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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法)弗里德里克·格鲁

出版社:南海出版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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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走,一堂哲学课

行走,一堂哲学课试读:

行走不是体育

行走不是体育。

体育常常涉及技巧、规则、比分和竞争,并且需要一个学习的过程:了解不同的位置,完成正确的姿势。经过长时间的磨练,才会逐渐拥有灵感和才华。

体育就是数字:你排名第几?成绩、比赛结果如何?和战场上一样,赛场上也总有赢家和输家。虽然战争和竞技体育有时颇为相似,但人们往往在战场上收获荣誉却在比赛中蒙受耻辱,面对对手,也从开始的尊重转换成对敌人般的仇恨。

体育同样代表着坚毅、努力和纪律。体育又是一种伦理准则,一份实际的工作。

然而,体育同时也具有物质性,是秀,是戏,是交易,也是表演。体育常常造就一场场曝光在聚光灯下的盛宴,引得各大品牌消费者们争相前往。金钱侵袭了赛场,掏空了灵魂。医学的介入,也只是为人造躯体服务。

行走不是体育。把一只脚摆在另一只前面,是童年的游戏。当两方相遇时,没有结果,也没有数字,行走者会告诉你他走了哪条路,哪条小道上有着最美丽的风景,或是从海岬处向外眺望的视野。

然而,有人总在试图打开一个行走用品市场:具有革新意义的鞋子、神奇的袜子、实用的包、功能强大的裤子……有人尝试向行走者灌输体育精神:说他们不再是走路,而是在徒步。也有人出售一些细木棒,让行走者看起来像是在滑雪。但这些尝试却走不了多远,因为它们没有能力走远。

行走是让人放慢脚步的最好途径。一个人只要有两条腿便可行走,其他因素都是无用的。若想快速向前,那就不要行走,可选择其他方法:行驶、滑行、飞翔。另外,行走时最重要的因素永远只有一个:天空的广度和风景的亮度。行走不是体育。

可是,人们一旦起立,便不再能控制自己。

自由

首先,行走不是单纯的散步,它能给人带来滞缓的自由:让人卸下生活的重担,暂时忘却烦恼。没有了书桌的牵绊,人们可以自由出发,闲逛,任凭思绪天马行空。尤其是经过几天漫长的行走,远离了工作的束缚和生活的枷锁,更能让人感到身心舒畅。但为何相比长途旅行,行走更能让人感觉到自由?因为在旅行中,人们常常会受一些其他因素的制约:旅行袋的沉重、路途的漫长、天气的不稳定(暴雨的威胁、酷热的影响)、恶劣的住宿环境等其他困难。然而,行走却可以让我们摆脱这些因素的束缚。因为行走能够控制人类最本能的强烈需求,但是要达到这个境界,必须要走上很久,迈出无数步伐。同时,在行走中我们变得不再随心所欲,因为我们穿越的毕竟不是花园里的羊肠小道。另外,如果不想损失惨重,应避免在十字路口处判断错误。当大雾笼罩山头,雨水倾注而下时,我们都应该继续前进,并根据路线和资源条件,适当地考虑食物和水的供给。显然,在这样的条件下,行走者会感到不适。然而奇妙的是,行走的快乐恰恰来源于这种不适。我的意思是这种吃喝上的不确定,对天气情况的完全服从,以及对自己脚步的全神贯注会突然产生出供给的过剩(商品、交通、网络)和需求的递减(沟通、购物、传播的需求)。所有这些微小的自由都构成一个个加速系统,把人包裹得越来越紧。总的来说,所有让行走者远离时间和空间束缚的能量,都贡献给了速度。

对于那些从未有过行走经历的人来说,很容易认为行走是一种荒诞不经、违背常理、充满奴性的行为。因为普通人会本能地从缺失的角度将行走者的自由做出以下诠释:在他们看来,行走者不再参与任何交流,不再从属于任何传递信息、图片、商品的社交团体。然而,行走者却认为以上交流团体并不重要,也没有实际意义。它们所有的价值都是人为附加上去的。对于行走者来说,他们的世界不但不会因为这些关系链的缺失而崩塌,相反,这些关系常常会把人裹挟得太紧,让人感到沉重,甚至透不过气来。

自由其实就是一块面包、一口清泉、一片开阔的风景。

说到这里,我不禁想到:这份滞缓的自由所带来的快乐不仅意味着出发时的欢欣,而且也包含了归来时的喜悦。归来是一种顺带的幸福,一种逃离现实几日后的自由。回来后,任何事物都好像未曾改变。往日的倦怠感也席卷重来:快节奏的生活、对自己及他人的遗忘、冲动、倦意。追求简单生活的愿望也只有在行走的过程中才会萌生,行走结束后,只能无奈地说一句:“新鲜空气真是对人有好处。”但这却是一种按时而至的自由,在下一次行走时必定能再次感受到。

第二种自由咄咄逼人,更具反叛的特性。第一种滞缓的自由只能让我们暂时“脱离”生活中的各种关系:暂别社交圈几日,在荒芜的小道上尝试各种非常规的经历。其实,我们也可以选择和过去的生活决裂。在凯鲁亚克和辛德的作品中,人们不难发现作者对违抗传统的呼吁和对外部世界的向往:他们主张和那些愚蠢的繁文缛节、安逸虚假的生活、千篇一律的无聊复制、无尽的重复、有钱人的缩手缩脚,以及对变化的仇恨彻底决裂。人们应该制定更多的远行计划,从而激发反抗的热情,让疏狂漫游,让梦想远航。在这里,行走的决定:向远方出发、在别处生活、尝试新的事物,可以被理解成一种对野性(The Wild)的召唤。我们会在行走中发现布满星辰的夜空或是其他质朴的能量都具有强大的生命力,这让我们产生对生活探索的欲望:这种欲望是如此强烈,直至充盈在我们身体的每个角落。当人们叩开世界的大门时,他们不再受制于任何事物:双脚不再和道路粘连在一起(这是一个被运用了无数次的比喻,专门描绘那些一回到家乡,就不愿再离开的人)。此时的十字路口也如左顾右盼的星星般,不断颤抖着。至此,人们终于体会到了选择时的惶恐不安以及获得自由时的眩晕。

这一次,行走者感受到的不单纯是挣脱世俗生活时的平凡幸福,而是一种挣扎在自我和人性边缘的自由,这种感觉就好像自己被笼罩在一种不受控制的自然能量里一样。行走时常会诱发一些极端的感受:过度的疲劳会让思想驰骋,对极致美景的欣赏会扰乱心绪,在山坳或顶峰时的极度沉醉则会引发躯体的绽裂。行走唤醒了我们身上过时却反叛的个性特征:当热情被激发以后,欲望变得直白而又坚定。因为行走将我们放置在生命垂直的轴线上:让我们卷入生活的洪流,激起千层浪花。

