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申府张岱年研究集刊（第2辑）(txt+pdf+epub+mobi电子书下载)

作者：河北师范大学张申府张岱年研究中心

出版社：河北人民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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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申府张岱年研究集刊（第2辑）试读：

河北师范大学张申府张岱年研究中心学术委员会

干春松　方克立　王中江　刘仲林　刘鄂培　余新华

张岂之　张尊超　张燕妮　李　毅　李存山　李维武

陈　来　周桂钿　周德丰　洪晓楠　钱耕森　衷尔钜

开创二张研究新局面（代序）

河北师范大学成立“张申府张岱年研究中心”，以研究二张思想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为宗旨、为主题，我认为是把准了时代脉搏、具有前瞻性眼光的。它一起步就得到了许多同志、朋友的热烈祝贺、支持与合作，说明大家都看好这件事情，也说明我们做对了，这件事情是应该做的。怎样不负众望、做好这件事情呢？河北师大的同志们很谦虚，专门召开这个会议来听取大家的意见。我在这里也讲几点个人的想法：

一、明确和确立

二

关于这个问题，我想提出这样一个观察和比较的视角：中国在11世纪出现了著名哲学家程颢（1032-1085）、程颐（1033-1107）兄弟，他们的贡献是开创了宋明理学，在“北宋五子”中占有重要地位。英国汉学家葛瑞汉写了一本书：《中国的两位哲学家——二程兄弟的新儒学》，任继愈先生为中译本作序，是一本名著。中国在20世纪又出现了一对著名的兄弟哲学家张申府（1893-1986）、张岱年（1909-2004）先生，对他们的理论贡献和学术地位，能不能与历史上的二程作一个比较呢？我认为这是一个可以尝试的思路。

二程生活在中国思想文化的一个转折时代，他们吸收了佛、道二教的思想资源，实现了儒学发展史上一次重要的综合创新，创造了体现“

三

四

五

今天成立张申府张岱年研究中心，首先要明确和确立二张先生在中国哲学史、思想史上应有的地位。“明确”是我们认识上要明确。“确立”是通过我们扎实的研究工作和有效的宣传工作，使这种认识能够得到学术界、思想文化界和社会各界的广泛认同，成为一种共识。

从籍贯来说，二程兄弟是河南人，二张兄弟是河北人。二程作为河南地方文化名人的地位早已确立，各种学术研讨、宣传、纪念活动经常举行。1988年，我与张岱年先生等一起去河南洛阳出席“洛学与传统文化”学术研讨会，就深刻感受到了这一点。二张先生作为地方文化名人的地位，我想河北省、地、县领导和学术界、文化界、新闻出版界也会逐渐重视起来，以河北出了这两位现代著名思想大师为荣。推动各方面对此予以重视，也是中心要做的工作之一。

二、把“张申府张岱年研究中心”建设成为二张思想与生平活动的研究中心、资料中心和学术交流中心

二张先生是哲学家、思想家，对他们的研究当然首先是思想研究。近十年来，关于张岱年先生思想研究的成果比较多，但是否把前辈思想的精义、精髓都充分揭示出来了呢？我觉得还有不小的差距。比如张先生在40岁以前，力图“将唯物、理想、解析，综合于一”，创造一个接着中国传统天人之学讲的“天人新论”哲学体系。这是一个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体系，它的问题意识、理论框架和概念范畴都来自中国传统哲学，但是以“当代最伟大的哲学”辩证唯物论为世界观和方法论的指导，而又不是照抄照搬当时流行的苏联哲学教科书。应该说它基本上符合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中国新文化的要求。这个哲学体系虽然没有完成，但已大纲初具，有些重要章节实际上已经写出来了，只是不够完整，当时没有发表。我国哲学界多年来一直在讨论如何创建中国特色马克思主义哲学新形态的问题，哲学史界也提出了中国哲学的“合法性”问题，其实大家心里都明白，之所以没有突破性的进展，难点是在本土化和民族主体性建设上。迄今为止，毛泽东的《实践论》、《矛盾论》还是这方面成功的典范。我们不妨设想，张岱年先生在半个多世纪以前创造的“天人新论”哲学体系，如果不受抗战时期极其艰苦的环境困扰，如果解放后不是“存而不论”，而是有条件继续做下去，能够大功告成并顺利问世，那么今天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本土化和中国哲学现代化的局面，可能就会很不一样，至少它又提供了另一个典范，将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和民族主体性建设向前推进一步。所以我认为在今天，非常需要有人能够把“天人新论”哲学体系的整体思路和学理精义研究透彻，全面准确地揭示出来，它不只是具有思想史的意义，而且对于现实理论的创新和发展，对于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也具有建设性的意义。如果有人能像刘心武续写《红楼梦》那样，以张先生的文字和内在思想理路为依据，续写出以“天人本至”、“物统事理”、“物原心流”、“永恒两一”、“大化三极”、“知通内外”、“真知三表”、“群己一体”、“人群三事”、“拟议新德”十论为基本框架的“天人新论”哲学体系，我们亦应表示欢迎。

由于历史形成的原因，对张申府先生思想的研究，至今还是一个薄弱环节。他是公认的罗素研究专家，在中国大力推介、阐扬逻辑分析方法，并且同唯物辩证法、孔子“仁”的学说结合起来。最早提出“孔子、列宁、罗素，三流合一”的就是申府先生。但至今除了舒衡哲的访谈录、郭一曲的博士论文外，很少见到专门的研究成果。今年是中国共产党建党90周年，申府先生是中共创建时期的重要人物之一，他和刘清扬同志同为周恩来的入党介绍人。20世纪30年代，张申府先生还是进步阵营“新启蒙运动”的主要倡导者之一。他不仅发表了大量政治、社会、哲学、文化方面的论著，而且重视对数学、物理等自然科学的研究，大力提倡科学方法。张申府先生和刘清扬同志都是河北师大的校友，从表彰先贤的功业和发扬他们的革命精神与科学精神的角度，加强对他们的研究也是中心义不容辞的责任。

中国史学的传统从来重视“知人论世”。要对二张思想有深刻理解和把握，必须了解他们生活的时代，他们的家世，他们求学和工作的经历，他们的社会交往等等，也就是说，还要加强对他们生平活动的研究。研究工作要以掌握大量第一手资料为前提，包括二张先生的论著手稿、往复信函、生前留影、谈话录音、访谈记录等等，哪怕是片言只字，都十分珍贵。中心除了做思想研究外，还要组织力量写他们的传记、年谱，编制影视专题片，请有才华的作家、艺术家创作以他们为题材的文艺作品等等，需要做也可以做的事情很多。总之，要把思想研究与生平研究结合起来。

一个好的研究中心，应该同时也是资料中心和学术交流中心。我们对河北师大二张研究中心的期望，就是办成这样一个“三位一体”的学术单位。在这里不仅出成果，出人才，而且也是二张资料收集最齐全、使用最方便的地方，全国以至世界各国想要做这一课题的学者，都要到这儿来学习，来查阅资料，来交流研究心得。今天到会的有一位韩国学者，中心成为“张学”研究重镇，将来可能还会为你们学校吸引来一些外国留学生。

三、开门办研究中心，争取得到二张先生的家属、弟子门人，及全国学术界、文化界、新闻出版界、地方政府和各界人士的广泛支持，与他们建立良好的合作关系，为各项研究与交流活动的开展提供平台，提供优质服务

事实上我们一开始就已经这样做了，这要成为坚定不移的办中心的方针和指导原则。一方面我们自己要实干，另一方面还要争取得到多方面的支持、合作与帮助。有些工作是必须广结善缘、各方面精诚合作才能办成功的。大家比较关心的是以下几个方面：1. 二张先生的手稿、书信、影像等第一手资料的收集和整理，必须得到他们的子女亲属、生前友好、弟子门人的大力支持与合作。2. 二张先生本人的著作和有关研究论著的出版，必须得到出版部门的大力支持与合作。我们有一个有利条件，河北人民出版社对出版二张先生的著作非常重视，非常支持，《张岱年全集》八卷本、《张申府文集》四卷本都是他们出版的。《张岱年全集》出版于1996年，此后8年张先生还发表了一些文章；过去的文章也收集得不全，现已发现未收入全集的文章还有100多篇；张先生的书信都没有收进去。将来势必要出收罗更全、编辑整理更加科学合理的新的《张岱年全集》，我们希望这项工作能够由河北师大二张研究中心与河北人民出版社合作承担起来。除了二张先生本人的著作外，也希望你们能够合作编辑出版一套高质量的二张研究丛书，为弘扬既具有现实性、也具有前瞻性的综合创新文化观作出贡献。3. 建议河北师大二张研究中心与北京的张岱年哲学研究会（即中国哲学史学会张岱年哲学专业委员会）合作办一个二张研究的专业网站，作为全国开展这方面研究的成果发表和信息交流平台。刘鄂培教授是中心的名誉主任，也是张岱年哲学研究会的会长，这就非常有利于这一合作的顺利开展。

四、开始注意和逐渐加强对以张岱年先生为旗帜的“综合创新”学派的研究

不论在历史上，还是在当前中国思想界、学术界，学派现象都是客观存在的。“百家争鸣”是学术文化发展的规律。春秋战国时期，儒、墨、道、法、名、阴阳等诸子蜂起，成就了我国思想史上的第一个黄金时代。《宋元学案》、《明儒学案》中写了那么多学案，实际上就是一个个以案主为中心的大小学派，除了主要记载、论述案主的思想外，还有师承、家学、弟子门人、学侣、同调、讲友、交游等等，弟子中有亲炙弟子、私淑弟子，还有再传、三传弟子，形成一个有大体相同或相近的学说主张、有某种思想传承关系的学术群体，这就是学派现象。今天中国思想界有没有学派现象呢？当然也是有的。“五四”以来我国出现了“三分”的思想格局，形成了三大思潮，所谓现代新儒家学派、自由主义西化派、中国马克思主义等就是不同的学派。马克思主义中也有思想倾向不同或学科领域不同的各种学派，比如在中国思想史研究领域，就有著名的侯外庐学派，最近还有文章关注刘泽华学派。在社会政治领域和经济学领域，都有不同的学派。在20世纪80年代的文化讨论中，全盘西化派、彻底重建派、儒学复兴派、西体中用派、新启蒙派等等一齐登场，众声喧哗，以张岱年先生为代表的“综合创新”派也是在这个时候正式出场的。

从大的学派归属来说，二张思想属于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学派。其核心理念是中、西、马“三流合一”、综合创新，其哲学基础是张岱年先生继承传统“和而不同”思想、并且把它上升到唯物辩证法高度的“兼和”理论。他们在建国前倡导的“解析的辩证唯物论”哲学，在当时不是中国马克思主义的主流派，而是被称为“学院派马克思主义”，认同的人并不多；张岱年先生在这种哲学指导下创造的“天人新论”体系也没有完成，这里面就包括他在40年代提出的“兼和”范畴。时移世迁，到80年代张先生重新提出“文化综合创新”论时，情况就大不一样了，它在与上述各种文化理论的比较和论争中显示出了巨大的优越性，中国马克思主义派的文化学者迅速集合到这面旗帜下，事实上已经形成了张岱年学派，或者叫做“综合创新”学派。

张先生是1987年正式提出“文化综合创新”论的，一开始就得到刘鄂培、羊涤生、衷尔钜等早期弟子的高度认同、大力支持。张先生关于“天人新论”的未刊手稿，1988年以《真与善的探索》为书名正式出版，他在“文革”后培养的一批研究生如程宜山、李存山等人，还有中央党校研究生范学德等人，倾力研究和加以表彰，使“综合创新”思想得到更系统的阐述和广泛的传播。1995年在澳门召开的综合创新文化观研讨会，可以看作是这种文化理论已经得到广泛认同、“综合创新”学派已经形成（确立）的标志。以后在全国各地还召开了多次综合创新学术研讨会，主要有：1999年张先生90岁时，在北京大学召开的纪念研讨会和出版的纪念文集；2004年在清华大学召开的纪念张先生95诞辰学术研讨会和出版的文集；2006年在长沙岳麓书院召开的纪念张先生逝世两周年学术研讨会；2007年在天津南开大学召开的“综合创新与中国哲学的现代走向”学术研讨会；2009年在北京召开的纪念张岱年先生百岁诞辰学术研讨会。这些学术活动都深化了对综合创新文化观的研究，扩大了综合创新学派的影响。

对于这样一个客观存在的思想史现象，二张研究中心现在就要开始注意并逐渐加强研究力度。中心的这些研究活动本身，将来也可能会成为思想史的一部分。因为二张先生的思想，特别是中、西、马“三流合一”、综合创新的思想，虽然产生于20世纪，但真正发扬光大得到广泛认同、成为一种主流的哲学和文化理论，恐怕是在21世纪，其影响甚至会更加久远。因此目前我们首先要做好基础性的研究工作，同时也要做一些拓展性的研究，眼光更加长远一些，自觉地承担起传承和弘扬先进文化的重任。

以上几点是我个人的想法，或者说是愿望，提出来仅供参考。我与在座各位学者一样，十分期盼在后二张时代能够出现一个二张研究的新局面。（本书作者2011年4月26日在河北师范大学张申府张岱年研究中心成立暨“张申府张岱年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学术研讨会上的发言）

一 纪念张申府先生诞辰120周年

张申府先生诞辰120周年纪念暨学术研讨会欢迎辞

今天，我们欢聚一堂，隆重举行张申府先生诞辰120周年纪念暨学术研讨会。首先，我谨代表河北师范大学，对会议的召开表示热烈的祝贺，对各位领导和学界各位专家、学者的到来表示诚挚的欢迎！

张申府先生是河北师范大学的优秀校友。河北师范大学渊源于1902年创建于北京的顺天府高等学堂和1906年创建于天津的北洋女师范学堂，是一所具有百年历史的大学。1908年，时年16岁的张申府先生以第一名的成绩考入“最先结合中西学术”的顺天府高等学堂，与梁漱溟、汤用彤、郭晓峰等同学。在三年多的就读时间里，张申府先生“甚喜读”《老子》等中国古代典籍，研究《哲学要领》和相当于西洋哲学史的《泰西学案》以及《天演论》、《新民丛报》等，开始“自觉地学哲学”，并萌发排满革命思想。顺天府高等学堂为张申府先生留下了美好印象，奠定了他人生道路的初步基础。

1917年，张申府先生从北大数学门毕业并留校任教，成为李大钊从事革命活动的得力助手。1918年冬，李大钊、陈独秀和张申府先生等共同创办《每周评论》，它与《新青年》一样，是指导新文化运动的主要刊物。1919年到1920年，张申府先生协助李大钊筹建中国共产党。陈独秀在致张申府的信中说：建党的事在北京只有李大钊和你两个人可以谈。李大钊、张申府先生等与共产国际远东局局长维经斯基商议，最后确定党的名称为“中国共产党”，以《新青年》为公开机关刊物，并创办《共产党》作为秘密机关刊物。1921年，张申府先生与刘清扬一起介绍周恩来加入中国共产党，随后在法国巴黎成立共产党小组。刘清扬也是我们的校友，她当年是北洋女师范学堂的学生，和邓颖超是同学。1922年10月，张申府先生与周恩来一起介绍朱德加入中国共产党，并在巴黎成立中共旅欧支部。1924年4月，张申府先生就任黄埔军校政治部副主任，参加军校的筹备工作，随后又推荐周恩来担任政治部主任。1925年以后，张申府先生积极投身中国民主革命，1935年在北平成立“文化劳动者同盟”。当年作为清华大学教授的他和夫人刘清扬走在“一二·九”游行队伍的最前列，并因此而被国民党军警逮捕入狱。1937年初，张申府先生组织成立华北各界救国联合会并担任总负责人。1941年底参与创建中国民主政团同盟，后担任中国民主同盟常委等职。

张申府先生不仅积极参与政治运动，而且是中国现代著名哲学家和思想家。他提出“合孔子、列宁、罗素而一之”，这种中、西、马“三流合一”思想为中国文化发展提供了一个崭新模式，这就是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以中国文化的优秀传统为根基、汲取西方文化之优长而达到“各种现有文化的一种辩证的或有机的综合”，从而建设“超资本主义”的社会主义新文化。这种思想被其弟张岱年先生继承和发展为“文化创造主义”和“综合创新”论，这种新型文化观表现了高度的辩证思维，既适应了中国文化走向世界的客观要求，又顺乎世界文化发展之潮流，它与中国共产党代表的中国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高度一致，既指明了20世纪文化讨论的正确方向，又对当代中国文化建设具有重要的借鉴价值。事实证明，张申府先生和张岱年先生是中国马克思主义文化综合创新学派的重要开创者。

张申府先生表现了中华民族的优秀传统美德。他始终高扬爱国主义和革命人道主义精神，以对党、对人民的无限忠诚，把毕生精力贡献于中华民族实现复兴的伟大事业。张申府先生具有鲜明的个性，无论是在早年求学还是长期的革命活动、学术探索中，他都坚持追求真理与造福人民相统一，表现了中华民族的自强不息、厚德载物、实事求是、开放创新等民族性格，不愧是中华民族的优秀儿女！张申府先生的崇高人格、治学态度，完全契合河北师范大学“怀天下，求真知”的校训精神，我们为拥有张申府先生这样的优秀校友而无比自豪！

2011年4月，在方克立先生的建议下，河北师范大学成立了张申府张岱年研究中心。两年多来，我们在各位领导和专家的支持下，建立了“张申府张岱年研究”网站，编辑、出版了《张申府张岱年研究集刊》（第1辑），与国内学界建立了日益紧密的联系。研究中心正在逐渐成为河北省哲学社会科学研究的特色品牌，成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的重要基地。我们将继续努力推动张申府张岱年先生学术思想的深入研究，继续努力为国内外学界提供学术交流与研究的重要平台。我们殷切期望各位领导、专家多多支持二张研究中心的工作，共同为繁荣发展我国哲学社会科学事业作出更大的贡献！

最后，预祝纪念会和学术研讨会圆满成功！

谢谢大家！

在张申府先生诞辰120周年纪念暨学术研讨会上的致辞

*center*卞晋平

*center*（全国政协文史和学习委员会驻会副主任）各位嘉宾、各位专家：

我们怀着敬仰的心情，参加张申府先生诞辰120周年纪念暨学术研讨会。首先，我代表全国政协文史和学习委员会对会议的召开表示祝贺。

当我们今天仰望前贤的时候，我们发现，无论在任何艰难困苦的条件下，我们的先辈都能做出无愧于国家、无愧于民族、无愧于时代的正确选择；我们每一代中华儿女都能前赴后继、生生不息地展示出自己坚韧不拔的品格和砥柱中流的担承。这就是我们中华民族历经数千年而颠扑不破的民族精神。

张申府先生年轻时所处的时代，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三座大山窒息了中国人民一切富有生机与活力的东西，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制度桎梏了中华民族强国富民、和平民主的一切努力和梦想。在那段中华民族内忧外患灾难深重最危险的时候，那一代中国人中的先进分子作出了最具历史意义的抉择。

先生早年勇立潮头，播扬真理，开人心智，参与到创建无产阶级政党这一开天辟地的伟大壮举之中，并向党介绍和推荐了我们民族最优秀的杰出人物；其后，为打倒列强，促进北伐，推动国家统一；为反对国民党反动派专制独裁，争取民主自由，又进行了不屈不挠的斗争。先生后半生，淡泊名利，潜心治学，秉持不折品格，致力著书立说，成为一代学宗。申府先生，不愧是历史的先行者，杰出的爱国者，也不愧是一位宠辱不惊、举放自如、虚怀若谷的文人师范。

今天，我们正在从事的改革开放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事业，虽然早已不同于当年的惨烈悲壮，但仍然是一个波澜壮阔的历史进程。这个进程，需要我们同心同德，群策群力，需要我们与时俱进，开拓创新，也需要我们继承和发扬前人的一切优良传统，共同为实现中华民族几代人的中国梦而努力拼搏，顽强奋斗。我想，这就是我们今天纪念和研究申府先生的最重要的现实意义。

预祝会议取得圆满成功！谢谢大家！

在张申府先生诞辰120周年纪念暨学术研讨会上的致辞

今天，我们在此举行“张申府先生诞辰120周年纪念暨学术研讨会”，共同缅怀张申府先生，我谨代表国家图书馆向张申府先生亲属表示亲切问候，向会议主办方表示衷心感谢！

张先生是著名的爱国民主人士，中国共产党的老朋友。他早年参加革命，积极投身“五四”运动，参与建党活动，是中共第一批党员之一。1921年在法国巴黎建立共产主义小组，是中共旅法、旅德支部的负责人之一。从欧洲回国后，他投身民主革命，宣传辩证唯物主义，曾先后任黄埔军校政治部副主任，广州大学、暨南大学、中国大学、清华大学、北京大学教授。在抗日战争时期，他拥护中国共产党的抗日主张，在武汉、重庆等地积极从事抗日民主活动。1946年曾代表民盟参加旧政协。同年，国民党当局召开一手包办的“国民大会”，中国共产党拒绝参加，张先生和民盟领导人同中国共产党采取了一致的行动。

张先生还是一位著名的学者。他在哲学、逻辑学的研究方面，硕果累累，是著名的哲学家。他对罗素的哲学和爱因斯坦的相对论有很深的研究，是第一位把爱因斯坦介绍到中国来的学者。

张先生与国家图书馆有深厚渊源。早在1942年到1946年，张先生就来到国立北平图书馆驻重庆办事处工作，为收集抗战时期文献、补充馆藏作出了诸多贡献。1949年北平和平解放后，在周恩来、彭真等党和国家领导人的亲自安排下，张先生于9月初再次来到国图工作。张先生曾经担任过中文编纂部主任，1957年，北京图书馆把参考研究组扩编为参考部，他成为首任主任。同年，他被错划右派，职务也被撤销，他坦然面对各种挫折，潜心从事图书馆工作。

张先生主要负责中外文图书的采访和研究。采访工作是图书馆建设中一项十分重要的工作。做好采访工作不但需要广博的学识，还需要良好的外语、古代汉语修养以及对学术研究动态、图书市场的熟悉，而且必须具备勤恳、踏实的工作作风。这几方面张先生都堪称楷模。他在长期的图书采访工作中，事无巨细，亲自动手，不厌其烦，一丝不苟。对青年同志，也耐心帮助，不愧为青年的良师益友。

1986年6月8日，张先生93岁诞辰，北京图书馆向他发了祝寿信，对他的工作给予了高度评价，祝寿信中写道：由于张先生学识渊博、又有远见卓识，从事的采访工作达到很高的学术水平。经张先生亲手选定的数以万计的中外文图书，为北京图书馆的外国哲学、数理逻辑学、中国哲学以及人文科学其他领域的馆藏建设打下了良好的基础……就是在十年动乱，正常工作无法进行的时候，张先生也念念不忘北京图书馆的馆藏建设。

张先生的后半生是在国家图书馆度过的，他为图书馆事业所作出的重要贡献，已载入了国家图书馆馆史，他对图书馆事业无比热爱、无私奉献的精神，永远值得我们继承和发扬。

张先生在他一生的奋斗中，有过曲折，然而他始终追求真理，胸怀坦荡，光明磊落，为人谦和，生活朴素，不计较个人得失，是一位值得永远怀念的前辈。

最后，预祝本次“张申府先生诞辰120周年纪念暨学术研讨会”取得圆满成功。

在张申府先生诞辰120周年纪念暨学术研讨会上的发言

今年是先父张申府先生诞辰120周年，河北省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河北师范大学在这里举行张申府先生诞辰120周年纪念暨学术研讨会。首先我谨代表张申府先生的亲属对会议的组织者表示衷心的感谢，对莅临会议的各位领导、专家和同志们表示崇高的敬意。

120年前的今天，父亲就出生在燕赵大地这片热土上。那是甲午战争的前一年，中国历史正处在重大转折关头。

父亲13岁时离开家乡进京求学，1914年，考入北京大学，后留校任教。在新文化运动以及俄国十月革命的影响下，父亲很快接受马克思主义并成为早期的传播者，同时与李大钊、陈独秀一起着手创建中国共产党。

1922年8月，父亲在创刊于法国巴黎的《少年》杂志上撰文呼吁：“凡是有良心，有诚意，明白事理，舍私谋公，而不想过分出风头的共产主义者，都应立地聚集于彼，以厚共产革命的势力，以速共产革命的成功。”他认为，“共产党是劳动阶级的代表，是劳动阶级的先驱，是要使人人都得其所的，是不许一人逾其分的，共产党主张的，因此绝不是少数人的利害。……必须由这样的人，当仁不让，造成强固的共产党，中国事乃有可为。”这是父亲在中国共产党建立之初对党的纲领宗旨的理解和阐述，今天读来仍让人振奋、发人思考。

父亲在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首次向国人介绍了罗素、罗曼·罗兰等西方进步思想家，在当时曾有广泛的影响。他在上世纪30年代提出学习西方的文化必须走“中国化”的道路，“改革中国总要就中国找办法”，“许多外来的东西，我们以为，用在中国就应该中国化，而且如其发生效力，也必然地会中国化”。“把用在中国的东西都斟酌着中国化，使它切合中国的国情。”父亲进而提出，“希望现在正在自觉地建立着的新中国一定更是如此的。”应该说，这些观点不仅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而且也是很有预见性的。

父亲是黄埔军校的第一位共产党员，参加了黄埔军校的筹建和第一期学员的招生工作；他参与了中国农工民主党前身——中华革命党的筹建工作；他还参与了筹组中国民主同盟，并作为代表之一参加了1946年在重庆召开的政治协商会议。

父亲在中国民主革命的进程中，做了许多奠基性的工作，在思想文化等领域的研究中，也提出了一些具有前瞻性的独特见解。但是，他的人生道路并非坦途。他是中国共产党的创建者，但是却因在中共四大上与他人政见不同力持己见而退党；他曾因参加领导“一二·九”抗日爱国运动被国民党当局逮捕入狱，又因在1948年发表《呼吁和平》一文受到中共的严厉批判。作为20世纪的知识分子，父亲的人生轨迹不仅仅是一个个体，而是较为典型地映现了那一代知识分子的理想、追求和困惑。

中国近现代知识分子承继了“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优良传统，具有强烈的忧患意识和爱国情怀，国家民族的命运时刻牵动着他们的心。尽管是书生，却不能忘怀于政治，他们努力探寻救国之道，上下求索，不懈追求。父亲曾经说，“谁叫我们是知识分子呢？知识分子就是要以天下为己任，这是中国读书人历来的责任。”

如今，父亲曾经躬身参与的那些活动已成为历史的陈迹，但是作为一个学者、一个社会活动家，他所追求、所关注的东西，并没有完全成为过去。历史之所以引发人的兴趣，正在于它同今天割不断的联系。直面历史，以实事求是的精神开展相关研究工作，从前人的进退得失、功过是非中，我们或许可以更真切地看到过去时代的脚印、听到时代前进的足音，而最重要的是发掘前人的经验与智慧，丰富提升我们自己，憧憬未来更美好的时代。我相信这也是今天召开这次会议的主旨和目的。

