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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萧枫

出版社:辽海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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勤奋学习的故事

勤奋学习的故事试读:

综述

中华民族是一个善于发明、勇于创造、不断进取的民族。几千年来,求索攻坚已成为中华民族传统美德的重要内容,化为中华民族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强大动力。“求索”一词源于战国时期伟大的爱国主义诗人屈原的名篇《离骚》:“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意思是说,尽管前进的道路漫长遥远,但我还要以上天下地、锲而不舍的精神去探寻,直至达到胜利的目标。“攻坚”是指作战时进攻敌人坚固的堡垒、城池。叶剑英元帅在他的诗句中曾形象地引用过:“攻城不怕坚,攻书莫畏难,科学有险阻,苦战能过关。”

准确地说,求索攻坚就是以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勇于献身的高尚品质,去追求真理,不懈地攻克科学的堡垒。

几千年的中华文明史,同时也是一部中国人民不断进取,求索攻坚的奋斗史。它在中华民族的史册上光耀夺目,激励着一代又一代中华儿男上下求索、奋斗终生。请看下列事例,就可以看出这一美德在中华民族历史发展的弘扬与光大。

西汉史学家司马迁,忍受腐刑之辱,历时几十载,著成《史记》,被后人誉为“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东汉末年的著名医学家华佗,用自己的身体作试验,发明了“麻沸散”,解除了从前给人做手术带来的剧烈痛苦。这一发明比西医用的麻醉药早1600余年。三国时期的机械革新家马钧,在制造龙骨水车、指南车中所运用的机械原理,领先于世界2800多年。在社会科学上,南北朝时期的哲学家范缜针对佛教盛行、毒化人民的灵魂,仗义直言,坚持真理,著《神灭论》,有力地打击了有神论者的嚣张气焰。

中国古代伟大的科学家与发明家,在求索攻坚的道路上,为后人留下了宝贵的精神遗产就是百折不挠、身体力行、坚持正义、造福人类。

这一精神的硕果,使中国的四大发明传播世界各地,使我国成为世界四大文明古国之一,为世界做出了贡献。

至近现代,无数仁人志土与爱国科学家,继承和发扬了中华民族传统美德的精髓。他们面对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旧中国,奋力走出一条科学救国、振奋民族精神之路。如地质学家李四光,针对外国学者的中国第四纪无冰川说,跋山涉水,考察大半个中国,有理有据地驳斥了洋人这一荒谬的结论,为中国石油工业的发展奠定了基础。爱国铁路工程师,面对洋人对中国人自己修筑京张铁路的冷嘲热讽,大胆探索,成功地运用“人字形”施工法,高效快速地建成京张铁路,令外国工程师瞠目结舌。

近现代爱国科学家的求索攻坚之路,把自己的学识与才华和祖国的命运联结在一起。他们不仅在科学的高峰上不断攀登,同时向旧制度挑战,为建设一个光明的新中国奋斗不止。

新中国的建立,为广大科学家、英雄模范施展才华,攻克科学堡垒提供了广阔的天地。他们继承和发展了中华民族这一传统美德,以及老一辈革命家、科学家求索攻坚的革命精神,活跃在社会主义建设的各条战线上。他们在求索攻坚的道路上,开辟了崭新的道路,建立起自己的特色。首先,他们以先进的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为锐利的武器,同时发扬社会主义大家庭协同合作的精神,群体攻关,硕果累累。如“两弹”元勋邓稼先,率领新中国的核武器研究群体,连续研制成功原子弹、氢弹,威震世界。优秀共产党员罗健夫和他领导的攻关课题组,研制出我国第一台图形发生器。这一系列令人鼓舞的成绩,足以告诉我们一个道理:求索攻坚、科学兴业是我们民族的优良传统,而社会主义事业对它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提供了更广阔的天地,并促使它更加发扬、光大。

从以上历史发展轨迹的寻觅,我们可以看到求索攻坚这一传统美德昭示给我们,尤其是广大青少年这样一些道理。

人类的进步,社会的发展,离不开无数劳动者在各条战线的辛勤劳动和刻苦攻关。尤其是世界进入“电子时代”,知识更新加快,更要求我们的青少年——未来的攻坚者,树立科学报国、迎接新技术革命挑战的心理准备。时刻迎接着中华民族腾飞于世界民族之林的光辉日子。

要树立求索攻坚的意识、求实创新的精神。在学习上要勇于发现,善于发现,敢于攻坚,善于攻坚。尤其是青少年,要养成勤于动脑、动手、知难而上的品质。

青少年学生要打好基础知识,学习人类积累下来的已被公认为确凿无误的知识财富,为将来参加社会实践准备充足的动力。在学校里,从小发明、小创造、小制作的兴趣入手,培养自己初步的科学探索品质。

鲁班和他的发明创造

鲁班,春秋鲁国人,姓公输,名般。鲁班出身于工匠世家。从小就学会了许多种工艺。他一生有多种发明创造,最突出的成就是在木工方面。他发明了锯子、刨子、墨斗等木工家具,又改进创造了楼、亭、桥、塔等建筑工艺,还发明了打仗攻城的玄梯,生活中用的石磨等。

鲁班的成就是与他刻苦钻研分不开的。

一次,鲁班负责建造一座宫殿,他和徒弟带了斧头,上山去砍树。用斧子砍,又慢又累,一连砍了十几天,砍下的木头离所需还相差很远。动工的日期越来越近,他心里十分焦急。

这天晚上,鲁班踏着月光,上山去寻找木材。忽而越过山坡,忽而攀上峭壁。他在攀峭壁拨动杂草时,手臂上划了一道长长的血口子。鲁班想:野草怎么会这么厉害呢?他俯身看时,发现有一种野草,叶子长长的,边上排列着许多规则的细齿。轻轻地摸了摸,很是锋利。这时,鲁班又发现有一只蝗虫在吃草,两个大板牙一张一合,一会儿就咬断了好几根。鲁班捉起蝗虫看时,它牙齿上也有许多整齐的小齿。鲁班看了看带齿的草,又看了看蝗虫的牙齿,高兴得跳起来。

他跑下山,连夜找来铁匠,打了几个边缘带齿的铁条。用这种铁条拉树,又快又省力。只用几天的时间,木料就备齐了。这种带齿的铁条便是锯子的祖先。

鲁班看见古老的磨面方法,是把麦子放在臼里,用杵来捣,又费力又费工。他日夜思索,终于想出一个高效的方法;把麦粒放在两块粗糙的石头中间,来回碾动。后来又进一步改进,在两块石头吻合的一面,凿上齿纹,中心装了轴。这便是现在许多农村仍在使用的石磨。

几千年来,鲁班的名字在民间广为流传,他是中华民族勤劳和智慧的象征。鲁班刻苦钻研的精神永远值得后人学习。

淳于意对医术的求索

淳于意(约前205—?),姓淳于,名意。齐国临淄(今山东临淄)人,曾任齐国主管国家仓库的“太仓长”,所以人们都称他为“太仓公”或“仓公”。他是西汉时期的著名的医学家。

