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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布时间:2020-09-15 04:59: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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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读书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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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史.现代史(下卷)

世界史.现代史(下卷)试读:

第一章 第二次世界大战与当代世界的历史性巨变

反法西斯的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胜利,是20世纪人类历史发展的转折点。在这场规模空前的全面战争中,战火遍及四大洲、四大洋,席卷全世界80%的人口和84个国家,几乎地球每个角落都感受到战争的影响。战争中发展起来的智能和资源利用,为战后的高科技革命发展准备了条件,而这次革命给人类带来了宇宙飞行、核能、电子计算机等新技术,导致了社会的大变革。

战争的深远影响还在于它加速了世界一体化进程,世界逐渐形成一个大社会,凡自外于国际社会而闭关自守的国家便会落后;战争又使世界多样化的趋势和统一性趋势相伴随而发展,其大者如两大阵营、三种国家及国际格局的多极化,等等。世界统一性和多样性随着战后科学技术革命的发展,将逐渐打破地区、国家的界限,在历史进程中把世界经济、政治、社会和文化等方面更加紧密地联系为一个整体。历史真正形成为世界历史。

第一节 世界经济的变化

一、世界经济统一性的加强

第二次世界大战与世界经济的统一性趋势的增长统一性和多样性是世界现代史的基本特征。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这一特征更为突出并有许多新的表现。世界经济是世界各国的经济由于相互联系和相互依存而形成的世界范围的经济整体,世界经济的发展就是世界统一性的主要表现。世界经济并不是自古以来一直存在的。它是随着近代资本主义及其工业革命的发展而产生,到了20世纪初期,由于垄断资本主义和资本主义生产力的高度发展,统一的、无所不包的资本主义世界市场才随之出现;更由于国际分工、国际投资、国际交换的扩大,遂形成了资本主义经济体系的世界经济。不久,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的诞生打破了资本主义经济的一统天下,出现了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种经济体制同时并存的世界经济。在1929—1933年世界经济大危机的影响下,资本主义各国盛行贸易保护主义,纷纷高筑贸易壁垒,签订双边协定,放弃统一的金块本位制和金汇兑本位制,普遍实行纸币流通制度,出现了英镑区、法郎区、美元区等货币集团。各集团内部规定货币比价、波动界限、货币兑换与支付原则,集团内部的黄金外汇储备集中保管,对外国际支付严格管制。法西斯集团兴起后更加大了这种国际贸易和金融的分割局面。

反法西斯国际统一战线的扩大和法西斯集团的崩溃,为重建世界经济的统一性创造了条件。苏联加入反法西斯阵线,使得社会主义经济与资本主义经济关系空前地密切起来。从理论上讲,社会主义经济是开放的经济,社会主义国家是从资本主义世界中产生出来的,在国际分工、世界市场等方面与资本主义经济体系的历史联系是不能完全割断的。社会主义国家的经济建设也需要在独立自主、平等互利的基础上与资本主义国家发展国际贸易,引进先进技术,利用外资。所以,两者是相互对立又相互联系、相互斗争又相互依存的关系。但是,由于西方国家长期奉行反苏政策,阻碍着两种经济在统一性方面的发展,直到反法西斯战争开始后,才有了突破性的进展。美国是在苏维埃政权诞生16年之后,才承认苏联的。1941年6月22日苏德战争爆发后,罗斯福宣布“美国决心在可能范围之内,全力援助苏联。”同年9月29日至10月1日,苏美英三国代表团在莫斯科签订了在短期内向苏联提供援助的议定书。1942年1月1日,包括苏联在内的26个联合国家发表共同宣言,强调了经济合作问题。接着,在5月和6月又签订了苏英条约和苏美协定,其中不仅规定了双方战时的相互援助,而且还谈到了战后的合作互助问题。1939年苏联从美国的进口贸易额为5 150万卢布,1946年增至21 300万卢布。美国通过租借法案向战时盟国提供了约506亿美元的援助,其中供应苏联约110亿美元,约占22%。虽然美、英、加拿大向苏联提供的军事工业产品只占苏联战时工业总产量的4%,但这对世界经济的发展是有促进作用的。

布雷顿森林体系为了恢复受战争破坏的各国经济,稳定各国汇率,平衡国际收支,促进非歧视性贸易的发展,在战争后期美国和各盟国都希望能在战后建立一个统一的国际货币金融组织,利用其自身资金和组织来的私人资本为各国生产项目提供贷款,也希望缔结统一的关税贸易协定,以消除国际贸易的障碍。1943年10月在莫斯科三外长会议上,美国代表赫尔提出了一份关于国际基本经济政策的备忘录,建议盟国组成一个专家委员会研究国际经济合作问题,得到苏联的赞同。1944年7月1日至22日,来自美、苏、中、法等44个国家的730名代表在美国新罕布什尔州布雷顿森林的华盛顿大旅社举行联合国家货币金融会议。经过三周的协商讨论,尽管大国之间矛盾重重,中小国家对漠视不发达国家的经济发展问题表示不满,但会议最终还是通过了三个重要文件:《联合国家货币金融会议的最后决议书》及其附件:《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协定》和《国际复兴开发银行协定》,决定成立两个国际金融组织,总称“布雷顿森林体系”。

1945年12月27日参加布雷顿森林会议的,包括中国在内的29个国家的代表(不包括苏联),在美国国务院举行了布雷顿森林协定签字仪式,宣告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国际复兴开发银行,即世界银行正式成立。这是两个在业务上保持密切联系的姊妹机构,总部均设在华盛顿,成员国陆续增加。1946年6月25日世界银行正式开业,1947年11月成为联合国的专门机构之一。它的宗旨是:为成员国的经济恢复与发展提供和组织长期贷款;为私人银行向各成员国的长期贷款提供担保,以促进资金流动。资金来源包括成员国认缴份额、借款、发行债券、利息收入、将银行贷出的债权转售给私人投资者等。最初的核定资本为100亿美元,此后一再增资。每个会员国都有250票的基本投票权,此外,每认缴10万美元资本可增加一股,同时也增加一票。认股后实付股款10%,其中1%付外汇,9%付本国货币,其余90%为待交股本。美国认缴资本最多,一开始就掌握1/3的表决权。战后初期银行的主要借款人是西欧各国,后来逐渐转向亚非拉国家。银行组织也随之调整。

1947年3月1日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开业。同年11月15日成为联合国专门机构之一。其宗旨是:商讨和促进国际货币合作,通过提供中、短期资金解决会员国国际收支中出现的暂时不平衡,消除各国的外汇管制,促进国际汇兑的稳定,以便利国际贸易的发展。基金来源于各会员国认缴的份额,其大小由基金组织根据该国的黄金外汇储备,进出口贸易额、国民收入等几项指标提出,经与会员国磋商而定。交纳份额的25%为黄金或特别提款权,75%为本国货币。会员国所占的份额越大,在该组织内享有的权利也越大。每个会员国的基本表决权为250票,此外,每投入10万美元增加一票。最初,基金总额为88亿美元,后多次增加,会员国也不断扩大。它们的权利是:在国际收支出现逆差时,可按照所缴份额的一定比例向基金组织借用外汇,期限为3至5年;它们的义务是承担实行固定的汇率制,外汇交易不得超过黄金官价(35美元等于1盎司黄金)的1%;在外汇政策和管理方面接受该组织的监督。

关税与贸易总协定从1943年起,美、英等国还举行了一系列会议,酝酿成立国际贸易组织。在联合国经社理事会的支持下,1946年10月在伦敦举行了第一次筹备委员会会议。1947年4月筹委会在日内瓦举行了第二次会议,就美国提出的“国际贸易组织宪章草案”进行讨论,但未被通过。后来筹委会根据其中部分条文拟定了关税与贸易总协定,同时草拟了关税减让最后议定书作为总协定的一个组成部分。同年10月30日美、英、中、法等23个国家在协定上签了字,1948年1月1日生效。由于“组织宪章”未能通过,所以,关税与贸易总协定不是正式的国际组织,而只是国际性的多边协定,它与联合国有关系,但不是其专门机构。总协定的宗旨是:减少关税和贸易障碍,取消歧视待遇,充分利用世界资源,促进各国生产;扩大国际交换,创造就业机会,保证实际收入,增加有效需求。每年缔约国召开一次大会,就国际贸易中的重大问题进行谈判,特别是对主要商品的税率进行协商达成减让协议,以贯彻最惠国待遇原则。所以,总协定既是一个调整各国贸易关系的法律框架,又是一个进行多边贸易谈判、争夺市场的场所,同时还是一个调解和解决争议的机构。

总协定缔结后,多次进行减税谈判,这对国际贸易的发展起了促进的作用。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在相当程度上减轻了战后初期的汇率波动和经济动荡,增加了投资,扩大了世界购买力,也促进了世界贸易。它们对世界经济、特别是对西方国家的经济复兴和发展起了积极作用,因而被公认为调整当代世界经济贸易和金融的三大支柱。但它们存在的共同问题是美国在其中有特殊地位,国际贸易和国际金汇兑本位货币制度对美国的依赖,势必产生许多矛盾,严重地限制和削弱了它们的作用。然而,尽管如此,这三大支柱的出现标志着战后世界经济全球化趋势的开始,反映了世界经济朝着体系化、制度化的方向发展。二、世界经济多样性的新局面

战后世界经济在走向统一的过程中,仍然存在着多样性,它的具体表现就是“两种体系、三种国家”的出现。“两种体系”是指社会主义经济体系和资本主义经济体系,“三种国家”是指社会主义国家、发展中国家和资本主义发达国家。每一种国家中又可分为各种类型。

社会主义国家经济战后世界发生的最大变化是在欧亚大陆诞生了一系列社会主义国家,从而使社会主义越出了苏联一国的范围,形成了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经济体系。由于历史背景、社会基础、革命道路、过渡政策的不同,这些社会主义国家的经济又可分为三种类型:

1.苏联型:战前苏联通过三个五年计划和大规模的社会主义改造已奠定了社会主义的经济基础,工业生产达到欧洲发达国家的水平,与德国的经济实力大体相当,但整体经济技术水平仍较落后。战争给苏联经济造成了严重的损失:约2700万人丧生,莫斯科和伏尔加河以西的1710座城镇、31 850个工业企业、65 000公里铁路被毁坏、30%左右的国家财富化为灰烬。但是,苏联依靠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和广大人民的爱国主义精神,战时能够迅速集中全国一切人力物力适应战争需要,有计划、有效地把国民经济全面转入战争轨道,顺利实现了工业生产基地的东迁。1944年的工业产值已达到战前1940年的103%,集中统一的计划管理体制和优先发展重工业的方针在战时进一步强化,并发挥了重要作用。在战后的经济恢复中仍继续发挥积极作用。但这种体制的弱点是农业和日用消费品工业的发展受到限制,再加上战争的影响,1944年苏联的农业生产指标只及1940年的54%,1949年时才接近战前水平。此外,市场经济不发达也是战后苏联经济面临的一大问题。

2.东欧型:1944—1945年随着希特勒在东线的溃退和苏军的挺进,东欧和中南欧各国掀起了民族民主革命高潮,以无产阶级政党为核心的各国爱国阵线或民族民主阵线通过武装抵抗运动推翻了法西斯附庸政权,或被占领下的法西斯傀儡政权,建立起了人民民主政权。它们是:波兰人民共和国(1944年7月22日)、罗马尼亚人民共和国(1944年8月23日)、保加利亚人民共和国(1944年9月9日)、阿尔巴尼亚人民共和国(1944年11月29日)、匈牙利人民共和国(1945年4月4日)、捷克斯洛伐克共和国(1945年5月9日)、南斯拉夫联邦人民共和国(1945年11月29日)、德意志民主共和国(1949年10月7日)。这些国家除民德和捷克斯洛伐克外,战前都是落后的农工业国家,外国垄断资本和国内的封建地主经济占统治地位,历史上与西方国家有较密切的经济联系。除波兰、捷克斯洛伐克外,普遍实行君主专制制度。战争给这些国家造成的损失是严重的。波兰有600万人丧生,40%的国家财富,相当于两代人的劳动成果荡然无存。南斯拉夫死亡170万人,40%的工业企业被毁,近30万农户破产。战后东欧各国面临的首要任务是恢复国民经济,同时通过没收法西斯占领者、追随者及外国垄断集团的财产,为社会主义国有经济奠定基础;而且还通过土地改革、民主化改革及经济计划措施改造封建的、大资产所有制,探索向社会主义过渡的道路。这是东欧地区划时代的历史性变革。

3.亚洲人民民主国家型:反法西斯战争也为亚洲的中国、朝鲜、越南、蒙古的新型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创造了有利条件。1924年蒙古人民共和国宣告成立,但直到1946年其独立地位才得到国际承认。1945年越南爆发了八月革命,在胡志明领导下9月2日越南民主共和国宣告成立。在北部朝鲜,随着日军的投降,建立起以金日成为首的人民民主政权实体,直到1948年9月9日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才宣告成立。在中国,八年抗日战争使共产党领导下的解放区发展壮大,正是在此基础上又经过三年解放战争,推翻了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三座大山,于1949年10月1日宣告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建立。这几个国家都选择了社会主义方向,共同的特点是在殖民地半殖民地的经济基础上探索符合本国实际的社会主义道路。首先,都进行了各种民主主义改革,实现工业化,发展现代化的生产力。但是,由于外部势力的武装干涉,在它们建国后的相当时期内,为了巩固政权、争取国家统一的政治任务要大于经济建设的任务,这是与东欧人民民主国家有所不同的。

发展中国家及殖民地经济发展中国家多数是从殖民地半殖民地演变而来的民族主义国家,最初被称为不发达国家。就其经济性质而言,应属于资本主义经济体系,但是在战后,由于发展中国家日益增多,它们反对帝国主义、殖民主义,积极创建独立自主的民族经济,并与社会主义国家发展经济联系,从而形成为介于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体系之间的一种新型经济体系。它的特点是:(1)发展中国家和地区主要分布在亚洲、非洲、拉丁美洲和南太平洋,即地球的南部,土地面积约占全世界的2/3,人口约占全世界的3/4,农矿资源丰富,在世界经济中占有重要地位。(2)由于长期遭受殖民主义、帝国主义的压迫和剥削,经济命脉受外国资本控制,所以,取得政治独立后,这些国家的首要任务是肃清殖民主义势力,谋求独立的经济发展。(3)殖民统治阻碍生产力的发展,造成这些国家的经济十分落后,且畸形发展,普遍存在单一经济,农村中普遍存在前资本主义生产关系,文盲众多,科技水平较低,发展现代化民族经济将会面临很大的困难。由于地区特点和社会经济发展水平的差异,就大战结束时的情况而论,又可分为以下几种类型:

1.拉美型:战争结束时,拉美的民族独立国家最多,它们多数在19世纪取得独立,但经济上始终没有摆脱殖民主义的羁绊。战前只有墨西哥等少数国家实行了国有化措施,发展民族经济。大战期间,趁欧洲帝国主义忙于战争之机,许多拉美国家没收轴心国企业,赎买英法垄断资本控制的工矿、石油企业和公共事业。特别是拉美各国都参加了反法西斯联盟(唯阿根廷参加较晚),为盟国提供战略物资和粮食,这又大大促进了民族工业和出口贸易的增长。1937—1945年巴西的钢产量增加了两倍,墨西哥增长了一倍,在化学、纺织、冶金、机器制造等工业中都建起了新型企业。各国的黄金、外汇储备从1939年的7亿多美元增加到1946年的30多亿美元。拉美国家从此由农业国变为农工业国家。战争给拉美带来的另一变化是美国在“泛美合作”的幌子下排挤了欧洲帝国主义在拉美的势力,进一步控制了拉美。1945年3月在墨西哥的查普特佩克城堡举行的泛美会议上通过了《美洲国家经济宪章》,即美国提出的《克莱顿计划》,拉美各国接受了所谓“自由贸易”、“自由投资”、“自由企业”三原则,从而为美国资本大量涌入拉美铺平了道路,使拉美成为美国的“后院”。

2.中东型:战前,中东的独立国家有阿富汗、伊朗、土耳其、埃及、伊拉克、沙特、也门。黎巴嫩在战争中赢得独立(1943),叙利亚、约旦也相继宣布独立(1946)。所以,到战争结束时中东的独立国家之多仅次于拉美。除埃及、土耳其、伊朗有少量现代工业外,都是以农业或农牧业为主,经济发展水平低于拉美国家。但中东是联结欧亚非三大洲的交通枢纽,经济和战略地位十分重要,成为战时盟国与轴心国激烈角逐的战场。尽管土耳其、伊朗、阿富汗宣布中立,也未能摆脱战争的威胁,战争同样给它们造成经济困难。中东是“世界石油宝库”,战前,国际石油公司主要在两伊采油,战时,又在沙特和其他海湾国家大量开发石油资源。石油成为战后中东经济的重要支柱,也是大国争夺的主要对象。为了维护阿拉伯国家的共同利益,为了维护主权和独立,经埃及倡议,1945年3月在开罗成立了阿拉伯国家联盟,通过了联盟宪章,以协调彼此间的政策,加强经济、文化和社会福利等方面的合作。

3.东南亚、南亚型:战前,这里除泰国外,全都是殖民地,分属英、法、美、荷等国。战时,印度以东地区处于日本法西斯的蹂躏之下,而印度和南亚各国则在人力、物力方面给盟国很大的支援。战争给这些国家的经济造成严重的破坏,加剧了人民的苦难。当战争结束时,这些国家的社会矛盾、民族矛盾异常尖锐,加之,民族资本在战争期间有所发展(如印度),这就为战后民族解放运动的高涨准备了社会基础。战后初期,正是从这些地区诞生了第一批新兴的发展中国家。

4.非洲型:400年的奴隶贸易和最残酷的殖民统治使黑非洲成为世界上经济发展水平最低、最贫穷落后的地区。除埃塞俄比亚、利比里亚保持着形式上的独立以外,其他地区都是英、法、葡、比等老牌帝国主义的殖民地,南非一直处于白人种族主义统治之下。非洲被卷入战争并成为战场,宗主国对非洲战略资源和农业原料的掠夺客观上却提高了非洲在世界经济中的地位。据统计,二战期间,非洲供给世界所需铀的100%,工业用钻石的98%,钻的90%,黄金的50%,铬的39%,钒的24%,锡的22%,锰的19%,铜的16%,铂的13%。随着现代化工矿业的发展,产生了新的社会经济成份和新的阶层,成为民族主义成长壮大的社会基础,使战后非洲成为继东南亚、南亚之后民族独立运动高涨的又一地区。

资本主义国家经济经济政治发展不平衡是资本主义的绝对规律。经过战争的较量,资本主义各国的经济发展又出现了新的不平衡,它们的情况大体可分为以下四种:

1.德意日战败国。这场战争以法西斯集团的彻底失败而告终。它们的人员和物质损失是十分惨重的。日本在战争中耗尽了它1945年前十年的全部财富积累;德、日的所有大城市几乎成为一片瓦砾;人民流离失所,仅柏林一地的难民数就达800万。这些国家早从30年代起就建立起了反动垄断资本集团与法西斯国家机器结合在一起的、高度集中的军事经济体制,后又将被占领国的经济也纳入这一体制。为了利用那里的劳力、设备和原料,许多产品的初加工过程在被占领国进行,就连德国的粮食都要由被占领国供应,因而,战争的失败使这些国家的经济全面崩溃。企业停产、交通阻断、外贸停止、通货膨胀,食品危机都十分严重。1945年9至11月仅东京就有300人饿死。德国的报纸刊出了妇女儿童在美军营地的垃圾堆里寻找食品的图片。但应该指出的是,由于美英与德国垄断资本间的历史联系,德国一些重要的工业设备有意识地得到了保护,损失不大。如机床受损仅6.5%,炼钢能力的损失不到10%,约3/4的厂房尚可使用,大部分乡村、小镇未受到破坏。就经济受损程度来说,远不如苏联、东欧国家严重;战时日本的工业军事化也为其战后的重、化工业的发展奠定了基础,就其受损程度而言,远不如中国等国严重。

2.英法等战胜国。这些国家虽是战胜国,但受到严重削弱,大量的军事开支和战争的破坏使他们失去了以往的富有和在世界经济中的显赫地位。这正如丘吉尔所形容的那样,战争带给他们的是“胜利与悲剧”。英国的国民财富减少了1/4,对外贸易削减了2/3,外债由1939年的4.76亿英镑增至1945年的33.55亿英镑。法国的铁路运输大部遭到破坏,约50万座建筑物被毁。战争结束时,这些国家普遍存在财政危机、外汇短缺、货币贬值、黑市猖獗、物资贫乏等问题,国民经济呈现出一片衰微破败的景象。应该指出,战争给西欧国家造成的损失是巨大的,但并不是毁灭性的。英国的工业中心基本上没有遭到破坏,相反,战争期间还发展起了航空、化工等新型工业;法国的生产设备只有10%被毁,1944年的农业收成仍达到战前水平的80%。正因为如此,二战后西欧国家用于恢复经济的时间比一战后缩短了一半。

3.经济有所发展的中立国和战胜国。英属自治领国家加拿大、澳大利亚、新西兰等,战时随英国加入反法西斯阵线,但其国土没有受到战争的破坏,而且成为向盟国提供武器装备、战略原料和粮食的生产基地。战时澳大利亚的矿产品增长1倍,羊毛出口增长3倍,小麦出口增加50%,重工业、机器制造和造船业迅速发展,从农业一原料国一跃而为工业一农业国。1944年加拿大的工业产量在资本主义世界中排第三位,仅次于美英。战时的欧洲中立国,主要是瑞典、瑞士,由于它们与战争双方都进行贸易,接受双方的订货而使黄金储备迅速增加,并发展起许多新型企业。1937年,瑞典的出口额为5110万美元,瑞士为2960万美元。但到1946年分别增长到7080万美元和6250万美元。

4.呈现“战争景气”的美国。在参战的资本主义国家中,只有美国,不仅因本土远离战场而没有遭到破坏,而且还大发了一笔战争横财。战时经济急速膨胀,仅1943年的军火生产产值就等于苏联、德国、英国三国的总和。美国是这场战争中唯一的“暴发户”。三、以美国为中心的世界资本主义经济体系的确立

19世纪曾形成以英国为中心的资本主义世界经济体系,第一次世界大战后这一体系瓦解,但新的世界经济中心尚未形成。到第二次世界大战时,由于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不平衡,美国完全取代了英国的地位而形成了以美国为中心的资本主义世界经济体系。

工业方面美国拥有了强大的工业力量。过去英国是“世界工厂”,现在美国取代英国也是从建立工业优势开始的。第二次世界大战全面爆发后,罗斯福总统发表了“我们必须成为民主制度的伟大兵工厂”的“炉边谈话”。1941年3月11日又签署了租借法案。大量的军事订货和向世界各地出售军火,使美国各大工厂的装配线日以继夜地转动,生产规模日益扩大,固定资本不断更新。1938—1943年,工业生产年平均递增率为12.7%,工业产值翻了一翻。据统计,1939—1945年间美国钢的总产量为5.11亿吨,英国为0.99亿吨,苏联为0.93亿吨,德国为1.87亿吨,日本为0.48亿吨。同期,美国的石油总产量为14.6亿吨,英国为0.93亿吨,苏联为1.72亿吨,德国为0.46亿吨,日本为0.2亿吨。由此可见,美国的工业产量远远高于其他国家。1937年美国在资本主义世界工业生产总额中所占的比重为42%,1945年增长到60%,这种优势远远超过了当年的英国。在战后的经济恢复中,无论原反法西斯民主国家,还是法西斯战败国及其仆从国,都必须依赖美国的工业品和设备。

货币金融方面以美元为中心的资本主义货币体系形成。英镑曾是资本主义世界最主要的储备货币,直至二战前,40%左右的国际贸易仍是用英镑结算的,伦敦仍然是国际金融中心之一。英帝国特惠制和英镑区的存在,维护了英国在世界货币金融领域内的实力地位,这些都阻碍了美国的对外经济扩张。美国统治集团极力想改变这种状况。战争开始后,英国由于大批订购武器装备,黄金外汇大量外流。正如丘吉尔所说的:“即使我们卖掉了我们的全部黄金和国外资产,也不能付清订货的一半贷款。”而与此同时,美国的黄金储备却迅速增加,1938年为145.1亿美元,1945年增加到200.8亿美元,约占资本主义世界黄金储备总量的59%,1948年进而占74.5%。这也就是说,绝大部分的世界黄金储备流入了美国的国库。

为了安排战后世界的货币体系,1941年9月英国提出了“凯恩斯计划”,贬低黄金的作用;美国于1943年4月公布“怀特计划”,主张建立国际货币稳定基金机构,取消外汇管制和对国际资金转移的限制。在1943年9—10月举行的华盛顿会议上,英国被迫接受了“怀特计划”,并同意以此为依据建立国际货币基金组织。1944年7月建立的布雷顿森林体系,实际上确认了“两个挂钩”原则,即美元与黄金挂钩以及资本主义各国货币与美元挂钩的原则。所谓美元与黄金挂钩,即各国协助美国政府维持35美元等于1盎司黄金的官价水平,美国政府承担各国政府或中央银行按黄金官价用美元向美国兑换黄金的义务;所谓资本主义各国货币与美元挂钩,即各国货币与美元保持固定的汇率。美国政府根据35美元等于1盎司黄金的官价规定1美元的含金量为0.888671克,其他各国政府也规定本国货币的含金量,然后按照各国货币含金量之比,确定各国货币对美元的法定汇率,这一汇率不得随意变动。这样一来,美元就成为黄金的等价物。各国货币只有通过美元才能同黄金挂钩,美元成为资本主义国家进行国际清算的支付手段和主要储备货币。这就形成以美元为中心的世界货币体系,美元的霸权地位便确立了。

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中,美国从一开始就拥有总投票权的27%,在世界银行中,由于它认缴的资本最多,掌握了总投票权的23.81%。如果没有美国的同意,许多重大问题是无法通过的。美国因此而掌握了国际金融的控制权。英国曾拖延批准布雷顿森林协定,但美国利用战后英国的困难对其施加压力,1945年12月6日签订了英美财政协定,美国答应向英国提供37.5亿美元的长期贷款,以使英国议会同意执行布雷顿森林协定。

国际贸易与投资方面美国在1941年3月11日至1946年9月30日期间执行的租借法案实际上是一种国家的贷款投资。由美国政府拨款,向美国各大公司订货,再用美国商船运到各受援国,记入一种特别帐目。租借法案的执行大大刺激了美国经济的发展,并使美国垄断资本打开了各受援国的大门。共有35个国家接受了租借法案,美国总共提供了506亿美元,其中提供给英国及其自治领约313亿美元,占总数的2/3,提供给法国14亿美元,中国8.4亿美元。

战后,美国成为资本主义世界最大的债权国。美国在国外的投资,1939年为114亿美元,1945年增至168亿美元,1949年又增至307亿美元。通过对外投资,美国资本掌握了一些国家的经济。例如,在加拿大,由于战时美国垄断资本的大量渗入,加拿大加工业的39%,采矿、石油业的37%,社会公用事业的24%都处于美国的控制之下。又如在中东,1937年美国石油公司仅控制了13.1%的石油开采量,1946年增加到31.7%,威胁着英法在中东的利益。租借法案还帮助美国进一步争夺国际市场。首先迫使英国放弃了大英帝国的特惠制,取消贸易壁垒,降低关税,使美国商品打入各国市场。例如,印度是英国的传统市场,但1938—1944年美国在印度出口中所占的比重由8.4%增加到21.2%,在进口中所占的比重由6.4%增加到25.1%,威胁着英国在印度的利益。美国在资本主义世界出口总额中所占的比重由1937年的14.2%上升到1947年的32.5%,同期英国由11.2%下降至9.3%,战败国日本由5.1%下降至0.4%。

1947年签订的“关税与贸易总协定”标志着国际贸易体系的建立。它是由美国首先发起和筹建的,协定确立了资本主义发达国家之间资本、人员、劳力、货物自由流通的新格局。美国打着相互减让关税的幌子,降低别国的关税,以扩大自己的商品输出。实际上形成了以美国为中心的国际贸易体系。

科学技术方面战时美国经济的繁荣推动了科学技术的发展,使它成为世界科技的中心。战时有许多新技术应用于生产。例如,美国在1942—1943年应用战前高分子化学方面的研究成果建立了以石油为原料的合成橡胶工业,使美国从最大的橡胶进口国变成最大的合成橡胶出口国。美国农业在战时基本上实现了机械化,拖拉机、载重汽车、联合收割机等各种机械数量成倍增长,农业生产渡过了长期的危机走向繁荣,农业生产指数(以1935—1939年为100)1940年为109.7,1945年增长到126.9。

战争期间,欧亚各国许多著名的科学家、科技人才不堪忍受法西斯的迫害而流入美国。从1933年起,爱因斯坦就因希特勒的排犹而逃亡美国,意大利核物理学家费米因妻子有犹太血统而携全家赴美;著名数学家冯·诺伊曼也从匈牙利迁往美国定居。1942年美英就联合研制原子武器问题达成秘密协议。在1943年8月的魁北克会议上美英与加拿大政府通过决议,要在北美建立原子能工业,当时就有75名专家到华盛顿工作,有许多英国科技专家因军事技术合作而赴美。这种人才流动加速了世界科学技术中心从欧洲向美国的转移。这些科学家来到美国后,为了反法西斯的崇高目的都争分夺秒地工作。1939年1月26日丹麦物理学家尼尔斯·玻尔向聚集在华盛顿的美国物理学家宣布了柏林威廉皇帝研究所的两位科学家完成了铀核裂变的消息,引起普遍的震惊。8月2日爱因斯坦向罗斯福总统建议制造原子弹。1941年12月开始实施制造原子弹的“曼哈顿计划”。1942年12月2日在费米领导下建成第一个原子能反应堆,为人工利用原子能开辟了道路。1943年春,在新墨西哥州圣菲城外洛斯·阿拉莫斯一座荒山上的实验室里,在罗伯特·奥本海默领导下,建立了一个由美、英和其他欧洲国家的科学家组成的小组。经日夜奋战,1945年7月16日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

与此同时,宾夕法尼亚大学莫尔电工学院与军械部合作,按照工程师莫希莱的方案,于1945年底研制成世界上第一台电子计算机,取名“电子数值积分机和自动计算机”。同时,冯·诺伊曼又设计出命名为程序内存计算机的方案,这种效率更高的计算机于1949年在英国剑桥大学制造成功。1942年美国研制成功“火箭筒”,但这方面技术领先的是德国。1945年希特勒德国崩溃后,美国俘获了以冯·布劳恩为首的130名优秀的火箭专家及技术装备,这为发展美国的空间技术奠定了基础。

核能的利用、电子计算机的问世及空间技术的发展是第三次技术革命开始的三大标志。显然,美国在这次新技术革命中是处于领先地位的。战后,美国继续其“汲取才智运动”,用高薪和优越的工作条件吸引国外学者移居美国,使美国的科技队伍不断壮大。1921—1930年美国只有5人获诺贝尔自然科学奖。同期,德国26人,英国16人,法国14人。自从大批外籍科学家移居美国后,从1931—1966年,美国获奖者猛增至68人,英国为31人,法国6人,德国19人。这说明了美国在战后世界科学技术领域中的优势。正是这种优势更加强了它在世界经济中的主导地位。

第二节 世界政治形势的变化

一、战争结束时国际政治舞台上的五大国

国际政治舞台大国力量的消长战前在国际政治舞台上扮演主要角色的是英、法、美、德、日、意和苏联七国。战后初期,德、意、日不再是国际舞台上的主角,由反法西斯盟国左右国际局势。而盟国从一开始就有大国、小国之分,1942年签署《联合国家宣言》时,小国均按国名英文第一字母顺序签名,而美、英、苏、中四大国则例外,其签名排在最前列。战争结束时,法国恢复了大国地位。这样,在国际事务中便形成了五大国起主导作用的局面。但是由于它们之间实力对比的悬殊,其实际的国际地位及其对战后世界秩序的安排和打算又有很大的不同。

美国独占鳌头战争结束时,美国的实力在大国中是首屈一指的。这不仅表现在经济方面,也表现在军事、政治方面。美国武装力量总数在1939年只有33.5万人,1941年参战前增至200万人,1945年时已达到1217.5万人。战前的美国军事力量在世界上仅居第16位,排在南斯拉夫与波兰之后,但战后却一跃而为头号军事强国。美国已拥有世界上最强大的海军和空军力量。1941年12月至1945年8月,美国生产作战飞机192000架,同期英国仅为93300架。战前,美国空军中没有超重型轰炸机,但战争结束时,已拥有2865架。重型轰炸机由战前的22架猛增至11065架,还建立了5个空降兵师的新兵种。二战中航空母舰取代了战列舰成为海战的主要突击力量。战前,美国现役航空母舰只有7艘,战争结束时已增至30艘,而英国只有12艘。1945年,美国几乎每天都有一艘舰船下水。英国的“海上霸主”地位已完全被美国取代。随着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美国将其军事力量部署到了非洲、欧洲、亚洲、大洋洲等地,建立了近500个军事基地。此外,它还拥有原子弹,在核武器方面拥有绝对优势。这些都是战后美国准备称霸世界的资本。

美国统治集团早在参战前就已考虑了战后的世界安排问题。1939年12月罗斯福下令成立“和平与改造问题委员会”,负责研究战后美国“为建立一个理想的世界秩序”需要什么“基本原理”。1941年初美国《幸福》、《生活》和《时代》杂志的主编亨利·卢斯发表《美国世纪》一文,对此作出了回答。他说:“20世纪是美国世纪……这是美国作为世界统治力量出现的第一个世纪。”于是,“世界主义”的外交理论取代了“孤立主义”。1941年12月美国国务院又设立了一个由国务卿赫尔任主席的“战后对外政策咨询委员会”,负责拟订解决战后问题的各种方案。1943年4月,罗斯福授意福雷斯特·戴维斯在《星期六晚邮报》上发表《罗斯福的世界蓝图》一文,透露了罗斯福对战后世界安排的设想。他的“蓝图”是从世界主义出发的。他要求建立一个由美国领导的、符合美国利益的世界政治与经济秩序。具体措施有二:一是组建一个美国在其中起主导作用的普遍性的国际组织——联合国;二是建立以美国为核心的世界经济体系。罗斯福相信,由于战争中英、苏、中等国都仰仗美国的经济、军事援助,凭着美国的实力,他可以利用战时的“大国合作”来实现其“蓝图”。1945年4月12日罗斯福逝世,副总统杜鲁门继任总统,他继续实现罗斯福的“世界蓝图”。12月29日他在致国会的咨文中郑重宣布:“胜利已使美国人民有经常而迫切的必要来领导世界了。”

苏联成为世界一流强国五大国中能与美国相抗衡的只有苏联。它被西方政治家称为战后的另一“超级大国”。苏联是战胜希特勒德国的主要力量,德军在苏德战场上损失了1000万人,占它在二战期间总伤亡人数的73%。苏联在反侵略战争中锻炼出了一支数量最多、战斗力最强、技术装备精良的军队。1941年,苏军约有540万人,到1945年5月,增到近1140万人。战时,苏联在东部地区建起了重工业和军火生产基地。1943—1945年每年平均生产12万门炮、19390万发炮弹、3万辆坦克、4万架飞机,这些数字仅次于美国,但远远超过了其他国家。战时,苏军的技术装备全部更新。苏制重型ИC-2坦克超过德国“虎式”坦克的威力。火箭炮(“喀秋莎”)、强击机等新型武器都有极大的发展。

战争使苏联领土扩大了60万平方公里,从建立“东方战线”起,西部邻国的一些地区先后划入苏联版图。它们是:芬兰的雷巴契半岛、斯莱特尼半岛的一部分、贝柴摩、萨拉地区和卡累利阿地峡(租借汉科半岛30年);波罗的海沿岸国家爱沙尼亚、拉脱维亚、立陶宛;波兰东部的西乌克兰和西白俄罗斯;罗马尼亚的比萨拉比亚和北布科维纳;捷克斯洛伐克的外喀尔巴阡乌克兰;德国的东普鲁士的1/3。上述领土总面积为50万平方公里,人口约有2450万人。领土的扩大在战略上加强了苏联的地位。苏军的反攻使它又进驻欧洲更广阔的地区,最终从卢卑克到的里雅斯特形成了一条与美英军对峙的军事分界线,该线还穿过亚得里亚海延伸到希腊北部边界和土耳其海峡。在亚洲,苏军进驻中国东北和北朝鲜,并将日本部分北方领土齿舞、色丹、国后、择捉四岛划归苏联,从而形成了从南库页岛、千岛群岛到朝鲜“三八线”,再到旅大港的另一条与美军对峙的军事分界线。苏联幅员辽阔,能将两条军事分界线连成一片,其间包括10多个社会主义国家。显然,这是一支十分强大的国际政治力量。

对于战后世界的安排,苏联希望在长时期内保持国际和平,以便医治战争给苏联带来的严重创伤,恢复并振兴经济。为此,斯大林主张建立一个由爱好和平的国家的代表组成的“新的特别全权国际组织。”斯大林还希望战时划归苏联的领土能得到国际承认,在东欧建立“安全圈”,使西部邻国“实行对苏联友好的政策,而不是实行反对苏联的‘防疫线’政策”。此外,他还希望推进世界革命,使更多国家走社会主义道路。

值得注意的是,在卫国战争年代,苏联在强调爱国主义和国际主义的同时,并没有把二者与民族利己主义和大国沙文主义严格区别开来,无论是在对待邻国的领土问题上还是在处理其他外交问题上,都有背离马列主义原则的地方。例如,1945年9月2日斯大林对日本投降发表的《告人民书》中,就将1904年的日俄战争说成是日本对俄国的侵略,说:“那次失败是我国的一个污点”,俄国等待着“污点会被清洗”。这种说法与列宁当年揭露日俄战争双方都是为了“争夺满洲和朝鲜”,“而进行的一场非正义的帝国主义战争”的结论是相违背的。这反映了在苏联领导人的指导思想中仍然存在着老沙皇大俄罗斯主义的思想残余,这对苏联处理战后国际事务有着消极的影响。

英国开始依附美国长期以来,英国一直是国际关系中的制衡国。在整个19世纪,它是世界霸主。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它在国际联盟和国际事务中仍处于领导地位。但第二次世界大战改变了它的国际地位,也改变了英国统治者的心态。英国与德国法西斯作战时间最长,实力消耗极大。尽管战时英军从130万人增加到510万人,但是与美苏相比则大为逊色。还在1943年的德黑兰会议期间,丘吉尔就已意识到“英国是一个多么小的国家”。他曾这样描绘:“我的一边坐着把一条腿搭在另一条腿上的巨大的俄国熊,另一边是巨大的北美野牛,中间坐着的是一头可怜的英国小毛驴”。1944年盟军在诺曼底的登陆,其主力是美国而不是英国。战争虽然使英国获得了战胜国的桂冠,但其实力地位却大大降低了。

英国的决策者在战争后期就已预见到战后的国际舞台上将会出现“两个巨人”,一个是美国,另一个是苏联,而英国将“夹在两块大磨石之间,被置于最不舒适的处境”。丘吉尔对战后世界结构的第一个设想是实现在英国领导下的欧洲统一,建立欧洲地区联邦。丘吉尔主张成立一个世界性组织,下面分设欧洲、美洲、太平洋地区三个委员会。英国可以通过组织经济、政治和军事联合体在欧洲委员会中起主导作用,同时还可通过英属殖民地、附属国在太平洋地区委员会中发挥作用,以此来保证其国际地位。但这一想法在1944年8月的魁北克会议上被美国否定,丘吉尔不得不接受罗斯福所设计的“世界蓝图”。他认识到战后能与苏联抗衡的唯有美国,而不是一个改组了的衰弱的欧洲。所以,他的第二个设想是建立战后英美特殊联盟。当然他必须承认,美国是盟主,他还直截了当地告诉美国总统特使说:“我是总统的忠实副手”。他甚至还曾提议战后美英公民不受国籍限制,可以自由交往,公民证可以通用。他的目的是想借助于美国的力量来维持英国在欧洲第一把交椅的位置,以此来挽救大英帝国的没落。

