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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冯友兰

出版社:东方出版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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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松堂自序

三松堂自序试读: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三松堂自序/冯友兰著.—上海:东方出版中心,2016.10

ISBN 978-7-5473-1015-1

Ⅰ. ①三… Ⅱ. ①冯… Ⅲ. ①冯友兰(1895—1990)-回忆录 Ⅳ. ①K825.1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6)第219178号三松堂自序出版发行:东方出版中心地  址:上海市仙霞路345号电  话:(021)62417400邮政编码:200336经  销:全国新华书店印  刷:常熟市新骅印刷有限公司开  本:890×1240毫米 1/32字  数:251千字印  张:12.125 插页2版  次:2016年10月第1版第1次印刷ISBN 978-7-5473-1015-1定  价:36.00元版权所有,侵权必究东方出版中心邮购部 电话:(021)52069798自 序

古之作者,于其主要著作完成之后,每别作一篇,述先世,叙经历,发凡例,明指意,附于书尾,如《史记》之《太史公自序》,《汉书》之《叙传》,《论衡》之《自纪》,皆其例也。其意盖欲使后之读其书者,知其人,论其世,更易知其书短长之所在,得失之所由。传统体例,有足多者。

本书所及之时代,起自19世纪90年代,迄于20世纪80年代,为中国历史急剧发展之时代,其波澜之壮阔,变化之奇诡,为前史所未有。书于其间,忆往思,述旧闻,怀古人,望来者。都凡四部分:曰“社会”,志环境也;曰“哲学”,明专业也;曰“大学”,论教育也;曰“展望”,申信心也。长短不同,旧日小说家所谓“有话即长,无话即短”也。揆之旧例,名曰“自序”。非一书之序,乃余以前著作之总序也。世之知人论世、知我罪我者,以观览焉。“三松堂”者,北京大学燕南园之一眷属宿舍也,余家寓此凡三十年矣。十年动乱殆将逐出,幸而得免。庭中有三松,抚而盘桓,较渊明犹多其二焉。余女宗璞,随寓此舍,尝名之曰“风庐”,谓余曰:已名之为风庐矣,何不即题此书为风庐自序?余以为昔人所谓某堂某庐者,皆所以寄意耳,或以松,或以风,各寄所寄可也。宗璞然之。

书中所记,有历历在目、宛如昨日者,而俯仰之间,已为陈迹。余亦届耄耋,耳目丧其聪明,为书几不成字。除四、五、六章外,皆余所口述,原清华大学哲学系涂生又光笔受之,于书之完成,其功宏矣,书此志谢。冯友兰1981年11月一、社 会第一章 清末帝制时期

1895年12月4日(农历乙未年十月十八)我生在河南省唐河县祁仪镇祖父的家里。祖父名玉文,字圣征,有三个儿子。我的父亲行二,名台异,字树侯。伯父名云异,字鹤亭。叔父名汉异,字爽亭。父亲后来成了清光绪戊戌(1898年)科进士。伯父、叔父都是秀才。在祖父教育下,我们这一家就成为当地的书香之家,进入了“耕读传家”的行列。

听家里传说,祖上是从山西省高平县来到河南省唐河县做小生意的,后来就在唐河县的祁仪镇落户了。祖父曾经去考过秀才,本来是可以录取的,不知道怎么跟当时的县官闹了点别扭,有人劝祖父去疏通,祖父不肯,就没有录取。祖父从此就不再去应试了,一生没有取得任何功名。可是他的诗做得很好。他作的不是应付科举的试帖诗,而确实是一种文学作品,传下来的几十首诗,编为《梅村诗稿》。他的诗有一种冲淡闲适之趣。当时邻县的新野县有位名士赵一士,为这部诗稿题了一首诗:身处人间世,心怀太古春。风流伊上叟,击壤作尧民。是以邵雍的《击壤集》来相比的。

我的伯父也能作诗,他把他自己的诗编为《知非斋诗集》。父亲也能作诗,有《复斋诗集》。我的一个姑母也能作诗,可惜十几岁就去世了,留下的诗,家里的人编为《梅花窗诗草》。

我们这一门有一种作诗的家风。我有一个偏见,认为作诗必须有一点天赋才行。宋代的严羽说:“诗有别材,非关书也。诗有别趣,非关理也。”(《沧浪诗话·诗辨·五》)这两句话说的是实际情况。有些人学问很大,可以下笔千言,但写出来的诗并不是诗,尽管可以完全符合格律,也可以分成一行一行地写出来,但就是不是诗。

我祖父大概有一千五百亩土地,在我们那一带还不算大地主。在清朝末年,我们那一带土地很集中,大地主有两万多亩土地。有几千亩土地的地主很不少。祖父带着他的子孙生活,家里经常有二三十口人吃饭,也算是个封建大家庭了。

照这个大家庭的规矩,男孩子从七岁起上学,家里请一个先生,教这些孩子读书。女孩子七岁以后,也同男孩子一起上学,过了十岁就不上学了。在我上学的时候,学生有七八个人,都是我的堂兄弟和表兄弟。我们先读《三字经》,再读《论语》,接着读《孟子》,最后读《大学》和《中庸》。一本书必须从头背到尾,才算读完,叫做“包本”。有些地方读“四书”不仅要背正文,还要背朱(熹)注,不过我们的家里没有这样要求。

当时一般的私塾,叫学生读一些记诵典故和词藻以备作八股文、试帖诗之用的书,如《幼学琼林》、《龙文鞭影》之类,我们的家里也没有这样要求。在我们家的私塾中倒读过一本新出的书,叫做《地球韵言》,这是一种讲地理的普及读物。地理在当时也算是一种“新学”。我们家的那个私塾,也算是新旧兼备了。照我们家里规定的读书顺序,于“四书”读完之后,就读经书。首先读《诗经》,因为它是韵文,学生们读起来比较容易上口。我于读完《诗经》之后,就随母亲到武昌去了。

我的父亲成进士以后,以知县任用,分发到省里去。照清朝的传统的办法,分发到哪一省,是由吏部抽签决定的。在清朝末年,这个朝廷公开卖官,一个人捐给朝廷多少钱,就可以得到一个什么官,当时称为“捐官”。即使是由科举得来的官,在吏部分发的时候,也可以出一笔钱,不由抽签,而由自家指定,愿意到哪一省,就到哪一省去。除了本人原籍那一省之外,其余的省可以自己指定,称为“指省”。我的父亲以母老为辞,不愿到边远地方去,用“指省”的办法,分发到湖北。因为湖北是河南的邻省,唐河县跟湖北省枣阳县是邻县,唐河这条河在襄樊入汉江,一直通往汉口。我们家乡这一带,按政治区域说属于河南,按经济区域说属于湖北。我们那一带的贸易往来和货物出入,都是通过唐河、汉江,到汉口的,所以汉口、武昌这些地名,对我们那一带人说都是很熟悉的。我的父亲是哪一年往汉口、武昌去的,我现在记不清楚了,只记得他是一个人先去的,去了以后还回来过一次,那一次他是到襄樊出差,公事完毕后到家里看看。当时父亲在武昌还没有得到固定的差使,只是一个人在那里候补。所谓“候补”,就是等着哪一个县的县官有了缺,去补那个缺。补上了缺,称为“得缺”。本来这些有资格候补的人,都是科举出身的,后来因为有捐官,所以候补的人越来越多了,可是缺还就是那么些,所以“得缺”越来越困难。朝廷又开了一种卖官的办法,就是候补的人可以再花一笔钱,买到一个优先补缺的权利,称为“遇缺先”。没有“遇缺先”特权的人,就成了“遇缺后”了。所以《官场现形记》写的那些情况都是有的。

