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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曹顺庆,张放

出版社:四川大学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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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文文学评论(第二辑)

华文文学评论(第二辑)试读:

“香江才子”黄维樑先生研究专题

身证香江非沙漠——黄维樑博士文学成就与影响概说

张叹凤“小河弯弯向东流,流到香江去看一看,东方之珠,我的爱人……”这首凡有华人的地方皆能唱诵的名曲,虽不是黄维樑先生所创作,但曾为香港文艺家“祭酒”之一的黄维樑,可以说一生都在执行这样的精神使命,都在为“香江”——一座美丽的都市而讴歌。香江是香港的别称,传说港岛有山溪名为香江,港人饮如甘霖,以作指称,与当地紫荆花同为物华天宝之象征。香港经济繁荣,堪称“东方之珠”,过去商会盛名、犬马洋风,似盖过故国斯文,一度被人轻诮为“文化沙漠”。黄维樑博士曾力驳所谓“沙漠”之论,鸿文联翩,投枪之勇,颇见维护之情,他甚至不怕开罪名家、权威。而今事实说明,世界名校多所列矗岛上,而香港的文艺家(且不含影视歌星),文学方面“武”(武侠小说)如金庸、梁羽生、倪匡等人,“文”(纯文学:诗歌、散文、小说)如余光中(居港十年,创作盛期)、宋淇(林以亮)、思果(金耀基)、小思(卢玮銮)、梁锡华、陈之藩、潘铭燊、黄维樑、黄国彬等人,被研究界称为20世纪80年代前后的香港新界(中文大学为中心)“沙田文学群体”(余光中先生戏称其骨干为“沙田帮”);其他的“凌云健笔”如何达、司马长风、刘以鬯、董桥、刘绍铭、陶然等人,老一代的巨擘如曹聚仁、叶灵凤、钱穆、包天笑等人,乃至曾经年轻的畅销文学圣手如亦舒、李碧华、西茜凰、梁凤仪等人,都是怀珠衔玉,各有精彩,毋容抹杀,可资骄傲。余光中先生的长篇记人名文、妙文《沙田七友记》,维樑先生位居末席,这并不是因为他成就最微,只因他当年最年轻,少长有序,青青子矜,故最后花径掩门送客,非他莫属。他的成就或不可论最大,但坚持最长久——这个奖项,无疑可颁发给黄维樑博士,他二三十年来一直在“沙田”“战斗”,29岁即执教中文大学(其间曾任美国大学讲座教授),近年受邀执教台湾佛光大学、澳门大学、四川大学等名校,香港新界沙田仍是他的固定居所。即便云游天下讲学,仍“常回家看看”。余光中先生当年预测说:“维樑出身新亚中文系,复佐以西洋文学之修养,在出身外文复回归中文的一般比较文学学者之间,算是一个异数。他动笔既早,挥笔又勤,于文学批评不但能写,抑且敢言,假以时日,不难成为现代文坛一个有力的声音。”预测早成现实。1987年6月香港作家协会宣告成立,黄维樑荣膺主席。从讲师到高级讲师、教授,各项社会任职、文化活动主持人,他的名字无疑成为香港文化、文学的符号之一。他一生努力为之印证的香港并非文化沙漠,事实上早已得到华人世界的公认。2000年10月6日至9日,首届海内外学者“余光中暨香港沙田文学国际学术研讨会”在武汉华中师范大学举行,会上有七篇专题论文探讨黄维樑文学成就。沙田文学群体主要成员梁锡华也有一番结论:“他(指黄维樑)的文章理明辞达,且温润如玉,又情趣理趣兼备。他以往志在畅晓,之后渐进而多姿。近年来,从前少见的幽默感也摇曳着轻松的步履出场了。他抒情的时候,在某些散文中颇有清丽的诗意,但他毕竟是批评家多于作家,用力之勤在前者,他推崇中国的刘勰,西方的新批评学派和原型论。他又致力推动当代文化,多方策划香港文学的推广与研究。他在五人(按指沙田作家群几位骨干)之中,是对外‘发射’最多最亮的一位。”堪为允当之论、精辟之见。

本文下面采取夹叙夹议的手法,分片择要介绍与探析黄维樑博士的文学成就与事业路径。一、“港仔”书致泰斗夏志清,一生未改初衷

黄维樑未忘祖地,不论何时皆署“广东澄海人”。他生于1947年,1955年随家人迁港定居,小学、中学、大学教育皆接受于香港。虽不生于斯,却是长于斯,他算得上一个真正的“港仔”。他1969年毕业于新亚书院(中大成员书院之一)中文系,副修英文,获一级荣誉学士学位(在海外为本科学士中成绩最优异者所得的学位)。同年赴美留学,先后获俄克拉荷马州立大学新闻传播学硕士与俄亥俄州立大学文学博士学位,29岁学成归港,任教于母校,其间曾任美国威斯康星大学东亚语文系客座副教授以及美国默士达学院客席讲座教授。大半生定居香江,饮水思源,致力文教,且扎根中文系,成为中大校园“地标”风景之一。他1969年(22岁)写给海外汉学泰斗夏志清的信,1977年夏在为黄的处女集《中国诗学纵横论》作序时还将当年第一封信翻找出来,保存完好且摘引入序文:

晩今夏毕业于香港中文大学新亚书院中国文学系,获一级荣誉学士学位。……晩自幼酷爱中国文学,嗜好写作。……喜中国文学中小说戏剧部分,对现代中国文学之发展,尤其关注。深感文学批评为时下中国文坛殷切之需,颇有意从事此道。曾用心研读《文心雕龙》,又涉猎中西文学评论之专著多种。

当时夏志清的《中国现代小说史》《中国古典小说导论》等英文著述出版,轰动西方汉学界,声名如日中天。一名大学毕业生写去的求教信,夏保存完好,可见慧眼识珠、善擢英才。而黄维樑的信雅隽清聪,见得功夫。其时他22岁,于今66岁,其兴趣爱好,仍然一如当初。梁锡华对他的形容“温润如玉”,于今更是玉汝于成,光亮稳重,奏告大雅。

