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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邹韬奋

出版社：中国书籍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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邹韬奋精品选试读：

出版前言

我国现代文学是指用现代文学语言与文学形式，表达现代中国人思想、感情、心理的文学。是在20世纪初“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影响下﹐广泛接受外国文学影响而形成的新兴文学。其不仅用现代语言表现现代科学民主思想﹐而且在艺术形式与表现手法上都对传统文学进行了革新，建立了新的文学体裁﹐在叙述角度﹑抒情方式﹑描写手段以及结构组成等方面﹐都有新的创造。

我国现代文学的主流是人民的文学，集中表现为大大加强了文学与人民群众的结合，文学与进步社会思潮及民族解放、革命运动的自觉联系，构成了我国现代文学的基本历史特点与传统。此时的文学，以表现普通人民生活﹑改造民族性格和社会人生为文学根本任务。

在创作实践上﹐我国现代文学中出现了从未有过的彻底反封建的新主题和新人物，普通农民与下层人民﹐以及具有民主倾向的新式知识分子﹐成为了文学主人公，充分展示了批判封建旧道德、旧传统、旧制度以及表现下层人民不幸、改造国民性与争取个性解放等全新主题。也是通过这些内涵和元素，现代文学对推动历史进步起到了独特作用。

我们刚刚跨入21世纪，今天的历史状况和时代主题与现代文学的成长背景存在巨大差异，但文学表现人物、反映社会、推动进步的主旨并没有改变，在此背景下，我们非常有必要重温现代文学的经验，吸取其有益的因素，开创我们新世纪的文学春天，我们编辑《中国书籍文学馆·大师经典》丛书，精选鲁迅、郁达夫、闻一多、徐志摩、朱自清、萧红、夏丏尊、邹韬奋、鲁彦、梁遇春、戴望舒、郑振铎、庐隐、许地山、石评梅、李叔同、朱湘、林徽因、苏曼殊、章衣萍等我国现代著名作家的文学作品，正是为了向今天的读者展示现代文学的成就，让当代文学能在与现代文学对话中开拓创新，生机盎然。因为这些著名作家都是我国现代文学的开拓者和各种文学形式的集大成者，他们的作品来源于他们生活的时代，包含了作家本人对社会、生活的体验与思考，影响着社会的发展进程，具有永恒的魅力。

邹韬奋简介

邹韬奋（1895～1944）原名邹恩润，乳名荫书，曾用名李晋卿。祖籍江西余江，出生在福建永安。他是我国卓越的新闻记者政论家、出版家，同时也是一位杰出的爱国主义者和共产主义者。

1895年，邹韬奋出生在福建长乐县一个破落的旧式官僚家庭。当他5岁时候，便在家读私塾。1900年，他进入福州工业学校读书，不久他的父亲将他送至上海南洋公学，在此上中学并读至大学电机工程科二年级。1919年，由于他的兴趣原因，转而投考上海圣约翰大学文科，并主修西洋文学，辅修教育。1921年，他毕业并获文学学士。

1922年，邹韬奋受著名教育家黄炎培之聘，担任中华职业教育社编辑股主任，并加入中华职业教育社，主编《教育与职业》月刊和编译《职业教育丛书》。1926年，他任《生活》周刊主编。1932年7月，他创办生活书店。1933年1月，他加入中国民权保障同盟，成为执行委员。同年7月14日起，他迫于压力到欧洲各国和前苏联“考察”。

1935年8月，邹韬奋回国后，11月在上海创办《大众生活》周刊。1936年，他奔走与港沪之间，积极鼓动抗日，年底遭逮捕。出狱后，上海沦陷，他前往武汉继续参加救国活动，国民党政府聘他为国民参议员。他把《抗战》和《全民周刊》合并改为《全民抗战》三日刊，在鼓励抗战方面发挥了巨大的作用。

1941年2月，邹韬奋辞去国民参议员职务，出走香港，并恢复《大众生活》周刊。1942年11月，他辗转至苏中抗日根据地，后赴苏北抗日根据地。1943年3月，他赴沪治病。1944年7月，他因癌症病逝。9月，中共中央接受其在遗嘱中的申请，追认其为中国共产党员。中共给予邹韬奋极高规格的评价，毛泽东本人亲笔题词命名“邹韬奋精神”。

邹韬奋早期曾从事多年的职业教育研究和宣传活动，并且他提出了许多精辟独到的见解。在新闻和出版领域做出了突出贡献。1926年10月，他担负《生活》周刊的编辑职务。从此，他全身心地投入到工作中。他决定根据社会和读者需要，从内容到形式对《生活》周刊进行一次大幅度革新。

在邹韬奋的主张下，《生活》周刊以文字朴实、亲切自然、贴近生活，又敢于面对现实、伸张正义的特色，成为群众倾诉衷肠的热心伙伴。很快，周刊就赢得了广大读者的信任和热爱。同时周刊还以反内战和团结抗敌御侮为根本目标，成为国内媒体抗日救国的一面旗帜。

1935年8月，邹韬奋创办了《大众生活》周刊。《大众生活》以其鲜明的政治立场和无畏的战斗风格，痛斥国民党当局的卖国行径，并对学生的爱国救亡运动，进行大力宣传和热情支持。他高度赞扬学生救亡运动，呼吁凡是以民族解放斗争为前提的人们，应该“共同擎起民族解放斗争的大旗以血诚拥护学生救亡运动，推动全国大众的全盘的努力奋斗！”因此，《大众生活》受到广大民众的热烈欢迎。他的文章从来不畏权势，勇于一贯地讲真话，他批评时弊不怕得罪人，力主言论自由的主张在舆论界独树一帜。

邹韬奋除了主办刊物外，他还从事文学创作。他的作品包括《韬奋漫笔》、《萍踪寄语》、《萍踪忆语》、《坦白集》、《再厉集》、《抗战以来》、《患难余生记》、《对反民主的抗争》、《爱与人生》、《办私室》、《丢脸》、《干》、《个人自由与国家自由》、《集中的精力》、《坚毅之酬报》、《久仰得很》、《敏捷准确》、《肉麻的模仿》、《什么是真平等》、《随遇而安》、《痛念亡友雨轩》、《外国人的办事精神》、《有效率的乐观主义》、《闲暇的伟力》、《风雨香港》、《深挚的友谊》、《萧伯纳的夫人》、《忘名》、《我的母亲》。

邹韬奋将他的一生都奉献给了我国的新闻事业，形成了自己的新闻思想。他的人生是由爱国主义逐步走向追求共产主义的典范。他一生正是抱着追求真理、追求光明的执著信念，为了祖国和人民的伟大事业鞠躬尽瘁，贡献了自己毕生的精力。

无产阶级革命家周恩来曾说：“邹韬奋同志经历的道路是中国知识分子走向进步、走向革命的道路。”

