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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周廷勇,张兰

出版社: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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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女子高等教育

中国女子高等教育试读:

前言

在中国传媒大学工作近五十年,其中有三十多年在学校领导我岗位上任职。这些经历让我有更多的机会体悟、思考女性接受高等教育的重要、女性走向领导岗位的不易。

早在1996年,我即萌生组织世界各国为数不多的大学女校长进行交流合作的想法,但当时忙于学校的学科建设和转型,这一想法被搁置下来。直到2001年,在诸多同事的帮助下,我才将这一构想变成现实,召开了大学女校长“新世纪高等教育发展战略国际论坛”。此后论坛每隔两至三年举办一次。2006年,论坛挂靠中国教育国际交流协会,组建了世界大学女校长论坛组委会,负责论坛的筹划、组织工作;2009年,在江苏有关部门的关心和支持下,成立了江苏中外大学女校长教育发展基金会,为论坛筹集资金。迄今,世界大学女校长论坛已在中国北京、南京、厦门举办五届,并在新西兰、日本、美国、土耳其、津巴布韦和墨西哥等地召开六次分论坛,吸引了79个国家的800余人次大学女校长。

十年来,在与各国大学女校长的交流互动中,我深刻地感受到,女性在高等教育领域作为决策者和领军者可谓凤毛麟角,其人生历练和办学实践值得浓墨重书。翻阅每位女校长的简历、细读她们给论坛提交的论文,总能激起我发自内心的共鸣,赞佩她们的治校理念、管理智慧和人格魅力。每一位女校长都拥有鲜为人知的心路历程、卓尔不凡的领导能力与永载史册的辉煌业绩。

我的一位好友、著名女性传记作家赵凤翔教授曾说:“女人要写女人。”这给了我很大启发——女校长要研究女校长。追溯大学女校长成长、成才、成功的道路,总结女性领导力的形成规律和独特优势,开展大学女校长及女性领导力研究,出版相关研究成果,就成为“世界大学女校长论坛”活动的自然延伸。

2010年,我们筹划设立了“完善中国现代大学制度视域中世界女子高等教育及大学女校长研究”课题,组织来自中国传媒大学等单位80余人的研究团队,选定34个国家80余位大学女校长,进行个案研究和群像描绘;对23个国家的女子大学进行历史梳理与全面考察。2011年,这一课题获得教育部人文社科重大委托项目立项;2013年,由该课题主要研究成果结集而成的“世界大学女校长·女子大学”丛书,获得国家出版基金资助。

这套丛书由四个系列组成,具有三个鲜明特点。四个系列:女子高等教育系列、中外大学女校长个案研究系列、女校长群体研究系列和“世界大学女校长论坛”图文集锦系列。三个特点:一是全景式描述。丛书对世界范围内大学女校长及女子高等教育,首次进行比较全面的观照和挖掘。女校长研究既有共性的揭示与比较,又有个性的剖析与呈现;女子高等教育研究既有全球视野的巡礼,又有具体国别的探究。二是人物传记式的写作方法。丛书以访谈当事人、发掘第一手资料为基础,研究和写作的过程力求再现传主的人生轨迹、突出其办学理念和治校业绩。三是可读性强。传主的真知和作者的匠心历历可见,读者能够在图文并茂中感受到智慧和灵感的融会。

这套丛书是对女性通过教育追求真善美、通过自身努力彰显智仁勇的真实颂扬。著名女作家冰心曾说:这个世界如果没有女人,就会失去十分之五的真、十分之六的善、十分之七的美。女性不仅是真善美的化身,也应是智仁勇的写照。阅读这套丛书,我们可以了解到,女性如何通过交流互鉴,凝聚智慧、取得共识;体认困境,直面现实、自立自强;付诸行动,同心同力、坚持不懈。

这套丛书是对“女性是改造世界的温柔力量”的生动诠释。置身于男性居主导地位的社会管理体系中,女性要取得成功,需要充分展现女性特质,发挥女性优势,要以女性特有的视角观察、思考、解决问题。阅读这套丛书,我们可以看到女校长们如何在战略决策上,高瞻远瞩,运筹帷幄,引领未来;在具体工作中,体贴入微、心系师生,用愿景激励师生,用行动示范师生,用厚德包容之心协理校务;在领导风格上,追求完美和精致,重视以人为本,在管理中实现个人的发展与事业发展的契合。

这套丛书是对高等教育及大学女校长社会价值的全面展示。众所周知,高等教育是形塑社会结构及价值体系的重要载体,大学校长是具有社会象征、示范和引导意义的特殊群体。女性接受高等教育、女性担任大学校长,在改变高等教育生态的同时,也在潜移默化地影响着社会结构变迁、家庭角色分工、社会责任担当、时代价值导向。阅读这套丛书,我们可以看到女子高等教育和大学女校长的发展历程,正是社会不断进步、两性趋于平等的见证,而她们成长的艰辛和不易,也呼吁现代社会迈向更加平等、公正、和谐的完善之路。

丛书已然油墨飘香,感激的话语也充溢心头。感谢江苏中外大学女校长教育发展基金会为项目提供启动经费,感谢教育部将此课题列为人文社科重大委托项目,感谢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提供国家出版基金资助。特别感谢十一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第十届全国妇联主席陈至立女士担任项目和丛书的总顾问,并欣然作序。

感谢这套丛书的传主、作者和编审们。他们在繁忙的本职工作之余见缝插针,千方百计,保证了任务圆满完成。传主们倾力支持、积极配合;作者们夜以继日,数易其稿;编审们孜孜不倦,精益求精。这种认真负责的精神,令人感叹。课题跨越四载,屡遭挫折,历尽艰辛,常常使我们困扰于“山重水复疑无路”,而殚精竭虑之后的新意迭出,又使我们惊喜于“柳暗花明又一村”。我相信,不久的将来,作者之中定会有著名的传记作家、女性研究专家脱颖而出。

感谢中国传媒大学文科科研处、出版社,为项目的完成和丛书的出版提供了有力保障。丛书煌煌五十本,从策划、组织、申报、撰写到编辑、装帧,学校教师及出版社职工都是主力军,都是可靠、堪用、高效的突击队。如今项目和丛书按期完成、保质保量出版,我要向他们衷心致谢!

