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严怡宁
出版社：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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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利益与国际舆论：美国涉华舆论实证研究试读：
引言
在中国快速发展，越来越多地参与国际事务的今天，中国越来越重视其所处的国际舆论环境。这是关乎提升中国文化吸引力、意识形[1]态或政治价值观念感召力及塑造国际规则和决定政治议题能力的重要软环境。
随着全球化和信息化造成的全球范围内信息中心地区和边缘地区[2]的两极分化愈演愈烈，美国作为目前世界上的唯一超级大国以及头号传媒强国（美国人口只占世界人口5％，但传播于世界90％的新闻是由以美国为主的西方通讯社垄断；美国控制了世界75％的电视节目的生产与制作；美国电影生产总量占世界电影产量6％-7％，却占[3]据世界电影总放映时间一半以上），其对中国的舆论塑造在全世界有着深远的影响。
因此国内研究者近年来也非常关注美国涉华舆论，基本上每年都在研究舆论的最新动向。不过从目前已有的研究来看，大多还是针对美国媒体对中国的新闻报道展开。主要分两种：一种是聚焦典型事件的报道，如1999年“北约”炸毁中国驻南使馆事件、WTO协议签订、1999年至2000年的李文和案、2000年PNTR的通过，2001年的中美“撞机事件”、2003年的中国SARS风波、2004年的神五发射、[4]2006年的中国“两会”等。另外一种是划定一定时间段对美国媒体涉华报道进行研究，如上世纪90年代的美国大报报道、《美国新闻与世界报道》在2000年的涉华报道、美国《新闻周刊》二十年涉华报道的发展路径、2003年《时代》涉华报道分析、2004年西方三大通[5]讯社中国报道分析、2005年上半年西方主流媒体涉华报道分析等。对报道的研究通常是对其内容和呈现形式进行描述式概括，一般包括统计报道数量、概括主题/关键词、分析报道手法和技巧（体裁、新闻来源、报道基调、语言运用等）。
但是单纯研究媒体报道并不足以全面反映中国在美国的舆论环境。由于有关国际事务的舆论与国家的外交决策过程紧密相关，这个舆论环境主要是由政府、媒体与公众这三角构成。政府作为国际事务的决策者向公众公布信息、展开宣传，媒体作为信息平台提供各方信息，沟通政府与公众的意见。因此要真正把握中国在美国的舆论环境，有必要从政府、媒体、公众三个环节进行考察。这样不仅更能展示全景，并进一步帮助理解美国涉华舆论的复杂现实和社会建构。遗憾的是能目前国内新闻传播学研究大多只停留在对美国媒体涉华报道的分析上。相对而言，我国国际关系学科更重视从公众层面出发的舆论环节，余建军就曾在分析美国民意测验的基础上，剖析了美国公众的中[6]国观与美国对华政策。西方学者也曾在议程设置的理论基础上考察政府与媒体两个环节，研究了政府对华政策的公开文本与相关媒体涉[7]华报道。他们有的从具体政策出发，如人权问题，有的以冷战为分[8]水岭划分前后时间段进行比较，也有的通过一系列重大事件进行比[9]较分析。不过能从政府、媒体与公众三者出发进行全面考察的几乎没有。
另外，从已有的研究结论来看，美国对中国的舆论塑造往往被“国家利益至上”、“美国意识形态偏见”、“美国媒体虚假的客观性”等标签框定。比如一项对《纽约时报》“神五”报道的议题建构的研究，在总结中就推测“一部分反华势力面对中国蒸蒸日上时的紧张和不安”是影响因素，这里“既有因缺乏交流而产生的误解和偏见成[10]分，也有敌视的因素”。对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媒体掀起的“中国热”，有学者认为虽然随着中国的迅速崛起，西方媒体对中国的关注度越来越高，但其在意识形态领域的基本立场没有根本变化，并有利[11]用一些经济、外交议题向中国施压，遏制中国发展的趋势。
尤其有一度的研究集中于以李希光为代表的关于美国舆论“妖魔化”中国的讨论。从上世纪九十年代后期到新世纪初的四五年时间内，“妖魔化”观点被反复提起。《国际新闻界》1996年、1997年接连刊登了李希光的两篇檄文《妖魔化中国的背后——美国传媒是如何讲[12]政治的》和《再论妖魔化中国》，之后《妖魔化中国的背后》、《中国有多坏？》和《妖魔化与媒体轰炸》又相继出版。在此前后围绕该话题又有来自不同作者的一系列类似文章发表。“妖魔化”的声音直指美国意识形态偏见和歪曲中国形象的企图，但难免使得对美国涉华舆论的研究出现一元化和简单化趋势。所有的关系和矛盾都归结为美国的偏见和利己主义，研究缺乏层次，有以非理性的比喻代替科学理论之嫌，同时也使得中国改善国际舆论环境的努力变得希望渺茫。因此这一观点也引起了人们的争议。《新闻记者》在2001、2002年分别发表了《中美传媒在相互妖魔化吗？——中美主流媒体记者专家学者对话录》和《我们应该怎样看待妖魔化》，提出了一些不同[13]的看法。但与“妖魔化”观点的流行相比，学术界的不同观点并不突出。因此直到现在，这一概念仍在不同情况下为学者频频使用，可见其影响之深。
美国涉华舆论交织着种种复杂关系，需要具有厚重缜密的理论铺垫和强大实证辅助的研究。近年来传播学理论逐渐被较多运用到美国涉华舆论分析中来，较为常见的是议题设置理论和框架理论。《90年代美国大报上的中国形象》、《新闻构架与国家利益——中美媒体关于中国驻南使馆被炸和学生示威报道的比较分析》、《国际传播对中国报道的“话题设计”——兼论美国媒体对“法轮功”事件的报[14]道》等都对这些理论有所运用。但这两种理论的重心主要指向研究方法，仍不足以解释舆论背后的复杂关系。对美国涉华舆论的研究急需更开阔的理论视野。鉴于其中的复杂性，这一研究应该是一项跨学科研究。除了新闻传播学，政治学、国际关系、史学、经济学、语言学等等，都应对其有所观照。纵观目前的国内研究，语言学的概念和方法已有涉猎。有学者在批评性话语分析的框架下运用叙事结构分析和及物性系统分析等手段，对中美两家主要新闻媒体对北约轰炸中国[15]驻南斯拉夫大使馆的报道进行了解析。也有学者从语篇分析及功能[16]语体分析等角度切入。而美国涉华舆论天然的跨国视野更使其成为国际关系领域的关注重点。不少国际关系的理论视野被应用到该项研究中。何英从建构主义理论切入，分析美国媒体对华负面报道，认为这种报道的存在基于中美对不同国家身份的认同和对美国国家利益的[17]认同，这种认同偏差导致中美文化和安全上的困境。
美国涉华舆论作为跨国舆论传播，国家利益概念的运用毋庸置疑是不可避免的。但是对这一概念的运用目前具有简单化的倾向。在研究分析中，国家利益往往只是一个笼统的、静止的、铁板一块的“符号”，是一种想当然的解释工具。其实尽管美国在对中国进行舆论塑造时，会作为一个国家利益集合体，基于一些共同的根本利益和文化价值观、意识形态发出声音，但是在这个利益集合体下还同时盘根错节地存在不同层次的利益集合体。他们从不同的国内局部利益、团体利益甚至个人利益出发，会对国家利益的判定形成不同的意见，从而影响对中国的舆论塑造。同时国家利益不仅由于本身具有丰富内涵和层次，会给人们的判定带来困难，而且它也是一个历史的概念。人们随着客观条件的变化，会改变对其的判定标准，从而影响舆论塑造。比如学者何英就认为美国媒体的国家利益观不是一个给定先验的标准，而是其观念、身份、认同与利益的共塑与融合的结果，是一个发[18]展变化的概念。
国家利益作为一个变化发展着的、具有丰富层次的概念，没有被很好地利用来研究同样多变且多层面的涉华舆论，笔者揣测这与国家利益概念主要涉及国际关系研究领域，新闻传播学者对其缺乏了解有关。不过到目前为止，国际关系领域虽然对此研究丰富，但从对该概念的认知出发对美国涉华舆论进行的研究也不多见。虽然何英从建构主义理论出发，通过揭示国家利益与观念和身份的互动关系，指出美国媒体的国家利益观是观念、身份和认同与利益的共塑与融合的结果，[19]以较新视野展示了美国媒体涉华舆论与国家利益之间具有丰富层次的互动关系，但这也仍是从国家利益的一种视角来考察涉华舆论。国家利益所包含的许多其他的丰富层次还未曾有研究涉及。
综上所述，本书首先力图展示美国涉华舆论更全面立体的现实，将政府、媒体和公众三个环节全部列入考察环节。政府对华政策和意见的公开文本，媒体相关报道以及相关公众调查的报告将是本书重点解析的文本。鉴于近十年来美国政府的更迭以及中国的迅速发展带来的中美关系的变化，对文本的考察也主要锁定在1996年至2006年。在这十年中，这三个文本的纵向变化及横向关系，某种程度上将能帮助我们揭示美国涉华舆论的现实图景。
为了进一步解析美国涉华舆论复杂的纵向变化和横向关系，本书试图从对国家利益的认知入手，以国家利益的历史性、主客观交融性，及其多主体、多含义、多层次的丰富性来对应美国涉华舆论的复杂性，以揭示在判定美国国家利益的复杂过程中，美国涉华舆论呈现出怎样一种发展历程以及不同环节如何互动的丰富画面。[1] 张小明.约瑟夫·奈的“软权力”思想分析.美国研究,2005年,19(1):20-36.[2] 齐格蒙特·鲍曼.全球化——人类的后果.北京:商务印书馆,2004.[3] 徐耀魁.世界传媒概览.重庆:重庆出版社,2000:693.[4] 清华大学课题组.新闻构架与国家利益——中美媒体关于中国驻南使馆被炸和学生示威报道的比较分析.国际新闻界,2000,95(1):15-25;陈虹.西方媒体在中国加入WTO问题上如何引导舆论.国际新闻界,2000,95(1):26-29;刘鉴强.从李文和案看《纽约时报》的意识形态性.国际新闻界,2001,101(1):16-21;乔木.从美国媒体报道看PNTR的通过.国际新闻界,2001,107(3):12-17;田发伟.李希光.美国媒体关于中国SARS报道中的政治化倾向分析.新闻与传播研究,2003年,10(2):66-71;柳金旗.试析《纽约时报》对“神舟”五号报道的议题建构.新闻与传播研究,2004,11(2):56-58;金力.“两会”期间美联社有关中国报道评析.视听纵横,2006,113(3):56-58.[5] 杨雪燕,张娟.90年代美国大报上的中国形象.外交学院学报。2003,77(1):41-48;周庆安,沈绿.《美国新闻与世界报道》2000年涉华报道透视.国际新闻界,2001,107(3);马世领.《新闻周刊》对华报道分析.中国记者,2002,4:60-62;文建.西方三大通讯社中国报道分析.新闻记者。2005,4:63-64;宁曙光.2005年上半年西方主流媒体涉华报道分析.国际新闻界,2005,134(6):46-47.[6] 余建军.美国公众的中国观与美国对华政策(1990-2002).美国研究，2004,18(2):58-78.[7] Li,Xingen & Charles St Cyr.Human rights in China:A pawn of a political agenda?A content analysis of the New York Times(1987-96).Gazette,1998，60(6):531-547.[8] Robyn S.Goodman.Prestige press coverage of Sino-American relations from the cold war’s demise to the post-cold period:Reagan’s final years to the Clinton administration 1985—1993。Michigan:Michigan State University,1997:[9] Becker,Neil Wu.China and U.S.press from 1949—1989:critical events foreign policy analysis.San Jose:San Jose State University,1999:[10] 柳金旗.试析《纽约时报》对“神舟”五号报道的议题建构.新闻与传播研究,2004,11(2):56-58.[11] 宁曙光.2005年上半年西方主流媒体涉华报道分析.国际新闻界,2005,134(6):46-47.[12] 李希光.“妖魔化”中国的背后──美国传媒是如何讲政治的.国际新闻界,1996,75(5):5-10,17.再论妖魔化中国.国际新闻界,1997,81(5):5-13.[13] 肖欣欣,刘鉴.中美传媒在相互“妖魔化”吗?——中美主流媒体记者、专家学者对话录.新闻记者,2001,3:3-8;孟庆鸿.我们应该怎样看待“妖魔化”.新闻记者,2002,9:48-50.[14] 杨雪燕,张娟.90年代美国大报上的中国形象.外交学院学报.2003,77(1):41-48;清华大学课题组.新闻构架与国家利益——中美媒体关于中国驻南使馆被炸和学生示威报道的比较分析.国际新闻界,2000,95(1):15-25;刘康.国际传播对中国报道的“话题设计”——兼论美国媒体对“法轮功”事件的报道.国际新闻界,2000,95(1):11-14.[15] 李玉霞.一城双记——对两篇北约轰炸中国大使馆新闻报道的批评性话语分析.中华传播学会年会，香港，2001.[16] 周军,楚军.新闻报道英语与社论英语的功能语篇分析.西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科版，2005,26(5):364-369.[17] 何英.美国媒体对华负面报道的建构主义解读.国际观察,2004,68(2):12-18.[18] 何英.美国媒体对华负面报道的建构主义解读.国际观察,2004,68(2):12-18.[19] 何英.美国媒体对华负面报道的建构主义解读.国际观察,2004,68(2):12-18.