著名文学评论家许觉民曾说：按照他一贯的与压迫者周旋的历史检验，在思想言论上，他决不肯做仰人鼻息的传声筒，他只会仗义执言地讲真话；他也决不会去参与那些卖友求荣的勾当，而宁肯以生命去保护同一战垒中的忠实的朋友；他更不会在高压下去作低三下四以致摇尾乞怜的检讨，他剩下的是只要一息尚存，便藐视着群小，昂首阔步地往前走去。

散文

我的母亲

说起我的母亲，我只知道她是“浙江海宁查氏”，至今不知道她有什么名字！这件小事也可表示今昔时代的不同。现在的女子未出嫁的固然很“勇敢”地公开着她的名字，就是出嫁了的，也一样地公开着她的名字。不久以前，出嫁后的女子还大多数要在自己的姓上面加上丈夫的姓；通常人们的姓名只有三个字，嫁后女子的姓名往往有四个字。在我年幼的时候，知道担任商务印书馆出版的《妇女杂志》笔政的朱胡彬夏，在当时算是有革命性的“前进的”女子了，她反抗了家里替她订的旧式婚姻，以致她的顽固的叔父宣言要用手枪打死她，但是她却仍在“胡”字上面加着一个“朱”字！近来的女子就有很多在嫁后仍只由自己的姓名，不加不减。这意义表示女子渐渐地有着她们自己的独立的地位，不是属于任何人所有的了。但是在我的母亲的时代，不但不能学“朱胡彬夏”的用法，简直根本就好像没有名字！我说“好像”，因为那时的女子也未尝没有名字，但在实际上似乎就用不着。像我的母亲，我听见她的娘家的人们叫她做“十六小姐”，男家大家族里的人们叫她做“十四少奶”，后来我的父亲做官，人们便叫做“太太”始终没有用她自己名字的机会！我觉得这种情形也可以暗示妇女在封建社会里所处的地位。

我的母亲在我十三岁的时候就去世了。我生的那一年是在九月里生的，她死的那一年是在五月里死的，所以我们母子两人在实际上相聚的时候只有十一年零九个月。我在这篇文里对于母亲的零星追忆，只是这十一年里的前尘影事。

我现在所能记得的最初对于母亲的印象，大约在两三岁的时候。我记得有一天夜里，我独自一人睡在床上，由梦里醒来，朦胧中睁开眼睛，模糊中看见由垂着的帐门射进来的微微的灯光。在这微微的灯光里瞥见一个青年妇人拉开帐门，微笑着把我抱起来。她嘴里叫我什么，并对我说了什么，现在都记不清了，只记得她把我负在她的背上，跑到一个灯光灿烂人影憧憧往来的大客厅里，走来走去“巡阅”着。大概是元宵吧，这大客厅里除有不少成人谈笑着外，有二三十个孩童提着各色各样的纸灯，里面燃着蜡烛，三五成群地跑着玩。我此时伏在母亲的背上，半醒半睡似的微张着眼看这个，望那个。那时我的父亲还在和祖父同住，过着“少爷”的生活；父亲有十来个弟兄，有好几个都结了婚，所以这大家族里看着这么多的孩子。母亲也做了这大家族里的一分子。她十五岁就出嫁，十六岁那年养我，这个时候才十七八岁。我由现在追想当时伏在她的背上睡眼惺松所见着的她的容态，还感觉到她的活泼的欢悦的柔和的青春的美。我生平所见过的女子，我的母亲是最美的一个，就是当时伏在母亲背上的我，也能觉到在那个大客厅里许多妇女里面：没有一个及得到母亲的可爱。我现在想来，大概在我睡在房里的时候，母亲看见许多孩子玩灯热闹，便想起了我，也许蹑手蹑脚到我床前看了好几次，见我醒了，便负我出去一饱眼福。这是我对母亲最初的感觉，虽则在当时的幼稚脑袋里当然不知道什么叫做母爱。

后来祖父年老告退，父亲自己带着家眷在福州做候补官。我当时大概有了五六岁，比我小两岁的二弟已生了。家里除父亲母亲和这个小弟弟外，只有母亲由娘家带来的一个青年女仆，名叫妹仔。“做官”似乎怪好听，但是当时父亲赤手空拳出来做官，家里一贫如洗。我还记得，父亲一天到晚不在家里，大概是到“官场”里“应酬”去了，家里没有米下锅；妹仔替我们到附近施米给穷人的一个大庙里去领“仓米”，要先在庙前人山人海里面拥挤着领到竹签，然后拿着竹签再从挤得水泄不通的人群中，带着粗布袋挤到里面去领米；母亲在家里横抱着哭涕着的二弟踱来踱去，我在旁坐在一只小椅上呆呆地望着母亲，当时不知道这就是穷的景象，只诧异着母亲的脸何以那样苍白，她那样静寂无语地好像有着满腔无处诉的心事。妹仔和母亲非常亲热，她们竟好像母女，共患难，直到母亲病得将死的时候，她还是不肯离开她，把孝女自居，寝食俱废地照顾着母亲。

母亲喜欢看小说，那些旧小说，她常常把所看的内容讲给妹仔听。她讲得媚媚动听，妹仔听着忽而笑容满面，忽而愁眉双销。章回的长篇小说一下讲不完，妹仔就很不耐地等着母亲再看下去，看后再讲给她听。往往讲到孤女患难，或义妇含冤的凄惨的情形，她两人便都热泪盈眶，泪珠尽往颊上涌流着。那时的我立在旁边瞧着，莫名其妙，心里不明白她们为什么那样无缘无故地挥泪痛哭一顿，和在上面看到穷的景象一样地不明白其所以然。现在想来，才感觉到母亲的情感的丰富，并觉得她的讲故事能那样地感动着妹仔。如果母亲生在现在，有机会把自己造成一个教员，必可成为一个循循善诱的良师。

我六岁的时候，由父亲自己为我“发蒙”，读的是《三字经》，第一天上的课是“人之初，性本善；性相近，习相远”。一点儿莫名其妙！一个人坐在一个小客厅的炕床上“朗诵”了半天，苦不堪言！母亲觉得非请一位“西席”老夫子，总教不好，所以家里虽一贫如洗，情愿节衣缩食，把省下的钱请一位老夫子。说来可笑，第一个请来的这位老夫子，每月束脩只须四块大洋（当然供膳宿），虽则这四块大洋，在母亲已是一件很费筹措的事情。我到十岁的时候，读的是“孟子见梁惠王”，教师的每月束脩已加到十二元，算增加了三倍。到年底的时候，父亲要“清算”我平日的功课，在夜里亲自听我背书，很严厉，桌上放着一根两指阔的竹板。我的背向着他立着背书，背不出的时候，他提一个字，就叫我回转身来把手掌展放在桌上，他拿起这根竹板很重地打下来。我吃了这一下苦头，痛是血肉的身体所无法避免的感觉，当然失声地哭了，但是还要忍住哭，回过身去再背。不幸又有一处中断，背不下去，经他再提一字，再打一下。呜呜咽咽地背着那位前世冤家的“见梁惠王”的“孟子”！我自己呜咽着背，同时听得见坐在旁边缝着的母亲也唏唏嘘嘘地泪如泉涌地哭着。我心里知道她见我被打，她也觉得好像刺心的痛苦，和我表着十二分的同情，但她却时时从呜咽着的断断续续的声音里勉强说着“打得好！”她的饮泣吞声，为的是爱她的儿子；勉强硬着头皮说声“打得好”，为的是希望她的儿子上进。由现在看来，这样的教育方法真是野蛮之至！但于我不敢怪我的母亲，因为那个时候就只有这样野蛮的教育法；如今想起母亲见我被打，陪着我一同哭，那样的母爱，仍然使我感念着我的慈爱的母亲。背完了半本“梁惠王”，右手掌打得发肿有半寸高，偷向灯光中一照，通亮，好像满肚子装着已成熟的丝的蚕身一样。母亲含着泪抱我上床，轻轻把被窝盖上，向我额上吻了几吻。