任何一项事业,都是“一人启其端,百人扬其华”。我只是一个组织者、牵线者,项目得以完结、丛书得以问世,应归功于各位热心的支持者、参与者。让每一位年轻的女性都能自由地筑梦、勇敢地追梦、幸福地圆梦,是我最乐意为之奔忙的事业。我们期待,有更多的有识之士能参与到这一有意义的工作中来。刘继南2014年7月于北京引言一、问题的提出

如何提升女性教育的质量,提升女性领导力,使之突破“玻璃天花板”现象,实现真正意义上的“男女平权”,是当前女性主义和女性教育研究中的重要问题。

研究有“历史的”和“现实的”两种路径。从历史上看,女性争取受教育的权利经历了曲折和艰难的历程。在欧美国家,女性接受教育是妇女革命的一部分。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欧美国家兴起的第一次妇女解放运动达到高潮。为女性争取公民权、政治权,强调男女两性在智力和能力上没有区别,争取两性的平等,求得妇女的解放,是这场运动的核心指向。教育权也是这场运动的焦点。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欧美国家,尽管女性应不应该接受教育,应该接受什么样的教育等,一直是备受争议的问题,但是欧美大多数国家都在那时允许女性进入学校,甚至是大学进行学习,同时也产生和涌现了相当数量的女子院校,开创了女性接受高等教育的先河。1837年,美国第一所女子学院——蒙特霍里约克学院(Mount Holyoke College)成立。1869年,英国剑桥大学歌顿学院(Girton College)成立,成为英国女子学院发展的开端。独立女子院校的成立,加快了女性获得受教育权利和女性独立与解放的发展进程。

从中国历史看,女性获得接受正规学校教育的机会大致也是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民国时期,中国女子接受高等教育有三个途径,一是教会创办的女子院校,二是传统大学“开女禁”后的男女共学,三是民国政府独立创办的女子院校。仔细考察中国女子接受高等教育的历史背景,我们会发现,中国与欧美国家的女性接受高等教育相比存在巨大的反差。欧美国家女性获得接受高等教育的机会和权利,是在其政治和经济发展势头良好的情况下。中国女子接受高等教育却是在国家处于内忧外患的历史背景下起步并得到不断发展的。这种特殊的历史背景是如何形成的?这是我们需要认真探索的问题。

从中国高等教育发展历程看,自1895年官方创办北洋大学堂至今,现代大学制度在中国走过了一百多年的发展历程。其间,一定数量的女子大学或女子学院的产生、发展、中断以至再度兴起,组成了我国高等教育发展史的重要篇章,教会女子大学和国立女子大学的共存构建了我国女子院校发展史上的一幅特殊图景。其中,金陵女子大学(以下简称“金陵女大”)和北京女子高等师范学校(以下简称“女高师”)是这两个系统中最有影响的女子大学。如何理解中国女子院校在近代中国的这段发展历程,同样值得认真探究。

从现实看,在新中国成立后,女子大学在经历了30年的中断后于20世纪80年代重新崛起。据不完全统计,目前中国女子院校(学院)共有19所,其中实施本科教育的女子学院共有13所。从这13所女子学院的性质和办学特征看,主要有三种类型。一是独立建制的女子高校(如中华女子学院、山东女子学院等4所女子大学),二是现有大学体制内的女子学院(如南京师范大学金陵女子学院、同济大学女子学院、沈阳师范大学女子学院)。三是地方妇联与地方高校共建的女子学院(如大连大学女子学院、沈阳师范大学女子学院、天津师范大学国际女子学院、上海师范大学女子文化学院等)。

与中国整个高等教育体系相比,尽管女子大学的数量和规模都很小,但由于它们激发了人们对女性如何更好地接受教育和参与社会建设等问题的思考,因而在中国社会和教育领域中具有相当程度的影响。然而,面临着来自“男女共校”的压力,面对着社会对单独成立女子学院的质疑声音,面对中国由高等教育大国走向高等教育强国的现实推动,女子院校该走什么样的道路?这不仅是女子院校研究者和实践者应当思考的问题,也是高等教育研究者应当思考的问题。因为由这个问题延伸开去的问题是:怎样处理高等教育领域中存在的性别平等和性别差异的问题?如何根据性别平等和性别差异的原则,开展高等教育?

深入研究中国女子教育的发展历程,将女高师和金陵女大进行对比研究,探讨女子院校在当代中国的发展,不仅对现有女子高校的改革和可持续发展具有重要的实践意义,而且对于进一步提高女性参与教育的质量以及提升女性的社会参与能力和水平,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社会效应。二、文献综述

学术界对女子教育的探讨和研究可以分为两个阶段:晚清至1949年、20世纪80年代至今。我们以这两个阶段的划分为依据,对相关研究文献进行梳理。(一)晚清至1949年的相关研究

1.相关文章

欧美传教士在中国兴办教会女学激发了国人对于兴女学的呼吁,这种呼吁是建立在对女子接受教育的理性思考之上的。从这个意义上讲,19世纪末可谓从学校正规教育视角出发开展中国女子教育研究的起点。我们利用“晚清、民国期刊全文数据库”对1949年以前的女子教育研究情况进行了文献检索和梳理。我们以“女子教育”、“女学”这两个关键词为检索词,划分两个阶段(1833-1911、1911-1949)分别进行文献检索。

1833-1911年的文献结果分别见表1、表2。表1所示是1833-1911年以“女子教育”为检索词的文献结果,共有37篇。从时间上看,1906年、1907年和1909年这三年是讨论女子教育的高峰期,分别有9、11和7篇文章。从文献来源看,教育类杂志和女性类杂志是讨论女子教育的主要阵地。《教育世界》有8篇文章、《直隶教育杂志》有5篇文章讨论女子教育的相关问题。表1 1833-1911年以“女子教育”为检索词的文献检索结果

表2所示是1833-1911年以“女学”为检索词的文献检索结果,共有607篇。但要说明的是,在晚清时期,学术研究和新闻报道不是截然分开的。在这607篇文献中,有相当一部分是对于女学实践的新闻报道。但这个文献检索结果可以说明“女学”的相关问题,在晚清时期引起了社会各界人士的广泛关注。与以“女子教育”为检索词的文献检索结果相比,除了教育类和女性类杂志外,还有具有纯粹新闻性质的“官报”。表2 1833-1911年以“女学”为检索词的文献检索结果

表3所示是1911-1949年以“女子教育”为检索词的文献检索结果,共有275篇。文献主要来源有《新教育》、《教育杂志》、《妇女杂志(上海)》、《教育与职业》、《新女性》和《民国日报》等30种。其中,一部分是新闻报道和民国政府关于女子教育、女子院校的公函、通告之类的文献。与晚清时期相比,这一时期的女子教育研究文献更为学术化和系统化。探讨的主题大多与女子教育实践中的理论和现实问题有关,探索女子教育的方向和目标、存在的问题、改革路径等。同时,这些文献系统地介绍了欧美各国女子教育的历史和现状。表3 1911-1949年以“女子教育”为检索词的文献检索结果

表4所示是1911-1949年以“女学”为检索词的文献检索结果,共有374篇。与晚清时期相比,这一时期对“女学”的关注减少了。这表明这一时期,女子教育开始获得更多的认同。这些文献包含大量的新闻报道,主要发表在《妇女杂志(上海)》、《教育周报(杭州)》、《学校生活》、《教育杂志》和《兴华》等30种杂志上。其中,教育类和女性类杂志居多。表4 1911-1949年以“女学”为检索词的文献检索结果

2.相关著作

晚清来华欧美传教士撰写了大量说服中国人兴女学的著作,例如1874年花之安(Ernst Faber)写成的《西国学校》(又叫《德国学校论略》或《泰西学校论略》)、1883年清政府刊印的丁韪良(W.A.P.Martin)的《西学考略》等书对女子教育的相关问题有专门论述。1903年,林乐知(Young King Allen)汇编的综论东西方各国古今女俗的著作《全地五大洲女俗通考》(Women in All Lands, or China’s Place among the Nations),是当时关于女子教育研究最完备和最系统的著作。