写到这里,我想说明的是:在行走时我们并不能真正地和自己相遇。因为行走并不能让我们重新找到自我,也不能帮助我们摆脱那些一直以来束缚着我们的梦魇,所以我们也就无法通过行走来找寻到真正的自我和丢失的身份。在行走时,人们会不由自主地忘记身份这一概念,也会抛开功成名就、成为某人的念想。因为“成为某人”只适用于夸夸其谈的名流聚会和心理诊所。而现如今,“成为某人”难道不仍旧是一项社会义务(为了履行义务,人们被迫忠诚地保持着各自的社会形象),一份把人压垮的愚蠢职责吗?行走的自由在于不成为任何人的洒脱,因为行走中的身体如影随风,不带有任何故事。这样看来,我们其实就是一种两腿前行的生物、一股存在于树影斑驳中的纯粹力量、一声呼喊。在行走中,我们喊叫常常是为了彰显并恢复动物的本能。也许,在金斯伯格或巴勒斯这辈“垮掉的一代”所倡导的自由中,在摧毁我们生活和释放我们天性的放浪形骸中,我们能够找到行走的理由。因为除了毒品、酒精、纵酒作乐,一次在山中的远足也可以成为一种让我们靠近本真的方式。

另外,行走也能让人怀抱梦想:因为行走可以被看成一种对腐朽、被玷污、疯狂、平庸文明的拒绝。

我读了惠特曼的作品,您知道他写了些什么吗?“奴隶们一旦站起,外国暴君便开始战栗。”这就是他认为的一个行吟诗人,一个行走在沙漠之巅、受到禅意启发的疯癫的行吟诗人应该抱有的态度。惠特曼认为世界就是一场漫游者的约会,这些漫游者背着行囊,就像是一群达摩流浪者。他们拒绝履行消费生产品的义务,拒绝为消费工作,当然也拒绝购买那些废铜烂铁:冰箱、汽车和所有那些无用的垃圾[……]。成千上万的美国青年,打点好行装,出发上路……

行走者的终极自由更为难得。在单纯快乐的回归和重获动物本能完成后,才能进入自由的第三阶段:舍弃的自由。历史上最伟大的印度学家海因里希·希姆莱曾指出:在印度哲学中,一般习惯把人的生命划分成四个阶段。第一阶段是人类作为学生、学徒、弟子的阶段。在生命的晨光中,人们的主要任务就是服从老师的旨意,聆听教诲,听命判罚,遵循准则。人们要做的只有一件事:接受。到了第二阶段,人类成年,到达了人生的正午,成为屋子的主人,结婚,照顾家庭:他们尽其所能管理好资产,帮助神父,从事一项工作,遵从社会附加的条条框框,同时又拿这些教条去约束别人。人们同意戴上社会赋予我们的面具,在社会和家庭中扮演不同的角色。等到孩子们准备接过生活的接力棒时,人类也就步入了生命的黄昏,这时,很多人会选择抛开所有的社会义务、家庭责任和经济负担,成为一个隐居者。这一阶段的另一种提法叫“出发去森林”,在这一阶段,通过沉思和冥想,人们应该试着学会和身体上那个从未改变的本我亲近,等待它的觉醒。正是这永恒的本我帮助我们卸下面具、负担、身份和过往的一切。至此,行走者终于成为隐士,隐居在永无尽头、灿烂光辉的生命之夏:从此以后,漫游构成了生命的主旋律(这已经到达了漫游乞讨者的阶段),永不停歇的行走展现了无名的本我和无处不在的真心之间的默契。所以,智者会选择全盘放弃。这是最高等级的自由:一种完全置身事外的自由。我不再投身于任何地方,不论是个人天地还是外部世界。我对过去和未来都漠不关心,我只是巧合的现时产物,除此之外,什么都不是。拉姆·达斯上师在《朝圣手记》中指出:当我们放弃一切时,恰巧是获得一切的开始;当我们无欲无求之时,恰巧得到的却很多。所有的这一切都说明了现时的力度。

在长途的远足中,我们不难发现:这种弃者的自由无处不在。当人们长时间行走后,会有那么一个瞬间忘记了已经走过多少个小时,忽略了还有多长时间才能到达终点。我们只感到肩头的沉重负担,觉得走够了,但转念一想,如果在生活中坚持下去需要更多的付出,马上又感觉自己可以这样继续前行好几天,甚至好几个世纪。想到这里,行走的终点和理由就变得不再重要,正如我们的过去和现在的时间一样,显得无足轻重。此时,如果再提到过去地狱中的那些古老符号:名字、年龄、身份、职业,我们就会感到一种无上的自由,因为这些符号此刻显得如此卑微、渺小、虚幻。

我为什么是一个如此出色的行走者

(尼采)“尽量少坐:只能对在露天、在身体自由摆动、在肌肉恣意活动情况下得出的想法顶礼膜拜。所有的偏见都来源于封闭的心灵。我再重复一遍:成为一个闭门不出的人,是对思想犯下的滔天罪行。”

尼采写道,断绝关系总是很困难,也总让人备受折磨,因为切断的是本来紧密的联系。但是,就尼采的生平来看,绝交有时也可为人们插上自由之翼。尼采的一生充斥着绝交、孤立,他总在切断各种不同的关系:与这个世界、社会、旅伴、工作伙伴、女人、朋友、亲人的关系。然而,每次寂寞的加深就意味着向自由又迈近了一步:不再需要向谁汇报,无需受到妥协的牵绊,视野也因此变得更为开阔、明朗。

看得出,尼采一定是一个坚韧卓越的行走者。他自己也经常提到这点。在露天的行走俨然已经成为他作品中的一个要素,是他写作时不变的伴侣。

他的一生可以划分成四个重要时期。

首先是求学阶段:从他出生开始(1844年)到被聘为瑞士巴塞尔大学古典语言学教授。他的父亲是一名正直、诚实的牧师,可惜英年早逝。尼采喜欢把自己想象成某一波兰贵族最后一代后裔。四岁那年,父亲去世,他也从此成为母亲、祖母、姐姐唯一的希望和热切关怀的对象。尼采天资聪颖,他在以训练严格著称的普夫达中学完成了中学学业,接受了良好的古典教育。尼采在后来意识到了这段严苛训练的伟大之处,正如古希腊谚语所言:要想学会指挥,首先要学会服从。尼采的母亲无条件地信任儿子,并对他表现出了最高崇拜,希望他用自己无与伦比的智慧为上帝服务。她期盼尼采能成为一个神学家。当时,尼采是一个身强力壮的年轻小伙子,只是患有严重的近视,后来也没有得到很好的矫正。之后,他在波恩大学继续深造,随后来到莱比锡大学求学。24岁那年,经学者谢尔思的推荐,他被任命为巴塞尔大学古典语言学教授。这一成就在他那个年纪实属难得。尼采人生的第二个阶段也由此拉开了序幕。***

他教了十年的希腊古典语言学,这十年充满了艰辛和失败。首先,工作量大得惊人:除了在巴塞尔大学授课,他还需要在一所教育学院(Pedagogium)兼课。可是,尼采真的只想当一名古典语言学者吗?他曾长时间痴迷于音乐,后来又狂热地迷恋上了哲学。诚然,确实是古典语言学最先向尼采张开怀抱,但投入对方怀抱时,他却略带苦涩,因为他并不以成为古典语言学者为其最终的天职。然而,无论如何,这一学科帮助他阅读了许多古希腊名著:埃斯库罗斯、索福克勒斯的悲剧作品,荷马、赫西俄德的诗歌,赫拉克利特、阿那克西曼德的哲学著作,以及第欧根尼·拉尔修的历史作品(尼采很喜欢他的作品,他说在拉尔修的作品中,他读到了人是凌驾于系统之上的)。工作的第一年过得十分美好:尼采充满热忱地准备着上课内容,他的课也受到了学生的大力追捧。同时,丰富的教学生活也让尼采结识了新的同事,有一位名叫弗兰茨·奥弗尔贝克的神学教授很快成为他亲近而忠诚的朋友。这位朋友后来成为尼采一生的挚友,总在危难之时向他伸出援手——正是他,在那场灾难后,在都灵接纳了尼采。1869年,尼采辗转来到卢塞恩,为的是能够更便捷地到达特里布森去拜访栖身在当地豪宅里的“大师”瓦格纳。在那里,他为瓦格纳夫人科茜玛的魅力所倾倒。在后来写给科茜玛的炽热信件中,尼采把她唤作:“我的公主阿丽亚娜,我心爱的人——外界流传我应该会成为一个人物,然而,事实却是:很久以来我只是有幸和真正的人物们保持着联系罢了。”(1889年1月)