毫无疑问,黄维樑属于早慧的青年,属于中西兼学的渊博学者,亦是“不薄今人爱古人”的器量雅士。他虽然满腹西学,出口成章(英文经典),但“中学为体”。他用心研究、坚持(魂牵梦绕)的还是古之《文心雕龙》、诗学、文论、杜甫、李商隐等,今之钱锺书、余光中、郑愁予、白先勇、黄国彬等,乃至四川的文学家流沙河等(古今之间的五四文学亦为其研究重点),他都情有独钟,可称“中西新旧交汇”(这也是他新近出版文集的书名),土洋不捐,有述有评,有独到的见地与建构(长于中西文学比较研究)。这也许是他家教雅训(父亲黄应亮先生曾为他的散文集《大学小品》封扉题写书名)以及新亚书院钱穆弟子的本色与熏陶(他所热爱的《文心雕龙》所谓“体性”“风骨”是也)。当然,更多的还是他对文学的处子般的情怀,那一份热诚,那一份天真,那一份善良,始终不改其志。古人有“抱朴守恒”“赤子”一说可以形容。他在《大学小品》(1985年,系其主持“沙田文学丛书”之一)一书的自序中曾说:“‘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为学的宗旨与做人的宗旨都在这里了。英国19世纪狄士瑞利(BenjaminDisraeli)则说:‘大学应该是光明、自由、学问之地。’吸引我一入学海二十年而不悔也不倦的,正因为大学具有这样的品质。”这是他一生立足大学校园的宗旨,也是他致力文学教研以及文学创作,推动与普及文化的用心所在。“《文心雕龙》说的‘照辞如镜’‘平理若衡’,是我治学为文的座右铭。”过去了二十年又二十年,黄维樑,仍然是那个“温润如玉”“平理若衡”的黄维樑;夏志清、余光中等前辈抽屉中保存完好的旧书信,仍然可取出做他的“镜鉴”与体裁。以下一段他近年吐露的心声与妙语,生动刻画出一位学者、一位文学家的风貌与品性、智慧:“老”版面世时我30岁,在香港教书,仍属青年,岁月像中大校园的草木一样青葱;“中”版出现时我处中年,仍在香港;“年青”版发行时我已头发染霜,即将甚或已踏入老年(我却美其名为“华年”)了。刘勰大概三十五六岁时写成《文心雕龙》,而华年的我仍研读这本中华文论的经典。其实这是学术界的平常事:不久前辞世的周汝昌先生,耄耋之年仍研究《红楼梦》;诗翁余光中先生,年逾80,还翻译26岁就去世的济慈的诗。经典值得皓首穷力去钻研。……希望我的学术生命依然年轻,或仰望昆仑,或平视西山,仍然低吟《秋兴》,高诵史诗;并希望老中青高明的读者,都赐我教益。

这就是黄维樑,一位真正意义上“永葆青春”的文学工作者。二、奠定学术地位的长篇“少作”

黄维樑诚系文学评论家,长于批评,亦长于晶莹剔透、理趣盎然的书斋小品的创作。其在学术研究方面,则是发轫与收获极早。他尚未博士毕业,就已连续刊发数万言一篇的长论,旁征博引,学识渊博,兼及中西新旧,辩机异常丰满,完全超出其年龄资历,至今仍能引起海内外学坛的惊奇、重视与佳评。他的成名作要数写于1974年底的《艾略特与中国现代诗学》,发表于台北名刊《幼狮文艺》(1975),后收入柯庆明主编《1975年中国文学批评年选》。他推崇艾略特(T.S.Eliot)为“英美诗坛的一代宗师”、西方现代诗学的祭酒,对中国五四以后特别是台湾地区现代诗运动,产生了直接的影响与关联。在这篇长文中,他除了理论的梳理(如对“意象”概念的辨析、主张“意之象”的另类翻译等),更结合实际,分析了台湾夏济安、余光中、叶维廉、杜国清、颜元叔等人对艾略特的译介与借鉴,更早溯及大陆曹葆华20世纪30年代前期的重要翻译,以充分的理由与坚实的论据链接(中英文皆引自原文原版),呈现了“艾略特已在台湾现代诗坛留下巨硕的身影,辅助中国现代批评家写成了一页重要的诗学史”。这篇论文也让夏志清击节赞赏,被认为系“畅论”之作,并认为他的学术路线即“师承T.S.艾略特而属于‘新批评’这一派的”。事实如此,至今黄维樑仍然走此道路即重视文学作品本身价值(排除外部干扰与喧夺),深察体认其内涵,并“借用西洋批评来诠释我国固有的诗学传统”。真正令其成名并让海内外学坛刮目相看的论文要数《王国维<人间词话>新论》这一篇幅达六七万言的长论。这篇论文带有驳论性质,展现了年轻的黄维樑“敢言”的气质,也体现他作为一位卓有成就的文学评论家一贯不肯苟同的学术风格。这篇论文仍写于其博士生期间(1975),论文也是分三期连载于台北的《幼狮月刊》。论文针对王国维“境界”说几十年来的“神坛”地位,详细梳理了“境界”这一词源,指出其只是王沿袭旧说并加以演绎,《人间词话》虽具有个性,但仍不免前后矛盾、破绽百出,不过是一部夹杂于新旧之间、体系不全的传统诗话而已,尚不足以坐镇神坛。论文的发表引起学界强烈反响,褒贬皆有之,置疑之声于今不息。黄维樑自己对此有说法:“其实,我只是认为几十年来,大家太过褒崇《人间词话》了,把它高高放在中国文学批评典籍这个书架的顶格,我要把《人间词话》向下移一两格,以示公道。”学术自然不摈争鸣,关键是持之有据。依笔者的看法,王国维文艺理论方面重要的代表作是《红楼梦评论》, 《人间词话》位其次。王国维重要的贡献并非“境界”说,而是他将西方的悲剧观念(特别是叔本华、尼采学说)运用于我国文学加以阐说,推陈出新,这确实令当时人耳目一新且颇有同感。换句话说,王国维的文艺多少有西方近现代色彩的理论(架构、轮廓、平台)支撑,而此前的诗学家大多没有或罕有,故任由传统与时光的波涛淹没遗忘。不知这种想法能否获维樑先生认可?这方面他已是专家权威。我们感觉有趣的是,王国维写作的文艺理论著作,多系三十岁前作品,而研究与批评他的黄维樑,当时也只二十多岁(结集出版时29岁),不同时代的两位学者,隔着时空喊话,为青年的发愤努力,真的做出了一个榜样。

1977年黄维樑出版了他的第一本学术专集《中国诗学纵横论》(台北洪范书店),收入长篇论文三篇(除上篇之外,有《诗话词话和印象式批评》《中国诗学史上的言外之意说》),皆系他在美攻博之“少作”,这三篇青春治学(激情澎湃、辞严意丰)的心血结晶,奠定了黄氏的学术地位,或许亦成为他能毕业即赴任母校中大教席的雄厚资本。夏志清当年曾劝年轻的黄维樑学位论文选题宜以小驭大省气力(选一二部书专攻即可),勿自讨苦吃,结果呢,“我当时虽一番好意,实在低估了维樑弟的诗学造诣和英文写作能力”。黄维樑22岁前就熟读了《文心雕龙》与中西经典著作多种,写学位论文涉及中国历代诗话、词话超过21种,其一生对艾略特、弗莱、韦勒克等英美大师念念不忘,路线是中西文学比较研究。黄维樑如果不算早慧并卓尔有才,余者恐难枚举。大陆学者因客观原因虽晩见到他的“少作”,其赞扬也有代表性,如称其:“……更为精彩……并与现代诗歌美学思潮进行汇通。从选题、研究方法到理论视野……都是极有水平之作。”古人有“悔其少作”的说法,而真正的饱满沉实之力作,多是经得起时间和世事沧桑的检验的。这正如上面黄维樑所列举的济慈等人的“少作”,我国自古青年英才留名丹青之作也不胜枚举,文学家如王勃、李贺、徐志摩、梁遇春等人,俯拾即是。三、“精雕龙”与“精制瓮”