当我八岁的时候，二弟六岁，还有一个妹妹三岁。三个人的衣服鞋袜，没有一件不是母亲自己做的。她还时常收到一些外面的女红来做，所以很忙。我在七八岁时，看见母亲那样辛苦，心里已知道感觉不安。记得有一个夏天的深夜，我忽然从睡梦中醒了起来，因为我的床背就紧接着母亲的床背，所以从帐里望得见母亲独自一人在灯下做鞋底，我心里又想起母亲的劳苦，辗转反侧睡不着，很想起来陪陪母亲。但是小孩子深夜不好好的睡，是要受到大人的责备的，就说是要起来陪陪母亲，一定也要被申斥几句，万不会被准许的（这至少是当时我的心理），于是想出一个借口来试试看，便叫声母亲，说太热睡不着，要起来坐一会儿。出乎我意料之外的，母亲居然许我起来坐在她的身边。我眼巴巴地望着她额上的汗珠往下流，手上一针不停地做着布鞋──做给我穿的。这时万籁俱寂，只听到滴搭的钟声，和可以微闻得到的母亲的呼吸。我心里暗自想念着，为着我要穿鞋，累母亲深夜工作不休，心上感到说不出的歉疚，又感到坐着陪陪母亲，似乎可以减轻些心里的不安成分。当时一肚子里充满着这些心事，却不敢对母亲说出一句。才坐了一会儿，又被母亲赶上床去睡觉，她说小孩子不好好的睡，起来干什么！现在我的母亲不在了，她始终不知道她这个小儿子心里有过这样的一段不敢说出的心理状态。

母亲死的时候才廿九岁，留下了三男三女。在临终的那一夜，她神志非常清楚，忍泪叫着一个一个子女嘱咐一番。她临去最舍不得的就是她这一群的子女。我的母亲只是一个平凡的母亲，但是我觉得她的可爱的性格，她的努力的精神，她的能干的才具，都埋没在封建社会的一个家族里，都葬送在没有什么意义的事务上，否则她一定可以成为社会上一个更有贡献的分子。我也觉得，像我的母亲这样被埋没葬送掉的女子不知有多少！一九三六，一，十日，深夜

工程师的幻想

我的父亲所以把我送进南洋公学附属小学，因为他希望我将来能做一个工程师。当时的南洋公学是国内数一数二的工程学校，由附属小学毕业可直接升中院（即附属中学），中院毕业可直接升上院（即大学），所以一跨进了附属小学，就好像是在准备做工程师了。我在那个时候，不知道工程师究竟有多大贡献，模模糊糊的观念只是以为工程师能造铁路，在铁路上做了工程师，每月有着一千或八百元的丰富的薪俸，父亲既叫我准备做工程师，我也就冒冒失失地准备做工程师。其实讲到我的天性，实在不配做工程师。要做工程师，至少对于算学、物理一类的科目能感到浓厚的兴趣和特殊的机敏。我在这方面的缺憾，看到我的弟弟在这方面的特长，更为显著。我们年纪很小还在私塾的时候，所好便不同。当时我们请了一位老夫子在家里教着“诗云子曰”，并没有什么算学的功课，但是我的弟弟看见家里用的厨子记帐的时候打着算盘，就感觉到深刻的兴趣，立刻去买了一本“珠算歌诀”，独自一人学起什么“九归”来了。我看了一点不感觉兴味，连袖手旁观都不干。我只有趣味于看纲鉴，读史论。后来进了小学，最怕的科目便是算学。当时教算学的是吴叔厘先生。他的资格很老，做了十几年的算学教员，用的课本就是他自己编的。我看他真是熟透了，课本里的每题答数大概他都背得出来！他上课的时候，在黑板上写着一个题目，或在书上指定一个题目，大家就立刻在自己桌上所放着的那块小石板上，用石笔的的答答地算着。不一会儿，他老先生手上拿着一个记分数的小簿子，走过一个一个的桌旁，看见你的石板上的答数是对的，他在小簿上记一个记号；看见你的石板上的答数不对，他在小簿上另记一个记号。我愈是着急，他跑到我的桌旁似乎也愈快！我的答数对的少而错的多，那是不消说的。如我存心撒烂污，那也可以处之泰然，但是我却很认真，所以心里格外地难过，每遇着上算学课，简直是好像上断头台！当时如有什么职业指导的先生，我这样的情形一定可供给他一种研究的材料，至少可以劝我不必准备做什么工程师了。但是当时没有人顾问到这件事情，我自己也在糊里糊涂中过日子。小学毕业的时候，我的算学考得不好，但是总平均仍算是最多，在名次上仍占着便宜。刚升到中院后，师友们都把我当作成绩优异的学生，只有我自己知道在实际上是不行的。

但是大家既把我误看作成绩优异的学生，我为着虚荣心所推动，也就勉为其难，拼命用功，什么“代数”哪、“几何”哪，我都勉强地学习，考的成绩居然很好，大考的结果仍侥幸得到最前的名次；但是我心里对这些课目，实在感觉不到一点兴趣。这时候我的弟弟也在同一学校里求学，我们住在一个房间里。我看他做算学问题的时候，无论怎样难的题目，在几分钟内就很顺手地得到正确的答数；我总是想了好些时候才勉强得到，心里有着说不出的烦闷。我把这些题目勉强做好之后，便赶紧把课本搁在一边，希望和它永别，留出时间来看我自己所要看的书。这样看来，一个人在学校里表面上的成绩，以及较高的名次，都是靠不住的，惟一的要点是你对于你所学的是否心里真正觉得很喜欢，是否真有浓厚的兴趣和特殊的机敏；这只有你自己知道，旁人总是隔膜的。