淳于意从小爱好医学,曾拜名医公孙光为师。对公孙光所传授的医药知识,他总是认真牢记,反复咀嚼回味,思考其中的道理。遇到疑难问题,常常是打破砂锅纹到底(问到底),不弄个水落石出,绝不罢休。淳于意的求知欲是很强的,他不满已学到的医学知识。有一天,淳于意又请老师公孙光讲授“精方”,公孙光为难地说:“我的本事全都教给你了,还是满足不了你的要求啊!”我已经年迈力衰,丝毫也不想留一手,教给你的是我年轻时从老师那里得来的全部秘方,既然统统教给了你,可不要随便泄露给别人啊!”淳于意听了连连作揖称谢,表示一定遵循老师的教诲。过了些日子,师生又在一起谈论医学问题,淳于意发表了很多极其精辟的见解,公孙光大为赞赏,并说淳于意将来必定会成为全国第一流的医家。公孙光想到淳于意是个不固步自封,勇于求索的人,就对淳于意说:“我有许多同行朋友,彼此都疏远了。只有一名同乡,名叫公乘阳庆,十分精通医方。我在中年时,曾多次想去拜他为师,但始终没有去成。现在我想把你推荐给他。”淳于意想到医学家学派纵横,各有绝招,能继续从师学习,也是增进自己医学知识的一个途径,听了老师的话异常高兴,日夜盼望着去拜见公乘阳庆。恰好有一天,阳庆的儿子名叫殷的因给齐王献马来找公孙光,公孙光便介绍淳于意同殷认识了,说了许多请托的话,并且亲笔写了一封推荐信。这样,淳于意才得到拜见公乘阳庆的机会。

那时,公乘阳庆已是70多岁的老人了,尽管医术高明,却不肯轻易给人看病,更不肯收授学徒,连自己的儿孙也不传授。由于淳于意态度虔诚,虚心肯求,对老师很尊敬,使公乘阳庆深受感动,便破例收他为徒。公乘阳庆对淳于意说:“首先要把你原来那些无用的方书去掉,我有很多古时候流传下来的医方书,如黄帝、扁鹊的脉书,根据五色诊断人的病症及病情,知晓病人是生还是死及药论等书,都很精粹。我家中富有,心里很喜欢你,想把我的全部秘方都传授给你。”淳于意听了十分感激,当即表示要刻苦学习,不断提高医术来报答老师。公乘阳庆给他讲授了《脉书上下经》、《五色诊》、《奇咳术》、《揆度阴阳外变》、《药论》等专著。名师出高徒,淳于意跟从老师学习一年后,理论水平大为提高;到了第二年,临床疗效更加显著;学满三年,就达到了“诊病决死生,有验,精良”的地步。淳于意还清楚地认识到,从师增知识,实践练技能。除了从师学习外,一有闲暇,就外出诊病,一则检验自己的知识,二则培养和锻炼自己的技能。从此,登门求淳于意诊治的人络绎不绝,真是业务繁忙、门庭若市。

淳于意喜欢自在地行医,为百姓解除病痛之苦,不愿做官。他认为,被人豢养,专门为官僚服务,不仅不能很好地为更多的人诊病去疾,而且还堵塞了自己继续上进,提高医术的道路。因为民间天地广大,有更多的病人,并且蕴藏着取之不尽的治病秘方,对于这广阔的天地,近之则精深,远之则平庸。当时,赵王、胶西王、济南王、吴王等人,屡次派人召他,淳于意就是不去。后来他干脆改名换姓,到处行游,来往于各个诸侯国之间。这样就触犯了这些权贵的尊严,得罪了这些权贵,他们怀恨在心,伺机报复。文帝四年(前176),有人罗织种种罪名,向朝廷控告淳于意。朝廷派来公差,准备将淳于意逮捕解往长安(今陕西西安)。淳于意没有儿子,只有五个女儿,最小的女儿淳于缇萦,很有志气,决定要跟从父亲一道去国都长安申辩。到长安后,她勇敢机智地冲破重重阻力,直接上书给汉文帝,恳切地记述了父亲所蒙受的不白之冤。她在书中说明,父亲在齐国做太仓长时,老百姓称赞他廉洁公平,现在做了医生,精通医术,百姓很需要他。如果枉遭刑杀,就将给老百姓造成巨大损失。况且人死不能复生,即使想要改过自新也不可能了,因此肯求,只要能赎出她父亲,她愿在宫廷为奴婢。汉文帝读了淳于缇萦的申诉后,颇为她的笃实精诚所感动,当即释放了淳于意,并决定废除割鼻子、断脚趾等肉刑。随后,汉文帝又召见了淳于意,一面了解他学医的经历,一面又详细询问他给患者治病的各种细节和具体疗效。淳于意一一作了回答,并且着重叙述了25个病人的“诊籍”。即把25个病人的姓名、性别、年龄以及就诊时间、病因、病理、诊断、治疗等多方面的情况,如实地记录下来。这也就是中国最早的医案。

由于淳于意不断地学习、实践和探索,练就了一手高超的医疗技术,他精通望、闻、问、切四诊和脉学,为很多病人解除了痛苦。他能通过对病人脸色的观察,判定病人或生或死。有一次,淳于意在齐国碰见一个奴仆,通过仔细观察,发现其脸色异常,便对别人说:“这个人是伤了脾气,待到来年春天,必定胸膈梗塞,不能饮食,到了夏季就会吐血而死!”当时那奴仆没有丝毫痛苦的感觉,人们也不以为然,但到了第二年春天果然发病,到了夏初就吐血死去了。还有一次,淳于意到齐王黄姬的兄长黄长卿家去做客,发现王后之弟宋建的脸色不同寻常,便说:“您有病,四、五天之前,一定腰胁疼痛,不能俯仰吧,看样子小便也不通利,如不急治,势必会转成肾痹症。”宋建回答说:“不错,的确如此。那是四五天以前,天气阴沉,有许多朋友来我家做客,看到仓库门口有一块方石,大家就抓举比试力气,我也赶去凑热闹,刚把石头抓住,却举不起来,很快便撂下了。到了晚上,腰脊剧痛起来,而且解不下小便,直到今天还没好呢!”淳于意说:“这就对了,从颜色来看是伤了腰肾,这是由于好持重的缘故。”于是开方“柔汤”给病人服下,病人很快就好了。不仅如此,淳于意也可以通过看脉象,判定病人的生死。齐国有个侍御史名叫成,头痛剧烈,难以忍受,淳于意切脉后,便直言不讳地告诉病人的弟弟说:“这是一种内疽,发生在肠胃之间,过四五日而痛肿,七八天后将吐血而死。”病人果然七八天后死去。原来这个病人嗜酒成癖,性生活又不节制,使内脏受到损伤,脉象反映出病人患的是不治之症。

淳于意不知疲倦地追求探索,成为一代以望诊和切脉著称,兼通内、外、妇、儿、针灸、五官各科的多面手式的著名医家。

孙膑身残志坚著兵法

孙膑是战国时期齐国人,出生在阿(今山东阳谷东)鄄(今河南范阳县西南)之间,生卒年代不详,大约生活在公元前380年至公元前320年左右,主要活动于齐威王时期。他是春秋末期军事家孙武的后世子孙,中国历史上一位杰出的军事学家。

