可以保证他的生活。几年功夫他为自己赚得了他住着的那座房子,还有另外一座,他把它分成两个小单元出租。他的工人经常打算离开他另外成立裁缝铺,他们一点也不怕会对自己有什么害处,当着自己的主人谈论这件事。而他,看来对这件事一点也不害怕,这些威胁只不过使他在过节的时候给他们喝些伏特加。

五个铁匠中有三个只是靠一些面包生活,这些铁匠中有一个有许多有利的活干,他有时一个月能挣到60卢布。不过这里这类剥削是很简单就可得到解释的。在小城市里,要想靠手艺过活,需要同时具备许多条件,这些条件就如同具备资本那么难于碰到。只有到处出名的手艺人可以经常有活干。在有些行业,即使是这类手艺人也只是有时活多,有时则长期没有活干。这类手艺人通过很好地安排经营可以生活得好,那是因为他有几个收入来源:他有牲口,夏天他与自己的工人储备干草,他养蜂或种烟,他有鱼篓和鱼网,在无事的日子可以捕鱼卖。因此当收入的一种来源不足时,他可以用另外的来补充,因而可以赚到相当可观的钱。他的不幸的同行没法如此安排自己,无法与他竞争,必须帮他赚钱,而从他那儿得到的只是他看情况不得已才给的东西。让咱们来看看托姆斯克,这是继伊尔库茨克之后的西伯利亚的最大和最富的城市。我走进了一间带两个窗户的低矮的房间:没有任何家具,角落里粗陋的架子上安着三块木板,上面放着两个极脏的枕头。两块木头就是椅子,上面坐着一男一女。她做鞋,他制靴。她的全部财产就是一件连衣裙和一件衬衫,当她洗连衣裙的时候就穿衬衫,或反过来。他的财产也是同样多。这就是为什么房间里除了两个枕头外什么也看不见的原因。他在一个月里喝一次、偶尔喝两次25银戈比的酒。喝醉了酒就揍自己的生活伴侣——这就是他的消遣。她的消遣是什么,不清楚,因为她生活中的全部调剂在于每月在沉重的劳动以后挨丈夫揍一顿。有时,在严寒的冬天,她穿上丈夫的大衣出去为家里买点可怜的吃的东西。他每天早晨4时起床,叫醒自己的妻子,然后几乎不挪动地方一直干到晚上10点钟。他睡得不正常,因为他有时得通宵干活。当累得精疲力竭时,他的妻子丢掉了活,开始失声痛哭。这时他站了起来,用皮带抽她几下,强迫她坐下继续干活。在类似的场面后,他经常狂怒起来,骂自己的主人不是玩意儿,是吃人的野人。他指着他的两层楼的房子说:“它是用我们的白骨盖成的,那层涂泥是我们的鲜血。”他知道得很清楚,他主人的手艺远远没有他的高,他的主人只会量量尺码和干一些粗活,这使他更加痛恨。他经常打算与主人分道扬镳,他宁肯饿死或去犯罪。但是他的决心越大,她就越保守。她害怕考虑与主人闹翻以后的日子,有时她跪下含泪哀求自己的丈夫不要与主人争吵。在这些皮鞋匠的旁边是一块长满灌木和野草的荒地,荒地上有一堆泥土和圆木,这堆乱七八糟的东西不是别的,它是住处。这里住着一个制绳工。一大清早他就和自己的女儿一个7岁的小女孩,去上工,这个女孩成天必须转动比自己高一倍的轮子,因此每转一圈她必须跳起来,然后再坐下来。有时传来痛苦的哭喊,原来是由于女孩拒绝顺从并继续干活而挨了抽打。制绳工的唯一安慰与裁缝一样,在于过节的日子喝个够,这对可怜的小女孩来说是最不幸的日子:父亲揍她,抽她,折磨她,把她捆到桌脚上并揍得失去知觉。她象小野兽那样野性,完全是个白痴。经常的殴打使得她如此地胆小,甚至当旁人给她好吃的东西时,她都不敢走近他。她象害怕鼠疫似地害怕别的孩子。她的父母发现这是可以强迫她干如此繁重的活计的唯一办法。在此以后但愿人们不要以为剥削与令人痛心的贫困只是属于人口稠密的国家的工业城市和中心的,在土地辽阔的西伯利亚它具有千百种不同方式,其中有的为欧洲所具有,有的则没有。

让我们再来看看库兹涅茨克……这个城市里那些没有手艺的居民干些什么活?他们的生存状况如何影响附近的村庄?——这是在评价库兹涅茨克市社会和经济生活时直接摆在我们面前的需要正面回答的问题。关于居民的职业,最确切可以这么说,他们随便干点什么,只是为了能凑合混个日子:饲养牲口,养蜂,为自己割点干草;然后是各显神通,有的人耕地,有的人赶车,而那种没有什么可干的人,则种些烟草。除开那些从事销售农民的谷物、肉、蜂蜜和蜂蜡的人之外,市里的商业极其有限,只是卖给农民一些从伊尔比茨克集市上运来的工业品。这种商业的交易额恐怕还不到5,000卢布。唯一的原料加工业是把油脂制成蜡烛和肥皂,这种产品的全部生产者的收入到不了1.000卢布,而只有几百。再加上一年100或150卢布的蜜糖饼干,您对库兹涅茨克给附近的村庄供应些什么就可以有个大致的概念了。最大的贸易是酒,从库兹涅茨克仓库中出售给附近农村的酒达5万多卢布。很明显,库兹涅茨克市的居民在农民中传播文明和提供方便的贡献并不大。那些没有别的足够收入的人就种烟草。因此,库兹涅茨克的居民过得马马虎虎,工人维持自己生活的工资每月得3卢布到5卢布,只是在幸运的场合,一年可挣到60到120卢布或更多一些。因此,总的经济富足水平只是比零稍为多一点,全市都是一些可怜的简陋的小木房。如果除开商人和官员,市内居民的福利状况与农村的总的状况没什么区别。我挑选这种远离交通要道的城市来进行考察不是没有目的的,对这种城市,观察家不会由于过境商品的影响而被搞糊涂,这里作为农村工业中心的城市对周围农村的关系表现得一清二楚,工业给予6万农民的商品是7,000或8,000卢布,即每人11到14戈比。在表面观察事实的情况下,这14个戈比会给人造成福利状况很好的假象,库兹涅茨克附近的农民连做梦也没见过这样的福利状况。按节日的印象而论,你会觉得生活完全是另外一个样子,你将看到农妇不仅穿毛的而且穿丝绸的连衣裙。假定一个乡有8件丝绸连衣裙,她们只是在重大的节日才穿它,而且非常旧了还穿着它,因此,这类连衣裙平均要穿20年。假如它值15卢布,而全乡有4,500居民,每个居民摊到十五分之二个戈比。再者我们假定全乡有10件毛连衣裙,每件的使用期为10年,价格是6卢布,那么每个居民摊到八分之一个戈比。然后我们再假定每件3卢布的印花布连衣裙,在穿得很少的情况下,它可以穿10年,所有能生育年龄的妇女都有节日时穿的印花布连衣裙,那么每个居民摊到的费用将是一年5戈比。因此上面我所举的数字(每个居民11到14戈比)证明完全没有夸大。至于说到酗酒,那么每个成年男人两周还摊不到一杯,而每个成年妇女则每月摊不到一杯。由此可见,似乎农民破产是由于酗酒的传闻是极其夸大了的。传播这种荒唐的流言经常是具有恶意的目的的,那就是企图掩盖贫困的真正原因。全俄国成年男工4天摊不到一杯酒,妇女一周摊到一杯酒。受过教育的人喝8倍以上、却不认为自己是酒鬼,俄国工人3周只能喝醉一次:怎么能说他的破产是由于酗酒呢,难道不需要公正地将注意力转到它的经济缺陷的其他原因上去吗?如果库兹涅茨克州的每个成年男人每天能喝一杯酒,而妇女一周一杯,那么这种酒的消费税总数将比所有从库兹涅茨克州的农民身上征收的官家的、皇家的、地方的及各类直接的间接的捐税还要多两倍半。如果库兹涅茨克工人将喝得和彼得堡的工人一样多,那么这种酒的消费税将比上述捐税多35%。我心中毫不怀疑,如果取消现在库兹涅茨克农民缴纳的全部捐税,那么,通过在他们中扩大酒、烟和其它商品的消费税办法增加官家、皇家和地方机构的收入的事实将充分得到实现。在这种情况下,农民不仅不会成为醉鬼和粗暴的自私者,而且他的福利状况将会增加,他将会更好地对待自己的家庭。我将说明这一点。

在库兹涅茨克州,工人生产谷物、肉、蜂蜜和其他东西用于出售。他不能把这些产品卖给那些生产某种对他来说也相互有用的东西的人,不是因为不存在这些人,而是因为他需要出卖这些东西用于缴纳捐税。因此库兹涅茨克州的大致情况如下:我们大致描述一下库兹涅茨克区的情况,这个区里住着4万从事农业的居民(库兹涅茨克州的农业人口是96,442人)。这4万人必需出售自己的产品,他们确实每年出售22万5千银卢布的产品。他们需要用17万缴纳他们应缴的捐税,用5万5千购买酒和其它他们所需的商品和产品。他们可以大致用以下的方式得到这些钱。

他们用自己的产品供应城市,为此大致需要:每普特17戈比的黑麦面粉20,000普特,共3,400银卢布;每普特35戈比的小麦面粉12,770普特,共4,500卢布;每普特1卢布的肉2,000普特,共2,000卢布;每立方俄丈75戈比的木头1,000立方俄丈,共750卢布;其他产品共约1,850卢布。总计可以卖给城市12,500银卢布,从这里农民大致可获11,600卢布,磨坊主和土豪获900卢布。这就是4万农民可指望与城市进行交易的全部总数。因此为了获得这个22万5千,他们仍只剩下一个办法——再一次出售自己的农产品。现在他只得把产品送到其它地方去卖了,他们不能象在城市里出卖时那样零售了,他们必须以较大的批量卖给富农或土豪,另一部分卖给资本家。在这种情况下农民的好处将微少得多。

22万5千卢布在农民的产品之间的分配情况大致如下:他们出售每普特17戈比的黑麦面粉45万普特,共获76,500卢布;每普特30戈比的小麦面粉20万普特,共6万卢布;每普特8戈比的燕麦30万普特,共24,000卢布;畜产品25,000银卢布;森林、木头及其它产品34,500银卢布。农民得到的份额约19万银卢布,磨坊主和土豪得到的份额是3万银卢布,即约14%。因此在缴纳全部必需的捐税以后,大部分农业居民所剩的份额约2万卢布,也就是说,每人不到17戈比。农民在生活中能得到的全部调剂在于一年内可以喝醉两次。如果他想喝第三次,那就得向土豪去鞠躬了。

现在让我们来看看马林斯克州的一个区,这个区有4万农民。在这个区里有一条从秋明到伊尔库茨克的大道和两个酿酒厂,这两个厂生产30万维德罗酒。我们的捐税分配得如此不合理,马林斯克州的农民应缴纳的捐税甚至少于库兹涅茨克州的农民。他们应缴纳的捐税约16万银卢布,他们缴纳起来可以轻松得多。农民光是出售给一些工厂的面粉就达30万普特,每普特值35戈比,共可得10万零5千银卢布;城市向他们购买2万5千银卢布的产品。因此农民需要缴纳的捐税的九分之七可以通过第一手出售来缴纳。如果在这种情况下,富农和土豪所得到的比库兹涅茨克州只是少一半,那么马林斯克州的农民就可每人多得25银戈比。除此之外,购买者的颇大的竞争使得他有可能提高或至少不降低自己产品的价格。假定由于这种状况每普特的价格能提高5戈比,那么每个居民还能多出约40戈比,因此马林斯克州的农民将比库兹涅茨克的农民多出1倍。当然这个多出来的1倍每月每户还不到50戈比。除此之外,在马林斯克州的这个区,由于大道在此通过还可以有辅助行业,它可以养活4千居民,他们每户平均可以有30卢布的多余收入。这4千居民不仅可以吃足够的肉和鱼,而且每年还可以用15卢布改善自己的生活。确实,我们看到马林斯克州的这个区喝的酒要比库兹涅茨克州的区多得多。除开过路的人喝的酒之外,给地方居民留下来的酒约多一倍。假如官家不用消费税的办法得到这笔收入而想出用直接捐税的办法来征收,那么毫无疑问,马林斯克州的居民立即就会破产,竞争会变得与库兹涅茨克州同样地激烈,谷物就会降价。马林斯克州得到的总数就会和库兹涅茨克州一样。但是,即使马林斯克州的农民的经济状况要比库兹涅茨克州的好一些,从这种相对的状况中还不足以得出决定性的结论。无论是这里还是那里,福利状况的发展都受到这一现象的阻碍,那就是农民为了缴纳他所应缴的捐税都必须无论如何出售比地方上所需要的更多谷物,这正是他之所以贫困的根本原因。假如我们往下转到叶尼塞斯克州,那么我们将看到,那里的采金场所需要的农产品和畜产品的总数已经超过叶尼塞斯克州农民所需要缴纳的捐税,除此之外,农民不一定非得去生产谷物不可,他可以受雇于采金场。由于所有这一切,我在叶尼塞斯克州遇见过膳宿免费的工资有120银卢布的农业工人,然而在别的地方工人只得到这个数目的四分之一。但是就是叶尼塞斯克农民的这一福利状况同样未能使他免受富农和土豪的剥削。许多人极其紧迫地需要销售自己的产品,除此之外,叶尼塞斯克的农民经受着从遥远的各州方面来的压力,那里不惜任何代价出卖谷物,只是为了勉勉强强能把捐税对付过去。

现在让我们来谈谈别的状况,我描述过马林斯克州的农民的状况,从托姆斯克到秋明的大道两旁的所有农民都处于类似的状况之中。但是在鄂毕河与额尔齐斯河上建立了轮船运输以后,从托姆斯克到秋明航行着驳船,可能很快就会航行轻便的轮船,用以转运信件和乘客。从秋明到托姆斯克这条大道所处的地区不需要靠从外地运来的谷物生活,因为这个地区的农民生产的谷物足够供应自己及那些自己不从事农业的在这条大道上过路的和运载重物的人。我们假定,接近似的计算,在上述大道上用村庄的谷物供应的地区的居民是15万人,这15万人生产维持35,000人的谷物,其中有2万男、女工人是专门从事大道上的运输工作的。我们假定这2万工人从出现了轮船运输以后,自己的工资丧失了三分之二,即由80万银卢布变成只有26万银卢布。可以认为,他们现在所丧失的54万卢布中,过去有48万卢布用于购买上述15万处于大道旁的居民的产品。因此很清楚,如果这2万工人在由于废止他们的职业而多出来的空闲时间里生产出48万卢布的消费品,而这些消费品对大道两旁的居民是有用的,这些居民就会同意和过去一样用自己的产品去购买这笔数目的消费品,那么从这里可以得出结论,在实行了轮船运输以后,大家都得到了好处,少数人的损失将是微乎其微的。购买商品的人由于运价的降低而得到好处,鄂毕河与额尔齐斯河的北部地区的不幸而贫困的居民由于这条水道的活跃而获利,落户在大道两旁的农民同样也获得了好处,因为那些过去消费他们的产品而干别的活的2万工人现在将为他们工作了。但是实行轮船运输对西伯利亚边区具有的这种有利的效果遇到了一个小小的障碍。住在大道两旁并用自己的48万银卢布的产品供应上述35,000人的农民是用这些钱来缴纳捐税的,因此他们已经没有什么东西可以用来购买这2万工人的产品了。因此实行轮船运输的后果将完全是另一种性质了。2万工人投入了农业,而10万郊区居民将央求富农和土豪购买他的48万卢布的多余产品,因为他们需要用这些钱去缴纳捐税,2万过去的购买者已经不复存在。2万工人还用自己的产品加到他们的行列中来,结果是大道两旁的居民不仅没有由于人手空出来而得到好处,反而将用竞争相互卡脖子。因此鄂毕河与额尔齐斯河上的轮船运输的后果是富人由此获利,而穷人暂时倒霉。按照合理的看法,工人只有当工业下降的时候才会遭到损失,当工业完善的一切情况下,他应该一定获得好处,我们这里事情却是另一个样子。大道两旁的居民痛苦地怨诉自己的破产。由缴纳直接捐税而强迫大道两旁的居民所进行的激烈竞争迫使他们出售过多的谷物,他们连种子都剩不下,他们争先恐后地沿着导致乞讨生涯的道路往下滑。我们不断地看到我们的农民在冬天无所事事地坐着挨饿,他无所事事地坐着,是因为大家都和他一起挨着饿,没有人购买劳动——所有的人都极廉价地出卖自己的劳动。

