博物馆里的极简中国史(txt+pdf+epub+mobi电子书下载)

作者：张经纬

出版社：北京联合出版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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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物馆里的极简中国史试读：

时间示意与文物代表

各位即将打开的这本书，是我近十年在博物馆中探索、发现的一点心得体会。在这段宝贵的工作经历中，我亲手接触过数以千计的文物，每年都要进行许多次面向普通观众的讲解，还在各种媒体平台写作了许多向大众普及博物馆知识的作品。

随着我与观众、朋友不断地接触、交流，许多想法逐渐在我的脑海中浮现、升华。把文物和历史脉络结合起来，打破两者之间若即若离的关系，成为我追求的目标，而这本书就是朝着这个目标进行的一次尝试。在书中，我更加注重文物背后的历史脉络，力图把深藏在博物馆中冷冰冰的文物，用立体、动态的方式呈现给大家，同时通过文物来理解历史，串联起一个简明的“中国史”脉络。

博物馆是充满文物和知识的好地方，大家都喜欢去博物馆看展览，从那些古代艺术品当中，吸收知识养分，获得思路灵感。博物馆也是高雅、有情调的地方，能给每个参观者带来穿越时空、和古人交流的体验。但是，我要问一句：你真的可以拍着胸脯保证，你在博物馆里全看明白了吗？

在中国的博物馆里有很多展品，比如，玉器、青铜器、书法、绘画、古籍，还有古人用过的瓷器、家具、服装，甚至武器装备、车马鞍轿等器具。看到这些古代艺术品的第一眼，我们会觉得太漂亮了，太精美了，这些都是了不得的“宝贝”。可是，在看第二眼、第三眼的时候，如果你还是只能说出这样的形容词，或许就会觉得，似乎少了些什么。我们的头脑中是不是还应该再想到一些什么，再说出一些什么看法呢？

这种“话在心头口难开”的感觉不是你的错。因为我们的博物馆过去总是告诉你：古人创造了什么。但是，它忘记告诉你几件更重要的事情：古人为什么要创造这些艺术品？古代的艺术家，在什么样的历史背景之下，创造了我们今天看到的这些艺术瑰宝？这些文物又如何参与了古人在历史中的活动，见证了一个又一个重要的历史时刻？如果知道了这些，面对它们你也许就不会再有一种无法触摸的距离感了。它们在你眼中也就不再是一件件孤零零的艺术珍宝，一个个扁平化的对象，而真的成为历史脉络中生动、活跃的见证者了。

我想分享给大家的就是这样的一些知识。我可能不会就某一件艺术品，谈论它的制作技法（比如深雕还是浅刻），也不会奢谈它的美学价值，更不会给出它的市场价值（这是我们博物馆人眼中对待文物最拙劣的方式）。我想要让大家知道，这些博物馆中的艺术品，首先是我们的先民在历史上创造出来的“有用之物”。他们曾经使用过这些物品，通过交换这些物品，古人可以建立友谊、结成婚姻，推动人口的增长、文化的演变。只不过，它们中的一小部分，有幸在历史长河中，经历了千百年仍得以保留下来，进入博物馆里，让更多的人了解古人的所思所想。

这样的基本思路，也来自我本人的人类学经历。人类学家研究物品的历史时，不愿将其单纯地视作“宝物”“珍品”，或是历史名人的遗物，而更愿意将其还原为和每个人平等的人类文明的证据。在我的第一部著作《四夷居中国：东亚大陆人类简史》中，我曾尝试将古代物质文化的创造过程，作为解读历史上人类活动的重要窗口，让读者更清晰地看到物品背后的生产—消费机制对人类文明的推动作用。

现在，我希望能将这种尝试进一步延伸。因此，我在本书的每一章里，都会从博物馆收藏的一种具体门类入手，结合文物的时代特征，把文物和历史的联系呈现给大家；同时，兼顾中国历史上的不同阶段，从史前文明开始，沿袭约定俗成的历史朝代划分，按时代顺序讲述与之对应的文物往事。具体来说，每章开头会介绍这个时代的基本信息，接着描绘某一类物质文化制品的创造之路，并且展开围绕这些制品发生的历史故事，最后带出此类文物对历史的巨大反馈。

比如，我们可以通过玉器了解中国史前文明的“满天星斗”，借助青铜重器探索周代的江南，从东汉时期的壁画中解开鲜卑族崛起的秘密，还可以从唐代的茶叶与瓷器故事中发现“茶马古道”的踪迹……

希望这本书能够成为读者透视中国历史的“3D眼镜”，让大家从人类活动的角度，看到文物的流动、变迁之路，以及它们对古代社会、国家的深刻影响。从现在开始，博物馆里的每件文物，都不再是静止不动、沉默无语的，它们将因为你头脑中铺设的知识脉络而活跃起来，伴随你一同探索古代中国的奇妙世界。

2018年6月12日第一章被玉石改变的远古中国 从新石器时代开始

中国最古老的时代，是夏、商、周三代，这个时期，古代中国大约进入了有文字记载和有文物证实的时代。记录这个时期的文字最早的有甲骨文，以及后来慢慢改进的金文。甲骨文是一种刻画在龟甲或者黄牛扁平的肩胛骨上用于占卜的符号；金文则是后来铸刻在青铜器上的文字。而甲骨和青铜器，本身也是器物，见证了这个时期人们生活的具体方面。

不过，在此之前，在今天中国的土地上，已经有人类活动了。分子人类学家和古人类学家共同证实，大约在五万年前，东亚地区就已成为我们现代人类的祖先——晚期智人生活的空间了。我们所熟知的北京周口店山顶洞人，就是他们的代表之一。这些古代人多数会利用火种，切割毛皮，加工坚硬的石头，比如燧石（一种火山岩）或卵石，制造用于砍、砸、削、刮的器具。这个时代，因为能被考古学家找到的物品大部分是这些石头（还有少部分是骨头）的加工品，所以被笼统地称作石器时代。

大约在石器时代的晚期，也就是距今一万年左右的时候，由于农作物种植和动物饲养，古人的物质生活变得丰富起来。食物的增多，使得人口数量迅速增长，这意味着人和人之间、人群和人群之间，见面和交流的机会也大幅增加。比方说，当一个地方的人口密度只有2人／平方千米时，这两个人可能要一个多月才有机会照面一次；可是，当这里的人口密度上升到20人／平方千米时，可能一天就能见几回活人。随着人群之间交流而来的，是人口的流动（既有婚姻交换，也有类似今天的外出务工），这就不可避免地使某些区域成为重要的经济和文化中心。

今天的考古学家发现了许多当时的文化区域，他们习惯用首次发现的地点来命名，这就有了长江下游的良渚文化、辽河上游的红山文化、黄河下游的大汶口文化、黄河上游的齐家文化等地方性文化区域。这个时期的人们虽然还在使用石器，但因为各地之间交流的增多，一方面，随着制陶、耕种这些技术的传播，人类生活的质量有了稳步提高；另一方面，人类在加工石质器具时，对石头的材质、加工效果，都有了进一步的要求，所以这个时期，也被称作新石器时代。 玉器是用来祭祀的吗

