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冯友兰
出版社：东方出版中心
格式: AZW3, DOCX, EPUB, MOBI, PDF, TXT
三松堂自序试读：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三松堂自序／冯友兰著．—上海：东方出版中心，2016.10
ISBN 978-7-5473-1015-1
Ⅰ. ①三… Ⅱ. ①冯… Ⅲ. ①冯友兰（1895—1990）－回忆录 Ⅳ. ①K825.1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6）第219178号三松堂自序出版发行：东方出版中心地 址：上海市仙霞路345号电 话：（021）62417400邮政编码：200336经 销：全国新华书店印 刷：常熟市新骅印刷有限公司开 本：890×1240毫米 1/32字 数：251千字印 张：12.125 插页2版 次：2016年10月第1版第1次印刷ISBN 978-7-5473-1015-1定 价：36.00元版权所有，侵权必究东方出版中心邮购部 电话：（021）52069798自 序
古之作者，于其主要著作完成之后，每别作一篇，述先世，叙经历，发凡例，明指意，附于书尾，如《史记》之《太史公自序》，《汉书》之《叙传》，《论衡》之《自纪》，皆其例也。其意盖欲使后之读其书者，知其人，论其世，更易知其书短长之所在，得失之所由。传统体例，有足多者。
本书所及之时代，起自19世纪90年代，迄于20世纪80年代，为中国历史急剧发展之时代，其波澜之壮阔，变化之奇诡，为前史所未有。书于其间，忆往思，述旧闻，怀古人，望来者。都凡四部分：曰“社会”，志环境也；曰“哲学”，明专业也；曰“大学”，论教育也；曰“展望”，申信心也。长短不同，旧日小说家所谓“有话即长，无话即短”也。揆之旧例，名曰“自序”。非一书之序，乃余以前著作之总序也。世之知人论世、知我罪我者，以观览焉。“三松堂”者，北京大学燕南园之一眷属宿舍也，余家寓此凡三十年矣。十年动乱殆将逐出，幸而得免。庭中有三松，抚而盘桓，较渊明犹多其二焉。余女宗璞，随寓此舍，尝名之曰“风庐”，谓余曰：已名之为风庐矣，何不即题此书为风庐自序？余以为昔人所谓某堂某庐者，皆所以寄意耳，或以松，或以风，各寄所寄可也。宗璞然之。
书中所记，有历历在目、宛如昨日者，而俯仰之间，已为陈迹。余亦届耄耋，耳目丧其聪明，为书几不成字。除四、五、六章外，皆余所口述，原清华大学哲学系涂生又光笔受之，于书之完成，其功宏矣，书此志谢。冯友兰1981年11月一、社 会第一章 清末帝制时期
1895年12月4日（农历乙未年十月十八）我生在河南省唐河县祁仪镇祖父的家里。祖父名玉文，字圣征，有三个儿子。我的父亲行二，名台异，字树侯。伯父名云异，字鹤亭。叔父名汉异，字爽亭。父亲后来成了清光绪戊戌（1898年）科进士。伯父、叔父都是秀才。在祖父教育下，我们这一家就成为当地的书香之家，进入了“耕读传家”的行列。
听家里传说，祖上是从山西省高平县来到河南省唐河县做小生意的，后来就在唐河县的祁仪镇落户了。祖父曾经去考过秀才，本来是可以录取的，不知道怎么跟当时的县官闹了点别扭，有人劝祖父去疏通，祖父不肯，就没有录取。祖父从此就不再去应试了，一生没有取得任何功名。可是他的诗做得很好。他作的不是应付科举的试帖诗，而确实是一种文学作品，传下来的几十首诗，编为《梅村诗稿》。他的诗有一种冲淡闲适之趣。当时邻县的新野县有位名士赵一士，为这部诗稿题了一首诗：身处人间世，心怀太古春。风流伊上叟，击壤作尧民。是以邵雍的《击壤集》来相比的。
我的伯父也能作诗，他把他自己的诗编为《知非斋诗集》。父亲也能作诗，有《复斋诗集》。我的一个姑母也能作诗，可惜十几岁就去世了，留下的诗，家里的人编为《梅花窗诗草》。
我们这一门有一种作诗的家风。我有一个偏见，认为作诗必须有一点天赋才行。宋代的严羽说：“诗有别材，非关书也。诗有别趣，非关理也。”（《沧浪诗话·诗辨·五》）这两句话说的是实际情况。有些人学问很大，可以下笔千言，但写出来的诗并不是诗，尽管可以完全符合格律，也可以分成一行一行地写出来，但就是不是诗。
我祖父大概有一千五百亩土地，在我们那一带还不算大地主。在清朝末年，我们那一带土地很集中，大地主有两万多亩土地。有几千亩土地的地主很不少。祖父带着他的子孙生活，家里经常有二三十口人吃饭，也算是个封建大家庭了。
照这个大家庭的规矩，男孩子从七岁起上学，家里请一个先生，教这些孩子读书。女孩子七岁以后，也同男孩子一起上学，过了十岁就不上学了。在我上学的时候，学生有七八个人，都是我的堂兄弟和表兄弟。我们先读《三字经》，再读《论语》，接着读《孟子》，最后读《大学》和《中庸》。一本书必须从头背到尾，才算读完，叫做“包本”。有些地方读“四书”不仅要背正文，还要背朱（熹）注，不过我们的家里没有这样要求。
当时一般的私塾，叫学生读一些记诵典故和词藻以备作八股文、试帖诗之用的书，如《幼学琼林》、《龙文鞭影》之类，我们的家里也没有这样要求。在我们家的私塾中倒读过一本新出的书，叫做《地球韵言》，这是一种讲地理的普及读物。地理在当时也算是一种“新学”。我们家的那个私塾，也算是新旧兼备了。照我们家里规定的读书顺序，于“四书”读完之后，就读经书。首先读《诗经》，因为它是韵文，学生们读起来比较容易上口。我于读完《诗经》之后，就随母亲到武昌去了。
我的父亲成进士以后，以知县任用，分发到省里去。照清朝的传统的办法，分发到哪一省，是由吏部抽签决定的。在清朝末年，这个朝廷公开卖官，一个人捐给朝廷多少钱，就可以得到一个什么官，当时称为“捐官”。即使是由科举得来的官，在吏部分发的时候，也可以出一笔钱，不由抽签，而由自家指定，愿意到哪一省，就到哪一省去。除了本人原籍那一省之外，其余的省可以自己指定，称为“指省”。我的父亲以母老为辞，不愿到边远地方去，用“指省”的办法，分发到湖北。因为湖北是河南的邻省，唐河县跟湖北省枣阳县是邻县，唐河这条河在襄樊入汉江，一直通往汉口。我们家乡这一带，按政治区域说属于河南，按经济区域说属于湖北。我们那一带的贸易往来和货物出入，都是通过唐河、汉江，到汉口的，所以汉口、武昌这些地名，对我们那一带人说都是很熟悉的。我的父亲是哪一年往汉口、武昌去的，我现在记不清楚了，只记得他是一个人先去的，去了以后还回来过一次，那一次他是到襄樊出差，公事完毕后到家里看看。当时父亲在武昌还没有得到固定的差使，只是一个人在那里候补。所谓“候补”，就是等着哪一个县的县官有了缺，去补那个缺。补上了缺，称为“得缺”。本来这些有资格候补的人，都是科举出身的，后来因为有捐官，所以候补的人越来越多了，可是缺还就是那么些，所以“得缺”越来越困难。朝廷又开了一种卖官的办法，就是候补的人可以再花一笔钱，买到一个优先补缺的权利，称为“遇缺先”。没有“遇缺先”特权的人，就成了“遇缺后”了。所以《官场现形记》写的那些情况都是有的。