您看,如果库兹涅茨克州的农民不再被迫为缴纳捐税而出售自己的产品,那么当富农到他这里来提出要用12戈比买他的一普特的时候,农民身上已经没有过去那种丧魂落魄的恐惧的影子,他会十分冷淡地看着这个过去如此疼痛地吮吸过他的吸血鬼。他回答说:“不必了,为了自己的家我需要面包,我想扩大自己的播种面积。”农民会立即意识到,现在时候不同了,不是他需要去求买主了,而是买主必须求他了,他只会在购买者有某种东西吸引他的时候才出售自己的谷物。现在他出售多少就会买回多少,只要有一双勤劳的手,现在不必为购买的可能性担心——可以认为,在库兹涅茨克州约有20万卢布的钱在流通着。现在,这些钱的大部分一年周转不多于4次。农民出售自己的产品并经常存钱,然后在一定的时期将它上缴州金库,接着周期开始新的周转,它以第二次纳税而告终。在这个时期的中间,他们在存够捐税的全部款项以前,不能购买任何东西。结果是到期限结束之际他们甚至没存够钱,关于买东西连想都不用想。因此,农民中间的价值流通等于40万或45万卢布,也就是说,只是捐税的价值带上一点不多的附加。结果是农民没有任何资金可以用来提高自己的福利水平。如果在缴纳捐税以后,农民有可能(这直接取决于合理的税收制度)为自己积存一些储备,那么,他马上就会用它来使自己的家庭更舒适一些。他将向邻居的猎人购买兔皮,用它们为自己的妻子做一件皮袄。猎人也没有理由存钱,考虑一下以后,会请求自己的买主为他做几把椅子。这个出售谷物的农民要是在过去会无所事事地坐着,现在他将制作椅子,得到椅子的钱以后,他会发觉他早就需要一双长筒毡靴了,过去几年没有它也过了,那是因为没有钱。他买了靴子。靴匠从他那里拿到钱以后回到家里,告诉妻子,他在自己的订货人那里看到过一具精彩的大鱼网。他对妻子说:“抓抓鱼该多好,现在我们有钱了。”说到做到,我们的相识者抓到了鱼,又把钱弄回来了。假定,他在第一次出卖了10卢布的谷物,在现在这就完了。从取消直接税以后,他用它们很快就获得30卢布。如果现在在库兹涅茨克州这20万卢布如此周转到25次,那么到目前为止只买7万卢布东西的无所事事地坐着挨饿的农民将买卖500万的东西,他们将富有、温饱而幸福。假如他们用这500万的十分之一买酒喝,那么官家、皇室和地方机构将得到同样多的钱,而农民将富裕70倍。澳大利亚与西伯利亚完全相同,也有流放犯在那里落户,它的土壤干燥,肥沃程度一般——西伯利亚南部在许多方面可以与它相比。如果西伯利亚南部有其严寒,那么澳大利亚有自己的干旱、农业与畜牧业的灾害。尽管如此,在悉尼附近的农村每户有两匹马、45头牛、300只绵羊;每户每年出售1.150卢布的产品。澳大利亚能有这一切都是由于有自由、有合理的土地关系和合理的财政制度。毫无疑问,西伯利亚南部可以达到这种福利水平。再也没有比在那里大规模地繁殖牲口更容易的事了。没有任何财政制度对其施加压力的人们可以随心所欲地在那里繁殖大量牲口,因为饲养它不要花钱。一个西伯利亚人这样地向我形容了可以繁殖和饲养牲口的容易程度:他问一个小市民:“你为什么要养这么多的马?”小市民回答说:“什么为什么?否则我用什么来运干草和禾稭?”我的交谈者再问一句:“你运干草和禾稭干吗?”回答是:“不运,我用什么来喂马?”只是每年需要为缴捐税非常便宜地出售自己的牲口这一点妨碍着农民在自己的周围繁殖千百头牲口。毫无疑问,在西伯利亚南部,可以出现为西欧所未闻的福利状况。现在需要解决一个问题:农民真的能利用提供给他的发财致富的可能性吗?我认为,在熟悉我们的工人阶级的认真的观察家的思想里,是不可能有丝毫怀疑他是能利用的。我们的工人不象意大利南方的流浪汉,他不会一旦吃饱肚子就丢掉工作,就躺在炕上睡懒觉的。在马林斯克州,他有可能比在库兹涅茨克州获得更多,他不放过这个机会,不会在库兹涅茨克州的工钱上就停步不前,并不躺在炕上。在叶尼塞斯克州,他作为农业工人可以获得现成的生活费100或120卢布。他照样获取这些钱,不会在30卢布上就歇手,虽然这30卢布对农业工人来说一般应该是满足了。如果在库兹涅茨克州他使现成的生活费稳定在120卢布的话,那么这比彼得堡工人的工资要多得多了。官家、皇室和地方机构单是通过酒的消费税就能毫无疑问地获得比现在多的钱。看来,现在读者很容易就能想到,只是毫无例外地取消直接捐税这一项就足够既可以使农民富起来,又可以使国家和地方机构增加收入。

说来容易做来难——读者会不同意我的看法:的确,农民是富起来了,但是在取消一切直接税的情况下,用这种办法增加消费税的收入并不经进一步地核实将这种增加纳入预算终究不是那么可靠的,为此需要建立在某种更为可靠的基础上。我完全同意这一看法,但是我认为,这是不难做到的。农民需要缴纳的代役租、人头税以及一切地方的直接的捐税约是9千万银卢布,不需要特别聪明的财政家就能理解,捐税至少应按比例地分摊。在西伯利亚的很大一部分地区农民支付的捐税是劳动的纯税款,土地不带来任何地租,不花费任何资本用来增加其肥沃程度。在人口较稠密的地区,一俄亩经加工便于耕种的土地出租将可得约60银戈比的收入,这不是地租,因为周围有无数未经开垦的土地,农民可以不花任何代价使用它。这是过去劳动的报酬,某种类似于资本的收入的东西。一旦土地贫瘠了,这种报酬也就取消了。接着,让我们来看看在西伯利亚和俄罗斯要有地租的土地。在土地很多的边区,地租是非常低的,有时一俄亩的地租在25银戈比以下;在俄罗斯中部地区,每俄亩的地租约需2卢布;在工业地区,有时达3卢布以上。按人口分配的份地能带来4卢布的收入,但是这种收入在许多场合,可能是在大多数场合,在很大程度上是资本的收入,因为首先需要通过施肥使土地肥沃,也就是说需要投入资本。无论是地租还是资本的收入,都完全耗费在农民需缴的直接捐税上了,除此之外,他们还花费一部分他们劳动的收入。在西伯利亚和俄罗斯的大部分地区,农业工人一年得到30到40卢布,他们需缴纳的捐税是14到25卢布。因此他至少需要付出自己收入的45%。

如果地主和资本家需要在捐税上缴纳自己收入的45%,而且除此之外还要缴纳实物贡赋并支付消费税和间接税,他们将会说些什么呢?让我们试着来确定一下,如果国家收入是按比例分摊的话,那么它们在居民之间应是如何分配的。资本家和地主的收入的确很难确定,但到底还是有可能得到这方面的虽说是近似的概念。在柯里勃的统计里,根据官方资料,普鲁士居民的全部收入是9亿7千8百万,其中各类工人得1亿1千5百万,地主、资本家和从事脑力劳动的人员得8亿6千3百万。按另外的资料,有产阶级的收入估计比工人的收入约高9倍。在我们这里,这种比例应当是对工人更为不利,我们这里的资本的利息更多,因此资本家与工人之间的分配要更不利于后者。地主除地租之外还得到租赋。让我们且不管这个,甚至假定比例也完全是这样,就是有产者和最高阶层的收入与无产阶级的收入是l:7.5。因此在由直接税和间接税组成的3亿8千万国家收入中,分摊到工人的部分应当是少于4千6百万。要是这样的话,工人应当是可以免缴人头税,国家农民承担的全部租赋,身份证付款,手工业证书费和食盐消费税,全部官家的土地应当是可以交给他支配,现在收走这些土地限制他的农业经济,同时酒的消费税应当能够减少几乎三分之二。但是,这一点还远不能满足财政科学的全部要求。根据这门科学的原理,对保证人的生存所必要的收入是不能征收任何捐税的。这种收入应当视为这样数量的工资,没有它工人无法保证自己家庭的健康和长寿——任何破坏这一原则的做法部将导致通常是伴随着饥饿的可悲后果。必要的生活资料应当是家庭中每人每年有20普特粮食,10普特内,半普特盐,15卢布的卫生饮料,多样化的食物,药品及其他,18卢布的衣服,1立方俄丈木头,3千立方英尺的暖气。——在俄国中部,一个4口之家每年这就需要300卢布。只有在这种微薄的福利水平下,俄国的工人才能从人们所认为的产生于他的懒惰与无能的沮丧情绪中摆脱出来,才能使自己有可能获得某种智力教育。还有,根据财政科学的原理,不仅是有产阶级的那种能带来收入的资本应当被征说,而且是那种为满足他们的欲望而没有收入的财产亦应被征税。庭院、别墅、花园和一切类似的奢侈品都应与用于事业的资本一样征以捐税。采用这两个在财政科学中公认的原理,很可能我们这里会导致这种情况,那就是工人阶级应缴纳的捐税局限在目前酒的消费税总数的15%之内。在财政科学中按比例的原理绝不是只适用于捐税这一项,它也适用于一切徭役、贡赋。目前工人居民在极端困难的情况下,不仅提供全部新兵,而且单是在俄国的欧洲部分,就有150万以上的人是属于这些新兵所抛弃不管的家庭。养活这些家庭每年至少需要俄国欧洲部分的工人居民花费3千6百万。在按比例分配这种服役的情况下,在85个新兵中工人应出10个,而最高阶层则应出75个,当然这75个新兵的家庭生活保证也就落在他们的身上。为了执行这种新兵服役制,我们不必跑到国外去寻找样板,它很容易可以按乌拉尔军队中采用的雇佣兵制的原则得以执行此种形式。尽管在乌拉尔军队中,有着一切减轻有产阶级负担的情况,但雇佣兵制仍然是许多穷人们的一大笔补助金。如果新兵服役将按居民的收入按比例地予以分配,并且将不是通过招募而是通过从社会和个人雇佣的办法得以执行,那么这种雇佣兵制将给许多家庭以面包,现在这种新兵服役制却把这些家庭的最后一点生活资料都取走了。只有实行通过雇佣制的新兵服役制才可能创造这样一种经济状况,在这种状况中,没有一个农民家庭将通过供役被夺走最后一个健康的劳动力。有谁能不同意为家庭保留这种劳动力是博爱和公正的天职呢,因为从这样的家庭中夺走劳动者必然导致孩子的死亡。还应该说一说关于部队宿营的义务问题:85个士兵中75个应当在有产阶级和最高阶层那里得到住处,单是为安置部队这一项,有产阶级就应当支付给工人一年达1千万。要是在此种财政制度下,工人居民的状况就会完全是另一种样子了。由于不能取走必要的生活资料,那么捐税就不会使任何人破产,也不需要为征收捐税采取任何粗暴的凌辱的手段了。现在如此繁重的新兵服役制就会有可能使得许多破产的家庭好转。

如果计算一下,由于这些改变而引起工人阶级收入的增加,那么,结果是其收入仍然只接近于那种水平,这种水平外国作者称之为赤贫,他们为无产阶级的这种可怜而无出路的状况而感到悲哀。农业工人不是赚取法国农业工人的三分之一以下的工资,而是获取他的一半以上;而工厂工人将有法国工厂工人的工资的三分之一以上。我认为,这种工资的愿望没有超出适度要求的极限,特别是,如果考虑到他们将消除何等可怕的灾难而有产阶级方面的牺牲又是何等地微小,目的是可能达到的。当然对工人来说这件事情的结果将意味着福利,但要知道这还是未来的事。现在这是为减轻他的负担所必要的最低限度。

因此,公平他说一句,相对于自己的收入来说,有产阶级仍然支付比现在工人支付的少2.5倍,这里还不应忘记,有产阶级支付的毕竟是只是用于奢侈的钱,农民却被剥夺了极端必需的东西。

顺便说一句,我远不是想让特权阶级缴纳高额税款。普鲁士政府因从人民收入中拿取10%而受到责备,如果我们找到可能减少我们的一半开支,那将是历史上没有先例的现象。在任何情况下,在人民中间合理分配捐税是一件容易做到的事情,它绝不麻烦。让我们回想一下,农民改革的反对者曾肯定他说,要是没有他们设想的担忧和罪恶要完成这种转变是不可能的,他们预言解放事业将带来他们所设想的担忧和罪恶。有利于剥削者的策略而虚构出来的危险性可能将解放的日子推迟50年。然而改革完成了,大地未曾动一下,太阳也没有暗淡失色。捐税制度的改革也将发生同样的情况。

观察我们农民的状况并善于将看到的事实进行总结的人会同意这一点,即只要居民群众中经济福利水平不作提高,不管进行何种鼓励,工业都不可能前进一步。对它的最好和唯一实在的鼓励——这是工人阶级的富有。如果工人将每天喝一杯酒,那么这一产品的消费价值将等于我们的全部国外贸易。希望支付低工资的地主和资本家干得和那种寻求强烈刺激的肺结核病人一样合乎理智——他们于着自杀的勾当。在西欧只有私有者的工人才被认为是幸福的人,那里人们同情无产者工人的命运。我们这里无产者很少,但是我们的工人阶级群众是由其命运比任何无产者都要坏的工人组成的,即是由交代役租的农民组成的。无产者一无所有,但是他也不用交付任何东西。在佃农的头上则经常悬着恐怖,他担负着既是资本家也是无产者的风险,他既不具有前者也不具有后者的优越性,命运从两方面打击他,它不给予他以任何上升和恢复元气的阶梯。在美国,在人民掌握政权的国家里,力求使全体农业居民变成小私有者。在东方,全部土地被认为是国家首脑财产,与此同时只可能发展大地产所有制。在这些东方观点的影响下,我们这里也形成了这样的土地所有制——几乎全部土地属于或是国家,或是皇室,或是私人。但是须知我们已经从自己身上抛弃了东方野蛮的外衣,我们已认清了其世界观的谬误,我们明白了自由的不交代役租的农民阶级的全部好处,由于什么我们还没有勇气为自己立即造成这一阶级呢?我这里将不谈私人所有制问题,这个问题以后再说,我只谈一下国家所有制。国家所有制不是私人所有制,私有者只考虑自己的利益,在管理国家所有制的时候,首先应当考虑全体人民的利益。这些利益明显地在于将国家农民造就成这样的工人阶级,它应能享受到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或其他多土地国家的小土地私有者的同样福利。假如为此必须立即毫无代价地解除国家农民的租赋,那么为什么我们不这样干呢?难道我们需要体面地模仿中世纪国王路易十世之类的样子吗?这个国王力求从人民的解放中进行财政投机。我们并不是为了堕入中世纪的世界观才从亚洲的世界观中摆脱出来的。如果我能够使大家相信,无偿地免除国家农民的租赋就能在我们这里造成那种在西方能给予如此多福利的自由农民阶级,就能比财政赎买业务快得无可比拟地提高国家的总的福利水平,那么我将认为自己是最幸福的人。要知道国家农民已经具有自己的产业,他就是弄不到自己发展的资金。让它明天就将由国家农民形成自由农民阶级,那么明天这个阶级就会在工人间发展消费,他们就会习惯于更少的粗暴生活,这将会促进工资的提高,社会一切阶级的财富和文明的发展。它能使我们摆脱这种贫困与无知的状况,这种状况对我们的民族自尊心来说是如此地使人感到屈辱。我并不怕在这个问题上犯错误,我只害怕一件事,那就是我的言论对社会和执政者没有足够的说服力。

