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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王日根

出版社: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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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馆史话

会馆史话试读:

总序

中国是一个有着悠久文化历史的古老国度,从传说中的三皇五帝到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建立,生活在这片土地上的人们从来都没有停止过探寻、创造的脚步。长沙马王堆出土的轻若烟雾、薄如蝉翼的素纱衣向世人昭示着古人在丝绸纺织、制作方面所达到的高度;敦煌莫高窟近五百个洞窟中的两千多尊彩塑雕像和大量的彩绘壁画又向世人显示了古人在雕塑和绘画方面所取得的成绩;还有青铜器、唐三彩、园林建筑、宫殿建筑,以及书法、诗歌、茶道、中医等物质与非物质文化遗产,它们无不向世人展示了中华五千年文化的灿烂与辉煌,展示了中国这一古老国度的魅力与绚烂。这是一份宝贵的遗产,值得我们每一位炎黄子孙珍视。

历史不会永远眷顾任何一个民族或一个国家,当世界进入近代之时,曾经一千多年雄踞世界发展高峰的古老中国,从巅峰跌落。1840年鸦片战争的炮声打破了清帝国“天朝上国”的迷梦,从此中国沦为被列强宰割的羔羊。一个个不平等条约的签订,不仅使中国大量的白银外流,更使中国的领土一步步被列强侵占,国库亏空,民不聊生。东方古国曾经拥有的辉煌,也随着西方列强坚船利炮的轰击而烟消云散,中国一步步堕入了半殖民地的深渊。不甘屈服的中国人民也由此开始了救国救民、富国图强的抗争之路。从洋务运动到维新变法,从太平天国到辛亥革命,从五四运动到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中国人民屡败屡战,终于认识到了“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只有社会主义才能发展中国”这一道理。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推倒三座大山,建立了新中国,从此饱受屈辱与蹂躏的中国人民站起来了。古老的中国焕发出新的生机与活力,摆脱了任人宰割与欺侮的历史,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每一位中华儿女应当了解中华民族数千年的文明史,也应当牢记鸦片战争以来一百多年民族屈辱的历史。

当我们步入全球化大潮的21世纪,信息技术革命迅猛发展,地区之间的交流壁垒被互联网之类的新兴交流工具所打破,世界的多元性展示在世人面前。世界上任何一个区域都不可避免地存在着两种以上文化的交汇与碰撞,但不可否认的是,近些年来,随着市场经济的大潮,西方文化扑面而来,有些人唯西方为时尚,把民族的传统丢在一边。大批年轻人甚至比西方人还热衷于圣诞节、情人节与洋快餐,对我国各民族的重大节日以及中国历史的基本知识却茫然无知,这是中华民族实现复兴大业中的重大忧患。

中国之所以为中国,中华民族之所以历数千年而不分离,根基就在于五千年来一脉相传的中华文明。如果丢弃了千百年来一脉相承的文化,任凭外来文化随意浸染,很难设想13亿中国人到哪里去寻找民族向心力和凝聚力。在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实现民族复兴的伟大事业中,大力弘扬优秀的中华民族文化和民族精神,弘扬中华文化的爱国主义传统和民族自尊意识,在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进程中,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的文化价值体系,光大中华民族的优秀传统文化是一件任重而道远的事业。

当前,我国进入了经济体制深刻变革、社会结构深刻变动、利益格局深刻调整、思想观念深刻变化的新的历史时期。面对新的历史任务和来自各方的新挑战,全党和全国人民都需要学习和把握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进一步形成全社会共同的理想信念和道德规范,打牢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团结奋斗的思想道德基础,形成全民族奋发向上的精神力量,这是我们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思想保证。中国社会科学院作为国家社会科学研究的机构,有责任为此作出贡献。我们在编写出版《中华文明史话》与《百年中国史话》的基础上,组织院内外各研究领域的专家,融合近年来的最新研究,编辑出版大型历史知识系列丛书——《中国史话》,其目的就在于为广大人民群众尤其是青少年提供一套较为完整、准确地介绍中国历史和传统文化的普及类系列丛书,从而使生活在信息时代的人们尤其是青少年能够了解自己祖先的历史,在东西南北文化的交流中由知己到知彼,善于取人之长补己之短,在中国与世界各国愈来愈深的文化交融中,保持自己的本色与特色,将中华民族自强不息、厚德载物的精神永远发扬下去。《中国史话》系列丛书首批计200种,每种10万字左右,主要从政治、经济、文化、军事、哲学、艺术、科技、饮食、服饰、交通、建筑等各个方面介绍了从古至今数千年来中华文明发展和变迁的历史。这些历史不仅展现了中华五千年文化的辉煌,展现了先民的智慧与创造精神,而且展现了中国人民的不屈与抗争精神。我们衷心地希望这套普及历史知识的丛书对广大人民群众进一步了解中华民族的优秀文化传统,增强民族自尊心和自豪感发挥应有的作用,鼓舞广大人民群众特别是新一代的劳动者和建设者在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道路上不断阔步前进,为我们祖国美好的未来贡献更大的力量。2011年4月

出版说明

自古至今,始终坚持不懈地从漫长的文明进程中不断总结历史经验教训,从中汲取有益营养,从而培植广阔的历史视野,并具有浓厚的历史意识,这是我们中国文化独有的鲜明特征,中华民族亦因此而以悠久的“重史”传统著称于世。在整个人类文明史上独一无二、系统完备的“二十四史”即证明了这一点。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历史知识普及工作被放到十分重要的位置。20世纪五六十年代,著名历史学家吴晗主持编写的《中国历史小丛书》,90年代中国社会科学院院长胡绳组织编写的《中华文明史话》和《百年中国史话》,成为“大家小书”的典范,而后两套历史知识普及丛书正是《中国史话》之缘起。

2010年年初,为切实贯彻中央关于“做好历史知识普及工作”的指示精神,同时也为了更好地弘扬中国传统文化,我们对《中华文明史话》和《百年中国史话》两套丛书的内容进行了修订和增补,重新设计框架,以“中国史话”为丛书名出版。第十一届全国政协副主席、时任中国社会科学院院长陈奎元亲任《中国史话》一期编委会主任,时任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武寅任编委会副主任。正是有了各级领导的关心支持和诸多学术名家的积极参与,《中国史话》一期200种图书得以顺利出版,并广受好评。《中国史话》丛书的诞生,为历史知识普及传播途径的发展成熟,提供了一种卓具新意的形式。这种形式具有以通俗表述、适中篇幅和专题形式展现可靠历史知识的特征。通俗、可靠、适中、专题,是史话作品缺一不可的要素,也是区别于其他所有研究专著、稗官野史、小说演义类历史读物的独有特征。

囿于当时条件,《中国史话》一期的出版形式不尽如人意,其内容更有可以拓展的广阔空间,为此2013年4月我们启动了《中国史话》二期出版工作。《中国史话》二期分为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和生态五大系列,拟对中国各区域、各行业、各民族等的发展历史予以全方位介绍。我们并将在适当时机,启动《世界史话》的出版工作。史话总规模将达数千种。

我们愿携手海内外专家学者,将《中国史话》《世界史话》打造成以现代意识展现全部人类历史和人类文明,集学术性、知识性、趣味性于一体的“万有文库”;并将承载如此丰厚内容的史话体写作与出版努力锻造成新时期独具特色的出版形态。

