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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郑明武

出版社: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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伟大篇章:国民经济第一个五年计划提前完成

伟大篇章:国民经济第一个五年计划提前完成试读:

前言

自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至今,新中同已走过了60年的风雨历程。历史是一面镜子,我们可以从多视角、多侧面对其进行解读。然而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那就是,半个多世纪以来,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中国的政治、经济、军事、外交、文化、教育、科技、社会、民生等领域,都发生了深刻的变化,中国人民站起来了,中华民族已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

60年是短暂的,但这60年带给中国的却是极不平凡的。60年的神州大地经历了沧桑巨变。从开国大典到60年同庆盛典,从经济战线上的三大战役到经济总量居世界第三位,从对农业、手工业、资本主义工商业的三大改造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基本确立,从宜将剩勇追穷寇到建立了强大的国防军,从废除一切不平等条约到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从“双百”方针到体制改革后的文化事业欣欣向荣,从扫除文盲到实施科教兴国战略建设新型国家,从翻身解放到实现小康社会,凡此种种,中罔人民在每个领域无不留下发展的足迹,写就不朽的诗篇。

60年的时间在历史的长河中可谓沧海一粟。其间究竟发生了些什么,怎样发生的,过程怎样,结果如何,却非人人都清楚知道的。对此,亲身经历者或可鲜活如昨,但对后来者来说却可能只是一个概念,对某段历史的记忆影像或不存在或是模糊的。基于此,为了让年轻人,特别是青少年永远铭记共和国这段不朽的历史,我们推出了这套《共和国故事》。《共和国故事》虽为故事,但却与戏说无关,我们不过是想借助通俗、富于感染力的文字记录这段历史。这套500册的丛书汇集了在共和国历史上具有深刻影响的500个蘑大历史事件。在丛书的谋篇布局上,我们尽量选取各个时代具有代表性的或深具普遍意义的若干事件加以叙述,使其能反映共和国发展的全景和脉络。为了使题目的设置不至于因大而空,我们着眼于每一重大历史事件的缘起、过程、结局、时间、地点、人物等,抓住点滴和些许小事,力求通透。

历史是复杂的,事态的发展因素也是多方面的。由于叙述者的视角、文化构成不同,对事件的认知或有不足,但这不会影响我们对整个历史事件的判断和思考,至于它能否清晰地表达出我们编辑这套书的本意,那只能交给读者去评判了。

这套丛书可谓是一部书写红色记忆的读物,它对于了解共和国的历史、中国共产党的英明领导和中国人民的伟大实践都是不可或缺的。同时,这套丛书又是一套普及性读物,既针对重点阅读人群,也适宜在全民中推广。相信它必将在我国开展的全民阅读活动中发挥大的作用,成为装备中小学图书馆、农家书屋、社区书屋、机关及企事业单位职上图书室、连队图书室等的重点选择对象。

编者2010年1月

一、“一五”计划的实施

●斯大林问毛泽东:“你这次远道而来,不能空手回去,咱们要不要搞个什么东西?”

●计委的同志对毛泽东说:“主席,一个月时间太紧,压力很大,能否再宽限几天?”

●周恩来想了想,谨慎地说:“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很难办成这件事,尤其是在制造喷气式飞机方面。要掌握飞机生产技术最早也得5年以后,而要掌握发动机制造技术也得3年以后。”

中央决定实施“一五”计划

1954年10月,金秋的广州,依然烈日炎炎,大街小巷里,广州市民还在穿着短袖,挥舞着扇子来驱赶炎热。

然而,就在此时,党和国家领导人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正在广州聚会,积极协商着一件对于新生的人民共和国非常重要的大事。

原来,毛泽东等人此时正在审议由陈云、李富春主持的,经过反复讨论修改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发展国民经济的第一个五年计划草案(初稿)》。

当时,李富春还被邀请同往广州,以备咨询。朱德、陈云、邓小平留在北京主持中央日常政务。

对此文件的审议,毛泽东等党和国家领导人非常重视,短短的一份文件,居然用一个月的时间来审议。而在此时中国百废待兴,每一个领导人都是事务在身,而此次居然能在日理万机中抽出一个月时间审议此文件,可见此文件的重要性。

其实,此文件早在3年前就开始了编制。

那还是在1951年2月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毛泽东向大会作《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要点》,在此报告中,毛泽东明确提出了:三年准备十年计划经济建设的思想。

根据这次会议的精神,中央财经委员会于这年春,提出了五年计划的初步设想,这就是后来被称为“一五”计划编制的最初尝试。

2月,周恩来提议,中央成立“一五”计划编制小组,由周恩来、陈云、薄一波、李富春、聂荣臻、宋劭文组成领导小组。

不久,在陈云的组织领导下,中财委即试编出了一个五年计划的粗略纲要,这也是我国第一个五年计划的首次编制。

由于当时资料不全,战争还在进行,全国经济建设的大局也还未稳定下来,特别是还未能征得苏联的援助,因此,这个计划纲要只能是一个试验,还不能作为正式的计划。

1952年8月初,在周恩来的亲自参与下,“一五”计划的第二稿编制成功。

这个计划送到中央后,经过讨论,中央政治局认为,可以将这个计划带到苏联征求意见,并作为向苏联提出援助的基本根据。

8月下旬,以周恩来为团长,陈云、李富春为副团长的中国政府代表团,应邀前往莫斯科,与苏联政府商谈援助中国第一个五年计划建设的问题。

在访苏期间,代表团以1952年中财委拟出的关于第一个五年计划中重要的工业建设项目草案为依据,向苏联政府提出商谈。

9月3日,斯大林与周恩来举行第二次会谈。整个会见几乎都在讨论中苏两国经济关系,也就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发展和苏联在这方面给予援助的问题。

会谈一开始,就从五年计划问题谈起。

斯大林说:“我们看了你们的五年建设计划。你们确定了20%的年增长率。这一增长率对工业是不是有些紧张,或者在20%年增长率的情况下再留些余地?”