除捐税外,对农民的福利状况具有最大影响的是农民对土地的关系。劳动果实应该全部归劳动的双手所有,劳动所积累起来的一切应该不受侵犯地全部地留归它掌握。在土地关系中,村社占有制是达到这一目的的最好手段之一。它力求给予劳动及劳动所有制以独立性。如果有产阶级希望工人阶级同情保存他们的所有制,他们就应当维护村社占有制,否则,他们就会在工人阶级中不可避免地引起作为一种反响的共产主义倾向。对西伯利亚农民的生活的考察经常迫使我作出这样的结论。有两种类型的土地关系特别使西伯利亚的土豪喜欢,而且土豪赞美到何种程度,工人群众就仇恨到何种程度。有另外一种土地关系使土豪非常不感兴趣,但它却是对工人最为有利,因为它促进他的爱劳动与福利的发展,成为他的未来教育的保证。前两种土地关系是没有重新分配大地的村社占有制与私有制,后一种土地关系是重新分配土地的未收归国有的村社占有制。没有重新分配土地的村社占有制流行在从托姆斯克省开始的西伯利亚。你要是与富有的农民谈到重新分配土地,他想必会表示反对,象俄国的富裕农民和一般所有的富人一样他对它不喜欢。如果俄罗斯的富人力图推行土地私有制的统治,那么西伯利亚的富人则力图保持不重新分配土地,原因都是一个。在土地私有制的唯一统治下,工人的困境使得富人有可能购买其土地,使他成为无家可归的无产者,然后极度地压低他的劳动的价格,从而靠他发财。没有重新分配土地的村社占有制同样是有害的,但不到这种程度。同时,这里财主的确有可能掌握好一些的土地,但是他不能剥夺农民在土地占有中的股份。如果沿着从托姆斯克到伊尔库茨克的大道,在托姆斯克和叶尼塞斯克省驱车而行,那就会不由自主地为下列事实感到惊奇。每一个稍大一点的村庄的开头和末尾都是最可怜的小破房子,在村庄中间则是好房子,可以明显地看出富有、阔气与贫困的差别。甚至贫农的房子都没有村头村尾那种小破房子显得那么寒酸,如果走进这类小农舍,那么,它的内部陈设完全符合于它的外表。在大道之外的村间小道两旁也重复出现这种景象,这就不禁引起人们的注意。打听后才知,这些小破房的居住者是移民:这是转移到西伯利亚来受穷的俄罗斯贫困,你去向移民打听一下他贫困的原因,去问一向西伯利亚的穷人,没有重新分配土地的村社占有制及其全部后果就会呈现在你的面前。西伯利亚农民的土地关系不由地使人想起罗马的贵族与庶民的关系,这种关系导致如此光荣的党派斗争并产生了至今为每个有文化的人所熟知的土地法。富有农民对社会所具有的巨大影响使得他们有可能侵占最好的土地。他们侵占了最好的土地以后,就把它们如此地固定下来,认为它们是自己的不可侵犯的财产。有过这样一些情况,当相邻的村社对这类土地提出贪图的要求时,他们自己出钱为此打官司。他们通常具有大批牲口,为此侵占最好的草地。农民在村社里的地位愈低,他愈穷,性格愈谦恭,落到他份上的那块土地就愈坏。因此有时使得非常爱劳动的人懒得干活,他们本来可以对人对己都极其有用的。大部分人通常对自己的地块不满,但是对富人的威势又无能为力。一旦在他们中出现了移民,他们不是热情地欢迎他们,不是想去帮助他们,而是把他们看成是新的令人不愉快的竞争者。移民原来听说西伯利亚土地很多,那里任何人想种多少地就有多少地,想在哪里种就可以在哪里种,结果大失所望:有时他根本找不到方便的适合自己能力的地点,他被迫去求助于已被占用的地块,正象农民所表述的,他得去租或买它们。这里他遇见的与其说是竞争不如说是阴谋,他经常被迫为土地付出高价,至少是相对高的价格。富人对穷人施加压力,而整个社会则对移民施加压力。由此产生了重新分配土地的企求。地方行政当局同情这种企求,但同时又受西伯利亚资本家的影响,同情实行稳固的私有制。因此,行政当局同情两种根本对立的派别。它同时鼓励劳动和独立性,既保护穷人免受富人的侵占,又把穷人和爱劳动的人完全交由剥削者支配,过份靠损害劳动来鼓励地主大农场,力图把贫困与富有放回到原来一般福利的位置上,即不良的经济状况上。当然,西伯利亚的资本家是自然地追求土地私有制的。为了获得收入,他们需要成为有用的人,需要这样地使用自己的资本,它能复兴工业,提高工资和谷物价格,给予社会一批新的有用的产品,所有这一切当然伴随着风险和需要动脑子。而资本家很想不冒任何风险,不花任何劳动,收入就会到手。当然,为此的最好办法是获得土地的私有权。不仅是当他什么也不干、也不用冒任何风险的情况下,而且当他在一切方面对国家都是有害的人的情况下,收入也都会落入他的手中。西伯利亚的资本家在成为土地私有者以后,就不会象现在这样去增加农民的工资,而将压低本来就已经很有限的工资,将彻底把西伯利亚引向乞讨的贫困生涯。在西伯利亚的资本家中通过土地私有制把手伸人农民的口袋里的一贯意图极其强烈。我知道许多资本家,其中有的是百万富翁,他们为自己现在所处的境况而感到十分苦恼,在这种境况下,他们要是不为自己的竞争提高工资,他们的资本就不可能得到收入,而他们想通过剥夺农民的收入、危害国家的福利来安安稳稳地发财。现在他们为得到收入需要进行很多活动,动许多脑子,而西伯利亚的资本家经常力求摆脱自己脑子的这种不愉快的负担。资本家先生们,要是国库不用操什么心就给予一切资本以利息,那该多好,那对脑子是多么轻松,那对懒骨头是多么愉快。遗憾的是,国库不能不担心破产而无限制地尽义务。在这方面土地私有制要强得多,难道不是这样吗?谁也不会买那种没有它农民也能过的土地,而为那种对耕作需要的土地,农民将世世代代付给所有主越来越多的贡物,地主每年搂走越来越多的钱,而头脑轻松,心里安定,现成地躺着,什么事也不用做,既不需冒风险,也不用劳动。没有重新分配土地的村社占有制,虽然在这种制度下农民经营自己的经济似乎觉得轻松一些,但最终的结果也会发展雇农阶级,当然,比起土地私有制来,程度上要小一些,因为它的一切有害后果要少一些。广阔的土地和牧场使富有的农民有可能繁殖大量牲口,拥有许多马和大量蜂箱及其他东西。他承包货物转运等等——对他来说最有利是他一个人干这些事,但为此他需要有工人。他很容易就能在为缴付捐税而忧虑的农民中找到这些工人。穷苦的农民有时没有任何更多的事可做,富有的农民在他的帮工的形式的劳动帮助下,为自己耕种了最好的土地,收割了最好的牧场,而贫农的谷物长得很差,冬天因干草太次牲口死亡。在托波尔斯克省,我们看到的则是另一种情景,那里土地是重新分配的,份地的通常数额是每人3俄亩(其实,l俄亩这个词所指的数额是非常不同的,以致我不能确定它究竟是多少)。就是在那里也有雇农,但是通常去当工人的是那种没有孩子的丈夫和妻子或是光棍。男人得30到40卢布,妇女可达24卢布。有孩子的家庭的人只是在极其贫困的情况下才去当雇工,而且在这种情况下,把妻子和孩子留在家里,以便经营划给他的份地。对于那种农民,他自己有孩子,把自己的份地出租,去当雇工,人们说他是出卖自己孩子的生命。有家眷的工人作出尽可能的努力,以便摆脱这种状况,重新开始独立经营。可以大胆他说,如果在俄国不存在重新分配土地的村社占有制,我们的经济状况已会是彻底混乱,农民已会是彻底破产。在这方面这是一个伟大的政治制度,它预防了许多最严重的罪恶。人们肯定他说,很难找到这样一个村长,他在当选以后不立即变成压迫者。在这个问题上村社提供最令人悲哀的经验,他们尝到过一个坏村长给社会造成的一切坏事,力求把自己的选举集中在最诚实的人的身上。但是使他们感到极为惊奇的是,这个人很快就变了,他变成了压迫者和受贿者。自己的一生都过得很谦逊的老人忽然变成腐化堕落分子,为自己养起了情妇,人们无法撵走一个以其剥削习气引起普遍不满的村长,他第二次、第三次重新当选,尽管在选举前,社会一致商定无论如何不再选他了。很清楚,罪恶不是出自个性,而是出自村长所具有的地位。村长成为农民的压迫者的数量是完全与下述情况成比例的,那就是在地方警察局的官员和管辖农民的一般官员中有多少是受贿者,有多少是严格的官员。我不准备来确定这个数字,让读者自己来确定它吧。要是说村长总是干着危害农民的事,那也会是不公平的。相反,在许多情况下,他们做有利于农民的事,不过,这只是在地方和调解官员同情这些好事的情况下才做的。但是说他们完全不符合选举产生的政权的性质则完全是公正的,因为选举产生的政权的特征应当是对自己选民利益的忠诚,而不是无条件地服从于官员。最近,当受贿行为不止一次地被公开揭露出来,有这个毛病的官员开始害怕从那些与他们毫无联系的并完全不依赖于他们的人的手里接受贿赂,他们把自己的贪图集中到那些有公务在身、因而在更大程度上并经常地依赖于他们的人身上。村长也属于类似要求集中于其上的人员之列。这些村长也落到完全无私的官员的手里,正因为他无私,所以特别忠于职守。他们要求村长严格地立即地征收捐税和劳役以及完成诸如补足仓库之类的一切行政措施。在没有完成其任务的场合,他们没有任何可能证实,障碍不是偏袒性的纵容而是真正的没有办法。因此他们强制村长缴纳罚款或是对他采取其他或多或少严厉的措施。村长为了避免受处罚经常只得交付他自己的钱。甚至诚实的村长也没有如此的修养,可以勇敢地承受类似损失。他力图用受贿来犒劳自己。但是只要跨过这条门槛,他就无法止步了,他支持富人对穷人的各种贪图和一切压力。这一切都以其发财致富而告终。有这样一些例子,有人给女儿几千卢布的嫁妆费,甚至有成为开办工厂的大资本家。如果在这种状况下,在俄国土地私有制原则占据完全的统治地位,那么,毫无疑问,大量的农业工人就会变成无产者。在缺乏政治发展的情况下,这种社会状况就会导致极端的缺乏文明。相反,重新分配土地的村社占有制对俄国来说现在是而已将来也是消灭工人阶级的独立性的不可克服的障碍,它会帮助俄国很快地在政治上成熟起来。我们这里关于村社占有制的议论荒谬到何种程度,例如可以从这一点看出来,我们这里把伐尽树林记到村社占有制的账上,然而事实上伐尽树林的主要根源正好是私有制。有人把不稳固性加到村社占有制头上,然而事实上村社占有制是如此地稳固,经常从事农业的农民家庭只希望自己能保留掌握一定的地块,它将在几百年的期间里不断地守着它们。要是村社占有制是不稳固的,那么某些农民家庭就不会为划给他的地块自己出钱代表大家去和邻近的村社打官司。如果农民清除树林并开垦荒地,那么在他把地种薄以前、在开荒者的劳动未得到报偿以前谁也不会触及这块地。如果农民在村社土地上栽种长期性的植物,比如果树,谁也不会去碰它一下。我甚至一次也没听见过,村社为了村社占有制把手伸进别人的衣袋里并侵吞别人的劳动。但是我无法算清为国家和私人所有制搞类似侵夺的事件的数目。富裕的村庄破产了,几千人沦为乞丐,一生期间积累起来的劳动财产被剥夺了。读者可以回想一下,什么曾是我们的两个最有名的工业村镇破产的原因……。我们这里有这样的行政官员,他们根本不懂得,建立国家所有制是为了社会的福利,而不是在这上面自作聪明和想入非非。发生过这样的事,和解中间人违背社会决议夺走一些农民的土地,交给另外一些人。乡长也按他们的样子干。我认为,关于村社土地关系的一切事务最好是排除行政当局和私有者的任何影响。村社的需要不在于变这些土地为私有制,而是在于在各村社的代表会议上,在村社之间重新分配土地,确定移民的地块,总而言之,是为了把农民的主要劳动工具——土地,公平地适当地供应给农民。广大农民不想要私有制,这是受过教育的阶层的杜撰。如果在村社的代表会议上少地的农民有可能为自己获得劳动工具,即土地的供应,他们会非常满意。许多人在土地私有制中把有文化的农民获得土地看成是发展农业的办法。但是,如果有文化的农民是比农民更好的农学家,那么他们就不会把土地出租给农民了,也就不会有以下这条公认的规则了,即土地贵族从来不可能从土地获得与农民一样多的收益。现在我将谈及有文化的人与工人阶级的生产能力。外国的考察也是如此:小私有制生产得比大私有制多。

我说了许多阻碍西伯利亚农民的福利和发展的原因。现在我讲几句关于什么是他的能力获得这种发展的保证。我看这种保证是:俄国人的天赋智能、进取心和对文明的本能追求。若拿取一批农民的肖像同一批学者与国务活动家的肖像进行比较,那末二者都将同样表现出心灵的力量。而如进行一定的选择来比较,农民方面将会显得更为优越。我曾作过这样的试验,我将欧洲科学创建的伟大思想传授给一些农民和一些贵族阶层的人,使我感到十分惊奇的是,农民对那些用他们理解的语言表达的东西经常理解得更为深刻而迅速。这种观察可能会显得偏袒和离奇,但是它为一些非常值得注意的资料所证实。在西伯利亚农民阶层出身的人对其福利事业的发展作出大部分贡献,这些人不仅没受过教育,甚至还是文盲。在俄罗斯被认为是最先进的人物无法与边区的不识字的知识分子竞赛。大部分最勇敢和著名的西伯利亚金矿主和工厂主属于农民阶层,并出身于社会的最底层。在西伯利亚新创轮船业的一些主脑人物被认为是一些出身最低微的人,他们没受过任何教育。西伯利亚一些酒厂的最著名的化学家、组织者是一个既不会读也不会写俄文的人。试图与西伯利亚庄稼汉的进取精神竞赛的富有的俄罗斯贵族显得完全无能为力,末了不得不求助于农民出身的人并用高额薪金求他们整顿自己的事业。他们的化学家、机械工程师学者应当让位于农民的不识字的知识分子。我离开西伯利亚之际,内心里充满了对农民阶层的脑力智能的尊敬。我相信,在他们身上寄托着俄国的希望,俄国未来的光荣与伟大的保证。谁珍惜俄罗期祖国的光荣,谁希望俄国屹立于人类的伟大传播文化者之林,他就应当用他能办到的一切手段,力求在农民阶层中传播文化和促进知识的发展。多少次我曾欣赏农民知识分子的渊博的见解,他们对自己力量的认识、他们对事物的理解是如此地深刻,以致他们的打算是完美无缺的!随着在他们中间教育的推广,效果会更加明显。为了获得农民的勇敢和进取精神的概念,需要了解一下原本的原始森林农民的生活。你看,由几座房子组成的农村,中间是教堂,周围是无法通行的原始森林。有时它的居民属于某个教派,有时他们是东正教徒。在每一个小农舍里您能看见最老式的有来复线的武器,带有如此不便的枪托,简直难以想象,如何能用这样的武器射击。您与处女林的这些居民交谈——他们会告诉您,他们是如何去猎取狗熊和驼鹿的。驼鹿是一种很厉害的动物,它能用脚一下打裂一棵树,同时它跑得非常快,它要是用脚或角撞谁一下,这人就很难活命。非俄罗斯人是由5到20人或更多的人组成的成群结队去猎取这类野兽的。俄罗斯的原始森林的猎人喜欢一个人去猎取野兽,这样更愉快一些,也更合算一些。有一些这样的故事,狗熊向成群进攻它的非俄罗斯人反扑,他们一点也没使它害怕。你们已经看见过武器了,你们想看看子弹和狗。子弹是一块不大的、有时是不成形的铅,而狗则是普通的小个非良种狗。对这种人的勇敢和神经力量不能不令人尊敬,他用这种武器单独一个人无畏地打最厉害的狗熊和驼鹿。这是某种英雄的形象,它象他周围的无际的原始森林一样巨大。这个勇敢而强有力的人最不会凶狠地待人,这是最善良的人。这个世上最善良的人在开春以前为了获得5到15卢布,遭受着危险,去猎取狗熊和驼鹿。在春汛时,他沿山涧和沼泽动身到渺无人烟的原始森林去,从那里获取树木,有时则到谁也不知道和谁也没去过的地方去搞黄金。这种情况下,他遭受着各种各样的危险。假如有谁为了弄走他的宝藏起意打死他,那谁也不会知道,他是在哪里和怎么死的。由于他深知原始森林的秘密,所以夺走非俄罗斯人的面包,非俄罗斯人很不喜欢这类竞争者。非俄罗斯人的特点是行动非常团结一致而隐蔽。对文明的最初追求表现在追求更高尚的娱乐上。有一次,我对原始森林中的农村的节日感到兴趣,我想看一看,这个荒野地方的居民的娱乐是什么。我从一个其前面已经没有车道的农村出发,沿着原始森林小道骑马前行,需要走30俄里,接着从浅滩通过一条山间的河岔子,而通过另一条河岔子的时候则需要让马自己游过去,我自己沿着象坝似的巨石走过去,在巨石之间水流轰然翻滚。这是边区最偏僻的一个地方,可怜到居民中没有任何工匠,甚至木勺子都需要从外地市场去弄。不仅村庄里甚至城市里使用的瓦罐都是简陋的产品,这表明了在野蛮人那里文明水平是如此的低。它们是不成形的,如果往里倒水,则一个地方的水能齐瓦罐边,而另一个地方则半罐还不到。它们粗胖而歪歪扭扭,稍为碰一下就会翻倒,甚至经受不住最温的火。请看一个标志着这个地方困难状况的例子。一个庄稼汉给马驾上轭,在这匹马的肩上可以看到一个伤口。我肯定地对他说,他在毁害自己的马。我从他脸部的痛苦表情看出,他比我更好地懂得这一点。他用克制的声调回答说:“如果我不驾它,我就会饿死。”想起来都觉得可怕——这个地方与曼彻斯特处在同一纬度上。我就沿这样一些偏僻的地方动身到原始森林去。半路上我赶过了一些打扮得漂亮的男人和妇女,他们全都骑着马。妇女十分灵巧而勇敢地过了一条半挨地面半悬空中的小桥。当我来到时,我在那里没看到一个醉鬼,男人和妇女聚集在草地上随着音乐跳舞,男人邀请太太,太太一直和第一个邀请他的人跳。他们之间的态度就和愉快的上流社会一样彬彬有礼和客客气气。他们看到我以后,觉得有些难为情。他们把我看成是上流社会的代表,他们力求在自己偏僻的地方模仿这个上流社会的习俗。这个村庄的特点是具有很大的独立性,它英勇地与上豪及危害自己口袋的其他行为作斗争。附近胆小的居民说:“他们这样干总有一天会害了自己。”的确,一旦他们知道我是什么人以后,他们的好斗性立即流露出来,他们固执地要求我给他们提供关于他们社会事务的法律上的主意。