我进了中院以后，仍常常在夜里跑到附属小学沈永癯先生那里去请教。他的书橱里有着全份的《新民丛报》，我几本几本的借出来看，简直看入了迷。我始终觉得梁任公先生一生最有吸引力的文章要算是这个时代的了。他的文章的激昂慷慨，淋漓痛快，对于当前政治的深刻的评判，对于当前实际问题的明锐的建议，在他的那枝带着情感的笔端奔腾澎湃着，往往令人非终篇不能释卷。我所苦的是在夜里不得不自修校课，尤其讨厌的是做算学题目；我一面埋头苦算，一面我的心却常常要转到新借来放在桌旁的那几本《新民丛报》！夜里10点钟照章要熄灯睡觉，我偷点着洋蜡烛躲在帐里偷看，往往看到两三点钟才勉强吹熄烛光睡去。睡后还做梦看见意大利三杰和罗兰夫人（这些都是梁任公在《新民丛报》里所发表的有声有色的传记）！这样准备做工程师，当然是很少希望的了！（原载1936年11月1日上海《生活星期刊》第1卷第22号）

深挚的友谊

跨进了约翰之后，课程上的烦闷消除了，而经济上的苦窘还是继续着。辛辛苦苦做了几个月的青年“老学究”所获得的经费，一个学期就用得精光了，虽则是栗栗危惧地使用着。约翰是贵族化的学校，富家子弟是很多的。到了星期六，一辆辆的汽车排在校前好像长蛇阵似地来迎接“少爷们”回府，我穿着那样寒酸气十足的衣服跑出门口，连黄包车都不敢坐的一个穷小子，望望这样景象，觉得自己在这个学校简直是个“化外”的人物！但是我并不自馁，因为我打定了“走曲线”的求学办法。

但是我却不得不承认，关于经济方面的应付，无论怎样极力“节流”，总不能一文不花；换句话说，总不能一点“开源”都没有。这却不是完全可由自己作主的了！在南洋附属小学就做同学的老友郁锡范先生，那时已入职业界做事；我实在没有办法的时候，往往到他那里去五块十块钱的借用一下，等想到法子的时候再还。他的经济力并不怎样充分，但是隔几时暂借五块十块钱还觉可能；尤其是他待我的好，信我的深，使我每次借款的时候并不感觉到有着丝毫的难堪或不痛快的情绪，否则我虽穷得没有办法，也是不肯随便向人开口的。在我苦学的时候，郁先生实在可算是我的“鲍叔”。最使我感动的是有一次我的学费不够，他手边也刚巧在周转不灵，竟由他商得他的夫人的同意，把她的首饰都典当了来助我。但是他对于我的信任心虽始终不变，我自己却也很小心，非至万不得已时也绝对不向他开口借钱；第一次的借款未还，绝对不随便向他商量第二次的借款。一则他固然也没有许多款可借；二则如果过于麻烦，任何热心的朋友也难免于要皱眉的。

我因为要极力“节流”，虽不致衣不蔽体，但是往往衣服破烂了，便无力置备新的；别人棉衣上身，我还穿着夹衣。蚊帐破得东一个洞，西一个洞，蚊虫乘机来袭，常在我的脸部留下不少的成绩。这时注意到我的情形的却另有一位好友刘威阁先生。他是在约翰和我同级的，我刚入约翰做新生的时候，第一次和他见面，我们便成了莫逆交。他有一天由家里回到学校，手里抱着一大包的衣物，一团高兴地跑进了我的卧室，打开来一看，原来是一件棉袍，一顶纱帐！我还婉谢着，但是他一定要我留下来用。他那种特别爱护我的深情厚谊，实在是使我一生不能忘的。那时他虽已结了婚，还是和大家族同居的，他的夫人每月向例可分到大家族津贴的零用费十块钱；有一次他的夫人回苏州娘家去了一个月，他就硬把那十块钱给我用。我觉得这十块钱所含蓄的情义，是几十万几百万的巨款所含蓄不了的。

我国有句俗话，叫做“救急不救穷”，就个人的能力说，确是经验之谈。因为救急是偶然的、临时的；救穷却是长时期的。我所得到的深挚的友谊和热诚的赞助，已是很难得的了，但是经常方面还需要有相当的办法。我于是开始翻译杜威所著的《民治与教育》。但是巨著的译述，有远水不救近火之苦，最后还是靠私家教课的职务。这职务的得到，并不是靠什么职业介绍所，或自己登报自荐，却是和我在南洋时一样，承蒙同学的信任，刚巧碰到他们正在替亲戚物色这样的教师。我每日下午下课后就要往外奔，教两小时后再奔回学校。这在经济上当然有着相当的救济，可是在时间上却弄得更忙。忙有什么办法？只有硬着头皮向前干去。白天的时间不够用，只有常在夜里“开夜车”。

后来我的三弟进南洋中学，我和我的二弟每月各人还要设法拿几块钱给他零用，我经济上又加上了一点负担。幸而约翰的图书馆要雇用一个夜里的助理员，每夜一小时，每月薪金七块钱。我作毛遂自荐，居然被校长核准了。这样才勉强捱过难关。

毕云程先生乘汽车赶来借给我一笔学费，也在这个时期里，这也是我所不能忘的一件事，曾经在《萍踪寄语》初集里面谈起过，在这里就不赘述了。

深挚的友情是最足感人的。就我们自己说，我们要能多得到深挚的友谊，也许还要多多注意自己怎样做人，不辜负好友们的知人之明。（原载1937年4月上海生活书店《经历》）

大骂学校的当代文豪

英国的萧伯纳（George Bernard Shaw）是世界一位很著名的文学家，常能本他冷眼的观察，发出惊人的议论，最近有一位女记者见着他，这样的问他道：“假使你现在能够重复过你小时的学校生活，你肯重新进学校去过那同样的学校生活吗？”

这个文学界的怪杰听了反诘她道：“你想一个人被法庭定了罪去做苦工，做了之后再肯重做一番吗？”那位女记者倒被他问得发呆！他继续的说，凡是爱学校的儿童，都是那些怕父母比怕教师还要利害的儿童。讲到他自己呢，他老实宣言，他在学校时候是用坚决的怠惰来救了他的脑子，未致破坏！他说他绝对不肯死记那些只备应考的东西。他又继续的说，他急欲保全他的脑子的本能，使他在学校里上地理课的时候，在翻开的地理教科书下面放着一本小说偷看。

那位女记者听他这样把学校痛骂一顿之后，接着问道：“近世学校对于儿童方面的自由，是否比从前那样训练好些？”

萧伯纳答道：“这我却不知道。不过在我从前所进的学校里，既无所谓自由，也无所谓训练。他们只叫你死读他们所教的书，只叫你静坐，倘若你不照他们的话做，他们就打你几下，强迫你那样做！”

那位女记者不因他的痛骂而有所畏却，临走的时候还问一句：“照你看起来，现在国家费了许多钱实施教育，能希望得着什么结果？”他答道：“照现在的情形，所能希望得着的结果是道德的和智慧的萎靡不振，加上文字上及言语上的鄙陋盲塞！要实施一种合理的，真诚的，切合实用的教育制度，也许在一二代之后，能希望全国受得真正的教育。”