大概在光绪三十年左右,我父亲终于在武昌得到一个固定的差使。那时候,在武昌做两湖总督的是张之洞,他办了一些洋务,一些新政,其中有一样是办新式教育,在武昌办了一所外语学校,叫“方言学堂”。学校的监督(相当于后来的校长)由当时的一位大名士梁鼎芬担任。我父亲被委派为会计庶务委员(相当于后来的总务长)。梁鼎芬当时是武昌府知府,方言学堂监督是他的兼职,他大概也不经常到校办公,所以我父亲实际也管除了教务以外的学校各种事情。有了这个比较固定的差使,一个月有比较固定的收入,于是写信回来同祖母商议,叫我母亲带我和弟弟景兰、妹妹淑兰(沅君)三人上武昌安家。当时唐河老家这个大家庭的人,听到这个消息,都觉得是一种空前未有的头等大事。因为在地主阶级中,家眷向来是不出门的。当时我听见大家庭中的人纷纷议论,原则上同意我母亲带着我们去,可是路怎么走,经过了很长时间的讨论。那时候京汉铁路已通,我们可以先坐马车到驻马店,再在驻马店上火车到汉口。我父亲上一次回家又去武昌时就是这样走的。可是有人说不行,因为像样的人家的妇女坐火车,起码坐二等,三等就男女混杂,不成体统。坐船倒可以,可以自家包一条船走,跟别人不混杂。可是船家必须很可靠才行。商量来,商量去,终于决定坐船。我有一个姑母,家住唐河河岸附近,她有个佃户有船,坐这个佃户的船,最可靠了,就决定托她向佃户说好,包他的船到汉口。这个姑母家离我家有三十多里,先到她家里,再到河边去上船。这条船是内河运货的小船,在船舱里只能坐着,不能站起来。一上船,船家就告诉我们船上的许多禁忌,特别是说话,有些字像“翻”字、“滚”字都不能说。上船后,走了两三天到襄樊。到襄樊的头一天晚上,船家又来告诉,说明天进汉江,这是大河,跟我们家乡小河不同,在小河里说句把错话还不要紧,在大河里可不能说错话。进了汉江,一路顺利,大概一个星期就到汉口了。船先停在汉口,派人到武昌给父亲送信。父亲来了,说武昌房子什么都预备好了,不过要过长江,若是下了这条船,再上渡船,又下渡船,太麻烦,最好就开这条船到武昌。船家一听说要他开船过江,吓得惶恐万状,说他这船从来没有进过大江。经过说服,他勉强答应了,但是嘱咐大家,把窗子都关上,一句话都不要说。渡过长江,搬到租的房子里边。从乡下来的大人小孩,一到这房子里边,都不舒服极了。

在武昌租的房子,外边只有一条很窄的巷子,里边只有一个天井。说它是天井,倒也名副其实,站在院子里看天,真像《庄子》所说的井底之蛙,坐井观天。我母亲尤其觉得不习惯,院子没有内外之分,很不成体统,不像个样子。后来搬到黄土坡,天井比较大一点,大门外还有一条比较宽阔的马路,院子还是没有内外之分。不过母亲不久也就看惯了,习以为常了。

当时最大的问题,是我们这几个孩子上学的问题。经常听见父亲和母亲讨论这件事情。如果我要再大几岁,父亲就要我上方言学堂了。父亲很重视学外文。方言学堂的学生也受到很优厚的待遇,除了管吃管住外,每月还发几两银子,作为零用。据说将来出路也很好,一定可以在外交界大小混个事。可是我岁数不到,没有办法。附近也有小学,当时父亲和母亲商量,还是以不上小学为好。因为父亲相信,在学新知识以前,必须先把中文学好。他认为,没有一个相当好的中文底子,学什么都不行。再者我们都是外省人,小孩到小学里人地生疏,言语不通,他们很不放心。因此他们决定一个办法,叫母亲在家监督我们读书。母亲小时候上过几年学,认识一些字,有些字只能读其音,不能解其义。不过那时候教小孩们读经书,无论哪个先生也都是着重读和背,只要读熟了能背就行,本来就是不注重讲解的。所以他们认为只要母亲监督着我们读,读熟了向她背,能背就行。遇见母亲不认得、念不出的字,就记下来,等父亲晚上回来再教。用这样的办法对付,我读完了《书经》、《易经》,还开始读《左传》。

照他们的计划,父亲还要经常出题,叫我们作文章。实际上只作过一篇文章,题目是《游洪山记》。住的地方黄土坡,离洪山不很远。我们家的厨师,经常带我们到洪山去玩。有一次在洪山碰见一个洋人,带着一条洋狗,那条洋狗见着生人就乱咬,我的腿也被它咬了一口,并没有大伤。我们的厨师带我去找那个洋人,那个洋人拿出了几毛钱,我们不要,我们说,我们并不是为这几毛钱,只是要警告你,你的狗不能乱咬人。回家以后,我把这些情况说了,父亲大加赞赏,说这种态度很好。

我和景兰各写了一篇《游洪山记》,无非是描写了一些风景之类。父亲一看说都不行,不值一看,他说写这类文章,要有寄托,要能即景生情,即物见志。他也写了一篇,作为示范。原来太平军围攻武昌的时候,湘军将领罗泽南率领一支湘军来解围,他冲破了重围,已经冲到城墙跟前,喊叫城内清兵开城门出来接应。可是城内清兵拒不开城门,既不敢出来接应,也不敢让他们进去。太平军又合围了,就在洪山下边打了一仗,湘军败了,罗泽南也阵亡了。父亲作的游记,就借着这件事情发挥,说人应该有大志,做大事,不能仅只游山玩景,白费了有用的岁月,如果如此,那就要为山灵所笑。

我们虽然主要是在家里念书,但是也不是与当时武昌教育界完全隔绝。因为父亲也在当时教育界之内。遇见一般学校都要做的事,他也要我们做。当时武昌的学校,无论大小都要穿制服。制服上身是一件浅蓝色短褂,镶上云字头的青色宽边,很有点像当时军队穿的号衣。下身长裤,也是浅蓝色。父亲也叫母亲给我们兄弟俩都做了一套。还教我们唱《学堂歌》。《学堂歌》是张之洞作的,当时大、中、小学堂都唱。歌词开头说:天地泰,日月光,听我唱歌赞学堂。圣天子,图自强,除却兴学别无方。下边分说当时所谓各种新学的要点和意义,有些现在看着是很平凡甚至是错误的。有一段讲地理,说:中国圆,日本长,同在东亚地球上。讲历史的有这两句:论乡贤,屈原尚,忠言力谏楚怀王。后来我上大学以后,读到《荀子·成相篇》,才知道他这歌用的是《成相》的调子。他大概以为《成相》是楚国的调子。我们这些小孩也学唱这个歌,其实也无所谓唱,因为本来没有谱子,只要大声念,再把腔拉长一点,就算是唱了。

