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秦风编著
出版社：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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岁月台湾：1900年以来的台湾大事记试读：
自序
20世纪的台湾，与祖国的历史命运紧密相连。由于甲午战争中国败于日本，台湾被分割出去；由于中国赢得了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台湾又重新回到了祖国的怀抱；又由于国共内战，使得台湾与中国大陆长年处于对峙与分隔的状态。可以说，台湾20世纪所走过的道路，是中国大历史的重要一环，也是中华民族文明进程不容忽视的足迹。
1949年国民党退据台湾之后，实行了一种比在大陆时期更为严厉的专制体制，不过同时也实施了在大陆时期所未能做到的诸如土地改革等一些举措，并在相对稳定的社会秩序中发展了经济。文化上，台湾则清除了日本殖民地文化的影响，全面恢复了传统的中国文化。又经过四十多年的中西文化的融汇，台湾最终在上个世纪的90年代实现了社会形态的转型。
目前，海峡两岸暂时的分离状态固然令人痛心，不过对于已发生的不幸，我们宁愿以冷静理性的态度去面对。笔者力求以客观平和的态度记录过去一个世纪宝岛的土地、人民、岁月与情感，其中包括了政治、经济、社会、教育、文化等各个层面。相信这样的努力将有助于拉近两岸人民的心理距离，并有助于两岸人民共同携手创造中华民族美好的未来。1900—1909日本殖民台湾之始
明治维新以降，日本开始向西方学习，国力迅速增强，走上了对外扩张、建立海外殖民地之路，而台湾则不幸成了日本对外实行殖民统治的第一个实验区。台湾成为日本的殖民地缘于1894年的中日甲午战争，战败的中国向日本支付巨额的赔款，并割让辽东半岛、台湾和澎湖。1895年年初，日军已实质占领辽东，并将军事矛头指向台湾，以取得谈判桌上的绝对优势。眼见日舰已在澎湖外海游弋，清廷又软弱无力，对于台湾朝野而言，情势艰险异常。4月间，台湾和中国大陆各省发出的电文如雪片般飞入北京，力陈割台之不可，字字血泪。辽东半岛因是列强势力的缓冲区，在列强的干预下日本最终不得不将其放弃，台湾却成为日本对外扩张的必取之地，割台已成为定局。5月10日，日本根据《马关条约》任命海军军令部部长桦山资纪为首任台湾“总督”。
面对日本大军将至，台湾朝野由呼吁清廷转为武装反抗，自救自保。此时的台湾经过刘铭传、沈葆桢等人的经营，经济建设和防务均有了一定的基础。一周之内，丘逢甲等台湾士绅发布《台民布告》，表明台民自主意向。接着陈季同、丘逢甲等人发表《台湾民主国自主宣言》。随后，“台湾民主国”宣告成立，原台湾巡抚唐景崧被推举为“总统”，刘永福任大将军，丘逢甲为全台团练使，林维源为议长，并定“年号”为“永清”，以蓝地黄虎旗为“国旗”，同时明言事成后仍归大清。5月29日，近卫师团师团长北白川宫能久亲王统率浩浩荡荡的舰队登陆，台湾保卫战于焉爆发。由于这一年是乙未年，故又称“乙未战争”。台湾布政使司衙门原为台湾巡抚唐景崧办公处所，日军占领之后，成为其临时最高指挥所。甲午战争后，占领澎湖的日军与当地的民众。日军占领新竹后，在庙宇召集民众训话。日军进入乡间民居，搜捕抗日人员。率军登陆台湾的北白川宫能久亲王（左二坐者）在营帐前留影。
面对强敌，台湾防务大致如下：北部以原驻守台湾的清兵为主，主力是粤勇和淮勇，也包括了一部分的台勇；中南部则包括地方乡勇组成的义军、新楚军以及刘永福指挥的黑旗军等。由于缺乏近代军队的训练与协调，防务松散，指挥未能集中。5月29日，近卫师团于澳底登陆之后，唐景崧便匆匆内渡大陆。6月7日，日军进入台北城。
6月19日，近卫师团南下攻打新竹城，不断遭到抗日义军袭击，尤其客庄庄民骁勇善战，使得孤军深入的一个日军中队几乎遭到被歼的窘境。另一方面，由于台北城陷落，中枢无人，台南士绅数千人公推帮办军务的南澳镇总兵刘永福继任“台湾民主国大总统”，为刘氏所拒，但他誓与台民共存亡。自此，战争进入新阶段，从6月中旬到8月底整整两个半月，近卫师团主要在桃竹苗地区与义军周旋。8月28日，日军穿过大肚溪，攻打八卦山和彰化城，此役为乙未战争中最惨烈的战役，抗日军虽战败，且死伤惨重，但也令日军一改原来的轻敌之态，决定暂停南进，全盘检讨作战计划。