法国大国地位的恢复法国亡国后,国防部副部长戴高乐将军只身出走英伦,1940年6月18日在英国广播电台发表演说,高举起“自由法国”的旗帜,随后组建军队,在法属殖民地活动。10月27日在非洲布拉柴维尔成立了由他任主席的“保卫帝国委员会”,代表法国利益。他与国内抵抗运动联合,1942年7月将“自由法国”改名为“战斗法国”。1943年6月3日在阿尔及利亚成立了法兰西民族解放委员会作为法国的中央政权,并得到美、苏、英的承认。该政权拥有一支23万人的战斗部队,32万吨位和5万人的海军舰队,一支有500架战斗机和3万人的空军。显然,这点力量是不被盟国重视的。所以,在战时盟国的许多会议中从没有法国临时政府的席位。戴高乐对此感到愤愤不平,反复向盟国表示:“1500年来,法国就已习惯于一个大国的地位,要求所有的人,首先是他的朋友们,不要忘记这一点”。

戴高乐领导下的法军积极参加了在意大利、法国和德国领土上的军事行动。以法共为核心的内地军在解放法国本土的战斗中也作出了重要的贡献。到1945年初,法国正规军已达97.6万人。塔西尼将军率领下的第一军深入德、奥境内进行战斗,最终由他代表法国政府在德国投降书上签了字。在战争期间,戴高乐还积极争取苏联的支持,1944年12月10日签订了法苏同盟互助条约。在这种情况下,美英不得不将法国作为大国对待。

1945年4月,法国代表重新以大国身份出席旧金山会议。但是,这时的法国就其实力而言,已沦为三等国了。

中国加入大国行列从1840年起,中国一直是个受列强欺辱的半殖民地弱国,在国际政治舞台上从来没有中国的地位。但是,中国人民在反法西斯战争中作出的杰出贡献大大提高了中国的国际地位。中国人民最先举起了反法西斯战争的义旗,而且坚持抗战的时间最长,付出的民族牺牲最大。中国是亚洲战场上抗击日本法西斯的主力军。中国的抗日战争阻遏了德日意法西斯的进一步勾结和战争规模的扩大。中国的抗战粉碎了远东慕尼黑阴谋,鼓舞了世界反法西斯力量,促进了国际反法西斯统一战线的形成。中国的抗战支援了苏联和美国的“先欧后亚”战略,使他们有可能集中力量在欧洲战场先战胜希特勒。在最后打败日本法西斯的战争中,中国人民更是起了不容抹煞的巨大作用。在这种情况下,盟国在最后战胜法西斯及对战后世界秩序的安排等重大国际事务上,没有中国参加,是难以真正解决的。中国大国地位的取得是中国人民长期斗争的结果。

但是,美国承认并支持中国的大国地位,是为了在战后能有一个依附美国、追随美国的中国出现,这样的中国将成为美国抗衡苏联、英国的忠实助手。英国则竭力反对中国的大国地位,它深恐一个强大的中国将对争取民族独立的英国殖民地,特别是印度,起到巨大的鼓舞作用。苏联当然不愿意看到蒋介石政府强大,但对中国共产党能够战胜国民党,也不抱信心。因此,中国在战争中虽然取得了大国地位,但这种地位在相当程度上是虚有其表的。只有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中国人民真正站起来以后,中国才真正作为一个有影响的大国在国际政治舞台上发挥自己的作用。二、雅尔塔体系的确立

雅尔塔体系的内容在近现代史上,每次大的国际战争之后,战胜国都要根据自身的利益和实力对比状况召开国际会议,缔结国际协议,重新划分边界与势力范围,安排战后世界秩序,从而确定一种新的国际关系格局。例如19世纪初对拿破仑的战争之后的维也纳会议与“神圣同盟”,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的凡尔赛—华盛顿会议和国际联盟等。第二次世界大战也不例外。所不同的是,国际会议的召开和协约的缔结不是在战争结束之后,而是在战争后期开始进行的。1943年9月意大利投降后,盟国将战后世界的安排问题提上了议事日程。与以往不同,盟国不是只举行一次会议,而是举行了一系列会议,达成了一系列协议,有公开的,也有秘密的;有书面的,也有口头的。其中,以1945年2月4日—11日苏美英三国首脑在苏联克里米亚的雅尔塔举行的会议及其通过的公报、协定和密约最为重要。此前的莫斯科三外长会议(1943年10月)、开罗会议(1943年11月)、德黑兰会议(1943年11月28—12月1日)、丘吉尔与斯大林关于巴尔干问题的会谈(1944年10月9日—26日),都可看作是雅尔塔会议的准备。雅尔塔会议继承和发展了上述会议的成果,对某些协议进行了修改和调整,并使之法律化。此后举行的旧金山会议(1945年4月25日—6月26日)、波茨坦会议(1945年7月17日—8月2日)等则是对雅尔塔会议所确定原则的补充和具体化。雅尔塔体系(或体制)指的就是上述所有协定的总和。

雅尔塔体系的内容,概括起来主要有四个方面:(1)如何最后打败德、日法西斯,如何处置战败国,以防止法西斯主义东山再起;(2)重新绘制战后欧亚的政治地图,特别是重新划定德、日、意法西斯国家的疆界及其被占领地区的归属和边界;(3)建立联合国组织,作为协调国际争端、维持战后世界和平的机构;(4)对德、日、意的殖民地以及国联的委任统治地实行托管计划,原则上承认被压迫民族的独立权利。

雅尔塔体系的性质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性质与第一次世界大战不同,它具有反法西斯的正义性,因此,作为这场战争的产物的雅尔塔体系要比凡尔赛—华盛顿体系有其历史进步性。虽然凡尔赛—华盛顿体系也把维护战后世界和平问题摆在首位,并建立了普遍性的国际组织——国际联盟,但事实上,国际联盟就其普遍性、广泛性和有效性来说,远不能与联合国相比。凡尔赛会议举起了反苏、反共的“白旗”,直接导致了对苏俄的武装干涉;而雅尔塔会议则将苏联与美英两种不同社会制度国家间的和平共处纳入了国际关系体系。这对战后苏联东欧各国的社会主义革命与建设事业是十分有利的。雅尔塔体系提倡和平、民主的原则,《关于被解放的欧洲宣言》中明确指出“致力于全人类的和平、安全、自由与普遍幸福”,要“用民主方式解决他们迫切的政治问题和经济问题”。这些并非只是空洞的口号,在对战败国的处置、使之完成民主化的任务以及给予被压迫民族、特别是被托管地区的独立和自治等方面都体现了这一精神。如果说凡尔赛体系是孕育了另一次世界战争的体系,而对于雅尔塔体系则不能作出这样的结论。

在分析雅尔塔体系的内容和实质时,还必须看到它消极的一面。该体系是建立在美苏战时军事实力均势的基础之上的。它是美英苏三大国经过长期讨价还价、相互妥协的产物。它承认了苏联与英美各自的实际军事控制线。斯大林出于各种考虑多次向英美让步,大体上接受了丘吉尔提出的划分巴尔干势力范围的百分比协定,还接受了美国提出的对德国分四区占领的计划。而罗斯福为了争取苏联尽快对日宣战,以使美国免于付出100万人伤亡的代价,同时为了把战时的同盟关系延续到战后,以实现其“世界蓝图”,他在东欧问题和远东问题上对苏联也作了让步。所以,雅尔塔会议充满了美苏相互妥协、共同主宰世界的气氛,几乎每项雅尔塔协议都包含着美苏争夺势力范围的因素。他们既合作,又争夺,使雅尔塔体系深深打上了大国强权政治的烙印。例如讨论波兰的重建问题是在没有波兰代表参加的情况下进行的。对于蒙古独立和中国东北问题的处置也都是背着中国进行的,其结果是确保了苏联在中国东北地区、特别是在旅大港的特权。显然,这些都是大国强权政治的表现。就这一点而论,雅尔塔体系与凡尔赛—华盛顿体系又有共同之处。

正因为雅尔塔体系事实上划分了美苏的势力范围,加之,美苏的社会制度不同,对外方针有很大差异,故雅尔塔各项协议实施的结果是导致了德国的被分裂,欧洲也被分裂为东欧和西欧,进而导致以美苏为首的两大阵营的形成。因此,雅尔塔体系的确立就意味着近300年来以维持欧洲大国均势为中心的传统的国际关系格局已被美苏两极格局所取代。这的确是现代国际关系史上一个重大的历史性的变化。三、联合国活动的开始

联合国的成立联合国不是战前国际联盟的继续。它孕育于反法西斯战争年代,是在反法西斯联盟基础上建立起来的崭新的、普遍性的国际组织。美国对于组建联合国颇为积极,其他反法西斯国家为了把战时的友好合作关系延续到战后,以维护世界和平,也都同意组建联合国。联合国的建立反映了世界人民爱好和平的共同心愿。

1943年10月30日莫斯科三外长会议结束时,中、苏、美、英四国共同发表声明,首次正式提出建立联合国的问题。

1944年7月18日,美国政府将它的《普遍国际组织暂定草案》交给中苏英三国政府,并邀请三国代表在华盛顿近郊的敦巴顿橡树园举行会议,讨论美国的建议,草拟联合国宪章。1944年8月21日至9月28日,苏美英举行了第一阶段会议,接着至10月7日美、英、中举行第二阶段会议,通过了《关于建立普遍性国际组织的建议案》,基本勾画出了联合国的蓝图。会议的分歧点主要是创始会员国的资格问题和未来的核心机构—安理会的表决程序、即否决权的问题。关于后者,苏联主张使否决权绝对化,即大国在任何情况下都享有否决权,大国间的一致应成为采取任何行动的一项绝对必要条件。而英、美则主张大国否决权应有一定限度,如果大国是争端当事国,则不应享有否决权。在1945年2月的雅尔塔会议上美英向苏联让步,在否决权问题上通过了“雅尔塔公式”,即安理会理事国关于程序问题的决议只需简单多数票通过即可;关于实质性问题的决议,理事会的多数票中必须包括五个常任理事国的同意票方为有效。当常任理事国是争端当事国时,如果决议是采取和平手段解决争端,或是安理会为审议争端而进行调查时,不得行使否决权;如作出决定,考虑采取出兵、断交等手段时,可以行使否决权。这就是所谓的“大国一致原则”。英美还对苏联提出的让乌克兰、白俄罗斯也作为创始会员国的建议表示谅解和支持。会议决定,凡在1942年《联合国家宣言》上签字的国家或1945年3月1日前向法西斯宣战的国家均为创始会员国。会议还同意法国也作为联合国成立大会的邀请国。

1945年3月5日美、苏、英、中四国发出了《召开联合国家国际组织会议邀请书》。4月25日联合国成立大会在旧金山市歌剧院隆重开幕。出席会议的有50个国家的282名代表、1726名顾问、专家及其他人员。四发起国的首席代表分别为美国国务卿斯退丁纽斯、苏联外交人民委员莫洛托夫、英国外交大臣艾登、中国政府代理行政院长宋子文。中国共产党代表董必武是中国代表团中的一员。会议进行了两个多月,6月25日通过《联合国宪章》和作为宪章组成部分的《国际法院规约》。26日,50个国家的代表在退伍军人纪念堂举行签字仪式,中国代表团第一个在宪章上签了字。由于波兰新政府6月28日才改组成功,故没有参加会议,而在会后补签。这样,一共51个国家成为创始会员国。10月24日,联合国宪章正式生效的这一天被定为联合国日。

按照联合国宪章序言和第一条的规定,联合国的宗旨是:维持国际和平及安全;发展国际间以尊重人民平等权利及自决原则为根据的友好关系;促成国际合作,以解决国际间经济、社会、文化及人类福利性质的国际问题,增进并激励对于全体人类的人权和基本自由的尊重;构成一协调各国行动的中心,以达到上述共同目的。为了实现上述宗旨,宪章第二条规定了联合国本身及其会员国在一切行动中应作为法律义务而遵守的原则是:(l)会员国主权平等;(2)各会员国应该忠实履行宪章规定的义务;(3)各会员国应该用和平的方法解决国际争端,俾免危及国际和平、安全和正义。(4)各会员国在国际关系中不得对其他国家进行武力威胁或使用武力。(5)各会员国对联合国依照宪章采取的任何行动应给予一切协助,联合国对任何国家正在采取防止或执行行动时,各会员国对该国不得给予协助。(6)联合国在维护国际和平与安全的必要范围内,应保证非会员国遵行上述原则。(7)不干涉内政。宪章所载的任何规定均未授权联合国干涉在本质上属于任何国家国内管辖的事项。

联合国的主要机构有6个:(1)大会。由全体会员国组成,是主要审议机构,重要议案需2/3多数通过。每年举行一届常会,于9月份第三个星期二开幕,持续到12月中旬,如半数以上会员国或安理会提出请求,可举行特别会议或紧急特别会议。(2)安理会。是对维护和平与安全负有主要责任的机构,在联合国内处于首要的政治地位。由享有否决权的5个常任理事国和任期两年的非常任理事国组成。起初有6个非常任理事国,后不断增加。(3)经济及社会理事会。在大会权力下,负责协调经济和社会活动,就发展、世界贸易、工业化、自然资源、人权、妇女地位、人口、社会福利、科学技术、防止犯罪以及许多其他经济和社会问题提出建议和开展活动。(4)托管理事会。负责监督对11处托管领土的行政管理,促进它们向自治或独立的方向发展。(5)国际法院。设于海牙,由15名“独立法官”组成,不代表任何国家,依《国际法院规约》而工作。唯该机构与国联的国际法院有些继承关系。(6)秘书处。任务是为联合国其他机构服务,并执行它们的计划和政策。联合国秘书长是联合国的行政首脑,由安理会推荐,大会委派,任期5年,可以连任。

联合国的早期活动在酝酿和组建联合国的过程中,联合国家还对一些具体的全球性问题进行了讨论,并组建了专门机构。1943年11月,44个盟国代表在华盛顿创建了联合国善后救济总署。其目标是向战争受害者提供援助。这是第一个正式成立的联合国机构。直到1949年才终止了活动。1943年春在弗吉尼亚温泉城举行联合国家粮食及农业会议,起草了《粮农组织章程》,于1945年10月正式成立。1942年秋在伦敦举行各盟国教育部长会议,起草了成立教育、科学及文化组织(教科文组织)的计划。1946年11月4日该组织正式成立,其目的是增进各国在教育、科学、文化和交流方面的合作。类似的机构还有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气象组织、国际民用航空组织、世界卫生组织、关税及贸易总协定等。国际劳工组织、万国邮政联盟等是战前就存在的组织,后与联合国发生联系。上述专门机构都是单独的独立组织。它们有自己的成员国、活动计划及预算,通过经社理事会与联合国合作,每年向经社理事会提交报告。由此可见,联合国虽非世界政府,但却要对世界各个方面的问题作出反应。因此,它成为国际社会的集中体现。

1946年1月10日至2月14日联合国第一届大会在英国伦敦教堂大厦举行。大会以秘密投票方式决定任命挪威外长吕格耳·赖伊为第一任秘书长。大会通过的联合国会徽是一幅从北极看去的世界地图,周围是橄榄枝环。大会接受了美国国会的邀请,将联合国总部设于纽约,同时接受小约翰·D·洛克菲勒的赠款,在曼哈顿东区的东河之滨购买土地,建造联合国大厦。于是,联合国的工作正式开始了。

第三节 思想文化的新潮流

一、和平、民主的思想文化潮流

人权问题国际化法西斯主义对民主的践踏、对自由的扼杀、对人权的侵犯已达到无以复加的地步,是历史上绝无仅有的。充分享有人权是长期以来人类追求的理想。面对法西斯的野蛮暴行,人们更加渴望和平与民主。所以,战争结束后无论在世界的任何地方,和平与民主的思潮是最具有普遍性的。法西斯主义集帝国主义时代一切反动思潮之大成。它不仅敌视社会主义、共产主义,不允许马克思主义的人权观、民主观存在;而且也敌视资产阶级的人权观,否定资产阶级的民主思想和多党制,妄图以独裁暴政取而代之。罗斯福、丘吉尔等资产阶级代表人物为了维护本民族、本阶级的利益,也重新打起了“自由、平等、博爱”的旗帜。在《大西洋宪章》中,他们提出消灭纳粹后“重建和平”,“并使全世界所有人类享有自由生活,无所恐惧,亦不虞匮乏的保证”。这种言论对战后和平民主思潮的发展有一定影响,同时,也与社会主义国家和其他反法西斯国家的人权观取得了某种共识,从而形成了人权活动的国际化。

战后,人权问题受到国际社会的普遍关注,是世界民主化思潮中的一项重要内容。人权问题国际化的标志是《联合国宪章》第一次将“人权”这个伟大的名词写入国际文件,并纳入国际法的范畴。它庄严宣布:“欲免后世再遭今代人类两度身历惨不堪言之战祸,重申基本人权,人格尊严与价值,以及男女与大小各国平等权利之信念。”这反映了世界人民的愿望。

1946年联合国成立人权委员会。1948年12月10日联合国大会通过了该委员会起草的《世界人权宣言》,共30条。第一条宣布:“人人生而自由,在尊严和权利上一律平等”,它在重申近代思想家的“天赋人权”论之后,强调“人人有权享有生命、自由和人身安全。”这就是说,人权首先是人民的生存权。对于一个国家和民族来说,没有生存权,其他一切权利均无从谈起。宣言确认这一点有积极意义。宣言在确认私有财产权的基础上还规定了各种个人权利和自由,同时,还规定了社会保障、免于失业、同工同酬、给薪休假、受教育和适度生活水平等经济、社会、文化权利。这说明宣言是各种意识形态在战时特殊历史条件下妥协的产物,它是有历史的局限性的。各国对宣言的解释各取所需。某些西方大国从一开始就想利用人权问题干涉别国内政。但该宣言毕竟是第一个关于人权问题的专门性的国际文件。它首次在世界范围内系统地提出了有关保护基本人权的具体内容和共同奋斗的目标,从而为国际人权领域的实践奠定了基础,产生了深远的影响。20年后各国将12月10日宣言发表的日期定为“人权日”。

世界和平运动人权的实现需要和平的保障,所以世界人民在关注人权的同时,更加注重世界和平问题。

战后群众性的世界和平运动首先由文化界人士和各国知识分子发起。1947年11月在巴黎和各西方国家首次举行群众性的保卫和平和自由全国代表大会。1948年8月在波兰的弗罗茨瓦夫,来自45个国家的500多位科学家、作家和艺术家举行了世界文化界人士保卫和平大会,并成立了国际联络委员会。其中有法国著名核物理学家约里奥·居里及夫人、作家阿拉贡、苏联作家法捷耶夫、西班牙艺术家毕加索、美国黑人歌唱家保罗·罗伯逊、智利诗人聂鲁达、英国科学家贝尔纳等。1949年2月25日该联络委员会和国际民主妇女联合会及75位文化界和政界人士联合发表宣言,致全世界各民主团体和全世界和平保卫者,建议召开世界保卫和平大会。

1949年4月20日至25日,第一届世界保卫和平大会在巴黎—布拉格举行。有2 287名代表参加,代表72个国家、12个国际组织和1/4的世界人口。大会宣言说:“我们,属于一切文化、一切思想和一切肤色的男女”,由于“人民正被卷入军备竞赛的危险中”,因此呼吁“要求原子能使用只限于为和平目的与人类福利……为争取民族独立与各国间的和平合作、各民族对其将来的自决权——自由与和平的重要条件——而斗争”。

以约里奥·居里为主席的“和大”常委执行委员会倡议在1949年10月2日举行“保卫和平国际斗争日”的群众运动,有60多个国家响应。1950年3月19日该委员会又发表了以要求“无条件禁止原子武器”为主要内容的斯德哥尔摩宣言,形成了有5亿多人在宣言上签字的和平运动,反映了世界人民要求和平的强烈愿望。为了使和平运动经常化,1950年11月第二届世界和平大会决定成立世界和平理事会,417位理事均由各国著名的文学艺术家、科学家、社会活动家、宗教界人士等担任。理事会尊奉的原则是:“世界上不同的制度可以和平共处;解决各国间的争端应该通过协商和大家都可能接受的协议来实现;遵照民族自决的权利,一个国家的内部分歧只涉及这个国家的公民。”这是对战后世界人民和平观念的概括。正是在这一思潮的影响下,无论是社会主义国家还是资本主义国家都涌现出大量的反对侵略战争、渴望世界和平的文学艺术作品。二、亚非拉民族主义思潮的新发展

在反法西斯战争年代,无论是亚非拉国家还是欧洲国家;无论是被占领区人民还是非占领区人民都高举着爱国主义、民族主义的旗帜,因此,从这个意义上讲,反法西斯战争也是一场世界规模的民族解放战争。

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鼓舞了被压迫民族与帝国主义斗争的勇气,促使原来已经存在的亚非拉民族主义思潮,有了新的发展。它们主要是:

尼赫鲁主义贾瓦哈拉尔·尼赫鲁(1889—1964),印度国大党主席。他自称是甘地主义的继承人,但实际上尼赫鲁主义与甘地主义已有许多不同之处。它不像甘地主义那样包含着许多宗教伦理内容,也没有把非暴力放在高于一切的地位。它认为印度政治运动的最后目标不是自治而是完全的独立。1944年尼赫鲁在监狱中写了《印度的发现》一书,指出:“在印度民族主义和外国帝国主义之间不可能有最后的和平,虽然暂时的妥协和调整有时是不可避免的。”他还强调:“在任何被奴役的国家中民族自由是最首要最基本的要求。”但他又说:“印度以它现在所处的地位,是不能在世界上扮演二等角色的。要么就作一个有声有色的大国,要么就销声匿迹。”他认为独立后的印度在领域上应继承英国在次大陆的殖民统治,所以在他的民族主义中还包含着一种大国扩张主义的危险因素。他主张发展民族经济和文化,主张各种反帝力量的联合和合作。在对待社会主义的问题上,他曾表示:“我不喜欢共产主义者,”但又承认:“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和哲学替我解决了不少疑难问题。”他提出,“解决世界和印度问题的唯一钥匙在于社会主义。”还提出了“如何使民主制度与社会主义结合起来”的任务。这就使他的民族主义又加上了民主社会主义的色彩。

苏加诺主义苏加诺(1901—1970),印度尼西亚国民党创始人之一。1930年12月因在万隆荷印殖民法庭上发表题为《印度尼西亚控诉》的辩护词而成名。1941年他写了《苏加诺谈苏加诺》一文,称自己是民族主义者、伊斯兰教徒和马克思主义者的“混合体”,提出“纳、沙、贡”思想。(纳沙贡是印尼文民族主义、宗教和共产主义的缩略语)主张三种力量的团结与合作。1945年6月1日他在印尼独立准备调查会上提出了“建国五原则”或“五基”:“第一是印度尼西亚的民族主义,第二是国际主义或人道;第三是协商制或民主;第四是社会繁荣。第五个原则应该是:在信仰神道的基础上来建立独立的印度尼西亚。”他认为民族主义与国际主义是互相制约的,国际主义可以抑制狭隘的爱国主义,民主主义如果与社会主义相结合,就可以避免西方社会的许多弊端。于是,他又将“五基”改变为“社会民族主义、社会民主主义和信仰神道”,最后又将其归并为一个“互助合作”。这一思想一直是印度尼西亚独立和建国中的指导思想。

阿拉伯复兴社会主义第二次世界大战前中东已兴起了泛阿拉伯民族主义,二战期间在叙利亚又兴起了阿拉伯复兴社会主义。1940年由曾留学巴黎的大马士革中学教师米歇尔·阿弗拉克(1901—)和律师萨拉赫丁·比塔尔(1912—1980)筹建阿拉伯复兴党。他们从泛阿拉伯主义和伊斯兰教义出发,又从资产阶级自由主义、日耳曼民族主义、马克思主义中吸取某些思想,发表了《阿拉伯的统一高于社会主义》等小册子,提出“复兴阿拉伯”、“阿拉伯社会主义”等口号。1946年在大马士革创办《复兴报》,1947年4月7日举行第一次党代表大会。通过了党章,系统阐述了该党的基本理论和政治原则:(1)在阿拉伯本土范围内实现阿拉伯民族的统一和自由;(2)相信阿拉伯民族具有有觉悟、有创造力和有活力的特殊品质;(3)相信阿拉伯民族负有促进人道主义的特殊使命,即要有反对殖民主义的思想。他们反对资本主义,主张“公正的、理智的社会主义”。这是一种建立在私有制基础上、以伊斯兰教教义为灵魂的社会主义。这些主张后来被概括为“统一、自由和社会主义”。1950年阿拉伯复兴党与阿拉伯社会党合并为阿拉伯复兴社会党。该党是泛阿拉伯政党,除叙利亚外,在伊拉克、约旦、黎巴嫩、科威特等国都建立了支部,所以,阿拉伯复兴社会主义在阿拉伯世界有广泛的影响。

泛非主义战前已有泛非运动。它是由美洲黑人知识分子发起的黑色人种思想启蒙运动。1919至1927年在美国黑人学者杜波依斯(1868—1963)的领导下曾举行过四次泛非大会,其纲领口号是:“非洲是非洲人的非洲。”经过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分散活动后又有了新的发展和变化,主要是该运动与非洲大陆的反帝、反殖斗争更紧密地结合在一起,提出了更明确的斗争纲领。1945年10月在英国的曼彻斯特举行第五次泛非大会,杜波依斯任主席,来自西非的恩克鲁玛、东非的肯雅塔、南非的亚伯拉罕斯和西印度群岛的黑人学者乔治·帕特莫尔负责各种会务工作。共有200余位代表,大部来自非洲,这反映了泛非运动开始以非洲人为主体,并具有了相当的群众性。会议通过《告殖民地列强书》和《告殖民地工人、农民、知识分子书》,提出了积极的政治行动纲领。过去,泛非主义主要强调恢复黑人的尊严和平等权利等问题,强调请愿和呼吁的斗争方式,现在则强调“必须摆脱外来帝国主义的控制、取得政治和经济自由”,并主张采取罢工和抵制等积极的斗争方式。会议首次提出了非洲统一问题,呼吁全非洲的团结。泛非主义对非洲独立运动的影响是不容低估的,泛非运动像是一座学校,培养了一代非洲独立运动领导人。

拉丁美洲的民族主义地区性强、派别林立,历来是拉美民族主义的特点。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由于拉美民族资本的发展,代表中、小资产阶级利益的稳健派或激进派的民族民主主义都有了新的发展。战争结束时,尤以危地马拉的阿雷瓦洛的民族改良主义令人瞩目。1944年10月20日起义后,阿雷瓦洛当选为总统,他效法墨西哥卡德纳斯的改革方针,提出了反对美国垄断资本和封建大庄园制的改革措施。与此同时,秘鲁的德拉托雷和哥伦比亚的盖坦的民众主义也颇有影响。早在战前他们就提出了自己的政治主张,1945—1948年德拉托雷领导的人民党在秘鲁国会两院中拥有多数;1946年哥伦比亚掀起盖坦运动,并拥戴盖坦为总统候选人。1948年盖坦在第9届泛美会议上谴责美国干涉拉美内政,使其政治影响进一步扩大。他们坚持民族独立和拉美团结的思想,主张发展民族经济,实行土地改革和工业国有化。德拉托雷还提出了“拉丁美洲是属于印第安人的”的口号。在政治上,他们主张实行议会民主和多阶级合作。还提出过共产主义不适合拉美国情的论点,但是为了争取选票,并不反对与共产党合作。随着战后民族民主运动的发展,拉美民族主义派别也越来越多。三、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传播与社会主义潮流

毛泽东思想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爆发证实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有关资本主义和帝国主义理论的正确性。在反法西斯战争中,社会主义苏联作出的重大贡献大大提高了社会主义国家的世界威望。各国共产党人身先士卒、壮烈牺牲的爱国事迹,树立了共产主义者的光辉形象。所有这一切都有力地驳斥了反动派对共产主义的诋毁,使马克思列宁主义赢得了更多人的信仰。

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中国人民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经过反法西斯战争的锻炼和考验,中国共产党在运用马列主义解决中国革命的实际问题方面走向成熟。越来越多的爱国者接受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抗日战争胜利时,中国共产党已从1930年的10万党员发展到120万党员,共产党领导下的人民军队从1936年的3万人发展到120余万人,民兵发展到220万人,解放区的面积达到近100万平方公里,人口近1亿人。

毛泽东思想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同中国革命实际相结合的产物,是中国共产党集体智慧的结晶。抗战期间毛泽东发表的《实践论》、《矛盾论》、《新民主主义论》、《论持久战》等都是在总结中国革命实践的基础上写出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名著。毛泽东认为中国革命是世界革命的一部分。中国革命要作好上下两篇文章。上篇是领导民主革命,下篇是领导社会主义革命。他说:“我们是为着社会主义而斗争,这是和任何革命的三民主义者不相同的。”所以,这时期中国共产党推行的新民主主义是社会主义理论的组成部分,是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发展。

应该指出的是,不少东方国家又从中国革命中进一步学习马克思主义。例如,越南革命领袖胡志明回忆说:“由于地理、历史、经济、文化等条件的关系,中国革命对越南革命有着巨大的影响。……依靠中国革命的经验,依靠毛泽东思想,我们进一步懂得了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主义,从而使我们取得了许多胜利。”

东欧社会主义的发展欧洲是马克思主义的发祥地。马克思主义在欧洲的发展曾经历过多次高潮和低潮。战胜法西斯之后,出现了空前的高潮。1944年东欧各国共产党有25万党员,1948年超过了700万党员,涌现出季米特洛夫、铁托等一大批杰出的马克思主义者。南斯拉夫共产党总书记铁托曾指出,马克思列宁主义在南斯拉夫的发展是与全党和每一个党员在反法西斯民族解放战争中所进行的艰巨的思想工作和政治工作分不开的。战争初期,南共有12000名党员,尽管他们中有9 000人牺牲,但由于南共得到广大人民群众的拥护,战争末期党员人数猛增至141 066名。正像铁托指出的那样:“对党在解放战争过程中日益增长和加深的这种信任,是建立在党在反对法西斯占领者的艰苦斗争中作出的重大牺牲之上的。”

东欧各国共产党在战争年代都与社会党、社会民主党及其他工人阶级组织建立起工人阶级统一阵线,进而又建立了更广泛的民族统一阵线。在共同的斗争中,许多社会党、社会民主党党员放弃了社会民主主义,接受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在此前提下,1946年4月21日德国苏占区的社会民主党与共产党共同声明,在马克思列宁主义原则基础上联合成立德国统一社会党。1948年在罗马尼亚、保加利亚、匈牙利、捷克斯洛伐克、波兰,社会党、社会民主党与共产党也进行了合并。合并前这些国家的社会党、社会民主党的左派纷纷宣布与极右派彻底决裂,并把他们驱逐出党,声明以马克思列宁主义为指导思想。这种合并对于共产党的组织建设来说,尽管有历史教训值得记取,但它毕竟从另一个侧面反映了科学社会主义在东欧的深入人心。

西欧和美国的共产主义运动在西欧,战后初期的反共逆流也遭到各国社会党左翼力量的抵制。战前设在布鲁塞尔的社会民主党、工党的国际组织——社会主义工人国际因受希特勒的迫害而于1940年初停止了活动。为了在战后抵制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影响和各国共产党力量的增长,英国工党和流亡伦敦、瑞典的各国社会民主党领袖从1944年起在英国举行过多次社会党会议委员会,以恢复社会主义工人国际,但都没有成功。其主要原因是战时许多社会党、社会民主党人与共产党人并肩战斗,对共产党所坚持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有所了解,认识到他们都有共同的崇高目标,不愿与共产党人断绝联系。例如,意大利社会党领袖南尼等人就持这种立场,他们要求加强国际工人阶级的团结,这使得社会党国际的重建拖延了六年之久,直到1951年7月才宣告建立。

在西欧各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战争期间,共产党得到了空前的发展,党员人数猛增,普遍增加一二倍,有的甚至增加五至七倍。意大利共产党在被法西斯取缔前仅有4.2万党员,法国共产党1937年约有34万党员,1945年分别增加到178万和90.6万党员。荷兰共产党30年代约有1520名党员,1947年猛增至5.3万名。丹麦共产党战前有3 000名党员,战后发展到50 000名。芬兰共产党仅在1944—1945年,党员人数就从2 000人猛增了10倍;英国共产党的党员人数在战争末期为5万人,比战前增加了6倍。此外,战后初期各国共产党在议会选举中获得选票的比例也有很大增长,例如法共1936年获得了12.6%的选票,1946年这一数字上升到28.6%。各国共产党威望和影响的增长,反映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在这些国家中的进一步发展。

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发展始终是不平衡的。二战期间,美国共产党曾有很大的发展,但同时也受到白劳德右倾机会主义的危害。1934—1944年白劳德任美共总书记和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委员,1944年4月出版《德黑兰:我们在战争与和平中的道路》一书,否认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斗争理论和列宁的帝国主义论,鼓吹阶级合作和阶级和平政策以及“美国例外论”。1944年5月,他在美共“十二大”上宣布解散美国共产党,另组一个非党组织——美国共产主义政治协会。但是,以福斯特为首的多数美共党员高举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旗帜,于1945年7月26—28日召开特别全国代表大会,批判了白劳德主义,重建美共,1946年将白劳德开除出党。美共的重建得到各国共产党的支持,白劳德主义也在国际共运中受到批判。

第二章 战后国际关系与两大阵营对峙格局的形成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国际关系最大的变化是两大阵营对峙格局的形成。世界分为两极世界。

两极世界是以美国为首的帝国主义阵营和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所组成的世界格局。其特点主要是:(1)在两极世界里,美、苏及其盟国互相对抗和争夺,阵线比较分明和稳定。虽然每一方的内部也有分歧和矛盾,但最终仍要服从于美、苏战略利益的大局;(2)在两极世界中,美、苏两个超级大国作为对立双方的盟主,在国际事务中起主要作用;(3)美、苏“冷战”是斗争的主要方式,由此而表现为政治上的对抗,军事上的对峙,意识形态上的对立和经济上的割据。

两极世界是战后特有的历史现象,它给当时和以后的世界历史带来了深刻的影响。

第一节 对战败国的处置

一、五国和约的缔结

五国问题的提出反法西斯的第二次世界大战胜利结束之后,盟国对战争遗留下来的问题,特别是对战败国的处置问题成了当务之急。这首先涉及对德、日两大侵略元凶的处置,也涉及对其帮凶和仆从意大利、罗马尼亚、匈牙利、保加利亚和芬兰的处理。德国和日本的处置问题事关全局,不易谈妥。意、罗、匈、保、芬5个次要的前敌国问题则比较容易解决。这5国在1943年和1944年间相继被迫退出战争,与反法西斯盟国缔结了停战协定,并不同程度参加过反法西斯斗争,对战争的最后胜利作出了一定贡献。这些情况与无条件投降的德国和日本不同。但是对这些国家的缔约过程也是矛盾与争端迭起。美国认为,“意大利和约涉及到地中海力量的均衡,巴尔干和约则提出了控制东欧的问题。”曾任巴黎和会美国代表团秘书的坎贝尔谈到美国和英国的意图时说:“在和约谈判中获得停战时期所没有得到的东西,即在政治上和经济上在东欧大门口取得一个立足点。”苏联的意图是在东欧和巴尔干确认停战协定条款,巩固反法西斯战果,同时向地中海扩大影响。法国尚未具备三大国那样的地位,主要精力仍被国内所牵连,这决定了法国在这出戏中只能饰演配角。

伦敦外长会议伦敦第一届外长会议于1945年9月11日开幕。苏、美、英、法、中5国外长出席。主要争执是意大利殖民地的归属、的里雅斯特的处理和对罗马尼亚政府的承认等问题。英国想独占意属北非殖民地。美国主张由联合国集体托管,从而排挤英国。法国主张由意继续统治,以免影响毗邻的法属北非殖民地。苏联认为在南方应有自己的出海口,提出对的黎波里塔尼亚单独托管的要求。关于意、南边界和的里雅斯特问题,美国主张的里雅斯特港主权属意而由国际共管;苏联主张归南斯拉夫。关于巴尔干,美国代表团宣称,在罗马尼亚和保加利亚未建立符合“西方民主”标准的政府并“得到美国承认”之前,其代表团将不讨论对这两个国家的和约。英国代表团附和美国这一要求。英国还要求恢复其在罗、保的多瑙河流域的经济利益。苏联则揭露英国对希腊的干涉。

巴黎和会自1945年9月伦敦外长会议正式开始和约的讨论,经过持续一年多的争论,先后召开了三次外长会议,到1946年7月29日才召开了有21个国家参加的巴黎和会,和会长达79天,经过旷日持久的激烈争论,最后各方作了一定的妥协,于10月15日和会闭幕时,通过了五国和约草案,作为起草和约最后文本的参考。1946年11月4日至12月12日,纽约四国外长会议根据大国一致的原则审议了巴黎和会的和约草案,最后制定了五国和约的正式文本。1947年2月10日,各有关国家分别在5个和约上签字。这种由激烈争论到僵持,到最终妥协的过程,一方面说明,解决大战遗留下来的对五国和约问题虽然较之解决对德、日和约要容易一些,但是在当时苏美英三大同盟国赖以结成反法西斯联盟的基础开始瓦解,苏联与美英的矛盾日益公开化,和会中的斗争实际上成了业已开始的美苏冷战的最初征兆的一部分;另一方面也说明,在当时大国实力对比的基础上,实行妥协势在必行。特别是美国当局越来越意识到,推迟对东欧各国缔结和约,只会进一步削弱他们在这一地区的影响。

五国和约的基本内容五国和约的结构大体相同。基本内容是:(1)政治:所有和约均责成战败国保障本国公民的基本人权和自由;禁止一切法西斯组织;审判战争罪犯,使五国非法西斯化和民主化。(2)赔款:五国分别向苏联、南斯拉夫、希腊、埃塞俄比亚等有关国家支付赔偿。(3)领土:的里雅斯特港东面较大部分归南斯拉夫,西面较小部分(“的港自由区”)由联合国管理。“意大利对于它在非洲的利比亚、厄立特里亚和意大利索马里兰各属地放弃一切权利”,但这些地区的归属未定,仍由英国管理。意放弃《辛丑条约》规定的在华的“一切利益与特权”,并取消意在天津的租界权,放弃在上海和厦门公共租界的“所有权利”。

关于罗马尼亚边界:确定为1941年1月1日原有边界。匈罗边界应恢复到1938年1月1日的状况。罗苏边界依照1940年6月28日罗苏关于比萨拉比亚和北布科维纳的协定和1945年6月29日苏捷关于下喀尔巴阡乌克兰的协定划定。苏联获得比萨拉比亚后,成为多瑙河沿岸国。

芬兰疆界仍维持1941年1月1日原状。苏联确认放弃1940年3月12日苏芬和约所给予的汉科半岛租借权;芬兰确认将贝柴摩省划给苏联,苏联从而与挪威接壤。

匈牙利疆界恢复1938年1月1日原状。匈承认1945年6月苏捷协定,从此苏匈有了共同边界。

保加利亚保持1941年1月1日原有疆界。确认罗把多布鲁加南部割让给保。(4)军事:五国武装力量限于防务所需的最低人数。清除某些永久工事和军事设施。五国不得制造任何原子武器等。

五国和约是战争结束时欧洲军事政治形势在法律上的反映。在大国妥协下,和约的缔结使欧洲大部分地区宣告结束了战争状态,巩固了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成果,使得欧洲人民得以在民主和民族独立的基础上重建生活,在战争废墟上恢复家园。和约还挫败了西方国家孤立苏联,控制罗、匈、保等东欧国家的企图。这些国家在苏联帮助下,走上了社会主义道路。但是,和约中也包含有大国侵犯这些战败国领土主权的条款。

总起来说,五国和约是战后东西方大国之间既斗争又妥协的产物,其积极意义是主要的。它的缔结是战时盟国在战后初期解决战争遗留问题所取得的一项重要成果。此后,国际形势急转直下,美苏冷战完全取代了合作。二、对德国的分区占领与纽伦堡审判