中国人撰写的关于女学、女权和女子教育研究的著作,最早可以追溯到金天翮于1903年出版的《女界钟》。金天翮在《女界钟》辟专节讨论了女子教育的方法,集中表达了他的女子教育观。之后,不断有中国学者进行女子教育研究。1928年出版的陈东原《中国妇女生活史》虽是一部通史性著作,但该书对近代女子教育也有所涉及。同年,舒新城出版《近代中国教育思想史》一书,在第十章从贤母良妻教育、女国民教育、男女平等教育阐述近代女子教育思想的发展历程。舒新城认为,贤母良妻教育、女国民教育等思想对近代女子教育具有重大影响,但它们均立足于“强种保国”的立场,并非从妇女自身的利益出发。五四运动前后兴起的男女平等教育思想在于使男女处于完全对等的地位,民国初年则重视妇女自身的特性和女子对于社会应尽的责任,主张对女子实行特殊教育。1936年程谪凡出版《中国现代女子教育史》一书,着重探讨清末至20世纪30年代的女子教育发展历程,对学制的变化、沿革、女子教育的发展规模等问题有比较深入的研究,可谓是研究中国近代女子教育的第一部专著。同年,上海正中书局出版了梁瓯霓、梁瓯第的《近代中国女子教育》。1939年出版的舒新城《近代中国留学史》侧重于留学政策沿革,其中论及女子留学政策与规模问题。总的来说,早期关于女子教育的研究,主要的立足点是对女子接受教育的意义和重要性的论述,同时对欧美国家女子教育的历史进行梳理。民国中后期,人们开始从女子教育理念、目标等层面,讨论女子教育实践中的相关问题。(二)20世纪80年代至今的相关研究

1.相关文章

20世纪80年代至今,国内学者对女子教育的研究视角已经得到了极大的拓展。我们利用中国学术期刊网络出版总库,分别以“女学”、“女子教育”、“女性教育”、“女子高等教育”和“女性高等教育”为关键词,以期较为全面地梳理20世纪80年代以来与女子教育有关的学术论文(见表5)。关于“女学”的文章153篇,关于“女子教育”的文章368篇,关于“女性教育”的文章215篇,关于“女子高等教育”的文章85篇,关于“女性高等教育”的文章65篇。这表明从数量上来说,关于女性或女子高等教育的研究是相当少的。表5 1980-2012年与女子教育研究有关的文献检索结果

2.相关著作

20世纪80年代至今,一些史料性著作收集了近代中国的女学和女子教育方面的重要文献。如朱有瓛主编的《中国近代学制史料》、陈元晖主编的《中国近代教育史资料汇编》、陈学恂主编的《中国近代教育史教学参考资料》。

同时,关于女子教育方面的专著也不断问世。黄新宪的《中国近现代女子教育》(1992年)、雷良波等人的《中国女子教育史》(1993年)、孙石月的《中国近代女子留学史》(1995年)、杜学元的《中国女子教育通史》(1995年)、阎广芬的《中国女子与女子教育》(1996年)、安树芬的《中国女性高等教育的历史与现状研究》(2002年)、乔素玲的《教育与女性:近代中国女子教育与知识女性觉醒(1840-1921)》(2005年)、吴岳宏等人的《我国女校存在与发展价值研究》(2010年)、杜祥培的《中国女子大学办学思想与实践演化研究》(2011年)等著作为研究中国女子教育提供了扎实的研究基础。

3.研究内容(1)近代女子教育实践研究

在对近代中国女子教育实践的研究中,大多数研究首先都会关注教会女学在中国的发展及其对近代中国女子教育的作用。例如李永春将教会女学的发展分为四个阶段:1840年宁波女校创办至1856年为第一阶段,1856至1899年为第二阶段,1899年至五四运动前夕为第三阶段,五四运动后为第四阶段。王敬平认为教会女校在客观上冲击了中国旧的教育制度,开创了中国女子教育的先河,为中国培养了最早的一批知识女性,从而促进了中国近代女子教育的产生和发展。张学玲、傅强从女性的觉醒这一视角对教会女学的作用加以阐释,认为教会女学为社会培养了一批从事医药、护士和教育的人才,她们成为中国最早的职业女性,为近代妇女的解放做出了巨大贡献。阎广芬认为,近代中国女子教育的产生由是西方女学直接推动的。乔素玲则从日本教会对中国女学的扶植以及日本对中国留学生男女平等观念的促成诸方面,探讨日本对近代中国女学的影响。

另外一些研究者则关注近代中国女子教育的发展历程。王美秀试图以中国近代社会的转型为背景,对近代女子教育的兴起和发展进行考察,揭示了社会转型对女子教育的影响以及女子教育的兴起与发展在近代社会转型中所起的独特作用。何黎萍认为近代妇女为获得教育平等权进行了长期艰苦的斗争,在五四运动时期妇女教育平等权运动达到一个新的高度,并最终在20世纪20年代中期达到与男子平等的目标。李兰萍认为中国在走向近代文明的过程中,产生了女子教育,为妇女争取自身的解放提供了机遇,并奠定了辛亥革命时期妇女参政运动的基础。而知识女性在辛亥革命时期的一系列活动,也折射出近代中国女子教育的一些特点。蒋美华等人则从女性教育角色的变迁入手,探讨了五四运动时期女子教育的发展历程,并指出女性为争取新型教育角色进行了不懈的努力,并推动了女子教育呈现出现代化的诸多特征。(2)近代女子教育思想研究

孙邦华对晚清来华传教士的女子教育观进行了细致和深入的挖掘。张莲波将近代中国女子教育思想的发展划为三个阶段:①贤母良妻主义;②女国民教育;③男女平等教育。这种划分方法与舒新城在《近代中国教育思想史》中的划分大致相同。李忠康将近代中国女子教育观归纳为“相夫教子”、“保种强国”、“独立自养”、“伸张女权”、“男女平等”五个方面。林吉玲认为近代女子教育的观念完成了由“女性”的性别教育到“人”的教育观念的转变。康有为、梁启超、蔡元培等人关于女子教育的思想,也都引起当前学界的关注。(3)近代女子高等院校研究

1955年出版的德本康夫人(Mrs.Lawrence Thurston)、蔡路得女士(Miss RuthN.Chester)的《金陵女子大学》一书,可以视为中国基督教女子大学研究的开山之作。此书为当事人所著,史料价值颇高。但是其以一个女子教会大学作为研究对象,内容平铺直叙,缺乏比较研究和深入分析。美国著名学者鲁珍晞(Jessie G.Lutz)的《中国教会大学史(1850-1950)》和高时良的《中国教会学校史》都涉及对基督教女子大学的研究,1996年台湾中央大学历史研究所曾芳苗的硕士论文《民国教会女子教育——金陵女子文理学院的个案研究(1915-1951)》和1998年香港中文大学黄洁珍的硕士论文《从吴贻芳和金陵女子文理学院看基督教教育理念的实践》是对金陵女大的研究。王奇生《教会大学与中国女子高等教育》一文对包括金陵女大在内的女子高等教育作了宏观的比较分析。朱峰的《基督教与近代中国女子高等教育——金陵女大与华南女大比较研究》一书将对金陵女大和华南女大这两所女子大学的研究置于近代中国女子教育的历史背景中处理,以校长的领导方式和办学理念为例,探寻女子大学的发展经验。该本将重点放在两所大学的“校训”,以分析这两所大学的成就。2004年,程斯辉、孙海英撰写的《厚生务实巾帼楷模——金陵女子大学校长吴贻芳》一书,详细介绍了吴贻芳的办学宗旨和办学实践等。