第一章 美国国家利益与涉华舆论的研究背景：理论、历史及方法
一、国家利益与涉外舆论
1.舆论——自我利益的表达
舆论就是态度、意见和情绪的表达。陈力丹就曾综合多种定义将其概括为“公众关于现实社会以及社会中的各种现象、问题所表达的[1]信念、态度、意见和情绪表现的总和”。从这一定义中我们也能发现，这些态度和意见是指向社会实际的。因为舆论进行意见表达的过程，就是人的社会意识的一种表层浮动。意识不是空穴来风的，它是对客观世界的知觉。作为表层的社会意识的舆论，更突出反映了现实社会直接作用于人们感官的现象，成为客观现实和社会最新动态在人[2]们意识中划下的第一道痕迹。
因此舆论无法脱离舆论主体——人的自我实践和自我经验。正如李普曼所说，舆论就是“脑海中的图像——关于自身、别人、他[3]们的需求、意图和人际关系的图像”。它是从个人角度出发的成见，注定了对自身利益的追求，甚至他们对于公共利益的关切也是源自他们牢固而自我的观念图像。
从心理学角度来看，在社会发生变动时，人们形成或是改变态度都是因为要最大限度地满足自己的需求或服务自身利益。其中强化理论认为习得态度的情形与其他习惯的习得都是一样的，即我们都偏好[4]能够达到自我满足的事物。激励理论和冲突理论也强调持有某种态度会带来的得失，认为人们往往会采取让自己收益最大损失最小的立
[5]场。功能理论则强调态度带来的心理利益，尤其是工具性的功能。这个理论承认人们努力扩大他们在外部世界的收益，并减少不利情
[6]况。
由此可见，人们会对与自己利益相关的问题更关心、更重视，同时也会对该问题采取尽量有利于提升自身利益、减少损失的立场和态度。
2.利益主体的多元集合带来舆论的多元利益指向
舆论是意见的集合，这就注定了舆论不可能是一个单一化的意见。但是个人的个别意见也形成不了舆论。因此在舆论过程中，有着共同背景和利益的人因为诉求目标的一致，形成了共同意志和共同的社会心理，最终形成代表本集合体利益的一致意见，造成了具有一定影响的舆论，以便最终有效保障个体利益。而不同利益诉求的集合最终也导致了舆论多种声音的出现。
舆论在利益主体上的多元集合和利益指向可以在不同层面上体现。比如从阶级利益出发，不同阶层结成不同的利益集合体，形成一致意见保护各自阶层的利益。而公开地属于作为社会组织的不同团体的人们，因为不同的任务和团体利益，又能形成具有各自鲜明团体性的团体舆论。依此类推，政府组织因其成员共同的政治利益，也能形成不同于一般公众的舆论。而大到国际社会，在面对诸如保护地球环境之类的共同利益时，以及在全球化愈发将各自利益相互联系的情况下，也能形成一个巨大的利益集合体，发出相同的声音，形成一致的舆论。
3.涉外舆论——国家利益集合体的表达
涉外舆论面对的是国际社会的问题和变动，在这个过程中，民族国家的成员基于对领土、主权等根本利益的共同追求，加上共同文化、价值观和意识形态的紧密联系，以及以法律、制度、军队等国家机器形式对利益维护的秩序化，形成了一个非常协调和结构严密的整体，从而形成了非常鲜明的，有别于其他国家的，有着高度一致的共同利益和目标的集合体。因此在处理本国和别国关系和利益问题上，国家集合体中的成员会发出相近的声音，形成指向本国利益的舆论。
4.不同利益集合体舆论的交错存在导致了涉外舆论的复杂性
个体意见以及不同层次的种种利益集合体的舆论能够在同一时空盘根错节地存在。更大利益集合体的舆论并不能完全抹杀出于较小集合体或个人利益的意见表达。虽然更大的集合体舆论可以消化较小集合体或个体的意见，但后者在构成前者的过程中具有重要作用和地位。二者之间的关系是部分与整体、个别与一般的关系。更大的集合体意见不可能脱离较小集合体以及个人意见而存在，前者不过是在后者相互影响的基础上形成的。同时较小集合体与个人的意见还能在一定条件下制约或推动更大集合体舆论发生变化，造成舆论态势的演
[7]变。
因此，面对国际问题，涉外舆论在指向国家利益的同时，出自国内局部利益、团体利益甚至个人利益的意见也依然作为构成舆论整体的部分交错存在，而且这些利益主体互相影响、互相渗透、互相转变，形成一种错综复杂的局面，使涉外舆论进一步复杂化。比如在美国的越南战争中，由于战争的遥遥无期和给民众带来的巨大生命财产损失，民众从自身利益出发，开始反对美国作为国家整体在越南实现其在国际社会上的冷战利益，并发出巨大的反战呼声，最终导致撤军。
5.涉外舆论的复杂性与国家利益的复杂性有关
国家利益并不是一个天然存在的概念，不是给定和先验的内容。它是一个历史的概念，其出现有其社会历史条件，同时也会随着客观条件的改变而改变。另外国家利益也是一个客观性与主观性兼有的概念，因此除了会随着客观条件变化而变化，人们不同的主观认识又造成了对国家利益的不同理解和界定。最后国家利益概念也是极为抽象和多义的，笼统的概念无法准确描述，具体的解释又会包罗万象、挂一漏万，因而人们对如何认定国家利益更是各有争执。那么下面我们就分别从其概念的历史由来、主客观相融的性质，以及人们的不同界定方式来理解国家利益的复杂性。5.1 国家利益的定义和概念的历史由来
国家利益是国际关系研究的核心概念之一，意指国家在复杂的国际关系中维护本国和本民族免受外来侵害的一些基本原则，是国家制[8]定对外目标的重要依据和决定因素。
国家利益一词是较近年代的产物，但是维护和保护一国利益免受外来侵害的思想可以追溯到古代。尽管古代国家和政治集团还未存在系统的国际关系，当时甚至还不认为世界是由各个国家构成的体系，也不存在各国都普遍接受的共同原则，国家利益的理念原形也尚未问世，但这一思想还是始终存在的。古代希腊的城邦就已经以政治、经济联系为纽带，城邦之间会有冲突甚至战争，因此自我保存的行为规范已经存在。无论是早期以色列人始终坚持维护他们的特性和价值观，希腊人对城邦一片忠诚，还是罗马人对他们的帝国及公民地位感到骄
[9]傲，这些都是国家利益理念的最初雏形。古希腊的修昔底德也已提出“无论是在国家还是在个人之间，利益的一致是最可靠的纽带。”[10]中世纪时期，普遍的秩序和教规形成，不过各政治单位活动范围比较小，而且由于实行严格的等级分封制，附庸只对领主效忠，因此国家利益并不是现代意义的概念。同时由于宗教的强大力量，政治规范与宗教规范结合在一起，国家利益也不是清晰独立的概念。
16世纪近代国家形成的过程中，政治规范逐渐摆脱宗教规范的束缚，“主权至上观”开始挑战“神权至上观”的大一统道德观。比如法国首相黎塞留大主教就提倡“国家至上论”，要求抛开宗教正统观念，以法国的国家利益为重，与新教国家结盟，以击败同样信仰天主教的哈布斯堡王室，从而确保法国的强势地位。这时的概念是以“君主的利益”、“国王的利益”，或“国王的意志”等形式出现的，与今天的概念相比仍显狭隘，但这一概念获得了表达的具体形象。
国家利益概念的真正确立是以民族国家为基础的。民族国家是指“在中央权力对一定的领土和居民施行长期的政治控制之后介乎文化[11]和政治疆界之间逐步形成的融合体”。民族国家的重要特征就是主权。16、17世纪以后主权国家建立，近代国家逐渐形成（以1648年欧洲三十年战争结束，《威斯特伐利亚和约》的签订为标志），主权、领土概念开始明确，保持领土完整、排斥外来干涉成为根本的客观需要，再加上经济关系不断扩张，最终使国家利益的概念代替了以[12]往一切陈旧语言。民族主义的兴起也进一步推动了这一概念的确立。民族主义产生了强大的民族凝聚力，也产生了对其他民族的排斥感。“民族”的利益至高无上，从主观上产生了国家利益的意识。因此自民族国家形成和发展开始，各国国家利益的形成和追求成为现实国际政治展开的动因。各国领导人都公开地把“为了国家利益”当作提出[13]和执行对外政策的基础。
国家利益的概念被学术界确立与第二次世界大战紧密相关。灾难性的战争使学者寄托于国际法和国际组织的理想破灭。学者开始对外交政策和国际问题采取现实态度。国际社会的无政府状态以及均势的现实，使得一批学者如乔治·凯南、沃尔特·李普曼以及汉斯·摩根索，把战后情况与国家利益联系起来。在以国家利益为核心的解释体系下，纷繁复杂的外交政策问题、国家和政府行为都变得清晰且可以理解了。
当然，国家利益的概念和意识得到确立后也一直在经历着发展和变化。对它的界定以及对其内涵的认识，在不同的历史阶段人们都有着不同的诠释。20世纪以后，社会主义的发展以及殖民地国家民族独立的兴起等等，都对原来的以“民族利益”为内涵的国家利益概念形成了冲击。进入全球化时代，国际社会迅猛发展，国际组织、跨国公司等成为新的国际政治体系行为主体，与民族国家相结合的国家利益概念进一步受到冲击。5.2 国家利益的客观性和主观性
国家利益既有客观性的一面又有主观性的一面。
首先国家利益是一种客观实在。利益的根源是需要，这种需要是[14]客观的。它不依赖主体意识或其他任何意识而转移。因此客观主义认为国家利益可以客观地、理性地予以确定。所以国家利益也就具有一些本质上的共性。也就是说，不管国家有什么样的具体表现形式，只要它是以“国家”的身份存在,就必然要具备赖以生存和延续的、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具有普遍性的基本条件，否则就不成其为[15]“国家”。亚历山大·温特也认为利益最终需要一个物质主义基础，[16]就是人性。同时身份需要和物质需要都是真实和客观的。当然另外也应该看到国家利益的内涵是会随客观历史条件的变化而变化的。
国家利益同时也具有主观性，受到意识的影响。从这个意义上说，“国家利益显然是一个主观的概念，不同的人对国家利益有不同的界[17]定。”弗雷德·桑德曼认为当我们谈国家利益时，我们是在谈价值观念，是某一社会的一部分人，许多人，或者所有人所拥有的价值观念。[18]厄尔·弗莱伊认为，“政治领袖必须在符合国家价值观的前提下才能形成政策，国家价值观只是各价值观的集合。关于美国国家利益的问题只有研究国家价值观才能找到回答。正是这些价值观才规定了国家[19]的利益和国家安全。”美国学者杰里尔·罗塞蒂就这一点则这样论述：“国家利益是随着时间的推移而有所变化的，其特性在任何一点上都取决于社会和政府中普遍持有的意识形态和对外政策观点。换言之，国家利益和美国对外政策的制定受到思想力量——即精英群体[20]和大众群体的意识形态和对外政策观点的力量——的极大影响。”
同时主观主义也认为国家利益的确定是各种不同的主观观念和偏[21]好之间相互斗争所产生的政治结果。而在民族国家，国家利益的确定往往是占主导地位的统治阶级意志的体现，因此国家利益在现实中往往只是以它的名义出现，不是真正的国家利益，而是某些集团和个人的利益。当然在不同的国家，统治阶级所处的民族文化不同、国家价值观不同，对国家利益的理解也必然不同。
不过，对国家利益的主观判断也不可能脱离客观实际进行随意判断，国家利益的客观性还是设定了一国国家利益的基本边界和框架，在这框架中不同的人可以根据各自的出发点进行不同的判断。
为此在对国家利益的认知和确定方面，哥伦比斯和沃尔夫也曾提出了涉及主客观两个方面的变量，如决策者的品行、个性和理念；政府结构和政治过程的类型和指导思想；不同国家所处的地缘政治位置和能力；各国面临领国、强国和国际组织提出的挑战和压力的类型。[22]
不过由此也可见国家利益主客观相融的特性造成了国家利益概念在现实中运用的复杂、模糊和多变，并最终导致相关舆论的复杂和多元化。5.3 对国家利益的不同界定标准
国家利益概念的复杂使得人们对它的界定标准也出现了不同意见，总体来看有以下几种界定方式。
5.3.1 理想主义的路径——以理性和普世道德界定
理想主义以美国总统威尔逊为代表。在经历了一次世界大战的灾难性后果后，威尔逊继承洛克、康德思想，倡导各国以道义、善良、规范等对和谐世界的理性追求来保证国家利益，其核心是建立一个可以维护世界和平的超国家组织。1918年他提出“十四点计划”，是理想主义国际秩序的经典宣言。他提出了“公开外交”、“贸易自由”、“集体安全”、“民族自决”等，集中反映了他的理想主义。
在承认人们对和平的美好追求的前提下，以威尔逊为首的理想主义者主张通过建立集体安全机制来实现永久和平，希望在各国不断完善自身的基础上达到国际社会的美好，确保各国利益。这种集体安全理念的具体体现就是国际联盟的建立。
威尔逊的理想主义还反映出强烈的救世主情结，他说：“我的梦想是，当岁月流逝，世界越来越认识了美国，这个世界将转向美国寻求基于自由之上的道德鼓励，美国也就将在阳光下显露出来，它的旗[23]帜就不仅是美国的旗帜，而是人类的旗帜了。”这也反映在其继承者的外交政策上。杜鲁门就曾经说:“全世界自由的人民指望着我们支持他们维护他们的自由。如果我们领导不力,我们就可能危及世界[24]和平——而肯定会危及我们自己国家的利益。”
理想主义倡导的原则不是基于权力而是基于道德判断，考虑的是“应然”问题，即世界应该是什么样子，主张用理想的形式改造世界并达到国家利益的实现。但是现实世界并不是这样有序地对理性进行追求。理想主义把世界设想得过于理想，与现实脱节，忽视“实然”问题，结果国际联盟在制止侵略方面无能为力，验证了理想主义的失败。二次大战的爆发更是极大地冲击了理想主义对国家利益的界定。战争证实了国际社会的混乱和冲突，威尔逊等的国际理想破灭了。同时经典现实主义粉墨登场，重新对国家利益进行界定。
5.3.2 经典现实主义的路径——以权力界定
以汉斯·摩根索为代表的经典现实主义学者提出了现实主义最著名、最简洁清晰的国家利益观，即以权力来界定国家利益。摩根索认为：“以权力界定的利益概念是帮助政治现实主义找到穿越国际政治领域的道路的主要路标。这个概念把试图理解国际政治的推理与有待于理解的事实联系了起来。它使政治成为行动和知识的独立领域，从而将它与其他领域如经济学（它是由财富界定的利益概念而得到理解的）、伦理学、美学或宗教区分开来。没有这样一个概念，无论是国际政治还是国内政治的理论都是根本不可能产生的，因为没有他们我们就无法将政治的和非政治的事实加以区分，也无法给政治领域带来[25]至少是某种程度的系统化条理”现实主义理论的核心是权力政治——国际政治就是追逐权力的斗争。摩根索认为，对权力的角逐不仅是世界政治的无政府和混乱导致，也是由人类本性决定的。因此现实主义的理论建立在人性悲观论的基础上。也就是由于生存需要，人类本质上是相互竞争的，并且在竞争关系中关注的是自己的福利，希[26]望支配别人而不是被别人支配。这种具有人类普遍意义的关系也被折射在国际关系中。
