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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张经纬

出版社:北京联合出版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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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物馆里的极简中国史

博物馆里的极简中国史试读:

时间示意与文物代表

旧石器时代(约五万年前)石器新石器时代晚期(约五千年前)玉璧、玉琮商周(约公元前1600―公元前221年)青铜鼎、青铜剑秦、西汉(公元前221年―公元8年)博山炉东汉(公元25年―公元220年)和林格尔汉墓壁画魏晋(公元220年―公元420年)书法北朝(公元386年―公元581年)石窟佛像唐代(公元618年―公元907年)茶叶、瓷器宋代(公元960年―公元1279年)山水画元代(公元1271年―公元1368年)江南园林明代(公元1368年―公元1644年)硬木家具清代(公元1636年―公元1911年)蓝染布前言在博物馆重新发现中国

各位即将打开的这本书,是我近十年在博物馆中探索、发现的一点心得体会。在这段宝贵的工作经历中,我亲手接触过数以千计的文物,每年都要进行许多次面向普通观众的讲解,还在各种媒体平台写作了许多向大众普及博物馆知识的作品。

随着我与观众、朋友不断地接触、交流,许多想法逐渐在我的脑海中浮现、升华。把文物和历史脉络结合起来,打破两者之间若即若离的关系,成为我追求的目标,而这本书就是朝着这个目标进行的一次尝试。在书中,我更加注重文物背后的历史脉络,力图把深藏在博物馆中冷冰冰的文物,用立体、动态的方式呈现给大家,同时通过文物来理解历史,串联起一个简明的“中国史”脉络。

博物馆是充满文物和知识的好地方,大家都喜欢去博物馆看展览,从那些古代艺术品当中,吸收知识养分,获得思路灵感。博物馆也是高雅、有情调的地方,能给每个参观者带来穿越时空、和古人交流的体验。但是,我要问一句:你真的可以拍着胸脯保证,你在博物馆里全看明白了吗?

在中国的博物馆里有很多展品,比如,玉器、青铜器、书法、绘画、古籍,还有古人用过的瓷器、家具、服装,甚至武器装备、车马鞍轿等器具。看到这些古代艺术品的第一眼,我们会觉得太漂亮了,太精美了,这些都是了不得的“宝贝”。可是,在看第二眼、第三眼的时候,如果你还是只能说出这样的形容词,或许就会觉得,似乎少了些什么。我们的头脑中是不是还应该再想到一些什么,再说出一些什么看法呢?

这种“话在心头口难开”的感觉不是你的错。因为我们的博物馆过去总是告诉你:古人创造了什么。但是,它忘记告诉你几件更重要的事情:古人为什么要创造这些艺术品?古代的艺术家,在什么样的历史背景之下,创造了我们今天看到的这些艺术瑰宝?这些文物又如何参与了古人在历史中的活动,见证了一个又一个重要的历史时刻?如果知道了这些,面对它们你也许就不会再有一种无法触摸的距离感了。它们在你眼中也就不再是一件件孤零零的艺术珍宝,一个个扁平化的对象,而真的成为历史脉络中生动、活跃的见证者了。

我想分享给大家的就是这样的一些知识。我可能不会就某一件艺术品,谈论它的制作技法(比如深雕还是浅刻),也不会奢谈它的美学价值,更不会给出它的市场价值(这是我们博物馆人眼中对待文物最拙劣的方式)。我想要让大家知道,这些博物馆中的艺术品,首先是我们的先民在历史上创造出来的“有用之物”。他们曾经使用过这些物品,通过交换这些物品,古人可以建立友谊、结成婚姻,推动人口的增长、文化的演变。只不过,它们中的一小部分,有幸在历史长河中,经历了千百年仍得以保留下来,进入博物馆里,让更多的人了解古人的所思所想。

这样的基本思路,也来自我本人的人类学经历。人类学家研究物品的历史时,不愿将其单纯地视作“宝物”“珍品”,或是历史名人的遗物,而更愿意将其还原为和每个人平等的人类文明的证据。在我的第一部著作《四夷居中国:东亚大陆人类简史》中,我曾尝试将古代物质文化的创造过程,作为解读历史上人类活动的重要窗口,让读者更清晰地看到物品背后的生产—消费机制对人类文明的推动作用。

现在,我希望能将这种尝试进一步延伸。因此,我在本书的每一章里,都会从博物馆收藏的一种具体门类入手,结合文物的时代特征,把文物和历史的联系呈现给大家;同时,兼顾中国历史上的不同阶段,从史前文明开始,沿袭约定俗成的历史朝代划分,按时代顺序讲述与之对应的文物往事。具体来说,每章开头会介绍这个时代的基本信息,接着描绘某一类物质文化制品的创造之路,并且展开围绕这些制品发生的历史故事,最后带出此类文物对历史的巨大反馈。

比如,我们可以通过玉器了解中国史前文明的“满天星斗”,借助青铜重器探索周代的江南,从东汉时期的壁画中解开鲜卑族崛起的秘密,还可以从唐代的茶叶与瓷器故事中发现“茶马古道”的踪迹……

希望这本书能够成为读者透视中国历史的“3D眼镜”,让大家从人类活动的角度,看到文物的流动、变迁之路,以及它们对古代社会、国家的深刻影响。从现在开始,博物馆里的每件文物,都不再是静止不动、沉默无语的,它们将因为你头脑中铺设的知识脉络而活跃起来,伴随你一同探索古代中国的奇妙世界。

2018年6月12日第一章被玉石改变的远古中国 从新石器时代开始

中国最古老的时代,是夏、商、周三代,这个时期,古代中国大约进入了有文字记载和有文物证实的时代。记录这个时期的文字最早的有甲骨文,以及后来慢慢改进的金文。甲骨文是一种刻画在龟甲或者黄牛扁平的肩胛骨上用于占卜的符号;金文则是后来铸刻在青铜器上的文字。而甲骨和青铜器,本身也是器物,见证了这个时期人们生活的具体方面。

不过,在此之前,在今天中国的土地上,已经有人类活动了。分子人类学家和古人类学家共同证实,大约在五万年前,东亚地区就已成为我们现代人类的祖先——晚期智人生活的空间了。我们所熟知的北京周口店山顶洞人,就是他们的代表之一。这些古代人多数会利用火种,切割毛皮,加工坚硬的石头,比如燧石(一种火山岩)或卵石,制造用于砍、砸、削、刮的器具。这个时代,因为能被考古学家找到的物品大部分是这些石头(还有少部分是骨头)的加工品,所以被笼统地称作石器时代。

大约在石器时代的晚期,也就是距今一万年左右的时候,由于农作物种植和动物饲养,古人的物质生活变得丰富起来。食物的增多,使得人口数量迅速增长,这意味着人和人之间、人群和人群之间,见面和交流的机会也大幅增加。比方说,当一个地方的人口密度只有2人/平方千米时,这两个人可能要一个多月才有机会照面一次;可是,当这里的人口密度上升到20人/平方千米时,可能一天就能见几回活人。随着人群之间交流而来的,是人口的流动(既有婚姻交换,也有类似今天的外出务工),这就不可避免地使某些区域成为重要的经济和文化中心。