希望史话丛书能在形塑民族历史记忆、汲取人类文明精华、培育现代国民方面有所贡献,并为广大读者所喜爱。史话编辑部2014年6月序

中国人传统的乡土观念是在频繁的人口流动中逐渐形成的。中国古代就有易地为官的政治传统,于是许多官员成为移民者。中国多维的气候特征、殊异的地方特产决定了物资需要调剂余缺,交通条件的改善使商人们可从长途贩卖中赢利,这便决定了商人阶层往往是移民中的又一大群落,经商是移民的另一大原因。其他像学艺、拜师、信教等均程度不同地驱动了人口的流动。

思乡有时是热烈的,衣锦而归时犹然。有些人回家时则是卑怯的,因为总觉得自己没有大作为,没有建立大功勋。初唐宋之问写道:“岭外音书绝,经冬复历春。近乡情更怯,不敢问来人。”离乡在外的人与家乡已中断了联系,实在把握不准家乡发生了什么变化。贺知章《回乡偶书》曰:“少小离家老大回,乡音无改鬓毛衰。儿童相见不相识,笑问客从何处来。”此诗将游子的窘境掩于儿童的嬉笑之中。

王维的《杂诗》曰:“君自故乡来,应知故乡事。来日绮窗前,寒梅著花未?”他也表达了对家乡的挂念。岑参的《逢入京使》说:“马上相逢无纸笔,凭君传语报平安。”诗中抒发的是对亲人的无限眷恋之情。王昌龄的《芙蓉楼送辛渐》一诗中的“洛阳亲友如相问,一片冰心在玉壶”,寄托了作者对亲人的一片深情。离家久了或远了,思乡之情会渐浓。

思乡的情绪在过节的时候最为浓重。《九月九日忆山东兄弟》云:“独在异乡为异客,每逢佳节倍思亲。遥知兄弟登高处,遍插茱萸少一人。”身在异乡时想象着在故乡过节时的情景,因长期漂泊于外,客居他乡,不免由异乡风物生发恋乡思亲之情。王建的《十五夜望月》一诗云:“中庭地白树栖鸦,冷露无声湿桂花。今夜月明人尽望,不知秋思落谁家。”情感丰富的诗人们将节日里独处异乡的游子的思乡心绪准确地表达了出来。

远嫁是一种特殊的移居方式。东汉刘细君著《悲愁歌》,说:“吾家嫁我兮天一方,远托异国兮乌孙王。穹庐为室兮毡为墙,以肉为食兮酪为浆。居常土思兮心忧伤,愿为黄鹄兮归故乡。”远嫁他乡的女子的乡思因为生活方式的殊异而显得更加凄婉。

从军是另一种移居方式。贺知章《十五从军征》一诗说:“十五从军征,八十始得归。道逢乡里人,家中有阿谁?遥望是君家,松柏冢累累。兔从狗窦入,雉从梁上飞。中庭生旅谷,井上生旅葵。烹谷持作饭,采葵持作羹。羹饭一时熟,不知贻阿谁。出门东向望,泪落沾我衣。”家乡的每一个生活细节竟那么鲜活,让人只要一思及,就暖流盈怀。

文人游走是一种生活方式。初唐宋之问的《登逍遥楼》一诗说:“逍遥楼上望乡关,绿水泓澄云雾间,北去衡阳二千里,无因雁足系书还。”隋薛道衡《人日思归》说:“入春才七日,离家已二年。人归落雁后,思发在花前。”唐岑参《西过渭州,渭水思秦川》说:“渭水东流去,何时到雍州,凭添两行泪,寄向故园流。”人烟稀少之处,思乡之情会更浓。“家乡”是对离乡在外的人而言的,只有离开家乡的人们才会油然而生对家乡的思念,且借文学的语言表达这种思乡情怀。在离开家乡的人们的眼里,家乡总是充满了亲情的,乡亲们也会时常嘘寒问暖,游子孤身在外,语言不通而难以交流,习惯亦往往大异其趣,失落感时常侵蚀着游子的心,使他们倍感事业的不顺与谋生的艰难。

在中国古代,一方面,由于交通闭塞、交通工具落后,人们一别再逢无期,使那些外出求学、赶考、赴任、行游、出征的游子不免产生强烈的孤寂、惆怅、落寞与凄清的思归怀乡情绪。另一方面,中国的宗法制度使一直安于乡土的国人产生了重血缘、重乡土的社会心理,从而使那些离乡的游子无论走多远、无论走到哪里都有一种根在故土的深刻的乡土观念。几千年来,这种渗透于中国民众骨子里的深厚的亲情意识和地缘乡土观念,极其深刻地影响着中国人的思想感情,对亲人、故土的怀念无时无刻不萦绕在游子的心头。

其次,游子的羁旅行役带来空间的转换、文化的异位,本土文化缺失使游子产生失落感。对于那些外出行游的人们来说,当从一个极其熟悉的环境进入到一个完全陌生的环境时,往往会因一时不能适应新的环境,而与这种陌生的异样的文化产生矛盾,游子在心理上会产生对新环境的排斥和抵触,进而产生无依无靠、漂浮不定的浮萍之感。“浊酒一杯家万里,燕然未勒归无计”,表达的便是这种思乡之情。

最后,思乡情怀的产生还源于游子现实生活的不顺与挫折、人生理想的破灭和追求的失落。在现实生活中,游子为了维持生计,自愿或不自愿地去出使、宦游、从军、考试、经商等,在此过程中他们并不能坦然地在精神和心理上接受与认同这种羁旅行役。当宦游不顺、科考落第,或建功立业的愿望得不到实现,抑或在官场遭到排挤与打击,他们就会对自己的人生追求、价值意义产生不同程度的质疑和否定,转而寻求来自故乡的安慰,遂产生回归家乡的念头,希望以此得到精神上的抚慰。这时故乡就成了游子们的避风港,是摆脱不如意现实、寻求精神回归的理想归宿。

乡土情是离开故土的人们自然形成且逐渐得到强化的一种思想感情,它驱使同乡客居者走向联合,成为会馆萌生的原动力。

明代是科举制度充分发展的时期,京师则是寓居同乡官员较集中的地方。明代时京师会馆的诞生便成为很自然的事情。会馆最初就是在客地为官的同乡人在节庆期间寄托乡思、用乡音进行交流、观看家乡戏曲、品尝家乡菜肴的所在,后来功能逐渐扩展。

会馆是明清以来凝聚了中华文化内在精神、管理流动人群的民间社会组织,较西方传入的商会组织具有更大的包容性。它既管理寓居的同乡官员,又顾及同乡应试学子、工商阶层乃至一般移民,具有较强的社会功能。今天会馆仍然在海外华人社会大量存在,彰显了中国传统文化的软实力。

从会馆管窥中国社会,无疑是一个绝佳的视角。政治激进者们往往以对过往的否定来迎接新生的东西,而会馆则更倾向于在传承中更新,保持社会进步的渐进性,保证社会的和谐稳定。会馆的基本功能在于“祀神、合乐、义举、公约”,实际上具备了自治的功能。传统的里甲、保甲、乡党式管理模式难以管理这庞大的流动人群,会馆却可以独展其长,便利且有效。会馆往往能凝聚寓居客地同乡中的官、绅、商等各个阶层,彼此调动各自的资源,形成互补的局面,有效地实现内部的自我整合与外部世界的整合乃至中外文化的整合。可以说,会馆组织使民间智慧在复杂的社会变迁面前得到充分的体现,其对社会管理的积极意义是显著的。