对艺术的激情和对大学工作的热忱让尼采良好的身体状况并没有保持多久。他的身体开始变差,并时常伴有疾病发作。自此,尼采的身体开始在各种沉重的误解中开始了它的报复。

尼采遭遇的首先是事业上的误解。事件的导火索来自他1871年出版的《悲剧的诞生》。这本著作震惊了当时的知识界,也激怒了一批古典语言学教授。是否隐隐之中他们本来自己也打算写一本这样的书?这不是一本以严肃研究为基调的著作,全书充满了模糊的直觉判断和抽象的形而上观点,展现了混沌和规范的永恒冲突。紧接着是友谊上的打击。虽然他还会经常怀着朝圣般的心情前往拜罗伊特去拜访音乐大师,然后回到特里布森,顺带游历欧洲。然而,每次拜访完毕,尼采都能够更深切地感受到瓦格纳狂热的教条主义和盛气凌人的作风,而且这一切都已经浸润到他的音乐创作中,以至于听到他的作品总让尼采感到胃不舒服,甚至有种病态的体验。尼采写道:“瓦格纳的音乐让人消沉,又让人沉溺,只有懂得在他的音乐汪洋中不断划水才能幸存。因为瓦格纳的作品就像一阵无序扰人的波浪将人淹没,每次听到他的作品都会让我不知所措。相反,罗西尼的作品会让人产生跳舞的冲动。更不用说比才的《卡门》了。”随后到来的是情感上的重创:他的多次求婚请求都遭到了粗暴的回绝。最后是社交上的失败。因为尼采始终无法在拜罗伊特花哨的上流社会圈里左右逢源,也无法融入质朴的教授、学者圈。

这些打击让尼采无力面对。每一个新的学期都变得更加困难,让他举步维艰。越来越频繁的头疼使得他不得不经常卧病在床,独自面对黑暗,痛苦地呻吟着。尼采的视力也在这个时期迅速恶化,让他几乎无法读写。每十五分钟的阅读或写作都将以之后数小时的头疼折磨为沉重代价。尼采不得不请求其他人为他朗读作品,因为他的眼睛一接触到书页就会踟蹰不前。

尼采也尝试着和现实妥协:他要求减少课时量,甚至很快要求取消教育学院的所有教学任务。这样一来,他获得了一年的休假时间来自由呼吸,同时精心调养、回复元气。

可是,一切努力都是徒劳的。

也正是在这个时期,尼采找到了对抗无处不在的强烈痛苦的两剂良药:行走和独处。这两种方式也预示了他未来的人生走向。一个人若想远离世间的纷乱、怂恿和动荡,必将为之付出惨痛的代价。然而行走,长时间的行走可以让人暂时驱散、排解、淡忘命运朝着太阳穴对我们的重击。

当时,尼采还未领略过高山的隽美,也没有意识到由于干燥,南部布满碎石的小路所散发出的阵阵清香。他通常只是沿着湖边散步(和格斯多夫一起,他们沿着勒曼湖,每天一走就是六个小时)。尼采也喜欢漫步在密林深处:位于黑森林南边的斯特那伯有一座松林,那里常常留有尼采的足迹。他在书中写道:“我穿越森林,在那里长时间地行走,并与自己进行了那些著名的对谈。”

1877年的8月,尼采来到罗塞拉维,开始了隐居的生活。他在书中记载道:“我多么希望我在某处能拥有像这里一样的一幢小房子,我每天行走六小时,思绪飞扬,随后回到家,我便把它们一股脑地都写在了纸上。”

但是,一切于事无补。因为尼采的痛苦过于强烈。头疼常常让他一连几天卧床不起,呕吐时常把他折磨得彻夜无眠。尼采的眼睛也让他吃尽了苦头,视力急剧下降。终于,在1879年的5月,尼采向巴塞尔大学提交了辞职信。***

尼采人生的第三个阶段也由此开始。这一阶段共持续了十年:从1879年的夏天一直到1889年的年头。在这个时期,尼采仅靠三份微薄的年金度日。这些钱只够他勉强维持生计:在简陋的小酒馆留宿,支付他从高山来到大海,再从大海返回高山的火车票。他也偶尔前往威尼斯去拜访彼得·加斯特。也正是在这个阶段,尼采成为能被载入传奇的伟大行走者。他行走,就像别人在工作。事实上,他是通过行走而工作。

从1879年第一个夏天开始,尼采就开始尝试在山间行走:首先是恩格丁山脉,第二年则来到了锡尔斯玛利亚山庄。那里空气清透,光线适宜,微风拂过,充满了生命力。由于尼采厌恶闷热的天气,所以之后的每个夏天他都在那里度过,直到他发病的前夕。他在给朋友(奥韦尔贝克和加斯特)的信中写道:“我在山间发现了自然和养分。”在给母亲的信中写道:“作为一个半瞎的人,这是我所能期望看到的最美好的路,所能呼吸到的最滋补的空气。”(1879年7月)山间有尼采专享的风景,他感觉自己和这里的一切都血脉相连,“甚至比血脉相连更为紧密”。

从辞职后的第一个夏天开始,尼采就开始行走,有时甚至可以独自行走八小时。他在《漫游者和他的影子》中写道:

我所有的灵感都是在行走之时迸发出来的,然后,我拿铅笔把它们用寥寥几行分别记录在六本小册子上。

随后,尼采在一些南部城市度过了冬天,主要是在热那亚、拉巴洛海湾,以及尼斯。他在给别人的信中写道:“我平均每天早晨行走一小时,下午行走三小时,步履矫健,并且每天走的都是同一条路:有时,重复也是一种美。”(1888年3月)他在芒通也居住过一次。关于这座城市,他留有如下回忆:“我找到了八条散步的小路。”(1884年11月)山丘成了尼采写作时的靠板,大海则成了拱顶。他记载道:“大海和天空是那么纯静!我以前对自己实行的折磨在此刻显得如此可笑!”(1881年1月)

通过行走,尼采站在高处,俯瞰世界和普通人。他骄傲地创作、想象、探索着,同时为自己所发现的一切雀跃或惶恐。有时,也会因为行走时偶尔遇到的事情烦恼或感动。

我情感的强度总让我在想笑的同时又忍不住战栗。有好几次我都无法离开自己的房间,理由很荒唐:我的眼眶红了,但怎么会红的?因为前一天晚上,我在长时间独自行走的时候,哭得太厉害。我哭,并不是由于我多愁善感,我流的是幸福的泪水。在我高歌、踉跄前行之时,突然灵光闪现,发现自己拥有当代人所没有的特权。