今天的考古学家发现了许多当时的文化区域,他们习惯用首次发现的地点来命名,这就有了长江下游的良渚文化、辽河上游的红山文化、黄河下游的大汶口文化、黄河上游的齐家文化等地方性文化区域。这个时期的人们虽然还在使用石器,但因为各地之间交流的增多,一方面,随着制陶、耕种这些技术的传播,人类生活的质量有了稳步提高;另一方面,人类在加工石质器具时,对石头的材质、加工效果,都有了进一步的要求,所以这个时期,也被称作新石器时代。 玉器是用来祭祀的吗

新石器时代的人们在审美方面有了很大提高,表现出与现代人近似的品位。比如,他们喜欢石质比较透明、硬度比较高的石头。所以,在东亚地区,新石器时代最显著的标志之一,就是开始使用后来广义上的玉器。毕竟,制作玉器的原料,本质上也是石头的一种,只不过是石头中比较好看的一类。中国古代使用的玉石,有软玉和硬玉之分,前者以角闪石族矿物中的透闪石、阳起石为主,从化学成分来讲,是一种含水的钙镁硅酸盐。这些软玉占到了中国史前玉石使用量的绝大部分。硬玉则以辉石族矿物为主,其中的代表翡翠,要到很晚的时代才被中国人所熟悉、使用。

对玉石最热衷的新石器时代文化,南、北方各有一个代表,南方是良渚文化,北方是红山文化,都以玉石著称。两者之中,又以良渚文化更为显著。良渚文化首创了许多很有代表性的玉器,包括玉璧、玉琮、玉钺等。前面两种是最常见的,玉璧就是一个大圆盘,中间有一个圆形的孔眼,内圈和外圈就像两个同心圆。玉琮则像一个中空的圆柱体与一个正方体的结合体,早期的还刻有一个头戴羽毛头冠的人像俯在一只神兽上面的徽记。后来同时期的其他地区也开始模仿制作这类玉器,细节就被简化了许多,到后来只留下一个大致的形象。良渚文化兽面纹玉琮,江苏武进寺墩4号墓出土。

不管怎样,这类玉器虽然和我们后来看到的有具体形象的玉器大相径庭,但毕竟是中国人使用玉石的最初形态和样貌,所以后来的人就把这一时期的玉器称作“高古玉”。不过,这些高古玉给今天的人们留下了一个很大的困惑,就是在石器时代,我们的祖先用这些玉器来干什么?

过去很多人认为,这些古朴的玉器,要么是部落首领权力的象征,要么是巫师沟通神灵世界的器物。《周礼·春官·大宗伯》中提到:“以玉作六器,以礼天地四方:以苍璧礼天,以黄琮礼地,以青圭礼东方,以赤璋礼南方,以白琥礼西方,以玄璜礼北方。”意思是说,以玉璧、玉琮为代表的六种玉器,分别代表着天、地和东、南、西、北四个方向,合在一起称作“六器”,也就是六种祥瑞器物。今天的博物馆说明牌上通常介绍的“玉璧礼天,玉琮礼地”就是这么来的。另有“六瑞”之说,也是从《周礼·春官·大宗伯》而来的,即“以玉作六瑞,以等邦国:王执镇圭,公执桓圭,侯执信圭,伯执躬圭,子执谷璧,男执蒲璧”,是说不同级别佩戴不同的玉器,但主要是圭和璧两种。

然而,现在已有越来越多的学者开始承认,以玉璧为代表的高古玉,其实很可能就是史前人们用来交换物产、部落结盟时所用到的媒介。通俗地讲,也就是当作钱来用的。虽然我们没有新石器时代的直接证据,但稍晚一些时候的记载,可以为我们打开玉器在历史上最初的记忆。 玉器换忠诚

有关玉器的故事,要从商朝开始说起。商朝前期一直很强盛,但从中后期开始,按照河南安阳殷墟的甲骨文记载,在商朝的西部,差不多是今天的山西西南,汾水下游一带,出现了很多被称作“羌方”的人群。羌方给商朝的西部边境造成了很大压力,给商朝的边境安全带来了很多麻烦。一开始的时候,商朝还能经常击败羌方,可越往后,两者之间的胜负关系就变得越微妙。商朝渐渐已经不能有把握地保持对羌方的胜绩了。

这时在位的商王名叫武乙,他是商代最后一位君主帝辛(也就是纣王)的曾祖父。武乙当朝的第三十四年,做出了一个重大决定。因为他发现了一个位于陕西西部的部落,看起来很有潜力。战国文献《竹书纪年》记载,商王武乙动用“地三十里,玉十珏,马八匹”,招募了这个部落的首领季历。虽然商王一年后就在渭水下游战死,但季历没有让商朝失望,他率领自己的部落,多次从陕西进攻山西南部的羌方,为商朝的边境安全做出了重大贡献。后来,“羌方”几乎就从商代末年的甲骨文里消失了。这个陕西部落的名字叫作“周”,而季历就是周文王的父亲。

后来,季历的儿子周文王、孙子周武王和商纣王产生了严重的冲突。商纣王囚禁过周文王,最后又被周武王推翻。但不可否认的是,商人和周人一开始的合作还是很成功的。季历为商王效力多年,被封为“牧师”,这个官职在《周礼》中也有记载,字面上是牧马官的意思,实际含义可能和后来的大司马类似。而商王武乙当初之所以能招募到周人部落的首领,可能就是因为他当时送出了一份大礼。古代人少地多,马匹似乎也不特别稀罕,那么真正价值不菲的,或许就是文献里提到的“玉十珏”。“玉十珏”就是“十对美玉”。今天中国人取名字,很多人喜欢用这个“珏”字。这个字左“王”右“玉”,古文中,王和玉可以相通,象形字可以视作两块对称的玉石。在古代,这是玉石数量的一个单位,古人琢玉时,把一块玉石对半分成两块,制成一对对称的玉璧,合称一珏。如此看来,这十对玉璧有很高的价值,足以让季历为商王效力多年。

玉器作为交换媒介,或者说货币,在史前中国的流行推动了历史的发展。商朝用玉石吸引了周人部落前来襄助,最后又促成了商周之间的交替。换句话说,商王武乙最初就是用玉石购买了周人部落的忠顺。玉石拉近了商人和周人之间的距离,这种力量可以在不同人群之间产生非常微妙的相互作用,而它在周代,也同样扮演了非常相似的角色。 穆天子西行之谜

周人取代商人成为古代中国的掌控者后,开始了向东部扩张的脚步。他们的目标是黄淮流域中下游滨海的东夷和淮夷,因为后者控制着古代中国另一种非常重要的矿产资源——铜矿石。

然而,周人在和东南部人群的资源争夺战中,并不总能占据上风。西周依靠马匹和战车击败了商朝,当他们要继续深入南方,获取当地资源时,却遭遇了巨大阻碍。南方泥泞的土地和当地原住民一起,成了马车强大的敌人。不断折损的战车部队,给周王朝带来严重的打击,连君主周昭王都在南征中遇难。为了一雪前耻,昭王的儿子穆王决定卷土重来,他的首要任务就是为增强王朝的军事力量重新购买马匹。