截至目前,女高师的专门研究还不多见,在史料搜集和整理上,以北京师范大学校史编写组的《北京师范大学校史(1902-1982)》最为完备。它不仅辑录了有关女高师的诸多史料,还厘清了女高师的主要发展脉络和基本教育情况。此外关于女高师的文章还有:傅瑛的《女高师散文创作论——兼谈中国现代女性散文的发端》,曹安和的《中国音乐教育的摇篮——从女高师到女子文理学院》,王英、王睿的《论北京女高师四位女作家的母爱歌颂》,王翠艳的《女高师校园文学活动与现代女性文学的发生》,何玲华的《从女高师到女师大:鲁迅与现代女子教育》、《蔡元培与北京女高师》,《风潮激荡中的女高师与女学生》,祁斌斌的《由〈女高师周刊〉再识女高师音乐系》,姜丽静的《北京女子高等师范学校首届女大学生的教育生活史研究》。其中除了回忆和新书推荐两篇,研究性论文有6篇。从研究者的专业背景来看,6篇论文的作者均系文学或音乐理论专业;就研究的对象和问题来看,王翠艳的《女高师校园文学活动与现代女性文学的发生》、何玲华的《从女高师到女师大:鲁迅与现代女子教育》、《蔡元培与北京女高师》和祁斌斌的《由〈女高师周刊〉再识女高师音乐系》4篇涉及女高师教育问题。其中,王文重在探讨女高师女学生群体在校园内外的文学活动与现代女性文学发生之间的关联,这主要涉及文学史范畴的问题;何文则重在考察鲁迅和蔡元培的思想言行对女高师学生或女子教育的影响,在这里女高师更多地作为注解两位人物思想影响的佐证性材料;祁文则根据《女高师周刊》还原再现了女师大音乐系在招生、课程设置、音乐演奏会等方面的情况,以及萧友梅创作的《校别辞》。该文论及的是1925年女高师改名北京女子师范大学以后音乐系的教育情况,重在突出女师大音乐教育对中国音乐教育的开创意义,可以归属于音乐学史的研究范畴。因此,从目前可见的研究成果来看,研究者多来自文学、音乐理论等学科领域,在论述本学科领域问题的过程中涉及女高师教育问题。(4)当代女子高等教育研究

安树芬主编的《中国女性高等教育的历史与现状研究》(2002年)、赵叶珠的《美日中三国女子高等教育比较》(2007年)、杜祥培的《中国女子大学办学思想与实践演化研究》(2011年)都对中国女子高等教育的历史发展和现实问题有着深入的研究和独到的见解。高等教育研究界的泰斗潘懋元先生指出:女子高等教育是社会文化现代化变迁的寒暑表。闫广芬在《男女平等理论与中国女子高等教育》一文中系统地分析了男女平等理论对中国女子高等教育的影响,指出男女平等理论是一个发展的、动态的观念,有着鲜明的历史阶段性。刘云杉等人通过对北京大学1978-2005年近三十年的本科招生数据的分析,揭示了女性进入北京大学所经历的从性别排斥到性别均衡的过程。他们指出:这是一个有限的进步。其局限之一在于,北京大学录取的新生中男女生人数比例均衡的事实背后是明显的阶层分离与城乡壁垒,因此性别维度的公平是一个跛足的公平。其局限之二在于,女性在专业选择中存在明显的性别隔离现象,因此,在男女生入学机会接近均值的情形下,更需谨慎面对女性在接受高等教育过程中的公平问题,对于女性个体而言,专业选择与专业训练的过程是一个不断接受男性主导知识训诫的过程,这同样是一个有限且有疑问的发展过程。(三)简要评述

关于女子教育问题的研究在不断深化和拓展,既有女子教育的历史发展研究,也有中国女子高校的现状研究。尤其是许多研究对民国时期的女子大学进行了个案研究和比较研究,由此出发研究当代中国女子院校的生存状态,从不同角度论证女子院校存在的价值。这些都是我们进一步研究女子高等教育的相关问题的重要基础。从目前现有的研究成果来看,有以下几个问题值得进一步探索。

其一,缺乏从近代中国社会转型、近代中国对于女权思想的接受和反思、近代中国女子教育观的形成与发展等视角,研究近代中国女子教育的产生。为什么在近代中国社会不稳定、政治动荡时期,近代中国女子教育却获得了发展的机遇?

其二,缺乏对近代中国两类女子大学,即国立女子大学和教会女子大学的比较研究。朱峰《基督教与近代中国女子高等教育——金陵女大与华南女大比较研究》一书所关注的是基督教女子大学之间的差异。目前关于新中国成立前女子学院的个案研究已经初具格局,特别是关于金陵女大和女高师都有专著问世。但是当前缺乏对民国时期女子大学的系统研究,特别是对教会女子大学与国立女子大学由于中西女性观和女性教育观的不同而带来的差异,以及它们之间的相互影响和交融等问题还缺少深入研究。在中国近代特殊的社会环境下,这两种基于不同原因创办、以不同模式培养人才的学校,值得我们进行深入的研究。

其三,缺乏对女子大学在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退出我国高等教育体系,直至20世纪80年代重新出现这一发展历程的研究。对于女子大学或女子学院是否有必要存在,应该如何发挥其价值和功用等问题,都还需要深入研究。更进一步:如何处理高等教育领域中的性别问题,这是女子高等教育研究的永恒主题。三、研究目的与方法

基于上述考虑,我们将研究目的确定为:在晚清、民国时期和当代的社会文化观和女性观背景下,研究女子大学在中国的发展历程、办学特点,总结经验与教训,从而为当代女子高等教育提供借鉴。本书拟重点研究四个方面的问题:①在晚清、民国时期中西女性观和女性教育观冲突与融合的背景下,教会女子大学和国立女子大学的差异、相互影响和融合。重点是金陵女大和女高师的比较研究。②女子大学退出新中国高等教育体系并于20世纪80年代重新出现的发展历程、背景和原因。③对当代女子学院的办学模式和生存状况进行调查研究。④在以上基础上,分析当下中国高等教育中的性别观念和意识,为当代女子高等教育提供借鉴。

研究目的和研究内容决定了我们需要采取的研究视角和研究方法。我们首先是在中国近现代社会转型的背景下梳理女子院校的发展历程。社会结构的变迁和社会思潮的演变是中国近现代社会转型最为重要的两个方面。我们主要从近现代社会女性观的视角研究女子院校的发展历程和历史作用。我们还运用调查研究的方法对当代女子院校的发展现状和经验进行描述,以期勾勒出中国女子院校的发展脉络。第一章 近代的女子教育思想一、近代女子教育思想形成的背景