父亲和母亲订的这个教育方案,对付了几个月,又出问题了。父亲得了一个兼差,被派跟着粤汉铁路的勘测队去勘测粤汉铁路的路线,名义是“弹压委员”,实际的职务大概是替勘测队办一些同地方上交涉的事。这个队一直勘测到湖北跟湖南交界的地方,就回武昌了。回来不久,又被派当川汉铁路勘测队的弹压委员,跟着勘测队勘测川汉铁路的路线。这两条铁路都是张之洞新政计划的一部分,可是从我父亲回来以后,就没有听说下文了。粤汉铁路一直到抗战开始才刚刚修成。川汉铁路成为辛亥革命的一个导火线。一直到最近几年才修成由汉口经过襄樊到重庆的铁路,人们现在可以从汉口坐火车直达重庆了,这也就是川汉铁路了。

这都是以后的事,我父亲当时参加了这两条铁路线的勘测工作,写了几大本日志。他当时所勘测的川汉铁路路线也是经襄樊的,他在日志中写有一些按语。其中有一段是讨论在襄阳设火车站的问题。他提出了关于设火车站的位置的几个方案,指出这几个方案各有利弊。按语说:谨案:自黄龙观以北,即沿岘山东麓行。虽逼近山脉,

皆一律坦平。惟自全家营至观音阁,约七里余,逼近襄河,

崩溃可虑。且越大沟三道,桥工亦巨。若由崔家营左首,即

绕全家湾西面,沿山行,可无此虞,惟须越太山庙后山岭、

石灰窑后山岭,至铁盖山,尤峻,开山费亦不赀。左山右河,

无可绕避,殊无善策。及至襄阳,细访绅耆,始知岘山偏西,

有一鄙道,两面皆山,中间颇为宽平。卑职等即于初九日由

襄冒雪往勘。自北而南,沿路经过之村市,曰七里店、分水

岭、邵家坟、蒋家沟、吴家岗、康家嘴、王家嘴、百姓营,

至柳林桥仍与原勘之路相会。较之全家营、观音阁一带,实

为稳固,惟共越大小沟九道,山潦盛涨,流颇冲激,一律建

桥,亦属不易。且较远十二里余,合计与原勘之路,造桥、

筑坝、开山费亦相等。至襄樊绾毂水陆,将来铁路告成,转

输较便,商贾愈繁,起造车站,非宽平之地,不能容受。查

襄阳城东提标操防营东首,地势平旷,且直接樊城货船停泊

之所,起卸既便,且有操防营就近弹压保护,甚为适用。惟

将来若拓展轨道,北接秦豫,于此造桥过江,正对樊城中段,

所毁市廛必多。且两岸地多浮沙,桥基必不坚固。惟襄阳城

西关外,旧称檀溪湖者,近已淤为平陆,宽平约四五里,右

环老龙堤,左接城垣,气势团聚。将来铁道若由七里店出山,

此地又适当其冲。对岸为襄防营兵房,已出樊城西北首。地

与山近,岸根稳固,造桥似为尤便。惟地系淤成,内含砂砾,

将来若建高楼巨厦,不知有无崩陷。统俟覆勘再定。

由此可见,我父亲虽然名义上是弹压委员,但他所关心的和所做的大概不仅止于职务范围以内的事。照他的日志看起来,他虽不懂铁路技术,但关于技术方面的事,他是关心的,也可以说是最关心的。

我想父亲是很有收获的,但是对于我们这几个小孩的读书却有一定的影响。因为他几个月不在家,我们读书遇见不认识的字,念不出来的字,也没有地方去问了。我那时候正在读《易经》,卦辞、爻辞确实也不容易记。等到父亲回来查问,母亲说已经“包本”了,但是背得不很熟,究竟算不算“包本”呢?他们想了一个抽查的办法,叫我自己抽出我认为是比较熟的一部分,在父亲面前再背一遍。幸而《易经·系辞》那一部分我在读的时候虽然不懂,但觉得很有意思,而且其中有些韵文,比较容易记,我就自报重背《系辞》,果然当着父亲一背,就通过了。不过经过这一次周折,他们原来订的那一种教育办法,看起来是行不通了。他们就另想办法。在别的办法想出来以前,别的事情又发生了。

大概在光绪三十三年的时候,我母亲娘家来信,说我的外祖母病了,叫我母亲回家去一趟,见见面。外祖母有一男一女,儿子先已去世了,现在只有这一个女儿。我母亲坚决要回家去看看。还是走水路,同我们县城里的一家商店合租了一只船,他们装货,我们坐人。大概是春夏之交的时候,母亲带着我们三个小孩顺着汉水北上。可能是货装得太多了,又是上水,走了好几天,才走到沙洋。到了沙洋,又遇见逆风,船简直走不动,只好停在沙洋。一停就是好几天。正在焦急的时候,父亲派人追来了,信上说,他已经“得缺”,署理崇阳县,衙门之中,非有太太坐镇不可,叫我母亲不要回家了,赶快转回武昌,一同到任。我母亲当时很为难,最后还是照父亲的话办,另雇了一只船,舍了原船,转回武昌。因为船轻,又是下水,不几天就到武昌了。船停在鲇鱼套,这是武昌的一个港口,停的船很多,真是帆樯如林。派人给父亲送信,父亲来到船上,说到崇阳去的事还没有筹备完全,需要再等几十天才能走。在这几十天之内,也不必再租房子了,给船家说说,把他这只船包租一个月,你们就住在船上等吧。事情也只好如此,我们就在鲇鱼套的船上住下了。

父亲怎样忽然“得缺”了呢?也没有捐过“遇缺先”。原来在我们离开武昌以前,武昌政局就起了变动。张之洞被召到北京,当内阁大学士、军机大臣,所遗总督之缺,由原布政使(藩台)代理;原藩台所遗之缺,由原按察使(臬台)代理。这时候臬台已经是梁鼎芬了,他是知道父亲的,所以在他代理藩台的时候,一遇见缺就派出我父亲了,也算是有个“遇缺先”吧,不过不是用钱捐的。这是我的推测,并没有听见父亲这样说。

父亲所说的筹备的事,大概包括有:聘请幕僚,选择家人,还有制造仪仗家具之类。原来一个新县官到任,衙门是空无所有的,新县官需要带领自家的班子和比较好的家具陈设,去接收那个空衙门。经过了几十天,这些事都齐备了,就另外雇了两只坐人的船。坐人的船跟运货的船大不相同,船舱很高,人可以在船舱里随便走动,桌几床铺,应有尽有。在父亲组织他的班子的时候,我们三个小孩的教育问题也跟着解决了。父亲同母亲商量,无论怎么样也得给小孩请一个先生,在当时官场中称为“教读师爷”。有人向父亲推荐了一位据说是从日本回来的留学生,枣阳人,恰好是我们唐河的邻县,觉得很合适。