从会馆认识地方文化,不失为一种可取途径。由于会馆对社会管理的效果是积极的,因而逐渐由民间自发产生发展到获得政府的默许、认可乃至保护,会馆由此成为地域文化展示的场所。随着社会的革故鼎新,会馆的社会功能还有所延伸。到近代,会馆的社会治安功能进一步彰显。会馆在消除“黄、赌、毒”、杜绝民间私藏枪支、禁止罪犯藏匿等方面都有所作为。有的会馆还筹集资金,为政府提供实质性的帮助。这些都反映了会馆顺应时势的内在品格。

会馆倡导儒家的伦理纲常,对维护世道人心具有积极的意义。于是,就职在外的同乡官员亦积极投身于会馆的建设、维护与发展过程之中,以此作为实现自己人生价值的途径。

会馆较之由西方引入的商会更多些人文关怀,更多些对人际关系、人生价值乃至社会价值的追寻,因而它不仅像商会那样旨在制定商业规范,还致力于弘扬家乡的文化精神、彰显地方文化建设业绩、帮助贫困的同乡人、参与乃至主持客居地的社会事业,给同乡人以自豪感、荣誉感和归属感。他们将家乡的英烈奉祀为神,这无疑形成了最强有力的黏合剂和凝聚器,同时为主流与优秀的价值观延存提供了基地。因此,即使是在商会移植进中国并大行其道之时,会馆的生命力并未削减。正如一位著名学者所说,20世纪以来,各大城市中的近代商会组织纷纷建立,但旧式的会馆、公所仍然是城市工商业中的重要经济组织,它能把传统的地缘关系与现实的行业纽带融为一体,把旧式的人际关系、职业行规与近代的社会契约、民主意识结合起来,在经济发展中起着重要的作用。因此,中国城市走向近代化过程中,既有新、旧事物间的矛盾冲突,也有它们互补共进的发展。1944年,毛泽东同志在延安与美国记者斯诺谈话时强调,继承中国过去的思想和接受外来思想,并不意味着无条件地照搬,而必须根据具体条件加以采用,使之适合中国的实际,批判地接受我们自己的历史遗产和外国的思想。习近平同志在全国宣传思想工作会议上强调,要讲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最重要的一点,就是讲清楚中华民族在五千多年的文明发展进程中创造的博大精深的中华文化,这里积淀着中华民族最深沉的精神追求,包含着中华民族最根本的精神基因,代表着中华民族独特的精神标志,是中华民族自强不息、团结奋进的重要精神支柱,是我们最深厚的文化软实力。会馆正是植根于中国自己的文化土壤并因适应世界大势而不断焕发生机与活力的“中国创造”。

由此可见,会馆是中国传统社会变迁中颇具特色又不可或缺的社会组织,它展示着社会变迁和官绅、商人及其他各阶层人们对社会变迁的适应,意味着在传统行政体系之外民众的自立、自治与有序社会秩序的建立,从而在推进中国社会由传统走向现代的过程中发挥着积极作用。一悠悠乡土情:会馆萌生的原动力

中国古代久有易籍为官的传统,一个人在外为官,除了要扫除语言上的障碍,还要克服思乡的焦虑,难怪中国古典诗词中有很大一部分是思乡类诗词。思乡情感可以化为对家乡亲人的思念,可以化作对家乡方言的回味,也可以化作对家乡饮食的怀念。“少小离家老大回,乡音无改鬓毛衰。儿童相见不相识,笑问客从何处来。”家乡是人生启航的码头,家乡亦是事业有成的泊所,保持乡音是不忘本的表现。“富贵不还乡,如衣锦夜行”,取得成绩后回乡,倍觉荣耀。乡帮名人可以成为整个家乡的骄傲,可以激发家乡后人的进取心和自豪感,亦可以转化为家乡文化的“软实力”,从而保持地域竞争中的有利地位。1乡情聚乡人

对于外出为官的乡人而言,住在一处彼此均能获得心理上的寄托,不仅在身处逆境时能获得拯救和安慰,而且可以相互激励,彼此规劝,使各自事业更加辉煌。

安徽芜湖的官员最先挖掘了这一资源。安徽芜湖人在北京首先设置了芜湖会馆,民国时期的《芜湖县志》有两段记载。会馆的出现,依据目前发掘的史料大体可上溯到明永乐年间。

京师芜湖会馆在前门外长巷上三条胡同。明永乐间邑人俞谟捐资购屋数椽并基地一块创建。

俞谟,字克端,永乐元年选贡,任南京户部主事,转北京工部主事。在京师前门外置旅舍数椽并基地一块,买自路姓者,归里时付同邑京官晋俭等为芜湖会馆。正统间路姓后人构讼争地,谟子日升持契入质,断归芜湖会馆。至今公车谒选胥攸赖焉。

这里,俞谟作为京官买地建造旅舍,或许是作为亲朋寓居之所,抑或可看作官吏涉足商业活动的开始。他辞官归里时把这份产业交给同乡京官晋俭,作为芜湖会馆,我们可以把它看作芜湖乡人聚会的一个场所。这实际上是芜湖京官已形成同乡团体的表现,势必又将有利于芜湖的试子应考。对于寓居京师的官员来说,集中于会馆共叙乡情,这也是人之本能的一种驱动,这时的会馆体现为最直观的意义——集会之馆舍。它没有正式的规制,也没有顾及其后的维持办法,因为寓京的芜湖人士尚不太多,因而也无须作任何限定。应该说,这种状况维持了相当长的一段时期,直到明中叶社会经济积累到一定程度、商业活动大量增加之后才发生变化。这一时期流寓京师者亦多为官绅,他们毕竟是循规蹈矩、颇有积极进取精神与强烈社会责任感的一群儒家文人。

支持上述结论的论据还可举出一些。如江西浮梁在京师的会馆,位于“北京正阳门外东河沿街,背南面北,其一在右,明永乐间邑人吏员金宗舜鼎建,曰浮梁会馆”;又如广东会馆,由“永乐间王大宗伯忠铭、黎铨部岱与杨版曹胪山所倡建……厥后会馆改建于达摩厂”。同治年间的《南城县志》卷二载:

南城会馆在京城正阳门外东长巷三条胡同。明时为豪猾侵占,参政罗汝芳、侍郎朱大器捐赎修葺。中为正厅,翼以两房,东西二小院,房各六间,门厅一,门房二,正厅及厨房三间。大门上额曰:“南城会馆”,罗汝芳书。

官僚们的活动场所却被“豪猾”们侵占,幸有罗汝芳、朱大器等享有盛名的官僚出面,才得以赎回。其他会馆有些就被别人强行占有,如管天申的《永丰县会馆记》记载了广信府永丰县(清雍正时改广丰县)会馆创建及产权变化的情况。会馆的维持其实是一项更困难的事情,往往必须依靠具有一定政治地位的人进行倡导、管理。2同乡官员的“面子工程”