新石器时代的人们在审美方面有了很大提高，表现出与现代人近似的品位。比如，他们喜欢石质比较透明、硬度比较高的石头。所以，在东亚地区，新石器时代最显著的标志之一，就是开始使用后来广义上的玉器。毕竟，制作玉器的原料，本质上也是石头的一种，只不过是石头中比较好看的一类。中国古代使用的玉石，有软玉和硬玉之分，前者以角闪石族矿物中的透闪石、阳起石为主，从化学成分来讲，是一种含水的钙镁硅酸盐。这些软玉占到了中国史前玉石使用量的绝大部分。硬玉则以辉石族矿物为主，其中的代表翡翠，要到很晚的时代才被中国人所熟悉、使用。

对玉石最热衷的新石器时代文化，南、北方各有一个代表，南方是良渚文化，北方是红山文化，都以玉石著称。两者之中，又以良渚文化更为显著。良渚文化首创了许多很有代表性的玉器，包括玉璧、玉琮、玉钺等。前面两种是最常见的，玉璧就是一个大圆盘，中间有一个圆形的孔眼，内圈和外圈就像两个同心圆。玉琮则像一个中空的圆柱体与一个正方体的结合体，早期的还刻有一个头戴羽毛头冠的人像俯在一只神兽上面的徽记。后来同时期的其他地区也开始模仿制作这类玉器，细节就被简化了许多，到后来只留下一个大致的形象。良渚文化兽面纹玉琮，江苏武进寺墩4号墓出土。

不管怎样，这类玉器虽然和我们后来看到的有具体形象的玉器大相径庭，但毕竟是中国人使用玉石的最初形态和样貌，所以后来的人就把这一时期的玉器称作“高古玉”。不过，这些高古玉给今天的人们留下了一个很大的困惑，就是在石器时代，我们的祖先用这些玉器来干什么？

过去很多人认为，这些古朴的玉器，要么是部落首领权力的象征，要么是巫师沟通神灵世界的器物。《周礼·春官·大宗伯》中提到：“以玉作六器，以礼天地四方：以苍璧礼天，以黄琮礼地，以青圭礼东方，以赤璋礼南方，以白琥礼西方，以玄璜礼北方。”意思是说，以玉璧、玉琮为代表的六种玉器，分别代表着天、地和东、南、西、北四个方向，合在一起称作“六器”，也就是六种祥瑞器物。今天的博物馆说明牌上通常介绍的“玉璧礼天，玉琮礼地”就是这么来的。另有“六瑞”之说，也是从《周礼·春官·大宗伯》而来的，即“以玉作六瑞，以等邦国：王执镇圭，公执桓圭，侯执信圭，伯执躬圭，子执谷璧，男执蒲璧”，是说不同级别佩戴不同的玉器，但主要是圭和璧两种。

然而，现在已有越来越多的学者开始承认，以玉璧为代表的高古玉，其实很可能就是史前人们用来交换物产、部落结盟时所用到的媒介。通俗地讲，也就是当作钱来用的。虽然我们没有新石器时代的直接证据，但稍晚一些时候的记载，可以为我们打开玉器在历史上最初的记忆。 玉器换忠诚

有关玉器的故事，要从商朝开始说起。商朝前期一直很强盛，但从中后期开始，按照河南安阳殷墟的甲骨文记载，在商朝的西部，差不多是今天的山西西南，汾水下游一带，出现了很多被称作“羌方”的人群。羌方给商朝的西部边境造成了很大压力，给商朝的边境安全带来了很多麻烦。一开始的时候，商朝还能经常击败羌方，可越往后，两者之间的胜负关系就变得越微妙。商朝渐渐已经不能有把握地保持对羌方的胜绩了。

这时在位的商王名叫武乙，他是商代最后一位君主帝辛（也就是纣王）的曾祖父。武乙当朝的第三十四年，做出了一个重大决定。因为他发现了一个位于陕西西部的部落，看起来很有潜力。战国文献《竹书纪年》记载，商王武乙动用“地三十里，玉十珏，马八匹”，招募了这个部落的首领季历。虽然商王一年后就在渭水下游战死，但季历没有让商朝失望，他率领自己的部落，多次从陕西进攻山西南部的羌方，为商朝的边境安全做出了重大贡献。后来，“羌方”几乎就从商代末年的甲骨文里消失了。这个陕西部落的名字叫作“周”，而季历就是周文王的父亲。

后来，季历的儿子周文王、孙子周武王和商纣王产生了严重的冲突。商纣王囚禁过周文王，最后又被周武王推翻。但不可否认的是，商人和周人一开始的合作还是很成功的。季历为商王效力多年，被封为“牧师”，这个官职在《周礼》中也有记载，字面上是牧马官的意思，实际含义可能和后来的大司马类似。而商王武乙当初之所以能招募到周人部落的首领，可能就是因为他当时送出了一份大礼。古代人少地多，马匹似乎也不特别稀罕，那么真正价值不菲的，或许就是文献里提到的“玉十珏”。“玉十珏”就是“十对美玉”。今天中国人取名字，很多人喜欢用这个“珏”字。这个字左“王”右“玉”，古文中，王和玉可以相通，象形字可以视作两块对称的玉石。在古代，这是玉石数量的一个单位，古人琢玉时，把一块玉石对半分成两块，制成一对对称的玉璧，合称一珏。如此看来，这十对玉璧有很高的价值，足以让季历为商王效力多年。

玉器作为交换媒介，或者说货币，在史前中国的流行推动了历史的发展。商朝用玉石吸引了周人部落前来襄助，最后又促成了商周之间的交替。换句话说，商王武乙最初就是用玉石购买了周人部落的忠顺。玉石拉近了商人和周人之间的距离，这种力量可以在不同人群之间产生非常微妙的相互作用，而它在周代，也同样扮演了非常相似的角色。 穆天子西行之谜

周人取代商人成为古代中国的掌控者后，开始了向东部扩张的脚步。他们的目标是黄淮流域中下游滨海的东夷和淮夷，因为后者控制着古代中国另一种非常重要的矿产资源——铜矿石。

然而，周人在和东南部人群的资源争夺战中，并不总能占据上风。西周依靠马匹和战车击败了商朝，当他们要继续深入南方，获取当地资源时，却遭遇了巨大阻碍。南方泥泞的土地和当地原住民一起，成了马车强大的敌人。不断折损的战车部队，给周王朝带来严重的打击，连君主周昭王都在南征中遇难。为了一雪前耻，昭王的儿子穆王决定卷土重来，他的首要任务就是为增强王朝的军事力量重新购买马匹。

周穆王，是周代历史上事迹最为浪漫的一位君主。他一生的事迹，除了史籍中严肃的记载外，还有一本充满传奇色彩的小说《穆天子传》，该书描写他乘坐着“八匹骏马”驱动的马车一路西征、东征的故事。小说中最引人入胜的地方，是周穆王遇到了一位在瑶池居住的“西王母”，两人之间以歌唱互答。因为爱听香艳野史的道听途说者越来越多，后来人竟一直以为周穆王驾车西行的主要目的是去找西王母幽会。事实上，他的西行有一项重要任务。