谢谢大家！

在张申府先生诞辰120周年纪念暨学术研讨会上的致辞

非常高兴这次参加张申府先生诞辰120周年纪念暨学术研讨会，今天，来自全国各地的专家学者齐聚一堂，共同缅怀张申府先生不平凡的人生历程和他的思想、学术成就，研讨交流张申府研究的成果，我认为这对推动张申府先生的研究工作，促进现代哲学和思想文化发展，必将起到积极的推动作用。在此，我谨代表政协河北省委员会对会议的召开表示祝贺。对出席今天会议的各位领导、各位专家表示热烈的欢迎和衷心的感谢！

大家知道，张申府先生是我们河北沧州人，是著名的爱国民主人士，是中国共产党的老朋友，对新文化运动作出了积极的贡献。1920年，申府先生在北京追随李大钊同志，筹组共产主义小组，参与建党活动，是中国共产党第一批党员之一。1921年，在法国巴黎建立共产主义小组，是中共旅法与徳支部的负责人之一。

申府先生学识渊博，在哲学研究上，致力于在会通中西、熔铸古今的基础上，构建新的中国哲学，使中国思想文化走向以传统为根的现代境界。

申府先生是中国近代史上的重要人物。近年来，张申府研究受到了广泛的关注，张申府的学术思想和历史贡献越来越为更多的人所了解和熟识。各级文史工作部门、研究机构和广大有志于张申府研究的专家学者为此作出了有益的探索和积极的贡献，河北师范大学成立张申府张岱年研究中心可以说作了表率。人民政协是中国人民爱国统一战线的组织，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的重要机构。文史资料工作是一项富有统一战线政协特点的重要工作，对于戊戌变法以来的近现代文史资料进行整理和研究，是人民政协文史资料工作的重要内容。河北省作为申府先生和岱年先生的故乡，做好两位前辈的思想学术工作的研究，可以说有着得天独厚的条件，也有义不容辞的责任。希望社会各界进一步地重视和切实支持张申府研究工作。我个人认为张申府研究要求真求实，百家争鸣，加强交流，努力形成更多的对历史负责、对现实有用、给后人以启迪和教益的研究成果。河北省历史文化底蕴深厚，文化名人辈出，可以说在中华民族的历史发展进程当中占有重要的地位，这里我举三个例子。第一个例子，泥河湾的例子。大家知道，在人类起源研究方面，国际上一直公认的唯一的起源是非洲，但是我们河北省的考古工作者对泥河湾的发掘，在东非之外，找到了第二个距今两百万年前后的人类活动遗址，从而向人类起源的非洲唯一论提出了强有力的挑战。在全国一共有25处100万年以上的人类活动遗址，在泥河湾有21处，可以说，从这个意义上来讲，有人说东方人类从这里走出。第二个例子就是涿鹿。涿鹿之战大家都非常熟悉，在5000多年前，中华民族的三大人文始祖炎帝、黄帝和蚩尤，就在我们河北涿鹿这片神奇的土地上生活劳作，包括征战，经过涿鹿之战，阪泉之战，等等，从而实现了合符釜山，实现了中华民族第一次大融合、大统一。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中华文明从这里走出来。第三个例子，就是西柏坡。西柏坡是中国共产党建立政权之前的最后一个农村根据地，毛泽东同志等老一辈革命家在这里指挥了三大战役，谋划了建国的大业，可以说也是一个圣地，从这个意义上讲，新中国从这里走来。

当前，河北省正在深入贯彻中共十八大精神，全力推进文化强省的建设，非常希望各位专家、各位学者，更加地关注河北，深入挖掘和研究河北的历史文化，推动优秀历史文化的保护和传承，为更好地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促进社会主义文化大繁荣大发展，构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全面建设小康社会作出新的更大贡献。

预祝会议圆满成功，谢谢大家！

张申府先生诞辰120周年纪念暨学术研讨会闭幕辞

经过大家的共同努力，张申府先生诞辰120周年纪念暨学术研讨会完成了大会预定的各项任务。这次会议虽然时间安排得很紧凑，但各位领导高度评价了张申府先生的伟大贡献，各位专家积极交流了学术成果，会议取得了圆满成功！

在此，我们首先要衷心感谢各位领导、各位嘉宾的出席，同时也恳请各位领导、各位嘉宾继续支持我们的工作。由于时间的原因，部分专家学者未能在本次研讨会发言，在此我们深表歉意，希望大家给予谅解。我们将尽快编辑、出版《张申府张岱年研究集刊》（第2辑），在张岱年学术研究会会长王中江先生的倡议下，从本辑开始将由张岱年学术研究会和河北师范大学张申府张岱年研究中心共同编辑、出版。请大家在八月底前把修改、定稿的文章发给我们，我们在此谨表谢意！

河北师范大学张申府张岱年研究中心将虚心听取各位领导和专家的建议，继续向全国学界征集张申府、张岱年先生的有关史料如手稿、书信、题词、相片、影像等等；维护和完善“张申府张岱年研究”网站；适时召开学术座谈会和研讨会；加强张申府、张岱年学术思想的教学和研究，加强与国内学界、高校和研究机构的合作。我们相信，在各级领导和国内外学界的支持下，经过不懈的努力，我们必将把研究中心建设成为开放性、合作性、全国性的学术实体，拿出高水平的研究成果，产生较大的学术影响和社会影响，为推动我国哲学社会科学的繁荣发展作出应有的贡献！

再过几天就是暑假了，提前祝大家假期快乐、身体健康！

现在我宣布：张申府先生诞辰120周年纪念暨学术研讨会到此结束。

谢谢大家！

从曲高和寡到主流话语

张申府先生是20世纪中国政治史和哲学思想史上的一个重要人物。在他诞辰120周年之际，我们在这里召开纪念会和学术研讨会，应该能够用更加客观的、理性的、历史主义的眼光，对他一生的是非功过作出评价，功是功，过是过，应该肯定是功大于过，贡献大于失误。我们党对他最后的评价也是非常正面的：著名的爱国民主人士，我党的老朋友。这主要是政治上的评价，而对他在思想史上的贡献和地位并没有提到。他不仅是中国最著名的罗素专家，而且是辩证唯物论世界观、方法论的热情宣传者，将其中国化、具体化的倡导者，是中、西、马“三流合一”的哲学和文化发展道路的首倡者，为中国现当代哲学和文化发展指出了一条现实可行之路。我们今天正在建设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仍然是走的一条中、西、马“三流合一”、综合创新的道路。我们希望通过这次学术研讨会，能够引起大家对张申府这个重要历史人物的更多关注，把对二张的生平、著作和思想研究推进到一个新阶段。

我个人关注的主要是哲学思想方面。这里想谈一下张申府先生首倡的“解析的辩证唯物论”和中、西、马“三流合一”的思想，在20世纪中国哲学史上应有的地位，以及它对中国现当代哲学和文化发展的深刻影响。

现在人们都热衷于讲中、西、马“对话”，中、西、马“会通”，要求打破学科壁垒，培养中、西、马兼通的学术大家。但是在上个世纪三四十年代，提出中、西、马“三流合一”的思想是很不容易的，是需要眼光、也需要胆识的。可以说，这种观点直到张申府先生去世以前，始终是曲高和寡，只有他的胞弟张岱年先生等少数人对中、西、马“三流合一”的哲学和文化发展道路坚信不疑。申府先生是1986年去世的，1987年秋，张岱年先生就在山东济宁召开的一个全国学术讨论会上提出了“文化综合创新论”，而且迅速成为80年代文化讨论中马克思主义派的一面文化旗帜，在今天已成为一种得到广泛认同的主流文化观点，“三流合一”也成为人们耳熟能详的理论话语。我们知道，张岱年先生青年时代就深受申府先生的影响，基本认同其哲学和文化观点，他在80年代提出的“文化综合创新论”，实际上是申府先生中、西、马“三流合一”思想在新的时代条件下的继承和发展。无论申府先生的人生经历是多么曲折，我们在今天还是不能不佩服他的“先知先觉”，可以说在上个世纪，他就是为数不多的中、西、马兼通的思想和学术大家之一。

下面我想就这个问题，分几点来谈一谈。

一、“三流合一”提出者的知识背景

我们从张申府先生的家学渊源和教育背景，以及他不断追求新思想的求知经历，可以看出他在青年时代就打下了中、西、马三个方面很好的学问根底。13岁前他在家乡接受的是传统教育，主要诵读《诗经》、《四书》、《礼记》等国学经典。1906年到北京上新式小学。1908年入读顺天府高等学堂，一方面学习英文和日文，学习西方的科学、数学和哲学，读过《哲学要领》、《泰西学案》等西学教材，以及《天演论》、《新民丛报》等宣传新思想的报刊。同时继续学习中国传统文化，对儒家、道家、墨家、名家、佛学以及刘劭的《人物志》等都进行了学习和研究，特别热衷于阐扬孔子的仁学、先秦明辨思想和《老子》、《易传》的辩证法思想。1912年开始读《说文解字》，喜研“小学”。正如张岱年先生所指出的：张申府在接受西方[1]学术时，并“没有把自己和传统中国思想隔离”开来。

张申府先生1914年入读北大数学系，当时他最重视、最集中学习的是数理逻辑。大约在1915年，他读到了罗素的《哲学问题》一书，深受其影响，于是遍读当时他能找到的罗素著作和文章。正是罗素引导他进入了哲学之门。舒衡哲说张申府的哲学道路是“由数学跳[2]到哲学，又由逻辑跳至唯物辩证论”。大概从1916年开始，他受到李大钊先生的影响，开始关注唯物史观，接触到马克思主义理论，并和李大钊、陈独秀一起筹建中国共产党。1920—1923年间，他在法国、德国等地考察社会主义运动和研究马克思主义、辩证唯物论。1922年，他读到了列宁的《国家与革命》、《左派共产主义——一个孩子病》以及托洛茨基等人的著作，对马克思主义的世界历史意义有了更深刻的了解。以后他也读过斯大林为《联共（布）党史》写的《关于辩证唯物论与历史唯物论》，评价非常之高。张申府对马克思主义的研究特别注重于辩证法（也译为“对戡法”）。他把辩证法的基本观点概括为“相反而相成，矛盾之谐和”；读了列宁的《哲学笔记》之后，又概括为“相反相成，对立统一”，应该说是抓住了辩证法的根本。我们要考察“三流合一”思想的理论来源，不能不注意到他的上述教育背景和求知经历。这是我想讲的第一点。

二、“三流合一”思想形成的过程

从上个世纪二十年代到四十年代，张申府先生提出“三流合一”思想大体上经过了三个阶段。

二十年代是酝酿阶段，可以1925年写的《第三文化之建设》一文为代表。在中国文化发展道路问题上，他提出要超越“保守东方旧化说”、“移植西洋旧化说”、“机械地融合东西两化说”三种旧的文化观，在唯物史观的基础上，“将东西所有旧有的东西，都加以重估，评衡，及别择”，创造一种既超越中国旧文化和西洋近代文化，又吸收双方之优长的“第三文化”。“第三文化”的建设，要顺“物质”之可能，建立一种“超资本主义”的新经济制度，还要在精神方面把西洋文明最大的贡献即“科学法”拿来，切实运用活的辩证法（对戡[3]法），才有可能成功。这里面已有“三流合一”思想的萌芽。

三十年代是第二阶段，他正式提出了“三流合一”的思想。申府先生1932年9月开始主编天津《大公报·世界思潮》副刊，主要介绍当时的新思想，包括辩证唯物论、西方的科学和哲学及其最新进展。1932年10月22日，他在一则《编余》中首次提出：“我的理想：我愿[4]意，百提，伊里奇（我本曾译伊里赤），仲尼，三流合一。”这是我们最近才弄清楚的“三流合一”说的原始出处。半年后，即1933年4月27日，《大公报》发表了张岱年先生的《关于新唯物论》一文，其中提到“本刊编者曾云：‘我的理想：百提（罗素），伊里奇（列宁），仲尼（孔子），三流合一’”，并作了如下解释发挥：“吾以为将来中国之新哲学，必将如此言之所示。将来之哲学，必以罗素之逻辑解析方法与列宁之唯物辩证法为方法之主，必为此二方法合用之果。而中国将来如有新哲学，必与以往儒家哲学有多少相承之关系，必以[5]中国固有的精粹之思想为基本。”张岱年这篇文章是在申府先生提出“三流合一”思想半年后，在同一个报刊上发表的。应该说，开创中、西、马“三流合一”、综合创新的哲学和文化发展道路，张氏兄弟有不可抹煞的历史性贡献。

四十年代是第三阶段，以1941—1942年间写的《家常话》为代表，申府先生继续坚持和发挥“三流合一”思想，有些道理讲得更加明确、更加深刻了。他说：“我始终相信，孔子、列宁、罗素是可合而一之的。我也始终希望，合孔子、列宁、罗素而一之。”在他看来，孔子代表了中国古代以来最好的传统，即“由仁、忠、恕、义、礼、智、信、敬、廉、耻、勇、温、让、俭、中以达的理想”，这主要是讲人生理想；罗素代表了西洋以来最好的传统，就是西方最进步的科学和逻辑，尤其是他最为看重的数理逻辑；列宁代表了新的正在兴起的、方兴未艾的传统，这就是唯物辩证法、辩证唯物论。他认为“合孔子、罗素、列宁而一之的新体系定是新世界中的新中国的新指标、[6]新象征”。就是说，他认为今后的“新中国哲学”，乃至“新世界学统”，都必然要走中、西、马“三流合一”这样一条道路，他对此充满了信心。在四十年代，不只是《家常话》，我们看到申府先生还有不少类似的论述，说明这个时期他的“三流合一”思想已经相当成熟和定型了。这是我讲的第二点。

三、“合一”的涵义是什么？

要准确了解张申府的“三流合一”思想，弄清楚其中“合一”的涵义是一个关键。

我们现在的研究有一个薄弱环节，就是不太了解三四十年代提出“三流合一”思想时的舆论环境，以及提出来后在中国思想界有些什么反应。我们可以想见，当时占统治地位的思想营垒，站在国民党方面的学者，无论是自由派还是保守派，对“三流合一”思想都是反对的，因为你宣传辩证唯物论，在他们看来是“乱党的哲学”，不但要口诛笔伐，有人甚至破口大骂。当时报刊上确实有不少这方面的资料。而在革命的思想营垒，共产党方面的学者，对张氏兄弟的“三流合一”思想是不是就非常欢迎呢？像我们今天这样，大家都非常肯定这一思想的价值呢？事实并非如此。我可以举一个例子：1940年，陈伯达在《中国文化》杂志上就“新哲学”问题发表了《致张申府先生的一封公开信》，他就不赞成把辩证唯物论与罗素的实在论、逻辑经验论相提并论。因为在他看来，现在的“新哲学”就是辩证唯物论，将来的哲学领域也只能是属于辩证唯物论。除了辩证唯物论，没有什么“新哲学”。他说近代许多所谓的“新哲学”，基本上都不过是陈腐的唯心论哲学的花样翻新。所以他批评张申府的“三流合一”说是“一种毫无意义的折中主义的企图，而且实际上不过是唯心主义的翻版而已”。这就是把“三流合一”思想看成是模糊思想阵线的折中主义、调和论，是多种异质思想的“大杂烩”。这在当时大概还不只是陈伯达一个人的看法。综合各个方面的情况，从受众方面来说，“三流合一”思想在当时的认同率其实是很低的，尤其是在强调阶级斗争和思想上路线斗争的时代，人们不太容易接受这种富有前瞻性的思想。换一个角度，从提出者这个方面来说，张申府先生的思想有没有批评者所说的“杂”的问题呢？是否也在一定程度上存在着调和论的倾向呢？问题确实也是存在的。申府先生自己就承认他的思想很“杂”。他曾经说过：“我一生都喜欢新的思想，总之是新的东西我都[7]爱。……因此我非常分散。在我的学术生命中，我很杂。”周恩来也[8]说“张申府的思想很杂”。他的思想中也确实表现出一定的调和论倾向，比如在抗战时期，他认为进步阵营推动的新启蒙运动，与蒋介石提倡“四维八德”的新生活运动并没有什么大的区别，“都应了时代的需要”，是可以“互为表里”、“相辅相补”的。这就是思想上的界限不清。

对于当时思想界的各种反应和评论，申府先生当然是了解的，实际上他也作出了回应，进行了答辩。他主要是从方法论上指出，“三流合一”并不是什么折中主义的调和、混合，而是一种“辩证的或有机的综合”；不是外在凑合的大杂烩，而是“有机的化合”。比如他说：“我们的新哲学应该是过去最好的传统与科学与逻辑与辩证唯物[9]论的一个革命的创造的化合体。”所谓“革命的创造的化合体”，就是创造的综合，就是我们现在讲的综合创新。在他看来，“三流合一”并不是从各大家的学术里边，这里取一点，那里取一点，拼凑成一个系统。它不是“混合的综”、“外表之综”，而是在逻辑分析的基础上，经过扬精去糟，“而以逻辑的综合继之”的“化合的综”、“内里之

[10]综”他对这两种不同性质的综合作了明确的区分，强调有机化合之“综”不是形而上学，而是辩证法。“三流合一”所要创造的中国新文[11]化，应该是“各种现有文化的一种辩证的或有机的综合”。然后他进一步指出：所谓“合一”的本质涵义就是对立统一，就是相反相成。所谓“相反的”，“乃是一个整东西的不同的方面，不可相缺的方面”，即矛盾的不同方面，必须“以相反的为分而观其所属的全，而[12]观其会通”。就是说你不但要看到相反的、对立的方面，而且也要看到相反相成、相容相通、相资互益这个方面。我们在申府先生的文章中可以看到，他有许多表述这方面思想的概念，比如“相需相待”、“相容相通”、“相融谐通”、“相需相资”、“相补相充”、“相辅相成”等等，这些概念所表达的“合一”的涵义，都可以归属于辩证法的“同一性”范畴。这一点他在理论上非常清醒，自信在方法论上是完全站得住脚的。

四、“三流合一”思想的实质内容

弄清楚张申府讲的“合一”之涵义后，我们对“三流合一”思想的实质内容就比较容易理解和把握了。在他看来，中、西、马三种思想资源之间的关系，相反相成、相容相通、相资互益、相辅相成的情况都有。下面看他是怎样具体论述的：

他首先论述了当今世界两大哲学主潮，即“逻辑解析”与“辩证唯物”之合一、合流。在《现代哲学的主潮》一文中，他说：“现代世界哲学的主要潮流有二：一为解析，详说逻辑解析；二为唯物，详说辩证唯物。”二者似乎是相反的，但相反者常相成。二者有不少相通之处，突出地表现在都要实事求是，都要根据科学，都反对承认有不变之本体的玄学。二者不但相通，而且相补。“解析末流之弊是割裂破碎，辩证唯物之弊则是笼统漠忽。因此，解析与唯物，实正相补。”只有“两势会归、相通互补”，才能发扬各自的优长，而避免各自的偏失。因此，他得出结论：“最近世界哲学里两个最有生气的主潮是可以合于一的。而且合一，乃始两益；而且合一，乃合辩证之理。”在他看来，“将来的世界哲学实应是一种解析的辩证唯物论”[13]。这就是他理想中的一种将逻辑解析与辩证唯物“合于一”的哲学形态。

其次，他非常重视辩证唯物论与中国传统哲学精华的会通。在张申府看来，“辩证唯物论，虽成自西洋近代，恰是中国古哲学与方法[14]的真传统”。他认为中国是一个“尚实”的民族，“实”是中国最好的传统，凡是中国的长处都在于“实”。说实话，做实事，讲实学。真实，切实，平实，朴实；实在，实际，实践，实验。朴实无华，充实有力，诚实无欺，脚踏实地，实事求是，等等。承认实在、如实而观就是他讲的“大客观”，就是辩证唯物论的基本方法和态度。他又说：唯物辩证法的第一精义就是活。“中国哲学所见的生活，乃是熙熙融融为其象，而实大刚健为其体。中国哲学的出发点确在是活的。”[15]这种活的、实在的辩证法包括“一阴一阳之谓易”的观点，物极必反、剥极必复、相反相成的观点，对事物总要作面面观、全面观乃至反面观的观点，关于事物的发展变化和“生生日新”的观点，关于事物的普遍联系和“通”为一体的观点，以及掌握分寸、恰到好处、“执两用中”的观点，等等。在他看来，“中国哲学的言仁、生、易，实深有合乎辩证法，有顺乎大客观”。中国哲学的基本概念：实、活、中、仁、生、易、通等等都是相通互融的，在整体上体现了辩证唯物论的根本精神，所以他说“‘实而活’就是辩证唯物论或唯物辩证法[16]的精蕴”。张申府比李约瑟更早、更明确地提出了辩证唯物论在中国古已有之的观点，他的缺点是没有把辩证唯物论的现代科学形态与古代素朴形态区分开来。一方面，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现代科学形态激活了中国传统哲学中内蕴的唯物辩证法的真精神，彰显了其意义和价值；另一方面，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又需要中国传统哲学提供支援意识，因此二者的合一、合流实具有必然性。

作为一个革命者和启蒙思想家，张申府先生并不否定“五四”运动反封建、反迷信、反权威和反对旧礼教的革命意义，但是他不赞成不分精糟地把中国传统思想一概否定，所以在倡导新启蒙运动时提出了“打倒孔家店，救出孔夫子”的口号。他认为孔子的“仁学”和以实、活、中、仁、生、易为代表的中国哲学“真精神”，就是需要抢救出来的传统思想的精华。申府先生说：“无论如何，孔子是最可以代表中国的特殊精神的，那么，为什么不应发其精华，而弃其糟粕？……复古是不可能的，但是一个民族，如果知道他自己文化上的成就，认识它文化上的代表人物，总可以增加些自信，减少些颓唐奴性。”[17]这是对待民族文化应有的一种同情地理解的态度。

再次，中西两大哲学传统的相容相通和相资互补，也是他长期关注的一个重要课题。在他看来，“今日的问题，以及今后整个世界的问题，根本都在把中国古代道德哲学与西洋近代自然科学融合起来，[18]而特别要从双方的方法精髓入手”。具体地说，“一与通是东方哲学之特长。多与析则西方哲学之所擅。信一与通，邻于神秘。持多与析，必重逻辑，而求最的之知”。他的愿望则是“于多见一，由析达[19]通；一不忘多，析而以通为归宿”。也就是说，力图在方法论上实现中西哲学的互补和融通。他特别希望用西方的科学、逻辑和唯物辩证法，来纠正中国传统思想笼统、模糊、混沌、不求甚解的毛病。在此之前，他还说过：“‘仁’与‘科学法’：我认为是人类最可宝贵的两种东西。仁出于东，科学法出于西。”科学法的根本精神“本不外乎诚实二字”，他认为这就是孔子讲的“四绝”：“勿意，勿必，勿固，勿我”。有了这种精神，就可以避免培根讲的“四妄”：“种妄，穴妄，[20]市妄，戏妄”。在这里他表明中西哲学也有相通之处，孔子和培根都强调观察的客观性，反对违背客观真实的种种主观虚构。他认为英国哲学的传统是重视经验、注重实际、主张实在，这点与中国传统哲学思想是最为接近的，力图在两种哲学传统之间寻找共同点。他沟通“仁”与科学法的基本思路，则是企图以“仁”作为引导科学法的价值体系，认为“今日世界的问题，是如何把仁的生活，与科学或与由[21]科学而生的工业，融合在一起”。这也是一种互动和互补。

以上内容主要是讲哲学思维方式上的中、西、马“三流合一”。申府先生按照“三流合一”的思路，也形成了自己具有个性的哲学思想，比如“大客观论”和“具体相对论”。他在讲到具体相对论的来源时说：“它的最直接的渊源就是罗素的数理逻辑上的类型说。……现代物理学上的安斯坦的相对论，以及马克思主义里的辩证唯物论，也是我的见解的启发者。但是我这个见解也还有一个渊源，那就是中[22]国哲学，特别是孔子的真传统与庄子的一些话。”这是他把“三流合一”作为一种方法而加以实际运用的一个例证。

除了注重哲学思维方式的综合创新之外，张申府先生的“三流合一”思想还有一个重要的维度，就是力图实现人生理想和社会理想方面的中、西、马“三流合一”。他把作为人类最高理想的共产主义与理想化了的孔子“仁学”结合起来，以“仁”为形式而以共产主义为实质内容，同时吸收了罗素的社会哲学和西方自由主义思想的某些资源，提出了“个人主义”与“大同主义”统一，“遂生、大生、美生”，“天人合一、天下归仁、止于至善”的人生理想和社会理想。它既是共产主义人生理想和社会理想中国化的具体表现，也是中国传统“仁学”的现代转化，又是对西方资产阶级自由、民主思想的积极扬弃。

五、“三流合一”思想的时代价值

前面已经提到，张申府先生首倡的中、西、马“三流合一”思想，其最重要的意义就是为中国现当代哲学和文化发展指出了一条现实道路，我们今天仍然是在这条道路上往前走。近代以来，“中国向何处去”、“中国文化向何处去”一直是人们最关心的问题，这就是中国社会和中国文化发展的道路选择问题。党的十八大报告指出：“道路关乎党的命脉，关乎国家前途、民族命运、人民幸福。”所以道路选择和道路自觉问题至关重要。近代以来，在中国文化发展道路问题上一直有古今中西之争。到了“五四”时期，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中、西、马的关系问题就成为近百年来文化道路选择和文化论争的中心主题。古今中西之争继续存在，但是多了一种文化道路选择的可能性，就是既不走“全盘西化”的道路，也不走“复归传统”的道路，而是在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价值原则指导下，超越古今中西之争而又吸收古今中外文化的精华，走一条中、西、马“三流合一”、综合创新的文化发展道路。李大钊、陈独秀、瞿秋白、鲁迅、毛泽东等人都看到了这一点，但是最先提出“三流合一”思想、原则、方法和概念（话语）的人却是张申府，最先明确支持这个提法的人是张岱年。中、西、马“三流合一”是“五四”后中国哲学和文化发展的一条现实可行之路，是一条康庄大道，在今天，它的时代价值已经越来越彰显出来了。但是在上个世纪三四十年代，提出这种观点并不容易，也难以得到广泛认同，因为当时正是代表中国社会各阶级利益的各种政治势力决战的时期，国际国内阶级斗争尖锐复杂，思想上的路线斗争也十分激烈，人们从现实利益考量，往往只看到各大思潮之间的分歧、对立，互相批评，激烈论战，“道不同不相为谋”的这一面，而对它们之间相反相成、相容相通、相资互益、对立互动的一面有所忽略，或者视而不见，看不到它的前瞻意义，甚至把“三流合一”思想当做一种企图消弭阶级斗争和思想路线分歧的“奇谈怪论”而加以批评。张申府先生曾经预言，“第三文化”的建设，一要建立一种与之相适应的新经济制度，二要提高人们的科学知识水平，特别要善于运用辩证思维方法。中国在建立了社会主义的基本制度和接受了“文革”的教训、走上改革开放的道路后，对中、西、马“三流合一”思想的认识也达到了一个新境界，张岱年先生提出的“文化综合创新论”得到广泛认同就是一个显著标志。这是符合历史辩证法的。申府先生生前没有看到中国思想文化界的这种好形势，没有看到今天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已经把中、西、马“三流合一”的道路越走越坚实，越走越宽广。他如果地下有知，也会笑慰九泉的。

