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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乔治·奥威尔

出版社:上海译文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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奥威尔书评全集(中)

奥威尔书评全集(中)试读:

版权信息

书名:奥威尔书评全集(中)

作者:【英】乔治·奥威尔(George Orwell)

译者:陈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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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gital Lab是上海译文出版社数字业务的实验部门,成立于2014年3月。我们致力于将优质的资源送到读者手中。我们会不断努力,做体验更好、设计更好的电子书,加油!上海译文出版社|Digital Lab评约翰·梅尔的《一去不返》、威廉·奥布(1)利·达灵顿的《埃尔夫的新钮扣》

梅尔先生这本书描写的是可怕的政治丛林——它可以被称为左翼惊悚小说,有地下党、虐待、暗语、谴责、伪造的护照、密码信息等等,已经是广为人知的事情,成为“轻松”文学的合适素材。这是好事,因为惊悚小说的社会意义和政治意义大体上比《每日电讯报》的专栏文章或《潘趣》里的笑话还要过时。梅尔先生的小说里的男主人公并没有遇到通常那种戴着单片眼镜的密探和“国际无政府主义者”(在大部分惊悚小说里,“无政府主义者”和“共产党员”是可以互换的),而是发现自己被卷入一个秘密社团,它当然是虚构的,但或许可以想象它的存在。它的名字叫国际反对组织,成员是来自世界各地的心怀不满的人。左翼纳粹分子、俄国托派分子、英国顽固的保守党人聚集在一起,他们知道虽然各有各的目标,但他们的共同利益是推翻现有的体制。男主人公是一个撰写文学专栏的记者,因为谋杀了他的情妇而落入他们手中,而她正好是他们最倚重的密探之一。他的历险构成了一趟愉快的、梦幻般的度假之旅,尽是那些文学专栏的记者在现实生活里不会去做的事情——譬如说,在电话里进行勒索或谋财害命。书中采用了惊悚小说的惯用手法,但整体的基调很世故深沉:所有的罪行都没有得到惩罚,没有英雄救美,没有人怀着爱国热情。这是一本很有趣的书。我希望它能够被证明是一种新类型的惊悚小说的起点,在它的内容里有1920年之后的政治事件。《埃尔夫的新钮扣》是一本忧郁的复兴之作,标志着二十年前在开始时就已经有剽窃嫌疑的作品卷土重来。《埃尔夫的钮扣》获得极大的成功,先是以小说出版,然后被改编成一部电影。奇怪的是,我(2)记得没有人指出它抄袭了安斯泰的《黄铜瓶子》。但是,二者一脉相承的关系是很明显的。在安斯泰的书里,一个体面的年轻建筑师发现自己得到了一个瓶子,所罗门王将一个叛逆的魔鬼囚禁在里面。在《埃尔夫的钮扣》里,一个士兵发现他的军服上的一个钮扣是用阿拉丁神灯打造的。这两本书的幽默都有同样的来源——当普通人被赋予超自然力量时令人绝望的无助。安斯泰笔下的贺拉斯·文提莫尔只是想要摆脱那个一直给他献上一头头驮着红宝石的驴子的魔鬼,而埃尔夫的想象力只局限于成群的美女和成堆的啤酒。在这本新书里,埃尔夫还有另一个钮扣,能够在连续六个星期天赋予他六个愿望。知道了这些内容,不用说,你会猜到这些愿望会被胡乱挥霍掉。我不认为这本书能像前一本书那么成功。(1) 刊于1941年1月4日《新政治家与国家》。约翰·梅尔(John Mair),情况不详。威廉·奥布利·达灵顿(William Aubrey Darlington,1890—1979),英国记者、作家,《追求我的所爱》、《埃尔夫的纽扣》等。(2) 托马斯·安斯泰·格斯里(Thomas Anstey Guthrie,1856—1934),英国作家,代表作有《逃跑的傀儡》、《巨人的斗篷》等。(1)评肯尼思·阿洛特的《儒勒·凡尔纳》

这本书的最大缺点就是它的主旨含糊不清。表面上它是一本传记,但写一位作家的传记很难不去对他的作品进行批判性的研究,而阿洛特先生并没有从狭义的文学角度对凡尔纳的作品严肃地进行分析。因此,批评弱化为探寻“科幻作品”的起源,变成对科学时代的“控诉”和社会纪实,有时候与凡尔纳本人的生平并没有紧密的联系。

和大部分作家一样,凡尔纳是那种什么故事也没有发生的人。他年轻的时候曾想过出海,但几个小时后就丢脸地回来了。这件事可以说是他的最后一次冒险。在他晚年时,有一个自以为受了委屈的年轻人拿着一把左轮手枪打伤了他。凡尔纳在1848年想在巴黎爆发巷战的时候去那里,但由于所有的火车都被用于运送国民卫队而未能成行。从这件事你可以了解到希特勒说得很对:“百无一用是书生。”这件事和阿洛特先生的书里的其它内容表明作家们的私人生活要比他们的作品更加相似。在千姿百态的作品后面几乎总是相同的背景:神经兮兮、老是被追债的职业作家,房间里丢满了烟头,到处摆放着半满的茶杯,穿着晨衣在房间里踱步,挣扎着要写出一本书,却总是写不出东西。奇怪的是,像凡尔纳这么一个不像文人的作家背后却有为人所熟悉的十九世纪法国文人的历史。但情况确实如此——先是模(2)仿拉辛创作悲剧,得到维克多·雨果的鼓励,在一间阁楼里浪漫地挨饿。不过,凡尔纳没有情妇,因为他是一个虔诚的天主教徒。直到三十好几他才开始获得成功,虽然后来他挣得了惊人的财富,特别是那篇改编成戏剧的《环游世界八十天》。他于1905年逝世,他的生卒年几乎正好是第一列火车和第一架飞机的诞生之年。

阿洛特先生的主题是文学作品中科学崇拜与浪漫主义之间的关系。虽然后来他的心中产生了疑惑——譬如说,他并不是很接受进化论——但凡尔纳属于科学时代的早期,那个时期有大东方号和1851年海德公园示威,那时候的口号是“征服自然”而不是现在的“神秘的宇宙”。科学技术正在一日千里地进步,它们的狰狞面目还很少有人察觉。直到马克沁机关枪的发明,很难不将科学发明与进步等同起来。当时盛行的乐观情绪最好的体现是,1870年的战争对凡尔纳几乎没有造成影响。他觉得那只是恼人的中断,之后你可以继续你的工作。现代战争的灭绝性不仅还没有显现,而且很难去想象。但是,后来凡尔纳厌恶地看着现代帝国主义的崛起和对非洲的争夺。结果就是,他的书里不再有令人同情的英国人的角色。在他早期的作品里,这个角色总是频繁出现——一个古怪的角色,就像大部分十九世纪的法国小说里所描写的那样,穿着花格衬衣,大呼小叫:“好,好,好极了!”他们象征着凡尔纳对英国民族的实干精神和创造性的崇拜。