周穆王,是周代历史上事迹最为浪漫的一位君主。他一生的事迹,除了史籍中严肃的记载外,还有一本充满传奇色彩的小说《穆天子传》,该书描写他乘坐着“八匹骏马”驱动的马车一路西征、东征的故事。小说中最引人入胜的地方,是周穆王遇到了一位在瑶池居住的“西王母”,两人之间以歌唱互答。因为爱听香艳野史的道听途说者越来越多,后来人竟一直以为周穆王驾车西行的主要目的是去找西王母幽会。事实上,他的西行有一项重要任务。

其实周穆王和西王母交往的情节只占《穆天子传》全书篇幅的百分之一,该书百分之八十的篇幅都是在讲周穆王沿途买马的事情。

当然,买马需要资金,周穆王出发之后,一开始用黄金向北方部落购买“良马牛羊”。可是出发没多久,估计黄金花得差不多了,他就专门改道前往一座“群玉之山”,“取玉三乘,玉器服物,于是载玉万只”。也就是说,周穆王开采了大量玉料,装满了三辆大车,又让人用这些玉料加工成上万只玉璧。

这些玉璧补充了他的西行资金,比如他见到西王母时给她“白圭玄璧”,可能就是用这些玉料加工成的玉璧。更重要的是,这些玉璧在他买马的道路上起了关键作用。依靠这些马匹,他重新组建了殷八师、西六师中的战车,为一举东征扫平了道路。

当然,这些玉璧和玉石,很可能没有完全用于购买马匹。就像当年周穆王的祖先因为十对玉璧开始为商朝效力,并最终推翻商人的统治一样,周穆王用于买马的这些经费,可能也产生了同样的后果。利用这些玉璧,周人从西北人群中为自己招募了不少守卫边境的部队。后来,也许是因为对周人给出的价格有所不满,或者因为征调、派遣的任务过于繁重,总之,西北的犬戎部落第一个起来反对周王。要知道,犬戎可是当年周穆王的买马路上,最拥护他的群体之一。他们奋起反抗的原因,可能就是周王后来用来买马的玉璧价格不够优厚。良渚文化玉璧,武进寺墩1号墓出土。

最后,犬戎的反抗迫使周王做出调整,开始让另外一些来自渭水上游的西戎部落,替代犬戎为王室供应马匹。从这些来自西戎的部落中,诞生了后来统一中国的秦国的祖先。 玉石货币的最后记忆

说到秦国,有一个非常有意思的故事。中国历史上大多数时间使用的主要货币,就是圆形方孔的铜钱,还因为中间的方孔,又被称作“孔方兄”。尽管大小尺寸和上面的年号有所不同,但它的基本形状是一样的。铜钱就是从春秋战国时的秦国开始流行的。而秦国之所以铸造这样的货币,大概是为了纪念改变他们祖先命运的玉璧。

秦国人最初铸造的货币,其实是一种圆形圆孔的圜钱,就像缩小版的玉璧。后来之所以演变成了圆形方孔钱,是因为浇铸技术出现后,同一批铜钱都是从一个模具中浇铸出来的。为了集中打磨铜钱的边缘,中间要插一根用于固定的棍子,圆孔中插的棍子容易滑动,索性就把圆孔改成了方孔。这种纯技术的因素,最终确定了圆形方孔钱的形状。但是,这也难以改变铜钱和玉璧的相似之处。

后来,有人以春秋时期齐国丞相管仲的名义写了一本书,名叫《管子》。博学多识的管仲在书中告诉我们,其实,随着铜币的流行,玉璧这样比较沉重的支付媒介,在东周时大多已经退出了中原经济流通的舞台。但至少在当时的甘肃一带,也就是秦国的大本营,还保留了用“白璧”作为流通货币的习惯。在陕北一带,则流行用“璆琳”“琅玕”,也就是球状的玉石作为通用货币。这里就是当年周穆王出征买马的目的地,所以有这种交易习惯一点也不奇怪。

最后一次大规模作为货币使用玉石的记载,大概出现在春秋时代的齐国。当时齐国已经开始使用铜币,但也没忘记用玉璧当作交换的支付媒介。《管子》中记录了管仲的一次计谋:当时齐桓公缺钱,管仲给他想了一个来钱的办法,“使玉人刻石而为璧”,按照石璧大小定价,大的千钱,小的五百。齐国还用这种玉璧作为朝拜周王的贡品,结果使天下诸侯的黄金、珍珠、五谷、布匹都流入了齐国。这个故事就叫作“石璧谋”。对管仲来说,玉璧就是更大面额的票据,他发行了两种,分别是一千面额和五百面额的,通过这种古老的交换方式,带动了齐国经济的发展。

对于玉石的货币价值,管仲还作了重要总结:“以珠玉为上币,以黄金为中币,以刀布为下币。”这里说的“刀布”,就是齐国当时通用的铜铸钱币,相比珠玉、黄金,它的价值是最低的。怪不得在春秋战国时代,有那么多关于玉璧的故事流传,比如著名的“和氏璧”故事。这些著名的玉石、玉璧,都体现了它们原来的货币属性。  1、龙山文化玉铲,西安蓝田县寺坡村出土。2、商代玉斧,西安长安县沣西乡出土。3、秦代玉璋,西安未央区大明宫公社联志村出土。 玉石与上古中国的融合

后来的人们因为困惑于玉石的形状,而忽视了它的货币本质。前文提到,《周礼》中以玉璧、玉琮为代表的六种玉器,分别代表着天、地和东、南、西、北四个方向,有所谓“玉璧礼天,玉琮礼地”的说法。但古人究竟是如何用这些玉器来“礼拜”天地的,则无人知晓。

我们换个角度来思考,在比周、商更早的时代,玉石很可能就是流行的货币,而且每个地区都有自己的货币形制。我们已经说过,后来演变为圆形方孔钱的秦国的圜钱,就继承了玉璧的形状。齐国、燕国一带流行的是刀币,就是刀形的铜币,这些刀币和中国各地出土的石器时代的玉钺形状类似。魏国、韩国等中原一带,流行铲土工具一样的布币,而布币和以前的玉璋也非常相似,都是在尖端有一对开口。这样来看,战国时代各地的货币,其实都能找到更早的玉质前身。

这样,我们也解开了战国货币的另一个难题:为什么当时出现了圆形方孔钱、刀币、布币等这些形状各异的货币?就是因为继承了早前当地流通的玉石货币的形状。只不过,在冶铜技术出现之后,玉石货币让位给了缩小版的铜币。这样来看,《周礼》中说的“六器”对应天、地和东、南、西、北四个方向,其实更大的可能性,是“六器”代表了当时中国东、南、西、北各个区域流行的玉石货币的形状。良渚文化玉殓葬,江苏武进寺墩3号墓出土。堆积在遗体表面的玉璧、玉琮让我们联想到后世中国金银随葬品之丰盛。

现在,我们来重新审视一下史前时代的中国版图。作为新石器时代晚期文化的代表,发源于辽河上游的红山文化,毗邻今天辽东半岛上的岫岩玉产地。陕西的半坡文化,邻近关中平原南部的蓝田玉产地。从中国著名的四大名玉产地来看,岫岩玉的辽宁辽东半岛、独山玉的河南南阳、蓝田玉的陕西关中,以及和田玉的新疆和田,都是古代中国经济最发达的区域。从某种意义上来讲,关中、中原、东北等古代经济地带,都是从这些史前货币原料的产地辐射开来的。