现实主义的基本假定就是：权力是国际关系的最根本因素，国家[27]的利益至高无上，普世道德是没有意义的。他明确了国家利益是在权力结构中被追求的事物，国家外交政策应当为本国国家利益服务，也就是为保持、扩大和显示国家权力服务。因此一国所追求的利益应该与其拥有的实力相称。拥有多大权力与能获得多大利益之间有因果[28]关系，这种关系具有时空一体性。
由于所有国家都必须追求自己的国家利益，因此其他国家和政府都是不能完全依靠的，所有国际协议都是暂时的，有条件的。如果国际义务与自身的至关重要的利益相冲突，所有国家都准备牺牲国际义务，国际协议、公约、管理、规则、法律等等仅仅成为临时性安排。[29]主权国家间也不存在道德即相互责任约束意义上的国际义务。摩根索认为道德制约与政治行为之间存在着不可避免的冲突。
这个权力界定的利益概念成为帮助理解国际政治的重要路标。它使政治领域有了某种系统化条理，为政治学研究主题注入理性秩序，使对政治的理论分析成为可能。它给政治家的行动带来理性约束，并[30]带来外交政策的连续性。因此确实能对许多国际现象作出有力解释，一时产生重大影响。
但是现实主义过于强调权力。摩根索有关权力最极端的表述是将国家的一切行为动机归于获得权力、增加权力和保持权力。权力不仅[31]是国家生存的手段，而且成为国际关系的目的和国家本身的目的。对于这种极端，斯坦利·霍夫曼评价说：“权力是政策的条件，也是政策的标准；权力既是潜在的，也是实际运用的；权力是各种资源的总和，也是一系列过程。用一个名词把这些不同变量归纳起来是不可能[32]的。”
这个概念同时也被批评为有承认强权政治合理性的问题，并且概念本身还是过于模糊和抽象。国家利益与各种冲突的利益的关系没有厘清，导致了谁代表国家利益的问题，以及以什么为客观标准来衡量是否符合或违背国家利益的问题。
5.3.3 新现实主义的路径——以国际系统结构界定
肯尼斯·华尔兹通过对结构概念的引入，使得现实主义的理论更加系统化。他的“结构现实主义”主要是通过国际系统结构来判定国家利益。
华尔兹认为就政治结构的排列原则而言，国内政治系统各部分之间是从属关系，是集权制、等级制，而国际系统内各部分的关系则是平等的，任何一个国家都无权指挥其他国家，也无需服从于其他国家。[33]因此他从结构出发再次肯定了国际系统是分权的以及无政府的。
他还用市场进行类比，国际政治的无政府状态相当于完全竞争的[34]市场，国际政治的单元国家类似于理性的经济人。“国际政治的体系，就像经济市场一样，是由重视自身利益的单元的共同行动而形成的，国际政治的体系，就像经济市场一样，从根源上说是个人主义的，是自发产生的，而不是有意的。在允许自助原则上，国际政治和市场[35]经济在结构上是相似的。”“正如经济学家以公司来界定市场一[36]样，我以国家来界定国际政治结构。”
华尔兹认为在无序的结构中，每个单元都寻求自身利益，追求利益最大化。而在无政府状态下的国际系统，国家作为其中的单元，相互之间的联系和区分取决于单元能力的大小，即根据能力分配来定义国际结构。这种能力分配主要指物质权力资源（特别是经济和军事权力）在体系内的集中程度。结构决定单元的行为，国家在结构中的地位决定了国家考虑可能和不可能的国际行为。因此各国在基本功能方面都是类似的，国家也是相似的单元，尽管文化意识形态相异，但主要区别只是各自实力的差异。“这样一种秩序中单位间的主要区别在于它们履行类似职责的实力大小的不同。……体系结构随着体系中诸[37]单位实力的变化而变化。”华尔兹如是说。由此可见，权力分配才是国际体系中最重要的变量，其变化直接导致体系结构的变化。
另外国际系统作为无政府状态下的自助系统，其中的单元都对自身生存感到忧虑，因此国家安全是国家利益的核心，是要考虑的首要问题。而权力本身则不是目的，它作为国家的综合实力是达到最终目[38]标——安全的有用手段。
为了保证单元的相似性，以达到理论的简约清晰，华尔兹抽象掉国家在文化、经济、政治、军事等方面的互动。社会和经济制度、意识形态信仰等观念因素都被抛开。因此其对国家利益的界定完全是物质主义的，不仅国际体系结构根据物质力量的分配来定义，结构变化也是通过一种以物质能力分配方式定义的“极”（权力特别大的国[39]家）转化为另一种以物质能力分配方式定义的“极”而实现的。
另外华尔兹过分强调结构的自主性存在，强调其对系统变化和单[40]元行为的强大约束力。结构成为一种相对静态的模式，国家利益成为了一种给定和先验的概念，因此回避了国家利益的确定问题，同时也忽略了个体差异和历史的变化。
5.3.4 新自由主义的路径——以国际机制界定
在美国霸权一度衰落以后，国际机构的作用逐渐凸现，新自由主义开始强调从国际制度、国际规范和国际道义等方面来界定国家利益。
新自由主义认为国家不再是占中心地位的国际社会角色。与现实主义相比，新自由主义更强调国际关系行为主体的多样性，强调不仅[41]国内存在不同利益团体，国际上还存在许多跨国行为主体。新自由主义还认为权力不再是国家行为的唯一目标。国际关系中的非权力因素、沟通与合作的能力变化以及全球系统相互依赖过程被强调。相互依赖的过程与传统的国家中心模式则是不协调的，有冲突的。另外新自由主义认为军事安全并非总是首要问题，其他问题也会具有极大政治意义。武力不再是国家对外政策的有效手段。1977年基欧汉和奈出版的《权力与相互依赖》就驳斥了现实主义的国家中心说、军事权力说等基本假设。
然后，新自由主义将国际机制作为核心概念，把它看做是世界政治的基本特征，将其定义为“影响相互依存关系的一系列具有控制性[42]的安排”，形成了自由主义中影响最大的新自由制度主义。希望用观念、规范、制度这类因素来代替权力—利益等因素来解释行为。
与现实主义相对静态的权力政治游戏循环不同，新自由主义相信历史进步的可能，认为在互动和学习的体系进程中，国际机制能够影响国家的能力和利益，尤其可以影响国家对长远利益与短期利益的看[43]法,帮助国家摆脱“相对收益”的困境。国际机制通过影响和制约国家行为，赋予国家进行合作的能力，降低交易成本，提供充分信息和稳定的预期，减少了不确定性，使大家获得共同收益，从而各国从[44]遵守规则中获益。因此国际机制为国家间合作提供了保障，促进了国家间利益关系的本质改良。
不过新自由制度主义仍然承认无政府状态是世界政治的基本状态，并且接受了国家是单一的、理性行为体的基本假定，借助的依然是理性选择的分析工具，即根据个体的效用功能实现最大的纯收益。在这一前提下，新自由制度主义探讨以国际机制为指导国家进行合作的可能。因此在这个模式下，国家利益是给定的、天然固有的。政府的任务就是通过选择适当的政策实现这一目标，而不涉及如何确定利益的问题。
另外，新自由制度主义的国家利益观仍然是物质主义取向。虽然强调制度的非物质性、观念性内涵，但其作用取决于制度可以提供的物质回报。物质性的权力和利益仍然是国家行为的主要动因，国家利[45]益本质上还是物质的。
5.3.5 马克思主义的路径——以世界体系界定
西方理论界始终存在对西方现有体系、制度和规则持批评立场的学派，其中新马克思主义学说是主要代表之一。而其中沃勒斯坦的“世界体系论”在国家利益的问题上就有独树一帜的判定。方长平就[46]此在其《国家利益的建构主义分析》一书中进行了概括梳理——
沃勒斯坦的“世界体系论”从世界体系的角度来考察国家及其利益。这一理论认为国际社会并不是现实主义假定的无政府状态，而是存在中心—边缘结构。处于中心的是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广大发展中国家处于边缘、半边缘地带。这三个地带根据劳动分工的不同，承担不同经济角色，而这个体系运转的动力则在于“不等价交换”和“资本积累”。
世界体系论把体系作用置于本体上的优先地位，否定了现实主义和自由主义关于国家是主要行为体的假设。根据世界体系论，国家的身份和利益是由国家所处中心—半边缘—边缘结构中的层次来决定的。
不过沃勒斯坦的世界体系作为一种资本主义的经济体系，它塑造的国家身份及利益仍呈现物质主义色彩。并且在这个体系中，国家利益的形成、变化完全依赖于世界体系等级制的结构及其变迁。
5.3.6 建构主义的路径——以观念界定
建构主义摈弃了长期占主导地位的物质主义和理性主义观念，其重要代表是美国学者亚历山大·温特及其著作《国际政治的社会理论》。
首先建构主义以观念和文化界定利益。建构主义认为人类关系的结构主要由共有观念，而不是物质力量决定。这其中包括共有理解、共有知识和共有期望。物质性因素虽然存在，但只有嵌入共有知识的[47]结构，才对人类活动和国际关系产生实质影响。国际体系结构作为一种观念的分配，建构了身份和利益。国家身份是国家利益的前提，[48]身份变化导致利益变化，同时利益是身份形成、变化的动力。由于身份依赖于文化，因此利益也具有文化内容。
其次建构主义没有把国际社会的无政府状态作为给定和先验的，从而否定了相对静态的国家利益。建构主义强调行为体之间的互动造就了社会建构。“利益并不是放在那儿，等着去发现，而是通过社会[49]互动建构的。”这是一个强调进程的论点，包含了社会结构变化的可能。如果行为体的实践活动发生变化，观念发生变化，国际体系的[50]结构也就发生变化，身份和利益也随之变化。因此国家利益不是一成不变的、以权力为核心的利己主义，而是可以发展变化的，国际社会也具有进化的可能性。
但是在权力政治仍未结束的现实下，很多人认为温特的理论过于理想主义，同时观念等的作用机制也缺乏解释。
作为补充，建构主义学者玛莎·费丽莫在她的著作《国际社会中的国家利益》中强调了规范的概念，探讨了核心问题“国际组织如何说服国家去评价新目标、构筑国家利益概念的新模式”。在这里，规范是行为共同体持有的适当行为的共同预期，它能够构成、创造、修正行为体和利益，因此行为体的利益不再是既定的。同时国际社会规范的影响是被纳入到行为体中，它们不止是限制了国家行为，更重要的是改变了国家偏好，可以帮助行为体理解什么是重要的或有价值的，以及如何运用合法手段去获取它们。二、判定国家利益的舆论过程中政府、媒体和公[51]众的关系
在一个民主国家，判定国家利益的过程应该涉及政府、媒体和公众三个方面。在这个过程中，政府、媒体不仅试图相互施加影响，并且都力图影响公众，而公众又反过来对媒体和政府议程具有一定影响。三者在舆论过程中形成一种竞争和博弈。但是三者的互动和影响过程是非常复杂的，一直以来学者们都在通过各种研究探寻其中的规律。1.对公众舆论的重要性之争
在国家利益决策过程中，如何看待公众舆论的作用，长期以来都在西方学术界争议很大。重视和轻视公众舆论的观点一直难分胜负，这方面也论述颇丰。我国学者王铭铭也曾专门对此做过梳理和总结，[52]结合他的研究和其他学者的观点，现将这一争论进行如下归纳。
实践中，西方自由主义在牵涉国家利益的外交决策方面十分推崇公众舆论的参与。自由主义代表美国威尔逊总统，把国际事务和外交的民主化作为建立一战以后世界秩序的基础，提出只有自由人民才能选择人类的利益而不是狭隘的一己私利。自由主义认为，政策精英往往与选民失去接触，公众舆论对于有时过于野心勃勃的精英就起到了一个缓冲的作用。选民们通过舆论把政策选择传达给选举出的代表，政策制定者则由于害怕失去大众支持，要尊重大众的选择，从而放弃极端行为。
这一理论将公众舆论置于一个合法、有效的政府的核心地位。正如杰里米·本森所说，大众舆论是解决国家、政府面临的许多问题的[53]“唯一解药”。这与民主理论中的“代表论”是相一致的。代表论认为官员作为公众的代表，根据选民的意愿行事。民选官员应回应公众舆论、实施与选民意见一致的政策。因此公众舆论理应在决策过程中发挥重要作用。
同时这一原则在现实中也得到了体现。20世纪30年代初，要求任何宣战行为(除了对美国的入侵)都需经过全民公决的鲁德罗(Ludlow)宪法修案，在美国众议院仅以微小的差距未获通过。在1937年的民意测验中大约70%的人反对卷入战争，美国政府在公众舆论的压力下也只有遵从。
但是现实主义的观点却认为公众舆论是非理性的，容易受感情所驱使，缺乏系统和连贯性。而且公众舆论往往会为了自身眼前利益而不顾国家长远利益，因此公众舆论对美国对外政策的影响十分有限。[54]同时现实主义认为公众对外交事务缺少足够的知识，因而缺乏解释国际事件、参与外交决策的能力。比如现实主义的鼻祖、希腊历史学家修昔底德就认为人的本性是贪婪和自私的，国家也是如此，没有永久的敌人或朋友，只有永久的利益，敌友关系是依国家利益的变化而变化的。而大众常把与别国的关系看做是目的本身，会妨碍决策者客观冷静、深思熟虑地追求国家利益最大化。
现实主义学者汉斯·摩根索、乔治·凯南、李普曼等都表达了这样的观点。摩根索认为对于好政策的理性要求不可能指望公众舆论的支[55]持，因为公众舆论偏情绪化而非理性。凯南则干脆提出应与“公众舆论”反向而行，因为民意极易迷失方向，陷入感情用事和主观主义，[56]因此对国家行动而言不足以作为指导。
舆论学家李普曼则指出，公众对事件的反应速度和缺乏相关知识，会威胁任何一个用民意指导外交政策的国家的长远利益。“不幸的事实表明,在重要历史关头,最广泛的民意常常具有破坏性。他们投票否决具有足够信息又负责的官员的判断。他们会使知道如何明智行事的政府瞻前顾后、优柔寡断,和平时期的政策过于和平、战争时期[57]过于好战，要么姑息纵容、要么顽冥不化。”