我介绍萧伯纳这一番议论，决不是劝做学生的人做什么“坚决的怠惰”，也不是劝他们做什么“在翻开的地理教科书下面放着一本小说偷看”，是要唤起做家长的，做学校当局及教师的，以及做青年的人，要注意天才，要注意所学的是能合于青年的个性，不要湖涂，不要蛮干。萧伯纳自己恨极了那些破坏人家脑子的学校，所以很偏激的说他自己在校里坚决的怠惰，其实他无时不在那里留心他自己的天性，留心他自己的天才，他的偷看小说是含有意味的，是自己知道天才是在文学界的，不是偷懒的事情，不然，也就糊里糊涂的过日子，哪里想得到什么“保存他的脑子”呢，所以他的“坚决的怠惰”是指不肯读死书方面讲，他的精力是另有所注的，天下决没有真正怠惰而能成功的人。

我们自己要常常留心默察我们的特长和特殊的兴趣，朝着这个方向准备修养，寻觅机会作尽量的发展，各尽天赋，希望对社会有最大的贡献——各人天赋范围内的最大贡献。

这不仅是在求学时代应该如此，一个人的一生是天天在进步的路上向前走的，所以就是在社会上做事的人，就是有了多少成功的人，一面做事，一面还是要修养的，还是要常常增高自己的知识的，不然，便要做时代的落伍者，就好像停了机的坏了的机器一样。

萧伯纳还有一句惊人的话，他说“一个人过了四十岁都是无用的”。有人批评他说，萧伯纳自己现在已活到七十多岁了，照他的说法，他自己在过去的三十年中岂不是虚度了吗？但是我们听说他却仍是活泼泼的，仍是很健旺的，笔健，脑健，身健，好剧本仍是源源不断的写了出来。讲到他的身体，看上去好像是练好来比赛体格似的，他不但在心智方面有继续的良好训练，因此有了“老当益壮”的趋势，就是体格方面也有继续的良好训练，因此也有“老当益壮”的气概。所以著作家霍普卿斯（R.Thurston Hopkins）曾经说过，萧伯纳参加公开辩论的时候，他那样精神饱满，持久不懈的精力，已使人觉得他已胜人一筹。

这样一来，他虽到了七十三岁，还是很有用的，还是很有贡献于社会的，这就在乎他的继续不断的进步，就在乎他年虽老而精神不老能力不老的缘故。像寻常的人，不求进步的人，过了四十岁就说他无用，似乎并不算冤枉，因为你看平日不求进步而过了四十岁的人，他的思想是何等的顽固，他的行为是何等的顽固！他的顽固不但害了自己而且阻碍社会进化是何等的可恨！但是他的顽固，他的无用，不是到了四十岁而由一朝一夕造成的，是在平日，是在四十岁以前的许多平日，不求进步而使然的。所以我们大家要记着：一个人的一生是天天在进步的路上向前走的。（原载1929年4月14日《生活》周刊第4卷第20期）

萧伯纳的夫人

英国的萧伯纳是现代的一位名震世界的文学家，他幼年对于自己个性及特长之爱惜，与后来投身社会之奋斗生涯，记者曾两次为文叙述其概略。诚以一个人在学问或事业上真能有所树立，闻者往往眩于他的声誉震动寰宇，但见其光耀境域，而初未想到天下无不劳而获的真正学问，无不劳而获的真正事业，此种光耀境域的底面，实含有艰苦困难的处境，咬紧牙根的努力，所以像萧伯纳那样的经历，很值得我们的注意。我现在要谈谈这位文豪的家庭，所以要接着做这篇短文，把萧伯纳夫人之为人，介绍给读者诸君。

萧伯纳夫人在未嫁以前是平汤馨女士（Charlotte Frances Pagne-Townshend），对于社会服务，非常尽力，所以关于社会改造的各种运动，她无不用全副精神参加。她富有组织的能力和管理的能力，但她不喜欢出风头，因此在实地去做的方面常看见她在那里欣欣然尽其心力的干，在报纸上和可以吸引公众注意的场所，却不大看见她的名字和踪迹。

她遇着萧伯纳和他做朋友的时候，老萧还是一个无名小卒，还是一个正在努力竞存的新闻记者，但是她已经很敬重他的才学，很敬重他的为人。有一次萧伯纳因意外受伤，一病几至不起，由女士尽心看护，竟获痊愈，痊愈后他感于女士的情谊，就在1898年和女士结婚，得女士的鼓励和安慰，使他能够弃新闻业而专心致志于他天性及特长所近的事业——戏剧的著作。当时萧伯纳已经四十二岁了。有志努力的人，四十二岁也还是可以努力的，不怕迟；年纪更小于此的，更是不必自馁了。所最可怕的是年未老而精神先老，体格先老，志气先老，那就虽然不是“老朽”，却已是“朽木不可雕也”的青年或壮年，实际上已成了“青朽”或“壮朽”了。

萧伯纳至今谈起他们俩举行结婚礼时候的一段笑话，还笑不可抑。据他说，当时他们俩的婚礼是定在一个注册局里举行的。他预先在许多朋友里面请定两位做证人，这两位之中有一位就是很著名的社会哲学家瓦勒斯（Graham Wallas）。他们这两位朋友逢此盛会，都把最好的衣服穿在身上，比那天的新郎不知道好了多少，因为当时的萧伯纳所有的衣服，简直没有一件够得上“最好的”形容词。那位新郎虽在那里起劲得很，但是那位准备主持婚礼的注册办事员却不以为他是新郎，所以当行礼的时候，证人和新郎新娘立在一起，那位注册办事员开口执行主婚的当儿，竟把眼睛望着那位一身穿着“最好的”衣服的瓦勒斯，险些儿把平汤馨女士嫁给他！这个错误当然立刻即被纠正，但当时的那幕情景却令人发噱。

萧伯纳夫人是一位妩媚悦人蔼然可亲的女子，她的温柔和善的性情和态度，凡是遇着她的人，没有不受感动的。她的幽默的天性，和萧伯纳一样，无论她的家庭在伦敦的什么地方——从前在伦敦的爱德尔飞（Adrlphi），最近在伦敦的怀德荷（Whitehall）——那个地方的许多朋友以及他们的家庭，都觉得她的感化力之伟大。

萧伯纳夫人对于自己家庭的布置安排，异常的简静而合于美术。这种和谐的环境，愈益引起萧伯纳的文思。这种和谐的环境，任何人的躁急性子，都要被它所融化。

萧伯纳夫人是她丈夫的亲密的伴侣；她对于他的事业，对于他的思想，具有十分的热诚与同情，无时不在那里协助他，鼓励他，安慰他。她所以能成为她丈夫的同情伴侣，尤其因为她自己也是有文学的天才，不过因为她丈夫的盛名而掩蔽了不少。

萧伯纳夫人对于英国的舞台上的文学，有一个很重要的大贡献，便是她不畏艰难的把法国的著名戏剧家白利欧（Eugene Brieux 1858）的剧本介绍到英国来。她敬重白利欧的剧本，好像她丈夫有一时敬重易卜生（Henrik Ibsen，1828-1906，挪威的著名戏剧家及诗人）的剧本一样。白利欧也是一位社会改造家，他有勇气批评近世文明里的缺点，以及历代相传视为当然的许多问题。萧伯纳夫人自己也是一位社会改造家与理想家，所以对白利欧的著作很表同情，就把他的许多名著，由法文译成英文，译本畅达流利，声誉鹊起，同时因为她自己也是英国舞台协会执行委员之一，用许多方法劝请审查委员会允许白利欧的剧本在英国舞台上演，其初有许多人反对，后来终因她的毅力主持，获得胜利。