长江下游的良渚,玉料来自附近的江苏溧阳小梅岭古玉矿,并不属于四大玉产地,但是,良渚文化以其对玉璧、玉琮等玉石交换媒介的推崇,在很大程度上领导了新石器时代古代东亚的经济往来。

在浙江余姚瑶山、反山的典型良渚文化墓地中,死者身上往往堆满了大大小小的玉璧、玉钺,头上、腰上的空隙位置则放了玉琮。我们可以想象一下死者下葬时的情景,这么多玉璧,从头到脚铺满了他的全身,身体表面能放的地方几乎都放了。

也许古代中国人和现代中国人有一样的脑回路,会用相似的方式对待死者。就像现在流行的盗墓探宝小说里写的那样,汉唐宋元王公贵族的坟墓中,有大量金银财宝随葬,而今天我们给死者陪葬的,也少不了金箔、银箔,那么我们可以猜想,在良渚文化土墩墓里随葬的玉璧,应该也是出于同样的用意。

这些玉璧不仅出现在良渚的古墓中,而且随着良渚文化与北方大汶口文化、江汉流域石家河文化、中原的庙底沟文化等的交流而广泛传播,在当地产生了类似的本地制品,发挥了相仿的作用。

由此可见,从史前时代开始,玉璧、玉琮、玉钺、玉铲等古老石质货币的使用,加强了中国境内各区域的联系,为各地逐渐连成整体,发挥了不可忽视的作用。

现在,我们已经有了一种审视玉器的全新视角。世界上许多国家和民族,都有各自崇尚的宝物。中亚阿富汗一带的人喜欢青金石,印度人喜欢红宝石、蓝宝石,非洲人热爱钻石。这些罕见而坚硬的“石头”,都为当地古代文化提供了经济发展的动力。玉器对于我们中国人也一样。

在中国的史前时代中,玉石扮演了沟通不同地区古文化的重要角色。尽管这些造型各异的玉石让后来者感到困惑,成为“礼天礼地”的六器,但是在古代文献中,仍然留下了许多蛛丝马迹,指引我们发现玉石的真相。

作为货币的高古玉器,参与改写了商王武乙和周穆王的基业。古代王朝通过玉石既能得到外援,又能购买到马匹。我们还可以进一步思考一下,这些王朝的衰落,是不是也和玉石产量下降导致的经费不足有关呢?

后来,随着金属冶炼技术的提高,早期中国在商周时期进入了青铜时代,玉石与其他石器一同退出了交换流通的舞台,留下墓葬中那些迷人而耐人寻味的“礼器”。当然,一同留下的,还有战国时代那些源自早期玉器造型的铜质货币。

虽然玉石的货币功能衰退了,但它本身作为装饰性珠宝的一面,随着玉石采矿业的延续,发展出了新的方向,成为文明史以来中国最具观赏价值的工艺品。玉石以贵重的玉质器物的形式,成为传世珍宝。

今天的玉器收藏爱好者可以这么思考:你所收藏的各种形式的玉器,之所以具有极高的收藏价值,是因为它们最初就是可以流通、用来兑换重要物资的交换媒介,它们还改变了石器时代一直到商周王朝的历史。

告别了玉器和石器,中国就进入了青铜时代。在下一章,我们将一同探索改变古代中国的另一项重要文物——青铜器。我们知道青铜器历来都是国之重宝,但很少有人知道,它们的原料就来自古代江南这个巨大的矿区。这些铜矿料的流动,为秦国和楚国的未来铺设了命运的轨道。第二章隐藏在青铜器中的周代兴衰 商周文明的标志

中国历史最早的有文字记载的文明阶段,就是商周时期。

学术界对“文明”的界定有一些标准。比如,考古发现,当时城市的遗址显示城市范围内存在各种功能的分区,就说明当时已经具备了国家的基本要素。有了国家,至少就证明,当时的人类不是三三两两、三五一群的小规模群落,而是进行社会分工的大规模群体。人们不再满足于觅食、交配这些基本需求,开始有了更大也更复杂的精神需求。

当然,更重要的是,当时发生的一些事情,被人们以符号的形式记录了下来。通过对这些符号的研究,我们发现这个时期的中国开始有了文字。在这些记录中,围绕具体人物的事迹则体现了历史的进程。拿商代来说,20世纪初在河南安阳发现的甲骨文,不但证明了商代的真实性,更重要的是,提供了商朝活动的重要史实。

接下来的周代,原本就有后世的文字记载,又通过考古发现,大量周代青铜器上刻有铭文。这些文字因为刻在金属表面,所以被称作“金文”。周代青铜器上的金文在字数上远超过商代(商代青铜器一般只刻有器物主人的名字,很少有长篇大论),而且都是时人为记录某一具体事件而作,给我们了解这个时代提供了第一手材料。

半开玩笑地讲,去博物馆里看青铜器,要判断它们的价值,除了那些形状特殊、造型罕见的以外,就靠两个标准:一个是体积越大价值越高,另一个是字数越多越有价值。字多价高,很好理解,器物上的金文为商周时期的历史世界提供了独一无二的细节记录;器物大小决定价值,则是因为铜矿原料在当时是非常重要的珍贵资源,人们舍得花费大量材料制作器物,说明这件器物在当时就具有不菲的价值。而且这些经过复杂程序加工制成的器物,本身就代表了当时最先进的科技水平,体现了文明所赋予的力量。

这也是为什么博物馆里只要力图呈现商周时代的文明,就要摆放一堆青铜器。当然,另一个原因是,这个时代毕竟离今天已有四千年之久,有机物历时久远,糟朽腐坏得已经差不多了,唯有这些青铜器历久弥新,保留了当年的神韵。所以不了解青铜器,也就无从了解商周文明的底蕴。 青铜器原料之谜

要了解青铜器,即便熟知器物的形状,可以通篇翻译金文的内容,如果不清楚一个重要环节,那你对青铜器还远远称不上是真正的了解。这个环节,就是青铜器的原料来源。

在解决这个问题前,我们需要先回答一个问题:什么是青铜器?青铜器就是用铜、锡、锌这三种金属的合金制成的器物。纯铜的颜色是红色的,性质比较软,加入另外两种金属,不但增加了铜的硬度,也改变了它的光泽。其中,铜是主要成分,占百分之八十;锡占百分之十多一点;锌很少;有的还包含一些铅。青铜器刚制成时的颜色,是比黄铜色还浅一些的金黄色,光泽度非常好。只不过因为埋藏在地下,时间久了经过氧化,出土时变成了铜绿色,才有了青铜这个名称。如果进行除锈处理,还是可以还原成黄澄澄的色彩的。

在中国历史上,青铜器主要出现在商周时期,到战国时代就逐渐淡出历史舞台了。我们在博物馆里见过很多商周青铜器,有礼器,也有兵器。礼器就是在葬礼、加冕礼上使用的器具,比如大鼎、酒樽,兵器自然就是剑、斧、箭镞,等等。还有一些器物不太容易分类,比如车马上的铜制部件等。