对文明的要求是存在的,让我们看一看,它是如何得到满足的。西伯利亚农民的贫困有两个重要的原因——这就是沉重的直接税和缺乏知识。关于捐税我们已经谈过了,现在说一说教育问题,让我们重新回到库兹涅茨克市。城市应当是郊区教育的来源。如果我们投视一下城市和附近农村的生活,我们可以看到,无论是这里或那里都笼罩着沉闷的因循守旧。在城里,有人学会种烟草,于是大家都种起了烟草,他们栽种烟草只是为了免得饿死。无论是在城市和在农村,穷人和富人的大部分房子都具有同样的建筑样式,甚至市长也住在与普通农民的建筑样式一样的房子里。在所有富裕的小市民的家里,家具都是清一色的粗笨样式。这些房子的内部与农民房子的区别仅在于后者还用不起甚至最粗笨的家具。其次,农村和城市里的其它一切就都是相同的了。房间里的清洁卫生一个样,保持的方法也相同。长条粗地毯的式样也相同,都是同一种原料制成的。房间里的干净与街上的脏都是一个样。同样能看到没有房顶的房子。甚至男女市民的服装在大部分场合与农民的没有区别。附近村庄是惊人地单调,大家具有同样的优点和同样的缺点。——妇女和男人的区别仅仅在于做墨守成规的手艺上更熟练一些或稍不熟练一些。作为厨娘的妇女会或多或少熟练地烤次的黑麦粉的和小麦粉的面包,但是根本不会做菜肴。诚然,她会变这样的戏法,这种戏法甚至最熟练的御厨都不知道,它们证实了穷极智生这一谚语的正确性——比如用格瓦斯代替油来烤东西。种田和割草的男人的相互区别仅仅在于动作的快慢。不知道是谁也不知道何时开始使这里的一切都充满了因循守旧。个体劳动发展到极限,这里不知道有成效的劳动分工这件事。在个体劳动中只是改善农艺方法这一项这里就很容易导致这样的结果,即靠同样的劳动和资本之助的农民可以具有更多的收入。光是靠改进蜂箱这一项,他就可以从同样数量的蜜蜂中得到一倍以上的蜂蜜。为此所需要的一切知识农民本身不可能获得。他住在偏僻的地方,他是个不识字的人,他怎么能知道文明国家中成世纪的经验所积累起来的东西呢。集中在城市的知识界和受过教育的阶层是为了给他们传授这些知识而存在的。库兹涅茨克州的这种知识界、这种受过教育的阶层是否足够满足这一目的呢?根据一些统计,在美国,受过教育的阶层是1,000个居民中有6人,按另一些统计则有13人。这6个或13个知识分子造就上千个不仅是识字的人,而且是有发展前途的人。他们为每个村社出版上千份期刊和报纸。在库兹涅茨克州单是官员和牧师们在1,000人里就有16个以上,因此,他们不仅应当使郊区的居民识字,而且应当在他们当中散发1,000份以上报纸,每个农民家庭应当订1份日报或每3户订1份日报。然而在库兹涅茨克州不出版一份报纸,甚至在农民当中没有一个从事传播科学知识工作的人,尽管应当从事这些工作的人即僧侣和教师的数目还是超过美国——在美国,1万居民中有40个教师和僧侣,而在库兹涅茨克州有100个。总之,人们过份满足于少量的活动,或更好他说,他们的活动缺乏成效。在美国,在100个受过教育的人里就有一个期刊出版者,在库兹涅茨克州,村长政权的普及给这些可怜的人造成很大的困难,因为他们被迫在自己的出版物中放进各种法令,而在大部分农村没有一个人能阅读这些法令。一个姑娘对我说:“请您教会我读我将因此挣许多钱,我将读给人们听,人们将为此付给我钱。我们附近一带没有一个人能干这件事。”在库兹涅茨克有县立的学校、附设学校及女子学校,在这些学校里培养官员和录事的孩子,他们将来能带来刚才说过的那种好处。至于说到市民的孩子,那么他们父母的非绅士心胸认为,对他们来说时间很宝贵,他们没有时间学科学,这些科学不会给他们带来任何实际好处。因此他们请求当局关闭无用的学校,以教他们的孩子识字及算术来代替学校,他们觉得,只有这两门学科才是有用的。据我的极端的想法,他们是对的。对于时间很少的人,对于极需知道如何制作在库兹涅茨克卖得极贵的硬脂的人来说,如果不去教他如何做硬脂,而强迫他去背诵姆斯季斯拉夫・乌达洛依的亲属的名字,他一定会感到很烦恼。如果听从市民的意见,那么在库兹涅茨克只要留下两个老师就够了,其余的都可以分配到乡里去,强迫他们给农民传授如何通过暖房可以节约牲口的饲料的知识,而不是去讲姆斯季斯拉夫・鸟达洛依的亲属。在这种情况下,库兹涅茨克附近农村的120个农民磨坊主可以每年学习文化。我认为,对库兹涅茨克州的农民来说,学校的一个管理员的用处比所有学校的用处还要大得多,他是一个养蜂专家,他读了他所能获得的关于这行的一切,按新的方法建立蜂箱,他作为善于经营和重实际的人,不采用任何不会带来实际好处的办法。

为了还从一种观点阐明我所说过的主题,我再说几句。西伯利亚的和解中间人发觉,最按时的纳税人是旧教徒。其原因是,捐说不会在他们中间产生土豪行为。宗教狂热病迫使富有的旧教徒帮助穷人,并不用来压迫穷人。他们担心这类压迫会引起信仰的改变。或者,说得更好一些,宗教狂热病——这是一种迫使人们忘已物质好处的强烈感情。富有的旧教徒只考虑如何在自己的教堂里留住自己的教徒,实际上的结果是,他借此比土豪富得更快,而他的教派的普通教徒又分享到福利。这个事实不是推翻而是证明上述结论,它表明,只要一旦让一个人恢复元气,他自身就会扩大自己的生产率,同时将享受到福利。不能指望富有的正教徒农人也象旧教徒那样帮助穷人,因为他没有那种动因。因此这个穷人就处于缺乏富人帮助而获得福利的境况。其实,旧教徒的富裕程度根本不足以称之为工人的心满意足的境况,他们同样几乎只吃黑麦面包,只是在例外的场合能吃到肉。

为了描述当代知识界对人们个性的影响,我讲一讲一个偏僻城市的生活中的15年。无边无际的令人生畏的森林,雄伟的黑沉沉的一片呈现在您的眼前。您沿着蜿蜒的干涸河床的陡坡走进了沉默而阴沉的树林,周围静悄悄、阴沉沉、黑压压的。忽然出现一条山溪,活泼,喧嚣,象水晶似地透明。周围既有阳光又有生命,大自然充满了小鸟和昆虫的欢快的啼鸣。然后您沿着没有森林的光秃秃的山脊信步而行,远处是黑压压的林涛,林涛往上延伸,越来越阴沉而雄伟,在最远的地平线上的白云下耸立着一长串雪山。突然你脚下左右两旁蜿蜒着沟壑的碧绿斜坡,长满了小松树和小白桦,很快地往深处延伸。你站在圆圆的狭地上勉强可以分辨漫长山谷的林木繁茂的沟底。您重又在黑压庄的森林中沿着小径往阴沉沉的沟壑走下去,越往前走,周围显得越来越神秘,越来越黑。您往下走和往上爬,在您的头顶甚至看不见天空,只是浓密的黑压压的树枝紧紧地闭合在一起,您在哪里?谁是这个洞穴的可怕的居住者?喂,要是从乌黑的树枝后面伸出了狗熊的巨掌,一下子打破了您的头颅,您将怎么办?您勉强只能看见自己头顶的树枝,繁茂的草丛盖住了你的头顶,在黑暗中,您脚下的土地起伏不平,没有通路。但一下好了,看见光亮了,再走几步,你的前面就是悬崖的蜿蜒的边沿了。一片通亮,周围广阔地展现了一望无际的天空。在脚下,悬崖以其陡峭令人神往,令人胆战。下面,宽阔的透明的河流奔腾于绿岛丛中。这就是西伯利亚的边缘,这里经常在几千俄里的地带找不到一条大道,只有一些小径。在这样偏僻的地方有一个无人过问的小城。我们从高处遥望着它,它显得极其微不足道。特别是当我们回忆起这个小城是近10万居民的唯一的文明来源时,当然很为我们增光。15年多以前我们的小城荒凉而暗淡,关于精神生活没有什么可回忆的。县警察局长把非俄罗斯人掠夺一空,山场管理员由他委托的农民担任,市长坐在自己的公署里。这里的一切过得很简单,住在外表上与农民的房子毫无区别的房子里,坐着农民的雪橇,在星期天穿着没挂面的皮袄和长筒毡靴去赶集,然后是喝啊喝,喝个没完没了……这里来了一个医学院毕业的年轻医生,过了2年,他与残废院的院长喝开了伏特加。然后那里还有两个精神生活的代表人物,小学校长和一个商人,校长是一个有才干的、机智的、甚至很有学问的人。在这种沉重而无望的气氛中,最后他同样开始酗酒,损耗了自己的精力并在退休中死去。在五十年代,那里飘浮着新鲜的空气。老人几乎都换掉了,管理员失去了职位,县警察局长退休了。出现了新的人,新鲜的力量。那又怎么样呢?那里照旧有那么三、四个大学毕业生,照旧玩牌和酗酒,全部区别在于牌的玩法更高级一些。和从前一样,那里有两个知识界的代表人物,一个县城的教员和法官。诚然,他们还没来得及开始喝伏特加。从西边向这小城传来了某种前所未有的理性运动的号角,前所未闻的有趣的文艺开始传到这个小城里来了。大家的精神为之一振,开始谈论教育及发展的必要性。县城的教员是一个热烈的青年,不久前才从地方中学毕业,开始想望星期日学校,开办图书馆。事情进行得很顺利。图书馆搞得相当不差,尽管报纸和杂志经常过两个多月才收到,但是还是有人借走阅读。在教员的周围甚至形成一个由年青人组成的小圈子,他们希望过更有价值的生活,给生活充实更高尚的内容。年青人不倦地阅读,使自己成了知识渊博的人。但是,在偏僻的地方,他们很难清楚地了解,他们的这个新生活的内容是什么,它应当达到什么目的,它应当以哪些兴趣来充实。他们焦渴地等待着新人,这些人应当使新建的机构行动起来,这些人将给他们指出方向。当久等的客人出现之际,这样的日子终于来到了。在城里住着一个征收消费税的官员,一个和解中间人。还经常召开和解中间人代表大会,为了确定行动的统一准则从各地来了一些和解中间人。旧的力量还被新鲜血液所更新。在变成酒鬼的军医和残废院院长的位子上来了一个医学院出来的年青医生和一个步兵学校出来的青年军官,他们两人都是六十年代的毕业生。原先的城里的知识界是在本城的环境中成长的,人们不信赖它,它自己本身也不相信自己,现在在这个知识界的位子上出现了新的有影响的知识界,它能使社会意识产生深刻的印象。它接近新潮流的中心,它知道新潮流的秘密。一开头,它就以有效的大肆声张的行动引人注目,这些行动使得人们对它谈论起来没完没了。谁也还未曾见到征收消费税的官员,人们刚来得及知道他的到来,就已传开了传闻,说他对市长在别人名下持有的酒馆征以罚款。和解中间人一下子就制服了市长和县警察局长,并对他们显示了自己的权力。更有甚者,县级法院和市公署接到总督的公文,要他们顺从新的明星。很快全城开始谈论征收消费税官员所进行的高额赌博。有时,他一个晚上就输掉200卢布,公众惊奇得目瞪口呆。征收消费税的官员把全城最好的一座唯一的石头房子亲手交给和解中间人。他们组成最高的小团体。在收消费税官员的姐姐只与和解中间人的妻子相互拜访。和解中间人的住宅布置得十分豪华,在此以前,人们对它没有任何概念。驯养得很好的马,从未见过的雅致的马车引起居民的注目。和解中间人的妻子给省城里的一位女友写道:“我住在这里象个省长夫人,这里所有的人都对我鞠躬,我很少去拜访谁。”相互拜访的慎重考虑,傲慢,亚洲式的豪华——看,什么是新时代的象征。官员们为自己原先的习俗、没有挂面的散乱的皮袄及长筒毡靴感到害羞。有很多资财的商人不放过表现自己的机会。官员中最机灵者找到一年花费1,500卢布的可能性,他也和征收消费税的官员那样一个晚上输几百卢布。县城的教员和法官有一个差劲的同盟者,他是新来的医生,对医生学位的考试准备得马马虎虎。在这段时间,城里开始来了一些被流放的政治犯,他们是从波兰和西部边界来的,随身带来了一些为这偏僻地方所未见过的技艺和在此以前不知道的手艺。大家都纷纷去向他们定做马具、家具、马车、甚至画和雅致的东西。节日开始安排得很排场,这在以前是未曾有过的,还奏乐。出现了家庭剧场,建立了俱乐部或旅馆一类的东西。居民赞叹不已,他们反复说,我们这个偏僻的地方文明化了。新生活完全表现出来了。过去,这个社会是死气沉沉的,它淹没在酗酒之中,玩牌消磨掉光阴。现在它在强烈的激情的影响下活动着,这种强烈的激情导致它具有病态的感觉。傲慢、贪权,增加奢侈的欲望以及对娱乐的癣好折磨着它,使它难受。县城教员这个青年人怀着自己的思想与事业的追求只剩下一个人,谁也不再更多想到他,他成了与别人没啥关系的人。他不想在傲慢与奢侈的宣扬者面前低声下气,他不承认他们有什么了不起的地方,这深深地侮辱了他们,他们抛弃了他井使他陷入绝境。法官成了某类这一潮流的牺牲品,正直的有思想的他找不到钱财增加自己屋里的豪华,他的家庭感到自己过这种贫困的生活是一种屈辱,因此,贫困使他不得安宁,不断地折磨他。这个上流社会对居民群众来说,是文明的中心,那么,它现在是如何对待他们的呢?它怀着某种恶意对待他们,它一说到他们就很不平静:人民——这是恶棍、懒汉、坏蛋和废物。农民和小市民则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他们骂他们是受贿者和压迫者。他们大声责骂征收消费税的官员和和解中间人的那些恶习。他们指责他们的奢侈生活并举出例证。的确,城里的一个商人的收入无疑要比和解中间人从官家获得的一切多两倍半,然而他生活得清苦得多,他只是以一些马匹出点风头。当然,这不能作为证据,我并不想以怀疑他们的正直来使他们的名誉受到影响。这里问题不在于他们给人民造成的印象,而在于他们在受过教育的阶层中所引起的情绪。要知道,受过教育的阶层相信了人民的怀疑,他们在自己头脑中形成了一个关于文明人物的感情和追求的概念。这种概念离真理相去甚远。