在这十年间,尼采写出了他最伟大的几部作品:从《朝霞》到《道德谱系》,从《快乐的科学》到《善恶的彼岸》,当然还有《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这一时期的历练,让他成为一个真正的隐居者、孤独者、漫游者。尼采记载道:“我重新成为隐士,每天完成一个隐居者所应该完成的十小时行走。”(1880年7月)***

这里提到的行走和康德的行走不尽相同。后者的行走,指的是暂时抛开工作,从医学保健的角度出发,帮助身体从久坐、弯曲、“一折为二”的状态中恢复过来。而对于尼采来说,行走是他写作的前提条件。行走对他而言,已经远非放松和陪伴那么简单。行走已经真正成为尼采的生命要素。

我们不是那种只能在书中才能思考的人,我们的想法也不是只有在书页间才能迸发;我们的伦理道德是指在清新的空气中,通过行走、跳动、攀登、舞蹈的方式来思考。最好是在孤寂的山头或是大海的岸边,因为在那里,就连每条路都会思考。

然而,仍有那么多人仅仅通过阅读书籍来创作自己的作品,仍有那么多著作透出图书馆浓重的封闭气息。我们到底依靠什么来评判一本书?通过它的味道(或是像后文提到的那样,通过它的节奏)。如今,太多的书籍透出阅览室或书桌所散发出的厚重气味。人们几乎可以看到作者身处一间灯光昏暗、空气混浊的房间。那里,气流在书架间流通不畅,到处弥漫着纸张缓慢霉变和化学墨水变质的味道。总之,那里的空气充满着腐朽的气味。

其他一些书籍则透出一股生命的活力:人们仿佛可以嗅到外部世界灵动的空气,感受到穿梭于高山间的微风。这阵风,也许来自高山,冰凉刺骨;也许来自南部清晨的松林小道,清新恬然,透着淡香。这些书是在真正地呼吸。它们不会负担过重,不会被那些空洞、枯萎的知识完全侵透。

如果一个作者是在弓着背、长时间久坐、独自面对着墨水瓶、埋首纸页的情况下获得想法的话,我们定能一眼看出。读完他们作品的速度也会非常快!由于长期伏案,作者对肠道进行着长期压迫,我们似乎可以透过这番场景,感受到稀薄的空气、低矮的顶棚和局促的空间。

然而,还有对另一种光线的追寻。图书馆总是太过昏暗。堆砌、叠放、重叠的各种藏书以及高大的书架都很容易阻碍光线的通过。

另一些书籍则能够透射出高山上明媚的光线,或是重现大海在阳光下的波光粼粼。尤其值得注意的是色彩。图书馆的色调总是灰色的,书里的内容也同样黯淡无光:里面总是充斥着各种引文、参考资料、页面底部的注解、作者缩手缩脚的想法以及外人模棱两可的反驳。

最后,让我们来谈一谈作者写作时的身体形态:他的手、脚、肩和腿。其实作品有时是身体形态的最好诠释。如今,我们从太多的书中感受到的是弯折的身躯、久坐的身板、佝偻的背影,以及封闭的姿态。相反,行走的身体张弛有度,就像一把弓:如向日葵一般向外部世界呈现开放的姿态。行走的作者常常敞开胸怀,紧绷双腿,张开怀抱。

在评价一本书、一个人或是一段音乐的时候,我们的第一反应往往是抛出如下问题:他懂得行走吗?

如果书的作者是封闭空间的囚徒,只知道禁锢在自己的座位上写作,那么他的作品一定晦涩难懂、严肃沉重。因为它们只是桌上其他作品堆砌的产物。这类著作就像被刻意填喂的肥鹅:被作者强行塞入引文,填充参考资料,过多的注解使得全书显得臃肿不堪。总的来说,这些作品呆板、笨重,读起来缓慢,让人感到无趣、艰涩。因为它们的作者只是通过比对字里行间的深意,重复其他人在别处“批发”来的老生常谈进行写作,换句话说,他们是在利用其他人的作品来完成他们自己的著作。不难发现,写作之于他们,只是单纯的检验、定义及校正:在他们的作品中,别人书里的一句话,摇身一变,成了一个段落,甚至一个章节。如今,某部经典中的一句话可能会有百本作品对其进行阐释。事实上,那些封闭作者的著作只是对这百本作品进行了总结和评论。

相反,那些行走的作者却可以自由地抛开一切束缚。他们的思想不会受到其他作品的奴役,不会为了检验细节而裹足不前,更不会被他人的主张所禁锢。因为他们无需向任何人汇报想法,要做的只是:思考、判断、抉择。这是一种来源于行动、奔涌而出的思想。通过这种思想,人们可以感受到躯体的灵动和运动的美感。同时,这种思想也时刻记录下身体的律动,表现出生命的活力。对于行走的作者来说,思考时就要心无旁骛,排除一切干扰、幻想、障碍,以及文化和传统的壁垒。显而易见,他们的思想绝非冗长、系统的论证,而是机敏、深刻的智慧结晶。自此,我们可以得出一条规律:越是轻盈的思想,一般会飞得越高,也更富含深意。因为,在垂直的高空中,在昏眩的状态下,往往更能迸发出信念、想法和智慧。此刻,反观那些在图书馆完成的著作,我们能够深刻地感受到它们的肤浅和笨重。仔细想来,这也并不奇怪,因为这些作品始终停留在复制的阶段。

边想边走,边走边想,写作只不过是这一过程中的短暂停歇。就像行走中的身体偶尔停下来休息,为的是凝望一会儿周边开阔的空地。

在尼采的著作中,常可以读到他对脚的大力颂扬。在他看来,人们不只是用手在写作,“通过双脚”也能很好地完成作品。因为脚是一位出色的见证人,至少是最可靠的。在阅读时,应时刻观察双脚是否“竖起了耳朵”。对于尼采来说,双脚也会倾听,正如《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第二部《跳舞之歌》中所描绘的那样:“我的大脚趾在聆听时会不由自主地竖起来,因为舞者在起舞时把自己的耳朵放在了大脚趾上。”如果双脚在聆听某部作品时欢欣得直打战,那一定是因为这部作品给了双脚想要摆动、出发、身处

室外

的欲望。同样,在评定一段音乐时,也要给予双脚以信任。确切地来说,如果双脚在听到某段音乐时有随着节奏摇摆的冲动,有以地面为支点,向上跳跃的渴求的话,那这一定是段不错的音乐。一般来说,所有的音乐都是一次轻盈舞动的邀约。然而,瓦格纳的作品却总是让双脚感到“消沉”、恐慌,甚至无所适从。更糟糕的是,在听到瓦格纳的音乐后,双脚会变得软弱无力、拖沓、暴躁不安,直至不知所措地到处乱转。

正如尼采在他最后几篇随笔中所谈到的那样,要想在聆听瓦格纳作品时有跳舞的欲望,将注定是徒劳的。因为在聆听时,百转迂回的音乐已经形成旋涡将我们团团包围,激起混浊的洪流,引发莫名的阵痛。

当我耳边响起瓦格纳音乐的时候,就会立刻感觉呼吸困难:我的双腿开始焦躁起来,随时准备着反抗。因为双脚期望的是能够紧随节奏翩翩起舞,或是疾走如飞——事实上,双脚希望从音乐中获得的正是畅快行走后的陶醉。