9月初，日军由本土大举增兵，从陆、海两路包围台南城，其中包括近卫师团由屏东枋寮登陆，从北、西、南三个方向夹攻台南城，日军舰队则炮轰安平和打狗作为支持。相对而言，刘永福的军事部署则陷入困境，军费难以筹措，大陆增援的计划又未能实现。10月初起，日军再启攻势，炮火连天，黑旗军渐感不支。三路日军节节推进，由嘉义至台南县的交战乡镇尽成焦土，台南则成为大军包围下的孤城。10月19日，刘永福偕家人亲信潜渡大陆，痛陈“内地诸公误我，我误台民”。日军进入台南城，“台湾民主国”随之覆亡。
在这场战争中，日军动用了两个半师团约五万兵力，超过其全国兵力的三分之一，近卫师团师团长北白川宫能久亲王因伤病故（另一说则指其受义军伏击身亡，日方因其皇族之故，遂隐瞒真相）。虽然日军于11月宣告全岛“平定”，但近卫师团刚撤走，各地武装抗日活动又蜂拥而起，尤其北部地区抗日力量迅速汇集，一度串联宜兰、北县，准备进攻台北城。而在中南部，由于日军南下时烧杀抢掠，激起地方百姓强烈的反抗，因此在日军守备稍懈时，各地均发生抗日事件。
对于台民的激烈反抗，“总督府”则厉行严酷的镇压政策，颁布“台湾人民军事犯处分令”、“台湾刑罚令”、“台湾住民治罪令”、“匪徒刑罚令”等，并在村里设置基层统治组织，严厉镇压反抗活动。从1896年起十余年间，较著名的镇压即有“芝山岩事件”、“简大狮事件”、“云林归顺式场屠杀事件”、“林少猫事件”、“北埔事件”等。
另一方面，在以铁腕建立殖民秩序的同时，日本亦开始对台湾进行垦殖。1897年，殖民当局实施鸦片专卖制度，一则独占专卖利润，二则借此控制鸦片的生产和销售，以便使鸦片吸食者人数逐步递减。同时殖民当局亦实施樟脑专卖制度，加强对山地的垦殖，并将专卖特权授予归顺士绅作为奖赏，以为笼络人心的手段。但在垦殖山区的过程中，殖民当局时与世居于此的原住民部落爆发血腥冲突，造成原住民死伤惨重。
在经济上，日本人开始创立制糖工业，并设发电厂。1905年，在台湾巡抚刘铭传主政时期即着手兴建的全长四百零五公里的纵贯全岛的铁路全线通车。这条铁路分北、中、南三部分逐次施工，耗时多年。打狗港（高雄港）也于这一年正式开工兴建，工程一直延续到台湾光复之后，使得高雄取代传统的台南和基隆，成为台湾第一大港。
在文化教育方面，1897年，殖民当局设立“国语（即日语）学校”和“国语传习所”，创立官方报纸《台湾日日新报》，并倡导剪发，禁止缠足。1901年，第一座神社于大直山落成，殖民者通过年度盛大仪典，灌输台民忠于日本天皇的思想。简言之，日本人开始通过近代化的教育设施，对台民施以殖民教育，消磨其反抗意志，并培养台民效忠日本的观念。
此后数十年，日本据台期间虽仍有许多反抗事件发生，但均为殖民者所镇压，台湾资源广泛为日本殖民主义者所开发与利用，使台湾成为日本二次世界大战时重要的南进基地。1910—1919余清芳与噍吧哖事件
日本殖民台湾中期，台湾民众的武装抗争事件时有发生，其中规模最大、死伤最惨重的是1915年的“余清芳事件”，又称“西来庵事件”。余清芳事件一方面延续了日本殖民初期的义军抗日活动，一方面也受到中国大陆辛亥革命的鼓舞，配合民间宗教组织发展，形成很大的声势。
1915年，余清芳、罗俊和江定等三人率众起义。余清芳以“大明慈悲大元帅”的名义下谕曰：“古今中华主国，四夷臣卿，边界来朝，年年进贡。岂意日本小邦倭贼，背主欺君，拒献贡礼，不尊王法，藐视中原，侵犯疆土。实由满清气运衰颓，刀兵四起，干戈振动，可惜中原大国，变为夷狄之邦。嗟乎！狂澜既倒，孰能挽回？彼时也，天运未至，虽有英雄，无用武之地……圣神仙佛，下凡传道，门徒万千，变化无穷。今年乙卯五月，倭贼到台二十有年已满，气数为终，天地不容，神人共怒。我朝大明，国运初兴，本帅奉天，举义讨贼，兴兵伐罪，大会四海英雄，攻灭倭贼，安良锄暴，解万民之倒悬，救群生之生命，天兵到处，望风归顺，倒戈投降……”此时，清朝已被推翻，民国初立，台湾人民受到民初局势的冲击，“复明”意识重燃，余清芳等人即以强烈的民族意识加上传统民间宗教之神秘主义，在地方宗法社会中广招门徒，势力迅速扩展。