大概在光绪三十年左右，我父亲终于在武昌得到一个固定的差使。那时候，在武昌做两湖总督的是张之洞，他办了一些洋务，一些新政，其中有一样是办新式教育，在武昌办了一所外语学校，叫“方言学堂”。学校的监督（相当于后来的校长）由当时的一位大名士梁鼎芬担任。我父亲被委派为会计庶务委员（相当于后来的总务长）。梁鼎芬当时是武昌府知府，方言学堂监督是他的兼职，他大概也不经常到校办公，所以我父亲实际也管除了教务以外的学校各种事情。有了这个比较固定的差使，一个月有比较固定的收入，于是写信回来同祖母商议，叫我母亲带我和弟弟景兰、妹妹淑兰（沅君）三人上武昌安家。当时唐河老家这个大家庭的人，听到这个消息，都觉得是一种空前未有的头等大事。因为在地主阶级中，家眷向来是不出门的。当时我听见大家庭中的人纷纷议论，原则上同意我母亲带着我们去，可是路怎么走，经过了很长时间的讨论。那时候京汉铁路已通，我们可以先坐马车到驻马店，再在驻马店上火车到汉口。我父亲上一次回家又去武昌时就是这样走的。可是有人说不行，因为像样的人家的妇女坐火车，起码坐二等，三等就男女混杂，不成体统。坐船倒可以，可以自家包一条船走，跟别人不混杂。可是船家必须很可靠才行。商量来，商量去，终于决定坐船。我有一个姑母，家住唐河河岸附近，她有个佃户有船，坐这个佃户的船，最可靠了，就决定托她向佃户说好，包他的船到汉口。这个姑母家离我家有三十多里，先到她家里，再到河边去上船。这条船是内河运货的小船，在船舱里只能坐着，不能站起来。一上船，船家就告诉我们船上的许多禁忌，特别是说话，有些字像“翻”字、“滚”字都不能说。上船后，走了两三天到襄樊。到襄樊的头一天晚上，船家又来告诉，说明天进汉江，这是大河，跟我们家乡小河不同，在小河里说句把错话还不要紧，在大河里可不能说错话。进了汉江，一路顺利，大概一个星期就到汉口了。船先停在汉口，派人到武昌给父亲送信。父亲来了，说武昌房子什么都预备好了，不过要过长江，若是下了这条船，再上渡船，又下渡船，太麻烦，最好就开这条船到武昌。船家一听说要他开船过江，吓得惶恐万状，说他这船从来没有进过大江。经过说服，他勉强答应了，但是嘱咐大家，把窗子都关上，一句话都不要说。渡过长江，搬到租的房子里边。从乡下来的大人小孩，一到这房子里边，都不舒服极了。
在武昌租的房子，外边只有一条很窄的巷子，里边只有一个天井。说它是天井，倒也名副其实，站在院子里看天，真像《庄子》所说的井底之蛙，坐井观天。我母亲尤其觉得不习惯，院子没有内外之分，很不成体统，不像个样子。后来搬到黄土坡，天井比较大一点，大门外还有一条比较宽阔的马路，院子还是没有内外之分。不过母亲不久也就看惯了，习以为常了。
当时最大的问题，是我们这几个孩子上学的问题。经常听见父亲和母亲讨论这件事情。如果我要再大几岁，父亲就要我上方言学堂了。父亲很重视学外文。方言学堂的学生也受到很优厚的待遇，除了管吃管住外，每月还发几两银子，作为零用。据说将来出路也很好，一定可以在外交界大小混个事。可是我岁数不到，没有办法。附近也有小学，当时父亲和母亲商量，还是以不上小学为好。因为父亲相信，在学新知识以前，必须先把中文学好。他认为，没有一个相当好的中文底子，学什么都不行。再者我们都是外省人，小孩到小学里人地生疏，言语不通，他们很不放心。因此他们决定一个办法，叫母亲在家监督我们读书。母亲小时候上过几年学，认识一些字，有些字只能读其音，不能解其义。不过那时候教小孩们读经书，无论哪个先生也都是着重读和背，只要读熟了能背就行，本来就是不注重讲解的。所以他们认为只要母亲监督着我们读，读熟了向她背，能背就行。遇见母亲不认得、念不出的字，就记下来，等父亲晚上回来再教。用这样的办法对付，我读完了《书经》、《易经》，还开始读《左传》。
照他们的计划，父亲还要经常出题，叫我们作文章。实际上只作过一篇文章，题目是《游洪山记》。住的地方黄土坡，离洪山不很远。我们家的厨师，经常带我们到洪山去玩。有一次在洪山碰见一个洋人，带着一条洋狗，那条洋狗见着生人就乱咬，我的腿也被它咬了一口，并没有大伤。我们的厨师带我去找那个洋人，那个洋人拿出了几毛钱，我们不要，我们说，我们并不是为这几毛钱，只是要警告你，你的狗不能乱咬人。回家以后，我把这些情况说了，父亲大加赞赏，说这种态度很好。
我和景兰各写了一篇《游洪山记》，无非是描写了一些风景之类。父亲一看说都不行，不值一看，他说写这类文章，要有寄托，要能即景生情，即物见志。他也写了一篇，作为示范。原来太平军围攻武昌的时候，湘军将领罗泽南率领一支湘军来解围，他冲破了重围，已经冲到城墙跟前，喊叫城内清兵开城门出来接应。可是城内清兵拒不开城门，既不敢出来接应，也不敢让他们进去。太平军又合围了，就在洪山下边打了一仗，湘军败了，罗泽南也阵亡了。父亲作的游记，就借着这件事情发挥，说人应该有大志，做大事，不能仅只游山玩景，白费了有用的岁月，如果如此，那就要为山灵所笑。
我们虽然主要是在家里念书，但是也不是与当时武昌教育界完全隔绝。因为父亲也在当时教育界之内。遇见一般学校都要做的事，他也要我们做。当时武昌的学校，无论大小都要穿制服。制服上身是一件浅蓝色短褂，镶上云字头的青色宽边，很有点像当时军队穿的号衣。下身长裤，也是浅蓝色。父亲也叫母亲给我们兄弟俩都做了一套。还教我们唱《学堂歌》。《学堂歌》是张之洞作的，当时大、中、小学堂都唱。歌词开头说：天地泰，日月光，听我唱歌赞学堂。圣天子，图自强，除却兴学别无方。下边分说当时所谓各种新学的要点和意义，有些现在看着是很平凡甚至是错误的。有一段讲地理，说：中国圆，日本长，同在东亚地球上。讲历史的有这两句：论乡贤，屈原尚，忠言力谏楚怀王。后来我上大学以后，读到《荀子·成相篇》，才知道他这歌用的是《成相》的调子。他大概以为《成相》是楚国的调子。我们这些小孩也学唱这个歌，其实也无所谓唱，因为本来没有谱子，只要大声念，再把腔拉长一点，就算是唱了。
