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林之满,萧枫
出版社：辽海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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灿烂辉煌的中国文学（上）试读：
《话说中国》丛书编委会
主 编：林之满 萧 枫
副 主 编：魏茂峰 李亚辉 竭宝峰
编 委 会：（排名不分先后）
何 莎 刘连旺 常志强 刘 俊 王 蓓
刘海生 王艳芳 周艳云 李丽丽 刘 洋
陈时雨 吴良克 刘一石 刘 永 宋春正
崔文君 邵 军 石 怡 贺小刚 樊景良
赵明明 于 洋 姚 志 严 鹏 王 军
陈 凤 李 忠 陈 莹 付中天 杨坦然
单而辉 孙德民 于 武 赵 明 童恩中
杨迪穆 郝 纯 胡 凯 邓俊华 夏正言
鲁正华 罗致平 王洪源 于 斌 曹成章
黄 铸 白红艳 钟 涛 韩 磊 罗晓宇
编写说明
中国是一个拥有五千年灿烂文明史、又充满着生机与活力的泱泱大国。中华民族早就屹立于世界的东方，前仆后继，绵延百代。著名科学史家贝尔纳曾说：“中国在许多世纪以来，一直是人类文明和科学的巨大中心之一。”在中华民族的历史长河中，曾创造了无数的文明奇迹。
中国的历史是一部生动的、博大精深的启迪心智的教科书。中国历史是独树一帜的东方文明史。承载中华文明的中国历史，在她形成发展的曲折而漫长的过程中，从未中断过。她虽然历经坎坷，备尝艰辛，却始终以昂首挺立的不屈姿态，耸立在亚洲的东方。即使从19世纪上半叶开始的对中华文明一个多世纪的强烈冲击和重重劫难，也没有使曾创造过辉煌的中华文明沉沦，反而更勃发了新的生机。《话说中国》丛书将中华民族的辉煌与挫折、统一与分裂、前进与倒退、战争与和平、正义与邪恶，放在对立统一的辩证过程中，逐一展现。《话说中国》丛书是一幅历史长卷，共分50卷100分册，具体内容如下：
第1卷 文明开放的天朝大国（上、下册）；
第2卷 历史悠久的文明古国（上、下册）；
第3卷 分分合合的朝代更替（上、下册）；
第4卷 改变时局的历史事件（上、下册）；
第5卷 独掌乾坤的历代帝王（上、下册）；
第6卷 宠辱一身的历代皇后（上、下册）；
第7卷 治国安邦的历代名臣（上、下册）；
第8卷 一尘不染的历代廉吏（上、下册）；
第9卷 尔虞我诈的宫廷政治（上、下册）；
第10卷 源远流长的远古文明（上、下册）；
第11卷 稳步发展的社会经济（上、下册）；
第12卷 日趋活跃的商业贸易（上、下册）；
第13卷 刀耕火种的古代农业（上、下册）；
第14卷 穿越时空的天文历法（上、下册）；
第15卷 独领风骚的古代医学（上、下册）；
第16卷 独具一格的古代数学（上、下册）；
第17卷 日新月异的古代物理（上、下册）；
第18卷 领先世界的古代化学（上、下册）；
第19卷 独树一帜的中国地理（上、下册）；
第20卷 震惊世界的科技发明（上、下册）；
第21卷 光耀世界的科技名家（上、下册）；
第22卷 惊心动魄的经典战役（上、下册）；
第23卷 智虑谋深的军事名家（上、下册）；
第24卷 影响深远的军事思想（上、下册）；
第25卷 精华荟萃的中国兵书（上、下册）；
第26卷 严密精深的军事制度（上、下册）；
第27卷 灿烂辉煌的中国文学（上、下册）；
第28卷 享誉世界的文学名著（上、下册）；
第29卷 天马行空的神话传说（上、下册）；
第30卷 绝唱天宇的中国诗歌（上、下册）；
第31卷 脍炙人口的中国词赋（上、下册）；
第32卷 千古流传的民间文学（上、下册）；
第33卷 龙飞凤舞的中国书法（上、下册）；
第34卷 绚丽多彩的中国绘画（上、下册）；
第35卷 凝固不朽的中国雕塑（上、下册）；
第36卷 蜚声中外的中国建筑（上、下册）；
第37卷 低徊狂放的中国音乐（上、下册）；
第38卷 摇曳多姿的中国舞蹈（上、下册）；
第39卷 异彩纷呈的民间艺术（上、下册）；
第40卷 美轮美奂的中国戏剧（上、下册）；
第41卷 妙趣横生的艺坛典故（上、下册）；
第42卷 彪炳史册的古代典籍（上、下册）；
第43卷 震聋发聩的思想文化（上、下册）；
第44卷 浑厚深沉的中国哲学（上、下册）；
第45卷 定格历史的史学名著（上、下册）；
第46卷 百花齐放的古代教育（上、下册）；
第47卷 风格迥异的古代民族（上、下册）；
第48卷 遐迩闻名的巨商名贾（上、下册）；
第49卷 传诵千古的历史掌故（上、下册）；
第50卷 扑朔迷离的千古奇案（上、下册）。
英国哲学家培根说过：“历史使人明智。”历史的经验是前人付出巨大的代价才总结出来的。历史经验包蕴着发人深思的哲理。要深刻地了解现实，理智地面对将来，就应当自觉地回顾历史。现代人只有了解历史，才能感受历史启迪现实的无穷魅力。惟有从历史经验这里感知杂乱纷纭的现实，才能体会历史智慧的美感与简洁感。
这种由历史引发的智慧、魅力与美感，对丰富一个人的生命内涵，提升一个人的素质，是非常重要的。人的素质的基本内涵应该是人文素质。一个人的人文素质是由他所属的民族几千年文化创造的基因，积淀在他的血液和灵魂中形成的。人文教育以文史哲为主体，对人的素质提高具有特别的价值，而中国历史恰恰正是文史哲三位一体的糅合和载体。只有了解了中国的历史，才能树立民族自信心，确立正确的人生观与价值观，才能以他们的不断传承和新的创造，继续为人类文明的发展作出新的贡献。在共同的血脉上发展起来的13亿中国人和5000万在世界各地的华人，都应有这样的共识，都应当承担这样的责任。《话说中国》丛书把传统的教育和未来的展望有机和谐地结合在一起，引导当代中国人顺应悠久古老的中华文明融注世界发展的现代潮流。