平汤馨女士是萧伯纳的活泼的同情的伴侣，萧伯纳在近代文坛上的声誉，在促成他成功的要素里面，这位贤夫人的力量不小。她替世界上成全了这样一位文学家，这不仅是她自己对于丈夫的事情，不仅是她自己对于丈夫的贡献。（原载1929年4月28日《生活》周刊第4卷第22期）

极怕新闻记者的文学家

这次逢他七十大庆的机会，挪威国的许多新闻记者又想包围他，弄点谈话的材料刊登出来，但是还是失败。在将近他生日的那几天，有许多新闻记者各处寻他，都被他躲掉，后来在他寿辰的前一天，居然有三个新闻记者在克立斯坦孙（Christiansand系挪威南部一个海口）地方寻见他和他的夫人玛利。但他们夫妇俩一觉得有新闻记者追踪，立刻跃入汽车，向树林中急驰，三个记者虽分途赶去，还是赶得一场空。

比较的有点记载登出来的要算是哥本赫根（Copenhagen丹麦国的京城）有一家报纸，名叫（Afterposten）。这家报馆最近有一个新闻记者知道罕姆森因旅行到了该处住在一个旅馆里，他不待通报，闯入旅馆里去自动的寻觅，忽在一个走廊上瞥见罕姆森，当时罕姆森正要步入走廊旁的一个房间。这位眼灵腿敏的新闻记者三步改作两步的追上去，先把自己介绍后，不敢说出他所厌闻的一个字，就是“接谈”（“interview”），只不过临时问他几个问句，那位文学家对这个新闻记者相了一会儿，回答道：“务请你做个好事，让我安宁罢。我告诉你，我并不住在这里。再会，先生！”说了就走，这就算是这家报纸所得到的和他“接谈”的记载了！

照我们看起来，罕姆森的怕宣传似乎未免过分些，但以他这样在世界文坛上鼎鼎大名的文学家，而生性却如此之不喜张扬，也无非宁愿过心安理得脚踏实地的生活，而不愿过表面浮华而内心感觉空虚的生活。世之但知热中钻营欺世盗名而一点不肯反躬自省，一点不想到自己能力怎样，一点不想做点实际工夫的人，对之似乎不能无愧。（原载1929年10月27日《生活》周刊第4卷第48期）

辛克莱路易斯

辛克莱路易斯（Sinclair Lewis）是获得1930年瑞典诺贝尔文学奖金以讽刺小说惊动世界文坛的美国小说家。他今年已四十五岁，但他在二十三年前毕业于耶路大学后，即为新闻记者及杂志编辑，笔墨生涯即已开始。在十六年前，他的第一部小说Our Mr.Wrenn问世，在当时仍默默无闻，随后四五年间又续出小说四种，仍不为人所注意。幸此时他已可恃小说自维其生计，将积蓄所得，驾一汽车，遍游美国全境，观察各地风俗人情，搜集无数琐屑材料，根据观察思索所得，精心结撰，至1920年，距今得文学奖金恰为十年，他的最先著名的小说《大街》（Main Street）出版，距第一部长说问世的时期为六年。记者所以郑重把时间的距离提出，长者二十余年，短者亦六年，足以表示一业之成皆须有其相当之准备与努力乃至失败时期的经过，决无一蹴可几，咄嗟立就者。

准备与努力固为要素，尤要者在能独出心裁，不落恒蹊。美国以首富闻于天下，科学发达，物质享用日新月异，在常人殆歌舞升平，称颂功德之不暇，而路易斯独用其锐敏眼光作深切之观察，对美国文化作激烈的攻击，对于美国各大学顽旧思想的人物尤明目张胆猛攻不遗余力，其严厉之批评与直率之态度，遂引起国内顽旧派之反感，有的竟说瑞典文学院本届以文学奖金给与路易斯简直是侮辱美国，其所受之反感可以想见，但路易斯并不为之气馁，在本年1月间由美亲赴瑞典参与授奖典礼时，其演辞中仍是充满反抗现实的态度，他在此批评美国思想之落伍，有这几句话：“我们大多数人所敬重的时髦杂志的著作家，仍是那些满嘴高唱着一万二千万人口的美国，其简单与仅属村舍的性质，与四千万人口的美国一样；以为现在有了一万工人的工厂，其中工人和经理的关系仍和1840年只有五个工人时候一样的亲近，一样的不复杂；以为现在家人虽住在三十层楼公寓中的一所房屋，下面有三辆汽车等候着应用，书架上只有五本书，下星期也许就有离婚的危机，却说父子间的关系和夫妇间的关系，和1884年玫瑰花笼罩五个房间村舍时代完全一样。总而言之，美国虽经过了一种革命的改变，由粗率的殖民地一变而为世界上一大国，他们以为山叔叔的田舍的和清教徒的简单生活仍是一点未曾改变。”美国舆论界对他这样的批评持异议者颇多，但记者译述他这几句话时，想到我国一般国民的思想态度是否能与我们现在所处的时代相应，倒是一个很有研究价值的问题。

他的那部最先著名的杰作《大街》，出版后，风行之广，再版之速，为始料所不及，几于全国人手一编，其魔力之大，为十年来小说界中所仅见。该书以一医士之妻与其夫为主角，描写美国西中部乡镇生活之狭陋，其地只有一大街，可容一福特汽车通过，此镇居民蠕蠕然活动于此街，其思想之平凡，见识之浅陋，趣味之狭小，在旁人视之，到处可鄙可笑，而彼等乃麻木无知，无从启发。此医士之妻在做女学生时代，本有提倡文艺改良社会的志愿，乃嫁此医生后，意志逐渐消磨，碌碌一生，事夫育儿以终。著者之意，此镇上非无头脑较为敏锐之人，惟头脑敏锐，则与庸俗格格不相入，终为同化而成一样的麻木。居民除机械的物质生活外，不知其他。著者对于美国现代文化深致不满，虽尽其冷嘲热讽之能事，却具有提高之热诚，使读者发生超脱环境之感想。（原载1931年3月14日《生活》周刊第6卷第12期）

最有益于全世界的老头子

科学界发明家的老前辈爱迪生（Thomas A.Edison）已八十岁了！最近美国有人发起全国用选举方法选全国最伟大的人物，这位白发老翁便是当选的人，其实受他发明之赐的岂但美国，简直是全世界！我现在要和诸位谈谈这位有益于全世界的八十岁老头子。