这些观点契合了民主理论中的委托论。委托论认为，民选官员主要依靠自己的判断，而非不熟悉国际事务的选民的意见。因此官员在作出复杂的外交决策时，是一种内在的过程。公众的参与仅限于投票，[58]选出官员然后站在一边，让官员决定什么代表公众的最佳利益。
在汉密尔顿起草的美国“联邦文件”(the Federal Papers)中，对民意的作用有着相当明确的阐述：“共和的原则要求受民众委托管理其事务的人按民意行事，但并不是对民众的各种反映都言听计从；相反，当民意不一致和不稳定时，他们的责任是不被一时的意见所左右，[59]进行严肃的独立思考。”
阿尔蒙德在他的力作《美国人民与外交政策》中也非常鲜明地提出了类似的观点。他同样认定公众舆论的情绪化和肤浅从而对之产生强烈怀疑。他与李普曼长期坚持的观点一起被学者称为“阿尔蒙德—李普曼共识”(Almond-Lippmann Consensus)：无知、轻率、非理性；缺乏系统和连贯性；对外交政策的执行和目标的实现影响有限。它代表了从二战结束到越战末期的30年时间里，现实主义学者对民意的性质及其对外交政策的影响达成的共识。同时从事实上看，在冷战的大部分时间里，美国外交政策也比较多地受到现实主义思潮的影响，外交决策中精英们往往很少顾虑民意。
但是20世纪60年代末70年代初，美国反越战情绪的高涨又引出了对公众舆论的重新评价。许多学者通过大量实证研究提出，许多影响美国国际行为的重要因素来自其国内的各种互动关系，公众舆论就是其中之一。有的学者认为公众可能在政治上不是很老练精通，但他[60]们能保持一贯的与政治有关的外交政策概念。辛克利则认为与现实主义观点恰恰相反，公众“有理性、积极响应、负责、机警、坚定、能沟通、对成本敏感、老练、不搞意识形态、能够深思熟虑，而且了[61]解政治的复杂性。”佩吉和沙皮罗的研究则基本解构了“阿尔蒙德—李普曼共识”。他们认为公众舆论“稳定、有条理，且积极响应可[62]获得的最佳信息”，并且研究也发现舆论的改变往往导致政策的改变。布鲁斯·鲁塞特(Bruce Russett)则研究了政府的军备开支水平与大众舆论的关系问题，发现前一年度的有关民意测验结果与下一年度军[63]备开支的变化极其相近，证明了政府对公众舆论倾向的反应。2.政府与公众舆论，谁影响谁
公众舆论对美国对华政策的作用是两个方面的，一个是限制政府的政策选择，所起的是主动作用，另一个是被政府(或精英舆论)所操纵和控制，以服务于政策目的。就这两方面的作用也一直存在争议和大量的讨论。
由于公众意见的浮躁、多变和情绪化，因此很容易为政府所操纵。政府总是力图劝服公众支持自己的决策。菲利普·伯里克认为政府的外交政策制定者一直都力图就外交事务“教育”公众，即向公众灌输信息以形成“正确”的意见。鉴于公众对外交事务的无知，政府觉得这样有利于得到公众的支持。而一旦政府与公众之间存在意见鸿沟，政府也不会改变政策来向公众意见靠拢，而是试图改变公众态度，使[64]其向政府意见靠拢。科恩也通过对美国国务部官员的访问调查发现，尽管他们重视公众舆论，但他们一心只想“塑造”民意，而非遵从民意。科恩这样引用了国务部办公室主管的话：“让公众舆论见鬼去吧，[65]……我们必须引导舆论，而非追随舆论。”科恩认为，公众支持政府对外政策，是由一系列政治精英引导下的因素造成的：（1）精英操纵公众的理解；（2）精英通过教育和领导手段使公众支持他们；（3）公众有支持政治精英的普遍趋向。还有不少研究指出政府甚至能够通过控制民意测验的实施和结果报告，以及通过对事件的操纵，来达到影响民意、取得支持的目的。
不过也有学者认为不能一味忽视公众舆论对政府的影响，至少那些遭到公众强烈反对，并因此明显难于实施的政策选项会被政府放弃。越南战争的发展呼声带来的停战决策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也确是自此以后，美国政府在外交决策上不像以往那样容易取得舆论的一致支持，而需对决定进行斟酌。美国的舆论也不复二战以后的同一化，[66]党派分歧和意识形态上的论争都会影响外交决策。当然这与美国的选举政治有关，如果政府一点不顾及公众的反对呼声，就很有可能在下一届选举中失去选票。因此道格拉斯·福伊尔认为公众舆论能够有助于限制极端的精英主义，带来政府政策上的创新，从而防止政府的[67]冒险行为。鲁索和康德也强调了公众对外交政策的参与，尤其是与[68]战争有关的事务方面。一些学者则通过对相关性的量化研究，得出结论，认为公众舆论能够促使政府尽量采取得到公众肯定的政策，并认为在二者互动关系中，公众的影响更大，它甚至是引发政策变化的[69]直接原因。
格雷厄姆进一步认为只要公众舆论够强烈，决策就自然生成。成[70]为共识的公众态度的影响力超过了权力精英。辛克利就政府官员而言也提出了与科恩大不相同的意见。他认为时代已经发生变化，国务部和白宫官员十分关注公众舆论，“舆论测验在总统决策过程中处于核心地位”。外交策略的决策官员会仔细分析民意测验来权衡政府的[71]最终决策，以让政策符合公众舆论的呼声。
还有一种意见认为不能绝对化公众意见的作用，它和政府的互动会因具体情况而不同。比如总统对公众舆论的个人态度带来的影响。福伊尔曾就此研究了从杜鲁门到克林顿的美国几任总统，认为决策者的个人态度，某种程度上决定了他易受公众舆论影响或无视公众舆论。总统所处的具体决策环境也是影响因素之一。这个决策环境主要是指（1）对重要价值观或目标的威胁程度；（2）决策时间的长度；[72]（3）决策者对某一决策需求的意识程度。
除此之外，舆论的集中程度也是条件之一。当某种意见占到60％的比例，政府就会受到较大影响，并随之调整政策。而一旦意见的集中程度在60％以下，政府就趋向于忽略公众舆论。格雷厄姆进一步发现，公众意见集中度低于50％时，对政府态度基本没有影响；在介于50％到59％时，政府会有所考虑，但是仍有疑问；在介于60％到69％时，对总统就会造成重要影响。在介于70％到79％时，总统就不得不采取行动了。而一旦超出80％，决策就会自动生[73]成，一切阻力也自动消失。
当然政府的传播策略也是重要因素。总统是否善于对政策作出清晰有力的解释，使之主导公众舆论是关键。另外政策过程的具体阶段也很重要。格雷厄姆认为在议程和批准阶段，公众舆论有直接影响；在协商和实施阶段，公众舆论就只有间接影响，甚至不起作用。同时[74]政府对舆论范围和程度的意识也会是影响因素。
还有研究将影响公众舆论对政府发挥作用的因素总结为以下几条：（1）国内结构；（2）决策距离新一届大选的时间长短；（3）待决策的问题的性质；（4）决策者对公众舆论的个人敏感程度；（5）[75]决策的大环境。
就公众舆论对政府的影响方式而言，福伊尔进行过研究，并总结为三个方面，即（1）对未来舆论的预期；（2）对舆论环境的理解；[76]（3）具体的舆论指标，如民意测验等。3.媒体的作用和角色
媒体通常被认作是公众和政府之间互动的一个平台。并且随着传媒不断发展、新技术的全面渗透，大众传播媒介的传播能力——覆盖范围、传播速度、受众触及面等出现长足的进步，媒体在外交决策的舆论过程中发挥的作用也越来越受到重视。3.1 媒体与政府
在舆论过程中，媒体与政府的互动和相互作用一直在学界有着较多争议。
自由主义传播理论认为，媒介不是政府的工具，不受政府的控制和影响，而是独立的机构，人民(公众)通过它对政府进行监督和检查，发表观点和看法。媒介和政府甚至被视作“天然的敌人”。尽管政府力图让媒体帮助政府诠释符合政府利益的外交政策，但是媒体的原则是向公众充分提供信息，尤其是公众不熟悉的外交领域信息，以便公众更好地行使民主权利，因此媒体不会屈服于政府压力，而是会全面真实地进行报道，并为全社会提供一个就外交政策进行充分讨论的论坛。因此媒体会对政府持有独立的观点，会对政府政策提出怀疑和批评。
还有学者进一步放大了媒体对政府的影响。科恩认为媒体在设定政策制定者的议事日程过程中发挥重大作用。媒体报道能够在决策者头脑中形成不同问题重要性的排序。对记者提问的预期，也会促使决策者在某些问题上花费更多时间。科恩认为美国国务院和国会都非常重视媒体的涉外报道，尤其是《纽约时报》等权威大报。科恩曾引用美国国务院官员的话：“我们做的第一件事就是读报，读《纽约时报》，不读《纽约时报》，你就没法在国务院工作。”总体来看，媒体议题设置功能在外交领域的作用可通过两种方式表现出来：（1）将原本不在政府考虑范围之内的某些事件，或是政府重视不够的国家和地区摆上议事日程；（2）将本来已列入议题的问题和国家提到更重[77]要的地位上。
还有学者认为，政府作为舆论领袖在外交政策方面非常依赖媒体的信息。作为传递信息的主要工具，新闻媒介在外交事务方面影响政府的最直接方式，就是向政府决策层提供快捷的、或是官方渠道难以获得的信息。一般而言，依靠先进设备和外派记者制度，媒体总是能够以最快速度提供关于外交事件的第一手资料，而来自官方渠道的信[78]息由于受制于逐级上报等因素，有时要慢许多。美国前总统卡特曾说过：“原始的信息一般是来自路透社、美联社和BBC等新闻机构，……然后更加详细的资料才从官方通讯渠道到达，有时要晚24小时左[79]右。”尤其在出现危机和灾难等突发事件时，新闻机构总是原始信息的重要来源。美国前国家安全事务委员会成员罗伯特·帕斯特曾经说：“在追踪突发性事件时，媒体是非常高效的，因为记者能够进入[80]被围困、中央情报局无法进入的地方。”因此对于政府而言，依靠新闻媒介获取信息已是不可或缺的工作。
而另一种截然相反的观点是，媒体受到政府操纵，是政府权力的代理。阿特休尔认为媒体并没有质疑权力，而是通过对政府态度和政[81]策的正面报道，强调政府议程。这一观点的理论背景是霸权理论，即媒体会有意识或无意识地通过支持权力制度、权威人物和等级制度，通过促进政府的利益，来捍卫占主导地位的文化及社会经济价值观。[82]赫尔曼和乔姆斯基认为媒体更像一个“同意的制造者”，是政府的[83]喉舌。
尤其是外交政策方面，媒体更容易受到政府影响。
首先，作为国家内外政策的决策机关，政府一直是传媒极其重要的信息来源。政府利用对信息的控制使得他们在对外事件议题上占有明显的优势，因为媒介需要政府的解释。尤其是总统，他是外交政策活动的中心，在处理外交事务和国际问题上有绝对的权威。所以在重大危机面前，总统的一举一动都是具有重大新闻价值的事件，而且总统的公共活动往往也是精心安排的。通过这样的组织，总统可以营造良好的舆论环境。曾有不断更新的研究表明，从19世纪中叶到20世纪80年代，媒体对总统的报道一直在增加，总统也因此不断扩大对[84]媒体的影响力。负责外交政策的外交部也扮演了重要角色。除了作为一个重要的信息源外，外交部还经常释放试探性的“政策气球”，并影响媒体议题。与各级政府相关的信息部门也是重要的信息来源，通过选择性发布信息，它们希望能够建立起有助于推行政府政策和塑造政府形象的政治议程。比如在一战和二战中，美国政府分别成立了公共新闻委员会和战时新闻局，负责发布消息、供稿及规划有关对外宣传活动。难怪Graber认为美国国际新闻的报道主要就来源于政府的[85]几个机构，包括白宫、外交部和五角大楼。为此，《华盛顿邮报》记者奥斯汀曾经悲叹道：“我们被锁在小小的新闻编辑室里。我们的电话只连接着白宫的各个部门，电话的使用权完全掌握在他们手里。我们得到的全是安排好了的活动——记者招待会、新闻发布会、前[86]去拍照等”。
其次，美国政府还通过“保密法”和“信息分类细则”来控制信息的发布。根据这样的法规，政府可以成功地阻止新闻媒体得到一些重要的消息。比如美国1917年颁布的《间谍法》、1918年的《煽动法》都对言论有所规定。一战期间，美国公共新闻委员会主席克里尔还制定了《战时美国定期报刊规程》，将新闻分为三类加以不同程度的控制。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美国罗斯福总统则根据《第一战争权力法》设立了新闻检查局，并发布了《美国报界战时行为准则》。同时，政府也可以利用自己的职权，向“要好”的媒体泄露一些机密文件。这种泄密反映了政府内部的权力之争，也使媒体获得了实际的好处。
再次，政府也可以限制媒体接近信息源。越战之后，美国政府意识到新闻媒体力量强大，有必要将其置于政府控制之下。尽管越南战争号称新闻报道较为充分，记者的行动还是往往受到军方限制。海湾战争中，政府对媒体采取了集体采访制度，由公共关系军官陪同经过挑选的记者，前往经过挑选的战区采访，真正能够亲眼目睹事实真相的记者为数寥寥。伊拉克战争中运用的“嵌入式”报道则在貌似给记者提供方便的表象下，用严格的战场采访规则把报道限制在了一个非常有限的“范围”内,记者不能独自行动，一切采访必须记录在案。
最后政府可以以国家安全为名，利用权力限制媒体的报道。“9·11”以后，美国政府就以“国家安全”为由，加强了对媒体的管制，美国媒体出现“舆论一律”的现象。《纽约时报》专栏作家克鲁格曼认为，美国政府可以通过其政策决定，特别是通过其有关媒体管理规则的制定，奖赏逢迎政府的媒体，并惩罚不受政府喜欢的媒体。[87]结果从“9·11”事件，到阿富汗战争，再到伊拉克战争，美国主流媒体显示出了一种温驯、合作的态度。战前，美国权威的专业周刊《编辑和出版》公布了它对50家美国主流报纸的调查，结论是，大多数报纸选择了布什的战争。美国的电视频道，则从ABC的“铁腕对待伊拉克”，到FOX的“向恐怖主义宣战”，基本上自“9·11”开始就都[88]选择了和布什站在一起。