19世纪末20世纪初,中国社会经历着由传统的农业社会向现代工商业社会的转型。这次转型既有中国社会内部因素的积累与爆发,更有外来文化和势力的冲击与逼迫。民族灾难和亡国灭种的危机,强烈刺激着国人寻求救亡图强的道路,中国由此开启了现代化的历史步伐。学习发达国家,争取国家独立富强,实现社会进步,成为近代先进中国人的执着追求。在这个过程中,中国传统的女性观在民族主义和世界范围内兴起的妇女解放运动的双重影响下得以发展,为近代中国女子学校教育的产生奠定了思想基础。可以说,近代中国的女子学校教育,既是社会变迁的产物,又是推动社会变迁的重要力量。(一)西方女权思想的输入

1.中国古代的女性观

教育家杨贤江指出:“在野蛮时代,女权特别优越;未开化时代,女子地位仍然极高。”不过,在中国上古社会,“女权特别优越”、“女子地位仍然极高”这种状况大约从殷周时期就已经发生根本性的变化了。《连山》、《归藏》和《周易》是体现夏商周三代古人思想观念的最重要的典籍。乾卦和坤卦在《周易》六十四卦中的地位变化,其实质反映的是母统(女权)和父统(男权)观念的转变。“殷人重母统,所以殷易《归藏》首坤次乾;周人重父统,所以《周易》首乾次坤。”《周易》将乾坤视为“阴阳之根本,万物之祖宗”。但乾健坤顺,乾坤各有其位。乾为“纯阳至健”,表现出一种完全独立、不受限制的刚健性格,它给予万物以始;然而,坤则要顺承乾,才能给予万物以生,坤的性格是至柔至顺的,它的行为受制于也必须受制于乾。乾尊坤卑,扶阳抑阴,是《周易》贯彻始终的根本思想。《系辞传上》指出:“天尊地卑,乾坤定矣;卑高以陈,贵贱位矣。”“乾道成男,坤道成女。”由以上所述可见,男尊女卑的性别观念深刻地蕴藏于《周易》表述的哲学思想之中。这样的哲学思想渗透于中国古人的日常生活行为之中,在其后的几千年中不断地被系统化和制度化,成为中国古代社会男女两性必须遵循的基本社会规范。

2.中国传统女学的基本特征

男尊女卑的性别隔离观念进一步强化了已经存在的社会性别分工,女性被排斥在社会公共生活与公共管理之外,女性的社会角色被“逼回”到家庭。男尊女卑的观念确立了中国社会“男主外、女主内”的社会性别分工模式及社会性别等级秩序,并得到了合法化。这种合法化的文字表述既散见于六经诸子的典籍之中,更集中体现于《女诫》(班昭)、《列女传》(刘向)、《女孝经》、《女训》等女学典籍之中。总的来说,男尊女卑的性别隔离观念对中国传统女学的影响主要表现为三个方面:

一是女性在正规教育空间和正式教育场所中的缺位,女性处于“有教无学”的处境当中。古代中国女子接受教育的场所主要在家庭等非正规场所,她们被排斥在中国古代正规学校教育系统之外,没有机会进入私塾或书院接受系统化的教育。这一点,晚清学者有清醒的认识。宋恕在《变通篇·开化章第四》中试图说明这点,他说:“赤县,秦前学校最盛,男女无不知书,秦后频遭惨劫,劫余之族,日以昏愚。”“愚民之主皆以绝女学为要义,故秦一统,汉继之,而赤县女学遂绝。”经元善在《劝女子读书说》一文中也说:“上古无不读书之女子也,三百篇,闾巷妇人之作居半也。是以中垒列传,有取于静女,兰台续史,特进乎大家。前徽不沫。可按而稽。自后世以文章取士,仍谓无女状元科,遂至沉痼之疾,无以砭箴,迄于今日,民志日愚,国势日蹙。”

二是女性教育理念上强化了女才和女德的对立,认为“女子无才便是德”。“女子无才便是德”的原初意义为:女子有才能,但不在丈夫面前显露,而是表现得谦卑、柔顺,这才是女子的德行所在。这样的意义大体上符合《周易》中体现的中国传统哲学中的性别观念。“乾健坤顺”的中国传统哲学观虽然强调“首乾次坤”,但对“乾坤”、“阴阳”的关系的理解是辩证的,正所谓“乾道变化,各正性命”。万物各有各的性命、各有各的存在价值、各有各的位置,万物的关系是和谐的。男人和女人也是如此,两性都各得其正,才能和谐,也才能共生。然而,“首乾次坤”又确实蕴含着“坤道其顺乎!承天而时行”的观念,这样的观念在实际生活中则演变为女性柔而至顺,女性也逐步处于男性的依附地位。中国古代女性的这种依附性在明末以前表现得并不特别明显,在这之前,中国古代女性所特有的淳朴、健康的天性还能有所发挥。“宋代以前,晋代妇女之风雅,唐代妇女之能诗,都不为当时社会所禁止,吟诗聚会成为女性抒发情感、排除苦闷的一种较高雅的形式。”

从明末以后,中国女性的身心不断地遭受压迫和禁锢,女才和女德的对立逐渐明显。据研究,“女子无才便是德”这句话是明代嘉靖至崇祯间的文学家、书画家陈继儒所言。这句话当时并未获得广泛的认同。例如明代张岱《公祭祁夫人文》引文中所说:“眉公(即陈继儒)曰:‘丈夫有德便是才,女子无才便是德。’此语殊为未确!”但到清代,尽管也有持反对意见者,但是更受到文人的认同,视之为警策。“女子无才便是德”的意义演变为:女性无须有才能,只需顺从丈夫就可以了。这句话开始成为男性拒斥女性识字读书的理论基石。石成金《家训钞》引《靳河台庭训》称:女子识字,喜看曲本小说,挑动邪心,做出无耻丑事,反不如不识字。“陈眉公曰:‘女子无才便是德’,可谓至言!”李仲麟《增订愿体集》更是以陈继儒的话为根据高调宣称:妇女“不必令有学识,一概不令其读书,尤不可容看戏文、听说唱也!”沈复在《浮生六记·坎坷记愁》中说道:“女子无才便有德,真千古至言也!”

