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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罗曼·罗兰

出版社:湖南文艺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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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人传

名人传试读:

贝多芬传

译者序

唯有真实的苦难,才能驱除罗曼蒂克的幻想的苦难;唯有看到克服苦难的壮烈的悲剧,才能帮助我们担受残酷的命运;唯有抱着“我不入地狱谁入地狱”的精神,才能挽救一个萎靡而自私的民族:这是我十五年前初次读到本书时所得的教训。

不经过战斗的舍弃是虚伪的,不经劫难磨炼的超脱是轻佻的,逃避现实的明哲是卑怯的;中庸,苟且,小智小慧,是我们的致命伤:这是我十五年来与日俱增的信念。而这一切都由于贝多芬的启示。

我不敢把这样的启示自秘,所以十年前就移译了本书。现在阴霾遮蔽了整个天空,我们比任何时候都更需要精神的支持,比任何时候都更需要坚忍、奋斗、敢于向神明挑战的大勇主义。现在,当初生的音乐界只知训练手的技巧,而忘记了培养心灵的神圣工作的时候,这部《贝多芬传》对读者该有更深刻的意义。——由于这个动机,我重译了本书。*这部书的初译稿,成于一九三二年,在存稿堆下埋藏了有几十年之久。——出版界坚持本书已有译本,不愿接受。但已出版的译本绝版已久,我始终未曾见到。然而我深深地感谢这件在当时使我失望的事故,使我现在能全部重译,把少年时代幼稚的翻译习作一笔勾销。

此外,我还有个人的理由。疗治我青年时世纪病的是贝多芬,扶植我在人生中的战斗意志的是贝多芬,在我灵智的成长中给我大影响的是贝多芬,多少次的颠扑曾由他搀扶,多少的创伤曾由他抚慰,——且不说引我进音乐王国的这件次要的恩泽。除了把我所受的恩泽转赠给比我年轻的一代之外,我不知还有什么方法可以偿还我对贝多芬,和对他伟大的传记家罗曼·罗兰所负的债务。表示感激的最好的方式,是施与。

为完成介绍的责任起见,我在译文以外,附加了一篇分析贝多芬作品的文字。我明知道是一件越俎的工作,但望这番力不从心的努力,能够发生抛砖引玉的作用。译者一九四二年三月

原序

二十五年前,当我写这本小小的《贝多芬传》时,我不曾想要完成什么音乐学的著作。那是一九〇二年。我正经历着一个骚乱不宁的时期,充满着兼有毁灭与更新作用的雷雨。我逃出了巴黎,来到我童年的伴侣,曾经在人生的战场上屡次撑持我的贝多芬那边,寻觅十天的休息。我来到波恩,他的故里。我重复找到了他的影子和他的老朋友们,就是说在我到科布伦茨访问的韦格勒的孙子们身上,重又见到了当年的韦格勒夫妇。在美因兹,我又听到他的交响乐大演奏会,是魏因加特纳指挥的。*Felix Weingartner(1863—1942),系指挥贝多芬作品之权威。然后我又和他单独相对,倾吐着我的衷曲,在多雾的莱茵河畔,在那些潮湿而灰色的四月天,浸淫着他的苦难,他的勇气,他的欢乐,他的悲哀;我跪着,由他用强有力的手搀扶起来,给我的新生儿约翰·克利斯朵夫行了洗礼;*罗曼·罗兰名著《约翰·克利斯朵夫》,最初数卷的事实和主人翁的性格,颇多取材于贝多芬的事迹与为人。且全书的战斗精神与坚忍气息,尤多受贝多芬的感应。在他祝福之下,我重又踏上巴黎的归路,得到了鼓励,和人生重新缔了约,一路向神明唱着病愈者的感谢曲。那感谢曲便是这本小册子。先由《巴黎杂志》发表,后又被贝玑拿去披露。*贝玑(Charles Peguy,1873—1914),法国近代大诗人,与作者同辈,早死。本书全文曾在贝玑主编的《半月刊》上发表。我不曾想到本书会流传到朋友们的小范围以外。可是“各有各的命运……”

恕我叙述这些枝节。但今日会有人在这支颂歌里面寻求以严格的史学方法写成的渊博的著作,对于他们,我不得不有所答复。我自有我做史家的时间。我在《韩德尔》和关于歌剧研究的几部书内,已经对音乐学尽了相当的义务。但《贝多芬传》绝非为了学术而写的。它是受伤而窒息的心灵的一支歌,在苏生与振作之后感谢救主的,我知道,这救主已经被我改换面目。但一切从信仰和爱情出发的行为都是如此的。而我的《贝多芬传》便是这样的行为。大家人手一编地拿了去,给这册小书走上它不曾希望的好运。那时候,法国几百万的生灵,被压迫的理想主义者的一代,焦灼地等待着一声解放的讯号。这讯号,他们在贝多芬的音乐中听到了,他们便去向他呼吁。经历过那个时代的人,谁不记得那些四重奏音乐会,仿佛弥撒祭中唱《神之羔羊》*按此系弥撒祭典礼中之一节时的教堂——谁不记得那些痛苦的脸,注视着祭献礼,因它的启示而受着光辉的烛照?生在今日的人们已和生在昨日的人们离得远远了。(但生在今日的人们是否能和生在明日的离得更近?)在本世纪初期的这一代里,多少行列已被歼灭:战争开了一个窟窿,他们和他们最优秀的儿子都失了踪影。我的小小的《贝多芬传》保留着他们的形象。出自一个孤独者的手笔,它不知不觉地竟和他们相似。而他们早已在其中认出自己。这小册子,由一个无名的人写的,从一家无名的店铺里出来,几天之内在大众手里传播开去,它已不再属于我了。

我把本书重读了一遍,虽然残缺,我也不拟有所更易。作者预备另写一部历史性的和专门性的书,以研究贝多芬的艺术和他创造性的人格。*按此书早已于一九二八年正月在巴黎出版。因为它应当保存原来的性质,和伟大的一代神圣的形象。在贝多芬百年祭的时候,*按一九二七年适为贝多芬百年死忌。我纪念那一代,同时颂扬它伟大的同伴,正直与真诚的大师,教我们如何生如何死的大师。罗曼·罗兰一九二七年三月

初版序

我愿证明,凡是行为善良与高尚的人,定能因之而担当患难。——贝多芬(一八一九年二月一日在维也纳市政府语)

我们周围的空气多沉重。老大的欧罗巴在重浊与腐败的气氛中昏迷不醒。鄙俗的物质主义镇压着思想,阻挠着政府与个人的行动。社会在乖巧卑下的自私自利中窒息以死。人类喘不过气来。——打开窗子吧!让自由的空气重新进来!呼吸一下英雄们的气息。

人生是艰苦的。在不甘于平庸凡俗的人,那是一场无日无之的斗争,往往是悲惨的,没有光华的,没有幸福的,在孤独与静寂中展开的斗争。贫穷,日常的烦虑,沉重与愚蠢的劳作,压在他们身上,无益地消耗着他们的精力,没有希望,没有一道欢乐之光,大多数还彼此隔离着,连对患难中的弟兄们一援手的安慰都没有,他们不知道彼此的存在。他们只能依靠自己;可是有时连最强的人都不免在苦难中蹉跌。他们求助,求一个朋友。