就像我们所能看见的一样,尼采每天都在行走,途中需要时刻面对天空、大海和冰川。他每每能从它们身上获取挑战的力量和思想灵感,并把这些灵感随意记录在各处。我总愿意把他的这些行走看成是一种向上的移动。正如查拉图斯特拉所言:“我是一个行走中的人,我总在翻山越岭,因为我不喜欢平原,也无法长时间安静地坐着;无论我未来命运如何,也不管我今生怎样生活,我都需要

缓慢

前进,不断向上。因为人总是通过自己而经历人生。”不难发现,行走在尼采的作品中意味着向上、攀登、上升。

早在1876年,当尼采还居住在索伦特时,就把每天的散步地点选在城市后面的山间小路上。在尼斯,尼采同样喜欢漫步在通往埃兹小镇陡峭的山路上,在那里,人们简直和大海垂直成一线。在锡尔斯玛利亚,他选择行走在通向高地的道路上。在拉巴洛,尼采则爱好攀爬当地主要高山:阿来格尔山脉。

在纳瓦尔的作品中,那些被他称为“乏味迷宫”的林间小道,那些单薄的平原,会让身体陷入一种轻柔、颓丧的状态。在这样的状态中,回忆就像飘荡的薄雾一般涌入脑海。在尼采的作品中,空气显得更具活力、干燥、清透。在这样的环境下,身体轻微抖动,渐渐苏醒,思想也变得更加锐利。此刻,涌入脑海的不再是记忆,而是判断、诊断、发现、插入、裁定。

身体的上升总需要付出艰苦卓绝的努力,因为它总是处在一种持续紧张的状态下。它会帮助思想完成甄选:让其走得更远,飞得更高。行走者应避免自我削弱,集聚能量向前进,让双脚与大地紧密贴合,慢慢支起身体,以便重获平衡。对于一个真正的行走者来说,思想先是一个初生的想法,然后不断上升,逐渐变得难以置信、闻所未闻,直至完全成为新生的独立思想。

另外,身体的上升还需要不断攀登,达到一定的高度。因为,有些思想只有在超过平原和海平面六千英尺处才会突然涌现。

站在凌驾于人群和时间六千英尺的地方。那天,我沿着席尔瓦普拉纳湖边,步行穿过树林;我在离索尔莱村庄不远处停下,身旁矗立着一块形似金字塔的巨大岩石。也正是在这时,我突然有了这个想法。

知道世界在自己脚下晃动真是一件美妙的事情吗?站在高地,透过澄澈的冰川遥望静止的人群真的令人心旷神怡吗?尼采的回答是否定的,他不想让热爱行走成为自己高傲、藐视万物的理由。

想要更好地思考,就应当站在高处,开阔视野,呼吸清透的空气;应当自然洒脱,才能让思想行走得更远。一切细节、解释、精准都无足轻重:因为,唯有人类命运才应该在历史上留下浓墨重彩的一笔。站在高处,人们可以看到运动的风景和山岗的线条。其实,历史就蕴藏在此:从远古到基督时代,再到现代社会。这所有的一切创作出了哪些类型、人物或本质?可以肯定的是,当我们仅仅把视线停留在具体日期、事件之时,历史将会自我封闭,呈现僵化的特性。所以,我们应当努力构建传奇、神话,以及普适的图景。

我们仍要缓步向前,攀登好长一段路。需要牢记的是:永远向上,为的是对我们古老文明有一个更加明晰的概念。

面对那些不爱行走的人,我们应对其保有一种如道路轨迹般鲜明的态度。这种态度不是盲目的轻视,而是一种同情。尼采承认,这种同情已成为常年困扰他的一个难题:“从童年开始,我就不断意识到同情心已经成为潜伏在我身上最大的危害。”(1884年9月)当看到人们忙碌,做弥撒,赌博,期盼同类的认可,深陷悲伤而自怨自艾时,尼采的这种同情心就会油然而生。然而,一旦站在高处,人们便会知道:真正让人病入膏肓的精神毒药是闭门不出的闭塞心灵。

另外,人们在漫长的步行过程中,常会在通过一个路口时,发现一片新的风景。身体在经过努力付出和不断攀登后,调转方向,瞥见自己脚边突然增添了一片广袤的土地;或是在路边拐角处,见证一场风景的蜕变:陡然跃现的连绵山脉和随之呈现的壮美景色已经在一边悄然等待着我们的到来。

要知道,许多醒世格言就诞生在这突变的风景里。在最后的呐喊中忽然迸发出新的灵感,这些新的秘密、新的发现就像那些倏忽而至的风景,伴随着行走者的阵阵狂喜。

最后值得一提的是行走还会帮助行走者产生一种“永恒轮回”效应。以尼采为例,他习惯漫步在那些有名的道路上,重复那些已被先人勘探过的老路。这些长时间步行的行走者,心中总有一片想要凝望的风景,当他们终于在路口拐角处得偿夙愿时,心中就会激起强烈的振动。这种感觉在行走者的身体里不断重复。现实的风景和心中的风景就如琴上的两根弦,通过振动,奏出了和谐的音调,并且相互获取对方的能量,成为一种难以定义的推动力。

所谓“永恒轮回”指的是把重复的两种形态展开在一个连续的圈内,再把心中的那种振动转化成这个圈。行走者的留步,面对的往往是静止不动的风景。这两者的共存形成了一种环状的、难以定义的交汇:我一直都在这里,明天,我还会来凝望这片风景。***

早在1880年中期,尼采就开始四处抱怨自己的行走状态已经大不如前。他的背部顽疾让他吃尽苦头,这让他不得不长时间平躺在椅子上调养。在这样的情况下,他也经常坚持行走,但时间不长。有时候他甚至还需要他人的陪伴。当年,人们给尼采起了个雅号叫“锡尔斯隐士”。如今,这位昔日的“锡尔斯隐士”散步时却总少不了一些年轻仰慕者的“保驾护航”:翻译《教育家叔本华》的海伦·泽梅尔,给了尼采一笔丰厚年金的年轻贵族麦特·冯·赛丽斯,他的学生瑞莎·冯·薛赫芙,以及受其点拨的哲学爱好者海伦娜·德斯克沃兹。

在这些风雅女子的簇拥下,尼采变得更加正直善良、殷勤有礼。在每天行走时,也不再孤单。他带着这些女伴来到那块金字塔状的岩石边,向她们讲述自己和瓦格纳之间令人动容的情谊,并告诉她们:正是这块巨石,让他获得了“永恒轮回”效应的灵感。

然而,病魔却悄然而至,将尼采侵蚀:从1886年起,他重新成为剧烈头痛、呕吐的牺牲品。每当完成一次长途旅行,他都需要休养数日才能恢复。有时,甚至一次距离略长的行走都能让他疲惫不堪。

这一时期,尼采对城市越来越厌恶:觉得城市肮脏不堪,物价离谱。他那时已经穷困潦倒,冬天的时候,勉强在尼斯为自己租下朝南的房间,却饱受寒冷的折磨。当夏天到来时,尼采迁往锡尔斯,可他却认为那里的天气更糟糕。威尼斯在他看来也太过沉闷,让人消沉。总之,尼采的健康状况正在急转而下。

1888年4月,尼采第一次发现都灵这座城市。这一发现造就了他人生最后一场变化。事实上,尼采人生的最后篇章以一种焕发新生的状态开场,宛如一曲赞扬欢乐的颂歌,让尼采充满灵感。他记载道:“瞧瞧这石板路,不论对眼睛还是双脚来说,这座城市都是经典的化身。”同样,波河两旁的宽大马路也让尼采心醉神迷。