盟国管制委员会如何处理战败国德国的问题,是二次大战结束后国际关系中一个十分重要的问题。这个问题越来越成为美苏斗争的焦点。

在1945年2月的雅尔塔会议上正式决定了苏美英对德分区占领,即英国占领西北部,美国占领西南部,苏联占领东部,首都柏林由三国共同占领。同时达成协议邀请法国作为第四国参与占领,其占领地区从美、英占领地区中划出。德国投降后,苏、美、英、法四国即分区占领了德国(包括柏林)。四国总司令组成盟国管制委员会,任务是保证各占领区协调行动,并就涉及德国整体的主要问题作出决定。但是,由于各占领国都想把德国问题的处理纳入本国战略方针的轨道,参加盟国管制委员会的四国代表又都拥有否决权,结果是盟国管制委员会形同虚设。在一系列重大问题上美英和苏联都是各行其是。唯一的例外是战后初期对德国战犯的公开的纽伦堡审判。这是因为,在世界人民经历了二次大战空前浩劫之后,任何国家都不敢冒天下之大不韪,去为纳粹罪行辩护。

纽伦堡审判1945年11月20日欧洲国际军事法庭在德国纽伦堡城开庭,开始了对21名纳粹德国首要战犯的审讯和判决。

在这批被告的法西斯战犯中,有纳粹政权第二号人物“帝国元帅”戈林,有希特勒自杀前在遗嘱中指定为国家元首的邓尼茨,有“天字第一号犹太迫害狂”的施特莱歇尔,有参与杀害大批波兰人的弗兰克,还有希特勒的外交部长里宾特洛甫,以及协助炮制《我的奋斗》一书、1941年突然只身驾机神秘地飞往英国的赫斯,等等。在经过长达10个多月的审讯之后,1946年9月30日,军事法庭依据大量确凿的证据,宣读了长达250页的判决书。判处戈林、里宾特洛甫等12名首要战犯绞刑,赫斯等3人无期徒刑,4人被判处10—20年有期徒刑,3人得到赦免。判处德国政治领袖集团(即以希特勒为首组成的纳粹党组织机构)、秘密警察和保安勤务处、党卫队等为犯罪组织。1946年10月1日,纽伦堡法庭正式闭庭。

纽伦堡审判基本上是一次公正的审判,是人类历史上第一次公开给予侵略战争的密谋者、组织者、执行者以应得的惩罚。这次审判也是同盟国在战后一次重要的国际行动。

战后德国的去向但是,大国在纽伦堡审判上的基本一致并不能保证他们在其他问题上的协调行动。一旦问题涉及战后德国向何处去时,美英与苏联的固有的不同利益就明显暴露出来。

当时在苏占区,苏联对德政策主要着眼于安全和经济两方面。从安全方面讲,苏联认为必须对德国社会来一个根本性改造,以防止德国军国主义和法西斯主义死灰复燃。自1945年6月9日成立了负责占领管制和监督事项的军政府后,苏联采取了一系列消除法西斯势力,铲除军国主义,实行民主化和非军国主义化的措施。政治上惩办重要的纳粹分子,到1947年,共清洗纳粹分子39万余人;大力支持当地革命民主力量,准许建立反法西斯政党,各地陆续建立了德国行政管理机构及各级地方自治机构。经济上,没收战犯、纳粹分子的财产;解散垄断组织;对大企业实行国有化;进行土地改革,消灭了容克地主阶级的经济基础,使苏占区经济逐渐沿着社会主义方向发展。苏联以受德国侵略而遭到严重破坏和损失为根据,坚持对德国采取严厉的赔偿政策。在当时苏占区民生凋敝的情况下,大批拆迁德国的工厂设备。到1950年底,苏联公布得到的补偿为76.58亿美元(西方估算为120亿美元)。这对苏占区德国经济的恢复和人民生活改善产生了不良影响。

当时西方有三个占领区。美英法三国虽然也是矛盾重重,但在对付苏联时又比较一致。美国战后对外政策的一个重要方面是遏制苏联,不再对德国嫉恶如仇,而是想扶植德国,借助其物力、人力和战略地位推行自己的霸权政策。于是,美国驻德军政府在本占区尽可能对纳粹战犯从轻发落。它拒绝对工业家战争罪犯进行国际审判,同时,对确定犯有战争罪的75%的人仅判处罚款,对20%的人仅限制其选择职业或禁止担任公职。它还设法重建资产阶级政党。在经济上,没有对任何一个大垄断联合企业进行非卡特尔化,军事工业设施没有拆除。美国力图保持德国原有工业结构,复兴德国经济。同时,美国看到,要把德国扶植起来遏制苏联,单靠自己的占领显得力量不足,于是便积极策划美占区与英法占领区的合并。

美国合并占领区的想法最早见之于1946年5月26日美占区军事长官克莱给美国政府的一封电报中。克莱当时就估计到,合并占领区之议将遭到苏联以及一直想削弱德国的法国的反对,因此他在电报中提出,要是不能和苏、法取得一致,就敦请英国将其占领区和美占区合并。

英国在本占领区的对德政策,仍然是其传统的欧洲大陆均势政策的延续,即阻止欧洲大陆上任何一个强国独霸欧洲。它不愿彻底肃清法西斯分子。同时企图占领德国西北部大工业地区,以制服它在欧洲最大的工商业竞争者,组织在英国控制下的西欧联盟。但又苦于力不从心,同时认为强大的苏联比德国更加危险,何况德国强大也便于英国在欧洲实行平衡外交。基于以上考虑,英国基本上追随美国的政策。1946年12月2日,美英在华盛顿签订了将占领区合并为双占区的协定,1947年1月1日开始实施。这成为美国分裂德国过程中的一个严重步骤。当时有些德国报刊已把双占区称为“准国家”了。

当时法国之所以未与美英占区合并,是由于法国在70年中3次受德国之害,对德国的东山再起最为警惕。为了从政治、军事、经济上控制德国,保证自己在西欧的地位,法国力主分割德国,共管鲁尔,由法国占领萨尔,并管理莱茵河左岸。因此,它反对在德国西界确定前急于建立德国中央行政机构,拒绝西方3区合并。但是这种对德强硬政策缺少相应的实力作基础。当时的法国实际上已经沦为二流国家,战争的破坏和战后初期的困难使法国不得不接受美国“马歇尔计划”的援助。这不仅意味着法国在经济上开始依附美国,而且意味着在政治上开始纳入美国对德政策的轨道。1947年3、4月间,美英两国同意法国对萨尔区实行经济合并的要求,从而换取了法国在对德问题上的逐步合作。这以后,法国对德政策发生了转折。三、美国对日本的单独占领

盟国最高统帅日本投降后,如何依照盟国意图处置日本军国主义、铲除远东战争策源地,并在民主化基础上实现对日本的重建和改造,是世人关注的一件大事。《开罗宣言》和《波茨坦公告》规定,战后必须解除日本武装,严惩战犯,铲除日本的军国主义,清除战争工业,实现日本的民主化,使日本走上独立、民主、和平的发展道路。但美国战后的对日政策,则是要实现多年来使日本臣服于美国的梦想,进而带来整个东亚地区“在美国统治下的和平”。

美国政府决定要独占日本,其第一步是不容他人染指。杜鲁门说,“我决定,对日本的占领不能重蹈德国的覆辙。我不想分割地管制或划分占领区。我不想给俄国人以任何机会,再让他们像在德国和奥地利那样去行动”。他坚持把日本作为一个整体由美国自行处置。这就势必导致与苏联等国的矛盾。

日本投降后盟国曾就最高统帅人选问题进行磋商。莫洛托夫代表苏联政府建议最高统帅“由美苏将领各一人担任”。美驻苏大使哈里曼怒气冲冲地说,最高统帅不由美国人担任是“不可思议的。”事后苏方收回其建议,并同中、英政府一起,同意接受美国提出的以麦克阿瑟为盟国最高统帅的意见。

受降区域划分在对日军受降区域划分的问题上,美国也明显地表现了独占日本的意图。8月13日美国将它拟定的“总命令第一号”发给各盟国征求意见。该文件把接受日本投降分为三大地区:中国、中国台湾和印度支那北部地区(以北纬16度为界)由中国政府军受降;中国东北、朝鲜北半部(以北纬38度线为界)和库页岛由苏军受降;日本、菲律宾和朝鲜南半部由美国陆军受降。此外,东南亚和印度支那南部地区由英、澳军受降。8月15日日本天皇宣布投降。8月16日斯大林复电杜鲁门,就美国的受降方案提出两点修改意见:(1)千岛群岛应归苏军受降;(2)将北海道北半部划归苏联占领,当地日军应向苏军投降。美国同意整个千岛群岛包括在苏军受降地区之内,但是又宣布,“这些岛屿的处理必须在和约中决定。”对苏联的第二个要求,美国坚决拒绝,并声称,日本本土各岛已由麦克阿瑟作出了受降安排。8月18日,苏军开始在千岛群岛,以及千岛的国后岛和择捉岛登陆,同时还出兵占领了日本北海道的色丹岛和齿舞岛,从而导致了战后日苏之间关于北方领土问题的争端。

在日本投降后不久,美国军队以“盟军”的名义占领了日本全国。美国太平洋陆军总司令麦克阿瑟被任命为“盟军最高司令官”。盟军总司令部的官员全部都是美国人。1945年8月29日美国政府发给麦克阿瑟的《日本投降后初期美国对日政策》的文件声称,其首要目标是“确保日本今后不再成为美国的威胁”。还单方面规定,关于对日政策,“各盟国之间如有意见不一之处,应以美国的政策为准。”“天皇和日本政府的权力应从属于最高统帅”,“美国的政策是要利用日本现存的政府形式”,“但以能圆满地推进美国的目标为尺度”,以促进最终建立的日本政府能“支持《联合国宪章》的理想和原则中所显示的美国的目标”。这样,驻日美军司令不但成为日本的“太上皇”,而且凌驾于同盟国对日机构之上。总之,美国这一文件的意图在于把日本置于美国独家控制之下,使战时盟国制订的对日政策美国化,使日本依附于美国。

远东委员会美国独占日本的政策,引起苏联的强烈反对。经过争论,在1945年12月莫斯科外长会议上,美、英、苏达成协议,成立两个机构:在华盛顿设立远东委员会,由苏、美、中、英、法、荷、加、澳、新、印、菲11国组成;在东京设立盟国管制日本委员会,由苏、美、中各派一代表,英、澳、新、印合派一代表组成。由盟军最高统帅任主席。远东委员会的职责是“制定日本于完全履行投降条件所规定的义务时应恪遵之政策原则及标准。”在形式上,远东委员会位于盟军最高统帅之上,但是由于其决定必须通过美国政府和占领军总部去执行,最后决定权仍掌握在美国手中。而盟国管制日本委员会只不过是最高统帅的咨询机构,并没有什么实权。因此,该两委员会的建立实际上并未改变美国在日本的支配地位。

第二节 美苏“冷战”的兴起

一、美苏从盟国到对手的演变

美国的全球霸权战略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时,美国雄厚的经济和军事实力为其全球扩张创造了条件。美国的政治野心与它的实力同步膨胀起来。杜鲁门上台后曾一再声称,“我们赢得的胜利把领导世界的持续重担放到了美国人民的肩头”,“全世界应该采取美国制度”,“不管我们喜欢与否,未来的(国际)经济格局将取决于我们!”美国还因为独家垄断着原子弹而骄横不可一世。曾任美国陆军参谋长的马克斯韦尔·泰勒将军后来在形容这一时期美国对外政策的特征时写道:“原子弹的惊人的破坏力产生了这样的看法,即我们的空军现在拥有决定性的武器,这种武器可以使美国从此以后建立对世界的警察统治,并迫使世界接受美国统治下的和平。”

与此同时,美国在经济上也有向外扩张的需要。《走向全球主义》一书作者安布鲁斯指出,“尽管国家在全世界保持着优势地位,但美国领导人在1945年夏对未来有三怕。”一是政治上的,怕斯大林,也就是怕社会主义。二是技术上的,怕原子秘密保持不住。“第三怕是经济上的,随着和平的来临,经济会重新转向衰退。避免经济萧条的途径就是增加对外贸易,但如果世界其它地区对基本工业实行国有化或者关闭其市场,美国就无法在海外竞争。”这第三怕带有根本的性质。当时随着美国国力的增强,美国在外国经济形势面前反而变得脆弱。二次世界大战之前,美国是自给自足的,特别是在能源和钢的生产方面。但是由于日益增长的综合经济与战后年代廉价能源的发展,美国就得日益依赖外国资源。一位美国官员说,“资本主义主要是一个国际体系,一旦在国际上活动不开,就要彻底完蛋的。”总之,由于种种原因,战后美国需要开放世界市场。

就战后初期而言,美国面临的一个严重问题是从战时经济转向和平经济可能出现的经济危机。大量军事订货的消失和大批军人复员立即造成大规模失业的威胁。五角大楼原计划两年内仅让200万人退伍,但结果,由于一场争取士兵立即返回家园的运动,使得退伍人数一下子达1200万人之多。美国当权人物惊恐地看到如果不能维持充分就业,就可能再来一次20年代末30年代初的大危机,那将威胁整个制度的安全。

这样,向全世界扩张,就成为美国维持其经济并从而维持资本主义制度的根本需要。这就构成了一种强大的推动力,促使美国走上全球扩张的道路。美国统治阶级中一部分人,特别是大财团和军人认为,凭着一手美元,一手原子弹,他们是可以做到这点的。一个“美国治下的和平”取代19世纪“英国治下的和平”,似乎是一定可以实现的。

美苏关系的变化但是,美国要实现霸权主义野心却遇到了严重的障碍。正当美国的实力与扩张野心在战后达到空前高度时,苏联和世界各国的人民革命力量也在全世界范围内达到一个新的高度。

在美国看来,第一个也是主要的障碍来自苏联。苏联经济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遭到严重破坏,但它的军事力量却大大增强,军队人数近1140万。战后仍保留三四百万人,并拥有精良的装备。东欧一系列国家,在苏联的直接间接援助下,从德、意法西斯的桎梏下获得解放,并先后建立了人民民主政权,这是美国实现其称霸计划的一大障碍。东欧的解放成了美国公开反苏的直接动因。第二个障碍来自发展中的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和资本主义国家的进步民主力量。在反法西斯战争中,欧洲许多国家如法国、意大利、希腊等国的共产党和民族主义政党积极领导人民进行反法西斯斗争,赢得各国人民的普遍尊敬和赞扬。战后初期,这些力量成为反对侵略,坚持民主进步的主力军。显然,不把这股势力压下去,美国的全球霸权便会落空。第三个障碍来自觉醒了的亚非人民。大战期间被侵略的中国和亚非人民在共产党和民族主义政党领导下纷纷拿起武器英勇抗敌,在战时同盟国武装部队中,有很大一部分人员由亚非国家人民组成,他们经受了锻炼,提高了觉悟,成为战后反对新老殖民主义的生力军,也是抵制美国霸权主义的新生力量。

美国把以上障碍最终归罪于共产主义和苏联。美国当局认为,共产主义“成为世界上一切邪恶的根源。在任何地方发生的每一变动中,我们总能看到有‘莫斯科共产主义’在插手。最初对共产主义的概念认为是一种国际阴谋,象章鱼那样身在莫斯科,触角则伸到世界最远的各个角落”。正是由于苏联和各国人民的革命力量妨碍了美国的称霸计划,导致二战期间美苏同盟的破裂和美国对苏“冷战”遏制的开始。二、美国对苏联的“遏制”政策

东欧、伊朗和土耳其问题早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美国已在考虑对付苏联的问题。“遏制”这一词汇和概念,事实上从1941年起就充斥于华盛顿官员的头脑。1945年4月上任的哈里·杜鲁门,在追求世界霸权的战略目标上与罗斯福完全一致,所不同的是,他加紧把罗斯福纸上的“蓝图”转变为全面展开的称霸活动;把罗斯福同苏联战时的“合作”转变为战后以苏联为主要敌手;把罗斯福主要通过国际组织建立世界霸权转变为主要运用直接的经济、政治和军事手段向外扩张。他为制定一条以苏联为敌手的“冷战”和“遏制”政策进行了紧张的准备。

杜鲁门政府首先抓住东欧问题大作文章。早在1944年7月22日,在苏联的支持下,在卢布林成立了波兰人民代表会议(即卢布林政府),美国对此采取拒不承认的态度,继续支持波兰资产阶级在伦敦的流亡政府,对于波兰在1945年6月23日成立以波兰工人党领导的华沙临时政府为基础的全国统一政府极为不满,大造反苏舆论。1946年1月初,杜鲁门在一份备忘录里攻击苏联在波兰采取了“高压和专断的手段”。他还攻击罗马尼亚和保加利亚成了“警察国家”,扬言除非这两个国家有根本的转变,美国就不予以承认。同年初,美国还利用苏联和伊朗、土耳其的争端以扩大事态。

苏伊争端源于撤军问题。二战期间伊朗宣布中立,但德国人却在伊朗国土活动。1941年8月苏英两国军队分别占领伊朗北部和中部、南部。1942年10月美军经英军同意后也开进伊朗。三国在不同场合都一致同意在战争胜利后半年内撤出驻伊朗的军队。届时,美英军队陆续撤出,苏军未动,并在苏军占领区成立了“阿塞拜疆民族政府”和“库尔德人民政府”。伊朗政府派军前去镇压,被苏军挡回。美英两次照会苏联,要求苏联撤军,被苏军拒绝。苏联反问美国,美国在许多国家都有驻军,为什么对苏联军队暂缓撤出伊朗一事大惊小怪。1946年1月,伊朗政府在美国默许下在联合国控诉苏联干涉伊朗事务,使苏伊争端成了联合国成立后首次大会审议的第一个问题。英美立即支持伊朗。苏联代表则予以反驳并激烈指责英国在希腊和印度尼西亚的暴行。后来,苏伊通过会议达成协议。5月6日苏军撤出伊朗,这次历时半年的国际危机得以解决。但美国立即趁虚而入,大举渗入伊朗。1947年,美国向伊朗提供了2 500万美元的武器,并派遣美国军事代表团帮助改组伊朗军队。美国还以军援的方式,帮助伊朗在接近苏联边境的北部地区修建了军事设施和机场。结果,伊朗成了美国对苏军事威慑力量的一个组成部分。

苏、土纠纷开始于大战末期。1945年6月,苏联向土耳其提出缔结苏土新条约的要求。包括把1921年割让给土耳其的土耳其东部的卡尔斯和阿尔汉达两地归还苏联,苏联在达达尼尔海峡建立陆海空军基地等。土耳其政府拒绝了苏联的要求,两国关系顿时紧张起来。美国貌似公允地支持土耳其政府,甚至于1946年2月派遣战舰“密苏里”号访问土耳其的伊斯坦布尔,耀武于黑海海峡。接着向土耳其提供贷款,抛售船舶,企图通过土耳其去控制海峡。所有这些行动都是在“遏制”苏联的旗号下进行的。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铁幕”演说出现了。

丘吉尔的“铁幕”演说1946年3月5日,英国前首相,保守党领袖丘吉尔在美国密苏里州的富尔敦发表名为《和平砥柱》的演说。他说,从波罗的海的什切青到亚得里亚海边的里雅斯特,一条横贯欧洲大陆的铁幕已经降落下来。在这条线后面,座落着中欧和东欧古国的都城——华沙、柏林、布拉格、维也纳、布达佩斯、贝尔格莱德、布加勒斯特和索菲亚——所有这些名城及其居民无一不处于苏联的势力范围之内,不仅以这种或那种形式屈服于苏联的势力影响,而且还受到莫斯科日益增强的高压控制。一般认为丘吉尔的讲话是“冷战”的第一枪。这篇讲话无异于发出公开号召,要所有西方国家联合起来,依靠美国的实力,反对苏联和东欧各国。

其实,丘吉尔在杜鲁门家乡密苏里州放出这一枪并非偶然。在丘吉尔发表“铁幕”演说前夕,美国当政者已纷纷为这第一枪而进行舆论准备。1月间,杜鲁门在一份备忘录里明确表示,“我已厌倦于笼络苏联人”,美国对苏联“不应该再作任何妥协”。2月间美国驻苏联代办凯南发回长达8 000字的电报,为当时杜鲁门政府正在实行的对苏强硬的“遏制”政策提供了详尽的理论依据。电报认为苏联是“在一切认为适时和有希望的地方,努力扩大苏联的势力范围。目前,这种努力限于某些邻近地区,如伊朗北部、土耳其”等地。凯南认为,苏联“对武力的逻辑十分敏感”,如果美国拥有足够的武力,并清楚地表明它准备使用武力,这就几乎用不着真的动武,就可以迫使苏联退却。凯南的“长电报”深深博得杜鲁门的赞赏,他立即被召回华盛顿。海军部长福莱斯特下令复印电文,作为高级军官的必读文件。当月,他就要求国务院允许派一支特遣舰队前往地中海,“支持土耳其抵抗苏联势力的渗透”。

由上可见,美国已决心彻底结束战时对苏合作政策,决定以武力为后盾,对苏采取强硬的方针,用武力以外的各种措施来“遏制”苏联,对苏进行“冷战”。丘吉尔的富尔敦演说不过是美国统治当局借别人之口发出的第一个明白无误的“冷战”信号。而苏联造成的苏土、苏伊争端则不仅给苏联与这两个南邻的关系留下了严重的后遗症,而且被美国所利用,掀起反苏歇斯底里和乘机扩张自己的势力。三、杜鲁门主义和“冷战”的全面展开

希腊和土耳其问题1947年2月21日,英国政府照会美国国务院,表示由于军事和战略上的原因,不应该允许希腊和土耳其落入苏联的“控制”之下,但由于英国国内经济困难,3月21日之后,英国无法再给希腊和土耳其以经济和军事的援助,希望美国挑起这副担子。杜鲁门立刻意识到,英国此刻已将左右世界局势这一任务移交给了美国。这真是美国政府期待已久的天赐良机。

早在1945年9月召开伦敦外长会议时,杜鲁门就决定要宣布存在着一个分裂的世界,并表示美国决心要对其中的一个阵营进行圣战。当时杜鲁门之所以没有宣布一个什么新的主义,主要是由于那时美国国内外人民钦佩苏联人民在反法西斯战争中作出的重大贡献,怀念和苏联人民并肩作战而结成的友谊,他们希望美国政府与苏联继续友好。1945年11月4日,当艾奇逊在讲话中含沙射影攻击苏联时,被人们嘘下了台。1946年3月5日,丘吉尔在富尔敦发表演说后,美国纽约市区百老汇大街贴满了反对丘吉尔的标语。群众还举行了抗议示威。这说明反苏在当时得不到人民的支持。何况,美国要部署全球战略尚需时间,不能不推迟杜鲁门主义出台的进程。

即使到了宣布杜鲁门主义的前几个月,美国仍然难以制造出正当理由掀起反苏浪潮。甚至连凯南也认为,那时,“苏联根本没有任何方法来构成对我国的军事威胁……单战后重建就明显需要几年的时间,俄国人渴望和平的心情是巨大的”。艾奇逊私下里也说过:“俄国人不可能和美国打仗,‘除非他们真的疯了’”。但美国却面临一个越来越难以驾驭的中间地带。欧洲共产党势力正在扶摇直上,法国共产党人在战后首届内阁中担任部长。希腊民主军愈战愈强。英国王冠上的两颗明珠——印度和埃及的独立运动规模空前。印度支那三国开展抗法战争。其它一系列亚洲国家也在积极争取独立。尤其是中国人民的解放战争已经处在全面反攻的历史转折点。美国越来越惊恐地看到,这是对它自身的巨大威胁。美国国务院认为美国经济的发展有赖于对上述地区的控制。长期担任美国政府经济顾问的阿道夫·伯利在1946年底说,美国的剩余物资,只有用在新兴国家,“对它们的物质建设起主导作用”时,才能消除“过去曾经毁坏了美国战前经济的‘繁荣和衰退相互交替’的周期病”。

在“繁荣和衰退相互交替”的威胁之下,1946和1947年美国的失业人数大大超过了1945年。虽然当时靠重建欧洲维持出口,但欧洲人很快就缺少美元,付不起货款。美国重新失去欧洲这一最重要的市场并面临欧洲动乱的前景。特别是当时美国经济中的新因素是它正处在第三次科学技术革命的开端。这场以原子能、电子计算机和空间技术为主要标志的新科技革命使世界在时空上大为“缩小”。这就为美国向外扩张提供了条件,同时也对市场提出了新的要求。1946—1948年,用于实现生产现代化方面的基本投资,从148亿美元增加到220亿美元。科学技术革命导致了一系列新的科学部门和产品的出现,这些部门要求有最高的出口定额,这些科学产品的大批生产只有在世界市场有保证的条件下才有可能。

但是美国从来都宣传其“外交政策的道德性和法律性是完美无缺的”。它总要千方百计论证其全球扩张行为的正当性,而绝不肯承认这是为着美国垄断资产阶级的一己私利。它在苦苦搜寻着这样的借口。1947年2月21日英国政府的照会终于给美国政府带来了插手希腊、土耳其事务并论证其世界霸权主义的大好时机。

希腊和土耳其扼东地中海,地处国际交通要道的汇合点,具有重要的战略地位。二次大战前,希腊和土耳其一直是英帝国的势力范围。二次大战期间,希腊共产党领导的人民武装力量,在反法西斯占领者的战火中发展壮大。1944年底到1945年初英国和它所支持的希腊政权,对人民力量进行了军事镇压和政治欺骗,使希腊人民武装斗争一度陷于停顿。1946年,人民武装斗争再度兴起,使英国和希腊政权穷于应付。希腊君主政体实行独裁统治并制造白色恐怖,在人民中间非常孤立,而希腊共产党则得到人民广泛的支持。1947年2月18日,美国驻希腊调查团的马克·埃思里季惊慌不安地打电报给杜鲁门说:“一切迹象都说明了一个迫在眉睫的动向,共产党人要攫取(希腊)这个国家”。在这种形势下,杜鲁门于接到英国政府照会之后,在2月27日邀请国会两党领袖商讨对策。副国务卿艾奇逊作了长篇发言。他回顾了大战结束一年半以来美国“遏制”苏联的经历。指出,现在“共产党人的压力”集中到希腊,几个星期内希腊就可能出现全面崩溃的局面;一旦“希腊和东地中海被苏联所控制,”必将对其他国家产生“破坏性的,或许还是决定性的”影响。艾奇逊还把西欧和中欧共产党力量的发展统统说成是苏联的“渗透和颠覆手段”。他危言耸听地说:“假如苏联成功地扩大它的控制到包括世界2/3的土地和世界3/4的人口,那末,美国就没有安全可言,世界上任何地方的自由也都要保不住了”。因此,美国必须采取措施去“加强那些受到苏联侵略或共产党颠覆威胁的国家”,说这不是为英国人火中取票,而是“保卫美国的安全,是保卫自由本身”。

这样,美国外交政策决策者们就以反苏反共意识形态掩盖其强权政治而得到两党支持。正像一个美国官员所承认的,唯一的试图让公众接受的办法是坚定不移地抓住这个主题:共产主义和民主政治的对抗。

杜鲁门主义1947年3月12日,杜鲁门在国会参众两院发表咨文并同时对全国广播。说希腊遭到由共产党人领导的“恐怖主义活动的威胁”,一旦它作为独立国家“殒落”,不但将危及土耳其和整个中东地区,而且将给欧洲一些“力争维持其自由和独立地位”的国家带来“灾难性”的影响。他把希、土危机比喻为希特勒和二次世界大战的再现。宣称世界已分为两个敌对营垒,美国负有领导“自由世界”的使命。他诬指“极权主义”和任何国家的民族民主革命都“危害着美国的安全”。声称美国的政策必须是支持各国“自由人民”抵抗少数武装分子或外来压力所试行的征服活动;必须帮助各国人民以他们自己的方式去解决有关他们各自命运的问题。他要求“立即采取果断的行动……在至1948年6月30日截止的期间向希腊和土耳其提供4亿美元的援助”,同时要求选派文职和军事人员前往增援。

杜鲁门自己解释这篇咨文时说:“这就是美国对共产主义暴君扩张浪潮的回答”,是“向全世界说明,美国在这个新的极权主义的挑战面前所持的立场”;“这项政策声明很快地便开始被称之为‘杜鲁门主义’。我相信,这是美国外交政策的转折点,它现在宣布,不论什么地方,不论直接或间接侵略威胁了和平,都与美国的安全有关”。可见,杜鲁门主义远不止是援助希、土的一项具体的政策声明,而是一个在全世界范围扩张美国势力的宣言,是对苏联发动全面“冷战”的宣战书。杜鲁门主义是美国对外政策转变的完成。它标志着美国对外政策已彻底摆脱了孤立主义的影响,开始由局部扩张转变为全球扩张的时代。“柏林危机”随着美苏冷战的开始和加深,美国及追随其后的英国,和苏联在德国问题上的矛盾日益发展。作为冷战的产物,德国被一分为二已在所难免。

为了使法国在分裂德国问题上和英美一致,美国继续推行压拉相济的策略。一方面利用“马歇尔计划”使法国在外交上就范;另方面于1947年底宣布通过萨尔宪法,从法律上保证萨尔并入法国,促使法国进一步改变在德国问题上的立场,同意法占区与美、英占区合并。

1948年2月至6月召开了美、英、法、比、荷、卢6国伦敦外长会议,提出了一个分裂德国的“伦敦建议”,主要内容是:双占区与法占区协调经济政策,共同管制对外贸易,召开西占区制宪会议,制定宪法。伦敦会议的中心是成立西德国家,分裂德国,并以西德为中心复兴西欧,达到把包括西德在内的西欧全面纳入美国战略轨道的目的。“伦敦建议”公布后不久,6月18日,美英法宣布从6月21日起在西占区实行单方的货币改革。规定西方占区将发行一种新马克即“B”记马克。这是正式分裂德国的第一个重大实际的步骤。

对于西方背着苏联搞币制改革,苏联军管当局于6月19日提出抗议,军事长官索洛科夫斯基发表《告德国民众书》,谴责美英法三国“推行肢解德国的政策”。6月22日,苏占区也实行币制改革,发行新的“D”记马克,并于6月24日封锁柏林,全面切断了西占区与柏林的水陆交通和货运。这就出现了所谓第一次“柏林危机”。国际局势顿时紧张起来,形成了战后第一次美苏冷战高潮。

不过,苏联在具体做法上留有余地,仍然保持了从西德通往柏林的三条走廊的畅通。

美国当局认为苏联实行封锁柏林,是为了阻止西德国家的建立,但他们却企图用冲破封锁来显示分裂德国的决心。6月29日,美国开始实行空运,派出大批飞机向柏林250万居民大规模空运粮食、煤和各种日用品。在柏林被封锁的一年中,据统计,总计飞行277 728架次,空运货物211万吨。在西方占区和西柏林之间架起一座“空中桥梁”。同时,美英法对苏占区所缺的钢、焦煤、电力等实行反封锁。

尽管美国已摸透苏联不会轻启战端,却仍然渲染大战将临,利用“柏林危机”所造成的紧张局势,加快分裂德国的步伐。自1948年下半年起,美英法三国占领当局负责起草占领法。同年9月,西方占区组成由阿登纳为首的65名州代表参加的议会委员会,主管临时宪法即《基本法》的拟订工作。1949年5月8日,德国议会委员会通过《基本法》。5月12日,西方三国军事长官在法兰克福批准《基本法》,同时公布了《占领法》。《占领法》与《基本法》的问世,标志着西德政府结构基本确立。苏联知道,封锁柏林已不能阻止建立西德国家的进程,便于5月12日宣布撤销封锁。延续11个月的柏林危机结束了。5月23日,在美、英、法3国代表参加下,西德通过了《德意志联邦共和国基本法》。9月20日这天,德意志联邦共和国宣告成立,定都波恩。阿登纳总理组成了第一届联邦政府。9月21日《占领法》生效,它使西德享有自治权,美英法三国根据占领法规,保留管制联邦德国外交、外贸、国防等权力。至此,美国完成了分裂德国的步骤。

在西占区准备成立德意志联邦共和国的过程中,德国东部也抓紧成立东部的德意志国家的工作。苏占区于1949年5月30日通过了宪法。西德政府成立后,10月7日,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宪法生效,成立了德意志民主共和国。皮克为总统,格罗提渥为总理。取代苏联军政府的苏联管制委员会对民主德国的外交、外贸等方面进行监督。

从此,在德国的土地上出现了两个德国。这对战后欧洲和整个国际局势都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第三节 两大阵营的形成

一、美国的全球性进攻态势

杜鲁门主义的特点及其运用杜鲁门主义的一个重要特点就是以意识形态的辞藻来掩盖其全球扩张。其中有两句话是要害所在。一是,“在目前世界历史中,几乎所有国家都必须在两种生活方式中选择一种”。二是,“美国的政策必须支持那些自由人民,他们正在抵抗少数武装分子或外来压力所企图的征服”。正是在这种借口下,美国把美国的“民主生活方式”和“苏联的极权主义生活方式”对立起来,吓唬美国人民和全世界人民,发动对苏“冷战”和对社会主义的包围,以及对革命运动的镇压。杜鲁门主义发表后,美国就加紧了在全球的扩张和进攻。

对苏联,美国公开宣布苏联为敌手和对苏实行“遏制”和“冷战”政策。其实质是将苏联势力“遏制”在其本土和东欧的范围内,不准苏联染指其他地区的事务和干预美国的扩张行动,即所谓对苏“钙化”政策。同时,以反苏反共为名镇压各地革命运动,而将盟国的对外政策纳入美国的战略轨道,服务于美国的战略利益。

对西欧,美国在以欧洲为战略重点的思想指导下,推行杜鲁门主义、马歇尔计划和建立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的“三部曲”。1947年5月22日,美国援助希、土法案经参众两院通过并由杜鲁门签署成为法律。以后半个月,美国提出了援助西欧的“马歇尔计划”。接着又加紧筹划建立联邦德国政府。1949年4月建立北大西洋公约组织。从而加强了对欧洲在政治、经济和军事上的全面控制并把欧洲国家推向抗苏第一线。

对亚非拉,美国推行新殖民主义。首先巩固对“后院”拉丁美洲的控制,解除向更遥远地区扩张的后顾之忧,并将该地区作为向外扩张措施的试验场。在亚洲,支持援助法国和荷兰、英国,分别在越南、印尼和马来亚发动血腥的殖民战争,美国则亲自镇压菲律宾人民武装。美国特别把中国看作是“确保亚洲安全”的“中心”和遏制苏联的重要基地,推行扶蒋反共政策,大力资助蒋介石发动和扩大内战。遭到惨败之后,又发动侵朝战争,同时逐步放宽对日占领政策,竭力把日本变成在远东遏制“极权主义”的重要阵地。美国还于1949年初抛出“第四点计划”即“技术援助和开发落后地区的计划”,试图利用其经济、技术优势,拉拢亚非拉国家和人民,扑灭该地区的革命运动和排斥老牌帝国主义的势力,为美国的资本输出铺平道路。

但是,美国这种按照杜鲁门主义为指导原则的全球进攻态势,从一开始就预伏了侵蚀自身的因素。这种以意识形态为借口所进行的全面出击,包打天下,必然使美国把手越伸越长,摊子越铺越大,直到四面碰壁,才会发现自己的“力量限度”。这是美国由杜鲁门主义开始所走过的一条外交轨迹。

马歇尔计划的推行既然欧洲是美国全球战略中的重点,因此在杜鲁门主义的招牌下,美国首先向欧洲扩张。马歇尔计划可以说是杜鲁门主义的第一次大规模运用。

战后欧洲的形势相当严峻。饱受战争浩劫的西欧,满目疮痍,生产凋敝,黄金外汇储备枯竭,原料、燃料和生活必需品奇缺。在1946年底又突然遇上了百年罕见的严寒,人民饥寒交迫。西欧的唯一大国——英国的政府,在1947年1月20日发表白皮书公开承认:“不列颠处于极危险的境地”。它缺煤,缺粮缺电,开春以后又遇洪水为患,全国工厂有一半停工。美国国务院官员约瑟夫·琼斯惊喜参半地说:“大不列颠作为一个世界强国,已经完蛋了”。西欧其他国家也出现了经济崩溃的迹象。法国居民每日口粮只有6盎司,德国的英美双占区的工厂有3/4关闭,物价飞涨。

严重的经济状况引起社会动乱。法国、英国、意大利等国工人运动蓬勃发展。当时西欧左派和共产党的力量比较强大,特别是法国,第四共和国的首届内阁中有4名共产党部长,包括国防部长。当时法共拥有法国选票的1/4,几乎全部是工人阶级的选票。在意大利,意共拥有1/3的选票。这些不仅使西欧统治阶级惶惶不安,也使美国统治阶级忧心忡忡,认为欧洲正处在苏军接管和共产党造反的边缘。他们更加认定,复兴欧洲乃是关系美国称霸世界的全局问题。因此,为了稳住西欧各国资本主义制度,从经济上政治上进一步控制西欧,并由此对苏进行“遏制”,同时也为了摆脱美国统治集团已预感到的即将到来的经济危机,在杜鲁门的授意下,国务卿马歇尔研究炮制了一个所谓“解决欧洲问题的建议”,即后来的“马歇尔计划”。

1947年6月5日,马歇尔在哈佛大学毕业典礼上发表演说,提出了“欧洲复兴计划”。他一开始就强调欧洲的经济困难,说欧洲是一片废墟,补救办法在于美国的援助。他指出,“美国应该尽其所能,帮助世界恢复正常的经济状态”。美国“政策的目的是恢复世界上的行之有效的经济制度,从而使自由制度赖以存在的政治和社会条件能够出现”。“由于各种危机的发展,我们决不能把这种援助放在零星付给的基础上。美国政府将来给予的任何援助应该是根治疾病的药品,而不应该是暂时止痛的镇痛剂。任何愿意协助完成恢复工作的政府都将得到美国政府的充分合作。任何图谋阻挠别国复兴的政府,都不能指望得到我们的援助”。最后他讲到这是欧洲人的事,欧洲必须首先倡议,将欧洲作为一个整体,提出通盘复兴方案,然后美国尽力支持这个计划。

马歇尔计划是杜鲁门主义的延续和扩大。如果说杜鲁门主义是个政治纲领,那么,马歇尔计划则是通过经济手段来达到政治目的。杜鲁门后来也解释说:“杜鲁门主义的意识形态——军事承诺与马歇尔计划的经济义务是一个胡桃的两半”。如果说两者有什么区别,那就是与杜鲁门主义相比,马歇尔计划“删掉”了“关于共产主义的明确提法”,强调“计划”的目标是“战胜饥饿、贫困和混乱”。因此,“各国共产党如果反对这个计划,就无异站到赞同饥饿、贫困、自暴自弃和混乱的地位上去了”。“从宣传的观点看来”,这样做“对于那些内部有强大共产党的国家来说是很有分量的”。可以说,马歇尔计划是一种更隐蔽更精巧的杜鲁门主义。“马歇尔计划”提出后,立刻得到西欧各国特别是英法的响应。在马歇尔发表演说后,英法随即接触,商定召开欧洲会议的计划。根据马歇尔计划设计者的授意,英法决定联合邀请苏联外长莫洛托夫参加6月在巴黎召开的欧洲国家准备接受马歇尔计划的预备会议。这是一个有意的安排。这样既可以避免遭致像杜鲁门主义那样的公开号召意识形态战争的批评,又可以将参加与否的责任抛给苏联。如果苏联参加,就经济上讲,对西欧也有好处。西欧需要东欧的粮食、煤炭和石油,何况把苏联经济纳入整个欧洲复兴计划,更可以控制苏联经济。美国和英法估计苏联将不会参加,那样他们就可推卸排苏的责任。