父亲和母亲订的这个教育方案，对付了几个月，又出问题了。父亲得了一个兼差，被派跟着粤汉铁路的勘测队去勘测粤汉铁路的路线，名义是“弹压委员”，实际的职务大概是替勘测队办一些同地方上交涉的事。这个队一直勘测到湖北跟湖南交界的地方，就回武昌了。回来不久，又被派当川汉铁路勘测队的弹压委员，跟着勘测队勘测川汉铁路的路线。这两条铁路都是张之洞新政计划的一部分，可是从我父亲回来以后，就没有听说下文了。粤汉铁路一直到抗战开始才刚刚修成。川汉铁路成为辛亥革命的一个导火线。一直到最近几年才修成由汉口经过襄樊到重庆的铁路，人们现在可以从汉口坐火车直达重庆了，这也就是川汉铁路了。
这都是以后的事，我父亲当时参加了这两条铁路线的勘测工作，写了几大本日志。他当时所勘测的川汉铁路路线也是经襄樊的，他在日志中写有一些按语。其中有一段是讨论在襄阳设火车站的问题。他提出了关于设火车站的位置的几个方案，指出这几个方案各有利弊。按语说：谨案：自黄龙观以北，即沿岘山东麓行。虽逼近山脉，
皆一律坦平。惟自全家营至观音阁，约七里余，逼近襄河，
崩溃可虑。且越大沟三道，桥工亦巨。若由崔家营左首，即
绕全家湾西面，沿山行，可无此虞，惟须越太山庙后山岭、
石灰窑后山岭，至铁盖山，尤峻，开山费亦不赀。左山右河，
无可绕避，殊无善策。及至襄阳，细访绅耆，始知岘山偏西，
有一鄙道，两面皆山，中间颇为宽平。卑职等即于初九日由
襄冒雪往勘。自北而南，沿路经过之村市，曰七里店、分水
岭、邵家坟、蒋家沟、吴家岗、康家嘴、王家嘴、百姓营，
至柳林桥仍与原勘之路相会。较之全家营、观音阁一带，实
为稳固，惟共越大小沟九道，山潦盛涨，流颇冲激，一律建
桥，亦属不易。且较远十二里余，合计与原勘之路，造桥、
筑坝、开山费亦相等。至襄樊绾毂水陆，将来铁路告成，转
输较便，商贾愈繁，起造车站，非宽平之地，不能容受。查
襄阳城东提标操防营东首，地势平旷，且直接樊城货船停泊
之所，起卸既便，且有操防营就近弹压保护，甚为适用。惟
将来若拓展轨道，北接秦豫，于此造桥过江，正对樊城中段，
所毁市廛必多。且两岸地多浮沙，桥基必不坚固。惟襄阳城
西关外，旧称檀溪湖者，近已淤为平陆，宽平约四五里，右
环老龙堤，左接城垣，气势团聚。将来铁道若由七里店出山，
此地又适当其冲。对岸为襄防营兵房，已出樊城西北首。地
与山近，岸根稳固，造桥似为尤便。惟地系淤成，内含砂砾，
将来若建高楼巨厦，不知有无崩陷。统俟覆勘再定。
由此可见，我父亲虽然名义上是弹压委员，但他所关心的和所做的大概不仅止于职务范围以内的事。照他的日志看起来，他虽不懂铁路技术，但关于技术方面的事，他是关心的，也可以说是最关心的。
我想父亲是很有收获的，但是对于我们这几个小孩的读书却有一定的影响。因为他几个月不在家，我们读书遇见不认识的字，念不出来的字，也没有地方去问了。我那时候正在读《易经》，卦辞、爻辞确实也不容易记。等到父亲回来查问，母亲说已经“包本”了，但是背得不很熟，究竟算不算“包本”呢？他们想了一个抽查的办法，叫我自己抽出我认为是比较熟的一部分，在父亲面前再背一遍。幸而《易经·系辞》那一部分我在读的时候虽然不懂，但觉得很有意思，而且其中有些韵文，比较容易记，我就自报重背《系辞》，果然当着父亲一背，就通过了。不过经过这一次周折，他们原来订的那一种教育办法，看起来是行不通了。他们就另想办法。在别的办法想出来以前，别的事情又发生了。
大概在光绪三十三年的时候，我母亲娘家来信，说我的外祖母病了，叫我母亲回家去一趟，见见面。外祖母有一男一女，儿子先已去世了，现在只有这一个女儿。我母亲坚决要回家去看看。还是走水路，同我们县城里的一家商店合租了一只船，他们装货，我们坐人。大概是春夏之交的时候，母亲带着我们三个小孩顺着汉水北上。可能是货装得太多了，又是上水，走了好几天，才走到沙洋。到了沙洋，又遇见逆风，船简直走不动，只好停在沙洋。一停就是好几天。正在焦急的时候，父亲派人追来了，信上说，他已经“得缺”，署理崇阳县，衙门之中，非有太太坐镇不可，叫我母亲不要回家了，赶快转回武昌，一同到任。我母亲当时很为难，最后还是照父亲的话办，另雇了一只船，舍了原船，转回武昌。因为船轻，又是下水，不几天就到武昌了。船停在鲇鱼套，这是武昌的一个港口，停的船很多，真是帆樯如林。派人给父亲送信，父亲来到船上，说到崇阳去的事还没有筹备完全，需要再等几十天才能走。在这几十天之内，也不必再租房子了，给船家说说，把他这只船包租一个月，你们就住在船上等吧。事情也只好如此，我们就在鲇鱼套的船上住下了。
父亲怎样忽然“得缺”了呢？也没有捐过“遇缺先”。原来在我们离开武昌以前，武昌政局就起了变动。张之洞被召到北京，当内阁大学士、军机大臣，所遗总督之缺，由原布政使（藩台）代理；原藩台所遗之缺，由原按察使（臬台）代理。这时候臬台已经是梁鼎芬了，他是知道父亲的，所以在他代理藩台的时候，一遇见缺就派出我父亲了，也算是有个“遇缺先”吧，不过不是用钱捐的。这是我的推测，并没有听见父亲这样说。
父亲所说的筹备的事，大概包括有：聘请幕僚，选择家人，还有制造仪仗家具之类。原来一个新县官到任，衙门是空无所有的，新县官需要带领自家的班子和比较好的家具陈设，去接收那个空衙门。经过了几十天，这些事都齐备了，就另外雇了两只坐人的船。坐人的船跟运货的船大不相同，船舱很高，人可以在船舱里随便走动，桌几床铺，应有尽有。在父亲组织他的班子的时候，我们三个小孩的教育问题也跟着解决了。父亲同母亲商量，无论怎么样也得给小孩请一个先生，在当时官场中称为“教读师爷”。有人向父亲推荐了一位据说是从日本回来的留学生，枣阳人，恰好是我们唐河的邻县，觉得很合适。