为了援助他们,我才在他们周围集合一班英雄的友人,一班为了善而受苦的伟大的心灵。这些“名人传”不是向野心家的骄傲申说的,而是献给受难者的。*按作者另有《米开朗琪罗传》《托尔斯泰传》,皆与本书同列在“名人传”这总标题内。并且实际上谁又不是受难者呢?让我们把神圣的苦痛的油膏,献给苦痛的人吧!我们在战斗中不是孤军。世界的黑暗,受着神光烛照。即是今日,在我们近旁,我们也看到闪耀着两朵最纯洁的火焰,正义与自由:毕加大佐和蒲尔民族。*按一八九四至一九〇六年间,法国有一历史性的大冤狱,即史家所谓“德雷福斯事件”。德雷福斯大尉被诬通敌罪,判处苦役。一八九五年陆军部秘密警察长发觉前案系罗织诬陷而成,竭力主张平反,致触怒军人,连带下狱。著名文豪左拉亦以主张正义而备受迫害,流亡英伦。迨一八九九年,德雷福斯方获军事法庭更审,改判徒刑十年,复由大总统下令特赦。一九〇六年,德雷福斯再由最高法院完全平反,撤销原判。毕加大佐为昭雪此冤狱之最初殉难者,故作者以之代表正义。——蒲尔民族为南非好望角一带的荷兰人,自维也纳会议,荷兰将好望角割让于英国后,英人虐待蒲尔人甚烈,卒激成一八九九至一九〇二年间的蒲尔战争。结果英国让步,南非联盟宣告成立,为英国自治领地之一。作者以之代表自由的火焰。即使他们不曾把浓密的黑暗一扫而空,至少他们在一闪之下已给我们指点了大路。跟着他们走吧,跟着那些散在各个国家、各个时代、孤独奋斗的人走吧。让我们来摧毁时间的阻隔,使英雄的种族再生。

我称为英雄的,并非以思想或强力称雄的人,而只是靠心灵而伟大的人。好似他们之中最伟大的一个,就是我们要叙述他的生涯的人所说的:“除了仁慈以外,我不承认还有什么优越的标记。”没有伟大的品格,就没有伟大的人,甚至也没有伟大的艺术家,伟大的行动者;所有的只是些空虚的偶像,匹配下贱的群众的:时间会把他们一齐摧毁。成败又有什么相干?主要是成为伟大,而非显得伟大。

这些传记中人的生涯,几乎都是一种长期的受难。或是悲惨的命运,把他们的灵魂在肉体与精神的苦难中磨折,在贫穷与疾病的铁砧上锻炼;或是,目击同胞受着无名的羞辱与劫难,而生活为之戕害,内心为之碎裂,他们永远过着磨难的日子;他们固然由于毅力而成为伟大,可是也由于灾患而成为伟大。所以不幸的人啊!切勿过于怨叹,人类中最优秀的和你们同在。汲取他们的勇气做我们的养料吧;倘使我们太弱,就把我们的头枕在他们膝上休息一会儿吧。他们会安慰我们。在这些神圣的心灵中,有一股清明的力和强烈的慈爱,像激流一般飞涌出来。甚至无须探询他们的作品或倾听他们的声音,就在他们的眼里,他们的行述里,即可看到生命从没像处于患难时的那么伟大,那么丰满,那么幸福。

在此英勇的队伍内,我把首席给予坚强与纯洁的贝多芬。他在痛苦中间即曾祝望他的榜样能支持别的受难者,“但愿不幸的人,看见一个与他同样不幸的遭难者,不顾自然的阻碍,竭尽所能地成为一个不愧为人的人,而能借以自慰”。经过了多少年超人的斗争与努力,克服了他的苦难,完成了他所谓“向可怜的人类吹嘘勇气”的大业之后,这位胜利的普罗米修斯,*神话中的火神,人类文明最初的创造者。作者常用以譬喻贝多芬。回答一个向他提及上帝的朋友时说道:“噢,人啊,你当自助!”

我们对他这句豪语应当有所感悟。依着他的先例,我们应当重新鼓起对生命对人类的信仰!罗曼·罗兰一九〇三年一月

贝多芬传

竭力为善,爱自由甚于一切,即使为了王座,也永勿欺妄真理。——贝多芬(一七九二年手册)

他短小臃肿,外表结实,生就运动家般的骨骼。一张土红色的宽大的脸,到晚年才皮肤变得病态而黄黄的,尤其是冬天,当他关在室内远离田野的时候。额角隆起,宽广无比。乌黑的头发,异乎寻常的浓密,好似梳子从未在上面光临过,到处逆立,赛似“梅杜萨头上的乱蛇”。以上据英国游历家罗素一八二二年时记载。——一八〇一年,车尔尼尚在幼年,看到贝多芬蓄着长发和多日不剃的胡子,穿着羊皮衣裤,以为遇到了小说中的鲁滨孙*按梅杜萨系神话中三女妖之一,以生有美发著名。后以得罪火神,美发尽变毒蛇。车尔尼(1791—1857)为奥国有名的钢琴家,为肖邦至友,其钢琴演奏当时与肖邦齐名。眼中燃烧着一股奇异的威力,使所有见到他的人为之震慑;但大多数人不能分辨它们微妙的差别。因为在褐色而悲壮的脸上,这双眼睛射出一道犷野的光,所以大家总以为是黑的;其实却是灰蓝的。据画家克勒贝尔记载。他曾于一八一八年为贝多芬画像。平时又细小又深陷,兴奋或愤怒的时光才大张起来,在眼眶中旋转,那才奇妙地反映出它们真正的思想。据医生米勒一八二〇年记载:他的富于表情的眼睛,时而妩媚温柔,时而惘然,时而气焰逼人,可怕非常。他往往用忧郁的目光向天凝视。宽大的鼻子又短又方,竟是狮子的相貌。一张细腻的嘴巴,但下唇常有比上唇前突的倾向。牙床结实得厉害,似乎可以嗑破核桃。左边的下巴有一个深陷的小窝,使他的脸显得古怪地不对称。据莫舍勒斯**莫舍勒斯(Ignaz Moscheles,1794—1870),英国钢琴家。说:“他的微笑是很美的,谈话之间有一副往往可爱而令人高兴的神气。但另一方面,他的笑却是不愉快的,粗野的,难看的,并且为时很短。”——那是一个不惯于欢乐的人的笑。他通常的表情是忧郁的,显示出“一种无可疗治的哀伤”。一八二五年,雷斯塔伯说看见“他温柔的眼睛及其剧烈的痛苦”时,他需要竭尽全力才能止住眼泪。**雷斯塔伯(Ludwig Rellstab,1799—1860),德国诗人。一年以后,布劳恩·冯·布劳恩塔尔在一家酒店里遇见他,坐在一隅抽着一支长烟斗,闭着眼睛,那是他临死以前与日俱增的习惯。一个朋友向他说话。他悲哀地微笑,从袋里掏出一本小小的谈话手册;然后用着聋子惯有的尖锐的声音,教人家把要说的话写下来。——他的脸色时常变化,或是在钢琴上被人无意中撞见的时候,或是突然有所感应的时候,有时甚至在街上,使路人大为吃惊。“脸上的肌肉突然隆起,血管膨胀;犷野的眼睛变得加倍可怕;嘴巴发抖;仿佛一个魔术家召来了妖魔而反被妖魔制服一般”,那是莎士比亚式的面目。克勒贝尔说是莪相的面目。以上的细节皆采自贝多芬的朋友,及见过他的游历家的记载。*按莪相为三世纪时苏格兰行吟诗人。尤利乌斯·贝内迪克特说他无异“李尔王”。*李尔王系莎士比亚名剧中的人物。