孙膑少年孤苦,毅力非凡,才智过人。为使国家免遭战乱之苦,他亲自到深山拜自号鬼谷子的王栩先生为师,学习兵法。

孙膑学习异常刻苦,勤奋向上。他尊敬先生,勤学好问,成绩优异,为学生之冠,深得师生的爱戴。先生传授《孙子兵法》13篇,他专心致志,废寝忘食,日夜苦读,所见之书,一阅即能诵忆。对先生每次提出的问题,他都是对答如流,一字不漏,并有自己独道的见地。有一次,先生讲“谋攻篇”,说:用兵之上策是挫败敌人的战略方针(伐谋),其次是挫败敌人的外交(伐交),再次是挫败敌人的军队(伐军),下策是挫败敌人的城池(攻城)。孙膑毕恭毕敬地站起来说,这是对的先生。但我认为攻城不一定是下策,要据情而用之。先生连连摆手称赞说:“好,好,好!孙武后继有人哪!”另外,古代兵书非常重视“速决战”,而孙膑却提出持久战的主张。这些观点,都被日后他所指挥的“围魏救赵”和“马陵伏击”等优秀战例所佐证。这些战法,一直为后世军事家所赞赏和借鉴。

孙膑的一生,经历了坎坷不平的道路。当年,与他一起学习兵法的同学叫庞涓,两人相处和睦,如亲兄弟。孙膑常帮助庞涓学习,庞涓十分感激,曾发誓说:今后我一旦受宠,一定在当权者面前保举你,兄弟之间不相忘。后来庞涓到了魏国,替魏惠王东征西战,深受重用,任命他为魏军的统帅。庞涓得志后忘恩负义。心想:我虽当上了魏国的统帅,但孙膑的品德和学识远远超过我,有他健在,威胁到我的声誉和地位,便施以毒计,暗地里派人把孙膑请到魏国,花言巧语,欺骗孙膑为之写兵书。诡计败露后,反诬陷孙膑犯法,用酷刑割去他的双膝骨,使之残废,并在脸上刺了字,企图使他埋没人世,不为人知。后来,有一齐国使者把孙膑藏在车座下,秘密救回齐国。

回国后,孙膑凭着一颗赤诚的爱国之心,为祖国尽心尽力。先后协助齐威王和田忌大将两次打败魏国,屡建战功,威震四方,名显天下。齐威王给孙膑加官晋爵,孙膑面对褒奖和赏赐不仅不受,反而请求辞去军师职务,找个清静的地方,过着隐居的生活,决心攻著兵书,为后人造福,孙膑撰著兵书的毅力十分惊人。他常常是在弟子的协助下,通宵达旦地搜集、查阅、研究大量的历史资料,并忍受着酷刑残疾给自己带来的巨痛,潜心琢磨,演练推敲。他的几位学生曾与他同居,见先生如此刻苦,深受感动。学生硬劝他休息,而且轮流监护先生的睡情。尽管这样,也时常听到孙膑在梦中喊声:这仗打得好,把它写进去!有时他叫喊而醒,秉烛而起,伏床写作到天明……

孙膑治学态度严谨,刻苦撰著的《孙膑兵法》,既吸取了前辈军事思想的精华,又不被束缚,在《孙子兵法》的基础上有创新和发展。他的战争不可避免性,战前做好充分准备,重视城邑的攻取,战争中重视人的作用,坚持严格的军事训练等方面的军事思想,都值得后人借鉴和学习。《孙膑兵法》是一部继《孙子兵法》之后中国军事遗产宝库中的又一颗璀璨的明珠,是中华民族对世界文化的伟大贡献。孙膑身残志坚、刻苦勤学、著书立说的精神,像《孙膑兵法》一样,流芳百世。

裴秀和“制图六体”

裴秀西晋人,是绘制地图的专家。他创立了一套绘制地图的理论叫“制图六体”。还有人把裴秀称为“中国科学制图学之父”。

在西晋之前,绘制的地图粗糙,不精确,与实际情况不相符合,既没一定的比例,也没标定方位。裴秀根据这些地图实地考查,常常闹出笑话。地图上绘的是一小块地方,可是跑到实地一看,那里竟是广阔无边的一大片平原,只是因为没有人居住,地图上就绘成了一小块。在裴以前,人们不知道用比例尺,绘制的地图大得惊人。有一张叫《天下大图》的地图,是用80匹绢连接起来绘成的。看的时候,要找一块又宽广又平坦的地面才能铺得下,看的时候须在图上爬来爬去。

裴秀绘制西晋地图时,阅读了大量古籍图册,跑了许多地方,访问许多老人,进行了大量的细致的调查研究。在此基础上,裴秀又画了一张又一张草图,终于绘制成了《禹贡地域图》18篇。在这18篇地图上,对古代九州,西晋时的16州,以及郡国县邑的疆界和所属的乡村,古今地名的对照,水陆交通路线等等,全部标写的清清楚楚。更伟大的是裴秀在绘制地图过程中创立了一套绘制地图的理论,即“制图六体”。“制图六体”就是现在人们在地图上和地理书上常常看到的有关比例尺(分率)、方位(准望)、路程距离(道里)、地势高低(高下)、角度大小(方邪)和曲直(迂直)六个方面的基础知识。这些知识在一千七百多年以前要创立是非常不容易的。

李冰治水修筑都江堰

李冰是战国末期的水利家。他为官时期,主持兴修了中国古代著名的水利工程——都江堰。

李冰自幼刻苦好学,而且善于观察,重视实践经验。立志为百姓做些有益的事情。后来成了精通天文地理,知识渊博,远近闻名的人物。虽然不是什么官长,但百姓却很尊敬他,因为他用自己掌握的知识为百姓做了许多有益的事情。

秦昭王听说李冰才华出众,是个能人,老百姓都亲附他,便让李冰做了蜀郡郡守。秦昭王还经常向他询问如何治理百姓、富强国家的方针策略,对此,李冰提出了许多有益的建议,深得秦昭王的欢心,也因此被那些极力巴结奉迎、企求高位的官员们所嫉妒,他们伺机加害李冰。

李冰认为作为一郡之守,就要对郡内百姓负责,要使他们的衣食得到保障,否则,治理百姓只能是一句空话,或者便是暴政役民。因此,他一到任上,就深入下层百姓中间,访察民情,对利害情况做到心中有数,以便兴利除弊,造福百姓。当时蜀郡经常发生水旱灾害,遇到灾荒年景,庄稼颗粒无收,百姓嗷嗷待哺,只得以草根、树叶充饥。李冰认识到治理水旱灾害是一项重要的亟待解决的问题。他带领一些人对蜀郡全境进行了认真的实地踏察,摸清了导致水旱灾害的原因。原来岷江上游流经地势陡峻的万山丛中,水势很急,一到成都平原,水速突然减慢,江水从上游挟带的大量泥沙和岩石便在平原地区淤积下来,淤塞了河道,使河道底部升高,河床变浅。每到雨季到来时,岷江和其它支流水势骤涨,在下游平原地带造成水灾;雨水不足时,江水水量变小,而且都渗入淤积的泥土沙石中,靠江而难得水源,造成干旱。李冰想兴建一项既能排涝又能防旱的水利工程,他把建议提出来,征求同僚们的意见。同僚们有的赞同,有的迟疑,有的反对。那些犹豫的人认为,在二、三百年以前,古蜀国杜宇王以开明为相,在岷江出山处开出一条人工河流,分岷江水流入沱江,想要勉除水害,可事倍功半,收效甚微。人工河开出后,水害还是年复一年地发生。自那以后,再没有人提出治理水患的问题,如今要建一项既防涝又防旱的水利工程,有多大把握?能行吧?反对兴建的人不是尸位素餐之徒,就是平时嫉妒李冰的人,他们说李冰此举不过是沽名钓誉,最终结果只能是劳民伤财。他们还串通朝廷里的同党阻止李冰这个计划,并趁机加害李冰,诬告李冰拢络贱民,图谋不轨。由于坏人的诬告,加之秦昭王谋求霸业,未把此事放在心上,在李冰再三请示下,秦昭王才免强答应,并没有给拨多少物力、财力。