6月27日,苏联派遣由莫洛托夫率领的89人的庞大代表团参加会议。英法在美国的指使下,建议欧洲各国就各自的经济资源提出报告,在此基础上,由一个以英、法、苏3国为主的指导委员会拟出欧洲国家统一的经济复兴计划大纲,再由美国提出援助的方式和条件。这使得苏联无法接受。苏联代表认为,这将会要求各国泄露其本国的经济情报,导致“由某些国家实行干涉另一些国家内部事务”。其“结果将不是欧洲的统一和重建,而是把欧洲分裂成两个集团”。7月2日,苏联退出巴黎会议,这正中美国的下怀。这样,欧洲复兴计划就成了“西欧复兴计划”,并成为美国联合西欧公开反苏的一项重要政策。

1948年2月,马歇尔计划开始执行。4月2日,杜鲁门签署了美国国会通过的“1948年援外法案”,作为马歇尔援欧计划的法律形式。共有16个国家(奥、比、丹、英、法、希、冰岛、爱尔兰、意、卢、荷、挪、葡、瑞典、瑞士、土耳其)和德国的英法美占领区,接受了援助,总额为131.5亿美元。

马歇尔计划对恢复战后西欧经济起了相当重要的作用。它解救了西欧各国的燃眉之急,巩固了西欧的资本主义秩序,防止了革命的爆发。到1950年,西欧各国生产已达到战前水平,年增长率达到5%—6%,有的国家高达8%—10%。到1952年,英、法、意的工业生产分别比战前增长13%、29%和48%。德国的西方占领区的工业生产,到1952年增长到115%。马歇尔计划原定期限为5年,由于西欧经济恢复较快,到1951年底就提前结束了。美国得到的好处是在政治上控制了西欧,在经济上向西欧输出了大量商品。而且美国通过马歇尔计划,迫使欧洲国家及其殖民地都要以对待本国居民的同等条件,向美国投资者开放。这样,美国统治当局似乎找到了一种途径,把“遏制”共产主义的计谋与制造商、出口商的热情溶为一体。一箭双雕,成了真正的受益者。

在马歇尔计划的执行过程中,美国始终把争取欧洲统一作为其对欧政策的核心,以使美国有一个“更具内聚力的势力范围”。掌管美援的分配和使用的经济合作署先后与一系列受援国签订多边和双边协定,逐步削减了西欧国家之间的关税壁垒,取消了一些贸易限额,并成立了西欧支付同盟,以促进西欧贸易和支付自由化。这些都有利于西欧经济的一体化。

布鲁塞尔条约组织随着经济渗透而来的,是美国在政治上和军事上对西欧各国的干预。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的建立,是“马歇尔计划”追求的一个政治目的。杜鲁门在敦促国会尽早通过马歇尔计划的特别咨文中,就曾表示美国准备把西欧纳入“共同防卫”的体系中。他说:“要使经济复兴获得成功,必须采取某种对付内部和外部侵略的保卫性措施。……随着经济合作运动又出现了一个共同自卫的运动”。特别是1947年9月欧洲九国共产党和工人党情报局成立后,美国认为欧洲显然存在着“相当程度的西欧‘无组织’状态与东欧的‘有组织’状态”,西欧国家仅仅在经济上进行合作,远远不足以对抗共产主义的“攻势”,还必须在政治军事上联合起来。因此,在推行马歇尔计划的同时,美国便着手策动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组织遏制苏联的军事政治集团。

就西欧国家特别是英、法而言,也有组织军事政治集团的愿望。它们刚刚挣脱德国法西斯灾难,既怕德国东山再起,又担心美苏在欧洲心脏地区的严重对抗会危及它们的安全,更怕各国共产党得到驻在东欧的苏军的鼓动和支持,会通过竞选和暴动夺取政权。“恐苏”、“恐共”症成了西欧统治阶级的心病。但是它们都各有各的打算。英国希望结成以英国为首的军事政治集团,成为美苏之间的第三势力。法国也想在西欧组织新的军事政治集团以防止德国再起,确保其在欧洲的大国地位。美国对西欧国家结盟的活动采取赞助的态度。美国深知西欧各国经济困难,军力虚弱,国内政局动荡,势必寻求美国的支持,打算待英、法把西欧组织起来后,再把它们纳入美国的全球战略体系。

1948年3月17日,英国、法国、比利时、荷兰、卢森堡5国代表在比利时首都布鲁塞尔缔结了5国《合作和集体防御条约》,即布鲁塞尔和约,有效期50年。这是一项以军事同盟为核心的包括政治、经济、文化的合作条约。条约规定,当任何缔约国在欧洲遭到侵略的时候,其他缔约国应给以“它们能力所及的一切军事的或者其他的援助”。英国皇家国际关系学会的一篇报告坦率承认,“布鲁塞尔条约”虽然公开点德国的名,但英国和某些成员国的真正想法是“苏联总有一天要进攻西欧”,条约的主要目标是针对苏联的。二、世界性的军事条约网

北大西洋公约的缔结正如西欧在经济上的复兴和联合离不开美国的援助一样,西欧在军事上的合作也得依赖美国的支持。在布鲁塞尔缔约谈判的那一天,法国外长皮杜尔就致函马歇尔说,“只有美国的帮助才能有效地解决欧洲国家抵御侵略的问题”,英国外交大臣贝文则说,“除非有一个包括美国在内的、明确制定的集体抵抗侵略的协定,英国或其他国家就很难挺身而出,抵抗新的侵略”。比利时、荷兰、卢森堡3国在缔约谈判中也主张美国参加。这正是美国所需要的。在布鲁塞尔条约签字的当天,杜鲁门明确表示:“美国将以适当的方式,根据形势的需要,给予这些国家以支持”。

布鲁塞尔条约签字后第5天,美国、英国、加拿大代表就在五角大楼开会,商议建立大西洋军事体系问题。1948年6月,美国参议院以压倒多数通过了关于美国对外政策“新方向”的“范登堡决议”。它规定,在持续有效的自助和互援的基础上,以及在涉及美国国家安全的情况下,美国可以“通过宪法程序,参加这些区域性和其他集体协定”。在美国历史上,这是美国国会破天荒第一次在和平时期同意美国政府同美洲大陆以外的国家缔结军事同盟条约,从而改变了其对外政策的传统原则,为美国政府出面组织北大西洋公约集团开了绿灯。

1948年7月6日,美国、加拿大和布鲁塞尔条约组织的成员国在华盛顿举行正式会谈,讨论缔结安全条约问题。1949年3月,《北大西洋公约》条文拟就并予以公布。4月4日,美国、比利时、加拿大、丹麦、法国、冰岛、意大利、卢森堡、荷兰、挪威、葡萄牙和英国等12国外长云集华盛顿,在美国国务院会议大厅举行北约签字仪式。

北大西洋公约的内容包括一个简短的序言和14项条款。它宣布,任一缔约国的领土完整、政治独立或安全遭受威胁时,各缔约国应共同协商。最重要的是公约第5条:“各缔约国同意对于欧洲或北美之一个或数个缔约国之武装攻击,应视为对缔约国全体之攻击”。各缔约国承担“采取视为必要之行动,包括武力之使用”在内。8月24日,各缔约国均按照本国的宪法程序完成批准手续,至此,公约正式生效,北大西洋公约组织正式建立。这是美国所组织的最大一个军事同盟,是它的冷战政策的主要支柱。

北约成立后,美国控制了北约的“一体化”军事机构,为北约制定了军事战略,实际上就是把美国的军事战略作为各成员国军事活动的基本原则。北约的建立,加强了美国对西欧国家的控制,并在欧洲大陆组成了一个遏制苏联和东欧的弧形包围圈。“欧洲已成为美国防御的最前线”。

50年代初,北约组织又进一步扩大,希腊、土耳其于1952年2月加入进来。它们并不是北大西洋国家,只是美国出于在欧洲南翼包围苏联的需要而竭力把它们吸收进来的。

但是,北约的中心目标之一是扶植起一个重新武装的德国,使之在该组织中发挥作用。这关系到美国对欧战略的全局。杜鲁门说:“没有德国,欧洲的防御不过是大西洋岸边的一场后卫战。有了德国,就能够有一个纵深的防御,有足够的力量来对付东方”。正因为这样,美国一直在加紧分裂德国的步骤,为把联邦德国拉进侵略集团创造条件。而一些联邦德国政界人士如1949年担任联邦德国总理的阿登纳就“有一个明确的看法:一个复兴的独立的德国,只有通过同美国的密切合作,才能得到发展”。

1949年底苏联拥有原子弹的消息和1950年中爆发的朝鲜战争更给了美国重新武装西德的借口。朝鲜战争被美国宣传为沿着易北河(欧洲的三八线)进行“侵略”的先声,或者是企图转移美国对欧洲的关注;或者至少是要考验一下新的大西洋联盟的力量和决心,也要考验一下美国为它所承担的义务。在这种情况下,美国就更加卖力地重新武装联邦德国,并于1950年9月向英、法建议让联邦德国参加西欧防务。由于法国对德国心存余悸而强烈反对美国以任何方式武装联邦德国。美国则想方设法向法国施加压力,使法国就范,特别是在法国最感困难的经济方面。经过美英的积极斡旋,终于在1954年10月23日,美、英、法等西方国家签订了巴黎协定。根据协定,西德开始具有主权独立国家地位;正式参加北约组织,并开始重新武装。1955年5月5日起,联邦德国正式成为北约成员国。这无疑对东西方关系的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苏联和东欧成员国对此作出强烈反应,并终于成立了华沙条约组织。

美日安全保障条约从1948年起,中国局势发生了重大变化,国民党反动统治的崩溃已成定局。鉴于亚洲形势的巨变,美国重新研究了日本在其远东战略中的地位,决定改变对日政策,加紧策划缔结对日和约,以便扶植日本,并使美国占领日本得以合法化。1949年10月,印度尼赫鲁总理断然拒绝了华盛顿关于进行印美长久合作的建议,日本成了亚洲唯一可能执行美国遏制中国和苏联的冷战政策,并具有重要战略地位和影响的国家。美国便进一步考虑以日本为中心的远东政策。

美国对日本政策的调整,集中表现在以下两方面:首先,以日本代替即将垮台的蒋介石政府,把日本作为美国在亚洲推行侵略政策的前哨基地和反共堡垒。为此,美国极力修改盟国在《波茨坦公告》中为改造日本所明确规定的非军事化和民主化的主要目标。1948年3月,国务院政策规划研究室主任凯南向麦克阿瑟正式传达了对日政策新方针:“目前的占领政策是建立在波茨坦公告基础之上的,它只适用于日本投降后的初期,今后美国的政策应促使日本在占领军撤退之后能够自主”。凯南回国后在给国务卿的报告中提出:整肃军国主义分子和排除经济的集中,会阻碍日本经济的复兴,因此应予修改。凯南还批评美国现行对日政策没有充分考虑到对苏联和共产主义的“遏制”。凯南的意见受到美国外交决策者集团的高度重视。美国为扶植和支持日本的经济,大力加强援助。1949年美国政府还任命银行家约瑟夫·道奇为盟军总司令部财政顾问。道奇赴任后提出了以紧缩财政金融,抑制通货膨胀为中心内容的所谓“道奇路线”。在美国的控制下,日本无法与邻国特别是与新生的中国自由地开展贸易。日本经济的困难到1950年朝鲜战争爆发后才得到缓解。

其次,美国通过战后改革实现了对日本的控制后,就积极着手把统治大权交给日本保守政权。从1947年起,美国开始单独媾和活动,以便把美日特殊关系尽快用条约肯定下来。当年7月,美国政府照会由远东委员会11个成员国于8月中旬举行对日和约预备会。为了操纵会议,美国主张对日和约由参加对日作战的11国起草,由出席会议的2/3多数表决通过。苏联坚决反对,主张由中、苏、美、英4国准备对日和约草案,并实行4大国一致原则。由于美苏意见尖锐对立,缔结对日和约的问题拖了下来。新中国的建立和朝鲜战争的爆发,大大加剧了美苏两大阵营之间的对立和冲突。美国再次提出缔结对日和约问题。负责对日媾和的国务院顾问约翰·杜勒斯说,对日和约要“确保日本附属世界自由国家,确保它在抵御共产党帝国主义进一步扩张中充分发挥作用”。经过美国代表的奔走游说,1951年9月上旬在旧金山召开对日媾和会议,签订了《对日和约》。52个国家参加。中国和印度支那3国被排斥在外,印度和缅甸拒绝参加。苏联、捷克斯洛伐克、波兰未在“和约”上签字。和约剥夺日本的海外领地,但事实上取消赔偿,还规定盟国可以与日本缔结协定,驻军日本。这完全是美国战略利益的体现。就在签定非法和约的当天,日美又签订《日美安全保障条约》,不久又签订了关于实施安保条约的《日美行政协定》。1952年4月28日,《和约》、《日美安全保障条约》及《日美行政协定》同时生效。在条约和协定中,规定美军可无限制地驻留日本,并允许设置军事基地,还允许美军可以镇压日本国内的“大规模暴动和骚乱”,并且让日本分担驻日美军的军费。日本名义上获得独立,实际上是半独立、半被占领的国家。

美国在亚太地区军事体系的建立早在中国革命胜利和朝鲜战争爆发之后,美国为挽回其在中国和亚洲侵略政策的失败,就加紧在亚太地区建立军事体系。1950年10月,美国同泰国签订了军事援助协定。1951年8月,同菲律宾签定了《共同防御条约》。紧接着,9月同澳大利亚、新西兰签订了《美澳新安全条约》(即《太平洋安全保障条约》),成立美澳新理事会。同月,又同日本签订《日美安全保障条约》。在艾森豪威尔执政时期,被称之为“条约迷”的美国国务卿杜勒斯四出活动,于1953年10月和1954年12月先后同李承晚和蒋介石集团签署《共同防御条约》,最终成为“东北亚防御联盟”。此外,美国还积极策划在东南亚和中东地区组成军事集团。

1954年9月8日,在美国策划下,美国、英国、法国、澳大利亚、新西兰、菲律宾、泰国和巴基斯坦8国在菲律宾首都马尼拉签订了《东南亚集体防御条约》,即《马尼拉条约》,并于次年9月正式生效,成立了“东南亚集体防御条约组织”。参加条约的8个国家中有5个不是亚洲国家,印度尼西亚等东南亚国家则拒绝参加。条约规定,缔约国有责任以“自助和互助”的办法,“抵抗武装进攻”,“防止和反对受外界指挥”的“颠覆活动”。条约虽然删去了美国草案中的反对“共产主义侵略”的字样,但美国代表团在条约文本所附的“谅解”中,特意强调“武装进攻”的含义仅适用于“共产党侵略”。条约议定书还公然违反日内瓦协议,把柬埔寨、老挝和南越划入该条约的“保护范围之内”。显然,东南亚条约组织是美国控制的以西方国家为主的军事同盟。

一年以后,在美国的策划和支持下,英国、伊朗、伊拉克、土耳其和巴基斯坦于1955年11月组成了巴格达条约组织。伊朗、伊拉克、土耳其、巴基斯坦之所以较易于被美国拉入反苏集团,主要是担心苏联南下威胁本国安全;害怕人民革命危及自己的统治;同时也由于过分依赖美国为首的西方大国而不能自拔。当然,各国情况又不尽相同。美国主要利用了土耳其、伊朗对苏联的不信任感和恐惧感。伊拉克的首相努里·赛义德则几次被本国人民赶下台,以后又依仗英美支持而再上台,成为美国的傀儡,他对国内革命运动怀有深深的恐惧,这就决定了他要依附于该条约。巴基斯坦情况与上述3国略有不同。与印度日益增长的对抗,使它终于屈服于美国的压力而加入条约,以获取军援。美国没有正式加入巴格达条约组织,而只是以“观察员”身份列席该组织的会议。据分析,美国这样做的目的主要是:避免冒犯反对这一条约组织的以色列;维持与阿拉伯国家(特别是埃及)之间的脆弱关系;在条约之外起缔约国不能起的作用。

美国统治集团煞费苦心,终于建立起一个从大西洋经中东到西太平洋的军事条约网,以实现“遏制”共产主义的目标。美国学者指出,“1955年是标志着用军事同盟包围共产党国家的一年”,是不无道理的。三、苏联的“安全带”政策

苏联对外政策的两重性战后初期即斯大林执政时期苏联的对外政策可概括为“安全带”政策。这种政策具有双重性。就其积极方面也是主要的方面而言,苏联首要的国家战略目标是巩固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胜利成果,争取一个较为和平、宽松的国际环境,为医治战争创伤,恢复和发展国民经济,增强国力,确保国家安全创造条件。到1953年3月斯大林逝世时,苏联恢复和发展国民经济的方针和主要目标基本得到实施。1949年8月苏联成功地爆炸了第一颗原子弹,打破了美国对原子弹的垄断地位。

其次,是不断巩固和加强东欧这块社会主义前哨阵地,严防帝国主义的插手干预。由于东欧国家都是第二次世界大战时由苏军解放或在苏军帮助下解放的,所以在这些国家初期大都是联合政府执政,共产党、工人党尚未占绝对优势地位,各种反动势力残余还同西方资本主义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东欧各人民民主国家建立后,在苏联支持下进行了肃清反革命、清除法西斯分子和卖国贼的工作,1945年至1946年各国还实行了土地改革。为了防止美帝国主义的侵略和威胁,苏联同东欧国家在1947年至1949年间签订了一系列双边条约。其内容基本相同:防止美国扶植德国侵略势力再起,缔约国参加旨在保卫和平和各国人民安全的国际活动;互不干涉内政;发展经济文化等。

第三,苏联竭力防止德日重新武装,东山再起,再度成为新战争的策源地。苏联曾向美英提出一系列限制、防止德国、日本发展独立军事力量的条件,坚决主张打击、清除德日军国主义和法西斯势力,消灭德、日垄断组织及其军事潜力,严厉惩办战犯,并坚决反对美国重新武装德国、日本,特别不允许它们以任何形式拥有核武器。这些具体体现在苏联对于西德的政策和对于战后日本民主化的主张中。

正是苏联的上述政策,保证了战后初期苏联国民经济的迅速恢复和发展;保住了东欧这块社会主义阵地,使美帝国主义妄图促使东欧“演变”,把苏联势力“推回”的各种颠覆、干涉阴谋未能得逞;使世界反动势力中心美帝国主义受到了有力的揭露和坚决斗争,并有力地打击了德国、日本法西斯势力,维护了世界和平。

但是,当时苏联对外政策上也存在消极的一面。苏联过分地考虑了自己的安全和民族利益,犯有严重的大国沙文主义和民族利己主义错误。这表现在,违背马克思主义关于各社会主义国家和各国共产党关系平等的原则,粗暴干涉别国党和别国的内政,对苏联稍有不从,即予以惩罚。1948年把南斯拉夫开除出“情报局”,就是典型例证。此外,苏联以保证“西界安全”为由,通过签订边界条约,割占了东欧国家大片领土。如1945年6月将捷克斯洛伐克的外喀尔巴阡乌克兰,1945年8月将波兰的西白俄罗斯、西乌克兰划入苏联。此外,还在1944年9月罗马尼亚就把比萨拉比亚和北布哥维纳“让”给了苏联。苏联的这些做法严重损害了社会主义制度和苏联本身的威信,造成了严重的后果。

对外政策两重性的原因苏联对外政策的两重性有其深刻的历史背景,是由当时内外环境及各种主客观原因所决定的。

首先,苏联在二战中损失惨重,国民经济遭到空前破坏。在这种形势下,苏联战后的最重要和紧迫的任务就是大力恢复和发展国民经济。美国著名作家埃德加·斯诺当时指出,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苏联与美国的伤亡是24:1,与全部联军(包括不列颠、加拿大、澳洲、新西兰、印度、希腊、南非洲、法国、荷兰、丹麦、比国的军队)的伤亡差不多是10:1。……物质的损失估计约有2000亿美元,但是化为灰烬的还不止金钱而已”。他认为,“不知道这个背景,就没有桥梁可以跟俄国人沟通”。正是在这种背景下,苏联对保持自身安全与东欧各国安全抱有高度警惕。也正因此,苏联坚持在东欧各国成立对苏联友好的政府。斯大林在1946年说:“不要忘记以下情况,德国人侵入苏联,是经过芬兰、波兰、罗马尼亚、保加利亚和匈牙利的。德国人所以能够经过这些国家侵入苏联,是因为在这些国家中,当时存在着敌视苏联的政府。……苏联为了保证自己将来的安全,力求在这些国家内能有对于苏联抱善意态度的政府”。苏联从当时东欧各国的现实情况和维持同英美的关系考虑,一开始并未要求东欧国家建立苏联式的无产阶级专政,只是主张在这些国家多党制联合政府中,应由对苏联友好的共产党人和民主人士占据主要地位,同时又得以干预这些国家的外交政策和军事计划。

其次,美国推行称霸全球的好战政策,使苏联面临严酷的“冷战”环境。战后以来,美国对外战略和政策在总体上以苏联为对象,苏联也以美国为对象。面对着掌握全世界大约一半财富的头号超级军事大国的美国,以及美国在经济上对苏联等社会主义国家实行的全面“封锁”,苏联只有采取坚决维护国家主权的对抗政策。但是由于对抗美国为首的侵略阵营的紧张斗争的需要,又使得苏联大国沙文主义日益泛滥,它粗暴干涉东欧国家内政,对中国采取控制压制办法,在遭到回击后,就走向分裂道路。

第三,斯大林对战后初期的战争形势估计得过于严重。这是他制定战后初期苏联内外战略的重要依据和前提。他认为一场新的世界战争已经“不可避免”。早在1945年斯大林在同南斯拉夫一位记者谈话时就说:“德国人很快恢复元气,只消12年到15年工夫,他们又会强大起来。因此,南斯拉夫民族的团结至为重要”。1946年2月他在一次谈话中又说:“资本主义国家发展不平衡将使资本主义世界分裂成两个敌对的阵营,进而打起仗来。只要资本主义制度还存在,战争就不可避免。苏联人民必须对30年代往事重演有所准备,必须发展基础工业,削减消费品生产。总之,我看今后少说也得在3个五年计划期间作出重大牺牲。和平是不会有了,国内和国外的和平都不会有了”。

第四,斯大林混淆了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爱国主义和大国沙文主义、民族利己主义的界限,并在理论和实践上出现严重脱节的错误。

从十月革命胜利,经过成功地建设社会主义和反法西斯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胜利,苏联社会主义事业有了很大发展。但是,毕竟苏联社会主义只经历了近30年的历史。马克思所指出的在这一社会中不可避免地“在经济、道德和精神方面都还带有它脱胎出来的那个旧社会的痕迹”的论断,完全适用于苏联。这种社会的“过渡性”产生了苏联对外政策的二重性。这也集中反映在斯大林身上。他一方面要求教育苏共党员坚决反对大俄罗斯沙文主义;另方面又认为俄罗斯民族是“最杰出的民族”,甚至为沙俄对外侵略、扩张作辩护。在雅尔塔会议上,一方面他要求把反法西斯战争进行到底,解放被奴役国家的人民;另方面又要求以恢复1904年前沙俄在中国东北的权益作为参加对日战争的先决条件,并认为苏军对日作战及日本投降,是对40年前沙皇俄国战败的雪耻,而无视列宁早就指出的关于日俄战争对双方来说都是帝国主义性质的战争的论断。在这种情况下,加上苏联自认为对别国人民,特别是一些周边国家人民的解放有功,便有意无意地把对别国事务的干预视为正当,把自己当作东欧国家的“监护人”,甚至造成把南斯拉夫开除出共产党情报局的严重事件。四、从“共产党情报局”到“华沙条约组织”“共产党情报局”为了对付“杜鲁门主义”和“马歇尔计划”,加强同美国的帝国主义政策作斗争,使东欧诸国进一步团结在苏联周围,苏联政府在政治上、军事上、经济上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共产党情报局”和“经互会”的成立就是其中重要的两项。

1947年夏,斯大林在同波兰工人党第一书记哥穆尔卡的一次谈话中,建议创办一个共产党和工人党的情报杂志,以阐明各国党面临的任务,交流经验、交换情况。哥穆尔卡表示同意,但主张刊载的本国的资料文章应经本国党的领导批准,而不应由一个总编辑负全责。斯大林建议由波兰工人党出面发起召开欧洲一些党的会议,讨论加强相互联系问题。这样,9月下旬,苏联、波兰、南斯拉夫、保加利亚、罗马尼亚、匈牙利、捷克斯洛伐克、法国、意大利9国共产党和工人党的代表在波兰举行会议。会上,苏联共产党(布)代表日丹诺夫作了主题报告。会议根据他的报告,通过了《关于国际形势的宣言》。报告指出世界已分裂为两大对立的阵营,一个是“帝国主义反民主阵营”,另一个是“反帝国主义的民主阵营”。美国是帝国主义阵营的主导力量,是世界反民主的反动势力的堡垒。指出“杜鲁门主义”和“马歇尔计划”是美国全球扩张总计划的一个组成部分。报告强调苏联在实现一切爱好自由国家的基本任务中的“领导作用”,并强调各国共产党互相磋商和自愿协同行动的必要。

会议听取了哥穆尔卡关于各国共产党必须彼此交换经验和协同行动的报告。经过讨论,通过了关于出席会议的各国党之间交流经验和协同行动的决议,决定成立情报局。情报局由与会的9个党各派2名代表组成。情报局的任务是,“组织经验的交换,并在必要时,在互相协议的基础上,配合各党的活动”。情报局总部设于贝尔格莱德。

会上关于情报局的性质和作用问题曾发生过争论。哥穆尔卡鉴于过去共产国际干涉它党,特别是波兰党1938年被迫解散的沉痛教训,反对建立任何形式的共产党国际中心的设想,认为“这样的中心弊多利少”。南共代表卡德尔积极支持哥穆尔卡的意见,指出,“任何这样的中心都会限制各国共产党的独立行动”。捷克斯洛伐克代表斯兰斯基也激烈反对建立国际中心,甚至采取中断参加会议的作法。法共和意共的代表也反对建立国际领导中心。苏共代表不得不作出一些让步,提出可以“根据需要不定期地召开联席会议。这些会议上各国党应就共同关心的问题交换意见”。于是获得了表面的统一。

情报局从成立到1956年4月结束,共存在8年多时间,召开过4次会议。它在反击美国冷战政策方面起了一定作用,但苏联通过情报局加强对东欧的控制和影响,甚至一度把内部斗争放在了首位,成为苏联推行大国沙文主义,压制各国党的“异端”的工具,发生了1948年6月开除南共的严重事件,为战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分裂开创了恶劣先例。总的讲,情报局是过大于功。“经济互助委员会”为了加速苏联和东欧各人民民主国家经济的恢复和发展,粉碎帝国主义国家在经济上的禁运、封锁政策和扼杀东欧各国人民民主政权的阴谋,从1947年7月起,苏联先后与东欧各国签订了一系列双边贸易、经济协定。与此同时,东欧各国之间也签订了长期贸易协定。1949年1月5日至8日,苏联、保加利亚、匈牙利、波兰、罗马尼亚、捷克斯洛伐克6国代表在莫斯科举行经济会议,讨论全面解决苏联和东欧各国之间的经济合作问题,决定成立经济互助委员会(简称“经互会”)。经互会的最初宗旨是:协调各成员国的经济发展计划;交流经济管理工作的经验;制定有关科技合作和技术援助方面的措施;实行在原料、食品、机器、设备等方面的相互协作等。经互会成立后不久,阿尔巴尼亚(1949年2月)和德意志民主共和国(1950年9月)相继参加。

经互会的成立对于促进成员国的经济发展起了积极的作用。从东欧国家来说,经互会成立初期,对打破西方经济封锁,解决当时各国的经济困难起了积极的作用。以后通过经济合作,促进了各国的经济发展。长期以来,苏联向它们提供燃料和原料,吸收其难以打进西方市场的产品,用以货易货方式解决外汇短缺等问题。基本上解决了这些国家单干所不能解决的困难。所以,东欧国家普遍认为,如果没有经互会的合作,它们的经济不可能得到迅速发展。同样,苏联通过经互会的合作,获得某些东欧成员国的先进工业技术和科技成果;可以得到所需产品和推销产品的市场,并“通过共同建设联合项目”,加速东部地区自然资源的开发。此外苏联还可以得到政治上的利益,使东欧国家对苏联有较大的依赖性,政治上不得不向苏联作出某些让步。

经互会在以后的实践中,也存在不少问题。苏联有时进行不平等交易,损害了其他成员国的经济利益。成员国间的经贸关系严重忽视了商品经济和价值规律的作用。同时,长期局限于经互会成员国内部的经贸往来,脱离世界经济、技术发展的竞争,导致了经济的落后。

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新中国成立第二天,苏联政府就宣布与国民党残余的“广州政府”断绝外交关系,承认了中华人民共和国。10月3日,中苏两国正式建交,这表明了苏联对中国革命胜利的热情态度。但是,苏联政府对新中国特别是新中国的某些方针又是持怀疑态度的。伍修权回忆说:“过去我们不听共产国际和斯大林的错误主意,斯大林就怀疑我国走‘南斯拉夫的道路’。我国的一些民主党派和无党派民主人士参加了政府,苏联就怀疑我们会不会执行亲英美的路线等等。因此,苏联在另一方面对我们的态度又是冷漠和怀疑的”。针对苏联的疑虑,为了争取苏联的支持,摆脱帝国主义的孤立和封锁,毛泽东在建国前夕就明确提出了“向苏联一边倒”的国策。这无疑是正确的。美帝国主义无论如何不甘心“失去中国”。无论从社会经济制度、思想意识形态或历史背景来看,中美两国当时都不可避免地处在尖锐的对立状态。从这一角度看,“一边倒”是美国逼着中国走这一步的。

建国后不久,毛泽东应斯大林邀请访问苏联,1949年12月16日,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国代表团抵达莫斯科。苏联给以高规格的接待。访问期间,毛泽东与斯大林就中苏之间重大的政治经济问题进行了会谈。会谈中,毛泽东提出缔结中苏同盟条约的问题。斯大林开始表现犹豫,害怕触犯雅尔塔协定,但后来还是同意签订这个条约。1950年1月20日,周恩来抵达莫斯科,参加了双边会谈。会谈于2月14日比较圆满地结束,双方缔结了《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关于中国长春铁路、旅顺口及大连的协定》和《中苏关于贷款给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协定》。同盟互助条约规定:为反对侵略和保卫和平,双方保证共同采取措施,包括其中一方受到侵袭,因而处于战争状态时,另一方立即给予军事及其他援助;双方保证以友好合作的精神,并遵照平等、互利、互相尊重国家主权及领土完整及不干涉对方内政的原则,发展巩固两国间经济与文化关系,彼此给予经济援助。条约有效期为30年。

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在当时的缔结,标志着社会主义阵营的形成,对反击美国的“冷战”攻势起了积极作用,它有利于促进两国人民的友好团结,有利于两国人民和世界人民维护和平的共同事业,因而受到了中苏两国人民和世界人民的热烈欢迎。

华沙条约组织还在1954年10月23日,美国、英国、法国等国签订巴黎协定,决定吸收联邦德国加入北约之后,苏联政府便向美国等国发出照会,要求它们不批准巴黎协定,并提议召开全欧安全会议,讨论防止德国军国主义再起问题,但遭到拒绝。1955年5月5日,巴黎协定被正式批准,联邦德国参加了北约组织。在这种情况下,1955年5月14日,苏联、波兰、捷克斯洛伐克、匈牙利、保加利亚、罗马尼亚、阿尔巴尼亚和德意志民主共和国等8国在华沙缔结了《友好合作互助条约》(通称《华沙条约》)。条约规定:缔约国准备“参加所有旨在保障国际和平和安全的国际行动”,保证在“国际关系中不以武力相威胁或使用武力,并以和平方法解决它们的国际争端”。“如果在欧洲发生了任何国家或国家集团对一个或几个缔约国的武装进攻,每一缔约国应根据联合国宪章第51条行使单独或集体自卫的权利,个别地或通过同其他缔约国的协议,以一切它认为必要的方式,包括使用武装部队,立即对遭受这种进攻的某一个国家或几个国家给予援助”。

根据条约,成立了华沙条约组织,总部设在莫斯科。

华约组织是与北约组织相抗衡的欧洲两大军事集团之一。它的成立,是苏联对联邦德国加入北约组织公开作出的反应。华约的建立使东西方之间最终形成了两个对立的军事集团。

华约组织在其成立初期在保障世界和平和社会主义国家的安全,反对帝国主义侵略扩张方面起了积极作用。

但是,华沙条约也是苏联控制东欧的工具。华约的重要领导机构均由苏军将领担任。苏联以保卫盟国安全为名向一些缔约国派驻大量军队,干涉这些国家的内部事务和对外政策,违反了社会主义国家对外关系的基本准则。

第三章 战后初期社会主义国家的巩固和经济建设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世界政治和经济格局的最重大变化,是社会主义越出苏联一国的范围,在亚洲和欧洲,以后又在拉丁美洲建立了以苏联为中心的世界社会主义国家体系。这是人类历史上的伟大转折。这个新的国家体系在战后初期经历了政权巩固和经济恢复时期,国民经济得到迅速发展,具有同资本主义世界抗衡的能力,人民生活也得到相应的提高。由于社会主义国家体系是一个新生事物,无论在经济建设、政权建设中,无论在社会主义国家之间的关系上,在实践上和理论上都出现许多有待解决和需要探索的问题。这些问题由于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种社会制度的并存、两种截然不同的意识形态的较量而更加复杂化了。

第一节 苏联的恢复和发展

一、国民经济的恢复与国力的增强

战后初期苏联面临的任务苏联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是打败法西斯的主力之一,它经历这场战争的严酷考验,变得更为强大。战争结束时,其军事实力和国际威望空前提高,被公认是世界第一流强国。这时,它拥有近1140万人的军队,有上万架飞机和上万辆坦克,而且这些技术装备主要是自行设计、自行制造的。苏军驻扎在西起德国易北河、东至朝鲜三八线的广大地区,形成一支举足轻重的威慑力量。苏联对国际事务的态度还影响着各项重大国际问题的发展变化和解决。

但是,苏联的胜利来之不易。它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的主要战场之一,四年多的战争消耗以及较发达的西部地区一度被德国法西斯占领蹂躏,使其人力、物力的损失远远超过了西方国家和历史上任何一次战争。据1992年苏联国防部公布,战争期间,苏联损失的军民总数达2 700多万人。全国很难找到一个没有亲人伤亡的家庭。在物质方面,损失也极其惨重。1700多座城市、7万多个村镇、3万多个工矿企业、6万多公里铁路、4 000多个火车站遭到破坏;9万多个集体农庄、1800多个国营农场、2 000多个农业拖拉机站遭到洗劫。直接物资损失总计为6 790亿卢布(按1941年的价格计算),等于当时整个国民财富的1/3。战争结束时,几千万居民无家可归,粮食产量下降到战前的41%,食品和工业日用品实行严格的配给制,人们的生活相当困苦。迅速医治战争创伤,恢复国民经济,成为战后初期苏联面临的一项严峻任务。

恢复国民经济在新形势下,联共(布)中央和苏联政府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及时把工作重点从战争转向和平建设。几百万人从武装部门陆续复员到国民经济各部门,许多军工生产开始转为民用生产。但是,随着战争的结束,战时同盟国之间的合作日益变成为“冷战”,这使斯大林等苏联领导人又强调新的战争威胁,继续采用高度集中的办法来恢复和发展国民经济,并仍把发展重工业和国防工业放在首位。1946年3月,苏联最高苏维埃通过了恢复和发展国民经济的第四个五年计划(1946—1950)。计划规定的基本任务是,重建国家受害地区,使工业和农业恢复到战前水平,然后大大超过这个水平。为此,计划要求:首先恢复、发展重工业和铁路运输业,其次大量生产主要消费品,并使国民经济各部门的技术不断取得进步;到1950年,工业总产值、农业总产值、国民收入应分别比战前一年增加48%、27%和38%;住宅建筑面积要达到7 240万平方米,约等于1913年全国住宅总面积的一半。

苏联党和政府号召全国人民继续发扬艰苦奋斗的精神,争取提前完成“四·五计划”。苏联人民在取得反法西斯战争胜利的鼓舞下,在没有外援的情况下,为实现并提前完成“四·五计划”,重建家园,付出了巨大的劳动。

在工业战线,广泛开展了社会主义劳动竞赛。如1946年,在莫斯科车工巴·贝科夫和列宁格勒车工根·波尔特凯维奇的倡议下,开展了快速操作运动——金属切削速度由每分钟70—80米提高到1000—1500米。顿巴斯的矿工们在短期内,从被淹的矿井中排除了6.5亿立方米的积水,这等于排干了一个面积70平方公里、深10米的大湖;同时还修复了2 500多公里倒塌的坑道,这相当于从莫斯科到巴黎之间修筑一条离地面200米以上的长隧道,使顿巴斯重新成为苏联最大的产煤区。到1950年,苏联共恢复和新建成6200个大企业,工业增长速度达23%,工业总产值比1940年增加73%。国防工业获得重大突破。1946年建成第一座原子能反应堆,1949年成功地试验了第一颗原子弹,打破了美国的核垄断。但轻工业的生产只增加了22%,其中棉纺织业和食品加工业还没有达到战前水平。

在农村,联共(布)中央和苏联政府为巩固集体农庄制度、恢复和振兴农业也采取了多项办法。1946年9月和1947年2月,联共(布)中央先后通过《关于消除集体农庄中违反农业劳动组合章程的现象的措施》和《关于战后时期大力发展农业的措施》的决议,决定纠正和解决侵占集体农庄公有土地、盗窃集体农庄财产、非生产人员过多、劳动日报酬贬值、农村党政干部滥用职权等问题。到1947年,归还集体农庄的土地达470万公顷,牲畜14万余头,有45万多非生产人员转入生产第一线。为了巩固集体农庄制度,1950年联共(布)中央还批判了乌克兰一些地区试行的包产到组和包产到户的做法,并提出在全国合并小集体农庄的任务。“四·五计划”期间,国家向农业提供了拖拉机53.6万台(每台按15匹马力计算),谷物联合收割机9.3万台,恢复并增强了农庄的物质技术基础。1950年,农业总产值恢复到1940年的99%,其中,籽棉、甜菜、肉、蛋、奶的产量超过了战前,但粮食产量仅为8 120万吨,比1940年少1440万吨,比计划指标少4 580万吨。

成就和问题“四·五计划”期间,苏联人民的物质文化生活得到一定改善。1947年取消了粮食和日用工业品的配给制,并进行币制改革,稳定了通货。5年中,国家3次降低日用工业品零售价格。在城市和工人区修建住宅1亿多平方米,在农村建房270万所。文教科技事业也有较大发展。

但是,在僵化的政治经济体制影响下,1950年后工业增长速度下降,1952年已降为11.6%。工业消费品供应不足,而且质量较差。农业发展缓慢,到1953年全苏人均粮食432公斤,仍低于1913年540公斤的水平。集体农户饲养的牲畜头数减少,1952年比1950年,牛减少8%,奶牛减少10%,猪减少6%。如与战前1940年相比,则各减少27%、31%和50%。农民负担很重。1950—1953年期间,集体农庄向国家义务交售了粮食总产量的60%和全部甜菜与皮棉,以及60%的肉和奶,而所得的钱还不够用来支付把产品运往收购站的运输费。农庄庄员的劳动日报酬很低,平均不到一个卢布。二、社会政治生活和意识形态领域的斗争

民主与法制被破坏战争结束后,苏联宣布取消紧急状态,恢复正常的社会政治生活。1946年2月举行了全苏最高苏维埃选举,什维尔尼克当选为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主席。3月,人民委员会改组为部长会议,斯大林担任部长会议主席。1945—1949年间,举行了从区到加盟共和国各级党代表会议或党代表大会,并举行了各级地方苏维埃选举。