路德维希·凡·贝多芬,一七七〇年十二月十六日生于科隆附近的波恩,一所破旧屋子的阁楼上。他的出身是佛兰芒族。他的祖父名叫路德维希,是家族里最优秀的人物,生在安特卫普,直到二十岁时才住到波恩来,做当地大公的乐长。贝多芬的性格和他最像。我们必须记住这个祖父的出身,才能懂得贝多芬奔放独立的天性,以及别的不全是德国人的特点。*按今法国与比利时交界之一部及比利时西部之地域,古称佛兰德。佛兰芒即居于此地域内之人种名。安特卫普为今比利时北部之一大城名。父亲是一个不聪明而酗酒的男高音歌手。母亲是女仆,一个厨子的女儿,初嫁男仆,夫死再嫁贝多芬的父亲。

艰苦的童年,不像莫扎特般享受过家庭的温情。一开始,人生于他就显得是一场悲惨而残暴的斗争。父亲想开拓他的音乐天分,把他当作神童一般炫耀。四岁时,他就被整天地钉在洋琴前面,或和一架提琴一起关在家里,几乎被繁重的工作压死。*按洋琴为钢琴以前的键盘乐器,形式及组织大致与钢琴同。他的不致永远厌恶这艺术总算是万幸的了。父亲不得不用暴力来迫使贝多芬学习。他少年时代就得操心经济问题,打算如何挣取每日的面包,那是来得过早的重任。十一岁,他加入戏院乐队;十三岁,他当大风琴手。一七八七年,他丧失了他热爱的母亲。“她对我那么仁慈,那么值得爱戴,我的最好的朋友!噢!当我能叫出母亲这甜蜜的名字而她能听见的时候,谁又比我更幸福?”以上见一七八九年九月十五日贝多芬致奥格斯堡地方的沙德医生书信。她是患肺病死的;贝多芬自以为也染着同样的病症;他已常常感到痛楚;再加比病魔更残酷的忧郁。他一八一六年时说:“不知道死的人真是一个可怜虫!我十五岁上已经知道了。”十七岁,他做了一家之主,负着两个兄弟的教育之责;他不得不羞惭地要求父亲退休,因为他酗酒,不能主持门户:人家恐怕他浪费,把养老俸交给儿子收领。这些可悲的事实在他心上留下了深刻的创痕。他在波恩的一个家庭里找到了一个亲切的依傍,便是他终身珍视的布罗伊宁一家。可爱的埃莱奥诺雷·特·布罗伊宁比他小两岁。他教她音乐,领她走上诗歌的路。她是他的童年伴侣;也许他们之间曾有相当温柔的情绪。后来埃莱奥诺雷嫁给了韦格勒医生,他也成为贝多芬的知己之一;直到最后,他们之间一直保持着恬静的友谊,那是从韦格勒、埃莱奥诺雷和贝多芬彼此的书信中可以看到的。当三个人到了老年的时候,情爱格外动人,而心灵的年轻却又不减当年。他们的书信,读者可参看本书《书信集》。他的老师C.G.内夫(C.G.Neefe,1748—1798)也是他最好的朋友和指导:他的道德的高尚和艺术胸襟的宽广,都对贝多芬留下极其重要的影响。

贝多芬的童年尽管如是悲惨,他对这个时代和消磨这时代的地方,永远保持着一种温柔而凄凉的回忆。不得不离开波恩,几乎终身都住在轻佻的都城维也纳及其惨淡的近郊,他却从没忘记莱茵河畔的故乡,庄严的父性的大河,像他所称的“我们的父亲莱茵”;的确,它是那样的生动,几乎赋有人性似的,仿佛一颗巨大的灵魂,无数的思想与力量在其中流过;而且莱茵流域中也没有一个地方比细腻的波恩更美、更雄壮、更温柔的了,它的浓荫密布、鲜花满地的坂坡,受着河流的冲击与抚爱。在此,贝多芬消磨了他最初的二十年;在此,形成了他少年心中的梦境:——慵懒地拂着水面的草原上,雾氛笼罩着的白杨,丛密的矮树,细柳和果树,把根须浸在静寂而湍急的水流里;——还有是村落,教堂,墓园,懒洋洋地睁着好奇的眼睛俯视两岸;——远远里,蓝色的七峰在天空画出严峻的侧影,上面矗立着废圮的古堡,显出一些瘦削而古怪的轮廓。他的心对于这个乡土是永久忠诚的;直到生命的终了,他老是想再见故园一面而不能如愿。“我的家乡,我出生的美丽的地方,在我眼前始终是那样的美,那样的明亮,和我离开它时毫无两样。”以上见一八〇一年六月二十九日致韦格勒书。

大革命爆发了,泛滥全欧,占据了贝多芬的心。波恩大学是新思想的集中点。一七八九年五月十四日,贝多芬报名入学,听有名的厄洛热·施奈德讲德国文学——他是未来的下莱茵州的检察官。当波恩得悉巴士底狱被攻陷时,施奈德在讲坛上朗诵一首慷慨激昂的诗,鼓起了学生们如醉如狂的热情。诗的开首是:“专制的铁链斩断了……幸福的民族!……”次年,他又印行了一部革命诗集。我们可举其中一首为例:“唾弃偏执,摧毁愚蠢的幽灵,为着人类而战斗……啊,这,没有一个亲王的臣仆能够干。这,需要自由的灵魂,爱死甚于爱谄媚,爱贫穷甚于爱奴颜婢膝……须知在这等灵魂内我决非最后一个。”*按施奈德生于巴伐利亚邦,为斯特拉斯堡雅各宾党首领。一七九四年,在巴黎上断头台。在预约者的名单中,*从前著作付印时必先售预约。因印数不多,刊行后不易购得。我们可以看到贝多芬和布罗伊宁的名字。

一七九二年十一月,正当战事蔓延到波恩时,*按此系指法国大革命后奥国为援助法国王室所发动之战争。贝多芬离开了故乡,住到德意志的音乐首都维也纳去。一七八七年春,他曾到维也纳做过一次短期旅行,见过莫扎特,但莫扎特对贝多芬似乎不甚注意。——他于一七九〇年在波恩结识的海顿,曾经教过他一些功课。贝多芬另外曾拜过阿尔布雷希茨贝格(J.G.Albrechtsberger,1736—1809)与萨列里(Antonio Salieri,1750—1825)为师。路上他遇见开向法国的黑森军队。*按黑森为当时日耳曼三联邦之一,后皆并入德意志联邦。无疑的,他受着爱国情绪的鼓动,在一七九六与九七两年内,他把弗里贝格的战争诗谱成音乐:一阕是《行军曲》;一阕是《我们是伟大的德意志族》。但他尽管讴歌大革命的敌人也是徒然:大革命已征服了世界,征服了贝多芬。从一七九八年起,虽然奥国和法国的关系很紧张,贝多芬仍和法国人有亲密的往还,和使馆方面,和才到维也纳的贝尔纳多德。在贝氏周围,还有提琴家鲁道夫·克勒策(Rodolphe Kreutzer,1766—1831),即后来贝多芬把有名的奏鸣曲题赠给他的。*按贝氏为法国元帅,在大革命时以战功显赫;后与拿破仑为敌,与英、奥诸国勾结。在那些谈话里,他的拥护共和的情绪愈益肯定,在他以后的生活中,我们更可看到这股情绪的有力的发展。