修建这样大的水利工程,在财力、物力匮乏的情况下,是相当困难的。但李冰没有灰心,他首先在前人治水经验的基础上,经过反复的研究、分析,制定了一整套方案,接着他依据当地的条件,筹备了一些人力、物力,随后带领老百姓干起来。李冰采取中流作堰的办法,想在岷江峡内用石块砌成石堰,使江水分流。在湍急的江水中立堰是十分困难的,多少次立起的石堰都被激流冲塌了。但李冰没有在失败中丧失信心,他每一次失败后,都认真总结经验,自己把握不定,就向老农、渔夫询问。最后,硬是在湍急的岷江中立起了石堰,使岷江分流。这个分水的建筑工程石堰,就是江鱼嘴。它把江水一分为二。东边的叫内江,供灌溉渠用水;西边的叫外江,是岷江的正流。分水工程建成后,李冰又带领百姓在灌县附近的岷江南岸筑了离碓,离碓就是开凿岩石后被隔开的石堆,夹在内外江之间。离碓的东侧是内江水口,称宝瓶口,具有节制水流的功用。夏季岷江江水上涨,都江鱼嘴淹没了,离碓就成了第二道分水处。内江自宝瓶口以下进入密布于川西平原上的灌溉渠道,干旱时,就把水引进去灌溉,雨季水多就关闭水门。都江堰建成后,保证了大约三百万亩良田的灌溉,使成都平原成了旱涝保收的“天府之国”。

在科学技术很不发达的二千多年前的战国时代,在受到种种阻挠和人力、物力、财力极其有限的条件下,能建成都江堰这个具有防洪、灌溉、航运多种功能的综合水利工程,无异是伟大的壮举。应该说,它是以李冰为首的许多人智慧和汗水的结晶。至今,“天府之国”的儿女仍然感受着它的恩赐。都江堰铭刻着李冰这个杰出人物的名字,也昭示了中华民族求索攻坚的优良传统。

扁鹊起死回生

扁鹊(生卒年不详)姓秦,名越人。齐国渤海郡鄚(今河北任丘县北)人。他是战国初期的名医。

扁鹊年轻的时候,曾拜长桑君为师学习医术,但他并不仅仅以师传为满足,重视实际探索,凡是都要问个为什么,他几乎读完了前人所留下来的医学著作,在东西南北各地往来行医。他一丝不苟地为病人治病,疗效很高。人们把他比作皇帝时的神医扁鹊,称他为“扁鹊先生”。

他认真地汲取了前代医家的医学经验,又根据自己多年的行医实践经验,创立了一套完整的诊断原则,即望(观气色)、闻(听声音)、问(问病情)、切(切脉理),奠定了中医治疗方法的基础。在治疗的具体方法上,扁鹊研究并熟练地掌握了当时已经得到普及与发展的砭石、针灸、按摩、汤液、熨帖、手术、吹耳、导引等方法。

扁鹊行医期间,有时去齐国,有时去赵国,他的足迹遍及今河南、河北、陕西一带。他随俗为变,根据当地人民的实际需要,有时作“带下医”(妇科),有时作“耳目痹医”(五官科),有时又作“小儿医”(小儿科),他全面而又高超的医术,受到了人们的普遍赞誉。扁鹊还很有些哲人的头脑,他提出了“六不治”原则,把骄横放荡蛮不讲理、看重财物而轻视生命列为“六不治”之首,信巫不信医也是他所认为的不治之症。这种朴素的唯物思想,对破除迷信,促进医学的发展,起了很大作用。扁鹊在处理具体病案时,往往采用多种方法兼用的综合疗法。这也是他医术高明的一个重要原因。

有一次,扁鹊外出行医路过虢国,听说虢国的太子突然死了,在扁鹊看来,这件事很可疑,因为从太子发病的症状上看,得这种病的人,不可能很快死掉,所以,他决心一定要探个究竟。便就急忙向虢的王宫奔去,当扁鹊跑到宫里的时候,里里外外正忙碌着替太子办理后世,准备成殓下葬。扁鹊叫人向国王说明自己的来意,国王一听是医术精湛的扁鹊先生来了,就欣然同意了。扁鹊来到太子身边,进行各方面的观察,他发现太子虽然没有呼吸了,但两腿内侧还有余温。便当机立断地说:“国王陛下,恕我狂妄,据我观察,太子并不是真死,而是一种‘尸蹶病’,陛下可放宽心,太子还有治好的希望。”国王一听,欣喜而又急切地请求扁鹊赶快给太子治理。于是扁鹊大胆地在各个穴位上给太子针灸,不一会儿,太子就面色潮红,有了微弱的呼吸,接着他又为太子熨帖,太子的呼吸由弱变强了,随后他又给太子灌了一些汤液,没到一顿饭的工夫,太子的身体动起来了,又过了没多久,太子睁开眼睛,挣扎着坐了起来。太子果然又活了过来,国王异常惊喜,再三向扁鹊道谢。大臣和百姓们相互传颂着名医扁鹊使太子起死回生的消息。扁鹊见太子一切正常,没有什么危险了,就留下药方走了,太子服了20天的汤药,完全恢复了健康。

后来扁鹊行医到了秦国,秦国的太医令李醯对他很忌恨,害怕医术比自己高明的扁鹊的到来,会危及自己的地位,于是,千方百计派人加害扁鹊,扁鹊心底无私,只知专心为病人治病,力求解除病人的痛苦,哪里会晓得这些阴险毒辣的内幕,终于被李醯害死了。

扁鹊通过学习、实践,不断探索,掌握了渊博的医学知识和高超的医术,因此在行医过程中才会表现出起死回生的精湛技艺。他创立的望、闻、问、切这一套诊断原则和方法直到今天还沿用着,他成为历史上具有传奇色彩的人物。孰不知,构成传奇的背后有多少奋斗和探索的艰辛!

刘向整理古籍二十载

刘向(前77—前6),本名更生,字子政,沛(今江苏沛县)人,西汉文学家、目录学家,中国古代最著名的“编辑”。

刘向为了整理先秦古籍,整整花了20年时间。

汉王刘邦入关后,萧何没收了秦丞相府的图书文籍,存放在石渠阁。以后,又大规模征集图书。前后经过一百年时间,石渠阁的藏书堆积如山了。公元前26年,刘向受诏校理这些图书。这时,他年已51岁了。接受任务后,刘向立刻选定精通各方面专业知识的人做助手,对这批先秦古籍开始整理、校勘、编纂。

石渠阁的图书如浩瀚海洋,不仅图书的抄集来源不一,而且传受者又各有师说。同一种书,存在不同的抄本,不同的篇次和不同的内容,而且,用字互有歧异,同音、形近互相假借的现象比比皆是。许多简册,由于长期埋藏于壁中、地下,掘出时残破朽烂,简直难以辨认。

刘向整理儒家古籍时,力排众议,打破了不同儒家学派的门户之见,兼收并蓄。他常常广收异本,互相校勘。例如《尚书》就有9家。流行的有《古文尚书》、《今文尚书》。当时古文、今文两大学派间,壁垒森严,互相攻击。刘向勇敢地冲破这些壁垒,古文和今文,相互校勘,改正了脱简、错简和文字的错误几十处,发现不同之处几百个。整理儒家古籍,竟花了刘向好几年的时间。