行期决定以后，所带的东西都纷纷搬到那两只船上。其中有两乘轿子，一乘大的，一乘比较小一点。还有些比较高级一点的家具陈设，还有一套仪仗。有一部分随船走的家人也都搬上船来，其余的人分别自己到崇阳去报到。船沿长江往上游走，走了一天，到了金口，第二天就从金口转入长江的支流，经过一些小湖，走了三天，到了汀泗桥，船停下来了。说是要从汀泗桥改走陆路往崇阳去。崇阳来接的人，也都到了。父亲先走，母亲带着我们小孩第二天走。第二天早晨，母亲带着沅君坐头一乘轿子，我和景兰坐第二乘轿子，我还带着我在武昌养的一只猫。这只猫很聪明，从武昌到沙洋，又从沙洋回武昌，它都跟着。每天晚上住宿的时候，码头上的船可以多至几百，鲇鱼套的船更是数以千计，可是我这只猫晚上还要出去玩耍，玩耍以后居然能找着自己的船安稳地回来。在汀泗桥坐轿的时候，把它装在一个布口袋里，放在我的座位下面，它也不闹，就在那里面睡觉。从汀泗桥走了一天，到下午四五点钟的时候，说是已经到崇阳城外了。有个人来对我说，城里面抬了大轿来接，太太已经改坐大轿了，叫景兰到前面陪沅君坐前面原来的轿，我这轿就剩了我和我那只猫了。安排已定，听见前面仪仗摆开，继续行进。母亲的大轿进城门的时候还有三声炮响。那时候衙门还没有腾出来，另外为新官安置了公馆。到公馆的时候又是三声炮响。在公馆住了差不多一个月，衙门腾出来了，又是全副仪仗，把母亲接进衙门里，沅君坐在母亲轿里，我和景兰跟在轿后面走。到了衙门口，又是三声炮响，我们都跟着进了衙门。父亲给我们讲，一个官的仪仗，除了他本人之外，太太可以用，老太太也可以用，老太爷不能用。老太爷如果到了他儿子的衙门，只可以跟一般人一样悄悄地进去，老太太到了，却可以用全副仪仗，大张旗鼓地进去。太太也是如此。太太可以用她丈夫的仪仗，老太太可以用她儿子的仪仗：这就叫“妻以夫贵，母以子贵”。后来我看见报刊上讨论女子教育问题，有所谓“贤妻良母主义”，我想，封建社会妻以夫贵、母以子贵，大概就是对贤妻良母的补偿，这也是妇女“三从”的一种表现。
我跟着父亲在衙门里住的时候，对衙门的建筑也作了一些观察。建筑是朴素的，但是有一定的格局、体制。这种格局和体制表示县官在一县中的地位。衙门的大门上边，挂了一块竖匾，上写“崇阳县”三个大字。竖匾表示以上临下的意思。进了大门，绕过仪门，就是大堂。大堂前面两侧各有一排房子，这是县衙门的六房办公之地。东边一排三房是吏、户、礼；西边一排三房是兵、刑、工。在里边办事的人，叫“书办”。他们都是“吏”，吏和官不同。官是朝廷派来的，吏是土生土长的。官是经常变动的，常来常往的；吏是永久性的，几乎是世袭的，如果不是父传子，也是师传徒。大堂正中，有一座暖阁。暖阁中间有一张桌子、一把椅子。这就是县官的公座公案。暖阁的上边有三个大字：“清慎勤”。后来我才知道，这三个字是明太祖规定的，清朝也把它继承下来了。暖阁的前边有两个高脚架子，一个架子上边放一个黄布卷，另一个架子上边放一个黄布包着的盒子。我猜想，这个盒子里面应该是印，那个黄布卷里面应该是敕。这两件东西，表示县官是皇权的代表。他是代表皇帝在这里办事的。照原来的制度，县官是由吏部选派的，他应该是奉敕来的。可是到了清朝末期，各省长官权力越来越大，县官实际上是由省里委派，就是吏部派来的县官，省里也可以叫他不到任，而委派有“遇缺先”资格的人。就我所看见的，大堂上那两个架子上的东西都是空的：那个黄布卷里面就是一根木棍，盒子里也是空的。就是这两个空的象征，也是等县官坐大堂的时候才摆出来，以吓唬人民。大堂后边，就是“宅门”。这个称号表示此门以内就是县官的私宅。宅门进去，是二堂。二堂后边，还有三堂。进了宅门，往西边拐，就是花厅，是县官会客的地方。花厅西头，有一个套间，叫签押房，是县官办公的地方。花厅后边，隔一个院子，就是上房。母亲领着我们都住在上房里面。还有厨房和其他零碎房屋，都在东边的院子里。这个格局和体制，大概各州县衙门都是一样。这表示这个衙门的主人也就是这一县的主人。就一县说，县官就是这一县范围之内的统治者。从前人说，县官是“百里侯”，衙门在格局和体制就表示他是“百里侯”。从前有两句诗：不睹皇居壮，安知天子尊！皇居之壮，还不仅在于它建筑上的伟大宏丽，更重要的还在于它的格局和体制。当时我有这一点想法，后来到北京见了故宫，我的这种想法就更明确了。像北京故宫这样伟大宏丽的建筑，当然要比一个县衙门高出千百倍，简直是不能比，但是故宫和一座县衙门在格局、体制上是一致的，可以说县衙门是一个具体而微的皇宫，皇宫是一个放大了千百倍的县衙门。
就北京的故宫说，皇宫的本体是紫禁城。紫禁城的外围是皇城。皇城的正门是天安门。天安门还有一段前卫的皇城，横断长安街，一直延伸到离前门门楼不远的地方。这段城墙现在已经拆了，成为天安门广场。这段城墙横断长安街的地方，东西各留有三个门洞，称为“三座门”。这段墙的南端又有一座门，明朝称为“大明门”，清朝称为“大清门”，清朝亡了以后改称“中华门”。现在都已经拆了。“大明门”或“大清门”这些称号的意义，就等于县衙门大门竖匾上写的“某某县”的意义。“大明门”或“大清门”，表示这个门内的主人是明朝或清朝的最高统治者，如同县衙门大门竖匾上写的“某某县”，表示这个衙门的主人就是这个县的统治者。在天安门和大清门中间那段前卫墙的外边，东西各有三座大衙门，东边三座就是吏、户、礼三部，西边三座就是兵、刑、工三部。这相当于县衙门大堂前边的东西两侧那两排房子。从天安门进去，经过端门、午门到太和殿，太和殿就是“大堂”，是皇帝正式坐朝的地方。从太和殿进去，中和殿是“二堂”，保和殿是“三堂”。保和殿后边是乾清门，乾清门就是“宅门”，此门以内，是皇帝的私宅。乾清门以外是外朝，以内是内廷。从乾清门进去，就是皇帝的私宅乾清宫，乾清宫就是“上房”。就格局和体制说，皇宫和县衙门是一致的。县衙门的格局和体制，表示县官在封建社会中的地位。县官是封建政治机构中直接跟老百姓打交道的官职，旧时称为“亲民之官”，它的地位很重要，权力也很大，是封建社会政治机构中的一个主要部分，至少在原来制定官制的人的意图中是如此。在每个朝代的末期，政治越来越腐败，当权的人不知道怎么样从根本上改变这种现象，而只是在上面多加机构，多设管官之官，在县官之上又增加些重叠机构，于是县官的地位就显得低了，县官的权力就显得小了，这是叠床架屋的政治机构造成的结果。