余清芳出生于阿缑厅（今屏东市），后迁居于台南厅长治里二图里后乡庄（今高雄县路竹乡）。日军侵台时，十七岁的余清芳，即投入武装抗日活动。1909年，余参加秘密结社，模仿汉朝勇士，因言行反日被日本警方逮捕管训近三年。1914年，余清芳在台南市府东港街开设碾米厂，经常出入西来庵王爷庙，结识苏有志和郑利记等人，商讨招募志士，发动抗日起义。罗俊生于嘉义县，因参与抗日军遭日军追击，逃往大陆，目睹国民革命，更坚定其光复台湾之决心。至于江定家族则世居台南厅竹头崎庄（今台南县南化乡），1900年，江定率四五十名义民开展抗日游击战，后潜退入后掘仔山，重新集合甲仙埔及六甲一带的抗日志士，筑寨伺机，一待就是十多年，人数愈聚愈多。1915年2月，余清芳与罗俊会面，商定余清芳在南部招募党人，罗俊则负责北部。3月，余清芳再与江定会晤，决定余担任起义主帅，江担任副帅。
计划既定，余清芳等人即在群众中进行宣传，历数日本殖民当局欺压台民，在各种政策上均歧视台民的种种恶行。并且宣称真命天子已经降临，受神仙拥戴，新君将发动革命，并获中国大陆革命军渡海支援，驱逐日人。此外，余清芳并提供党人神符，称佩之可免弹伤。
4月，日警获报，加紧查缉党人行动，当得知余清芳等人将发动起义，遂大举逮捕党人。罗俊逃至嘉义尖山坑时被逮捕，余清芳则奔向江定的根据地会合。7月6日，日军首次与抗日军在噍吧哖支厅北寮庄（今台南县南化乡北寮村）牛港岭山中交锋。抗日军不敌，退入甲仙埔支厅方面，余清芳率党人攻打甲仙埔（今高雄县甲仙乡），夺得一批枪支弹药。同时，江定亦率众攻打邻近各派出所，斩杀十余名日警。
8月2日，余清芳又出奇兵，率三百余众袭击并焚烧南庄派出所，日警及眷属多被烧死。5日，抗日军又倾全力袭击噍吧哖支厅，并爆发起义中最大规模的战役。由于抗日军人有上千人，而日警及武装侨民只有两百多人，起初战况于日方不利。不过，6日下午日方正规军增援部队赶到，枪炮齐发，革命军死伤惨重，无法再战，退至山中。日军乘胜追击，入山大肆搜索，革命党人或遭枪杀，或自杀，或被捕。日军大烧民房，百姓纷纷走避。余清芳于噍吧哖战败后藏匿于山地偏僻处，日军及警察乃围山搜索。余清芳等人被捕后，由日军从噍吧哖支厅解往台南监狱。此图摄于台南火车站前，其中坐在黄包车上的便是余清芳。日本殖民期间，民间抗日活动此起彼落。图为高雄抗日英雄林少猫的遗体。罗福星于大陆加入革命党后，回到台湾从事抗日活动。因事泄被日方捕获，处以死刑。从台南监狱到临时法院出庭时，余清芳等人头部覆盖篓子，随后他们均遭日军处决。
战败后，余清芳余部逃往中央山脉，最后只剩下八个人。8月22日，余清芳等人终于被捕，并于9月间被处死。另一方面，躲入深山的江定和部下巧妙地避开了日警的搜索。日警先是利用党人的眷属劝诱他们下山未果，于是动员台南厅地方士绅对党人劝降，允诺给予投降者优渥待遇。1916年4月16日，江定率两百七十余人下山。然而，日本殖民当局很快就露出狰狞面目。5月18日，当局下令逮捕江定和所有归顺者，并在台南开设临时法庭公开审理，最后有八百六十六人被判死刑，四百五十三人被判有期徒刑，八十六人无罪释放。由于死刑人数创下世界审判史的纪录，引起日本国内舆论的责难，国会亦议论纷纷，不久遇上大正天皇登基大赦，除已被执行死刑的九十五人之外，其余死刑犯均改为无期徒刑。后来，江定等三十七名主要抗日领导人并未获减刑，悉被执行死刑。
余清芳事件虽以失败而告终，但对日本当局仍是一大震撼。盖日本殖民台湾二十年，虽极尽威胁利诱之能事，并不断羞辱台湾人民的民族自尊心，但终不能屈服台湾民众的反抗意志。余清芳事件所展现的强烈民族意识以及台湾民众对本身血缘和传统的自豪和骄傲，令日本统治者极度不安，并不得不重新思考如何更有效地殖民台湾。
除了余清芳事件之外，由于受到辛亥革命的影响，1913年同盟会同志罗福星与革命党人计划在苗栗起义，但因事泄，革命党人近三百人被捕，其中五人被判死刑。12月，罗福星在淡水准备偷渡回中国大陆时被捕，并从其身上搜获党员名册。1914年2月，第二批二百四十七名义士被判刑。3月2日，二十九岁的罗福星被处死刑。罗死前，留下豪语“杀头相似风吹帽，敢在世中逞英雄”，深留人心，闻者莫不动容，为彼时的台湾抗日运动留下感人的见证。1920—1929文化协会的抗争