9月中旬,斯大林再次会见周恩来、陈云和李富春等同志,就援助中国的“一五”计划问题,斯大林谈了意见:

经过第一个五年计划,中国应当能够制造汽车、飞机、军舰。

中国工业的发展速度一定很快,但是做计划应留有余地,要有后备。

苏联对中国的援助,价格便宜,技术也是头等的。

周恩来、陈云从苏联回国后,立即把在苏联会谈的情况,向中共中央作了汇报。

当时,“一五”计划中的很多项目都要借助苏联的援助,因此,听到苏联的建议后,中国“一五”计划的编制有了一个大致的方向。

1953年初,鉴于1952年8月编制的《五年计划轮廓草案》材料根据仍有不足,尤其对各个经济部门和各个年度互相配合方面,以及5年基本建设投资在各个部门的分配方面,都需要进行调整。

因此,中财委会同国家计委、中央各部及各大区,在大量搜集资料的基础上,对原计划做了进一步修改和充实。

这是“一五”计划的第三稿。

4月4日,苏共中央政治局委员米高扬在苏联,约留在苏联的中国代表李富春谈话。

米高扬说,中国的“一五”计划苏共中央看过了,经济专家也仔细地、精心地研究过。他代表苏共中央向李富春通报苏共中央、苏联国家计划委员会和经济专家的意见。米高扬的意见包括中国一五期间的发展速度、培养专家、加强勘探等多方面。

苏联当时已取得比较丰富的社会主义建设的经验,而我国却刚刚开始编制中长期计划,缺乏经验,他们提出的意见无疑是有益的。

9月15日,李富春回国后,在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第二十六次会议上,李富春就我国第一个五年计划及与苏联政府商谈的结果作了汇报。

1954年4月,根据工作的需要,中央决定调整领导编制“一五”计划工作的班子,成立了由陈云为组长的8人小组。

于是,“一五”计划的第五次编制又开始了。

这一次,毛泽东给国家计委立下了军令状,要求他们从2月15日起,一个月内交卷,拿出初稿,然后由陈云领导的小组迅速定稿。

当时,计委的同志感到时间太紧,压力很大,就向毛泽东请求延长一些时间,毛泽东只给了5天的宽限,要求3月20日必须拿出初稿。

会后,各部和计委根据陈云的指示,迅速展开工作,并按预定的时间及时向陈云提供了所需的材料。

接到计委和各部提供的材料后,陈云自己也组织了一个小组,这个小组由他和张奎、梅行、周太和、邱纯甫5人组成。

5个人昼夜兼程,开了14次会,用了15天的时间,将这些材料进行了归纳、整理,并于4月初最后拿出了《五年计划纲要(初稿)》。

这一初稿于4月15日印好后,送到毛泽东手里。当天,毛泽东审阅了这一初稿。他审阅得十分认真,逐行逐句圈点,作了许多批注,并批转刘少奇、周恩来、彭真、邓小平审阅。

6月30日,陈云向中央汇报了计划编制情况,并特别强调:“我们编制计划的经验很少,资料也不足,所以计划带有控制数字的性质,需要边做边改。”

8月,8人小组审议国家计委提出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发展国民经济的第一个五年计划草案(初稿)》,为此,8人小组连续举行了17次会议,对草案逐章逐节地进行了讨论和修改。

于是,到了10月,毛泽东、周恩来等人,便在广州对这个“一五”计划的方案进行了审议。

此次审议结束后,陈云等人对此稿进行了一定的修改,1955年3月中旬,新中国发展国民经济的第一个五年计划终于正式编出。

1955年7月5日至7月30日,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在北京召开。

在会上,国务院副总理、国家计划委员会主任李富春作了《关于发展国民经济第一个五年计划的报告》。

经代表讨论,会议最终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发展国民经济的第一个五年计划(1953-1957)》。并发出《关于发展国民经济的第一个五年计划的决议》。《决议》内容如下:

这个计划所规定的方针、任务和政策都是正确的,投资比例和各项指标都是切合实际的和合理的。这个计划的实现,将为我国社会主义建设和社会主义改造的事业奠定良好的初步的基础,从而促进国家的富强和人民的幸福。

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发展国民经济的第一个五年计划,并同意李富春副总理关于发展国民经济的第一个五年计划的报告。

责成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和各级国家机关,采取有效的措施,并督促全体工作人员依靠群众,努力工作,保证按期完成和超额完成五年计划和各个年度计划。