但是,战后对斯大林的个人崇拜盛行,社会主义民主和法制继续遭到破坏,党和国家的政治生活并不正常。按党章规定,党的最高权力机构——全国党代表大会应每三年一次,而从1939年以来一直没有举行。中央全会应四个月一次,从1947年2月后也没有召开。政治局也极少召开正式会议,许多重大问题都是在斯大林别墅的晚宴上决定的。苏联报刊和一些领导人对斯大林的颂扬越来越无止境。1949—1950年发生了“列宁格勒案件”,党中央政治局委员、部长会议第一副主席、国家计委主席沃兹涅先斯基和列宁格勒党政领导人、党中央书记库兹涅佐夫等人被秘密逮捕和处决。战时成立的犹太人反法西斯委员会被诬指通敌,其成员几乎全被逮捕,党中央委员、外交部副部长洛佐夫斯基等人被处死。1953年1月,克里姆林宫的一些著名医生被捕,他们无端被指控用医疗手段谋害党和国家领导人。许多知识分子和干部受牵连。

意识形态领域的措施和问题转入和平建设时期,联共(布)加强了党的政治思想工作。1945年8月,设立党中央直属高级党校,专门负责培训加盟共和国、边疆区及州一级的党政领导干部。1946年广泛建立党的教育网,安排地方各级党政干部进修。同时,设立社会科学院,培养大量理论工作人员。这期间,恢复出版1941年开始出版的39卷本《列宁全集》第四版,并开始出版30卷本的《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二版和13卷本的《斯大林全集》,在全国掀起了学习马列著作的热潮。

1946—1948年,联共(布)中央通过了关于文学和艺术问题的一系列决议,召开了全苏作家、戏剧家、音乐家和美术家会议,宣布反对在文学、艺术方面放弃马列主义,反对无批判地宣扬资产阶级文化,号召宣传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增强爱国主义的自豪感。同时,在文艺界开展了批判运动。在运动中,列宁格勒出版的两本文学杂志《列宁格勒》和《星》首当其冲。1947—1951年,在联共(布)中央倡议下,在全苏学术界又组织了关于哲学、生物学、生理学、语言学和政治经济学等学科的学术讨论和批判。要求科学研究应以马列主义为指导,加强布尔什维克的党性原则,反对理论脱离实际生活的现象。但是,在当时美苏冷战开始和个人崇拜盛行的背景下,在这次对文艺界以及其他学术界的广泛批判运动中,对一些作品作了不公正的评论,把许多学术问题当成政治问题进行批判,错误地禁演一批电影戏剧剧目,封闭了一批刊物,解除了不少人的职务,逮捕处死了一些无辜的人。三、联共(布)第十九次代表大会与斯大林逝世

联共(布)十九大1952年10月5—14日,联共(布)召开了第十九次代表大会。马林科夫在会上作了党中央工作总结报告,萨布罗夫作了关于1951—1955年第五个五年计划的指示报告,赫鲁晓夫作了修改党章的报告,卡冈诺维奇作了关于修改党纲的建议的报告,斯大林在闭幕式上发表了简短的演说。

斯大林在大会前夕(1952年2—9月)撰写的《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一书,是这次大会的指导文献。他在书中提出了一整套社会主义经济的理论模式:在社会主义条件下,计划经济是最基本的经济规律;只有个人消费品才是商品;价值规律的作用受到严格的限制,它不能起生产调节者的作用,在个人消费品的交换领域,也只能是在一定范围内保持着调节者的作用;生产关系和生产力之间存在的矛盾,必须通过逐步地把集体农庄所有制提高到全民所有制水平,并用产品交换制来代替商品流通的办法才能解决;社会主义阵营的形成,使统一的世界市场瓦解,两个平行的相互对立的世界市场形成。

这次大会对该书给予极高的评价,强调它“对于马列主义理论和我们的一切实际活动,都有极其伟大的意义”。但实际上,它使苏联的经济理论和经济体制更陷于僵化,并在这方面影响了所有社会主义国家。

大会批准了党中央工作总结报告。它充分肯定了党在卫国战争和国民经济恢复时期的工作,揭露批评了当时党和国家政治、经济生活中存在的某些问题,诸如有的计划指标没有完成,党组织和国家机关工作中纪律松弛,并存在官僚主义和任人唯亲等。

大会批准了发展国民经济的“五·五计划”。计划规定工业总产值5年应增长70%,其中重工业为80%,轻工业为65%,国家投资比“四·五计划”增一倍。农业方面,要求提高单位面积产量,实现主要农活机械化,谷物总产量提高40—50%,国民收入增加60%。

大会通过了新的党章和更改党名称的决议。鉴于孟什维克早已退出历史舞台,已没有必要再保留党的双重名称,大会决定把苏联共产党(布尔什维克)改称为苏联共产党(简称苏共)。大会还规定用中央主席团取代中央政治局,取消总书记一职,并选出了斯大林等人组成的新中央委员会及中央主席团。

斯大林逝世1953年3月5日,斯大林突患脑溢血逝世,终年74岁。斯大林逝世,在苏联和社会主义各国人民中引起了深切的悲痛,世界各国的共产党、工人党和劳动群众都以不同形式悼念斯大林。四、赫鲁晓夫上台与苏共第二十次代表大会

贝利亚事件1953年3月6日,苏共中央、苏联部长会议、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举行联席全体会议,改组了苏共中央和苏联部长会议。任命马林科夫为部长会议主席,贝利亚、莫洛托夫、布尔加宁、卡冈诺维奇为部长会议第一副主席。并任命贝利亚兼内务部长,莫洛托夫兼外交部长,布尔加宁兼军事部长。由伏罗希洛夫出任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主席。同时,作为苏共中央书记之一的赫鲁晓夫被委以“集中精力于苏共中央委员会的工作”。

7月10日,塔斯社报道,在几天以前苏共中央召开全会,听取并讨论了马林科夫代表中央委员会主席团所作关于贝利亚罪行的报告,说“贝利亚为了外国资本的利益而破坏苏维埃国家、背信弃义地企图把苏联内务部放在苏联政府和共产党之上”,犯了“反党反国家罪”,决定把贝利亚开除出党。全会还决定,加强党中央的集体领导和党对国家机关包括对保安机关,进行有效的监督。12月23日,最高法院特别法庭发布关于贝利亚案件判决的通告:贝利亚等7人犯叛国罪,判处枪决并已执行。

赫鲁晓夫最初的改革调整9月3—7日,苏共中央全会着重讨论了农业问题。赫鲁晓夫在会上作了《关于进一步发展苏联农业的措施》的报告,认为农业长期落后的原因,主要是违反了“物质利益原则”,提出应改革现行的农产品收购制度,提高农民的福利等。全会就此报告通过决议,并选举赫鲁晓夫为苏共中央第一书记。

此后到苏共二十大前,赫鲁晓夫开始对苏联对外政策进行调整。经济方面,在坚持高速优先发展重工业方针的同时,着手对经济管理体制特别是农业管理体制进行改革。其主要措施是:(1)精减管理机构,裁减冗员,下放企业。两年间,撤销了一半以上中央各部的管理司和总管理局,精减了90多万名行政干部,把1.5万多个中央直属企业下放给地方管理。(2)扩大加盟共和国的部分经济管理权和企业厂长的经营权,并对信贷、银行体制和劳动、工资制度进行相应的调整。(3)改革农、畜产品义务交售制。提高农畜产品收购价格,降低交售定额。同时,勾销集体农庄和庄员在谷物交售和支付机器拖拉机站实物报酬方面对国家的积欠。(4)改革农业计划制度。扩大农业企业制订计划的自主权,并以农产品商品量为出发点制订计划。此外,为了提高谷物和饲料粮的产量,还采取两项重要措施:一是由国家投资并动员人力在哈萨克斯坦、西伯利亚、乌拉尔、伏尔加河流域以及北高加索等地区进行大面积垦荒;一是仿照美国农业大力推广高产作物玉米的种植。

在政治方面:(1)在报刊上开始批判个人崇拜,并批判斯大林的某些理论观点,如阶级斗争越来越尖锐的论点等。但这时尚未公开点名批评斯大林。(2)开始平反一些冤假错案,如“医生间谍案件”和“列宁格勒案件”等。(3)改组内务部,并成立了国家安全委员会(简称克格勃),把保安工作置于党和政府各级组织的领导和监督之下。同时成立了以波斯别洛夫为首的特别委员会,负责调查斯大林滥用职权问题。(4)1954年5月《旗帜》杂志发表名作家爱伦堡的小说《解冻》第一部,出现以揭露斯大林时期苏联社会阴暗面为特征的“解冻文学”。

在对外关系方面,苏联提出缓和国际紧张局势,赫鲁晓夫为此频繁出访和会谈。1955年5月,他率团对南斯拉夫进行正式访问,主动承认苏联在两国关系问题上“犯了严重错误”,恢复了两国关系的正常化。7月,他参加日内瓦四国首脑会议,开始了战后大国首脑之间的直接接触和对话。9月,苏联和联邦德国建交,苏联同意提前释放9 626名德国战俘。是年底,赫鲁晓夫又出访印度、缅甸和阿富汗等国。

赫鲁晓夫上台后进行的这一系列改革调整,为即将召开的苏共第二十次代表大会作了重要准备。马林科夫和莫洛托夫等人对某些政策变动持不同意见。1955年2月马林科夫被迫辞去部长会议主席的职务,由布尔加宁继任。1956年6月莫洛托夫被解除了部长会议第一副主席及外交部长的职务。

苏共二十大1956年2月14-24日,苏共召开第二十次代表大会。应邀列席大会的还有中国等55个国家的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团。赫鲁晓夫主持大会并作苏共中央工作总结报告。布尔加宁作了关于“六·五”计划的报告。

赫鲁晓夫在总结报告中谈到国际形势时,提出了“和平共处”、“和平竞赛”和“和平过渡”三个理论问题。这部分论述很引人注目,后被人们称为“三和路线”。总结报告正式宣布,“坚决反对和马克思列宁主义精神不相容的个人崇拜”。大会最后一天深夜,赫鲁晓夫又突然召集内部会议,作了题为《关于个人崇拜及其后果》的“秘密报告”。该报告于6月4日被美国《纽约时报》全文发表,它由于通篇直接激烈谴责斯大林而震惊世界。

大会选举了新的中央委员会,在十九大上选出的中央委员和候补中央委员被更换了47%。赫鲁晓夫当选中央第一书记。

苏共二十大对苏联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产生了巨大而深远的影响。

第二节 东欧人民民主国家的政权巩固与经济建设

一、东欧各国人民政权的巩固

东欧各国共产党的建设东欧各国在反法西斯战争胜利形势下建立起来的人民民主政权,除南斯拉夫和阿尔巴尼亚在战争结束后不久就实施共产党一党制外,其他则是以反法西斯民族统一阵线为基础的多党联合政府。随着各国民主改革的开展和战后国际冷战的加剧,各国内部各党派在内外政策上的分歧日益加深,斗争日趋激化。苏联利用苏军驻扎在东欧一些国家的有利条件,对各国局势继续施加影响,帮助各国共产党加强自身力量,打击反动势力,巩固人民政权,确立共产党的绝对领导地位,或由多党制过渡到共产党一党制。

东欧各国除南斯拉夫和阿尔巴尼亚外,原来都有社会民主党或社会党,它们在反法西斯战争中曾同共产党并肩战斗,后来又参加了人民政权。各国在巩固人民政权的斗争中,在共产党和社会民主党或社会党左翼领袖们的共同努力下,普遍进行了工人政党的合并。1946年4月,德国苏占区的共产党和社会民主党合并,组成了德国统一社会党。1948年2月,罗马尼亚共产党同社会民主党合并,组成了罗马尼亚工人党(1965年7月改称共产党)。同年6月,捷克斯洛伐克共产党同社会民主党合并,组成捷克斯洛伐克共产党。与此同时,匈牙利共产党同社会民主党合并,组成匈牙利劳动人民党(1956年11月改组后称社会主义工人党)。1948年8月,保加利亚共产党同社会党合并,组成保加利亚共产党。1950年12月,波兰工人党同社会党合并,组成波兰统一工人党。东欧各国共产党和社会民主党或社会党的合并,对实现这些国家工人阶级队伍的团结和统一,对巩固各国人民民主政权起了积极作用,但也给这些国家尔后共产党的建设和国家的发展带来某些消极的影响。

东欧各国的政权建设在东欧各国巩固人民政权的斗争过程中,斗争最为激烈的是匈牙利和捷克斯洛伐克,其次是波兰、保加利亚和罗马尼亚等国。民主德国则属另一种情况,它是在经过苏德关系的调整以后,在50年代中期才开始成为一个主权国家。

在匈牙利,资产阶级政党小农党在人民政权建立之初势力较大。1945年11月举行议会大选,小农党获得约57%的选票,社会民主党得17.41%的选票,共产党16.95%的选票。1946年2月,议会选举小农党的迪尔蒂·佐尔丹为共和国主席。该党的纳吉·费纶茨被任命为总理,组织以小农党占优势的新政府。他们破坏土地改革,阻挠民主改革的进行。1946年3月,共产党、社会民主党、全国农民党和工会委员会等组成“左翼联盟”,要求彻底进行民主改革,清洗政府中的反动分子。3月7日,首都40万居民集会游行,支持左翼联盟。小农党左翼领袖伊斯特万·道比也声明站在左翼联盟方面。12月,共产党掌握的保安机关揭露一起“反共和国阴谋案”,涉及小农党一些领导人。1947年2月,苏军当局逮捕了小农党总书记科瓦奇·贝拉。纳吉·费伦茨等逃亡国外。8月,议会进行新的大选,共产党获票率为22.3%,小农党为15.4%,社会民主党为14.9%。在大选后组成的政府中,左派联盟占绝对优势。1948年底,国家保安机关又揭露一起在西方帝国主义者支持下的新的反革命阴谋,策划这一阴谋的天主教红衣主教明曾蒂及其同伙被捕。1949年8月,匈牙利通过宪法,正式宣布为人民共和国。

在捷克斯洛伐克,1946年5月选举,捷共获得总票数的38%,为第一大党。6月,共产党人萨波托茨基当选为制宪议会主席,前流亡政府首脑、民族社会党人贝奈斯当选为总统,捷共中央主席哥特瓦尔德出任民族联合政府总理。在新政府26名阁员中,共产党9名,社会民主党3名,民族社会党等三个资产阶级政党各4名,无党派人士2名。1947年下半年,国内发生罕见的旱灾,经济出现严重困难。资产阶级力图利用这一困难和国际冷战形势,把共产党排除出政府。为此,资产阶级政党的头目们匆匆奔走于美、英、法和梵蒂冈驻捷使馆,并得到支持。1948年2月20日,12名资产阶级部长集体向贝奈斯总统辞职,制造政府危机。捷共立即反击,哥特瓦尔德拜访贝奈斯,向他转达了捷共中央的立场,要求总统接受12名部长的辞呈。捷共中央主席团发表告全体人民书,揭露反动派颠覆民族阵线政府的阴谋。为了防范反动派诉诸武力,捷共中央要求加强工厂纠察队,并把它变成战斗队。21日,布拉格10万群众在老城广场集会,支持捷共立场。全国各大城市和工矿企业起而响应。22日,国家安全局破获了民族社会党军官企图破坏国家电台的阴谋,进行了广泛的搜捕。24日,全国250万工人总罢工1小时,支持哥特瓦尔德政府。在群众强大压力下,贝奈斯总统于25日接受12名部长的辞职,并同意哥特瓦尔德提出的新政府名单。6月,贝奈斯辞职,哥特瓦尔德当选为总统,萨波托茨基出任总理。二月事件以无产阶级的胜利告终。

在波兰,1945年6月,临时民族团结政府建立。出任副总理的前伦敦流亡政府首领米科拉契克纠集农民党右翼分子,反对民主改革和战后波兰的新边界。1946年6月,政府就设置参议院、土地改革和西部边界这三大问题举行全民投票。经85.3%有投票权的公民投票结果,68%的选民反对设置参议院,77%的选民支持土地改革,91%的选民赞同新划分的西部边界。1947年1月,举行议会选举,波兰工人党为首的民主阵线候选人得到全国80%以上的选票,工人党领导人贝鲁特当选为共和国总统。米科拉契克为首的农民党在选举中惨败,该党一些重要成员宣布退出该党转到民主阵线方面。10月,米科拉契克逃离波兰。

在保加利亚,1946年下半年宣布废除君主政体,建立人民共和国,并组成以共产党领导人季米特洛夫为首的祖国阵线政府。1947年审判了多起“叛国案件”。秋天,农民党首领彼得科夫被处死。12月,颁布了保加利亚新宪法。

在罗马尼亚,1946年11月举行议会大选,以共产党为首的民主政党联盟获胜,得347个议席,占总议席的83.81%。竞选失败的国家农民党要求英美政府不承认这次选举,其首领马尼乌等还决定逃往国外组织流亡政府。1947年7月,他们在越境外逃时被捕。9月,议会决定取缔国家农民党,受牵连的国家自由党宣布自行解散,这些集团的代表被逐出政府。12月30日,国王米哈伊被迫签署退位书,议会宣布废除君主制,成立罗马尼亚人民共和国。

民主德国建立后,也完全按照苏联模式建立了政治经济体制。民德本是德国东部农业区,土地较贫瘠,资源较匮乏,工农业生产率较低,加上二次大战的破坏和战后对苏赔偿,以及实行优先发展重工业等,国民经济陷于艰难拮据的境地,并与在“马歇尔计划”援助下的联邦德国日益拉大了距离。对此,群众日益不满。为了摆脱困境,政府于1953年5月28日宣布,在不增加工资的情况下增加工作定额10%。这种做法更遭到工人们反对,并引起了全国性的罢工示威浪潮。6月17日,东柏林的群众示威游行活动,由于西方间谍特务的混入和美占区广播电台的煽动作用等,酿成流血事件。人们放火烧毁书报亭、工会大厦、德苏友好大厦和警察局等建筑物,冲击监狱释放大部分政治犯,甚至还将部长会议副主席奥托·努施克绑架到西柏林。苏联驻军出动坦克干预,与示威者发生冲突,造成数十人死亡,数百人受伤。

东柏林“6·17事件”是东欧国家中群众第一次显示出反对推行苏联模式的迹象。事件发生后,德国统一社会党和政府承认了错误,并提出改进措施,改善了人民生活,稳定了社会秩序。同时,苏联也不得不重新考虑对德政策,宣布免除民德尚未还清的25亿美元的赔偿费,并把33个大企业移交民德。1955年9月,双方正式缔结两国关系条约,苏联政府正式决定取消苏驻民德高级专员的职位,并取消管制委员会为实行对德占领而颁布的法律、命令和决定。至此,民主德国才开始成为一个主权国家。二、东欧各国的民主改革与经济建设

土地改革和经济恢复东欧各国除民主德国和捷克斯洛伐克原来的工业较为发达,其他都是农业经济为主的国家,农村中还存在严重的封建残余。民主德国和捷克斯洛伐克也存在大地主所有制。1944—1948年间,在各国人民政府领导下,普遍进行了土地改革。其做法大体相同,首先无偿地没收了国内外法西斯分子的全部土地,然后规定了拥有土地的最高限额。超过限额的土地,在南斯拉夫是由国家无偿没收,在其他国家是由国家低价赎买。各国土地限额不一。如阿尔巴尼亚的限额是20—40公顷,保加利亚是20—30公顷,南斯拉夫是25—35公顷,捷克斯洛伐克和罗马尼亚是50公顷,波兰是50—100公顷,匈牙利是100—200霍尔特。国家把没收或赎买来的土地大部分分给无地或少地的农民,少部分用来建立国营农场或公用林牧场。农民分到的土地大都不超过5公顷。分地的农民除南斯拉夫外,一般规定要付少量地金。土地改革得到广大农民的衷心拥护,对发展农业生产和巩固人民政权起了积极作用。

战后几年,东欧各国还广泛地有步骤地实行了银行和工业的国有化。首先把外国人和卖国贼的银行和企业没收,接着又颁布一系列法令将本国银行和大企业收归国有,并宣布对外贸易由国家垄断,对物价实行国家统一管理。

与此同时,各国开展了经济恢复工作。战争期间,各国损失十分严重。波兰丧失了600万人口,占全国人口的约1/6,70%的工厂和1/3的耕地被破坏,华沙成为一片瓦砾。南斯拉夫有170万军民献出了生命,占全国人口的10.8%,工农业损失过半。各国人民在共产党和人民政府领导下,在苏联帮助下,经过几年辛勤劳动,到40年代末50年代初,经济基本恢复到战前水平。

发展国民经济在经济恢复的基础上,各国按苏联的经济模式,在中央集中领导下制订了统一的经济发展计划,开展高速优先发展重工业的社会主义工业化和农业集体化运动,进行大规模经济建设。

南斯拉夫最先制定了发展国民经济的五年计划(1948-1952年),规定五年后的工业生产比1939年增长5倍。但1948年苏南开始公开冲突,该计划在执行中的困难和问题很多。于是,从1949年起,南斯拉夫着手另寻一条以“自治体制”为特色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

随着苏南关系的破裂和南斯拉夫走上一条不同于苏联的建设道路,共产党情报局发起了反对“铁托分子”、“叛徒”和“帝国主义间谍”的运动。为此,1948—1952年,在其他东欧国家共产党内都经历了一场严重的斗争,凡对情报局决议持怀疑和反对态度,或主张按自己国情进行经济建设的干部和党员,均遭打击和迫害。在这种严峻的政治形势下,各国相继加紧实施按苏联模式拟制的经济发展计划。

捷克斯洛伐克和保加利亚从1949年开始执行第一个五年计划。捷克斯洛伐克在“一·五”计划期间,新建125个大工业企业,扩建、改建109个企业,工业总产量增加1倍。其机器制造业增加5倍,按人均计算已占世界第四位。工农业比重从75:25变成83.7:16.3。保加利亚的“一·五”计划四年提前完成,到1952年,工业总产量已相当于1939年的4倍,工业在国民经济中的比重已上升到50%以上。

匈牙利和罗马尼亚从1950年开始五年计划建设。匈牙利在“一·五”计划期间,要求把匈建成一个“钢铁之国”。1954年计划完成时,工业产量增加1倍半,钢产量从86万吨增到160多万吨。在多瑙河边建立了一座规模宏大的钢铁厂——斯大林冶金联合企业,它既生产钢铁,又能制造联合收割机、工作母机、采矿机、以及卡车、轮船等。其产品不仅满足国内需要,还供出口。工业在国民经济中的比重也超过了农业。罗马尼亚在“一·五”计划完成后,一大批新工业部门建立起来,工业产量超过1948年的2.9倍,也从一个落后的农业国变成一个工业—农业国。

波兰第一个建设计划是六年计划(1950—1955)。这期间,建成和正在建设的大工业项目共1250项。到1955年,工业总产值比1949年增长1.7倍,工业化也达相当水平。

民主德国和阿尔巴尼亚从1951年起实施五年计划。民德在完成“一·五”计划时,工业产量增加约90%。阿尔巴尼亚这期间工业产量增加2.8倍,工业在国民经济中的比重已由1938年的9.8%上升到43.5%。

在农村,各国都开展了农业集体化。保加利亚进展最快,到1952年,农业合作社的耕地面积已占全国耕地面积的52.37%,加上国营农场,社会主义农业已占全部耕地的75%。捷克斯洛伐克在“一·五”计划结束时,农业合作社和国营农场的耕地面积约占全国耕地的1/2。匈牙利农业合作社的耕地面积在1953年达到32.5%。罗马尼亚的社会主义农业耕地面积在1955年达26.4%。阿尔巴尼亚的农业生产合作社和国营农场在1956年共占全国耕地面积的39%。波兰的农业合作化进展较缓,到1955年,农业合作社的耕地面积只占全国耕地面积的9.2%。

到50年代中期,除南斯拉夫外,东欧各国通过有计划的大规模建设,都基本实现了社会主义工业化,并程度不等地开展了农业集体化,建立起社会主义经济基础。但各国教条式照搬苏联经验,片面高速优先发展重工业,使国力承受十分困难,农轻重比例严重失调。在农业合作化过程中,有的国家也实行强迫命令,粮食义务交售指标也过高,使农民的积极性受挫。这一切,导致市场供应紧张,人民生活并未得到应有的提高,在有的国家如波兰、匈牙利等甚至还有所下降。三、1956年波兰、匈牙利事件

波兹南事件苏共二十大揭露斯大林的错误,在东欧各国引起强烈反响,并相继发生一系列风波。其中以1956年的波兹南事件和匈牙利事件最为突出。

1956年3月,波兰统一工人党中央总书记、共和国总统贝鲁特在莫斯科病逝,波党中央全会选举奥哈布为党中央第一书记。奥哈布就任后公开承认,党在过去犯了很多错误,宣布为1948年被批犯“右倾民族主义”错误而被撤职、后又被捕的前党中央总书记哥穆尔卡恢复名誉,并实行大赦。广大群众强烈要求改革。但领导层中意见不一,未能及时制订出一个明确的革新纲领。

6月中旬,波兰西部城市波兹南的斯大林机车车辆制造厂(现名策盖尔斯基厂)的工人,为要求增加工资和降低赋税等,派代表团去当地市政府和华沙的中央机械工业部请愿,未得满意答复。28日晨,该厂一万多名工人罢工游行,向斯大林广场(现名密茨凯维兹广场)进发。该市其他工厂的工人和沿途不少群众也自动加入队伍,一些正在参加波兹南国际博览会的外国人也来参加游行。队伍到达广场后,据估计已有20万人。示威群众高呼“面包、民主、自由”、“要哥穆尔卡”和“俄国佬滚出去”等口号。示威群众代表团要求当局接见解决问题,但遭拒绝。这时又谣传去华沙的代表被捕,于是群情激愤,一场和平示威顿时变成了骚乱。一部分人冲击市人委大楼、省委大楼和广播电台。一部分人打开监狱释放了全部犯人,并占领了检察院和法院,抢走了一些枪支,向省公安局发动攻击。政府出动保安部队和坦克,当晚骚乱被平息。在这一事件中,有数十人死亡,数百人受伤,物资损失严重。

7月中下旬,波党举行七中全会。关于波兹南事件,全会决议认为:这一事件是工人因提高生活水平的愿望没有实现而失望的结果;但同时又是暗藏的反革命组织在与波兰为敌的外国势力的唆使下,利用工人的不满情绪,进行罪恶的挑衅和武装骚动,来反对人民政权。全会决定采取措施,改善人民生活,扩大社会主义民主。会后,波党中央又决定推举哥穆尔卡重新担任党的领导职务。

1956年10月19—21日,波党举行八中全会。哥穆尔卡在会上作报告,提出了关于波兰目前政治和经济任务的纲领性意见。他认为,波兹南事件的根本原因应“在党的领导中间去寻找”。他批评了苏联模式的弊端,如官僚主义、个人崇拜、破坏法制等。主张在经济上调整工业结构,改善工业管理,实行中央计划经济与企业工人自治相结合的体制。在政治上,认为党的生活要民主化,对党政机关要加强监督。在谈到社会主义各国党和国家的关系时,他说实现社会主义这个目标存在不同的道路,“每个国家应当有完全的独立”。全会根据这一报告通过了相应的决议,并一致选举哥穆尔卡为党中央第一书记。

匈牙利事件在匈牙利,斯大林逝世后局势逐渐变化。1953年6月,匈牙利劳动人民党召开中央全会,开始揭露领导工作中一些错误,同意党中央第一书记拉科西辞去所兼政府总理的职务。7月,纳吉·伊姆雷接任总理。他提出降低重工业发展速度,加快发展轻工业和农业,提高工资,放宽农村政策,平反错误案件等。1955年3月召开中央全会,纳吉被指责“推行右倾机会主义”,随后被解除所有职务,并被开除党籍。

苏共二十大以后,匈广大党员和群众强烈要求改革。由首都一些知识分子组成的“裴多菲俱乐部”特别活跃。人们公开批评党的领导和现行政策,有的人还提出“民主社会主义”等口号。一些报刊登载了不少各种思想倾向的文章。

1956年7月,匈党中央全会解除了拉科西的党中央第一书记职务,由其副手格罗继任。但形势未得缓和。10月6日,匈政府为1949年以“铁托分子”和“叛国”罪名而被处决的前外交部长拉伊克等举行葬礼,布达佩斯有20多万人自动送葬。10月21日,各大报刊登出波兰哥穆尔卡复出的消息。次日,“裴多菲俱乐部”和“首都大专院校团体联席会议”,相继向党中央提出“十点要求”和“十六点要求”。要求将拉科西开除出党,纳吉出任总理,提高工资,工厂实行工人自治,按平等自主原则调整匈苏关系和匈南关系,确认言论自由和新闻自由等。

10月23日下午,首都高校学生开始示威游行。到晚上,示威群众增至数十万人。一些人和保安部队发生了冲突。一些人从军火库和军工厂抢来武器,并袭击占领了电台大厦、电话总局和部分警察哨所。

当天深夜,党中央和政府举行紧急会议,决定纳吉复任总理,同时通过戒严令,请求驻匈苏军进入首都协助维持秩序。25日党中央又举行会议,解除格罗职务,改选卡达尔为中央第一书记。但这时拥有90万成员的劳动人民党已陷于瓦解。

从24日起,座落在慕尼黑的“自由欧洲电台”加强了对匈的煽动性广播;西方帝国主义者从维也纳方面加紧派进特务并送来武器;逃亡在外的匈牙利地主资产阶级分子也纷纷回国;国内监狱被打开,上万名刑事犯和政治犯被释放;全国一下出现了几十个形形色色的政党和政团;首都的武装冲突日益加剧,并蔓延到外省各地。

10月26日,纳吉在讲话中将这一事件称作是“民族民主运动”。28日,应纳吉政府要求苏军撤出首都。11月1日,纳吉宣布匈牙利中立,退出华沙条约组织并向联合国求援。3日,他改组政府,宣布实行多党制。

11月1日晚,卡达尔等人和纳吉政府决裂,重组劳动人民党,改名为社会主义工人党。11月4日,以卡达尔为首的匈牙利工农革命政府宣告成立。应工农革命政府的请求,苏军于当天第二次开进布达佩斯。经过四五天战斗,武装冲突基本平息。纳吉及其政府要员避入南斯拉夫大使馆。

匈牙利十月事件造成了巨大损失。有2500多人死亡,近2万人受伤。经济损失达200多亿福林,相当于匈一年国民收入的1/4。

1956年12月,匈牙利社会主义工人党临时中央全会对十月事件进行了分析,认为这是一次“反革命事件”,也是一场“全国性的悲剧”。并认为,“事件是由四个主要原因引起的。这些原因还在事件爆发以前很久就同时地、平行地、互相联系、互相影响地发生作用”。这些原因是:(1)拉科西—格罗集团的严重错误和罪行;(2)纳吉集团没有和反动势力划清界线,并赞同反革命势力;(3)国内反革命势力的破坏和进攻;(4)国际帝国主义的挑动和参与。

这一悲剧性事件给匈牙利人民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留下了深刻的教训。

第三节 亚洲社会主义国家的政权巩固与经济建设

一、新中国巩固政权的斗争和社会主义制度的建立

巩固政权和恢复经济新中国成立初期,国内外矛盾错综复杂,困难很多。在军事上,人民解放战争尚未结束,国民党还有上百万军队在西南、华南和沿海岛屿负隅顽抗。在新解放区,国民党在溃逃时遗留下大批残余力量。在经济上,新中国继承的是一个十分落后而又千疮百孔的烂摊子。在国际上,美国继续与中国人民为敌,力图对新中国实行政治孤立、经济封锁和军事包围,伺机进行侵略和颠覆。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面临着巩固人民政权和恢复、发展国民经济的艰巨任务。

建国后头三年,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解放军和各族人民,肃清了国民党在大陆的残余武装力量和土匪,实现了西藏的和平解放,建立起各地各级人民政府,没收了官僚资本企业并把它们改造成为社会主义国营企业,统一了全国财经工作,稳定了物价,完成了新解放区的土地改革,镇压了反革命。在党政机关和国营经济部门的工作人员中,开展了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的“三反”运动。在私营工商业者中,开展了反行贿、反偷税漏税、反盗骗国家财产、反偷工减料、反盗窃国家经济情报的“五反”运动。对旧中国的教育科学文化事业,也进行了很有成效的改造。在胜利完成各种繁重的社会改革任务的同时,迅速恢复了在旧中国遭到严重破坏的国民经济,全国工农业生产到1952年底已达历史最高水平。从1950年10月—1953年7月,中国人民还胜利地进行了伟大的抗美援朝战争,为社会改造和国民经济建设赢得了一个相对稳定的和平环境。

过渡时期的经济建设1953年6月,中共中央首次正式提出过渡时期的总路线:要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逐步实现国家的社会主义工业化,并逐步实现国家对农业、对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同时,党和政府又宣布开始执行发展国民经济的第一个五年计划(1953—1957年)。

在过渡时期中,中国共产党创造性地开辟了一条适合中国特点的社会主义改造的道路。对资本主义工商业,创造了委托加工、计划订货、统购包销、委托经销代销、公私合营、全行业公私合营等一系列从低级到高级的国家资本主义的过渡形式,第一次实现了马克思和列宁曾经设想过的对资产阶级的和平赎买。对个体农业,遵循自愿互利、典型示范和国家帮助的原则,创造了从临时互助组和常年互助组,发展到半社会主义性质的初级农业合作社,再发展到社会主义性质的高级农业合作社的过渡形式。对于个体手工业的改造,也采取了类似的方法。在改造过程中,国家资本主义经济和合作经济表现了明显的优越性。到1956年,全国绝大部分地区基本上完成了对生产资料私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这项工作中也有缺点和偏差。在1955年夏季以后,农业合作化以及对手工业和个体商业的改造要求过急,工作过粗,改变过快,形式也过于简单划一,以致在长时期遗留了一些问题。1956年资本主义工商业改造基本完成后,对一部分原工商业者的使用和处理也不很适当。但整个来说,在一个几亿人口的大国比较顺利地实现了如此复杂、困难和深刻的社会变革,促进了工农业和整个国民经济的发展,这确是一个伟大的历史性胜利。

在经济建设开始的时候,中国共产党号召过学习苏联,但它坚持执行自力更生为主、争取外援为辅的方针。“一·五计划”的建设,依靠中国人民自己的努力,加上苏联和其他友好国家的援助,同样取得了重大的成就。一批为国家工业化所必需而过去又非常薄弱的基础工业建立了起来。从1953年到1956年,全国工业总产值平均每年递增19.6%,农业总产值平均每年递增4.8%。经济发展较快,经济效果较好,重要经济部门之间的比例也较协调。市场繁荣,物价稳定,人民生活显著改善。1956年4月,毛泽东发表《论十大关系》的讲话,初步总结了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经验,提出了探索适合中国国情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任务。

政权建设和第八次党代表大会随着国家大规模社会主义改造和建设的开始,在政权建设方面,1954年9月召开了第一次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制定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选举毛泽东为共和国主席,刘少奇为人大常务委员会委员长,决定周恩来出任国务院总理。从此,全国人大是新中国的最高权力机构。同时,在建国前夕成立的人民政协,仍作为团结全国各民族、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国外华侨和其他爱国民主人士的人民民主统一战线组织,继续发挥作用。这体现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为了给国家的独立发展和经济建设创造有利的国际条件,这时期中国政府和人民进行了一系列卓有成效的外交活动,扩大了新中国在国际上的联系,促进了国际紧张局势的缓和,显示出新中国在国际事务中的重要作用。

1956年9月,中国共产党召开历史上规模空前的第八次代表大会。大会认为:党已领导人民取得了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的全面的决定性的胜利,这就表明,社会主义制度在我国已经基本上建立起来,国内的主要矛盾已不再是工人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而是人民对于经济文化迅速发展的需要同当前经济文化不能满足人民需要的状况之间的矛盾;全国人民的主要任务是集中力量发展社会生产力,实现国家工业化,逐步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和文化需要;虽然还有阶级斗争,还要加强人民民主专政,还必须为解放台湾而斗争,但其根本任务已经是在新的生产关系下面保护和发展生产力。大会坚持既反保守又反冒进,即在综合平衡中稳步前进的经济建设方针;并着重提出了执政党的建设问题,强调要坚持民主集中制和集体领导制度,反对个人崇拜,发展党内民主和人民民主,加强党和群众的联系。“八大”的路线是正确的,提出的许多新的方针和设想是富于创造性的,它为新时期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和党的建设指明了方向。但是,由于实践的时间很短、理论上和思想上还不可能很成熟,许多新的观念和方针还不可能牢固地确立并取得共识,“八大”的正确路线未能坚持下去,中国的社会主义道路面临着曲折和新的探索。二、朝鲜人民抗美战争的胜利

美国扩大侵朝战争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南北朝鲜分裂成了两个制度不同的国家。1948年8月15日,南朝鲜成立了大韩民国,以汉城为首都,李承晚为总统。同年9月9日,北朝鲜成立了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以平壤为首都,金日成为首相。南北朝鲜分裂,是第二次大战结束时,美军和苏军在朝鲜以北纬三十八度线为界分别接受日军投降的结果。

1950年6月25日,朝鲜战争爆发。最初这只是南北朝鲜之间的内战,但当天美国利用苏联抵制安理会之机,操纵安理会通过决议,指责北朝鲜是“侵略者”。第三天,美国又宣布武装援助南朝鲜,直接干涉朝鲜内政。同时,令其海军第七舰队开入台湾海峡,插足中国的领土台湾。7月7日,美国操纵联合国安理会通过决议,给美国及其所纠集的其他国家的侵朝军队披上“联合国军”的外衣,任命美国驻远东军队的总司令麦克阿瑟为“联合国军总司令”,进一步扩大侵朝战争。

战争爆发第二天,金日成号召朝鲜军民“一致奋起投入打倒和粉碎李承晚卖国政权及其军队的救国斗争”。6月28日,朝鲜人民军解放汉城。7月18—20日,进行了大田战役,全歼美军第24师,俘师长迪安。到8月上旬,已把美、李军队压缩到洛东江左岸釜山周围约100公里的狭小地带,解放了朝鲜南部90%以上的人口和地区。

为了挽救败局,9月15日,美国调集了它在远东所能使用的兵力,共500多架飞机,300艘军舰和5万多人的军队,在朝鲜中部仁川登陆,截断朝鲜人民军南进部队的后路,并直逼朝鲜北方。9月28日,美军占领汉城,10月19日侵占平壤,继之把战火烧到中朝边境。

中国人民志愿军入朝参战中国政府对美国侵略朝鲜和中国领土的罪行,多次表示了强烈的抗议和警告。10月初,应朝鲜劳动党和朝鲜人民民主共和国的请求,中国党和政府决定派遣志愿军入朝参战。10月19日,中国人民志愿军首批部队在司令员彭德怀的率领下,跨过鸭绿江。同时,全中国人民掀起了轰轰烈烈的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的群众运动。

1950年10月25日,中国人民志愿军同长驱直入的敌人首次遭遇。志愿军利用敌人未料及中国迅速出兵及其分兵冒进的弱点,给敌人以出其不意的打击,把敌人从鸭绿江边赶到清川江以南。接着,中朝军队采取诱敌深入的方针,在敌人机群狂轰滥炸、我军供应不足而且气候寒冷的极端困难条件下,前赴后继,英勇作战,包围歼灭和重创大批敌军。再战告捷,迫使敌军从总攻击变成总退却,一直退到“三八线”以南,扭转了战局。以后又相继进行了互有进退攻守的三次大的战役。到1951年6月10日止,五战五捷,共歼敌23万人(其中美军11万余人),把战线稳定在“三八线”附近。美军战败,4月11日麦克阿瑟被免职,由李奇微接任。6月23日苏联提出和平解决朝鲜问题的建议,为交战双方所接受。