关于中、西、马三种文化资源在“三流合一”中的地位和相互关系，我在2006年纪念张岱年先生逝世两周年的学术研讨会上，曾经提出“马魂、中体、西用”的看法。其完整表述是“马学为魂，中学为体，西学为用，三流合一，综合创新”五句话。很明显，“马魂、中体、西用”论是接着张申府先生的“三流合一”说和张岱年先生的“综合创新”论讲的。我当时关注的主要是张岱年先生的有关思想，特别是受到他讲的“中华民族是建设社会主义中国新文化的主体，而社会主义是中国新文化的指导原则。科学技术等等都是为这个民族主体服务的，也都是为社会主义服务的”一段话的启发，我认为在这段话中已经包含着“马魂、中体、西用”的基本思想，不过还是在体用二元模式中表述出来的。当时我还没有认真拜读张申府先生的著作，在准备参加这次会议的过程中，我特别注意他在论述中、西、马的关系时，是否已有“马魂、中体、西用”思想的某些迹象或者萌芽。结果使我颇为兴奋，感觉收获很大。申府先生在《家常话》中有非常明确的以马克思主义、辩证唯物论为主导的思想，他用的概念是“主宰”。他强调今天做学问一要从实际出发，二要做正名的工夫，三要讲究逻辑，然后接着说：“在三者之上更要已经相习而不自觉地时时以辩证唯物主义为主宰，把它贯通到各角落各方面：时时要确在‘实’，如实，踏实；时时要‘活’，要注意活；时时要注意各方面的关联，时时要注意变化发展，时时要注意各类对立与矛盾，时时要注[23]意相互斗争和否定，时时要勿忘相反相成。”这就是在继承中西学术的基础上，要求把唯物辩证法当作时时要加以自觉运用的基本观点和方法。他在论述世界哲学两大主潮之合流时，也明确指出：“已经开始而偏于西洋的未来世界文化，其中心哲学与方法就是辩证唯物[24]论。”他还在用语上将“法”（方）与“术”（道）区分开来，“以辩证法为术，而以科学法与逻辑解析为法”，认为“法是要受术的指[25]导的”。这些都说明在申府先生看来，辩证唯物论在“三流合一”中正是起着“中心”、“指导”、“主宰”和“灵魂”的作用。关于中国文化的主体地位，也是申府先生始终关注和一再强调的。他明确说[26]中国文化的发展要“以中国为主”、“中国自己作得主宰”，鼓励青[27]年要“以本国为重，从本国出发”，“时时守住中国的立场”。在[28]《民主原则》这篇文章中，他还有“以中国为体以中国为本位”的提法。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指导思想地位和中国文化的主体地位，是“马魂、中体、西用”论的基本观点和核心观点。现在看来，中、西、马“三流合一”思想的首倡者张申府先生就已自觉或不自觉地持有这种理论立场，张岱年先生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文化建设实践中，特别是在同各种错误思想的斗争中，对此有了更深刻的认识，他的有关论述离“马魂、中体、西用”论实际上只有一步之遥了。两位先贤的思想探索历程，使我们更清楚地认识到，中、西、马的关系不能用一个中西对立、体用二元的僵固思维模式框限住，把主导性之“体”与主体性之“体”区分开来是非常必要的。其实这也是传统哲学留下来的老问题，“道体器用”之体与“器体道用”之体是不能混为一谈的。“魂、体、用”三元模式为讲清楚“三流合一”中的中、西、马关系提供了一条新思路。

最后我再谈一点感想，提一个建议。

两年前，河北师范大学开创性地建立了张申府张岱年研究中心。两年来，中心做了扎实而又富有成效的工作，创建了二张研究网站，出版了二张研究集刊，有力地推动了全国范围内的二张思想研究。我觉得今天这个会开得非常适时。过去二张研究的重点是张岱年先生，他是国内中国哲学史学界的权威、泰斗，中哲史界受教受益的学者很多，他们也是积极参与二张研究的主力军。这次以纪念张申府先生诞辰120周年为契机，专门开会研讨他的学术思想，引起中共党史、近现代思想史、文史资料研究等方面更多学者的关注和参与，将把二张生平、著作和思想研究全面推进到一个新阶段。我个人认为，下一步需要提上日程的，最重要、最迫切也最具有实质意义的一项工作，就是要新编《张申府全集》和重编《张岱年全集》，为二张研究提供完整、可靠的资料依据。著作是思想的载体，如果著作收集不全，生平研究也难免有所欠缺，所以编辑出版二张先生的“全集”是深入开展二张研究的一项基础性工作。

我是从解决一个具体问题的感受而意识到编辑出版全集的紧迫性的。出席这次会议，我想讲一下“三流合一”问题，但是直到5月27日，我还不知道“三流合一”的原始出处。张岱年先生在《关于新唯物论》一文中曾经提到：“本刊编者曾云：‘我的理想：百提（罗素），伊里奇（列宁），仲尼（孔子），三流合一。’”发表这篇文章的报刊就是张申府先生主编的天津《大公报·世界思潮》副刊。但这句话在《张申府文集》和他的其他著作中都找不到出处。《家常话》中有很明确的关于“三流合一”的论述，但那是四十年代写的东西，不是原始出处。5月27日，我给杜运辉同志发了一个电子邮件，希望他在开会之前帮助把原始出处查出来。查找的目标很明确，就是天津《大公报》的《世界思潮》副刊，时限也很确定：张申府先生是1932年9月开始主编这个副刊的，张岱年先生的《关于新唯物论》一文发表于1933年4月27日，他引据的“本刊编者云”应该就在这个期间的“编者案”、“编后”、“编余”之类文字中。杜运辉把这个任务又交给了南开大学哲学院的博士生张娇同志。我的邮件是上午9点发出的，下午5点就收到回复：已经查到了，这句话是在1932年10月22日的一则《编余》中。我从这件事情受到启发：要深入研究二张先生的思想，必须把他们的全集编出来。申府先生主编天津《大公报·世界思潮》副刊两年零四个月，一共出了88期。《张岱年全集》第一卷中有26篇文章是发表在这个副刊上的，而在《张申府文集》中，只有第二卷的《鸡蛋与鸡——英雄与时势》、《事、理或事实》、《客观与唯物》三篇文章，第三卷的一篇《编零》，第四卷的《概然与概率》、《有的人为什么让人喜欢》两篇译文，共计6篇文章发表于该副刊。申府先生在《所忆》中说过：“我曾经借这个机会尽力显扬或介绍了不少新思想、新理论、新哲学、新科学、新人物、新事、新物、新书、新期[29]刊”，“其中用本名或不署名的文字都是我写的”。很显然，该副刊上还有许多他署名或不署名的文字，没有收到《张申府文集》中去。如果把他主编两年零四个月的88期《世界思潮》副刊都找出来，弄清楚他使用过哪些笔名，除了署名文章外，还要注意“编者按”、“编后”、“编余”之类的文字，那么，肯定还可以发现不少文集没有收进去的新内容。如果按照《所忆》提供的线索，把他主编过、主笔过或投稿发表过文章的报刊杂志都普查一遍，我想一定会大有收获。只要有心做这件事情，功夫下到了，编全集的工作我们现在是可以做的。把这个工作留给后人，难道二十年后，五十年后，甚至一百年后条件会更好一些吗？不一定。二张先生是已经盖棺定论而又辞世不久的历史人物，他们的学生和子女都还健在，现在可能是编全集的最佳时机。河北师大设有二张研究中心，义不容辞地应该承担起设计、规划和具体组织实施的工作，与家属、有关研究会、高等院校、图书馆、出版社等单位通力合作，还可以争取立项得到国家支持。经过若干年努力，编辑出版二张全集的工作是有可能在我们这代人手里完成的，我们不应该推卸自己的历史责任。

全面推进二张生平、著作和思想研究，还有许多事情可以做。在舒衡哲访谈录之后，我们还没有看到过一本我国学者写的详实的张申府传记、年谱之类的书，这不能不说是令人遗憾的。张申府是一个传奇性的历史人物，他的丰富而曲折的人生经历，不仅应该是学术研究的对象，而且是文学创作的很好素材。河北省有才华的作家如果能把它写出来，拍成电视连续剧，一定是很吸引人的。张申府、张岱年兄弟在传播马克思主义并为其寻找中国因缘的过程中，思想契合，感情深笃，但是两人的性格却很不一样。“刚毅木讷近仁”的张岱年先生是一个纯粹的学者，虽有爱国、进步的政治思想，但不喜涉入政治太深。张申府先生则既是学者和思想家，也是一个风流倜傥、热心于政治的著名社会活动家。把他们用形象的文学艺术手法表现出来，一定能给人们留下深刻印象。我在这里只是表达一种个人愿望，希望二张生平、著作和思想研究能够引起更多人的关注，产生更大的感染力。（本文是作者2013年6月15日在石家庄召开的“张申府先生诞辰120周年纪念暨学术研讨会”上的发言）注释[1]（美）舒衡哲著，（美）李绍明译：《张申府访谈录》，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1年版，第168页。[2]（美）舒衡哲著，（美）李绍明译：《张申府访谈录》，第50页。[3]张申府：《第三文化之建设》，《张申府文集》第1卷，河北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61-64页。[4]张申府：《编余》，《大公报·世界思潮》1932年10月22日，第8版。[5]张岱年：《关于新唯物论》，《张岱年全集》第1卷，河北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133页。[6]张申府：《家常话》，《张申府文集》第3卷，河北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434页。[7]（美）舒衡哲著，（美）李绍明译：《张申府访谈录》，第23页。[8]（美）舒衡哲著，（美）李绍明译：《张申府访谈录》，第106页。[9]张申府：《抗战建国文化的建立发端》，《张申府文集》第1卷，第258-259页。[10]张申府：《现代哲学校论》，《张申府文集》第2卷，河北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83-84页。[11]张申府：《五四纪念与新启蒙运动》，《张申府文集》第1卷，第192页。[12]张申府：《自由与组织》，《张申府文集》第1卷，第522页。[13]张申府：《现代哲学的主潮》，《张申府文集》第2卷，第185-186页。[14]张申府：《论纪念孔诞》，《张申府文集》第2卷，第632页。[15]张申府：《续所思·九十

六

七

“仁”与“科学法”：中国现代思潮中的张申府

在大故迭起、风云激荡的中国现代史上，张申府是位非常独特的人物。他参与了中国共产党的创立、黄埔军校的筹建、民盟的成立等重大政治活动，但又长期被政治所冷落；是他介绍周恩来、朱德加入中国共产党，但他自己不久便又退出共产党。在科学思潮、社会主义和自由主义在现代中国的引进、传播和发展中，他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在五四知识分子中，他是非常具有代表性的一位，因此对他的研究和理解，也会使人们加深对中国现代史、中国现代知识分子的理解。

一、曲折经历

张申府（1893—1986，名崧年，以字行）出生在河北献县，其父为清末进士，曾任翰林院编修、民国时期的众议员等职。

1913年，张申府以优异的成绩考入北京大学数学系，但他对哲学却又深感兴趣，于是几年间在数学与哲学间“摇摆不定”，“变来变去”。1917年毕业后虽留校任数学助教，但依然难舍哲学，而且在哲学上似乎用功更勤。正是这种“文理交修”的背景，影响了他以后的思想发展与学术方向。

这期间，正是新思潮在北大孕育发动之时，身处其中、思想敏锐的张申府深受时代精神震荡，常常探讨哲学、政治、社会及人生等方方面面的重大问题。不久，他便成为《新青年》的经常撰稿人之一，稍后又任该刊编委。他还曾参与学生启蒙团体“新潮社”的成立活动。在一系列文章中，他首次向国人介绍了罗素等许多西方现代进步思想家。后来他曾骄傲地写道：“有些现代的新学说新人物都是我第一个介绍到中国来。有些名字也是我第一个翻译的，后来都流行了。特别是罗曼·罗兰、罗丹、罗讷、巴比塞、伊本讷兹，等等都是。以后大大同情中国的罗素尤其是一个。这是我对于国家的一种贡献，我深自[30]引为光荣。”这期间，他与李大钊、陈独秀关系密切，并于1918年和李大钊一同创办了《每周评论》，成为五四新文化运动中的风云人物之一。

在李大钊的影响下，他开始转向共产主义，译介了一些宣传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的文章。1920年初，他参与了组建中国共产党的筹备活动；在“南陈北李”间奔走串联。同年10月，与李大钊创建了北京共产主义小组，并将张国焘发展进来。同年年末，他遵照陈独秀的指示来到巴黎，在赴法勤工俭学学生中发展共产党员。在此，他介绍周恩来入党，组成中共旅法小组；不久又与周恩来一起将正在探求新路的朱德发展入党。1924年初春，张申府回国来到广州，参与黄埔军校的筹建，并任蒋介石的英、德文翻译。正是由于张申府的极力推荐，周恩来回国不久便出任黄埔军校政治部主任之职。

但张申府身上始终有着浓重的文人气质。1925年初，张申府出席在上海召开的中共“四大”时，因讨论党的纲领与人争执而负气提出退党。尽管李大钊、赵世炎等反复劝说挽留，但他仍执意持“在党外来帮助党工作”的立场。作为中国共产党的创建者之一，他对其“铁的组织纪律性”似乎认识不足，相反却表现出一种“合则即，不合则离”的精神特性。退党后，张申府以教学和翻译著述为生，但并未成为一位不问世事、埋首书斋的学者，而是始终坚持五四精神，以一位正直的知识分子的良知，为科学思想的传播和民主政制的建立而奋斗。1935年国难当头之时，他发起成立“北平救国联合会”；在任教于清华大学的逻辑课上，他时时置“数理逻辑”于不顾，向学生痛斥当局的不抵抗政策；他曾是著名的“一二·九”爱国学生运动的发起者与领导人之一，并因此被捕入狱，后虽经冯玉祥保释出狱，却被学校解聘。此后，他倾全力从事抗日救亡运动。在重庆，他参加国民参政会，发表大量宣传抗日的文章，与其他民主人士配合中共连续发起宪政座谈会，要求进行民主改革。他参与了民盟的组建工作，任中央常委兼华北总支负责人。

张申府的思想深受罗素、罗曼·罗兰等人的和平主义影响。在抗战胜利后国、共两党的大决战中，张申府一直反对内战、力主和平。当共产党节节胜利、即将进行淮海战役时，张申府仍在《观察》杂志上书生气十足地呼吁和平，要求双方停战。结果，自然受到胜利在望的共产党及民盟左派领导人的批判，并被开除出盟。共和国成立后，张申府供职于北京图书馆，虽十分冷寂却也未能逃脱“右派”厄运，直到1978年始获“平反”。

二、“求真”与“求善”

在张申府的思想中，“求真”的科学与“求善”的道德是内在相通，互相发明的。“科学规律”加深了加强了他对社会主义思想的信念，“社会主义”又使他对“科学”的价值备加推崇。将“真”与“善”统一起来，是他的理想目标。

在五四新文化运动中，“科学”虽具至高无上的地位，但新思想的宣传者中只有极少数是研究“科学”的，而张申府便是这极少数之一。作为数学系学生，他具有某种“得天独厚”的优势，立即敏感到世纪初以罗素为代表的分析哲学、数理逻辑学在思想史上蕴含的巨大革命意义，并深为这种哲学的清晰、精密及高度技术性所吸引、折服。因此，他并不是空洞地宣传“科学”，而是脚踏实地、终生不辍地译介、研究罗素的思想和分析哲学，为“科学的哲学”在中国的传播做了开拓性工作。更难得的是，他推崇科学却不彻底反传统，对儒家的“仁”亦极推崇，力图沟通“仁”与“科学法”。在当时的思想先进中，这是十分罕见的。

大约在1914年，张申府在北大图书馆偶然读到罗素的《我们的外界知识》一书即被其吸引，由此对罗素发生了浓厚的兴趣，对罗素的数理逻辑理论更是推崇备至。他在《新青年》上称颂罗素“是现代世界至极伟大的数理哲学家，是于近世在科学思想的发展上开一新时期的一种最高妙的新学〈即数理逻辑（名学），也叫记号逻辑或逻辑[31]斯蒂科Logistic〉很有创发而且集大成的”。他认为数理逻辑的产生是哲学“科学化”的重要标志，更证明了哲学及所有人文学科不仅应该，而且能够“科学化”。这一点，恰恰适应了当时思想界的需要。新文化运动的先进们认为中国种种落后的重要原因之一是科学精神的匮乏，而且将“科学”归纳为西方文化的两大特点之一而加以推崇。张申府自不例外，认为“西洋文明，自古及今，最大特色，一言蔽之，[32]不外乎逻辑”，而科学精神“为现在中国所最缺”。所以当务之急是用科学思想战胜非科学思想。正是基于这种抱负，他一点点地把数理逻辑、摹状词理论、语言分析等中国人闻所未闻的理论介绍进来。特别值得称道的是他在1927年即将奥地利哲学家维特根斯坦的巨著《逻辑哲学论》译成中文发表，题为《名理论》，为该书英、德文对照本出版后的第一个其他文字译本，使西方学术界甚为惊讶。然而中国哲学界直到80年代中期才对维特根斯坦哲学产生足够的重视，并形成一股“维特根斯坦热”，这恰恰也反衬出张申府当时的眼光。

在推崇罗素哲学的同时，他又接受了马克思的辩证唯物主义。他虽然看到了二者的差异，却不认为有本质的不同，而认为二者因本质相同能够“结合”、互补：“解析是要根据科学的，是反对承认不变的的本体的玄学的。唯物也正如此。此二者相通之点。”“解析的第一步工夫固在言辞文字上，但也是要切实如实的。唯物则尤要脚踏实地，实事求是。这又是二者相同的地方，解析之极致可使一切学问统一于一，这一点至少也是唯物之所从同。以此种种，最近世界哲学界里两个最有生气的主潮是可以合于一的；而且合一，乃始两益。而且合一，乃合辩证之理。在理想上，将来的世界哲学实应是一种解析的[33]辩证唯物论。”而二者的不同反可“互补”而共臻完善。逻辑解析“偏重于分”，辩证唯物“侧重于全”；“解析末流之弊是割裂破碎”，“辩证唯物之弊则是笼统漠忽”，但由于二者有共同的基础，“解析与唯物，实正相补”。总之，“解析与唯物，这是西方方兴的趋势。两势会归，必然于人类思想的改造，世界状态的变更，均大有所成就，[34]夫岂止于解决些哲学的问题而已？”这最后的问题，颇能反映张申府等人对“科学”“科学哲学”如此推崇的最终关注之所在。他们最终关怀的并不是科学、哲学及知识本身，而是人生、社会，是“世界状态的变更”。

因为张申府认为，科学的“求真”与人类社会的“求善”是统一不可分的，因为“科学是器，器无善恶”，所以需要一种价值观念的引导。他设想以“仁”作为引导“科学法”的价值体系，“今日世界的问题是如何把仁的生活，与科学或与由科学而生的工业，融合在一

[35]起”。“在吾意，真即是自然，自然即是真：即真即自然，美善视[36]此。”“求真”的意义在于“求善”，“求善”的路径在于“求真”，社会主义便是“善”，是“仁的生活”的体现。因此他充满热情地介绍、宣传社会主义学说。当然，他还未能十分清楚地把罗素主张的改良的行会（Guild）社会主义和马克思的社会主义区分开。

但1922年他在巴黎积极发展共产党组织时，思想更为激进，明确主张社会主义革命：“社会是万恶之成就者。人性是罪恶之教唆[37]者。吾们只有：革社会之命；调理人之性。”“我的根本主张是废国灭产，绝婚姻。”“对于社会主义自然要绝对的信奉……社会主义资本主义之间，更没有第三者……现在摆在眼前的，已只有共产主义与资本帝国主义两条路。”“吾想创造的少年中国，乃是无产阶级的少[38]年中国。”而且，“只由无产阶级的专政，建立了共产主义，社会的安定才能重得，秩序与进步才能再望”。“这个变更，必须是革命[39]性质的；必须以非宪的手段抓住权力；必须以强力扑灭反革命。”

简言之，在五四时期科学思潮在中国的传播和社会主义在中国的兴起过程中，张申府作出了突出贡献。

三、个人与社会

作为中国共产党的创始人之一，张申府却因“一言不合”而执意退党，其中固然有个人性情、人事纠葛等原因，但思想渊源，却是更为根本的。

如前所述，张申府深受罗素思想的影响，他在介绍罗素的哲学思想、社会观点时，对罗素的“个人主义”亦极赞赏：“他（罗素，笔者注）最重视个人，个人的自由，小团的自治，与他哲学里的重视个[40]体与主张绝对多元，实不无关。”在张申府的思想中，“个人”与“集体”的矛盾一直十分尖锐，无法真正解脱。所以，他认为社会问题的核心是“群与己，少与多”的关系问题，“过顾社会则碍个人，[41]过重小己亦妨社会”。如何处理“群己”关系，是他困惑不已、深感痛苦的问题。从个人经历可以看出，这一问题对他有着特殊的意义。作为深受罗素、罗曼·罗兰等人的哲学和社会思想影响的新文化运动先锋之一，他对以个性独立、个性发展为核心的个人主义、自由主义观念一直有着深深的眷恋之情；作为马克思主义的译介者、信仰者和中国共产党的创建者之一，他对以集体主义为目的的大同境界和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又始终怀有深深的崇敬之意。这种内心的矛盾，是他难以纾解的，也是他的悲剧的根源。

张申府的理想社会，是个人与社会的和谐统一。“如何可以自由？自由在个人主义。如何得个人主义？得个人主义在知有人，亦不知有人。知有人，不以己害人。不知有人，不以人碍己。个人主义之极致，即是大同之极致。大同之极致，即是个人主义之极致。故此个人主义[42]为大同个人主义。解群己之纠者，在于是。”其实，这“大同个人主义”毕竟只是一种美好而苍白的空想，恰恰反映了中国“新式知识分子”的伦理困境。一方面，由于历史和现实的原因，他们无法完全接受西方近代“个人主义”取向；另一方面，他们又无法忍受中国传统的“集体主义”取向。而如何才能实现理想的“大同个人主义”呢？张申府只能寄希望于人类的理性：“解决此问题自宜更循人性而审选群制。巴甫洛夫的制约反射之律，于此实大有助益……换辞来说，人生必须由科学的进展，人性的认识，社会的改制，教育的更新，以[43]达于仁之境。”他认为通过诸如条件反射学说便能“科学地”认识人的本性，可以据此作出理性的选择，造成群己和谐的合理社会，使[44]政治由暴力的变成理性的：“力即是理必须变成理即是力。”在暴力冲突异常激烈的近代中国，呼吁由“理”代替“力”确实显出一种“知其不可而为之”的悲剧精神，但又反映了一种在现实剧变中的无奈。这种悲剧精神与无奈之感，确也是中国现代知识分子的精神写照。

总之，在张申府的精神世界中，科学与价值、个人与社会、东方文化与西方文化等汇于一处而不彼此抵牾，其根源就在于他笃信物我一体的“通”：“一与通是东方哲学之特长。多与析则是西方哲学之所擅”。“我则祈：于多见一，由析达通；一不忘多，析而以通为归[45]宿。”的确，“一”与“多”，“析”与“通”，“仁”（价值理性）与“科学法”（工具理性）之间如何定位，是张申府给时代提出的问题和任务，直到今天，仍引人深思。（本文是作者2013年6月15日在石家庄召开的“张申府先生诞辰120周年纪念暨学术研讨会”上的发言）注释[30]张申府:《罗素——现代生存的最伟大的哲学家》，《新闻评论》1946年4月12日。[31]张申府：《罗素》，《新青年》1920年第8卷第2号。[32]张申府：《非科学的思想》，《清华周刊》1936年第44卷第8期。[33]张申府：《现代哲学的主潮》，《清华周刊》1934年第42卷第8期。[34]张申府：《现代哲学的主潮》，《清华周刊》1934年第42卷第8期。[35]张申府：《所思·一一九》、《所思·一一八》，三联书店1986年版，第68、67页。[36]张申府：《罗素》，《新青年》1920年第8卷第2号。[37]赤（即张申府——笔者注）：《个人不负罪恶责任》，《新青年》1922年第9卷第6号。[38]《编辑室杂记》，《新青年》1922年第9卷第6号。[39]赤：《共产主义之界说》，《新青年》1922年第9卷第6号。[40]张申府：《罗素》，《新青年》1920年第8卷第2号。[41]张申府：《续所思·二六》、《续所思·二七》，三联书店1986年版，第159、160页。[42]张申府：《所思·二十》，第11页。[43]张申府：《续所思·二六》，第159页。[44]张申府：《续所思·二六》，第159页。[45]张申府：《续所思·四》，第135页。

“实在”的信念：谈谈张申府哲学中的“实”

今天有机会同大家一起讨论有关张申府先生的哲学和思想，我感到非常荣幸。但我必须坦率地承认，我对张先生的了解非常有限，我只能谈一个非常具体的问题，即主要围绕张先生有关“实在”的信念以及人如何存在的问题来说，重点是讨论张先生哲学里边的“实”。

我们知道，张先生的思想非常复杂。复杂的原因是他的多样性。多样性里面的一个表现，是他行走在学术与社会、政治之间，他想扮演一种双重的角色。他的多样性的另外一个表现，是他的哲学思想有不同的来源和选择，他要在不同的哲学学派里面找到一个非常好的结合。因此，要讨论张先生的人生和哲学，我觉得非常的困难。

如何看待他在学术与社会政治之间这样的选择，如果我们从一个大的背景入手的话，那么我们可以说，在现代中国社会中，张先生仍然想扮演的是观念人物和行动人物这样一种双重的角色。在现代学术专业化的过程中，“新文化运动”和近代早期中国知识分子不少人始终都想扮演观念人物和行动人物的这种双重角色。但是，从20世纪20年代以后，中国知识人确实逐步开始有意识地走向学术专业化的道路，其中也产生了一种哲学上的体系化运动。但张先生在这之后，他仍然想走的是双重角色的道路。如何去看待这一点呢？张先生他自己就有反思。一方面，他说，由于他热心于社会和政治活动，他的哲学工作受到了影响；但另一方面，他又认为知识分子的责任不能逃避。因此，他游离于政治、社会与学术之间的这种双向选择是否明智，要看我们在什么角度上去评判他。确实，问题不是像我们表面看上去的那么简单，那么单一，这一点我想是非常复杂的。中国近代以来的知识分子面临的命运是非常艰巨的。即使他们有志于学术，他们仍然不能忘怀于社会和政治生活。20世纪50年代以后，这个问题在中国变得更为棘手，因为政治与学术之间的统一变成了学术完全服务于政治的需要，这个选择让我们付出了沉重的代价。50年代以后的张先生同样也遇到了。

在哲学里面，张先生要在不同的哲学之间作出选择，作出融合，作出整合。但这种整合的任务非常艰巨，所以做起来其实是非常困难的。因此，我们如何去界定张先生的哲学，自然也是困难的。按张先生的一些说法，也许他对自己的哲学阵营非常清楚。但是如果我们去研究的话，我们又觉得有的说法，包括他个人的说法也许不一定是那样的，所以我想从他的思想内部，并从广义的立场来看看他的哲学的特性。按照英国思想史家以赛亚·伯林的区分，张申府在哲学上也许是一个狐狸型的人物。狐狸型的人物相对的是刺猬型的人物。狐狸有很多智慧，但是刺猬只有一个智慧；按照实用主义哲学家罗蒂的区分，他也许是一种教化的哲学家。这种哲学家相对的是非常体系化、建构性的哲学家；如果我们借用哈耶克的区分，也许他是一种博学多识型的思想家，这种思想家相对的是一种困惑型的哲学家。这是张先生哲学思想所体现的风格，或者说是他的哲学的个性。