读者,您要知道这种癖好与潮流在受过教育的领导没有文化的人民的阶层中流传开来时所起的作用,这里,任何改革,任何有益的法律都将无补于事。您解放农民,减轻他们的租赋,分给他们份地,化穷了的地主拼命寻找获利的地方并与官员一起大声嚷嚷生活费的不足,如果不满足他们,则他们会通过滥用权力与压迫向您证明,还不如给他们以合法的满足。人民在免除租赋以后所获得的一切好处,重又在捐税的形式下被夺走,而且还要多一倍多。资本家也不甘落后,与他们竞赛,给工人增加重担。所有受过教育的阶层的人都将象害怕火球一样害怕在人民中推广教育、福利和人的感情。如果农民为由于粗糙的食物和寒冷而死亡的自己的孩子而感到痛心,如果他受过教育并明白他们死亡的原因何在,如果他理解,为了维持他自己及家庭的体力需要多少资料和设备,他能让给他们那么多借以摆阔与豪华所需要的东西吗?如果仔细想想这些把贪财、奢侈、贪权当作人类劳动的刺激因素的理论,那么有时会觉得,在这件事情上,欧洲科学只有两岁小孩的阅历。怎能把这种含糊的微不足道的动力捧得这么高而否定或根本忽视象过美好生活的趋向这样一种人类心灵的美好而优雅的本质呢?如果这些来到这一偏僻城市的人们不是在那里传播有害的生活癖好和损害生活志趣的根基,而是全力追求美好的生活;如果他们的大部分时间不是象他们所干的那样,用于以自己的傲慢和奢侈使人产生惊奇的印象,而是教会旁人以实际需要的科学的常新的知识充实自己的生活;如果他们作出最谦逊的单纯的生活的榜样,把钱用于在居民群众中激励生活和有益的活动(他们是这些居民群众的教育中心),那么,他们就会在把他们看成是先知的那些人中间培养完全另一种感情。不仅是在那些人中间,而且会在全体居民群众中造成巨大的深刻印象。他们就会成为边区力量和未来的保证,就会给旁观者造成美好的印象,而不是可怜的有些不干净的印象。

第四章 北部地区劳动者的状况

1866年3月在省城N开始出现一些可怜的衣衫褴褛的人,他们有合法的年度身份证。他们说,他们是奥洛涅茨省卡尔戈波尔县和普多日县的移民。尽管他们的身份证是合法的,但是警察仍然扣留他们,以他们的极端贫困为理由,给予他们以一般监禁,然后把他们打发回卡尔戈波尔和普多日。这些人来得越来越多,他们充斥于城市各处。虽然经常把他们送回去,他们还是不断地来,因此,在警察区,这样的人经常呆着100个左右。在N城只是流动的先头部队,因为,一旦他们知道,这里要扣留他们,并把他们送回原籍,他们就不进城了,半路就回家去了。他们很不愿意回到奥洛涅茨省。他们表示,他们准备永远留在被扣留的省里,可以到西伯利亚,东部俄罗斯,高加索,随便哪里都行,只是别在奥洛涅茨省。当人们问他们想移居何处,他们不能给予任何正面的回答。或是不肯定地回答说,想到萨马拉省。他们表示还准备移居到斯塔夫罗波尔省去。这个省的某个好心肠的人给予他们关于这个省的非常好的概念,但是他没有教会他们正确地说出它的名字。

这些移民信步而行,逃离自己的故乡,他们到甚至不知道其地名的不熟悉的地方去碰运气,不知道在未知的远方什么命运等待着他们——幸福或是饿死,带着怀孕的妻子和幼小的孩子决定跨出这勇敢的一步,这些奇怪的移民是一些什么人呢?我们要是责备这些人的不安分的个性,那是徒劳的。相反,他们的特点是非凡的安分和顺从。虽然他们极其讨厌回到故乡,他们还是不作任何反抗地出发到卡尔戈波尔和普多日,只是表示希望,什么时候能允许他们移居。在这种具有决定性意义的举动的时刻的这种顺从,这种俯首听命,清楚地表明,这一举动不是冲动想象的结果,不是那些把俄国的农民弄到监狱里去和使其倒霉的迷恋之一。为了亲自证实,他们的举动不是瞬息即逝的效力的结果,而是经常的强烈起作用的一个原因的结果,这个原因是那些迫使人们下决心以完全冷漠的心肠采取不平凡举动的原因之一,这就值得花几分钟与这些可怜的人进行交谈。这赋予整个事件庄严的性质。一些附带的条件和理由招致对它更强烈的注意。在欧洲文明带给我们的思想的影响下,政府在最近时期尽可能力求在俄罗斯不限制工人居民为寻找面包和有保障的生活而进行的自由流动。在西伯利亚,甚至连流浪汉也不抓了,只要他们不偷窃,不骚扰居民。如果他们为自己找到栖身之所和一块正直的面包,那就完全让他们安安稳稳地生活。在俄罗斯,行政当局对公文上的所谓擅自移居放任不究。现在,这一观点看来有了很大的改变,发生了相反的转变。转变的原因得从人们担忧会从北部边区移来大量的人并会使得行政当局处于困境中去寻找。如果对事物细加考察,这种担忧未必没有道理。虽然北部边区居民稀少,许多人要求移居,几千人得到了允许,但是这些要求的和得到允许的人与愿意留在不合要求的故乡的人比较,终究是极少数。在别的一些地方,大部分乡感到其大量的成员是沉重的负担,要是能去掉一半,将会感到幸福。外界的吸引力对那些人们想挤出他们的人特别强烈,这些人力求早些出走,以致他们不能等到官方的允许,甚至官方还没开始登记,就稀里糊涂地出去了。这类移民不止一次地被扣留并回到原籍。阿尔汉格尔斯屯省、奥洛涅茨省和沃洛格达省都同样程度地参加这些移民活动。据传闻,除被扣留者之外,还有许多人成功地欺骗了官方的警戒而转移到另外的地方。被扣留在N城的卡尔戈波尔人和普多日人肯定地说,他们地区的一个地方的人有500个成功地离开了,并没有回来。许多人当知道人们要扣留他们时,走到半路又回来了。还有更多的人准备移居,只是暂时住在原地。

让我们更接近这一现象,我希望,我们不会白白浪费我们的时间。我们确信,人口过份稠密的地方并不是那种每平方米里亚有8千到1万4千人的地方,而是那种居民不能保障自己及后代的生活的地方。在沙漠里,一个人就是过密的人口,因为他必将死于饥饿。一旦得知国内每平方米里亚是50或300人时,从事科学的人一定会认为我们经济状况的一切缺点在于人口稀少。但是,在具备其他有利条件下,人口稀少并不是什么倒霉的事。在美国,人口稀少,但这并不妨碍国家的经济繁荣。

至于说到我们的北部地区,农业的无利可图是由许多情况决定的。虽然北部地带具有极其辽阔的土地,然而,适于耕种的土壤很少。在阿尔汉格尔斯克省,相对于人口的可耕地几乎比哥萨克顿河地区少15倍。这些土地要是不上肥则什么也不产,即使施上最好的肥料,庄稼还有可能被冻死。为了施肥,需要有相当数量的牲口,而草地与耕地一样少。冬天漫长而寒冷,为了饲养一头牲口,比俄国其他地区需要更多的干草。由于气候严寒,牲口长得小,因而它提供的肥料也差。总之,靠农业过活的居民,生活很困难。只有那种地方居民的生活可有较好的保障,那就是这里的居民从手工业中能获得或多或少丰厚的工资。住在海边或适于流送的大河两岸的北邻居民最为幸福。为了更清楚地描述海边和大河两岸的居民的日常生活,我引用一下伯绍勒边区调查委员会的综合报告。这些地区的工人的首要的和富有特色的特点是按其生活条件的实质来说他是无产者——居民稀少,谷物贵,工业发展条件不利的地区的无产者。水与矿藏的村社占有制还多少延缓一下他的彻底破产,但是它远非边区稳定福利的真正手段。村社占有原则只适用于河水,而不适用于海水,由此而得到的好处是很微小的,按人口分配的份额值20到80戈比。全部渔业掌握在少数渔业资本家手中,他们能从它获得20万卢布,而付给村社占有者不多于2千卢布。他们依靠雇佣工人捕鱼,在整个捕鱼期间付给工人有时是2个银卢布,最多无论如何不会超过13卢布。海洋渔业同样控制在少数资本家手里,它具有很大的危险性,在新地岛是如此地极其危险,以致现在找不到自愿从事这一行的人。虽然如此,全家工作一整年,有时只得到10个银卢布。为了对那里的农产品的分配有个概念,我讲几句关于畜牧业的情况。那里的牲畜很少,主要的财富是鹿。但是,25万头鹿中只有1万2千头属于小业主,所有其余的都为地方资本家所有,有时一个资本家所拥有的鹿可达9千头。在2万5千伯绍勒边区的居民中只有250个小业主有鹿,也就是说,在100居民中有一户工人家庭拥有鹿。这250个幸运者每年每人所得的养畜业收入不超过45卢布。然而作为养鹿得到的产品的全部价值则有21万5千银卢布以上。那些自己的生产不需要资本家帮助的工人所处的境况丝毫没有更好一些。在北方可靠的工资是不存在的。最固定的职业——农业和猎兽业所给于的保证是最不牢靠的。关于农业不值一提,谁都知道,在极北地区农业的收获是多么地不可靠。为了使大家对猎人所遭到的偶然性有个概念,我说一件事就行了,在伯绍勒边区,有的年份能抓到2百万只沙鸡,可是在另外的年份,则少于8万只。这种状况与必须缴纳定期租赋与捐税使得那部分具有某种独立性的居民也落入外来商人之手。根据委员会的调查,切尔登的商人从伯绍勒人那里赚取自己商业资本的150%。委员会发现,伯绍勒人完全依赖于切尔登人的垄断。委员会说道:“切尔登人的利润太高了。当伯绍勒人说,切尔登人把他们全吃光了,现在是将他们敲骨吸髓了,这是对的。”关于当地的商业,委员会说得很不好听,它说,这与其说是商业,还不如说是掠夺,萨莫耶德人通过它失去了大部分畜群。委员会说:“普斯托泽尔人或伊热姆人,谁的欺骗技艺更为高超,很难确定。无论是前者或后者,都是以最没有良心的方式干事的。”在北部边区,任何商业企业都自然而然地表现为垄断。看来最少可能碰见垄断的地方就能碰见它。在西伯利亚,沿从伊尔库茨克到伊尔比特大道和在尼日戈罗德集市上运来如此大量的商品,以致根本谈不上会有什么垄断。存在着大规模的竞争,按其福利状况不高于工人阶级一般水平的农民以与大资本家平等的地位一起参加竞争。最近时期,当从托姆斯克到秋明的商品沿着鄂毕河与额尔齐斯何开始用轮船转运的时候,当商品需要沿我这里描述的无处投身的北部地区跑几千俄里的时候,轮船运输业很快就变成垄断。储备木头及一切轮船上需要的东西非常困难,只有通过他们共同努力才能达到满意的结果。这迫使他们联合起来,同时使得个别资本家无法竞争,轮船运输业成为名副其实的垄断。轮船上的工人是从住在原始森林最偏僻的地方的居民中招收来的,他们完全在自己主人的控制之中,他们得到更低的工资,除此之外,他们拿到的不是钱而是东西。

根据法律,强迫工人接受以商品、谷物和其他东两代替的工资,而不是发给他钱,不仅是禁止的,而且是要惩罚的。然而,在西伯利亚和俄罗斯,工人被迫不能得到工资,而是从主人那里获得一切他所需要的实物。这一制度对工人来说纯粹是、有时则是致命的欺骗。工人通常同意拿取这种不能保证自己家庭生活的低工资。除此之外,如果他遭受意外的亏损,他得到以商品代替钱的报酬以后,就得欠债,得不到一个戈比用以维持自己家庭的生活。因此,产生出一些根本不养自己家的工人。工人在低微报酬的情况下还得为商品多付50%的钱,而与此同时,他只要走几步路就能以真正的价格买到这种商品,此情此景,他该是何种心情。那些只有在一年的一段时期即夏季可以干活的工种的工人境况尤为困苦。在一切类似的工种,诸如:在采金场、在轮船上,工资都比普通工种要高。木工和砌炉匠的手艺等也是如此。普通工资每月是3到5卢布,而类似工种达到10卢布或更多。这是完全必要的,因为工人放下所有地里的活不干,他必须保证自己不挨饿以及冬季的需要。然而,他得到的不是钱,而是按涨价给的实物。他的所有打算就如此地告吹了,事情往往以他在冬天没有东西可吃而告终。在这种场合,会产生怎样的困境,在西伯利亚的轮船上表现得最为明显。驳船和轮船是西伯利亚各地点之间水路交通的工具,上面我们谈到,在驳船与轮船上服务的人是从轮船经过的最缺少人烟与荒凉的地区招收来的。在这些地区,没有农业,只是有的地方能看到有限的畜牧业。谷物的价格经常是很高的,有时在谷物购买者之间发生如此激烈的竞争,即使是最守财的人的钱袋也会被掏空。用作购买的钱财极其有限并且不可靠,所以,毫不奇怪,他们压低当地工人的劳动价格,轮船主认为当地工人要比其他工人好。轮船和驳船上的工人当中只有领港员获得足够的生活费,一个夏天能得60到120卢布。其他工人的工资甚至比那些全年工作的工人还要低。在托姆斯克,那些全年从事不要知识和技术的工作的工人每月得到5到6卢布,如佣人。马车夫、扫院子的人、看守人及其他类似工种的人的工资也是如此。熟练的马车夫,可靠的看守人每月能获得10卢布。在轮船上,普通工人一夏天得35卢布,司炉是45卢布。他们干六个半月的活,也就是说,司炉每月得7卢布,而普通工人则得5卢布25戈比。前者比提高了的全年劳动的工人的工资少3卢布,后者比普通工资少75戈比。除此之外,他们获得自己的一切消费品都不是付给他们钱,而是实物,他们为每个卢布就要多付出50戈比。在此以后,类似的工人及其家庭在冬天可能遇到何种境况呢?工人得到的劳动报酬比托姆斯克要少一半,从这点报酬中还在购买消费品时失去了30%,而这里的谷物却比托姆斯克贵一倍,在这种地方,又如何生活呢?他经常欠自己主人的债,很容易饿死。根据医生的计算,在这么严寒的气候里,为了不饿死或不由于极坏的食物而死亡,成年男人每天必须食用不少于6俄磅富有营养的食物。这种食物单只为了养活他一个人就需要使工人一冬花费20银卢布。他按提高了的价格所获得的衣服同样将使他花费20卢布。这样一来,家庭怎么办?捐税怎么办?工人的状况是如此,那么资本家的状况怎样呢?中等大小的轮船和驳船一起共值3万,它一年的维持费需2万。轮船航行一次需20天,通航期间能航行7次,每航行一次至少能带来总收入2万银卢布,因此,整个通航期间共能带来总收入8万4千,轮船的纯收入将是6万4千。收入的确是如此之高,轮船主很快就能发财致富。由于这一切,极北地区的资本家们具有特别的头脑及对工业的特殊眼光。他们经常力图垄断,他们只在垄断中看到自己的出路。他们所有的人都具有原俄美公司的观点,这个公司最终得出这样的信念,即为了拯救剩下的被它折磨的异族人,为了挽救它自身的声誉,必须拒绝美国占有。它真的拒绝了。北部的资本家不止一次地企图步这个公司的后尘,不久前,他们建议将图鲁汉斯克边区交给他们独家经营,似乎是为提高其福利状况。如果他们不能获得整个边区,那么就是弄到一部分也好。为了看一看我们的北部边区培养出何等狡猾的垄断者,值得读一读伯绍勒边区调查委员会的综合报告中的关于与拉特金签订的合同这一部分。(乌斯季-体戈尔村附近山上的磨刀石租给拉特金进行开采。)根据合同,他用食品支付给工人,必须以尽可能便宜的价格来采购它们,提取不大于所耗资本的10%,并根据要求呈示采购食品的价格的证明。毫无疑问,拉特金很容易从卖主手中弄到证明,证明他为购买面包付出了比实际价格贵三倍的钱。这一合情合理的条件使他有可能不仅用抬高价格的实物来代替钱支付报酬,而且还减少10%的工资。合同中对工人的关怀体贴到了这种程度,直至采取措施防止工人们吃得过饱。为了避免工人不成比例地消费面包,规定工人每月所消费的谷物不能多于3普特。有人肯定地说,在拉特金那里干活对农民是有利的,虽然工资不高。少量的工资怎么可能是有利的,这我不明白。但是,我想,如果没有拉特金,对农民会更有利一些。