由于丛书篇幅宏大，编写时间又较为仓促，书中难免存在各种疏虞之处，敬请广大读者朋友们批评指正。《话说中国》丛书编委会2008年2月
一、文学史
先秦文学
先秦文学形成于中国文化的发生、创造期，对先秦文学的研究，必须纳入到文化的综合动态的系统中来，将它置于最广阔的历史文化背景下来审视。例如，对史传文学、诸子哲理艺术散文的研究，即涉及到“史官文化”、“先秦理性精神”，以及民族精神、思维方式、审美心理等一系列文化问题；对《诗经》、楚辞的研究，亦涉及到南北文化、儒道源流及宗教、民俗等文化问题。而卓绝一世、彪炳百代的《庄》、《骚》的产生，也是一种文化现象，需要从纵深的历史、文化继承和时代精神氛围等与文化因素相关的方面，揭示其由于蓄势久远、积淀深沉从而以包罗万有、气象雄浑的面貌登上时代高峰的原由。可以说，先秦文学中的问题，几乎无一不涉及到广泛的文化问题。因而对先秦文学的研究，离开了文化视角就无从切入和深入。
如果把我国文学的发展比喻为一条长河，那么这一时期的文学，正是处于发源阶段；如果把我国文学比作是一座高楼大厦，那么这一时期的文学正是它的基石。因此，了解和研究这一时期的文学，对于认识我国文学优良传统的形成，审美意识的历史起源，以及我国文学民族形式和民族风格的发生和发展，都具有特殊重要意义。
远古口头文学除原始歌谣外，还有神话传说。古代神话丰富多彩，只因年久散失，未能系统、完整地保存下来。现在所看到的一些零星的片断，大都出于后世的传闻。散见于《山海经》、《淮南子》等古籍中的神话较著名者如《精卫填海》、《夸父逐日》、《女娲补天》、《鲧禹治水》、《后羿射日》、《黄帝杀蚩尤》、《刑天与帝争神》和《羽民国》、《奇肱民》等，包括自然神话、创世神话、英雄神话和传奇神话诸类型。神话作为原始的社会意识形态，通过想象和幻想，以一种不自觉的艺术方式，形象地反映了远古人类的社会生活与精神世界，具有不朽的认识价值。神话还是人类永不复返的童年时代的艺术瑰宝。它以自身的壮丽奇伟和无穷魅力显示出高度的审美价值。神话又是我国浪漫主义文学的源头。它以炽热的激情、神奇的幻想，表现了原始人类企图认识和改造自然的愿望、追求美好生活的理想和对英雄主义、乐观主义的赞颂。
大约公元前21世纪时，传说夏禹的儿子夏后启建立了夏朝。有关夏朝的出土文物很少，古文献所载的有关夏代的历史多属传说性质，其诗歌、谣谚和散文可靠的也很少。夏朝是否有文字，以及文字情况如何还不得而知。但自从甲骨卜辞的发现，证明至迟在殷商社会中期（约前14世纪），我国已有了初步定型的文字，同时也有了用文字记载的历史文献。殷墟的甲骨卜辞，商代和周初的铜器铭文，《周易》中的卦、爻辞，《尚书》中的殷、周文告等，可以说是我国散文的萌芽。夏、商都是奴隶制社会，当时的文学对阶级社会的某些现实已经有所反映。据《尚书·汤誓》所引，有两句夏代歌谣：“时日曷丧？予及汝偕亡！”相传为夏桀时人民大众的呼声，反映了夏朝人民对夏桀暴虐统治的不满和强烈的反抗情绪。成汤灭夏，建立商朝（前17世纪～前11世纪），这是我国古代奴隶制大发展的时期。
商起初是黄河下游的部族，大约在公元前十六世纪，即传说中商汤伐夏桀以后，成为中原诸邦国之长，到公元前十一世纪为周所取代。它是一个奴隶制国家。
商文化中引人注目的一点，是文字的使用。清末民初，在河南安阳小屯（商旧都所在地）发现了大批刻有文字、用于占卜的甲骨，证明汉字在商代已经基本定型，汉字最重要的特点——在每个单一符号中包含音、形、义三要素——也已经形成。甲骨文并非最原始的文字，在山东大汶口文化遗址的陶器上，就有了简单的文字符号，其年代要早一二千年。但那种文字符号还处在雏形阶段，并且不能表达连贯的意义（不能组句），所以至今难于识别。甲骨文虽然很简略，却是关于占卜结果的完整记录。使用文字是人类进入文明社会的主要标志。从文学角度来说，文字既为书画文学提供了基本条件，也在某些方面决定了文学的特点。譬如，中国文学重骈偶的现象，就是从汉字的特点中产生的。牧畜业异常发达，从甲骨卜辞中可以看到祭祀时大量用牲的现象。中叶后由牧畜进入农业生产。《尚书·盘庚》屡次提到农事；甲骨文中有“禾”、“黍”、“稻”、“麦”、“稷”、“粟”等字，证明殷代确有很多种类的农产品。由牧畜发展到农业生产是很自然的。游牧过程中，既易发现农作物，又能驯服牛马。文献中常有殷的先公服牛乘马的记载，不难设想，役使牧畜减轻人力，是发展农业生产的重要关键。
公元前11世纪，武王伐纣灭商，建立了强盛的奴隶制国家周，周王朝起初定都镐京（今西安市附近）史称西周。后因受到西戎族的压迫，至平王时迁都雒邑（在今洛阳市），史称东周。东周习惯上又分作两个阶段，现在一般从周元王元年（前475）以前，称“春秋”时代，以后称“战国”时代。周的国家性质，史学界说法不一。通行的意见，把春秋、战国之交作为中国奴隶社会和封建社会的分界。但有人认为西周已经进入封建社会，也有人认为直到魏晋（甚至更迟）中国才进入封建社会。
周朝人在上层建筑方面所进行的开创更是商朝人所无法企及。司马迁在《史记·高祖本纪》中说：“夏之政忠，忠之敝，小人以野，故殷人承之以敬；敬之敝，小人以鬼，故周人承之以文。”孔子在《论语》中也说过：“周监于二代，郁郁乎文哉！吾从周。”大概就是指此而言。西周初期的文献资料保留到今天的就很多了，诸如《诗经》中的一部分《周颂》和《大雅》，《尚书》中的《牧誓》、《大诰》、《无逸》等十多篇，以及《周易》中的许多爻辞等。长期以来人们总把周朝初年许多典章制度、文化措施的创立和周公联系起来，甚至说它们的许多篇章、许多条文都是周公制订的，于是周公遂成了我国古代文化领域里的第一个大圣人。这种对于周公个人的迷信与崇拜，大约起源于孔子。这里面有夸张演义，但也反映了相当程度的现实。