对近世名著《人间词话》“不敢恭维”,但对公元5世纪后期(梁代)人刘勰写成的《文心雕龙》,黄维樑则顶礼膜拜(常梦见刘勰), “从少年到白头”,无论天涯海角,怀璧行囊,行吟有加,向未改其志。除《以<文心雕龙>为基础建构中国文学理论体系》《东方文论的龙头:<文心雕龙>与文学研究》等代表性论文外,最近他还有一部“龙学”专著即将面世,令学界同仁翘首期盼。1988年,“龙学”泰斗四川大学杨明照教授80大寿,海内外《文心雕龙》专家及杨门弟子聚集成都,祝寿兼“龙学”研讨,黄维樑发表了一篇精心架构的论文,展示了他渊博而独具慧眼的学识与情采。他在这篇名为《精雕龙与精制瓮——刘勰和“新批评家”》的论文前,有趣地按语道:“1988年龙学之会,群贤毕至,少长咸集。笔者叨陪末席,初识了几位心仪甚久的龙学前辈。其中一位是‘龙伯’杨明照教授。杨先生年近八旬,身壮力健,温雅中不掩豪迈之气。年轻的曹顺庆追随左右,‘晩有弟子传芬芳’,杨先生有这样一位‘龙的传人’,自感心怀喜悦’。”这篇“寿文”既见对学术前辈的景仰之情、对学术同仁的惺惺相惜,亦表现出他自己作为“新批评家”对文本的重视,可谓精雕细刻,着意发掘其胜义。论文篇幅较长,向有海外学人兼及中西的特色。他列举了西方新批评派的布鲁克斯、泰特等人的经典学说,尤对布氏名文《精制瓫:诗结构的研究》详加阐述,笔锋一转,印证其与《文心雕龙》精神方法正相契合。近年他多次强调《文心雕龙》“六观”之说,颇可运用于文学批评实践,是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最好范式。在他另外的“龙学”论文如《现代实际批评的雏形——<文心雕龙·辨骚>今读》《<文心雕龙>“六观说”和文学作品的评析》《<文心雕龙>与西方文学理论》等文中,都递相发微,指出《文心雕龙》“是中国最好也应是世界一流的”“体大虑周”之巨构。黄氏于龙学方面的贡献是将《文心雕龙》这部古代集大成的文论名著与西方古今文学批评流派学说观点等纵横比较,揭橥刘勰的先见之明与睿智之功。即如其论《文心雕龙》与新批评:“刘勰的时代距今已一千多年,而新批评到了80年代也早已不新了。然而,刘勰和诸新批评家的主张,特别是他们对艺术性(包括对结构)的肯定,是不会过时的。……韦礼克(按又译韦勒克)一定同意刘勰‘外文绮交,内义脉注’之说;好的作品,是一个精制瓮,是一条精雕龙。”学问沿新,贵在有创见,视野宏大,自圆其说,且理趣盎然,黄维樑做到了。他将才情与学术对接,实现了文学、文章浑然一体的审美效果。而他的行文历来都不枯燥,即便是思理严密、考据繁多的长篇论文,也自有一气呵成之畅,洋溢或暗合着《文心雕龙》所谓“神思”“情采”……四、扬杜而不抑李

作为西方新批评派的中华学人,黄维樑对故国的文学在理论方面推崇刘勰。而在文学创作方面,他最心仪者是谁呢?简言之,今人余光中,古人杜甫,这二位堪称他一生的“莫逆之交”。他与余光中的交情更早,他念大学时代即以“游之夏”的笔名撰文评论余光中诗文,后余至港讲学(1969),他与爱好余氏的十多位文友又去酒店拜访(详见余光中《沙田七友记》),以后的几十年竟因缘文字成莫逆之交。在中文大学同事教书,他可说是“入室弟子”,堪称亦师亦友,正如梁锡华所说:“论到与余氏的相交之深,任何人都比不上黄维樑。因为他早在60年代念大学时第一次接触余氏作品之后已倾心倾意。”古人中黄维樑最尊杜甫,这大概一缘于他“明明德”“亲民”的人生价值观,以及比较沉稳的性格,二即在于特别重视文学结构与精雕细刻(锤炼)的新批评审美取向。而且如前所述,他的信仰从年轻时候至今几无改变,可称“守身如玉”、始终如一。这在朋友中也是“周知”,如:“黄维樑在古典诗人中,最尊杜甫。屈原、李商隐、苏轼也在喜爱之列。”1986年黄氏写成的《唐诗的现代意义》,也是一篇气势酣畅的长论,从内容到形式,分析唐诗层出不穷的新意与无与伦比的精美,从而得出“这种忠于艺术的精神,比现代主义者早出现了十多个世纪”的结论。就中充实的依据与典型列举,即为杜甫以及李贺、李商隐等。他还有《春的悦豫和秋的阴沉——试用佛莱“基型论”观点析杜甫<客至>与<登高>》一篇长论,也是新批评案研文本、领略精神的方式方法,将西方现代的“基型论”用于杜诗研究,仿佛洋奶与山泉,水乳亦颇能交融,真的揭示了“古今一梦”“东西同理”的原理。对杜甫《秋兴八首》的评论与身心沐浴般的喜悦,更如珠落玉泻,撒落在他的各种行文著作里。文辞精美、气势磅礴的《秋兴八首》深得他的欢心,我想最主要还是郁积诗中的悲剧意识与幻灭气息,而这在黄氏的文学审美中,卓荦强调。而这正是西方现代哲学包括新批评文学比较共通的认知(从亚里士多德、文艺复兴以来的宏大与悲壮的审美认知)。在《伟大和卑劣》一篇短文中,黄氏提出了伟大的标准:“反映时代社会的真实,探索深沉而永恒的人性,有悲天悯人之心,具民胞物与之怀,视野宏大,气魄雄伟,文字炉火纯青,技巧高明超卓,使人读来有登高望远、境界独辟之感,这样的作品是伟大的。……《红楼梦》……杜甫——也是伟大的作家。”中外名作名家中,他于本国仅举了《红楼梦》与杜甫。其圭臬之高判严格,可见一斑。他推崇杜甫,由于性格与欣赏的角度,却也不轻易贬低李白,在他的诗学长文中,每有涉及,如《沧浪诗话》中形容李杜“金支鸟擘海,香象渡河”,称为“形象语”。不过他的著述确少有相关列举。总括他的著作与平常的交流,除上述涉及社会人生话题之外,他同意并强调诗是象征的,是暗示的观点(引用西蒙斯译马拉美名言:“直说即破坏,暗示才是创造”),而李白在此方面似乎太直白太露了些。

关于李杜的抑扬,历史上争论久矣,公案多矣,“仁者见仁,智者见智”,“口之于味,有同嗜焉”,却也有异趣。黄氏推崇杜甫,自是黄氏的审美与自由,亦是他的学问条理。读者颇能理解。在黄氏执教中大时的长篇论文(也许当初是用作教案)《文学的四大技巧》中,列举文学手法,绪言用“寻找文学的月桂”为题目,结语则题用“碧梧栖老凤凰枝”,其实这也巧妙契合了李杜诗意。黄氏未曾强调他喜欢李白,但李白的浪漫唯美、想落天外、放言无忌等特色,仍然潜在于他的文学欣赏与汲取中,如他对余光中的激赏就多有类此方面(浪漫主义)的影响。再如他颇多的“FamiliarEssay”(如有思辨、驳论、幽默、辛辣意味的行文小品等)亦颇见挥洒性情、不拘一格之豪放。五、身证香江非沙漠