以上是我观察县衙门的格局、体制所得的一些猜想。再就衙门里的人说，县衙门里边住的是县官和他的家属，以及由县官带来的幕僚和家人等。在新旧官交替的时候，县衙门完全是空的，原来的人都跟着旧官走了，新官带着自己的一班人马来接替。就我所看见的说，跟着我父亲来崇阳上任的有三位幕僚，当时称为“师爷”。一个是“刑钱师爷”，一个是“书启师爷”，一个是“教读师爷”。还有十几个家人。还有伺候家人的人，衙门里称为“三小子”。还有一个厨房，实际上是个小馆子，独立经营，给衙门里的人包饭，预备宴会筵席之类。总共算起来，总也有三四十人。这些人之中，除了厨房的人是由厨房老板负责之外，其余的人都是跟着官来的，他们的生活、工资都由官负责，他们都是官的私人，与国家政府没有关系。可以说，他们都是跟着官来吃崇阳县老百姓的。
在这些人之中，地位最高、工资最多的人是刑钱师爷。当时的官衙和老百姓的关系，主要是两件事情，一件是交粮纳税，一件是打官司。捐税这一类的事称为“钱谷”，讼狱这一类事称为“刑名”。这两类事情都是很细致很复杂的，无论什么出身的县官，都搞不清、管不了，都得请这方面的专家们来帮助。大县的衙门，需要两个师爷，一个叫刑名师爷，一个叫钱谷师爷。小县的衙门，一个师爷就兼管了，称为刑钱师爷。这一类的师爷，在衙门里地位很高，官见了他们也要称他“老夫子”。他们最瞧不起教读师爷，说教读师爷是少爷的先生，我是老爷的先生。他们工资最高，可是生活却很“苦”。照规矩，他们是不能跟衙门以外的人接触的，就是跟衙门以内的人也很少接触，他们只带着他们的眷属住在衙门内单独的小院子里，自家把自家隔离起来。那些家人们都没有工资，县官只给他们派职务，他们可以在他们职务范围之内，收些照例的收入。这些收入是公开的，送的人并不算贿赂，收的人也不算贪污。当时称之为“陋规”，虽然认为它“陋”，还是照此“规”行事。我们到了衙门的第二天，父亲在二堂上贴了一张用红纸写的手谕，派定跟来的家人的职务。我看见，家人看了这个手谕，有的很高兴，有的显出失望的样子，大概因为有的职务收入多，有的职务收入少。有些职务显然是不会有什么收入的，例如有一种职务叫“执帖”，在官出去拜客的时候管送片子（名片），投帖子，送手本。还有管签押房的倒茶送水的。这些职务显然是没有什么出息的。对于担任这一类职务的人，父亲在手谕中就批明向担任有收入的职务的人提成，或一二成，或三四成不等。这样调剂，担任没有收入的职务的人也有收入了，担任有收入的职务的人也不能独享其收入，也叫“有饭大家吃”吧。在这些职务中，专管词讼的最重要，收入也最多。老百姓的词讼，在六房中是刑房管，可是刑房也得通过管这种事的家人才能把案卷送到官面前。担任这种职务的家人，大概收入最多，作弊的可能也最大，他可以在整个过程中“上下其手”。总之，羊毛出在羊身上，家人们这些收入，归根到底还是都出在老百姓身上。总的看起来，衙门的各种事情，都得通过家人才能办理，而这些家人又都是县官的私人，他实际上是把统治一县的大权都集中在他一个人的手里。照官制上看，也设置了一些“佐杂官”，帮助县官处理一县的事情，可是经过县官这样的集权，那些辅佐的官就没有事情可办了，成为闲员、冗官了。县官成为一县的专制主义“中央集权”的统治者。后来我看到梁启超写的一篇文章，讲中国封建时代专制主义的中央集权政治发展的过程。他从中央政府当权的官职名称上看出来封建君主越来越集权，越来越把权力收归他的私人掌握，实际上是归他一人掌握。一个县衙门中的集权的演变，也是如此，也可以说明这一点。
家人们的收入都有安排了。师爷们的工资，衙门的一切费用，按说是从县官的工资里面开销了，县官的工资有多少呢？我在父亲的办公桌上看见一个往上报销的稿子，县官和那些佐杂官，都有所谓“养廉”。县官的“养廉”是每年四五两银子。顾名思义，“养廉”并不是俸禄，只是一种补贴。朝廷怕这些官们钱不够花，以致贪污，所以给他们一点补贴，养他们的廉。至于俸禄呢？据我当时所知道的，是没有的。县官、衙门的一切开销，还有县官一家的生活，怎么维持呢？母亲对我讲，原来老百姓向县官交粮，交的是铜钱。朝廷规定的粮额是按银子算的，每两银子折合铜钱两串（每串一千文）。县官收了老百姓的铜钱，拿铜钱去买银子，上交国库。银子和铜钱的比价，是经常变动的。遇见银子便宜的时候，县官可以用少量的铜钱买多量的银子；银子贵的时候，县官只能用多量的铜钱买少量的银子。无论买多买少，用两串铜钱买一两银子，总有余额。这个余额就是县官的收入。自从鸦片战争以后，中国的白银外流，银子的价钱越来越贵。在我们刚到武昌的时候，一两银子只值七八百铜钱。可是当父亲在崇阳的时候，要买一两银子就需要一千二三百铜钱。银价贵了，就使县官的收入减少了。县官的收入，无论增加或减少，朝廷是不管的。实际上，朝廷是把这一块地方包给县官了，县官只要把每年规定的银子定额上交国库，就算尽职了。县官实际上等于一个封君，他所管的一县就是他的“采邑”。所不同于古代的封君者，就是古代的封君把采邑的收入全归自家享受，而县官则必须照定额向国库交银子。在这些地方，可以看出来古代分封制的残余痕迹。县官确实像个百里侯。我不知道湖北省内别的县是不是这个样子，更不知道别的省是不是这个样子。细节上可能有些不同，但是我猜想，基本精神大概是差不多的。
自从教读师爷（即我们的先生）到衙门以后，我们读书就上了轨道了。功课有四门：古文，算术，写字，作文。经书不读了，只读古文，读本是吴汝纶所选的《桐城吴氏古文读本》，一开头就是贾谊的《过秦论》。读古文虽然还不能全懂，但是比经书容易懂多了。并且有声调，有气势，读起来觉得很有意思。算术是加减乘除从头学起。此外是写大字，每星期作文一次。功课不紧，往往一个上午就上完了。父亲不准我们出衙门闲逛乱跑，我们也从来没有出过衙门。我的大部分课外时间都消磨在父亲的签押房里。在签押房里有两大箱子书，还有一些新出的刊物，我在签押房总是趴在床上翻看那些新旧书籍。当时有一种刊物，叫《外交报》，其中发表的文章，都是讲世界知识和国际情况，这些文章我很爱看。父亲见我在那里翻书，从不责怪，也不问我翻的都是些什么书。有时父亲不在签押房，我也在他的办公桌上翻看一些文件。上面所说的关于“养廉”的事，就是在这种情况下翻看到的。我在父亲的办公桌上，常看到礼房送来的报告，上面总是写着，某月某日是个什么日子，大老爷应该穿什么衣服，到什么地方，行什么礼。办公桌上最多的，还是关于词讼方面的状子和其他公文稿子。父亲的时间大半用在这些方面。一般的处理办法是，管词讼的家人把老百姓的状子送到父亲的办公桌上，父亲就给刑钱师爷送去，让他拟批，刑钱师爷把他所拟的批，写在一个纸条上，送回来，父亲看了，如果同意，就交给家人传下去。父亲有个小象牙图章，上面刻“实事求是”四个字，就凭这个图章，作为他跟刑钱师爷往来送条子的凭据。父亲审问官司，总是坐大堂公开审问，无论什么人，都可以到大堂前边站在两旁观审。我和景兰有些时候跑到大堂，站在父亲的椅子后面，看父亲审问。在一件案子结束的时候，父亲就用朱笔写个“堂谕”。“堂谕”就等于判决书，但是其中并不引用法律条文，只是按照情理就判决了。有一件案子，情节是三角恋爱或多角恋爱的事，父亲于审讯之后，写了一个堂谕，这个堂谕是一篇四六骈体文章。文章叙述了事情的经过，然后作出判决说：呜呼！玷白璧以多瑕，厉实阶离魂倩女；棼朱丝而不治，