显然,在明朝永乐皇帝迁都北京后,南方各省官员对鼎建会馆怀有极大的热情。在他们的积极倡导下,会馆这种同乡官员聚会之所便以民间自助的形式出现于历史舞台。

清初,周亮工曾在《闽小纪》中描写了一件关于福州会馆的逸事。据载,闽佥宪林文缵携幼子林璧赴京谒补,路上遇到明武宗。武宗喜爱这个孩子,带到宫中作为养子,林文缵设计买通宦官让武宗放弃林璧。后来林璧在父亲的教育下科举及第,住在北京的福州会馆中,曾经服侍过林璧的宫女被放出后,找到福州会馆,见到了林璧。李景铭循此考证,不仅证实确有其事,而且证明“此时所谓福州会馆者,非今南下洼之福州老馆,乃郭文安所谓在东城之福州会馆,亦即八旗未没收以前之福州会馆也。可见各省之设会馆,在明武宗世宗时,早已有之,林璧已成进士,仍寓馆中,则会馆非仅为试子暂居之地,且可为官绅侨寓之所。璧闻婢语,遂抱首哭,养之寓中,是同寓福州会馆。则明代旧制,会馆可以住女眷,亦可推知矣。林璧父子不附权贵,居京则寓会馆,归乡则家祠堂,此守廉介家风,不唯一郡之施,抑亦一馆之荣也”。由此可见,自永乐到正德、嘉靖年间,会馆仍主要是官绅聚会的一种场所,有的官绅甚至长期寓居其中,并允许女眷入居。李景铭说“明代旧制,会馆可以住女眷”,我们认为,还不如说早期会馆本无定制,为乡绅提供力所能及的服务就是其宗旨和初意。更值得强调的是,这时的会馆不仅仅可以聚乡情、寄乡思,而且承载了相互劝励、廉洁立身的理想追求,即“唯礼让之相先,唯患难之相恤,唯德业之相劝,唯过失之相规,唯忠君爱国之相砥砺,斯萃而不失其正,旅有即次之安矣”。实际上,明朝时作为留都的南京也有类似的会馆组织,并可见于文献记载,如福建莆田文献会馆建于明朝嘉靖年间,广东潮州会馆亦于此时创建。二会馆的衍扩:类型的多样化

会馆经历了一个不断发展壮大的过程,类型与数量都不断衍扩。中国人头脑中根深蒂固的观念——籍贯观念,产生于人口的流动之中。在长期的传统社会中,因为易籍任官的政治制度的影响,地域政治观念自秦已露其端,经魏、晋、南北朝,因士族与庶族的区分而凸显出来的地望意识更强化了这种观念。宋以后,科举制度的推行使不同籍贯的应试入官人士时常把本籍观念铭记心间,从而导致宋朝政治斗争都带有地域派别的色彩。1地域政治意识的强化

到了明代,起初曾取进士与举贡、杂流三途并用之法来选拔官吏,永乐皇帝以后进士成为取士的第一要途,重要的官职尤其是中央官职大都被“进士出身”的人所垄断。明代人把不是由科举入仕者视为异途出身,处处予以歧视。因此,谋求金榜题名是社会上一切读书人的愿望,有的依靠家族、乡族共同的经济支持得以入仕,家族、乡族当然是他们思恩报惠的首要对象,他们一旦进入仕途,便较易在激变的宦途中拉帮结派、结成朋党。人们说:“仕臣独尊进士,而其中又有门户之党,出必由进士,仕必入门户。”同时,对掌权的大臣来说,千方百计援引同乡的进士和举人则是扩大个人权势、维护乡里利益的极好途径。《明史·选举志》中说:大臣“所举或乡里亲旧,僚属门下,素相私比者”。因此,在科举制度之下,地域性的帮派集团不断涌现,严重地左右着明代政治的发展进程。

在明朝宣德年间(1426~1435)民间便流传这样的民谣:“翰林多吉水(今江西吉水县),朝士半江西。”这种局面的形成,固然离不开江西物华天宝、人杰地灵、经济发达、文化繁荣的社会背景,但也与明朝政府中居于要职的江西籍官僚通过开科取士营私舞弊不无关系,他们利用关系来暗结朋党,以致形成了一个江西派的官僚集团。例如洪熙、宣德年间,朝中江西籍的官员特别多,当时执政掌权的内阁大学士杨士奇就是江西人,整个宣德朝共录取进士2081名,其中江西一省就有559名,占总数的1/4强,故时人认为这是杨士奇“私其同乡所致”。

再如正德三年(1508),大珰刘瑾为了扩充阉党势力,将自己同乡50人的名单交给会试主考官,主考官不敢违抗,只得将他们全部录取。嘉靖年间,官僚利用同乡关系贿买钻营、串通作弊,更为普遍。如嘉靖四十年(1561)应天府主考官吴情主持乡试,他一次主考录取了同县13人,吴情和所录取的13人中既有座主门生之谊,又有同乡之情,极易在政治上形成一个无锡帮。

在此背景下,举子一旦中举,往往很快就为朝廷中的同乡大臣所网罗,从而壮大了本乡籍的在朝力量。如嘉靖年间内阁首辅严嵩是江西人,他就竭力笼络江西籍的士大夫,并与他们勾结在一起,组成了一个以他为首的江西帮,而朝中不少江西籍官员也趋炎附势,千方百计地巴结严氏父子,甚至有的“江西士大夫往往号嵩为父”,甘愿充当严嵩的走卒鹰犬,严嵩也恬不知耻地以江西籍官员之父自居。江西丰城某个新晋官员不愿充当严嵩的爪牙,严嵩即厉声呵责道:“若非吾里子耶?何得为他人乃尔?”江西帮在朝中炙手可热,其骄横跋扈常引起许多非江西籍官员的极端嫉恨,一旦他们掌权,便大肆排斥江西籍官员,从而形成明代政治史上持续不断的派别斗争的局面。

实际上,地域政治观念的盛行,不仅影响有明一代的政局,而且左右着明清时期会馆的发展态势。《异辞录》说:“京师为各方人民聚集之所,派别既多,桑梓益视为重,于是设会馆以为公共之处。始而省会,继而府县,各处林立。此等天然之党籍,较之树一义以为标帜者,未知利害奚若。在闭关时代,由座主之关系,或州域之关系,天然成为同志,谋公私利益而共守伦常大义,以辅国家太平有道之长基。较之罔利营私漫无限制者,损益相去,不啻倍蓰矣”。正如窦季良所说,乡土观念无法恰切标明乡土到底以何处为界限。一般而言,有时因为客观斗争形势的需要,小同乡又会归并到大同乡中去。

江西籍官员在朝势力的强大使江西会馆取得了极大的发展,整个明清时期,江西的在京会馆数量位居第一。清末的统计显示:江西会馆为66所,山西会馆为47所,安徽会馆为38所,浙江会馆为36所,湖北会馆为29所,江苏会馆为27所。其中,山西、安徽、湖北、江苏4省会馆都以商人会馆居多,唯江西服务于仕宦和科举的会馆数量最多。万历三十四年(1606),江西南昌之乐平会馆首次以省府试馆的名称出现于京师,表明了大同乡之下小同乡的滋长。万年会馆也由礼部侍郎邑人蔡毅中创建,坐落在草场四条胡同,房屋一重三间。乾隆十二年(1747),祝启元等予以重建。