具体到他的哲学，我们如何来看，如何来界定呢？说他的哲学是“三流合一”，这是指他的哲学思想的来源。问题是，这些不同的思想来源在分量上有没有轻重，再者，“合一”出来的东西如何界定。张先生在这一点上也是复杂的。如，从方法上看，他当然是非常重视解析、分析，但是他又不满足于解析，他还要去结合辩证的方法，而且不仅要结合辩证的方法，还要结合一种贯通的方法、综合的方法，因此在方法上将他的哲学界定为解析的方法，或者辩证的方法，或者是一种综合的方法，好像都有顾此失彼的情形。又比如说，在哲学上，我们能称他的哲学是解析的唯物论吗？我觉得也有不小的困难，这个困难主要在于他讲的“实在”比唯物论的要广，其思想资源更多地是在罗素那里。

通过研究，我更愿意将他的哲学称之为“唯实主义”。张申府更多地是借助于新实在论，并有限地借助于唯物论，通过这两者的结合形成了他自己的哲学。看张先生的文章，他始终强调“实”这个概念，我想这一点大家大概清楚。“实”是他一生的一个追求，是他一生最强烈的信念。如果寻找他强调“实”的哲学背景，如果将这同20世纪30年代以后中国的实在主义哲学运动放在一起来看的话，那么相对于新儒家代表的生命主义运动，张先生所主张的哲学，可以说是当时中国实在主义哲学运动的一部分。说到当时的实在主义哲学，我们可以想到金岳霖的工作，也可以想到冯友兰的工作，当然他们的工作都是非常专门化的。

实在主义同唯心主义形成了对立。张申府将实在论同唯物论结合起来，也同唯心主义形成了一个对立。张先生“唯实”哲学的来源，更具体的讲是来自罗素的朴素实在论，这从不少文献可以看出来。张申府最初接触的确实是罗素的哲学。1913年、1914年，他在北京大学藏书楼接触到的哲学著作，主要是刚出版不久的罗素的《哲学问题》、《我们关于外界的知识》等。自此以后，他在哲学上就步罗素的后尘。他称道新实在论，并提出“大客观”。他也强调罗素的“解析”方法。在世界的本性这个问题上，他特别喜欢说的一个词组是罗素的“健全的实在之感”。这个词组，我们知道是出自于罗素的《数理哲学导论》第十六章“摹状词”。这部书的中文译者晏成书对一词[46]组的翻译是“对于实在的健全意识”。张申府最初的翻译是“对于实在的状健率真之感”。他还引用了罗素这一章中的一句话：“只有一个世界，即‘实’的世界。”晏成书的翻译是：“只有一个世界，[47]这就是‘实在’的世界。”我们知道，罗素通过“摹状词”理论，要解决一个重大的哲学问题──即什么才算是存在的。

张先生实际上一开始是介绍罗素的哲学。对于罗素的哲学，他说：“他一生最大的教训，就是他说他生来是一个经验论者，他一生口口不离的是所谓‘健实的实在之感’……二十世纪以来，许多哲学家从罗素出来了。但都赶不上他。为什么呢？就因为恰缺了他那个宝贵的[48]‘健实的实在之感’。所以一作什么就滑到各种的虚玄里去了。”同时，他也指出了他如何受到罗素实在论的影响。如1938年，在《教实》中他说：“在哲学上，我曾称道新实在论。我自己的哲学观点是“大客观”。这些的最主要点都不外一个实字。就是现代的唯物论，也如此。我为什么最喜欢罗素？就因他是最能表现实者。罗素爱说‘健实的实在之感’（robust sense of reality）。我认为这真是讲学作事[49]所最不可缺。”张认为罗素的哲学前后有不少变化，但有一点是他始终坚持的，这就是他的“唯实”：“罗素哲学确已屡变。但是不但百变不离其宗，而且越来越近其宗。宗是什么？宗就是实，就是如实，就是切实。罗素尝自称他生来是一个经验论者。这就对了。这实是罗素哲学最大特点之一，要了解罗素与罗素哲学是必须懂得这个的。”[50]

如同罗素，张申府先生也一直“唯实”。如果我们进一步追问的话，罗素讲的“实”，张先生讲的“实”，具体是指什么呢？罗素受现代物理学特别是相对论的影响，他认为我们不能再接受一个机械的僵硬的物质概念。罗素，还有维特根斯坦，他们都把世界解释为事实，解释为事件，解释为事态。事件是所有事实的一种聚合，一种结合。张先生其实也是讲这样的“实”。他讲的实其实就是罗素讲的事实，或者说怀特海讲的事态。张先生将它翻译成“事情”。张先生实际上不仅是接受罗素哲学，他还把这样的观念看成他自己哲学的出发点。所以说，他强调事实。后来，他把罗素的实在论和唯物主义哲学结合起来，开始逐渐把罗素讲的实在或者事实同物的概念结合起来。这个变化我们是可以看得出来的。除了这个实之外，张先生的“唯实”还是一种价值观。在他看来，实在的事实的世界，与价值的实在世界是能够统一起来的。既然有了“实在”，那么就有如何去把握这个“实”、如何去反映这个“实”的问题。这是张先生哲学中的方法论和知识论。在这一方面，张先生强调的方法有客观的方法、解析的方法等。这一点我不再具体的讲。

最后，我想说的是，张先生的一生是追求“实在”和“真实”的一生，是追求改造社会和政治的一生。近代以来，中国发生了什么，我们很清楚。中国的经历非常艰难，遇到了各种各样的挑战。在挑战之下，如何去面对，仁人志士们当仁不让。张先生作为知识分子，作为具有独立人格的学者，他的选择、他的追求，确实非常不容易。其中之一是，在这样、那样的空间中，要讲真话，要追求真实，是非常不容易的。张先生当时在很多时候和地方都是直言不讳，反映了中国知识分子独立人格和自尊的精神。我们也许可以概括说，在中国的历史上，那些在政治上非常得意的人大部分在学问上是不成功的。我们可以看看历史上的儒家，看看历史上的道家，看看历史上的佛教，那些出入政治，在政治上非常得意的人，是不可能在学术上做出重大建树的人。张先生在政治上不能成功，是因为他要保持一个真实的心境。他创造了一个党，但是他对党有自我反思、有批判，他对自己有反思也有批判。他说中文中的“党”那个字，就是“尚黑”。他的说法虽然是一个解字的方法，但确实反映了他追求真实的心。一个党要追求成功，就要有组织化、纪律化，就要在一个动听的口号之下不择手段。以他的这种心境去从事政治活动，肯定不切实际。

最后我借用两个小调侃结束我的发言。一个是我在北大念书的时候（1983年至1989年），中间曾接触到苏联的访问学者，当时苏联还没有分化。其中一位年轻的朋友跟我开玩笑说，他们在苏联天天看《真理报》，天天在《真理报》上找真理，但就是找不着。所以他们就问，真理究竟到哪里去了？意思是说，《真理报》上没有真理。另外一个是一位朋友讲的，他说，利比亚反政府武装最后胜利了，他们抓到了卡扎菲。他们抓到卡扎菲是多么不容易啊，但被抓起来的卡扎菲说他不是真的卡扎菲，他只是卡扎菲的替身。反对派一听像是当头一棒，虽然传说中卡扎菲有替身。他们马上问，你说你不是真的卡扎菲，你是卡扎菲的替身，那你说真的卡扎菲在哪儿？他说：真的卡扎菲在中国。反对派立即反驳说：胡说，中国哪有真的！

我们想说的是，《真理报》上的真理再少还是会有真理的；中国人再造假还是有人不造假的，比如说在座的各位我们都没有替身。但这两个调侃确实也很可怕。这是我们时代面临的挑战。从这种意义上来讲，我们去探讨张先生的实在观、真实观，对我们现在来讲，不仅有学术上的意义，还有特别的实际上的意义。我想，这就是我的发言，谢谢大家！（本文是作者2013年6月15日在石家庄召开的“张申府先生诞辰120周年纪念暨学术研讨会”上的发言）注释[46]罗素：《数理哲学导论》，晏成书译，商务印书馆1982年版，第160页。[47]罗素：《数理哲学导论》，晏成书译，第159页。[48]张申府：《具体、深入、专》，《张申府文集》第1卷，河北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446-447页。[49]张申府：《教实》，《张申府文集》第1卷，第295页。[50]张申府：《祝罗素七十》，《张申府文集》第1卷，第441-442页。

伟大的悲凉

大家上午好！

先说

一

今天饱学之士颇多，都是哲学泰斗、理论大家，我不敢班门弄斧，染指其中深奥。只能形而下学，从历史的角度，本着存真求实的态度，通过张申府先生的人生经历，剖析在那大浪淘沙的岁月里，中国优秀知识分子的先进性，当然还有局限性。以便有所认知，有所砥砺，有所前行。一

120年前，张申府先生出生在直隶省河间府献县小垛庄。这个村庄现在已经划归沧县，但人们习惯上还是说张申府是河北省献县人。张申府原名张崧年，字申府，以字行。二弟张崇年，曾任河北大学物理系主任。三弟张岱年，曾任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是著名的哲学家、国学大师。张氏三兄弟皆高寿，张申府享年93岁，张崇年享年88岁，张岱年享年95岁。这也无愧于三位名讳中都有一个“年”字。

三兄弟的父亲名讳张濂，光绪二十九年（1903年）进士，授职翰林院编修，辛亥革命后当选为国会议员。

无疑，这是一个书香门第、官宦世家。这样的人家，家教严格，有着传统文化的熏染，注重品行修养。这些家庭背景、环境氛围，为张申府性格性情的形成带来了必然，也正是这些必然，很大程度上造就了他人生中的多个偶然。这样的人，一般都具有中国古代士人的特点，追求不受外物束缚的精神愉悦，以及行为过程中的自我感觉和自我肯定。这样的人，自尊，知耻，以坦荡磊落、坚持己见为尊，以掩饰忍顺、曲学阿世为耻；道德底线很高。现在很多人，包括所谓上层社会的官员和高级知识分子，无论是伦理底线、人格底线、为官底线、学术底线等等，都低得不能再低甚至根本没有底线，不知底线为何物。这样的人是很可怕的，容忍乃至纵容这样的人“活得有滋有味”的社会也是很令人头疼的。

纵观张申府先生的一生，其文人气质和士人风骨，十分彰显；我这里还要加一句：地域性格的浸润影响，“燕赵自古多慷慨悲歌之士”；作为一种思维与行为特点而概念化的河北人，无论显居庙堂，还是隐处江湖，讲求“义字当先”，“忠诚于社会先忠诚于自己”，为一种理想，一种认知，甚至为一种情绪而忘我的英雄主义的人文精神，深藏于潜意识之中，在关键时刻便会自然地表现出来，从而作出一些俗人根本不能想象、大多常人也匪夷所思的我行我素的选择。“性格决定命运”，这些对张申府来说，恕我直言——成也萧何，败也萧何。

成败问题，与张申府的一生如影相随，这也是我们每个人一辈子的面对。所谓成败，分为两个层面，一是所热爱的、追求的、奋斗的事业的成与败，一是利益上、地位上、境遇上的所谓“社会标准”的成与败。即公私之分，大小之分，形而上与形而下之分。遗憾的是，今天衮衮诸公，实际着眼点全在自私的、小我的、物质上的成功，并以此来打造自己，度量他人。所谓世风日下，于斯为盛！

张申府先生有两个大大超乎同时代精英的优点，一是先知先觉，二是身体力行。时代的先知先觉者，应该是一批人；为认知而身体力行者，更是以群计数。但两者结合，思想敏锐同时又是行动型人才的敢为天下先者，实在是凤毛麟角，堪当大用。张申府在人生舞台上的第一次亮相，就干了一件开天辟地、惊天动地、感天撼地的大事业——与陈独秀、李大钊共同创建了中国共产党。

张申府曾就读河北师范大学的前身北京顺天高等学堂，是今天在座诸位的老学长。1917年，张申府在北大毕业，留校做助教。这年年初，蔡元培先生来北大当校长，实行兼容并包，提倡思想自由，开创了北大历史上著名的“三只兔子”时代。校长蔡元培、文科学长陈独秀、留美博士胡适均属兔，各相差一轮12岁。“北大的三只兔子”是个很不错的讲座题目，同学们想听的话，我下次来讲。

张申府在北大结识了图书馆主任兼经济学教授李大钊，而陈独秀常去李那里闲谈，因此与张申府也熟识。李大钊比张申府大4岁，陈独秀比张申府大14岁。李大钊社会活动多，忙不开时就请张申府帮工，曾几次担任图书馆代主任。陈独秀曾经说过，他在北大与李大钊、张申府最谈得来。

从陈独秀嘴里说出这句话，真是不容易。李大钊性情柔中有刚，很有修养。陈独秀则乖张得很，《陈独秀大传》中这样评价：不羁之马，无法无天，表面冷淡，与人寡合，一言不投，嚷骂随之，言语峻利，好为断制。桀骜不驯，倔强刚烈，脾气暴躁，细行不检，譬如逛妓院。总之是毛病不少，很难相处，他看上眼的人也不多。才高八斗的陈独秀是一幅“江南狂士”的来派，文质彬彬的张申府也是一身“燕赵娇子”的习性，两个人能够“最谈得来”，实在是因为知己知音，心心相印。

这个时期，张申府与毛泽东还有过一段交往。

1918年，毛泽东由杨开慧的父亲、北大伦理学教授杨昌济先生介绍，来北大图书馆担任工友，在张申府领导下工作。张申府与毛泽东同岁，张大半年。张申府后来回忆说：“那是五四时期，毛泽东在我属下工作，解放之后，他到处说‘张申府的老板面色很难看’。因为他忘不了我有一次要他重新再填写一叠图书卡片。”“一次我拿了一份书目交给他缮写，写完后一看，全部写错了，只好又退给他重写。”

据史料记载，1918年10月至1919年3月，毛泽东在北大图书馆第二阅览室工作了4个月20来天。每天的工作除打扫外，便是整理上架新到的报刊和登记前来阅览者的姓名。当时北大教授的月薪大多为二三百元，毛泽东每月薪金只有8元，是最低一级的工薪。美国记者斯诺在《西行漫记》中记载了毛泽东关于北大的一段回忆：“我的职位低微，大家都不理我。我的工作中有一项是登记来图书馆读报的人的姓名，可是对他们大多数人来说，我这个人是不存在的。在那些来阅览的人当中，我认出了一些有名的新文化运动头面人物的名字，如傅斯年、罗家伦等等。我对头面人物很有兴趣，我打算去和头面人物攀谈政治和文化问题，可是他们都是大忙人，没有时间听一个图书馆助理员讲南方土话。”

台湾出版的史料和大陆学者采访的口碑史料，还披露了这样一件事情：有一次毛泽东把傅斯年要借的一本书搞错了，双方争执起来；两人均操地方方言，一个湖南土话，一个山东土话，沟通不良，傅斯年气急之下打了毛泽东一个嘴巴。至于毛泽东有没有还手，多个版本没有记载；只有一两份资料说，毛泽东也踢了傅大胖子一脚。我确信这种说法，这丝毫不会影响毛泽东的形象。毛泽东那时还不是“伟大领袖”，都是20多岁的年轻人（毛25岁，傅22岁），哪有打不还手的？况且毛泽东也是人高马大，也正在气头上。傅斯年在北大堪称学生领袖，声望极高，有“山东小圣人”之称，先动手打人，足见其性情火爆乃至霸道。而毛泽东工作不认真，也是发生肢体冲突的动因之一。

总之，青年毛泽东在北大图书馆工作的这段时间，在其一生中留下很不愉快的记忆，影响到他对与之相连的许多人和许多事情的看法。其中就包括“老板脸色很难看”的张申府。新中国成立后，张申府一度没有工作。后来章士钊对毛泽东讲：“张申府也算是我们党的老人了，他的工作应该安排一下。”毛泽东当即发话：“他是我的顶头上司，我怎么敢安排他呢。”

毛泽东对张申府的看法，对他的一生产生了直接的重大的影响。这是十分无奈的现实。

1920年4月，共产国际东方局为了帮助中国建立共产党组织，派代表魏金斯基来华见到了李大钊和张申府，商谈建党事宜。李大钊说“我的号召力不及陈独秀”，介绍魏金斯基去上海见陈独秀。8月，上海共产党小组成立。之前，陈独秀曾写信给张申府：“建党是叫社会党或共产党？创党之事，只有你与守常可谈。”由此可见张申府在当时的作用之重。张申府持信与李大钊商议，李说：“叫共产党好！”最后陈采纳了李、张意见，取名中国共产党。

如果说只有党员才能建党，或者说建党的人自然就是党员，那陈独秀、李大钊、张申府就是中国共产党最早的3名党员。

9月，张申府前往上海迎接来华讲学的英国哲学家罗素，住在陈独秀家十来天，研究探讨党的组建工作，回京后即与李大钊商议成立组织、发展党员之事。他们首先看中了天津学生运动和觉悟社的领袖刘清扬，但刘却表示对党的组织还不太理解，没有同意。还有一种说法是，刘清扬不答应入党的原因，是因为看到发展名单排在自己后面的是张国焘；此人当时是刘清扬的热烈追求者，二人有过一段并不愉快的恋情，刘清扬讨厌他。1920年10月，在北大红楼图书馆馆长办公室里，李大钊、张申府介绍北大学生张国焘入党，三人成立了继上海后第二个共产党组织——北京共产党小组。

由此看来，张申府作为中国共产党创始人之一，不但积极参加了早期创建工作，还是“南陈北李”之间的奔走串联者，为中共建党作出了卓绝的贡献。现在论及这件中共党史上的头等大事，皆言“南陈北李，相约建党”，实际是“南陈北李张，三人同建党”。遗憾的是，我们的教科书，我们的媒体宣传，我们长期以来形成的社会共识，对其中张申府的贡献和地位又能提及多少？一笔带过或是语焉不详而已！只有格外留心的研究者，才能在刻意凸显的后来者伟岸身躯的背后，发现他不易察觉的孤独的身影。

这不但是对张申府的不公平，更是对历史的不公正。二

1920年冬，张申府先以蔡元培先生秘书的名义远赴法国，应聘在中法大学教逻辑。行前李大钊、陈独秀委托他到法国后继续发展党员、建立党的组织，张申府很好地很出色地完成了任务。1921年初，他发展了刘清扬入党，二人结为夫妻；二、三月间，张申府与刘清扬一同介绍周恩来入党，并在巴黎成立了共产党小组，成功地进行了创办党的刊物、创建党的组织等活动。1922年，张申府与刘清扬、周恩来一同前往德国。11月，张申府与周恩来一同介绍朱德加入中国共产党，年底，中共旅欧支部成立，张申府任书记。这期间，张申府和国内的陈独秀、李大钊始终保持着密切的联系，经常通信，沟通情况，为中共早期的活动与发展作出重大贡献。

1923年底，张申府经请示党中央后，回国到广东大学（中山大学的前身）任教授兼图书馆馆长；并应孙中山之聘请，参加了黄埔军校筹建工作。当时虽是国共合作，但在黄埔军校创建初期，只有张申府一人以公开的共产党员身份进入该校，并坚决拒绝加入国民党，不要双重身份。1924年5月，孙中山任命张申府为黄埔军校政治部副主任，是当时中共在该校的最高任职。张还负责黄埔第一期学生的监考、阅卷和录取工作，可以说黄埔一期470人，都是张申府的学生。录取榜第一名为共产党员蒋先云，还有陈赓、左权、徐向前等40多名地下党员，占了学员总数的十分之一。张申府还推荐恽代英、萧楚女、聂荣臻等共产党员来黄埔军校做政治教官。

黄埔军校党代表廖仲恺推荐张申府给校长蒋介石当翻译。1923年蒋介石访问莫斯科时结识了张申府，并留下了很好的印象。但张申府认为蒋介石这个人不怎么样，难于共事。他曾回忆说：“我在黄埔军校看到蒋介石非常跋扈，什么事都是他独断独行，一个人说了算，我一生气，就不干了。廖仲恺极力挽留我，我说不干就不干。廖仲恺叫我推荐人选，我推荐周恩来，廖仲恺同意，并给周恩来寄去路费。1924年9月，周恩来回到广州，当了黄埔军校政治部主任。”张申府为黄埔军校推荐了15名在国外读过书的优秀学生，都是共产党中的精英，名单上第一人就是周恩来。张申府晚年曾说：“我一生做事不多，值得回忆的就办了两件大事，一是介绍周恩来入党，二是推荐周恩来当黄埔军校政治部主任。”1962年，周恩来在广州一次会议上讲：“我感谢张申府和刘清扬，是他们两人介绍我入党的。”

张申府是周恩来革命的引路人，他介绍周恩来加入中国共产党，并用一手之力将年仅26岁的周恩来推上黄埔军校政治部主任的位子，成为周恩来早期在政坛迅速崛起的关键人物。如此结果，在很大方面上加快了中国革命的进程，奠定了中国在半个世纪中因有了周恩来而骄傲和辉煌的基础。张申府功莫大焉！

1925年1月，中共四大在上海召开，与会代表20人。会上，张太雷、蔡和森等主张接受国民党的领导，张申府不同意，同他们争吵起来。盛怒之下，张申府说：“同意我的观点就留下来，不同意我就滚蛋！”结果没有人同意他的观点，他立即甩手“滚蛋”。张申府曾对人讲过这段经历：“我怒不可遏，就退场，并大声喊我退党了，周恩来马上跑出场外，追上我劝我息怒，不要退党，我没有听他劝阻，就离开会场了。后来赵世炎也劝我不要退党，我不为所动。这是我的个性和缺点，宁折不弯。”实际上当时周恩来跟着张申府出来，先是表示支持他的观点，再劝止他不要离去，但张申府根本听不进去，甩下周恩来，自己扬长而去。这是张申府一生中第一次最重要的转折，他离开了自己作为创始人的中国共产党，一“滚蛋”就是60年，再也没有回来。

张申府对人讲了这段经历后还有几句评语：“我很快就离开，而周恩来留了下来，我是一个宁折不弯的人，而恩来则不同，他是弯而不折的……周恩来弯得太厉害，这最后害了他。”最后一语，似乎道出了周恩来一生的悲剧症结。这是另一个话题。“冲动是魔鬼”，张申府这样率性而为，并不是没有一点儿思想基础。他曾很坦白地对人讲：“我是看不惯当时党内重大决议总是按照共产国际的指示办。1923年党的三大接受共产国际关于同国民党合作的决议案，我就不赞成。”“在党内因意见分歧，发生龃龉，反而多所妨碍。”“在党外仍当与党配合工作，永远同党保持友谊关系似乎更妥。”

从时代和历史的角度来看，建党第一年的中共，只是互相认识的朋友的组合而已。对于介绍周恩来入党，张申府说：“我写一封信给在上海的陈独秀，如此而已。”旅欧期间，对于年轻的中国共产党人来说，欧洲是个宽松自由世界，没有列宁三申五令的禁止其他不同信仰和个人主义行为的规定。当这些禁令和规定后来成为所有共产党员共同接受的纪律时，张申府便成为第一个拒绝其约束和控制的五四时期知识分子。党的组织原则，是少数服从多数，个人服从组织，全党服从中央；文革中有句话，叫做“理解的要执行，不理解的也要执行”；所有这些，对张申府这样始终保持特立独行的知识分子本色、忠于自己对事物看法的人是难以接受甚至难以想象的，他离开这个组织或者从这个组织“滚蛋”是早晚的事儿。所以说，没有偶然，只有必然。由此看来，意识决定行为；性格问题，归根到底还是认识问题。

历史的生命在于细节。请注意这样一个细节：张申府在会议场合大怒时用了“滚蛋”一词，而没有用与前面“留下”一词在性质、语气方面相对应的“离开”一词。而且他在说这句话时，并没有准备或者不完全准备将“滚蛋”用于自己。“同意我的观点就留下来，不同意我就滚蛋”；可以解析为“同意我的观点的人，就留下来继续开会；不同意我的观点的人，就请离开会场”。结果是没有人同意他的观点，总不能让众人都“滚蛋”，只留下他一个人开会吧？于是只好他一个人“滚蛋”了。更严重的是，“滚蛋”可以解释为仅仅是离开这次会议或离开这个会场，但张申府在退场时，却“大声喊我退党了”，使矛盾性质瞬间激化，问题程度顿时升级，由临时性的、或许只有半天一天时间的“滚蛋”，变成相当长时间乃至终生都不可能再进来的“退党”。可以说，这是典型的地域性格的激素发作。河北人性情的两翼——坚忍与激烈，其后者在这特定场合的爆炸。

但张申府在其一生中，性格中更多的成分是坚忍。

张申府回忆说：“退党后，李大钊找我谈话，劝我不要退党，他也劝不动，只好向我约定，你在党外要帮助党，我接受了，并一生践行了这一诺言。全国抗战爆发前，我在北平从事华北救国会的工作，参加“一二·九”游行；抗日战争期间，我在重庆当参政员，参加民盟，批评国民党专政、独裁，都是这样做的。”张申府确实实践了自己的诺言——在党外仍当与党配合工作，永远同党保持友谊关系。而这种“配合”和“友谊”，其作用与影响超乎人们的想象，无论在现代史上还是在党史上，他的名字又一次地用大字标写。三

1935年12月，发生在北平的“一二·九”爱国学生运动，在历史上评价甚高。正如毛泽东所言，“一二·九”运动“是抗战动员的运动，是准备思想和干部的运动，是动员全民族的运动，有着重大的历史意义”。

无论是中共地下党的领导者，还是游行示威运动的骨干以及予以声援的名人，林枫、黄敬、谷景生、周小舟、蒋南翔、黄诚、郭明秋、姚依林、黄华、许德珩、宋庆龄、鲁迅、沈钧儒、邹韬奋、陶行知、章乃器等等，都是我们在历史教科书中所熟知的。但是，唯独将一位可以排在前几名的重要人物漏掉了，遗忘了。这个人就是张申府。

1935年，张申府与夫人刘清扬、学生姚依林和女一中校长孙荪荃等共同发动和领导了北平的“一二·九”爱国学生运动，而且身体力行，与姚依林在西单亚北点心铺楼上指导游行，因此也有资料称他“担任游行总指挥”。1936年2月29日，张申府和刘清扬在清华大学被当局逮捕，关押在安定门内陆军监狱达两个多月，5月22日由冯玉祥保释出狱。后来清华大学囿于当局压力，将张申府解聘。

关于张申府在狱中的情况，我只查阅到很少的很笼统的资料；但可以从刘清扬的史料中间接得知——在监狱里，刘清扬不断地鼓励难友们和敌人进行斗争。北平陆军部军法处长提审刘清扬时发话：“有人告发你是共产党，你只要讲出来你受谁的指使，保证以后不再鼓动闹事就放你出去！”刘清扬义正词严地回答道：“我也可以告诉你，我曾经是一个共产党员，现在只是一个平民百姓。我受良心的指使，誓死不当亡国奴。我干的是爱国运动，如果法律判定爱国有罪，那就听便；如果爱国无罪，那就放我，我出去照样干爱国运动。放不放在你，我是无罪可认的。如果我为爱国而死，那是我的光荣。”