罪应坐月下老人。所有两造不合之处，俱各免议。此谕。这样的判决书，现在我们看起来，简直是个笑话。可是在当时，据说是一县传诵。在《聊斋志异》中有许多这样的判词。这件案子和这篇堂谕，如果蒲松龄看见，可以入《聊斋志异》。在清末民初的时候，中国公布了一部新民法，其中规定和奸无罪，在当时引起很大的争论。父亲在崇阳的时候，大概还没有这部民法。但是他这篇堂谕的精神，却是合乎这种新精神的。
在光绪三十四年元旦，县城中有许多民间文艺队，走到县衙门来表演，表示拜年，全衙门的人都观看了。表演中有狮子、龙灯之类。我们的先生——教读师爷就狮子作了一首顺口溜：狮子狮子□□□，来到县前抖一抖。我闻狮吼能醒人，请
向人间大声吼。
父亲也就龙作了一首：神龙神龙□□□，来到县前撞一撞。奉劝神龙莫作雨，若
要作雨芝麻酱。意思就是说，在当时情况下，人不可有作为。如果有所作为，会给你引来麻烦。这是父亲的牢骚之词。在当天晚上，衙门的人在三堂举行了一个晚会。其中有猜灯谜，那时候我的伯父也从老家到崇阳来了。他出了一个谜：慈禧太后的生日。——打一字。据说是很难猜，赏格也最高，当时我想，慈禧太后生日是十月十日，就是个“朝”字。我跑到父亲跟前，悄悄地说：“是个‘朝’字吧？”父亲连连点头，高兴极了，我就跑去把谜揭了。
在那年夏天，下面出了一条人命案。父亲下乡去验尸。回来到衙门时，我看见“排衙”。“排衙”是一种仪式。大概因为验尸一类的事是不吉利的事，县官回来在大堂下轿，不进宅门，先坐公座，跟随的人两边排开，有一个人跪在中间，高喊：“大老爷天喜！”喊了以后，县官离开公座，走向宅门，宅门预先挂了一大串鞭炮，县官一脚跨进宅门，鞭炮就响了，大概是相信，经过这一阵鞭炮，一切污秽不吉利的东西都可以驱除了。父亲回来以后，隔一两天就病了。起初是伤风感冒之类。可是那一天，父亲在上房卧室里坐着，母亲在卧室对面的房间里给我们做面条（因为厨房的“例饭”都是米饭，我们是习惯于吃面食的，隔一段时间就给我们做一顿面食吃）。我们正在围着母亲看她做面食，只听得对面卧房里扑通一声，我们跑过来一看，父亲已经横躺在床上，呼吸急促，张着口喘气，不能言语了。延至下午三四点钟的时候，父亲就一句话没有说，与世长辞了。当时只说是“紧病”，现在看起来是“脑溢血”。终年四十二岁。我当时虚岁是十四岁，实际上还没有过十三岁的生日，只有十二岁半。景兰十岁，沅君八岁。以后全凭母亲把我们带领长大，教育成人。
老家里得信之后，派三叔来崇阳料理丧事。发出讣闻，定期开吊。母亲与三叔商定，先传出话去，银钱礼物，一概不收，只收悼念文字。开吊之日，收到挽联挽幛很多。有一个秀才很有才，父亲很喜欢他，还为他平反了一件冤案。他送来一副挽联：是上国栋梁，大任能胜，可惜无端遭摧折；真下民父母，诚求务中，谁教哭泣失瞻依！这种诚挚之词，大概不仅是为他个人感恩而发。
那些师爷、家人大都是久在官场中混的，他们都说：老爷在世，爱惜官声，为的是得到上司重视。现在老爷不在了，趁官印还没有交出去，可以想法弄一点钱，将来少爷们可以用。他们说县里办法是报亏空，说亏空了多少银子不能上交，上司会照顾你们，想法替你们弥补。据他们说，凡是官死在任上的，他的家属大概都是这样办，这也许是事实。因为我父亲的前任也是死在任上的，父亲说他来崇阳上任的时候，上司也嘱咐说，要给前任弥补亏空。究竟弥补没有，弥补多少，我就不知道了。另外一个办法就是在契税上作一点假。凡是老百姓买卖产业，买主都要把卖主的卖契送到衙门来，称为“草契”，户房从布政司那里领来正式契纸，把草契中的买价抄到正式契纸上，请县官在草契和正式契纸上盖印，这样买主才算是得到政府承认的产权，政府按买价数目抽百分之几的税。据说有些买主情愿不要布政司正式契纸，只求县官在草契上用印，这样，他可以少交一点税，而县官也可以把他所交的税不往上交，因为没有用上边发下来的契纸，上边也无从查考。母亲坚决反对这些办法，说无论人死人在，都应该是一个样子，不能因为人死了就可以弄虚作假。可是衙门的人，不听她的，还是报了亏空，印了些草契。亏空报了多少，上边究竟照顾了没有，照顾了多少，在契税上究竟弄了多少钱，我都不知道。只记得，母亲屡次含着眼泪告诉我们说，他们是拿着你父亲的脸面去耍赖。
原来崇阳县城外面就有一条河，通着长江。要扶着父亲的灵柩上路，就不可能走汀泗桥那条旱路了。出了县城就上船，一直到武昌鲇鱼套，在那里听说慈禧和光绪都已经去世。
我们又在鲇鱼套换船，从汉水溯流而上，走了大概一个月，于夏末秋初，回到老家。
父亲做了一任县官，没有什么宦囊。从前父亲进京应考，亲戚朋友帮助了些路费。照当时一般习惯，这些钱都是不必还的。可是母亲认为这是一笔债务，必定要还清。陆陆续续还了一些。最后只剩下一家还没有还。这家数目比较大，有二百多两银子。这件事成为母亲心理上的一个大负担，经常同我们说，要还这笔账。这一次居然把这个账也还了。这也可以说是出自宦囊吧。除此之外，据我所知，自从母亲带我们到武昌以后，以至又回老家，没有往家里送过钱，也没有向家里要过钱。这是和母亲的俭德分不开的。上边所说的，母亲向我们讲衙门的收入，她同我们算这笔账，意思就是说要节俭。母亲的节俭，真可以说是无以复加了。原先在老家的时候，照老家的规矩，每房可以用一个女佣人。工钱由私房出，大“官中”只管饭。在乡下，工资很便宜，一个女佣人一年的工资只有几百个铜钱。在那个时候，母亲用了一个女佣人。来武昌的时候，带了一个厨师和一个女佣人。那个女佣人到武昌以后，过了几个月，说是过不惯，就先回老家了。此后，母亲在武昌就没有用女佣人。快往崇阳的时候，我听见父亲和母亲商议，说是否要带个女佣人，或是带个丫头。母亲都说不要。到崇阳以后，一算账，觉得照当时银子和铜钱的比价，县官的收入比以前至少要少三分之一。母亲觉得很紧张，就再不提佣人的事了。至于吃饭，父亲每天陪着我们的那位先生在花厅吃。照老家的规矩，教书先生的地位是很高的，每顿饭必须家里有一个主要人陪着吃。父亲照这个规矩，在衙门里把我们的先生作为上宾，不以一般的师爷相待。母亲带着我们在上房里吃饭。吃的是厨房的“例饭”，从没有叫添菜，加点心，更不用说有什么宴会了。有一次，父亲回上房晚了，觉得有点饿，叫厨房送点点心来。送来了一盘烧卖，父亲没有吃完，还剩下几个，母亲就分给我们这三个小孩子吃了，觉得很好吃。可是我们三个不敢向母亲要求，叫厨房送点心。上房的地面也很大，每天怎么样打扫，全家人的衣服，洗洗涮涮，缝缝补补，大概都是母亲一个人做了。她向来不叫我们做这些事，也不记得有人来帮忙。母亲对我们说，她刚来冯家的时候，管厨房，过了几天，有位上辈的人说，这个新媳妇很行，能置五顷地。又过几天，那位上辈人说，不对，不只五顷，能置十顷地。