在江西地方,各府州县也纷纷在省垣府城设置会馆,如吉安府属的泰和县在同治年间(1862~1874)就在南昌设有试馆5所,分别为“泰和试馆”“云亭试馆”“琼林试馆”“书升试馆”“五六试馆”,而“五六试馆”则为该县五十六都人士所独建,专为赴省乡试试子所设。福建曾以“顶子多”(指官员)而著称,李景铭记载了明清时期福建人在京师设置的22所省、府、州、县会馆,除延邵会馆属于商人会馆外,其他会馆都把服务科举放在首位。在省城福州,福建各府县亦争立会馆。旧时建宁府所隶属的建安、瓯宁、崇安、浦城、建阳、松溪、政和七县,在福州市上杭街建郡会馆,供同乡聚会或寄籍。后来,同在这条街,浦城县又单独设浦城会馆。本来宁德府属在福州设一会馆,后来却因矛盾分出福安馆,寿宁人寄寓福安馆中,但又因福安人看不惯寿宁人,使寿宁人退出福安馆而在南台另设寿宁会馆。在京师的福建各会馆,地域观念亦日渐加深,有记载说:“闽省旧惯,会馆可以通住,非必某府人驻某郡馆,某县人驻某邑馆,盖视会试来京人数多寡及亲友与地势关系,彼此可通住。”如咸丰四年(1854),闽县孙翼谋、孙翼隆、孙翼恭三兄弟进京应试,不住福州会馆,而“同聚漳州西馆”。同治七年(1868),福州陈宝琛参加会试,也住在龙溪会馆。直到晚清,“凡是闽人,对于各馆,均可暂寓”。可实际上,像晋江邑馆就以“籍隶晋江者为限”。泉郡会馆也明文告示:“凡非泉属各县同乡不得住馆。”龙岩会馆更甚,“有住馆之权利者,以现在籍隶本属者为限,从前祖籍,不在此例”。在省城福州,竟有连城十余姓各自设置的会馆。

会馆的分裂或许是分会馆对总会馆的烘托,或许是分会馆对总会馆的背离,其中,地域政治观念发挥着关键作用。京师和省城是国家和各省的首善之区,也是会馆集中的地方,这是由京师、省城作为政治中心、经济中心与文化中心的核心地位所决定的。最早出现于京师的会馆就是最早的会馆,它仅作为官僚仕宦的聚集场所,后来有的会馆继续保持这样的传统,也有的增添了服务科举的新功能,还有的专设试馆于城外。与此同时,侨居于京师的商人或投资于上述的会馆,或者另外建立商人会馆,呈现出多馆并存的兴旺景象。2明清京师各会馆的汇聚

不少省、府、州、县在京师设立两所或两所以上的会馆,有的还把会馆作了区分,如山东有试馆和会馆各一所。我们可以断定:山东试馆是服务于科举考试的专门会馆;而山东会馆则可能就是兼顾其他功能的会馆。在京师的广州会馆也有两所,一所为“士大夫私焉”,一所为“商人私焉”。尽管士大夫会馆与商人会馆在办馆宗旨上是一致的,但服务对象却各有侧重。

地域性是会馆的基本联系纽带,但地域的大小却各不一样,有的以两个省为单位,有的则小到以县为单位。在地域性的前提下,行业性会馆也纷然兴起,它们是地域性的同业人员取得京师该行业垄断地位的重要表征。

依朱一新、缪荃孙的《京师坊巷记》和近人马芷庠的《北平旅行指南》,我们可大体对北京的会馆进行初步统计,到清末,北京的会馆总数接近400所(见下表所示)。

各地在京会馆的分布及数额殊异,不仅不同省份在京会馆的数量有差异,而且各省会馆的分布区位亦各有侧重,这表明各省流寓京师之人选择的发展道路不一样。譬如,江西会馆有66所之多,其中有29所集中分布在正阳门外大街,多把服务于科举放在首位,从而形成了明清时期江西籍官员把揽朝政的局面。而在山西会馆中,商人会馆则占较大比重,像颜料会馆、临襄会馆、晋翼会馆、潞安会馆、河东会馆、临汾会馆、盂县会馆、襄陵会馆、浮山会馆等都是服务于商人的会馆。应该说,京师的科举会馆与商人会馆的发展是相互依存、共消共长的。清末各省在京会馆的分布及数额

南方人由科举谋求发展与北方人由经商谋求发展形成了互补共进的态势,夏仁虎曾说:“北京工商业之实力,昔为山左右人操之,盖汇兑银号、皮货、干果诸铺皆山西人,而绸缎、粮食、饭庄皆山东人。”当然,大部分会馆并没有这种职业的分工与偏重,而是对“历来服官者、贸易者、往来奔走者”尽行收容。吕作燮先生认为:“清朝北京的四百四十五所会馆……纯属同乡会馆,只要是同乡旅京人士,均可到会馆聚会和居住,而每三年一次的科举考试时,这些会馆都必须接待同乡士子住宿……更多的会馆是多用途的。”

对大部分京师会馆来说,多用途实有其必然性。首先,京师是首善之区,来往京师的人势必很多,阶层成分也很复杂,但并非每一阶层都有能力创办会馆,经济实力是会馆得以创办的直接基础。其次,设在京师的为科举服务的会馆主要在科举开考期间才用于接待士子,平时很少有士子滞留于此,便可以服务于其他人士。闽人陈宗蕃说:“会馆之设,始自明代,或曰会馆,或曰试馆,盖平时则以聚乡人、联旧谊,大比之岁,则为乡中试子来京假馆之所,恤寒畯而启后进也”。如歙县会馆对“初授京官与未带眷属或暂居者,每月计房一间输银三钱,以充馆费,科场数月前,务即迁移,不得久居”,之后又规定,“非乡会试之年,谒选官及来京陛见者,均听于会馆作寓,每间月出银一钱,按季送司年处”。前一条规定说有眷属者不能入居,是担心到时无法迁移,而单身京官却比较方便。康熙、雍正年间的谢济世总结说:“京师之有会馆也,贡成均、诣公车者居停之所也,无观光过夏,则大小九卿、科道部曹、中行、评博、候补、候选者以次让;无宦游之人,则过往流寓者亦得居,非土著则不可,僦于人亦不可,例也。”这反映了京师大部分会馆的实际情况。3会馆家族的壮大

首善之区的繁盛势必影响到各地,南京曾是明朝开国的帝都,其后依旧作为南直隶,成为附近许多省份科举考试的所在,设在这里的湖南会馆、安徽会馆、八旗会馆、歙县会馆都发挥过试馆的功能。南京由于地位显赫,亦呈会馆聚集之势。“金陵五方杂处,会馆之设,甲于他省,中州在糯米巷,三楚在赛虹桥,旌德在党家巷,太平在甘雨巷,陕西在明瓦廊,贵池在黄公祠,新安在马府街,洞庭在徐家巷,崇明在江东门……若评事街之江西,武定桥之石棣,牛市之湖州,安德门之浙东,颜料坊之山西,天妃宫之全闽,陡门桥之山东,百花巷之泾县,殿阁堂楹,极为轮奂。江西会馆大门外花白楼一座皆以磁砌成,尤为壮丽。”吕作燮先生又从其他史料中找到了一些有关会馆的记载:中州会馆有新、老两馆,嘉庆年间,江宁知府吕燕昭在南通州任职时便捐资修葺糯米巷的老馆,后又在其旁创建新馆一座。安德门关帝庙有浙东会馆;窑湾有安徽庐江会馆、三河会馆;钓鱼台有由曾国藩府第改建的湖南会馆;下浮桥街有由桐城商人姚氏住宅改建的安徽会馆;聚宝门外西街有安徽金斗会馆;西华门大街牛市有浙江会馆;马道街有安徽庐州会馆;栏杆桥有徽州会馆;钞库街有新歙会馆;东牌楼有潜山会馆;油市街南有旌扬会馆;油市有福建会馆;水西门外有湖北会馆;另外,还有两广会馆、四川会馆、安徽金东会馆、婺源会馆等。在这些会馆中,有试馆,亦有官商合办的会馆,同时包含了较多的商业会馆。它们的兴旺也标志着南京这一政治中心、文化中心与商业中心的繁盛。