这些，完全可以看做张申府的所作所为。“一二·九”和“一二·一六”大游行，近60多名学生被当局逮捕。在这场运动中，为抗日救亡而锒铛入狱的教授，只有张申府一人。这在当时是社会要闻，当然也应该成为历史聚焦。但是，后来——直到现在，在谈到“一二·九”时，很少说到张申府，对他的重要作用更是绝口不提。四

经历了牢狱之苦的张申府，更为倾力从事抗日救亡运动。1938年7月，张申府与“救国会”的沈钧儒等人被聘为第一届国民参政会参政员，他经常批评蒋介石的独裁统治，与蒋矛盾日深，甚至提出要离开重庆去打游击。后经政治部长张治中一再慰留才作罢。由此可见张申府书生意气、固执己见的“本性难移”。在重庆，张申府发表了大量宣传抗日的文章，与其他民主人士配合中共连续发起“宪政座谈会”，要求进行民主改革。最终将“三党三派”合并为中国民主同盟。张申府作为民盟的主要发起人之一，担任中常委和文化工作委员会主任。

如果一直这样的话，张申府的政治生命以及由此必然连带到的学术和事业的生命，还处于一个基本正常的运行状态。尽管他退出了中共，但并没有与之绝缘，主观上一直在“帮助”，客观上也形成了“友谊”，况且这也是他自己选择的比较适合他的生态系统。而随着历史的进展，在新中国建立后，张申府作为一名与中共结盟的民主党派领导人，一名著名的爱国进步教授，一名蜚声海内外的大知识分子，如果可能的话还会念及其建党之功，安排一个显赫的位置应该是顺理成章的事情。这从以后类似他以及不如他的一些人的封官赐爵，也可予以推测和印证。

但是，命运之神又一次捉弄了他，惩罚了他。因为这不是他“退党”那样的主动选择，而是完全听凭处置的被动接受。

1948年10月23日，张申府在储安平任社长兼主编的《观察》杂志上发表了一篇《呼吁和平》的文章，其中讲：“如果双方都完全标明只为和平而战，也许会师出更有名，也许会打得更起劲。……呼吁和平，要求恢复和平，有百是而无一非。当真双方都要和平，那就应该立即停下来，而不该再打。”

作为民盟华北总部的负责人，面对国民党政治军事连连失利、败象已现的局势，在共产党和解放军为推翻国民党政权、建立新中国进行大决战，辽沈战役取得关键性胜利的时刻，张申府的这篇“不合时宜”的文章，引起中共和民盟的严重不满，受到严厉批判。国民党也不买账，查封了《观察》杂志，弄得张申府两头结怨，里外不是人。11月15日，民盟总部扩大会议以“张申府之言行已走上反人民反民主的道路”为由，开除了曾是创始人的张申府的盟籍。12月16日，在石家庄出版的《人民日报》刊登头条报道：《痛斥叛徒张申府等卖身投靠》。10天后，已经来到河北省平山县中共中央统战部所在地李庄的刘清扬在《人民日报》刊登出离婚启事，标题为《张申府背叛民主为虎作伥，刘清扬严予指责》；并宣布与张申府立即离婚，一刀两断。“叛徒”、“卖身投靠”、“为虎作伥”，每个字词都有千斤份量。张申府的政治地位从此一落千丈。

北平解放后，许多老同志都责备张申府：“你一生反对国民党专制、腐败，当解放战争决战前夕，你怎么做出这种蠢事？”张申府说：“都怪我本性难移。当时我看到国民党统治区物价飞涨，民不聊生，人民生活太痛苦了，我想让人民缓缓气，就写出了这篇文章，在政治上是不慎重。”有些史家和研究者，还是出于谅解的立场，评价张申府说的这段话，反映了他直抒心意、书生意气的特性，暴露了他的弱点，性格造成了他一生的悲剧。

这里所说的“弱点”和“悲剧”，都具有深深的时代印痕和浓浓的中国特色。“直抒心意”表现了一个人的襟怀坦白，光明磊落，为人要有真性情，是一种很可贵的品质。如果说这是“弱点”，难道说深有城府、表里不一、隐晦观点、扭曲性格是优点吗？确实，在现实社会中，这就是“优点”，是“长处”，这样的人是很吃得开、行得通的，是会不断得到赏识、提拔和重用的，是最可能“实现人生理想、体现人生价值”的一个种群。书生气十足固然不好，但有点“书生意气”，未必不是可爱之处。一个读书人，念了十几年的书，却没有一点书生气，那也挺不是东西！其实，从超越党派利益的国家民族利益的角度讲，呼吁和平有什么不好呢？但是，在党的利益高于一切的年代，在极端政治化的社会环境中，因为一篇文章而彻底改变了一个人和一个家庭的命运，不足为奇！一切都从党派的利益出发，共产党是这样，国民党也不例外。从另一个角度来看，张申府堪称“以人民的利益为上”的社会良心的代言人。但这样的人，这样的行为，必然会受到残酷无情的攻击和围剿，必然会造成他一生中的悲剧——这实实在在是社会的悲剧，历史的悲剧!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民盟作为共产党领导下的参政党，其领导人都做了适当的安排。有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全国政协副主席以及几个部委的部长、主任。刘清扬则成为政务院文化教育委员会委员，就连发表张申府那篇倒霉文章的储安平也成为国家出版署新华书店副总经理。而张申府，却连工作都成了问题——这么多、这么重的大帽子扣在头上，他怎么去讲课，哪个大学敢请他去讲课，哪里还有学生去听他讲课？

后来，在周恩来总理的协调下，北京市市长彭真为张申府在北京图书馆安排了一份研究员的工作。1936年彭真以中共中央北方局代表的身份到北平改组中共北平市委，巩固和发展“一二·九”爱国运动的胜利成果，推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建立，认识了张申府，并对他产生了敬意。彭真坦言劝说张申府不要回到北大教书了，那样他的名誉会再次受到打击。北京图书馆是一个低调的机构，在那里张申府可以得到一个安身之所，能够终日与书为伴、拥书而坐，干他的老本行，研究罗素哲学、数理逻辑和中外哲学。这正是他所喜欢的人生境界。

张申府应该感谢周恩来在建国后为他安排了一份工作，并保住了他所居住的小院。在当时的情势下，周恩来为张申府做到了他能做到的两件大事。作为“相约建党”三人中唯一存活者，这种“感谢”说出口，实在是有些沉重。

从1949年建国到1979年平反的30年里，张申府基本上被全面封杀，不准或很少允许出面，不准或很少允许说话，写作不准或很少允许发表，被边缘化到极致，任凭自生自灭，他只能在孤寂冷清中度过余生。平反后情况好一点，但也阻碍多多，顾虑多多，甚至1992年出版过近40万字的《民盟史话》，其中对张申府也还是语焉不详，一笔带过，根本不提他在民盟的作用和影响。依我看，现在许多所谓权威性的正规出版的史学著作，真是非常扯淡！

1957年春，中国共产党开门整风，欢迎并鼓励民主党派、知识分子提意见，也给了张申府一个难得的可以出面、说话、写文章的机会。4月27日，张申府在《光明日报》发表文章，呼吁思想解放、百家争鸣。6月8日，风云突变，帮助党整风陡然变成反右派斗争。《人民日报》发表社论，把以章伯钧、罗隆基为首提倡解放思想和放松政治的人，指责为最恶劣的右派。6月14日，《光明日报》发表社论《同右派分子划清界线》，以毫不含糊的语言劝导知识分子做出补救行动，彻底摒弃章罗联盟。社论讲：“一切维护社会主义的人，一切爱国主义者，一切愿意帮助共产党整风的朋友们，必须同右派野心分子划清界限。”

当时，反右风暴已经席卷全国，势不可挡。在这种高压态势下，谁敢、谁又能不臣服？6月14日的《光明日报》社论，明显地示意知识分子应大力批判章罗同盟以求自保，张申府竟然没有遵从。他在批斗章伯钧的大会上讲：“章伯钧的立场不够百分之百坚定，但也够百分之九十五坚定。关于章伯钧所说的组织‘政治设计院’的意见，还是值得考虑的。”至7月15日，章伯钧和罗隆基两人都作出自我辱骂的批判，当时将自己骂得狗血喷头、跪地求饶的大小知识分子，何其多哉！但张申府没有这么自轻自贱，先前他没有参加诋毁他人以求过关的批判，现在也不参加出卖自己以图救赎的检讨。这样做的结果，可想而知。

但张申府相当淡定，因为他说的是心里话。不作违心之论，这是他从五四时期就开始的并坚持的人生信条。1980年1月21日，张申府回忆说：“那时自由的春风好像在政治大地上吹荡着，我参加了讨论，因为我真正相信‘五四’的精神、解放的精神最后在中国结出果子了，但我错了，正是这令我遇到麻烦。当1957年6月每个人都攻击章伯钧的时候，我替他说好话。……我又落水了，我被打为右派。”张申府还说自己总是跟同代人发生冲突：“我想，我是太不世故了。任何时候，我跟大多数人意见不合时，我就走我的道路……”

章伯钧的夫人李健生曾经说过：“这就是张申府的性格。他对朋友是，无论你怎样落难倒霉，他从不舍弃你。我永远不会忘记1958年春天的一天，我们在北海公园碰到了。我们已习惯人们避开我们，一见到我们便跑到对面的马路。但张申府没有这样，他向着我们走来，跟伯钧热烈地握手，问候我们的健康。你永远不能感觉到在那寒冷的日子里，这态度使人觉得多么温暖。”对此，张申府讲：“我太老实，太忠于朋友，我没有想到自己。我的忠诚是不由我控制的……”“我自从18岁参加革命起，就忠实于我的信仰，机会主义者的压力是不能使我改变的。”

请大家记住这句堪称名言的闪光之语：我的忠诚是不由我控制的。

我认为，这也是河北人“义字当先”人文精神的折射。

张申府在反右运动中的表现，使我想到1959年庐山会议上的张闻天。我认为，彭德怀元帅忧国忧民，犯上进谏，置个人得失荣辱于度外，敢为人民鼓与呼，确实令人敬佩。但张闻天在彭德怀已被处于挨批挨斗的地步，全会一边倒、全党共讨之的时刻，仍然坚持己见，在会议上从容不迫地进行了为彭德怀辩护、批评“大跃进”错误的长篇发言，这就使人在敬佩之上加上几分感动。这样做的悲惨结果，张申府、张闻天不会不清楚，但他们宁肯自己身败名裂，宁肯自己进大狱掉脑袋，也要坚持真理，坚持说真话，坚持与强大的错误势力进行斗争，坚持将自己这个鸡蛋碰向根本就碰不动的石头！这里已经不是能不能碰动石头，而是敢不敢碰向石头的问题。这种明知不可为而为之的行为，谭嗣同式的牺牲，是真正的热血男儿、历史英雄。

张申府这样的人，在被称为十年浩劫的“文化大革命”时期，其境遇可想而知。幸运的是，他熬了过来，挺了过来，盼来了平凡的那一天。“要清白，请长寿”，这句话还适用于梁漱溟先生和马寅初先生，前者享年95岁，后者享年100岁。他们都曾受到错误批判，长期遭受不公正待遇，他们都靠长寿等到了清白。

晚年的张申府，视荣辱为身外之物，淡泊明志，宁静致远，深得中国哲学的真谛。面对清苦的日子，张申府总是能够淡然处之。这在其小女儿张燕妮女士的纪念文章中多有描述，读来让人心酸。而心酸之后，便是情感的升华。

陆游有诗：“位卑未敢忘忧国，事定犹须待阖棺。”垂垂老矣的张申府，仍心存魏阙。作为全国政协委员，1985年6月，他与两位友人联名致函全国人大常委会，祝贺首次全国法制宣传教育工作会议成功。随后，彭真委员长会见了他们，并一起座谈了法制工作。1985年7月10日，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胡耀邦，派中央办公厅和中央统战部的同志给张申府送了一篮荔枝，以表扬他对中国革命的贡献。1986年6月20日，张申府猝然病逝，走完了漫长的人生旅程。他走得很安详，一副哲人安睡的神态。《人民日报》在公告中对他作了最后的定论：“著名的爱国民主人士，中国共产党的老朋友。”

这样的盖棺论定，恐怕还是远远不够的。

张申府先生的一生，单纯坦荡，宁折不弯，在任何时期都不忌讳表达自己的观点，哪怕因为这种表达和坚持而承受更多的磨难。从个人际遇上讲，张申府是不幸的，用句俗语：起了大早，赶了晚集；被误解，被批判，被抛弃，被冷落，被迫害，被遗忘；总之，际遇悲凉。但是，这是一种伟大的悲凉，在操守和人格上，张申府的先知先觉，张申府的光明磊落，张申府的固执己见，张申府的得不偿失，都已经成为一个生命的标杆和年代的绝响。从这些意义上说，张申府是中国真正的知识分子，是已经日渐堙没了的、与我们渐行渐远了的中国的良知。

几年前，我曾应邀为江苏宿迁项羽故里写过一篇赋，其中有一首诗，我想以此作为结束语，献给张申府先生的120周年诞辰，献给他的生前与身后。劝君且慢唱大风，垓下悲歌亦动听。千古唯有霸王楚，不以成败论英雄。（本文是作者2013年6月15日在石家庄召开的“张申府先生诞辰120周年纪念暨学术研讨会”上的发言）

对二张研究之重要性的认识

我想就这次会议安排我作“总结发言”的机会，谈谈我对二张研究的开展过程以及参加这次会议的一些感想。

这次会议回顾了二张研究的开展过程。最早在张申府、梁漱溟和汤用彤先生诞辰100周年时，中国文化书院开过一次学术会议。我在会后拜读了会议的论文集，确实如李维武先生刚才讲的，里面有几篇研究张申府先生的文章，但是比较少。两年之前，在方克立先生的提议下，河北师范大学成立了“张申府张岱年研究中心”，我当时就感到这是非常有意义的。因为在《张申府文集》出版之后，我读过雷颐先生在报纸上发表的文章，他主张开展对“二张”的研究。我当时的感受就是：在中国古代哲学史上占有重要地位的有二程，那么，在中国现代哲学史上是否“二张”也占有相当于二程那样的重要地位呢？二张研究中心是一个非常有意义的研究平台，我认为，建立这样一个平台很符合河北师范大学的校训，“怀天下，求真知”可以很贴切地表达二张先生所体现的那种精神。

自从“哲学”这个概念引进到中国来，就有一个如何“求真知”的问题。王国维认为，研究哲学必须要“博稽众说而唯真理之从”，就是说要广泛研究中西哲学的各种学说，通过比较而确立和信从于真理。但是，王国维后来由哲学研究转到文史研究，这是因为他陷入了“可信的不可爱，可爱的不可信”的困惑。他不甘心只做一个哲学史家，但做哲学家又有这种困惑。我认为，二张先生的哲学思想有一个特点，就是把“可信的”与“可爱的”结合起来，也就是把真与善结合起来，把“求真知”与“怀天下”结合起来。“怀天下”就是要使天下达到一个道德理想的境界，而要实现这种境界就必须“求真知”，由真以达善。在这个意义上，哲学之“可信的”也就是“可爱的”。“大客观”的思想是由张申府先生首先提出来的，他的一个宗旨就是把“仁”与“科学法”结合起来，“仁”是善，“科学法”就是“求真”。收录张岱年先生早期哲学论文的第一本文集是《求真集》，以后又有收录《天人五论》等成果的《真与善的探索》，他认为哲学家必须要有“求真之诚”，也就是“寻求客观真理之诚心”，“既已得真，然后可由真以达善”，这很符合张申府先生所倡导的“大客观”思想。

这次会议落实了二张研究中心成立时的一个设想。今年是张申府先生诞辰120周年，这次会议专门以张申府先生为研究主题，缅怀他所作出的贡献，研讨他的学术思想，这是很有意义的。我想，这次会议的最主要内容，一个是恢复了历史的记忆，再一个是开展了对张申府学术思想的深入研究。其实，二张先生的贡献都曾经在中国现代哲学史上被埋没。在改革开放之前，张岱年先生的哲学思想是不是也曾被埋没了？以至于在他的早期哲学论文结集出版之后，还有一位比我年长的学者说：张岱年的《中国哲学大纲》在1949年之前没有出版过，他的思想没有发生过什么影响。其实，张岱年先生在20世纪30年代除完成了《中国哲学大纲》外，还公开发表过许多重要的哲学论文，这些论文都被“历史的记忆”所埋没了。改革开放以后部分地恢复了历史的记忆，把张岱年先生在20世纪30年代发表过的论文和他在40年代写成的《天人五论》出版了，这才有了张岱年先生在中国现代哲学史上的地位。而张申府先生的贡献被“历史的记忆”所埋没得更多，这与他的人格特点更有关系。张申府先生在1957年的《发扬五四的精神：“放”》一文中概括了他一生的特点，他说“我一生是一个书生，一个时期又成了一个不能缄默的书生”。这确实体现了他的特点：他是一个知识分子，又曾是一个参与了重要政治活动的知识分子。按张岱年先生在为《张申府文集》写的“序”中所说，张申府先生不仅是“当代中国的哲学家”，而且是一个“政治活动家”。因为他参与政治活动的“书生意气”，所以他的政治经历和生活道路也屡受挫折；因为屡受挫折，所以他所作出的贡献也更多地被埋没。我们这次会议的一个重要意义就是缅怀了张申府先生的历史贡献，恢复了历史的记忆。当然，要尽可能地完全恢复历史记忆还是一个过程，但是这次会议的确可以说部分地恢复了历史的记忆。

我们这次会议就张申府先生的政治思想、社会文化思想和哲学思想开展了深入的研究，大家较多地谈到了学术与政治的关系问题。我认为，张申府先生既受到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影响，又以他的思想推动了五四新文化运动。在他的思想中不仅有源自西方的自由、民主精神，而且也体现了中国文化优秀传统的士大夫精神。从张申府先生的政治经历中，使我想起郭店楚简中的几段话，如《语丛三》所说“友，君臣之道也”，“君臣不相在也，则可已；不悦，可去也；不义而加诸己，弗受也”，当时的子思有“傲世主之心”，他说“恒称其君之恶者可谓忠臣矣”。但是秦以后在“三纲”的束缚下，这种“从道不从君”的士大夫精神受到压抑和挫折。“五四”时期的知识分子受到西方自由、民主精神的影响，也可以说使中国传统的士大夫精神有所恢复和发扬。中国从1840年之后面临“数千年未有之变局”，身处这个变局中的中国知识分子考虑的是如何通过学术文化和政治的启蒙来应对这种变局而使中国得到复兴，这也是一个很复杂的过程。像张申府先生这一辈人身处这样一个变局之中，他们又有传统士人的“内圣外王”理想，历史和现实决定了他们把学术和政治结合在一起。张岱年先生因为考虑到自己“性直才拙，没有随机应变的能力”，所以才决定走“学术救国”的道路，而他的宗旨是与张申府先生相一致的。

这次会议可以说部分地恢复了历史的记忆，从而也对张申府先生的历史贡献作出了实事求是的评价，这包括如何评价他在中国政治史、学术文化史以及哲学史上的重要贡献，其中也涉及到二张之间在哲学思想上的关系问题。张申府先生在1925年到1933年之间提出“大客观”思想，这段时间也正是张岱年先生在张申府先生的引导下开始研究哲学的时期。张岱年先生“从事哲学思维，是从阅读罗素原著《我们的外界知识》开始，后来钻研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的哲学著作”，这一阅读经历和他从事哲学研究的方向是与张申府先生一致的，他们在哲学理论上是“同调”。张申府先生从早年开始一直“喜欢写短文”，曾以《零金碎玉》为总题目在《民国报》上发表过一些短文，这种文风在他后来的写作中一直保持着。他的哲学思想在形式上大多是片断的、不系统的，而其中的确包含了众多的“金”和“玉”，这些思想深深地影响了张岱年先生。张岱年先生的很多重要哲学论文都是1932、1933年在大学毕业之前写的，这确实是受到了张申府先生的引导，而张岱年先生又显露出擅长于精密的解析和系统的论证的哲学才华。在此期间，张岱年先生的哲学思维方向和主要理论架构已经形成了。他在1935、1936年发表的《论现在中国所需要的哲学》和《哲学上一个可能的综合》等论文，是在既有的哲学方向上“试图提出自己关于哲学理论问题的系统观点”，而他在40年代所作的《天人五论》则是要以哲学专著的形态“实现‘将唯物、解析、理想综合于一’的构想”。张岱年先生建构了一个新的哲学思想体系，这一思想体系的基础和主要理论架构应是二张兄弟共同奠定的。

孙道升在1935年发表的《现代中国哲学界之解剖》一文中曾把张申府、张岱年的哲学思想称之为“解析法的新唯物论”，当时张岱年先生的《哲学上一个可能的综合》尚未发表。我想，如果把张申府、张岱年的哲学思想称为“继承了中国哲学优秀传统的解析法的新唯物论”，可能更全面一些。张岱年先生在《哲学上一个可能的综合》一文中有“新的综合哲学”的表述，他晚年总结自己的思想，说“我试图将马克思主义现代唯物论与逻辑分析法及中国哲学的优良传统三者结合起来，以分析为方法而以综合为内容，可以称为新综合哲学”。这个“新综合哲学”思想体系的基础和主要理论架构应是二张兄弟共同奠定的，这是他们在中国现代哲学史上的重要贡献。孙道升曾说，解析法的新唯物论“具有批判的、分析的精神”，在新唯物论中是“最值得注意的，最有发展的”。我自己认为这个评价至今仍是有效的，在现在看来，因为“新综合哲学”体现了中、西、马哲学对话而“综合创新”的精神，所以它是最有发展前途的。

张岱年先生在1933年发表《批评的精神与客观的态度》一文，他说：“有批评的精神，有客观的态度，则必精细谨慎，广大宽容，常要作审慎的考察、精密的分析、虚心的体会。”这种思想也是来自于张申府先生的“大客观”思想，而张岱年先生在“审慎的考察、精密的分析”等方面确实体现了他的哲学天才。王弼的《老子注》、《周易注》在中国哲学史上占有重要地位，而王弼去世时仅仅24岁。张岱年先生在上中学时就发表了《评韩》和《关于列子》的论文，在大学毕业前后又发表了关于哲学理论、中西哲学史和中国文化方面的许多论文，并且完成了《中国哲学大纲》。我们读

一

在“批评的精神与客观的态度”中包含了要“广大宽容”，而二张先生的哲学思想之所以在以往的“历史记忆”中被埋没，这其中一个很大的原因就是我们在1949年之后只允许有一种“哲学原理”，这违背了哲学必须“博稽众说而唯真理之从”的要谛。这样，二张先生的哲学思想也就只能“收入箱笥之中，存而不论”了。我们现在恢复历史的记忆，重新评价他们在哲学理论上的贡献，当然就要充分肯定他们的哲学思想所体现的中、西、马哲学对话，“三流合一”，“综合创新”的精神。

张申府先生最早在什么时候明确地提出了“三流合一”，我在写这次参会的论文时没有在《张申府文集》中找到。通过参加这次会议，我知道已有学者考证，张申府先生是在1932年10月22日《大公报·世界思潮》的“编余”中明确地提出了“三流合一”。这应是一条重要的史料，但它不见于《张申府文集》。因此，我很赞成方克立先生的提议，希望尽早编辑出版《张申府全集》和新版的《张岱年全集》。

我们这次会议取得了丰硕成果，大大地推进了对张申府先生的学术思想的研究，对他在政治和社会文化运动中的贡献也作了实事求是的评价，这次会议应是二张思想研究中一个重要阶段的标志。我们今后还要把这一研究不断深入下去，他们的“新综合哲学”是在中国最有发展前途的，我们最终要通过对二张思想的研究来推进中国哲学和中国文化的大发展、大繁荣。（本文是作者2013年6月15日在石家庄召开的“张申府先生诞辰120周年纪念暨学术研讨会”上的学术总结）

张申府：开风气之大师

张申府先生早年，是一位“筚路蓝缕，以启山林”（《左传·宣公十二年》）式的人物，或者是开风气之先的一位大师。荦荦大端如下：

新北大学生与青年教师中的一个先例

1917年暑假前，张申府毕业于北京大学数学门，并留校教逻辑学，又在校图书馆兼点工作。

1917年初，蔡元培出任北大校长，一改京师大学堂培养官僚的旧习，树立培养做研究高深学问的人才的新风。他在《就任北京大学校长之演说》中强调：“一曰抱定宗旨……大学者，研究高深学问者也。外人每指摘本校之腐败，以求学于此者，皆有做官发财思想，故毕业预科者，多入法科，入文科者甚少，入理科者尤少，盖以法科为干禄之终南捷径也。因做官心热，对于教员，则不问其学问之浅深，唯问其官阶之大小。官价大者，特别欢迎，盖为将来毕业有人提携也。”这就是说，大学并不是官阶养成所，也不像各种专门学校那样教人以某种谋生技能；大学不讲升官发财之道，而讲知识，是研究或传授高深学问的地方。同时，蔡校长要求当学生的也不要自命为候补的官僚，并学会过当时官僚的腐败生活方式，而应改为认真求学的学生生活方式。

让我们以蔡校长所立的“宗旨”为标准来对照一下张申府。他从做学生起，就与众不同，当“与我同宿舍的几个学生，就很少读书，而是聚在一起打牌”时，就自觉地好学，博览群书，对少人问津的哲学与数学尤其钟爱，立志为追求真理而热衷于做学问。“上本科后，我更是经常呆在阅览室里。那时书本来无多，我可以就架恣意快读，[51]除了工程书以外，柜里的书几乎没有我不看的”，并发现了罗素的著作。他在蔡校长新的教育思想指导下，更加自觉，成了广大同学与青年教师中的一个先例，为北大的改革发挥了自己的光与热。并紧紧追随蔡校长开创新文化运动，大声呼唤“民主”与“科学”。

新文化运动与“五四”运动的一位重要推手

蔡元培出任北大校长后，很快就聘任陈独秀为文科学长，随后又聘任李大钊为图书馆主任。他们两人与蔡元培、胡适、张申府等共同高举“民主”与“科学”的大旗，并大力提倡白话文，把新文化运动推向五四运动新高潮。张申府自述云：“大家都知道，‘五四’以前，指导新思想运动的刊物，《新青年》以外，就是《每周评论》”，陈独秀主办的《新青年》，“大钊和我经常投稿”，“又参加了《新青年》编辑委员会”；1918年冬，“一次，陈独秀来到李守常同志的办公室，当时我也适在那儿。我们三人谈起当前政治斗争的形势，须出一个刊物，与《新青年》配合，互相补充，密切适应政治斗争进行宣传鼓动，最后便商定再办一个周刊，即《每周评论》。初办时，集稿校印等具体工作，完全是由守常和我负实际责任”；著名的马克思与恩格斯的《共产党宣言》的中文摘译与介绍，第一次公开发表在该刊。所以说该刊“对‘五四’运动有直接的正面推动作用”，这就更促使北大成为五四运动的策源地，“‘五四’运动开拓了马克思主义的传播与中国工人运动结合的道路，为中国共产党的建立奠定了阶级基础[52]和思想基础”。所以说，五四运动成了我国近代史上一个划时代的事件，标志着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开端。