根据委员会搜集的资料,伯绍勒边区的全部产品可以估价为65万银卢布。如果所有这些钱平均分配给伯绍勒边区的居民,在这种情况下,它们还不一定够买足够数量的黑麦面包,这还不是在歉收的年份,而是在收成较好的年份。光是消费黑麦面包尚欠缺十分之一,至于满足一切其他的消费,购买劳动工具则根本就没有钱。同时,我们看到,这些财富是如何分配的,就凭这一点即可以断定,居民处于何种境况。委员会发现,边区有四分之三居民处于极端贫困的境地。伯绍勒边区消费的谷物十分之九是从南方运来的,因此,那里比其他地方能更确切地确定地方居民的消费。据计算,一个4口之家摊到40普特。然而,我们从拉特金的合同中、从出发到工场去的捕兽人所携带的储备中看到,一个成年工人一年需要36普特谷物:在此以后,可以想象,他的家庭是如何吃的,可以吃些什么。这是在正常年份,那么荒年会是如何呢?在伯绍勒边区,每平方米里亚才25人,然而,委员会看出,耕地的数量已经远远不能适应当前迅速增加的居民。的确,北方的耕地即使在施以良好的肥料的情况下,也只能提供坏的收成,它们是如此地少,只要居民一有增加,就出现不足现象。十分之九的居民是无产者,他们在资本家的照顾下生活得很坏。在这种状况下,委员会关心人口的增加是完全不可理解的。

再也没有比这些对北方人口的操心,这些关于北方杜撰出来的富有的叫嚷更显示出我们人民的不近情理了。人们嚷嚷,在阿尔汉格尔斯克,野兽和鱼非常丰富,这个省的土壤是黑土。谈论着大规模发展副业的可能性,谈论着栽种土豆,甚至建议邀请例如爱尔兰等外国移民。如果北方是如此地出产丰富,那么可能英国人不会放松对自己北部领地的利用:为什么他们的这些领地象我们这里同样荒凉。他们比我们更有分寸,他们不龟缩在北部,而是在南部和温和地带去寻找物产丰富的国家,那里土壤易产果实,那里是航海能到达的口岸。挪威北部的状况比我们北部各省更为有利。那里同样有黑土,再说,在阿尔汉格尔斯克省,黑土只分布在沿何的一小部分地区。在挪威,沿河有暖流,它使气候变得温和,它的山挡住了冷风。捕鱼要比我们方便得多。在政治方面,国内的状况是世界上最良好的国家之一。但是,即使这里,居民的状况也是不值艳羡的,对移民不感兴趣的居民只是极少数。至于说到阿尔汉格尔斯克的副业和手工业的发展,那么连工业家现在还不能为自己找到足够的工作,一有可能他们就到挪威去。挪威的副业和手工业要丰厚得多,而海边的商业点按其所处地位的方便程度要比阿尔汉格尔斯克的商业点优越得多。俄国对这些点中的一些点作了贪图虚荣的计划,希望它们哪怕是能多少减轻一些我们北部边区贸易的困难和建立作为我们船舶的栖身处。阿尔汉格尔斯克人埋怨挪威人,似乎把他们的鱼给捕光了。我们的乐观主义者慷慨陈词,指着挪威人肯定地说,如果阿尔汉格尔斯克人学会与他们竞争,那么他们就会成为富翁。而挪威人则埋怨阿尔汉格尔斯克人,说他们不仅把整个海的鱼都捕光了,而且还不满足于自己的边区,挤到他们中间来,移居在他们的海岸。听着这些相互埋怨,使你得出一个结论,这些人和那些人都生活得不好,但是阿尔汉格尔斯克人还要比挪威人差一倍。至于说到爱尔兰的移民,我们可千万不要有优惠垦殖。幸好它对我们并不危险,爱尔兰人不会到我们这里来。如果他们想移居北方,那么他们能在英属美洲找到亲切得多的地方,那里他们将处于自己的教友和同族人之中,他们根本不打算到我们这种对他们来说是野蛮的、贫瘠的荒原里来。我们没有什么可幻想的,最好还是考虑一下用什么切实可行的措施来帮助边区。

如果读者认为,我在他面前描绘了俄国北部工人生活的悲惨情景,那他就大错特错了。到目前为止,我说的是这一生活的最可喜方面,现在我将讲述更悲惨的生活。如果沿着从彼尔姆到伊尔比特和到秋明的大道驱车而行,在路上你休想遇到福利状况和富裕之类的东西。刚把彼尔姆抛在身后,马车就开始在石头上跳动,车轮撞击山岩隆隆作响,你会发现,已经接近山区了。山变得越来越高,坡越来越陡,越来越长,终于出现风景如画的地方。在旅途中思考点什么,眼前自然风光时隐时现,你一刻也不会觉得寂寞。一条大道起伏于山冈的深谷之中,无数次地隐没不见,而又重新出现。看到它出现多次以后,你心里想,这条路多长啊,你就会带着浓厚的兴趣一次又一次地寻找它。最后,它延伸到高山之上,于是失去了它的宏伟,似乎变成了一条细带。你不由自主地想:“不过,我真是够高的了。”想起了战事画中对类似地方的描绘,你就会想象,如果沿着这条道行进着大炮与士兵,这条道会呈现出一幅什么景象呢?思想和感情在变换着,不知不觉间,车跑了有20俄里。眼前出现另一番景色:透过白桦树的枝叶,象在雾中似地显现出大道后面的一条深谷,它根深,很远,使人觉得似乎是透过缩小镜看着它。在深谷两旁起伏地耸立着林木茂密的高山。看,高山带着它的威严的峰顶从两边飞到一块了,就好似上战场的全副武装的巨人,凑到一起了,冲刺了——但是,不,这全是假象。最大的那座山坚实地站在原地,一动也不动,只是一大批小山岗飞过去了,落在另一边了。天气阴暗起来,头顶的乌云越来越阴沉了,看,它们就要压下来了,要压摧高山和森林了。高山和森林真的似乎发窘了,它们拼命想躲藏到某种半透明的灰色的保护物之下,——这种保护物是什么东西?或者这不是保护物,而是一种看不见的力量,它在乌云以前就会把它们变成一堆碎块。再闪过几十俄里,周围全是山,蔓延着无边无际的森林,风景如画,一片荒野,但是为什么没有田野和耕地?为了打听这件事,我在几个农民跟前停了下来。他们的样子很可怜,穿得破破烂烂,手里拿着某种介乎大镰刀和小镰刀之间的东西。他们回答我说:“我们有什么可耕种的,我们住在最高的地方,这里什么也不能生长,我们穷,很穷。”他们指着手中的奇怪工具,说:“我们用它割草。”这种落后状况使我惊奇,这是个热闹的地方,每年有60万件以上的铁制品和镰刀运经此地。然而,原来这并不落后。虽然居民极少,在北部好的草场却很少,只得不断地在长满灌木和各种野生植物的地方割草。在如此收割干草的情况下,要是用普通镰刀,两天就会披折断。人们对我说:“我们靠某些活过活,有人被工场雇用,有人为自己找工作,要是没有工作,只得坐着等死。”你瞧,过了半年,在一月份的严寒中,我由彼尔姆驱车到喀山去,我穿着暖和的大衣,短皮袄,皮袄,盖着毛皮毯,才刚刚不觉得冷。在赶马车的座位上坐着一个45岁左右的车夫,穿着磨坏的、有十几个破洞的短皮袄,因此他的身子有一半左右的地方是露着的。我问他为什么穿得这么坏。他回答说:“我们很穷,我们没有土地,土地都产不出什么东西,牲口的个儿小,不中用。”的确,看着这些不幸的人们的可怜环境,我感到,我处于北部的不毛之地。这种牲口的瘦小个头和可怜的样子使我吃惊,一头牛经常只能提供不到4普特的肉,而且长得很慢。那些描写我们北部自然的我们的乐观主义者还觉得这些地方是安宁幸福和繁荣昌盛的。在沃洛格达省的托特马,板据舍尔古诺夫的描述,那里甚至有一半穷人被饿死,而乐观主义者认为,这还是天堂。在乌斯季-瑟索利斯克,地方居民告诉说,由于进进出出的乞丐太多,厨房无法生火,因为门经常开开关关。然而,乐观主义者即使在那里也能找到繁荣兴盛。关于纳雷姆的气候,《托姆斯克省公报》认为,它是温和的,说那里一年里头只有72天的气温超过零下35度。但是,在我们的北部生活中,存在着足以摧毁最固执的乐观主义的顽固性的现象。泽梁人、奥斯恰克人、图鲁汉斯克的居民、阿尔汉格尔斯克省的卡累利阿人的境况——甚至最顽固的乐观主义者也看到悲惨之处。当然,乐观主义者即使看到这种可怕的现象仍是不可救药的,比如,他们当中的一个人建议停止在图鲁汉斯克分发面包,这就可以强迫居民努力捕捉野兽和鱼,他们就会富起来。这使我想起一个可爱的爸爸,他吃掉甜点心,然后训导自己7岁的饥饿儿子,让他获取和自己父亲一样多的收获时,他将可吃到甜点心:谢天谢地,好一个伟大的慈善事业的独立精神原则!正如上面已经谈到的,有如此固执的乐观主义者,认为他们能在我们的北部地区找到取之不尽的财富源泉。他们的虚假想象使他们更容易觉得头头是道,他们据以出发的主要财富来源是野兽和鱼。再也没有比戴着粉红色的眼镜介绍这些凄凉的地方更容易的事了。比如有人说:在某个苔原区,有那么一个人碰到过一大群鹿,就是7千头鹿的鹿群与它一比,都会显得微不足道;还补充说,这是何等多的野鹿啊!这里没有谈到,对一个猎人来说,要想生活得不差,需要经常有丰富的猎获物。如果在100年期间,可能在最荒凉的地方,有那么一个猎人,在几万平方米里亚的幅员内,碰到过一个大的野鹿群,但绝不能由此得出结论,苔原地带和密林地带的百万居民就能过上小康的生活。这类结论的可靠程度就和下面这句话一样:“在彼得堡县,每平方米里亚有17,152人,彼得堡省旁边是奥洛涅茨省——您可以想象,奥洛涅茨省的波维涅茨县的人口该是何等稠密。”如果读者受惑而想象,那里人口很稠密,他就大错而特错了,那里每平方米里亚总共只有32人。那里哪怕有一点点可怜的生存资料,就会有人钻进来,但是这里慈善事业的独立精神原则既不能使他免受剥削,也不能使他免遭饿死:这与叼着烟坐在岸边向濒临淹死的人宣讲道德是一码事。

在北部俄罗斯,西伯利亚北部和中部住着一些从事打猎和捕鱼的部落:沃洛格达的泽梁人、西部西伯利亚的奥斯恰克人、西伯利亚东部的通古斯人、托姆斯克省南部的所谓鞑靼人。这些部落感到俄罗斯人的优越性,对他们特别尊敬,很想和他们接近。虽然他们是不同部落的人,但是他们的性格特征及生活有很多相似之处,他们干着同一行业,靠相同的生存资料生活。夏天,在宽阔的、几乎是无边无际的泛滥的河水中会集着捕鱼人;冬天,在无法通行的森林里面聚集着捕猎人。这里不仅是进行着为生存的斗争,而且还过着印象深刻、具有爱好的生活。他既要研究森林,还要研究水、鱼、野兽。他需要尽其所能地了解鳊鱼在水底的狡猾,战胜梭鱼的快速。在与狡猾而凶猛的狼獾和聪明而机灵的狗熊的斗争中,他需要有更多的智能。在惊险的狩猎以后,捕猎者凑到一块儿,脱去潮湿的衣服,开始享受休息的乐趣。这里表现出人类本性的最强烈的方面——爱好从社会所获得的快乐。人们之间共同的东西越多,他们越感到在集体中舒服。这些人在精神上是如此地相象,以至找不出比他们更相象的了。他们对事物的看法,他们的要求,他们的性格都完全相同。他们都喜欢在暖和的烟气中熏烤,都喜欢谈论在捕捉鱼、兽时的狡猾,吹嘘自己的技能。甚至他们的弱点也是相同的,他们都很羞怯。伙伴的集体给猎人提供同样的乐趣,他在其中既看不到自己低人一等,也没有沉重的不愉快的印象。这种野蛮人在家里与妻子及家人一起感到寂寞,这里既无大自然的印象,也无社会和休息所给予的快乐。狩猎职业最本质的东西是合群性。在地区的猎人之间必须有劳动的联系和分工,因此他们同时出去和回来。但是这种生活也具有另外一方面:没有一种职业会象狩猎业那样伴随着风险,今天是丰富和充足,明天则完全贫困。这就是为什么在狩猎业中比其他任何职业都存在着更大规模的剥削的原因。富人把穷人牢牢控制在手中,即使是最幸运的捕猎也无法使穷人摆脱奴隶地位。没有一个高利贷者能象捕猎者中的高利贷者那样获取这样大量的利息。猎人的生活是贫困的,他的需要却很多。虽然在狩猎者居民中形成了一些具有共产主义倾向的准则,但是他们与高利贷者的贪财行为仍是并行不悖的,正如在斯巴达与在某些分裂派教徒的社会中存在的情况一样。极端的贫困迫使这些野蛮人羡慕俄罗斯农民的生活,引起他们接近和模仿的兴趣。奥斯恰克人扔掉兽皮制成的衣服,穿上俄罗斯式的衣服。鞑靼人不仅穿上俄罗斯式的衣服,而且还在原始森林中建立一些只有小径可通往的村庄,因为他没有大车。鞑靼人与俄罗斯人接近到结成亲戚的程度。鞑靼女人中有许多美女,而鞑靼人中的剥削者有时赚取到这么多的钱,足以让自己的妻子穿上丝绸的连衣裙。因此,俄罗斯人愿意和他们接近。但是,鞑靼人希望在这种结合中找到幸福是徒劳的,他在自己的新的亲戚中遭到讥笑、轻视并尝到最无耻的剥削。只要异族人去接近俄罗斯人,那么到处都是这种情况等待着他:唉,要是不那么穷,他会仇恨这些傲慢的人的,他什么时候也不会走近他们的。富有事业心的泽梁人在自己的故乡过着贫困、悲修的生活,穷困把他抛到俄罗斯人群当中,他在托姆斯克的某处每月在供给面包的情况下得到6卢布。您问他,哪里比较好,在托姆斯克,或是在沃洛格达省,——啊,当然是在沃洛格达省啰,只是那里谷物太贵,要不是由于穷因,他怎么也不会从那里离开的。说实在的,物质所给予的快乐怎能与大自然的感受和人们的爱所带来的满足相比呢?