同京师一样,省城往往是工商业或商业的中心,因而服务于工商业的会馆亦多有存在。开封是河南省城,也是商业中心。康熙年间,寓居开封的山西商人和陕西商人在龙亭东侧修建山西会馆;到乾隆年间,山西商人和陕西商人合建山陕会馆。在山东省省城济南,从道光至光绪年间,客居济南的官绅商人就曾按籍隶先后在济南建立山陕会馆(道光年间)、湖广会馆、浙闽会馆(同治年间)、中州会馆、安徽会馆(光绪年间)以及江南会馆、浙绍乡祠。这些会馆除山陕会馆的服务对象以商人为主外,其余大部分是以服务于官绅为主。山东省省城济南的会馆,绅与商的组合是基本特征,但其指向在商。湖广会馆建于清初,同治九年重修,由湖南、湖北两省绅、商设立。浙闽会馆建于嘉庆年间(1796~1820),由浙江、福建两省绅、商组建,有200多人,商人居多数。山陕会馆亦由两省绅、商创立,商人居多数。这些都体现了商人与官绅相互依存的关系。

在福州,十余省份在此设立会馆,如江西会馆、湖南会馆、湖北会馆、河南会馆、两广会馆、奉直东会馆、广东会馆、安徽会馆、山陕会馆、蜀滇黔会馆、浙江会馆、全浙会馆、浙绍会馆、闽浙会馆、江苏会馆等,还有本省的兴安会馆、延平会馆、寿宁会馆、浦城会馆等,这些会馆都具有商业性质。傅衣凌先生说过:“一般方志既不提当地在京师所建的会馆,更自忽略为当地童生赴府城考生员而设的府城试馆和为生员赴省城投考举人而设的省垣会馆,但方志中亦偶有记载,如广东顺德在乾隆期间实于广州城外有‘邑馆’,诸乡绅及赴试文武生童必于此雇夫挑装入城。湖南邵阳于道光甲申在长沙建立省城‘试馆’。湖南湘乡和酃县亦有省垣试馆。又有临海县在杭州设临海试馆,金华下属八县除金华系府城无需府试馆外,其余七县都在府城设有试馆。金华、兰溪、义乌、东阳、永康五县在杭州亦均设有试馆。江西乐平最早于万历三十四年(1606),在南昌设乐平试馆,另有府城饶州也设有试馆,又如鄱阳本身虽系府城,仍有郡城试馆。吉安府属的泰和县当同治期间在南昌已设有试馆五所,曰‘泰和试馆’、‘云亭试馆’、‘琼林试馆’、‘书升试馆’、‘五六试馆’,‘五六试馆’为该县五十六都人士所独建,专为该都赴省乡试试子所设。在福州则有永定试馆、永泰鄢氏试馆。”有的府县在省城设试馆,有的乡镇甚至也在省城设试馆,还有极少数颇有财力的家族设置试馆,似乎是在为本家族应试弟子提供更为悉心周到的服务。福建连城县就在省会福州设立了为赴省乡试士子服务的黄、罗、李、张、杨、项各姓试馆近10所。这些试馆大都在省会贡院附近,因为贡院为历代全闽士子考试的试场,试馆建在它的周围可以使参试士子就近进入贡院试场,更能使之产生如归之感,不致如飞鸦聒林,备受无处栖身之苦,士子还可以提前到省,住在试馆,静心攻读,充分准备。设在省城的州县会馆,在服务于科举之外,一般也为接待同乡同族人服务。总之,这一类主要服务于科举的会馆大多由官绅出资兴建,也有少数为商人独资兴建,抑或为官商合资兴建。他们都把科举作为跻身仕途的有效途径,或为了相互援引,彼此奥援,扩大地方势力或家族势力,或为了使自己青史留名。这些会馆显示出较为浓厚的政治倾向性。三科第牵人心:京师会馆阵容的凸显

自隋唐以来,中国实行科举取士制度。明代以后,科举考试推行三级考试制度童生试、乡试、会试和殿试,其中乡试和会试每三年举行一次,又称为“三年一大比”。乡试在省城举行,而会试则在京城举行。一个穷学生寒窗苦读十年才能有到京城参加会试的机会,虽然由政府出来京的车马费,但京城物价高,普通家庭难以承担赴考的费用。落榜后有钱的学子可以乘车马回家,三年后再考,没钱的学子只好留在京城,继续用功,这些清贫的学子住在京城举目无亲,其状何等凄凉!1乡人及第是京师全体乡人的荣耀

穷学生们的悲惨处境触动了一些曾有过相似经历的同乡。在有关人士的号召下,有钱有势的同乡于是集资在京城购置房子,辟为会馆,作为同乡学生的居留之所。今天的大使馆被称为“国中国”,而昔日的会馆则是异乡中的故乡,乡人一入会馆,就找到了家的感觉。此善举一出现,就引起了社会各界的热烈响应,于是地方会馆如雨后春笋般出现于京城。

明朝的统治者是汉族,所以会馆在京城各处都可以修建,到了清朝,统治者觉得内城聚居汉人有潜在的安全隐患,于是命令汉人迁到外城,同时规定:所有的会馆统统迁到外城。因此,会馆基本搬到了宣武门一带的南城,成为一个不可小觑的群落,辉煌的宣南文化或者会馆文化就此出现。同样的民族歧视政策还促成了大栅栏商业区的繁荣发达。2科第隆替直映会馆兴衰

梁章钜《归田琐记》中关于洪承畴的一则轶事表明,明末清初漳州会馆在发展过程中有一段低潮期。当时,福建各郡在北京都设了会馆,泉州和漳州各有一个会馆,关系较为密切。清朝初年,泉州南安籍的洪承畴受到重用,他时常去泉州会馆参加活动,漳州人往往被晾在一边。因此,泉州会馆时常热热闹闹,而漳州会馆则门可罗雀,冷清得很。有一次,漳州同乡商议去见见这位风光的老乡,但被洪承畴以公事繁忙为由拒绝,不过洪承畴承诺第二天他会到漳州会馆天后神庙拈香拜谒。漳州人受宠若惊,在漳州会馆进行了一番大扫除,并准备了上好的茶点,一听到洪承畴将到的消息后,马上整衣向前,面对车舆便拜。洪承畴在车舆中还了礼,便匆匆拈香拜谒,然后与在场的漳州同乡寒暄几句,随即匆匆离开。见到洪承畴的漳州老乡都有荣耀之感,却又感叹见面的时间转瞬即逝。文中记述的泉州会馆的“欣欣向荣”与漳州会馆的“集枯”恰成鲜明对照,洪承畴作为泉州籍代表是泉州会馆兴旺的重要保障。漳州会馆的人们想倚恃同乡的关系而获益,因为过去“泉漳两会馆本系各一,乡谊最昵”,但洪承畴的态度却颇显傲慢,对漳州会馆的关照虽有,与泉州会馆比,则相差悬殊。一方面,地域政治观念的发展使京师会馆彼此独立;另一方面,会馆成为地域政治观念发育的温床。有的会馆为了本乡籍的应试子弟能更多入仕,甚至不惜采取作弊的手法。譬如光绪三十年(1904)的甲辰恩科会试,这场中国科举史上的最后一次考试中,福州会馆的舞弊行为堪为典型。当时福州、闽县和侯官县的来京举子,大多数聚集在福州新馆榕荫堂,进行考前的最后准备,侍郎张元奇、郭曾和陈璧以及府尹沈瑜庆等京官皆轮流到馆指点,恰逢陈璧任读卷大臣,直接参与录取工作,因此他“每日到福州二馆,督同试子,练习大卷”。那年两宫驻跸颐和园,殿试常在园中进行,读卷大臣须提前一天入园候宣。陈璧乃事先遣部员“以健马候于福州新馆,各试子殿试出场,即将策前一行,填为诗片,交马差半夜候门而出,天未明已代递,而读卷大臣之命下,陈侍郎果承钦派,故其门人多数皆列二甲”。这种不平等的竞争,使不同会馆之间的矛盾日益尖锐,更促使地域政治观念向不健康的方向发展。这个事实表明,各地会馆的发展与在京官员的品级、人数、品德及好尚都甚有关系。事实上,会馆的初建往往是某些官吏倡导和捐助的结果,会馆的扩建与增宏也与官吏的捐助有直接联系。