朝鲜停战谈判1951年7月10日,朝鲜停战谈判在开城开始举行,10月8日谈判移至板门店,战争进入边谈边打,谈谈打打的新阶段。谈判断断续续进行了两年之久。在这期间,美国动员了它全部陆军的1/3、空军的1/5和海军的近半数投入朝鲜战场,作为侵朝战争的主力,并使用了除原子弹以外当时所有的现代化武器。它企图以其海、空军优势迫使朝中方面在谈判中屈服。对此,中朝军队则利用不同地形,构筑坑道,以阵地防御和运动反击相结合的作战方法,积多次小胜,大量消灭敌人的有生力量,两年中又歼敌72万人(其中美军近30万人)。在这个过程中,中国国内部队作为志愿军的后备力量轮番入朝,志愿军空军也得到苏联支援开始出战,后勤运输保障也得到加强。在这种情况下,美国才不得不于1953年7月27日在停战协定上签字。当时已接替李奇微担任“联合国军”总司令一年多的克拉克,后来在其回忆录中沮丧地写道:“我是美国历史上第一个在没有取得胜利的停战协定上签字的司令官”。《朝鲜停战协定》确定:以北纬三十八度附近的双方实际接触线为军事分界线,双方各自由此线后退二公里,以建立一非军事区;协定生效后三个月内召开双方高一级的政治会议,协商从朝鲜撤退一切外国军队以及和平解决朝鲜问题。但是,美国长期不愿意就此问题和朝、中方面达成协议。尽管如此,从1954年9月起,中国人民志愿军开始分批从朝鲜撤回,并于1958年10月已全部回国,表现了中国政府和人民希望和平解决朝鲜问题的诚意和中国无意在外国驻军的立场。

历时三年的朝鲜战争,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第一次大规模的国际性局部战争,它最终以朝中军队和人民的胜利而告结束。这个胜利,打破了美帝国主义不可战胜的神话,极大地增强了朝中人民的民族自信心和自豪感,一部分对帝国主义原存恐惧和幻想的人们也由此深受教育而觉悟起来。全世界对中国刮目相看,新中国的国际威望空前提高。三、越南人民抗法战争的胜利

越法协定1945年8月15日,日本向同盟国投降。印度支那共产党和越南独立同盟利用这个时机,发动全国总起义,从日本占领者手中夺取政权,并迫使傀儡皇帝保大于8月24日退位,取得了越南八月革命的胜利。9月2日,胡志明在河内巴亭广场50万人庆祝大会上宣读《独立宣言》,宣告越南民主共和国成立。

法国拒绝承认越南独立,企图依靠英美重建法属“印度支那联邦”。根据波茨坦会议的决定,英国军队和中国国民党政府军队以北纬十六度线为界,分别开进印支南部和北部接受日军投降。9月23日,法军随英军开进占领了西贡。越南人民奋起反击,南方抗法战争开始。

1945年11月25日,印支共产党中央发出“抗战建国”指示。1946年1月,越南全国进行普选。

3月召开国民大会,正式成立了以胡志明为首的共和国政府。为了巩固人民政权,印支共产党中央提出“以和求进”的方针。1946年3月6日和9月14日先后签订了《越法初步协定》和《越法临时协定》。协定规定:双方立即停止敌对行动;法国承认“越南共和国为一个自由的国家,有它的政府、国会、军队和财政”;越南承认越南为“法兰西联邦的一分子”,并同意1.5万名法军进驻北方,期限为5年;越法之间进行经济、文化合作等。

但是,在1946年3、4月间英国军队和中国国民党军队撤离前后,法国在英美支持下向越南调进了大批部队替代换防。同时,法国重返老挝,占领了柬埔寨。它部署就绪后即公然撕毁协定,于12月19日对河内发起全面攻击。从此,越南人民抗法战争全面展开。

边界战役和奠边府战役战争初期,法国投入近10万名陆海空现代化兵力,采取速战速决战略,在越北各大城市和交通干线发动总攻。越南人民军新建之初,仅有2万人,武器落后,又无任何外援。它进行了河内等城市的保卫战后,转移至农村和山区建立根据地,开展游击战和运动战。抗战一年,人民军收复太原、宣光等地,队伍发展到10多万人,法军伤亡2万多人。

1948年春,法国增派15万兵力到越南,改取“以越制越、以战养战”的战略,对南方占领区进行“绥靖”,对北方解放区进行“蚕食”、“扫荡”和“封锁”。1949年6月,它又扶植保大建立傀儡“君主立宪国”。随后,美国与法国签署了《军事财政援助协定》和《相互防卫协定》,极力支持法国扩大印支战争。

1948—1949年,越人民军在东北、西北地区反蚕食、反扫荡的一系列战役中取得胜利,解放了大片国土。1949年10月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继之中、苏等社会主义国家与越建交,这为越南抗战创造了有利的国际条件。1950年1月,应越南民主共和国的请求,中国政府决定全面援越。9月,在中国顾问团的帮助下,越军发动北部“边界战役”,歼敌近万名,打通了长近1000公里的中越边界线,取得了北方战场的军事主动权。这时,越人民军发展到30万人。1950年,在老挝建立起以苏发努冯亲王为总理的寮国抗战政府,在柬埔寨也成立了“高棉自由战线”和民族解放委员会。1951年3月,越、老、柬三国举行联盟会议,加强了印支三国人民的抗法统一战线。

1951年2月,印支共产党召开“二大”,确定党的基本任务是:争取民族的完全独立和统一,消灭封建和半封建残余,发展人民民主制度,并为社会主义奠定基础。大会决定将党的名称改为越南劳动党。此后,在解放区逐步实行了民主改革和土地改革,有力地推动了抗法斗争的开展。

1951—1953年,越南军民经过艰苦斗争,歼灭了敌人大量有生力量,把越北的敌人压缩到奠边府一隅。1954年3月13日,在中国顾问团的帮助下,越人民军发动了著名的奠边府战役,经57昼夜激战,歼敌1.6万余人,占领了法军司令部,活捉了法军司令官。奠边府大捷,改变了整个印支战争的形势,对正在召开的日内瓦国际会议产生了积极影响。

日内瓦协议1954年4月26日,为谋求和平解决朝鲜问题和印支问题的日内瓦会议开幕。参加会议的有中、苏、美、英、法和朝鲜、越南、老挝、柬埔寨等23个国家。会议首先讨论朝鲜问题,未能达成协议。5月8日,开始讨论印支问题。奠边府战役的结果,使法国主战派受到沉重打击。在法国人民一片反战声浪中,6月,法国政府换马,国民议会通过了停止“肮脏战争”的决议。7月21日,与会国终于达成协议,签订关于在印支三国停止敌对行动的协定,并通过了会议最后宣言。

日内瓦协议的主要内容是:在北纬十七度线以南、9号公路稍北划定一条临时军事分界线,越军在线北集结,法军在线南集结;与会国保证尊重印支三国的独立、主权和内政不受干涉;印支三国将分别举行全国的自由选举。

美国没有在会议最后宣言上签字,仅发表了一个声明,表示它将不使用武力威胁来妨碍协议的实施。但1955年10月,在美国指使下,南越组织了“公民投票”,成立起所谓“越南共和国”,由自美国返越的吴庭艳任“总统”兼“总理”。从而此后一个时期,正式形成了两个越南并存的局面。四、蒙古人民共和国的发展

外蒙古宣布独立蒙古人民共和国在历史上称“外蒙古”,属中国的一部分。1911年,蒙古的王公和大喇嘛在沙俄的策动下脱离清政府管辖,宣告自治,建立了政教合一的封建君主专制政权。在俄国十月革命影响下,1921年3月,以苏赫巴托尔和乔巴山为首的蒙古人民党(1925年改称蒙古人民革命党)成立,它领导蒙古人民革命迅速取得了胜利。同年7月11日,蒙古宣布独立,建立君主立宪政府。1924年11月26日废除君主立宪制,成立人民共和国。同年召开蒙古人民党“三大”,确定了“非资本主义发展道路”的总路线。1940年6月颁布新宪法,它宣称,“蒙古人民共和国是已经消灭了帝国主义和封建制度压迫的劳动者(牧民、工人和知识分子)的独立国家,它保证向非资本主义道路发展,以便在将来过渡到社会主义”。

关于中蒙关系,1924年5月31日签订的《中苏解决悬案大纲协定》规定,“苏联政府承认外蒙古为完全中华民国之一部分及尊重在该领土内中国之主权”。但在1945年2月雅尔塔会议期间苏、美、英三国首脑秘密签署的《关于日本的协定》中,苏联为参加对日作战而提出的第一个条件是,“外蒙古(蒙古人民共和国)的现状须予维持”。随后,美国将这一协定内容通知中国国民党政府,并要求予以同意。在苏美两大国的压力下,蒋介石派宋子文两次去莫斯科谈判,于8月14日签署了《中苏友好同盟条约》。双方并交换了关于蒙古问题的照会。国民党政府表示,在日本战败后,“如外蒙古之公民投票证实其独立的愿望,中国政府当承认外蒙古之独立,以其现在之边界为边界”。1945年10月,外蒙古举行了全民投票。根据投票结果,1946年1月5日,国民党政府承认了外蒙古独立。2月27日,蒙古同苏联签订了《友好互助条约》。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1949年10月6日中蒙两国正式建交。

经济发展在经济方面,蒙古革命前的整个国民经济是建立在游牧业基础上的。从30年代起,在苏联的帮助下才开始建立现代工业部门,如煤矿、电力等,公路、铁路也着手修建。1940年工业产值占社会总产值的15%和国民收入的10%,全国工人有3500人。1948年开始实施第一个五年计划(1948—1952),接着又实施三年计划(1953—1956)。这些年在苏联和中国等社会主义国家的援助下,经济发展较快,又建立起一批轻工业、食品加工业、燃料工业和采矿业。到1957年,工业产值在整个国民经济的比重增加到41%。其中,国营工业占77%,合作社工业占21%,私人手工业占20%。工人人数已占全国人口的14%。同时,为发展畜牧业,政府也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如废除义务劳役制,对超额养殖的牲畜免税,国家几次提高畜产品收购价格,国家建立马拉割草机站,扩充兽医网等。“一·五计划”期间,畜牧业增产8.7%。到1957年又比1952年增产11.6%。在农牧业合作化方面,到1957年底,全国99.3%的牧民参加了合作社,农牧业合作社拥有的牲畜占全国牲畜头数的77.3%,社会主义公有制在国民经济中已占统治地位。但是,这时期农业生产发展十分缓慢,粮食主要依赖进口,总的经济发展水平仍然很低。

1962年,蒙古参加经互会后,农业变化较大。到80年代中期,它已陆续垦荒100多万公顷,耕地增加20倍,国营农牧场生产的谷物占全国总产量的80%以上,农业基本实现机械化。由于大规模垦荒和兴建国营农场,使蒙古乡村和草原的面貌发生了变化,出现了许多小城镇和一支新型的农业工人队伍。这时期工业产值的年均增长率为10%左右。1983年工业已占社会总产值的65%,农牧业占35%,社会总产值增加了3倍,人民的生活水平和文化水平都有提高。但是,大多数建设项目(相当于国民收入的30%)仍依靠苏联援助,并长期存在投资效益不高和产品质量低劣的问题。从1984年起,蒙古在工业和农牧业部门也先后开始进行完善经济机制的试验和改革,并日益加强和扩大它与中国及其他非经互会国家之间的经济、文化联系。

政局变化在政局方面,1952年乔巴山逝世后,长期由泽登巴尔担任党政最高领导。1984年8月,改由巴特蒙赫担任党中央总书记。1991年2月,又改选达希云登继任此职。随着苏联戈尔巴乔夫时期形势的变化,1990年蒙古也开始实行多党制。拥有10万名成员、占全国人口1/10的蒙古人民革命党在议会和联合政府中占主要地位。从1991年3月起,蒙古开始全面转向私有化和市场经济,并日益大量接受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援助。8月,新议会通过决议,禁止高级官员属于任何政党。据此,当时担任总统职务的奥其尔巴特和总理滨巴苏伦等相继宣布退出蒙古人民革命党。11月,议会通过新宪法,改国名“蒙古人民共和国”为“蒙古”,明确放弃了社会主义制度。1992年2月,蒙古人民革命党召开“二十一大”,宣布放弃阶级斗争,无产阶级专政和国际社会主义,并将把人放在中心地位。

但是,随着蒙古在政治、经济制度方面的根本转轨,随着苏联的解体及其从蒙古撤退,长期深深依赖苏联的蒙古薄弱的国民经济正陷入严重的危机之中。

第四节 社会主义阵营各国的关系

一、《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的签订

莫斯科会谈新中国诞生的第二天,就得到了苏联的承认,这对新中国是很重要的支持。但是,中国人民革命取得胜利的道路,是中国共产党把马列主义普遍真理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独立自主找到的正确道路;中国革命迅速取得胜利也出乎苏联领导人意料之外,因而苏联在对中国革命胜利表示热情欢迎的同时,在政治上对新中国又持某些疑虑。在经济方面,按苏联当时的情况,对中国的援助也十分有限。

考虑到当时的国内外形势,为了保持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团结,争取苏联的积极支持,以利摆脱帝国主义的孤立和封锁,并加速恢复、发展国民经济,还在新中国宣告成立的前夕,毛泽东就明确地提出了,“我们在国际上是属于以苏联为首的反帝国主义战线一方面的”,以及“倒向社会主义”的“一边倒”的对外关系方针。

1949年12月—1950年2月,毛泽东应斯大林的邀请访问了苏联,并就中苏之间的重大政治经济问题进行了会谈。1950年1月周恩来抵苏加入谈判。参加会谈的主要成员还有苏联外长维辛斯基。经过多次会谈,1950年2月14日在莫斯科签订了《关于友好同盟互助条约》。同时,还签订了《中苏中国长春铁路、旅顺口及大连的协定》和《关于贷款给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协定》。

中苏条约和协定的内容与作用《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规定了双方在政治、军事、经济、文化等各个领域的全面合作,确立了中苏之间的同盟关系。条约的核心内容是,缔约国双方均不参加反对对方的任何同盟、集团、行动和措施,缔约一方如果受到第三国的侵略,另一方“即尽其全力给予军事及其他援助”。条约有效期为30年。《关于中国长春铁路、旅顺口及大连的协定》规定,不迟于1952年末,苏联政府将共同管理中长路的一切权利以及属于该路的全部财产无偿地移交中国政府。在同一期限内,苏军从共同使用的旅顺口海军基地撤退,并将该地区的设备移交中国政府,由中国政府偿付苏联自1945年起对上述设备的恢复与建设的费用;在苏军撤退前的时期,该地区的民事行政,应由中国政府管辖。大连的行政,也完全由中国政府管辖,现时大连所有财产凡为苏联方面临时代管或租用者,应由中国政府接受。后考虑到朝鲜战争还在进行等新情况,1952年9月,双方又协商延长共同使用旅顺口海军基地的期限。1955年5月,驻旅顺口苏军全部撤退回国。《关于贷款给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协定》规定,苏联从1950年至1954年五年内,贷款给中国3亿美元,年利为1%;这笔贷款作为中国偿付苏联卖给中国机器设备与器材之用;中国在1963年底以前,将以原料、茶叶、美元等分期还清这笔贷款及利息。

在上述条约和协定签订的同时,中苏外长还以互换照会的形式声明,1945年8月14日苏联与中国国民党政府缔结的各项条约及协定均失去其效力;双方政府确认蒙古人民共和国的独立地位。同时宣布,苏联决定将其在东北自日本手中所获得的财产,及其过去在北京兵营的全部房产,无偿地移交中国政府。《中苏友好同盟条约》的缔结和实施,对于中苏两国的发展和远东局势的稳定都有积极的作用。中苏两国友好关系以条约和协定的形式固定下来,推动了两国人民友好往来,中国人民掀起向苏学习的热潮。但是,即使在50年代前半期中苏友好交往期间,在条约执行中已发生一些使中国人民不甚愉快的事情。如在关于无偿移交日本投降后在东北留下的财产问题上,苏军在撤离东北时,实际上已将所有能拆卸运走的厂矿机器设备和器材物资等几乎全部搬走,只移交了一些空房子;在两国货币的比值问题上,苏联不顾中国政府的异议,将卢布比值定得很高,将人民币的比值压得很低。这些情况,暴露出苏联大国沙文主义和民族利己主义的倾向。这种错误倾向在以后的中苏交往中更有所发展,从而使同盟条约不可避免地蒙上阴影,并最终导致两国关系的破裂。同盟条约在1980年期满后未再延长。二、苏联和南斯拉夫的冲突与和解

情报局关于南斯拉夫的决议苏联与南斯拉夫之间长期存在各种矛盾。早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苏联为了维护与美英的联盟,在南斯拉夫问题上,采取承认流亡政府、抑制南斯拉夫共产党游击队并促使两者达成协议的政策,苏南两党之间的矛盾已露端倪。

战后,苏联与南斯拉夫矛盾不断发展。首先反映在的里雅斯特的归属问题上。本来,南斯拉夫与意大利对此问题长期存在着争议。但在1945年5月,苏联事前未与南斯拉夫商量就接受了法国提出的方案:把该地区暂分为A、B两区,A区由美英占领,B区由南斯拉夫管辖。南斯拉夫对该方案及苏联这一做法很不满意。接着在两国经济关系中也出现矛盾。1946年8月,两国就经济合作开始谈判,但谈判很不顺利,拖到1947年2月始签订一项关于成立空运公司和河运公司的协定,而南斯拉夫仍认为该协定中有些规定并不平等。

1947年秋至1948年初,在关于筹建巴尔干联邦问题上,两国分歧开始公开化。当时,南斯拉夫、保加利亚、罗马尼亚等国领导人先后接触,酝酿建立巴尔干—多瑙河联邦或邦联的计划。但1948年1月28日苏联《真理报》编辑部发表声明,苏联政府不赞成这一计划。2月,南斯拉夫领导人之一卡德尔应邀赴莫斯科会谈,受到斯大林斥责,并被迫与苏签订了一项就南斯拉夫外交政策同苏联进行磋商的协定。

1948年3月18日,苏联突然宣布立即从南斯拉夫撤走所有军事顾问和教官。次日又通知撤走全部文职专家。从3月18日至5月22日,苏南之间就双方分歧交换了七封信件。苏共中央在信中指责南共领导人“骄傲自大”,有“反苏情绪”和“反苏言论”;南共“没有体现出阶级斗争的政策精神,资本主义成份正在城乡增长”等。南共中央对上述指责逐一作了辩驳,并建议苏共派代表来南实地调查讨论。苏共则认为必须把分歧提交情报局。同时,苏将分歧透露给东欧各国党。随后,匈牙利、保加利亚、罗马尼亚、捷克斯洛伐克、波兰等国作出支持苏共立场的决议,对南斯拉夫施加压力。

1948年6月,情报局第三次会议在布加勒斯特举行。南共处境不利,拒绝与会。会议通过了《关于南斯拉夫情况》的决议。决议“表示完全同意苏共中央对南共所犯错误的批评”,并得出结论说,南共已“处于情报局的队伍之外”。决议号召南共的“健全分子”起来改变南共的领导及其路线。对此,南共中央发表声明,认为情报局这个决议对南是“不公正”的。7月,南共召开“五大”,又通过了《关于南共对情报局的态度》的决议,驳斥了对南共的所有指责,并再次选举铁托为南共中央总书记。1949年11月,情报局又在匈牙利召开会议,通过了《南斯拉夫共产党是刽子手和特务当权》的决议,进一步指责南共领导“已完全蜕化为法西斯主义并投入了世界帝国主义阵营”,是一个“间谍集团”。

苏南公开冲突和情报局决议给南斯拉夫造成了极大的困难,也造成了战后国际共运的第一次分裂,引起了社会主义阵营的混乱。

赫鲁晓夫时期的苏南关系斯大林逝世后,苏联开始调整对外政策。1953年6月,苏南外交关系恢复。1955年5月,赫鲁晓夫率苏政府代表团访问南斯拉夫。他在抵南时的讲话中,对过去苏南关系遭到破坏“衷心地表示遗憾”,并把问题归咎于贝利亚等人的“挑拨”。经过谈判,6月2日双方发表了《贝尔格莱德宣言》。宣言强调,“在两国关系中互相尊重主权、独立、领土完整和互相平等”;并保证互不以任何理由干涉内政。1955年8月,两国在莫斯科缔结了一个长期贸易协定,苏联贷款给南斯拉夫1.94亿美元。为了争取双方进一步接近,1956年2月赫鲁晓夫在苏共二十大所作的“秘密报告”中,指责斯大林“荒谬绝伦地夸大了南斯拉夫的错误”,导致苏南断绝了关系。4月,共产党情报局宣布解散。1956年6月,铁托访苏,双方发表了两国政府的《联合公报》与两党关系的《莫斯科宣言》。公报宣称,“在国际局势方面,双方的观点有广泛的相同之处”;两国并就扩大经贸合作达成了协议。在两党宣言中,强调了社会主义发展道路与形式的多样性;并指出,两党的合作“应当以完全的自愿和平等为基础,以友善的批评和就两党间有争议的问题同志式交换意见为基础”。从《贝尔格莱德宣言》到《莫斯科宣言》,表明苏南两国两党关系正常化的恢复。但双方在意识形态上和国内外政策上仍存在分歧。

1958年4月,南共联盟“七大”通过了新的纲领。苏联又展开了对南共纲领的批判,从而又开始了苏南第二次大争论。1960年,由于中苏分歧公开化,赫鲁晓夫在这年9月联合国大会期间恢复了与铁托的个人接触。1961年两国再次签订长期贸易协定。苏南关系进入第二次和好。但南斯拉夫在解释与苏联恢复友好关系的含义时,强调这并不意味着放弃自己不结盟的政策。

1968年8月苏联侵略捷克斯洛伐克事件又使苏南争执迭起。南斯拉夫在该事件发生的第二天即发表声明,对此表示强烈愤慨和抗议。苏联则回以照会,斥南斯拉夫是捷克斯洛伐克“修正主义”的教唆犯。但这次双方的尖锐指责并未影响两国在经济和文化方面的继续合作,也没有中断两国领导人的互访。在七八十年代,苏联已取代西方成为南斯拉夫最大的贸易伙伴,两国还共同进行了100多个项目的合作研究。三、苏联波兰关系与苏联匈牙利关系

苏波关系反法西斯战争末期,在苏军帮助下,波兰获得了解放。战后,在人民波兰的经济恢复和建设中,苏联也给予了巨大援助。如仅在波兰六年计划期间(1950—1955),苏联即向波兰提供了22亿卢布(相当于5亿多美元)的贷款,以及一大批建设项目的技术援助。波兰人民共和国也宣称,同苏联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结成友好同盟是其外交政策的基础。但是,在苏波友好关系中也存在一些刺激波兰人民的问题。

第一个问题是卡廷事件。这应追溯到第二次大战期间。1943年4月13日,纳粹德国宣布,在其占领的苏联斯摩棱斯克市附近的卡廷森林里,发现了大量被枪杀的波兰军官的尸骨,并称这是苏联人在1940年春天干的。15日,苏联发表声明说,这是“无耻的捏造”,实是德国占领者所为。但波兰人当时经初步调查认为是苏联人干的。战后,波兰官方长期不提这个问题。到1980年,一些报刊开始发表有关材料,认为罪责确在苏联。1987年苏波双方建立联合调查委员会,1990年4月苏联才发表声明承认:有近1.5万名波兰军官被屠杀,这是“斯大林主义的严重罪行之一”。但有关这一事件的赔偿和审判凶手等问题,至今尚未解决。

第二个问题是关于战后波兰疆界的变动。还在波兰东部开始解放时,1944年7月,新成立的波兰人民政权“波兰民族解放委员会”和苏联在莫斯科签订了一项关于战后波兰疆界的秘密议定书,确定波兰西部边界改以奥得河和西尼斯河为界,苏波边界以“寇松线”为基础。在1945年2月和7月的雅尔塔会议和波茨坦会议上,苏联、美国、英国就波兰疆界的这一变动也达成了协议。8月16日,按此正式签订了波苏边界条约。1950年7月6日,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和波兰签订协议也承认了波兰西部新边界。波兰疆界变动的结果,其领土在东部减少179 460平方公里,这些土地划给了苏联;在西部增加了102 560平方公里,这些土地原属德国,划给了波兰。其领土总面积为312 700平方公里,比战前减少约70 000平方公里。其总人口为2 400多万,比战前减少约1100万;而且,由此迫使大量波兰公民西迁。

第三个问题是波苏经济贸易中的不平等交换。如1945年8月16日的波苏协定规定,为补偿苏联放弃划给波兰的德国领土上的财产,将其移交给波兰,波兰应按特种价格供给苏联一定数量的煤。1953年11月,双方协议终止了这种煤的供应。由于这一段时间特价煤的供应,波兰损失约5亿美元。又如波兰当时卖给苏联的糖、火车头和车厢的价格,也远低于国际市场的价格。而苏联向波兰新建钢厂出售的铁矿石,却远远高于国际市场价格。

第四个问题是苏联对波兰内政的干涉。1948年,随着苏南公开冲突和南共被开除出共产党情报局,在苏共授意下,在波兰也掀起了所谓清洗“铁托分子”的运动。当时波党中央总书记哥穆尔卡主张波兰独立建设本国的社会主义,他在这一运动中被指责为“铁托分子”和犯“右倾民族主义”错误,并被解除职务,后又被捕下狱。同时有1/4党员受此运动牵连。

1949年11月,苏联又派波裔苏联元帅罗科索夫斯基到波兰,任波政治局委员兼波国防部长。

1956年2月苏共二十大揭露斯大林错误,以及2月19日苏联、意大利、芬兰、保加利亚四国共产党和波兰统一工人党发表通告,宣布1938年共产国际执委会关于解散波共的决定是没有根据的,因而恢复波共名誉,这两件事在波兰都引起了强烈震动。这年波兹南事件后,10月19日波党召开二届八中全会,准备调整政治局成员并让哥穆尔卡复出。全会期间,以赫鲁晓夫为首的苏共代表团未经邀请突抵华沙,对此多方阻挠并以苏军向华沙调动相威胁,使波苏关系一度十分紧张。波党坚决抵制,最终两党达成协议,苏方表示尊重波党自己的人选,波方保证波苏友好。随后,哥穆尔卡在全会上当选波党中央第一书记,罗科索夫斯基离波返苏。10月30日,苏联政府发表《关于发展和进一步加强苏联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友谊和合作基础的宣言》,承认过去在处理兄弟国家关系上犯有错误,表示要在完全平等基础上加强社会主义国家之间的友谊与合作。11月中旬,哥穆尔卡率波党政代表团访苏,双方就两国间一系列政治、经济问题达成协议。波苏关系日趋缓和。

苏匈关系关于苏匈关系,这时期在双方友好合作的过程中也存在一些问题和波折。匈牙利在第二次大战期间是德国的欧洲盟国之一。1945年春,苏军在向柏林进军的过程中帮助匈牙利获得了解放。在1946年7月开幕的巴黎和会上,苏联为维护匈牙利的独立和主权,与美、英等国进行了坚决的斗争。但在1947年2月签订的对匈和约中,对有些条款特别是领土条款却作了有利于苏联的规定。它规定:匈奥、匈南和匈罗边界,仍为原有的边界,关于匈捷边界,匈牙利则承认捷克斯洛伐克将战后从匈牙利收回的外喀尔巴阡乌克兰划归苏联。据此,苏匈、苏捷之间都成为接壤的国家。

1948年2月,苏匈两国在莫斯科签订了友好合作互助条约。随后双方又签订了供货协定等一系列协定。这些条约和协定有利于匈牙利人民政权的巩固和国民经济的发展,但通过这些条约和协定,苏联加强了对匈牙利的控制和干涉。匈牙利解放后,在拉科西等人领导下,其政治经济体制几乎完全照抄苏联模式。到1952年,无论匈牙利的经济建设,还是政治生活,都已暴露出不少问题。但在斯大林逝世后,苏联赫鲁晓夫领导集团继续干涉匈牙利内政,使匈牙利的人事变动和经济改革反复无常。

在1956年匈牙利十月事件中,匈牙利人民强烈反对苏联的大党大国主义,要求调整苏匈关系。苏匈关系在纳吉政府后期陷于破裂。11月4日,在苏联支持下,以卡达尔为首的匈牙利工农革命政府成立。应工农革命政府的请求,苏军坦克部队平息了匈牙利的武装冲突。

1957年1月,以卡达尔为首的匈牙利党政代表团访苏。会谈公报宣称,双方“就进一步发展兄弟关系和事务合作的有关问题,以及当前国际形势的一些重要问题交换了意见”,并“表现了充分的一致”。

四、1957年莫斯科会议《莫斯科宣言》苏共二十大后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出现的一系列事件,使各国共产党和工人党感到有必要召开一次国际性会议,以求统一认识,消除分歧,协调共同的策略,促进国际共运的发展。为此,在1957年俄国十月革命40周年之际,全世界64个共产党和工人党派出代表团齐集莫斯科,于11月14—16日和16—19日,先后举行了12个社会主义国家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议和64个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议。两次会议就当前的国际形势、加强各国共产党、工人党之间的团结和国际共运一些重大问题交换了意见,并分别通过了《社会主义国家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议宣言》(简称《莫斯科宣言》)及《和平宣言》。《莫斯科宣言》实际上是各种观点妥协与调和的产物。在会议期间,中苏两党代表团在从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等问题上发生了分歧。在苏共领导事先为这个宣言拟定的草案中,只提了和平过渡,未提非和平过渡,而且把和平过渡仅说成是“在议会中争取多数,并把议会从资本主义专政的工具变成为真正的人民政权的工具”。中共代表团反对这一观点,并提出了修正草案。在这个修正草案的基础上,中苏两党代表团经过多次讨论又提出两党共同起草的宣言草案,征求其他兄弟党代表团的意见。经过与会各代表团的共同努力,会议最后通过的宣言在从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的问题上,同苏共领导最初提出的草案相比,有两点重大的修改:第一,在指出和平过渡的可能性的同时,也指出了非和平过渡的道路;第二,在谈到取得“议会中的稳定的多数”的同时,又强调开展议会外的广泛的群众斗争。中共代表团为了进一步陈述自己的观点,当时还向苏共中央提出了《关于和平过渡问题的意见提纲》。本来,关于从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的过渡采取什么道路的问题,这是应由各国党根据本国的具体情况来决定的,而不必由其他党来干涉,但是它却成了这次会议期间中苏两党争论的主要问题。

会议期间,中苏两党在一些原则问题上进行了内部争论,但为了维护国际共运和社会主义阵营的团结,不给帝国主义以可乘之机,中共代表团仍照顾到同苏共二十大观点的衔接,在某些问题上对苏共作了一定的妥协。《莫斯科宣言》在论述当时国际共产主义运动面临的形势和任务时指出,美帝国主义侵略集团是全世界反动势力的中心,是世界人民最凶恶的敌人。只要帝国主义还存在,就有发生侵略战争的土壤。因此,争取和平、争取和平共处,成了世界各国最广大群众的要求。社会主义国家和各国共产党的首要任务就是争取和平、防止战争。宣言在谈到社会主义国家之间以及兄弟党之间的关系时强调,它们相互关系的基础是无产阶级国际主义原则。社会主义各国的相互关系应建立在完全平等、尊重领土完整、尊重国家独立和主权、互不干涉内政的原则基础上,并在此基础上相互援助,加强团结。社会主义各国关系中存在的问题,完全可以通过同志式的讨论加以解决。宣言还提出了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一些共同规律,以及这些共同规律与各国具体革命实践相结合的原则。但是,它强调,“在反对教条主义的同时,共产党认为,在目前条件下,主要危险是修正主义,或者说右倾机会主义”。《和平宣言》《和平宣言》向全世界人民指出,“和平的力量是巨大的,这种力量能够阻止战争,维护和平。但是我们共产党人认为自己有责任提醒全世界的一切人们:可怕的、杀人的战争危险并没有过去”。宣言呼吁:“只有一切珍视和平的人们一致努力提高对战争挑拨者的阴谋的警惕,并且彻底了解到要更加努力保卫还处在威胁之下的和平是自己的神圣职责,和平才能够保卫住”。

由于观点分歧,南共联盟代表团没有参加社会主义国家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议,也未在《莫斯科宣言》上签字;它仅参加了64个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议,签署了《和平宣言》。

第四章 资本主义国家战后的不平衡发展

经济政治发展的不平衡,是资本主义的绝对规律。这个规律也表现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各个历史时期中。在战后初期,日本、西欧等资本主义国家,随着战争创伤的恢复,从50年代起,先后进入了生产迅速增长、市场持续扩大的经济高速发展时期。此后近20年间,被称为西方经济发展的“黄金时代”。在发展速度上,日本居发达国家之首,其次是美国和西欧。欧洲国家,特别是北欧国家,实行了福利制度,政府给予每个公民广泛的福利保证。但70年代以后,尤其在进入90年代后,欧洲国家面临严重的经济衰退,社会福利制度成了各国政府的沉重包袱,改革这种制度随之提上日程。应当指出的是,发展的不平衡状况,并未引起经济实力地位的排列顺序上的根本变化,美国在国民生产总值上仍居世界首位;同时,发展的不平衡状况,也并未改变国家垄断资本主义发展的一体化趋势。

第一节 原法西斯国家的经济困境与民主化改革

一、日本的民主化改革和经济恢复

战争经济的破产日本战败投降时,战争经济已经破产,经济完全陷入了悲惨的境地。据日本经济安定本部1949年报告中统计,日本物质财富损失总额达1057亿日元,损失率达36%。由于美军的轰炸,日本境内有119个城市被夷为废墟,236万户住房被烧毁。船舶总吨位从战前的630万吨锐减至战败时的153万吨。日本这个海上大国,连从海外运进所需基本物资的能力也不具备了。战争中,日本人口损失268万,另有600余万伤残人员。

战败时的日本经济,面临的困境是多方面的:粮食供应严重短缺、工农业生产极度萎缩、物价暴涨、大批人员失业等。当时,日本主要城市的粮食配给量,每人每天仅为310克,黑市稻米价比官价高130倍。东京地区零售物价指数以1938年为1的起点上升,1945年8月达431,12月达827,1946年5月高达1624。为了生存,居民被迫典卖衣物换取粮食,其状况犹如竹笋脱皮,被称为“笋式生活”。工矿业生产指数仅为战前水平的8.7%,几乎陷于停产状态。农业生产指数下降58%,当年大米严重歉收,加剧了粮食供应危机。1945年秋,日本直接被工厂解雇的失业者达413万人,海外撤回人员约600万,本土复员军人约300万,这使失业大军变得空前庞大。美国占领军最高司令官麦克阿瑟当时对记者说:“由于这次战争,日本已降为四等国”。

政治民主化改革日本战后民主化改革的原则目标是波茨坦公告中明确规定的。民主化改革的直接依据是美国占领军当局的一系列“备忘录”和“指令”,改革的进程也是在占领当局的督促下逐步展开的。日本战后民主化改革,在政治方面,主要涉及到三个重要方面。

一是非军事化改革。这是占领当局对日本改革的最基本的要求。根据《美国战后初期对日政策》,“日本必须解除武装,并实行非军事化”。1945年10月,日军710万人的武装完全被解除,军事机构如大本营、陆军省、海军省等也统统被解散。同时,还废除了《兵役法》、《国防保安法》、《军机保护法》、《国家总动员法》等法令及相关条例。为了惩处战犯、彻底清除军国主义残余势力,远东军事法庭重点审判了108名战犯,以东条英机为首的8名战犯被判处死刑。其后,在全国整肃(褫夺公民权)了军国主义分子约21万人,取缔了“在乡军人会”等147个法西斯主义团体。占领当局颁布了言论、新闻、治安、电影、通讯等13个法令,摧毁了法西斯军国主义对这些领域的专制控制。

二是“五大改革”。1945年10月11日,占领当局指令币原内阁进行确保人权的五项改革,即赋予妇女参政权;保障工人团结权;教育制度自由主义化;废除专制政治(撤销秘密审讯和压制民权的诸制度);促进经济民主化。在实行五项改革过程中,公布了日本历史上第一个承认工人有组建工会和团结战斗权利的《劳动组合法》,公布了取消封建劳动制度、规定8小时工作制的《劳动标准法》,以及解决劳资争议、保障工人地位和生活保险的《劳动关系调整法》、《职业安定法》、《失业保险法》等。在一系列有关教育改革的法规中,废除了教育普及军国主义和军训等法西斯化的内容,提倡教育的自由化,教育要培养具有独立人格、热爱科学、追求真理正义、尊重学术自由的精神。

三是制定新宪法。日本原宪法《大日本帝国宪法》是1889年制定的。1945年10月,占领当局指令修改宪法,日本保守势力竭力维护旧宪法精神和天皇体制,在修宪中回避重大实质问题,如天皇权威权力等问题。占领当局提出《日本国宪法草案》,明确表示了修宪的原则和具体主张,并要求日本政府积极配合。在占领当局和民众压力下,1946年3月6日,宪法草案公布,11月3日《日本国宪法》在国会获得通过,1947年5月3日正式生效。从立法形式看,这部新宪法是美国占领当局强加给日本民族的,但它的内容实质(如公民的民主权利、议会内阁制等),正反映了日本战后民主改革的基本成就,反映了反封建、反垄断、反军国主义和主权在民的思想,符合资产阶级利益、受到国民的拥护和欢迎,是一部民主主义宪法。

新宪法的颁布实施,标志着日本已成为资产阶级议会制国家。《日本国宪法》第1条仍规定“天皇是日本国的象征”,但同时用内阁限制天皇的权利。过去只对天皇负责的内阁,现在发生了重大变化,依据宪法,只对国会负责。由国民选举产生的国会,即众议院和参议院,“是国家的最高权力机关,是国家唯一的立法机关”。(宪法第41条)这样,天皇对日本社会的实际事务的影响完全被排除了。从形式上看,日本的议会制度是英国式的,但吸收了美国资产阶级民主的精神,使日本议会制民主能保持较长期的稳定,这对战后日本社会改革、经济发展,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经济民主化改革为了彻底铲除日本法西斯军国主义的经济基础,战后日本经济民主化改革主要围绕着解散财阀、禁止垄断和农地改革两大问题展开。

日本财阀是江户时代至明治时代的产物,它以血缘和家族的主从关系为轴心,是特权商人与明治政权相结合而形成的封建色彩极浓厚的垄断资本集团,是日本法西斯军国主义的主要经济基础。1945年10月,根据占领当局的指令,解散财阀、禁止垄断的改革开始实施。11月,首先冻结了三井、三菱等日本最大的15家财阀的资产。1946年4月,政府成立“控股公司整理委员会”,指令日本各财阀交出证券和凭证,强制拍卖,割断了资本的内部联系,使股权分散,形成共同持股的竞争机制。这项改革打破了财阀家族垄断的半封建经济格局,为战后日本经济民主化发展铺平了道路,也为垄断资本主义创造了自由发展的条件。朝鲜战争爆发后,日本垄断资本势力又有所抬头,在美国默许下,势力渐渐壮大起来。但这与财阀家族垄断时代的情况已大不相同了。

日本明治维新以后确立的近代土地所有制,是寄生地主制。它是天皇制的阶级基础之一,也是法西斯军国主义的滋生土壤。占领当局在《农民解放令》中宣布:“日本的土地制度是封建性的,必须进行改革”。从1946年10月开始,到1950年底,根据农地改革法案,寄生地主的全部出租土地、在乡地主一町步(约合14.8市亩)以上的出租土地均被征购,卖给农民。到1950年,全国221万町步佃租土地中的194万町步,转卖到农民手中。土地转卖是按战前价格执行的,因此,战后的通货膨胀,实际上已使土地转卖几乎是无偿转移。虽然地主对农地改革不满,并有些反抗,但在占领当局监督下,广大农民群众热情支持,成立了各级“农地改革委员会”,将地主的反抗强行压制下去,使农地改革得以顺利完成。

日本土地改革具有扫除封建地主土地所有制的重大意义,是一次不流血的资产阶级的和平土地革命。农地改革对日本军事封建资本主义的基础,即半封建的土地所有制。进行了根本改革,完成了自明治维新以来尚未完成的资产阶级土地革命。同时,农地改革为战后日本经济复兴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为资本主义的迅速发展创造了有利条件。在农业发展方面,农地改革使绝大多数佃户变成了自耕农,解放了农业劳动生产力,有助于提高农业生产收入,有助于土地改良、科学种植以及扩大市场,为农业生产商品化发展创造了有利条件。

战后初期日本的政治经济民主化改革,是一次从思想意识到政治、经济诸制度方面较为彻底的变革。从一定意义上说,它完成了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任务,为战后日本经济高速发展铺平了道路。

政党与人民运动在民主化改革过程中,日本社会政治生活中出现了前所未有的活跃局面。一方面,民主的政党政治氛围渐渐形成;另一方面,人民群众广泛而深入的民主运动蓬勃展开,成为日本社会进步的巨大推动力。

当法西斯军国主义势力被击垮后,经过民主化改革的日本,政党如雨后春笋纷纷而起,1946年大选时,有363个政党报名竞选。在政治风云冲击下,政党分化组合,渐渐形成了几个比较稳定的大党,它们成为战后日本政坛上的主要政治力量。这几个大党是自由党、进步党(1947年改名民主党)、社会党、公明党、共产党、民社党、新自由俱乐部、社会民主联盟(社民联)等。战后几十年中,除1947年至1948年有一届九个月的社会党内阁(片山内阁)外,基本是自由党、进步党内阁。1955年,自由党与民主党(进步党)合并,称自由民主党(简称自民党),此后一直成为议会第一大党而掌握内阁。自民党的成员由上层官僚、资产阶级政客、地方实力派、资本家、律师和记者等组成,拥有400余万党员和党友,是代表资产阶级利益的保守政党。在内政方面,自民党主张自由经济,倡导建立“民主、自由、福利”的社会。自民党的政策直接影响到日本战后的历史进程,既为战后初期经济恢复也为五六十年代的经济高速发展,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社会党、公明党等其他在野党,虽然没有直接领导日本,但这些政党在客观上形成一股强大的力量,既是自民党的竞争对手,也是自民党的监督力量,它们使政党政治能比较民主、健康地发展,为日本社会进步,发挥了积极作用。

人民运动广泛深入、蓬勃持久发展,是战后日本历史的一个显著特征。日本战败投降时,社会动荡混乱,政治上,维护旧天皇体制的保守势力与民众的民主改革呼声相对立;经济一片惨淡破败景象,物价飞涨,黑市猖獗。人民民主运动的主要内容是反对政治上的倒行逆施和争取劳动者的合法权利。

战后,日本工会、农协会组织迅速广泛建立起来,到1946年,工会数已近1.8万,入会人数约480万人。1945年9月至1946年初,全日本发生罢工240次,农村发生的农民反对地主夺佃的纠纷事件达25万余起。1946年5月1日,东京50余万人举行了反饥饿的示威游行,并要求粉碎专制主义、封建主义、法西斯主义。虽然由于占领当局干预,1947年“二·一大罢工”没有如期发动起来。但这一次罢工准备活动,有力地冲击了吉田茂政府,使吉田内阁在4月大选中垮台。社会党在人民群众的支持下大选获胜,组织了片山内阁。但片山内阁没有履行大选中的诺言,转而扶植垄断资本集团,对人民却采取勒紧裤带政策,因而导致人民运动再度高涨,使片山内阁仅维持了9个多月便于1948年2月垮台。1952年4月18日,日本各界群众为反对《防止破坏活动法》,维护工人的罢工权和人民的言论、出版、结社权再次掀起声势浩大的罢工运动,参加者约105万人,各界群众积极支持,使罢工活动持续到5月1日。当天,东京50万群众在明治神宫外草坪集会,提出“反对重新武装”、“争取民族独立”、“打倒吉田内阁”等口号。这次集会遭到军警镇压,近2000人受伤,成为有名的“流血的五·一事件”。此后,人民运动更加蓬勃展开,参加人数逐年上升。参加“春斗”①的人数1956年由80万增加到280万,1960年增至440万人。日本战后人民运动成为推动社会进步的巨大动力。

朝鲜战争与日本经济的恢复日本摆脱战后初期经济困境、走上恢复发展的道路,是与朝鲜战争及美国对日“特需订货”分不开的。直到1949年,日本的经济仍处在极端困难之中。战败至1948年,日本的通货膨胀仅在1947年底至1948年初稍有抑制,但整个经济形势仍不景气。1948年底,美国提出了紧缩财政、加强税收等“稳定日本经济九原则”,并派底特律银行董事长约瑟夫·道奇于1949年2月赴日本具体实施。道奇整顿日本经济的方案称“道奇路线”,是以紧缩通货、平衡预算为主的。经过整顿,1949年度出现预算黑字达1567亿日元,税收增长40%以上,黑市价格下降30%,使广大群众从统制经济中解放出来。但道奇路线另一方面又造成工厂倒闭、失业增加、银根紧缩,出现了“稳定恐慌”。1950年初,日本经济阴云密布、使人窒息,谁也看不出有什么光明前景。这时,朝鲜战争爆发了,走投无路的日本经济开始绝路逢生,走上恢复发展的道路。面对这个机会,日本资产阶级及政府都情不自禁地叫道:“这真是天佑神助、起死回生的妙药”,是“一股神风啊”!