在社会中,需要社会喜欢我们,这种需要是人类本性最深沉的需要之一,虽然人们对它注意得很不够。这种需要,象一切巨大的激情一样,能使人们获得幸福,但经常是使人们不幸。我们的捕兽人的痛苦是如何地大,密不透风的黑沉沉的原始森林将这种痛苦对我们掩盖起来,只有北方的乌云和盖性整个林海的从北冰洋上刮来的暴风知道这些痛苦。我们所能得知的只是他们欠缴的税款增加了,他们的人口减少了。猎人被大家所驱赶和轻视,但他们的心离不开悲渗的故乡。在叶尼塞河出现了大批找金子的人,在原始森林中道路铺设起来了,产生了一个又一个的采金场,人们割草晒干,砍伐森林;原始森林活跃起来了,它的喧闹生活惊散了只能在处女林的极其沉寂中生活的野兽。在另外的地方出现了俄罗斯人的村落,大规模的森林失火开始了。在春天的晚上,周围许多俄里就象大量军队的露营一样,林火犹如一条大街似地径直延烧,有时则转圈和拐弯,映得河流、湖水一片通红。野兽因这种景象逃之一空,那种大胆留下来的,被农民打死了。猎人也跟着野兽的踪迹走,他一直走到不欢迎客人的北部的可怕的边缘。那里,冬天不出太阳,而夏风吹冻衣服。在这种悲惨的荒野,最微小的不足就会在生活和人体的健康上严重地反映出来。他为社会服务,为它供应毛皮和鱼,这些事,除了他,谁也不会干。但是,他的酬劳是什么呢?他的生活越困难,他所遭受的剥削与压迫越深重。他猎取野兽越困难,他越难于缴纳他所负担的苛捐杂税,越是受上豪任意支配。地方官员说:“我不能惹恼他们,这些土豪。他们要是躲避捐税,在原始森林中,我到哪里去找他们。”他们经常在不利的情况下获得谷物。由于官家的不良经营,谷物已经够贵了,买来的谷物还经常低价重新出卖给商人。异族人赊购谷物,当然,他们不是没有损失就能获得好处的。人们不止一次试图给北方的捕猎者供应有好处的谷物,不是白给,而是不让他们吃亏。由此产生的好处异族人是得不到的,它们落入别的更有实力的口袋之中。曾作出努力,给沿鄂毕河和额尔齐斯河的北部边区供应廉价的谷物,轮船免费运它,按采购它的地方的原价出售。全部这些谷物被弄到托波尔斯克的某处去了,不仅是异族人,甚至悲惨北部地区的穷苦农民也得不到它。他们痛苦地埋怨这一点。捕猎人在出售自己商品的时候境况更沉重,垄断者不仅自己获得大量利润,不仅让自己的伙计大赚其钱,而且他们还支持地方的上豪。因为土豪对他们有利,他们自己就是按上豪的方式干的。捕猎人自己只是勉强地活着,还有一切手段剥削他们,除此之外,他们还要缴纳苛捐杂税。收税这件事使得官员支持垄断者和土豪。具有良好的愿望想与这一势力斗争的官员就会在自己的位子上呆不到一年,他会由于收不足捐税而被替换。大概用不着怀疑,这些捕猎者居民将逐渐消失,最后将完全消失。但是,以后将会如何呢?在美国,印第安人正在消失。但是印第安人住在肥沃的地方,那里在每一个野蛮人的位子上出现了十来个富有而文明的人。我们的野蛮人住在最差劲的地方,在不能产生任何人工生产率的严寒的气候之中,人需要变得习惯于那里的大自然,变得非常经得住艰苦和要求很少。一旦俄罗斯人来到这些不毛的荒野之地,他开始感到痛苦的匮乏。他习惯于忍受沉重的生活和极坏的饮食,但他根本无法忍受这种生活的压迫。大部分农民习惯于靠农业生活,但他越往北方移动,但越难于保住这一习惯,谷物长得很差,收成不可靠和不足,性口个儿小,长得慢。到末了,什么都根本不长了。最初农民吃劣质的不易消化的面包,以后他连这个也吃不到了。他只得吃掺了各种树皮、苔藓等有害杂物的面包。由于这类食物,孩子的肚子撑得很大,他们变得萎靡不振、贫血——开始真正的人种退化,在世上出现小个儿的无生气的人,他们已经完全不象个俄罗斯人,细瘦的手、脚、大大的肚子、脑子迟钝、毫无生气。即使当他得到满足的时候,依然是那样地毫无生气。这是类似瑞士的呆小病人的一种由贫穷产生的畸形儿种族。他从年青时代起就是一个无精打彩的老头,没有任何发展的希望,或者说,只有一种发展成畸形人的希望。这是什么样的懦夫,这是具有人的外形的无能人。接着他在只有性口才能生活的地方定居下来,最后,他迁入什么也不能生存的地方,存在坏血病和致命疾病的地方。回想到这些地方,不能不感到可怕,那里成十上百的人被饿死,而那些剩下来的则死于疾病;那里听到一片绝望的喊叫:“我们穷,我们很穷。”当我们面前铺陈着南部和东部的沃野之际,难道我们非得钻到可怕的北部去不成。但是,如果我们不用剥削去加害而是让服水土的当地捕猎者居民保存和甚至增加的话,那么,即使是这个北部地区也能给予我们中的许多人以福利。英国人善于在自己的美洲领地的北部地区如此地经营,一方面,他们以在自己呆着有利的地方无人性地灭绝部族而著称;另方面,他们善于在北部保留对自己有用的异族生产者。为什么我们要毫无道理地灭绝北部的猎人。少数从事毛皮、鱼、松子及其它物资的搜集和商业经纪的俄罗斯居民在这些严寒的地区可以利用这些福利。我看到过,在最贫瘠的北部,那里村庄周围既无耕地,也无道路,但是农民生活得很满意。这种生活,对我们来说,是艰难而一筹莫展的,但是,对异族人来说,则非常丰富而有趣,它完全能满足他的精神和肉体的需要。他对野兽和鱼的无数观察可以构成完整的科学。野兽为了从他手下溜走,施展出全部的狡猾,他为了对付它,想出了许多新的花招。他用于捕猎的机械提供的图样之多,可以与我们的机器制造机械的图样相比。他沿着几乎是垂直的悬崖、有着三俄丈积雪的深沟跟踪大、小野兽和鸟,留神它们住在哪里,具有什么习惯,善于用如此少的花费猎取它们,以至想与他竞争是不可能的。他的生活充满活动,感受丰富。为了防备狼獾的狡猾和兽性,他制造了无数捕兽器,安在一个地方等着。要是狼獾绕过它们,则用步枪打。在原始密林中力气大的鹿、驼鹿为自己挑选了最隐蔽的地方,在参天的密林中躲藏,他找到了林中草地,象看守人似地每天绕着它走。但是,捕兽人在这里我到了它,他的酬劳将是25普特内和暖和的毛皮。他能找到狗熊藏身的最偏僻角落,在动物学中狗熊被认为是最离群索居的动物。在伯绍勒河以及鄂毕河与叶尼塞河的北段的无数泛滥区域和广阔的水面上,他小心而熟练地捕捉着许多品种的细嫩、鲜美的鱼。他还在那些任何新来的俄罗斯人都一定会成为坏血病或死亡的牺牲品的地方捕鱼。他一直走到北冰洋的最边缘,北冰洋上无休止地奔流着薄冰,成堆的冰块永不停息地从北移到南,又从南移到北。难道这样的人是没有用的吗?难道他不值得怜惜吗?难道我们非得自己移居到这个北部去吗?我们会在那里死于贫穷和折磨,我们要是在利于经营农业的地方或是在具有丰富金属和矿藏的地方生活可以成为有用得多的人。但是,如何保护异族人,如何挽救他们的生命和保证他们的福利呢?我们只有两种办法:一种是官家,可是它不能保证自己不受蒙骗和暗地不服从;另一种是资本家的竞争,这种竞争必然导致残酷的剥削。我们的商人还想出更好的拯救猎人的办法:这就是垄断或者象出卖水似地让包管森林甚至整个边区,没什么可说的,对猎人来说,这是他们状况诱人的改善!没想出什么办法,在当前这种制度下也不可能想出什么办法来。我们重又碰到这种现象,它证明,只要我们不在自己中间激发社会生活,我们既等不到幸福,也盼不着境况的改善。我们再也不能这样生活下去了,再也不能这样无动于衷地看着资本家和官员不受监督地支配我们的劳动和我们的生活。我们的农民在广阔而肥沃的田野上死于贫穷,这些田野本来可以使他成为最幸福的劳动者的。我们的工厂和手工业工人没有钱,他们甚至连黑面包都吃不饱。而这时,人们却还得以非常高的价格购买他的全部产品,虽然,人们要是以低得多的价格购买他的产品,工人也能生活得很好。工业中有益的新设施很少给人民带来好处,而给工人却带来许多痛苦。可是在好的社会制度下,工人只会因新设施而获益。看,又有一个劳动者死于极其愚蠢的冷漠,我们将这种冷漠带入到我们的社会生活和社会关系中来。猎人不能再好地适应自己生活的自然条件,他在自己身上发展了脑力和体力的特性,这种特性是为使自己的劳动成为最能生产和便宜所不可缺少的。野兽和鸟的捕捉者的生活就是这个样,他需要长期地离开自己的住所,——他沿着无边无际的森林和无法通行的地方奔走几百俄里,必需寻找僻静的地方,在这种地方,野兽和鸟认为自己受到僻静处、深沟和密林的保护,远离一切追捕者,是足够安全的。当他离开住所的时候,应当是安心的,放心自己的东西不会有人去动它。他搁在森林中的食物应当是安全的,即使当野兽把他引到太远,这种食物使得他不会死于饥饿。猎人之间必须齐心协力:如果有一个人为了自私的目的利用别人的困境,那么猎人将会不断地落入这样的境地,即他将为一块食物付出他一冬的劳动。猎人在自己身上培养了这一切品质:泽梁人只要在自己门上做一个本人不在家的记号,他就可以坚信,谁也不会进去,一切的物件都会放在原地不动。他把自己的食物储备放在森林里,根本不用看着它,可以相信,谁也不会去动它一下。偶然由于食物储备不足而陷入无出路的境地,他也可以拿取其他一个人的食物储备,然后按自己的估价用打死的野兽付给代价。这是为廉价和顺利地进行生产的最有利的条件。如果猎人需要雇用房子的看守人,食物储备的看守人,在需要的时刻付出惊人的利息,那么毛皮将会贵5倍。与我们的接近正是从相反的方向影响他。这种接近引起他的贪财心理和极其自私,这种接近用各种方式发展他的土豪行为和甚至缺乏人性。土豪和宫农开始利用每一机会以压迫猎人。再也不可能安全地离开不锁门的住处了,别人找到了食物储备就狂吃猛喝,——廉价地进行生产已经是不可能了。说什么自私和贪财对工业的发展来说是有用的品质,是谁在世上散布这种思想的?这是工业的最大的敌人,这是压迫的根源,它剥夺爱劳动的双手的勇气,不让人们为共同的友好劳动联合起来。

整个北部边区都是这个样子,让它只靠一些自己的力量生存,从我们方面,对它既残酷,而且任其不划算地受命运支配。这个边区明显地使我们感觉到,我们之间需要有这样的社会联系,它帮助和保护个人,使他既不受与自然的力不胜任的斗争的自由支配,也不受官员和资本家的无监督的处置。例如,在阿尔汉格尔斯克省,全部28万4千居民中只有3万人从事不依赖于农业、畜牧业和捕猎业的职业。这3万人当中有全部官员、宗教界人士、商人、店员、手工业者、工厂工人(所有从事木制品职业的工人包括在内)。其余25万4千人生活在其约三分之二干什么都根本不行的土地上,约三分之一的土地被森休所占据,它除捕猎业之外,几乎没什么用场。这块土地只有千分之一的地方是草场,还有数量不多的耕地。每人只摊到不大于四分之一俄亩土地。而例如在沃龙涅什省每个居民约有2俄亩耕地——沃龙涅什的耕地是肥沃的,而阿尔汉格尔斯克的耕地则是完全贫瘠的,而且前者的耕地比后者多6倍以上。在全俄国,每个居民摊到1.5俄亩耕地,因此,阿尔汉格尔斯克省的耕地少于平均水平4倍以上。如果没有谷物,可以吃肉。但是,阿尔汉格尔斯克省的肉(牛肉、羊肉、猪肉),每人每天只摊到少于十五分之一俄磅。如果除开那些每天吃肉的人(约1万2千人),那么其余27万6千人每人每天只能摊到少于七十分之一磅肉,——这点肉很难吃饱。

在阿斯特拉罕省,耕地比阿尔汉格尔斯克省多10倍,人口多1.5倍,每个居民摊到61/3头牲口(马、牛、绵羊、猪和骆驼)。在阿尔汉格尔斯克省,则少于2头(马、牛、绵羊、猪和鹿)。原先到什皮茨别尔根的北部去的工人,在那里度过冬天和夏天,在可怜的窝棚里住上好多个没有白天的月份,最后得了浮肿病,并死于坏血症。这个骨瘦如柴、衣衫褴褛的工人有时一年得到不多于12卢布,而如果得到30卢布,他就很满意了。上面我们看到,在新地岛捕鱼所付的钱还要少。你看,一个人,在光秃秃的悬崖上,在完全荒凉的地方,这种地方除了巨石之间风的呼啸和北方的风暴之外什么也听不见,在漆黑之中什么也看不见。这个人在对人的机体过份严酷的大自然之中必须集中自己的全部意志力,以免失去勇气。他只要有一丝软弱,让自己休息一下,睡上5个钟头以上——立即跟着而来的就是坏血症和死亡。无数个漫长的通宵他坐着和预防睡着,在那里结起和解开绳结,这就和某个念经的和尚一样。还没有一个苦修教徒经受过如此巨大的磨难,而这个劳动的受难者却比任何一个仆役或马车夫却要少受4或9倍的罪。一个外国的作家说道,如果他们为这么一点微不足道的钱去受如此的折磨,这些人在自己的故乡该是何等地不幸。这种行业的好处是如此地微小,伴随着它的磨难又是这样地巨大,以致工人千方百计企图寻找另外的生存来源。但是,不幸的是,他只能在最遥远的地方找到最艰苦的工作。虽然他的境况是如此地可怜,但他仍然还是农民的羡慕对象。农民肯定地说,大海比耕地更有收入,更为可靠。在阿尔汉格尔斯克,人们说,出海的人不知道悲伤。的确如此,农民的生活——悲伤无穷。他的牲口和厩肥很少,而他不仅必需给耕地上粪,而且还得给草地施肥。他辛勤地给草地围上篱笆,清除苔藓,铲平土墩,为所有这一切他只得到一种酬劳——饥饿。在阿尔汉格尔斯克还可以找到有利的工作,但是,在大片森林的广大地区,人们根本无法吃饱,整个地区充塞着大批乞丐,很大一部分居民过着最可怜的流浪生活,捕捉鱼和野兽的人整冬整夏到处流浪,无数处于乞丐和工业工人的中间状态的居民加入到他们的行列。这些不幸的人整年从一个地方转移到另一个地方,有时要饭,有时干活和落入受奴役地位。他们走遍广大地区,他们一年中所走过的路程不是几百俄里,而是几千俄里。他们把行乞作为辅助职业,可以按出奇低的价格干活。这些流浪的劳动者中的一些人在冬天期间干过各种各样的活以后,从1千俄里以外于冬末来到了如沃洛格达这样的城市。这里他们为不过30银卢布负责修理平底货船,把它装满并把它运到阿尔汉格尔斯克。这种报酬当然不可能给予他们任何保证,他们立即又重新从事半乞讨半干活的行业。这批流浪的工人使得妇女和儿童成为极端贫困的牺牲者。为了评价上述令人发指的数字和资料的深刻含义,需要仔细观察北方人的生活。这就是悲剧状况的真相:没有面包、没有食物、没有工作、气候致命地严寒。全世界都大喊大叫,说英国或法国的穷人正在饿死,但是任何一个英国或法国的穷人,与这些不为人所知的劳动者相比,都是命运的宠儿,极大的财主。谁也没有把这些不为人所知的劳动者所受的苦难告诉世人。在密林深处,在自然与环境的沉重压迫底下,他甚至想象不到,可以少忍受一些痛苦,世上有比他幸福10倍的人,可是人们在整个世界却散布说,这些人是世上最不幸的人。这些北部地区的穷人是大量的。在这些地方,比英国和法国的被人们称之为正在饿死的穷人更穷的人的数目可以设想达125万,——伦敦和巴黎的穷人与他们相比,只不过是大海里的一滴水。在这两类人的贫困之间无法作任何对比:伦敦穷人有时花在衣服上的费用就要比这些人的全部生活费多两倍。英国和法国的流浪者中的少数几个人有时在露天过夜,要是他们也只得象北部几百万人那样过夜,那么他们一星期之内全会死光。想起来都觉得可怕,人类贫困与磨难的程度是那么地无止境。英国人和法国人以为,他们的穷人达到贫困的最高程度,原来,比他们的穷人穷得多的工人是俄国的工人。他们认为,他们的乞丐正在饿死,原来,饿得更厉害得多的乞丐是我们北部的乞丐。在北部发生这样的现象,即没有任何办法可以对付饥饿的乞丐。在一个小城里,县警察局长想起来要整顿秩序,他想让这些饥饿的肚子就范。这种努力是如此地未能奏效,他们涌向他的私人住宅,可以确信,他们似乎要把他撵出房子去。

我们在不吉利的日子到北方寻找幸福,我们在倒霉的时刻想起对北部野蛮人输送文明,我们不了解他们,我们不了解如此成功地形成的北部生活方式。我们不是使他们变得文明,而是腐蚀他们。我们使他们中的几万人成为不幸的人,而为自己人中的几百万人安排了悲惨的命运。这对那些吹嘘产品而不管生产者的人是一个很大的教训。人们喊叫:我们将会有贵重的毛皮、树木、鱼和鸟。可是不问一声:为我们提供所有这一切的人将会如何。于是,结果是:他们没有拿到所吹嘘的产品,而人却是被危害了。在阿尔汉格尔斯克的各条河流里,所运商品货物的价格每人只摊到一卢布多一点。在这些货物中,毛皮商品每人摊到4戈比;鱼,55戈比;树木,20戈比。我们的全部捕猎业的价值勉强到100万卢布,为此几乎225万人必须生活在冻土带和密林所带来的惨状中。我们为不到50戈比出卖一个人的一生。如果我们不忽视他的幸福,他将给我们带来多少好处。请上帝保佑,让我们从这种倒霉的处境中摆脱出来吧,把不幸的人移居到那种他们能获得幸福和起作用的地方去吧,在北部则只保留那些福利等待着他们的人。