黄维樑是学者型的作家,除了大量的学术专著和论文集外,他在香港也早以美文理趣小品以及文学普及类读物、杂文著名,他亦是香港各大报刊文艺栏目的常见作者、专栏作家(尤以20世纪八九十年代为盛)。他先后有《中国文学纵横论》和《突然,一朵莲花》《大学小品》《香港文学三探》(分为三部:初探、再探、三探)、《清通与多姿——中文语法修辞论集》《怎样读新诗》《古诗今读》《期待文学强人:大陆台湾香港文学评论集》《中国现代文学导读》《中西新旧的交汇》等,另有主编(其中以“沙田文学丛书”最有影响)与编集的大量文化丛书,堪称著作等身。放下洋博士、大教授身段,走出象牙塔红墙内,更多介入社会生活(多有社会批判)、大众文化、社会公益事业,联络同仁,奖掖后进,黄维樑能参与发起并曾领衔香港作家协会,绝非偶然。诚如在2000年湖北武汉专题研讨会上朱寿桐先生的感触:“黄维樑既长于在春晖清音、良玉生烟的古雅情趣中畅抒艳羡的文思,又善能在崇楼巨厦、名车通衢的现代文明中倾吐礼赞的心曲,更令人击节称奇的是他能将这两者融为一体,以风雅的古意看取现代的新景,在古趣盎然中向现代文明奉献出一颗健壮的文心。”“健壮的文心”一说可称传神写照,这也是余光中20世纪70年代“七友记”中对年轻黄氏的期许(“健康的影响”),他没有辜负夏、余等前辈巨擘。现在虽然已自称“华年”,但黄维樑的健影,仍然见于两岸学坛、讲座,他曾奋力“为香港文化辩护”(《不在沙漠的鸵鸟》《又有人说香港没有文化》《香港文学展颜》《香港有文化,香港人不堕落》等檄文、杂文)的执拗与赤子之心,传为佳话,亦影响至今。他散文随笔总的特质、风貌即理趣、雅隽与“亢言直谏”(敢言)。在真理面前,他选择宁可牺牲利害关系与温情脉脉(如批驳一些海内外文学名宿的言论),这也许是自刘勰、杜甫以来的一贯的“书生气”。

黄维樑一生执教向学,“桃李春风一杯酒”,学生遍布海内外。现浙江大学教授江弱水是黄门高足,2010年出版《古典诗的现代性》专著,或系受其师名著《唐诗的现代意义》等文启发而成,别有洞见与增益。弟子请序,黄氏认真(一丝不苟,仍如同在教室),表扬激励之余,竟抛出许多问题,引发弟子辩论,师生的“代沟”“对攻”,纸墨淋漓,并载于书杪,颇为客观呈现,亦是一桩学术砥砺、彰显个性、自由的美谈。而去年江弱水与他自己的门生收检业师早年行述,不辞手民之工,将之誊印刊世,成《从<文心雕龙>到<人间词话>》“黄著”一部,亦是学坛佳话,颇有益于后学、同好。“六六大顺”之“华年”,与老前辈相比,黄维樑先生尚称富余,一生致力于文教、文论事业,游艺经典,关注创新,力持香港并非所谓“文化沙漠”的主张,这不仅有港岛历史悠久、宏丰饱满、锐意创新的创作实绩作为论点论据坚强支撑,且黄先生本人与其贡献,也算是文化见证、收获之一。传说中的香江澄澈甘洌,脉通长江黄河,有着潜注的巨大动力,生生不息,拥抱大海。黄维樑先生——身兼学者与作家的香江名士,亦如同精神财富的一名卫士,值得我们持续关注与研究。2013年9月5日于成都霜天老屋,9月15日增润,9月21日三改。附:后记

这篇论文用了差不多整个暑假的空闲时间,原因一则精力似不如前,炎暑之中,常感疲惫;二则颇有敬畏,对于评论一位学者型的著名作家,似感自己学力不逮。每想动笔,结果还是将黄氏的著作看了又看。而他的论文,往往是长论,动辄数万言,体系绵密周章,一旦看上,就不能中辍,非得努力抵达他的学识堂奥不可。而其间的才、识、趣自然也是诱因。

黄维樑先生学兼中西,为人正如文中所引述形容的“温润如玉”,他给我最深的印象,就是其才识仪景始终如一,保留着一颗文学的童心。他大量评论中涉及的当代作家,许多都半途改道或投笔了,而他仍在文学的道路上歌唱、前进。还好,他一生崇拜的刘勰、杜甫等人,终不会改行消遁,时可入梦来。虽然从奉献二十多年的香港中文大学转赴他处高校任教,但他仍旧是香港文学、学术界的一道风景线与标杆。这是他等身著作的“桃李不言”。

我与维樑先生的结识很早,但见面很晩。20世纪90年代初我即读到他不少妙文,又购到一部他的《香港文学初探》,用于教学参考,颇有便利。1995年初夏曹师顺庆先生去香港中交大学讲学交流,我得知便请捎去拙著一部,并书信一封,表达敬仰。曹师返回,即将黄先生一部《大学小品》转赠我。今天我还记得时间,其实全靠书的扉页上黄氏留下的墨宝,那一手清隽如凤鸟的行文。至今他仍是习惯不将字迹径书于页面上,而是以粘贴柠檬色“纸飞”于上面书写的习惯,他写给我:张放先生:

谢谢惠赐大著及大函。缘悭一面。想将来弟必有请益之机会也。祝暑安黄维樑九五.六.二十八

字是繁体字,从右到左竖行,一如港台版本,可见古风犹然。这以后有没有与他通信记不得了。忽忽十多年过去,之间据说他几次来我校讲学交流,我疏野不才,未得窥见门径,更未尽片寸地主之谊,实惭愧如也。直到去年春他来我校“985”讲坛,我适过其门,到另一个教室去授课,获知信息,立即“挥师东进”,将全班研究生移置东边他授课教室听授。我端坐首排,全程记录,课后上前与之握手言欢,他对我似早已淡忘了。不要紧,我另约时间去其下榻之九眼桥畔宾馆拜访,品茗谈学两小时,如坐春风。席间将我疑惑的一个问题,即杜诗欣赏“拥鼻微吟”作何解释提出来,这可难不倒他,得他粲然一笑,虽是温言细语,却是旁征博引(主要用《文心雕龙》)来解释,我恍然大悟,真的有如释家的醍醐灌顶呢。归去的途中,不禁吟诗一首,专记此行晤谈:

与黄维樑先生谈杜诗二小时得益快慰步归有感

锦水居处论杜诗,春风曾拂杜子颜。

草堂写意快我学,秋兴八首追天然。

拥鼻微吟得破解,龙学注杜色香全。

归途犹思高论妙,不觉去杜已千年。

诗是颇伧俗的,谈不上工律,但真实记录了黄先生当时留给我的清新感受。这以后时电子邮件有向他请益。今年春先生再来履职“985”讲座教席,我即受任临时“主持”,课余陪同、导游,驾车去了本地洛带古镇,坐在客家人的吊脚楼上品茗,与几位研究生一道,听了三小时他有趣的“龙门阵”,堪称“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吧。

论文是学习的心得,也是听黄教授授课的一份作业。先生虽年长我十岁,但颜如冠玉,体能矫健,思维敏捷。我这个“老学生”,怕是要遭到他的狠狠“修理”。若是,则引为幸勉。“持之以恒”,请让我们充分领略文学与学人的风采。2013.9.15(本文作者工作单位:四川大学文学与新闻学院中文系。E-mail:Zhangf@scu.edu.cn)附黄维樑先生手迹:

余光中的“文心雕龙”——黄维樑四川大学演讲录

黄维樑

文学批评理论主要回答三个问题:所析评的作品写的是什么?是怎样写的?作品的优劣高下评价如何?无论是西方文论还是中国文论,都是探讨这些问题。风行全球的20世纪西方文论,离不开这些。19世纪及以前的中西文学理论,应用之,可回答上述的问题。古代的中外理论有其恒久性、普遍性。

余光中是值得我们研究的大作家。余光中于1928年出生于南京,祖籍福建永春,在四川生活过七八年。1950年到台湾,创作不辍,诗名文名渐显,至20世纪60年代奠基其文坛地位,后来且被称为“文坛祭酒”。川大的张叹凤教授在《古典情怀的现代重构》一文中,认为余光中可称为台湾现代的小李白或小杜甫。余光中手握五色之笔:用紫色笔来写诗,用金色笔来写散文,用黑色笔来写评论,用红色笔来编辑文学作品,用蓝色笔来翻译。数十年来,作品量多质优,影响深远;其诗风文采,构成20世纪中华文学史的璀璨篇页。

我将讲座的题目定为《余光中的“文心雕龙”》,主要原因是:一、选择《文心雕龙》是由于它是中国古代最杰出的文论著作,流传至今,具有普遍性、恒久性和系统性。当代的龙学学者很多,川大的杨明照和曹顺庆教授都是,他们也极为推崇此书。二、选择余光中,则因为他杰出的诗歌与散文创作,他手执“五色笔”,年轻时曾在四川生活了七八年。用《文心雕龙》分析余光中的作品,因为它可帮助我们发现余光中作品的特色和成就。古代文论在当今的文学研究中依旧能派上用场。

近年来深感于许多中华学者研析文学时,唯后殖民等理论马首是瞻,成为“后学者”,忘记了自身所在的东方有一条龙——一千五百年前刘勰所撰的《文心雕龙》;于是我尝试通过中西的比较,阐述《文心雕龙》的理论,并应用于实际批评,希望使雕龙成为飞龙。余光中的诗心文心仿佛与《文心雕龙》相呼应。《情采》篇说“圣贤书辞,总称文章,非采而何”,可见文采的重要。余氏情采兼备,而“采”使“情”得以传之久远。“光中”就是光彩夺目的中文,他笔下总是奇比妙喻如龙飞凤翔。其《逍遥游》《登楼赋》《咦呵西部》诸篇写中西文化、异国风光,抒发昂扬的意志,或“太息啊不乐”(diaspora)情怀;作者向中西文学传统吸取营养,而锐意铸造新词汇新句法,正是《辨骚》篇说的“取镕经意”“自铸伟辞”。其散文创作号称“余体”,他为中国现代散文艺术开创了新境界。《文心雕龙》的《镕裁》《章句》《附会》诸篇,是“结构”主义[这个可不是20世纪中叶流行一时的“结构主义”(structuralism)]的宣言。刘勰强调作品“首尾周密”“体必鳞次”的组织、秩序之美,这正是余氏《民歌》《珍珠项链》《控诉一支烟囱》和其他诗作谋篇的特色。像余氏新诗脉络清晰、明朗可读而意蕴丰富的,求诸60年代的台湾现代诗、80年代的大陆朦胧诗,极为罕见。当然,余氏的诗歌管领风骚,其成就绝不止于结构圆美。《原道》篇认为文学的功用在于“经纬区宇”“炳耀仁孝”(治理国家,使道德伦理获得宣扬)。余氏诗文有感时忧国之思,对世道人心常有讽喻,有儒家精神。余光中在文学的其他方面也很有贡献。总的来说,他的风格包括《文心雕龙·体性》所说的八个种类。《体性》篇把文学风格分为八类:壮丽、典雅、远奥、精约、显附、繁缛、新奇、轻靡。批评家对余氏作品虽有《知音》篇所论的仁智之见,其崇高地位则广获肯定。《总术》篇说美文佳章“视之则锦绘,听之则丝簧,味之则甘腴,佩之则芬芳”,视、听、味、佩等感官笔触俱用,正道出余氏诗文的丰美。如果用《风骨》篇来形容,那么,一生系乎“文心”、以“雕龙”为志业的余光中,“藻耀而高翔,固文笔之鸣凤也”。

下面我们用《文心雕龙》的理论来评论余光中的作品,兼采古今中外的其他若干文学批评观点。我不是狭隘的民族主义者,独尊《文心雕龙》而排斥其他。我兼采西方的文学理论,用的是一种中西合璧的方法。先读他的《逍遥游》(1964年)片段:

脚下是,不快乐的Post-Confucian的时代。凤凰不至,麒麟绝迹,龙只是观光事业的商标。八佾在龙山寺凄凉地舞着。圣裔饕餮着国家的俸禄。龙种流落在海外。诗经蟹行成英文。……这里已是中国的至南,雁阵惊寒,也不越浅浅的海峡。雁阵向衡山南下。逃亡潮冲击着香港。留学生向东北飞,成群的孔雀向东北飞,向新大陆。一种候鸟只去不回。……

怒而飞,其翼若垂天之云,搏扶摇而上者九万里,喷射机在云上滑雪,多逍遥的游行!

曾经,我们也是泱泱的上国,万邦来朝,皓首的苏武典多少属国。长安矗第八世纪的纽约,西来的驼队,风沙的软蹄踏大汉的红尘。曾何几时,五陵少年竟亦洗碟子,端菜盘,背负摩天大楼沉重的阴影。而那些长安的丽人,不去长堤,便深陷书城之中,将自己的青春编进洋装书的目录。

这篇写的是台湾青年去美国留学的情形,充满感慨。开头的“飞”“垂天”用的是一种雄浑、壮丽的文体。“壮丽”是《文心雕龙·体性》的第一体,“雄浑”是西方朗介纳斯(Longinus)说的sublime风格。“长安”“踏大汉的红尘”有典雅色彩。“五陵少年竟亦洗碟子,端菜盘,背负摩天大楼沉重的阴影”,长安的丽人“将自己的青春编进洋装书的目录”,写的是一些留学生的经历。20世纪60年代起台湾的青年留学美国之风极盛,留学生文学应运而兴。80年代开始,喷射机载负另一批五陵少年和长安丽人从西安、上海、北京到美国,而且更为壮观。他们中有些人同样端盘、洗碟,背负着摩天大楼沉重的阴影,不见天日。到美国的女留学生则深陷书城,将自己的青春编进洋装书的目录。他们在美国留学学的是会计、图书馆学等专业,毕业即可找到工作。这些枯燥的工作,美国青年多不愿意做,台湾青年却去做。这里写的有一种后殖民的“离散”现象,可用相关的理论加以分析。余光中以诗为文,普通读者觉得“将自己的青春编进洋装书的目录”镌句新妙;谙于文学理论的人,自然可以谈谈这类句子的“陌生化”(defamilarization)效果,或者《文心雕龙·体性》说的“新奇”性。这一段接下来说“成群的孔雀向东北飞,向新大陆。有一种候鸟只去不回”。留学生向往美国,“孔雀东北飞”使人联想到“孔雀东南飞”;这是《文心雕龙》说的用典,其妙趣可见。余光中不快乐,他的“逍遥游”其实不逍遥。

以下是《登楼赋》(1966年)的片段:

你走在异国的街上,每一张脸都吸引着你,但是你一张也没有记住。在人口最稠的曼哈顿,你立在十字街口,说,纽约啊纽约我来了,但纽约的表情毫无变化,没有任何人真正看见你来了。……纽约有成千的高架桥、水桥和陆桥,但没有一座能沟通相隔数英寸的两个寂寞。……终于到了三十四街。昂起头,目光辛苦地企图攀上帝国大厦,又跌了下来。

写的是作者在美国最大的城市纽约所感觉到的寂寞,有一种存在主义(existentialism)式的困惑。“两个寂寞”中,寂寞被当成名词用,且人格化了;“目光辛苦地企图攀上帝国大厦,又跌了下来”用拟人法,有“陌生化”效果,有“新奇”性。《文心雕龙》有《练字》篇,认为作家要善于用字;《章句》篇更说“句之清英,字不妄也”。“攀”和“跌”两个动词是练出来的。

在《咦呵西部》(1966年):

咦呵西部,多辽阔的名字。一过米苏里河,所有的车辆全撒起野来,奔成嗜风沙的豹群。直而且宽而且平的超级国道,莫遮拦地伸向地平线,引诱人超速、超车。大伙儿施展出七十五、八十英里的全速。霎霎眼,几条豹子已经窜向前面,首尾相衔,正抖擞精神在超重吨卡车的犀牛队。我们的白豹追上去,猛烈地扑食公路。远处的风景向两侧闪避。近处的风景,躲不及的,反而挡风玻璃迎面泼过来,溅你一脸的草香和绿。

余光中写异国风光和文化,写两种文化的交汇,他在现代汉语文学中是个健将;《逍遥游》《登楼赋》《咦呵西部》是这方面的作品。《咦呵西部》中写开车,写现代科技催生的文学,别具一格。写草香,说“溅你一脸”,而不是由你去闻。文中“豹群”“犀牛队”“扑食公路”是比喻的手法。亚里士多德说,创造比喻是天才的标志,这里彰显了比喻大师的本色。豹子“窜向前面”,白豹“猛烈地扑食公路”, “远处的风景向两侧闪避。近处的风景,躲不及的,反而挡风玻璃迎面泼过来,溅你一脸的草香和绿”,充满动感,具阳刚之气,用了大量的夸饰,作者有如《文心雕龙》说的“自铸伟词”。

再来看《高速公路的联想》(1977年):

奇妙的方向盘,转动时世界便绕着你转动,静止时,公路边平直如一条分发线。前面的风景为你剖开,后面的背景呢,便在反光镜中缩成微小,更微小的幻影。时速上了七十里,反光镜中分向的白虚线便疾射而去如空战是机枪连闪的子弹。万水千山,记忆里,漫漫的长途远征全被魔幻的反光镜收了进去,再也不放出来了。挡风玻璃是一望无餍的窗子,光景不息,视域无限,油门大开时,直线的超级大道变成一条巨长的拉链,拉开前面的远景蜃楼摩天绝壁拔地倏忽都削面而逝成为车尾的背景被拉链又拉拢。

这篇文章写的也是高速公路驾车的经验,引文中最后两句是长句,使得形式配合内容,形容高速公路行车的快速节奏。《文心雕龙》:“诗人比兴,触物圆览,物虽吴越,合则肝胆。”意思是诗人观察万物,对万物有透彻的认识,胡越二地虽然很远,但只要你有眼光创新,写得妥帖,就会如肝胆相照那样亲密。

又如《听听那冷雨》(1974年):

湿湿的流光,灰而温柔,迎光则微明,背光则幽暗,对于视觉,是一种低沉的安慰。至于雨敲在鳞鳞千瓣的瓦上,由远而近,轻轻重重轻轻,夹着一股股的细流沿瓦槽与屋檐潺潺泻下,各种敲击音与滑音密织成网,谁的千指百指在按摩耳轮。“下雨了”,温柔的灰美人来了,她冰冰的纤手在屋顶拂弄着无数的黑键啊灰键,把晌午一下子奏成了黄昏。

台北是个盆地,多雨,余光中写在台北听雨,也写在其他地方听雨。听雨时想起各种往事。我们试从上面说的“视听味佩”四种感官出发来评析:“湿湿的”是触觉,“流光”是视觉,“温柔”也是一种触觉。“黑键啊灰键,把晌午一下子奏成了黄昏”则视觉听觉兼之。叠字造成绵绵不绝的感觉,如“轻轻重重轻轻”“潺潺”。用文字描写声音是很难的,韩愈、白居易等有著名的佳例。余光中这里运用的是通感手法。雨的颜色灰灰白白,诗人想象丰富,说雨是灰美人,弹着白键黑键。古今中外的诗文离不开通感,19世纪浪漫主义非常重视这种技巧,莫言的小说也用了很多感官交集的写法。余氏这里用了比喻、拟人、通感,想象力丰富。想象力的一个表征是创造比喻,屈原的《离骚》运用了大量的比喻,很多文学家都是比喻大师,李白、苏东坡、钱锺书等都是。《文心雕龙》中的《比兴》篇专论比喻。下面是《飞鹅山顶》(1985年)的一段:

香港的地形千褶百皱,不可收拾。蟠蟠而来的山势,高者如拔,重者如压,瘦者欲削,陡者欲倒,那种目无天地的意气,令人吃惊。这是一个没有地平线的海港。天地之间只有一弯弯不规则的曲线,任何美学都插不了手。那一层套一层的淡紫浅青,起起落落,参参错错,一直交叠到边境。许多令人迷乱的曲线,怎么得了。山色是千古不解的围局,无论哪一个方向有了缺口,立刻有更多的青山从远处围来,务必不让这翠环中断。

余光中在香港住了十年,写香港的作品很多。他如何描写香港这位“情人”呢?“高者如拔,重者如压,瘦者欲削,陡者欲倒”,十六个字就把不同的山势摹状了,十分“精约”。“精约”是《文心雕龙》所说八体中的一体。

简要地析评了余光中的散文后,我们继续用《文心雕龙》理论探讨其诗歌。余光中的诗题材广泛,写妻子、家人、朋友,写屈原、杜甫(如年前为成都一活动而写的《草堂祭杜甫》)等,写古今的艺术家、政治人物,以至天文地理,无所不包。我在今天的讲述中不选他的乡愁诗,《乡愁》大家太熟悉了。他对《乡愁》之流行又喜又忧,说它是张大名片,把他诗歌的整个面目遮盖掉。下面先看他的《民歌》(1971年):

传说北方有一首民歌

只有那黄河的肺活量能歌唱

从青海到黄海

风 也听见

沙 也听见

如果黄河冻成了冰河

还有长江最最母性的鼻音

从高原到平原

鱼 也听见

龙 也听见

如果长江冻成了冰河

还有我,还有我的红海在呼啸

从早潮到晩潮

醒 也听见

梦 也听见

有一天我的血也结冰

还有你的血他的血在合唱

从A型到O型

哭 也听见

笑 也听见

著名作家流沙河对《民歌》曾有精到的评析。他说:“红海喻血液在体内,象趣迷人。”在《文心雕龙》的《镕裁》《章句》《附会》诸篇中,刘勰强调“首尾周密”“体必鳞次”的组织、秩序之美,这正是《民歌》和余氏其他许多诗作谋篇的特色。《民歌》中的“鱼也听见/龙也听见”显示的是作者镕铸文辞的功力。杜甫晩年在长江之畔写《秋兴》八首,有“鱼龙寂寞秋江冷,故国平居有所思”之句。余氏的鱼龙等语,默默用典,善读诗者沿波讨源,可上溯至老杜感时忧国的诗心。《文心雕龙·事类》论用典,开宗明义即说:“事类者,盖文章之外,据事以类义,援古以证今者也。”读者应能领略这里与《秋兴》古今互涉的文学趣味;有西方文论知识的,应该看得出这里的文本互涉(intertextuality)。再看《寻李白》(1970年)的片段:

酒入豪肠,七分酿成了月光

剩下的三分啸成剑气

绣口一吐,就半个盛唐

李元洛等人深爱这几行,李氏曾默背整首长长的《寻李白》。李白是剑侠,当然更是大诗人。韩愈说“李杜文章在,光焰万丈长”,李白是半个盛唐。月光则是李白的一个重要“符号”(所谓sign)。这几行是《文心雕龙·隐秀》说的“秀”句;“秀也者,篇中之独拔者也”。以下是《唐马》(1977年):

骁腾腾兀自屹立那神驹

刷动双耳,惊诧似远闻一千多年前

居庸关外的风沙,每到春天

青青犹念边草,月明秦时

关峙汉代,而风声无穷是大唐的雄风

自古驿道尽头吹来,长鬃在风里飘动

旌旗在风里招,多少英雄

泼剌剌四蹄过处泼剌剌

千蹄踏万蹄蹴扰扰中原的尘土

叩,寂寞古神州,成一面巨鼓

青史野史鞍上镫上的故事

无非你引颈仰天一悲嘶

寥落江湖的蹄印。皆逝矣

未随豪杰俱逝的你是

失群一孤骏,失落在玻璃柜里

软绵绵那绿绸垫子垫在你蹄下

一方小草原驰不起战尘

看修鬣短尾,怒齿复瞋目

暖黄冷绿的三彩釉身

纵边警再起,壮士一声唿哨

你岂能踢破这透明的梦境

玻璃碎纷纷,突围而去?

仍穹庐苍苍,四野茫茫

觱篥无声,五单于都已沉睡

沉睡了,眈眈的弓弩手射雕手

穷边上熊觊狼觎早换了新敌

毡冒压眉,碧眼在暗中窥

黑龙江对岸一排排重机枪手

筋骨不朽雄赳赳千里的骅骝

是谁的魔指冥冥一施蛊

缩你成如此精巧的宠物

公开的幽禁里,任人亲狎又玩赏

浑不闻隔音的博物馆门外

芳草衬蹄,循环的跑道上

你轩昂的龙裔一圈圈在追逐

胡骑与羌兵?不,银杯与银盾

只为看台上,你昔日骑士的子子孙孙

患得患失,壁上观一排排坐定

不谙骑术,只诵马经

余光中写香港的博物馆中的唐三彩以及附近的跑马场。他想象这些马在汉、唐时如何保卫家国,如今却失落在玻璃柜里,任人亲狎又玩赏,这表现了汉、唐雄风的失落。“黑龙江对岸一排排重机枪手”指珍宝岛事件。说赛马的马追逐银杯与银盾,赌马的人只诵“马经”,不谙马术,显然用了反讽的手法。余光中诗文呈现的感时忧国之思,与刘勰的经世致用文学观吻合。《文心雕龙·原道》中论文学的功用在于“经纬区宇”“炳耀仁孝”。《控诉一支烟囱》(1986年)也是“入世”的诗:

用那样蛮不讲理的姿态

翘向南部明媚的青空

一口又一口,肆无忌惮

对着原是纯洁的风景

像一个流氓对着女童

喷吐你满肚子不堪的脏话

你破坏朝霞和晚云的名誉

把太阳挡在毛玻璃的外边

有时,还装出戒烟的样子

却躲在,哼,夜色的暗处

向我噩梦的窗口,偷偷地吞吐

你听吧,麻雀都被迫搬了家

风在哮喘,树在咳嗽

而你这毒瘾深重的大烟客啊

仍那样目中无人,不肯罢手

还随意掸着烟屑,把整个城市

当做你私有的一只烟灰碟

假装看不见一百三十万张

——不,两百六十万张肺叶

被你熏成了黑恹恹的蝴蝶

在碟里蠕蠕地爬动,半开半闭

看不见,那许多朦朦的眼瞳

正绝望地仰向

连风筝都透不过气来的灰空

这是一首环保诗,发表后引起很大的回响,对高雄市改善空气质量有积极的影响。它声讨污染,是“顺美匡恶”(《文心雕龙·明诗》)中的“匡恶”;它有“经纬区宇”的实际作用。技巧方面,此诗擅用比兴,一仍余氏本色。把《文心雕龙·总术》说的“视之则锦绘”“佩之则芬芳”反过来说,就是“视之则灰黑”“佩(闻)之则哮喘、咳嗽”。形象性极强。再看《苍茫时刻》(1998年):

温柔的黄昏啊唯美的黄昏

当所有的眼睛都向西凝神

看落日在海葬之前

用满天壮丽的霞光

像男高音为歌剧收场

向我们这世界说再见

即使防波堤伸得再长

也挽留不了满海的余光

更无法叫住孤独的货船

莫在这苍茫的时刻出港《文心雕龙·明诗》说:“人禀七情,应物斯感,感物吟志,莫非自然。”这首诗正是感于落日这个景物而抒发情怀。《文心雕龙·总术》的“视之则锦绘,听之则丝簧”,一视觉一听觉;诗中“满天壮丽的霞光”是视觉,“男高音为歌剧收场”是听觉,视听交感,正是通感(synaesthesia)手法。古今很多人写落日黄昏,“挽留不了”落日是古意,“海葬”“男高音为歌剧收场”则是余氏的“自铸伟辞”。我做报告的时间有限,快要收场了(“男高音为歌剧收场”?),下面举最后一首诗《珍珠项链》(1986年):

滚散在回忆的每一个角落

半辈子多珍贵的日子

以为再也拾不拢来的了

却被那珠宝店的女孩子

用一只蓝磁的盘子

带笑地托来我面前,问道

十八寸的这一条,合不合意?

就这样,三十年的岁月成串了

一年还不到一寸,好贵的时光啊

每一粒都含着银灰的晶莹

温润而饱满,就像有幸

跟你同享的每一个日子

每一粒,晴天的露珠

每一粒,阴天的雨珠

分手的日子,每一粒

牵挂在心头的念珠

串成有始有终的这一条项链

依依地靠在你心口

全凭这贯穿日月

十八寸长的一线姻缘

诗人和妻子范我存女士结婚三十周年,为了纪念这个日子,他买了珍珠项链送给太太,还写实地写了这首诗,且在亚洲、美洲多地亲自朗诵它。听众中的多个妇女,听后对余太太既羡且妒。《文心雕龙·征圣》说美文佳篇“衔华而佩实”“情信而辞巧”,三十年的婚姻深情是其“实”其“情”;凝练的“露珠”“雨珠”“念珠”以三珠比喻夫妻的生活感情,以及其他造句谋篇的可赏之处,是其“华”其“巧”。