很难不将凡尔纳和赫伯特·乔治·威尔斯联系在一起。阿洛特先生并不喜欢威尔斯,并刻意对他进行责难。比起凡尔纳,威尔斯对科学更为推崇,但他属于一个不是那么自信的年代,在那个时候,面对螺旋星云的雄伟,人类的渺小要比他对大自然的主宰更加明显。威尔斯的早期浪漫作品没有凡尔纳那么讲究科学——也就是说,与当时已知的科学知识的联系没有那么紧密——但对科学更加推崇。如果你将《月球之旅》与《登月第一人》相比较的话,你会看到纯粹的文学角度和不以人类为中心的立场所带来的好处。凡尔纳的故事符合科学或非常接近科学。如果人类真的能够发射火箭摆脱地球的引力而乘坐在里面的人类能够经受住冲击的话,这种事情或许是可能实现的。威尔斯的故事纯粹是幻想,只是基于月球和其它星球可以居住这个想法。但它创造了自己的天地,读过之后很多年你还会记得那些细节。凡尔纳的作品最难忘的是氧气瓶的泄漏使得那些探索者出现了醉酒的症状——这是一个非常写实的细节。虽然阿洛特先生很努力,但以后除了小学生会去阅读《地心之旅》代替《达哈士孔的狒狒》之外,还会不会有人去读凡尔纳很难说。他想将科学指导和娱乐结合起来,并获得了成功,但这只局限于他的科学理论并不过时的时候。但是,他因为一部作品所引发的争议而一直名留文史。在《环游世界八十天》里——阿洛特先生指出它是基于一个爱伦坡式的故事——他耍了一个小伎俩:如果你朝东边环游世界的话,你会在旅途中多获得一天。这就引发了一个问题:“一架飞机在二十四小时之内环游世界一圈怎么办?”那些充满想象力的男生在《巫师》和《热刺》上展开激烈的辩论,他们或许从未听说过凡尔纳这个名字。这是一本有趣的书,虽然它的内容总是会偏离主题。里面的一些插图很好看,但是下面的说明文字却写得很糟糕。(1) 刊于1941年1月18日《新政治家与国家》。肯尼思·阿洛特(Kenneth Allott,1912—1973),英国作家、学者,代表作有《儒勒·凡尔纳》、《诗集》等。(2) 让·拉辛(Jean Racine,1639—1699),法国剧作家,代表作有《安德洛玛刻》、《阿达莉》等。评赫伯特·厄尼斯特·贝茨的《死者的美丽》、格林·琼斯的《威尔士短篇故事》、托马斯·欧文·比奇克罗夫特的《被遗弃的(1)父母》、凯莉·坦南特的《斗士》

每一个与书业有联系的人都知道短篇小说作品绝对是卖得最差的。去借书部想找“一本好书”的人总是说他们“不喜欢短篇小说”。当询问他们原因时,他们总是归结为精神上的惰怠。他们说每一个故事都要去熟悉新的角色太麻烦了,他们喜欢大部头的作品,可以“沉浸其中”,读完前几页之后就不需要费神。或许这个解释有其道理,但短篇小说的不受欢迎或许是大众意见毫无价值的一个例子,就像大家都喜欢松脆饼不喜欢松糕一样。但事实上那些不怕劳心费神的人也不喜欢短篇小说,在所有的高端杂志里,如果刊登短篇小说的话,读者会自动跳过,就像他们忽略广告一样。自从劳伦斯发表《英格兰,我的英格兰》起,已经过去二十年了,这一体裁似乎没有诞生出多少值得重版的作品,情况很是不妙,而盎格鲁-撒克逊人似乎曾经很擅长写短篇小说。有必要对个中原因进行分析。

我面前有三本短篇小说选集。《被遗弃的父母》要比另外两本格调低一些,但这三本书都有除了“惊悚故事”之外的英文短篇小说的突出特点。第一个特点是平淡无奇,或许最恰当的描述是“慢条斯理”。你会希望一则短篇小说要比一本长篇小说更加情感丰富和多姿多彩,就像你觉得跑一百米的速度应该要比跑一英里快。但事实上,几乎所有的当代短篇的显著特征是它们避免情感上的高潮和“故作清纯”与过于简而化之的风格,写的尽是“于是他继续往前走,然后来到了另一个地方”之类的内容。这种令人生厌的幼稚矫情在威尔士短篇小说和那些威尔士故事的译文里格外明显。现代短篇的另一个特征是几乎没有事件发生。它们根本算不上是故事。没有通俗的“情节”,没有结局,没有最后的出人意表。它们会在第一页或第二页暗示将会有某个大事件发生,开始读这些书就像你满怀希望去展览会上看表演一样,你最后会感觉上当受骗了。可以肯定,所谓的美人鱼其实是一头胖乎乎的儒艮,那个有纹身的女郎绝对不会脱光。情况几乎总是一模一样:一篇尽是关于无趣之人的白描,文风是平淡的短句,结尾是含糊的疑问。“惠特克夫人打开天竺葵上方的蕾丝窗帘。那辆汽车正消失在远方。”“‘你是一个好孩子,’他喃喃道。两人亲吻着,但玛希心里想的是,如果这个星期就得还房租的话,他们得当掉丹尼的晚装。”似乎语焉不详的含糊内容已经成为一种风气,或许在许多情况下只是掩饰无法构建情节的缺陷。凯瑟琳·曼斯菲尔德的风格似乎弥漫于过去二十年来的大部分短篇小说中,虽然她自己的作品已经几乎被遗忘了。

现在让我们看一看更早一些的英国和美国的短篇。当然,每个人心目中都有不同的“最好”的故事,但我认为下面这张清单能够被普遍接受:《活埋》(爱伦·坡)、《到蒂明斯家略进晚餐》(萨克雷)、《败坏了哈德利伯格的人》(马克·吐温)、《咩、咩、咩,黑山羊》(吉卜林)、《走投无路》(康拉德)、《显微镜下失足记》(赫伯特·乔治·威尔斯)、《死者》(詹姆斯·乔伊斯)、《英格兰,我的英格兰》和《狐狸》(戴维·赫伯特·劳伦斯)、《雨》(萨默塞特·毛姆)。这些故事各不相同,但它们与赫伯特·厄尼斯特·贝茨先生擅长写的那些平淡无奇的故事的差别更大。上面的清单有十篇故事,有两篇描写的是荒唐无稽的内容,一篇在故作惊人之语,一篇让人觉得毛骨悚然,两篇赚人热泪。大部分故事没有嫌弃旧式的“情节”——譬如说,《狐狸》的情节就像是出自埃德加·华莱士的手笔——有的故事篇幅太长,不适合刊登在当代的杂志里。有几篇故事偏离了主题,现在的人会认为不可原谅。它们都有某种趣味,是那种无论故事会以一千字还是以一部长篇小说告终都不在乎的人写出来的。而且,它们的作者都很了解自己的读者群体,或认为挣不到钱是天经地义的事情,而且它们都是二十年前的作品。或许你会得出这么一个结论:现在是短篇小说极其不幸的年代。这种体裁更适合有闲的时代,那时候情绪更加高涨,钱包更加宽裕,杂志的版面更多,悠闲的读者也更多。