这时代施泰因豪泽替他画的肖像,把他当时的面目表现得相当准确。这一幅像之于贝多芬以后的肖像,无异介朗的拿破仑肖像之于别的拿破仑像,那张严峻的脸,活现出波拿巴充满着野心的火焰。*按介朗(Pierre-Narcisse Guerin,1774—1833)为法国名画家,所作拿破仑像代表拿翁少年时期之姿态。贝多芬在画上显得很年轻,似乎不到他的年纪,瘦削的,笔直的,高领使他头颈僵直,一副睥睨一切和紧张的目光。他知道他的意志所在;他相信自己的力量。一七九六年,他在笔记簿上写道:“勇敢啊!虽然身体不行,我的天才终究会获胜……二十五岁!不是已经临到了吗?……就在这一年上,整个的人应当显示出来了。”那时他才初露头角,在维也纳的首次钢琴演奏会是一七九五年三月三十日举行的。特·伯恩哈德夫人和葛林克说他很高傲,举止粗野,态度抑郁,带着非常强烈的内地口音。但他藏在这骄傲的笨拙之下的慈悲,唯有几个亲密的朋友知道。他写信给韦格勒叙述他的成功时,第一个念头是:“譬如我看见一个朋友陷于窘境:倘若我的钱袋不够帮助他时,我只消坐在书桌前面;顷刻之间便解决了他的困难……你瞧这多美妙。”以上见一八〇一年六月二十九日致韦格勒书。一八〇一年左右致里斯书中又言:“只要我有办法,我的任何朋友都不该有何匮乏。”随后他又道:“我的艺术应当使可怜的人得益。”

然而痛苦已在叩门;它一朝住在他身上之后永远不再退隐。一七九六年至一八〇〇年,耳聋已开始它的酷刑。在一八〇二年的遗嘱内,贝多芬说耳聋已开始了六年——所以是一七九六年起的。同时我们可注意他的作品目录,唯有包括三支三重奏的作品第一号,是一七九六年以前的制作。包括三支最初的奏鸣曲的作品第二号,是一七九六年三月刊行的。因此贝多芬全部的作品可说都是耳聋后写的。关于他的耳聋,可以参看一九〇五年五月十五日《德国医学丛报》上克洛兹-福雷斯脱医生的文章。他认为这病是受一般遗传的影响,也许他母亲的肺病也有关系。他分析贝多芬一七九六年所患的耳咽管炎,到一七九九年变成剧烈的中耳炎,因为治疗不善,随后成为慢性的中耳炎,随带一切的后果。耳聋的程度逐渐增加,但从没完全聋。贝多芬对于低而深的音比高音更易感知。在他晚年,据说他用一支小木杆,一端插在钢琴箱内,一端咬在牙齿中间,用以在作曲时听音。一九一〇年,柏林-莫皮特市立医院主任医师雅各布松发表一篇出色的文章,说他可证明贝多芬的耳聋是源于梅毒的遗传。一八一〇年左右,机械家梅尔策尔为贝多芬特制的听音器,至今尚保存于波恩城内贝多芬博物院。耳朵日夜作响;他内脏也受剧烈的痛楚磨折。听觉越来越衰退。在好几年中他瞒着人家,连对最心爱的朋友们也不说;他避免与人见面,使他的残废不致被人发现;他独自守着这可怕的秘密。但到一八〇一年,他不能再缄默了;他绝望地告诉两个朋友——韦格勒医生和阿门达牧师:“我的亲爱的、我的善良的、我的恳挚的阿门达……我多希望你能常在我身旁!你的贝多芬真是可怜已极。得知道我的最高贵的一部分,我的听觉,大大地衰退了。当我们同在一起时,我已觉得许多病象,我瞒着;但从此越来越恶劣……还会痊愈吗?我当然如此希望,可是非常渺茫;这一类的病是无药可治的。我得过着凄凉的生活,避免我心爱的一切人物,尤其是在这个如此可怜、如此自私的世界上!……我不得不在伤心的隐忍中找栖身!固然我曾发誓要超临这些祸害;但又如何可能?……”以上见诺尔编《贝多芬书信集》第十三。

他写信给韦格勒时说:“我过着一种悲惨的生活。两年以来我躲避着一切交际,因为我不可能与人说话:我聋了。要是我干着别的职业,也许还可以;但在我的行当里!这是可怕的遭遇啊。我的敌人们又将怎么说,他们的数目又是相当可观!……在戏院里,我得坐在贴近乐队的地方,才能懂得演员的说话。我听不见乐器和歌唱的高音,假如我的座位稍远的话。……人家柔和地说话时,我勉强听到一些,人家高声叫喊时,我简直痛苦难忍……我时常诅咒我的生命……普卢塔克*按系公元一世纪时希腊伦理学家与史家。教我学习隐忍。我却愿和我的命运挑战,只要可能;但有些时候,我竟是上帝最可怜的造物……隐忍!多伤心的避难所!然而这是我唯一的出路!”以上见《贝多芬书信集》第十四。

这种悲剧式的愁苦,在当时一部分的作品里有所表现,例如作品第十三号的《悲怆奏鸣曲》(一七九九),尤其是作品第一号(一七九八)之三的奏鸣曲中的Largo(广板)。奇怪的是并非所有的作品都带忧郁的情绪,还有许多乐曲,如欢悦的《七重奏》(一八〇〇),明澈如水的《第一交响曲》(一八〇〇),都反映着一种青年人的天真。无疑的,要使心灵惯于愁苦也得相当的时间。它是那样的需要欢乐,当它实际没有欢乐时就自己来创造。当“现在”太残酷时,它就在“过去”中生活。往昔美妙的岁月,一下子是消灭不了的;它们不复存在时,光芒还会悠久地照耀。独自一人在维也纳遭难的辰光,贝多芬便隐遁在故园的忆念里;那时代他的思想都印着这种痕迹。《七重奏》内以变奏曲(Variation)出现的Andante(行板)的主题,便是一支莱茵的歌谣。《第一交响曲》也是一件颂赞莱茵的作品,是青年人对着梦境微笑的诗歌。它是快乐的,慵懒的;其中有取悦于人的欲念和希望。但在某些段落内,在引子(Introduction)里,在低音乐器的明暗的对照里,在神圣的Scherzo(谐谑曲)里,我们何等感动地,在青春的脸上看到未来的天才的目光。那是波提切利*按系文艺复兴前期意大利名画家。在《圣家庭》中所画的幼婴的眼睛,其中已可窥到他未来的悲剧。*按此处所谓幼婴系指儿时的耶稣,故有未来的悲剧之喻。

在这些肉体的痛苦之上,再加另外一种痛苦。韦格勒说他从没见过贝多芬不抱着一股剧烈的热情。这些爱情似乎永远是非常纯洁的。热情与欢愉之间毫无连带关系。现代的人们把这两者混为一谈,实在是他们全不知道何谓热情,也不知道热情之如何难得。贝多芬的心灵里多少有些清教徒气息;粗野的谈吐与思想,他是厌恶的;他对于爱情的神圣抱着毫无假借的观念。据说他不能原谅莫扎特,因为他不惜屈辱自己的天才去写《唐·璜》。*按唐·璜为西洋传说中有名的登徒子,莫扎特曾采为歌剧的题材。他的密友申德勒确言“他一生保着童贞,从未有何缺德需要忏悔”。这样的一个人是生来受爱情的欺骗,做爱情的牺牲品的。他的确如此。他不断地钟情,如醉如狂般颠倒,他不断地梦想着幸福,然而立刻幻灭,随后是悲苦的煎熬。贝多芬最丰满的灵感,就当在这种时而热爱、时而骄傲地反抗的轮回中去探寻根源;直到相当的年龄,他的激昂的性格,才在凄恻的隐忍中趋于平静。