除诗歌和散文外,余光中还有其他三支彩笔。以下是他黑色笔文学评论的一些摘录:【1】诗和散文并不是截然相反的东西。散文是一切文体之根:小说、戏剧、批评,甚至哲学、历史等等,都脱离不了散文。诗是一切文体之花,意象和音调之美能赋一切文体以气韵;它的音乐、绘画、舞蹈、雕塑等等艺术达到高潮时呼之欲出的那种感觉。散文,是一切作家的身份证。诗,是一切艺术的入场券。——《缪思的左右手》【2】想象是诗人的炼金术。可以把现实炼成境界。想象如水,使现实之光折射成趣。想象如面粉,使经验的酵母得以发挥。观察止于理性的边境,想象则举翼飞了过去。想象是诗人天赋自由之权利,如果自己不滥用,误用,则虽暴君与审查官也不能横加剥夺。——《青青边愁,想象之真》【3】(余光中精湛于中英文学,兼采两个传统的长处,融合于作品之中。以下是余夫子自述)无论我的诗是写于海岛或是半岛或是新大陆,其中必有一主题是托根在那片后土,必有一基调是与滚滚的长江同一节奏,这汹涌澎湃,从厦门的少做到高雄的晚作,从未断绝。从我笔尖潺潺泻出的蓝墨水,远以汨罗江为其上游。在民族诗歌的接力赛中,我手里这一棒是远从李白和苏轼的那头传过来的,上面似乎还留有他们的掌温,可不能在我手中落地。……不过另一方面,无论在主题、诗体或是句法上诗艺之中又贯串着一股外来的支流,时起时伏,交错于主流之间,或推波助澜,或反客为主。

我出身于外文系,又教了二十年英诗,从莎士比亚到丁尼生,从叶慈到佛洛斯特,那“抑扬五步格”的节奏,那倒装或穿插的句法,弥尔顿的功架,华兹华斯的旷远,济慈的精致,惠特曼的浩然,早已渗入了我的感性,尤其是听觉的深处。(余光中《先我而飞》,刊于上海《文汇报》1997年8月10日。)

他用散文的笔法写文学评论,文采飞扬。近年有学者提倡“娱思”(to entertain an idea)的文学评论书写,把个人的文学见解生动活泼地用散文笔触写出来。其实这种写法早就有了,钱锺书这样写,余光中发扬光大了这种写法。

由于时间关系,我无法对余光中的更多作品加以阐释,他的蓝色笔(翻译)和红色笔(编辑)更无触及。余光中这位大诗人、大散文家也是位“劳模”,到现在八十五岁高龄了,仍笔耕不辍。他的作品容易找到,大家可进一步阅读。《余光中的“文心雕龙”》就讲到这里,欢迎同学们提出问题和意见。问题与回答:

1.问:众所周知,余光中是一位传统与现代相结合的诗人。如黄教授您所列举的作品,很多都还是有用典,取古典意象、词汇融于作品中。然而,当代出现的许多更为激烈突破传统的一些文学家、文学流派,如先锋派、马原……他们的作品是否也能用古代文论来阐释呢?

答:文学作品除了主题、题材之外,始终关乎修辞学、技巧高低等这些基本问题。《文心雕龙》和中国其他古代文论都有相关的阐释,有的零星,有的系统,都有精到的见解。像先锋派的很多修辞手法,不就可以用“新奇”等概念来阐释么?20世纪西方出现了许多文论,新批评、结构主义、解构主义、后殖民主义等等,其中牵涉到的一些理论,看来是中国古代文论所没有的。不要紧,我通过《文心雕龙》建立起来的“情采通变文论体系”,可把这些西方理论吸收进去。中国有“新奇”“比兴”,西方20世纪有“陌生化”,这些都是共通的。中国古代没有后殖民主义、女性主义文论,这些我们尽可“拿来”,放到“情采通变文论体系”里面。一部文学作品,其基本点都离不开思维和形象。如何评价文学作品的成就,中国古代文论与西方古代文论有相通的原则。就像昨日我在本校题为“锦上添花”的讲座上所说的,中国(和西方)古代文论已经是锦缎,西方20世纪文论只不过是其上的“添花”而已。(黄维樑校读本文时补充:川大曹顺庆教授等主编的《中外文论史》四大卷,对“锦缎”之丰美,有详赡的述论。)

2.问:余光中先生曾评论过戴望舒,对他的诗歌予以全盘否定,说他的诗歌是二三流的作品。想问一下黄教授,您怎么看待这一评论?

答:光中先生认为戴望舒的一些作品水分太多,含金量不足。早期的成名作《雨巷》,在音调上确比新月派的诗多一些曲折,叶绍钧许为新诗音节的一个新纪元。但从较高的角度来看,《雨巷》不能算是一流的诗。光中先生是站在整个中国文学史(其中有屈原、李白、杜甫、苏轼等诗人)的角度来评价戴望舒的。此外,余先生并没有如这位同学说的,全盘否定戴望舒的诗歌。请细读余氏的相关文章。

3.问:黄教授,您好!您提到余光中的五色笔,“用紫色笔来写诗,用金色的笔来写散文,用黑色笔来写评论,用红色笔来编辑文学作品,用蓝色笔来翻译”。是因为颜色本身的特性和余光中的文学活动具有相似性吗?比如紫色一般被认为是高贵神秘而又略带忧郁的色彩,这和余光中的诗歌是同构的。我可以这样理解吗?还是有其他更深刻的寓意?

答:诗是余先生的最爱,从《舟子的悲歌》到《梦与地理》,他先后出版过十多本诗集。他的诗篇融汇传统与现代、中国与西方,题材广阔,情思深邃,风格屡变,技巧多姿,明朗而耐读,他可戴中国现代诗的高贵桂冠而无愧。紫色有高贵尊崇的象征意涵,所以说他用紫色笔来写诗。余教授的散文集,从《左手的缪思》到《隔水呼渡》,共十多本,享誉文苑,长销不衰。他的散文,别具风格,尤其是青壮年时期的作品,如《逍遥游》《望乡的牧神》诸卷篇章,气魄雄奇,色彩绚丽,白话、文言、西化体交融,号称“余体”。他因此有了美名,也赚到了可观的润笔。所以说,光中先生用金色笔来写散文。文学评论出于余先生的另一支笔。在《分水岭上》《从徐霞客到梵谷》等书和其他文章里,他的评论出入古今,有古典主义的明晰说理,有浪漫主义的丰盈意象,解释有度,褒贬有据,于剖情析采之际,力求公正,效黑面包公之判断。光中先生用黑色笔来写评论。余教授又是位资深的编辑。《蓝星》《文星》《现代文学》诸杂志以及《中华现代文学大系》《我的心在天安门》等选集,其内容都由他的朱砂笔圈点而成。他选文时既有标准,又能有容乃大,结果是为文坛建树了一座座醒目的丰碑。他批阅学生作业,尤其严谨。光中先生用红色笔来编辑文学作品。第五支,是余教授的译笔。这支健笔挥动了六十年,成品丰富无比。他“中译英”过中国的现代诗,也“英译中”过英美的诗歌、小说以至戏剧。他教翻译,做翻译奖评判,主张要译原意,不一定要译原文。他力陈恶性西化的翻译体文字之弊,做清通多姿汉语的守护天使。在色彩的象征中,蓝色有信实和忠贞的寓意。光中先生用蓝色笔来翻译。五色之中,金、紫最为辉煌。他上承中国文学传统,旁采西洋艺术,于新诗、散文的贡献,近于杜甫之博大与创新,有如韩潮苏海的集成与开拓。(本记录稿经讲演者黄维樑教授审阅)(记录、整理者:四川大学文学与新闻学院李颖瑜、夏锦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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