患者原籍：中华民国福建省台湾道。现住所：日本帝国台湾总督府。遗传：明显地具有黄帝、周公、孔子、孟子等血统。素质：为上述圣贤后裔，素质强健，天资聪颖。
既往症：幼年时（即郑成功时代），身体颇为强壮，头脑明晰，意志坚强，品性高尚，身手矫健。自入清朝，因受政策毒害，身体逐渐衰弱，意志薄弱，品性卑劣，节操低下。转居日本帝国后，接受不完全的治疗，稍具恢复……因慢性中毒长达二百年之久，不易霍然而愈。现症：道德颓废，人心浇漓，物欲旺盛，精神生活贫瘠，风俗丑陋，迷信深固，执迷不悟，罔顾卫生，智虑浅薄……意气消沉，了无生气。初步诊断：世界文化的低能儿。……疗法：原因疗法，即根本疗法。处方：正规学校教育最大量、补习教育最大量、幼儿园最大量、图书馆最大量、读报社最大量，若能调和上述各剂，迅速服用，可于二十年内根治。
以上为台湾文化先驱蒋渭水在第一期《台湾文化协会会报》所撰“临床讲义”之摘要，因形式独具一格，词意精辟风趣，常为后世研究者所引述。1921年10月17日，台湾文化协会在台北静修女学校举行成立大会，共有会员三百余人出席，推林献堂为总理，杨吉臣为协理，蒋渭水为常务理事。协会宗旨在于协助提升台湾文化，其中却隐含传播中华民族意识，鼓舞民众在文化教育上反抗日本统治。此为“日治”时期台湾民间自发的最重要的一场文化启蒙运动。第六次“台湾议会设置请愿运动”请愿团于日本东京合影留念。“台湾议会设置请愿运动”开始之后，也吸引一些日本本土的人士来台进行考察。图为台中火车站月台上的一次迎接日本来台人士的场面。图中戴礼帽者为蔡培火，其右手第二人即为林献堂。
在林少猫、罗福星、余清芳等人武装抗日的同时，以台中士绅林献堂为主的抗日力量则以和平的方式与日本当局周旋，争取台湾人民的平等权利。1914年，台湾同化会成立，推动台湾人民同化于日本，以取得与日本人民同等的公民权利。初期同化会虽受到日本少数元老人士的支持，却为在台日本人强烈反对，他们担心会失去殖民者的特权。来年，台湾“总督”佐久间左马太下令解散了同化会。1920年，林献堂在东京成立新民会，并创刊《台湾青年》，向民众灌输民族自决观念。此时，日本统治当局针对台湾有所谓的“六三法”，即指台湾具有“特殊性”，日本帝国的宪法不能及于台湾，因此台湾“总督”可发布与法律有同等效力的律法，此法等于剥夺台湾人民一切的参政权。林献堂、施家本等人原拟推动撤废“六三法”，林呈禄却指出，如果撤废“六三法”等于否定了台湾的特殊性，无形中承认了台湾是“日本国土”的延伸，与追求台湾民族解放的最终目标将发生冲突，因此他主张应利用日本人的论点，强调台湾的特殊性，要求设置民选的台湾特别议会，以协助台湾的特殊立法与特别预算。
1921年，林献堂等一百七十八位先觉者开始向日本议会提出“台湾议会设置请愿书”，从此开启了“台湾议会设置请愿运动”。他们要求设立特别代议机关，不论是台湾人、日本人或“熟番”，都可公选代表，对根据台湾特殊环境所公布的律令行使决议权，并对台湾“总督府”特别会计预算行使协赞权。尽管请愿内容相当温和，只是在承认日本的“统治权”下追求有限度的地方自治，但仍被日本政府视为台湾本地精英为台湾独立铺路的阴谋，因此，日本帝国议会对他们的请愿从不予审议。
文化协会成立以后，立刻与请愿运动相结合，一方面教育台湾民众认识自己的处境，提升本身的文化水平，另一方面又持续和平请愿活动，对日本殖民当局政治施压。文协的讲习会主要由连雅堂、蒋渭水、林茂生、蔡式谷、王敏川、许天送、连温卿等人轮流演讲，科目涵盖多方面，包括台湾通史、通俗法律、通俗卫生等。此外文协还举办“文化讲演”，不定期到全岛各地巡回演讲，内容多针砭时弊，并批评日警之暴戾。由于日警常恐吓民众不可前往听讲，民众心怀恐惧，起先来听讲的并不多，然而随着恐吓愈厉害，民众逆反心理愈强，加上对日警的恶劣态度逐渐习惯，因此听讲人数日见增加。面对群众抵抗意识的提高，1923年，日本当局颁行“治安警察法”。同年，文协人士组织“台湾议会期成同盟会”，台湾“总督府”根据治警法第八条下令禁止同盟会的政治结社。12月，台湾“总督府”在全岛进行大逮捕。1924年，蒋渭水、蔡培火等十三人被起诉判刑，成为轰动一时的“治警事件”。这是台湾“总督府”对台湾思想界的一次大镇压，反促成台湾民众民族意识的觉醒。基隆地方人士欢迎台湾议会设置请愿委员宴会之后合影留念，前排坐者左四为叶荣钟，前排右六为林献堂。