接着,他又整理了先秦诸子的著作。先秦诸子的著作,往往是篇章单行。编每一部书,刘向都要广泛收集各种传抄本子,清除重复和冗繁的篇章,然后再重新编定篇目次序。例如,整理《管子》这部书,刘向所搜集的篇目就有564篇,里面有很多内容是重复的。刘向重新编定的为68篇,分为8部分。

在石渠阁中,还有许多战国时的游说之说,书名各式各样。在编定篇目和次序以后,刘向把性质相同而来源不一的资料重新编纂,分作12国,按事件先后编为33篇,定名为《战国策》。刘向还编纂了《楚辞》、《新序》和《说苑》等很多书。每整理一种书,刘向都要写一篇“叙录”(摘要),最后,群书的“叙录”汇集成“别录”。这是中国历史上最早的一份图书目录。

整理先秦古籍的20年,也是刘向呕心沥血的20年。由于过度劳累,刘向在汉哀帝建平元年(公元前6年)去世了。儿子刘歆继承父业,又用了大约一年时间,完成了这次大规模编辑整理古籍的任务。

刘向父子编辑整理先秦古籍,对于保存和积累祖国的文化遗产,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王充建树无神论

王充出身于寒门,很小时就失去了父亲。他少年时学习很努力,因家贫买不起书,常到书肆看书,看过一遍,就能记诵下来。经过勤苦的学习,终于博通九流百家之言,成为学识渊博的著名学者。他曾到京师洛阳游学,并进入太学深造,拜班彪为老师,向他学习。王充虽喜好博览群书,但不流于记诵,不拘于辞章文句,他注重文章所阐释或蕴藉的事理,注重理论和实践的结合,善于把书本知识和现实问题联系起来,对前人的理论和见解有选择地吸收。他平时注意观察自然界和社会生活中存在的问题,并极力探求产生问题的原因。他从京师返回故里后,便以教授生徒为业。后来,他任会稽郡的功曹,对于当权者不当行为,多次进行劝说,结果,不是受到斥责,就是不了了之,存在的问题始终得不到解决。王允看到自己的建议不被采纳,便横下心来,辞去了职务,呆在家里关门潜思,专事著述,力图把自己的思想记述下来,留给后人。他在自己家的门窗和墙壁上都放上了刀笔,一有心得就马上记录下来。经过多年专心致志的努力,写了大量的著作,其中最重要的著作就是《论衡》。这是他30年心血的结晶,是反对谶纬迷信和批判唯心哲学的不朽作品,这部著作几乎涵盖了王充的全部思想。

自西汉以来,谶纬迷信日益猖獗,广为流行,在上君臣希冀长生不死,下层百姓企图消灾解祸。这是“独尊儒术”发展的必然产物。汉武帝为了封建“大一统”的政治需要,采纳的董仲舒“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建议,使儒学定于一尊。董仲舒从解释儒家的精典着手,建立了一整套神学世界观,使儒学走上宗教化的道路。他提倡“天人感应”的神学目的论,在政治上论证了封建专制统治的合法性和合理性,它虚构了天的至高无尚,以树立皇帝的最高权威,来维护和加强地上君主的统治。就对科学技术的影响而言,它排除了进行科学探索的必要性,而用唯心主义、形而上学的说教代替之,想一劳永逸地完成对自然科学的任何研究。它认为自然界、人类社会的一切现象,都是按着天的意志而显现的。认为天气的暖、清、寒、暑是对帝王好、恶、喜、怒的感应,春、夏、秋、冬四季变化是天的爱、严、乐、哀的表现。它几乎要窒息了人们对自然现象的规律进行探索的任何生机,对科学技术的发展产生极大的阻碍作用。在天人感应这一神学目的论的指导下,谶纬迷信猖獗是不可避免的了。对此,王充以他智慧的头脑,基于理性,进行了深刻的分析和批判,建树了战斗的唯物主义无神论思想。

谶纬是一种庸俗经学和封建迷信的混合物。谶是用诡秘的隐语、预言作为神的启示,昭告吉凶祸福、治乱兴衰的图书符录。纬是用宗教迷信的观点对儒家经典所作的解释。为了揭露贵族地主们利用谶纬宣传的贫富贵贱,命中注定的伪善说教,王充指出,人是自然界的一部分,人和万物一样,是禀受天地元气而成(元气是一种混沌的原始的物质元素),人的自然属性与万物并没有区别。他说:“人,是物,物,也是物。即使贵为王侯,禀性上和万物也没有区别。”他指出,一个人的才能操行跟富贵贫贱,没有必要的联系,才能出众,行为高尚,并不能保证必然富贵;才能低下,行为卑微,也不能保证必定卑贱,不能用权势的大小或地位的高低作为德才优劣的标准,更不能作为划分好人坏人的尺度。这就否定了天有意识的观念。

对于贵族地主如何富贵腾达,王充进行了辛辣的嘲讽。他描绘当时的官僚“无篇章之诵,不闻仁义之语。长大成吏,舞文巧法,徇私为己,勉赴权利。考事则受贿,临民则采渔,处右则弄权,幸上则卖将。一旦在位,鲜冠利剑,一岁典职,田宅并兼”。官僚们的不学无术,钻营苟求,贪赃枉法,刻剥百姓的丑恶嘴脸,跃然纸上。对于天有意志的谬论,王充进一步加以批判。他指出,天只是一种自然存在。日月运行有一定的规律,日蚀月蚀有一定的时间,云雨霜露也是自然现象,都不是祥瑞和灾异的反映。他认为,云、雾、露、雨、霜、雪等,是大气中的水在不同气温条件下的不同表现形式。是地气上升遇冷而凝成的,根本就没有什么神龙施雨。雷电杀人不是上天惩罚有罪的人,雷电是阴阳之气“分争激射”而引起的。他还描述了雷电杀人的一系列事实。他还认为潮汐也不是鬼神驱使的,跟月亮圆缺有密切关系,和河道的宽狭也是分不开的。他认为虫灾和官吏为害没有必然的联系。虫子是一定温度和湿度条件下的产物,并非一年四季都出现虫害,虫子有自己的生活史,生有时,死也有时。他还列举了许多抗御虫灾的方法,王充的这些认识和措施都与“天罚说”截然对立,水火不容的。

王充还对人的生死变化作了唯物主义的解释。他认为人是由阴阳二气构成的,死后再还原成气。人之所以能活着,是因为身体内存在着精气,精气耗尽了,人也就死了。保持人体精气的是血脉,死人的血脉枯竭了,精气也就消散了。形体腐烂后,就形成了土,不会变成鬼。对于那些“道术之士”企求“轻身益气,延年度世”的荒诞思想,王充也予以批驳,他指出“有始者必有终,有终者必有始,唯无终始者,乃长生不老”。把认识提高到新的高度。这里王充利用了当时医学的成就,继承了桓谭等人关于形神关系的唯物见解以及对长生不老术的批判,阐发了无神论和朴素辩证法的观点,对当时及后世鬼神迷信观念都是有力的抨击。