各级国家机关和全国人民必须继续发扬艰苦奋斗、克服困难的精神,努力增产,厉行节约,消除各种浪费人力、物力和财力的现象,特别是基本建设方面,在保证生产性工程和技术性工程的进度和质量的条件下,应该比五年计划所规定的节约方案更进一步地节约投资和各项费用。

……

至此,历时4年之久、5易其稿的“一五”计划的编制工作胜利结束。“一五”计划,反映了全国人民迫切要求改变我国贫穷落后的面貌,建设繁荣昌盛的社会主义新中国的共同愿望。

苏联援助中国一五建设

1953年1月1日,新年的第一天,党和政府通过《人民日报》发表元旦社论《迎接1953年的伟大任务》,文章庄严宣告:

我国经济恢复时期已经结束,今年将开始执行国家建设的第一个五年计划。

从此,全党和全国人民把自己的注意力转移到了社会主义工业化建设的任务上来,兴高采烈地投入到新中国大规模、有计划的经济建设事业之中。

第一个五年计划最终编制完成是在1955年,而“一五”计划的开始时间却是1953年,这在当时是有特殊原因的。

原来,在我们这样的大国,初次编制五年计划,缺乏必要的经验,地质资源情况也掌握不清,国民经济中的多种经济成分并存更增加了计划工作的复杂性。

由于上述原因,我们只能一面建设,一面编制计划。

在一五建设中,中国之所以能取得如此大的成就与苏联的帮助是分不开的。

早在1949年底至1950年初,毛泽东第一次访问苏联时,苏方就提出帮助中国的意愿。

当时,斯大林就曾主动询问毛泽东:“你这次远道而来,不能空手回去,咱们要不要搞个什么东西?”

毛泽东以他特有的哲理和幽默,回答说:“恐怕是要经过双方协商搞个什么东西,这个东西应该是既好看,又好吃。”

其后不久,朝鲜战争爆发,中国共产党和政府毅然决定派出志愿军赴朝作战,抗美援朝,保家卫国。这样,中苏关系进一步加强了,斯大林再次主动提出要给中国以物质的援助。

1952年8月20日,周恩来与斯大林举行会谈,这也是中方代表团访苏后的第一次中苏正式会谈。

0会谈开始后,斯大林首先表达了苏方对中国的感谢,斯大林认真地说:“我们应当感谢中国人民正在进行的正义斗争,对中国方面的巨大援助还在于中国向我们提供了橡胶。所以,我们要感谢中国。”

周恩来谦虚地说:“很遗憾,中国对苏联的援助是不够的。”

斯大林接着说:“你们取得政权晚了,晚了30多年。”

随后,周恩来就151个工业企业的设计与施工,向中华人民共和国派苏联专家,苏联培养中国经济、技术、科研等部门所需人才等事项,向斯大林提出了请求。

周恩来说:“以前派往中国的苏联专家做了大量工作,尤其在培养中国工人干部和专家方面。”

为此,周恩来请求苏联扩大人才方面的援助,请求苏方,挖掘潜力再向中国派800名苏联专家,并允许中国政府派中国青年前往苏联学校学习,派中国实习生前往苏联工业企业实习。

周恩来还请求通过提供技术资料给予中华人民共和国科技援助。

斯大林听后,很爽快地答应了满足中方提出的这些请求。

至于帮助中华人民共和国培养人才一事,斯大林强调指出:“此事至关重要。如果中国有了自己的人才,中国就将站住脚。”

在会谈中,当谈及有关五年国防计划的问题时,周恩来说:他在准备材料,并将送交有关这一问题的书面报告。同时,周恩来还表示希望得到军事装备。

斯大林问周恩来:“是指提供现成的武器,还是军工厂设备?”

周恩来回答:“现在是指提供现成的武器。”

同时,周恩来还提出:关于60个师的装备已有协定,还想讨论海军方面的供应问题,并询问能不能得到飞机方面的什么援助?

斯大林听后,很感兴趣地问道:“中国政府是不是打算建立飞机厂?”

周恩来想了想,谨慎地说:“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很难办成这件事,尤其是在制造喷气式飞机方面。要掌握飞机生产技术最早也得5年以后,而要掌握发动机制造技术也得3年以后。”

斯大林听了周恩来的解释后,提议说:“苏联可以向中国提供飞机发动机和其他配件,而中国可自行筹建这种飞机装配厂,人才可从中得到培养。然后可把飞机装配厂改造成飞机制造厂。我们走过的就是这样一条路子。中国的同志也适合选择这样一条路。应当先建一、两座发动机组装厂,我们可以提供飞机发动机等配件。飞机在中国装配。波兰、捷克斯洛伐克和匈牙利就是这样做的。应当筹办这件事。装配厂建成后,过3年可再建飞机制造厂。这是一条最便捷、最正确的途径。”

9月3号,周恩来和斯大林又举行了第二次会谈。

这次会谈还涉及借助苏联方面的财政、技术援助,建立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工业企业问题。

在会谈中,周恩来说:“初步拟定建设151个工厂,而航空工业企业、坦克制造和船舶制造企业除外。现在已将151个工厂压缩为147个工厂。虽说这些企业不仅为民用,而且也为军需服务,但不是军工企业。”

斯大林略微沉思了一下,说:“通常我们很少建新企业,而是竭力扩建老企业。这比较经济。战争时期我们把飞机修理厂改造成飞机制造厂,把汽车制造厂改造成坦克制造厂。我们扩大了企业的业务范围——由各企业制造零部件,然后组装。这种办法中国应当试试。这比建专业工厂容易。”

在谈到中国偿还在中苏贸易中,中国方面欠下苏联方面的债务问题时,周恩来说:“偿还债务有3种办法:扩大中国对苏联的出口;用外币清偿债务;接受苏联新贷款。”

周恩来问斯大林:“上述弥补中苏贸易差额的办法中哪种最可取?”