1925年以后，文协的文化讲演听众日益踊跃，大有万人空巷之状。文协不断向民众宣传：“我们汉民族是拥有五千年光荣历史的先进文明人，因此断断乎不能屈服于异族的统治，日本统治台湾的方针显然在于抹杀汉民族的一切文化及传统，使其成为日本的隶属民族或被压迫民族。因此我们必须唤起汉民族的民族自觉，务必雪耻去辱，为实现台湾为台湾人的台湾而团结斗争。”文协对台湾人民的影响极为深远，不过随着社会主义思潮迅速蔓延，一批左倾的青年也进入了文协，使得文协出现了一场激烈的路线斗争。草屯地方人士为欢迎台湾议会设置请愿委员，特于草屯俱乐部前合影留念，居中两手交叉、手持帽子者为叶荣钟，其左手第二人为林献堂。
1927年1月，文协举行临时总会，连温卿、王敏川、林碧梧、郑明禄、洪石柱、翁泽生等左倾人士出席并主导发言。会上通过会章修改案，提出文协将联合无产阶级大众，推行阶级斗争以达解放台湾的目标。这项修改案使得左右两派人士的斗争立刻浮上台面，两方虽曾试图整合，《台湾民报》也一再呼吁认清共同敌人，吁请左右双方继续合作，对抗共同敌人。但左派已决心推动无产阶级革命，并指责右派为日本当局的傀儡，遂于同年7月退出文协，另行组织台湾民众党。1920年代末期，台湾共产党的主要领导干部谢雪红、蔡孝乾等人进入文协，主导了文协的发展，使文协演变为更彻底的左翼社会团体。林献堂（前排左四）获选为《台湾新民报》社长，与报社同仁合影留念，左三为罗万幸。台湾文化协会活动写真部成员的一次合影留念，前排中为林献堂，右二为蔡培火。
文协的分裂导致了台湾抗日社会力量的分散，分裂双方时而相互攻击，使得日本殖民当局得以采取各个击破的策略。从1930年起殖民当局对抗日运动的左右两翼同时进行镇压，台湾共产党多名党员被逮捕，文协式微，台湾民众党则持续原文协的路线，走体制内的斗争路线，继续推动议会设置请愿运动，但也遭台湾“总督府”下令解散。随着日本侵华步伐的加快，中国民众的抗日情绪日益高涨，日本殖民当局为了防止台湾人民的抗日意识因之受到鼓舞，一方面采取空前的镇压行动，另一方面则调整策略，以强制和利诱并行推动“皇民化运动”，试图将台湾人民同化于大和民族之中。
这样一来，使得文协与台湾民众党的活动空间更加缩小，终日本殖民台湾之世，无法取得具体的成就。不过文协与台湾民众党这一场以社会与文化活动为主轴的抗日活动，仍相当程度地唤起台湾人的民族意识，没有让日本彻底同化台湾人，对台湾历史、文化的传承有着极大的影响与贡献。1930—1944莫那·鲁道与雾社事件
雾社地区泰雅族原住民部落于1930年10月27日，在莫那·鲁道领导之下，发动了一场大规模的武装抗日行动，伤亡惨重，结局悲壮，写下台湾抗日史重要的一页。
这一天，雾社地区的日本人为了配合“台湾神社祭”正举行联合运动会，以纪念三十五年前征台丧生的北白川宫能久亲王。这项活动集合了大部分的日本人，因疏于戒备，雾社泰雅族的马赫坡社头目莫那·鲁道，便号召了波亚伦社、斯克社、荷歌社、塔洛湾社、罗多夫社等六个部落的族人共同起事。这天凌晨，各部落攻陷了日警驻在所，取出武器弹药，莫那·鲁道则率队埋伏，准备攻击雾社日警驻在所以及日本人宿舍区。莫那·鲁道的次子巴沙欧·莫那则率主力到运动场四周，伺机攻击。
早晨，当运动场奏起日本国歌时，抗日族人攻进运动场，与日本警察格斗厮杀，一时之间运动场、驻在所、宿舍、邮局等地均见追杀场面。由于日本人毫无戒备，共有一百三十四人丧生，受伤者二十六人。其中，台中州能高郡郡守小笠原敬太郎由运动场逃往眉溪，途中在一座桥边被追上来的原住民杀死。
雾社事件震惊全台和日本，不仅在于日本人死伤惨重，也在于正值大日本帝国国力巅峰之时，日本在台湾的殖民已届满三十五年，大规模的反抗活动在前十年已陆续平息，殖民建设亦步入正轨。在日本殖民者的眼中，台湾应是人心归顺，浸沐皇恩感戴不已才对，突然之间竟遭遇如此暴烈的反抗，让他们极为震惊。日本殖民当局遂派出大批部队对抗日原住民展开报复式的武力镇压。雾社泰雅族原住民马赫坡社头领莫那·鲁道（中）发动雾社事件抗日武装行动，名留史册。