在王充的思想中,也包含着宿命论等唯心主义的糟粕,他对一些自然科学问题的见解也不尽正确,甚至落后于同时代的人,这一方面同当时的科学发展水平有关,另一方面和王充存在的片面思想方法有关。但是王充毕竟建立了一套反封建神学的“无神论”思想体系。而且在同“天人感应”和各种迷信思想的斗争中,王充所应用的科学武器涉及到天文、地理、物理(力、声、热、电、磁等知识)、生物、医学、冶金等领域,这既是他博览群书的结果,也是他善于观察、探索自然奥秘的结晶。在那谶纬迷信横行的时代,王充依据知识的理性,大胆地抨击“天人感应”学说,建树自己的无神论思想体系,无疑是大智大勇的探索精神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班超不辱使命

班超(32—102)字仲升,扶风(今陕西咸阳东北)人,是大史学家班彪的儿子,班固的弟弟。是东汉杰出的外交家和著名将领。

班超年少时,读了一些经书和人物传记,那些动人的事迹常令他心驰遐想,卓越人物的不朽功勋令他羡慕不已。他希望有一天自己也能像史书中所载的优秀人物那样,为朝廷为国家建下不朽的功勋。他擅长辞令,谈锋稳健,常能为自己所做的事找出充足的理由。由于家境不好,他常为官府抄书来养活老母。他总有股韧劲,他想做的事,总要做到底。初任兰台令史,永平16年(73)任假司马,跟从大将窦固出征,攻打汉朝北部的匈奴贵族。就在这时,他梦寐以求的建功树业的机会来了,一项特殊而重要的使命落到了他的肩上。

在西汉王朝还强大时,匈奴贵族不敢妄动,汉朝和西域各国的联系还持续着。随着西汉王朝的衰败,匈奴贵族又猖獗起来,肆意攻掠西域各国和汉朝的边境。王莽统治时,西域各国纷纷起来反对,投靠匈奴贵族,西域各族和中原地区的联系中断了。东汉建立之初,西域西部莎车比较强大,它联合西域南道(今天山以南的新疆地区)的一些小国与匈奴贵族相对抗。莎车王还派遣使者到河西,探问中原动静,表示思慕汉家。公元73年,窦固率领东汉军队把北匈奴打得大败,占领了伊吾卢城,设置宜乐都尉,进行屯田戍守;东汉王朝着手恢复与西域各国的联系,在这种情况下,为了和西域南道各国取得联系,争取它们断绝和匈奴的联系,同东汉一起抗拒匈奴,班超奉北征大将窦固之命出使西域。班超考虑到了出使西域的危险和任务的艰巨,但一想到自己的志向,就毅然地接受了任务。

班超率领吏士36人向西域进发了。当时,西域各国的一部分贵族,希望摆脱匈奴人的野蛮统治,终止各国之间的纠纷,所以愿意帮助班超。也有一部分贵族受匈奴的挟持,凭借匈奴的势力,与班超为敌。班超就是在这种复杂的形势下进入了西域南道。

班超一行首先到了鄯善。鄯善王开始很热情,设宴款待,并设置歌舞,可后来态度突然变得冰冷起来,班超感到很奇怪,便派人暗中观察探听。得知是北匈奴的使者到了鄯善,遂使鄯善王不知所从,就对汉人采取了冷落的态度。班超感到,在这种情势下,如不当机立断,恐怕越来越对自己不利,不仅完不成使命,连性命也要丢掉了。于是,他抱着“不入虎穴,焉得虎子”的勇气和信心,带领自己手下的士兵,悄悄行动,袭杀了北匈奴使者及随从人员一百多人。鄯善王为之震服,又从犹豫中站到汉朝这边来了。不久他来到于阗国,于阗王也杀掉了北匈奴使者,归附了汉朝。第二年春天,班超一行又前往西域西端的疏勒。当时,疏勒为北匈奴控制着,班超派人间道驰入疏勒,废掉了北匈奴设立的龟兹人疏勒王,按着疏勒人民的意愿,改立原来的疏勒王,恢复了他的王位,从此,疏勒也亲附汉朝了。班超足智多谋,坚定果断,经过坚决的斗争,逐一肃清了北匈奴在南道各国的势力,使西域南道诸国摆脱了匈奴人的残暴统治。班超的一系列行动,符合西域各国人民的利益,获得了广泛的支持,取得胜利。

汉明帝死后,北匈奴乘机反扑。在匈奴贵族的唆使和支持下,焉耆、龟兹等国攻杀了东汉政府在西域设置的都护。匈奴围困戊巳校都尉兵,杀了校尉关宠;东师也发兵援助匈奴。此外,反叛的西域各国还联合进攻疏勒等国。班超孤立无援,处境十分困难。东汉政府看到无力固守东师,就令班超撤退。南道各国怕班超撤退后匈奴卷土重来,进行报复,都苦苦挽留班超,疏勒、于阗两国国王挽留班超最为恳切。在如此情况下,班超决心留住西域。班超克服了重重困难,压服了疏勒一部分亲匈奴势力,击平了姑墨,并团结于阗、疏勒等国,利用东汉前后两批援兵,迫使匈奴在西域南道的属国莎车投降,击败了龟兹援助莎车的军队,和乌孙建立起友好关系,重新稳定了南道的形势。

永元二年(90),大月氏贵霜王朝发兵七万,越过葱岭进攻疏勒,企图建立对西域的统治。班超率领西域南道各国军队击退了大月氏的进攻,声威大振,遂乘胜经营西域北道(今天山以北新疆地区)。第二年,北道的龟兹、姑墨、温宿等国都归附了东汉,班超在龟兹它乾城设立西域都护府,亲自坐镇北道;并命西域长史徐干屯驻疏勒,与北道遥相呼应。公元94年秋,班超发龟兹、鄯善等八国军队七万多人,讨伐曾攻杀前西域都护、一直心怀二意的焉耆、危须、尉犁,俘虏了这些国的王侯贵族。自此,西域各国都纷纷向汉王朝交纳人质,归附了汉王朝。西域地区和中原的经济文化联系更加密切,通往西亚各国的“丝绸之路”也随即畅通。

永元九年(97),班超派甘英出使大秦(伊朗),甘英达到条支国海滨(今波斯湾),临海东渡,为安息人所阻而还。这是中国使节远至波斯湾的第一次。

班超在西域奋斗了30年,他运用各种方法,帮助西域人摆脱匈奴贵族的束缚,使西域重新与内地联为一体,为增进汉族和西域各族人民的友谊,加强中原和西域地区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的交往,维护多民族国家的统一,立下了伟大的历史功勋,他自幼立下的志向终于实现了。班超投笔从戎的爱国精神,“不入虎穴,焉得虎子”,机智勇敢、坚韧不拔的顽强意志,一直为后人所传诵。

张衡发明地动仪

张衡(78—139)字平子,南阳西鄂(今河南南阳县北)人。是东汉著名的文学家和科学家。

张衡少年时学习刻苦,喜好写文章。他时感光阴流逝之快,夜以继日地读书,希望自己能成为对社会有所贡献的人。他曾到长安、洛阳拜师求学,增长见识,后来又到太学深造。由于不断的学习,获得了渊博的知识。他通晓五经,尤精于天文、历算。他对自然界的奥秘有着浓厚的兴趣,而无意于通往富贵的仕途。朝廷屡次征召任职,他都没有接受。汉安帝时,特地下诏召他到朝廷任职,他想借此多阅览一些先代有关天文、历算等方面的典籍,便于日后的研究,便接受了汉安帝的召见,被任命为郎中,后来,两度任太史令,掌管天象观测。这期间,他对天文、历算的研究和探索更加深入了。在总结前人经验和自己研究试验的基础上,搞了大量的重要发明,撰写了很多饱含科学思维和创造智慧的著作。