其实周穆王和西王母交往的情节只占《穆天子传》全书篇幅的百分之一，该书百分之八十的篇幅都是在讲周穆王沿途买马的事情。

当然，买马需要资金，周穆王出发之后，一开始用黄金向北方部落购买“良马牛羊”。可是出发没多久，估计黄金花得差不多了，他就专门改道前往一座“群玉之山”，“取玉三乘，玉器服物，于是载玉万只”。也就是说，周穆王开采了大量玉料，装满了三辆大车，又让人用这些玉料加工成上万只玉璧。

这些玉璧补充了他的西行资金，比如他见到西王母时给她“白圭玄璧”，可能就是用这些玉料加工成的玉璧。更重要的是，这些玉璧在他买马的道路上起了关键作用。依靠这些马匹，他重新组建了殷八师、西六师中的战车，为一举东征扫平了道路。

当然，这些玉璧和玉石，很可能没有完全用于购买马匹。就像当年周穆王的祖先因为十对玉璧开始为商朝效力，并最终推翻商人的统治一样，周穆王用于买马的这些经费，可能也产生了同样的后果。利用这些玉璧，周人从西北人群中为自己招募了不少守卫边境的部队。后来，也许是因为对周人给出的价格有所不满，或者因为征调、派遣的任务过于繁重，总之，西北的犬戎部落第一个起来反对周王。要知道，犬戎可是当年周穆王的买马路上，最拥护他的群体之一。他们奋起反抗的原因，可能就是周王后来用来买马的玉璧价格不够优厚。良渚文化玉璧，武进寺墩1号墓出土。

最后，犬戎的反抗迫使周王做出调整，开始让另外一些来自渭水上游的西戎部落，替代犬戎为王室供应马匹。从这些来自西戎的部落中，诞生了后来统一中国的秦国的祖先。 玉石货币的最后记忆

说到秦国，有一个非常有意思的故事。中国历史上大多数时间使用的主要货币，就是圆形方孔的铜钱，还因为中间的方孔，又被称作“孔方兄”。尽管大小尺寸和上面的年号有所不同，但它的基本形状是一样的。铜钱就是从春秋战国时的秦国开始流行的。而秦国之所以铸造这样的货币，大概是为了纪念改变他们祖先命运的玉璧。

秦国人最初铸造的货币，其实是一种圆形圆孔的圜钱，就像缩小版的玉璧。后来之所以演变成了圆形方孔钱，是因为浇铸技术出现后，同一批铜钱都是从一个模具中浇铸出来的。为了集中打磨铜钱的边缘，中间要插一根用于固定的棍子，圆孔中插的棍子容易滑动，索性就把圆孔改成了方孔。这种纯技术的因素，最终确定了圆形方孔钱的形状。但是，这也难以改变铜钱和玉璧的相似之处。

后来，有人以春秋时期齐国丞相管仲的名义写了一本书，名叫《管子》。博学多识的管仲在书中告诉我们，其实，随着铜币的流行，玉璧这样比较沉重的支付媒介，在东周时大多已经退出了中原经济流通的舞台。但至少在当时的甘肃一带，也就是秦国的大本营，还保留了用“白璧”作为流通货币的习惯。在陕北一带，则流行用“璆琳”“琅玕”，也就是球状的玉石作为通用货币。这里就是当年周穆王出征买马的目的地，所以有这种交易习惯一点也不奇怪。

最后一次大规模作为货币使用玉石的记载，大概出现在春秋时代的齐国。当时齐国已经开始使用铜币，但也没忘记用玉璧当作交换的支付媒介。《管子》中记录了管仲的一次计谋：当时齐桓公缺钱，管仲给他想了一个来钱的办法，“使玉人刻石而为璧”，按照石璧大小定价，大的千钱，小的五百。齐国还用这种玉璧作为朝拜周王的贡品，结果使天下诸侯的黄金、珍珠、五谷、布匹都流入了齐国。这个故事就叫作“石璧谋”。对管仲来说，玉璧就是更大面额的票据，他发行了两种，分别是一千面额和五百面额的，通过这种古老的交换方式，带动了齐国经济的发展。

对于玉石的货币价值，管仲还作了重要总结：“以珠玉为上币，以黄金为中币，以刀布为下币。”这里说的“刀布”，就是齐国当时通用的铜铸钱币，相比珠玉、黄金，它的价值是最低的。怪不得在春秋战国时代，有那么多关于玉璧的故事流传，比如著名的“和氏璧”故事。这些著名的玉石、玉璧，都体现了它们原来的货币属性。  1、龙山文化玉铲，西安蓝田县寺坡村出土。2、商代玉斧，西安长安县沣西乡出土。3、秦代玉璋，西安未央区大明宫公社联志村出土。 玉石与上古中国的融合

后来的人们因为困惑于玉石的形状，而忽视了它的货币本质。前文提到，《周礼》中以玉璧、玉琮为代表的六种玉器，分别代表着天、地和东、南、西、北四个方向，有所谓“玉璧礼天，玉琮礼地”的说法。但古人究竟是如何用这些玉器来“礼拜”天地的，则无人知晓。

我们换个角度来思考，在比周、商更早的时代，玉石很可能就是流行的货币，而且每个地区都有自己的货币形制。我们已经说过，后来演变为圆形方孔钱的秦国的圜钱，就继承了玉璧的形状。齐国、燕国一带流行的是刀币，就是刀形的铜币，这些刀币和中国各地出土的石器时代的玉钺形状类似。魏国、韩国等中原一带，流行铲土工具一样的布币，而布币和以前的玉璋也非常相似，都是在尖端有一对开口。这样来看，战国时代各地的货币，其实都能找到更早的玉质前身。

这样，我们也解开了战国货币的另一个难题：为什么当时出现了圆形方孔钱、刀币、布币等这些形状各异的货币？就是因为继承了早前当地流通的玉石货币的形状。只不过，在冶铜技术出现之后，玉石货币让位给了缩小版的铜币。这样来看，《周礼》中说的“六器”对应天、地和东、南、西、北四个方向，其实更大的可能性，是“六器”代表了当时中国东、南、西、北各个区域流行的玉石货币的形状。良渚文化玉殓葬，江苏武进寺墩3号墓出土。堆积在遗体表面的玉璧、玉琮让我们联想到后世中国金银随葬品之丰盛。

现在，我们来重新审视一下史前时代的中国版图。作为新石器时代晚期文化的代表，发源于辽河上游的红山文化，毗邻今天辽东半岛上的岫岩玉产地。陕西的半坡文化，邻近关中平原南部的蓝田玉产地。从中国著名的四大名玉产地来看，岫岩玉的辽宁辽东半岛、独山玉的河南南阳、蓝田玉的陕西关中，以及和田玉的新疆和田，都是古代中国经济最发达的区域。从某种意义上来讲，关中、中原、东北等古代经济地带，都是从这些史前货币原料的产地辐射开来的。

长江下游的良渚，玉料来自附近的江苏溧阳小梅岭古玉矿，并不属于四大玉产地，但是，良渚文化以其对玉璧、玉琮等玉石交换媒介的推崇，在很大程度上领导了新石器时代古代东亚的经济往来。