陈独秀李大钊初创马克思主义与共产主义小组的主要助手

当其时，就流行着“南陈北李”之说，系指上海的陈独秀和北京的李大钊，乃中国最早的马克思主义者和共产党的创立者。张申府自觉地紧紧追随他们，为实现主义之梦，成为他俩早期的主要助手与联络人，同他们并肩进行了披荆斩棘的艰苦创业的奋斗。

他在北大与李大钊共同创立了第一个马克思主义小组。他说：在1919年冬“随李大钊创立了马克思主义小组，常利用北大教室，在晚间开会，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北大成了传播马克思主义的一个中心，一支以具有初步共产主义思想的知识分子和革命的小资产阶[53]级知识分子为主体的文化新军开始组成”。

1920年4月，共产国际东方局的代表魏金斯基（又译魏琴）来到北大，见到李大钊和张申府，就中国的问题进行了广泛的交谈。张申府说：他“特别希望我们建党……后李大钊又介绍他到上海去见陈独秀”。同年8月，张申府记得“收到陈独秀的一封信，内容主要是讲建党的事。信中说：建党的事在北京只有李大钊和你两个人可以谈”；同年9月中旬，张申府赶往上海迎接罗素来华讲学，就“住在环龙路渔阳里2号陈独秀的家里，当时这里就是党的机关办事处。在沪期间，我一方面听罗素的讲演，一方面与陈独秀就党的筹组问题多次交换了意见……当然更多的时间，我们是用来探讨党的组织建设工作”，“回北大后，我把见到陈独秀的全部情况告诉了大钊同志。他非常高兴，而且赞同陈独秀关于建党问题的意见。之后，我们便进一步商量发展[54]党员的事”。于是，陈独秀于1920年8月，在上海成立共产主义小组，参加者还有李汉俊、李达等人。首次会议决定，推陈独秀为书记。李大钊与张申府于同年10月，在北平也成立了共产主义小组（共产北京支部），最早参加者是学生中的积极分子张国焘。

率先在欧洲建立中国共产党小组

1920年11月下旬，张申府离开了母校北大，离开了祖国中国，远赴法国教书。他说：临别前，“李大钊、陈独秀分别与我谈过党组织的发展问题。他们希望我到法国后继续发展党员，建立党的组织”。于是，张申府当生活稍事安顿后，就抓紧时间，按照要求先发展了刘清扬。接着，他“与刘清扬商量一起介绍周恩来同志入党”，“我们与恩来同志进行了一次长谈……他非常高兴地接受了我们的介绍。1921年二三月间，周恩来同志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并且，张申府写[55]信向国内的陈独秀作了汇报，“他回信表示同意”。周恩来同志说：“一九二○年我到法国……我感谢刘清扬和张申府，是他们两人介绍我[56]入党的。”张申府把从国内来的赵世炎和陈公培两位党员与他们三[57]人联合起来共同“在巴黎组成共产党小组”。这，是中国共产党在欧洲建党之伊始。

1922年3月，张申府和刘清扬、周恩来一起转到德国。同年10月底，朱德也来到德国。他说：“朱德向我叙述了自己的曲折经历并委婉地表示了入党的要求。”“不久，我和周恩来一起介绍朱德同志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中国共产党在欧洲发展迅速，张申府等于1922年底“组成中共旅欧支部，支部设在法国巴黎……我和周恩来、赵世炎[58]等同志在其中负主要责任”，和国内的陈独秀、李大钊保持经常联系。

黄埔军校领导层中第一位共产党人

1924年初，国共第一次合作，国民党开办黄埔军校，张申府是加入黄埔军校筹办并担任政治部副主任重要工作的第一位共产党人。他说：“我到粤后，马上参加了黄埔军校的筹备工作。”廖仲恺是军校的党代表，筹备工作的实际负责人。戴季陶是军校政治部主任。“他们希望我能够推荐一些在国外学习的优秀学生到黄埔军校来。”于是，他趁机“开了一个十五人的名单给廖仲恺，名单上第一名就是周恩来”。同年4月底，军校开学，第一期学生陆续进校，“我亦被任命为军校政治部副主任”。同年8月，周恩来从法国归来。“11月，他接任政治部主任工作。”后来，他“以其非凡的才干为黄埔建军立了[59]不朽的功勋”。

全国罗素研究的最早权威

张申府堪称为我国发现并开始研究罗素的先行者。伯特兰·罗素（Bertrand Russell, 1872—1970）是20世纪英国最著名的思想家、哲学家、数学家、逻辑学家，是英国新实在论学派和英美分析哲学的主要代表，著作等身。他强调要用科学方法来研究哲学问题，大力提倡逻辑分析法，对当代数理逻辑的发展作出了重大的贡献，影响深远，荣获1950年的诺贝尔文学奖。美国于1914年出版了他的名著“Our Knowledge of the External World”（《我们的外界知识》）。张申府时为北大本科一年级的学生，在图书馆阅览室的书架上突然发现了这本书，“翻看一遍，觉得很有新意，又接连看了两遍，由此对罗素发生了浓厚的兴趣。”他开始醉心于罗素研究，既翻译又评述，这些文章大都登载在《新青年》和《每周评论》上，他对罗素著作的长篇译文，第一次就发表在后者，产生了广泛影响，他当时在国内就以介绍罗素哲学而著称于世。

他受罗素影响很大，企图将逻辑分析法与唯物辩证法结合起来，被学界称为“解析的唯物论”的代表。他出版过《罗素哲学译述集》一书，后收入共四卷本的《张申府文集》的第四卷。他曾多次讲授过罗素哲学专题课。1920年10月，罗素来中国讲学，先在上海讲，他特地从北大赶到上海去欢迎并听讲，从此终生与罗素相识。他90岁高寿时，还专门写了《我对罗素的敬仰与了解》一文，以表达其毕生难忘的怀念之深情厚谊。

中西马哲学三结合的先驱

张申府在哲学上，既推崇唯物论，又深喜罗素哲学，同时肯定孔子关于仁的学说。所以，他一直明确提出“列宁、罗素、孔子，三流合一”的主张。因为，“孔子代表中国好的文化。罗素代表西洋好的文化。列宁则代表已经开始的偏于西洋的未来世界的好文化。中国好文化最大的贡献是仁，这自应以孔子为代表。西洋古代文化最大的贡献是逻辑与几何，西洋近代文化最大的贡献是科学法。罗素适可以代表三者……西洋的未来世界文化，其中心哲学与方法就是辩证唯物论，最可以为之代表的就是列宁。”并强调：“辩证唯物论，虽成自西洋近代，恰是中国古代哲学与方法的真传统。”他又说：“仁、科学方法（即实验与数学的结合），数理逻辑（包括几何及其他算学以及逻辑解析法），辩证唯物论，既是历来以至未来文化中最好的东西，而且也缺一不可，当就应合而一之，也可以说，应将其代表人，孔子，罗素，列宁合而一之。”并强调：“尤其没有孔子所代表的仁，不但[60]文化将不成其为文化，人也将不成人。”有的论者认为，他这种思想不纯，有些杂。但有的论者则认为：“他的这一观点含有两层意义：一是主张将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中国的优秀传统结合起来，二是主张将唯物辩证法与逻辑分析方法结合起来。这两种结合还是具有意义的。”[61]

其实，有关中、西、马三种哲学相结合的问题，正是当今哲学界的一个热点问题。反思起来，张申府所提出的“列宁、罗素、孔子，三流合一”的主张，尽管其具体内容尚可讨论，但其意识岂不大大超前了吗？其精神对现实具有启迪价值。这再一次体现了他又开了风气之先。

综上所述，张申府年轻气盛、活泼向上之时，对新事物十分敏感，与时俱进，积极追求，不断探索，是一个典型的勇于引领时代前进的弄潮儿，说实点就是一位“筚路蓝缕，以启山林”（《左传·宣公十二年》）式的人物，说高点则是一位开风气之先的大师，对当时以及后世产生了深远影响，人们对其历史贡献，宜予以应有的记忆。（本文是作者提交2013年6月15日在石家庄召开的“张申府先生诞辰120周年纪念暨学术研讨会”的论文）注释[51]《张申府文集》第3卷，河北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467页。[52]《张申府文集》第3卷，第503、474、539、503、539、474页。[53]《张申府文集》第3卷，第539、473页。[54]《张申府文集》第3卷，第474-475页。[55]《张申府文集》第3卷，第478-479页。[56]《周恩来选集》下卷，人民出版杜1984年版，第357页。[57]《张申府文集》第3卷，第479页。[58]以上均引自《张申府文集》第3卷，第484页。[59]《张申府文集》第3卷，第486-487页。[60]《张申府文集》第2卷，河北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632页。[61]《张岱年全集》第8卷，河北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462-463页。

张申府：张岱年学术上的引路人

一

张岱年（1909—2004），著名的哲学家、哲学史家、文化学家、教育家、一代宗师。他的成长，特别是早期（1936年前），得到了张申府（1893—1986）的全面而巨大的帮助。

申府先生何以如此呢？又是如何帮助的呢？一

申府先生，本名崧年。他与岱年先生乃是同胞兄弟。按兄弟排行，申府先生为老大，岱年先生为老三。在岱年先生之前，还有两个姐姐和一个哥哥。因此，他们兄弟俩的年龄相差较大，多达16岁。

申府先生于1913年夏，考入北京大学预科。1914年夏，提前报考北大本科，考入文科哲学门。两个月后，则转入理科数学门。他既对数学有浓厚的兴趣，又很爱好哲学。鱼与熊掌“二者可得兼”，乃是他的志向。于是，他从此就游学于二者之间，形成了自己独特的学术路径。他充分利用北大图书馆里丰富的藏书，特别是众多的外文资料，博览群书，尤其是日文、德文、法文、英文等的原版书籍，如饥似渴地吸吮着古往今来的经典和名著，格外青睐罗素的思想，甚至达到了“痴迷”的地步，并终其一生信奉不渝。1917年夏，他肄业于北大理科数学门。他的一大特点是，从初小起，经高小，再经大学预科，直到大学本科，没有一次念到过毕业，也没有一次获得过毕业证书，因聪颖过人，而不断跳级。1917年秋，留北大当助教。

岱年先生出生于北京，三岁时随其母亲回到家乡河北省献县杜生镇小垛庄，而其父与长兄申府先生仍留在北京。其父张濂，字中卿，一字众清，生于1872年（同治十一年）。1903年（光绪二十九年）中进士，改庶吉士，入进士馆学法政。1907年（光绪三十三年）授翰林院编修。辛亥革命后，1918年被选为众议院议员。曾先后任沙河和枣强两县的知事。晚年在京闲居，任燕冀中学的校董。岱年先生五六岁时，进村中私塾念书，背诵过《三字经》、《百家姓》、《论语》、《孟子》、《大学》、《中庸》，并不讲解，也读过新式小学课本。1920年4月5日，其母病逝。遂由其父带领兄弟姐妹离开故乡回到北京。这年秋季开学时，由其大兄申府先生安排他的两个弟弟进入北京师范学校附小念书。岱年先生时年十一岁，上高小一年级。直到这时，他们兄弟才大团圆，欢聚一堂。兄弟之间多么希望彼此能有更多的时间接触，特别是年幼的弟弟们，殷切地期盼着能得到老大哥的更多的关爱。

但是，申府先生呀，诚然心有余而力不足。因为，他真是太繁忙了，实在是无暇顾及。他在北大教书才开始，这工作本身就很不轻松，更何况他同时紧紧追随蔡元培、陈独秀和胡适三位先生开展新文化运动，又紧紧追随陈独秀和李大钊两位先生学习和宣传马克思主义，特别是1920年，他还积极参与了中国共产主义小组的创建工作。同年9月，他又忙于以北大代表身份，前往上海迎接英国著名哲学家罗素的来访。同年冬，他竟然还忙到国外去了，以北大校长蔡元培先生的秘书身份，随蔡校长前往法国进行勤工俭学的工作。在法期间，他担任了旅法共产主义小组的早期负责人，介绍周恩来同志入了党。1921年，他又到了德国，介绍朱德同志入了党。所以，岱年先生说：“当时长兄申府己经毕业于北京大学，留校工作，正在北京参加新文化运动和革命活动，在学术界因介绍罗素哲学而知名。他白天都不在家，早出晚归。他在外面的活动也从不告诉家里人，我们只知他很忙。不[62]久就赴法国参加勤工俭学活动去了，几年后才回国。”这是岱年先生晚年的回忆，依稀留下了当年幼小心灵深处失望而无奈的印迹。

1924年，申府先生由李大钊先生推荐，前往广东大学（中山大学前身——引者注）任教授兼图书馆主任。同时，国民党开办黄埔军校，他任政治部副主任，不久即辞职。同年秋天，他被广东大学解聘。1925年1月，他出席中国共产党第四次代表大会，因讨论党纲与人意见不合，遂于会后退党。1928年，他在上海的暨南大学、大陆大学、大厦大学等高校任教。1929—1934年间，他在中国大学、北大、清华、北师大、燕京大学等高校讲授罗素哲学与逻辑。其间自1931年起，他任清华哲学系专职教授，1933年8月—1934年10月，因系主任冯友兰先生赴英访问与讲学，他代理系主任一年左右。1935年的“一二·九”运动爆发时，他出任总指挥。1936年2月，他被捕入狱，经多方营救后出狱。1936年8月，清华解除了他的教职。可见，申府先生的命途多舛啊！

这段时间，岱年先生于1923年毕业于小学，考入北京师范大学附属中学。1926年夏，他初中毕业。1927年春，他考入高中。他上高一时，通过他“很感兴趣”的中国哲学史课的老师兼班主任汪伯烈（震）先生在《认识周报》上发表的一篇论述当时中国哲学界的文章，评述了胡适、梁漱溟、朱谦之、张崧年的思想，说“张崧年是中国新实在论的代表”时，他才开始意识到自己的大哥在学术界的状[63]况：“这时我才稍知长兄申府与当时中国哲学界的关系。”二

岱年先生在高中只念了一年半，就于1928年夏，提前考上了清华哲学系。但他旋即因不习惯于国民党的军训而退学，改考上了北师大教育系。他说：“1931年至1933年，我虽在师大听课，而大部用于[64]自学。一方面研读中国古典哲学著作，一方面研究西方哲学。”

关于中国哲学，岱年先生不但能自学，而且还能为文。他早在上高一时，就写了一篇批评韩非反对道德教化重刑赏的《评韩》的作文，“汪师甚为欣赏，在课堂上对全班同学说：张岱年这篇文章写得很好，大学三年级的论文也不过如此”。之后，他写了一篇《关于列子》的考证的文章，证明列子实有其人，反驳列御寇系子虚乌有之说，发表于1928年3月的《北京晨报·副刊》上。他说：“这是我在报纸上[65]发表的第一篇文章，得稿费银元8元，当时甚为欣喜。”据说，这8元相当于当时北大图书馆馆员一个月的薪水呢！特别是他还写了《关于老子年代的一假定》一文，发表于1931年6月的《大公报·文学副刊》上，“颇得罗根泽先生同意，后被选入《古史辨》第四册中。”[66]冯友兰先生也看到了，他说得很有趣：“余偶见一文，署名季同（即岱年先生的笔名——引者注），以《老子》为晚出，其材料证据虽无大加于时论，但出自作者笔下则亲切有味，心颇异之，意其必为一年长宿儒也。后知其为一大学生，则大异之。后又知其为张申府先生（崧年）之少弟，及得见，其为一忠厚朴实之青年，气象木讷，若[67]不能言者，虽有过人聪明而绝不外露，乃益叹其天资之美。”。这表明，其兄能引导更好，不能引导也行，反正他在中国哲学方面已经能够独立进行钻研了。

岱年先生说：“关于西方哲学，在吾兄申府之引导之下，读了一些英文哲学著作。最喜读罗素（B. Russell）、穆尔（C. E. Moore）、怀特海（A. N. Whitehead）、博若德（C. D. Broad）之书”。他读了这些书，最大的收获是“对于此派学者的逻辑分析方法甚为赞赏”[68]。所以，他师大的毕业论文，就撰写了《怀悌黑的教育哲学》（怀[69]悌黑系从吾兄申府的译法，一般译为怀特海）。

同时，岱年先生又“读了恩格斯《费尔巴哈论》、《反杜林论》和列宁《唯物论与经验批判论》的中译本，虽然译笔不甚明畅，但能窥见大意”。当他把辩证唯物论与当代西方的新实在论、实用主义、生命哲学、突创进化论、新黑格尔主义以及超人哲学“作了比较”研究之后，他发现“辩证唯物论既博大精深而又切合实际”。所以，他[70]认为辩证唯物论“实为最有价值的哲学”。从此，他毕其一生，矢忠于马克思主义哲学而不渝，且愈老愈笃。由于马克思主义哲学与西方哲学不无渊源关系，其兄申府先生既然能指导他学西方哲学，当然也就能指导他学习马克思主义哲学，更何况其兄申府先生还是我国早期的马克思主义的信奉者和宣传者之一。三

岱年先生不仅好学深思，而且也爱著书立说，坚持不懈，终于著作等身。在他执笔写作之初，有幸得到其长兄申府先生予以莫大的帮助。当其时，申府先生恰好在任清华哲学系专职教授之同时，又兼任了天津的《大公报》的《世界思潮》副刊的主编。该副刊专门“登载介绍当代西方哲学和讨论哲学问题的文章，用大篇幅宣扬辩证唯物

[71]论”。这就为他提供了发表文章的机会与空间。我们统计了一下，《张岱年全集》第1卷，收了1931—1948年的论文共46篇，除了其中的最后两篇：《人与世界》和《认识·实在·理想》系第一次发表的往日存稿以外，剩下的44篇文章中的26篇，占了半数以上，均撰写于1932年9月—1934年1月的1年半之内，悉数发表于《大公报·世界思潮》副刊，从1932年9月10日第二期起到1934年3月8日第六十七期止，既发表了有关中国哲学史的文章和西方哲学史的文章，又发表了有关哲学问题和文化问题的文章，还发表了有关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文章，俨然像一位哲学专栏作家。

特别是，申府先生以主编身份对1933年5月25日《大公报·世界思潮》副刊第三十九期上刊登的岱年先生所撰写的《论外在的实在》这篇重要文章，特意加了按语，予以高度评价：“季同此篇，析事论理，精辟绝伦。切望平津读者不可因敌迫城下，心神不宁，遂尔忽之。同时更宜信：有作出这等文字的青年的民族，并不是容易灭亡的。[72]——编者特记。”可见，主编申府先生用心良苦，意在通过按语，一方面，以资鼓励其弟要继续写好文章；又一方面，则以资激发广大读者的抗日爱国主义的精神。

所以，岱年先生晚年回忆时还感念不忘地说：“1932年吾兄申府主编《大公报·世界思潮》副刊，使我有机会发表一些长短不同的学[73]术文章，颇引起学术界的注意，是为我参加学术论坛的开始。”

并且，岱年先生决心于“中岁以后，自知不是搞政治的材料，就[74]专门从事学术研究了。但爱国之志是始终不渝的”，他的“学术报国”的路，虽然并非一帆风顺，而是充满了风风雨雨，但他百折不挠，毕其一生，终于走成了，划上了圆满的句号。四

果然，著名新儒学家熊十力先生注意到了岱年先生发表在《大公报·世界思潮》副刊上的文章，甚至还青睐于他。所以，十力先生就对申府先生说：“我想和你弟弟谈谈。”岱年先生于是就去拜访他，“于是我访问了熊先生。熊先生赠我他的著作《新唯识论》与《破破[75]新唯识论》，我向他请教有关中国哲学的问题”。他拜读熊先生著作后，颇有心得体会：“熊先生为文笔力雄健，我读后深受启发。”[76]熊先生比岱年先生年长24岁，但他们却成了忘年之交。多年后，当他于1956年在座谈会上畅谈党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时，熊先生则好心相劝，告诫他说：“你要注意，情况是复杂的。你如不注意，可能有人以最坏的污名加在你的头上。”但他却不以为然，“当时我觉得，我信仰唯物论，又拥护社会主义，不会有什么问题”。果不其然，他于1957年反右时，就被划成了“右派”。“在批判会中，一些人深文周纳，给我加上很多莫须有罪名，剥夺了我的教学[77]权利”，以至于他当时“完全陷入迷惘之中”。反思起来，他感慨系之。

岱年先生又专程去拜访了著名的逻辑学家和哲学家金岳霖老先生。金先生告诉他说：“你写的《问题》一篇分析很细，分析这条路[78]子是哲学的一条可行的路子。”他的这篇文章，是他在1929年的Monist上，读到了柯亨（P. S. Cohen）的一篇《什么是问题》（What is a question）一文之后，有所感而写的。柯亨的结论是：一个妥当的问题是有一个答案且只有一个答案的问题，没有答案或有二个以上的答案，便非正确的问题。他认为这样的“立言甚精”。但他又认为自己的观点与柯亨有异：“他注眼在问题的基本假设上。”而自己的主张则是：“在哲学上，问问题是不可以随意的。在讨论哲学问题时，应先考察其所根据的假设或观点，也即考虑其所根据的命题。”并且，他还进一步提出：“我们不能说不当隐含了假设的问题：要是那样，就根本不能提出问题了。事实上没有不隐含假设的问题，只看所隐含的假设对或不对。”他还列举了许多例子，其一是“例如问‘宇宙何始何终？’这所根据的命题是宇宙有始终，或宇宙有所谓始终。这个命题就是不对的。应当先问：宇宙有始有终吗？‘始’‘终’二范畴固[79]可用于宇宙内的个别事物，但不能推而用于总括全宇宙。”这篇文章并非是长篇大论，而是很短的千字文。篇幅虽很有限，但通篇却具有分析的特点。金先生的逻辑慧眼一下就看出了他所具备的超强的逻辑分析能力。因此，予以好评。他受到很大鼓舞。他就很乐意地“努[80]力学习金先生的分析法”。

岱年先生还专程拜访了著名的哲学家和哲学史家冯友兰老先生。[81]“我访问冯先生，谈有关中国哲学问题，彼此见解相近。”冯先生对他的帮助又多又大（散见本文）。

岱年先生之所以能顺利地拜访到上述三位大师，均与其长兄申府先生直接引见与具体安排不可分。“由吾兄申府介绍，认识了哲学界前辈熊十力先生、金岳霖先生、冯友兰先生，向他们请教有关哲学的[82]问题。”五

岱年先生1933年夏以优异成绩毕业于北师大教育系，随后就到了清华哲学系从事教学和研究工作。进清华工作，是很不容易的,而他却进得很顺利。这和他本人是一位品学兼优的大学毕业生有关，更和他“当时已经发表学术论文多篇”有关，又和他有幸得到了“冯友[83]兰先生、金岳霖先生推荐、梅贻琦校长批准”密不可分。归根到底则和他大哥不无关系。其兄申府先生于“1931年受清华大学之聘，任哲学系教授，讲授逻辑与西方哲学史，论学与金岳霖、冯友兰颇相契合。同时又在北大讲数理逻辑，在师大讲现代哲学，都受到学生们[84]欢迎。同时，他又在《大公报》主编《世界思潮》副刊”。而且，他大哥恰巧在那时代理系主任工作。1933年8月“31日《校刊》（清华大学的《校刊》——引者注）第514期发布消息：文学院院长兼哲学系主任冯友兰在校服务已满5年，照章应于本年休假一年，并赴欧洲考察，校长已聘蒋廷黻代理文学院院长，张申府（崧年）代理哲学[85]系主任”。一年多后的1934年10月上旬，冯先生才归国回到清华。同月，“4日《校刊》602期刊出二十三年度清华大学教师一览，其文学院部分如下：院长冯友兰……哲学系，主任冯友兰；教授金岳[86]霖、邓以蛰、张崧年”。这样，岱年先生进系办手续，很可能就是在其长兄申府先生手里办的。所以，他晚年回忆时还深情地说：“到清华当助教，这是最幸运的事……这也是我一生学术生涯的开始。”（张者：《文化自白》（访谈录），北京广播学院出版社,2004年版，第36页）

岱年先生在清华哲学系当助教开的第一门课是“哲学概论”。尽管他学得很不错，也写了很多文章，但是讲课毕竟还是新手，没有经验。其长兄申府先生又及时予以帮助。“吾兄申府决定，让我用D. S. Robinson的《An Introduction to Liring Philosophy》作为课本。书中内容分（1）导论，（2）唯心论，（3）实在论，（4）实用主义，（5）其它派别。主要是按类型来讲的。”教材定了下来，他就围绕教材进行了认真备课，补充了必要的材料。“我讲课时，增加了西方古代及近代哲学的材料，并且较详细地讲述了辩证唯物论，称之为当代最伟[87]大的哲学。”如此这般地讲课，是要有很大的勇气，不怕遭到国民党当局的迫害，是很难能可贵的。而在学生中，则是受到广泛欢迎。系主任冯友兰先生晚年回忆说：“其时，张先生乃刚毕业之大学生，又非出自哲学专业，选课者除哲学系一年级生之外，亦有其他系高年级生，均翕服无闲言。”冯先生并指出了他讲课成功的原因在于：“盖张先生真正是一位如司马迁所说的‘好学深思’之士，对于哲学重大问题‘心知其意’（《史记·五帝本纪》——引者注）。讲课者言之有物，听课者亦觉亲切有味矣。《周易·乾文言》有言：‘修辞立其诚’，诚者无妄之谓也。‘心知其意’则无妄。张先生初授课之成功，[88]无妄之效也；其初发表文章之成功，亦无妄之效也。”冯先生的评价诚可谓全面而深刻。六

岱年先生的父亲于1934年3月逝世。当其父尚在世之时，“由冯友兰先生及吾兄申府介绍，认识了冯让兰同志”。冯女士，乃冯先生的堂妹。说起来，他与她应是北师大的同学。1928年，他考入北师大教育系，她则考入北师大中文系。1932年夏，她毕业于北师大，即到天津名校南开中学教书，任国文教员。而他则未能同时毕业，而是晚了一年才毕业。因为“当时北京师范大学采用学分制，不计年数，学分够了可以毕业……我在师大读书时，深喜自学，不爱听课，因而[89]过了四年而学分不足，又补了一年学分，于1933年毕业”。他毕业后如上所述即进清华哲学系当助教。两年后的1934年，她回到北京，准备结婚。他说：“1935年与让兰在北京结婚，租房住在辟才胡同二条二号。”他当时“因父丧忧伤影响健康”，遂于1934年暑假前辞去清华的工作，“进城暂住当时的北京图书馆宿舍”，是一个地道的失业青年，生活可能很清贫。他们的婚礼很简朴，只能租房子完婚，但是他们早就深深地相知相爱。爱情的力量是很大的，它会创造出奇迹。果然，就在这新婚宴尔的甜蜜的生活里，岱年先生文思泉涌，他的成名作五十多万字的巨著“《中国哲学大纲》即在此处写成的”。[90]这，完全可以说是他们新婚之后一个硕大的幸福之果。