到老家以后，诸事都安顿了，母亲第一件事就是安排我和景兰怎样上学。她和伯父、叔父说，友兰的父亲说，无论学什么学问，都需要先把中文底子打好。她主张还是请个先生到家，教我们打好中文底子。伯父、叔父都同意了。以后两年时间就在家里从先生读书，同学的有伯父的儿子五哥，还有几个表兄弟。头一年请了一个老年的先生，后来又换了一个年轻的先生。这位年轻的先生，是省里高等学堂的学生。他倒是教了我们一些比较新的东西，还教我们读黄宗羲的《明夷待访录》。可是后来他又上开封上学去了。经过这两年的经验，母亲对我们上学的问题又惶惑起来了。一则因为，要请到合适的先生真不容易。二则她想到，光叫我们在家里上学，没有一个资格，恐怕于我们前途有妨碍。说到资格，当时人的心中，还是以科举的资格为标准。无论什么资格，他都要把它折合为科举的资格，心里才落实。好像习惯于旧历的人，谈到新历的月日，他总首先要把它折合成旧历的月日，他才觉得心里清楚。按当时清朝所定的学校制度，在县城里设小学，在省城里设高等学堂，在北京设京师大学堂。学校分为这三级，恰好原来科举功名也有三级：县一级的功名是秀才，省一级的功名是举人，中央一级的功名是进士。成了进士，就算是登入仕途，可以做官了。把这两个三级折合起来，县里小学毕业就相当于秀才，省里高等学堂毕业就等于举人，在京师大学堂毕业就等于进士。有很多人推测，朝廷将来会把这三级的功名赏给这三级学校毕业的学生。实际上当时并没有这样规定，不过这样地传说，多数人认为这样做也合情理。传说纷纭，母亲心里也怀疑：如果光叫小孩在家念书，将来连一个秀才的功名也没有，那就很不好。说到秀才，母亲深深知道这个功名的分量。她常对我们说，你父亲听某一个名人说过，不希望子孙代代出翰林，只希望子孙代代有一个秀才。父亲解释说，这话很有道理。子孙代代出翰林，这是不可能的事。至于在子孙中代代有个秀才，这是可能的，而且是必要的。这表示你这一家的书香门第接下去了，可以称为“耕读传家”了。照封建社会的情况说，一个人成了秀才，虽然不是登入仕途，但是可以算是进入士林，成为斯文中人，就是说成为知识分子了。以后他在社会中就有一种特殊的地位。比如说，如果见了县官，一般老百姓要称县官为“大老爷”，自称“小的”。秀才见了县官则称“老父台”，自称“生员”。如果打官司，输了，对于一般老百姓，县官可以打屁股，但对于生员就不能打屁股。如果要责罚，也只能打手心，像先生责罚学生那样子。秀才是绅士的最低一级。绅士最低一级对于老百姓就算高高在上了。秀才有一种制服，叫“蓝衫”，是用绸子缝制的一种像大衣一样的衣服，穿上这种制服，就可以做一种事，叫“礼生”。人家有红白事的时候，都要行礼，要请四个秀才，站在礼堂两旁，高声赞礼。这个职业，倒是有很古的来源，所谓“儒”，就是这种人，一个人成了秀才，就成了“儒”的继承人。《论语》中有句话：汝为君子儒，毋为小人儒。这句话，我认为向来都不得其解。什么是“君子儒”？什么是“小人儒”？谁也说不清楚。照我们老家一带旧习惯，红白事所行的礼是很复杂的。除了“礼生”之外，还有一种人，这种人我们叫做“伺候客的”。哪家有红白事，就去，帮助伺候客。这种人对于那些烦琐礼节也很熟悉，他们也是有师父教的。在行礼的时候，他们就站在行礼的人的旁边。礼生赞一句礼，行礼的人往往还是不知所措，这就需要“伺候客的”在旁边作具体指导。应该跪的时候，他们就按他跪下去；应该“兴”的时候，他们就拉他站起来。我认为，这种人就是“小人儒”。因为他们懂得那些礼，所以也可以称为“儒”；但是他们的身份却是仆役的身份，所以称为“小人儒”。我认为，这是《论语》上那句话的确切解释。大概在奴隶社会中，相礼的人有贵族，也有奴隶。懂得礼仪的奴隶也可以帮助行礼的贵族应付行礼的场面。
话说得远了，再回到本题。县立的高等小学确实与以前的县学有相似之处。照明清两代的教育制度，每县都有一个县学。县学有两个官员，负责县学的事，一个叫“教谕”，一个叫“训导”，统称为老师。考秀才就是这个县学招生的入学考试。考上以后成为秀才，秀才是县学的学生的名称。从前称考上秀才为“进学”，进学也不是县官和老师所能决定，还得经过学台的复试，最后才能成为秀才，成为县学中的正式学生，所以他们见县官自称为“生员”。秀才之中有些称为“廪生”，每年可以得到一定的津贴，这就等于公费或奖学金。这种相似之处，使母亲怀疑，如果不上县立小学，将来是否可以得到与秀才相当的资格。恰好这年的暑假，县学招生了，伯父主张，叫他的儿子——我的五哥，同我和景兰去报名，母亲同意了。实际上在当时，因为请不来先生，我们在家里也无书可读。我没有应过以前考秀才的那种考试，这一次应考也算是得到一点类似的经验。考试由县官主持，他坐在大堂之上，旁边站着礼房的书吏，他用红笔在某人的名字上一点，礼房就叫这一个名字。他们大概受过专业训练，叫名字声音洪亮而清晰，下边被叫的这个人，答应一声：“有！”就走上去领卷子，到衙门里边指定的地方坐下，等着题目发下来，只考了一篇策论式的文章，就完卷了。过了几天，县官把取中的人都叫在一起，在大堂前面排队，县官在队伍面前走一趟。当他走到我跟前的时候说：“你的文章很好。”据说在以前考秀才的时候，县官这样地夸奖，是一种殊荣。我们进了学堂以后，我和五哥、景兰住在一间宿舍。学校虽小，学生的派头却相当大。当时学生的宿舍称为“斋”，斋里有伺候的人，称为“斋夫”，专给学生们倒茶送水。过了一个时候，消息传来，我们这一次入学考试，不知道有哪一点手续不合，省里不承认我们这一班。