一八〇一年时,他热情的对象是朱丽埃塔·圭恰迪妮,为他题赠那著名的作品第二十七号之二的《月光奏鸣曲》(一八〇二)而知名于世的。*按通俗音乐书上所述《月光奏鸣曲》的故事是毫无根据的。他写信给韦格勒说:“现在我生活比较甜美,和人家来往也较多了些……这变化是一个亲爱的姑娘的魅力促成的;她爱我,我也爱她。这是两年来我初次遇到的幸运的日子。”以上见一八〇一年十一月十六日信。可是他为此付了很高的代价。第一,这段爱情使他格外感到自己的残疾,境况的艰难,使他无法娶他所爱的人。其次,圭恰迪妮是风骚的、稚气的、自私的,使贝多芬苦恼;一八〇三年十一月,她嫁了加伦贝格伯爵。随后她还利用贝多芬从前的情爱,要他帮助她的丈夫。贝多芬立刻答应了。他在一八二一年和申德勒会见时在谈话手册上写道:“他是我的敌人,所以我更要尽力帮助他。”但他因之而更瞧不起她。“她到维也纳来找我,一边哭着,但是我瞧不起她。”——这样的热情是摧残心灵的;而像贝多芬那样,心灵已因疾病而变得虚弱的时候,狂乱的情绪更有把它完全毁灭的危险。他一生就只是这一次,似乎到了癫蹶的关头;他经历着一个绝望的苦闷时期,只消读他那时写给兄弟卡尔与约翰的遗嘱便可知道,遗嘱上注明“等我死后开拆”。时为一八〇二年十月六日。参见本书《

贝多芬遗嘱

》。这是惨痛至极的呼声,也是反抗的呼声。我们听着不由不充满着怜悯,他差不多要结束他的生命了。就只靠着他坚强的道德情操才把他止住。他的遗嘱里有一段说:“把德行教给你们的孩子:使人幸福的是德行而非金钱。这是我的经验之谈。在患难中支持我的是道德,使我不曾自杀的,除了艺术以外也是道德。”又一八一〇年五月二日致韦格勒书中:“假如我不知道一个人在能完成善的行为时就不该结束生命的话,我早已不在人世了,而且是由于我自己的处决。”他对病愈的最后的希望没有了。“连一向支持我的卓绝的勇气也消失了。噢,神!给我一天真正的欢乐吧,就是一天也好!我没有听到欢乐的深远的声音已经多久!什么时候,噢!我的上帝,什么时候我再能和它相遇?……永远不?——不?——不,这太残酷了!”

这是临终的哀诉;可是贝多芬还活了二十五年。他的强毅的天性不能遇到磨难就屈服。“我的体力和智力突飞猛进……我的青春,是的,我感到我的青春不过才开始。我窥见我不能加以肯定的目标,我每天都迫近它一些。……噢!如果我摆脱了这疾病,我将拥抱世界!……一些休息都没有!除了睡眠以外我不知还有什么休息;而可怜我对于睡眠不得不花费比从前更多的时间。但愿我能在疾病中解放出一半:那时候!……不,我受不了。我要扼住命运的咽喉。它决不能使我完全屈服……噢!能把人生活上千百次,真是多美!”以上见致韦格勒书,《

书信集

》第十八。

这爱情,这痛苦,这意志,这时而颓丧时而骄傲的转换,这些内心的悲剧,都反映在一八〇二年的大作品里:附有葬礼进行曲的奏鸣曲(作品第二十六号);俗称为《月光曲》的《幻想奏鸣曲》(作品第二十七号之二);作品第三十一号之二的奏鸣曲——其中戏剧式的吟诵体恍如一场伟大而凄婉的独白;——题献亚历山大皇的提琴奏鸣曲(作品第三十号);《克勒策奏鸣曲》(作品第四十七号);依着格勒特的词句所谱的六支悲壮惨痛的宗教歌(作品第四十八号)。**格勒特(Christian Fürchtegott Gellert,1715—1769)德国启蒙运动作家和诗人。至于一八〇三年的《第二交响曲》,却反映着他年少气盛的情爱;显然是他的意志占了优势。一种无可抵抗的力把忧郁的思想一扫而空。生命的沸腾掀起了乐曲的终局。贝多芬渴望幸福;不肯相信他无可救药的灾难;他渴望痊愈,渴望爱情,他充满着希望。一八〇二年赫内曼为贝多芬所作之小像上,他作着当时流行的装束,留着鬓角,四周的头发剪得同样长,坚决的神情颇像拜伦式的英雄,同时表示一种拿破仑式的永不屈服的意志。*按此处小像系指面积极小之釉绘像,通常至大不过数英寸,多数画于珐琅质之饰物上,为西洋画中一种特殊的肖像画。