岱年先生于翌年，即“1936年，由冯友兰先生推荐，回到清华大学仍任哲学系助教，讲授‘哲学概论’与‘中国哲学问题’两门课[91]程。‘中国哲学问题’即以《中国哲学大纲》为讲授内容。”岱年先生与让兰女士结为伉俪以后，相亲相爱，相濡以沫，共同度过了8年抗战和被错打成“右派”的20年的艰难岁月，走过了风风雨雨的七十个春秋，他俩同生于1909年，又同逝于2004年，而且还同是4月，均享年95岁！他们恩爱夫妻诚可谓同生死，永不离！于是，后人被感动而传为佳话！七

岱年先生胸怀大志，早于“30年代中期，有不少学者试图提出自己的哲学观点，我也不甘落后。”于是，他于1936年5月写了《哲学上一个可能的综合》一文，“大胆提出：‘今后哲学上之一个新路，当是将唯物、理想、解析综合于一。’文章赞扬了马克思、恩格斯的新唯物论，而主张‘以唯物论为基础而吸收理想与解析’。认为中国哲学最注重生活理想之研讨，应继承修正而发挥之；近二三十年来，[92]解析派的哲学有大的发展，应容纳解析派之新贡献”。所谓“唯物论”，就是“马克恩、恩格斯的新唯物论”；所谓“理想”，就是中国哲学的优秀传统——人生理想，也包括了辩证法和唯物论；所谓“解析”，就是西方的逻辑分析法。关于三者的关系，他进一步认为应以“唯物论”为“基础”；以“解析”为“方法”；以“理想”为“内容”。他明确说：我主张“以唯物论为基础”，去“吸收理想与解析”；对中国哲学最注重的生活理想，“应继承修正而发挥之”；对有[93]大发展的解析派的哲学，“应容纳”他们的“新贡献”。随后，他就用这个理念,沿着这条道路,撰写出《中国哲学大纲》和《天人五论》两本书，创建出新的哲学体系。我们称张先生的哲学体系为“综[94]三合一的新唯物论”。岱年先生所创新的哲学体系的路向与架构，也是直接受到了其长兄申府先生关于哲学发展的思路及其理念的影响的。他说：“在哲学上，申府既推崇唯物论，又深喜罗素哲学，同时肯定孔子关于仁的学说，多次讲‘列宁、罗素、孔子，三流合一’。这是他的哲学思想的总纲，可惜没有写出详细的论述。他非常赞同辩证法，又钻研数理逻辑，企图将唯物辩证法与形式逻辑的分析方法结[95]合起来。我认为这是有重要意义的。”他又说：“吾兄申府多次提出‘列宁、罗素与孔子，三流合一’。即将列宁唯物辩证法与罗素逻[96][97]辑解析法和孔子的仁学统一起来。我同意。”“我颇受启发。”他承认自己的“‘唯物、理想、解析’三者结合的观点，实受吾兄申[98]府的启发”。但是，他并非简单地照搬照套，而是有所创新。他说：“关于中国哲学，不但应重视孔子，也应重视道家和墨家的贡献，而[99]更应发扬王船山、颜习斋、戴东原的进步思想。”并且，是以中国哲学中的人生哲学、唯物主义和辩证法的传统为主；关于唯物论，不仅重视列宁的，也重视马克思和恩格斯的；等等。

所以，1936年孙道昇在《现代中国哲学界的解剖》一文里，除了分别评述了胡适、梁漱溟、冯友兰、熊十力等的学术思想以外，则[100]称“以张申府、张季同为解析的唯物论的代表”。申府先生在清华任教期间，是他“在学术界名望最高的时期”。当时，“郭湛波写了一本《近三十年中国思想史》，曾将张申府列为专章（被列入专章尚有康有为、梁启超、胡适、冯友兰等）”。但是，申府先生因故终其一生未能建立起自己的哲学体系。岱年先生说：“约在九十岁时，他对友人说：我吃亏在于没写出一本大书来。这是实情实话。但是后[101]悔已迟了。”

由上述可见，岱年先生在哲学上的成长，得益于其长兄申府先生的帮助，是多方面的，甚至是全方位的；又是很重要的，甚至是非常关键的。而他则沿着其长兄所指引的方向与理念不断精进，后来居上，终于创建出新的“综三合一的新唯物论”的哲学体系，完全实践了他兄弟俩的共同的夙愿，对中国哲学的发展，走中、西、马三结合的道路，树立了一个典范，作出了重要的贡献。（本文是作者提交2013年6月15日在石家庄召开的“张申府先生诞辰120周年纪念暨学术研讨会”的论文）注释[62]《张岱年全集》第8卷，河北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574页。[63]《张岱年全集》第8卷，第576页。[64]《张岱年全集》第8卷，第577页。[65]《东方赤子·大家丛书·张岱年卷》，华文出版社1998年版，第8页。[66]《张岱年全集》第8卷，第577页。[67]冯友兰：《张岱年文集》序，《张岱年文集》第1卷，清华大学出版社1989年版，第1页。[68]《张岱年全集》第8卷，第577页。[69]《张岱年全集》第8卷，第578页。[70]《张岱年全集》第8卷，第577页。[71]《张岱年全集》第8卷，第547页。[72]《张岱年全集》第1卷，河北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148页。[73]《张岱年全集》第8卷，第577-578页。[74]《张岱年全集》第8卷，第575页。[75]《张岱年全集》第8卷，第578页。[76]《张岱年全集》第8卷，第629页。[77]《张岱年全集》第8卷，第606页。[78]《张岱年全集》第8卷，第578页。[79]《张岱年全集》第1卷，第47-48页。[80]《张岱年全集》第8卷，第629页。[81]《张岱年全集》第8卷，第578页。[82]《张岱年全集》第8卷，第578页。[83]《张岱年全集》第8卷，第578页。[84]《张岱年全集》第8卷，第547页。[85]蔡仲德：《冯友兰先生年谱初编》，河南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151页。[86]蔡仲德：《冯友兰先生年谱初编》，第158页。[87]《张岱年全集》第8卷，第578页。[88]冯友兰：《张岱年文集》序，《张岱年文集》第1卷，第1页。[89]《张岱年全集》第8卷，第576页。[90]《张岱年全集》第8卷，第591页。[91]《张岱年全集》第8卷，第591页。[92]《张岱年全集》第8卷，第583页。[93]《张岱年全集》第8卷，第583页。[94]见拙作：《“综三合一的新唯物论”：张岱年先生哲学体系的名称》，《光明日报·学术》2009年6月23日；王中江主编：《学思之境人格魅力——纪念张岱年先生诞辰一百周年》，北京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95]《张岱年全集》第8卷，第549页。[96]《张岱年全集》第8卷，第585页。[97]《张岱年全集》第8卷，第508页。[98]《张岱年全集》第8卷，第584-585页。[99]《张岱年全集》第8卷，第508-509页。[100]《张岱年全集》第8卷，第585页。[101]《张岱年全集》第8卷，第548页。

新哲学种子能否长成参天哲学大树

来到新建的“百年印象”宾馆，不禁回首对中国哲学发展的“百年印象”，我感觉最深刻的就是：中国本土的新哲学理论建设太少，且长期被边缘化，没有形成推动中华民族复兴的有生先导力量。

张申府（1893—1986）是一位有超前眼光的开拓性人物：在政治上，他是参与中国共产党创建的先驱之一；在哲学上，他是以中西会通为方向的中国新哲学播种者。在张先生诞辰120周年的时候，我们回眸张申府先生播下的中国新哲学种子，并经其弟张岱年先生精心培育出的新哲学幼苗，在20世纪风雨中经历的艰难曲折成长过程，对我们今日中国哲学和文化发展有什么重要的借鉴和启迪意义呢？

一、既要“照着讲”，更要“接着讲”

近年一些学者对张申府的哲学思想进行了分析和评述，还出现了研究这一主题的博士或硕士论文，但总的看，相关的论文和文章并不多，且基本是“照着讲”，着眼新哲学进一步发展建设的“接着讲”更为少见。

张申府在1931年出版的《所思》一书中指出：中国现在最需要的中国哲学家，一不是中国哲学史家；二不是在中国研究西哲的人；三更不是抱残守缺、食古不化的人，而是“有最新最切实的知识，认识中国哲学的特色精义。而发扬之，而履践之，而参照中国的哲学，而指出中国未来应走之路者”。张先生强调要面向中国未来，在中国哲学特色精义基础上，“发扬之、履践之”，即最需要的是中国哲学的理论发扬和社会实践。换句话说，中国哲学“照着讲”固然重要，但如今中国哲学最需要的是“接着讲”。

在这方面，张岱年先生是一个接着张申府哲学讲的典范。比如：张申府在《所思》指出：“仁、易、生，是中国哲学中三个最根本紧要的字，而实是一体的。”“中国哲学乃有见于易，识生之要，而仁以行之。中国所见的生活，乃是熙熙融融为其象，而实大刚健为其体。”“仁、易、生”包含了发展中国新哲学的种子。张岱年在张申府上述思想的基础上，深刻指出“生就是创造，生而又生就是不断出现新事物”。张申府的“大刚健为体”点出了中国哲学的精义之处，而张岱年把“生”提高到“创”的高度理解，则点出了中国传统哲学向现代转化的关键。在此基础上，张岱年提出了“宇宙是物质生生不已的创造历程”，“人之作用在于自觉参加于宇宙创造大流中，而赞助自然的创造”。由此，张岱年创发“广义创造观”，独具特色的“天人新论”哲学崭露头角。

近年，方克立先生“马魂、中体、西用”思想，刘鄂培先生“兼和”理论阐发等，都是接着张岱年“综合创新”理论讲的探索。我本人在张岱年老师指导下，1999年出版《新精神》、《新认识》、《新思维》系列著作，也是尝试对“天人新论”理论“发扬之”。张岱年老师亲自作序，给予肯定，使我深受鼓舞。

二、既要“发扬之”，更要“履践之”

张申府说：“现在有现在中国所需要的中国的哲学家么？那便应有以发扬此，更要有以履践此。”强调不仅要在理论上“接着讲”，更要在社会上“实践用”。他认为“中国哲学的言仁、易、生，实深有合乎辩证法，有顺乎大客观”（《所思》）。“大客观”是张申府创立的一个新概念，其核心是：“跳出主客，主亦为客”，即打破主观与客观的割裂，把主观也放在客观的背景下理解。他指出：“大客观绝不轻视人的努力，绝不忽视人的影响。客观所重本在于实。人的实践，也是大客观所极重视。”“大客观非单客观，是要为主观的，无碍于人之理想，奋斗，审美，感情。”李存山在评论“大客观”思想时指出：大客观破除了“平常”（机械）的客观主义的偏执，而主张既要“如实认识事实”，又要“加以价值判断”，通过“尽人力”即人们的社会实践而扬弃现实、变革现实，“以求价值理想的实现”。

张岱年深化发展了张申府的“大客观”思想，特别强调了新哲学、新文化的大众传播和实践的重要性。张岱年指出：“学术创建是求文化顶点之提高，文化传播是求人民之一般文化状态之提高。文化建设是不可不顾及民众的，民众之一般物质生活、心理态度、风俗习惯，应有一番根本的革新。文化建设之目的当是‘人之再造’，或者说即是‘造新人’的工作，要使人民的目的、兴趣、行为，皆有一种改变。要创造在新的社会中生活着的新的人类，使一般人民都过着新的文化生活。”

遵照张岱年老师的教导，我们在传播以创造为核心的新哲学和新文化方面已经走过了20个年头。通过公共课课程，中国科技大学4000多大学生结合生活和学习，撰写了感悟生活之道或创造之道的体会，我们主编出版了大众普及著作《中华文化人生亲证》（入选教育部《大学生文化素质教育书系》）、《亲证中国哲学大智慧》（100多名大学生悟道体会入选）、《中华文化精修入门》（入选大学教材和安徽农家书屋藏书）等。2010年以来，在中国科大领导支持下，依托中科大哲学一级学科博士点，我们先后创办中华文化大学堂、大学网、大学报，面向全校师生和社会大众，进行公益性、开放性、系统性的中华文化大众传播，在实践中探索“承道统、启新命、同修行”的中华文化大学发展之路。其中“承道统”就是传承中国古代哲学精髓，“启新命”就是建设以“创”为核心的新哲学新文化，“同修行”就是落实到百姓大众实践。

通过“中华文化大学”，把二张“综合创新”的理想落到实处，或许是对他们的一种最好的纪念。这也是我们对“新哲学种子能否长成参天哲树”的实践回答。（本文是作者2013年6月15日在石家庄召开的“张申府先生诞辰120周年纪念暨学术研讨会”上的发言）

科学、民主与社会主义：张申府与新文化运动

张申府哲学思想的形成期，与他所亲历的1915—1924年的新文化运动，是相互重叠在一起的。在这个时期，他以哲学家和革命家的双重身份活跃于中国思想舞台和中国政治舞台，由此形成了他与新文化运动的双重联系：一个方面，他的思想受到新文化运动的深刻洗礼，属于这一运动的精神产儿；另一方面，他的思想又给予新文化运动以深刻影响，在这一运动中打上了自己的鲜明印记。而这种联系，随着新文化运动的开展，特别是随着新文化运动经过1919年五四运动而区分成前后两个时期，也发生了从倡导“科学”、“民主”到主张“社会主义”的转变。张申府与新文化运动的这种联系及其变化，既是他的哲学思想形成的关节点，也是新文化运动开展的一个侧面，不论是对于张申府研究还是对于新文化运动研究都有其重要性。本文即以《张申府文集》中所收1917—1926年张申府著述为中心，试对张申府与新文化运动的联系线索作一梳理，从而说明张申府哲学思想形成的时代因素及其内在变化，以及对时代所投下的影响。

一、对“科学”的大力倡导

早在1919年前后，张申府就开始在《新青年》、《每周评论》、《新潮》等报刊上发表文章，表达他对“科学”的重视和强调。例如，1919年，在《每周评论》第5号上，陈独秀以“只眼”为笔名发表《除三害》一文，主张除去中国的“军人害”、“官僚害”和“政客害”。张申府即在《每周评论》第6号上发表《兴三利》的随感录与之呼应，称：“同社只眼主张除三害，痛快得很。吾愿同时也能兴三利。”其中所兴之一“利”就是：“实行科学教育，使人人对于事物[104]都抱着遵守科学法的态度，都是批疑之胆大而容受之心虚。”又如，1920年，张申府在《新青年》第7卷第4号上发表《罗素与人口问题》一文，认为科学的进步必定能使全体个人获得身心健全的发展，强调：“我们可期望以科学的发达，身心不健全的均可有处置方[105]法，以至于这种人都没有了：这实是可能的事。”再如，同年，张申府在《新青年》第8卷第2号上发表《罗素》一文，盛赞罗素的科学精神和科学方法，指出：“罗素最可注意的就是他所抱持的科学精神。他是最能实行科学法的。他真乃最切实、最重事实的哲学家。”[106]总之，在他看来，“科学”不仅是认识自然的伟大工具，而且是改造社会的根本手段，要改造旧中国为新中国，就必须大力推崇和积极高扬“科学”。他说：“我觉着，只替科学吹就好，不论怎么吹都好。我相信弄科学，最是中国今日根本之图。中国人坏到这个样子，中国人麻木到这个样子，中国人敷衍苟且，不耐烦，不讲理，急功贪小便宜，到这个样子，这也非拿一个非不敷衍，非讲理，非耐烦不成[107]的科学来治他不成。中国今日实在应该多多出些科学书。”

为什么“科学”具有如此大的作用而值得重视和强调呢？张申府进而指出，“科学”的作用，实在于科学方法。所谓科学方法，在他看来，就是以实事求是的态度认识和把握对象世界。“真”与“实”，是他谈论科学方法时最常用的概念。因此，他又把科学方法称之为“纯客观主义”。他说：“须知科学法乃是西洋文明在世界上最大的贡献。新近刚过四百年祭日、有史以来最博学多艺、思想观察极自由、亲自然而顺实的李翁柰（即列奥纳多·达·芬奇——引者注）始器重之，厥后百年伽离略（即伽利略——引者注）乃大用之，实立近世科学之基。这个方法，质实说来，本不过实事求是，弃绝习传，说他非西土所专有固无不可。但是用他奏出很大的功验，确是在彼。现在他们把他越发看重，许多地方都要用他，还有好些大的果效放大眼前。吾们今要改革思想，期图自由，变易风俗，实在也缺他不可。科学法[108]就是实法，原来没甚稀奇的。”又说：“我总觉社会改造并不是没办法的。开头的办法也很简单。一言以蔽之，就是你要千万注意的那一‘真’字。申言之，便是‘说实话’。再说，就是要痛揭人类的疮疤；物物事事显出它的本来面目。我信，科学之所图，也不过如此。所以言精神，便是要‘科学法’的精神。起个主义的名字，我就叫它[109]‘纯客观主义’。重反言之，就是要打破一切幻想迷信独断等等。”[110]还说：“科学法重在实事求是，辞必有征。”因此，在他看来，重视“科学”固然需要介绍新的科学知识和科学成就，但更为关键的在于倡导科学方法。他在1925年发表《第三文化之建设——旧感重发》一文，批评了对“新文化”的种种空谈，认为与其空谈“新文化”，不如倡导“科学法”。他说：“精神方面，中国之所最缺，乃在一种合理的态度，乃在一种逻辑的思想，乃在一种自然科学的方法。这样子，把西洋文明最大的贡献，科学法，拿来，切实加以培养，切实加以施用，切实加以体现，切实加以发扬，就是了。今乃不此之务，今乃大言不惭地：‘文化’，‘文化’！文化也是这样容易移植的么？文化[111]也是这样容易设立的么？”可以说，对科学方法的倡导，是他大力倡导“科学”的归结点。

张申府还从“科学”出发来看待哲学的发展，认为哲学必须建立在科学的基础上，运用科学方法来进行哲学思考，而科学的新发展必将导致哲学的新变革。因此，他对当时的自然科学新成就十分关注。他晚年在接受舒衡哲的访谈时回忆说：“任何科学上新的东西，都是[112]我追寻的对象。”在这方面，他特别推崇罗素和爱因斯坦，认为他们取得的划时代科学研究成就，对现代哲学发展方向产生了重要影响。1919年，他在《新潮》第1卷第2期上发表《哲学数学关系史论引》一文，强调哲学的发展与数学的发展有着密切的联系，力主沿着[113]罗素等科学哲学家的方向“进治真正科学底哲学”。他引了罗素在1914年一次讲演中的话：“欲令哲学将来得一空前造诣，唯一必须之端实为创造一流人兼有科学训练哲学兴趣，不羁束于往日之传说，[114]不为专钞古人糟粕者诸文字法所迷惑。”并进而指出：“此所谓科[115]学数学也，数理物理也，新物理学也，是其最要者。”1920年，他在《罗素》一文中认为，罗素哲学的特点在于倡导一种“最有后望的[116]科学的哲学”。他说：“这派的人必须娴于物理、数学与数理名学；因为欲懂得科学最关切哲学的那诸部分，非此不能。罗素是此派人的领袖。罗素哲学地位的优上又不但在英而已。今日进步的可靠的哲学者有一个不受他的影响么？论他的高深精微，论他的广大洪博，今日世界的哲学家实没有一个能比得上他的，就同现今没有一个英人能胜[117]过他的散文能力一样。”同年，他在《少年世界》第1卷第3期上发表了《科学里的一革命》一文，介绍爱因斯坦创立的相对论，称相对[118]论的创立是“革命的物理新说”，认为：“影响所及足可使科学的根本概念——空间、时间、物质、能力、质量、动等——破天荒的根本改变，自然知识的诸原理通盘再造，流行的科学的哲学完全毁坏。差不多可算安度已二百五十年的奈瑞（即牛顿——引者注）吸力律既从此站不住脚，代嘉德（笛卡儿）以来假定为弥满空间以释万象的[119]‘以太’（孔德既曾反对此）也自此不得不退去。”又认为：“代嘉德与来本之（即莱布尼兹——引者注）两个大数学的哲学家均曾对于空间有所创说，科学本久已在名字上采取了哲学里的空间相对说，但现在的相对论不但说空间相对，时间也是相对的。绝对的、普遍的时是没有的，有的只是地方时私时，就是在这个系统里与那个系统里，[120]时是不同的。”总之，在他看来，“相对论在哲学上能有的影响当[121]已不难推知”。

张申府的这些主张，在新文化运动时期的科学主义思潮中，算不上最有影响力的论说，但却显示出自己的特色，并预示了他的哲学思想在以后的开展方向。20世纪30年代，张申府继续强调中国新哲学必须沿着科学化方向开展，并力主把科学主义与辩证唯物论结合起[122]来，形成一种“解析的辩证唯物论”。这就使得自严复以来的科学主义思潮发生重要分化，形成了以张申府、张岱年兄弟为代表人物的唯物论科学主义。

二、对“民主”的大力倡导

张申府认为，中国之所以需要“民主”，并不是仅仅由于西方的强烈影响，而在于中国自身有其深刻的根据，实是与中国社会现状相联系的。由于中国现实社会存在着严重的不平等、不民主，需要从根本上改变这种不平等、不民主的现状，因而才产生了对“民主”的需要和呼唤。1920年，他在《劳动界》第6册上发表《打破现状才有进步》一文，向工农劳动者揭露社会的不平等，指出：“人生在世，必缺不了衣食与居住。但是若不种田纺棉，那里来得衣食？若不盖房筑屋，人向那里住居？种田纺棉盖房筑屋的是什么人？不是农工劳动么？那个财主花百十万银盖的高楼大厦少了瓦匠能成功？那个赛过邓通的阔老缺了胼手胝足的农夫不饿死？人的世界实在由农工养活着。吾刚才说的衣食居住，不过举几个大端，此外细看看那一样好的、必[124]须的事情，没有劳动能存在？”1921年，他在《新青年》第9卷第3号上发表《社会》一文，对现存社会猛烈批判：“吾知许多人虽不能晓得社会是什么，却晓得社会的代表者。社会的代表者是什么？在上者，现在占优势有权力者。现在在上者占优势者是什么？资本家、官僚、皇帝、孔子、释伽牟尼、耶稣、男子；比较抽象的：习惯、风俗、从古传来的制度、先民遗留的思想、法律、禁（入国问‘禁’之‘禁’）、私有制度、婚嫁制度、国〈吾信国是一种制度，但新有社会学者说国是一种结社，如寇尔（Cole）马克威（Maeiver）等〉、爱国心、国旗崇拜、崇拜生殖器、上帝……在现在服从社会，能外乎服[125]从这些东西么？”这种对中国社会现状的批判，包括了多方面的文化因素，但最主要的还是对社会政治制度的不平等、不民主的否定。正是这样，他在《兴三利》一文中认为，最根本的兴“利”是：“创办种种真正绝对的民本事业，成立种种真正绝对的民本制度，务令人世的确是人的人世，不再是帝王军阀的人世，不再是官僚政客的人世，[126]不再是资本家财主的人世。”

在大力倡导“民主”的同时，张申府又认为建设民主制度需要有一个逐渐培育的过程，不是一呼即来、一蹴而就的。在这方面，教育将发挥十分重要的作用，可以说“一切社会的改革必以教育的改革为[127]基础”。1919年，他在《晨报》上发表《“新学校”》一文，主张通过创办类似欧洲新出现的“新学校”，以“新教育”来培养建设民主制度所需要的人才。在文章中，他对这类“新学校”进行了全面介绍，特别谈到了在“新学校”中所实行的“学校的共和”制度。他说：“德育与知育同，也是要由内发，要本经验，本着渐渐的练习批评的‘自由之感’，由内向外出来。必不可假借权势从外面加入。为合此理，有些新学校已行‘学校的共和’制度。就是由校长、教员、学生，有的且并校役，组织一普通会议，作为学校真实的管理团体，草定校法。由此校法，更为共同目的，拟定共同的工作。这种制度如能实现，他的教育上感化力是非常大的，不过他要预定校长于这种小共和的自然[128]的领袖之上要有一种较重的影响。”正是这样，他对于“新学校”予以了很高的评价，认为：“吾们简单评这种学校，可以说他的精神是自由的；他的组织是民主的；他的方法是自然的、切实的重内发不务外镇的；他对于儿童是真懂得真能尊重他，不是以儿童为工具的，是要设出种种机会，使儿童发露其所能，使其自由活泼，能想，能实现其想；他对于个人和团体能够并重，无所偏倚；重实验不忽理论，重具体不忽抽象。能使学生身心智情全部发达，能使学生得高尚的意[129]趣。像这种学校的教育乃真是科学的教育，科学法的教育。”在他看来，只有在这样的“新教育”中，才能培养建设民主制度需要的人才；否则，民主制度是难以真正建立起来的。他由此感慨地说：“凡[130]切实的社会改革家没有不注意到教育的。”

值得重视的是，张申府在大力倡导“民主”时，又主张以“自由”作为“民主”的内核，反对离开“自由”来谈“民主”。1919年，他在《每周评论》第30号和第31号上连载了《自由与秩序》一文，强调“自由”的重要性。他说：“自由本是政治营生中最伟大最宝贵[131]的东西”；“秩序当为自由而设，妨碍自由的秩序是绝对要不得

[132][133]的”。而他所说的“自由”，就是“合乎自然的自由”。他认为：“违背自然的制度总不会有好结果。待遇一个人、一个群、一个种族、一个阶级，如使自发自展，见助而不见阻，那个人群种族阶级便是走在正道。这条新则的势子已至是流行如火的了。凡自然都是帮[134]忙这种待遇的，自然之中，自有法律。自然之中，自有秩序。”他进而指出：“以前人讲自由，常说什么自由于法律之中。天性少人性多的人遂就把法律为利器，一切压抑专暴之弊都从此而起。须知现在世界的法律本是少数人居着强者、享乐者、统治者的地位，本是私意[135]设的。这种东西，岂可容他约束人人应有的自由？”沿着这一思路，张申府还进一步把“自由”加以具体化，强调在中国对“自由”的追求，不是抽象的高调而有其具体的内容。1920年，他在《北京大学学生周刊》上发表《就来的三自由》一文，指出：“信仰自由、思想言论自由、集会结社自由，不论实现没实现，完全实现没完全实现，许多民主‘国’总都把它们订入什么‘宪法’了。但是合理的自由：合乎自然的自由就止于此么？吾以为除此以外，还有三种自由，更加重要。但令我们肯去找它们，它们就会来。自由总是我们的好朋友；我们不要它的时候，它也有时会来；但是我们去找它，关系仍觉亲切。我们要找的三自由是什么？第一，就是教育自由。第二，工作[136]自由。第三，男女关系自由。”这种对“自由”的重视及具体化，使得对“民主”的倡导具有了更为具体的内核和目标。可以说，这是张申府倡导“民主”的一个重要思想特点。

张申府在新文化运动中对“民主”的这些理解，深刻影响了他以后的民主思想的开展。在他以后的民主主张中，都可以看到他的这些理解并没有随着时间的流逝而消解。在20世纪30年代中期的新启蒙运动中，他进一步把新文化运动中的“科学与民主”口号加以完善[137]化，提出：“‘科学与民主’，‘第一要自主’。”在20世纪40年代前期的抗日战争中，他在《新华日报》上发表文章呼吁民主，更明确地提出：“民主本就是使人人都平等自由。平等自由的人与其自由越多，就是越民主。……根本上，没有言论出版集会结社以及思想信仰研究[138]讲习的自由，是必说不上民主的。”在这些民主主张中，都可以清楚地看到他在新文化运动中对“民主”的思考所留下的影响。