行期决定以后,所带的东西都纷纷搬到那两只船上。其中有两乘轿子,一乘大的,一乘比较小一点。还有些比较高级一点的家具陈设,还有一套仪仗。有一部分随船走的家人也都搬上船来,其余的人分别自己到崇阳去报到。船沿长江往上游走,走了一天,到了金口,第二天就从金口转入长江的支流,经过一些小湖,走了三天,到了汀泗桥,船停下来了。说是要从汀泗桥改走陆路往崇阳去。崇阳来接的人,也都到了。父亲先走,母亲带着我们小孩第二天走。第二天早晨,母亲带着沅君坐头一乘轿子,我和景兰坐第二乘轿子,我还带着我在武昌养的一只猫。这只猫很聪明,从武昌到沙洋,又从沙洋回武昌,它都跟着。每天晚上住宿的时候,码头上的船可以多至几百,鲇鱼套的船更是数以千计,可是我这只猫晚上还要出去玩耍,玩耍以后居然能找着自己的船安稳地回来。在汀泗桥坐轿的时候,把它装在一个布口袋里,放在我的座位下面,它也不闹,就在那里面睡觉。从汀泗桥走了一天,到下午四五点钟的时候,说是已经到崇阳城外了。有个人来对我说,城里面抬了大轿来接,太太已经改坐大轿了,叫景兰到前面陪沅君坐前面原来的轿,我这轿就剩了我和我那只猫了。安排已定,听见前面仪仗摆开,继续行进。母亲的大轿进城门的时候还有三声炮响。那时候衙门还没有腾出来,另外为新官安置了公馆。到公馆的时候又是三声炮响。在公馆住了差不多一个月,衙门腾出来了,又是全副仪仗,把母亲接进衙门里,沅君坐在母亲轿里,我和景兰跟在轿后面走。到了衙门口,又是三声炮响,我们都跟着进了衙门。父亲给我们讲,一个官的仪仗,除了他本人之外,太太可以用,老太太也可以用,老太爷不能用。老太爷如果到了他儿子的衙门,只可以跟一般人一样悄悄地进去,老太太到了,却可以用全副仪仗,大张旗鼓地进去。太太也是如此。太太可以用她丈夫的仪仗,老太太可以用她儿子的仪仗:这就叫“妻以夫贵,母以子贵”。后来我看见报刊上讨论女子教育问题,有所谓“贤妻良母主义”,我想,封建社会妻以夫贵、母以子贵,大概就是对贤妻良母的补偿,这也是妇女“三从”的一种表现。

我跟着父亲在衙门里住的时候,对衙门的建筑也作了一些观察。建筑是朴素的,但是有一定的格局、体制。这种格局和体制表示县官在一县中的地位。衙门的大门上边,挂了一块竖匾,上写“崇阳县”三个大字。竖匾表示以上临下的意思。进了大门,绕过仪门,就是大堂。大堂前面两侧各有一排房子,这是县衙门的六房办公之地。东边一排三房是吏、户、礼;西边一排三房是兵、刑、工。在里边办事的人,叫“书办”。他们都是“吏”,吏和官不同。官是朝廷派来的,吏是土生土长的。官是经常变动的,常来常往的;吏是永久性的,几乎是世袭的,如果不是父传子,也是师传徒。大堂正中,有一座暖阁。暖阁中间有一张桌子、一把椅子。这就是县官的公座公案。暖阁的上边有三个大字:“清慎勤”。后来我才知道,这三个字是明太祖规定的,清朝也把它继承下来了。暖阁的前边有两个高脚架子,一个架子上边放一个黄布卷,另一个架子上边放一个黄布包着的盒子。我猜想,这个盒子里面应该是印,那个黄布卷里面应该是敕。这两件东西,表示县官是皇权的代表。他是代表皇帝在这里办事的。照原来的制度,县官是由吏部选派的,他应该是奉敕来的。可是到了清朝末期,各省长官权力越来越大,县官实际上是由省里委派,就是吏部派来的县官,省里也可以叫他不到任,而委派有“遇缺先”资格的人。就我所看见的,大堂上那两个架子上的东西都是空的:那个黄布卷里面就是一根木棍,盒子里也是空的。就是这两个空的象征,也是等县官坐大堂的时候才摆出来,以吓唬人民。大堂后边,就是“宅门”。这个称号表示此门以内就是县官的私宅。宅门进去,是二堂。二堂后边,还有三堂。进了宅门,往西边拐,就是花厅,是县官会客的地方。花厅西头,有一个套间,叫签押房,是县官办公的地方。花厅后边,隔一个院子,就是上房。母亲领着我们都住在上房里面。还有厨房和其他零碎房屋,都在东边的院子里。这个格局和体制,大概各州县衙门都是一样。这表示这个衙门的主人也就是这一县的主人。就一县说,县官就是这一县范围之内的统治者。从前人说,县官是“百里侯”,衙门在格局和体制就表示他是“百里侯”。从前有两句诗:不睹皇居壮,安知天子尊!皇居之壮,还不仅在于它建筑上的伟大宏丽,更重要的还在于它的格局和体制。当时我有这一点想法,后来到北京见了故宫,我的这种想法就更明确了。像北京故宫这样伟大宏丽的建筑,当然要比一个县衙门高出千百倍,简直是不能比,但是故宫和一座县衙门在格局、体制上是一致的,可以说县衙门是一个具体而微的皇宫,皇宫是一个放大了千百倍的县衙门。

就北京的故宫说,皇宫的本体是紫禁城。紫禁城的外围是皇城。皇城的正门是天安门。天安门还有一段前卫的皇城,横断长安街,一直延伸到离前门门楼不远的地方。这段城墙现在已经拆了,成为天安门广场。这段城墙横断长安街的地方,东西各留有三个门洞,称为“三座门”。这段墙的南端又有一座门,明朝称为“大明门”,清朝称为“大清门”,清朝亡了以后改称“中华门”。现在都已经拆了。“大明门”或“大清门”这些称号的意义,就等于县衙门大门竖匾上写的“某某县”的意义。“大明门”或“大清门”,表示这个门内的主人是明朝或清朝的最高统治者,如同县衙门大门竖匾上写的“某某县”,表示这个衙门的主人就是这个县的统治者。在天安门和大清门中间那段前卫墙的外边,东西各有三座大衙门,东边三座就是吏、户、礼三部,西边三座就是兵、刑、工三部。这相当于县衙门大堂前边的东西两侧那两排房子。从天安门进去,经过端门、午门到太和殿,太和殿就是“大堂”,是皇帝正式坐朝的地方。从太和殿进去,中和殿是“二堂”,保和殿是“三堂”。保和殿后边是乾清门,乾清门就是“宅门”,此门以内,是皇帝的私宅。乾清门以外是外朝,以内是内廷。从乾清门进去,就是皇帝的私宅乾清宫,乾清宫就是“上房”。就格局和体制说,皇宫和县衙门是一致的。县衙门的格局和体制,表示县官在封建社会中的地位。县官是封建政治机构中直接跟老百姓打交道的官职,旧时称为“亲民之官”,它的地位很重要,权力也很大,是封建社会政治机构中的一个主要部分,至少在原来制定官制的人的意图中是如此。在每个朝代的末期,政治越来越腐败,当权的人不知道怎么样从根本上改变这种现象,而只是在上面多加机构,多设管官之官,在县官之上又增加些重叠机构,于是县官的地位就显得低了,县官的权力就显得小了,这是叠床架屋的政治机构造成的结果。

以上是我观察县衙门的格局、体制所得的一些猜想。再就衙门里的人说,县衙门里边住的是县官和他的家属,以及由县官带来的幕僚和家人等。在新旧官交替的时候,县衙门完全是空的,原来的人都跟着旧官走了,新官带着自己的一班人马来接替。就我所看见的说,跟着我父亲来崇阳上任的有三位幕僚,当时称为“师爷”。一个是“刑钱师爷”,一个是“书启师爷”,一个是“教读师爷”。还有十几个家人。还有伺候家人的人,衙门里称为“三小子”。还有一个厨房,实际上是个小馆子,独立经营,给衙门里的人包饭,预备宴会筵席之类。总共算起来,总也有三四十人。这些人之中,除了厨房的人是由厨房老板负责之外,其余的人都是跟着官来的,他们的生活、工资都由官负责,他们都是官的私人,与国家政府没有关系。可以说,他们都是跟着官来吃崇阳县老百姓的。