在锡尔斯度过了最后一个阴郁乏味的夏天后(在此期间,他不断头疼、呕吐),尼采终于在同年9月回到了都灵。只要一踏上都灵的土地,他就喜不自胜,感觉奇迹随时都会降临。

确实,在这一时期,尼采所有的病症都奇迹般地突然消失了,他身体健旺,怡然自得,感觉自己体态轻盈,充满活力。那段时间,尼采思如泉涌,工作得很快,眼睛也再没有任何不适,吃什么都很消化。寥寥数月之内,他就写出了几本著作,速度之快,令人惊叹。每个白天,尼采都会充满激情地快步行走。待到夜幕降临时,他就为以“重新估定一切价值”为主题的著作整理笔记。

1889年1月初,约瑟夫·博凯德收到一封尼采6号寄出的信件。读罢来信,博凯德本能地感到不安:因为这份来信分明就是出自一个精神错乱、失去理智的人之手。尼采当时这样写道:“其实,比起成为上帝,我更愿意在巴塞尔做一名教授。但我还在徘徊犹豫,觉得自己不该如此自私,应当肩负起创世的责任。”

尼采在1889年1月的头一周还写了几封类似的信件,这些信无一例外地都表现出了同样的疯狂。在信的末尾,尼采常会署名狄俄尼索斯或受难者,并附上以下内容:“我一旦被发现,你就很容易找到我。从此以后,要想再失去我就会变得很困难。”

博凯德很快通知了奥弗尔贝克,后者闻讯后便快马加鞭地赶到了都灵。他在费诺先生家找到了蜷缩在斗室里的尼采。

房东先生对尼采束手无策,因为此刻的他已经变得不可控制。他在都灵大街上抱住一匹正在受马夫虐待的马的脖子,痛哭不止。过了良久,他才起身开始在街上四处游荡,不时吐露几句疯言疯语,向路人发表高谈阔论。遇到别人举行葬礼,尼采还会加入送葬行列,不断重复死亡这个字眼。

奥弗尔贝克走进尼采的房间,发现他瘫陷在一张扶手椅上,神色惊恐地看着他最新作品的校样。听到响声,他抬起头,看到了自己的挚友。由于惊喜,尼采一下起身,投入奥弗尔贝克的怀中:他认出了他的朋友,随即便在好友怀中失声痛哭。奥弗尔贝克回忆道:“尼采当时的神情就好像看到一个深渊在其脚下崩裂一样。”

平静下来后,尼采转身坐下,重新蜷缩于墙隅。

自此以后,尼采开始四处大放厥词:说自己是王子,所有的人都要敬重他。人们把他带上火车,他就声嘶力竭地喊叫,有时甚至会破口大骂。谁都看得出,尼采已经彻底陷入了一种疯癫的状态。人们好不容易把他送上了开往巴塞尔的火车,谎称尼采将在那里受到符合他身份的礼遇。

显而易见,在那个时期,尼采已经神经错乱,他在巴塞尔诊所接受诊治。随后,他又从巴塞尔辗转到耶拿,可病情却没有明显好转。最后,尼采的母亲在瑙姆堡的家中收留了他。直至尼采去世,他的母亲都无私、耐性,充满爱意地照料着儿子。在这七年间,尼采的母亲帮他洗漱,照看他,安慰他,带他散步,甚至还为他守夜。

随着病情的恶化,尼采开始陷入长久的沉默,偶尔也会蹦出几句不着边际的话。他的话语支离破碎,犹如残存的废墟。他不再思考。有时,他会来到钢琴边,即兴弹奏一曲。也只有在这个时刻,尼采的头痛才会消失,眼疾也不再复发。

尼采的母亲知道只有长时间的步行才能给他带来益处。然而,这项计划实施起来却很困难:只要尼采一走上大街,就会袭击路人,并爆发出阵阵怪叫。于是她立即减少了尼采外出的次数,因为她感到羞愧难当:她的儿子已经44岁,却仍然只会抬头咒骂天空,或是像熊一样地咆哮。在这样的情况下,她试着调整时间,领着尼采在傍晚时分出门散步,那段时间,夜光昏暗,路人稀少,尼采可以尽情喊叫而不影响别人。

但是很快,尼采的病情急转而下,身体状况的恶化成为他行走的障碍,背部的顽疾让他逐渐陷入了瘫痪的状态。在这样的情况下,尼采只得坐上轮椅,任由别人推着他行走、出行。他常常出神地凝望自己的双手,从左手望到右手,一看就是几个小时。偶尔,他也会倒拿着一本书,含糊不清地吐露几个词语。然而更多的时候,尼采不得不瘫陷在轮椅上,无法动弹,眼睁睁地看着周围的人恣意活动。这场重病让尼采重新成为一个孩子。他的母亲经常推着他到露台透气。从1894年秋天开始,除了几位亲人(他的母亲和姐姐),尼采认不出任何其他人,身体也变得一天比一天虚弱。他终日一动不动,蜷缩在轮椅里,目不转睛地看着自己的双手。此时的尼采极少开口,人们难得从他口中听到以下句子:“无论如何,还是会死的”、“我不会播撒马匹”、“不再拥有光明”。

尼采身体状况逐渐崩溃,这个过程缓慢,却又不可避免。他双眼深陷,眼神开始变得涣散。

他于1900年8月25日在魏玛逝世。

我很有可能成为后人眼里的一场劫难,所以,从热爱人类的角度出发,我真应该成为一个哑巴。室外

行走就是身处室外。人们常会把置身室外等同于“呼吸自由空气”。然而,行走却时常会颠覆常人的逻辑,甚至改变人们最习以为常的生存条件。

人们“出门”,其实只是从一处“室内空间”转向另一处“室内空间”:从家到办公室或是周围的小商铺。换句话说,人们出门,就是为了在别处做点其他事情。身处室外,也就成为一个过渡环节,成为分离“这里”和“那里”的屏障,其本身并没有实际价值。举一个常见的例子:我们几乎每天都会穿行在从家到地铁的这段路上,行走时,我们行色匆匆,心里想着私事和公务,在脚下生风的同时,双手已经伸向了口袋,紧张地检查着是否带齐了所有物品。这里,身处室外的概念其实并不存在,因为“室外”在这里只是充当了一条分隔的长廊、一条隧道、一间巨大的隔舱。

有时,人们出门是为了“呼吸新鲜空气”,具体来说,是为了逃离室内一成不变的摆设和沉重压抑的高墙,因为这一切都让人感到窒息。所以,当室外阳光明媚时,想要出门透气,沐浴在阳光下的想法就变得不可遏制。于是人们外出散步,为的是纯粹度过一段“身处室外”的时光,而不是急着赶往某地。此时,外出的人们尽情享受春风拂面所带来的生气和清爽气息,或是冬天残阳下的温暖。这是一段人们为自己保留的休闲时光。孩子们的出行也往往“动机单纯”。对他们来说,“出门”就是玩耍、奔跑、大笑。当他们成长为青年时,“出门”又意味着和朋友狂欢,远离父母,干一番自己的事业。然而,这里的身处室外同样是两处室内空间的转换,是一种过渡和承接。只不过这种外出比上面提到的外出来得要更加从容。