西周时代的文学，今天所能见到的就是《诗经》的“雅”、“颂”和《尚书》里的一些篇章，这些作品的作者，都是奴隶主阶级的人物；作品的内容也都是写的奴隶主，甚至大都是与奴隶主最高集团有关的事情。它们或者是歌颂某个祖先，或者是歌颂某个帝王，或者是某个有身分、有远见的大臣告诫某个年少的帝王等等。这些作品由于时代久远，所以文字都比较难读；但非常宝贵，因为它们是后代可以真正拿出来讲的我国最早的诗歌与散文。文学产生于劳动，这话不错；最古老的文学应该是口头传下来的歌谣与神话，这话也不错，但是记载那些远古歌谣和远古神话的著作出现得既晚，记载得又极简略，它们只能引发人的某种遐想，说明某种理论，而如果要把它们拿来当成一种作品读，那就不可能了。
西周后期统治集团的残暴腐朽和当时民族矛盾、阶级矛盾的尖锐情况可以从《诗经》“小雅”和《国语》的一些篇章中看到。西周政权终于在公元前771年被它西邻的“犬戎”民族灭掉了；公元前770年，周平王将周王朝的国都由在今陕西西安市西南的镐京向东迁移到了今河南省的洛阳市，这就是历史上所说的东周王朝的开始。
公元前770年，周平王东迁洛邑，历史进入大动荡大分化的春秋战国时代，历史和文学都掀开了厚重辉煌的一页。那是一个动乱的时代、变革的时代，也是一个收获丰硕的时代。
这个时期以诗歌的成就最突出。从西周初年到春秋中叶的五百年间，是四言诗发展的黄金时代。周代的统治者为了制礼作乐和考察民情的需要，通过采诗和献诗的方式，搜集并整理了我国古代第一部诗歌总集《诗经》。《诗经》的内容十分丰富，特别是其中的民歌，题材广泛，诸如人民反对剥削压迫、不满战争徭役、揭露统治者的丑恶，还有婚姻恋爱以及生产劳动等多方面社会生活都有所反映。《诗经》的艺术成就也很高，如比兴的手法、整齐的章句、优美生动的语言、自然的韵律，都是前所未有的。它的进步思想和艺术成就，开创了我国古代文学的写实传统，给后世文学以极大的影响。就四言诗来说，《诗经》一出现便形成了一座高峰，几乎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它既标志着四言诗的开创，也标志着四言诗的完成，以后无论民歌还是文人诗的四言，就其总体而言，都不曾超越过它。这时期的散文主要有文告体散文《周书》、编年体历史散文《春秋》、语录体散文《论语》，除了以上三部书外，还有铸在铜器上的西周铭文等。《尚书》是一部古代文告和讲演录的综合集子，包括《虞书》、《夏书》、《商书》、《周书》四部分。《虞书》和《夏书》，只能视为后人追记，《商书》中有部分属于当时文献，而《周书》则可全部视为西周至春秋时期文告的真实记录，语言与《盘庚》一样，佶屈聱牙。《春秋》是孔子依据鲁史编写的一部编年史大纲，它对春秋时期各国历史作了简要记载，是研究春秋历史的重要资料。《论语》是孔子言行以及孔子同其弟子们对话的记录。《春秋》和《论语》的记事记言，语言都简明平浅，不像《周书》那样古奥难懂。《诗经》、《尚书》、《易经》、《春秋》和汉儒纂辑的《礼记》被后代认定为儒家的经典著作，合称“五经”，在中国文化思想史上产生过巨大影响。
战国时代是一个大混战、大动乱的时代，也是一个思想文化迅猛发展，高度繁荣，英雄辈出，人才辈出的时代。这个时代最突出的问题之一是士阶层的兴起与其在社会各领域所发挥的作用之巨大。所谓“士”，原是指奴隶主阶级里的最下层的一部分人。但是到了春秋时期，随着奴隶制度的逐渐崩溃，这个阶层的力量越来越壮大了，有些原是奴隶主中、上层的人，后来可能由于破落而降为了“士”；也有些原是奴隶或庶民的人，后来可能由于某种原因而升为了“士”。到了春秋末期，这个阶层的人物就已经相当有影响、相当可观了，例如孔子及其门徒就是这个阶层人物的杰出代表。到了战国的时代，随着贵族垄断教育的被突破，随着私人教育的发展，这个阶层里掌握知识、掌握技能，从而使自己具备文武才能的人物也就越来越多了。其中有一类是属于思想家类型，这是沿着春秋末期孔子的那条道路发展下来的，如墨翟、老聃、孟轲、庄周、荀况、韩非等。这些人都有自己的理想，都有自己治理社会的方针，他们原来也是想与统治者合作，想有所作为，只是由于他们不被统治者所用，所以才只好自己关起门来著书立说的。他们这些著作的性质，司马谈早就在《论六家要旨》中说过：“夫阴阳、儒、墨、名、法、道德，此务为治者也。”用鲁迅的话说，就是为当时的统治者“开药方”。即使现时没人用，他们也是希望日后能够有人用。这些人一般说来都有自己坚定的信仰，他们到处奔走，推行自己的主张，但对于当权者却从不低头。他们宁可“以身徇道”，而决不改变自己的原则去迎合当权者的需要。所以这些思想家们大都是到处碰壁，在贫穷困顿中度过了自己的一生。
另一类相当活跃的“士”人是纵横家，所谓“纵横家”，其实就是政治活动家。他们在当时的各个诸侯国之间，穿梭往来，到处兜售他们的政治主张。这伙人的精神面貌各不相同，有的忠于某国，持论一贯，如张仪、陈轸；也有的没有固定准则，他们所追求的就是有官做，政治主张可以随时变化，如苏秦、苏代等就是如此。除了这些以讲“合纵”、“连衡”闻名的纵横家外，当时还有很重要的一批政治家、军事家也是“士”人出身的，如吴起、乐毅、蔺相如等。
战国时代还有一批相当有影响的下层“士”人，他们没有什么社会地位，平时也从未引起过什么人的注意，但是到了关键时刻，却见义勇为，做出了相当有声有色的令人感奋的举动，如鲁仲连、侯嬴、毛遂、荆轲等等就是如此。
战国时期的“士”人，大都思想积极，勇于建功立业，希望把自己的文武才干贡献给社会。他们敢想敢说，从不隐瞒自己的观点。对于不同学派的主张，他们敢于争辩，甚至彼此可以互相“攻击”得狗血喷头，也没有什么关系。这就是历史上通常所说的“百家争鸣”，这对于思想文化的发展无疑是极其有利的。