县官也没有办法，只得把我们这一班算是预科。我们这一班里，有不少人都已年过二十，可是还算高等小学的预科，等于初等小学，学生们很不满。议论了一番，也没有办法，只好上下去。我的堂兄四哥，已经在这个高等小学的最高一班，到年假就毕业了，可是也出了问题。当时的小学没有教科书，每门功课都由教员自己弄些材料，上堂讲，学生记，在黑板上写，学生抄。后来也弄来一架油印机，有些课用油印机把教材印出来，学生免得抄写，觉得很方便。可是省里又来了通知，说是在学生毕业的时候，学生们都得交上他们亲手抄写的教材，油印的教材不能承认，不承认就不能毕业。那些快要毕业的学生们，都慌了手脚，赶抄以前发的油印教材。日夜不停地抄。有的请人代抄。四哥还叫我抄了好几本。不过最后终于都毕业了。伯父就考虑四哥上开封升学的问题。我的堂兄大哥、二哥当时都已经在开封上学。大哥上的是优级师范，二哥上的是中州公学的法政专科。当时民间办的学校，一般称为“公学”。公学是相对于清政府的官办学校而言的。当时的老百姓对于清朝政府已经不信任，一般都认为，民间办的学校，都比官办的好。这个中州公学，确实是当时河南的一些比较进步的绅士所办的。它除了法政班之外，还设有中学班，中学班恰好在年假后招新生。高小毕业，或有同等学力的人，都可以报考。伯父决定叫四哥去报考。大哥、二哥向我母亲说，说我也应该去。母亲也同意了。
过了新年，大哥、二哥、四哥和我四个人，还有些别的同学，一同起身往开封。先坐马车到驻马店去坐火车。当时从北京到汉口的火车，夜间不走，从北京到汉口要走三天。第一天由北京走到彰德，就停下了。旅客们都要拖带着行李下车住旅馆，等第二天再上车继续前进。第二天，从彰德走到驻马店，又停下来，旅客们又折腾一番，到第三天才到汉口。彰德和驻马店，称为“宿站”，旅馆业都特别兴盛。驻马店本来是一个小集镇，忽然变成宿站，很快地发展起来。在我们去的时候，那些旅馆，都还是搭的席棚。我们到驻马店已经是下午四五点钟的时候，头一件事情就是到火车站去看火车，在火车站台上，忽然觉得似乎是地动山摇，只见火车头拉着列车，威风凛凛，差不多从南北两方，同时开进站来，当时觉得很壮观。火车停下以后，旅客们拖带着行李走出车站。车站门口，有各旅馆的接客伙计，手里拿着小旗，夹道呼喊，各报自己旅馆的名字。旅客们接到某一旅馆的小旗，就把行李交给那个伙计，交代以后，他就自由自在地走向旅馆，行李由伙计负责。第二天早晨，伙计又带着行李，送旅客上车，代旅客找好座位，把行李安置好，然后向旅客告别。服务很周到，态度也好。他们也没有学过“旅游学”，也没有受过外国旅游学专家的训练，他们都是土生土长的人，照着传统的旅馆业的规矩，就把事情办得很好。我们于第二天坐火车到开封。我们要投考的中州公学的中学班，设在开封南关外，据说是从前的一个书院。考试又分为初试和复试两次。我初试考了第二名，复试第一名。四哥和其他高小毕业的人都落在后边，当时我自己也有点惊奇。中州公学的监督是杨源懋，他的官衔是翰林院编修，在开封以绅士资格办中州公学。他不常到学校来，也没有和学生讲过话。不过所请的教员都是有比较进步的思想的人，据说有些人还是同盟会的人。当时我感觉，这个中州公学，好像是同盟会在河南的一个机关，因此学生们对于他都很敬佩。暑假回家。暑假过后再来，才知道杨源懋在暑假中病逝，同学们都很惋惜。在他的灵柩上火车回原籍的时候，全体学生都跟在灵柩后边，哭着送到车站。听见旁边过路的人说：这是谁？有这么些孝子！第二章 民国时期
暑假后不久，辛亥革命就开始了。武昌起义一举成功。清朝政府惊慌得不知所措，派陆军部尚书荫昌率新军前往镇压。荫昌带兵到了信阳，连湖北境也不敢进，就在信阳驻下了。整个中国都震动了。各省起义的消息每天都有，也不知道哪是真的，哪是假的。各学校的学生都纷纷回家，大哥、二哥说，我们也以回家为好，怕的是将来路不通，家里接济不到。当时我也不知道，是铁路真不通，还是大哥他们怕铁路不通。他们决定不坐火车了，在开封雇马车，顺着通铁路以前的大路回家。我倒很愿意这样走，因为想看看铁路通以前人们旅行的情况。从开封出发，走了一个上午，到了朱仙镇。原来旧日的大路有一定的站，每隔四十五里就是一站。一天规定走两站。走完两站，即使天色尚早，也不再走了。因为再走，就走不到下一站，那就要破站。照当时走路的规矩，无论冬夏，每天都是早上四五点钟出发，遇见有卖吃食的地方，随便吃一点作为早点，走到上午十一点左右，就到一站。坐车的人都下来吃午饭，车上也要喂牲口。这叫“打尖”。打尖以后再走四十五里，到下一站，无论天早天晚，都要住下。走路的规矩是每天都要起早走，宁可早一点到宿站住下，这叫做“赶早不赶晚”。每一个站都是一个县城或者大集镇，都有很多的旅店。车一进街，各旅店的伙计都跑出来截车，拉住马叫住他的店。赶车的人都有他们自己的熟店，都把车往他的熟店赶。车一进店门，停在大院里，赶车的把鞭子一扔，就不见了。有店家的伙计替他卸车，把牲口牵到槽边去喂。又有些伙计帮着坐车的人搬行李，送到房间里。这些客店一般都没有伙食，自有附近的小馆子派人来问饭，客人随便点菜点饭，吃完睡觉。第二天天不亮，店家的人就来打铺盖卷，搬行李上车，牵牲口套车。一切都齐备了，赶车的人才出现，拿起鞭子又上路了。我从小说上知道有这些情况，亲自经历一遍，觉得很有意思。车走到汝坟桥，住在一个店里，墙上都题满了诗。当时走路，最怕的是连阴天，路不能走，只能呆在旅店里，等候天晴。那种苦闷、焦急、无聊的心情，真是难以忍受。能够写字的人，大概都要在墙上写下几句，以为消遣。我听说我父亲在汝坟桥的一家店内，在墙上写了几首诗，当时很传诵，我就在我们这个店里墙上找，事有凑巧，他住的果然就是这家客店。我一找就找着了他的题壁诗，共有六首：记得新春话别时，临歧温存挽征衣：曾闻天上玉堂好，
莫为思侬愿早归。文场一战竟抛戈，知尔同声唤奈何！料得相逢应慰藉：
妾家薄命累郎多！苦教夫婿觅封侯，柳色青青怕上楼。谁料天涯仍落拓，
相逢莫问黑貂裘。珠玑才调锦年华，久别当知初念差。一掬临风相思泪，
而今应长海棠花。自注：己丑中试第九十二年来事事不如人，惯逐群仙步后尘。
名。才藻如卿堪第一，奈何偏现女儿身！萱堂辞罢感长征，晨馐夕膳代奉迎。归去慈帏仍健羡，
晓妆台下谢卿卿。
试读结束[说明：试读内容隐藏了图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