室外。

可是,当人们长途步行数日后,一切都会发生改变,秩序也随之颠倒。“身处室外”不再只是一个过渡环节,而成为一个稳定因素。虽然,行走者颠沛流离,不断更换住处和落脚点,但此时真正变化无常的却是“室内空间”:行走者不会在一张床上睡两次,每天晚上也会受到不同房东的招待。同时,由于环境、摆设、墙壁的不断更新,他们每天也会惊喜连连。

当夜幕降临,身心俱疲的时候,行走者就需要停下脚步,找个地方歇歇脚。此时,“室内空间”就成为下次旅程的起点和在室外停留更长时间的保障,换句话说,也就是中转站。

另外,人们清晨最初迈出的那几步总会给人带来别样的感受。在查阅完地图,选择好路线,请完假,整理好行囊,勘探完道路之后,行走者往往对前行的方向更加确定。事实上,所有的这些准备都预示着行走过程中那些滞留不前、转身重来、暂时停顿的时刻。因为在行走时,人们经常会停下脚步,查看自己的状态,有时甚至还会原地打转。然而,在经历完这个阶段后,行走者会发现道路敞开,步行时也更能控制节奏。他们仰起头,再次出发。这是一次为了行走和身处室外的远行,也是一个行走者所应该抱有的心理状态。此时,“室外”成为我们的生存因素:我们可以真切地感受到自己就居住在室外。表面上看来,我们从一处住所换到另一处,可是,真正持续并具有连贯性的是那些环绕着我们的连绵山峰。其实,是“我”一直围绕着山峦打转,在山边行走时,犹如在家中散步。从某种程度上来说,行走是审视自己居所的一种方式。那些穿行而过的地方是我们的必经之路,那些偶尔路过便遗忘身后的是露宿一晚的客房,晚餐一顿的饭馆;是寄生者,是游魂,却不是风景。

这样看来,“室外”和“室内”的巨大鸿沟似乎可以通过行走来跨越。然而,人们翻山越岭,穿越平原,最后在住所歇脚的说法是不正确的。因为事实几乎与此说法相反:几天以来,我栖居在一段风景内,逐渐把其占用,并将它打造成属于自己的天地。

于是,清晨,当我们离开休憩之地,双颊迎风,站立在世界中心之时,心中会涌起一阵别样的感受:这里才是我每天身居的住所,这里才是我在行走中会停下脚步的地方。缓慢

长久以来我一直记得他的话。当时我们正在意大利阿尔卑斯山脉一起攀登一段陡峭的山路。马特奥当年已经年过75,至少比我年长了半个世纪。但他仍然体态轻盈得像一卷丝线,双手硕大有力,脸庞消瘦,总是站得笔挺。行走时,马特奥喜欢折叠双臂,就像人们在感觉到寒冷时常会做的姿势一样。另外,他还总穿着一条米色长裤。

是他教会了我行走。然而之前我还在不断重申:行走是不需要学习的,因为它无关技巧和成败,也没有特定的规则。行走者要做的只是行动、重复以及专注。没有人不会行走:将一只脚放在另一只脚之前,便是正确的姿势。之后要做的只是选择适当的距离前往某处,前往任意目的地。随后便是一个循环的过程。

将一只脚放在另一只脚之前。

事实上,当我提到“学习”行走时,其实是因为一句话。那天,当我和马特奥行走在陡峻的山路上时,总感觉背后有一股无形的压力。一群吵闹的年轻人意图全速前进,赶超我们。他们故意把脚跺得很响,以示他们的存在。我们于是退到一旁,为这支喧闹匆忙的队伍让道。这些年轻人带着骄傲的笑容向我们道谢。正在这时,一直看着他们穿行而过的马特奥说了一句话:“他们走得这么快,就好像担心无法到达终点一样。”

我从这句话中汲取的道理是:在行走过程中,真正坚定的表现是一种缓慢的状态。我这里所说的“缓慢”并不完全是一个和速度相对的概念。它在此处指的是脚步的规范和划一性。这就是为什么人们常会用“滑行”,“双腿旋转、画圈”来描绘一个好的行走者。相反,一个不称职的行走者则会时而快速向前,时而全力加速,时而又突然减速。显然,他们的前行充满颠簸,他们的双脚也只能划出生硬的弧度。这些行走者通过陡然加速来完成全速前进,然而,速度的背后是一声声沉重的呼吸。虽然他们看似在运动中采取主动,实则是在身体的推动下被动做出选择。这就导致了这些行走者总是满脸通红,大汗淋漓。写到这里,我们不难看出:和缓慢相对的概念是匆忙。

当我们在山顶和这群“运动健将”再次相遇时,他们正围坐一圈,热火朝天地谈论着各自的成绩,同时进行着精密的计算。这幅场景让我不禁想到:这群年轻人走得如此匆忙,一定是为了有时间能够“休憩片刻”。“休憩片刻”,多么滑稽的表达。因为,如果我们驻足片刻,一定是为了欣赏沿途的风景,而这些青年却仍在发表着冗长的评论,做着无休止的比较。不久,我便和马特奥从容离去。

需要承认的是,速度常会给人带来“节约时间”的错觉。确实,肤浅的计算也频频印证了以上说法:在两小时内完成一件事情的确比三小时内完成要少了一小时。然而,这却是一种抽象的计算方式。这种计算方式的错误在于,人们误认为一天中的每个小时都像机械时钟上的刻度一样完全相同。

事实上,仓促和速度会加速时光的流逝,匆忙度过的两小时会缩短一天的长度。每个时刻都被肢解成零星的碎片,或是过度饱和,濒临崩裂。有时,人们甚至在一小时内就完成了堆积如山的工作。

缓慢行走的一天是漫长的,因为它能够延长时光,任由我们自由呼吸,并让每一小时、每一分、每一秒都更富有内涵,而不是一味地去填充每个时刻。“匆忙行事”是同时、快速地完成几件事情:先做这件,然后那件,再做其他的事。当我们处在这种状态时,时间濒临崩裂,此时它就像一只被塞满的抽屉,里面杂乱无章地堆积着各类物品。“缓慢”就是和时间完美贴合,让每一秒都连成一气,形成一串滴注,犹如细雨掉落在石间一般。不难发现,时间的延伸也会开拓空间的广度。这正是行走的奥妙之一:对风景的缓慢靠拢,让我们与它更为亲近。这和有规律的碰面会增进友谊是一个道理。这样看来,如果我们每天都面对一座山峰,每天都在不同的光线下欣赏它的壮美,那么它的棱角一定会变得更加分明、清晰。其实,当我们行走时,任何物体都不曾移动,山丘在不知不觉中与我们接近,风景也在悄然无声中完成了改变。我们在火车或汽车上看到群山慢慢向我们走来。我们的眼睛闪烁光芒,飞快转动,它自认为尽收眼底,并理解所看到的一切。然而,行走时一切都不曾真正移动过:事实上,是周遭的一切缓慢渗入了我们的体内。换句话说,行走不是单纯的靠近,而是周围事物逐渐植根于我们躯干的过程。

风景是一杯历久弥香、充满色彩和风味的好茶,任由身体浸泡其中。

出走的愤怒

(兰波)“我无法给您一个确切的地址,因为连我自己都不知道近来我将身处何方,也不知道将会走上哪条道路,前往何方,目的何在,以何种方式。”