三是女性教育目标和教育内容非常褊狭。女性教育目标的提出往往受女性的人格依附地位的影响。培养“温顺、贤良、服从的贤母良妻”的女性教育目标,排斥了女性参与社会事务的可能性。中国历史上能名之为杰出女性或才女的,一般都有三种形象。一是母亲的形象,如孟母、岳母等。二是为男人服务的政治使者形象,如昭君、文成公主、武则天等。三是闲情逸致、风流邪僻的诗人或文学家形象。“古之号称才女者,则批风抹月,拈花弄草,能为伤春惜别之语,成诗词集数卷,斯为至矣。若等事,本不能目之为学,其为男子,苟无他所学,而专欲以此鸣者,则亦可指为浮浪之子,靡论妇人。”无论是哪一种杰出女性的形象,都是以男性为主体的构建,强烈地体现出女性作为男人依附品的身份。

女性教育的内容则服从于“女子无才便是德”的理念和贤母良妻的教育目标,形成了妇德(指妇女应具备的德行)、妇言(指妇女的言语)、妇容(指妇女的服饰打扮、举止仪态)、妇工(指妇女所做纺织、缝纫等事),构成以德为本的“三从四德”的女子教育内容体系。这种女学体系在清代发展到了高峰,出现了从通俗的《女儿经》到权威的《内则衍义》等一系列女学典籍。清代贺瑞麟利用三字经的形式,对以德为本的女学体系,进行简明概括,以便于民间记诵和传世。他在新编的《女儿经》中说:“女儿经,女儿经,女儿经要女儿听,第一件,习德行;第二件,修女容;第三件,谨女言;第四件,勤女工。”《内则衍义》序言中强调:“谨案《内则》所载,皆闺门之内,起敬起孝,兴仁兴让之事。而首曰‘后王命冢宰,降德于众兆民’,谓之此乃王后世子所躬心得,而可为民法者,故不言布教,而言降德也。”

3.西方女权思想的输入

西方女权主义大致源于18世纪末期的法国资产阶级革命和启蒙运动。中文的“女权”、“女性主义”与英文的Feminism一词是对等的,Feminism一词来自法语Felninisme。它最早可见于由空想社会主义哲学家查尔斯·傅立叶(Frangois Marie Charles Fourier)的著作中,傅立叶用这个词表达他所想论述的“妇女解放”。大约在1890年,这个意思首次被英文Feminism来指代,由此在英美等国流行开来。这个词经由日本传入我国,当时被译为女权主义。

19世纪下半叶,西方处于第一代女权主义发展阶段。这一阶段女权主义的主要诉求是要求妇女在受教育、立法以及经济上应当与男性平等,是一种政治运动与意识形态,后来逐渐演变为一种文化思潮,甚至成为一个象征性词汇,既表明了重要的结构性变化(有偿工作、公民个体自主、受教育权),同时也表明妇女集体登上政治舞台。到19世纪末,欧洲空想社会主义者、无政府主义者和自由资产阶级分子继续丰富和发展男女平权思想,催生了女权主义理论的形成和发展,推动了妇女解放运动的历史进程。

西方女权思想进入中国社会主流话语并不是一蹴而就的,历经了循序渐进的过程。鸦片战争后,西方传教士在传教过程中逐步提出了女权的思想;在戊戌变法时期,国人开始了对“男女平等”或“男女平权”思想的初步探讨;20世纪初期,“女权”一词被越来越频繁地使用,表现出晚清论者对妇女应得权利的强调以及将理论付诸行动的迫切要求。通过出版物和女报,维新人士和新式知识女性共同参与并推动“女权”主流化。

马君武(1881-1940)是女权思想传播史上的重要人物。他在出洋留学的过程中,接触到西方的女权思想,并将西方的相关译介介绍到中国来,同时结合中国社会现实与个人经验予以阐发。1902-1903年,他将英国社会学家赫伯特·斯宾塞(Herbert Spencer)的《女权篇》、穆勒(John Stuart Mill)的《女人压制论》和西欧社会民主党的《女权宣言书》等三部著作介绍到中国,使国人不必经由日本人的第二手转述而了解到西方女权思想。其中,《女权篇》系第一次以“女权”命名的书,自此以后,“女权”这一概念在知识界广为传播和运用。

近代知识界对西方女权思想的接受主要从女性人格独立的视角切入,并将之纳入民权革命、救亡图存的图景之中,从而使西方女权思想在中国经历了本土化的过程。如马君武曾指出:“凡一国而为专制之国也,其国中之一家,亦必专制焉;凡一国之人民而为君主之奴仆也,其国中之女人,亦必为男人之奴仆焉。”因故,他竭力呼吁:“必自革命以致其国中之人,若男人,若女人,皆有同等之公权始。”在马君武的论证里,女权的意义已经超越了女性自身的解放问题,而与国家和民族的命运联系在一起了,女权革命成为解决民族危机的重要路径。马君武的这一思想成为近代女权运动的主导精神和理念。

综上所论,近代女权运动“既是民族革命运动的组成部分,却又承受着民族主义情绪中对‘西方’的抗拒;既是反男性中心社会的,却被男性接过去,成为男性试图解放自己的武器。”女权思想“既改变了中国妇女及她们的日常生活,却遭遇并接受了中国本土传统和现实的改造;它既促成并建构中国现代化,同时也在这一进程中被不断地转化和改写”。在新与旧、中与西的冲突、碰撞和融合中,西方女权思想在被近代先进知识分子接受的同时,也被印上了中国传统文化的烙印。(二)近代的社会背景

其一,近代的中国社会动荡,人们的观念受到新文化、西方文化的冲击。当时的国人正经历着从学习西方的技术到学习西方的理念和制度的剧烈变化。随着西方通过其坚船利炮打开中国封闭的大门之后,他们通过一系列不平等条约取得了在华办教育的权利,西式学校教育制度逐步传入中国。在西学东渐的背景下,国人逐渐了解和接受了西方女权思想中的男女平等观念。因此,国人对男女平等观念的认知主要受到来华西方传教士在华兴办女子学校教育的实践及其对女子教育的呼吁的影响。

其二,以家庭为中心的女子,除了实际生活的训练外,与其他新知识处于“绝缘”状态。在西洋教育制度未进入中国以前,女子教育只是富厚之家的“装饰品”。但是自鸦片战争后,世界工商业组织的潮流渐渐动摇了中国的小农制度和组织,社会组织逐渐工商业化,激起了识字的需要。“乡间男子亦因中等以上之学校集中都市,初在都市就学,继在都市谋生,而对女子知识的要求上,发生重大影响……女子也非有相当的知识不能得到适当的生活,于是女子教育逐渐成为问题,逐渐被人重视而逐渐发展。”

其三,空前严重的民族危机,迫使有识之士深切地感受到,要实现唤醒民众、救亡图存的历史使命,就不可忽视占当时中国人口一半的女性。在这种背景下,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关于女性的陈腐观念受到猛烈抨击。无论是维新派还是革命派,都将兴女学与国家富强联系起来,把女子教育提到“保种强国”、“兴国智民”的位置。二、近代女子教育思想的建构路径与传播载体(一)近代女子教育思想的建构路径

近代女子教育思想的建构路径有二:其一是从中国传统学说中寻找男女平等的理论基础。1896年,陈炽在《妇学》中说:“《易》曰:乾道成男,坤道成女,各正性命,保合太和。故古人立教,男女并重,未尝有偏倚于其间也。”康同薇也举证说:“是故孔佛之道,男女平等,孔子编诗,则首关雎,传礼则详《内则》,大义昭然,至可信据。”这些说法的潜在含义是:男女平等的思想在中国古已有之,只是在长期的历史发展过程中被扭曲、被淹没了。其二,论证男女平等是近代西方走向强盛的主要原因之一。正如梁启超在《论女学》中指出:“西方全盛之国,莫美若;东方新兴之国,莫日本若。男女平权之论,大倡于美,而渐行于日本。”在《倡设女学堂启》中,他指出:“男女平权,美国斯甚。女学布镬,日本以强。兴国民智,靡不始此。”因此,今日中国要重新强盛起来,也必然要从提倡男女平等的思想、重视女子教育做起,正所谓“今而欲为起化之渐,行道之先,必自女教始”。(二)近代女子教育思想的传播载体