朝鲜战争给日本经济带来的好处是多方面的。首先,它给日本带来了大量“特需订货”。据统计,日本直接向战场美军提供的“特需订货”达13亿美元,向驻日美军及辅助人员提供的“间接特需”达23亿美元。这几十亿美元迅速使日本经济活跃起来。其次,朝鲜战争极大地刺激了日本的出口贸易,外汇储备迅速增加。

1950年6月至1951年底,日本外贸增长达2.8倍,有力地推动了岛国经济的恢复发展。再则,“特需订货”和出口增加,使日本商业迅速摆脱积压滞销的艰难局面,有约1500亿日元的积压滞销商品顷刻抢购一空,工业生产指数在多年徘徊不前之后,于1950年第一次超过战前水平。1951年的国民生产总值也达到战前的水平。最后,朝鲜战争使日本企业界获得巨额利润,不仅摆脱了经济危机,而且促进了垄断资本积累和扩大再生产。例如棉织业十大公司在其间增加利润达9—19倍之多,其中90%的利润都留在企业内部用作积累资金。

经过朝鲜战争,日本战后步履维艰的经济终于走出了死胡同。虽然,三年战争带来的巨额利润是短暂的,还有使日本经济依赖特需订货等一些后患,但它帮助日本经济复苏的历史任务已经完成。到1955年美军占领结束后,日本自民党政府继续采取一系列有效政策,促进经济持续发展。除出口贸易外,各项经济指标均超过了战前水平,相继出现了“神武景气”、“价格繁荣”,为日本经济起飞作了充分准备。1956年,日本经济进入战后持续①“春斗”是“日本工会总评议会”等团体自1955年成立“春季提高工资共斗会议”以来,发起的全国统一行动,即与资方就提高工资而进行的对等谈判,以后逐年进行,1962年达到高潮。此后声势减弱。

18年高速增长时期。二、联邦德国的“经济奇迹”

德国的分裂与联邦德国的建立战败的德国,经济完全崩溃,国土四分五裂,国民精神一蹶不振。纳粹法西斯侵略战争给德国人民带来的痛苦和灾难,同样是极其深重的。

战争结束时,德国有550万人死亡,1500万人流离失所,仅西占区就有200万伤残人。柏林、法兰克福、汉堡、科隆等城市已成废墟。铁路毁坏殆尽,运输中断,内河航运瘫痪、远洋船队被战胜国全部没收。国家基础设施如桥梁、工矿企业、水电设施等,大部分都在战争中炸毁。钢和煤的产量,分别只有战前的5%和10%。农田荒芜,农产品供应奇缺。通货膨胀极其严重,国家公债已达4150亿马克。十多年的纳粹统治,使德国人民深受欺骗,战败如梦惊醒,面对破碎的家园和多国分割占领,幻灭消沉的心理使德国民众经受着炼狱般的考验。战后最初几年,德国的恢复与重建,是在占领当局的完全控制下进行的。

根据雅尔塔和波茨坦会议原则,战败的德国将被分割成四块占领区,由苏、美、英、法四国分别占领。1945年6月5日,苏美英法发表关于管制德国的联合声明,宣布设立由四国派员参加的盟国管制委员会,负责共管事宜。该声明强调指出,占领期间应视德国为一个统一的整体。但事实上,由于苏联与美英等国的关系随战争临近结束而日渐恶化,遂使共管徒具其表。不仅如此,各占领国政府对战后德国的处置与发展的政策分歧甚深,最终导致了德国的分裂。

1946年7月20日,美国首先提出合并占领区的建议,遭到苏联拒绝。法国也反应冷淡,但英国积极附议,美英便于1947年元旦合并占领区,建立了“双占区”。1948年春,法国加入,组成了“三占区”即“西占区”。美国等在西占区内,按照自己复兴德国的计划,着手进行一系列的整顿与改革,其目标是要建立一个议会制的、经济自给自足的德国,政治上与西方保持一致。与此同时,苏联在苏占区也实施了政治经济改革,并于1947年12月6日召开德国人民代表大会,选出威廉·皮克为主席的常务委员会。德国分裂的趋势加强了。

1948年,为了推行“马歇尔计划”,西占区于夏季开始单独实行币制改革,发行新货币,使用“B”记马克代替旧马克。西占区的币制改革使苏占区与西占区的经济联系被切断了,苏联在提出抗议之后,也宣布进行币制改革,使用“D”记马克代替旧马克。德国分裂由于经济分裂迈出了决定性的一步。

此后,东西方两大对立集团,都加紧了筹备成立独立德国的立法与组织活动。1948年7月1日,西占区占领当局召集区内11个州的政府首脑们在法兰克福开会,向他们递交了三分文件,其中最重要的文件就是授权各州政府于1948年9月1日前召开国民代表大会,制订一部联邦性质的民主宪法。1949年4月,美、英、法在对德占领法规中声明允许德国人拥有民主的自主政府。其间,德国议会委员会就基本法进行了辩论,在盟国的压力下,宪法制订得比较顺利。1949年5月8日,德国议会委员会通过新宪法草案,5月12日,这个宪法草案得到占领当局批准,成为正式宪法。5月23日,德意志联邦共和国宣布成立,首都设在波恩。在8月14日的联邦议院选举中,基督教民主联盟成为第一大党。9月7日,联邦议会成立,选举自由人士特奥多尔·豪斯为联邦总统。9月15日,议会选举基督教民主联盟领袖康纳德·阿登纳为联邦总理。

在苏占区,1949年5月15日进行了第三次德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的选举,选举产生的德国人民委员会于9月改名为德意志民主共和国临时人民议院,10月7日它宣布德意志民主共和国正式成立,并通过了新宪法。至此,德国战后的分裂终成定局,在欧洲出现了两个德国并存的局面。

联邦德国的政党与政治联邦德国正式建立之前,占领当局依据波茨坦公告精神原则,对德实行一系列非纳粹化改革。如审判战犯并判处戈林、里宾特洛甫等12名要犯绞刑,取缔法西斯政党和组织,肃清纳粹党徒残余势力,清除“民族社会主义”的社会基础等。与此同时,占领当局鼓励建立民主政党取代法西斯政党的活动和影响。在西占区最先获得批准成立的政党有四个,即社会民主党、基督教民主联盟、自由民主党和共产党。

在1949年第一届联邦议院选举时,曾有12个政党注册参加竞选,但在其后的政治发展过程中,一些政党被取缔禁止了,如新法西斯主义的国家民主党和德国共产党,一些政党分化瓦解或很少发挥政治影响。这样,在战后几十年中,基民盟、社民党和自由民主党成为左右政局的三大政党,直接影响着联邦德国的政治进程。

基督教民主联盟在第一届联邦议院选举中,以不大的优势获胜,成为战后执政的第一个民主政党,并且不断连选连任,执政长达15年之久,发展成为联邦德国最有政治影响力的政党组织。该党是资产阶级政党,成员主要由大企业家、官僚、富农、手工业者和基督教徒等构成,在普通劳动群众中也拥有不少支持者,基本党员约70万人。该党政治领袖是康纳德·阿登纳。该党执政期间,联邦德国经济增长率每年递增7.1%,到60年代初,国民经济总产值超过英法,成为西方仅次于美国的经济大国。

德国社会民主党是1869年建立的老党,战前曾被纳粹政府取缔,1946年重新恢复活动。在战后第一届大选中仅以两个百分点之差落后于基民盟,成为最大和最有影响力的在野党。该党社会基础主要是中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和劳动群众。1959年巴特格德斯贝格会议上,该党大幅度调整了政策纲领,60年代中期进入“大政府联盟”参政,1969年大选获胜,到1982年,执政达13年之久。

联邦德国的外交政策在阿登纳时代,坚持与西方国家联盟,对苏采取强硬的抗衡政策。反对联邦德国中立法,主张保持优势威慑力量遏止苏联的威胁,并于1955年加盟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允许在联邦德国部署导弹和核武器。联邦德国虽然在1959年与苏联建立了外交关系,但拒不承认民主德国,长期推行著名的以外交国务秘书命名的“哈尔斯坦主义”,即要求与联邦德国有关系的国家不得与民主德国建交。这个政策一直到70年代才有所改变。

艾哈德的经济改革西占区占领当局最初实行的是管制经济,在对德实施民主化改革过程中,一方面瓦解法西斯的中央统治经济,一方面支持德国自由主义经济学家实施的改革,促使联邦德国经济较快完成了模式转轨,走上战后高速发展道路。

德国经济改革的主要倡导者和决策人是路德维希·艾哈德博士。战前,1980年,又成立一个“绿党”,发展迅速,形成四大党并存局面。

艾哈德持新自由主义学派观点,战争期间,他参加过反对希特勒的斗争,战后,他被占领当局委派到故乡菲尔特主管经济工作,继而升任巴伐利亚经济部长,1948年又被任命为双占区经济管理局局长。艾哈德结合德国实际,发展了新自由主义学派的理论,采用米勒-阿尔马克教授提出的“社会市场经济”理论来推动经济改革与发展。该理论认为,社会市场经济不是自由放任式的市场经济,而是有意识地从社会政策角度加以控制的市场经济。米勒-阿尔马克解释其“社会市场经济”是要按市场经济规律行事,并辅之以社会保障的经济制度。

艾哈德推行社会市场经济机制的政策目标是,实现最大限度的全面经济发展,建立正常运转的货币秩序,保证价格稳定,实现社会安全、社会公平与社会进步。改革首先从整顿货币体系入手,在以“捕当猎犬”为代号的行动中,从美国运进重500吨的总值为57亿马克的新钞,于1948年6月19日晚开始了全面换钞的货币改革,取得了预期效果。在此基础上,进而取消配给,放开价格,推动西占区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过渡。同时,在促进生产发展的前提下,进行以减税为内容的税收改革,刺激生产和投资的积极性。改革期间,德国经济充满了风险与危机,其间,新政府能顺利渡过难关,美援起到了相当重要的作用。根据马歇尔计划,1948—1952年间,美国援德资金达16亿美元,为联邦德国解决了一系列诸如外汇短缺、生产资金不足等紧迫问题。美援还为稳定过渡时期的社会心理发挥了重要影响。

1952年,联邦德国经济的主要指标均已超过战前水平,顺利实现了经济复兴计划,开始进入经济高度增长时期。在1952—1965年的13年中,国内生产总值和国民收入年平均增长率和年平均增长速度均保持在9.8%左右,增长速度一直居西方国家前列。到60年代初,这两项指标的绝对数额均已超过英国和法国。至1970年,国民生产总值较1952年提高了6倍,经济实力居西方国家第二位。这13年中,联邦德国工业生产增长速度平均高达7.9%,均高于美、英、法三国,工业产值增长率超过美、英、法三国,仅低于日本。高速发展的工业,促进外贸连年顺差,极大地改善了国际收支地位,黄金外汇储备迅速增加,使联邦德国的绝对国力空前增强。

在经济高速增长时期,消费物价的年上涨率却保持着2.9%的低水平,用它衡量的通货膨胀率长期呈“爬行式”状态。失业率也得到了有效控制,甚至由于社会经济部门对劳动力需求的日益增长,出现了劳动力不足,大量引进劳务的局面。由此,联邦德国的政治与社会呈长期比较安定的状态,也有利于经济的增长。

促成联邦德国出现经济“奇迹”的因素较为复杂,但一些基本因素是很明显的。从政治角度看,基督教民主联盟长期执政,形成了政策连续性、稳定性的政治气候,为社会经济发展提供了良好环境。纵观战后风云变幻的国际社会,这个因素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从经济政策角度分析,一是德国原有的经济基础比较好,虽然固定资产遭到战争破坏,但企业布局、人员素质等方面仍有巨大的潜力,尤其是劳动力素质方面保持着较高水平,为经济发展提供了可靠保证。二是马歇尔计划援德资金的合理使用及其产生的社会影响,促使联邦德国能尽快完成经济模式转轨,对经济发展起了稳定和促进作用。三是长期保持较大规模的固定资本投资,1950年至1965年的16年间,若加上优惠贷款,美援总数约为36亿美元。

投资总额达9 332亿马克,仅次于美国而居世界第二位。四是对外贸易稳定、持续增长,促进了工业生产和整个国民经济的高速增长。五是非军事化立国的战后政策,使联邦德国可以集中有限的财力物力从事经济建设,不必为战后东西方对抗局势背上沉重的军备竞赛的包袱。三、意大利的政治和经济发展

共和国的建立战争结束时,意大利约有50万人死亡或失踪,300万人无家可归,北部地区主要铁路和桥梁均被炸毁,商船损失达75%,工业生产尚不及战前水平的一半,农业减产几近一半。战后粮食和商品供应极度匮乏,1945年夏,每人每天只能得到200克配给口粮。意大利面临着严重的社会政治经济危机。

在纷繁复杂的矛盾与危机中,意大利战后发展道路问题最为急迫和最为突出。战前,意大利一直是君主政体国家,近代以来,资产阶级仁人志士建立民主共和国的努力从未间断,但始终未获成功。战争期间,从抵抗运动中兴起并发展壮大的民主力量得到人民群众的广泛支持,它们渴望在战后建立共和国。但是,意大利教会势力和萨伏依王朝的旧势力却企图重建君主政体,和民主力量发生了尖锐对立。意大利面临着何去何从的严峻考验。

在这场斗争中,意大利共产党发挥了重要作用。意大利全境解放时,北方抵抗组织拥有50余万武装,其中多数是打着红领带的意共游击队员,他们在群众中有较好的社会基础。英美占领军战后宣布解散抵抗运动组织并要求游击队缴枪。意大利共产党从战后大局出发,解散了自己的武装,但在重大政治问题上,仍发挥着重要影响,并坚决主张建立意大利共和国。

1946年6月2日,意大利举行全民公决,投票结果,1270万张票拥护建立共和国,1070万张票主张恢复君主政体,意大利民主力量获得了战后第一个关键性胜利。在同时举行的制宪会议选举中,天主教民主党(简称天民党)获207席,共产党获120席,社会党获115席,成为制宪会议中的三大党。在天民党组织的内阁中,意共总书记帕尔米罗·陶里亚蒂出任副总理兼司法部长。

天民党是在意大利特殊宗教环境中依靠宗教影响维系的社会集团联盟。它的成员既有大中资产阶级、教会人物,也有信教的广大工农劳动群众。它是战后意大利改革最具影响力的资产阶级政党。1947年初,该党领袖即内阁总理加斯佩里赴美访问,寻求经济援助,此后便在美国支持下,采取排挤共产党的政策。1947年5月,共产党和社会党退出内阁,成为在野党。天民党在1948年4月的议会选举中获胜,再度组阁,并于1949年4月加盟北大西洋公约组织。

跃入富国行列天民党内阁在马歇尔计划的6亿美元支持下,在政府所属企业和私人垄断企业合作下,使企业、产业合理化、集中化,从而逐步恢复了被战争严重破坏了的经济,并不断推动意大利经济发展,取得了较为显著的进步。从50年代初至60年代初的10年中,意大利钢产量增加300%,汽车增产500%,机械行业增产190%,电冰箱增产750%,洗衣机增产400%,住宅增加146%。10年中,由于经济发展,农业人口比例由40%下降到27%。正是由于经济发展的原因,天民党在战后较长时间内能不断取得选举胜利,控制着议会和政府权力。

第二节 西欧、北欧各国的经济恢复和社会改革措施

一、英国的国有化和福利国家政策

第三届工党政府英国工党始建于1900年,40年代前,曾两次在选举中获胜组织工党内阁。1940年,工党领袖艾德礼和格林伍德进入保守党领袖丘吉尔的战时内阁,工党领袖贝文等人还得到劳工与兵役、军需、海军、经济作战等四个大臣职务。战时,工党主要政策是配合丘吉尔内阁进行反法西斯战争。战争结束前夕,工党与保守党之间的矛盾表面化,战时内阁解体。工党希望在秋季举行大选,以利于宣传准备,但丘吉尔决定提前至7月举行大选,期待利用战时获得的威望在大选中取胜。然而,7月大选的结果却是工党大获全胜。在总数为604个议席中,工党393名议员当选,在议会议席中超过了其他政党议席的总和。英国历史上第三届工党政府建立,工党领袖艾德礼出任首相。

工党之所以能在丘吉尔内阁威望正高时击败保守党,其中有着深刻的社会历史根源。战前保守党内阁推行绥靖政策不得人心,英国公众对保守党失去信心。战争结束前夕,英国元气大伤,沦为二流国家,国内政治经济矛盾重重,但保守党内阁依然推行传统政策,人民群众深为不满。在这种历史背景中,工党提出了民主社会主义的政治纲领。提出了顺乎民心的社会改革措施,因此吸引了期待社会改革的大批选民。

工党的政治纲领包括四项主要内容,即以最低工资限额和最长工作时限等保障国民最低生活标准;实行工业民主监督,实行工业国有化;向高收入者和资本家征重税,用此办法维持公共服务业;利用国家财政发展文化教育事业等。艾德礼解释民主社会主义时说,这是一种把个人自由同计划经济、民主同社会公正结合起来的制度,社会主义将在民主和自由的道路上建立起来。

国有化的措施由于工党在议会中占据绝对多数,所以艾德礼政府在实行国有化改革方面比较顺利,有关国有化的立法在议会顺利通过。1945年底,议会通过大英银行国有化法案,建立了英国史上第一个国家银行,并将银行股票换成了国家股票。1946年开始实施煤炭工业国有化。政府用1.6亿英镑的补偿费,将全国800家公司收归国有,并建立煤炭工业管理局统筹经营。1947年8月以后,政府先后依据一系列国有化法令,在铁路运输、电力、煤气、航空、电讯、航运等企业部门推行国有化。在这些部门推行国有化政策时,工党政府并没有遭到资产阶级的反对,丘吉尔说:“依我看,它不牵涉到原则性问题”。

但是,当在冶金工业推行国有化时,政府遇到了很大的阻力。当时冶金工业的产权同机械工业及其他工业交叉重叠,经济状况较好,绝大多数企业主不希望实现冶金工业国有化。1948年10月,政府在下院通过了冶金工业国有化法案,但却被上院行使的缓置权搁浅了。上院缓置权有效期限为两年,工党利用议会通过了一项新法案,将其年限改为一年,上院就必须在1949年10月答复下院议案。上院在被迫同意冶金工业国有化法案时,附加了许多条件,到1951年2月15日,这项法案才正式生效。这样,1945年大选时工党的国有化纲领全部落实兑现了,这使工党政府威信增加,其民主社会主义的政治纲领能继续顺利实施。艾德礼说,在英国,资本主义同社会主义的优点已经综合在一起,而它们的缺点正在得到改正。

战后英国的国有化改革没有遭到资产阶级的强烈抵制,得以较为顺利进行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从理论上分析,民主社会主义纲领和凯恩斯经济学观点有许多相通之处。凯恩斯通过国家财政和货币手段调节经济、解决社会充分就业的理论,虽然没有明确提出国有化政策主张,但并不反对英国民主社会主义政治纲领,不反对用国有化的措施挽救社会经济危机。从英国经济发展历史看,进入20世纪,英国经济出现了严重问题,即“英国病”。资产阶级也深感有必要对社会经济结构实行某种改革,改变单一资本主义私人经济形式。在改革探索中,已经提出“混合经济”形式,提出运用国家财政预算来调节经济和实行国有化的问题。第二次世界大战前,英国政府就已经建立了个别国营性质的企业。从战后英国经济发展的实际需要看,衰退中的英国,如果单靠私人资本进行经济与技术改革,显然力不从心。资产阶级普遍认为应当由国家提供资本和技术。国家直接参预并进而实施国有化政策,资产阶级是欢迎的。从政策实施过程看,工党政府采用补偿办法,以高于市场价格的政府债券换取企业股票,企业主从中得到不少好处,尤其是那些长期亏损的铁路、煤矿等企业的企业主更是如释重负,当然也就没有抵制的理由了。此外,政府让大批企业董事、经理留在原企业内继续供职,并保持原企业内部工人就业的稳定,使长期亏损企业内的工人也能得到保障,因此,从人的角度来看,积极支持工党政府实施国有化的社会基础是比较广泛的。

实施国有化以后,英国经济逐渐摆脱了困境,出现了较长时期的低速稳定增长。同时,它促进了战后工业部门的技术改造和进步,降低了企业成本,增强了英国商品出口竞争力。但同时,国有化也使英国政府背上了沉重的财政负担,随着经济发展,又出现了许多新的问题,使英国民主社会主义政策遇到严重挑战。

社会改革与“福利国家”工党政府实施的社会改革首先从恢复和保障劳动者合法权益入手,废除了1927年保守党政府制定的“工会法”。1946—1948年,政府改革了保健制度。规定给居民实行免费医疗,并建立统一的国家保健制度,使居民医疗服务条件得到显著改善。1945—1948年,政府实施了社会保险制度改革、规定发给新生婴儿补助金和儿童教育补助金,对工伤事故和职业病者、孕妇、失业者发给补助金,对寡妇和老年人予以养老金和丧葬补助金。当时,按规定领取上述补助金的投保人数达2 300多万人。在社会服务方面,政府提高了中学毕业年龄,对满11岁的儿童实施免费中等教育,并享受补助或免费午餐;增加了大学奖学金;并营造公寓住宅,以期改善居民居住条件。工党政府的社会改革是英国历史上的一个进步,主要受益者是广大劳动群众,也是英国长期的劳工运动的必然结果。

在英国,虽然“福利国家”出现于战后,但其思想始发于19世纪后期。当时资产阶级经济学家、工会领袖等,在研究英国社会矛盾时,提出了采用温和、渐进方式进行收入再分配的设想。本世纪初,英国有关实行社会保障制度的思想广泛传播,甚至象威尔斯亲王、张伯伦一类人物也予以认同,呼吁通过国家主持收入再分配,满足低层社会需求,抑制国内阶级矛盾对立与激化。但当时,“英国病”尚未充分暴露出来,实施“福利国家”的客观条件不成熟。战后,英国经济与社会矛盾都演变到极其严重的地步,为了摆脱困境,寻求发展,工党政府采用“福利国家”政策,实施社会改革,可谓顺乎历史潮流的明智选择。“福利国家”在消除社会不公、保障居民基本生存条件、促进社会民主与公正方面,确实发挥了重要影响与作用。同时,它也产生了缓和社会矛盾、促进政治安定、巩固资产阶级政治制度的重要影响和作用。另一方面,随着社会发展,“福利国家”越来越成为英国政府的沉重负担,它与经济发展的效率发生了矛盾,日子一久,又产生了新的社会问题,如人才外流、人口老龄化、中产阶级日渐削弱等。这个问题已发展成为“英国病”的新病因。

保守党重新执政及其政策保守党在1945年大选中惨败之后,从两个方面进行了改组和调整。一是改善党的形象,吸收了一批新人进入核心圈子,这批新人包括有专家、经济学家等,以期给选民一个崭新的面孔。二是修改调整了党的纲领,采用了许多新口号,如“把财产分散给尽可能多的人”、“职员参加利润分配。”这些口号更多的是说给广大选民听的,目的在于适应战后形势发展。

与此同时,工党政府却因一系列的经济问题狼狈不堪,企图削减福利开支却得罪了广大选民,企图插手国际事务、维护大英帝国殖民体系,却背上了沉重的军备包袱,到1951年,工党政府财政赤字高达4.6亿英镑,受到保守党猛烈抨击和非难。工党决定于10月提前举行大选,结果在选举中败北。保守党以丘吉尔为首重组内阁,对工党政府的许多政策实施反攻倒算。

丘吉尔内阁针对财政经济状况恶化、福利支出负担过重等情况,提出“金融复兴特别纲领”,决定削减粮食和原料等项的进口额,削减保健、社会保险、社会服务事业等开支。1954年,政府还降低了超额利润所得税,进一步扩大了收入不平衡的差距。但是,在国有化问题上,保守党仅仅取消了冶金工业国有化法案,对其他行业的国有化未作改变。在福利政策方面,也没有采取大倒退政策,基本继承和沿用了工党政府建立的福利制度框架。在这两个问题上,保守党与工党的基本一致,反映了英国战后社会改革和国有化政策的深刻社会背景,也反映了人民群众对社会改革的支持是难以逆转的。二、法国的政权更替和经济发展

战后法国的政治经济局势1944年6月法国解放,8月成立了以戴高乐为首的临时政府,国内外抵抗运动各派力量包括共产党,均被聚集在这个政府中。从各派力量对比看,戴高乐领导的自由法国运动曾是民族复兴的象征,战后当然领导法国和政府,共产党也予以积极支持。但是,在建立什么样的新国家问题上,戴高乐派与法国左派之间分歧甚深。戴高乐期待继续发挥他在战时确立的政治领导地位的影响,将法兰西建成一个总统制而不是议会制的国家。在总统制体制下,戴高乐将拥有更大的权力,用以推行他的政治纲领和各项政策。政府对总统而不是对议会负责。

但是,以共产党、社会党、人民共和党组成的左派联盟,主张建立一院制议会体制,实行村社和地方自治。在多党制议会中,左派可以更好的发挥自己的政治影响。此外,还有一些党派主张恢复战前第三共和国时代的体制。这个问题提交给全民投票公决。1945年10月21日,全民投票结果,否定了第三条道路,同意组织立宪会议起草新宪法,决定国家新体制。在立宪会议选举中,法共获152席,社会党获142席,人民共和党获141席,余下81席为各类激进派、右派组织所得。这个局面,加强了左派对战后体制选择的力量,也加深了左派与戴高乐派之间的分歧。

1945年11月,戴高乐组织新政府,3个左派组织各有5名成员进入,法共获得4个部长和1个副总理职务。新政府中,戴高乐派只有6名成员。其后,戴高乐与新政府之间的矛盾不断升级。12月间在讨论预算及军事贷款问题时,左派组织联合反对戴高乐,1946年1月20日,戴高乐宣布辞职。社会党人弗里克斯·古安接任政府总理,形成左派三党执政的联合内阁局面。

战争给法国经济造成1.4万亿法郎的惨重损失。由于国土沦陷,横遭战火烧夷和掠夺,法国国民经济基础工业破坏严重,战争结束时,运输业已处于崩溃状态,工业产值仅为战前水平的20%。

农业经济被破坏程度亦很严重,产量降至战前水平的50%。戴高乐政府采取一系列政策来稳定经济,并没收了战时与法西斯合作的北部资本家的一些厂矿企业。1944年12月至1945年12月,政府宣布将北部煤矿、雷诺企业、诺姆洛讷飞机制造公司、民用航空、银行业和信用贷款收归国有。这些国有化政策,为战后政府稳定经济,加强国家调控经济能力起到了积极作用。古安政府时,进一步加强了国有化趋势,将煤矿、煤气、电力生产部门完全国有化了。

法兰西第四共和国左翼三党联合政府组成后,即着手制定民主新宪法。在立宪会议的宪法委员会中,社会党与共产党的代表居多数,他们较顺利地起草了一部单一议院体制、强调保障劳动者经济和社会权利的宪法草案,并获得立宪会议通过。但这部宪法遭到反对党及戴高乐的强烈抨击反对,并于1946年5月5日全民公决时被否定。在6月2日举行的第二届立宪会议选举中,左派三党仍居前列,获胜的人民共和党组阁,乔治·皮杜尔取代古安出任总理。在修改宪法过程中,左派采取现实态度,制定出一部保留资产阶级权利和传统秩序的新宪法,并于1946年10月13日全民投票通过,于12月24日正式生效。法兰酉第四共和国宣告成立。

1946年11月的议会选举,社会党获胜,组织了一党政府,里昂·勃鲁姆出任总理,但仅维持几十天,于1947年1月被保罗·拉马第取代。拉马第组成左派三党联合政府,法共得到5个部长职务,其中弗朗索瓦·皮担祐了国防部长一职。由于法共政治影响日渐增长,在政府中获得重要职位,引起右翼势力猜忌,左派政治联盟内部矛盾也日益激化,发生了进一步分化。1947年4月,法国发生罢工浪潮,法共予以支持,社会党借机排挤法共,法共宣布退出政府。左派三党政治联合即告破裂。此后,法国政坛更加风雨飘摇,政府危机层出不穷。从新宪法生效到1958年5月戴高乐重新上台,12年间政府更换19次,足以说明第四共和国迅速瓦解的原因。

第四共和国建立后,政府采取一系列经济改革措施,努力发展国民经济。总的政策仍然是坚持国有化的方向,继续实现重要经济部门的国有化。1947年初,政府制定出“莫内计划”,对煤、电、钢铁、水泥、农机、运输六种主要工业部门规定了为期四年的生产指标;并计划大量进口原料和机械;同时由政府投资,在罗纳河流域兴建大型电力工程。这个计划对法国经济恢复产生了积极影响。1947—1948年,法国工业生产恢复到并部分超过战前水平,生产呈继续增长趋势。同时,法国得到马歇尔计划的数十亿美元,并无偿使用尚未释放的德国战俘劳动力,无疑也有助于法国经济的发展。到50年代,法国经济稳定增长,平均增长速度虽然落后于美国、西德、日本等国,但一直比英国要高些。但是,在第四共和国时期,经济发展的矛盾日渐突出,国有化政策产生的低效率和巨额亏损开始困扰法国经济。加之不断进行的保护殖民地利益的战争,使法国军费空前增长,消耗不断增加,给经济发展带来更为沉重的负担。这些因素导致第四共和国经济难以高速发展,并构成了政治上的危机。

法兰西第五共和国战后,在世界范围内兴起了如火如荼的民族独立运动。法属殖民地如印度支那、阿尔及利亚等地区,民族独立运动都发展成武装斗争的局面。第四共和国政府采取严厉镇压政策,不断向殖民地增派军队,军费也急剧增加。但是,镇压政策并没有奏效,反而使法国政府陷于政治经济困境,危机重重。1958年5月13日,驻阿尔及利亚法军将领发动兵变,兵变迅速蔓延到法国境内,政府再度出现危机。当时,兵变策划者和国内一些政治集团都希望戴高乐能出山主政,戴高乐也发表谈话说他已准备好承担国家领导重任。现任政府总理皮埃尔·弗林姆兰和总统科蒂与戴高乐举行了谈判,决定按戴高乐提出的条件交权。5月28日,政府辞职,总统于29日发表咨文,呼吁议会给予合作,否则总统也将辞职。6月1日,戴高乐正式接管政府,出任总理。

戴高乐制定的政治纲领主要有两项内容,一是建立总统制的新政体,全面解决法国政治经济危机,二是结束殖民战争,政治解决殖民地民族独立问题。

1958年6月12日,新宪法起草工作开始,9月4日,新宪法草案由戴高乐正式提交给法国人民会议。新宪法加强了总统权力,削弱了议会作用,规定总统为国家元首,拥有广泛的行政任命权,包括任命总理,总统可以解散议会,有权在紧急状况下行使独裁(这期间不能解散议会)。总统由选举团选举产生,任期7年①。新宪法于9月28日举行的全民投票中获得通过。根据新宪法,法国在同年11月举行了国会选举,12月21日举行了总统选举,戴高乐当选为法兰西共和国总统,标志着第四共和国的结束和第五共和国的正式建立。

戴高乐上台后,制定了一系列经济措施,努力发展国民经济,首先在短期内稳定了国内经济市场,缓解了通货膨胀、国库亏空、外贸逆差等矛盾。从1958年开始,政府实施了三个现代化和装备计划,到60年代末,使法国国民经济获得明显的进步与发展。60年代,法国工业生产年增长率达到6.9%,不仅高于英国和美国,而且超过了联邦德国。在农业方面,于60年代初完成了机械化,产值逐年上升,60年代末,法国由农产品进口国转变为世界第二大农产品出口国。

法国实现经济高速增长的措施主要是:加强通过国有化手段实现国家对经济的干预,并辅之以资本主义的计划化,确定发展目标,努力促进经济增长;摆脱法国经济对美国及马歇尔计划援助的影响,面向欧洲市场,努力联合欧洲国家发展共同市场,扩大贸易出口,建立独立的民族经济;鼓励和积极推进科技进步和全民教育事业,不惜投入巨额资金发展高科技产业和支持科学研究活动,国家投资开办职工职业培训工作,有力促进了劳动生产率的提高;重视国民经济综合平衡发展,工业现代化与农业现代化并举,使农业稳定增长,为工业提供了必备的基础条件、劳动力后备军和良好的产品销售市场。

在殖民地问题上,新宪法规定成立新的法兰西共同体以取代法兰西联①1962年,宪法修正案规定总统直接选举,虽然国会反对,但却在公民投票中以62.5%的多数获得批准。邦,各附属国在内政方面享有自治权并保留随时退出共同体的权利。多数殖民地当局批准了新宪法,只有几内亚宣布于1958年10月独立。1960年,除法属索马里外,其他殖民地都宣布独立,阿尔及利亚问题也得到政治解决,法军撤回本国,法国自从1939年9月以来第一次获得了和平。三、北欧国家社会民主党政府及其福利国家政策

社会民主党政府战后北欧五国,即瑞典、丹麦、挪威、芬兰和冰岛都相继建立了社会民主党政府。瑞典社会民主党早在1932年就取得选举胜利组阁,1944年它再次在议会选举中获胜。丹麦社会民主党虽在1945年10月选举中失败,但很快于1947年10月的选举中获胜组阁。挪威和冰岛的社会民主党(工人党)都是1945年大选获胜组阁的。芬兰战后初期建立了民主合作政府,它是由在大选中获胜的社会民主党、农民联盟和芬兰人民民主联盟共同组成的。1948年,社会民主党在国会选举中获胜,组织起一党政府。

北欧国家社会民主党政府均在战后大力推行社会改革政策,广泛实行民主社会主义的社会改良,利用国家调节手段监督发展经济,并建立起旨在保障劳动者社会政治经济合法权益的国家政策体系。其中“福利国家”政策被普遍推行,对稳定战后国内社会政治经济秩序,发展经济,起到了明显的促进作用。战后至50年代初期,北欧国家均摆脱了经济困境,相继出现了经济繁荣的景象。社会稳定,经济发展,是战后北欧国家的基本特点之一,也是社会民主党政府长期坚持社会改革政策的结果和社会民主党能长期执政的主要原因。

瑞典的福利政策以“福利国家”为特征的社会改革在北欧五国内各具特色,其中瑞典最具代表性。福利国家政策,早在1932年瑞典社会民主党第一次上台执政时就提出来了,它在“人民之家”旗号下推行。内容主要包括两个方面:一是建立各种保险制度,建立失业救济金、养老金、病休金和儿童津贴;二是提供各种免费或低费社会服务,如教育、医疗、托儿等。这种政策被称为“从摇篮到坟墓”的福利政策。二战后,社会民主党政府积极推行因战争中断了的社会福利政策,并有新的补充和发展。

1946年,瑞典议会通过基本退休金法案,规定凡67岁(后改为65岁)以上公民均可按月领取退休金,数额为退休前15个最高收入年份平均数的60%,来源为劳动者交纳的保障税。1975年,由劳动者个人交纳改为企业负担。1959年,议会通过补充规定,使领取退休金的情况和过去工资、技能、收入等级挂起钩来。全民医疗保险开始于1955年,内容主要有医药保证和病休津贴、婴孩、病孩家长津贴等。凡有正式收入的成年人按月缴纳收入的12.8%作为医疗保险税,即可免费就医。对因病、护婴、护理病孩的人实行90%的津贴,不满12岁的孩子的家庭,每年可领取两个月的特别家长津贴。高等学校实行免费教育,并提供奖学金和学生贷款(无息)。失业者可得到纳税后平均工资92%的救济金,在劳动市场,失业者可得到现金救助。在住房方面,政府大规模兴建住宅,用津贴方式提供给居民。此外,国家还兴办养老院、提供家庭服务等各项社会服务。瑞典的福利国家政策比之其他资本主义国家,政策系统完备,福利水平高,受益面广,社会效果显著,被称之为“福利国家的橱窗”。