在前面我所批判的短篇小说家中,赫伯特·厄尼斯特·贝茨先生是一个能干的写手,或许是当代最能干的写手。你能从他这本书中的第一个故事里了解到他的长处和缺点,这或许也是整本书最精彩的故事。它讲的是一个做柜子的老人,对家具怀有艺术热情,他的妻子因为缺乏照料,吃的是冷米布丁,喝的是淡茶,慢慢地饿死。她喜欢瓷器,与丈夫对家具的热爱相映成趣。临终时她躺在冷冰冰的卧室里,而他就在楼下做她的棺材,做得非常精致。她明白这就是他爱她的方式,强烈反对就医。故事的结局是妻子死去了,丈夫决定在坟边摆上她最喜欢的瓷器。就是这样——没有严格意义上的故事,只有“氛围”和“角色”。这本书的其它故事都很相似,不过有一篇,讲述了一个女孩出于同情嫁给了一个装着木假腿的男人,要比其它故事更像是一则故事。那些威尔士故事出自不同的人的手笔,但它们出奇地相似,带有典型的威尔士色彩(尸体这一主题总是很显眼),只有迪伦·(2)托马斯的一篇故事是例外,他是威尔士人出身,但没有民族主义情感。比奇克罗夫特先生的故事只是尝试写出“通俗”水平(一位老妇一边喝着生烈啤一边讲述生平的事迹等等),而他写得还不赖,或许比起威尔士作家的平均水准并不逊色。但是,噢!欧·亨利和威廉·魏(3)马克·雅各布的日子已经过去了,那时候即使是最平淡无奇的故事也有开头、中间和结尾,在最后一段会峰回路转,不会被认为很庸俗。《斗士》是一本关于澳大利亚的长篇小说,描写的内容并没有真实的情况那么有趣。即使是一本关于澳大利亚的非常蹩脚的小说,如果它能够真实地描写当地的风土人情,也能够被人接受。但是,《斗士》并不是一本蹩脚的小说。或许它的文笔很糟糕,有几处地方流露出女性对于污言秽语的羞怯,但它自始至终的情感是真诚的,而最重要的是,它的题材崭新而有趣。它描写了英国人从未听说过的一个社会阶层:澳大利亚的乡村无业游民,一家人乘着摇摇欲坠的马车或大篷车,偷盗农场主的绵羊,有时候靠干剪羊毛或摘水果等零工维持生计。他们其实就是流浪汉,但因为他们生活在一个更加富裕和民主的国家,他们不像英国的流浪汉那么卑劣和穷苦。他们有着游牧民族的许多特征——喜欢打架和酗酒,痛恨权威和鄙视定居的农民。政府说他们代表了真正的澳大利亚人,而他们越来越像土著人,与他们共同生活和通婚。不幸的是,她没有告诉我们这些热情的被放逐者在澳大利亚的人口中所占的比例。但是,这是一本值得一读的小说,要是像这样的书能多几本,我们对各个自治领就不至于如此无知。(1) 刊于1941年1月25日《新政治家与国家》。赫伯特·厄尼斯特·贝茨(Herbert Ernest Bates,1905—1974),英国作家,代表作有《对莉蒂亚的爱》、《我的叔叔西拉斯》等。格林·琼斯(Glyn Jones,1905—1995),威尔士作家、诗人,代表作有《龙有双舌》、《苹果岛》等。托马斯·欧文·比奇克罗夫特(Thomas Owen Beachcroft),情况不详。凯瑟琳·凯莉·坦南特(Kathleen Kylie Tennant,1912—1988),澳大利亚女作家,代表作有《斗士》、《快乐的罪人》等。(2) 迪伦·玛莱斯·托马斯(Dylan Marlais Thomas,1914—1953),威尔士诗人,代表作有《夜疯狂》、《死亡没有疆界》等。(3) 威廉·魏马克·雅各布(William Wymark Jacobs,1863—1943),威尔士籍英国作者,擅于撰写幽默故事,代表作有《驳船上的女士》、《水手的绳结》等。(1)评休·斯拉特的《国民自卫队必胜》

这本书是迄今为止发行的国民自卫队手册里最棒的,内容主要涉及军事技术,但最后两章谨慎地提到了与军事组织密不可分的政治问题。它所提到的改革都意味着将国民自卫队变成一支人民军队,摆脱思想还停留在机关枪时代之前就退休的上校的控制。回首去年夏天,很难说在多大程度上是有意为之还是英国的阶级结构造成的不可避免的结果,以至于指挥官的职位毫无例外都被中产阶级和上流阶级所掌控。但情况就是这样。结果呢,原本会是坚定的反法西斯军队成为正规军的附庸,他们虽然爱国,却在政治上保持中立。无论今年有没有侵略发生,国民自卫队将决定自己是什么性质的军队,并明确它的政治和纯粹的演变,各个因素互相影响制约,就像齿轮咬合一样。

斯拉特先生花了一章讲述与操练有关的一个难题。英国军队的训练可以追溯到十八世纪,与现代战争没有直接的联系,可谓臭名远扬。一个新丁要花几个月的时间去匍匐前进和端枪,然后才去学如何瞄准。虽然战场上的失利总是会迫使更加切合实际的观念得以贯彻,但在战斗间隙和两场战争之间,对立正和打屁股的强调总是会卷土重来。国民自卫队对操练的意义存在争议,有时候意见的分歧要比表面上所显示的更加深刻。确实,思想反动的人会认同“吐吐口水擦擦亮”,而思想左倾的人对这场战争持游击战的态度。这一区别的细节乍一看很可笑。现在如果你相信英国应该宣布它的战争目的和希特勒将被欧洲的革命力量击败,你或许会相信士兵应该以最小的弧度将左脚跟与右脚跟并拢。如果你认为“我们唯一的目的就是战胜德国佬”和“只有死掉的德国人才是好人”,你或许会相信左脚应该抬到空中,响亮地与右脚并拢。在西班牙内战时期这个问题在拥护共和国的军队里进行了漫长的争执。为了将国民自卫队改造成半革命的人民军队,斯拉特先生自然对敬礼和擦亮钮扣持有敌意,但作为一个士兵,他意识到军事效率离不开纪律,而纪律或许与训练不可分割。无疑,士气总是和所谓的“士兵的装束”联系在一起,甚至与一些服装细节联系在一起,譬如说,大部分人勒紧腰带时会更有勇气。因此,斯拉特先生呼吁一种以士兵们必须完成的事情为基础的崭新的训练,比如说跳上和跳下卡车,从一个陡峭的位置扔手榴弹等等。无疑,这些内容最终会发生演变,但只有经过强烈的反对才会发生。几年前英国士兵开始三人并排走正步而不是四人并排,就是朝这个方向迈出的第一步。

这本书的大部分技术内容讲述了巷战、坦克战和伪装,内容很精彩,而且已经被国民自卫队的指挥官用于教学。写得最糟糕的一章讲述了德国人可能采取的侵略方案。它排除了每一个可以被想到的会造成毁灭性后果的方案,或许造成了盲目乐观的后果。但这本书的整体效果是好的。斯拉特先生和奥斯特利园训练营与赫灵汉姆训练营的同仁在去年夏天为重振士气发挥了重要作用,这本书是同一进程的延续。它只卖半克朗,那些图解很醒目详实。(1) 刊于1941年2月15日《新政治家与国家报》。汉弗莱·理查德·斯拉特(Humphrey Richard Slater,1906—1958),英国作家,代表作有《国民自卫队必胜》、《海峡天堑》等。评约翰·鲁林·里斯的《英国是我的村庄》、尼娜·菲朵洛娃的《家庭》、丹·威肯登的《行尸走肉》、布鲁斯·马歇尔的《颠(1)倒的大利拉》