经过五十年之久，爱迪生在他试验室或工厂里面，在一个星期里，通扯平均起来，有六日工夫每日十八小时作工，有许多时候简直七日里面日日都做十八小时的工作。根据每日八小时的工作计算起来，他所尽力于有益于世界人类的工作，和平常一个人用去一百二十五年的时间一样！假使这位每日八小时工作的人从二十二岁起（爱迪生的重要发明是从他二十二岁开始）即开始发明，那末照爱迪生的发明成绩算起来，这个人现在要活了一百四十七岁才行。就是这样，他还不能赶上爱迪生，因为爱迪生的发明至今尚未停止，在最近的已往七八年里面，这位老怪杰每日工作平均仍有十六小时之多！这样说起来，如把上面所说的五十年，和最近的八年，共总计算起来，那位要赶上爱迪生的人，简直要现在已经活了一百六十岁！而且不可就死，还要很强壮的活下去！

现在爱迪生怎样？是不是要停工享福。不！不！他还有许多有益于世界的事情要发明，他还有许多工作要做，他没有工夫想到他自己的个人！

美国奇异电气公司副经理莫利逊是爱迪生四十多年的老友。他曾经说过：“他们说爱迪生是一个伟人，是一个有光荣的发明家，是具有出类拔萃的天才，虽都不错，但这些事都还容易，在爱迪生还不止此，他是世界上最有用的一个人；他的有用于世界，影响全世界的几千万人的生活，现在活着的人，哪一个及得到他！你们若不相信，尽可视察视察，便要觉得奇异！”

这话一点不错，我们往往想到爱迪生发明了这个，发明了那个，却不甚留意他所发明的东西使得人类的生活受着很大的影响，使得实业受了很大的影响！尤其在注意的，是这种空前的惊人成绩乃出于一个脑子的产物！这个人真配得上“世界上最有用的人”的尊号。

这个尊号并不是空吹的。要明白这个尊号的意义，我们可略为谈谈他的发明事业。爱迪生发明的东西里面，最重要的或者要推白光电灯和发动机，这类事业不但创造一种新实业，在投资和用人方面规模之大，也是有史以来所少有。但是这类事业还不过是他的许多发明里面的一种！

他所发明的电影，又创造了一种新实业。此外还有蓄电池，留声机。以上据说的四样，不过是最普通最易明白的例子，其余还有许许多多，真说不完！

有人仅就美国一国里面，把由他发明而发生的各种实业统计一下，总结果如下：投资的金钱共有一百八十七万万零五千万金圆；服务的人共有九十三万零五百人；每年所付工资及薪金共有十六万万零一千五百万金圆（本年的统计），还有别国不在内，可惊不可惊！

有人把这个统计报告爱迪生，这位老先生眼巴巴的望了一会，说道：“我自己倒也弄得糊里糊涂！”说完付之一笑。

诸位！他使得实业，交通，灯光，运输，娱乐，教育，种种方面都受着他的好处！他使得人类的生活状况和工作状况都发生了很重要的改革——但是对他提出他的已往成绩，他丝毫没有骄容，不过肩头一耸，笑一笑就算了，他以为算不了什么！喜得说不出话来

爱迪生的成功秘诀，在乎不尚空谈，但专心致志的去干。他曾有一次说过：“倘若一个人所已做过的事没有什么成绩，不足以表扬他自己，请他埋头工作，不要多开他的尊口。我深信实事求是不讲空谈的人，一定没有许多话可说。”

要爱迪生谈谈过去的事情，很不容易；因为他的全副精神都贯注于“现在”，简直没有工夫想到“过去”。不过当他少年穷困，初到纽约，怎样获得第一个位置的事，说者纷纷，言人人殊，最近有人诱得这位八十岁老头子说出他二十一岁初到纽约的遭遇，非常有趣，也非常有价值。

他说：“在1869年的夏季，我那个时候已二十一岁，有一天早晨我由波斯顿乘船到纽约，我提着手囊跑过船板上岸之后，四顾盼望，身上搜挖一下，才晓得衣袋里一个钱都没有，因为所有的钱都付作船费了。我由船坞往街上走，一路走，一路心里想总要想出一种办法才好。“我当时法子还没有想出来，肚里却已饿得要命，似乎早餐倒是一件要事。但是一钱不名的人，早餐怎么办呢？真是一个不易回答的问题，我一面走，一面这样自言自语的瞎想，偶然仰头一望，看见路旁一家茶行里面有一个人正在那里面尝茶样，把这个杯里所泡的茶尝一尝，又把那个杯里所泡的茶尝一尝，我便随步踏进这个茶行，请这个人给我一点茶样尝尝，他倒还客气，居然拿一点给我。我拿这一点茶叶塞在嘴里嚼嚼，就算我在纽约第一次的早餐！“我记得在波斯顿认得一位电报生，听说他已到纽约做事。这个人很好，我这个时候决意去试他，以为倘若找到了，他必能在我未寻得工作以前，助我维持几天。哪里晓得千辛万苦的找到了他，刚巧他在前一个星期失业，真算得我的触霉头！那个时候他全力所能帮我的，就是把一块钱借我，这一块钱就是我未得事以前所靠以维持生活的惟一经费！“我写了好几封自荐书，寄与几个电报局，同时便在一个公司里面寻着一个稍为有点认识的工人，求容我在那房子的角里小地方，暂时栖身，承他答应，我把那角里龌里龌龊的东西稍稍整理，免强留出一个睡的地方。……我对于这个公司里所用的机器，却觉得极有趣味。其中装有五百部机器，靠一部总机发动。我当时空的时候很多，便很用心的对于这些机器加以研究。“但是我袋里只有一块钱，做我粮食费用，我便想法只吃粗而易饱的东西，但是能够吃几天呢？心里正在愁虑，而我的好运来了！这个好运气是发生于我对机器的留心研究。“有一天那公司里面的总机器出了毛病，管理的人弄不好，公司里面许多人都弄不好。于是五百部机器都受影响，不能进行。总经理劳斯博士也焦急咆哮，不知所措。全公司弄得一团糟。我当时也夹在里面看热闹，觉得我看出了其中毛病在什么地方。其初劳斯博士还不大注意，后来他姑且叫我试试看。我把外衣脱掉，整整的工作了两小时之久，居然将机器修好！但是我这次是拼老命干一下，机器虽被我弄好，而这种说不出的吃力却是我生平第一次所受过的。“当时劳斯似乎非常感谢我，叫我第二天到他办公室去看他。我心里想，他叫我去见他，只不过多送我十块钱酬劳罢了。但是第二天对我宣布的话，竟使我喜出望外，喜得说不出话来。他叫我做总工头，每月给我三百圆薪金。这么多的钱，比我当时生平所赚的总数不止三倍！我当时初听他的话，还疑心这位博士存心和我开玩笑，哪里知道他的确是一番诚意。“我得了这个位置，第一件事就赶紧请那位允我暂时栖身一个小角里的朋友，到馆子里去大吃一顿！”有一句话给学生听见了倒要大大的赞成！