这些作品里有好几部,进行曲和战斗的节奏特别强烈。这在《第二交响曲》的Allegro(快板)与终局内已很显著,但尤其是献给亚历山大皇的奏鸣曲的第一章,更富于英武壮烈的气概。这种音乐所特有的战斗性,令人想起产生它的时代。大革命已经到了维也纳。*按拿破仑于一七九三、一七九七、一八〇〇年数次战败奥国,兵临维也纳城下。贝多芬被它煽动了。骑士赛弗里德说:“他在亲密的友人中间,很高兴地谈论政局,用着非常的聪明下判断,目光犀利而且明确。”他所有的同情都倾向于革命党人。在他生命晚期最熟知他的申德勒说:“他爱共和的原则。他主张无限制的自由与民族的独立……他渴望大家协力同心地建立国家的政府*按意谓共和民主的政府。……渴望法国实现普选,希望波拿巴建立起这个制度来,替人类的幸福奠定基石。”他仿佛一个革命的古罗马人,受着普卢塔克的熏陶,梦想着一个英雄的共和国,由胜利之神建立的,而所谓胜利之神便是法国的首席执政;于是他接连写下《英雄交响曲:波拿巴》(一八〇四),大家知道《英雄交响曲》是以波拿巴为题材而献给他的。最初的手稿上还写着“波拿巴”这题目。这期间,他得悉了拿破仑称帝之事。于是他大发雷霆,嚷道:“那么他也不过是一个凡夫俗子!”愤慨之下,他撕去了题献的词句,换上一个含有报复意味而又是非常动人的题目:“英雄交响曲……纪念一个伟大的遗迹。”申德勒说他以后对拿破仑的恼恨也消解了,只把他看作一个值得同情的可怜虫,一个从天上掉下来的“伊加”。(*按神话载伊加用蜡把翅翼胶住在身上,从克里特岛上逃出,飞近太阳,蜡为日光熔化,以致堕海而死。)当他在一八二一年听到幽禁圣赫勒拿岛的悲剧时,说道:“十七年前我所写的音乐正适用于这件悲惨的事故。”他很高兴地发觉在交响曲的葬曲内(*按系交响曲之第二章)对此盖世豪雄的结局有所预感。——因此很可能,在贝多芬的思想内,第三交响曲,尤其是第一章,是波拿巴的一幅肖像,当然和实在的人物不同,但确是贝多芬理想中的拿破仑;换言之,他要把拿破仑描写为一个革命的天才。一八〇一年,贝多芬曾为标准的革命英雄,自由之神普罗米修斯,作过乐曲,其中有一主句,他又在《英雄交响曲》的终局里重新采用。帝国的史诗;和《第五交响曲》(一八〇五—一八〇八)的终局,光荣的叙事歌。第一阕真正革命的音乐:时代之魂在其中复活了,那么强烈,那么纯洁,因为当代巨大的变故在孤独的巨人心中是显得强烈与纯洁的,这种印象即和现实接触之下也不会减损分毫。贝多芬的面目,似乎都受着这些历史战争的反映。在当时的作品里,到处都有它们的踪影,也许作者自己不曾觉察,在《科里奥兰序曲》(一八〇七)内,有狂风暴雨在呼啸,《第四四重奏》(作品第十八号)的第一章,和上述的序曲非常相似;《热情奏鸣曲》(作品第五十七号,一八〇四),俾斯麦曾经说过:“倘我常听到它,我的勇气将永远不竭。”曾任德国驻意大使的罗伯特·特·科伊德尔,著有《俾斯麦及其家庭》一书,一九〇一年版。以上事实即引自该书。一八七〇年十月三十日,科伊德尔在凡尔赛的一架很坏的钢琴上,为俾斯麦奏这支奏鸣曲。对于这件作品的最后一句,俾斯麦说:“这是整整一个人生的斗争与号恸。”他爱贝多芬甚于一切旁的音乐家,他常常说:“贝多芬最适合我的神经。”还有《哀格蒙特序曲》;甚至《降E大调钢琴协奏曲》(作品第七十三号,一八〇九),其中炫耀技巧的部分都是壮烈的,仿佛有人马奔突之势。——而这也不足为怪。在贝多芬写作品第二十六号奏鸣曲中的“英雄葬曲”时,比《英雄交响曲》的主人翁更配他讴歌的英雄,霍赫将军,正战死在莱茵河畔,他的纪念像至今屹立在科布伦茨与波恩之间的山岗上,——即使当时贝多芬不曾知道这件事,但他在维也纳也已目击两次革命的胜利。*按拿破仑曾攻陷维也纳两次。——霍赫为法国大革命时最纯洁的军人,为史所称。一七九七年战死科布伦茨附近。一八〇五年十一月,当《菲岱里奥》*贝多芬的歌剧初次上演时,在座的便有法国军佐。于兰将军,巴士底狱的胜利者,住在洛布科维兹家里,*洛氏为波希米亚世家,以武功称。做着贝多芬的朋友兼保护人,受着他《英雄交响曲》与《第五交响曲》的题赠。一八〇九年五月十日,拿破仑驻节在舍恩布伦。贝多芬的寓所离维也纳的城堡颇近,拿破仑攻下维也纳时曾炸毁城垣。一八〇九年六月二十六日,贝多芬致布赖特科普夫与埃泰尔两出版家书信中有言:“何等野蛮的生活,在我周围多少的废墟颓垣!只有鼓声,喇叭声,以及各种惨象!”一八〇九年有一个法国人在维也纳见到他,保留着他的一幅肖像。这位法国人叫作特雷蒙男爵。他曾描写贝多芬寓所中凌乱的情形。他们一同谈论着哲学、政治,特别是“他的偶像,莎士比亚”。贝多芬几乎决定跟男爵上巴黎去,他知道那边的音乐院已在演奏他的交响曲,并且有不少佩服他的人。*按舍恩布伦为一奥国乡村,一八〇九年的维也纳条约,即在此处签订。不久贝多芬便厌恶法国的征略者。但他对于法国人史诗般的狂热,依旧很清楚地感觉到;所以凡是不能像他那样感觉的人,对于他这种行动与胜利的音乐决不能彻底了解。

贝多芬突然中止了他的《第五交响曲》,不经过惯有的拟稿手续,一口气写下了《第四交响曲》。幸福在他眼前显现了。一八〇六年五月,他和特雷泽·特·布伦瑞克订了婚。一七九六至一七九九年间,贝多芬在维也纳认识了布伦瑞克一家。朱丽埃塔·圭恰迪妮是特雷泽的表姊妹。贝多芬有一个时期似乎也钟情于特雷泽的姐妹约瑟菲娜,她后来嫁给戴姆伯爵,又再嫁给施塔克尔贝格男爵。关于布伦瑞克一家的详细情形,可参看安德烈·特·海来西氏著《贝多芬及其不朽的爱人》一文,载一九一〇年五月一日及十五日的《巴黎杂志》。她老早就爱上了他。从贝多芬卜居维也纳的初期,和她的哥哥弗朗索瓦伯爵为友,她还是一个小姑娘,跟着贝多芬学钢琴时起,就爱他的。一八〇六年,他在他们匈牙利的马尔托伐萨家里做客,在那里他们才相爱起来。关于这些幸福的日子的回忆,还保存在特雷泽·特·布伦瑞克的一部分叙述里。她说:“一个星期日的晚上,用过了晚餐,在月光下贝多芬坐在钢琴前面。先是他放平着手指在键盘上来回抚弄。我和弗朗索瓦都知道他这种习惯。他往往是这样开场的。随后他在低音部分奏了几个和弦;接着,慢慢地,他用一种神秘的庄严的神气,奏着赛巴斯蒂安·巴赫的一支歌:‘若愿素心相赠,无妨悄悄相传;两情脉脉,勿为人知。’这首美丽的歌是在巴赫的夫人安娜·玛格达兰娜的手册上的,原题为《乔瓦尼尼之歌》。有人疑非巴赫原作。“母亲和教士都已就寝;*按欧洲贵族家中,皆有教士供养。哥哥严肃地凝眸睇视着;我的心被他的歌和目光渗透了,感到生命的丰满。——第二天早上,我们在园中相遇。他对我说:‘我正在写一本歌剧。主要的人物在我心中,在我面前,不论我到什么地方,停留在什么地方,他总和我同在。我从没到过这般崇高的境界。一切都是光明和纯洁。在此以前,我只像童话里的孩子,只管捡取石子,而不看见路上美艳的鲜花……’一八〇六年五月,只获得我最亲爱的哥哥的同意,我和他订了婚。”

这一年所写的《第四交响曲》,是一朵精纯的花,蕴藏着他一生比较平静的日子的香味。人家说:“贝多芬那时竭力要把他的天才,和一般人在前辈大师留下的形式中所认识与爱好的东西,加以调和。”见诺尔著《贝多芬传》。这是不错的。同样渊源于爱情的妥协精神,对他的举动和生活方式也发生了影响。赛弗里德和格里尔巴策**赛弗里德(Ignaz Von Seyfried,1776—1841)系奥地利音乐家;格里尔巴策(Franz Grillparzer,1791—1872)为奥地利剧作家。说他兴致很好,心灵活跃,处世接物彬彬有礼,对可厌的人也肯忍耐,穿着很讲究;而且他巧妙地瞒着大家,甚至令人不觉得他耳聋;他们说他身体很好,除了目光有些近视之外。贝多芬是近视眼。赛弗里德说他的近视是痘症所致,使他从小就得戴眼镜。近视使他的目光常有失神的样子。一八二三—一八二四年间,他在书信中常抱怨他的眼睛使他受苦。在梅勒替他画的肖像上,我们也可看到一种罗曼蒂克的风雅,微微有些不自然的神情。贝多芬要博人欢心,并且知道已经博得人家欢心。猛狮在恋爱中:它的利爪藏起来了。但在他的眼睛深处,甚至在《第四交响曲》的幻梦与温柔的情调之下,我们仍能感到那可怕的力,任性的脾气,突发的愤怒。