对于魏尔伦来说,兰波是一个“把风当作鞋垫的人”。当年,年轻的兰波也说过:“我仅仅是个行人而已。”事实上,他一生都在行走。

行走时,兰波固执却又充满激情。从15岁到17岁,他行走是为了到达那些大城市:在巴黎这个充满希望的文学圣地,兰波在帕尔纳斯诗派中崭露头角,结识和他一样的诗坛新星。为了排遣当时令人绝望的

孤独

,兰波努力推广他的诗作,好让大家能够喜欢他;在布鲁塞尔,兰波在当地的新闻界一展拳脚。从20岁到24岁,他几次踏上前往南部的征程。每逢冬天又会回到家乡过冬,同时为下一次旅行做准备。他就这样无休止地穿梭在地中海的港口(马赛或热那亚)和沙勒维尔之间,面朝阳光,不断行走。从25岁直至他去世,兰波选择穿越沙漠,在阳光中前行。那段时间,他曾数次从亚丁横穿至哈勒尔。

一起来吧!行走、负担、沙漠、无聊和愤怒。***

在15岁那年,兰波在沙勒维尔倍感孤独和无用,在这样的心境下,不由被诗人之都巴黎所深深吸引。于是,怀揣稚嫩梦想的兰波选择了离家出走。他在8月的清晨步行出发,没有留下只言片语。大约在走到吉维的时候,兰波搭乘了火车。当时,兰波还是一个学生,他才学出众,但只能通过转卖书籍来获取一些微薄的收入。然而,这些收入根本无法支付他到达首都的全程车票。毫无疑问,当他到达巴黎斯特拉斯堡火车站时,警察早已在那里“恭候”多时。兰波被冠上偷窃以及不正当流浪的罪名,遭到逮捕,并很快被送到拘留所。经过裁定,兰波最终被押往马泽斯监狱。他的修辞学老师,那位著名的伊藏巴尔先生听闻此事后火速赶到,在火车站为他的学生支付了欠款,兰波随即被释放。由于战乱,当时所有前往沙勒维尔的线路被全部切断。兰波顺势前往杜埃,在他保护人的家中住下。他在那里度过了一段美好的时光,每天与文学为伴,享受着姐姐们的宠爱。然而这时,他的母亲却开始召唤他回家。

可是,回家还不足一月,兰波就开始转卖旧书,不久便再次离家。他先是坐火车,只身前往弗迈,随后沿着默兹河,步行穿梭在一些城镇之间(维勒、吉维),最后来到了比利时的沙勒罗瓦。

八天以来,我踏破短靴;

在布满碎石的小路上,走进了沙勒罗瓦。

在那里,兰波意欲在《沙勒罗瓦日报》谋得一职,可却遭到了拒绝。于是他在身无分文的情况下步行前往布鲁塞尔,希望在五十公里开外的比利时首都能再次投靠他的保护人:伊藏巴尔先生。

行行,两拳插入裂开的衣囊,

如今的外套也形成了理想。

在天底下走,女神缪斯,我原是你的崇拜者哟,

哦拉拉,有怎么样爱的光辉被我所梦见!

兰波就这样手插口袋,梦想着文学的荣耀和爱的滋养,愉悦地走完了这五十公里。然而,伊藏巴尔先生却并未现身。多亏老师的朋友杜让先生资助了兰波,才使他得以重新出发。但兰波却并未直接返乡,而是再次来到杜埃:他的新家。关于这段回忆,兰波记载道:“我有种回归自我的感觉。”在到达时,他还带了一首沿途创作的诗歌,他摇晃着手臂,一气呵成。诗歌的灵感来源于他离家出走的经历,并配上了所行道路的韵律。

这是一首表达幸福和描绘乡间客栈悠然、热情气氛的诗作。可以感受到,兰波对这次旅程很满意,因为他的身体与周遭融为一体,他的青春得以释放。

非常兴奋地,我在桌下展开双腿。

秋天,兰波在一片金色背景的映照下,继续每天行走。在一个个喜悦的夜晚,他把星空当帷盖,沿途露宿。

我的住家是在大熊星上,

我的星星于高空珊珊地作颂。

兰波小心翼翼地在大开面白纸上摘抄自己的诗句。当年他16岁,被来自新家庭的爱护所环绕,感到很幸福。然而,11月1日那天,兰波的母亲突然勒令伊藏巴尔在最短的时间内将儿子还给她,并放话说为了“避免开支”,她甚至不惜动用警力。

1871年2月,普法战争爆发。巴黎仍旧是兰波魂牵梦萦的对象,虽然第一次前往首都的时候,只有监狱的高墙和他相伴。在沙勒维尔,天气寒冷。兰波总是摆出一副不可一世的架势,故意把头发蓄得很长。那时,他常神气活现地在一些主要马路上踱步,嘴里还抽着烟斗,神情狂躁。其实,暗地里,他正悄然无声地筹备着自己新的旅程。这一次,兰波转卖的是一块银质怀表,这让他攒足了前往首都的车旅费。2月25日,兰波游走在巴黎的大街上,满怀激动地凝望着书店的橱窗,询问诗坛的最新动态。那段时间,他经常在煤油船里过夜,吃的也常是些残羹冷炙,尽管如此,兰波仍然疯狂地想进入当地的文学艺术圈。然而,那并不是一个适合谈论文学的年代:普鲁士人已经大举进攻,整个巴黎都笼罩在黑色旗帜的阴影下。当时的兰波饥寒交迫,肚子和钱袋一样空空如也。在这样的情况下,他不得不穿越敌人的阵线,步行返乡。有几次,兰波只得依靠农民小推车上的食物勉强度日。根据记载,当他在某个深夜回到家中的时候,“几乎赤裸着身体,并患上了严重的支气管炎”。

兰波是否在来年春天再次出发?是传说,还是事实?这是一个谜,人们可能永远都无法知晓答案。但可以肯定的是,兰波在得知巴黎公社统治巴黎后感到热血沸腾。作为一个共产主义组织的发起者,兰波在沙勒维尔就深刻地感受到了反抗的热潮。虽然出生在一个虔诚的教徒家中,兰波却成长为一名反对教权主义和维护共和政体的狂热斗士。随着巴黎公社的兴起,博爱和自由的思想开始深入人心,这让兰波感到心潮澎湃。他认为:“旧的秩序终被打破。”公社于3月正式掌权,虽然如今无从证实,但在4月,有人确实在巴黎看到过兰波。德拉哈耶回忆道,兰波申请入社,并主动加入了设在巴比伦的大本营,成为一名自由射手。兰波为巴黎公社奔波了两周,他乘煤油船来到首都,离去时却徒步返乡,途中饥寒交迫,贫病交加。

之后,兰波第四次(也可能是第三次)来到巴黎。对于这次旅行,他全情投入。1871年秋天,兰波17岁。这次他不再遮遮掩掩,甚至告诉母亲自己将远行。事实上,这几乎是一场官方旅行,因为兰波是受到魏尔伦的邀请前去的。之前,兰波曾把自己的诗作寄给魏尔伦,请他垂阅,后者读后被其作品深深吸引,回信道:“请过来,请尽快过来,珍贵而又高尚的灵魂。”另外,他的这次车旅费也是众人为其筹集的。兰波则带上他的《醉舟》只身前往巴黎,作为回报、筹码和佐证。

众所周知,兰波和魏尔伦从此开始了三年漫长的同居生活。他们的爱情刻骨铭心,充满激情:一起疯狂,生活动荡,曾三次在伦敦共同短暂居住,纵酒作乐,激烈争吵并快速和解。然而,在布鲁塞尔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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