在浙江余姚瑶山、反山的典型良渚文化墓地中，死者身上往往堆满了大大小小的玉璧、玉钺，头上、腰上的空隙位置则放了玉琮。我们可以想象一下死者下葬时的情景，这么多玉璧，从头到脚铺满了他的全身，身体表面能放的地方几乎都放了。

也许古代中国人和现代中国人有一样的脑回路，会用相似的方式对待死者。就像现在流行的盗墓探宝小说里写的那样，汉唐宋元王公贵族的坟墓中，有大量金银财宝随葬，而今天我们给死者陪葬的，也少不了金箔、银箔，那么我们可以猜想，在良渚文化土墩墓里随葬的玉璧，应该也是出于同样的用意。

这些玉璧不仅出现在良渚的古墓中，而且随着良渚文化与北方大汶口文化、江汉流域石家河文化、中原的庙底沟文化等的交流而广泛传播，在当地产生了类似的本地制品，发挥了相仿的作用。

由此可见，从史前时代开始，玉璧、玉琮、玉钺、玉铲等古老石质货币的使用，加强了中国境内各区域的联系，为各地逐渐连成整体，发挥了不可忽视的作用。

现在，我们已经有了一种审视玉器的全新视角。世界上许多国家和民族，都有各自崇尚的宝物。中亚阿富汗一带的人喜欢青金石，印度人喜欢红宝石、蓝宝石，非洲人热爱钻石。这些罕见而坚硬的“石头”，都为当地古代文化提供了经济发展的动力。玉器对于我们中国人也一样。

在中国的史前时代中，玉石扮演了沟通不同地区古文化的重要角色。尽管这些造型各异的玉石让后来者感到困惑，成为“礼天礼地”的六器，但是在古代文献中，仍然留下了许多蛛丝马迹，指引我们发现玉石的真相。

作为货币的高古玉器，参与改写了商王武乙和周穆王的基业。古代王朝通过玉石既能得到外援，又能购买到马匹。我们还可以进一步思考一下，这些王朝的衰落，是不是也和玉石产量下降导致的经费不足有关呢？

后来，随着金属冶炼技术的提高，早期中国在商周时期进入了青铜时代，玉石与其他石器一同退出了交换流通的舞台，留下墓葬中那些迷人而耐人寻味的“礼器”。当然，一同留下的，还有战国时代那些源自早期玉器造型的铜质货币。

虽然玉石的货币功能衰退了，但它本身作为装饰性珠宝的一面，随着玉石采矿业的延续，发展出了新的方向，成为文明史以来中国最具观赏价值的工艺品。玉石以贵重的玉质器物的形式，成为传世珍宝。

今天的玉器收藏爱好者可以这么思考：你所收藏的各种形式的玉器，之所以具有极高的收藏价值，是因为它们最初就是可以流通、用来兑换重要物资的交换媒介，它们还改变了石器时代一直到商周王朝的历史。

告别了玉器和石器，中国就进入了青铜时代。在下一章，我们将一同探索改变古代中国的另一项重要文物——青铜器。我们知道青铜器历来都是国之重宝，但很少有人知道，它们的原料就来自古代江南这个巨大的矿区。这些铜矿料的流动，为秦国和楚国的未来铺设了命运的轨道。第二章隐藏在青铜器中的周代兴衰 商周文明的标志

中国历史最早的有文字记载的文明阶段，就是商周时期。

学术界对“文明”的界定有一些标准。比如，考古发现，当时城市的遗址显示城市范围内存在各种功能的分区，就说明当时已经具备了国家的基本要素。有了国家，至少就证明，当时的人类不是三三两两、三五一群的小规模群落，而是进行社会分工的大规模群体。人们不再满足于觅食、交配这些基本需求，开始有了更大也更复杂的精神需求。

当然，更重要的是，当时发生的一些事情，被人们以符号的形式记录了下来。通过对这些符号的研究，我们发现这个时期的中国开始有了文字。在这些记录中，围绕具体人物的事迹则体现了历史的进程。拿商代来说，20世纪初在河南安阳发现的甲骨文，不但证明了商代的真实性，更重要的是，提供了商朝活动的重要史实。

接下来的周代，原本就有后世的文字记载，又通过考古发现，大量周代青铜器上刻有铭文。这些文字因为刻在金属表面，所以被称作“金文”。周代青铜器上的金文在字数上远超过商代（商代青铜器一般只刻有器物主人的名字，很少有长篇大论），而且都是时人为记录某一具体事件而作，给我们了解这个时代提供了第一手材料。

半开玩笑地讲，去博物馆里看青铜器，要判断它们的价值，除了那些形状特殊、造型罕见的以外，就靠两个标准：一个是体积越大价值越高，另一个是字数越多越有价值。字多价高，很好理解，器物上的金文为商周时期的历史世界提供了独一无二的细节记录；器物大小决定价值，则是因为铜矿原料在当时是非常重要的珍贵资源，人们舍得花费大量材料制作器物，说明这件器物在当时就具有不菲的价值。而且这些经过复杂程序加工制成的器物，本身就代表了当时最先进的科技水平，体现了文明所赋予的力量。

这也是为什么博物馆里只要力图呈现商周时代的文明，就要摆放一堆青铜器。当然，另一个原因是，这个时代毕竟离今天已有四千年之久，有机物历时久远，糟朽腐坏得已经差不多了，唯有这些青铜器历久弥新，保留了当年的神韵。所以不了解青铜器，也就无从了解商周文明的底蕴。 青铜器原料之谜

要了解青铜器，即便熟知器物的形状，可以通篇翻译金文的内容，如果不清楚一个重要环节，那你对青铜器还远远称不上是真正的了解。这个环节，就是青铜器的原料来源。

在解决这个问题前，我们需要先回答一个问题：什么是青铜器？青铜器就是用铜、锡、锌这三种金属的合金制成的器物。纯铜的颜色是红色的，性质比较软，加入另外两种金属，不但增加了铜的硬度，也改变了它的光泽。其中，铜是主要成分，占百分之八十；锡占百分之十多一点；锌很少；有的还包含一些铅。青铜器刚制成时的颜色，是比黄铜色还浅一些的金黄色，光泽度非常好。只不过因为埋藏在地下，时间久了经过氧化，出土时变成了铜绿色，才有了青铜这个名称。如果进行除锈处理，还是可以还原成黄澄澄的色彩的。

在中国历史上，青铜器主要出现在商周时期，到战国时代就逐渐淡出历史舞台了。我们在博物馆里见过很多商周青铜器，有礼器，也有兵器。礼器就是在葬礼、加冕礼上使用的器具，比如大鼎、酒樽，兵器自然就是剑、斧、箭镞，等等。还有一些器物不太容易分类，比如车马上的铜制部件等。

马车和兵器，能让我们想到中国北方平原上的古代战场。今天博物馆收藏的青铜器，大多数确实是在中国北方出土的。然而，根据中国古代青铜器合金中含量非常少的铅元素，考古学家发现，那些铸造青铜器的原料，其实来自南方，尤其是今天的江南，即长江中下游地区。现代出土的青铜器中，很大一部分含有的铅元素，不是普通的铅，而是一种具有一定放射性的铅同位素。这种微量的铅同位素，很可能是在铜矿开采时就和铜矿石伴生在一起，在冶炼过程中也未能去除。按照这一特征，冶金考古学家比对了今天中国境内所有铜矿的元素构成，于是就找到了古代青铜器的原料来源。