这种深邃的和平并不持久;但爱情的美好的影响一直保存到一八一〇年。无疑是靠了这个影响贝多芬才获得自主力,使他的天才产生了最完满的果实,例如那古典的悲剧:《第五交响曲》;——那夏日的神明的梦:《田园交响曲》(一八〇八)。把歌德的剧本《哀格蒙特》谱成音乐是一八〇九年开始的。他也想制作《威廉·退尔》的音乐,但人家宁可请教别的作曲家。还有他自认为他奏鸣曲中最有力的,从莎士比亚的《暴风雨》感悟得来的:《热情奏鸣曲》(一八〇七),为他题献给特雷泽的。见贝多芬和申德勒的谈话。申德勒问贝多芬:“你的D小调奏鸣曲和F小调奏鸣曲的内容究竟是什么?”贝多芬答道:“请你读读莎士比亚的《暴风雨》去吧!”贝多芬《第十七钢琴奏鸣曲》(D小调,作品第三十一号之二)的别名《暴风雨奏鸣曲》即由此来。《第二十三钢琴奏鸣曲》(F小调,作品第五十七号)的别名《热情奏鸣曲》,是出版家克兰兹所加,这首奏鸣曲创作于一八〇四至一八〇五年,一八〇七年出版,贝多芬把这首奏鸣曲题献给特雷泽的哥哥弗兰茨·冯·布伦瑞克伯爵。作品第七十八号的富于幻梦与神秘气息的奏鸣曲(一八〇九),也是献给特雷泽的。写给“不朽的爱人”的一封没有日期的信,所表现的他的爱情的热烈,也不下于《热情奏鸣曲》:“我的天使,我的一切,我的我……我心头装满了和你说不尽的话……啊!不论我在哪里,你总和我同在……当我想到你星期日以前不曾接到我初次的消息时,我哭了。——我爱你,像你爱我一样,但还要强得多……啊!天哪!——没有了你是怎样的生活啊!——咫尺,天涯。——……我的不朽的爱人,我的思念一起奔向你,有时是快乐的,随后是悲哀的,问着命运,问它是否还有接受我们的愿望的一天。——我只能同你在一起过活,否则我就活不了……永远无人再能占有我的心。永远!——永远!——噢,上帝!为何人们相爱时要分离呢?可是我现在的生活是忧苦的生活。你的爱使我同时成为最幸福和最苦恼的人。——安静吧……安静——爱我呀!——今天,——昨天,——多少热烈的憧憬,多少的眼泪对你,——你,——你,——我的生命——我的一切!别了!——噢!继续爱我呀,——永勿误解你亲爱的L的心。——永久是你的——永久是我的——永远是我们的。”见《书信集》第十五。

什么神秘的理由,阻挠着这一对相爱的人的幸福?——也许是没有财产,地位的不同。也许贝多芬对人家要他长时期的等待,要他把这段爱情保守秘密,感到屈辱而表示反抗。

也许以他暴烈、多病、愤世嫉俗的性情,无形中使他的爱人受难,而他自己又因之感到绝望。——婚约毁了;然而两人中间似乎没有一个忘却这段爱情。直到她生命的最后一刻,特雷泽·特·布伦瑞克还爱着贝多芬。她死于一八六一年。*按她比贝多芬多活了三十四年。

一八一六年时贝多芬说:“当我想到她时,我的心仍和第一天见到她时跳得一样的剧烈。”同年,他制作六阕《献给遥远的爱人》的歌。他在笔记内写道:“我一见到这个美妙的造物,我的心情就泛滥起来,可是她并不在此,并不在我旁边!”——特雷泽曾把她的肖像赠予贝多芬,题着:“给稀有的天才,伟大的艺术家,善良的人。T.B.”这幅肖像至今还在波恩的贝多芬家。在贝多芬晚年,一位朋友无意中撞见他独自拥抱着这幅肖像,哭着,高声地自言自语着(这是他的习惯):“你这样的美,这样的伟大,和天使一样!”朋友退了出去,过了一会儿再进去,看见他在弹琴,便对他说:“今天,我的朋友,你的脸上全无可怕的气色。”贝多芬答道:“因为我的好天使来访问过我了。”——创伤深深地铭刻在他心上。他自己说:“可怜的贝多芬,此世没有你的幸福。只有在理想的境界里才能找到你的朋友。”致格莱兴施泰因书。《书信集》第三十一。

他在笔记上又写着:“屈服,深深地向你的运命屈服:你不复能为你自己而存在,只能为着旁人而存在;为你,只在你的艺术里才有幸福。噢,上帝!给我勇气让我征服我自己!”

爱情把他遗弃了。一八一〇年,他重又变成孤独;但光荣已经来到,他也显然感到自己的威力。他正当盛年。*按贝多芬此时四十岁。他完全放纵他的暴烈与粗犷的性情,对于社会,对于习俗,对于旁人的意见,对一切都不顾虑。他还有什么需要畏惧,需要敷衍?爱情,没有了;野心,没有了。所剩下的只有力,力的欢乐,需要应用它,甚至滥用它。“力,这才是和寻常人不同的人的精神!”他重复不修边幅,举止也愈加放肆。他知道他有权言所欲言,即对世间最大的人物亦然。“除了仁慈以外,我不承认还有什么优越的标记”,这是他一八一二年七月十七日所写的话。他写给G.D.李里奥的信中又道:“心是一切伟大的起点。”《书信集》一〇八。贝蒂娜·布伦塔诺那时看见他,说“没有一个皇帝对于自己的力有他这样坚强的意识”。*按贝系歌德的青年女友,贝母曾与歌德相爱;故贝成年后竭力追求歌德。贝对贝多芬备极崇拜,且对贝多芬音乐极有了解。贝兄克莱门斯(1778—1892)为德国浪漫派领袖之一。贝丈夫阿宁亦为有名诗人。她被他的威力慑服了,写信给歌德时说道:“当我初次看见他时,整个世界在我面前消失了,贝多芬使我忘记了世界,甚至忘记了你,噢,歌德!……我敢断言这个人物远远地走在现代文明之前,而我相信我这句话是不错的。”*按贝蒂娜写此信时,约为一八〇八年,尚未满二十九岁。此时贝多芬未满四十岁,歌德年最长,已有六十岁左右。