在这些人之中,地位最高、工资最多的人是刑钱师爷。当时的官衙和老百姓的关系,主要是两件事情,一件是交粮纳税,一件是打官司。捐税这一类的事称为“钱谷”,讼狱这一类事称为“刑名”。这两类事情都是很细致很复杂的,无论什么出身的县官,都搞不清、管不了,都得请这方面的专家们来帮助。大县的衙门,需要两个师爷,一个叫刑名师爷,一个叫钱谷师爷。小县的衙门,一个师爷就兼管了,称为刑钱师爷。这一类的师爷,在衙门里地位很高,官见了他们也要称他“老夫子”。他们最瞧不起教读师爷,说教读师爷是少爷的先生,我是老爷的先生。他们工资最高,可是生活却很“苦”。照规矩,他们是不能跟衙门以外的人接触的,就是跟衙门以内的人也很少接触,他们只带着他们的眷属住在衙门内单独的小院子里,自家把自家隔离起来。那些家人们都没有工资,县官只给他们派职务,他们可以在他们职务范围之内,收些照例的收入。这些收入是公开的,送的人并不算贿赂,收的人也不算贪污。当时称之为“陋规”,虽然认为它“陋”,还是照此“规”行事。我们到了衙门的第二天,父亲在二堂上贴了一张用红纸写的手谕,派定跟来的家人的职务。我看见,家人看了这个手谕,有的很高兴,有的显出失望的样子,大概因为有的职务收入多,有的职务收入少。有些职务显然是不会有什么收入的,例如有一种职务叫“执帖”,在官出去拜客的时候管送片子(名片),投帖子,送手本。还有管签押房的倒茶送水的。这些职务显然是没有什么出息的。对于担任这一类职务的人,父亲在手谕中就批明向担任有收入的职务的人提成,或一二成,或三四成不等。这样调剂,担任没有收入的职务的人也有收入了,担任有收入的职务的人也不能独享其收入,也叫“有饭大家吃”吧。在这些职务中,专管词讼的最重要,收入也最多。老百姓的词讼,在六房中是刑房管,可是刑房也得通过管这种事的家人才能把案卷送到官面前。担任这种职务的家人,大概收入最多,作弊的可能也最大,他可以在整个过程中“上下其手”。总之,羊毛出在羊身上,家人们这些收入,归根到底还是都出在老百姓身上。总的看起来,衙门的各种事情,都得通过家人才能办理,而这些家人又都是县官的私人,他实际上是把统治一县的大权都集中在他一个人的手里。照官制上看,也设置了一些“佐杂官”,帮助县官处理一县的事情,可是经过县官这样的集权,那些辅佐的官就没有事情可办了,成为闲员、冗官了。县官成为一县的专制主义“中央集权”的统治者。后来我看到梁启超写的一篇文章,讲中国封建时代专制主义的中央集权政治发展的过程。他从中央政府当权的官职名称上看出来封建君主越来越集权,越来越把权力收归他的私人掌握,实际上是归他一人掌握。一个县衙门中的集权的演变,也是如此,也可以说明这一点。

家人们的收入都有安排了。师爷们的工资,衙门的一切费用,按说是从县官的工资里面开销了,县官的工资有多少呢?我在父亲的办公桌上看见一个往上报销的稿子,县官和那些佐杂官,都有所谓“养廉”。县官的“养廉”是每年四五两银子。顾名思义,“养廉”并不是俸禄,只是一种补贴。朝廷怕这些官们钱不够花,以致贪污,所以给他们一点补贴,养他们的廉。至于俸禄呢?据我当时所知道的,是没有的。县官、衙门的一切开销,还有县官一家的生活,怎么维持呢?母亲对我讲,原来老百姓向县官交粮,交的是铜钱。朝廷规定的粮额是按银子算的,每两银子折合铜钱两串(每串一千文)。县官收了老百姓的铜钱,拿铜钱去买银子,上交国库。银子和铜钱的比价,是经常变动的。遇见银子便宜的时候,县官可以用少量的铜钱买多量的银子;银子贵的时候,县官只能用多量的铜钱买少量的银子。无论买多买少,用两串铜钱买一两银子,总有余额。这个余额就是县官的收入。自从鸦片战争以后,中国的白银外流,银子的价钱越来越贵。在我们刚到武昌的时候,一两银子只值七八百铜钱。可是当父亲在崇阳的时候,要买一两银子就需要一千二三百铜钱。银价贵了,就使县官的收入减少了。县官的收入,无论增加或减少,朝廷是不管的。实际上,朝廷是把这一块地方包给县官了,县官只要把每年规定的银子定额上交国库,就算尽职了。县官实际上等于一个封君,他所管的一县就是他的“采邑”。所不同于古代的封君者,就是古代的封君把采邑的收入全归自家享受,而县官则必须照定额向国库交银子。在这些地方,可以看出来古代分封制的残余痕迹。县官确实像个百里侯。我不知道湖北省内别的县是不是这个样子,更不知道别的省是不是这个样子。细节上可能有些不同,但是我猜想,基本精神大概是差不多的。

自从教读师爷(即我们的先生)到衙门以后,我们读书就上了轨道了。功课有四门:古文,算术,写字,作文。经书不读了,只读古文,读本是吴汝纶所选的《桐城吴氏古文读本》,一开头就是贾谊的《过秦论》。读古文虽然还不能全懂,但是比经书容易懂多了。并且有声调,有气势,读起来觉得很有意思。算术是加减乘除从头学起。此外是写大字,每星期作文一次。功课不紧,往往一个上午就上完了。父亲不准我们出衙门闲逛乱跑,我们也从来没有出过衙门。我的大部分课外时间都消磨在父亲的签押房里。在签押房里有两大箱子书,还有一些新出的刊物,我在签押房总是趴在床上翻看那些新旧书籍。当时有一种刊物,叫《外交报》,其中发表的文章,都是讲世界知识和国际情况,这些文章我很爱看。父亲见我在那里翻书,从不责怪,也不问我翻的都是些什么书。有时父亲不在签押房,我也在他的办公桌上翻看一些文件。上面所说的关于“养廉”的事,就是在这种情况下翻看到的。我在父亲的办公桌上,常看到礼房送来的报告,上面总是写着,某月某日是个什么日子,大老爷应该穿什么衣服,到什么地方,行什么礼。办公桌上最多的,还是关于词讼方面的状子和其他公文稿子。父亲的时间大半用在这些方面。一般的处理办法是,管词讼的家人把老百姓的状子送到父亲的办公桌上,父亲就给刑钱师爷送去,让他拟批,刑钱师爷把他所拟的批,写在一个纸条上,送回来,父亲看了,如果同意,就交给家人传下去。父亲有个小象牙图章,上面刻“实事求是”四个字,就凭这个图章,作为他跟刑钱师爷往来送条子的凭据。父亲审问官司,总是坐大堂公开审问,无论什么人,都可以到大堂前边站在两旁观审。我和景兰有些时候跑到大堂,站在父亲的椅子后面,看父亲审问。在一件案子结束的时候,父亲就用朱笔写个“堂谕”。“堂谕”就等于判决书,但是其中并不引用法律条文,只是按照情理就判决了。有一件案子,情节是三角恋爱或多角恋爱的事,父亲于审讯之后,写了一个堂谕,这个堂谕是一篇四六骈体文章。文章叙述了事情的经过,然后作出判决说:呜呼!玷白璧以多瑕,厉实阶离魂倩女;棼朱丝而不治,