马车和兵器,能让我们想到中国北方平原上的古代战场。今天博物馆收藏的青铜器,大多数确实是在中国北方出土的。然而,根据中国古代青铜器合金中含量非常少的铅元素,考古学家发现,那些铸造青铜器的原料,其实来自南方,尤其是今天的江南,即长江中下游地区。现代出土的青铜器中,很大一部分含有的铅元素,不是普通的铅,而是一种具有一定放射性的铅同位素。这种微量的铅同位素,很可能是在铜矿开采时就和铜矿石伴生在一起,在冶炼过程中也未能去除。按照这一特征,冶金考古学家比对了今天中国境内所有铜矿的元素构成,于是就找到了古代青铜器的原料来源。

解开了这个问题还远远不够,因为铜矿石虽然产自南方的古铜矿,但商周青铜器是在北方铸造的。那么,这些铜矿原料从南方来到北方的历程,就构成了一部商周时代的历史。 吴国特产青铜剑

说到江南的古铜矿,少不了春秋时代江南的吴、越两国,因为当时主要的铜矿资源就位于这两个国家境内(后来楚国的出现打破了这一格局)。吴、越两国不但开采了大量的铜矿石,还留下了许多有关青铜宝剑的传说,可以帮助我们破解铜料北运的秘密。这些江南铜矿,决定了吴、越两国的命运,也参与谱写了周朝和秦朝的历史进程。 1、吴王光剑,剑上铭文为『攻敔王光自乍(作)用剑,恒余以至克战多功』。安徽庐江出土,现藏于安徽博物院。2、吴王夫差剑,剑上铭文为『攻敔王(吴王)夫差,自乍(作)其元用』。作者摄于山东省博物馆。

在吴越青铜宝剑的故事里,我们不说最有名的“干将莫邪”的传说,先来讲一位吴国的王子。这位王子叫季札,是吴王阖闾的叔叔、吴王夫差的叔公。《史记·吴泰伯世家》中提到,季札无心王位,喜欢周游北方各国,为吴国充当外交大使。他到过北方的鲁国、齐国和郑国。

季札最受人称赞的一点,是他路过徐国时做的一件事。从长三角的吴国前往北方国家,首先需要经过和苏南接壤的苏北徐国,这条路线和今天的京沪高铁是一样的。

季札到达徐国后,拜见了徐国君主。徐国君主特别喜欢季札随身佩带的青铜宝剑,拿在手里把玩,爱不释手,但他身为一个诸侯,碍于面子,没好意思向其他国家的使臣提出索取要求。不过,这么明显的举动早就被冰雪聪明的季札看在眼里,可他因为还有出使任务,身为大使,不能没有佩剑,也就没摘下来送给徐君。

等季札结束出使任务,南返回国时又经过徐国,想起当初徐君喜爱宝剑的情景,打算将宝剑送给他,结果“徐君已死”。于是季札解下宝剑,挂在了徐君坟墓边的树上,然后潇洒地离开了。司马迁被这个故事深深感动了,就把季札王子树立成春秋时期“仁心慕义”的道德典范。

季札的这个故事,只是吴国众多宝剑传说中的一个。他的侄子吴王阖闾,也有一个关于青铜剑的故事。阖闾在即位前,雇用了一个叫专诸的刺客,用一把藏在鱼肚子里的短剑,刺杀了前任吴王,然后成功登基。这把剑就叫“鱼肠剑”。专诸的成功事迹,可能启发了后来刺秦王的荆轲。

阖闾的儿子夫差即位以后,关于他的宝剑故事就更多了。他不但拥有美女西施,还收藏了胜邪、鱼肠、湛卢这三把名剑。中国古代最著名的铸剑传说——干将莫邪、欧冶子的事迹,也发生在吴国和它南边的邻居越国身上。

可以这么说,吴、越两国,几乎垄断了春秋战国时期中国所有青铜宝剑的传说,成为春秋名剑主要的供应商。今天在中国各地,考古发掘出十几把吴王剑、越王剑,山西、山东、湖北、安越王勾践剑,湖北徽都有。我们可以这样理解:当年吴国的外交大江陵望山1号楚墓使、王子季札,带着本国特产青铜剑周游北方列出土,剑上铭文为国。他为什么把宝剑留在北方?道理很简单,作『越王鸠浅(勾践),自乍(作)为吴国大使,总要兼顾对外贸易,吴国青铜剑的用剑』。现藏于湖主要市场在北方,把样品给北方的国君,自然就北省博物馆。是一种无声的推广,对吴国青铜兵器的销路有莫大的好处。 江南铜矿争夺战

吴、越两国为何制造了如此众多的宝剑?答案只有一个:这里的铜矿特别多。这两个国家所在的地区西部,就是中国最重要的铜矿区。江西上饶境内的德兴铜矿,是亚洲最大,也是中国第一、世界第二的露天铜矿。根据考古发掘,江西瑞昌铜矿的开采历史,可以追溯到商、周时期。

西周中期周昭王有一位大臣,名字叫过,他是个伯爵,所以被称为过伯。他留给我们一只“过伯簋”,簋上有16个字,讲了一个故事,说的是过伯跟随周王讨伐叛乱的荆人。荆国大体位置在今天湖北的汉水流域一带。过伯这次出征的成果被概括为“俘金”,意思是得到了重要的“金”。我们知道,西周时说的“金”不是黄金,而是指铜矿料。最后,他把这些铜料铸造成宝鼎,献给了周王室。就是这么一件简简单单的事情,里面的细节却很丰富。

故事里的周王就是周昭王,他不止一次到汉水流域和荆国作战,让他们进贡铜料。荆人的开采路线大概是沿着长江顺流而下,然后到达江西。湖北黄陂还挖出一座商代古城,证明这是商周时期控制江南铜矿的必经之路。可能周王对矿料的需求很大,采矿的当地人“压力山大”,所以就造反叛乱了。这又逼得周王不得不亲自出马。虽然过伯这一次赢得战争,取得了铜矿,但后来周昭王还是死在了强渡汉水、南征荆楚的路上。看来,最后周王还是被铜矿给害死了。

这件事发生以后,昭王的儿子周穆王就采用了用玉石去买马,重建军队,继续开采铜矿的战略,但效果不是很理想。因为江南河流、湖泊太多,实在不利于马车行军。所以,周王索性派遣了一支亲信部落,去湖北建立一方诸侯国,直接负责采矿。这个诸侯姓芈,他建成的国家,就是楚国。禹鼎,现藏于中国国家博物馆。鼎内铭文记录了周厉王命将领禹率西六师、殷八师往征噩侯驭方一事。噩侯曾掌控南淮夷、东夷铜料入周之路。

楚国后来非常成功,一直给周王室进献铜矿。为了全面占领江南的铜矿,楚国还不断向东拓展,扩张到了江西、安徽。当地的采矿部落受到压迫,被逼无奈之下,只好继续向东逃亡,逃到了吴国和越国。他们在这两国造出了举世瞩目的青铜剑,留下了干将、莫邪、鱼肠、湛卢等铸剑传说。

吴国的工匠们有着和楚国天然的旧怨,为了阻止楚国东扩,他们最好的选择就是努力沟通北方国家,把自己的青铜兵器提供给北方,以获取后者的经济和技术支持。所以,这才有了王子季札在徐君墓前挂剑的故事。