解开了这个问题还远远不够，因为铜矿石虽然产自南方的古铜矿，但商周青铜器是在北方铸造的。那么，这些铜矿原料从南方来到北方的历程，就构成了一部商周时代的历史。 吴国特产青铜剑

说到江南的古铜矿，少不了春秋时代江南的吴、越两国，因为当时主要的铜矿资源就位于这两个国家境内（后来楚国的出现打破了这一格局）。吴、越两国不但开采了大量的铜矿石，还留下了许多有关青铜宝剑的传说，可以帮助我们破解铜料北运的秘密。这些江南铜矿，决定了吴、越两国的命运，也参与谱写了周朝和秦朝的历史进程。 1、吴王光剑，剑上铭文为『攻敔王光自乍（作）用剑，恒余以至克战多功』。安徽庐江出土，现藏于安徽博物院。2、吴王夫差剑，剑上铭文为『攻敔王（吴王）夫差，自乍（作）其元用』。作者摄于山东省博物馆。

在吴越青铜宝剑的故事里，我们不说最有名的“干将莫邪”的传说，先来讲一位吴国的王子。这位王子叫季札，是吴王阖闾的叔叔、吴王夫差的叔公。《史记·吴泰伯世家》中提到，季札无心王位，喜欢周游北方各国，为吴国充当外交大使。他到过北方的鲁国、齐国和郑国。

季札最受人称赞的一点，是他路过徐国时做的一件事。从长三角的吴国前往北方国家，首先需要经过和苏南接壤的苏北徐国，这条路线和今天的京沪高铁是一样的。

季札到达徐国后，拜见了徐国君主。徐国君主特别喜欢季札随身佩带的青铜宝剑，拿在手里把玩，爱不释手，但他身为一个诸侯，碍于面子，没好意思向其他国家的使臣提出索取要求。不过，这么明显的举动早就被冰雪聪明的季札看在眼里，可他因为还有出使任务，身为大使，不能没有佩剑，也就没摘下来送给徐君。

等季札结束出使任务，南返回国时又经过徐国，想起当初徐君喜爱宝剑的情景，打算将宝剑送给他，结果“徐君已死”。于是季札解下宝剑，挂在了徐君坟墓边的树上，然后潇洒地离开了。司马迁被这个故事深深感动了，就把季札王子树立成春秋时期“仁心慕义”的道德典范。

季札的这个故事，只是吴国众多宝剑传说中的一个。他的侄子吴王阖闾，也有一个关于青铜剑的故事。阖闾在即位前，雇用了一个叫专诸的刺客，用一把藏在鱼肚子里的短剑，刺杀了前任吴王，然后成功登基。这把剑就叫“鱼肠剑”。专诸的成功事迹，可能启发了后来刺秦王的荆轲。

阖闾的儿子夫差即位以后，关于他的宝剑故事就更多了。他不但拥有美女西施，还收藏了胜邪、鱼肠、湛卢这三把名剑。中国古代最著名的铸剑传说——干将莫邪、欧冶子的事迹，也发生在吴国和它南边的邻居越国身上。

可以这么说，吴、越两国，几乎垄断了春秋战国时期中国所有青铜宝剑的传说，成为春秋名剑主要的供应商。今天在中国各地，考古发掘出十几把吴王剑、越王剑，山西、山东、湖北、安越王勾践剑，湖北徽都有。我们可以这样理解：当年吴国的外交大江陵望山1号楚墓使、王子季札，带着本国特产青铜剑周游北方列出土，剑上铭文为国。他为什么把宝剑留在北方？道理很简单，作『越王鸠浅（勾践），自乍（作）为吴国大使，总要兼顾对外贸易，吴国青铜剑的用剑』。现藏于湖主要市场在北方，把样品给北方的国君，自然就北省博物馆。是一种无声的推广，对吴国青铜兵器的销路有莫大的好处。 江南铜矿争夺战

吴、越两国为何制造了如此众多的宝剑？答案只有一个：这里的铜矿特别多。这两个国家所在的地区西部，就是中国最重要的铜矿区。江西上饶境内的德兴铜矿，是亚洲最大，也是中国第一、世界第二的露天铜矿。根据考古发掘，江西瑞昌铜矿的开采历史，可以追溯到商、周时期。

西周中期周昭王有一位大臣，名字叫过，他是个伯爵，所以被称为过伯。他留给我们一只“过伯簋”，簋上有16个字，讲了一个故事，说的是过伯跟随周王讨伐叛乱的荆人。荆国大体位置在今天湖北的汉水流域一带。过伯这次出征的成果被概括为“俘金”，意思是得到了重要的“金”。我们知道，西周时说的“金”不是黄金，而是指铜矿料。最后，他把这些铜料铸造成宝鼎，献给了周王室。就是这么一件简简单单的事情，里面的细节却很丰富。

故事里的周王就是周昭王，他不止一次到汉水流域和荆国作战，让他们进贡铜料。荆人的开采路线大概是沿着长江顺流而下，然后到达江西。湖北黄陂还挖出一座商代古城，证明这是商周时期控制江南铜矿的必经之路。可能周王对矿料的需求很大，采矿的当地人“压力山大”，所以就造反叛乱了。这又逼得周王不得不亲自出马。虽然过伯这一次赢得战争，取得了铜矿，但后来周昭王还是死在了强渡汉水、南征荆楚的路上。看来，最后周王还是被铜矿给害死了。

这件事发生以后，昭王的儿子周穆王就采用了用玉石去买马，重建军队，继续开采铜矿的战略，但效果不是很理想。因为江南河流、湖泊太多，实在不利于马车行军。所以，周王索性派遣了一支亲信部落，去湖北建立一方诸侯国，直接负责采矿。这个诸侯姓芈，他建成的国家，就是楚国。禹鼎，现藏于中国国家博物馆。鼎内铭文记录了周厉王命将领禹率西六师、殷八师往征噩侯驭方一事。噩侯曾掌控南淮夷、东夷铜料入周之路。

楚国后来非常成功，一直给周王室进献铜矿。为了全面占领江南的铜矿，楚国还不断向东拓展，扩张到了江西、安徽。当地的采矿部落受到压迫，被逼无奈之下，只好继续向东逃亡，逃到了吴国和越国。他们在这两国造出了举世瞩目的青铜剑，留下了干将、莫邪、鱼肠、湛卢等铸剑传说。

吴国的工匠们有着和楚国天然的旧怨，为了阻止楚国东扩，他们最好的选择就是努力沟通北方国家，把自己的青铜兵器提供给北方，以获取后者的经济和技术支持。所以，这才有了王子季札在徐君墓前挂剑的故事。

后来吴国和楚国展开了旷日持久、长达半个世纪的大战。这段吴楚争霸的历史，其实也是江南铜矿工人书写的历史。

今天的江南，早已是鱼米之乡；商周时代的江南，或许是繁忙的采矿营地。这些来自江南的青铜矿料，先是通过周人，后来通过楚人，最后通过吴、越等国，源源不断地输入到中原大地，塑造了三千多年前的青铜文明，留下了博物馆里数不清的青铜文物。 “铜马体系”的崩溃