这种“百家争鸣”的局面之所以能在那时出现，和当时那种比较宽松的政治局面密不可分。当时各国的统治者，和其他任何时期统治者的表现都不同，他们为了壮大自己，彼此都在互相竞争着延揽人才，竞争着礼贤下士。仅以当时“好客”闻名的统治者来说，就有燕国的燕昭王，齐国的孟尝君，赵国的平原君，魏国的信陵君，楚国的春申君，秦国的吕不韦等等。当时齐国的稷下曾是一个群贤荟萃，各家各派都在那里设帐讲学的地方。统治者虚心下问，“士”人们畅所欲言。听得投机就可以采纳、任用、实行；听着不合适，也无须怪罪，“士”人们可以卷铺盖上路，明天再到别的地方去讲。谁也不必怕谁，谁也不必勉强谁，“士为知己者用”这个带有双向选择性质的行为准则就是在那种政治条件下产生的。也正因为如此，当时有一部分“士”人的“傲气”十足，他们决不甘心做统治者的臣子、部下，而是扬言要做“帝王友”，甚至要做“帝王师”。他们居然可以当着某国帝王的面，说一个活帝王的人头抵不上死“士”人坟头上的一把草，这都是当时那种特定政治条件下的特定的产物。
战国百家争鸣局面的形成和发展，同时也带来文学上散文的勃兴和繁荣。一些著名的思想家、政治家、历史学家的言论，讲学的记录和论著，同时也就是重要的散文作品。由于这些作家们的政治主张、思想性格不同，因此他们散文作品的表现手法和语言风格也各异，这样，在文学艺术上也形成了互相争艳的局面。如《孟子》散文，连譬善辩，气势磅礴；《庄子》散文，汪洋浩荡，想象丰富，极富浪漫色彩。其他《荀子》、《韩非子》在文章结构和说理方面，也各具特色。历史散文，随着社会制度的巨大变革，在总结历史经验的迫切需要下，也长足发展起来。《春秋》还是极简单的历史事件编年纲目，《尚书》语言生涩，只是记言的文告，皆乏文采，而历史专著《左传》的出现，则表现出显著的进步。
在诗歌创作方面，战国后期出现了我国第一个伟大诗人屈原。战国后期，在南方广袤的楚国，以屈原为代表，以宋玉、唐勒、景差等为追随者，创造并兴起了一种与《诗经》不同的新诗体——“楚辞”。《楚辞》的产生也和战国时代的散文一样，都有革新的意义。它是《诗经》以后的一次诗体大解放。它汲取民间文学特别是楚声歌曲的新形式，把《诗经》三百篇特别是“雅”、“颂”中的古板的四言方块诗改为参差不齐、长短不拘的骚体诗，建立一种诗歌的新体裁，标志着我国文学史上诗歌的新发展。
爱国诗人屈原和他所创造的新兴诗体楚辞的出现，使《诗经》以后沉寂了大约三百年的诗坛，又奇文郁起，大放异彩，在我国古代诗歌史上揭开了崭新的一页。在屈原以前，我国诗歌主要是民歌，是口头流传的集体创作，还没有出现把毕生精力和才能完全倾注于诗歌创作上的诗人。而屈原的出现，则改变了文坛上的这一现象，使我国文学史上第一次出现了著名诗人的名字。
先秦文学取得了伟大的成就，对后世的影响是难以估量的。它是我国古代文学的第一座里程碑，像巍巍山岳，令后世无数作家仰止。它是中国传统文化的本源，是整个中国古代文学的“根”。
综上所述，先秦时代是我国古代文学产生发展、并取得辉煌成就的时代。它以四五千年前远古文化为开端，而结束于公元前221年秦统一以前。在这样一个离现在久远的年代，我国人民所创造的当时世界上所稀有的古代文明和灿烂文化，完全可以与古代欧洲的“古希腊文化”、“古罗马文化”相映媲美。这是中华民族的骄傲，也是全人类的瑰宝。
先秦文学处于我国古代文学发展的奠基阶段。其中的古代神话、诗歌和散文，都取得了很大成就，并对后代文学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总之，在中国文学的发展中，先秦文学既是文化蓄积丰富的“源头”，又是壁立千仞的“高峰”。
秦汉文学
秦汉文学是我国古代文学发展的第二个重要阶段。
秦文学是一片空白。遗留下来的秦文献，只是秦始皇巡狩封禅时，散在泰山、琅王牙台等几处的刻石，内容均为一些歌功颂德之作。这些碑文一般是四言韵语，阿谀歌颂，对后世碑志文有影响。
完成于公元前239年（秦王政八年）、由吕不韦门客集体著作的《吕氏春秋》，有一定时代意义。它取材很广，包含春秋战国以来的各派思想，组成自己的完整的体系，是战国末年的统一形势在文化上的要求和反映。它和先秦其他子书一样，有不少片断借寓言故事来说理，明晰生动，富于文学意味。
秦代文学的代表作家是李斯。统一前他的《谏逐客书》，指出秦统治者“逐客以资敌国，损民以益仇，内自虚而外树怨于诸侯”之非计，不仅表现了政治家的远见，而且也真实地反映了战国晚期斗争剧烈、各国统治阶级争取人才的历史，是一篇富于文采、趋向骈偶化的政论散文。
此外，秦有《仙真人诗》和“杂赋”，今俱不传。
秦亡之后，楚汉相争，纵横之风复起。这样的局面，虽不可能再现战国的百家争鸣，对汉初的文学，却很有影响。公元前206年，刘邦重新统一中国。
汉初除秦挟书律，“大收篇籍，广开献书之路”，又除所谓“诽谤妖言之罪”，促进了学术文化的发展。在战国以来百家之学的影响下，汉初的哲学、社会思想，还是比较活跃自由的。由于安定社会、巩固封建王朝的需要，汉文帝、景帝、窦太后和相国曹参等俱好黄老，因而黄老思想成为汉初主要的统治思想。司马谈的《论文家要旨》，对儒、墨、名、法、阴阳五家都有所批判，而完全肯定了道家，这是在黄老思想影响下产生的著名论文。
汉初楚文化的蔓延，对于一代文学也有较大的影响。春秋战国时期，北方的中原文化与南方的楚国文化保持着相对独立的地位。楚人对自己的文化，怀有深挚的感情。从南冠君子钟仪的“乐操土风”，到屈原的“哀州土之平乐”、“悲江介之遗风”，再到楚南公所云“楚虽三户，亡秦必楚”，可见随着楚国的逐步沦亡，楚人的地域文化心理愈加强烈。有此历史文化背景，刘邦及其功臣起于楚地，在据有天下之后，对楚文化仍有着本能的依恋。《汉书·礼乐志》云：“凡乐乐其所生。乐其所生，礼不忘本。高祖乐楚声。”如此偏好，既有对乡土文化的热爱，对北方文化的傲视，也是尊崇汉家政权的政治需要。其时，不独楚服、楚舞、楚声为汉人所重，汉人抒情写意，也大抵借助楚歌，汉世文人抒写贤人失志，也往往借助屈原的形象。“汉之赋颂，影写楚世”，骚体赋上承楚辞余绪而兴起，并成为当时赋体文学的主流。