斯大林听后哈哈大笑,并爽快地回答:“也许3种办法均可以采用。”

对此,斯大林明确表示说:“美元最好,因为英镑流通范围有限,关于港元,我必须征询苏联财政部的意见。”

斯大林又说:“苏联非常需要铅、钨、锡、锑。希望增加这方面的供应。我们还可以购买苏联能在别国购买的柠檬、橙子、菠萝。”

周恩来随后提出苏联新贷款问题。

他说: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希望得到40亿卢布的苏联贷款,其中8亿卢布用于偿付提供的工业设备,1亿卢布用于安排天然橡胶的生产,而其余的贷款打算用于偿付中国人民解放军60个师的装备和海军的供货。

斯大林说:“款是要贷的,但究竟贷多少,要经过计算。我们不可能贷40亿。”

周恩来说:“购买飞机的钱并未计算在内,买飞机以现金支付。”

斯大林说:“这里的问题不在于数字,而在于我们能不能生产出这么多装备。这一情况要弄清楚。为此需要两个月的时间。”

然后,周恩来讲起关于向中国增派各类苏联专家的请求。

周恩来说:从1953年起中国大约需要750位新派的专家,其中417位军事专家,190位财经问题专家,140位包括医学在内的各类学校教师和其他中国机关工作人员。

此外,周恩来请求苏方能够多派些军事工业方面的专家。

斯大林回答道:“派是要派,但派多少,很难说。”

斯大林当时关心地问:苏联驻华专家是不是带来了好处。

周恩来保证说:“带来了很大好处”。

1952年10月5日,苏共第十九次党代表大会召开,刘少奇率中共中央代表团参加了苏共的这次大会。

苏共十九次党代表大会,特别是苏联制定的第五个五年计划大纲,对世界社会主义阵营来说,是一件非常鼓舞人心的大事。同时,这次大会对我国第一个五年计划的制定和我们请苏联援助项目的提出,也提供了重要依据。

苏共十九次代表大会结束后,我国代表团就开始积极紧张地准备着谈判事宜。

当时,由于每天都要研究和讨论我方代表团提出的项目,所以代表团成员几乎把要谈的项目都背下来了。

1953年3月5日,斯大林因突患脑溢血逝世。

斯大林逝世的消息使我国代表团感到十分震惊,不知道接下来的谈判会不会受到影响。

斯大林逝世以后,苏联的党政组织进行了很大的改组,苏联的政局也开始动荡。

1953年4月初,中苏双方正式进入关键性的谈判阶段。在此之前,我们同苏联方面也不断接触,就一些具体项目进行商谈,但是还处于零星、个别的项目谈判阶段。

到4月中旬,各方面的谈判都已进行得差不多了。我方原来的计划设想是委托苏联帮助我们设计150个新项目,其中约有60项苏联没有接受。

这时候,李富春派宋邵文回国向中央汇报。

4月17日,毛泽东亲自主持会议,政治局专门听取了宋邵文同志的汇报。

在会上,宋邵文汇报了与苏联新议定的91项新设计项目和原已决定的50个项目,一共是141项的情况。

对苏联的同意建设和答应援助中国的项目,以及苏联希望中国向他们出口一些稀有金属,当时他们提出的主要是钨、锡、锑、钥、汞,这些事项,毛泽东基本上表示赞同。

听到宋邵文关于萨布罗夫的建议的报告后,周恩来讲,苏联国家计委给你们讲课的记录很好,应该印发到省委去学习。

对于苏联提出我们的铁路计划太庞大的意见,毛泽东和周恩来认为,我们的铁路太少,尽可能还是要多修些。

同时,中央还赞同苏联国家计委提出的我国应在国外设立经济参赞处的建议。要求经济参赞处负责五件事:项目设计、成套设备引进、聘请专家、交流技术资料、派遣实习生等。

宋邵文从北京返回莫斯科以后,苏联方面已经答应我方提出要求设计的项目清单,并提出了他们认为应削掉的项目清单和要求中国出口物资的清单。

5月15日,中苏双方由李富春和米高扬分别代表两国政府签订《关于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政府援助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发展中国国民经济的协定》。

在正式签定的协定中,明确了苏联帮助中国设计并援助建设的项目为141项。其中,在我们去苏联谈判之前就已议定的项目50项,赴苏联谈判过程中新确定的项目91项。

后来,苏联方面又同意追加了15项涉及军事工业方面的项目,使总项目数增加到156项。这就是156项的由来。

协定正式签定后,我方代表团都开始整理资料,做好善后工作,准备回国。其他未了事宜则交大使馆办理。

我方代表团于5月24日下午乘上火车,经过整整9个昼夜的颠簸才回到北京。

至此,历时近10个月的苏联谈判画上了圆满的句号。

1954年10月12日,中苏两国政府又达成《对于1953年5月15日关于苏联政府援助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发展中国国民经济的协定的议定书》。其中苏联政府同意援助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新建12个企业和改建一个滚珠轴承工厂。