1895年日本人入台以后，即以武力镇压和教化作为殖民统治的两大基础。对于以农耕商业为生，且具有文化背景的汉人而言，上述政策在较短期间内即取得一些效果。可是对于拥有本身完整独立文化、社会组织和生产方式的原住民部落而言，殖民当局强行同化的政策却引起了激烈的冲突。加上日本人态度傲慢，镇压手段残暴，又充分利用原住民部落之间传统的仇隙，刻意制造流血冲突，这些都在原住民心中埋下反抗的火种。简单地说，殖民当局开山垦荒，虽然将近代化的设施和技术逐步带入山区，而对原住民的传统文化和生产方式却毫无尊重之意，不仅如此，他们还强征劳力，掠夺土地资源，污辱原住民的祖灵。长年的殖民与同化政策，使原住民的母文化面临崩解的威胁。因此雾社事件的酝酿，实非一朝一日。
事件发生的当天下午，日本台湾军司令部立即派遣两架飞机前往雾社山区侦察，同时出动台湾军步兵第一联队台中分屯大队、台北驻屯部队、步兵第二联队台南驻屯部队、台北山炮兵大队等共一千三百余人，经协同整编后，于10月31日上午对抗日原住民发动了总攻击。此时，起事的族人在突袭成功、夺取大量武器弹药后，即遁入深山，准备据险抵抗日本军警的反扑。
由于山势险峻，日军推进缓慢。从11月7日起，日军使用山炮、曲射炮、机关枪，并派出飞机投掷毒气瓦斯，却始终无法攻克抗日族人的主要据点。11月18日，日军再度发动总攻击，并利用与抗日族人有传统仇隙的其他原住民部落，将其置于第一线，以减少日军自身的伤亡。尽管抗日族人英勇抗敌，但毕竟弹药和粮食有限，敌对的原住民部落又举族而入，使抗日族人伤亡惨重，节节败退，战役进行了四十余天，终至弹尽援绝。莫那·鲁道只好带着一批族人继续退往深山。最后的结局是，莫那·鲁道的妻子上吊身亡，莫那·鲁道枪杀了两名孙子，将妻子与孙子的遗体火化，他本人则走进山林自杀。其他族人或战死，或自缢，或遭诱捕，命运悲惨。被捕的五百余族人则被分别扣留在几个收容所里，其中以老弱居多。
1931年4月24日，日本人进行了一项报复计划，刻意鼓动与抗日族人敌对的道泽部落组成一批突袭队，趁深夜攻击两个收容所，杀害二百一十六名抗日族人。他们提了一百零一颗人头回到道泽，并在人头堆前合影留念，当成光荣的胜利。这次行动又被称为二次雾社事件。日军对台湾原住民部落采取“以夷制夷”策略，利用原住民各部落间的仇恨，鼓动自相残杀。图为日军镇压太鲁阁原住民时，日军利用与其敌对的原住民部落充当先锋，并取下反抗者的首级。雾社事件震动全台，台湾“总督府”特派委员前往视察。日军镇压部队进入深山，追剿莫那·鲁道的族人。日军利用原住民部落之间传统的仇恨，武装其他的原住民镇压雾社事件的原住民反抗者。花冈一郎（中）带着全家人自尽，成为时代的悲剧。
此外，雾社事件中还发生了花冈家族的悲剧。为了执行对原住民笼络和同化的政策，日本人曾刻意培育原住民精英。其中雾社的拉奇斯·诺敏自台中师范学校讲习科毕业，日本姓名为花冈一郎，被派任教职，其弟花冈二郎则被派任警丁。花冈家族被日本人视为对原住民政策的样板人物。雾社事件发生时，日本人曾传言系花冈家族所策动，怒责其恩将仇报。后来日本人收回雾社时，真相始大白，受日本人栽培的花冈一郎、花冈二郎在此事件中深陷族人与日本人双重情义矛盾中，最后带着家属二十一人，在小富士山或自缢，或切腹殉死。他们留下的遗书中写着：“我等得离开这世间，族人被迫服劳役太多，引起愤怒，所以发生这事件……”临死前仍替自己的同胞讲话。
雾社事件后，日本人在事件现场兴建“雾社事件殉难、殉职者之墓”。每年10月27日，能高郡役所皆在这里举行纪念活动。1934年，日本人从山里寻获莫那·鲁道遗骨，并刻意在能高郡役所新厦落成时公开展示，后来又送交台北帝国大学供作研究标本。
1945年台湾光复之后，雾社事件获得全面平反。中华民国政府在同一地点建“雾社事件抗日纪念碑”，表彰其“碧血英风”。内政部亦明令表彰莫那·鲁道，并颁发奖状予其遗族，谓：“南投县民莫那·鲁道于日据台湾时期，领导本乡雾社胞起义抗敌，先后激战毙敌数百余，终以众寡悬殊，弹尽援绝，全部殉难，其志可嘉……”此后，莫那·鲁道的遗骨亦被恭迎埋葬在纪念碑下。