其著名作家有贾谊、晁错等。他们的政论文大抵富有感情，畅所欲言，有战国说辞和辞赋的影响。其中贾谊的某些文章如《过秦论》、《陈政事疏》等更著名，文学性亦较强。辞赋主要继承骚体传统，也开始向新赋体转化。汉初骚体赋的作者，由于时代和生活的不同，多缺乏屈原那样先进的思想和强烈的感情，往往只是强为呻吟。但随着社会经济的恢复和繁荣，以及骄奢享乐风气的形成，也引起了封建文士社会生活和思想感情的变化。因而辞赋的思想内容也不免多少引起了变化，即由抒发个人的强烈感情变为铺张宣扬统治阶级的华贵和享乐生活，由严峻的讽刺责斥变为温和的讽谕劝戒。辞赋思想内容的变化，必然引起体裁、形式的逐渐变化。贾谊是汉初骚体赋的优秀作家。标志着新赋体正式形成的作品是枚乘的《七发》。
汉武帝时代，西汉封建王朝进入了全盛时期。和政治经济的发展相适应，思想文化也表现着变化和发展。武帝即位，即逐斥“申、商、韩非、苏秦、张仪之言”，实行罢黜百家，独尊儒术。
在儒家思想的支配下，武帝“招选天下文学材智之士，待以不次之位”，并由于董仲舒、公孙宏的建议，兴太学，立五经博士，置博士弟子员，因而儒学大兴，完成了思想的统一。从此结束了百家论争，思想定于一尊，严重地束缚着学术文化的发展。
董仲舒是《春秋》公羊学派的大师，是武帝时代最大的思想家。他以阴阳、灾异说明“天人相与之际”，即天道和人事的相互关系，认为天命对帝王有最后的决定权，“王者欲有所为，宜求其端于天。天道之大者在阴阳。阳为德，阴为刑，刑主杀而德主生”，“王者承天意以从事，故任德教而不任刑”。但“阳不得阴之助，亦不能独成岁”，则刑亦不可少。董仲舒的思想显然在儒家思想的外衣下，包含着阴阳家和法家的思想，统一了统治阶级内部的思想，确实代表着当时的统治思想。它不仅解释了汉王朝的所以统治，而且也教导了汉王朝怎样巩固统治。
在这一时期，因散体赋的崛起，赋体文学进入了鼎盛时期。散体赋是随南北文化合流，熔铸诗、骚、散文而成的一种新文体。作家受到压抑的文学激情在散体赋中得到很大程度的满足，散体赋因而成为当时最有文学意义的文学样式。
虽然汉赋被后世尊为一代文学之盛，但真正标志汉代文学最高成就的并不是汉赋，而是散文中的《史记》和诗歌中的汉乐府民间歌辞。
伟大的历史学家和文学家司马迁以其强烈的反抗精神和创造精神，写出了一部辉煌的著作《史记》。《史记》是一部纪传体的通史，它以“不虚美，不隐恶”的“实录”精神，记述了我国上自传说中的黄帝，下至汉武帝时代的三千年间的历史。司马迁自述他写《史记》的目的是“欲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史记》热烈地歌颂了一些出身中下层社会的人物；描述了许多卓有贡献的政治家、军事家、思想家、爱国者，赞扬了他们的光辉业绩。对历史上的一些黑暗势力，诸如暴君、酷吏、变节者，都作了无情地揭露和批判。尤其是他敢于揭露当代的开国之君和当世的帝王，表现了刚正不阿的品质和非凡的胆识。总之，不以涉高位者之嫌而隐善恶，不以成败论英雄，不以地位高低湮业绩，这正是《史记》一书的独到之处，也正是司马迁伟大的地方。《史记》不仅是一部伟大的史学著作，也是一部出色的传记文学作品。它开创了以写人物为中心的传记体，生动地描写了人物形象，使人们读这些人物传记时，就好像进入了一个历史人物画廊。它在文学上的价值并不下于它的史学价值。《史记》生动、简炼、气势流畅的语言，不仅是后世散文作品的典范，而且它在描写人物、组织情节等诸方面的技巧，也是后世小说家、戏曲家学习的榜样。
以武帝为首的汉王朝统治者，随着伟大帝国的日益隆盛，不仅需要哲学和历史来解释现实统治的合理，而且也需要祭祀天地鬼神，庆太平，告成功。这一需要与儒家的指导思想相结合，进一步制礼作乐就成为必不可少的文化措施。于是“乐府”有更大的发展。“至武帝定郊祀之礼，……乃立乐府，采诗夜诵，有赵、代、秦、楚之讴。以李延年为协律都尉。多举司马相如等数十人，造为诗赋，略论律吕，以合八音之调，作十九章之歌”。所谓武帝立乐府，只是意味着他自觉地把乐府机关扩大，充实内容，规定具体任务，即采诗、制订乐曲和写作歌辞。“采诗”是为了“观风俗，知得失”，这就使那些“感于哀乐，缘事而发”的赵、代、秦、楚等等地方民歌，有了纪录、集中和提高的机会。可惜除《铙歌》十八曲外，西汉乐府民歌绝大部分都没有流传下来。由于文字讹误过多，《铙歌》一般很难读，其中少数言情和反映战场惨状的篇章，明白可诵，表现了一定的现实意义。乐府除搜集、歌唱民歌外，也创作诗篇以备歌唱，作诗者有宫廷文人“司马相如等数十人”，可见一时之盛。但今存《十九章之歌》，却很少文学价值。乐府作曲者则有“佞幸”和“外戚”的李延年。他能歌善舞，尤其善制“新声变曲”。他原是民间乐人，他的“新声变曲”的来源是西北外民族和民间的音乐。可见武帝时代的乐府，不仅规模宏大、内容充实，更重要的是，它充满了民间歌诗、民间声乐的气味。这是乐府的重大发展，有划时代的意义。
汉武帝以后，西汉封建王朝逐渐转入了衰微的时期，西汉后期的文学也呈现着停滞或衰落的状态。一般政论文（如奏疏），大都蒙着神秘的今文经学说教的外衣，迂腐板滞，绝少生气。宣帝时，桓宽根据昭帝始元六年盐铁会议的文献，剪裁、组织而成的《盐铁论》是惟一可贵的作品。它不仅反映了西汉中叶许多重大的政治经济问题，而且形式新颖，语言净洁流畅，通过对话论辩，也刻划了不切实际、迂腐可笑的儒生形象。刘向著书，引历史传说或寓言故事以说明一理的某些片段以及少数政论文或学术文有一定价值。宣帝效武帝故事，亦好辞赋，认为“辞赋大者与古诗同义，小者辩丽可喜”，因而辞赋又盛极一时，王褒、刘向等都是著名的作者。实际此时辞赋已成为帝王贵族的娱乐品，如倡优博弈之类，极少文学价值。今存王褒《洞箫赋》一篇，可见一斑。