罪应坐月下老人。所有两造不合之处,俱各免议。此谕。这样的判决书,现在我们看起来,简直是个笑话。可是在当时,据说是一县传诵。在《聊斋志异》中有许多这样的判词。这件案子和这篇堂谕,如果蒲松龄看见,可以入《聊斋志异》。在清末民初的时候,中国公布了一部新民法,其中规定和奸无罪,在当时引起很大的争论。父亲在崇阳的时候,大概还没有这部民法。但是他这篇堂谕的精神,却是合乎这种新精神的。

在光绪三十四年元旦,县城中有许多民间文艺队,走到县衙门来表演,表示拜年,全衙门的人都观看了。表演中有狮子、龙灯之类。我们的先生——教读师爷就狮子作了一首顺口溜:狮子狮子□□□,来到县前抖一抖。我闻狮吼能醒人,请

向人间大声吼。

父亲也就龙作了一首:神龙神龙□□□,来到县前撞一撞。奉劝神龙莫作雨,若

要作雨芝麻酱。意思就是说,在当时情况下,人不可有作为。如果有所作为,会给你引来麻烦。这是父亲的牢骚之词。在当天晚上,衙门的人在三堂举行了一个晚会。其中有猜灯谜,那时候我的伯父也从老家到崇阳来了。他出了一个谜:慈禧太后的生日。——打一字。据说是很难猜,赏格也最高,当时我想,慈禧太后生日是十月十日,就是个“朝”字。我跑到父亲跟前,悄悄地说:“是个‘朝’字吧?”父亲连连点头,高兴极了,我就跑去把谜揭了。

在那年夏天,下面出了一条人命案。父亲下乡去验尸。回来到衙门时,我看见“排衙”。“排衙”是一种仪式。大概因为验尸一类的事是不吉利的事,县官回来在大堂下轿,不进宅门,先坐公座,跟随的人两边排开,有一个人跪在中间,高喊:“大老爷天喜!”喊了以后,县官离开公座,走向宅门,宅门预先挂了一大串鞭炮,县官一脚跨进宅门,鞭炮就响了,大概是相信,经过这一阵鞭炮,一切污秽不吉利的东西都可以驱除了。父亲回来以后,隔一两天就病了。起初是伤风感冒之类。可是那一天,父亲在上房卧室里坐着,母亲在卧室对面的房间里给我们做面条(因为厨房的“例饭”都是米饭,我们是习惯于吃面食的,隔一段时间就给我们做一顿面食吃)。我们正在围着母亲看她做面食,只听得对面卧房里扑通一声,我们跑过来一看,父亲已经横躺在床上,呼吸急促,张着口喘气,不能言语了。延至下午三四点钟的时候,父亲就一句话没有说,与世长辞了。当时只说是“紧病”,现在看起来是“脑溢血”。终年四十二岁。我当时虚岁是十四岁,实际上还没有过十三岁的生日,只有十二岁半。景兰十岁,沅君八岁。以后全凭母亲把我们带领长大,教育成人。

老家里得信之后,派三叔来崇阳料理丧事。发出讣闻,定期开吊。母亲与三叔商定,先传出话去,银钱礼物,一概不收,只收悼念文字。开吊之日,收到挽联挽幛很多。有一个秀才很有才,父亲很喜欢他,还为他平反了一件冤案。他送来一副挽联:是上国栋梁,大任能胜,可惜无端遭摧折;真下民父母,诚求务中,谁教哭泣失瞻依!这种诚挚之词,大概不仅是为他个人感恩而发。

那些师爷、家人大都是久在官场中混的,他们都说:老爷在世,爱惜官声,为的是得到上司重视。现在老爷不在了,趁官印还没有交出去,可以想法弄一点钱,将来少爷们可以用。他们说县里办法是报亏空,说亏空了多少银子不能上交,上司会照顾你们,想法替你们弥补。据他们说,凡是官死在任上的,他的家属大概都是这样办,这也许是事实。因为我父亲的前任也是死在任上的,父亲说他来崇阳上任的时候,上司也嘱咐说,要给前任弥补亏空。究竟弥补没有,弥补多少,我就不知道了。另外一个办法就是在契税上作一点假。凡是老百姓买卖产业,买主都要把卖主的卖契送到衙门来,称为“草契”,户房从布政司那里领来正式契纸,把草契中的买价抄到正式契纸上,请县官在草契和正式契纸上盖印,这样买主才算是得到政府承认的产权,政府按买价数目抽百分之几的税。据说有些买主情愿不要布政司正式契纸,只求县官在草契上用印,这样,他可以少交一点税,而县官也可以把他所交的税不往上交,因为没有用上边发下来的契纸,上边也无从查考。母亲坚决反对这些办法,说无论人死人在,都应该是一个样子,不能因为人死了就可以弄虚作假。可是衙门的人,不听她的,还是报了亏空,印了些草契。亏空报了多少,上边究竟照顾了没有,照顾了多少,在契税上究竟弄了多少钱,我都不知道。只记得,母亲屡次含着眼泪告诉我们说,他们是拿着你父亲的脸面去耍赖。

原来崇阳县城外面就有一条河,通着长江。要扶着父亲的灵柩上路,就不可能走汀泗桥那条旱路了。出了县城就上船,一直到武昌鲇鱼套,在那里听说慈禧和光绪都已经去世。

我们又在鲇鱼套换船,从汉水溯流而上,走了大概一个月,于夏末秋初,回到老家。

父亲做了一任县官,没有什么宦囊。从前父亲进京应考,亲戚朋友帮助了些路费。照当时一般习惯,这些钱都是不必还的。可是母亲认为这是一笔债务,必定要还清。陆陆续续还了一些。最后只剩下一家还没有还。这家数目比较大,有二百多两银子。这件事成为母亲心理上的一个大负担,经常同我们说,要还这笔账。这一次居然把这个账也还了。这也可以说是出自宦囊吧。除此之外,据我所知,自从母亲带我们到武昌以后,以至又回老家,没有往家里送过钱,也没有向家里要过钱。这是和母亲的俭德分不开的。上边所说的,母亲向我们讲衙门的收入,她同我们算这笔账,意思就是说要节俭。母亲的节俭,真可以说是无以复加了。原先在老家的时候,照老家的规矩,每房可以用一个女佣人。工钱由私房出,大“官中”只管饭。在乡下,工资很便宜,一个女佣人一年的工资只有几百个铜钱。在那个时候,母亲用了一个女佣人。来武昌的时候,带了一个厨师和一个女佣人。那个女佣人到武昌以后,过了几个月,说是过不惯,就先回老家了。此后,母亲在武昌就没有用女佣人。快往崇阳的时候,我听见父亲和母亲商议,说是否要带个女佣人,或是带个丫头。母亲都说不要。到崇阳以后,一算账,觉得照当时银子和铜钱的比价,县官的收入比以前至少要少三分之一。母亲觉得很紧张,就再不提佣人的事了。至于吃饭,父亲每天陪着我们的那位先生在花厅吃。照老家的规矩,教书先生的地位是很高的,每顿饭必须家里有一个主要人陪着吃。父亲照这个规矩,在衙门里把我们的先生作为上宾,不以一般的师爷相待。母亲带着我们在上房里吃饭。吃的是厨房的“例饭”,从没有叫添菜,加点心,更不用说有什么宴会了。有一次,父亲回上房晚了,觉得有点饿,叫厨房送点点心来。送来了一盘烧卖,父亲没有吃完,还剩下几个,母亲就分给我们这三个小孩子吃了,觉得很好吃。可是我们三个不敢向母亲要求,叫厨房送点心。上房的地面也很大,每天怎么样打扫,全家人的衣服,洗洗涮涮,缝缝补补,大概都是母亲一个人做了。她向来不叫我们做这些事,也不记得有人来帮忙。母亲对我们说,她刚来冯家的时候,管厨房,过了几天,有位上辈的人说,这个新媳妇很行,能置五顷地。又过几天,那位上辈人说,不对,不只五顷,能置十顷地。