但是,随着福利国家政策的长期推行,瑞典国家经济出现了许多新问题,从70年代起不断困扰国家经济发展。首先是巨额公共开支加重了财政负担,引起巨额财政赤字,刺激了通货膨胀不断加剧。其次是劳动积极性下降,生产增长率降低,导致产品竞争能力下降,出现经济结构危机,失业率上升。再则是沉重的税务负担,企业、个人和社会都不堪担负,造成企业后劲不足,设备改造更新缓慢,经济效益下降等问题,影响到整个国家生产水平,也使国民收入增长滞缓。这些问题被称作“瑞典病”,久治难愈。

职能社会主义与社会党国际北欧国家社会民主党政府的战后社会改革措施的理论基础是民主社会主义,也称“职能社会主义”。社会民主党认为,这是通过社会改良方式实现社会主义的政治目标。其实,从国家本质上看,包括瑞典在内的北欧国家仍是典型的国家资本主义社会,这是战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社会政治经济发展的新形式。所谓的“职能社会主义”仍然是国家资本主义意识形态的一种体现。由此可见,类似“瑞典病”这一矛盾,恰好是资本主义发展到国家资本主义阶段,社会政治经济矛盾和危机的制度特征。1951年6月30日,世界上34个国家的社会党、工党、社会民主党组织在联邦德国的法兰克福召开大会,决定正式成立社会党国际。经过战后数十年发展,社会党国际已发展成拥有69个组织成员、在十多个国家入阁主政的国际组织,尤其在欧美资本主义国家中发挥着愈来愈重要的影响。

社会党国际的历史可以追溯到19世纪社会主义运动和第二国际。一战后,第二国际破产派生出伯尔尼国际和维也纳国际即第二半国际,1923年,这两个国际联合组成社会主义工人国际,它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基本中止了活动。二战后期,西欧社会党人重又开始建立新国际的活动。经过1945年3月伦敦会议、5月克拉克顿会议,于1947年11月安特卫普会议上正式建立了社会党国际的常设机构,即国际社会党委员会。在其后几年中,数次召开代表会议,到法兰克福会议已是第八次代表大会。法兰克福会议讨论并通过了社会党国际组织的章程和纲领,选举了领导机构,确立了组织机构,总部设在英国伦敦。摩根·菲利普斯当选国际主席,尤利乌斯·布劳恩塔尔当选国际书记。

社会党国际的理论基础是“民主社会主义”,它综合了近代以来社会主义运动中形形色色的政治思潮,如伯恩施坦主义、考茨基主义、饶勒斯主义、凯恩斯主义、存在主义等等。马克思主义也被视为其中的一个组成部分。这个庞杂的思想体系的出发点即是指导思想的多元化,《社会党国际成立宣言》中宣称,各成员党不必受某一思想约束,可独立持“中立的世界观”。社会党国际奉行的“民主社会主义”,既是一种理论,也是一种政治实践。战后实践中出现了多种类型,如联邦德国的“参与社会主义”,北欧和英国的“职能社会主义”,法国的“结构改革社会主义”等。它们的共同点在于,都以社会主义为政治目标,具体讲就是指导思想多元化、政治民主化、经济民主化、社会民主化、文化进步和国际民主化,实现政治目标的途径是和平与民主。

社会党国际战后发展经历了两个阶段。战后至60年代,基本理论与政策受西欧大国政治环境影响,虽然提倡民主、自由、平等,提倡消灭阶级差别,保障劳动人民政治经济权益,但有鲜明的反共主义色彩,把推翻共产党执政的任务放在重要位置上,并在外交上坚持东西方对抗、维护殖民主义政策。70年代以后,社会党国际逐步缓和了与共产党的关系,奉行较为现实的社会改良政策,但仍然既批判资本主义又否定共产主义。

第三节 杜鲁门、艾森豪威尔政府的对内政策与美国社会经济

一、反共、反民主浪潮和麦卡锡主义

对内政策反动性的加强战后初期,当欧洲和其他一些地区由于法西斯主义被粉碎而在政治上出现某种程度的松动时,美国却在内政上大大强化了反动统治。战争期间及战后美国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的进一步发展,垄断组织对国家机器控制的加强,以及垄断资本推行独霸全球的侵略计划,是导致对内政策反动性加强的根本原因。统治集团力图把那些反对其对外政策方针的民主进步力量压制下去,以保证自己在夺取世界霸权的斗争中有巩固的后方,在反苏冷战中增加自己的筹码。

还在战争结束前夕,美国统治集团就开始以“叛国”、“间谍”为名向国内进步人士进攻。1945年6月,美国战略情报局指控享有声誉的学术性刊物《亚美》杂志窃取并披露了它内部的“机密”报告,并扣上“叛国大罪”的骇人听闻的帽子。其实,那些材料不过是国务院前一时期对美国驻中国记者所作的无关重要的简况介绍。1946年,加拿大发生了一起“苏联间谍案”并涉及美国原子弹研究部门,由此在美国掀起了苏联“极权主义”和国内共产主义威胁的喧嚣。1947年3月22日,即杜鲁门主义宣布后10天,杜鲁门签署了9835号行政命令,即所谓“忠诚调查令”。命令对所有250万机关职员、学校教员和研究人员等进行忠诚检验。在执行忠诚调查计划的五年期间,联邦调查局审查了400万左右的联邦政府雇员和申请政府职位的人。2000多人被解雇或被迫辞职。他们大多数不过是发表了不同政见,或仅仅与共产党的同情者有过一般交往。1950年,全国忠诚复审委员会主席塞思·理查森承认,在被解职的这些人当中,“一个间谍案件的证据也没有发现”。在忠诚调查期间,军队、地方政府、社会各界及私人企业也都开展了忠诚调查和忠诚宣誓。全国有1350万人,约占全部劳动力的1/5,受到某种形式的忠诚或安全调查。当时,一个人一旦受到全面调查,就成了嫌疑分子,邻居不敢和他打招呼,其子女不能参加童子军等。

美国当局的反劳工活动也在反共歇斯底里的叫嚣中加紧进行。1947年6月,参众两院通过了《塔夫脱-哈特莱法》,即《1947年劳资关系法》。这项法案是由全国制造商协会和美国商会的法律顾问们草拟的。杜鲁门害怕失去工人选票,否决了这一法案。但国会两院以多数票再次通过。其主要内容是,禁止全国性同业工人的集体谈判,集体谈判的范围只限于50英里之内,禁止工会与资方订立只许雇用工会会员的合同;司法部有权制止罢工,法院有权发布命令,80天内不准罢工;禁止支援性抵制;禁止联邦政府工作人员举行罢工,参加罢工者立即予以开除并禁止在三年内担任国家职务;禁止共产党员担任工会领导职务;工会负责人必须呈交非共宣誓书,说明自己不是共产党员或同共产党有联系的组织的成员,说明自己不赞成共产党的观点,不鼓吹用武力或违犯宪法的手段推翻美国政府。美国当局不仅用这一条反对共产党的领导人,而且也用来反对任何可能被指控为共产党人的进步工会领导人。塔夫脱-哈特莱法的一个主要特点,就是从根本上修改了1935年的《华格纳法》,取消了工人阶级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夕通过顽强斗争获得的那些工会权利。

美国进步工会领袖们愤怒谴责塔夫脱-哈特莱法旨在重新建立对劳工的“禁令统治”,他们抨击资方掀起“精心策划的、穷凶极恶的运动以摧毁或者摧残劳工运动”。广大工人谴责该法是“奴隶劳工法”,并为废除该法坚持了多年的斗争。

1948年7月,政府依据1940年国会通过的《史密斯法》,以“阴谋活动”的罪名对以威廉·福斯特为首的12名美国共产党领袖提起公诉。审讯把共产党说成是“阴谋组织”,而把全体共产党员说成是“阴谋”参加者。审判终了时,不仅被告被判罪,连辩护人也被判罪,其罪名是积极为被告辩护而“藐视法院”。联邦最高法院拒绝接受被告的上诉书,并判定《史密斯法》符合宪法。美国共产党全国委员会当时在声明中指出,这个判决“破坏了长达160年之久的人权法案。保障言论、出版和集会自由的第一条修正案已失去它原有的意义了”。联邦最高法院非法剥夺了美国一个政党应享有的宪法权利和自由。

在反共高潮中和在美国侵朝战争的背景下,美国国会于1950年9月通过了《国内安全法》,即《麦卡伦法》。该法由两章组成:第一章是1950年颠覆活动管制法,第二章是1950年紧急状态期间拘留法。其矛头对准一切进步组织,首先是美国共产党。这项法律把共产主义说成是在“一个外国政府”领导下的、要“在世界各国”建立“共产主义的极权独裁制度”的一种“阴谋”。并根据这种诬陷规定,所有“共产党组织”都要在司法部进行登记,还授权总统,在其认为国家处于“非常状态”时期,可通过司法部把“共产主义组织”的成员无限期地关押。《国内安全法》是对人权法案和美国宪法规定的公民权利的公然践踏。

1949年8月苏联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10月中国人民革命取得了胜利,这两件事使美国统治集团受到沉重的打击。他们大肆渲染“共产主义威胁”笼罩于美国大地。共和党则加紧了对执政的民主党的攻势。他们指责民主党政府是“丢失中国”的罪魁,并且“面对共产党的渗入丧失了辨别能力”。正是在这反共主义的一片喧嚣声中,麦卡锡主义出笼了。

麦卡锡主义1950年2月9日,共和党参议员约瑟夫·麦卡锡在西弗吉尼亚州惠林市发表演说,指责国务院中“充斥着共产党人”。他声称,“我手中有一分205人的清单,这些人是在国务院工作、却从事颠覆活动的真正共产党人”。不过后来减为57人,不久又增至81人。从此,麦卡锡就开始了法西斯式的迫害活动,以他的名字命名的“麦卡锡主义”此后在美国政治生活中统治多年。

麦卡锡煽动反共歇斯底里,到处捕风捉影,任意指控,制造白色恐怖。受麦卡锡攻击的人,从政府官员到好莱坞电影演员的广大社会阶层,当时几乎没有什么东西是不能被怀疑的,而受到怀疑就等于有罪。对许多人来说,受麦卡锡委员会传讯就意味着被解雇工作、丧失社会地位和被列入“黑名单”。很多美国人天天担心忽然祸从天降。许多教师、工会会员和公务人员被“从他们的职位上赶走,全国各地成千上万人的生计被毁了”。在这种白色恐怖下,社会学教师如果不骂“共产主义奴役”,就有被解雇的危险;辛辛那提棒球红队一度改了名字;连美国小姐候选人都必须陈述对卡尔·马克思的看法。1950年至1952年期间,麦卡锡周游全国,对罗斯福和杜鲁门民主党政府的对外政策,特别是对华政策横加攻击。与中国问题有关的外交人员如谢伟斯、戴维思、范宣德和欧文·拉铁摩尔等均遭审查和迫害。许多民主进步人士和科学家亦不得幸免。被称为原子弹之父的罗伯特·奥本海默先是被怀疑为苏联间谍受到指控,后被诬犯有叛国罪,最后被剥夺了参加绝密工作的权利。170个以上的进步团体遭到迫害。150个城镇通过并实施各自的“共产党登记法”,并据此逮捕美国共产党人和进步人士。许多加入美国籍的外国侨民遭到严重迫害。

麦卡锡主义的出现,遭到了美国共产党、一些劳工组织和进步团体的有力揭露和坚决斗争。报刊上出现了强大的反麦卡锡主义的舆论力量,许多城市爆发了抗议示威。另一方面,麦卡锡主义也危及统治阶级的根本利益。杜鲁门政府的反动政策为麦卡锡主义的生长创造了条件,但反过来又自食其果,遭到麦卡锡的一连串攻击。共和党右翼利用麦卡锡主义对民主党政府的“揭露”,为1952年大选获胜铺平了道路,但到了1953年底,麦卡锡达到了权势的顶峰,居然把矛头对准了艾森豪威尔政府。麦卡锡利用他担任参议院政府活动委员会和这个委员会的常设调查小组委员会主席的身份,把指控的范围扩大到美国陆军,终于为当局所不容。1954年12月,参议院通过了谴责麦卡锡的议案。麦卡锡丢掉他在参议院的所有主席职位。从此,麦卡锡主义作为美国政治生活中极端反共反民主的潮流而载入美国史册。但是,由于麦卡锡主义植根于美国垄断资产阶级反动的内外政策、特别是全球霸权主义,只要美国当局坚持这一逆潮流而动的政策,麦卡锡主义的阴影就不可能彻底消除。二、杜鲁门的“公平施政”

杜鲁门政府面临的新问题战后美国在推行反动的内外政策的同时,为着巩固统治和推行全球霸权主义的需要,也不能不实行社会经济改革。首先被提出的是杜鲁门的“公平施政”纲领。

杜鲁门在战争取得胜利的形势下,面临着一系列新的棘手问题。首当其冲的是军队的复员,1945—1946年美国经历了“武装力量瓦解”的过程。五角大楼原计划一年内只复员200万人,但由于士兵们纷纷要求尽快返回家园,复员人数骤然增加造成国内就业、住房和教育等方面的种种困难。美国工人阶级为争取提高工资和改善福利待遇,保持和扩大战时获得的经济利益,从1945年秋季起掀起了巨大的罢工浪潮。杜鲁门承认说,“劳工纠纷在大战行将结束的几个月内发展了起来,并在我任总统的初期突然激烈起来。这是我作为美国总统所面临的国内问题中最困难和旷日持久的问题之一”。此外,黑人反对种族歧视,争取民权的斗争也在加剧,加上通货膨胀、物价飞涨、房荒问题严重等等,都使阶级矛盾进一步激化,社会不稳,并有可能导致30年代大危机的再现,这一切又影响了美国全球扩张政策的推行。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杜鲁门政府提出了它的“公平施政”纲领。“公平施政”的内容和实质1945年9月6日,杜鲁门向国会提出战后第一个关于内政问题的综合性咨文,内容21点,包含了“公平施政”纲领的基本内容。1949年1月5日,杜鲁门在提交国会的年度咨文中,正式提出“公平施政”的政策纲领。把过去各种建议合并起来,形成一个更广泛、更系统、更具体的计划。计划包括,制订就业法案;继续冻结物价和房租,控制通货膨胀,建造廉价公共住宅;实行国民健康保险;扩大社会保险范围,提高最低工资限额;保护和开发自然资源等。其中最关键的一项是就业问题。1946年2月20日杜鲁门签署了《1946年就业法》,规定由联邦政府协调并利用其计划、政策、职权和资源,来保持为寻找工作的人提供有益的机会,保证最大限度的生产和购买力,以避免再次出现30年代的大萧条。从而把政府的宏观调节提到了一个新的水平。杜鲁门大肆鼓吹所谓的“公平施政”并许愿说,“我国居民的每个阶层和每个人”,“都有机会从我国日益增长的繁荣中获得他们公平的一份”。他把“公平施政”夸耀为他第一次提出的“自由主义和进步主义的详细纲领。”“公平施政”实质上是罗斯福“新政”式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的继续和扩大,只是此时的国家干预变得更加不可缺少而成为美国资本主义结构的有机组成部分;其目的在于用国家干预的手段,通过自由主义的改良措施,掩盖资本主义剥削,缓和阶级矛盾,防止社会革命,同时延缓经济衰退并最大限度地促进私营企业的生产。此外也是为了抵制社会主义国家消除剥削和实行广泛的社会福利制度对资本主义国家劳动人民的影响,为其“冷战”政策和全球霸权主义服务。“公平施政”的提出使杜鲁门在1948年11月的大选中出人意料地击败了共和党人杜威,蝉联总统之职,恢复了民主党在参众两院的优势。但“公平施政”本身取得的成就是非常有限的。所谓“公平施政”,所谓每个美国人都会获得“公平的一份”,在美国这样一个垄断资产阶级统治的国家无异于对劳动者的欺骗。至于许多改良主义立法,除建筑廉价公共住房、清除贫民窟和将每小时最低工资提高为75美分等项获得通过外,其他许多重要立法由于受到主张维持现状,反对改良,反对政府干预经济的保守派的竭力反对而未获通过。实际上“公平施政”是雷声大雨点小。到1950年,杜鲁门政府忙于侵朝战争和应付国内的所谓“颠覆”活动,公平施政就偃旗息鼓,宣告了自己的失败。三、艾森豪威尔的现代共和党主义

社会经济政策的二重性1953年1月艾森豪威尔宣誓就任美国总统。这是共和党人在民主党执政20年后第一次胜利。艾森豪威尔的内阁成员大多数是百万富翁,被称之为“大亨施政”。来自通用汽车公司的新任国防部长查尔斯·威尔逊说得明白:“多年来我一向认为对我们国家有利的,对通用汽车公司也必然有利,反过来说,也是这样”。内政部长道格拉斯·麦凯用一句话概括了内阁全体成员的看法:“我们是代表工商业来这里执政的”。

艾森豪威尔刚上台时,许多美国人都以为要有所变化。特别是共和党保守派,把艾森豪威尔的上台看作是民主党人20年来社会改良的结束,和传统共和党主义的复辟。但是,艾森豪威尔政府在内政上走的是一条被称为“现代共和党主义”或“能动的保守主义”的中间道路。它表现为主要社会经济政策上的二重性:自由放任与政府干预互相渗透。一方面承袭20年代在共和党内居于统治地位的联邦政府不干预经济问题的某些传统思想,主张坚决压缩公共开支、缩小联邦政府的活动规模;一方面又认可甚至扩大罗斯福新政以来民主党政府所实行的某些社会经济政策。例如,艾森豪威尔执政八年期间,曾试图平衡预算,取消战时对物价与工资的管制,以前所未有的规模将战时急剧增加的国家财产和国有企业廉价出售给私人垄断组织。还呼吁各州和地方更多地承担原来由联邦政府承担的职责。但是,这种把联邦政府的职责大量转移给州和地方政府以及私人企业的尝试是注定要失败的。在艾森豪威尔任职期满前一年的1960年,联邦政府的规模和结构基本上与1952年没有什么区别。

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的发展潮流上述情况说明了一个基本事实,即新政以来美国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的发展在50年代已成为不可逆转的潮流,共和党执政也不能反其道而行之。艾森豪威尔1954年说:“如果任何政党试图废除社会保障和取消劳工法律及农场计划,那么你将会在我们的政治史上不再听到这个党了”。因此,从总体上看,艾森豪威尔政府执政期间基本上沿袭了民主党的社会经济政策,在某些方面还有所扩大。

例如,1954和1956年,艾森豪威尔促使国会两次修改社会保障法,使过去未享受保险待遇的几百万人纳入保险计划,失业保障范围也有所扩大。到1960年,得到社会保障立法的人达到5800万。1955年的新的最低工资法将最低工资额由每小时75美分增至1美元。1957年,苏联第一颗人造卫星上天后,美国国会于1958年9月通过了国防教育法。依照这项法律,对大学生提供长期低息贷款,改善中学的基础教育,特别是扩大自然科学和外语教学的范围和提高教学质量,从而使联邦政府在教育方面承担起更大的责任。

艾森豪威尔政府还承担那些风险大、利润低或是私人与地方无力包揽的事业,而这些事业又与私人垄断组织的利益休戚相关。例如,艾森豪威尔政府一方面支持私营爱达荷电力公司承包在斯内克河的赫尔斯峡谷的水坝工程,另方面却要求联邦政府承担耗资多、发电量相对要小的科罗拉多河上游的水电工程。被认为是最有成就的一项创举是1956年制订的州际《公路法》。根据这项法律,联邦政府将为建造州际公路承担90%的费用。在13年中耗资310亿美元,建设了41 000英里州际超级公路网,这是美国历史上最大的公共工程。公路建设推动了旅游业和郊区的发展,并且使私人汽车取代公共交通设施成为美国主要的交通工具。

可见,艾森豪威尔作为共和党总统,没有也不可能中断国家垄断资本主义发展的进程。他在某些方面甚至扩大了民主党人的社会经济改良。所不同的是,他主观上倾向于削减政府开支、实行自由企业制度等共和党传统的目标,在实践上却顺应国家垄断资本主义日益发展的趋势。他在任期终了时对“军事—工业复合体”的巨大影响感到不安并在告别演说中发出警告,正是他矛盾心理的写照。四、40—50年代美国的工人斗争和民权运动

工人斗争及其艰苦处境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杜鲁门政府未能有效地控制物价的上涨,黑市活动猖獗,工人实际工资下降,而资本家的利润却不断增加。1945年至1946年,净利润增长50%以上。工人挣脱了战时不罢工“保证”的束缚,起而抗争。从1945年秋季起,要求增加工资的罢工浪潮高涨起来。1946年参加罢工人数达460万,共损失1.16亿个工作日,相当于战争年代因罢工损失的工作日总数的3倍多。不论是从损失的工作日来看,还是从参加罢工的人数来看,1946年都是美国历史上创纪录的一年。杜鲁门态度鲜明地站在企业主的立场上,威胁说要将所有举行罢工、反对政府的工人征召入伍。国会于1947年6月通过的塔夫脱-哈特莱法公然破坏了工人的罢工权。使工人斗争遭受很大打击。1947年至1948年罢工有所减少。但1949年和1950年又出现大罢工浪潮。罢工限于经济斗争,基本上围绕如何分配因生产率提高而带来的收益问题。工人提出的主要是增加工资、缩短工时、改善劳动条件和福利待遇等经济要求,并未表现出政治上的新觉醒。

50年代艾森豪威尔执政时期,1959年曾爆发钢铁工人大罢工,历时116天,是美国历史上最长的罢工之一。这是一场反对任意解雇工人、保卫工人就业权利的斗争,同时也涉及劳动报酬问题。罢工在工人的要求获得某些满足后结束。但整个说来,50年代工人斗争相对沉寂。这一方面是由于政府当局和麦卡锡主义造成的高压恐怖气氛;另方面则由于垄断资产阶级及其政府利用科技革命的成就,主要通过提高劳动生产率和社会改良等比较隐蔽的手段进行剥削,一定程度上模糊了工人的视线,削弱了他们的战斗性。还有一点不可忽视的事实,那就是政府和大公司利用工会来约束和控制工人。无论是“劳联”还是“产联”,其领导都控制在机会主义首领的手中。他们都宣称与共和党政府合作,支持反共“冷战”政策,支持侵朝战争。“劳联”和“产联”的职员于1950年底都按《塔夫脱-哈特莱法》,签署了宣誓书,声明他们不是共产党人。“产联”在1949年和1950年开除了11个所谓受共产党影响的进步工会。1955年12月,“劳联”、“产联”正式合并,名为“美国劳工联合会和产业组织联合会”,简称“劳联-产联”。合并后的工会领袖继续推行其反共和阶级合作的政治路线。美国工会运动基本上被纳入美国政府和立法可以控制的范围。美国工人阶级的斗争情况更为艰苦和复杂了。

走向觉醒的黑人民权运动美国当局反动的高压政策和美国共产党及工人运动遭受的挫折,不能不影响到美国黑人运动,使其自二次大战结束至1955年底的十年间基本上处于低潮时期,斗争主要方式是争取通过有利于黑人的立法和在法院进行起诉一类的合法斗争。但是,黑人劳动群众决不会使自己长期局限于美国当局限定的合法范围,他们终于在50年代中期以后逐步掀起斗争的高潮,成为冲破美国社会相对稳定的巨大力量。

这一高潮的形成有着深刻的国内外根源。在美国,对黑人的种族歧视是根深蒂固的。二次大战期间,大批黑人走上反法西斯战争的前线,作出了巨大牺牲与贡献,但在战争胜利后仍然得不到平等权利。当时约占全国总人口11%的黑人生活在社会的最底层。1952年黑人的工资只有白人的一半,失业人数却是白人的两倍。许多地方黑人仍然被剥夺选举权。南部12个州在交通、公共场所、学校教育等方面实行种族隔离。三K党等种族主义组织的私刑及其他恐怖活动,使黑人连起码的人身安全都没有保障。但当美国黑人放眼世界时,亚非拉民族解放运动正在兴起,特别是非洲民族解放运动的成就给了他们很大的鼓舞。1955年4月亚非万隆会议,在美国各阶层黑人中引起了广泛反应。在一次民意调查中,纽约哈莱姆大多数黑人居民都对万隆会议对黑人争取权利斗争的影响作了肯定的回答。

正是在上述背景下,美国黑人日益觉醒并把运动推向高潮。1955年底蒙哥马利城黑人抵制公共汽车的运动,是高潮到来的标志。该年12月1日,亚拉巴马州蒙哥马利市一位黑人妇女因在公共汽车上拒绝把座位让给白人而被捕入狱。这件事激起了全城5万黑人的义愤,他们团结一致,对公共汽车进行抵制。成立了蒙哥马利协进会,并推举青年黑人牧师小马丁·路德·金为主席,以指导运动。运动坚持了近一年时间,有的人为上下班每天得走14英里,有的运动领导人和积极分子房屋被炸,有的失去了工作。广大黑人在危险与恐怖中生活。但他们坚持斗争,直到公共汽车公司撤销了隔离制度。1957年9月,阿肯色州9名黑人学生到小石城中心中学入学。州长奥瓦尔·福布斯调动阿肯色国民警卫队在学校布岗阻止黑人学生上学,1000多名暴徒在市内逞凶,逢黑人就打。制造了激起全世界人民公愤的小石城事件。艾森豪威尔总统为了避免发生暴力事件,派遣联邦军队“保护”学校。这年夏天,在著名黑人领袖罗伯特·威廉领导下,北卡罗来纳州门罗城的黑人进行了集体武装自卫,成功地击退了白人种族主义暴徒的攻击。50年代的黑人斗争为他们60年代规模更大、更有组织、更具战斗性的斗争拉开了序幕。

第四节 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的发展与帝国主义的一体化

一、垄断资本主义发展的新阶段

战后垄断资本的新特点在二战的特殊环境中得到加强与发展的垄断资本,在战后经济复苏和发展过程中又得到进一步加强,使垄断资本发展进入新的阶段。

1948—1954年期间,美国每年平均有252家公司被大公司吞并,1955—1957年,这个平均数上升为514家。战后,资产过亿美元的公司在美国全部公司资产中的比重逐年增加,1950年达到50.8%,1955年超过了53.7%。50年代英国加工业中,资产逾2500万英镑的公司发展到34家,其在资产总额中的比重达47%。到60年代,垄断集中趋势仍在加强,制造业90%的销售额控制在5家公司手中。从50年代至60年代,5家公司控制75%的行业占整个制造业的比重由26%增至48%。在联邦德国,资产逾亿马克的公司1938年只有25家,占全国股份资本25%,1954年增加到39家,1957年发展至47家,占全国股份资本的44.4%。1950—1970年间,50家大公司的利润占整个工业部门总利润的比重由36%增加到50%。欧洲经济共同体内,50家大公司在采掘业和制造业中的控股权由60年代的35.1%增加到70年代的45.7%。到70年代末,销售额过百亿法郎的大公司,联邦德国35家,英国58家,法国29家,意大利9家,荷兰6家。这说明,战后垄断资本是在不断加强的趋势中发展的。

从根本上看,垄断资本发展的重要前提是垄断条件下的竞争。战后推动垄断资本发展的具体因素主要有,企业内部不断完善管理,扩大产品市场,增加竞争能力,使大企业垄断资本自身积累迅速增长;依靠经济危机、市场风险变化等时机加快对中小企业的并吞,完成生产进一步集中化;依赖科技进步,扩大企业规模和高技术产品含量,加强生产集中,系统分工,巩固垄断资本的企业基础;战后金融信用机构多样化发展,也为促进生产集中提供了有利条件。

战后垄断资本发展,从趋势分析,有如下几个新特点。一是生产向大公司集中的趋势不断加强,大垄断组织实力增长惊人,加强了对生产的控制和垄断。如联邦德国拜耳公司,60年代初营业额为32.6亿马克,70年代初为103.8亿马克,1983年猛增至408亿马克。菲利蒲公司年销售额为162亿美元,资产156亿美元,拥有34.3万雇员,成为超级垄断组织。二是巨型垄断公司数量不断增加,分布范围更加广泛。联邦德国、英、法等国销售额过百亿法郎的大公司数额一直在增加,这些公司组织拥有几十甚至数百家分支企业,在制造业、商业、农业、服务业等方面都占有优势。三是垄断公司在经济活动中的地位显著增强,对社会经济发展的影响空前增长。四是银行金融垄断资本实力空前增长,发展速度惊人。在20世纪初,拥有1000万美元资本就是大银行,但战后出现的大银行,资产均在千亿美元上下。

若从战后垄断资本发展形式分析,它有如下几个特征。一是生产水平集中即横向扩大,主要是同一部门内的集中,其结果是部门内出现大规模垄断企业。二是垂直集中亦称纵向扩大,是指相互联系的产业部门之间进行的联合或兼并,这是战后最具代表性的集中形式。三是混合集中即垄断组织的多样化发展。这是战后垄断资本发展过程中,针对集中的局限采用的新形式,它使垄断范围扩大到整个社会经济活动范围内。四是跨国集中即跨国公司的建立和发展。它标志着战后垄断资本发展的高峰。

国家垄断资本体系的形成国家垄断资本主义在资本主义发展早期就已出现物质基础,至20世纪初国家垄断资本初具形态,在一战后的欧洲,特别是德国,它得到较大的发展,逐渐向体系化过渡。国家垄断资本体系的最终形成确立是二战后完成的。

促使战后国家垄断资本体系形成的因素有三点,首先是资本主义私人垄断历史发展的必然结果。在自由资本主义过渡到垄断资本主义之后,垄断加剧了资本主义经济矛盾,造成一系列难以自排的危机,迫使私人垄断资本接受国家的干预和调节。这方面的理论准备如凯恩斯主义、芝加哥学派等已经比较充分,加之民主社会主义理论的实践化,国家垄断资本在战后欧洲迅速发展并不断走向成熟。从一定意义上说,战后欧洲出现的工党、社会党政府的经济结构改革措施,如国有化政策等,是国家垄断资本体系形成的政治催化剂和主要标志。其二是战争的特殊作用促进了国家垄断资本的形成。私人垄断资本成熟发展的欧洲也是两次世界大战的策源地,战争中需要通过国家利用非常手段来调动社会经济潜力为战争服务,就使大量基础工业部门集中到政府管理之下,列宁指出:战争异常地加速了垄断资本主义向国家垄断资本主义转变的过程。应该看到,通过战争中实行的管制性政策完成的国家垄断资本主义有很大的临时性和强制性,并不利于经济合理发展。但是,战时管制措施为国家垄断资本主义发展铺平了道路,清除了障碍,为战后国家垄断资本主义合乎规律的发展提供了必要的物质基础。最后是经济危机呼唤国家垄断资本主义发挥干预和调节作用,把国家垄断资本推向体系化和成熟。资本主义经济危机是其固有矛盾造成的,危机期间,单靠私人垄断和自发市场机制已无法缓解矛盾,无法通畅再生产循环过程,只有国家才能充当调和矛盾、挽救危机的“救世主”。虽然危机中发展起来的国家垄断资本具有某种临时性,但它是资本主义发展合乎规律的发展结果,是有内在必然性的。这一点与战争期间发展起来的国家垄断资本的性质是完全不同的。

总览战后国家垄断资本体系发展过程,它的主要内容基本由如下几方面构成。

一是国家垄断资本的企业体系。这个企业体系的核心是国有化企业,另外还有国有森林和矿山等。战后欧洲资本主义各国国有化企业数目增加迅速,在社会经济活动中地位突出,影响巨大。据统计,70年代末,法国、英国、意大利三国国有化企业在许多部门都是拥有绝对优势,而在采煤、电力、煤气、铁路、邮政和电讯业中,法、英、奥地利等国已是百分之百的国有化了。国有化企业在国内生产总值、全部就业和全部投资三项指标中所占比例,意大利分别为24.7%、25.4%和47.1%,英国分别为11.1%、8.1%和20%,联邦德国分别为12%、10.5%和12.7%,法国分别为13.5%、10.5%和30%。欧洲国家垄断资本企业体系到80年代仍呈发展趋势,如法国社会党执政后进一步推动国有化,使国有化企业职工人数、营业额、投资额等的比重均较前有所增加。欧洲国有化企业拥有一批巨型公司,如英国石油公司、法国雷诺汽车公司、联邦德国大众汽车公司等都名列世界50家大公司榜内。国家垄断资本的企业体系最显著的特征是占据着国家基础经济部门,这些部门企业投资高,利润低,风险大,需要国有化企业的特殊性来维持。正因为如此,国家垄断资本企业的经济效益常常不如私人垄断企业。

二是国家垄断资本的财政体系。国家财政收支在国民经济中占的比重逐年升高,是国家垄断资本高度发展的结果。1965—1983年间,法国财政开支占国民生产总值的比重从37.5%增至50%,英国从35.3%增至58.9%,意大利从32.9%增至56.6%,而荷兰已增至63.6%。这说明,欧洲国家垄断资本的财政体系空前庞大,已把半数以上的国民生产总值纳入国家直接支配体系内。

在这个体系中,收入主要依靠税收机制,如欧洲经济共同体各国政府收入半数以上来源于直接税和间接税,丹麦政府收入对税收机制的依赖达到82%,是西欧国家中最高的。政府开支体系包括国防、行政、投资、社会福利、补贴和救济等,主要发挥国家对经济活动的干预和调节作用。从收入和开支的政策出发点分析,国家通过垄断财政体系实现了部分社会再分配,缓和了社会分化的矛盾,增强了垄断资本的地位,促进了垄断资本的发展。

三是国家垄断货币体系。这个体系包括中央银行和国有化银行、国家信贷机构、国家货币金融政策三方面内容。战后欧洲国有化政策之一就是实施中央银行国有化,使其成为国家垄断资本用以干预和调节社会经济活动的中枢职能机构。国家信贷机构以政府为后盾,发挥着维持经济正常运行的重要作用,它们的业务活动通常都能体现国家金融政策。政府的货币金融政策通过中央银行执行,即由中央银行公开市场业务、控制贴现率和储备金率来发挥作用。从战后欧洲国家国有化政策实施过程和经济发展情况分析,国家垄断货币金融体系相当发达和完备,成为国家垄断资本发展的重要保证。

四是国家垄断社会管理和调节体系。这主要是指国家制定和执行社会经济发展计划,协调地区发展平衡,对经济部门结构进行调整,制定和执行社会收入和保障政策等方面所形成的社会管理和调节职能。国家垄断资本条件下的政府经济计划不是指令性的,但因为它拥有经济实力和政策影响,足以引导企业活动,从而保证经济计划实施。地区间平衡发展和综合规化的问题在50年代已经提出来了,它是推动国家社会进步的一项重要战略。经济部门结构调整的针对性很强,战后至50年代,主要是推动港口、铁路、公路、煤炭和钢铁部门发展,60年代,重点在加强专业化调整,扩大公司规模、提高产品竞争能力,70年代中期以来,主要推动传统工业结构向新科技产业结构方面转移和发展。在制定和执行社会收入和保障政策方面,内容涉及面广泛,如最低工资限额、超额累进税制、低收入补贴、失业救济等,它和福利政策内容互为补充,构成战后“福利国家”体制的基本内容,对增加国民经济实惠、保障社会稳定、促进经济增长产生了较大影响。

国家垄断资本的本质特征是国家与垄断资本在经济领域内的结合,国家占有并支配垄断资本的核心部分,在社会再生产过程中发挥国家干预和调节功能,并通过福利政策手段调节社会收入,实现社会利润的再分配,从而使资本主义制度在新的资本形态下继续发展。

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的发展与问题战后西方资本主义世界普遍形成国家垄断资本体系,这是一个共同的发展趋势。但是,在发展过程中,欧洲国家与美国、加拿大和日本等国的模式不尽相同,走过的道路也有许多差异。如美国与欧洲就在“国有化”、垄断资本财力基础以及私人资本有限性与现代大生产、社会福利的矛盾等方面存在着显著区别。即使在欧洲,各国的情况依然千差万别,北欧国家与西欧国家不同,西欧国家间也存在差异。如联邦德国,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的具体体现是“社会市场经济”模式,它的特点是国有化程度不高,总体计划调节和对企业的生产性干预程度较低,基本遵循的是有限干预政策,即“少直接干预,多提供支持”。而在法国,国家垄断资本主义对社会经济活动的干预与参与却是极为广泛深入的。法国国有化程度高,宏观规划庞大详尽并且长期连续执行,制定规划的机构相当完备复杂,战后经济发展与国家计划化干预和调节是分不开的。在意大利,国家垄断资本采用国家持股集团参与私人企业活动的国家参与制形式发挥国家对经济的干预和调节的作用。它的特点是国家以较少的资本有效控制和支配为数众多的企业,并形成了中央政府国家参与部、国家控股集团、基层企业三级国家参与体系,发挥从制定参与政策、实施参与管理到具体业务经营的立体参与效能,从而使国家垄断资本发挥更积极的干预和调节的作用。

战后资本主义世界的国家垄断资本发展的总趋势是不断深入和加强,但走过的道路并不是一帆风顺的。它的全面发展时期是50年代,60年代达到鼎盛阶段,而70年代渐渐为新的矛盾和危机交错缠绕,至80年代,普遍出现了抑制国家垄断资本发展甚至重新使国有企业私有化的浪潮。

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的危机来自它自身的问题,主要体现在如下几个方面。一是国家财政开支过度膨胀,财政赤字增长速度过快,国家债务负担沉重,使国家的干预和调节的能力下降,甚至出现危机。欧共体国家财政开支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例,从1970年的37.9%上升到1983年的52%,政府净借款变化幅度大,各国财政赤字常年保持在高水平上,如英国和联邦德国从1973年到1982年,财政赤字分别由31.4亿英镑和28.5亿马克激增至101亿英镑和362亿马克。美国政府的财政赤字也达到了天文数字,战后至80年代初的35年时间里,赤字总数达4479亿美元,1981年时,国债总额突破万亿大关。二是通货膨胀政策难以驾驭,通货膨胀恶性急速发展,持续时间长,使国家依靠通货膨胀刺激经济发展的反危机措施基本失去功效。50、60年代,欧洲各国普遍实施适度通货膨胀政策,使通货膨胀率基本控制在1—3%左右,偶然超至4—5%。70年代,通货膨胀开始失控,到80年代初,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的通货膨胀率都超过了10%,意大利1980年达到21.2%。联邦德国较之其他国家,通货膨胀率一直偏低,但80年代比60年代仍上涨了三倍。三是国有企业生产的政策性亏损日趋严重,经济效益增长缓慢,加重了政府财政补贴的负担。造成国有化企业亏损的原因主要是内部管理机制运行不畅和多数国有化企业属于“夕阳工业”,在科技革命和高技术产业飞速发展的时代,这个矛盾的解决并非易事。1978—1983年,联邦德国政府仅公司持股一项造成的亏损即由1.6亿马克增至5.3亿马克,其他国家也是不堪负重。四是福利政策体系与计划参与政策系统日渐落后,远远满足不了战后几十年急速发展的形势需要,矛盾日益发展并难以解决。70年代末期以后,欧美许多国家政府试图采取否定计划与国有化的方式摆脱危机,但在国家垄断资本问题上陷于矛盾的两难境地。

从国家垄断资本主义发展趋势分析,虽然危机重重,但不可能倒退到彻底否定国家干预和调节作用的自由发展时代。问题只有一个,即在资本主义发展的新形势下,怎样调整国家垄断资本主义政策系统的适应性,促进国家垄断资本主义向前发展。从当代资本主义就是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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