西汉末年，政治危机加剧，王莽改朝换代，国家权柄易人。作为统治思想的今文经学的神圣地位发生了动摇，古文学派代之而兴。学风的转变，影响到文章的复古。刘歆《移书让太常博士》是第一篇批评今文学派的文章。西汉后期最大的辞赋家扬雄早年模拟司马相如，颇好辞赋，其谏猎、郊祀、宫观等赋，大抵未出司马相如赋的表现模式。汉赋之走上模拟的道路，就是从这一时期开始的。扬雄后期因仕途不遇，从政意识淡化，不仅对辞赋持偏激的否定态度，而且冀望成为立德而兼立言的圣人。他仿《论语》、《周易》而作《法言》、《太玄》，为文折衷儒道，不乏新颖的见解。汉末与魏晋文人之企慕玄远，所受扬雄影响明显。但因扬雄着意模仿圣人，对经学文风不免矫枉过正，文章失之于古奥，颇为后人所诟病。
西汉后期，乐府事业继续发展，哀帝时乐府人员增加到829人。丞相孔光、大司农何武审核的结果，认为“其四百四十一人，不应经法，或郑卫之声，皆可罢”，因此哀帝就裁减了乐府半数以上的民间乐人。但“豪富吏民，湛沔自若”，乐府民间声乐的影响是深远的。
今文经学特别是谶纬之学代表着东汉王朝的统治思想。由于统治者的提倡，东汉经学极盛。官、私学都很发达，太学生到东汉末增加到3万人，不少私学门徒常达千人，“编牒不下万人”。今文经学西汉末已开始谶纬化。东汉谶纬大行，光武因谶记中的天命的预言，崇信非常，曾“宣布图谶于天下”，并“多以决定嫌疑”。
东汉的文学，在今文经学和谶纬的迷雾笼罩之下，虽然不可避免地要受到不良的影响，但也出现了新的现象，表现了一定的变化和发展。
由于西汉以来散文和辞赋的发展，东汉开始出现“文章”的概念，贾谊、司马迁、司马相如等散文家和辞赋家都被誉为文章家。同时不少文士“以文章显”，文章和学术著作主要是和经学的区分愈来愈显著。“论发胸臆，文成手中，非说经艺之人所能为也。”《后汉书》在《儒林传》之外，特立《文苑传》，更具体地反映了文章家和经学家的分化。既有今古文经学家的对立和分化，又有经学家和文章家的对立和分化。这是统治阶级内部复杂的矛盾在学术文化上的反映。随着文章家的出现，文章与生活的关系更密切，用途更广泛了，文学形式的运用和变化也愈来愈复杂了。文学思想仍以王充的观点最为明确和进步。他注意到文章和经学著作的区别，强调“造论著说之文”（诸子或政论散文），“发胸中之思，论世俗之事”的创造性和政治性；认为文章应起“劝善惩恶”的批评教育作用，“岂徒调墨弄笔，为美丽之观哉？”他从“疾虚妄”的思想出发，反对一切“华伪之文”。
在《史记》的影响下，东汉产生了不少历史著作，班固的《汉书》则是它们的杰出的代表。它沿《史记》的体例，“究西都之首末，穷刘氏之废兴”，反映西汉一朝的历史，是我国最早的断代史。它的某些人物传记，叙事细密准确，具有一定的文学价值。政论散文继承西汉的传统，以王符的《潜夫论》、崔实的《政论》、仲长统的《昌言》为最著名。它们反映了东汉中叶以后复杂的社会矛盾和激烈的政治斗争，有时代意义。但思想文采俱逊于西汉政论文。
儒重群体规范，道重个人自由。汉末文人之调和儒道，必然导致思想和行为偏离正统。反映于文学，使作家在注重外在事功的同时，又热衷于表现个人的生活与情志，抒情文学因得复苏。《诗》、《骚》抒情精神的复苏，对辞赋的创作心态、创作方法与结构体制的转变起了重要作用。汉末赋之走向抒情化和小品化的实质，乃在于赋家的诗人化和赋的诗艺化、诗境化。张衡、蔡邕、赵壹等人的辞赋，或自明心性，自伤身世，抒发愤悱；或师法庄老，皈依自然；或表现汉人罕言的性爱，大都情景交融，词句清丽。而一些揭露和批评时政的赋作，已不再有“劝百讽一”的敦厚面目，而颇具“诗人的愤怒”。
这时的文章，因时势使然，大都发愤而作，兼有“清议”性质。又因两汉辞赋陶冶了作家文学修辞能力，东汉的文章，句式渐尚俳偶，词藻渐趋华丽，到汉末更富于文采和气势。汉末文人思想行为的偏离正统，文学的抒情化与渐尚华丽，实已预示着建安时代的思想解放和文学觉醒的即将到来。
魏晋南北朝文学
魏晋南北朝文学，上起建安，历三国、两晋、南北朝，终于由隋统一。如从东汉末献帝永汉元年（189）算起，至陈后主祯明三年（589）隋文帝灭陈止，中间正好四百年。
魏晋南北朝是一个充满争夺、篡乱不已的时代，政权更易频繁，多种政权并存，汉族与少数民族政权对峙并互相融合。
纵观魏晋南北朝四百年的历史，与两汉的大一统局面迥然不同。剧烈的社会动荡，长期的南北对峙，士族制度的确立，少数民族入主中原，以及由此而产生的极为复杂的民族矛盾、阶级矛盾和统治集团内部的矛盾，无疑会对这一时期的文学发展产生直接的影响。
魏晋南北朝文学可以分为两期：第一期是魏和西晋；第二期是东晋和南北朝。
魏和西晋又可分为三段：建安文学、正始文学、太康文学。
建安是汉献帝的年号（196～220），但在文学史著作中习惯把建安文学当作魏晋南北朝文学的开端。建安文学成就辉煌。
汉代自武帝以后，独尊儒术，罢黜百家，儒家思想一直占据着独尊的统治地位。至东汉末年，汉灵帝不喜儒学，文人靠读经书作官的道路被堵塞；加之社会动乱，争夺兼并，儒家的忠孝节义也不再被世人重视，所以随着汉代政治上大一统局面的结束，儒家思想大一统的局面也随之消失。建安时期，为适应新的社会现实的需要，法家、兵家、刑名纵横之学都有了不同程度的发展。曹操尚刑名，讲通脱，公开讲“不仁不孝”没关系，有才即可录用。
总之，那时人们说话比较随便，思想比较活跃，呈现出一种自由解放的趋势。但建安文人，都非常关心现实，积极入世，表现了统一天下的理想和抱负，同时又感于时局动荡，人民苦难，人生短暂，功业难成而带有一种消极悲凉的色彩。