中国青铜器的历史，从商代一直持续到战国后期，长达一千五百年左右。今天江南地区的江西瑞昌、安徽铜陵的古铜矿在商代就有开采。周代时对江南铜矿的开发和利用，达到了古代的顶峰。西周依靠马车和铜矿资源，在较长的一段时间里维持了王朝的鼎盛。

曾经的周人实现过巨大的经济成功。他们驾驶着战车，勒令东部的淮夷部落进贡铜料。接着又把这些铜料铸造成坚硬的青铜兵器，从北方游牧者那里虏获马匹。而马匹又为他们驾起新的战车，创造又一次胜利。随着周人疆域的扩展，他们这台精密周转的资源交换机器，从偶尔失灵变成了经常失误。

有鉴于此，周穆王从无偿获马，转变为有偿买马。然而，用青铜器分封诸侯，是周王室维持权力最有效的手段。为了保持铜矿料的稳定输入，周人只能派遣楚国的先辈从陕西东部，经过蓝田—商洛古道，来到南阳襄樊盆地，全权负责开采铜矿的事务。眼看楚国取得了巨大成功，周人把马匹供应的事务也外派给了秦国的先人。就这样，在周代中期，周穆王的儿子周孝王的这项新政，给西周的历史带来了重大转折。

在一段时间里，周人重现昔日的辉煌，让周王室有能力把一次次胜利铭刻在青铜器的内壁。有些胜利是镇压叛乱的艰难取胜，比如，禹鼎铭文讲述了周王镇压叛乱的噩侯；另一些胜利是侥幸地抵御了外敌，比如，多友鼎铭文讲述了周师战胜猃狁的事迹。这些都是西周中后期非常有名的青铜重器，它们的共同点是，宣扬周师威猛的同时，也暗示了周王再也不是那个无人敢犯的四海之君了。幸运的是，那时楚国还努力效忠王室，而秦国也在感激周王的赏识、提拔，它们在各自发展的道路上探索前行。

只是，好景不长。随着这两个位于周人东南和西北方向的部落在采买事业上蒸蒸日上，周却因为不再控制实际资源（只有交换价值，而不具备使用价值的玉石除外）而变得日益贫弱。终于，楚国产出的铜矿、秦国养殖的马匹，最终超出了周王室的购买能力。

缺乏战马可供驱驰，也没有铜兵器用以御敌。周王室被犬戎攻破，而站在犬戎背后的，则是全面接手王室铜、马专营的秦、楚两国。铜、马的匮乏，是王室经济的真实一面，也是今天几乎没有什么西周末期的青铜重器出土的原因。 西周的两位遗产继承人

从春秋直到战国中期的中国舞台上，周王早已把最显赫的位置让给五霸和七雄。而在它们当中最耀眼的，其实只有两个国家，就是楚国和秦国。

楚国的成功是最先到来的，因为它控制了所有北方国家的铜料来源，这让各国不得不听命于它。《左传》中就记载，楚成王仅用一千斤铜料就换得了郑国的朝见，而在当时，郑国可是周王室中地位最高的诸侯国。然而，正是楚国的强势，给吴、越提供了崛起的机会，因为它们也有机会掌握铜矿的开采密钥。这也为后来楚国东吞吴、越埋下了伏笔。

楚国的衰败和中国青铜时代的落幕一同到来。战国后期，由于战争频仍，原本可以铸造青铜彝器的铜料大都被制成了兵器，表面上的文字和纹饰大大减少。楚国受到的致命一击是，资源分布更广的铁器开始登上历史舞台。随着北方各国逐渐普及铁器，铜矿原料的交换价值迅速下降。经济上，主要依靠青铜兵器出口的吴、越两国先后消亡。曾经占据江南大部分疆域的楚国，也随着铜料价格的大幅跳水而走向没落。

这一趋势的最大获益者，应该就是秦国。从周代的养马部落起家，秦国继承了西周的另一笔遗产。由于秦国拥有中国境内最重要的牧场，到战国时，秦国可以说是成了各国马匹的主要供应者。我们试想一下，当东部国家试图驾驭着从秦国输入的马匹，反过来挑战秦国的权威时，必将遭受双重打击——战马供应远逊于秦，且买马所出又将资助秦国的经济。更重要的是，秦国也是铁制品输入中原的主要渠道之一。当铜料的价值越来越低时，秦国对其主要对手楚国的优势就越来越大。楚王子午鼎，现藏于河南博物院。王子午是“问鼎中原”的楚庄王的儿子，曾任楚国令尹。该器出土于楚文化的发祥地河南淅川，见证了楚人为西周管理铜料事宜、沿秦岭东迁的历史进程。

就这样，西周留下的两笔遗产，决定了秦国和楚国的命运。当秦国最终击败楚国，继而吞并其余各国后，中国也就彻底告别了青铜时代。然而，当年吴国王子出使北方国家，推广青铜兵器的路线保留了下来。同样，楚国向北输送铜料，向东发展、进击吴越的路线，和那些早先的商周时期北方人群南下开采铜矿的道路一起，成为中国各个地区之间相互联系的网络，将这个国家连成了整体。 告别青铜时代

秦代以后，铜矿原料就不再用于制作大型器具，而是用于铸造货币。这一点，和玉器的发展正好相反，玉石因其加工的烦琐和携带不便，放弃了其货币价值，成为一种贵重的宝石和工艺品。而青铜原料则因为它的可塑性，从贵重的钟鼎彝器变成了可供流通的货币。这些转变，源于它们最初都是先民眼中的宝贵资源。

从这一点出发，我们或许可以对商周时代体量巨大的青铜器做一猜想，我们今天在商周墓葬中发掘出来的青铜重器，本身就是一种财富的象征。如同后世官府的铸币机构，会将碎银熔成液体，浇铸出大块的银锭用于收纳，在需要时再将银锭熔化，铸出用于流通的小额银圆。巨大的青铜器，很可能具有类似大块银锭的功能，将铜料集合，一方面为了炫耀财富，另一方面也为了在需要时重新熔化，用于铸造兵器等。

那么，商周青铜器铭文中常见的用作结尾的“子子孙孙永宝用”，代表的可能并不是虚设的敬语修辞，而指的是具体用处，即周王将铜料铸成宝鼎等重器赐给臣下后，相当于给予后者一笔真实的财产，臣下有不时之需时可以将其熔化，以小块铜锭进行交易，而不是我们以往认为的，将铜鼎、铜簋代代相传。

这样看来，今天我们依然能见到刻着大量金文的传世或出土的青铜器，是相当不容易的。因为它们逃过了春秋战国之际以铜料熔铸兵器，或后世熔化铸钱的命运。

当然，更重要的是，当我们再次走进博物馆，观赏聚光灯下那些光彩熠熠的商周青铜器时，请不要忘记，它们的原料来自江南。它们流入华夏腹地的进程，为古代的中国铺设了沟通、联系的网络。也不要忘记，上古时代那些被青铜器铭文记录的、非常精彩的“铜矿之战”，书写了整部先秦的历史。