从史料中看,漳州会馆在清初短暂的低潮之后,却迎来了不断发展壮大的新局面。“有太史叶昊庵与天部戴紫杓先生毅然以其事为急,首捐百金以倡……苏昂邦先生力主其事,复捐赀百金,黄宫保先生邮寄亦如之,是岁公车并至,又醵得一百八十两,南宫榜放,隽者八人又捐四百金,一时在任居官邮寄未齐及数科高发未及题交者尚约有数百金,因将所有各银额举置会馆于城之冰窖胡同,为堂二房十有一,修葺更新,以崇祀郡神,敦洽梓谊,而垂诸永久也。”这时,漳州会馆呈现出振兴之势。

顺治十八年(1661),漳州会馆用银900两买得郭永温瓦房两所,门面房共5间,通后连厢房大小共计房16间。雍正五年(1727),漳州西馆典民人阮莱亭煤市街房屋一所,共计42间,为西馆北房。“雍正六年(1728),宗伯文勤蔡公以公车日盛,连不能容,率合众力别典煤市宅一区直陆百两,时林君孚亭谒选留京,捐金肆拾两以成父志,郡人义之。”乾隆二年(1737),官京师者张君愧日、蔡君倬云次明方等再谋恢张,这时恰有“林君适以黔中别驾卓异入都,慨然复捐百金为倡,众无不踊跃争效者,合旧遗新,醵得五百余金,以四百有五十复典一区”,“坐落中城西坊,坐西朝东,到底四层,共计贰拾玖间作为西馆南房”。乾隆六年(1741),又典阮莱亭“自置铺面房四间”,即“成衣铺一间,房租陆百伍拾文,草铺一间,房租壹仟伍佰文,点心铺两间,房租壹仟叁佰文”。乾隆十一年(1746),又典阮载轩坐落于中城煤市街中间路西铺面房一间(用银27两)。会馆的房舍有了较多的增加,且有了铺面的收入。康熙五十五年(1716),由蓝大老爷、陈老爷、正红旗郭老爷、镶白旗何老爷、浙江提督吴大老爷、漳镇许大老爷、提标参府蔡老爷、翰林院吴大老爷、刑部郭大老爷并各位老爷“买得正黄旗张兴祖佐领下郝玉书有承祖明房地一所,坐落永定门外七里铺,四围共计地拾贰亩,为漳州义冢”。

与此同时,漳州东馆的修复与扩建亦不断进行。《重修漳州东馆后座记》载明像修葺后座这样的小工程亦必须得到众人的支持。康熙六十一年(1722)的《重兴东馆记》记述了因东馆“原屋购自民间,又压于邻居,且历年风雨,几番地震,栋宇欹斜,门窗倒侧,大为不堪”,因而众起倡议,捐金630两对会馆进行了全面修葺。乾隆二十年(1755),蔡新有感于“我漳东馆之建,其来已久,惟馆舍不及西馆之半,后有界墙,旧留小院仅足容膝,墙外隙地数武尚属他人”,故将银6两捐出,先购得此隙地,后又增筑东馆后院3间,“土木工役之费縻白金五十两有奇”。道光二十四年(1844)的《重修东馆记》中说:“因目击阶垣多圮,栋桷就倾,咸谓及今不修,后且益难为力,于是佥议捐修,多寡厚薄,各随其愿,力以集腋而成裘,即于是岁秋七月诹吉兴工,及九月而竣,堂宇房舍焕然一新,爰燕而落之。”重修过程中“计捐金三百七十八两正,修葺中进神堂一座,前后进房屋十间,厢房六间,门楼一座,每房置木床一、桌一、椅二,共费银三百五十五两六钱六分,尚伸银二十二两存修西馆门楼一座”。会馆的修葺、增宏经常起于有志者的捐助,带有很强的自致性,其内在的驱动力就在“皆诸同人好义秉公,以实心行事,而无忘诸先达意也。所愿后有作者咸体此意履而行之,庶几美彰盛传,而我漳观光之士益日起以鸣国家之盛焉”。漳州会馆就是依靠这些捐助在乾隆五十四年(1789)、嘉庆四年(1799)、道光二十年(1840)、光绪七年(1881)等年份不断修葺西馆、土地祠和义冢的。嘉庆时漳州人李威就说:“夫上下百余年,吾乡人之服官及往来都下者莫不共襄馆事,以联桑梓之情,直与同室之人无异。”这段文字揭示了会馆延续发展的奥秘。

除了前面提到的自致性捐助外,会馆也有其他的几项常规性收入,如漳州会馆在顺治朝时有关于喜金的规定。“喜金初至国学壹两,明经壹两,新乡榜贰两,新会榜肆两,会元及第倍之,文武壹体特用及世爵恩荫荐辟之考等则八九品者壹两,七品贰两,六品肆两,五品以上捌两,三品以上拾陆两。铨官则外部壹两,明经贰两,乡榜叁两,会榜伍两,庶吉士伍两。荣升则科道铨部各拾伍两,各部伍两,册封恤刑差回伍两,典试关仓等差陆两,太守陆两,各司道捌两,大参按察拾两,方伯拾伍两,巡抚京堂贰拾两,尚书侍郎贰拾肆两,相公叁拾两,起复补官则照各衔充半。京官则每年贰两。入觐进表则两司拾两,太守捌两,府佐州县各陆两,首领佐贰各贰两,武衔则照文官品秩充银如其数。”参看李景铭的《闽中会馆志》中的各会馆以及前举的汀州会馆史例,喜金是各会馆基本的常规性收入,其数额与该地考中人数与入仕人数密切相关。

正因为如此,会馆亦都把服务于科举放在重要的位置,如漳州会馆把它得来的收入“除葺修费外,余资作为应试卷资”。又如建于乾隆年间的龙溪会馆,“遇文武会试乡试及成均肄业诸君子试卷笔墨之费,可取资于是,聊为斯文润色”,“如有试京兆、肄成均及内外教习效力各馆者,无论甲科贡监,每平均得取资六金,乡试时另资卷费二金,其余以供文会试卷费,恩科则就现在已收之息均分,又以六个月之息供武会试,如文会试之例”。有的会馆还资助考生盘缠,对家庭贫困和落第举子予以特别关照,如龙岩会馆的创始人段云龙“嘉行善事,而待士尤厚,某科会试,闽之举子,以三试不售,家贫,困于贫不能回闽,将自经死,段闻救之……邀往其家,厚遇之,三年竟入春闱”。