建安时期成就最大的是诗歌。先秦两汉时期，诗歌已经有了很大的发展，《诗经》、《楚辞》、汉代乐府民歌、古诗十九首，标志着诗歌发展的光辉历程，展示了诗歌发展的成就和水平，使之成为这一时期最主要的文学形式之一。建安诗歌基本上继承了《诗经》、汉乐府的现实主义精神和《楚辞》、古诗十九首的抒情传统，同时接受汉末抒情小赋的影响，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形成了自己的崭新风貌。建安诗歌以魏国为主，三曹、七子和女诗人蔡琰是其代表作家，并代表了这一时期诗歌的最高水平。这些作家多有理想壮志，关心社会现实，又都亲身经历了汉末的社会动乱，广泛地接触了社会现实，他们以进取、务实的姿态，在追求建功立业的同时，从事诗歌创作，用诗歌来抒情言志。他们的诗歌，一方面反映了社会的动乱和民生之多艰，反映了广阔的社会生活画面和时代的本质；另一方面，真实地表现了自己拯济天下的豪情壮志及在为事业而奋斗中的人生感慨，具有鲜明的时代特征。正如刘勰所说：“观其时文，雅好慷慨，良由世积乱离，风衰俗怨，并志深而笔长，故梗概而多气也。”建安诗歌是中国诗歌史上掀起的第一次文人创作高潮，由于作家心胸和眼界都较为开阔，都能不受拘束地进行创作，独具个性，所以它在思想内容和表现形式上都将文人五言诗的发展推向了一个全新的阶段。
建安时期，文士地位有了提高，文学的意义也得到更高的评价，加之汉末以来，品评人物的风气盛行，由人而及文，促进了文学批评风气的出现，表现了文学的自觉精神。曹丕提出的“文以气为主”，代表了建安文学抒情、个性化的共同倾向。所有这些也都标志着这一时期文学发展中的重大变化。
正始是魏齐王曹芳的年号（240～248）。在文学史上用正始文学泛指魏末年的文学。这时正是魏晋易代之际，司马氏掌握了大权，残暴地屠杀异己，形成恐怖的政治局面。在这种政治局面下，清议逐渐转为清谈，崇尚虚无、消极避世的道家思想有了迅速的发展。到了正始年间，何晏、王弼以老庄思想解释儒家经典，并注老子，兴起了玄学，道家思想更为风行。这对当时的士风、作家的世界观与创作都有深刻的影响。
继建安文学之后的正始文学是上述现实的产物。正始时代的代表作家是阮籍和嵇康。他们处于司马氏与曹氏争夺政权的斗争中，看到司马氏利用“名教”进行黑暗残暴的统治，便大力提倡老庄思想，以老庄的“自然”与“名教”相对抗。他们的创作也与建安文学有了很大的不同。一般说来，反映人民疾苦和追求“建功立业”的内容被揭露政治的黑暗恐怖和“忧生之嗟”所代替。积极的进取精神被否定现实，韬晦遗世的消极反抗思想所代替。作品中带有更多老庄思想的色彩。不过，对黑暗现实的不满与反抗仍是作品的主要倾向，所以在基本精神上还是继承了“建安风骨”的。然其总体风貌已与建安诗歌大不相同。嵇康之清峻，阮籍之遥深，虽都有自己独特的抒情方式，但“诗杂仙心”，歌颂出世，表现出明显的老庄思想色彩，以及孤愤忧伤的基调、曲折隐晦的表现方式，都使正始诗歌别具面目。由于特定的社会历史环境和作家在诗歌艺术方面的不断探求，文人五言诗已彻底摆脱了汉乐府民歌的影响，丰富了五言诗的表现技巧，对文人五言诗的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
司马氏与曹魏争夺政权的斗争以司马氏的胜利而告结束。265年，司马炎代魏，建立了西晋王朝，不久，统一了全国。晋武帝太康（280～289）前后，西晋文坛呈现繁荣的局面，钟嵘《诗品序》说：“太康中，三张、二陆、两潘、一左勃尔复兴，踵武前王，风流未沫，亦文章之中兴也。”张载、张协、张亢、陆机、陆云、潘岳、潘尼、左思，各有其成就。但总的看来，西晋文人既无建安诗人的慷慨进取，也无正始作者的忧愤交集，他们对西晋王室采取美化、润色的态度，于是文学的颂扬、应酬之风再起。西晋初年的傅玄、张华，已表现出内容贫乏、刻意求工的诗歌创作倾向。到了太康年间，以潘岳和陆机为代表的一批诗人祖尚浮虚，向往声色，以丽情密藻为美，以雕饰形似为工，大量制作拟古诗，表现出明显的形式主义和唯美主义倾向。刘勰所谓“晋民群才，稍入轻绮”，“采缛于正始，力柔于建安。或析文以为妙，或流靡以自妍”，“体情之制日疏，逐文之篇愈盛”，正准确地概括了这一时期诗歌的主要倾向。这一时期，虽有左思继承建安风骨，抨击现实，作不平之鸣，但终究孤掌难鸣，无力改变诗坛的主流。西晋末年，清谈玄理之风大盛，逐渐浸染到诗坛，“因谈余气，流成文体”，产生了玄言诗。
玄言诗的产生和当时的现实紧密相联。晋室南渡，偏安江左，禅学与玄学的合流，更加强了玄学对文学的渗透，玄言诗逐渐统治了东晋诗坛。以孙绰、许询为代表的玄言诗派，空谈玄理，言不及义。这种理过于辞，淡乎寡味，“平典似道德论”的玄言诗统治诗坛竟达百年之久，直到东晋末年陶渊明、谢灵运出现，才给东晋诗坛注入了新的活力，带来了新的变化，陶渊明以其田园诗，谢灵运以其山水诗各为中国诗坛开出一片新土，显示了中国古代诗歌从题材到风格的重大突破，为诗歌的发展与繁荣，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在南朝文学中，南朝民歌特别值得珍视。它主要是产生于建业和荆州一带的《吴歌》、《西曲》。它们以短小的形式，清新活泼的风格，歌唱人们对美好爱情生活的追求和对封建礼教的反抗。南朝民歌独取情歌入乐，并表现出“都市之歌”的浓厚气息，这既反映了统治者的艺术情趣，也可看出长江流域商业发达对诗歌的影响。北朝民歌是北朝诗歌中成就最高的一部分。它直承汉代乐府民歌的传统，既有牧歌、恋歌，亦有战歌，广泛地反映了北方的社会现实和北方人民的生活命运、精神气质，形成豪放刚健的风格。南北朝民歌内容有别，风格各异，但它们共同构成了《诗经》、汉乐府之后民歌创作的又一次高潮，取得了可喜的成果，对中国诗歌的发展作出了重要的贡献。