这些青铜制品，不但启发了我们对古代物质世界的了解，还能帮助我们深入古人的精神世界中去。在接下来的一章，我们将进入一个全新的时代，通过造型别致的铜器“博山炉”，潜入秦始皇和汉武帝的脑海，看看他们在追求长生不老的神仙之路上，到底有什么样的收获。第三章博山炉与秦皇汉武的寻仙之路 秦皇汉武的永生梦

秦汉时代，是中国公元前后的一个重要时期。

秦朝最大的事迹或许是击败六国，奠定了中国统一的格局。在前两章我们已经知道，秦国源自一个为周王提供马匹的西部部落，他们在养马的事业中得以壮大。当东周时期所有国家都忙着驾驶马车打仗时，财富就源源不断地流入秦国，给后者提供了战胜六国的经济实力。秦始皇除了统一六国，还南征百越，北击匈奴，巡狩天下，封禅泰山，留下许多重要事迹。

继承秦朝的汉朝，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长期稳定的王朝，前后存在了四百余年，两汉差不多平分了公元前后的四百余年时间。汉朝的故事很多，汉武帝是后人最爱评论的皇帝之一，他在北击匈奴的道路上走得更远，成为后世帝王在武功方面的标杆，可他在这条道路上走得太远了，以致耗费了汉朝前期的大部分积蓄。而对匈奴的根本性打击，是东汉和帝时由车骑将军窦宪率军与南匈奴、乌桓和羌胡各路军队合力完成的。文化方面，前汉有司马迁奋发写《史记》，后汉则有班固写《汉书》，奠定了中国史学的基础。

如果要问秦代和汉代有什么共同点，有人会举出“秦皇汉武”，用武功证明他们在开疆拓土方面的相似之处。这一点当然是不能否认的，但这只是部分答案。另一部分是，他们都对神仙世界有着热切的向往。具体来说，是对神仙世界的“长生不老”有着强烈的愿望。

然而，追求长生的秦始皇，除了在陵墓中和他的兵马俑大军实现了两千多年的“永生”之外，在现实世界里只留下一个不足二十年就走向覆灭的帝国。汉武帝确实比秦始皇活得要久一点，但离永生还差了十万八千里，他同样没有留给西汉一个国祚千载的根基，而是用财政赤字给王莽提供了一个表演的舞台。

追求永生的路途，真的那么遥不可及吗？这样一种看似无害的事业，是如何给秦、汉帝国带来无法逆转的命运的？让我们从一种非常独特的文物——来自西汉的香薰炉说起。这种香炉的名字是博山炉。 博山炉上的仙境

西汉时期，出现了一种带底座的香炉。它的底座就像电影里出现的油灯的灯盏，上面的部分差不多和西柚或水蜜桃一般大小。香炉分成盖子和炉座两部分，中间是空心的，可以打开盖子，在中间盛放点着的香料。错金云纹博山炉，河北满城中山靖王墓出土，现藏于河北博物院。博山炉细

致的纹理和时隐时现的云雾，让人们联想到那个神奇的海上仙境。

这种香炉的特别之处，就在于它的造型。炉座是涌起的波浪，层层叠叠地围绕着中央，而它的盖子就像是从大海中升起的一座仙山。在山谷间，隐藏着很多山洞，还有各种灵异生动的动物造型，比如猴子、兔子等，不仔细寻找还不一定能发现。点燃香炉里的香料，会有烟雾从这些山洞中冉冉升起，炉盖就像一座隐藏在云端的高山。

这种香炉的创意，的确和传说中的仙山有关。

战国时期的著作《列子》中的《汤问》篇提到了五座神山，分别是岱舆、员峤、方壶、瀛洲和蓬莱。前两座神山后来沉没了，只剩下方壶、瀛洲和蓬莱三座。即便如此，山上的景象仍然堪称奇观，比如“其山高下周旋三万里，其顶平处九千里”。最神奇的是，山上的景观非常奇幻，“其上台观皆金玉，其上禽兽皆纯缟”，就是说山上的建筑都是由金玉制成，动物都是纯白颜色的。最让人羡慕的一点是，山上的树木结出的果实能令人“不老不死”。山上居住的人“皆仙圣之种，一日一夕飞相往来者，不可数焉”。而这些神山本身则在海波中漂浮，据说底下还有“巨鳌”驮着，使之不至于沉没。

方壶、瀛洲和蓬莱这三座传说中的仙山，被统称为博山。而以这些神山为原型制作的模型，自然就被称作博山炉了。这些博山炉器物虽小，可不论是海波，还是山峦，以及山上的树木、动物，甚至亭台楼阁和人物，都栩栩如生，让人感叹其巧夺天工。

今天我们知道，这些神山都是人们的美好想象。但是，历史上的人们未必知道，他们用瀛洲、蓬莱命名了中国东部沿海的诸多岛屿，在山东淄博还真有一个以“博山”为名的区域。这些，包括制造有着明确寄托的香炉，都表达了人们对神山降临人间的渴望。

然而，秦汉时期确实有两位著名的君主，并不满足于香炉上的神山，他们打算竭尽全力探索这“不老不死”的仙境，而这也对其国家的未来产生了无法预见的影响。 秦始皇被方士骗了吗

秦始皇派遣徐福入海寻找仙人的故事，我们都知道。这种事不仅秦始皇干过，后来的汉武帝也干了。这里一共有三个问题：第一，秦皇汉武为什么要去找仙人？第二，仙人到底是什么？第三，他们找到仙人了吗？

秦始皇三十九岁的时候统一六国，登上了前无古人的皇帝之位，去世的时候是四十九岁。当时人的平均寿命差不多是三十五岁，秦始皇的寿命已经超出其他人一大截了。当然，从今天的医疗水平来看，他的寿命还有很大的提升空间。所以，他像历史上所有位高权重的人一样，有个小小的目标，就是想“再活五百年”，好好享受自己刚打下的江山。

为了实现这个目标，秦始皇开始积极行动，他派人四处寻找能使人长生不老、延年益寿的办法。这个时候，有人给他推荐了一些来自齐国的方士，也就是擅长祭拜鬼神、炼丹长生的一群人。据说，他们有让人长生不老的办法。

在古代的华南、华东，有一种观念，人死了以后，死者的灵魂不会消散，它们会生活在生者附近的高山上，尤其是云雾缭绕的山尖。它们时不时还会回到自己的后代身边，看一看后人的生活。比如在逢年过节的时候，人们把自家死者之灵从山顶的云雾世界邀请回来，等节庆欢度结束，再把它们送走。古代华南地区高山上的悬棺葬，大致就是这种观念的具体实践。这些想象出来的灵魂，既是人们的祖先，又是一群永远生活在幸福天堂里的“仙人”。这就是“神仙”观念的原始形态——世界上本没有神仙，祖先去世的多了，就有了神仙。说句没经考证的玩笑话，“仙人”和“先人”之所以同音，可能也有这个意思。