在上面所列出的书目中,第一本书是所谓的短篇小说合集,与一起评论的另外三本小说不属于一类,或许我可以对我之前关于短篇小(2)说的评论加以补充,因为我实在是受不了普里切特先生的烦扰。

我们似乎不值得费心去区别“情节”、“事件”、“叙述”、“行动”等概念。我要说的是,如果一篇文章要被称为故事的话,它必须有事件发生。譬如说,一篇描写风景的文章就不是故事。里面必须有某个事件,情景的变更,必须有足够多的惊讶元素,让读者没办法猜到结局——或许不一定无法猜到,但无法预见它会如何发生。我选出了《行尸走肉》,是因为抛开它的氛围和角色塑造,它是一个非常好的故事。如果由阿加莎·克里斯蒂来写的话也会是一个很好的故事。里面有事件发生,有一个重大事件,一个男人的生命里程碑。一个善良的、唠唠叨叨的白痴,脑袋里都是浆糊,却很有自尊心,突然间意识到,或者说醒悟到一个死人要比自己更有活力。普里切特先生指出乔伊斯的另一个特点是《格蕾丝》里面有精彩的对话,但在我看来它并不是一个故事。它的结尾并没有缘由,如果你不知道的话,我相信你会以为它还没有写完。

对每一个故事都要求有一个事件并不表示要有强奸、谋杀或往下巴挥出一拳。它可以是一件很小的事,只要作者觉得它很有意义,并能把它写得很有意义就可以了。但这就涉及到天分和真诚的问题。凯瑟琳·曼斯菲尔德或许师从的是契诃夫,擅长描写那些只是小打小闹的精神上的历险。大体上她的作品很难成为传世之作,但你只会觉得她的品位不是太好,而不会觉得她的情感并不真挚。她的创作时期正值文学的周末时光,那时候虽然有战争,但外部世界还没有侵入小说家们的玫瑰花园,那些过于敏感的人的小小不幸就能够占据她的视野。当一枚燃烧弹落在一辆婴儿车上成为司空见惯的事情时,赫伯特·厄尼斯特·贝茨与其他人仍继续撰写那一类型的故事则是另外一回事了。即使如此,凯瑟琳·曼斯菲尔德的许多作品如果不是以小说为体裁的话仍会是更好的作品。一个好例子是那个莫斯小姐的故事。她是一个胖乎乎的女演员,事业失败,几乎就要沦落街头。故事里没有惊奇元素,或几乎没有。如果它只是一则关于一个女人想要去当妓女的临床研究会更好一些。我认为它与《英国是我的村庄》都引发了一个问题——许多自称为短篇小说家的人放弃这一困难的创作形式,专门去写不假装是一则故事的描述性或叙述性的作品会不会比较好呢?

约翰·鲁林·里斯是一位年轻的飞行员,去年秋天在执行任务时去世了。他之前也写过几本书,但这本书是他在死后出版的,显然不是他修改的。它的内容是一些零星片段的合集,或许最好称之为描写片段。有些是第三人称,大体上是以故事的形式进行讲述,但它们都互相联系,有自传的性质,大部分内容都有同一个飞行员和同一个女孩出现。在我看来它们的优点是不把单独一个事件包装成故事。一个飞行员、一个水手或其他过着积极活跃的生活的人见到了许多值得讲述的事情,如果他碰巧能够动笔写书,只是通过记录,而不加入任何内容,他就能够带给读者在观看一个技术高超的铁匠或木匠干活时同样的快乐。约翰·鲁林·里斯或许并没有过人的创造力,或许只是一个平庸的“平铺直叙”的小说家,但他对飞行充满热情——他当过商业航空公司的飞行员,还是英国皇家空军的飞行员——与此同时,他过于敏感,无法将悲剧视为理所当然的事情。他所写的一切都充满了蓝天的魅力,但奇怪的是,这夹杂着一种超越了死亡前兆的忧郁。任何记得三十年前的事情的人一定都知道飞机并没有满足人们的期盼。直到莱特兄弟将他们的机器飞离地面五十九秒钟之前,人类“征服”天空一直被视为一个奇迹,人们认为未来的飞行员会像超人那样如同雄鹰一般在云间穿梭。赫伯特·乔治·威尔斯早期的故事尽是这些天神般的人物。事实上,飞机突出的特征就是噪音、危险和昂贵。操作飞机的人就像土道骑师和赛车手那样都是年轻健康而且反应灵敏的人,理解内燃机的原理,但不一定拥有思想。在地面上的人们的眼中,飞机只是会朝你扔炸弹的东西;对于乘客来说,主宰一切的就是那震耳欲聋的噪音。对于飞行员来说,显然,飞行意味着压力、疲惫、寒冷和时时刻刻都意识到危险。这本书里几乎每一篇文章都是一个恐怖故事,从轰炸机飞行员即将出发长途奔袭德国时能够加以控制但仍然能够被察觉到的恐惧,到新型飞机突然失去控制时试飞员的黑暗恐怖。弥漫着整本书的忧郁还有另一个原因——他知道一个飞行员的活跃年头,即使他运气好没有被杀的话,比一个拳击手的生涯长不了多少。在书的开头有一段非常有感染力的描写,上一次战争的年轻英雄二十年后成了一个卑贱的红脸醉汉。那段降落伞降落的描写也非常精彩。按照目前的书籍的水准,这是一本非常出色的作品。

我的清单中的另外三本书都是平庸之作,但《家人》是最好的一本。它是人们所说的“有价值的书”,不是我喜欢的那类小说,但我承认它是一本好书。它描写了一间俄国难民在中国经营的寄宿旅馆,形形色色的人们来来去去,由此刻画出一个龙蛇混杂的社会“全景”。《行尸走肉》是一部几乎不堪卒读的作品,描写一个身边围绕着极其无趣的人的美国少年。在书里作者对每一个琐碎的细节都发表了评论,而且过分地进行强调,给人一种大猩猩在弹钢琴的感觉。另一方面,《颠倒的大利拉》的文风很精致,但它的题材却很傻帽。故事发生在战争早期僵持阶段的一座法国庄园,几个英国军官把守着炸药库。他们目睹了许多神秘的事件,最后谜团是如何解开的我不会透露,但内容很荒谬,给人一种不真实的感觉。这本书有一些色情描写。一个十八岁的女生在追求一个中年男人,尝试挑逗他,说着类似“我脱光了你会兴奋吗”这样的话。但是,最后什么事情也没有发生。这本书的作者并不清楚自己想写些什么。我所提到的这三本小说是从一些作品中挑选出来的,其它作品要比它们更糟糕。我必须记录下我的看法,如今出版的小说水平都非常糟糕,或许是我的记忆中最糟糕的。想到德国出版的小说或许更糟总算能够带来一丝安慰。(1) 刊于1941年2月22日《新政治家与国家报》。约翰·鲁林·里斯(John Llewlyn Rhys),英国作家,于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执行飞行任务失事,其遗孀以他的名义创立了“约翰·鲁林·里斯文学奖”。安东尼娜·莉亚萨诺夫斯基(Antonina Riasanovsky,1895—1985),俄国女作家,笔名为尼娜·菲朵洛娃(Nina Fedorova),代表作有《家庭》、《孩子》等。丹·威肯登(Dan Wickenden),情况不详。布鲁斯·马歇尔(Bruce Marshall,1899—1987),苏格兰作家,代表作有《夜里的窃贼》、《玛拉奇神父的奇迹》等。(2) 维克多·索顿·普里切特(Victor Sawdon Pritchett,1900—1997),英国作家、评论家,代表作有《生命由你做主》、《西班牙的风暴》等。(1)评休·斯拉特的《国民自卫队必胜》