南朝的君主和诸侯王大半爱好文学，不少都以提倡文学、招揽文士著称，有的本身还是作家，于是“天下向风，人自藻饰”，写诗的风气十分浓厚。据《诗品》说，那时的士子“才能胜衣”，便“甘心而驰骛”。因此，文学作品大量增加。但南朝文学在帝王和贵族的掌握与引导下，只能继续向形式主义的道路发展。梁元帝说：“至于文者，惟须绮姅纷披，宫徵靡曼，唇吻遒会，情灵摇荡。”形式主义要求是很明显的。
南朝文人诗歌从宋初开始由玄言转向山水。玄言诗本来就与山水有密切关系。玄言诗人常常通过山水体会玄理，而登临山水也很早就成为士族阶级优闲享乐生活的一部分。东晋末年殷仲文、谢混的诗里，山水成分已逐渐增多。到了宋谢灵运，由于政，治上的失意，“肆意游遨”，所至“辄为歌咏，以致其意”，山水成为主要的描写对象，遂完成了玄言诗到山水诗的转变。山水诗仍是贵族生活的产物，但它打破了玄言诗的腐滥，反映了自然美，并多少提高了诗歌的表现技巧，仍有历史的进步意义。宋代出身寒微的鲍照继承和发扬了汉乐府的传统精神，成为当时代表进步倾向的优秀诗人。他的作品猛烈地抨击了门阀制度，并表现了士族文学所少见的爱国思想和较广泛的社会内容。他的七言和杂言乐府改进了七言诗的形式，扩大了七言诗的影响，对七言诗的发展有重要贡献。
齐梁时代是我国诗体重大改革的时期。我国诗歌自建安以后渐重词藻、对偶、用事，以及声音的谐和。到了这时，声韵学得到长足的发展，周颐发现了汉语的四声，沈约将四声的知识运用到诗歌的声律上，提出“八病”之说，和其他诗人共同创造了“永明体”，为律诗的形成奠定了基础，开创了我国“近体诗”发展的时代。梁陈两代，帝王和世族的生活更加腐朽，精神也更为空虚。他们自然不再满足于山水的清音，而要寻求强烈的声色刺激。于是产生了宫体诗。它主要是以艳丽的词句表现宫廷生活，其中也有一些类似文字游戏的咏物诗。宫体之名始于梁简文帝萧纲。在陈后主的宫廷中，也有一批宫体诗人梁简文帝萧纲、庾肩吾、庾信、徐摘、徐摛都是当时著名的宫体诗人。这些具有病态文化人格的作家，在诗歌形式上刻意求工，内容上则以反映宫廷享乐生活为主，诗风浮靡绮艳，形式主义达到了登峰造极的程度。
西晋亡后，北方进入了五胡十六国时期。入居中原的匈奴、鲜卑、羯、氐、羌五族的统治者不断互相攻杀兼并，混战了一百多年，使中原经济和文化再次遭到惨重的破坏。五胡十六国时期，几乎没有作家，到了北朝时期才出现了少数诗人，如北魏、北齐时期的温子升、邢邵、魏收，但他们的诗只不过是南朝梁陈诗歌的仿制品。梁末，诗人庾信由南入北，才给北朝诗坛打开新的局面。庾信原为梁代宫体诗人，经历了梁末的战乱，到了北方后，常常感到国破家亡的痛苦。这使他能从宫体诗的樊篱中挣脱出来，在后期的创作中，反映了一定的社会政治内容。
北朝文学最有成就的部分是民歌。它酷似汉乐府，相当广泛地反映了北方的社会现实和北方人民悲惨的命运，突出地表现了北方民族的精神面貌，并具有豪放刚健的独特风格。其中的《木兰诗》更是一首杰出的女英雄赞歌。
魏晋南北朝是中国散文又一次发生重大变化的时代。从广义说，“散文”包括了散文、骈文和辞赋。
建安时期是中国散文发展的一个重要历史阶段，也是一个开风气之先的时期。曹操为文不尚华词，多实事求是，无所顾忌。其文章在内容和形式两方面都能突破前代陈规，形成清峻、通脱的文风，成为“改造文章的祖师”，对当时及后世散文产生了重要影响。曹丕、曹植的散文众体兼备，风格自具。曹丕之文，通脱自然之风近于曹操，而其文章之华丽则沿袭了东汉文风。曹植文章意气极盛，文采焕发，文质兼胜。孔融文章以议论为主，辞采典雅富赡，放言无忌。建安后期，文章讲究用事，重视辞藻，表现了由质而文的发展趋势。
西晋时期，骈文兴起，散文成就不高。西晋初年张华之笔札，信手挥洒，文风自然洒脱。东晋的王羲之、陶渊明成就较高。王羲之之文清新疏朗，风神摇曳，风格真挚而自然。陶渊明之文不尚偶俪，不近繁缛，语言清腴，风格淳真而淡泊。
南北朝时期，骈文鼎盛，散文中衰。刘宋时期的鲍照是一位骈体文名家，他写了不少骈体应用文，也写了一些骈体写景之作，其文章以整饬的骈句为主，而时杂散句，兼有散文之长。齐、梁时期，时主儒雅，笃好文章，骈文的发展达于极盛。齐代的孔稚王圭、竟陵王萧子良，均为骈文作家。齐初文坛的核心人物王俭，其文辞采富丽，骈四俪六，且以数典为工，开齐、梁骈文以博富为长之风，表现了南朝骈文的本色。“永明体”的创建者王融、沈约以及任日方等人，均为骈文高手，他们将声律理论移植于骈文创作，使文章音律谐美，大大提高了文章的骈化程度。
梁朝骈文又有发展。昭明太子萧统的《文选》，对骈文的发展无疑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而梁简文帝萧纲、梁元帝萧绎均为骈文的重要作家，特别是他们重辞采，重音律，重抒情，对提高文章的骈化水平起到了重要作用。庾肩吾文章传世不多，但颇能代表当时骈文“弥尚丽靡”的风尚，其文骈四俪六，对偶工整，通篇隶事，雕琢字句，标志着骈体文已发展到完全成熟的地步。此外，像陶弘景、吴均、丘迟、江淹、何逊等，都有骈文名作问世。齐、梁时期，骈体文统治了整个文坛，包括许多实用文体，无不骈化。但同时，骈体文内容空虚，形式绮艳，格调卑弱，贵族化和程式化的倾向十分严重。陈朝沿袭齐梁遗风，依旧是骈文主宰文坛。徐陵是南朝最后一位骈文大家，其《玉台新咏序》极尽工巧靡丽之能事。
北朝骈文远逊于南朝。北魏中期的袁翻、常景向南人学习骈文，尚处于学步阶段；北魏后期的温子升、邢邵、魏收等人的骈文标志着北朝文向南朝文的靠拢，但仍多模仿南人，缺乏特色。直至西魏末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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