最初，东边的人们还是能搞清楚的，所谓神仙的世界，就是祖先之灵生活的地方。可西边来的秦始皇不太明白这个道理，也有可能是把这些观念传递给他的滨海人士没表达清楚。总之，他四十岁的时候，第一次来到遥远的东方，到山东来看大海，一接触到齐国、楚国的民间信仰，马上就被“神仙”吸引住了。他把东夷观念中人们死后去往的永恒世界，当作一个现实存在的人间天堂；把那些死后永垂不朽的祖先，当作真能长生不老的神仙。

后来的事情，我们都知道了。方士们告诉秦始皇，神仙和不死灵药在大海里的三座神山上，也就是从《列子》中抠出了蓬莱、方壶、瀛洲的名称，嵌入了这种祖先信仰中。结果，秦始皇信以为真，真的派了一个叫徐福的方士带着一堆童男童女，出海去找神仙了。徐福可以算作中国的第一代探险家。结果神仙还没找到，秦始皇就驾崩了。

之前的三个问题我们回答了一个半。秦始皇寻找神仙是为了长生不老，但他把东部地区人们头脑中祖先安息的永恒彼岸，当作了真实存在的现实仙境。这注定了他的徒劳无功。

不过这件事对后人，尤其是对汉武帝的影响非常大，不管三座仙山是不是真的，后人一想，既然秦始皇都派人去找了，估计假不了。所以他们不但再接再厉，继续寻找，还给三座传说中的仙山起了个——博山。而且，还真的有所发现。 汉武帝的“神山探索小分队”

汉武帝在位时，是西汉最强盛的时期，他和秦始皇一样向往长生不老，也是一位神仙爱好者。他除了像老前辈一样继续派遣“神山探索小分队”，年复一年地寻找仙人以外，还更务实地把只有传说的“博山”具体造了出来。

我们今天看到的博山炉，大体上是汉武帝时出现的。

汉武帝即位以后出兵岭南地区的南越国，获得了来自南海的龙脑香、苏合香等香料。对这些香料的使用激发了工匠们长期以来的灵感，他们把香料制成香球或香饼，再配合香料制造出了博山炉这种与传说高度结合的香炉。虽然只是一种迷你版的海上神山，但只要点燃香炉内的香料，就有一缕缕的香烟从山洞中升起，笼罩着这座香炉，还真有点隐藏在云端高不可攀的感觉。这样，汉武帝在还没找到神山和仙人之前，可以每天在宫里看看散发仙气、香气的香炉，多少有个心理安慰。

所谓“念念不忘，必有回响”。汉武帝时有一本神山探索笔记流传下来，作者是汉武帝的名臣东方朔。他和武帝的亲密关系，差不多和后来乾隆与宠臣纪晓岚相似。这本著作假托东方朔的名义，取名为《海内十洲记》（简称《十洲记》），记录了当时人们观念中十座著名的仙岛。其中自然也包括传说中组成“博山”的海上仙山。

这本书对瀛洲讲得尤其具体，里面是这么描写的：瀛洲位于“会稽”，相当于浙江对面的东海上。山上不但有仙草、玉石、泉水，还住了很多仙人。最神奇的是，这些仙人没有像《列子》中说的那样，整天吟风弄月，飞来飞去，而是有着和吴越地方的人差不多的风俗习惯。

我们有理由怀疑，这到底是神仙，还是住在海岛上的普通人呢？我们今天知道，汉武帝的“神山探索小分队”在云雾缭绕的海岛上真的有所发现。那些仙山上的居住者，其实就是岛屿上有着自己风俗的原住民，而且他们和最近大陆上的居民有着相同起源——毕竟海岛上的居民都是从东亚大陆迁移过去的。这一发现，非但没有妨碍汉武帝把他们视作神仙存在的重大证据，反而更加坚定了他关于神山和永生不老的信念。随后他开始了更大规模的探索，不但在中国的东面寻找海岛，还把探索的范围扩大到了中国的北面、南面和西面。 天马的代价

对汉武帝来说，除了神山的具体位置和成仙灵药的效果以外，还有一个问题一直困扰着他：神山高耸在遥远的海外，到底要靠什么交通工具才能前往并登上位于“博山”之上的仙境呢？

西域方面，很快传来一个振奋人心的消息。有一个流落匈奴十多年的使臣，名叫张骞，他原本也是汉武帝派往北方的探索队伍中的一员——为了寻访匈奴的北面和西面到底有谁居住。张骞虽然没有带回神仙的消息，但他汇报，听闻在匈奴西面有一个叫作大宛的国家，那里盛产一种汗血马，是天马的后代，据说骑上以后，就能登上神仙居住的高山仙境。这个消息令汉武帝大为振奋。西汉鎏金铜马，以大宛汗血马为原型而铸，现藏于茂陵博物馆。

汉武帝再次派遣张骞前往西域，这次只到了大宛北面的乌孙国，大约在今天哈萨克斯坦境内。最后张骞带着乌孙国赠送的数十匹骏马回到了汉朝，汉武帝对这些骏马喜爱有加，立即把它们命名为天马——尽管这些马并不能登天。从此，西域的物品开始源源不断地流入中国，比如葡萄、苜蓿等。今天江浙地区的家常菜清炒草头所说的草头其实就是西域来的苜蓿，只不过马儿吃的是整棵苜蓿，人吃的是苜蓿的嫩叶。

随着西域往来使者数量的增加，加上张骞后来也去世了，汉武帝终于从西域使者的口中得知，他这么多年骑的其实是乌孙马，真正的天马依然在乌孙南部帕米尔高原西面的大宛城里。

汉武帝有一颗执着的心，他先是派人带了重金和黄金制成的金马专程前往大宛，想要购买天马，但这次交易没有成功。生气的汉武帝派遣妻弟贰师将军李广利，率数万兵卒，远征大宛，可是两年后返回汉朝的只有两三千人。这时，让汉武帝感到震怒的已经不是没有天马可以送他前往仙境，而是受到了大宛的拒绝和抵抗。第二年，他又卷土重来，调集六万大军、十万头牛和三万匹马，以及无数的驴和骆驼。《史记》中记载，为了给这支大军提供后勤保障，一共调动了十八万人负责粮草转运。这一回，将士们终于不辱使命，从玉门关外带回了几十匹大宛特产的“汗血宝马”，以及用于配种的三千匹公马和母马。当年派出的大军究竟有多少人归来，并没有一个确数，但汉武帝还是非常高兴地写了一首诗，名叫《西极天马歌》。他没忘记把当年的乌孙马改名为西极马，把新来的汗血宝马命名为天马。 昂贵的寻仙之旅

当然，直到最后，这些天马也没能驮着汉武帝登上传说中的神山。他多年来大规模寻找仙人的探险活动，一点都不便宜。不光大量人员外出考察需要经费，而且遇到远方民族的时候，客气一点的要送礼物，碰到脾气暴躁的免不了要打上一仗，这些都消耗了国家的大量资源。

我们回顾一下秦始皇的失败，大概也是如此。来自西方的秦始皇派遣徐福前往东海寻找仙人，同时也把希望寄托在向南、向北的探索上。结果在南方遇到了百越，在北方遭遇了匈奴。秦始皇迅速筑起长

试读结束[说明：试读内容隐藏了图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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