1995年正逢甲午战争一百年、台湾光复五十年以及雾社事件六十五周年，经过各界的努力，莫那·鲁道的铜像终于竖立在雾社，面对着生生不息的山麓，遥望着原住民的祖灵。在这场历史事件中，原住民表现了不朽的抗暴精神。1945台湾光复
台湾省行政长官陈仪将军于1945年10月25日，代表中国战区最高统帅在台北公会堂（今中山堂），接受日本驻台“总督”兼第十方面军司令官安藤利吉的投降，标志了日本在台湾半个世纪殖民统治的正式结束。
1945年8月15日，日本天皇发布诏书，表示愿意接受波茨坦会议宣言的各项规定，向同盟国无条件投降。当天上午7时，中华民国政府正式接获日本投降电文，蒋介石随即电南京日军侵华最高指挥官冈村宁次，指示六项投降原则。
8月22日，中华民国政府再以备忘录的形式，将各地区受降主官姓名、受降地点及日军代表投降部队长姓名、应投降之部队番号，通知冈村宁次。其时受降区域先列为十四区，后增列台湾澎湖地区为十五区，其规定如下：“台湾澎湖列岛陈仪为受降主官，日军投降部队为10HA、8FD、9D、12D、50D、66D、71D、75BS、76BS、100BS、103BS、102BS、112BS，及澎湖守备部队。集中地由陈仪决定，日军投降代表10HA安藤利吉。”
9月1日，中华民国政府在重庆成立“台湾省行政长官公署”，委派陈仪为行政长官，又成立台湾省警备总司令部，准备接受在台日军之投降。9月9日上午9时，何应钦将军代表中国战区最高统帅在南京主持日本无条件投降典礼，冈村宁次代表日本政府签署了降书。八年抗战正式宣告结束，中国赢得了中国近代史上最重要的一场战争，全国人民莫不沉浸在胜利的气氛中，欣喜异常。
10月17日，何应钦将军令国军第七十军开赴台湾，并成立台湾前进指挥所，由葛敬恩中将负责主持。陈仪将军于10月24日抵台，受降式于25日上午10点在台北市公会堂举行。台湾光复，国府代表来台在台北公会堂（今中山堂）接受日本投降，门前搭起庆祝牌楼，张灯结彩，民众欣喜莫名。台湾光复之后，于台北公会堂举行受降仪式，来自各地的群众热情地在场外守候。八年抗战获胜，台湾、澎湖收复。图为蒋介石在世界胜利日庆祝茶会招待各国使节、将士。日本驻台末代“总督”安藤利吉在受降书上签字。安藤利吉后来在上海战犯监狱自杀。
当日上午9点左右，参加人员陆续入场。中国政府代表陈仪、葛敬恩、柯远芬、李翼中、严家淦、黄朝琴、徐世贤等，台湾人民代表林献堂、陈炘、杜聪明、罗万伡、林茂生等，媒体人士李万居、叶明勋、李纯青、陈正彪、杨政和等，共二百五十人与会。9点35分，朱家宾上校前往“总督府”率同日方代表至公会堂。9点55分，受降代表及参加人员入席。陈仪将军入席之时，全体肃立奏乐。接着，陈汉平少将引导日本投降代表台湾“总督”安藤利吉、台湾军参谋长陆军中将谏山春树、总务长官代理农商局长须田、高雄海军警备府参谋长中泽佑少将等入场，向陈仪将军敬礼，陈仪命日方代表就座。
陈仪将军宣布：“台湾日军业于中华民国三十四年9月9日在南京投降，本官奉中国陆军总司令何应钦转奉中国战区最高统帅之命令为台湾受降主官，兹以第一号命令，交与日本台湾‘总督’兼第十方面军司令官安藤利吉受领，希即遵照办理。”安藤领证签字后，由日本代表将受领证呈给陈仪，随后日本全体代表退席。陈仪将军旋即发表广播讲话，郑重宣告：“从今天起，台湾及澎湖列岛已正式重入中国版图，所有一切土地、人民、政事皆已置于中华民国国民政府主权之下，这件具有历史意义的事实，本人特报告给中国全体同胞及全世界周知。现在台湾虽然已光复，我们应该感谢历来为光复台湾而牺牲的革命先烈及此次抗战的将士……”
受降典礼完成后，下午3点，台湾各界在公会堂举行了庆祝台湾光复大会。第二天，台北学生联盟会，又发动了全市学生庆祝光复大游行，再度掀起一连串的庆祝高潮。
台湾经过半世纪的异族统治，尽管终于摆脱了桎梏，回到了祖国的怀抱，但有识之士对于时局的发展仍不敢轻忽大意，尤其抗战胜利后，国民党与共产党的冲突日趋紧张，一场大规模的内战随时可能爆发。这对于亟需和平与重建的台湾而言，无疑增加了许多变数。