后来吴国和楚国展开了旷日持久、长达半个世纪的大战。这段吴楚争霸的历史,其实也是江南铜矿工人书写的历史。

今天的江南,早已是鱼米之乡;商周时代的江南,或许是繁忙的采矿营地。这些来自江南的青铜矿料,先是通过周人,后来通过楚人,最后通过吴、越等国,源源不断地输入到中原大地,塑造了三千多年前的青铜文明,留下了博物馆里数不清的青铜文物。 “铜马体系”的崩溃

中国青铜器的历史,从商代一直持续到战国后期,长达一千五百年左右。今天江南地区的江西瑞昌、安徽铜陵的古铜矿在商代就有开采。周代时对江南铜矿的开发和利用,达到了古代的顶峰。西周依靠马车和铜矿资源,在较长的一段时间里维持了王朝的鼎盛。

曾经的周人实现过巨大的经济成功。他们驾驶着战车,勒令东部的淮夷部落进贡铜料。接着又把这些铜料铸造成坚硬的青铜兵器,从北方游牧者那里虏获马匹。而马匹又为他们驾起新的战车,创造又一次胜利。随着周人疆域的扩展,他们这台精密周转的资源交换机器,从偶尔失灵变成了经常失误。

有鉴于此,周穆王从无偿获马,转变为有偿买马。然而,用青铜器分封诸侯,是周王室维持权力最有效的手段。为了保持铜矿料的稳定输入,周人只能派遣楚国的先辈从陕西东部,经过蓝田—商洛古道,来到南阳襄樊盆地,全权负责开采铜矿的事务。眼看楚国取得了巨大成功,周人把马匹供应的事务也外派给了秦国的先人。就这样,在周代中期,周穆王的儿子周孝王的这项新政,给西周的历史带来了重大转折。

在一段时间里,周人重现昔日的辉煌,让周王室有能力把一次次胜利铭刻在青铜器的内壁。有些胜利是镇压叛乱的艰难取胜,比如,禹鼎铭文讲述了周王镇压叛乱的噩侯;另一些胜利是侥幸地抵御了外敌,比如,多友鼎铭文讲述了周师战胜猃狁的事迹。这些都是西周中后期非常有名的青铜重器,它们的共同点是,宣扬周师威猛的同时,也暗示了周王再也不是那个无人敢犯的四海之君了。幸运的是,那时楚国还努力效忠王室,而秦国也在感激周王的赏识、提拔,它们在各自发展的道路上探索前行。

只是,好景不长。随着这两个位于周人东南和西北方向的部落在采买事业上蒸蒸日上,周却因为不再控制实际资源(只有交换价值,而不具备使用价值的玉石除外)而变得日益贫弱。终于,楚国产出的铜矿、秦国养殖的马匹,最终超出了周王室的购买能力。

缺乏战马可供驱驰,也没有铜兵器用以御敌。周王室被犬戎攻破,而站在犬戎背后的,则是全面接手王室铜、马专营的秦、楚两国。铜、马的匮乏,是王室经济的真实一面,也是今天几乎没有什么西周末期的青铜重器出土的原因。 西周的两位遗产继承人

从春秋直到战国中期的中国舞台上,周王早已把最显赫的位置让给五霸和七雄。而在它们当中最耀眼的,其实只有两个国家,就是楚国和秦国。

楚国的成功是最先到来的,因为它控制了所有北方国家的铜料来源,这让各国不得不听命于它。《左传》中就记载,楚成王仅用一千斤铜料就换得了郑国的朝见,而在当时,郑国可是周王室中地位最高的诸侯国。然而,正是楚国的强势,给吴、越提供了崛起的机会,因为它们也有机会掌握铜矿的开采密钥。这也为后来楚国东吞吴、越埋下了伏笔。

楚国的衰败和中国青铜时代的落幕一同到来。战国后期,由于战争频仍,原本可以铸造青铜彝器的铜料大都被制成了兵器,表面上的文字和纹饰大大减少。楚国受到的致命一击是,资源分布更广的铁器开始登上历史舞台。随着北方各国逐渐普及铁器,铜矿原料的交换价值迅速下降。经济上,主要依靠青铜兵器出口的吴、越两国先后消亡。曾经占据江南大部分疆域的楚国,也随着铜料价格的大幅跳水而走向没落。

这一趋势的最大获益者,应该就是秦国。从周代的养马部落起家,秦国继承了西周的另一笔遗产。由于秦国拥有中国境内最重要的牧场,到战国时,秦国可以说是成了各国马匹的主要供应者。我们试想一下,当东部国家试图驾驭着从秦国输入的马匹,反过来挑战秦国的权威时,必将遭受双重打击——战马供应远逊于秦,且买马所出又将资助秦国的经济。更重要的是,秦国也是铁制品输入中原的主要渠道之一。当铜料的价值越来越低时,秦国对其主要对手楚国的优势就越来越大。楚王子午鼎,现藏于河南博物院。王子午是“问鼎中原”的楚庄王的儿子,曾任楚国令尹。该器出土于楚文化的发祥地河南淅川,见证了楚人为西周管理铜料事宜、沿秦岭东迁的历史进程。

就这样,西周留下的两笔遗产,决定了秦国和楚国的命运。当秦国最终击败楚国,继而吞并其余各国后,中国也就彻底告别了青铜时代。然而,当年吴国王子出使北方国家,推广青铜兵器的路线保留了下来。同样,楚国向北输送铜料,向东发展、进击吴越的路线,和那些早先的商周时期北方人群南下开采铜矿的道路一起,成为中国各个地区之间相互联系的网络,将这个国家连成了整体。 告别青铜时代

秦代以后,铜矿原料就不再用于制作大型器具,而是用于铸造货币。这一点,和玉器的发展正好相反,玉石因其加工的烦琐和携带不便,放弃了其货币价值,成为一种贵重的宝石和工艺品。而青铜原料则因为它的可塑性,从贵重的钟鼎彝器变成了可供流通的货币。这些转变,源于它们最初都是先民眼中的宝贵资源。

从这一点出发,我们或许可以对商周时代体量巨大的青铜器做一猜想,我们今天在商周墓葬中发掘出来的青铜重器,本身就是一种财富的象征。如同后世官府的铸币机构,会将碎银熔成液体,浇铸出大块的银锭用于收纳,在需要时再将银锭熔化,铸出用于流通的小额银圆。巨大的青铜器,很可能具有类似大块银锭的功能,将铜料集合,一方面为了炫耀财富,另一方面也为了在需要时重新熔化,用于铸造兵器等。

那么,商周青铜器铭文中常见的用作结尾的“子子孙孙永宝用”,代表的可能并不是虚设的敬语修辞,而指的是具体用处,即周王将铜料铸成宝鼎等重器赐给臣下后,相当于给予后者一笔真实的财产,臣下有不时之需时可以将其熔化,以小块铜锭进行交易,而不是我们以往认为的,将铜鼎、铜簋代代相传。