除了上述两种观点外，还有一些学者提出了介于两个极端之间的中间道路，即政府和媒体之间合作互利共生的关系。科恩在其著作《新闻与外交政策》中指出，媒体是一条明确而连续的纽带，联结政府和关心国际事务的公众，因而成为外交决策不可或缺的要素。媒体还是政府的友好合作伙伴，两者处于一种“和睦相处”的“共生”关系中。科恩的研究使后来许多研究者不再仅仅追究媒体与政府在外交决策舆论互动的过程中孰强孰弱，而是承认他们并非完全独立的实体，既都参与外交决策进程，又自觉不自觉的相互依靠。尤其是近几十年来，许多学者认为媒体和政府既不能完全控制对方，也不会主观上合作以支配公众舆论。科恩的“和睦共生说”又更多地被“相互依[89]存，相互利用”所代替。媒体需要来自政府有关外交政策的官方信息和解释，政府则需要利用媒体阐释自己的政策。3.2 媒体与公众
就媒体在外交决策意见方面对公众的影响而言，由于媒体的强大渗透力和公众由于缺乏了解途径而对媒体产生的依赖，许多学者都非常关注这一方面的研究。
美国的一项民意测验表明，美国的成年人在其一生中所获得的新[90]认识和见解，是以媒体提供的消息为根据的。科恩(Cohen，1963)在《新闻与外交政策》一书中曾有这样一句名言：“在多数时间，报纸或评论不能让读者怎样想，但在让读者想什么上却是惊人的成功。”菲利普·伯里克和安德鲁·卡茨则认为，电视新闻节目和较大发行量的报纸及杂志中出现的专家评说、权威言论都很能引起公众的反应。尤其是电视在议程设置过程中，起着非常关键的作用，从而能够[91]引起公众关注和政治行动。有人称之为“CNN效应”，即媒体有能力让公众对本来毫无兴趣的事务产生浓厚兴趣。比如美国电视新闻对索马里难民连篇累牍的高调报道，就引发了公众对这个遥远国度的极大同情心，并向政府发出了出兵维和的呼声。本杰明·佩吉、罗伯特·沙皮罗和葛兰·邓普西也进一步指出新闻评论对公众舆论有着非常具有戏剧性的影响，大众传媒对舆论的影响力远比学术界原来认为的要[92]大得多。
当然这其中的关键点就是媒体控制了所报道的信息资源，没有这一点媒体就无法动员公众。佩吉和沙皮罗认为美国大众（不包括精英群和关注群）在外交政策信息方面，主要依赖“最便宜且最易获得的[93]来源——报纸、广播、电视尤其是电视网的新闻”。他们的研究显示，在各项影响舆论的因素中，电视评论占据首位。数据显示，电视新闻，尤其是电视网的晚间新闻评论，是影响大众舆论最显著的变量。影响力超过专家、总统和利益集团。拉森则认为电视能够改变公众对外国事务的理解，尤其是当电视在较长时间内反复传递具有视觉效应[94]的新闻时。
但是一些学者不同意将媒体的影响力如此夸大。托马斯·里斯卡朋认为国内结构才是最主要的解释机制。他认为公众舆论是具有理性的，他认为这个结构是指国家的制度特征、社会结构以及联结国家和[95]社会的政策网络，总之国内结构才是真正的干预性变量。
约翰·穆勒则提出公众对外交政策和外交事务的意见并不是由媒体塑造的。他认为主导性事件的内容以及决策者的立场是主要影响因素。他通过对民调数据的研究提出几条陈述，其中较重要的有（1）公众关心国内事务胜过国际事务，除非有清晰明了的理由摆在他们面前；2002年夏天皮尤研究中心的调查也指出：61%的美国人只在有重大事件发生时才跟踪国际新闻，只有31%的人是这类信息的忠实受众。[96]（2）公众在权衡国际事务时是本着非常理性的成本—利益原则的，而非缺乏理性，而成本的关键在于他们对美国人生命的重视。但是他们对外国人，包括外国平民的伤亡就不那么敏感了。“美国人关心世界的根本动因是恐怖主义。”美国《新闻周刊》国际版编辑法瑞·[97]扎卡里亚（Fareed Zakaria）这样评论。同时他们对外国人，包括外国平民的伤亡也很敏感。（3）公众态度更主要是由事件的客观内容以及决策者的立场决定的，而非媒体。他认为尽管媒体能够让公众注意到某一事件，但公众本身才是关键因素，不是媒体而是公众让政府采取行动。（4）“CNN效应”是对媒体影响力的夸大。他认为学者只[98]注意到媒体起作用的案例，不起作用的情况被忽略了。4.舆论的非线性运动
当然也有学者反对如此线性地看待国家利益决策的舆论过程，罗杰斯和迪林认为除了媒介、政府、公众的互动和各自努力，现实社会中某一议程事件的各种指标、个人经验以及精英与个人之间的人际传播都会对三大议程——媒介议程、政府议程和公众议程产生影响。如图所示：
还有的学者在抛开简单的线性研究之外，用影响力同心圆的模式来说明外交决策舆论过程中包括媒体和政府在内的种种影响因素。这种模式说明了各种因素都起作用，不同层面的政府官员、国会、政党、利益集团、媒体、大众，都在试图用自己的议程影响决策议程。在各种力量的协商、博弈、平衡中，决策议程从而诞生。但尽管如此，从众多力量来看，影响力越大的越能靠近决策中心。从内层到外层看，就是一个从首脑（总统及其最贴身助手）及接近首脑的雇员，到低层人员（各部门官员），再到特别的专门团体（如媒体、国会、利益集团、政党等）的排列顺序。如图所示：三、美国国家利益的历史演变1.历史概貌
学者王希曾沿历史脉络对美国国家利益进行了大时间跨度的梳理[99]，现总结如下：1.1 保证和维持国家生存的阶段（1789—1861）
这是美国国家和民族的奠基时代，国家的生存和安全构成了至关重要的国家利益。但是，“国家安全”同时包括了外部安全（周边环境的安全）和内部安全（国家主权的统一）。就外部安全而言，美国虽然赢得了独立，但周边环境并不是安全的。英、法、西班牙分别控制了周边领域，印第安人部落也大量存在，对美国边民的利益构成威胁。同时，大量的移民源源不断地来到美国，美国不仅需要保护既有的国家领土，还需要不断扩大民族生存的地理空间。这一时期美国各届政府在处理外部安全的问题上，都奉行了一种“两条腿走路”的外交路线：一方面对欧洲的国际纠纷保持“中立”（即不介入），避免给欧洲列强落下入侵的口实，同时保持与欧洲的商业交往；另一方面则抓紧一切可能的机会，在北美大陆进行领土扩张，扩大民族生存空间，奠定成为大国的地理和资源基础，并将西半球划为自己的势力范围。1.2 巩固和扩大国家生存能力的阶段（1861—1917）
从国家建设和民族建设的角度来看，内战和重建的重要性丝毫不亚于美国革命和制宪。联邦在内战中的胜利，使国家得以生存。内战同时也成为国家建设的关键时期，美国的军事现代化实际上从内战开始，并且内战为工业资本主义在美国的全面发展扫清了道路。重建时期的宪政革命改变了国家的政治和公民基础，也重新界定了后来的国家利益内容。比如宪法修正案废除了奴隶制。林肯认为，在联邦的生存与保护奴隶主财产之间，前者是更为重要的国家利益。同时重建也完成了美国体制内的权力转移、调整和再生的过程。重建中美国海外扩张运动也不断进行，扩张的范围伸向西半球和太平洋海域，扩张的主要内容也不是占有领土，而是争夺市场和经济资源。外交上的孤立主义（门罗主义）和国际主义（门户开放政策）的原则在不同地区灵活采用。1.3 构建国家生存的长治久安的环境的阶段(1917—2001)
这是美国国家利益世界化的阶段，也是美国构建国内和国外长治久安的环境的时期。美国利益世界化的深度和广度与美国在20世纪卷入第一次世界大战、第二次世界大战和冷战有密切关系。
威尔逊在1918年提出的“十四点计划”是美国国际主义外交的起点。他考虑的国家利益是一个在世界范围的美国利益，超出了传统的西半球。他抛弃了传统的中立和不结盟的外交策略，并将“门罗主义”原则（即美国有权帮助“落后”国家改正“错误”）推广到世界范围。其次，他将美国的意识形态带入了国际政治，并以此作为建设新的国际政治秩序的准则。“海上自由”、“民族自决”等口号都带有浓厚的美国国内政治色彩。他强调说，美国参战不只是为了美国人的利益，而是“比这些更为深刻和更为基本的东西”，那就是“人类的权利”，这是文明的基础。他强调的是人类普遍关怀和保护的原则，而不只是物质利益的问题。第三，威尔逊还将美国国内的政治实践带入世界政治。在向国会解释为什么美国必须宣战的时候，威尔逊提出，战争的结局最好是构建一种权力的均衡，世界应该是一个权力的合作体（community of power），而只有没有胜利者的和平，才能允许交战双方以平等的身份坐下来谈判，而只有平等者之间的和平才能长存下去。
真正将威尔逊提倡的外交思想变为现实的是富兰克林·罗斯福。早在“珍珠港事件”前，罗斯福就曾声称，欧洲战争对美国的国家利益有直接的影响。罗斯福还进一步指出，对欧洲的支持是对美国至关重要的利益的支持，是对民主制度的支持；他还将美国体制和意识形态用“四大自由”（言论自由、信仰自由、免于匮乏的自由和免于恐惧的自由）总结出来。罗斯福对美国国家建设的贡献还通过他的新政展现出来。新政是一场拯救美国资本主义经济制度的改革，其中最主要的改变是增强了联邦政府对国家经济的干预和引导作用，使政府的主要功能成为调节社会各阶级之间的利益冲突，而不是成为某一阶级或利益集团的工具。
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结局决定了孤立主义在美国外交上终结的命运。美国取得的世界范围内的战略优势，对美国义无反顾地走向世界有重要的影响。美苏对峙则加强了美国在界定国家利益时对意识形态和价值观的强调。杜鲁门还使用了罗斯福的“自由语言”，声称“我们的将来与其他自由人民的未来是不可分离的”，进一步将美国的国家利益与世界所有“自由人民”的利益联系在一起。
然而越南战争使美国利益陷入了进退两难的境地。国家安全成为了美国国家利益的核心内容，而这个“安全”的概念是被放大了无数倍的，维护这种无止境的“国家利益”，无疑成为一个沉重的包袱，极大地限制了美国国家利益的扩展。直到美国在越战中越陷越深，美国政府才感受到执行这种全球性战略必须付出的巨大代价。
冷战外交对美国国内的改革有重要的促进。一方面，美国在自由世界的领袖地位为其国内经济的发展带来了直接的好处。另一方面，国内的改革力量也利用美国的国际影响来促进改革。肯尼迪在1963年冷战高潮时对国内经济与国际政治的关系作了说明：世界对美国的判断将更多地“以我们在国内做了些什么”，而不是“以我们在海外说了些什么”为标准。“我们对发展中国家的所有帮助还不及（我们保证有）一个繁荣的美国经济更为有效”；而对美国的敌人来说，只需“一个长年滞后的美国经济”就足以“使他们野心勃勃”。2.现实内容2.1 冷战后的调整
1996年，为了应对冷战以后变化了的世界形势，美国国家利益委员会出版了《美国国家利益报告》，对这一问题重新进行了审视，以更好地为美国外交政策服务。
该报告将美国的国家利益按重要性清晰地分为根本利益、极端重要利益、重要利益和次要利益等不同层次。
其中，根本利益包括（1）防止、遏制、减少针对美国的生物、化学及核武器攻击；（2）防止欧洲、亚洲敌对霸主的出现；（3）防止美国邻国以及海上出现敌对大国；（4）防止全球体系的灾难性崩溃，包括贸易、金融市场、能源供应和环境体系；（5）保证美国盟国的生存。
其次极端重要利益包括（1）防止、遏制、减少核武器和生物武器对任何地方的威胁；（2）防止生物、化学及核武器的地区性扩散和流通体系；（3）为和平解决争端，促进国际法和国际机制的被接受；（4）防止在诸如海湾地区等重要地区出现区域性敌对霸主；（5）保护美国盟友免受重大外部侵略；（6）防止在欧洲和亚洲出现敌对的大国；（7）防止，如果可能的化，以较合理的代价终止重要地区的主要冲突；（8）在与军事相关的方面，或其他战略性重点技术方面保持领先（包括信息和计算机技术）；（9）防止大规模的、不可控制的移民；（10）抑制、遏制和打击恐怖主义、跨国犯罪和毒品；（11）防止种族屠杀。
重要利益则包括（1）阻止国外作为官方政策发生的大规模的人权侵犯；（2）切实可行地在不影响稳定的情况下，在战略要国推动多元化和自由民主的发展；（3）防止，如果可能的化，以较低代价终止非战略重要地区的冲突；（4）保护被恐怖组织定为目标，或挟为人质的美国公民的生命安康；（5）加强美国战略性重点产业的国内产量；（6）防止美国在国外的资产被当地收归国有；（7）保持在国际信息发布中的优势，以保证美国价值观继续积极影响他国文化；（8）促进国际环境政策与长期的生态要求相一致；（9）减少美国非法外侨和毒品问题；（10）使美国在国际贸易和投资中的国民生产总值增长最大化。
另外次要利益包括（1）平衡双边贸易赤字；（2）扩大其他地区的民主；（3）保持其他国家的领土完整和特定宪政体制；（4）创建或维持其他国家和地区的民主管理（如海地、古巴等），防止大规模的人权侵犯和移民；（5）提高具体经济领域的出口。
除此之外，该报告就未来十年美国国家利益面对的挑战方面，分别分地区问题、功能性问题和手段问题进行了分析。这些问题依旧是根据根本利益、极端重要利益、重要利益和次要利益来划分，层次非常清楚。
其中地区问题分东亚、俄罗斯、欧洲和北约、中东地区展开。促进中国加入国际体系的事务被列入极端重要利益，但也强调要慎而为之，以加强新兴的秩序，而且要防范战争。在重要利益中，报告又强调要让中国和该地区其他国家发展为更加多元化的政体，并更加尊重根本的人权。
功能性问题则包括核武器的未来；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扩散；恐怖主义、跨国犯罪和毒品；国际贸易和投资；电脑空间和信息技术；全球环境。
手段问题则包括对美国军队力量的要求。2.2 新世纪的调整
2000年，美国国家利益委员会在面临新世纪和新问题的情况下，又推出了更新的《美国国家利益报告》。在这个新报告中，美国对自身的优势显示了极大的信心，报告认为美国是自罗马帝国以来，比其他任何国家都更强大、更富裕、也更有影响的国家。因此美国具有独一无二的地位来塑造国际体系，以提升国际和平和繁荣。
在这个背景下，美国的国家利益被分为以下四个层次：
根本利益包括（1）防止、遏制和降低美国或其驻外部队受到的核武器和生化武器的威胁；（2）确保美国盟国的生存，确保盟国和美国积极合作，共同塑造对彼此有利的国际系统；（3）防止美国邻国发展为敌对力量或政权解体；（4）确保贸易、金融市场、能源供给和环境等重要国际系统的生存性和稳定性；（5）在符合美国国家利益的情况下，与中国和俄罗斯这两个潜在的战略敌对力量建立卓有成效的关系。