歌德设法要认识贝多芬。一八一二年,终于他们在波希米亚的浴场特普利兹地方相遇,结果却不很投机。贝多芬热烈佩服着歌德的天才;一八一一年二月十九日他写给贝蒂娜的信中说:“歌德的诗使我幸福。”一八〇九年八月八日他在旁的书信中也说:“歌德与席勒,是我在莪相与荷马之外最心爱的诗人。”——值得注意的是,贝多芬幼年的教育虽不完全,但他的文学口味极高。在他认为“伟大,庄严,D小调式的”歌德以外而看作高于歌德的,只有荷马、普卢塔克、莎士比亚三人。在荷马作品中,他最爱《奥德赛》。莎士比亚的德译本是常在他手头的,我们也知道莎士比亚的《科里奥兰》和《暴风雨》被他多么悲壮地在音乐上表现出来。至于普卢塔克,他和大革命时代的一般人一样,受有很深的影响。古罗马英雄布鲁图斯是他的英雄,这一点他和米开朗琪罗相似。他爱柏拉图,梦想在全世界上能有柏拉图式的共和国建立起来。一八一九—一八二〇年间的谈话册内,他曾言:“苏格拉底与耶稣是我的模范。”但他过于自由和过于暴烈的性格,不能和歌德的性格融和,而不免于伤害它。他曾叙述他们一同散步的情景,当时这位骄傲的共和党人,把魏玛大公的枢密参赞*按此系歌德官衔。教训了一顿,使歌德永远不能原谅。“君王与公卿尽可造成教授与机要参赞,尽可赏赐他们头衔与勋章;但他们不能造成伟大的人物,不能造成超临庸俗社会的心灵;……而当像我和歌德这样两个人在一起时,这般君侯贵胄应当感到我们的伟大。——昨天,我们在归路上遇见全体的皇族。*按系指奥国王室,特普利兹为当时避暑胜地,中欧各国的亲王贵族麇集。我们远远里就已看见。歌德挣脱了我的手臂,站在大路一旁。我徒然对他说尽我所有的话,不能使他再走一步。于是我按了一按帽子,扣上外衣的纽子,背着手,往最密的人丛中撞去。亲王与近臣密密层层;太子鲁道夫*按系贝多芬的钢琴学生。对我脱帽;皇后先对我招呼。——那些大人先生是认得我的。——为了好玩起计,我看着这队人马在歌德面前经过。他站在路边上,深深地弯着腰,帽子拿在手里。事后我大大地教训了他一顿,毫不同他客气。……”以上见贝多芬致贝蒂娜书。这些书信的真实性虽有人怀疑,但大体是准确的。

而歌德也没有忘记。歌德写信给策尔特说:“贝多芬不幸是一个倔强至极的人;他认为世界可憎,无疑是对的;但这并不能使世界对他和对旁人变得愉快些。我们应当原谅他,替他惋惜,因为他是聋子。”歌德一生不曾做什么事反对贝多芬,但也不曾做什么事拥护贝多芬;对他的作品,甚至对他的姓氏,抱着绝对的缄默。骨子里他是钦佩而且惧怕他的音乐:它使他骚乱。他怕它会使他丧失心灵的平衡,那是歌德以多少痛苦换来的。——年轻的门德尔松,于一八三〇年经过魏玛,曾经留下一封信,表示他确曾参透歌德自称为“骚乱而热烈的灵魂”深处,那颗灵魂是被歌德用强有力的智慧镇压着的。门德尔松在信中说:“……他先是不愿听人提及贝多芬;但这是无可避免的,(*按门德尔松那次是奉歌德之命替他弹全部音乐史上的大作品)他听了《第五交响曲》的第一章后大为骚动。他竭力装作镇静,和我说:‘这毫不动人,不过令人惊异而已。’过了一会儿,他又道:‘这是巨大的——*按歌德原词是Grandiose,含有伟大或夸大的模棱两可的意义,令人猜不透他这里到底是颂赞(假如他的意思是“伟大”的话)还是贬抑(假如他的意思是“夸大”的话)——狂妄的,竟可说屋宇为之震动。’接着是晚膳,其间他神思恍惚,若有所思,直到我们再提起贝多芬时,他开始询问我,考问我。我明明看到贝多芬的音乐已经发生了效果……”*按策尔特为一平庸的音乐家,早年反对贝多芬甚烈,直到后来他遇见贝多芬时,为他的人格大为感动,对他的音乐也一变往昔的谩骂口吻,转而为热烈的颂扬。策氏为歌德一生至友,歌德早期对贝多芬的印象,大半受策氏误解之影响,关于贝多芬与歌德近人颇多擅文讨论。罗曼·罗兰亦有《歌德与贝多芬》一书,一九三〇年版。《第七交响曲》和《第八交响曲》便是这时代的作品,就是说一八一二年在特普利兹写的:前者是节奏的大祭乐,后者是诙谑的交响曲,他在这两件作品内也许最是自在,像他自己所说的,最是“尽量”,那种快乐与狂乱的激动,出其不意的对比,使人错愕的夸大的机智,巨人式的、使歌德与策尔特惶骇的爆发,见策尔特一八一二年九月二日致歌德书,又同年九月十四日歌德致策尔特书:“是的,我也是用着惊愕的心情钦佩他。”一八一九年策尔特给歌德信中说:“人家说他疯了。”使德国北部流行着一种说法,说《第七交响曲》是一个酒徒的作品。——不错,是一个沉醉的人的作品,但也是力和天才的产物。

他自己也说:“我是替人类酿制醇醪的酒神。是我给人以精神上至高的热狂。”

我不知他是否真如瓦格纳所说的,想在《第七交响曲》的终局内描写一个酒神的庆祝会。这至少是贝多芬曾经想过的题目,因为他在笔记内曾经说到,尤其他在《第十交响曲》的计划内提及。在这阕豪放的乡村节会音乐中,我特别看到他佛兰芒族的遗传;同样,在以纪律和服从为尚的国家,他的肆无忌惮的举止谈吐,也是渊源于他自身的血统。不论在哪一件作品里,都没有《第七交响曲》那么坦白,那么自由的力。这是无目的地,单为了娱乐而浪费着超人的精力,宛如一条洋溢泛滥的河的欢乐。在《第八交响曲》内,力量固没有这样的夸大,但更加奇特,更表现出作者的特点,交融着悲剧与滑稽,力士般的刚强和儿童般的任性。和写作这些作品同时,他在一八一一至一八一二年间在特普利兹认识一个柏林的青年女歌唱家,和她有着相当温柔的友谊,也许对这些作品不无影响。

一八一四年是贝多芬幸运的顶点。在维也纳会议中,人家看他作欧罗巴的光荣。他在庆祝会中非常活跃。亲王们向他致敬,像他自己高傲地向申德勒所说的,他听任他们追逐。

他受着独立战争的鼓动。在这种事故上和贝多芬大异的,是舒伯特的父亲,在一八〇七年时写了一阕应时的音乐,《献给拿破仑大帝》,且在拿破仑御前亲自指挥。*按拿破仑于一八一二年征俄败归后,一八一三年奥国兴师讨法,不久普鲁士亦接踵而起,是即史家所谓独立战争,亦称解放战争。一八一三年,他写了一阕《威灵顿之胜利交响曲》;一八一四年初,写了一阕战士的合唱:《德意志的再生》;一八一四年十一月二十九日,他在许多君主前面指挥一支爱国歌曲:《光荣的时节》;一八一五年,他为攻陷巴黎*按系指一八一四年三月奥德各邦联军攻入巴黎。写一首合唱:《大功告成》。这些应时的作品,比他一切旁的音乐更能增加他的声名。布莱修斯·赫弗尔依着弗朗索瓦·勒特龙的素描所作的木刻,和一八一三年弗兰兹·克莱因塑的脸型(Masque),活泼泼地表现出贝多芬在维也纳会议时的面貌。狮子般的脸上,牙床紧咬着,刻画着愤怒与苦恼的皱痕,但表现得最明显的性格是他的意志,早年拿破仑式的意志:“可惜我在战争里不像在音乐中那么内行!否则我将战败他!”

但是他的王国不在此世,像他写信给弗朗索瓦·特·布伦瑞克时所说的:“我的王国是在天空。”他在维也纳会议时写信给考卡说:“我不和你谈我们的君王和王国,在我看来,思想之国是一切国家中最可爱的:那是此世和彼世的一切王国中的第一个。”

在此光荣的时间以后,接踵而来的是最悲惨的时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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