到老家以后,诸事都安顿了,母亲第一件事就是安排我和景兰怎样上学。她和伯父、叔父说,友兰的父亲说,无论学什么学问,都需要先把中文底子打好。她主张还是请个先生到家,教我们打好中文底子。伯父、叔父都同意了。以后两年时间就在家里从先生读书,同学的有伯父的儿子五哥,还有几个表兄弟。头一年请了一个老年的先生,后来又换了一个年轻的先生。这位年轻的先生,是省里高等学堂的学生。他倒是教了我们一些比较新的东西,还教我们读黄宗羲的《明夷待访录》。可是后来他又上开封上学去了。经过这两年的经验,母亲对我们上学的问题又惶惑起来了。一则因为,要请到合适的先生真不容易。二则她想到,光叫我们在家里上学,没有一个资格,恐怕于我们前途有妨碍。说到资格,当时人的心中,还是以科举的资格为标准。无论什么资格,他都要把它折合为科举的资格,心里才落实。好像习惯于旧历的人,谈到新历的月日,他总首先要把它折合成旧历的月日,他才觉得心里清楚。按当时清朝所定的学校制度,在县城里设小学,在省城里设高等学堂,在北京设京师大学堂。学校分为这三级,恰好原来科举功名也有三级:县一级的功名是秀才,省一级的功名是举人,中央一级的功名是进士。成了进士,就算是登入仕途,可以做官了。把这两个三级折合起来,县里小学毕业就相当于秀才,省里高等学堂毕业就等于举人,在京师大学堂毕业就等于进士。有很多人推测,朝廷将来会把这三级的功名赏给这三级学校毕业的学生。实际上当时并没有这样规定,不过这样地传说,多数人认为这样做也合情理。传说纷纭,母亲心里也怀疑:如果光叫小孩在家念书,将来连一个秀才的功名也没有,那就很不好。说到秀才,母亲深深知道这个功名的分量。她常对我们说,你父亲听某一个名人说过,不希望子孙代代出翰林,只希望子孙代代有一个秀才。父亲解释说,这话很有道理。子孙代代出翰林,这是不可能的事。至于在子孙中代代有个秀才,这是可能的,而且是必要的。这表示你这一家的书香门第接下去了,可以称为“耕读传家”了。照封建社会的情况说,一个人成了秀才,虽然不是登入仕途,但是可以算是进入士林,成为斯文中人,就是说成为知识分子了。以后他在社会中就有一种特殊的地位。比如说,如果见了县官,一般老百姓要称县官为“大老爷”,自称“小的”。秀才见了县官则称“老父台”,自称“生员”。如果打官司,输了,对于一般老百姓,县官可以打屁股,但对于生员就不能打屁股。如果要责罚,也只能打手心,像先生责罚学生那样子。秀才是绅士的最低一级。绅士最低一级对于老百姓就算高高在上了。秀才有一种制服,叫“蓝衫”,是用绸子缝制的一种像大衣一样的衣服,穿上这种制服,就可以做一种事,叫“礼生”。人家有红白事的时候,都要行礼,要请四个秀才,站在礼堂两旁,高声赞礼。这个职业,倒是有很古的来源,所谓“儒”,就是这种人,一个人成了秀才,就成了“儒”的继承人。《论语》中有句话:汝为君子儒,毋为小人儒。这句话,我认为向来都不得其解。什么是“君子儒”?什么是“小人儒”?谁也说不清楚。照我们老家一带旧习惯,红白事所行的礼是很复杂的。除了“礼生”之外,还有一种人,这种人我们叫做“伺候客的”。哪家有红白事,就去,帮助伺候客。这种人对于那些烦琐礼节也很熟悉,他们也是有师父教的。在行礼的时候,他们就站在行礼的人的旁边。礼生赞一句礼,行礼的人往往还是不知所措,这就需要“伺候客的”在旁边作具体指导。应该跪的时候,他们就按他跪下去;应该“兴”的时候,他们就拉他站起来。我认为,这种人就是“小人儒”。因为他们懂得那些礼,所以也可以称为“儒”;但是他们的身份却是仆役的身份,所以称为“小人儒”。我认为,这是《论语》上那句话的确切解释。大概在奴隶社会中,相礼的人有贵族,也有奴隶。懂得礼仪的奴隶也可以帮助行礼的贵族应付行礼的场面。

话说得远了,再回到本题。县立的高等小学确实与以前的县学有相似之处。照明清两代的教育制度,每县都有一个县学。县学有两个官员,负责县学的事,一个叫“教谕”,一个叫“训导”,统称为老师。考秀才就是这个县学招生的入学考试。考上以后成为秀才,秀才是县学的学生的名称。从前称考上秀才为“进学”,进学也不是县官和老师所能决定,还得经过学台的复试,最后才能成为秀才,成为县学中的正式学生,所以他们见县官自称为“生员”。秀才之中有些称为“廪生”,每年可以得到一定的津贴,这就等于公费或奖学金。这种相似之处,使母亲怀疑,如果不上县立小学,将来是否可以得到与秀才相当的资格。恰好这年的暑假,县学招生了,伯父主张,叫他的儿子——我的五哥,同我和景兰去报名,母亲同意了。实际上在当时,因为请不来先生,我们在家里也无书可读。我没有应过以前考秀才的那种考试,这一次应考也算是得到一点类似的经验。考试由县官主持,他坐在大堂之上,旁边站着礼房的书吏,他用红笔在某人的名字上一点,礼房就叫这一个名字。他们大概受过专业训练,叫名字声音洪亮而清晰,下边被叫的这个人,答应一声:“有!”就走上去领卷子,到衙门里边指定的地方坐下,等着题目发下来,只考了一篇策论式的文章,就完卷了。过了几天,县官把取中的人都叫在一起,在大堂前面排队,县官在队伍面前走一趟。当他走到我跟前的时候说:“你的文章很好。”据说在以前考秀才的时候,县官这样地夸奖,是一种殊荣。我们进了学堂以后,我和五哥、景兰住在一间宿舍。学校虽小,学生的派头却相当大。当时学生的宿舍称为“斋”,斋里有伺候的人,称为“斋夫”,专给学生们倒茶送水。过了一个时候,消息传来,我们这一次入学考试,不知道有哪一点手续不合,省里不承认我们这一班。县官也没有办法,只得把我们这一班算是预科。我们这一班里,有不少人都已年过二十,可是还算高等小学的预科,等于初等小学,学生们很不满。议论了一番,也没有办法,只好上下去。我的堂兄四哥,已经在这个高等小学的最高一班,到年假就毕业了,可是也出了问题。当时的小学没有教科书,每门功课都由教员自己弄些材料,上堂讲,学生记,在黑板上写,学生抄。后来也弄来一架油印机,有些课用油印机把教材印出来,学生免得抄写,觉得很方便。可是省里又来了通知,说是在学生毕业的时候,学生们都得交上他们亲手抄写的教材,油印的教材不能承认,不承认就不能毕业。那些快要毕业的学生们,都慌了手脚,赶抄以前发的油印教材。日夜不停地抄。有的请人代抄。四哥还叫我抄了好几本。不过最后终于都毕业了。伯父就考虑四哥上开封升学的问题。我的堂兄大哥、二哥当时都已经在开封上学。大哥上的是优级师范,二哥上的是中州公学的法政专科。当时民间办的学校,一般称为“公学”。公学是相对于清政府的官办学校而言的。当时的老百姓对于清朝政府已经不信任,一般都认为,民间办的学校,都比官办的好。这个中州公学,确实是当时河南的一些比较进步的绅士所办的。它除了法政班之外,还设有中学班,中学班恰好在年假后招新生。高小毕业,或有同等学力的人,都可以报考。伯父决定叫四哥去报考。大哥、二哥向我母亲说,说我也应该去。母亲也同意了。