在极端重要利益中，1996年报告中提及的防止在欧洲和亚洲出现敌对的大国，被新报告改为提升西半球的民主、繁荣和稳定。在重要利益中，减少美国非法外侨和毒品问题被减小贫富国家的经济差距所代替。
在地区问题带来的挑战方面，报告也有所调整。中国和日本被单独列出作为东亚地区的最突出问题，其中尤其将中国作为东亚的核心问题。另外还增加了西半球地区。其中报告将建立与中国的建设性关系放在东亚地区问题的根本利益中，并把中国视作该地区潜在的主要战略敌对国家。而台湾海峡的和平与朝鲜半岛的和平，被并列东亚地区为极端重要利益的首位。中国和日本达成有利于美国的相互和解这一条紧跟其后。让包括中国在内的东亚国家朝民主和自由市场发展，则被列入重要利益第一条。由此可见新报告在地区问题上，将中国视为新世纪会给美国带来重大挑战的国家。2.3 “9·11”后的调整“9·11”事件的发生，使美国本土遭到外国力量的攻击，美国民众心理上的安全防线被摧毁。同时“9·11”事件终结了美国尴尬徘徊的“冷战后时期”，美国又有了运筹全球战略的一个着力点。布什政府把加强美国的国家安全列为其全球战略的首要目标。2002年9月发表的国家安全战略报告，将恐怖主义和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及其技术的结合确定为美国面临的“最严重威胁”，提出美国“最迫切的任务”是“摧毁全球范围内的恐怖主义组织，以及任何试图获得或使用大规模毁灭性武器及其制造材料的恐怖主义分子，或支持恐怖主义的国家”。不过从长远来看，美国政府还是要阻止任何国家挑战美国“领导地位”的企图或努力。
在这一主导思想下，美国在大力加强军事力量和奉行“单边主义”的同时，也明确了同其他大国长期合作的意愿，提出了建立“有利于自由的权力平衡”的概念，作为大国合作的基础。美国政府认为“9·11”之后的形势表明，世界主要大国之间虽然有分歧，但共同利益大于分歧。大国不仅因共同面临恐怖主义暴力和混乱的危险，而且“因拥有共同的价值观”而站在美国一边。布什政府认为，俄罗斯、中国正在发生积极转变。美国可以与俄罗斯、中国、印度和美国的传统盟国共同努力，建立有利于美国、有利于“自由”的权力平衡，但[100]“美国的国家利益不会由其他国家的立场来决定”。四、美中利益关系与美国涉华舆论的历史演变
美国的奥克森伯格曾在上世纪七十年代把美国对中国的看法按时间段进行了划分，即1784至1841年阶段的迁就时期，1841年至1900年阶段的鄙视时期，1900年至1950年阶段的恩宠时期，1950年至[101]1972年阶段的恐惧时期，1972至1970年代末的尊重时期。
早年曾在旧中国多家外国媒体任职，之后又潜心研究政治学的美国学者伊萨克斯也在《美国的中国形象》一书中，通过调查梳理了中[102]国近代以来在美国公众和舆论中树立的形象。此外奥克森伯格与[103]罗伯特·奥克斯纳姆合编的《龙与鹰》，美国著名学者威廉·瓦茨的[104][105]《美国如何报道中国》，库马的《中国形象在美国的演变》，[106]迈克尔·谢勒的《20世纪的美国与中国》，西奥多·怀特和安那利·[107]雅各比的《中国惊雷》，还有中国学者孔华润的《美国对中国的[108][109]反应》，陶美心、赵梅的《中美长期对话》王立新的《试论美[110]国人中国观的演变(18世纪—1950)》，余建军的《美国公众的中[111]国观与美国对华政策(1990-2002)》，袁明的《略论中国在美国的[112]形象——兼议“精英舆论”》，徐小鸽的《国际新闻传播中的国[113]家形象问题》，周宁的《隐藏了欲望与恐怖的梦乡：二十世纪西[114][115]方的中国形象》，何英的《美国媒体与中国形象》等都分别从不同角度根据不同阶段就美国舆论对中国的看法进行了概括。1.近代中国的门户开放方便美国利益攫取，美国舆论居高临下看中国
从19世纪末，美国针对中国提出“门户开放”政策始，美国开始与英国等欧洲列强大肆分享在中国的既得利益。在这种情况下，美国各类人等大批进入中国寻找利益机会。其中最突出的是20世纪初大量涌入中国，力图进行文化输入改变中国的传教士，而他们就在向美国介绍中国方面起了重要作用。在传教士的黄金时代，紧接着涌入了大量的各种身份的美国人，包括商人、外交官、新闻工作人员、学者、教育工作者以及好奇的漫游者。
当时在西方的影响下，中国旧有的社会秩序被动摇，同时一批寻求现代化和富强的中国知识分子也把美国视为可以依靠和效仿的对象。他们把美国视为“德先生”(民主)和“赛先生”(科学)的来源地，并试图利用美国来维护中国的主权与安全。因此美国人在中国获得前所未有的特权和自由。
在这种情况下，美国以一种居高临下的姿态，对贫穷落后但又开始接受西方影响的中国，怀有的是一种混合了同情、恩赐、理解和喜爱的感情。一方面美国开始赞赏“中国的觉醒”，认为“一个新中国[116]正从古代迷信枷锁中解放出来”，同时也发现了中国人的种种美德；另一方面美国则以保护者和“施恩者”自居，把中国视作一个理想的可以接受教化的“孩子”。
这个时期赛珍珠(Pearl Buck)的畅销小说《大地》成为代表性的反映中国的美国舆论。小说塑造了一群善良、纯朴、吃苦耐劳的中国农民，展示了他们对土地的依恋、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以及与自然环境、[117]丑恶人性顽强搏斗的精神。同时在这段时间里，关注中国“觉醒”的美国人又开始对中国范围内的政治感兴趣。随着中国的政治发展，美国内部的党派意见也分裂为钦佩以蒋介石为代表的国民党的团体和钦佩中国共产党的团体。而在后者之中最终涌现出斯诺的《红星照耀中国》这样的力作，让美国人看到了中国的政治现实，并给具有世界意识的美国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留下了深刻印象。2.反法西斯利益联盟引发对中国抗日的钦佩；扶植蒋介石政府的失败引发对中国的失望
1937年日本发动侵华战争，从多方面威胁、损害着美国的在华利益。珍珠港事件爆发后，美日矛盾加深，美中站到了统一的利益战线上。于是美国开始正视中国战场对于抗击日本的巨大作用，迫切需要中国战场牵制与消耗日本的战斗力。因此，美国政府采取了比较积极的救援中国抗战的政策，正式站在中国一边。同时，美国还在一定程度上帮助中国提高国际地位，使中国和美、英、苏同处于世界反法西斯联盟的中心地位。
于是中国也逐渐成为美国舆论中“崛起的英雄”。美国的报刊头版不断在醒目位置大量报道中国的抗日战争，中国英勇抵抗日本法西斯侵略的形象逐渐在美国公众的心目中树立了起来。以卢斯领导的《时代》、《幸福》和《生活》美国三大杂志为代表的媒体，同情地描绘中国政府和国民党军队，给予蒋介石以友好的对待，在美国创造了一个优美的、可爱可敬的中国形象。当时盛行的新闻短片也不断地给美国看电影的观众留下生动印象。“八·一三”的上海防御战使得中国人的坚定形象更加鲜明、扩大。而南京大屠杀则使大批美国公众感到愤怒和惊醒。1937年10月1日，“美国反战反法西斯同盟”及“中国人民之友社”等四十多个团体，在麦迪逊广场举行援华大会，提出抵制日货。两个月后，纽约中国人民之友社组织了一次示威游行，要求妇女拒买日本长筒丝袜。许多电影明星，其中有洛丽泰·扬、西尔维亚·西德尼和弗朗西斯·法默，都积[118]极参加了此次活动，推动了抵制日货运动。1938年美国的传教士们则发起了强大运动，强烈要求更加关注中国的困境。这些活动以及其他对日本罪行和中国英勇抗击的目击报道，加上对中国的医疗援助、向国会施加的压力等等，都对美国公众舆论和精英阶层形成了强有力的影响。
这时候中国的战争进程也为美国舆论提供了大量材料——1938年中国的大撤退，使得“烧焦了的地球”进入美国的语言。大量的大众印刷品和新闻短片向美国人展示了中国士兵和平民的英勇和牺牲。受欢迎的喜剧片《特雷和皮特雷的一家》中，中国人被描写成受害者和乐于助人的英雄，而日本人则成了十足的恶棍。漫画家们则把中国描绘为面对着弱小的日本慢慢苏醒的巨人。《圣路易斯邮报》中的一幅漫画描绘了一位奋战中的中国农民，题为“时间老人站在他这一边”。对中国的战争报道则充满了“以极大的勇气在极其不利的条件[119]下战斗”的词句。
1941年的珍珠港事件后，中美结成战时联盟，中国也因此成为美国的“英勇盟军”，是他们患难与共的战友。美国学者威廉·瓦茨(William Watts)表示：“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时出生的(美国)人，长大后[120]一直认为中国是盟友。”这时“中国在美形象达到了历史上最美好[121]的时期”。《纽约时报》在一篇社论中这样描述:“我们有像中国那样忠诚的战友，它有着取之不尽的人力资源……中国依靠其吃苦耐[122]劳、足智多谋的人民，将十倍地报偿我们以前给它的援助。”
在之后的几年里，战时消息、信息和宣传都是中国英雄富有魅力的故事。继1941年的《中国在反击》之后，涌现出一系列全力报道的纪录片——诸如《中国之战》（1942年）、《中国战斗内情》（1942年）、《被蹂躏的土地》（1943年）、《中国在行动》（1945年）等。还有反映中美合作关系的系列故事片——他们有的关注美国通过缅甸为中国提供物资的过程，如《缅甸护送军》（1941）、《缅甸公路上的美国人》（1942）、《中国少女》（1942）等。有的则描摹陈纳德将军的飞虎队，如《飞虎队》和《上帝是我的副驾驶员》等。也有反映中国人抗战的故事片，如赛珍珠同名小说改编的电影《龙种》（1944）讲述了一个中国家庭投入抗日的故事，《中国领空》（1945）则表现[123]中国游击队顽强不屈的战斗故事。
公众也强烈地受到感染。1942年，接受民意调查的人中，有百分之八十到百分之八十六相信，中国在战时和战后可以可靠地同美国[124]合作。
中国政府和官员也受到高度褒扬。1938年，《时代》杂志把蒋介石和蒋夫人宋美玲评为年度先生和夫人。当宋美玲去美国请求更多援助时，她的多次演讲在美国激起强烈反响，美国新闻媒体大量报道宋美龄访美及其演讲的盛况。《时代》杂志不仅在突出版面予以报道，宣称“坚强的人被感动了”，而且在封面上刊登了大幅照片。蒋介石及其夫人在美国受到高度赞扬，被誉为是“最为开明、爱国和能干的[125]统治者”，“在为捍卫西方文明菁华而战”。
但是，随着抗日战争的节节胜利，国民党和共产党的冲突逐渐成为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美国也随之陷入中国国内政治。美国想按照自身利益解决国共之间的争执，希望在东亚扶植一个稳定、统一，又[126]“亲美”的中国。出于对中共的偏见，美国政府一直将希望寄托在国民党政府身上，认为蒋介石是能够维护美国利益的代理人。于是美国不断向其提供外交、经济和军事上的援助。
但是很快美国就发现了中国存在的诸多问题——国民党政府的腐败无能、许多长期未解决的问题和冲突，以及国家的贫弱和社会的落后。中国领导人和人民的英雄形象破灭了。随着史迪威将军在1944年的回忆录的曝光，美国报刊中涌现出大量对中国状况的揭露，蒋介石政权开始被等同于腐败的概念。19世纪美国人对中国的蔑视心理开始抬头。中印缅战区“几乎所有在册的美国士兵和大部分军官都一致看不起和讨厌中国。他们眼前都是些中国政府腐败的官僚和商业投机者”。“他们毫不区别地相信中国人与其政府是一样的”,“都是贪污、无能和靠不住的,他们看到了欺诈、道德败坏和无知,因此[127](对中国)没有同情和怜悯,只有反感和厌恶”。之后失去民心的蒋介石政权迅速土崩瓦解，共产党则节节取得胜利，美国援助的数十亿美元都无济于事。美国政府扶蒋反共政策的失败和其对中共的误解，使得美国对中国的失望和怀疑加深。3.冷战的利益对抗引发新中国成立后美国对中国的敌视与敬畏
1949年新中国成立之初，美国出于拉拢中国，防止“苏联集团”进一步扩大的目的，还对中美关系的发展摇摆不定。但是朝鲜战争的爆发使两国被武力卷入，也使两国彻底利益对立。停战后美国的对华政策就反映了它在全球遏制共产主义“扩张”的政策。其亚洲政策就是要在政治、经济和军事上遏制中国，力图封锁、搞垮新中国。
于是美国舆论对中国的看法也发生了很大改变。当时的历史记录者指出中国共产党的胜利“违背了历史规律”，并且发现中国的结局[128]“特别不能忍受”。美国与中国的联系一下遭到了中断，美国人感觉遭到了排斥。在中国的美国居民也从1937年的13300人锐减至1957年的23人。美国的新闻媒体也大批撤出了中国。
因此在这个阶段，有关中国的舆论也主要基于学者研究中国共产党的公开出版物，然后进行描述、分析和解释（但并没有实地调查验证）。或是基于中国的新闻出版物、广播，以及香港、台湾的观察家[129]和记者的间接描述完成的新闻报道。
在这段时间，美国人感觉长期以来把自己当作中国的仁慈保护人和恩人的角色受到了打击，有了被辜负的感觉。一种“中国丢失论”弥漫开来，诠释了这种伤痛。几代美国人希望把中国人变成自己的信徒和追随者，就在似乎有所收获的时候，结果失去了一切，“红色风暴”切断了所有联系，同时美国人担忧地看到排外仇外的倾向似乎卷土重来。一位公众舆论分析人说：“美国人感到了强烈的失望，他们以前认为中国人是友好的、诚实的人类的看法是错误的。中国人咬了喂养过他们的手。现在他们不得不把自己当作是对美国的一种威胁”。[130]
而对于共产主义的畏惧更使得美国舆论认为“邪恶的共产主义颠[131]覆网，已将中国网入其中，并将它不幸的人民导入歧途。”中国被视作“苏联的一部分”，被“共产主义后”被引往远离过去美德的方向。比如1955年10月10日《纽约时报》上的一篇文章中写道:“中国大陆被一群外人以一种外来的思想征服了，这种思想价值与中国传统关于幸福生活的观念全然无关……在过去时代里，儒家伦理学已经成为可敬的中国人性格的一部分。个人忠诚、家庭孝悌，已成为中国社会的核心，但共产主义世界却容不下这些优良品质，容不下幽默与慷慨，容不下忍耐与善良，容不下荣誉与热情。”