近代女子教育思传播的主要载体是报刊。

第一类为综合性报纸。有影响力的主要有:

一是由英国商人安纳斯脱·美查(Ernest Major)于1872年4月30日创办、由中国报人担任主笔的上海中文商业报纸《申报》。该报自1876年起连载发表了一系列讨论女子教育的政论文章,如《与友人论中外书塾》、隶华书屋的《论女学》、悟痴生发表的《书论女学校》、《再论女学》、《论设女教以端士习》等,这是近代中国较早开始关注中国女子教育问题的中文报纸。

二是由美国监理会传教士林乐知于1868年9月5日在上海创办的《万国公报》。该报自1878年3月3日开辟具有“社论”性质的“公报牟言”版发表《中国女学》起,在此后的几十年里发表了大量有关女子教育的文章,或介绍中外各国女子教育的制度或信息,或者对中国传统女子教育提出批评意见和改革建议。美国北长老会传教士狄考文(Calvin Wilson Mateer)、美国公理会传教士谢子荣(Zelotos Devello Sheffield)、英国传教士华立熙(W.Gilbert Walshe)等人都在《万国公报》上发表过与女子教育有关的文章。尤其是林乐知从1900年开始,连续3年,以连载的形式在《万国公报》上发表他所搜集整理的古今中外世界各国的妇女风俗和女子教育资料,后于1903年由上海华美书局以《全地五大洲女俗通考》为名刻印出版。

三是由英敛之于1902年6月17日在天津法租界创办的《大公报》。戊戌维新后,有关女子教育的讨论在报纸等媒体已成热门话题。《大公报》也顺势而变,搜求素材,邀约文章,阐发见解。自1919年4月2日起,《大公报》在连续的新闻报道中从女子教育的“立国”观、女子教育道德观和女子教育留学观等方面,表明了自己对民初的女子教育实践和政策的看法和观点。

第二类是女性报刊。在康有维、梁启超的影响下,由李闰(谭嗣同夫人)和黄谨娱(康广仁夫人)于1898年7月24日在上海发起倡办的《女学报》是中国第一份妇女报纸,初名《官话女学报》。这份刊物的诞生,标志着女性最初的觉醒。该报不单只以女性读者为主,连主笔、编辑均是女性,代表着女性摆脱男权的影响,这是第一次由中国女性自己呼喊出“妇女解放”,拥有专门为女性发声的媒介。作为中国第一份面向女性读者的刊物,它的主要内容就是宣传妇女解放,并且希望唤醒其他女性。它“以提倡女学、争取女权为宗旨,主张妇女平等、婚姻自由、妇女参政等,并自觉地把妇女解放与国家兴亡联系起来”。该报于1899年出版第12期后停刊。

有人将维新派在上海创办的这份《女学报》与由陈撷芬和康同薇创办的另一份《女学报》混淆起来,这是不符合历史事实的。陈撷芬和康同薇于1899年在上海创办《女报》,四年后即1902年将《女报》改为《女学报》。和维新派的《女学报》一样,这份报纸均由女性主持,针对女性问题,以面向女性读者为主。该报同样也以“提倡女学、尊重女权”为宗旨。陈撷芬曾在《尽力》一文中写道:“中国为什么不强?因为没有人才。为什么没有人才?因为女学不兴。”“要是我们两万万人,尽力要兴女学,岂有兴不起来的理。”关于女权的宣传,该报也不遗余力。如有文称:“盖权的由来,在于开智。民智不开,民权不伸,君胡以强国;女智不开,女权不兴,男何以兴家。”该报的“女界近史”等专栏经常刊载上海等地兴办女学及女子出国留学的情况。1903年《苏报》案发生,苏报馆和《女学报》均被查封。陈撷芬出亡日本,继续编印《女学报》最后一期即第4期后停刊。

晚清的女性报刊数量大约有30种。到民国初年,专门面向女性的报刊数量约有40余种。晚清女性报刊有革命与改良之分野,其改良派女性刊物注重对女性进行现代知识启蒙,以“提倡女学”、“开通女智”、“讲论女德”和反对缠足为主旨;而集中于日本东京、上海等地的革命派女性报刊则倾向从政治角度论述女性与国家、社会的关系问题,鼓励妇女既做女权运动的先锋,又做民族民主革命的斗士。1912-1918年新出版的女性刊物,按内容可以划分为两种类型,一类由民初女子参政运动中的女界精英创办或领导,直接服务于女子参政运动,注重对女性政治权利的发扬,唐群英、张汉英等创办的几种刊物都属此类。另一类,以提倡女学为宗旨,注重女性知识启蒙,以成都《女界报》、天津《女子国学报》、北京《女学日报》等为代表。此类知识启蒙的刊物试图将女权与女学相联系,吴曾兰《女界缘起》一文指出,女学是实现女权的重要步骤,“盖女学不明则女权不伸,而平等自由之幸福,亦即无其资格以享之。”表1-1对民国初年女性报刊做了基本的梳理。表1-1 1912-1918年中国女性报刊三、近代的女子教育思想(一)来华欧美传教士的女子教育思想

在近代中国与欧美的文化交流中,存在一种比较特殊的文化图景。“这就是众多的欧美传教士到中国传教,其结果是他们矢志追求的基督教文化并未真正在中国生根开花,反倒是服务于其传教目的的欧美教育、科技、新闻出版等理念、制度和文化在中国得到广泛传播。”这种文化现象在教育领域表现得更加突出。教育是欧美传教士传播其基督教文化的主阵地,客观上推动了中国教育的现代化历程。

创办教会女学,是来华欧美传教士引入欧美教育体制的重要途径。因为,中国传统文化根深蒂固,从教育入手是一个较好的突破口。尽管欧美国家用坚船利炮打开了中国大门,取得了在中国办教育的权利,但是西式学校从一开始就遭遇到来自私塾和传统书院的抵制。1936年,民国时期著名社会学者廖泰初先生在其《动变中的中国农村教育:山东省汶上县教育研究》一书中仍然对于“为什么洋学打不进老百姓的队伍里,为什么以西洋文化为背景产生的洋学不为老百姓所欢迎”等这样一些问题感兴趣,并从中西文化背景的视角,以社会学研究方法展开了深入研究。这从一个侧面说明西式学校在中国的发展是相当缓慢的。中国传统社会中的女子不能接受正规教育的现实,让欧美传教士看到了引入西式学校的重要契机。因此,来华欧美传教士以创办教会女校为突破口,实施他们以教育广兴基督教文化的宗教使命。他们在创办教会女校的同时,还致力于介绍西方女子教育的制度、理论和思想。客观地说,欧美传教士对女子教育的呼吁是近代中国女性运动、女性观念转变的先声。

晚清来华欧美传教士中对女子教育有较为深刻论述的主要有以下几个人:其一是花之安、丁韪良和狄考文。花之安著有《西国学校》,丁韪良著有《西学考略》,这两本书都有专门的章节介绍女学。狄考文在《万国公报》上发表《振兴学校论》。其四是林乐知。他出版了综论东西方各国古今女俗的著作《全地五大洲女俗通考》。