如果在伯绍勒边区,地方生产的谷物只构成全部消费谷物的十分之一,手工业和养鹿业提供边区全部产品的六分之五以上,而农业则少于六分之一,那么,可以想象,那些在北部的全部生存资料只局限于一种农业的居民处于何种境况之中。由于缺乏销售产品的方便的地点,即使在可流送的盛产鱼的大河边,甚至在野兽和松子丰富的森林中,北部的生活也是相当困难的。关于在叶尼塞河下游受罪的图鲁汉斯克边区居民的极端贫困状况人们写得很多,是这条河流没有各种各样的丰富的鱼群吗?是这些森林没有丰富的野兽吗?但是,所有这些贫困要是与那种没有副业、没有野兽、没有鱼的偏僻地区的居民所经受的贫困相比,那又算是微不足道了。在北部长丘与北冰洋之间,这样的村庄是很多的。在阿尔汉格尔斯克省、彼尔姆省和维亚特省,它们也不少。但是,在沃洛格达省北半部和奥洛涅茨省,它们特别地多。奥洛涅茨省的生活比任何地方都更能成为这类生活的典型。如果我在这里举出死亡率的资料,读者就不难明白,它与上面刚刚谈到的阿尔汉格尔斯克省靠近可流送的河流的地区的生活有何区别:

年份:

1856 1858 1859 1861 1862 1863

阿尔汉格尔斯克省 从……人中死1人 31 23 33 37 34 30

奥洛涅茨省 从……人中死1人 21 22 22 26 26 21

在灾情上没有区别的年份,死亡率的这种巨大差别雄辩地表明了居民的状况。这些地方的农业成绩应是怎样的,可以从下面情况看出:在阿尔汉格尔斯克省,草地比耕地多1倍,可以饲养足够的牲口以用于在地里施肥,而奥洛涅茨省的草地比耕地少两倍。

在阿尔汉格尔斯克省,每俄亩耕地可摊到几乎是2头大牲口和1头多小牲口,而在奥洛涅茨省,1俄亩只摊到五分之三头大牲口,几乎3俄亩才有1头小牲口。北部的土地即使是施肥也产量不高,要是不施肥,它还能长出什么东西来呢?除此之外,虽然北方有许多沼泽和森林,夏天的气候特点还是干燥的。在赫尔辛基所作的考察已指出了这种干燥的气候。在沃洛格达教学农场的考察表明,夏天,特别是在谷物灌浆时节,谷物的饱满程度和养分全靠雨水,可是只有俄国的南部,如阿斯特拉罕等某些地区下少量的雨。在这种情况下怎么办?只有在草地多、土壤肥沃的地方可以生活。而这里只有一些沼泽、不毛的高山和森林,只是有些地方散乱地分布着几块宜于耕种的土地。土壤的这种贫瘠使得居民忘记自己的老习惯:他们不再聚居在大村庄里,而是在沼泽与森林的中间分出一些小的新村。关于人口,奥洛涅茨省的村庄几乎比阿尔汉格尔斯克省多1倍,是萨拉托夫省的12倍,可大村落却比阿尔汉格尔斯克省少4倍。农民违背自己的习惯住在小村里,为了保护牲口和增加厩肥,他把自己的院子和住处都当作畜棚使用,但所有这一切帮助甚少。耕地少,无法生活,可又出现了出乎意料的障碍:对他来说,首要的事是扩大自己的耕地,可是禁止他开垦,或是指定他在不能耕种的地方耕种,使得他在不毛之地失去了自己最后一点种子。森林无边无际,谁也不需要它,它由于风暴倒伏在大片大片的土地上并腐烂着,林业大王贪婪地对它滥伐。当农民需要开垦一小块土地当作自己可怜的耕地时,却神经过敏地爱惜起森林来了,而灭绝森林的凶恶怪影却在可怕地膨胀着。农民遇到不可克服的障碍,他不是在其念头转到有用的宝贵的林木的时候遇到阻挠,这些林木受到林业资本家的贪婪而无端地滥伐;他是在请求一小块毫无用处的和没有任何价值的土地时受到阻挠。长满高大的贵重的树林的地方无法开垦成耕地,开垦耕地需要那种长着细小而毫无用处的树木的地方。由于耕地不足,他只得每年在同一块地上耕种,不让它休耕,而牲口的缺乏则使得他几乎不施肥地播种。本来就贫瘠而没什么用处的土地彻底荒芜了,越来越经常地歉收,而且范围越来越广。这么下去会怎么样呢?日益增加的贫困迫使农民卖掉牲口,牲口的减少不仅导致歉收,使农民根本吃不到肉,而且还使他失去一件北方极需要的东西——暖和的衣服。阿尔汉格尔斯克省的人口更少,可是它不仅绵羊比奥洛涅茨省要多,而且,除此之外,还有265,000头鹿。在阿斯特拉罕省,在气候暖和的情况下,每人摊到4只以上绵羊,而在奥洛涅茨省,3个人还摊不到1只绵羊。俄国的任何地方也没有象这些寒冷的地区那样严重地苦干缺乏暖和衣服。有谁能相信呢,我们森林地区的农民还感到燃料和暖和住房的不足。诺夫戈罗德省是一个森林工业的省份,它的木材供出口,其三分之二的地域覆盖着森林,基里亚罗夫斯基认为,缺少燃料和暖和住房是这个省人口死亡的最主要原因之一。他把农民的住房分成3类:冬天的温度达到16°的住房,是富有和宽裕的农民的住房;温度达到10°的农舍,是小康之家的住房(这种温度对农民的健康和一般体格的发展已经有不利的影响);最后,许多穷人的住房的温度只达到5°,农舍里,特别是各角落里有积雪,冷风直往里灌,农舍里的水结成冰。这种温度对于生活和健康来说是致命的。

在食物丰富、福利状况良好的情况下,任何一种气候也不能象极北地区的气候那样能造就如此强壮、肌肉发达的人。只要想一想极地动物就能理解,北方能生产多么大量的油和肉。然而,日益增加的贫困早已开始引起北部的人种退化。居民的个儿变小了,人变弱了,病也多了,失去其工作活力。行政当局在招兵时早已发觉这种人种的退化,因此降低了北部地区的新兵身高标准。北部边区的贫困终于不能再不被注意了。它主要是在城市里引人注目,因为那里它表现得更为尖锐。在报刊上开始出现一些把北部城市描述为贫民窟的文章。正如上述,城市居民极端讨厌大量靠乞讨过活的人。通常是卑躬屈节和哆哆嗦嗦的乞丐往往采取更具有威胁性的手段。他们成群地涌进别人的家里,吃光所能找到的一切,而不理会自己是不速之客。北方城市的官员和商人很有耐性,他们对不速之客的光临不感到气愤,他们把这看成是不可避免的坏事。他们连想都没想到过,只要把这些饥饿的肚子引向公共施舍,就可以摆脱他们纠缠不休的光顾。当皮涅加终于做到了这一点时,在全俄国,人们都嚷嚷这件事,似乎创造了伟大的功绩。皮涅加人想得对,靠自己费用来消除对自己厨房的干扰是不合算的,如果这件事由全俄国为了慈善事业来干,要合算得多。北部其他城市的居民看到皮涅加人的机灵,想搞得更好,他们直接让俄国来关心消除他们厨房的干扰,并力求不受任何损失地从这里为自己得到好处。但是,俄国并不把关心自己的北方兄弟看成是善行。轰动一时的皮涅加人的事情最明白地表明这种对待贫困的冷酷的态度,这种态度是我们的上流社会的最主要的缺点。北部3百万农业人口的贫困被轻易地忽略了,对此,有教养的社会只作叹息而并不厌烦。商人们甚至满意这种贫困,它使他们有可能利用极廉价的劳动。乐观主义者的机构要使我们相信,在我们富有的北方没有无产者,我们这里没有人饿死,总之,我们是全世界的取之不尽的粮仓,用谷物养活全世界的巨大粮仓……例如,一个著名的作家在描写维亚特省人们如何吃树皮的同时,补充说,由于这种美妙的食物,只是小孩的肚子是膨胀了,至于成人,则具有健康和结实的外表。统计学家和政治经济学家只得假装不知道彼尔姆省、奥洛涅茨省和维亚特省具有俄国最悲惨和最可怕的死亡率。但是,乐观主义者经常自己自觉或不自觉他说漏了嘴,因而部分真相被揭露出来。这时,人们承认,有必要采取各种措施以帮助挨饿的人。有时直接用谷物帮助。在社会的这种乐观主义情况下,可以设想,这些物质救济会遭受到何种命运。如果充满爱国主义热情的社会,在与拿破仑一世战争及塞瓦斯托波尔运动期间都不能制止盗窃国库与贿赂行为,那么很容易想象,在成为淡漠无情,不仅是淡漠无情,而且甚至根本就没有观众(因为对这件事丝毫不感兴趣)的社会中,会发生什么事情。在叶尼塞斯克,我遇见过一些投机商,他们廉价大量收购用于保证叶尼塞河下游的官家谷物,然后把它供应采金场。

在俄罗斯北部,我听到同样的怨言,说从事分发谷物的官员靠它发财致富,商人趁此进行猖獗的投机活动。到处我只看见一种不信任,人们普遍地认为,边区的贫困未被查明,援助没有达到自己的目的。很明显,只要社会没有意识到有必要按北部边区需要的程度帮助它,只要这种认识没有严肃到由此产生真正能达到自己的目的的机构的程度,北部边区的状况将一年比一年坏,一年比一年困难。今年提供了多少象个样的、同时未引起怀疑的援助。但是,我们马上就能看到,这种援助较之边区的需要来说,是何等地微不足道;我们将会看到,在目前状况下,国家的贫困必会逐年增加,而且如果不阻止这种不可避免的趋势,由此可能发生最意料不到的后果和没有出路的困难。为了阻止这一趋势,需要采取更具有实质性得多的措施。

在奥洛涅茨省,每平方米里亚住着125人,仅是俄国欧洲的两个省份,即阿尔汉格尔斯克省和阿斯特拉罕省,人口比它稍为疏一些。每平方俄里两个半人口,这是再比它少就难以想象的稀疏人口,然而,即使这样的人口也显得过于稠密了。副业和农业已不足以维持地方居民的生活,而且,尽管农民尽一切努力扩大自己的播种面积,贫困的可怕怪影在他们面前越来越膨胀。在这种情况下,奥洛涅茨统计委员会责怪农民的愚昧无知,它建议他们耕种奥洛涅茨的沼泽地,那里似乎是奥洛涅茨省的最肥沃的土壤。责怪别人的愚昧无知——我们的行政当局评论家之间颇为流行的作风。在北方,在里头和在它们排水以后除了苔藓之外还能长出别的什么东西的沼泽地多吗?即使沼泽地的土壤是肥沃的,除了投入资本之外,没有别的办法可予以耕种,而这一点农民是无能为力的。至于在资本家里头,找不到几个这样的冒险爱好者,会把自己的资本投入无效的使用。虽然统计学家和行政当局赐予奥洛涅茨省居民以理想的建议,边区的农业生产率日益变得不足以保证居民的生活,工人的生活日趋困难。看来,奥洛涅茨的劳动者可以很容易使自己处于不依赖农业的地位。奥洛涅茨省按地位与按其实质来说曾是工业的省份。据官方的情报,单是从事这个省的水运的工人就有92,857人,占全省全部成年工人数的20%以上。除此之外,渔业、林业和捕猎业是这个省的天然的副业,因为这个省的五分之四地域覆盖着森林,而且还具有比俄国任何别的省份更多的内何。每年驶经这个省的船只达2万以上,这个省的森林和水都很丰富,它应当在其工人居民中发展而且也的确发展了造船业。在这一切之上还加之矿业和靠近彼得堡,彼得堡能招走一些零工。抽象他说,根据这些资料,可以设想,奥洛涅茨省即使农业不发达也可以过得很好,但实际上并非如此。还未曾有过一个国家可以不顾农业的衰落单靠工业的发展而繁荣,农业的衰落必然导致工业力量的衰落。沿奥洛涅茨省河流航行的船只的确很多,但奥洛涅茨省的工人得与其地位比自己优越得多的这样一些工人竞争:这些工人的家庭自己能养活自己,他们出来曳船只是为了缴纳捐税。这些工人把他的面包给夺走了。他作为船工,在幸运的场合,一夏天能挣到15卢布,而经常只带着7卢布离开。当既需要缴纳捐税又需要养家的时候,当一普特谷物就要付1卢布25戈比或1卢布50戈比的时候,这点钱有什么用呢?奥洛涅茨工人带着饥饿和绝望到船上去工作。鱼和野兽的确养活过奥洛涅茨的工人,但随着人口的增加,这些副业的好处比农业的好处消失得还快。顺格集市是奥洛涅茨省最大的经营毛货、野味和鱼的集市,运到这个集市上来的这些货物日益减少。1857年,运到这个集市上来的松鼠达1百万只,而到了1865年,总共只有7万只;运来的兔子比过去少9倍;1862年的狐狸是6,500只,而到了1865年,共有900只;在1862年,运到集市上的鱼达419,450卢布,而在1865年,总共是71,535卢布。矿业同样衰退了,1860年,有2,126个工人在奥洛涅茨矿厂里工作,而在1862年,共有1,054人。至于说到在彼得堡干活的零工,那么的确,根据奥洛涅茨备忘手册的肯定的说法,在彼得罗查沃德斯克县几乎每一家去送自己的一个成员到首都去。干活的人走了,他的家庭抛给命运支配,处于最困难的境况之中,濒临死亡。1863年,奥洛涅茨省一般是每21人中死1人,而在彼得罗查沃德斯克县,则18人中死1人。奥洛涅茨省的工业县最为悲惨。1863年,彼得罗查沃德斯克县、维帖格拉县、洛捷依诺耶波列县的死亡率在工业县中是最低的。最悲惨的命运落在波维涅茨县头上。这个县是靠捕猎业和渔业为生的,副业的收入减少到使他们根本无法生存的程度。居民胡乱地分散住着。在顺格村落,在波维涅茨县最热闹的地方,125个村庄只有600户人家,也就是说,一个村庄还不到5户人家。但所有这一切都无补于事。1863年,波维涅茨县在奥洛涅茨省的所有县份中死亡率是最高的,这一死亡率是可怕的——16人中就死亡1人。说来说去,奥洛涅茨省的最幸运的县份还是那些以农业为基础的县,——以其草场出名的奥洛涅茨县,输出亚麻的普多日县;但是,福利状况最好的是卡尔戈波尔县。在1863年,它的死亡率是奥洛涅茨省所有县份中最低的。卡尔戈波尔县曾经以其肥沃著称,它不仅曾给全省唯一的酿酒和啤酒厂供应谷物,而且还曾往维帖格拉县和彼得罗查沃德斯克县输出谷物,甚至曾把谷物运到阿尔汉格尔斯克港口。卡尔戈波尔县不仅曾以其农业,而且曾以其畜牧业著称,它出售过皮革。随着人口的增加,所有这一切都逐渐地减少了,县里的福利水平也日益下降了。

不难预见这种凑合各种情况的逻辑结果。人口增加了。它耗尽了水和森林储备,它必需从唯一适宜于农业和牧草业的土壤转移到更差的土壤上去,生活日益困难,农民变得更穷,死亡率变得更高。在四十年代初期,奥洛涅茨省的死亡率曾与俄罗斯的国家农民的一般死亡率一样——1842年,34个人中死1人;1843年,33个人中死1人;1844年,31个人中死1人。当时就已经开始注意到,奥洛涅茨省的死亡率在不断地上升。我们在上面看到,在五十年代末和六十年代初,已分别是21和22个人中死1人了。在同样时期,男人死得居多。由于农业的不足,艰难的命运越来越沉重地落到了出外做工的人们的头上。从1848年开始,男人与妇女之间比例改变了。开始,妇女只多5%,后来则成了10%。全部居民中能干活的人逐渐减少。草地不足日益严重,居民体力衰弱现象逐渐增加,使得不可能为牲口储备足够的饲草。牲口因疫病传染而大量死亡的数量越来越多,而且经常反复发生。除此之外,破产的居民为了缴纳捐税把牲口都卖光了。牲口的不足导致肥料的缺乏与歉收。每年都重复出现牲口因疫病大量死亡的现象。一个农民告诉我,在几年期间他买了15匹马,它们全死了,这弄得他彻底破产。虽然人口在不断增加,可是牲口的数量不仅没有增加,而且还减少了。1862年,曾发生牛瘟;1863年,又发生了一次。接着是歉收,一连重复4年,于是把居民弄到目前所处的悲惨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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