这样看来,今天我们依然能见到刻着大量金文的传世或出土的青铜器,是相当不容易的。因为它们逃过了春秋战国之际以铜料熔铸兵器,或后世熔化铸钱的命运。

当然,更重要的是,当我们再次走进博物馆,观赏聚光灯下那些光彩熠熠的商周青铜器时,请不要忘记,它们的原料来自江南。它们流入华夏腹地的进程,为古代的中国铺设了沟通、联系的网络。也不要忘记,上古时代那些被青铜器铭文记录的、非常精彩的“铜矿之战”,书写了整部先秦的历史。

这些青铜制品,不但启发了我们对古代物质世界的了解,还能帮助我们深入古人的精神世界中去。在接下来的一章,我们将进入一个全新的时代,通过造型别致的铜器“博山炉”,潜入秦始皇和汉武帝的脑海,看看他们在追求长生不老的神仙之路上,到底有什么样的收获。第三章博山炉与秦皇汉武的寻仙之路 秦皇汉武的永生梦

秦汉时代,是中国公元前后的一个重要时期。

秦朝最大的事迹或许是击败六国,奠定了中国统一的格局。在前两章我们已经知道,秦国源自一个为周王提供马匹的西部部落,他们在养马的事业中得以壮大。当东周时期所有国家都忙着驾驶马车打仗时,财富就源源不断地流入秦国,给后者提供了战胜六国的经济实力。秦始皇除了统一六国,还南征百越,北击匈奴,巡狩天下,封禅泰山,留下许多重要事迹。

继承秦朝的汉朝,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长期稳定的王朝,前后存在了四百余年,两汉差不多平分了公元前后的四百余年时间。汉朝的故事很多,汉武帝是后人最爱评论的皇帝之一,他在北击匈奴的道路上走得更远,成为后世帝王在武功方面的标杆,可他在这条道路上走得太远了,以致耗费了汉朝前期的大部分积蓄。而对匈奴的根本性打击,是东汉和帝时由车骑将军窦宪率军与南匈奴、乌桓和羌胡各路军队合力完成的。文化方面,前汉有司马迁奋发写《史记》,后汉则有班固写《汉书》,奠定了中国史学的基础。

如果要问秦代和汉代有什么共同点,有人会举出“秦皇汉武”,用武功证明他们在开疆拓土方面的相似之处。这一点当然是不能否认的,但这只是部分答案。另一部分是,他们都对神仙世界有着热切的向往。具体来说,是对神仙世界的“长生不老”有着强烈的愿望。

然而,追求长生的秦始皇,除了在陵墓中和他的兵马俑大军实现了两千多年的“永生”之外,在现实世界里只留下一个不足二十年就走向覆灭的帝国。汉武帝确实比秦始皇活得要久一点,但离永生还差了十万八千里,他同样没有留给西汉一个国祚千载的根基,而是用财政赤字给王莽提供了一个表演的舞台。

追求永生的路途,真的那么遥不可及吗?这样一种看似无害的事业,是如何给秦、汉帝国带来无法逆转的命运的?让我们从一种非常独特的文物——来自西汉的香薰炉说起。这种香炉的名字是博山炉。 博山炉上的仙境

西汉时期,出现了一种带底座的香炉。它的底座就像电影里出现的油灯的灯盏,上面的部分差不多和西柚或水蜜桃一般大小。香炉分成盖子和炉座两部分,中间是空心的,可以打开盖子,在中间盛放点着的香料。错金云纹博山炉,河北满城中山靖王墓出土,现藏于河北博物院。博山炉细

致的纹理和时隐时现的云雾,让人们联想到那个神奇的海上仙境。

这种香炉的特别之处,就在于它的造型。炉座是涌起的波浪,层层叠叠地围绕着中央,而它的盖子就像是从大海中升起的一座仙山。在山谷间,隐藏着很多山洞,还有各种灵异生动的动物造型,比如猴子、兔子等,不仔细寻找还不一定能发现。点燃香炉里的香料,会有烟雾从这些山洞中冉冉升起,炉盖就像一座隐藏在云端的高山。

这种香炉的创意,的确和传说中的仙山有关。

战国时期的著作《列子》中的《汤问》篇提到了五座神山,分别是岱舆、员峤、方壶、瀛洲和蓬莱。前两座神山后来沉没了,只剩下方壶、瀛洲和蓬莱三座。即便如此,山上的景象仍然堪称奇观,比如“其山高下周旋三万里,其顶平处九千里”。最神奇的是,山上的景观非常奇幻,“其上台观皆金玉,其上禽兽皆纯缟”,就是说山上的建筑都是由金玉制成,动物都是纯白颜色的。最让人羡慕的一点是,山上的树木结出的果实能令人“不老不死”。山上居住的人“皆仙圣之种,一日一夕飞相往来者,不可数焉”。而这些神山本身则在海波中漂浮,据说底下还有“巨鳌”驮着,使之不至于沉没。

方壶、瀛洲和蓬莱这三座传说中的仙山,被统称为博山。而以这些神山为原型制作的模型,自然就被称作博山炉了。这些博山炉器物虽小,可不论是海波,还是山峦,以及山上的树木、动物,甚至亭台楼阁和人物,都栩栩如生,让人感叹其巧夺天工。

今天我们知道,这些神山都是人们的美好想象。但是,历史上的人们未必知道,他们用瀛洲、蓬莱命名了中国东部沿海的诸多岛屿,在山东淄博还真有一个以“博山”为名的区域。这些,包括制造有着明确寄托的香炉,都表达了人们对神山降临人间的渴望。

然而,秦汉时期确实有两位著名的君主,并不满足于香炉上的神山,他们打算竭尽全力探索这“不老不死”的仙境,而这也对其国家的未来产生了无法预见的影响。 秦始皇被方士骗了吗

秦始皇派遣徐福入海寻找仙人的故事,我们都知道。这种事不仅秦始皇干过,后来的汉武帝也干了。这里一共有三个问题:第一,秦皇汉武为什么要去找仙人?第二,仙人到底是什么?第三,他们找到仙人了吗?

秦始皇三十九岁的时候统一六国,登上了前无古人的皇帝之位,去世的时候是四十九岁。当时人的平均寿命差不多是三十五岁,秦始皇的寿命已经超出其他人一大截了。当然,从今天的医疗水平来看,他的寿命还有很大的提升空间。所以,他像历史上所有位高权重的人一样,有个小小的目标,就是想“再活五百年”,好好享受自己刚打下的江山。

为了实现这个目标,秦始皇开始积极行动,他派人四处寻找能使人长生不老、延年益寿的办法。这个时候,有人给他推荐了一些来自齐国的方士,也就是擅长祭拜鬼神、炼丹长生的一群人。据说,他们有让人长生不老的办法。

在古代的华南、华东,有一种观念,人死了以后,死者的灵魂不会消散,它们会生活在生者附近的高山上,尤其是云雾缭绕的山尖。它们时不时还会回到自己的后代身边,看一看后人的生活。比如在逢年过节的时候,人们把自家死者之灵从山顶的云雾世界邀请回来,等节庆欢度结束,再把它们送走。古代华南地区高山上的悬棺葬,大致就是这种观念的具体实践。这些想象出来的灵魂,既是人们的祖先,又是一群永远生活在幸福天堂里的“仙人”。这就是“神仙”观念的原始形态——世界上本没有神仙,祖先去世的多了,就有了神仙。说句没经考证的玩笑话,“仙人”和“先人”之所以同音,可能也有这个意思。