至1954年底被确定为156项建设项目。这也就是第一个五年计划中提出的建设重点。这些项目确定以后又有所调整。

在“156项”中,实际实施了150项。这其中包括:长春一汽、鞍钢、玉门等很多大的工程。“156项”工程,为中国取得了巨大的经济建设成就。在立项所用的5年左右时间中,中国与苏联、东欧等友好国家建立了贸易往来,通过平等互利的贸易协议获得建设所需的资金、技术和设备。

在利用苏方资金、技术和设备的过程中,强调从中国的实际情况出发,要在中国进行设计,要加快消化吸收、尽快培养中国自己的设计技术人才。

陈云曾说:

对于苏联人民给我们的援助,无论是革命战争年代给的,还是和平建设时期给的,中国人民都没有忘记,也永远不会忘记。“156项”建设是新中国首次通过利用国外资金、技术和设备开展的大规模的工业建设。在工业基础极端薄弱、建设经验近乎空白的条件下,中国第一代党和国家领导人以高度认真负责的态度开展了建设项目的立项工作。

全国积极支持一五建设

1953年春天,全国政协会议在北京召开。

在会上,周恩来说:

今年是执行“五年计划”的第一年。我们国家计划建设的规模一开始就是极其宏大的,摆在人民面前的任务是光荣而巨大的。

于是,刚刚经历三年恢复时期的中国经济,正式走入了“一五”计划时期。

在五年内,全国经济和文教建设的投资总额为766.4亿元,折合黄金7万万两以上。用这样大量的投资进行国家建设,这在中国历史上是空前的。

第一个五年计划的基本任务,是集中主要力量进行以苏联帮助中国设计的156个重点项目为中心的、由限额以上的649个建设单位组成的工业建设,建立我国社会主义工业化的初步基础;发展部分集体所有制的农业生产合作社,并发展手工业生产合作社,建立对于农业和手工业的社会主义改造的初步基础;基本把资本主义工商业纳入各种形式的国家资本主义轨道,建立对于私营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的基础。

周恩来十分重视156项重点工程的建设,有些工厂选择厂址,他亲自过问,并下去实地考察才最后定下来。

除了领导的英明决策和领导外,那时,刚刚翻身做主人的全国人民工作热情高涨,齐心协力,努力工作,最终顺利完成“一五”计划。

当时,工人阶级作为领导阶级和工业化战线上的主力军,以积极生产的实际行动投身于国家建设。

以下是“一五”计划实施期间的几个画面:

在黑龙江省齐齐哈尔市某村,全村在村支书李向前的带领下,每天天没明就出工,天黑才收工,奋战了6个月终于把一片荒原改造成了600亩良田。

……

江西三二〇厂车间之间开展技术交流和互助协作挑应战竞赛,各车间24小时分3班昼夜作业,做到人停机器不停,许多职工连续30多小时不下生产第一线。

……

在吉林化工区,从全国各地调集的3万名职工,顶着凛冽的寒风,在零下几十度的气温下,夜以继日地战斗在松花江畔。仅用了两年半的时间就在一片荒芜的松花江畔建立起了一个新的化工区。

……

1953年8月,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增加生产、增加收入、厉行节约、紧缩开支、平衡国家预算的紧急通知》。着重解决上半年财政工作的错误,解决财政赤字问题。

具体措施如下:

增加财政收入,银行增缴利润2亿元,并在下一年银行发行货币8亿元中拿出6亿元作财政支出;减少财政支出,中央经济建设减少5亿元;军费减少3亿元;中央文教、行政费用减少2.5亿元;地方减少2亿元,总计可减少12.5亿元。

全国总工会积极响应,号召工人阶级在全国掀起一个群众性的增产节约运动高潮。

鞍钢机械总厂青年工人王崇伦先后8次改进工具,创造了“万能工具胎”,大大提高了生产效率。按1953年定额计算,他一年完成了4年多的工作量,产品全都是一级品。

1954年2月8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号召发扬王崇伦的工作精神,提前完成国家计划。

广大农民用努力增加生产,积极交纳农业税和交售粮棉的实际行动来支援工业建设。在工业建设中,特别是在矿区建设上,大批青年农民被吸收到工人阶级队伍中来,成为工业建设中的生力军。

知识分子、工程技术人员和科学工作者,在为实现国家工业化大显身手。大批高等学校和各类专业技术学校的毕业生,无条件服从国家统一分配,为社会主义建设贡献青春。

正是由于全国亿万人民在党和人民政府的领导下,齐心协力,努力生产,使得农业生产丰收,工业建设战线捷报频传。

第一个五年计划原定到1957年完成,然而到了1956年底,我国第一个五年计划原定的主要指标都已经基本完成,“一五”计划提前完成了。

二、交通运输喜报频传

●藏族同胞们说:“路,是为我们修的,我们也要尽一切力量参加修路。”

●公路局长大吃一惊:“在青藏高原修公路?这是件大事,我们作为主管部门,从来没有安排这项工程呀!”