德国入侵的危险不再是它有可能一举征服英国。或许德国人失去了实现这一点的机会,除非耗尽英国的海军力量和空军力量,它不会再获得这种机会。危险的事情是,一场侵略,即使没有希望获得成功,或许也会形成一场大规模的骚扰性空袭,造成瘫痪。因此,如果侵略发生的话,问题的关键不是战胜侵略,而是要迅速战胜侵略,在最初的几个小时,国民自卫队或许将会非常重要。关于国民自卫队的政治立场有很大的争议(民主的人民军队,中产阶级的民团,还是毕灵普分子的玩物),无疑,没有必要说清楚斯拉特先生的立场。他的书既是一本政治宣传册,又是一本关于战术和武器使用的技术手册。但他非常敏锐,并没有这么说。如果他这么做的话,他所针对的特别的团体就不会想去读他的书了。

去年夏天国民自卫队的突然出现是一个民主的姿态。与此同时,一支这种类型的地方性业余军队一定是纯粹的步兵,去年的战斗似乎表明步兵如今已经没有用处了,只能用来巩固其它部队攻占的地方。自从后膛式步枪发明之后,民主事业似乎越来越绝望,因为决定性的武器被越来越少的人所拥有。我们现在已经来到了只有五个国家(德国、英国、美国,或许还有苏联和日本)能够发动大规模的持久战的历史阶段,而这五个国家里有三个是极权主义国家,另外两个必须驯服它们的民主制度,让自己有更高的战争效率。但是,民主国家对现代机械化部队的回答是全民武装、纵深防御和几样原始但有效的武器的重新出现。军事专制主义的象征是坦克,人类所能够想象出的最可怕的东西。但是,几乎任何规格的坦克只消用几磅重的手雷就能炸上天,只要有勇敢的人去扔手雷就行了。这也取决于政治和社会条件,也就是群众能感觉到他们在为了什么而战斗。我们还不知道这种民众抵抗是否会是决定性的,但证据表明它至少能够起到非常大的作用。除非国民自卫队在最后关头遭到破坏——譬如说,官方或许会在最后关头退缩,不发放必要数量的武器——否则他们至少能够延缓入侵军队的集结,即使当真正的战斗开始时他们并不会取得多大的战功。

但是,如果他们能立下战功,在很大程度上那是因为斯拉特先生(2)本人,还有托马斯·温钦汉姆和他的同仁们以及军队基层的年轻人过去几年来在多间国民自卫队培训学校努力争取的结果。如果说国民自卫队初次组建时就落入了老迈的毕灵普分子的手里,这并不算泄露军事秘密。这些人纯粹根据社会背景由上面指派的,如果由他们继续掌控的话,会将国民自卫队完全扼杀。这些老头子大部分人不仅反对游击战思想,而且反对任何现代武器的训练。有的人希望城镇的国民自卫队没有武装,只是作为辅警用于对付“煽动分子”。一位负责保卫军事要地的将军在对士兵讲话时一开始就说他当了四十年的兵,接着还说他“不相信什么匍匐前进的把戏”。奥斯特利园培训学校在对抗这种事情上起到了重要的反制作用。来自全国各地的数以百计的人每星期都会到这里学习,离开时学会了从实战而不是操练场去看待战争。《国民自卫队必胜》的大部分内容是在那里传授过的讲座内容的重新编排。一部分内容很基础,其它内容纯属臆测或过于乐观。这本书大体上或许过度依赖西班牙战争的经验。但它有很多实用的信息,而且是一本突出的反毕灵普分子的宣传册。关于巷战、坦克战、巡逻等内容预示着国民自卫队将演变成真正的人民军队,一支拥有自我思想的军队,知道自己为了什么而战斗,并且接受他们自己选出的军官的指挥——至少能够让他们自由作出选择。

斯拉特先生在书的最后提出了重要的一点,那就是,我们应该根据现代战争演变出某种正规训练,而英国军队的大部分训练仍以弗雷德里克大帝时的战争为依据而设计。目前,德国有可能在几个星期后就实施侵略,而国民自卫队的业余志愿兵还在操练向右转、向左转、向后转和拼刺刀。他还提出几项关于国民自卫队的地位的改变,都是要求进一步民主化。其中最重要的是建立由平民主导的国民自卫队委员会,为军阶较低的军官阶层提供薪酬。目前,任何军阶在军士以上的职位实际上只能由拥有丰厚收入的人承担。无疑这就是从一开始就宣布参加国民自卫队完全没有薪水的用意。这么做一定会让资产阶级出身的人占据军官的位置——这种情况在任何军队里都会发生,譬如说,就连西班牙的早期民兵部队情况也是如此——它给予了英国在资本繁荣的那几年造就的大腹便便的“食利阶层”和“退休人员”特殊的机会,这是很要命的。这些人仍然在国民自卫队中占据了大部分指挥官的位置。在危急时刻他们将会被扫到一边,但我们不希望他们的无能让我们付出血流成河的代价。如果连排指挥官能领到俸饷并经过考核筛选的话,他们立刻就能被踢出去。

国民自卫队忠实地反映了在英国进行的民主与特权的斗争——有时候显得很绝望,也有时候看似几乎已经取得了胜利。这本书是站在民主的立场的很有力而且很深刻的抨击。它从战争的技术层面表明了封建国家的军事缺陷和只有民主社会主义才能抗击法西斯主义。即使是那些对军事题材不感兴趣的人也可以将它当成间接的政治宣传去读。(1) 刊于1941年3月《地平线》。(2) 托马斯·亨利·温钦汉姆(Thomas Henry Wintringham,1898—1949),英国军事史家、作家,代表作有《人民的战争》、《自由人的军队》等。评弗朗兹·霍勒林的《保卫者》,拉沃生译本;阿尔弗雷德·纽曼的《人民之友》,诺(1)拉·维登布兰克伯爵夫人译本

虽然历史不会重复自己,但它总是制造出如此相似的情况,有时你单凭经验法则就能够可以预测接下来会发生什么事情。因此,每一次左翼革命你都可以肯定温和派迟早会推翻极端主义者,并建立起他们自己的暴政,它要比革命所摧毁的旧的暴政好一些,但也好不到哪里去。镇压巴黎公社是《人民之友》的主题,淋漓尽致地体现了这一点。法兰西第三共和国无疑要比拿破仑三世的王朝好一些,却以现代最血腥的屠杀开始其七十年的统治。奇怪的是,这次屠杀在英国人的回忆里并没有留下深刻的印象,这无疑是因为被屠杀的都是平民。我不知道有哪一本英文小说在描写巴黎公社,而这本书的译本从英文的角度看存在着缺陷,以为普通读者很了解巴黎公社的情况。(2)(3)