林乐知的这本著作共10集22卷,有百万余字,于1903年由上海华美书局刻印出版。该书涉及欧、美、亚、非、澳五大洲,内容包括古代希腊、罗马、埃及、印度、中国等文明古国的女子风俗、女子地位、女子教育,现代欧美各资本主义强国的妇女地位与教育,以及非洲、亚洲、美洲等落后国家的女子风俗和女子教育等。全书的主题就是阐述女子地位与教育、女子教育与国家文明程度之间的关系,运用纵向(古今)和横向(中外)比较法,其目的是使中国人了解中国女子教育和文明教化在世界中所处的真正位置。“本书则以各国女人之地位与其看待女人之法,为比较教化优劣之定格,此即《女俗通考》之名所由取也,亦即可称为《万国古今教化之论衡》也,又即可使读是书者得以自证中国教化所至之真地位也。”该书在正式汇集出版之前,其中的主要内容在《万国公报》上进行连载(1900-1905年)。《全地五大洲女俗通考》是晚清来华西人中论述世界和中国女子教育问题的代表性论著。

我们主要以上文提及的花之安、丁韪良、狄考文和林乐知等人的相关论述,梳理晚清来华欧美传教士的女子教育思想。需要指出的是,他们在论述女子教育的相关问题时,他们的语言往往融合了中国传统文化,可谓用心良苦。总的来看,由于晚清来华欧美传教士面临的是中国女性“有教无学”的局面,因此他们关注的焦点在于如何说服国人接受“女子入学”,其着眼点也就在于论述女子教育的紧迫性和重要性,他们主要从“天赋人权、相夫教子、国家强盛”论述女子教育的重要性,继而指出兴办女学对于振兴中国的意义和价值。具体来说,晚清来华欧美传教士的女子教育思想主要有以下三个方面:

一是从男女平等的视角提出“论学校者必以女学为先务之急”。林乐知指出:“上帝造人,男女并重。”他编撰《全地五大洲女俗通考》的目的是:“振兴女学,释放女人,以提拔女人平等之地位,造就女人同具之才能。”谢子荣指出,男女在天资上没有差别,妇女与男子一样可以接受教育。花之安的《西国学校》有“女学”专章,他从男女都有一样的受教育的生理基础与条件为起点强调“妇女为学是至要之事”。花之安强调无论男女,人之所以成为人就在于其教育性,成为有学问知识、懂得“尚有无穷道理”的人,否则,与禽兽无异。他说:“人生只为饮食居处,与禽兽何异!天赋人以灵明之性而人汨之,是慢天亵天也。慢天亵天者能逃天谴乎?”“盖妇女具有灵魂、才能,与男子无异,男子需学道以明理,通书以增识,妇女亦然。”他认为,妇女不像男子那样受教育的机会较多,做女孩之时,是受教育的唯一时机,绝不能错过。“女子为学之时无多,及长,适人百务交责,不比丈夫随时可学。”然后,他指出妇女不受教育的后果,其一是无法承担教育子女的重任,“丈夫在家之时少,妇人在家之时多,训子女,母之功多于父。苟为母未尝学问,何能训子”。其二是不能很好地相夫治家。他说:“设如丈夫博学文儒,而妇人不学,粗鄙,何趣之有?家中诸事惟妇干之,不学何能操置得宜?”进而,他向当时的中国人介绍了德国女子的生存和教育状况。他说:“盖西国人生子女,皆一体养育教训。故德国男女七八岁,皆入学塾,否则罚其父母,良以男固需教,而女子长成,他日为人之母,能知道理乃可教训孩儿、治理家业,而丈夫之内助也。”1881年9月3日狄考文发表于《万国公报》上的《振兴学校论》一文,从母教的角度论述女子教育的必要性。在他看来,父母是小孩的第一个启蒙老师,其中,母亲起着主要的教育作用。“人有读书之父,固可因父而开知识,如有读书之母,更可因母而益聪明,况引孩提入学问之途,莫善于母。”狄考文还从女性的特点进一步论述女性适宜担任教师。他认为,女性具有仁慈、耐烦之心,循循善诱、启迪蒙童可以取得事半功倍的教育效果。

二是从女学与教化的关系的角度论证女子接受教育的必要性,正所谓“女学之优劣为万国教化优劣之标准”,“振兴女学为万国教化长进之阶梯”。林乐知在《全地五大洲女俗通考》一书中,综合古今世界各国文明教化的进化程度,将世界教化分为四个等级:第一类为无教化之野人;第二类为半教化之人;第三类为有教化之人;第四类是文明教化之人,为世界上最上等的全教化人。他有时又把古今世界各国教化分为三等,最下等为未教化人(把未教化与半教化合为一等),其次为有教化人,最上则为文明教化人。林乐知认为,由一个国家女人的地位可以评定和判断一个国家教化的等级或优劣的标准。“此可见人类之贵贱,当观其教化之优劣以为定评。但本书之大旨,则以为教化之优劣,苟观其看待女人之轻重,亦可藉以为定评矣。”这就是说,教化程度是判断一个民族或国家文明的标准,而妇女地位又是衡量一个民族或国家教化程度的标准。“观教化者,以女人为定格”,“女俗为教化之标志”,“凡人欲论列一国之教化而考其地位当居何等,不必博考多端,但观一端足矣,即查考其国中看待女人之情形也。”林乐知认为,无教化之野人“其待女人有若奴仆,一切家务劳苦之贱工,皆由女人为之”。稍有教化之国的女人也不过是供男人驱使的劳力和纵欲寻欢的工具而已。文明教化之国的妇女是有知识有才能的贤母良妻。花之安也表达了与林乐知同样的观点。他指出,西方基督教国家无不以振兴女学、造就女人为先务,女人地位是一个国家文明教化程度的标志,“观教化者,必观其国中女人之地位,以定其教化之等级”。

三是从女学与国家振兴的关系论证女子教育的必要性,提出“今日欲救中国自振兴女子教育始”。晚清来华欧美传教士一方面对中国轻视女性地位展开批判,另一方面对比指出欧美各国的兴盛就是由于提拔女人、振兴女学的结果。他们不厌其烦地呼吁中国解放妇女、重视中国女子教育,促使中国明白“凡国不先将女人释放提拔而教养之,以成其材,决不能有振兴之盼望”。狄考文在《振兴学校论》一文中曾历数中国传统教育的弊端和错误,其中第一大弊端便是“女子无事于诵读”。他对中国传统的“女主内、男主外”,认为“妇女既不从事对外交际应酬的活动,又不求功名,而只需学习纺织针工等活,勿需送女子入学校读书”等观念进行了批驳。花之安对中国传统的妇女教育思想进行了批判,并把中国轻视女子教育的思想直接归根于中国儒学经典和史书。他着力批判了儒家经典中的“三从四德”、“女子无才便是德”、女子不出闺门等重男轻女思想。林乐知则进一步指出,忽视妇女教育是中国教化程度不高和国家贫弱的原因。他说:“释放女人一端,实为拯救东方诸国之良法,而中国为尤亟,因对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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