●一个被叫做高胡子的老领工员就责问工长:“你们的男电焊工没有了吗?为什么派她们到水上来?”

康藏公路全线通车

1954年12月25日,世界屋脊上的古城拉萨,终于迎来了举行“康藏、青藏公路通车典礼大会”的时刻。

广场充溢着雄壮的乐曲,人们跳起欢乐的舞蹈,唱响嘹亮的歌声。这一切都和激动的热泪交织着,融合着,激荡着。

从康藏、青藏两条公路开来的350多辆汽车缓缓进入布达拉宫前的广场,送来了筑路的功臣、模范和战士技工、民工的代表。

两路大军会合了,人们热烈欢呼,大家紧紧地拥抱,亲切地握手。到处都是飞舞的哈达,挥动的彩花。

10时40分,康藏公路举行剪彩仪式。

走到彩门前参加剪彩的有张国华、陈明义、穰明德、慕生忠、噶章·罗桑仁增等。

张国华在音乐和鞭炮声中,先后剪落横在康藏、青藏两条公路上的彩绸。

车队徐徐穿过高耸的彩色牌坊,开向欢呼的人群。

汽车上的筑路负责干部、功臣模范们,和欢迎的群众互相招手致意。

康藏、青藏公路的修筑与全线通车震惊了中外,这是发生在世界屋脊上的奇迹。在人类公路史上,它占了“五个最”,最高、最险、最长、工程量最大、修建速度最快。

这些最好的取得当然离不开中央的支持,离不开全国人民的支持,离不开铁路建设者的艰苦奋斗。

早在1950年,毛泽东就曾打电报给在西南的邓小平与贺龙,他在电报中指示:一面进军,一面修路。同时,毛泽东还强调为了帮助各兄弟民族,要不怕困难,努力筑路!

毛泽东将这幅题词送给进藏先遣部队的中国人民解放军第十八军,并把修建进藏公路列为建国初期的重要工程项目。

1953年1月1日,毛泽东最后批准康藏公路走南线的方案。同时,还提出了1954年通车拉萨的要求。

在康藏公路修筑工程中,比较艰险的工程包括战胜怒江天险、征服敏拉山。

怒江是康藏路上最凶险的大江,它在洪水季节,每秒流速常常高达18米左右。

1953年10月,筑路部队工程兵五十二师在怒江摆开了战场。

在当时,怒江东岸的公路已经修通,打通石崖的重点工程是在西岸,除了桥工队和他们的少量机械驻扎在东岸,大批部队都住在西岸悬崖后面比较平缓的山坡上。

部队架桥前的头一仗,是劈下桥东头三、四十米高的石岩,加宽桥头工地。

一连副连长李开和同老工人领先爬上了岩顶。他们打下钢钎,拴上保险绳、风钻后,紧接着爬了上去。

随着他们手中风钻的吼叫,石末漫天飞扬,遮住了石岩上下,用不了多久,大家就浑身上下都白了,只能看见两个黑眼珠在滚动。

在修建过程中,藏族同胞组织了数不清的耗牛运输队支援着部队。他们说:“路,是为我们修的,我们也要尽一切力量参加修路。”

就这样,藏胞们不分昼夜地翻山越岭,奔向怒江两岸。

筑路队虽然住在怒江,但是吃水却万分困难。因为他们只能住在山顶,但山顶没有路通向怒江。怒江天险总是给战士们带来千奇百怪的困难。

战士们就用油布和雨衣捆成许多水桶,爬过崎岖的陡坡,把水抬到山上。

在这里,部队采用了苏联的先进经验,在有的地段上修筑了巨大的包坎,保证不让公路受到塌方和山洪的破坏。

指战员们表示,既然公路盘上了两岸的悬崖,钢桥就要横跨在江上的山谷。

西南公路工程局局长穰明德来到桥头,检查架桥工程。前面,公路快修好了。后边,汽车快要来了,时间更加紧迫。

为此,架桥工程师紧张地指挥着,技工们日以继夜地工作着,钢桥以惊人的速度向对岸的峡谷伸展。

部队经过研究认为,怒江新桥是一座大型的双曲拱桥,最好先在岸上预制出桥梁构件。

可是部队施工工地太小,劈下半边岩,工地也只有18平方米,展不开兵力,放不下庞大的预制件,设备也不够。

战士们为解决这个大难题,采用了先上拱架然后编钢筋、浇灌混凝土的办法。

但是,上拱架是建桥工程中最艰险的工序,要闯过两道难关:

第一关,是要先在江面上空架起6根钢丝绳,以便为上拱架创造条件。由于江水急,冲力大,8个战士苦战了半天,累得通身是汗,新手套磨得稀烂,才从东岸拉过第一根钢丝绳。6根钢丝绳,战士们整整用两天半时间才全部拉过来。