而20世纪50年代弥漫于美国国内的“麦卡锡主义”白色恐怖则将美国人的反共意识推向了高潮，美国人由此对中国充满了恐惧和不安。理查德·沃克于1955年出版的《共产主义统治下的中国》，充斥了“镇反”、“洗脑”这类触动西方读者的词汇，定下了西方关于中国的极权政治形象的基调。在整个艾森豪威尔政府、肯尼迪政府、约翰逊政府时期,美国朝野对中国的称呼通常是“赤色中国”和“共产党中
[132]国”。在美国公众心目中,中国是一个“巨大的、敌对的国家,谁也不知道那里发生了什么事,一想起来就害怕”，“中国是世界上最大的[133]危险”。
与此同时，1949年的巨变让人们想起拿破仑关于“睡狮”惊醒的预言。朝鲜战争中美国进攻的被粉碎，使得美国人看到“东亚病夫”的迅速崛起，过去被保护的弱者正在变为可怕的敌人。美国人开始对中国新产生的能量感到紧张和敬畏。《生活》杂志曾于1957年1月发表了一系列照片，有中国的劳动者铺设铁轨、采油、建桥、使用现代化农机、在图书馆学习、进行创业，以及建设开发边远地区的照片。杂志还评论道，这一切清楚表明了“红色中国已经做了一些令人生畏的努力”，并补充“如果它达到预定目标，到1962年，共产主义中国将列入世界前十位工业强国。”[134]
同时随着中国的发展，美国也开始视之为一股威胁力量。1960年,鲍大可发表《共产党中国与亚洲》一书,指出“在过去十年里，中国已成为世界上最富活力、最摧枯拉朽、最有扰乱人心的影响的国家[135]之一”，他告诫美国决策人不能无视它的存在,必须调整政策。
继1950年第一次台海危机中两国的公开对立，随后中国的抗美援朝使中国与美国军队在战场上发生正面冲突，这更加让美国把中国看做一个以斗士形象出现的军事大国。美国人对中国的“人海战术”，以及军事装备的发展和指挥能力的提高心有余悸。朝鲜战争开始时，《时代》(1951年1月11日)刊登了毛泽东雕像与一群红色蝗虫的封面。《纽约时报》（1951年4月25日）则惊讶于以“人海”攻势进攻的纯粹步兵人力与联合国军的较量。《生活》（1950年11月20日）杂志感叹道：“20年前还是一群游击的乌合之众的中国红色军队，已经被建设成为一支具有威胁的、苏联化的善战力量……”，《时代》则援引香港《文汇报》的话说:“美国遭受了彻底的失败。尽管他装得好像是一个胜利者，但是他应该被提醒谈判的时间和地点是由朝鲜和中国决定的”(1951年7月16日)。
中国在这个阶段的形象就是一个充满“赤色恐怖、野心勃勃、侵略、好战、有称霸全球企图”的政权。而中国原子弹奇迹般的试验成功，使得美国在敬畏之余，更加视中国为重大的“赤色威胁”……4.中美恢复关系共同面对苏联威胁带来中国形象的浪漫化
二十世纪六十年代末，苏联日益增长的势力、美国的越南困境、中苏关系破裂以及美国国内变化了的公众情绪，都促使美国政府重新考虑全球战略并再次审视美中关系。尼克松意识到与中国从敌对转向缓和，将有利于美国从越南撤军，也将使美国从中苏敌对中得到对苏[136]政策上的好处。而苏联此时在中苏边境聚集的军事力量也使中国感到来自苏联的威胁。就在无法与苏联调和的同时，越南战争向中国表明美国并不想与中国产生武力对抗，于是在共同面对苏联威胁的务实基础上，两国暂时抛开意识形态的对立，开始相互接触。1966年，美国的许多中国问题专家呼吁对中国的政策应该从“遏制与孤立”转变为“遏制而不孤立”。这时两国利益的一致也戏剧性地带来了舆论的极大变化。
1971年4月，中国政府邀请美国乒乓球队访华，这个事件“极大[137]地改变了美国公众对中国的印象”。1972年尼克松访华后，随着中美恢复邦交，两国关系进入新的发展阶段，美国舆论对中国的看法也逐渐从“敌人”向“盟友”转变。
不少美国媒体对中国进行了积极正面的报道，甚至还一度出现浪漫化中国的趋势。有趣的是，尽管1972年尼克松访华时，中国正处于“文革”高峰，民主人权遭到严重践踏，但跟随尼克松而来的记者却视而不见，他们所呈现的中国是一个浪漫而神奇的世界：自行车、针灸、大熊猫、长城、故宫、人民公社、讲道德守纪律的人民、富有[138]异国情调的“蓝海洋”（单调的蓝色服装）。同时中国还被描绘成是一个乌托邦式的平等社会，“几乎全体人民参政”、“和谐团结”。[139]随美国乒乓球队来到中国的《生活》杂志记者描述道：“我们看见了一个非常团结而有序的社会和国家——总体上是某种程度的贫穷，但是绝对没有悲哀，没有饥饿”；“无论在哪里，人们都非常温情，健康、圆脸、玫瑰色的双颊、白色的牙齿。……他们明显地非常[140]幸福。”
20世纪80年代以后，中国实行改革开放政策让美国觉得中国正进一步远离苏联的模式，向美国的经济模式和生活方式靠拢，两国的共同利益进一步扩大。“提升中国现代化程度并改革中国共产主义制度”，逐渐上升为美国主要对华利益。虽然两国其实在中国改革开放的目的上区别很大，但在推动中国改革开放的做法上高度一致。这一阶段对于中国发生的事，美国都以积极论调加以解释。
比如中国的一系列变化就给美国舆论带来无限好感：允许私人经营、年轻人跳迪斯科、妇女留披肩发、穿牛仔裤超短裙，跟“邪恶”的苏联相比，中国是一个向西方靠拢的好孩子。波士顿大学教授富斯密斯回忆当时：“一打开美国电视，你就会看到，所有的中国人都要成为美国人了。”还有一个经典的描绘就是：20世纪70年代，美国记者在北京一下飞机，就会对中方接待人员说：“带我去采访动物园，看大熊猫。”80年代，美国记者下了飞机则会说：“带我去迪斯科舞厅”。清华大学李希光教授认为：“一直到20世纪80年代末，美国记者都学会了使用这种伟大的词语描绘中国，或是引用别人使用过的壮丽词语，描绘中国的历史是那样的悠久，或者是那样的广阔……那个[141]时候，只有伟大的辞藻才能反映中国的真实面貌。”
于是中国被认为“正在自豪地追求财富和极力摆脱前30年的教条主义”。数据显示，1985年有71%的美国公众对中国持积极的印象[142][143]，1986年美国公众对中国的感情温度为53度，为1978年至2002[144]年之最高。邓小平也两度成为《时代》杂志的年度新闻人物。《时代》的专题报道表示“邓和他的支持者们已经走上了一条似乎有可能[145]是的资本主义道路。”在美国人眼里，几个世纪以来传教士的基督化中国、商人的市场化中国、政客的民主化中国的神话，似乎一时间[146]都可能成为现实。5.“六·四”风波后的意识形态对立引发“妖魔化”中国
1989年的政治风波让美国终于明白，中国要走的还是社会主义道路。于是中美之间在八十年代逐渐发展起来的共同利益——中国的改革开放事业对美国便失去了意义。再加上随着苏联的解体，美苏对抗不复存在，美中之间的意识形态对立一下子处于风口浪尖之上。于是美国对华态度骤冷，并频频采取制裁措施。“六·四”风波彻底改变了中美关系发展的新基础，同时也成为美国涉华舆论的又一个分水岭。“六·四”风波后，美国舆论的中国观由积极向消极转变，美国公[147]众对中国的感情温度也骤然跌至45度。
在这个过程当中，美国新闻界的表现受到了广泛关注。美国学者认为，美国新闻界在对“六·四”事件进行报道时，展开了通宵达旦的追踪报道，作了极为详尽的描述，但是却未能令人信服地分析为什么中国突然陷入危机，记者也未能探索在中国的背景中民主意味着什[148]么，同时也未能从历史角度来报道这次运动。
许多中国学者则认为1989年以后的报道出现了“妖魔化中国”的倾向。美国媒体几乎呈一边倒地暴露中国的所谓阴暗面或中美之间的摩擦。张健挺的研究表明从1996年到2000年的包括《纽约时报》、《华尔街日报》、《时代》周刊等在内的美国主流媒体，关于中国负面[149]与正面报道的比例高达30比1。美国媒体充斥着关于中国“政治迫害”、西藏问题、台湾问题、扩充军备、向“邪恶”国家出售武器、“窃取”美国机密等各种“邪恶形象”。赵心树先生认为：“新闻报道不仅必须符合事实，而且必须在事实的选择上做到平衡，在题目的选择上做到全面，在报道的态度上做到超脱，而美国媒体在这三方面都[150]对中国不公平，因此妖魔化中国是一个客观事实。”
中国形象在这段时间，始终笼罩在“六·四”的阴影下，在美国人心中就是最后一个对抗以美国为代表的“自由世界”，在意识形态、经济、军事以及安全各方面威胁美国的“邪恶敌人”。
究其背后的原因，美国学者沃麦克认为，二十世纪八十年代美国的民族自我中心导致一个严重的曲解，即把中国的政治经济改革看做是资本主义的胜利和共产主义的失败。哪怕中国的改革者要求的是共产主义内部的变革，但由于美国带有成见地把共产主义看做是刻板的、集权的、反民众的，中国的改革就被看做是对共产主义的疏远。[151]因此在八十年代改革之初，美国认为中国在接近美国，是一个资本主义胜利的标志，而一旦中国开始进行改革中的纠偏，偏离了美国想象中的中国应有的资本主义发展，就认为中国在疏远美国，并认为变化是荒谬的、集权的。6.“9·11”以后的反恐合作带来涉华舆论的改善“9·11”事件很大程度上修正了布什政府对安全威胁的判断。美国更加重视“大国协调合作”对付各种新型威胁的重要性，这为中美关系的改善提供了安全环境上的“机会之窗”，也为华盛顿重新认识中国和中美关系的重要性注入了新的因素。中美两国在反恐领域进行了有效的合作，中国在反恐、冲突地区战后重建、防止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扩散、控制朝核危机及推动和平解决朝核问题等一系列领域内，[152]都发挥着相当甚至主要的作用，得到美国舆论和政府的认可。美国对中国的形象认识又开始发生了转变，中国不再被看成是美国最大的威胁，而是一夜之间成为了美国反恐战争中离不开的合作伙伴[153]。
一些学者认为，这种合作背景再加上经济全球化和中国的实力崛起，中国与世界以及美国的联系更加紧密，相互影响和依存度逐步加深，美国对中国的了解也发生了深刻变化。中国形象更为具体、鲜活，[154]不再局限于抽象和概念化的“神秘的社会主义国家”形象。
这主要体现在几个方面——中国经济发展取得的成就得到肯定，中国外交和文化方面的软实力提升得到关注，中国在多边和国际事务中发挥的作用得到积极评价等。
不过“中国崛起”问题仍是舆论的焦点。中国综合国力的持续增强，中国在地区乃至全球性事务中的影响力不断上升，使中美互动具有更显著的地区性和全球性意义。华盛顿出于“霸权护持”战略的需要，越来越关注“中国崛起”因素对美国在地区和全球的利益和领导[155]权的冲击。与此同时，美国舆论也将中国描绘成一个经济快速发展，各方面影响力不断增强，同时又存在着诸多问题和不确定性的崛起中的大国。因此仍然存在炒作新一轮“中国威胁论”的隐忧。中国的“产品安全”问题、“航天威胁”、“经济威胁”等话题不时被高调抛出，成为中国国际舆论场中的不和谐音。五、研究内容：八大里程碑事件（1996—2006）
本研究对1996至2006十年的美国涉华舆论展开研究。以这个时间段作为研究跨度是因为这十年经历了世界形势的变化、美国政府的更迭以及中国领导人的换届、中美关系的起伏以及美国对华政策的调整。本研究试图在这样一种形势变化的背景下，寻找美国涉华舆论的发展规律。
这个跨度十年的研究，将以十年中中美关系发展的里程碑事件为抓手，来分析围绕这些事件展开的美国涉华舆论。首先，这些里程碑事件基本可以勾勒出十年来中美关系发展的总体框架。其次由于里程碑事件对两国的重要性，因此这些事件基本都与国家利益的考量紧密相关。根据对中美关系近十年发展的梳理，本研究将着眼于以下八大里程碑事件：1.1996年的“台海危机”
1996年，事隔1958年台海危机近40年，在我国自70年代末起多年致力于两岸和平统一后，由于1995年李登辉访美及其公开鼓吹“台独”，形势再次恶化。随着台湾“大选”的来临和形势进一步白热化，为警告李登辉不要一意孤行，我解放军随即在台海进行了军事演习。1996年3月，我宣布在台湾海域附近进行导弹演习，从3月8日开始，一直持续至25日。克林顿政府处理美国外交政策的能力遭到极大考验，随后害怕局势失控的美国急忙派遣两个航母战斗群在台湾以东游弋。这就是著名的“1996年台海危机”。
由于当时的台海危机有引发美国卷入战争的可能，因此引起了美国国内和国际社会的广泛关注。2.1998年克林顿总统访华
美国总统克林顿于1998年6月25日至7月3日对中国进行了正式的国事访问，这是1989年“六·四”事件以后第一位访问北京的美国总统，也是历来随访人数最多、规模最大的一次。期间克林顿访问了西安、北京、上海、桂林和香港。会晤硕果累累——美国与中国达成了互不将战略核导弹瞄准对方的协议；在人权问题、政治与安全问题、南亚核危机、经济与商业等方面两国广泛交换了意见；美国还表示在“台湾问题”上采取不支持台湾“独立”、不支持“一中一台”或“两个中国”、不支持台湾加入只有主权国家才能加入的国际组织等“三不”政策。此外访问形式出现一些新变化，如首次通过中央电视台向全国转播首脑会谈；克林顿总统到北京大学演讲，回答北大学生向他提出的尖锐问题；以及克林顿在上海期间到电台直播室与听众交流。
这次访问在中美关系上具有非常显著的意义。原来克林顿政府的对华政策一直在争议中摇摆不定，但在这次访华后，对华政策迅速稳定下来，最终确定了“积极接触”和与中国建立“建设性战略伙伴关系”的框架。至此两国关系的发展确立了一个明确、积极的发展目标。中断达八年之久的最高首脑级会晤也得以全面恢复，高层次、全方位、多领域和经常性的对话、协调和合作机制开始逐步建立起来。两国关系中广泛的共同利益以及管理两国关系的一些重要原则都得到确立，也就是说中美确立了两国关系的目标和致力于建立维持关系稳定的管[156]理机制。3.1999年以美国为首的“北约”炸毁中国驻南联盟使馆事件