10月26日，《台湾新生报》创刊的第二天，一篇名为《受降观礼与庆祝光复》的社论，语重心长，字字警策。其精义如下：光复典礼后，与会人员合影留念。“昨天陈长官台北公会堂接受安藤利吉大将的投降，仪式隆重而严肃，由受降签字起，台湾主权正式的归宗祖国了。许多人在会场上感激涕零。回忆五十年往事，像一场噩梦。一旦醒来，说兴奋也不是，说安慰也不是。应清算的历史被清算了，我们觉得幸福与感谢。”“台湾受日本统治半世纪，非无进步，日本对台湾惨淡经营多所建树这是事实，但那是另一回事。日本指导台湾的最高原则错了，它希望同化台湾，并以台湾为南进的航空母舰……过去日本民族最大的毛病，就在许多人不知道失败，而妄自尊大。现实无情，对抱优越感的那些人提出了修正了。真理不仅在‘人生而平等’，也在每个民族都有同等的智慧……台湾问题的解决，为清算中日关系的一环，日本人应趁此机会重新认识中国，中国已非‘吴下阿蒙’。以前日本认识中国，大概都是见树不见林，见近不见远，今后还有重蹈覆辙的可能。我们非常诚实希望在台日人把眼光放远，不对的观念，要彻底涤除。”“说到光复，我们的心里，自有压抑不住的欢乐。‘否极泰来’，台湾所以有今天，实乃祖国无数灾难换来的果实。台湾同胞所受的痛苦，尤其深重。但我们应该警惕，与自强不息，若快乐而不努力，或得意忘形，前途还是危险的。天下没有侥幸的事，侥幸得来的东西最不可靠。譬如说，中国现在是强国，台胞乃是强国之民，我们一定要使它名副其实。否则我们的身份地位飘摇不定，是架空的。假如我们不能努力使中国真正富强，今天所庆祝的台湾光复，无人能保证永不再失。假如台湾光复没有比不光复更进步，更繁荣，也会削弱光复的意义，失掉光复的光彩。”
台湾后来所发生的事情，竟为其不幸言中。台湾光复的前后正是国共双方领导人在重庆进行谈判的时候，中国大地战云密布，兵马倥偬，注定中华民国政府对台湾政治、经济的重建力有未逮。不仅如此，台湾出现贪污横行、管理紊乱的现象，同时因受到中国大陆内战的冲击，物资短缺，生活困难。台湾人民从光复时的欢欣雀跃变成极端的失望与不满，到了1947年2月底，台湾光复仅一年四个月，就爆发了全岛性民变“二二八”事件。1946左翼思潮兴起
反法西斯战争取得胜利之后，世界局势旋又乌云密布，意识形态的对峙反映在中国便是国共内战的爆发，而其中表现在台湾岛内的则是一股强大的社会主义思潮弥漫。大多数知识精英受到这股思潮的冲击，或投身共产革命，或从事左翼文化活动。
1945年台湾光复的一刻，原本遭日本警方逮捕监禁的抗日青年终于重见天日，至于流亡大陆的抗日人士亦纷纷返台，两者结合，寻求当时的爱国之道。其中原日本帝大医学院的高材生郭琇琮组织了光复后第一个自发性的学联组织“台湾学生联盟”，主要活动是宣传“迎接祖国”。10月25日，行政长官陈仪在公会堂主持受降典礼时，台湾学生联盟组织盛大的庆祝游行，高举青天白日国旗和“民族自立自强”、“打破封建观念”、“打倒劣绅奸商”等标语，欢欣鼓舞。然而，随着陈仪施政不当、官僚腐败以及国共内战的影响蔓延至岛内，台湾百姓的心境由原来的兴奋和期待转变为失望与愤怒，学生运动也随之转为反对国民政府和美国帝国主义的左翼革命。
1946年7月19日，日本东京涩谷区爆发一起日本警官与台籍华人的严重冲突事件，造成两名台湾人死亡，十四人以上受伤，这批台湾人随后遭到逮捕起诉，并被驱逐出境，此即“涩谷事件”。消息见诸台湾报端后，引起台湾知识青年的反美示威抗议活动，并随着左倾思潮的澎湃走向高峰。
1946年，中共台籍干部蔡孝乾受华东局委派潜回台湾负责领导地下党工作，起初只建立了台北市工委、台中县工委，以及台南、嘉义、高雄三个支部，党员人数仅有七十余人。虽然如此，由于中共党员均为知识分子，遂掌握了重要的教育资源，尤其隶属台北市工委的台北市学生工作委员会更是囊括了台北学生精英，具有高度的代表性和很大的影响力。台湾基隆中学是左翼运动的基地之一，图为基隆中学高中第一届纪念照片。在战后兴起的左翼思潮中，台大学生组成“麦浪歌咏队”，追随激进的社会主义思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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