第二关是上拱架,必须有人站在拱架上,以便把拱架安放到适当的地方。这是江面上的高空作业,安放拱架的人要胆大心细,出不得差错。

战士们都知道这是危险事,偏偏都请求上第一片拱架。

上第一片拱架那天,部队的主要负责同志和郑之和老师傅,亲自在桥头指挥,救护车停在桥头,4位熟悉水性的指战员,乘木筏在江心等待抢救。

战士凌昌权和杨明泽,身上背着几十斤重的夹板和工具,勇敢地登上第一片拱架,大家看着拱架慢慢向怒江高空移动。

这时,江面上忽然刮起大风来,岸上有几位战士一把未按住帽子,帽子就被卷进江里。几吨重的拱架被大风刮得荡来荡去。

指战员们眼望着拱架上的凌昌权和杨明泽,觉得心好像提到了嗓子眼。

作预备的战士们,早已扎绑妥当,万一凌昌权和杨明泽出事,他们立即顶上。

凌昌权和杨明泽冒着生命危险,和大风搏斗了10来个钟头,才安好这片拱架。

上好大小拱架先后经历了10多天,大家每天都在和艰险作斗争。

就这样,战士们经过一年多的艰苦奋斗,他们汗洒怒江岸,汗湿怒江桥,手上血泡成老茧,终于使天堑变通途!

敏拉山是康藏公路西通拉萨的最后一座大山,它的垭口海拔4976米。山上悬崖怪石遍布,夏天也漂雪花。尤其是皮康崖,几十米高的陡壁犹如刀削,下面是急流吼声如雷的尼洋河。

当时就有人说:“那是山羊也爬不上去的悬崖,除非是神才能在那里修出公路来。”

甚至还有人说:“公路触犯了神山,永远也修不通的。”

部队在那里修路,用“苦战”二字来概括是一点也不为过的。

有一次,部队的帐篷一夜之间就被大雪压垮了37顶。此时,部队的粮食也不够,他们只好抽出四分之一的人员去挖野菜,每人每天靠两三斤野菜维持体力。

部队各种用品十分匮乏,没有盆子,他们就在地面上挖个坑,铺上油布,倒进水去洗脚。

从8月到9月,军民并肩战斗了30多个昼夜,终于把公路修成在敏拉山上。

1954年11月27日上午,公路修到了林芝以西100公里的工布江达的巴河,在巴河上搭建了一座小木桥。

成千上万的军民高举着各式各样的筑路工具,欢呼着,跳跃着,拥挤着,奔跑着,从东西两面涌向那座小木桥。

东西两线的筑路大军在这里胜利会师了!

然而,此时还没有完全完工,还有一个大桥还没有修建,那就是要在拉萨河上修建一座大桥,它也是康藏公路的最后一件大的工程。

而此时,离中央提出的1954年竣工的日期只有1个月的时间了,时间非常紧迫。

12月3日,修建大桥的工程开工。

时任西南军政委员会交通部副部长的穰明德亲自指挥,甘城道工程师和第一桥工队队长王开棣负责实施。

汽车大队将架桥所需的各种物资运到南岸,藏族民工从200公里外扛来木料,拉萨市民纷纷前来参观、慰问。

在当时,有很多藏族同胞纷纷前来观看大桥的修建。

拉萨市的小学生们,连蹦带跳地蜂拥过来,他们在人群里钻来钻去。他们一会儿指着那伸出来巨臂的打桩机,一会儿指着那吐出青烟的推土机,高兴得象一群小牦牛。

有不少藏胞急着询问:“大桥让不让我们走?让不让牦牛过?”当他们得到的是肯定的答复时,高兴得连连行礼。

当然,虽有很多藏族同胞的关心和帮组,但工期依然是很紧的,建设者们更是加班加点。

在工地上,起重工廖金山,戴着一顶黑色的皮帽,穿着一件蓝布面子的皮大衣,他成天在工作台上,指挥工人打桩。

廖金山一会看看桩插到河底的深度,一会儿看看桩是不是打得很直。

碰到打桩有问题,廖金山就操着河南口音,随时提醒工人。

廖金山曾经要求上夜班,桥工队队长周长发、指导员韩瑄都说:“老廖,注意你的身体吧!决定性的工作还在最后几天哩!”

桥桩打好了,架桥最紧张的日子临近了。

修建司令部的指挥员们,都日夜轮流地在工地上亲临指挥。

沉重的钢架,利用绞车、钢索,一节一节地,缓缓地从两岸的桥基向中心架移过去。

吴春涛、廖金山、魏延仁分别地扬着红旗和黄旗,站在离水面两丈多高的钢梁上指挥。

河岸上拥挤的人群,目不转睛地注视着钢架的移动。

钢架架好了,横梁纵梁架好了,桥面板铺好了,指挥员、工程师、工人们仅仅经过17个昼夜的奋战,就在拉萨河上架起了长达137米的钢铁大桥。

拉萨大桥是康藏公路上最后的也是最长的一座桥梁。

河岸上掀起了欢呼声,人们看着载重汽车一辆一辆地通过大桥,开进拉萨市区。

人们争着挤上大桥,在桥上走过来,走过去,看看桥身,看看河底。

傍晚,斜阳照在桥头,新建的桥和壮丽的布达拉宫遥相辉映。

至此,康藏公路才算是真正修成、全线通车了。据统计,共完成土石方作业2900多万立方米,架设大小桥梁597座,涵洞2860个。

与此同时,另外一条入藏公路青藏公路也全线竣工。康藏公路的成功修建,给建设祖国的边疆,促进西藏地方经济、文化的发展,提供了有利条件。这对促进西藏的发展,乃至全国发展都具有重大意义。

为此,贺龙以十分激动的心情写下了《帮助藏族人民长期建设西藏》的文章。

他写道:

修筑在世界屋脊上的康藏公路和青藏公路,同时胜利地通车了。这样气魄雄伟、艰巨而浩大的工程,在我国历史上是亘古未有的创举,在世界也是罕有的奇迹。从此,祖国的心脏,北京与遥远的康藏高原更加紧密地连接起来了,该使我们如何的兴奋和自豪!