龙岩烟商段云龙鉴于原属漳郡的龙岩升为州,“以计偕试部者云集,仍漳旧馆,几无可容”,乃捐资建立起龙岩会馆。他“爰将石头胡同房屋一所,大小址八间,价银五百两,谨先捐出以为之倡,而尤幸我同乡诸君子许其衔石之诚,各有解缠之举,鼓舞一心,共襄盛事。崇门启宇,堪设宴而肆筵;慎钥司阍,为迎来而送往。从此规模式廓,渐睹竹苞松茂之华,行将文运幸兴,仁瞻璧聚奎联之盛”。其以一商之独力捐助,以备举子京员之居,并规定:“住馆之例,京官让候补候选,候补候选者让乡试会试廷试,不得占住,以妨后人,其余杂事人等,不许住宿。”商人奉士人为上位,自我贬抑的情绪跃然纸上。

乾隆年间,朝廷号召编纂《四库全书》,天下才子应政府之召北上,云集北京,会馆随之获得了较大发展。到了光绪年间,京城的会馆已多达400余所。之后,因为商业发展的需要,又一批会馆破土动工,到了民国时期,会馆几经兴废,尚存有402所。

会馆在设立之初是为了方便进京考试的学子,科举制度废除之后,外地来京人员也都住在本乡的会馆里。1928年,国民党政府将国都由北京迁移到了南京,北京的政治地位下降,来京人员大大减少,会馆也就日渐空旷和衰落了。北京沦陷时期,会馆因疏于管理,一些居住者受了汉朝人魏劭的启发,将会馆出租,借此敛财,不过魏劭当年是为了朋友,而后来的居住者则完全是因私而忘公。到后来,有的会馆便成了几十口人居住的大杂院,而有的会馆则因年久失修而坍塌,而不复当初的模样。3京师会馆的个案

会馆作为凝聚在京的同乡官员和应试举子的场所,具有了一种社会管理的功能,其管理体制随着会馆功能的变化而不断变化。起初,大部分会馆实行馆长制,由本籍同乡公推德高望重、办事公道并有能力进行实际管理的京官担任馆长,负责制订章程并监督其实施、召集会议以决定重大馆务并对外代表会馆进行馆务工作。馆长任期多数为一年,也有两三年的。有的会馆一次选出若干名馆长,按年担任实际工作,称为值年制。公馆实行馆长值年制大抵在清末民初以前。至新中国成立初期,391个会馆中仍有35个实行馆长负责制,如江西安福会馆、湖北孝感会馆等。1925年京师警察厅颁布的《会馆管理规则》规定:“各会馆应由旅京同乡人员就在京同乡中有正当职业而公望素孚者,公举董事一人、副董事一人管理之。”直到1937年“七七事变”时,多数会馆实行董事会制。一般由在京同乡选出董事四人组成董事会,其中一人为董事长,任期一年(后改为两年)。至新中国成立初期,实行董事会制的会馆共70个。沦陷期间,伪市政当局规定,各会馆的管理机构统一称同乡会。由在京同乡组成同乡会,再由同乡会公举董事若干人组成馆产董事会负责会馆的管理,这种以同乡会名义管理的会馆多是省馆。长班是会馆的实际“中心”人物。有的会馆长班世袭,个别的竟达五六代之久。这些人对本籍在京同乡尤其是其中的京官、巨商等情况熟悉,对警察厅等市政管理部门熟悉,对会馆的事务熟悉。实际上,有些馆长、董事等也要受长班的左右。在兵荒马乱、政权更迭的年代,会馆的管理机构不健全,长班又往往是会馆的实际掌权人。一个精明能干的长班,不仅能很好地为本籍在京同乡中的权势人物服务,在馆务方面取得这些人的支持,而且对本籍同乡中三教九流各色人物都能应付裕如。他们能千方百计增加会馆的收入,增殖会馆的财产。会馆的财产,除了称为“主产”的馆舍外,尚有所谓“附产”,一般多为会馆积累资金另购的房舍或同乡捐献的房地产,为会馆收入的主要来源。此外,一些会馆尚有祠庙、义园、学校等附产。有的会馆附产很多,是主产的许多倍。各会馆一般订有住馆的规章制度。早期的会馆管理是与试馆接待士子的主要任务相适应的,即会馆平时可接待来京之官员、客商,但均不得携带眷属,遇有考试之期,则应迁出,让给士子居住。废除科举制度以后,会馆仍有接待来京学子和候补官员暂住之规定。原有的主产不收租金、不接纳眷属和长住、不接纳外地人员等规定,到后来也逐渐废弛。会馆同住户最终形成房主同一般的房客的关系。会馆的收入主要靠房租,包括主产、附产的房屋租金,义园停柩、安葬也按年收费。很多会馆都明确列出各种收费的规定。此外,早期的许多会馆对本籍在京人员考试及第、分发候选、捐请封诰、除授官职、荣转升迁以至高校毕业、留洋归国者,各按不同等级,规定不同数额的喜金,作为会馆的经常收入。义园是有些会馆的重要附产,本籍在京同乡中死后不能归葬原籍者可殡葬于本籍的义园,这是会馆的一项义举。有的义园在逝者的灵柩被运回原籍时,会馆还给予一定的补助。有的义园还可以让逝者家属留住,以便于送葬、祭扫。义园有专人管理,由会馆支付各项费用。每年冬季这些人到会馆去领取“皮袄钱”。当然,在义园停柩的家属对管理人员表示感谢,也会出资相助。为了使本籍在京人员的子女得到受教育的机会,许多会馆资助教育事业,其中一般的做法是对本籍在京人员上学的子女按年龄不同定期给予补助。有些会馆还在北京市民政部等部门领导下捐资救灾,如发放寒衣、办粥厂等,虽然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但不失为值得称道的善举。

北京的安徽会馆建成后的用途却与京城其他会馆不尽相同。它既不是试馆,也不是行馆,而是专供安徽籍的淮军将领、达官贵人在京活动的场所。这在北京会馆中是颇具特色的。北京的安徽会馆修建以前,在北京只建有安徽一些府、州、县的会馆,而没有安徽省全省的大型会馆。当时这些府、州、县的会馆规模较小,遇有大型集会,就要借用他省之会馆,十分不便。清朝末年,以李鸿章为代表的安徽籍人以军功或科举考试得富贵、功名者甚多,他们迫切需要一所大型会馆作为安徽籍人在京活动的场所。清同治五年(1866),安徽籍京官吴廷栋、鲍源深等人倡议集资,要在京城修建一所安徽省全省的大型会馆,即北京安徽会馆。他们的倡议当即得到安徽籍京官和淮军诸将领的积极响应,并且得到了当时的湖广总督李鸿章的支持。

安徽的歙县会馆,其创建者36人全部是商人,如杨忠、鲍恩、许标、叶栾、吴文辅、程用卿、俞良京、仇自宁、鲍鉴、汪云、江在、曹守中、巴潞等。捐建歙县会馆的除了本地人外,甚至亦有外邑人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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