最初,东边的人们还是能搞清楚的,所谓神仙的世界,就是祖先之灵生活的地方。可西边来的秦始皇不太明白这个道理,也有可能是把这些观念传递给他的滨海人士没表达清楚。总之,他四十岁的时候,第一次来到遥远的东方,到山东来看大海,一接触到齐国、楚国的民间信仰,马上就被“神仙”吸引住了。他把东夷观念中人们死后去往的永恒世界,当作一个现实存在的人间天堂;把那些死后永垂不朽的祖先,当作真能长生不老的神仙。

后来的事情,我们都知道了。方士们告诉秦始皇,神仙和不死灵药在大海里的三座神山上,也就是从《列子》中抠出了蓬莱、方壶、瀛洲的名称,嵌入了这种祖先信仰中。结果,秦始皇信以为真,真的派了一个叫徐福的方士带着一堆童男童女,出海去找神仙了。徐福可以算作中国的第一代探险家。结果神仙还没找到,秦始皇就驾崩了。

之前的三个问题我们回答了一个半。秦始皇寻找神仙是为了长生不老,但他把东部地区人们头脑中祖先安息的永恒彼岸,当作了真实存在的现实仙境。这注定了他的徒劳无功。

不过这件事对后人,尤其是对汉武帝的影响非常大,不管三座仙山是不是真的,后人一想,既然秦始皇都派人去找了,估计假不了。所以他们不但再接再厉,继续寻找,还给三座传说中的仙山起了个——博山。而且,还真的有所发现。 汉武帝的“神山探索小分队”

汉武帝在位时,是西汉最强盛的时期,他和秦始皇一样向往长生不老,也是一位神仙爱好者。他除了像老前辈一样继续派遣“神山探索小分队”,年复一年地寻找仙人以外,还更务实地把只有传说的“博山”具体造了出来。

我们今天看到的博山炉,大体上是汉武帝时出现的。

汉武帝即位以后出兵岭南地区的南越国,获得了来自南海的龙脑香、苏合香等香料。对这些香料的使用激发了工匠们长期以来的灵感,他们把香料制成香球或香饼,再配合香料制造出了博山炉这种与传说高度结合的香炉。虽然只是一种迷你版的海上神山,但只要点燃香炉内的香料,就有一缕缕的香烟从山洞中升起,笼罩着这座香炉,还真有点隐藏在云端高不可攀的感觉。这样,汉武帝在还没找到神山和仙人之前,可以每天在宫里看看散发仙气、香气的香炉,多少有个心理安慰。

所谓“念念不忘,必有回响”。汉武帝时有一本神山探索笔记流传下来,作者是汉武帝的名臣东方朔。他和武帝的亲密关系,差不多和后来乾隆与宠臣纪晓岚相似。这本著作假托东方朔的名义,取名为《海内十洲记》(简称《十洲记》),记录了当时人们观念中十座著名的仙岛。其中自然也包括传说中组成“博山”的海上仙山。

这本书对瀛洲讲得尤其具体,里面是这么描写的:瀛洲位于“会稽”,相当于浙江对面的东海上。山上不但有仙草、玉石、泉水,还住了很多仙人。最神奇的是,这些仙人没有像《列子》中说的那样,整天吟风弄月,飞来飞去,而是有着和吴越地方的人差不多的风俗习惯。

我们有理由怀疑,这到底是神仙,还是住在海岛上的普通人呢?我们今天知道,汉武帝的“神山探索小分队”在云雾缭绕的海岛上真的有所发现。那些仙山上的居住者,其实就是岛屿上有着自己风俗的原住民,而且他们和最近大陆上的居民有着相同起源——毕竟海岛上的居民都是从东亚大陆迁移过去的。这一发现,非但没有妨碍汉武帝把他们视作神仙存在的重大证据,反而更加坚定了他关于神山和永生不老的信念。随后他开始了更大规模的探索,不但在中国的东面寻找海岛,还把探索的范围扩大到了中国的北面、南面和西面。 天马的代价

对汉武帝来说,除了神山的具体位置和成仙灵药的效果以外,还有一个问题一直困扰着他:神山高耸在遥远的海外,到底要靠什么交通工具才能前往并登上位于“博山”之上的仙境呢?

西域方面,很快传来一个振奋人心的消息。有一个流落匈奴十多年的使臣,名叫张骞,他原本也是汉武帝派往北方的探索队伍中的一员——为了寻访匈奴的北面和西面到底有谁居住。张骞虽然没有带回神仙的消息,但他汇报,听闻在匈奴西面有一个叫作大宛的国家,那里盛产一种汗血马,是天马的后代,据说骑上以后,就能登上神仙居住的高山仙境。这个消息令汉武帝大为振奋。西汉鎏金铜马,以大宛汗血马为原型而铸,现藏于茂陵博物馆。

汉武帝再次派遣张骞前往西域,这次只到了大宛北面的乌孙国,大约在今天哈萨克斯坦境内。最后张骞带着乌孙国赠送的数十匹骏马回到了汉朝,汉武帝对这些骏马喜爱有加,立即把它们命名为天马——尽管这些马并不能登天。从此,西域的物品开始源源不断地流入中国,比如葡萄、苜蓿等。今天江浙地区的家常菜清炒草头所说的草头其实就是西域来的苜蓿,只不过马儿吃的是整棵苜蓿,人吃的是苜蓿的嫩叶。

随着西域往来使者数量的增加,加上张骞后来也去世了,汉武帝终于从西域使者的口中得知,他这么多年骑的其实是乌孙马,真正的天马依然在乌孙南部帕米尔高原西面的大宛城里。

汉武帝有一颗执着的心,他先是派人带了重金和黄金制成的金马专程前往大宛,想要购买天马,但这次交易没有成功。生气的汉武帝派遣妻弟贰师将军李广利,率数万兵卒,远征大宛,可是两年后返回汉朝的只有两三千人。这时,让汉武帝感到震怒的已经不是没有天马可以送他前往仙境,而是受到了大宛的拒绝和抵抗。第二年,他又卷土重来,调集六万大军、十万头牛和三万匹马,以及无数的驴和骆驼。《史记》中记载,为了给这支大军提供后勤保障,一共调动了十八万人负责粮草转运。这一回,将士们终于不辱使命,从玉门关外带回了几十匹大宛特产的“汗血宝马”,以及用于配种的三千匹公马和母马。当年派出的大军究竟有多少人归来,并没有一个确数,但汉武帝还是非常高兴地写了一首诗,名叫《西极天马歌》。他没忘记把当年的乌孙马改名为西极马,把新来的汗血宝马命名为天马。 昂贵的寻仙之旅

当然,直到最后,这些天马也没能驮着汉武帝登上传说中的神山。他多年来大规模寻找仙人的探险活动,一点都不便宜。不光大量人员外出考察需要经费,而且遇到远方民族的时候,客气一点的要送礼物,碰到脾气暴躁的免不了要打上一仗,这些都消耗了国家的大量资源。

我们回顾一下秦始皇的失败,大概也是如此。来自西方的秦始皇派遣徐福前往东海寻找仙人,同时也把希望寄托在向南、向北的探索上。结果在南方遇到了百越,在北方遭遇了匈奴。秦始皇迅速筑起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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