从此,一条连接世界屋脊的高原天路在中国出现了!

青藏公路修建成功

1951年8月,慕生忠出任西北局西藏工委组织部部长兼西北进藏支队政委,与西北进藏支队司令员范明率领官兵1663人,赶着两万多头背驮物资的牲畜,队伍绵延150多公里,经过4个月的艰苦跋涉,才到拉萨。

那一次进藏他们第一天就损失了20多人,骡马损失了几百匹,加上有些骡马啃吃了有毒的草,中毒死亡近千匹。

这让慕生忠不得不考虑是否能走另外的路。

当时,党中央和毛泽东就指示所有进藏的中国人民解放军和工作人员:

为了帮助西藏民族政治、经济和文化事业的发展,应当“一面进军,一面建设”。

不久,慕生忠来到北京,由于对国家机关的分工并不熟悉,他便先找到国家民委主任李维汉。

李维汉听了慕生忠的来意后,说修路的事归交通部管,便派人领路让慕生忠去找国家交通部。

慕生忠见到交通部公路局局长后,他便径直提出要在青藏高原修一条公路,请交通部在经费上给予支持。

公路局长大吃一惊:“在青藏高原修公路?这是件大事,我们作为主管部门,从来没有安排这项工程呀!”

慕生忠说:“所以我才来要求的呀!”“你是代表西藏工委来的吗?”“不,我代表我个人!”

公路局长感到不可思议,因为这不符合正常程序,而且没有进行可行性论证。

他明确地对慕生忠说:“同志,我们国家建设刚刚起步,到处需要钱。抗美援朝战争打了3年,国家花了不少钱。现在康藏公路已修了几年,投进去多少亿还没见名堂。你要求修青藏公路不但国家第一个五年计划不能安排,第二个五年计划也安排不上。”

就这样,修建青藏公路的提议没有得到认同。

然而,慕生忠并没有灰心,他想到了刚从朝鲜战场归来的彭德怀。

彭德怀在第一野战军担任司令员时,慕生忠是第一野战军的民运部长,并且彭德怀在以前对西北的情况也有所了解。

于是,慕生忠就找到了彭德怀,没想到彭德怀非常积极支持修建青藏公路。

在彭德怀的推动下,很快青藏公路获得了中央的认同,很快中央关于修建青藏公路的报告批下来了。

修路报告批下来以后,彭德怀把慕生忠叫到办公室,告诉他:“总理已把你的报告批准了,下面的戏就该你唱了。”

按照当时修建公路的最低标准,这30万元充其量能修5公里,虽是杯水车薪,但对慕生忠来说也是弥足珍贵了。

在充分听取了工程技术人员的意见后,彭德怀亲自确定了青藏公路的入藏线路,并确定以解放军为主修路。

慕生忠已经很满足了,但是他还是向彭德怀试探道:“能不能再给10辆卡车和10个工兵。再拨些工具。”

彭德怀干脆地说:“行!都由西北军区给你解决。工具给你1200把镐,1200把锹,3000公斤炸药。另外,再给你一辆吉普车,你总得跑路嘛!”

慕生忠高兴地说:“太感谢首长了!”

彭德怀后来又从西北军区抽调了大量军力和物力投入此项工作。

慕生忠每次提起彭德怀,总会这么说:

没有彭老总,就没有青藏公路!

修建开始后,要在到处是荒漠的西北地区选择一个合适的工程大本营也不是件容易的事。

1953年底,西藏运输总队进藏运粮时,驼工们就发现在香日德以西300公里之处,有个叫噶尔穆的地方,从那里进昆仑山路比较好走,没有多少沼泽盆地。

此时的噶尔穆,就是青藏公路的筑路大本营和青藏公路南线起点的大名鼎鼎的格尔木的前身。

修建青藏公路,是以格尔木为转折点,分为东、南两线。东线起自西宁,经湟源、香日德、诺木洪,到格尔木。南线经纳赤台,跨过昆仑山、唐古拉山直下藏北大草原,经过那曲、羊八井,到西藏自治区的首府拉萨。

慕生忠领导修筑的青藏公路,便是这南线近1300公里的公路。

当时,根据驼工们提供的信息,慕生忠派张震寰带领几个得力的年轻人,拉着几头骆驼,去噶尔穆建立转运站。

1953年6月,张震寰和赵建忠带了一个小分队,拉着几峰骆驼动身了。他们的任务就是找噶尔穆。

他们一路走走停停,看到有水的地方就在荒漠中等着或者去四处看看周围有没有牧民,他们见人就问:“这是不是噶尔穆?”

一路上的少数民族牧民都不大懂普通话,就比划着告诉他们:“大水,大水的地方就是。”

他们就这么糊里糊涂地往西走,傍晚走到一个地方,突然看到一片无边的芦苇,许多黄羊和野马在追逐着。他们还看到水边有一户哈萨克族人家,就上去问噶尔穆在哪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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