过了新年,大哥、二哥、四哥和我四个人,还有些别的同学,一同起身往开封。先坐马车到驻马店去坐火车。当时从北京到汉口的火车,夜间不走,从北京到汉口要走三天。第一天由北京走到彰德,就停下了。旅客们都要拖带着行李下车住旅馆,等第二天再上车继续前进。第二天,从彰德走到驻马店,又停下来,旅客们又折腾一番,到第三天才到汉口。彰德和驻马店,称为“宿站”,旅馆业都特别兴盛。驻马店本来是一个小集镇,忽然变成宿站,很快地发展起来。在我们去的时候,那些旅馆,都还是搭的席棚。我们到驻马店已经是下午四五点钟的时候,头一件事情就是到火车站去看火车,在火车站台上,忽然觉得似乎是地动山摇,只见火车头拉着列车,威风凛凛,差不多从南北两方,同时开进站来,当时觉得很壮观。火车停下以后,旅客们拖带着行李走出车站。车站门口,有各旅馆的接客伙计,手里拿着小旗,夹道呼喊,各报自己旅馆的名字。旅客们接到某一旅馆的小旗,就把行李交给那个伙计,交代以后,他就自由自在地走向旅馆,行李由伙计负责。第二天早晨,伙计又带着行李,送旅客上车,代旅客找好座位,把行李安置好,然后向旅客告别。服务很周到,态度也好。他们也没有学过“旅游学”,也没有受过外国旅游学专家的训练,他们都是土生土长的人,照着传统的旅馆业的规矩,就把事情办得很好。我们于第二天坐火车到开封。我们要投考的中州公学的中学班,设在开封南关外,据说是从前的一个书院。考试又分为初试和复试两次。我初试考了第二名,复试第一名。四哥和其他高小毕业的人都落在后边,当时我自己也有点惊奇。中州公学的监督是杨源懋,他的官衔是翰林院编修,在开封以绅士资格办中州公学。他不常到学校来,也没有和学生讲过话。不过所请的教员都是有比较进步的思想的人,据说有些人还是同盟会的人。当时我感觉,这个中州公学,好像是同盟会在河南的一个机关,因此学生们对于他都很敬佩。暑假回家。暑假过后再来,才知道杨源懋在暑假中病逝,同学们都很惋惜。在他的灵柩上火车回原籍的时候,全体学生都跟在灵柩后边,哭着送到车站。听见旁边过路的人说:这是谁?有这么些孝子!第二章 民国时期

暑假后不久,辛亥革命就开始了。武昌起义一举成功。清朝政府惊慌得不知所措,派陆军部尚书荫昌率新军前往镇压。荫昌带兵到了信阳,连湖北境也不敢进,就在信阳驻下了。整个中国都震动了。各省起义的消息每天都有,也不知道哪是真的,哪是假的。各学校的学生都纷纷回家,大哥、二哥说,我们也以回家为好,怕的是将来路不通,家里接济不到。当时我也不知道,是铁路真不通,还是大哥他们怕铁路不通。他们决定不坐火车了,在开封雇马车,顺着通铁路以前的大路回家。我倒很愿意这样走,因为想看看铁路通以前人们旅行的情况。从开封出发,走了一个上午,到了朱仙镇。原来旧日的大路有一定的站,每隔四十五里就是一站。一天规定走两站。走完两站,即使天色尚早,也不再走了。因为再走,就走不到下一站,那就要破站。照当时走路的规矩,无论冬夏,每天都是早上四五点钟出发,遇见有卖吃食的地方,随便吃一点作为早点,走到上午十一点左右,就到一站。坐车的人都下来吃午饭,车上也要喂牲口。这叫“打尖”。打尖以后再走四十五里,到下一站,无论天早天晚,都要住下。走路的规矩是每天都要起早走,宁可早一点到宿站住下,这叫做“赶早不赶晚”。每一个站都是一个县城或者大集镇,都有很多的旅店。车一进街,各旅店的伙计都跑出来截车,拉住马叫住他的店。赶车的人都有他们自己的熟店,都把车往他的熟店赶。车一进店门,停在大院里,赶车的把鞭子一扔,就不见了。有店家的伙计替他卸车,把牲口牵到槽边去喂。又有些伙计帮着坐车的人搬行李,送到房间里。这些客店一般都没有伙食,自有附近的小馆子派人来问饭,客人随便点菜点饭,吃完睡觉。第二天天不亮,店家的人就来打铺盖卷,搬行李上车,牵牲口套车。一切都齐备了,赶车的人才出现,拿起鞭子又上路了。我从小说上知道有这些情况,亲自经历一遍,觉得很有意思。车走到汝坟桥,住在一个店里,墙上都题满了诗。当时走路,最怕的是连阴天,路不能走,只能呆在旅店里,等候天晴。那种苦闷、焦急、无聊的心情,真是难以忍受。能够写字的人,大概都要在墙上写下几句,以为消遣。我听说我父亲在汝坟桥的一家店内,在墙上写了几首诗,当时很传诵,我就在我们这个店里墙上找,事有凑巧,他住的果然就是这家客店。我一找就找着了他的题壁诗,共有六首:记得新春话别时,临歧温存挽征衣:曾闻天上玉堂好,

莫为思侬愿早归。文场一战竟抛戈,知尔同声唤奈何!料得相逢应慰藉:

妾家薄命累郎多!苦教夫婿觅封侯,柳色青青怕上楼。谁料天涯仍落拓,

相逢莫问黑貂裘。珠玑才调锦年华,久别当知初念差。一掬临风相思泪,

而今应长海棠花。自注:己丑中试第九十二年来事事不如人,惯逐群仙步后尘。

名。才藻如卿堪第一,奈何偏现女儿身!萱堂辞罢感长征,晨馐夕膳代奉迎。归去慈帏仍健羡,

晓妆台下谢卿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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