虽然故事里面有真实的人物——布朗基、罗什福尔、克莱孟(4)(5)梭和不是很有必要的魏尔伦——但这部小说的中心主题是公共利益与私人利益之间的矛盾,而在革命时期,这个矛盾总是以最尖锐的形式出现。故事的主人公,如果他可以被称为主人公的话,是一个十六岁的少年,名叫皮埃尔·卡格农克,是典型的巴黎浪荡子,高喊着(6)“甘必大万岁!”开始了革命生涯,并骄傲地凿掉商店橱窗上象征帝(7)国的“N”字母,几个月后成为巴黎公社恐怖的检察官拉乌·里果的政治密探。皮埃尔一直在职责与道义之间进退两难。他爱上了一个资产阶级的年轻女士,她岁数比他大,是法国皇室的一位部长的情妇。当然,大家都认为她准备阴谋反对共和国和巴黎公社,皮埃尔一被发现和她的关系就被分配了最卑鄙的任务:对她实施监视。他知道她是无辜的,但他只能通过阳奉阴违的方式去保护她。直到他死去时(8)——被梯也尔的士兵从脑后开枪,这些士兵总是先开枪再提问——他才开始认识到革命的忠诚总是意味着放弃道义,而他的英雄里果在普通人的心目中其实就是一个恶棍。

作者只是陈述了革命与生俱来的道德困境,没有尝试去解决这个难题。民主只有在变得不民主的情况下才能保卫自己。虽然巴黎公社确实杀了不少人,并由那些残酷无情的人充当领袖,他们准备好了实施白色恐怖和政治间谍活动,却似乎犯下了过于温和的错误。他们没有查封法兰西银行,而且从来没有好好利用过人质。在他们绝望的时刻,一方面得对抗梯也尔,另一方面得对抗普鲁士人,代表们经过争论后通过了一则动议,反对单独囚禁政治犯,因为“那正是我们要抗争的事情”。但是,巴黎公社并不是因为过于人道而失败的,不管怎样,它都不可能生存下去,无论它如何挣扎,它一直带有就像是一艘沉船或一个死囚牢那样的病态的吸引力。如果你对那个时期和它的风云人物有所了解,这本书会带给你悲剧的感觉。但对于一个英国读者来说,它的缺点在于政治背景被视为理所当然应该有所了解的事情。(9)但不幸的是,很少有英国人知道菲利克斯·比亚特是谁或布朗基如何与马克思产生分歧。巴黎围城的惨绝人寰困境,以气球为岗哨,城里的人吃大象和老鼠充饥(棕老鼠一只卖2法郎50生丁,黑老鼠的售价稍低),这些虽然对于法国人来说只是陈年旧事,但如果有过一本关于巴黎公社的英文小说的话会更加感人。

另一本历史小说《保卫者》要比《人民之友》写得更好,但它未能做到同样的超脱。它描写了1934年对奥地利社会民主党人的灭绝行动,这件事情刚刚发生而且富有争议,无法成为真正的悲剧。巴黎公社仍留在活着的人的记忆里,它是一个现代事件,通过照片的形式得以记录,却又是在很遥远的从前发生的,回忆的时候不会带着愤怒的情绪。1934年的维也纳大屠杀就不是这样,它是过去十年的肮脏历史中最愚蠢和最卑鄙的暴行之一。霍勒林先生从社会民主党人的角度进行描写。在1934年,奥地利的社会主义者真心相信和平演变,并以他们在市政选举中的成功作为这一想法的佐证。他们被保安武装和其它妄图建立“父权”独裁体制的反动力量一步步逼到发起暴动的地步。他们的领袖有着和民主体制的政客一样的缺陷,一次又一次地阻止他们进行抵抗。最后,政府废除了宪法,阻止议会召开大会,逮捕了大部分社会主义者领导人,并将保安武装调到维也纳,声言要“进行清洗”。数千名信奉社会主义的普通士兵挖出他们填埋的武器,并抵抗了几天,不是为了革命,只是为了捍卫共和国。极端爱国主义者和天主教保安武装在墨索里尼的资助下用大炮将他们炸得粉碎,而这么一来,他们消灭了与纳粹政权进行斗争的唯一的盟友。《保卫者》的主角是一位年轻的工程师,他是一个社会民主党的“地下党员”,和一个与旧贵族出身的男爵订婚的中产家庭的女孩有过短暂的恋情。但是,最让人同情和最有趣的人物是一个臃肿的交响乐团鼓手,有着敏锐思想和英勇情怀的胖子,但大腹便便的形象让他无法成为一个被严肃对待的人物。那个男爵是一位自由主义政治家,一个政府里面的小官员,他的性格更加复杂,是上一次战争的遗民。那场战争的恐怖从未远离他的回忆,而这件事是年轻一代无法理解的,他们认为他只是一个以自我为中心的贪图享乐的人。他渴望摆脱政治,回到他的乡村别墅,回到古老的封建生活,呆在那间有小教堂和葡萄园的城堡里,虽然他隐约意识到纳粹分子、天主教法西斯分子还有社会主义者正将那种生活摧毁。作为社会主义者绝望的斗争的背景写照,书里有一间咖啡厅,那些被剥夺了财产的知识分子——音乐家、作家和律师——在那里聚会,他们失去了经济基础,无所事事,只会吵架、做爱、讨酒喝和谈论业已消失的“战前”维也纳。霍勒林先生对所有这些人都抱以同情,就像对待社会主义者们一样,但这就是如今所能做到的最大限度的中立。纳粹分子、保安武装和天主教政客也有他们的观点,但对于所有关心民主的人来说,要表明这一点为时太早了。(1) 刊于1941年3月15日《新政治家与国家》。弗朗兹·霍勒林(Franz Hoellering,1896—1968),德国记者、作家,代表作有《国家》、《保卫者》等。拉沃生(L Lewisohn),情况不详。阿尔弗雷德·纽曼(Alfred Neumann,1895—1952),德国作家,代表作有《危险人物》、《爱国者》等。诺拉·维登布兰克(Nora Wydenbrunk),情况不详。(2) 路易·奥古斯特·布朗基(Louis-Auguste Blanqui,1805—1881),法国社会主义者,巴黎公社领导人,曾担任巴黎公社议会主席。(3) 维克多·亨利·罗什福尔(Victor Henri Rochefort,1831—1913),法国政治家,第二共和国议员,《马赛报》创始人,同情巴黎公社运动。(4) 乔治斯·本杰明·克莱孟梭(Georges Benjamin Clemenceau,1841—1929),法国政治家,一战时法国领导人,曾于1906年至1909年,1917年至1920年担任法国总理。(5) 保罗·马利·魏尔伦(Paul-Marie Verlaine,1844—1896),法国诗人,代表作有《月光曲》、《忧郁诗篇》等。(6) 莱昂·甘必大(Léon Gambetta,1838—1882),法国政治家,曾于1881年至1882年担任法国总理,保卫第三共和国的共和体制,反对帝制复辟。(7) 拉乌·里果(Raoul Rigault,1846—1871),法国革命家,巴黎公社成员,曾担任巴黎公社检察长,推行革命恐怖政策,在保卫巴黎公社时牺牲。(8) 马利·约瑟夫·路易斯·梯也尔(Marie Joseph Louis Thiers,1797—1877),法国政治家,普法战争失败后法国临时政府首脑,镇压巴黎公社革命,曾担任法兰西第三共和国总统。(9) 菲利克斯·比亚特(Félix Pyat,1810—1889),法国记者,曾参加巴黎公社革命。评阿托罗·巴里亚的《锻造》,彼得·查尔莫(1)斯·米切尔译本并作序