汉代论天有盖天、浑天和宣夜三家,张衡是浑天说的代表人物。他在所著的《浑天仪图注》中指出“浑天如鸡子,天体圆如弹丸,地如鸡子中黄。天地各乘气而立,载水而浮”。他还指出天体每日绕地转一周,总是半见于地平之上,半隐于地干之下,等等。这里张衡明确指出大地是个圆球,形象地说明了天与地的关系。张衡在他的另一部著作《灵宪》中指出,浑圆的天体并不是宇宙的边界,“宇之表无极,宙之端无穷”,从而表达了宇宙无限的概念。张衡的浑天说虽然是一种以地球为中心的宇宙理论,但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在浓重的天圆地方学说的氛围下,它能够比较近似科学地说明天体的运行,对后世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张衡不仅倡导浑天说,而且还在西汉天文学家落下闳、耿寿昌等人创造浑天仪的基础上,设计制造了一种用于演绎浑天思想的新的仪器——水运浑象仪,这对浑天说能得到社会的广泛承认,起了重要作用。张衡所制的浑天仪是以一个直径为5尺的空心铜球表示天球,上画28宿,中外星宫及互成24度交角的黄、赤道等。紧附在球外的有地平圈和子午圈,天球半露于地平圈之上,半隐于地平圈之下,天轴则支架在子午圈上,天球可以绕天轴转动。水运浑象仪形象地表达了浑天思想,并解释了若干天文现象。张衡还利用当时已得到发展的机械方面的技术,巧妙地把计量时间用的漏壶与浑象联系起来,即以漏水为原动力,并利用漏壶的等时性,通过齿轮系的转动,使浑象每日均匀地绕轴旋转一周,这样浑象也就自动地、近似正确地把天象演示出来。张衡的这项创造是唐宋时代得到进一步改进的水运浑象仪的先声,在天文仪器史上占有重要地位。

张衡担任太史令(掌管天文观测的官员)先后达14年之久,所以他在天文学方面的贡献最为突出。在《灵宪》中,他系统地总结了前人关于宇宙生成及演化的思想。除了沿用道家的有生于无的客观唯心主义观点外,张衡还采用了当时得到发展的元气说,比较完整系统地描述了天地万物生成、变化、发展的过程,对后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张衡还提出了五星视运动的重要理论。他用“近天则迟,远天则速”的理论,解释五星运行或快或慢的现象。这表明张衡或许已经认识到五大行星和地球的距离有远有近,而且就同一行星而言,其运动的轨道也时而接近地球,时而远离地球。这又是五星运动快慢与地球距离的定性关系的早期描述。张衡对月食的成因也有初步的认识,他认为月食是由于地球的影子——“暗虚”遮掩了月亮而引起的。此外,他还测得日、月的视直径为度(约等于0.5度),同今测值相近。这些论见说明张衡在天文学方面的造诣很深。

在张衡生活的那个时代,较大的地震屡屡,地震成了他十分关切的研究课题,基于对地震及其方向性的认识,特别是从当时建筑中有一种所谓都柱(即宫室中间设柱)的启示,张衡于公元132年首创了世界上第一架地震仪,即“地动仪”。“地动仪以精铜制成,圆径八尺,合盖隆起,形似酒尊”,里面有精巧的结构,主要是中间的“都柱”和它周围的“八道”。尊外面相应地设置了八条口含小铜珠的龙,每个龙头下面都有一只蟾蜍张口向上。一旦发生较强的地震,“都柱”就因震荡失去平衡而触动“八道”中的一道,使相应的龙口张开,小钢珠就落入蟾蜍口中,观者便可知道地震发生的时间和方位。公元138年的一天,地震仪西面的一个龙嘴吐出了铜珠,张衡便断定发生了地震。当时有很多人持怀疑态度,有的甚至认为张衡故弄玄虚,哗众取宠。结果,不久甘肃来人报告说那里地震了。

张衡是个多才多艺的人,他的贡献是多方面的。他研究过地理学,曾绘制了一幅地形图,流传了好几百年;在数学方面,他对圆周率作过研究,取用过π=10=3.162值;他也是当时有名的文学家,有不少文学著作,其中以《二京赋》、《东都赋》最为有名,在东汉的文学史上有一定的地位;他还是个画家,曾被列入东汉六大名画家之一。

张衡是那个时代产生的著名科学家,他能够做出如此丰富而伟大的贡献,有其内在的因素。他博学多识,而且虚怀若谷,“虽才高于世而无骄尚之情”。他不以俸禄少为耻辱,而耻于知识不博,他抱定“约己博艺,无坚不钻”的决心,脚踏实地地进行工作,不为外界的冷嘲热讽所动摇,不为众目仰视而昏蔽,一直在执着地走自己的路。他说过“如果走邪路,既使是捷径,我也不忍心投足”,表明了他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他曾建议“把天下的谶纬之书收集起来,一下子就禁绝”,反映了他反对谶纬神学的勇敢战斗精神。所有这些,都是张衡之所以能攀登上那个时代科学高峰的内在因素。而这些内在因素中尤其重要的是他那刚毅的性格和坚韧不拔的求索精神。

蔡伦革新造纸术

蔡伦(?—121)字敬仲,桂阳(今湖南郴州市)人,东汉宦官、造纸术的革新者,他把造纸术推进了一个新的历史时期。

蔡伦小时候就到宫廷里当太监。后来得到汉和帝的信任,被提拔为中常侍,管理宫内杂务,也参与一些机要大事的谋划。后来任尚方令,管理宫内的手工作坊,监督工匠为皇帝制造刀、剑和其它器械以及工艺美术品。由于经常和工匠们接触,渐渐地对手工制造产生了浓厚的兴趣。熟悉了工匠们所掌握的精湛制造技艺。他时常亲自动手制造器具,常常为自己能亲手制出比较精美的工艺品而得意。

在蔡伦以前,造纸术的发明和应用就经历了一段很长的过程。在西汉初期就出现了“灞桥纸”。它是用大麻和少量的苎麻纤维为原料而制成的,其制作技术比较原始,质地粗糙,还不便书写。但新的道路已经开辟,迫切的社会要求又催促着技术的改进,可以用于书写的纸张的产生也为期不远了。西汉宣帝时期又出现了“扶风麻纸”。稍后,又出现了“金关纸”,这种纸,色泽白净,薄而匀,一面干整,一面稍起毛,质地细密坚韧,含微量细麻线头,可用于书写。东汉初期,又出现了“额济纳纸”,比金关纸稍好一些。由于造纸术改进比较缓慢,而且生产的数量极少,又很珍贵,所以在很长的历史时期里,还是以竹简和绢帛为主要书写工具的。

蔡伦平时愿意动脑筋,能够细致地观察和发现问题。在宫中,他看见大家用通行的竹木简刻字记事,既不方便,携带也很笨重,而用绢帛为书写材料又太贵重,于是,他开始思索如何能制造出一种取材广泛、经济实用的纸张这一问题。