1999年北京时间5月8日，中国驻贝尔格莱德大使馆在科索沃战争期间被北约军事飞机轰炸。当场炸死三名中国记者，炸伤数十名其他人，造成大使馆建筑的严重损毁。之后中国方面认为这是一次蓄意的轰炸，可能是对中国此前反对北约轰炸南联盟的报复，因此向美国提出强烈的抗议，公开表明中国立场，并严正提出解决问题的要求。北约则解释这是误炸，原因是使用了一份美国中央情报局过时的地图，并为此深表遗憾。事件之后中国民众群情激奋，很多大学生到美国和其他北约国家驻北京、上海等地的大使馆前示威游行。我国政府强烈抗议北约军队粗暴、野蛮的行为，并向美国等北约主要国家发表声明，要求必须严惩凶手并赔礼道歉。美国总统克林顿则致信江泽民主席，表示道歉和哀悼。一些北约国家领导人也分别向中国领导人致函或致口信，对北约轰炸中国驻南使馆表示深切的遗憾，对死难者家属表示慰问。中美两国之后又就此进行了系列交涉、调查和谈判。
这次轰炸及之后的发展，使原本由于中美两国元首互访而正处于上升阶段的两国关系骤然恶化。但到了1999年底，双方关系逐渐恢复，北约对死伤的受难者进行经济赔偿，并对中国被损坏的馆舍进行赔偿。中国政府也对被抗议示威人群损毁的美国馆舍进行了赔偿。[157]4.1999年美国与中国签订中国入世协议
1999年11月15日，经过自1986年以来的13年艰苦谈判，中美最终就中国加入世贸组织达成双边协议。这是中国加入世贸组织迈出的关键一步，意味着中国扫清了最大的入世障碍。这个谈判在当年历经波折，不断受到美国国会反华势力和接踵而来的“考克斯报告”、“台湾问题”、“人权问题”和“中国驻南使馆被炸”的影响。但最终的重新开谈，以及双方在平等协商和双赢原则下取得的双边协议，对中美经贸关系的稳定、长远发展产生积极的影响。
中美在中国“入世”问题上的斗争曾一直是阻碍中美经贸关系进一步发展的拦路虎，因而这个问题的解决具有重大意义。它将使长期困扰中美经贸关系的一些矛盾和摩擦得到解决或缓和，使中美经贸的发展道路更为平坦，从而有助于中美关系重新走上稳定发展的轨道。[158]这是经贸关系逐渐成为中美关系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和建设性因素的一大里程碑，也是双方共同寻求稳定关系的努力中迈出的实质性一步。5.2001年中美撞机事件
撞机事件发生在小布什转变外交政策之际，是小布什上任不久后对中美关系的极大考验。2001年小布什就任美国第54届总统后，在对华政策方面放弃了克林顿时期关于建立美中“战略合作伙伴”关系的表述，反而将中美关系定位为“战略竞争对手”，并且闭口不提克林顿政府在“台湾问题”上的“三不”承诺，暗示将加大售台武器的力度，另外还强调将重新把美日关系置于亚太战略的重点。
2001年4月1日上午，美国一架EP-3型军用侦察机在中国海南岛东南海域上空撞毁我歼-8战斗机，致使中方飞行员王伟失踪，并未经允许进入中国领空，并于9时33分降落在海南岛的机场。我外交部表示撞机的责任完全在美方，并向美方提出严正交涉和抗议，要求美国[159]停止在中国沿海空域的侦察飞行，并要求美方道歉。美方开始态度强硬，声称没有证据证明美国有任何过错，因而拒不道歉，并要求中方释放机组人员，归还美军飞机。由此两国关系遭遇冰点，该事件成为中美建交以来性质最严重的一次冲突。最后经过多次交涉，美方递交了致歉信，中方亦允许美人员离境，并将间谍机拆解运回美国，中美之间的危机得到缓解。6.2002年小布什总统访华
这次访华是美国经历“9·11”重创后，在寻求反恐的共同目标的期望下，小布什抛却强硬路线，开始调整对华政策的一次重要访问。而且小布什特地选择了尼克松1972年访华、开创“破冰之旅”的日子——2月21日，作为他访华的起点，显示出小布什态度的转变和调整对华政策的苦心。另外，他在2001年10月刚因APEC会议访问过上海，2002年2月又到访中国。美国在任总统在半年之内连续两次访问一个国家，这在美国外交史上是少见的，显示了小布什个人对中国的[160]重视。
在上海APEC领导人会议前夕，小布什已正式放弃称中国为“战略竞争者”的提法，两国领导人表示要建立一种坦诚的“建设性合作关系”，标志着中美从“战略竞争关系”向“建设性合作关系”的重大转变。小布什的2002年访华，要将前一年的这一口头表述变为声明，并赋予“建设性合作关系”新的内涵。这显示出美国政府为今后中美关系发展确定了一个方向和框架，预示着美国对华政策将向相对稳定的方向调整，中美关系因此出现进一步改善和平稳发展的势头。[161]7.2003年温家宝总理访美
2003年12月7日至10日，温家宝总理对美国进行了正式访问，这是中国新一届领导集体诞生后，中国总理第一次对一个国家进行正式访问，也是温家宝总理本人首次访问美国。此次访问发生在国际形势发生重大变化的时刻。一方面中美关系处于一个非常敏感的时刻，不仅中美在经贸关系上纠纷频生，同时随着公投议题在台湾岛内急剧发酵，台海局势更加显得波谲云诡；另一方面朝核问题需要双方的努力合作，因而这次访问备受世人关注。温家宝总理访美之行取得三大重要成果：一是中美对解决贸易摩擦问题建立了原则性共识和机制；二是在“台海”局势再次紧张之际促使美国政府恪守承诺，明确反对“台独”；三是进一步改善了中美关系，在美国树立了一个有利的中国形象和友好讯息，即中国作为经济强国以及世界舞台上一个负责任的国家，愿意同美国友好相处。8.2006年朝鲜核爆成功
由于布什政府上台后对朝政策强硬化，尤其在2002年1月称朝鲜为“邪恶轴心”后，双方关系进一步恶化，为第二次朝核危机的爆发埋下伏笔。此后，随着朝鲜宣布解除核冻结，并于2003年1月10日发表声明宣布正式退出《不扩散核武器条约》，第二次朝核危机爆发，[162]并因2006年10月9日的朝鲜核爆事件达到顶端。
中国凭借与朝鲜的特殊关系一直为朝核危机从中斡旋，力促会谈，打开了美朝互不相让的僵局，以保证问题的和平解决，在国际上发挥了独特作用。中美关系也因此进一步找到了共同利益和共同合作的基础，美国亦进一步认识到中国对其利益的重要性。2006年朝鲜核爆恶化形势后，中国接到朝鲜通知立刻又通知了美日韩，并发表声明表示坚决反对，之后又在美朝韩之间穿梭斡旋，并在中、朝、美三方之间达成重开六方会谈的协议。在联合国对朝鲜决议的讨论过程中，中美合作也得到了显著的增强，中国支持了美国提出的制裁朝鲜方案，被认为进一步拉近了中美关系，中国也得到赞赏，被认为是个“负责任的大国”。因此这一事件特别凸现了中国在美国关心的“朝核问题”中的作用，对中美关系有着很大意义。六、研究内容的文本来源1.报纸文本
本书选择了美国的两家堪称舆论领袖的报纸《纽约时报》和《华盛顿邮报》为研究文本。
这两家报纸都被认为是美国主流媒体中报道国际事务最全面、最可靠的报纸。因此在美国涉华报道方面相对较能提供足够的研究样本。而且《纽约时报》和《华盛顿邮报》主要依靠自己的记者采写，以自发稿为主，这样文本内容较能代表两家报纸自己的出发点，而不是通讯社或其他被转载媒体的出发点。[163]
这两份报纸也被认为在国际政治方面有较大影响，是政策制[164]定者、政府官员、传媒界以及知识分子较为青睐的报纸,并对其他[165]媒体在这方面的报道产生影响。学者们也赞其为能够深入人心的[166]新闻力量。
此外本研究弃广播电视媒体而用报纸媒体，主要是因为在国际报[167]道方面报纸更具深度，读者也更倾向于从报纸中获取国际新闻。《纽约时报》和《华盛顿邮报》也往往是学者们进行国际新闻报道研究的首选。Chang（1986）、Goodman（1997）、李喜根（1998）等都在其中美外交政策的报道研究中使用了这两家报纸，或其中一家的文本。2.政府文本
本研究采用了两份政府公开文本。一份是《美国国务部公告》，一份是《总统文档每周编辑》。《美国国务部公告》是美国国务部外交活动的忠实记录。该部门的相关中美外交活动文本都收录于此，有关中美外交关系的公开文件也在此发布，包括新闻发布会、各项声明、公开演讲、对国会的报告等文字资料，是美国国务部有关外交事务的重要记录。《总统文档每周编辑》则是由白宫发布的有关总统各项活动的文档记录。总统参与的中美外交活动及相关文件也都包括在内。总统的相关新闻发布会、公开演讲、声明和向国会所做的陈述等，文档都有所记录。因此跟总统和白宫直接相关的中美外交事务，都能在此查到文档。Chang认为这个记录能够较好地反映美国官方的对华政策和态度，并且由于历史纪录的完好保存，非常有利于做时间维度上的线性
[168]研究。
总体而言，这两份政府公开文本都是能够连贯地、较为全面地反映美国官方对华政策和态度的文件，较为适合本书较大时间跨度的研究。3.公众意见
公众意见主要通过美国的民意调查数据来反映。美国有许多主流媒体以及民意调查机构，都会针对重大外交事件以及美国外交事务和政策，长期开展民意调查活动，并公开数据。本书将研究所涉及的里程碑事件前后的民意调查结果，分析美国公众意见。4.文本的使用方法4.1 样本的选取
报纸和政府文本选取围绕里程碑事件一个月之内的所有文本。公众意见选取所有与里程碑事件相关的民意调查结果。4.2 文本的分析方法
鉴于报纸和政府文本都是以篇章的形式完整地进行叙述和意见表述，修辞手段接近，因此报纸和政府文本会进行具体比较。而公众意见是根据赞成某种选择的人数比例进行数据统计，与报纸和政府文本形式差异较大，因此单独进行分析作为对照。七、研究指标的设定与统计1.分析指标的理论前提
本书将从国家利益的视角分析美国涉华舆论，并透视舆论三大主体——政府、媒体和公众的互动。研究的分析指标与下列几个具体问题有着密切关系。它们是涉外舆论对国家利益展开分析时，争议最集中的问题。1.1 国家利益的内容分布和排序
一般情况下，一国的根本利益指的是国家存续的基本条件，但是对一国而言，这一简单概括不足以应对不同的具体情况。国家利益的内容其实非常复杂，包括多种方面，并且不同方面的侧重排序也会视具体情况而变。就国家外交政策而言，对国家利益内容的科学分析是制定政策目标，实现国家利益的前提和基础。但是学者们到目前为止也很难给定一个统一的内容以及排序方式。[169]
方长平曾总结了两种模式一些学者通过观察国家制定的政策，寻找反复出现的行事方式，从中进行推断。比如布兰兹通过系统考察美国外交史的演变，将安全、繁荣和民主列为美国最主要的国家[170]利益，并强调三者关系密不可分。
还有一些学者依靠逻辑推理和归纳来进行分析，作出更抽象和概念化的判断。一般都认为国家生存或自我求存是头等重要的国家利益，因为其他一切都明显地取决于这一目标能否实现。约瑟夫·弗兰克尔建议从“运用”、“期望”、“争论”三个层次来理解。运用层次可以了解国家短期政策，期望层次有助于了解长期政策，争论层次则有助[171]于学者了解、解释以及批评国家行为。
为了加强国家利益概念的实践意义，更好地为外交政策服务，对国家利益内容的研究开始从泛泛的研究发展到强调国家利益的层次研究上。美国国家利益委员会就这方面做了尝试。它将国家利益分为四层等级：根本利益、极端重要利益、重要利益和次要利益。根本利益是指美国国家生存和延续的基本条件，关系到一个国家的根本制度和价值观念的存在，以及国人所理解的幸福条件。极端重要利益是指如果国家在所面对的威胁面前妥协的话，在世界维护自由、安全和幸福的目的就会受到严重影响。重要利益是指国家如果妥协将会对政府维护本国根本利益的能力产生消极影响。次要利益是指如果这次利益受到危害，它们对美国的根本利益不会产生重要影响。这样的层次分析避免了以往对国家利益的分析要么失之过于粗略抽象，要么形成大杂烩，甚至自相矛盾的问题。从而使得国家决策过程中，对国家利益的[172]考虑有了轻重缓急的前后选择。
因此国家利益不仅内容丰富，而且还具有不同方面排序的复杂性。1.2 国家利益是私利、互利还是利他
国家利益是否纯粹自私，现代社会国家利益应该如何与国际利益协调？这个问题也一直引发争议，并且随着国际社会的发展，人们的理解也在不断变化。
国际关系的现实主义学派是强调国家利益私有性的典型代表。在现实主义的权力—利益关系逻辑下，国际政治就是各国为追求自身利益而进行权力斗争。同时由于国际社会的无政府状态，国家要生存，就必须关注自己与其他国家对比的相对收益，因为相对实力是它们安[173]全和独立的最后基础。
自由主义学派则强调在国际关系行为主体多样性的基础上，国家利益不再作为一个相对的整体出现，从而进一步提出“相对依赖”的理论。赫德利·布尔的《无政府社会——世界政治秩序之研究》指出，国际体系是国家间相互作用的系统，共同存在要求国家有足够频繁的交往。国际社会则是有共同利益、共同价值观念、共同规则和共同运作机制的国家群体。他认为，国际秩序的根基在于国际社会成员在维持这个社会的最基本目标方面，有着最起码的共同利益：他们都需要安全，希望免遭任意的暴力攻击，都期望国际承诺和协议得到遵守，使得国际关系和国际行为有起码的可预料性和连续性，都需要保持主[174]权，独立和领土完整等。安德鲁·斯科特强调，国际相互依赖使得重新定义国家利益概念变得至关重要。国家必须用“国际体系为中心的利益”（多国的、跨国的、甚或全人类的利益）补充或代替“国家为中心的利益”。因此，一国对外政策的目标已远不止是谋求合理的国家利益，还必须包括履行对整个国际体系乃至全人类的义务，而决策权的拥有者必须相应的扩大到包括与跨国利益、全球利益休戚相关[175]的所有公众在内。
建构主义代表温特从身份概念出发认为国家也有内生于国际体系的，由国际社会赋予的集体身份。温特认为自我利益不意味着无视他者利益，也不意味着拒绝与他者合作或帮助他者。在国际体系里，国家会通过学习相互认同，习得额外的集体身份，形成超越国家本身的群体认同的“同心圆”。并且在涉及许多共存的根本问题上，国家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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