巴里亚先生在西班牙内战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但这本书并没有描写这场战争,只是记述了他直到十八岁的生平。但是,从某种意义上说,那场战争就存在于书中。他所描写的暴力、活力和可怕的贫穷都是斗争的背景,而且在他的故事几乎每一页里,总是在描写拥挤的街道、炽热的日头、衣衫褴褛的孩童和堆满了驴粪的院子,让人想起了后来那场我们许多人被深深地打动却不幸没有多少了解的悲剧。

一个突然间从马德里的郊区被卷入英国内战的西班牙人一定会对大部分问题产生误解,而卷入西班牙内战的外国人也是如此。不过,像西班牙这样的国家,它的社会、政治和宗教斗争要比英伦三岛的斗争更加容易理解,而且,或许巴里亚先生在不经意间透露了这一区别。他描写的是一个非常贫穷的国家,在过去一个世纪里从未有过政治稳定。可以这么说,每件事都是在明里进行的。工人与老板之间的斗争、农民与放高利贷者之间的斗争、蒙昧主义与思想自由之间的斗争,都是显而易见和毋庸置疑的事情,没有任何事情起到缓冲作用,没有包容和妥协的传统,没有自由主义的贵族阶级或开明的教会人士。巴里亚先生是一个洗衣妇人的儿子,但凭借聪颖的天资获得了奖学金,大部分教育来自神父。他描写西班牙教会的那些章节非常有趣,因为它们坦诚地揭示了中世纪的腐朽。他认识的神父里有好人,但他们当中最好的人,那些了解他的问题并在他童年时予以指导的人,都私底下结了婚,还有了儿子。其他人都是公然的卑鄙小人,一到晚上就换上普通人的衣服去妓院寻欢或拿救济箱里的钱去打牌。好人都是无知的盲信者,查禁一切值得阅读的好书,并要求警察查封新教徒的教堂。西班牙的两大银行都由耶稣会把持。政治和经济斗争都同样粗鄙和明显。(2)他们总是在议会里争斗不休,莫拉、帕布罗·伊格莱西亚斯

(3)(4)和勒罗克斯。他们在墙壁涂上诸如“莫拉下台!”的标语。

有时候下面会用红字写上:“莫拉雄起!”写“莫拉下台”的是

工人阶级,写“雄起”的是绅士阶层。有时候,双方带着油漆桶

不期而遇。他们会朝对方的身上泼油漆,然后大打出手……国民

卫队会介入,但他们从来不会去殴打绅士阶层的人。

在这么一个环境里,阶级斗争非常真切,只有极其愚蠢的人才不会选择阵营。但这本书不是一份政治檄文。它是童年和少年时期的记述,一开始是马德里的贫民窟,然后是落后的卡斯提尔乡村,巴里亚先生的家族在那里繁衍生息,然后是他从十四岁起开始工作和领取微薄报酬的商店和银行。故事的结尾是1914年战争的爆发,那时候他十八岁。他是在1938年于巴黎写这本书的,现在他流亡来到英国。译者彼得·查尔莫斯·米切尔爵士写了一篇序文,对巴里亚先生接下来的生平进行了简要的介绍。他的一生有很多故事,可以再写上几卷书。他是由于法西斯的迫害而来到英国的最具才华的作家之一。(1) 刊于1941年6月28日《时代与潮流》。阿托罗·巴里亚·奥加宗(Arturo Barea Ogazón,1897—1957),西班牙作家、记者,西班牙内战后流亡英国,代表作有《勇气与恐惧》、《断根》等。彼得·查尔莫斯·米切尔(Peter Chalmers Mitchell,1864—1945),英国动物学家、作家,代表作有《人的本质》、《动物的童年》等。(2) 安东尼奥·莫拉·蒙塔纳(Antonio Maura Montaner,1853—1925),西班牙政治家,曾于1903年至1922年五度担任西班牙总理。(3) 帕布罗·伊格莱西亚斯·波瑟(Pablo Iglesias Posse,1850—1925),西班牙政治家,西班牙社会主义工人党创始人。(4) 亚历山德罗·勒罗克斯·加西亚(Alejandro Lerroux García,1864—1949),西班牙政治家,曾于1933—1935年三度担任西班牙总理。(1)全面战争中的英国文学

在纸张紧缺和年轻的作家们大部分参军作战的时候,要弄清楚正在发生什么事情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但我认为你可以有把握地说,在近期英国文学不大可能会走向复兴。那些主宰了二十世纪三十年代的所谓的共产主义作家早在苏德条约签署之前就开始失去团结和自信了。西班牙内战在肆无忌惮地撒谎,1914年至1918年的战争宣传令人害怕地重现,将他们当中更有才华的人给赶走,却没有任何有组织的群体出来顶替他们的位置。据我所知,过去几年来英国只出现了一个文学流派,那就是“末日群体”,似乎只是几个非常年轻的作家在进行某种形式的超现实主义创作,但他们并没有什么过人的才华。还有另外一个以亨利·米勒为中心的小群体,但他们大部分是侨居海外的美国人和欧洲人。除了米勒的《北回归线》之外,他们并没有写出什么有价值的作品,而这场战争让他们彻底陷入分裂。

编辑们和出版商们说,自从战争开始后,诗歌的数量增加了,但你只需要翻阅一下杂志就知道它们的平均质量并没有提高。《新写作》这本双年刊是左翼知识分子的集结阵地,它的文学标准下降得很明显。小说仍在出版,但都写得很糟糕。去年出现了几本有价值的作品,要么是美国人写的,要么是战前外国小说的译本。最好的英文作品,除了政治新闻之外,都是些零零碎碎的自传、战争日记和士兵的信件。我相信现在没有人能够坐下来写一本大部头的小说,我猜想在这个时候只有一个麻木不仁的人才会这么做。因此,如果你讨论现在的英国文学,你只能进行预测,而不是进行记录。我们正置身于政治真空期,在它结束前讨论正在发生什么事情不如讨论将会发生什么事情。但在这么做之前,有必要提一提当前的情况所造成的影响,即这场战争对文学的客观效果,没有人预料到这一点,而它的确很重要。

其中一个影响是,虽然出版的书少了,人们读书却多了,因为士兵们得呆在泥泞的兵营里,而且其它娱乐减少了,特别是空袭使得电影院没办法在晚上营业。六便士的重版书(企鹅丛书、塘鹅丛书和其它相似的系列丛书)卖得很火,这些书的整体水平很高,比十年前的商业模式下出版的书水平高得多。与此同时,流行出版物的格调有了令人称奇的提高。过去几年来,英国的日报一直被广告商控制着,特别是那些消费品的广告商,他们希望让公众一直保持愚昧、轻信和无知的状态。情况已经改变了,一部分原因是国内贸易下降到几乎为零,一部分原因是除了少数几份报纸之外,所有的报纸都减少到了四个版面,官方通讯排挤掉了原本充斥版面的垃圾。所有有分量的媒体或许在一年内都会由政府直接控制,但目前记者摆脱了巧克力生产商的独裁,有思想的政论刊登在一份日报上不再是不可能的事情。自从敦刻尔克战役之后出版了许多政治书籍,一本卖半英镑,比几年前的左翼书社的作品更加“左倾”,也更加诚实。比起以前群众明显没有那么愚昧了。从较低的层面讲,你必须承认这场战争并没有让文学受到戕害。