有一天,他看见有人用丝絮写字,很受启发。他想丝絮既然能造纸,其它的植物纤维不也一样可以用于造纸吗?如果真的能造纸,那用纤维纸书写的方法就可以被广泛地应用了。

想好了就做!于是蔡伦带领工匠们用树皮、麻头、破布、破鱼网作原料,把它们切断、剪碎或捣碎,放在水里浸渍一段时间,再把它们捣成浆糊状,然后把这些糊状物放在席子或木板上摊成薄片,放在太阳底下晒干,这就是造纸的原始方法。晒干后一张一张掀下来就是纸了。这种纤维纸,体轻质薄而适于书写,初试书写,就受到了人们的欢迎。

公元105年,蔡伦把这个重大发现报告给汉和帝,受到汉和帝的称赞,被封为龙亭侯。因此,人们也就把他发明的植物纤维纸称为“蔡侯纸”了。

蔡伦成功地革新造纸术,是与他深入实际、善于观察、勤于求索、勇于实践的品格分不开的。植物纤维纸的发明和应用,是人类造纸术发展史上的一件大事,它标志着纸张开始取代竹帛的关键性转折。从此以后,纸张逐渐地从狭小的宫廷推广到广袤的社会。

当中国已普遍推广蔡伦的造纸方法时,欧洲人还在使用价格昂贵的“羊皮纸”。1400年后,欧洲人才会造纸,而且是跟阿拉伯人掳去的中国造纸工匠学会的。

张仲景攻克瘟疫

张仲景(约150—219)是东汉末年著名的大医学家。他对当时的流行病症及其治疗方法进行了深入细致的研究,建立起一整套流行病的治疗原则,成为后世医家的准绳。后世为了感戴他的恩德,为了纪念他救民于疾渊病海、造福万代的不朽业绩,将他奉为“医圣”,奉其著作为“医经”。

张仲景又叫张机,出生于南阳郡(治今河南南阳市)。他从小就勤奋好学、善于思索,不论什么事,都要刨根问底,求个来龙去脉。他读了很多的书,对那些殚精竭力、勇于钻研为民众排忧解难的官吏和其他人士格外仰慕。他从史书上看到扁鹊为老百姓治病的故事,特别感动,下决心要像扁鹊那样,把救死扶伤、解除世人的病痛之苦当做自己的使命。从此,他刻苦钻研病理,在年青时就掌握了丰富的医学知识。

那时正是东汉王朝的季世,农民起义此伏彼起,一浪高过一浪。大地主、大军阀也为了争权夺利,依据武力,各霸一方。烽火连年,田地荒芜,死尸枕藉,饿殍遍野,天灾交下,瘟疫流行。无情的瘟疫每年都要夺去无数人的生命。张仲景目睹着因病而死去的人以及死者家属痛不欲生的情状,耳闻着病人悲凉的呻吟,心里十分痛苦。他辞去官职,专心研究医学,给百姓看病,横下一条心,非要制服瘟疫不可。

面对着像伤寒这样传染性极强的流行病,当时很多的医家都叹为困惑、束手无策。因此,张仲景清醒的认识到,要想制服这种流行病,是必须下一番苦工夫的。于是,他废寝忘食,翻遍了古代的医书,凡是前人医病的宝贵方法,他都搜集起来,然后进行分析、归纳,真正做到了“勤求古训”。有不明白的地方,他就向自己的老师——同乡人张伯祖求教,以便完整准确地领会以往医家对病理的看法以及治疗方法。张仲景在潜心钻研《内经》、《难经》、《胎胪药录》等古医典药著的同时,把收获的心得应用于治病救人的实践中去。在实践中,他发现单单依靠前代医家的某些见解和结论,并不能完全奏效。有人说:“天下万事万物,殊途而同归,一致而百虑。”他认为对流行瘟疫的治疗也是如此,医家治病救人的关键,就是遵循病理和药理,对前人的结论不可拘泥,重在实践。于是,他对病理进行周密的观察和揣摩,经常到旷野乡村,不弃村妇野老之见,广泛搜集有效的药方,力争做到“博采众方”。早出,穿雾踏露,不待雄鸡的啼明,晚归,披星戴月,伴着荒野的凄风和野狼的号叫,不管路途多么艰险,身体多么困乏,只要能有所收获,那就是他最大的慰藉。枯荣交替、寒来暑往,张仲景这样不畏艰辛、虚心好学,再加上勤于思考,逐渐掌握了“六经分证”和“辩证论治”的治疗原则,运用这些原则,治好了无数被瘟疫困扰的病人。当他看到这些病人又重新走向生活,额头上斑斑的皱纹都绽开了。

张仲景不但勇于实践,还善于从实践中总结经验。经过认真观察,反复实践,他参考先代医家的见解,综合自己的实践经验,写成了16卷的《伤寒杂病论》,把伤寒的病症分辨成六类八型,从而使古代“辩证论治”方法更加具体化了。此后,医生治伤寒感冒,只要根据病人的症状,分辨出属于哪一种类型,再对症下药,就很容易把病治好了。

在《伤寒杂病论》这部医书中,一共记载了治疗传染病的方子30个,治疗原则397条,此外,还有许多治疗各种杂病的方子。这部书后来散佚,历经后人多次收集整理,今存有晋代名医王叔和改编的《伤寒论》及《今匮要略》两书。《伤寒论》系我国最早论述多种外感热性病的专著。《今匮要略》以论述内科杂病为主,兼及妇科和儿科。张仲景将前人之病因学说、脏腑经络学说同四诊(望、闻、问、切)、八纲(阴、阳、表、理、虚、实、寒、热)结合,概括出一整套六经分证和辩证论治原则,以汗、吐、下、和、温、清、补、消为各种病症的疗法。这些原则为后世医家奉为准绳。

张仲景的医学理论,是中国医学史上一束明艳的花朵,它的根须汲满了张仲景求索的艰辛和百折不挠的意志养液。

马钧革新机械

马钧,又名马德衡,是三国时期的魏国人,他是这一时期出现的一位杰出的机械发明家,革新并发明了很多机械,后世人们曾称颂他“巧思绝世”。

马钧出生于扶风(今陕西兴平东南)的一个贫寒的家庭里。少年时,因为家境贫苦,要帮助父亲生产劳动,养家汙口,所以没有机会就师学习,甚至连自学的闲暇也没有。笔砚不能相亲,晨昏难得欢笑,经常为生活而不停地奔波。但是,他在生产劳动中,善于注意生活实际,特别注意生产工具的构造。每逢遇到新见的生产工具,就一遍又一遍地琢磨它的机械原理,以至达到了如痴如醉的地步。耳闻目睹中,他听说了很多诸如“神农尝百草”、“伏羲教稼穑”、“鲁班制锯”、“蒙恬造笔”等为民造福一类美妙动人的传说,目睹了妇女们用旧织机织布和农夫提水稼的艰辛,于是头脑中产生了一系列幻想。他想:要是能造出新的既省时又省力的织机和灌溉机械该有多好啊!从此,他在实践中刻苦自学,专心致志地钻研机械设备,干中学,学中干,取得了许多机械制造方面的杰出成就。

当时的织绫机,“50综者50蹑,60综者60蹑”综是使经线分组一开一合上下运动,以便穿梭的机件,蹑为踏具,就是说,有50个综这样的机件,就有50个脚踏板来分别控制它们,有60个综这样的机件,就有60个脚踏板来分别操作它们,这样的织绫机笨拙而效率极低,60天才能织出一匹绫,虽然有了某些方面的改进,但效率仍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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