由爱迪生看起来，金钱不是做事业的主要目的；他个人对于金钱，觉得有助于他的实验事业到什么地步，这金钱的价值也到了什么地步。所以他曾经说过：“我做事的时候，总是专心致志的要想把所做的事如何如何做得好，并不想到如何可以借此大赚其钱。我们如把营业的观念夹入实验室里面去，直正创造的实验事业便不可能。据我的经验，倘若一个人只不过为发财而做事，别的好处固然很少得到，就是钱财也未见到都可以得到。”

爱迪生所已成功的大发明里面，电影也是一种。现在电影事业已普及于全世界，就是我们中国也已经开始发动。在美国，这项事业规模更大。但是据发明这种事业的老头子说，他发明这种事业的原来宗旨还未曾达到。他说他最初把电影实验成功的时候，他不想专门供人娱乐，他是想电影大可以利用来改良教育。

他觉得普通学校用教科书教授，实在不适当，这种书本教育，据他看起来，最多不过有百分之三十的效率。但是我们却靠他做教育的惟一工具，要借此使儿童了解社会上的实际生活，岂不大难！

所以爱迪生主张利用电影给与儿童一种新式教育，教他们由这里面学习许多实际的学识，不必全读死书。

倘若他老先生的理想能够实现，岂不是各校都要大做其影戏；做学生的读书的时候少，看戏的时候多，这倒是一件大可赞成的事。这不但学生觉得有趣味，就是做教员的，也要格外觉得有趣味。

有人问爱迪生，假使他再能从头活起，他的志愿怎样。他说：“我还是不愿弃掉我的奋斗生活。我极宝贵由奋斗而得的经验，尤其是战胜困难所得的愉快。一个人要先经过困难，然后到了顺境，才觉得受用，才觉得舒服。”

爱迪生还有一句很有价值的话，他说：“有的事情不是我们的睛睛所看得到的；但是尽力去干，却可以做到所不能见到的事情。”（原载1927年6月5日至19日《生活》周刊第2卷第31期至33期）

悼王永德先生

在国难这样严重的时候，哭爱国青年王永德先生的死，实在增加我的无限的悲痛。

永德，江苏常熟人，七岁进本乡的梅李小学，十二岁毕业，在原校补习两年，十五岁考进生活周刊社做练习生（民国18年10月）他为人沉默厚重，常常不声不响地把所办的事做得妥妥贴贴。我最初只感觉到他的书法进步得很快，办事的能力一天天充实起来，不久我便出国视察，和他分别了两年多。在国外的时候，常常接到他的信，很惊异他的文笔和思想进步得那样快。去年我回国后创办《大众生活》周刊，请他襄助编辑，同时帮助一部分信件的事情。他办事非常认真负责，把《大众生活》的事情看作他自己的事情。同时他又不顾劳瘁地参加救国运动。我办《生活日报星期增刊》的时候，仍请他帮忙，我们总是共同工作到深夜。他在公余，自己不停地研究，该刊五号《怎样研究时事动态》一文，就是他做的。他不但办事得力，思想进步，写作的能力也有突飞的猛进。我最近请他帮杜重远先生编了《狱中杂感》一书。这本书我原答应做一篇序文，但是因为忙得不可开交，延搁又延搁，他常常催我，前几天才写好付印。本月3日听说他患伤寒症在仁济医院，我赶去看他的时候，他已不能认识我，我叫了好几声，他才在迷惘中知道是我。在那样的神志昏迷中，他第一句突然出口的便是“杜先生的书已出版了没有？”他在那样苦楚中还流露着这样负责的精神，我听着真心如刀割！

我随请一位西医好友去看他，据说他的病症虽很危险，脉息还好，还不无希望，不料竟于11月9日的早晨5点半钟去世。他死的时候才二十岁。人材培养不易，像王永德这样的人材，不是容易培养成功的，不幸这样短命，我不仅为私谊哭，实为社会哭。（原载1936年11月15日上海《生活星期刊》第1卷第24号）

苦学时代的教书生涯

我在做苦学生的时代，经济方面的最主要的来源，可以说是做家庭教师。除在宜兴蜀山镇几个月所教的几个小学生外，其余的补习的学生都是预备投考高级中学的。好些课程由一个人包办，内容却也颇为复杂。幸而我那时可算是一个“杂牌”学生：修改几句文言文的文章，靠着在南洋公学的时候研究过一些“古文”；教英文文学，靠着自己平日对这方面也颇注意，南洋和约翰对于英文都有着相当的注重，尤其是约翰；教算学，不外“几何”和“代数”，那也是在南洋时所熟练过的。诸君也许要感觉到，算学既是我的对头，怎好为人之师，未免误人子弟。其实还不至此，因为我在南洋附属中学时，对于算学的成绩还不坏，虽则我很不喜欢它。至少教“几何”和“代数”，我还能胜任愉快。现在想来，有许多事真是在矛盾中进展着。我在南洋公学求学的时候，虽自觉性情不近工科，但是一面仍尽我的心力干去，考试成绩仍然很好，仍有许多同学误把我看作“高材生”，由此才信任我可以胜任他们所物色的家庭教师。到约翰后，同学里面所以很热心拉我到他们亲戚家里去做家庭教师，也因为听说我在南洋是“高材生”；至少由他们看来，一般的约翰生教起国文和算学来总不及我这个由南洋来的“高材生”！我既然担任家庭教师的职务，为的是要救穷，但是替子弟延请教师的人家所要求的条件却不是“穷”，仅靠“穷”来寻觅职业是断然无望的。我自己由“工”而“文”，常悔恨时间的虚耗，但是在这一点上却无意中不免得到一些好处；还是靠我在读工科的时候仍要认真，不肯随随便便撒烂污。

在我自己方面，所以要担任家庭教师，实在是为着救穷，这是已坦白自招的了（这倒不是看不起家庭教师，却是因为我的功课已很忙，倘若不穷的话，很想多用些工夫在功课方面，不愿以家庭教师来分心）。可是在执行家庭教师职务的时候，一点不愿存着“患得患失”的念头，对于学生的功课异常严格，所毅然保持的态度是：“你要我教，我就是这样；你不愿我这样教，尽管另请高明。”记得有一次在一个人家担任家庭教师，那家有一位“四太爷”，掌握着全家的威权，全家上下对他都怕得好像遇着了老虎，任何人看他来了都起立致敬。他有一天走到我们的“书房”门口，我正在考问我所教的那个学生的功课，那个学生见“老虎”来了，急欲起来立正致敬，我不许他中断，说我教课的时候是不许任何人来阻挠的。事后那全家上下都以为“老虎”必将大发雷霆，开除这个大胆的先生。但是我不管，结果他也不敢动我分毫。我所以敢于强硬的，是因为自信我在功课上对得住这个学生的家长。同时我深信不严格就教不好书，教不好书我就不愿干，此时的心里已把“穷”字抛到九霄云外了！

这种心理当然是很矛盾的。自己的求学费用明明要靠担任家庭教师来做主要来源，而同时又要这样做硬汉！为什么要这样呢？我自己

试读结束[说明：试读内容隐藏了图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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