但高雅文学的情况则不一样。在阅读美国的刊物时我注意到,即使到了现在,里面仍然带有从前英国盛行的超脱态度,那时候希特勒只是在迫害维也纳的犹太人。如果你从望远镜的错误的一头进行观察,你可能会以为这场战争只是上一场战争的重复或延续。但是,普遍的思维习惯和上一场战争的思维习惯不一样了,因为没有哪个有思想的人会认为文明的延续是天经地义的事情。直到不久前马克思主义者仍在对我们信誓旦旦地说丘吉尔和希特勒代表了相同的事物,但实际上就连那些马克思主义者也不相信这是事实。英国的知识分子现在意识到,如果希特勒获胜的话,他们自己就得面临放逐或死亡。我们习惯于谈论文学的“永恒价值”,但事实上我们所了解的文学是自由资本主义的产物,或许与它密不可分。不管怎样,如果法西斯主义在全球获得胜利的话,建立在我们所谓的思想诚实之上的文学或许将无法生存下去。几年后,出版自由或许将只是一个几乎被遗忘的词语。而且,现在很多人意识到即使希特勒失败了,作家和艺术家的经济状况也将在这个过程中发生改变。我们显然正在迈向某种形式的国家社会主义或国家资本主义,这两种体制都无法养活数量庞大、不事生产的知识分子。

二十年来,英国的文学界一直是寄生虫。从事艺术的人数量多到他们自身就构成了一个公众群体,而那些高雅的周刊和月刊究其本质都是专业性报纸。单是在战后世界将面临的贫穷就将改变这一切。以前作家那种轻松的生活——想住哪儿就住哪儿,想工作就工作,一年写一本书就能挣几百英镑——显然就要结束了。此外,如今每个人都有一种世事无常的感觉,因为人们都知道如果你还能走得动,又没有一份安稳的政府工作的话,你可能很快就得去参军或进工厂。最后还有空袭。你能看到现在要进行严肃的创作有多么困难,而且规模缩小了许多。任何坐下来写书的人至少得在一年的时间中面对心中那个老大的疑团:这本书到底能不能出版。

但是,比这个更重要的是目标感的缺失。艺术与宣传不是一回事,但确实,每一个艺术品都蕴含着一个“主旨”,每一场文学运动都围绕着某个政治纲领而展开。去年的敦刻尔克战役之后英国似乎出现了一场新政治运动的开端,但丘吉尔强势的个性和左翼领袖的缺席将其扼杀了。政策的整个趋势和所谓的体面思想反对赋予这场战争任何意义。如果你意识到一个国家的战争目的并不是它的统治阶级所设想的,这并不是什么大不了的事情。但如果战争获胜了将会发生什么事情呢?虽然要证明“这是一场资本主义战争”很容易,但无论哪一方获胜都将会带来截然不同的结果。英国的知识分子意识到这一点,却毫无热情。他们无法感受到这场战争的前奏——西班牙内战发生时的那种热情。他们曾经崇拜斯大林,但他的缺陷所留下的真空无法被希特勒——如果他抓到他们的话,会将他们统统处死——或哪个英国人物所填补,因为他们一直在嘲笑爱国主义,几乎将自己心中的爱国情怀给扑灭了。在左翼文学圈子里,时髦的说法是“这场战争根本毫无意义”。与此同时,几乎没有人赞同停战,亲纳粹分子的情感几乎可以忽略不计。说到底,希特勒是最可恶的焚书的恶棍,因此,对于所有作家来说,这场战争还是有意义的。但以如此负面的事情作为基础很难发动一场文学运动。

你会发现那些最年轻的知识分子,那些一旦时局恢复平静将开始创作的年轻男女,都是“反战人士”。这并不是说他们会拒绝服役或战斗时没有别人那么勇敢。只是他们看不到任何前景能让他们感受到热情。如果这些二十来岁的年轻人逃避责任和奉行享乐主义,你很难去责备他们。他们成长于一个战争的时代,这个时代或许将持续数十年之久。他们没有经历过安宁有序的生活,那是1914年时的年轻人的生活背景。个人主义似乎有回归的迹象——即恢复对思想诚实的尊崇。那些现在开始写书的人或许不像十年前的那些作家那样觉得捏造谎言和为了某个政治事业而降低审美标准是光荣的事情。我所读到过的少数由年轻作者撰写的很有希望的作品都是纯粹个人化的主观作品,“带着天真的公共精神”。如果英国现在有人正在写一本有价值的书,我认为它应该遵循这些纲领。即使出现大量的“逃避文学”也不是什么值得惊讶的事情,虽然现在还没有出现这个迹象。

英国现在的整体思想水平要比以往任何时候更高,之前几乎不曾存在的大众文化的基础已经形成。但这只是保证将会有更好的大众刊物和更美妙的歌舞厅作品。有分量的文学作品似乎得等到未来更容易被预测和有思想的人不再感到无助的时候才会出现,或许这些条件得等到战争结束才能实现。不过似乎可以肯定的是,我们目前这种异常的情况——由反动分子发起的反法西斯的斗争——不会再长久地持续下去。当必要的政治变革发生后,目的感和延续感或许将会回来,即使那时候轰炸仍在进行。我不知道另一场“运动”会不会兴起。但我相信我们正在储备有价值的材料,为能够再次进行创作的时候做准备。值得注意的是,似乎没有人去非难那些逃到美国的英国作家,没有人想要和他们调换位置。回顾去年在伦敦经历的那段奇怪而无聊的梦魇,我觉得从中学习到了很多东西,就像我从西班牙内战的梦魇中学习到很多东西一样。我知道很多人和我有同样的感受。虽然目前它是一场恐怖的灾祸,或许我们将因祸得福、但不要指望近期英国会出版有价值的作品,因为那些有学习能力的年轻人大部分要么正在忙碌,要么情绪低落,没办法从事创作。(1) 刊于1941年7月14日《新共和国》。(1)评费罗兹·汗·农爵士的《印度》

一本至多三十页的凸版印刷小册子很难深入地探讨一个拥有3亿5千万人口的国家的问题,或许从那些精美的插图中读者能比从费罗兹·汗·农爵士穿插其中的只言片语的注解中了解到更多的信息。不过,这些注解涵盖的内容很广泛,并勇敢地尝试勾勒出印度的全貌,这个国家拥有多样的民族和多样的文化,在政治和宗教层面正在发生斗争,它的贫穷令人震惊,而且它拥有丰富的原材料和人力财富。费罗兹·汗·农爵士并没有试图描绘出一幅美好的景象,也没有回避争议,在篇幅允许的情况下还提及了英国与印度之间以及穆斯林与印度教徒之间的政治紧张。他客观地进行描写,如果不是他的名字,你很难猜想得到他究竟同情的是哪一边。

不过,那些插图是这本书的精华所在。里面有拍得很好的乡村日常生活的照片,还有更好的精致而恐怖的达罗毗荼人雕像照片。但最好的照片是彩色的微缩复制品,带有一些莫卧尔王朝时期的波斯文化特征。《1570年阿克巴皇帝观斗象时得知诞儿图》画得特别富有魅力,不过这件作品并没有还原颜色。(1) 刊于1941年7月24日《听众》。费罗兹·汗·农(Feroz Khan Noon,1893—1970),巴基斯坦独立运动重要人物,曾于1957年至1958年担任巴基斯坦总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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