三、对“社会主义”的热情宣传

张申府对俄国十月革命的介绍，早在1919年五四运动前后就已开始。这年4月，他在《每周评论》第17号上发表了题为《威尔逊》的随感录，通过评论美国总统威尔逊近期的欧洲之行，表达了对俄国十月革命的积极支持，称：“威尔逊总统在欧几十天的经验，晓得永久的和平是不可能的了。我们由他这句话，可以看出三件事情。一、永久的和平并不是绝对不可能，是用政治手腕去得他，不可能。威总统若是个真实明白的人，应当给俄国的改革事业以极大的赞助。二、世界有什么人为的阶级、界限存着的时候，世界绝无安宁日子。三、世界的教育若不改变方针，世界绝不会走到好的地方去。现在的教育是握在政客、政治家的手里，他们最大的职分就是维持现状，怎肯彻底的改？怎会知道彻底的改？所以吾们可以推知深信世界的少数明白人，必不可不切实结合起来，从根本上下手，想个釜底抽薪的法子，作一群的急先锋，拼命实地的、各尽所能的去活动，万不可再想讨巧，[140]万不可再存一丝姑息，再存一毫客气。”这年7月，他在《每周评论》第31号上发表了题为《知识阶级》的随感录，赞扬俄国知识分子在俄国革命中的作用，称：“俄罗斯之有今日，首先在世界上树出新组织，他的社会中有思想有知识的人，实在有很大的功。……要想顺着世界大道——改造——走，自必也大有赖于此样人。知识阶级是什么呢？照俄人所自解的，他就是自觉的国民。不是单单认识文字、受过教育的，乃是批评的思索家，对于现代社会总是反抗的，所希望的是解放与革命，行其所信无他顾，牺牲一切唯急于救其国人，常有[141]自由奔放、独立不羁的态度。”

当张申府于1920年底来到欧洲后，进一步结合他的直接观察和实际了解，写文章介绍欧洲社会主义运动。1922年，他在《新青年》第9卷第6号上发表多篇相关文章。他的《巴黎通信》一文，着重对列宁和托洛茨基的著作及思想进行了介绍，指出：“列宁的《国家与革命》最富学理的价值。法译今年才出，较英译（一九一九出）为好。他去年又作了一本书，法译名《共产主义之孩子病》，英译名《左派[142]共产主义——一个孩子病》，在战略上很重要。”他对此感慨地说：[143]“一方须以剑锋与人战，一方又须以笔锋战，真难为他们。”这里的列宁名著《共产主义之孩子病》，在今天通译为《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国家与革命》和《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后来都成为了中国共产党人必读的经典文献。他的《共产主义之界说》一文，对共产主义进行了说明，指出共产主义在今天应包括五个主要信念：“第一，资本制度，在世界文明上，就令可算一个必经之阶，绝不能真文明之基础。第二，资本制度现在已处在一种极不安的状态：资本主义已不能管他自己的事；就说大混乱还未开始，实已迫在眉睫。第三，只由无产阶级的专政，建立了共产主义，社会的安定才能重得，秩序与进步才能再望。第四，这个变更，必须是革命性质的，必须以非宪的手段抓住权力；必须以强力扑灭反革命。第五，资本主义的推翻必须是全世界的；地方的革命不济事，[144]非实现世界革命的计略，共产主义不能成就。”他的结论是：“简括言之：阶级战争，世界革命，无产阶级专政，全权属于‘苏维埃’[145]（农工评议会）：一切共有的共产主义舍此不立。”

张申府不仅积极介绍欧洲社会主义运动，而且开始探索中国革命的道路。1921年，他在《新青年》第9卷第2号上发表《英法共产党——中国改造》一文，首先介绍了英国和法国的共产党情况，进而联系到中国的现实。他指出：“吾到法后，感到欧洲一时是无望的。[146]生于东方的人，不能不仍希望东方。”对于中国的改造，他提出了具体的构想：“吾觉着中国改造的程叙应是：革命，开明专制（美其名曰劳农专政——以今日中国之一般知识阶级而言代议政治、讲选举、纯粹是欺人之谈。政治上事切忌客气。政治尤不可专模仿人。世界趋势固要晓得，但勉随趋势而忘了自己实况，必无好结果。能认事实是列宁一大长处），实行极端的强迫教育，以岁入之半办教育，其次重要的为改良农业，整理森林河渠，兴发工业交通，尤以旧有的工[147]业为要。”他所阐发的这些改造中国的程序和内容，在以后90多年的中国历史中得到了应验；而他在提出这些程序和内容时所强调的“政治尤不可专模仿人”，所强调的“世界趋势固要晓得，但勉随趋势而忘了自己实况，必无好结果”，所强调的“能认事实是列宁一大长处”，都在后来成为了中国共产党人十分重要的思想方法。在中国共产党刚刚诞生的岁月，就能提出这些看法，在今天看来确实不易！

对于这些改造中国的程序与内容，张申府在当时感叹地说：“这种话在现在只算是一个梦，但与普通的梦一样，却有应了的希望。”[148]无疑，这是中国共产党人最初提出的“中国梦”的观念。今天我们在畅论“中国梦”的时候，千万不可忘记了这位先行者。（本文是作者提交2013年6月15日在石家庄召开的“张申府先生诞辰120周年纪念暨学术研讨会”的论文）注释[102]陈独秀：《敬告青年》，《陈独秀著作选》第1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134-135页。[103]张申府：《入狱——革新》，《张申府文集》第3卷，河北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29页。[104]张申府：《兴三利》，《张申府文集》第3卷，第11页。[105]张申府：《罗素与人口问题》，《张申府文集》第2卷，河北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22页。[106]张申府：《罗素》，《张申府文集》第2卷，第36页。[107]张申府：《终于投一票》，《张申府文集》第1卷，河北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91页。[108]张申府：《自由与秩序》，《张申府文集》第3卷，第32页。[109]张申府：《报凯明先生》，《张申府文集》第1卷，第75页。[110]张申府：《哲学数学关系史论引》，《张申府文集》第2卷，第5页。[111]张申府：《第三文化之建设——一段旧感重发》，《张申府文集》第1卷，第63页。[112]［美］舒衡哲：《张申府访谈录》，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1年版，第123页。[113]张申府：《哲学数学关系史论引》，《张申府文集》第2卷，第5页。[114]张申府：《哲学数学关系史论引》，《张申府文集》第2卷，第5页。[115]张申府：《哲学数学关系史论引》，《张申府文集》第2卷，第5页。[116]张申府：《罗素》，《张申府文集》第2卷，第36页。[117]张申府：《罗素》，《张申府文集》第2卷，第36页。[118]张申府：《科学里的一革命》，《张申府文集》第2卷，第25页。[119]张申府：《科学里的一革命》，《张申府文集》第2卷，第25页。[120]张申府：《科学里的一革命》，《张申府文集》第2卷，第27页。[121]张申府：《科学里的一革命》，《张申府文集》第2卷，第29页。[122]张申府：《现代哲学的主潮》，《张申府文集》第2卷，第186页。[123]陈独秀：《今日之教育方针》，《陈独秀著作选》第1卷，第144页。[124]张申府：《打破现状才有进步》，《张申府文集》第1卷，第17页。[125]张申府：《社会》，《张申府文集》第3卷，第40页。[126]张申府：《兴三利》，《张申府文集》第3卷，第11页。[127]张申府：《“新学校”》，《张申府文集》第1卷，第1页。[128]张申府：《“新学校”》，《张申府文集》第1卷，第6页。[129]张申府：《“新学校”》，《张申府文集》第1卷，第8-9页。[130]张申府：《“新学校”》，《张申府文集》第1卷，第1页。[131]张申府：《自由与秩序》，《张申府文集》第3卷，第30页。[132]张申府：《自由与秩序》，《张申府文集》第3卷，第30页。[133]张申府：《自由与秩序》，《张申府文集》第3卷，第30页。[134]张申府：《自由与秩序》，《张申府文集》第3卷，第30页。[135]张申府：《自由与秩序》，《张申府文集》第3卷，第30页。[136]张申府：《就来的三自由》，《张申府文集》第1卷，第13页。[137]张申府：《什么是新启蒙运动？》，《张申府文集》第1卷，第190页。[138]张申府：《民主原则》，《张申府文集》第1卷，第472页。[139]陈独秀：《法兰西人与近世文明》，《陈独秀著作选》第1卷，第136页。[140]张申府：《威尔逊》，《张申府文集》第3卷，第26页。[141]张申府：《知识阶级》，《张申府文集》第3卷，第36页。[142]张申府：《巴黎通信》，《张申府文集》第1卷，第41页。[143]张申府：《巴黎通信》，《张申府文集》第1卷，第41页。[144]张申府：《共产主义之界说》，《张申府文集》第3卷，第48页。[145]张申府：《共产主义之界说》，《张申府文集》第3卷，第48页。[146]张申府：《英法共产党——中国改造》，《张申府文集》第1卷，第21页。[147]张申府：《英法共产党——中国改造》，《张申府文集》第1卷，第22页。[148]张申府：《英法共产党——中国改造》，《张申府文集》第1卷，第22页。

一位不可忘却的思想先驱

张申府先生是中国共产党伟大的创始人之一，是我们十分景仰的中国现代哲学的思想先驱。今天，能够受邀参加“张申府先生诞辰120周年纪念”，我深感荣幸。前些年，我也有幸为本科生讲解张申府、张岱年先生的学术思想，深深地为他们兄弟二人的哲学睿思所折服。但我也有了一个不成熟的个人感受：张申府先生又是一位悲剧性的学术先驱。他热心于政治，但不是一位成熟的政治家；他是一位社会活动家，却又为现实社会所不容；他有十分敏锐而高深的哲学智慧，却未能建起自己完整的哲学体系；他将罗素的逻辑分析哲学介绍到中国，却又深受罗素思想的牵累。

罗素（1872—1970）是20世纪英国最著名的哲学家、思想家、逻辑学家和著作家，是1950年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张申府先生对罗素十分赞佩和景仰，1919至1920年间，他翻译了大量罗素的文章，并写了不少介绍罗素的文章，大都刊登在《新青年》和《每周评论》上（后收入张著《罗素哲学评述集》，教育科学出版社1986年版）。1983年，他曾在一篇纪念罗素的文章中说：“我赞佩罗素，敬仰罗素，最主要的是他在哲学上的伟大贡献……综述他的一生，他不仅是伟大的哲学家，也是著名的教育理论家。他拥护正义、自由，显扬科学理性，反对纳粹法西斯，对我国一往情深。尤其应该说，罗素以他伟大的造诣开创了世界哲学的新潮流，是数理哲学的一代硕师。”正因为如此赞佩罗素，罗素的一些性格、主张也深深地影响着他。罗素是一位和平主义者，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就大唱和平，反对战争。又认为社会主义的胜利，“应该用和平的方法博取”。可能受此影响，张申府先生在1948年10月发表了他的《呼吁和平》。由此，便彻底改变了他的人生。

张申府先生是新文化运动中积极宣传马克思主义，介绍西方思想文化，倡导民主与科学的学者之一。同时，他对中国传统文化又有很深的造诣。他是中国将逻辑分析哲学与马克思主义哲学结合起来的第一人。所以他提出，将来的世界哲学应是一种解析的辩证唯物论。主张列宁、罗素、仲尼三流合一。晚年又提出建立一种实、活、中三者相结合的哲学。实，就是指罗素的分析哲学；活，是指马克思主义的唯物辩证法；中，则是指中国传统哲学的中道。可惜得很，他只开了一个端绪，没有能够写出专著，完成自己这个哲学体系的建构。后来，其胞弟张岱年先生又接续乃兄的事业，对“解析的辩证唯物论”作了较为详细的论证，并提出了一个基本的理论框架，由于种种原因，也未能最终完成。这是中国哲学与中国文化的一大遗憾。

但是，他们所极力推崇的“逻辑分析方法”，却极大地影响了中国现代哲学的历史进程，对促进中国哲学的现代化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所谓逻辑分析方法，概括地说，就是根据感官经验，对于概念、范畴和命题进行缜密的分析，从而达到比较明确的结论。逻辑分析法，是研究哲学史或思想史必备的或特有的方法；研究中国哲学史，必须运用这种方法。因为任何哲学家的哲学体系，都是通过概念和命题来表述其哲学思维的。哲学史家不辨别其理论上的异同，确定其学说的宗旨，一部哲学史便成为一本糊涂账。我们中国哲学界这几代人，都从二位张先生的阐发中接受了训练，至今受益匪浅。因此我以为，张申府先生是一位我们千万不可忘却的思想先驱。（根据作者在2013年6月15日“张申府先生诞辰120周年纪念暨学术研讨会”上发言整理）

仁与科学之际

张申府先生是罗素的崇拜者，也对科学与哲学感兴趣，并致力于沟通中西文明。在他心目中，集中体现中西文明对人类的贡献的，就是仁与科学。

张先生认为，“仁”与“科学法”是人类最可宝贵的东西，然“仁出于东，科学法出于西”，东西文明之间似乎有颇大的差异，然其实又不必如此。因为“（科学）法”的精神在他这里“不外乎诚实二字。反过来说，即是孔子之四德：‘勿意，勿必，勿固，勿我。’而[149]祛倍根（培根）之四妄：‘种妄，穴妄，市妄，戏妄。’”由此而言，科学法的精神，在他主要就是客观性。需要祛除的培根的“四妄”，是指人们因为种种主观因素的影响而在头脑中形成了虚妄的幻想，即培根所归纳的“种族假象”、“洞穴假象”、“市场假象”和“剧场假象”四种假象。由于它们都与科学的客观态度相背离，所以需要运用分析与综合的科学方法去克服。“诚实”则与此相反，它虽属于主观的心态，但却是实在地尊重和反映客观，由此也才有科学的产生。

孔子的“四勿（毋）”应当属于客观性的范畴，当然，可否由此引出科学则另当别论。这里要说的，是孔子并未将此“四勿”与仁相关联，与仁关联的是另一“四勿”，即所谓“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孔子在答复颜渊“问仁”时有此一说（见《论语·颜渊》）。不过，后者在孔子，只是“为仁”之“目”而非仁本身。更重要的是，此一“四勿”作为意志自律，属于主观性而非客观性的范畴，所以并不能链接到张先生垂意客观性的“四勿”。

这样的推论是遵循了张先生的逻辑的。张先生有言曰：“罗素说[150]他喜欢逻辑，乃因为它不仁。”基于张先生对罗素的推崇，也可将此说法视作张先生自己的观点，即逻辑是不仁的。逻辑表述的，不论是公式还是语句，都可以归类到科学的客观性范畴。作为客观性的研究，科学的确就是冷冰冰的，不仁的。所以，要沟通仁与科学之际，其间的鸿沟需要跨越。

那么，究竟什么是仁呢？张先生对仁的定义仍依循了传统的轨迹，他说：仁从二人，成群之本。仁者人也，是人之所以为人，是人处事之最高准则，是为人最应操守之中。[151]仁，行起来就是忠与恕。《说文》释仁“从二”人，郑玄作“相人偶”解，突出了二人间[152]的亲爱谐合之意，“彼此亲密之辞也”。郑玄注《礼记·中庸》“仁者人也”，又有“以人意相存问”之说。从二释都用“相”字不难看出，仁的重点落在了相互间的互爱或兼爱（博爱）上。所以，北宋初徐铉奉旨校订《说文》，补注“从人从二”时便曰：“仁者兼爱，故从二”。这说明孔子解答仁者的“爱人”不是单向度的，而是彼我双方的互相亲爱。

有“二人”，就有他人，就有群。荀子早已证明，人之所以高于物，就在于“能群”即组织为社会，张先生应当依此而以“成群之本”去解说仁。从“能群”到“成群”，仁是合群的根本条件和手段。从而，人对人要亲爱，就成为人之“为人”最重要的缘由、处事的最高准则和人需随时操守的中道。“仁者人也”的古语在张申府先生，就落实在做人应当爱人上。

如何去爱即践行，张先生提出的道路是“忠恕”，这是张先生所理解的孔子的行仁之方。具体而言，就是如宋儒要求的那样“尽己”[153]和“推己”。但与宋儒不同的是，张申府先生的重心在后部，即在“为人”和“及人”，这与他的“二人”和“成群”相衔接，突出的是对他人的爱和尊重。他说：忠，尽己为人。恕，推己及人。仁，首在活灵灵地感到他人。所以，仁及忠恕，都是假定有他人，都是承认他人，容许他人，重视他[154]人的。“活灵灵地感到他人”是仁的首要之义。张先生强调对待他人要承认、容许和重视，这些都是爱的具体内容。在他这里，自己和他人必须是平等的，不能高人一等，否则就不是行仁及忠恕。

就此而言，张先生应当是倡导博爱的。但他倡导博爱，又是有条件的，即他将理性的原则输入了进来。由于理性的缘故，人便不可能像墨子那样竭其身心普遍无私地爱人，私心的存在无法避免。所谓[155]“大概人都愿意博爱，可却不愿意其所博爱者博爱”。这里从其前后文看，应指男女间的情爱，但也具有一般性的意义，即现实人之爱仍是有其为己之考虑的。“理性”在他这里，具有双向的功用，一是行仁或忠恕，本身借助的是理性的力量，“没有理性，这个如何做得

[156]到”？二则是相反，由于理性，人又不可能不为己。那么，有没有最好的既避其弊又取其利的两全的办法呢？他认为有，那就是引道家入儒家的自然而然。他说：最好：由真积力久而入以至自然而然，无为而无不为地，人互为人，亦各为己。[157]这也就是纯真成熟的理性的仁及忠恕之道。“为人”与“为己”只强调一方都不妥当——“为人太少则不[158]应，为己太少则不行”，所以亟需理性的作用。按他的设想，如果有真积力久的自觉努力，又能够明白人互为人并不妨碍各自为己，那么，人的博爱付出，最终必会收到自然而然、无为无不为的爱人爱己相融合的效果。“这也就是纯真成熟的理性的仁及忠恕之道”。“纯真成熟的理性的”，说明“理性”在这里已不是纯粹的客观性，而是进入了主客观双方相交融的境地；二者一体修饰仁及忠恕，又意味后者的主观性也可以联系到客观性，仁与科学的罅缝能够弥合。但问题是，理性与仁爱的谐合是否只是善良愿望。因为在理性与仁爱、或曰客观性与主观性之间，从“仁及忠恕之道”的奠定者孔子开始，就一直存在着矛盾，并始终制约着人们在二者间的抉择。

孔子当年与宰予辩论“三年之丧”（《论语·阳货》），便是一个典型的理性与仁爱矛盾的例证。孔子主张行“三年之丧”，是用人情、人道的主观情感来定义“仁”；宰予则从天道运行的客观规律出发，认为天道自然循环的周期就是一年，为父母守丧效法天道，为什么就不能是一年呢？对此，孔子是从父子亲情和爱的互惠立论的：父母在怀抱里抱了你三年，所以你也应该守三年之丧来回报父母。孔子这样思考从情感上是很容易理解的，但是，如果从理性的客观角度来讲的话，反倒不一定说得通。因为基于天人合一的立场，人道是效法天道的，天道自然无为，本来以一年为周期，那么，老师为什么要坚持“三年之丧”呢？在这里，宰予是站在客观性一方讲“理”的，理由看起来也很充分。

然而，孔子对宰予的最后评价是“不仁”即不爱人（父母）。师徒之间的矛盾，披露了要真正做到忠恕与理性、仁与科学法的融合，从其起步的阶段就存在着困难。张先生的“所思”，主要还是基于一种德性的期许，但“最好”作为理想和努力的方向，始终具有它的价值。（根据作者在2013年6月15日“张申府先生诞辰120周年纪念暨学术研讨会”上发言整理）注释[149]张申府：《所思·七》，《张申府文集》第3卷，河北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64页。[150]张申府：《续所思·四》，《张申府文集》第3卷，第139页。[151]张申府：《家常话》，《张申府文集》第3卷，第410页。[152]朱骏声：《说文通训定声》，中华书局1984年版，第833页。[153]如朱熹云：“尽己之谓忠，推己之谓恕。”见《论语集注·里仁》。[154]张申府：《家常话》，《张申府文集》第3卷，第423页。[155]张申府：《续所思》，《张申府文集》第3卷，第166页。[156]张申府：《家常话》，《张申府文集》第3卷，第424页。[157]张申府：《家常话》，《张申府文集》第3卷，第424页。[158]张申府：《家常话》，《张申府文集》第3卷，第424页。

张申府先生的“大客观”思想

张申府先生是中国现代的著名哲学家。他在1945年6月23日发表于《新华日报》的《我自己的哲学》一文中，首列“我的大客观主义”，其次是“我的具体相对论”和“我所见到的辩证唯物论的心传[159]精蕴”，而文中主要论述了他的“大客观主义”。由此可见，“大客观”思想在他的哲学中占有重要的位置。这一思想也深深地影响了张岱年先生，成为岱年先生从事哲学研究的一个“引导”，兄弟二人[160]遂亦成为哲学理论上的“同调”。一

所谓“大客观主义”，早期亦被称为“纯客观主义”或“纯客观法”。张申府先生在1925年写的《所思》中就已提出“纯客观主义”，他说：一切皆是物，人是在一切之外的么？思想就不是一种物质的力量么？一切东西，都有力量，人这种东西，则是除外的，独无力量么？思想如是一种物质的力量的话，就不能也有助于进化或退化么？……在现在所谓进步的国度的思想界里，有一个我认为对的趋势，已在日益加多的方面，日益显明出来了，这是什么？这便是“纯客观主义”（Pure Objectivism）。不论在天文，生物，社会，物理，心理，哲学，那一种的学问里，以至于宗教神学中，都是可以看得出来的。数学是纯科学，更是不待言的。……我以“诚实”为对的标[161]准，我确信这种趋势是对的。

据此可知，“纯客观主义”本是基于唯物论和科学方法，而申府先生的所谓“纯”实即“扩大”之意。他要打破物与人及其思想的对立，并且统括了自然科学、社会科学、哲学乃至宗教神学等学科，把它们都归之于“纯客观”。“纯客观”并不是“还原”于客观，而是在肯定人及其思想的能动性的前提下，扩大客观的范围，把主观与客观都统之于“纯客观”。申府先生“以‘诚实’为对的标准”，所谓“诚实”即是中国传统哲学讲的“真实无妄”，它统括了天道之“诚”和人道的“诚之”（《中庸》云：“诚者，天之道也；诚之者，人之道也。”朱熹《中庸章句》：“诚者，真实无妄之谓。”“诚之者，择善而固执之者也”）。

在1925年写的《所思》中又有云：唯其人是每每为主观所宰制于不自觉的，所以“纯客观主义”的方法可宝。如果人类除“是”以外，还应有个“应”的话。如果内觉己之有，即外[162]感他或她之有，而己与他她它们还要结种种关系以过活的话。

把主观与客观合而为一，这在哲学史上“每每为主观所宰制”，从而陷入唯心论或唯我论。申府先生的“纯客观主义”也是主张把主观与客观合而为一，但他反对唯心论或唯我论，他是要在客观主义的基础上把主观纳之于“纯客观”。“是”指事实判断，而“应”指价值判断，一般认为价值判断是主观的，而申府先生认为价值判断亦应有其客观的基础，在此基础上价值判断与事实判断可合之为“纯客观”。道德的前提是“内觉己之有”，出于自觉与自律就是孔子所说的“为仁由己”（《论语·颜渊》），“我欲仁，斯仁至矣”（《论语·述而》），但道德亦必须是处理好人际之间的关系，即孔子所说的“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论语·雍也》），“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论语·颜渊》）。由此而言，道德的前提除了“内觉己之有”之外，还必须是“外感他或她之有”，承认他人以及外物的真实存在，且与己结成种种关系，由此才能有“应该”的道德生活。申府先生的“纯客观主义”即是在客观的基础上，把“是”与“应该”、科学与道德统之于“纯客观”。

正是基于以上对“纯客观”的考虑，申府先生才提出了儒家之“仁”与西方近代以来的“科学法”的结合。他说：“仁”与“科学法”，是我认为人类最可宝贵的东西的。仁出于东，科学法出于西。我往在《每周评论》上（一九一九年春），已说过，“科学法是西洋文明最大的贡献。”……其实这法的精神，本不外乎诚实二字，即是孔子之四绝：“勿意，勿必，勿固，勿我”，而袪培根之四妄：“种妄，穴妄，市妄，[163]戏妄。”

承认“科学法是西洋文明最大的贡献”，进而将“仁”与“科学[164]法”（主要指罗素的“逻辑解析法”）统一起来，以“诚实”二字概括之，认为此即孔子所说的“四绝”，亦培根对“种族”、“洞穴”、“市场”和“剧场”四种假象的解蔽，这就是“纯客观”。由此，申府先生有了将孔子之“仁”与罗素的“逻辑解析法”结合起来的思[165]想，进而又提出了孔子、罗素与列宁“三流合一”之说。这对于张岱年先生所理解的“新唯物论”并提出“今后哲学之一个新路，当[166]是将唯物、理想、解析，综合于一”有着开启和决定性的影响。

申府先生在1927年写有《纯客观法》一文，此“纯客观法”亦是他此前所称的“纯客观主义”。他说：“纯客观法”：跳出主客，主亦为客：是为纯客。纯客所证：厥为事情。[167]

在这段话之后，他以甲、乙、丙三圆之间的关系画图示之：甲、乙表示客观与主观，认为“主客本是对待的，相对的，依它的”；而丙则表示“跳出主客的，就是要跳出这个甲乙对待的关系”。要跳出主客，“先要跳出乙的主观地位”。当达到了丙的“跳出主客”，则“主亦为客”，此“客”就已是扩大了客观之范围而将主客合而为一的“纯客”。“纯客所证：厥为事情”，此“事情”既是客观的，又是属人[168]的，故云“一切皆成自事情”。所谓“纯客观法”还是要解决主观与客观如何统一的问题，它被称为“纯客观”，意图是要反对把客观统之于主观，因为唯我论的“主观我见”，即以“‘我’所见的如此，而乃以为本来实在如此”，这不免是“以虚为实，以幻为真”。而“纯客观法”首先承认主客的对待，由此所要达到的“客观”就是“以实为实，怎么样子的还它怎么样子的”，亦即罗素所说的“虚心、切实、如实地对付事实”。因此，“纯客观法”不是取消主客的对待，而是在承认客观不依“我”（主观）而存在的前提下，追求认识论和价值观上的主客统一。这种统一“跳出主客”，而实亦人所达到的一个“见地”或“境界”；它在认识论上所要达到的“客观”和在价值观上所要实现的“理想”，实亦一个进进不已的过程。在此意义[169]上，“跳出主客”就是“跳跳不已”，“一跳就是一进”。

在1927年底至1928年初写的《所思》中有云：“纯客观法”，“实[170]事求是”，“毋意，毋必，毋固，毋我”，“无稽之言勿听”。此可证“纯客观法”就是前所称的“纯客观主义”。又有云：“今日世界的问题是如何把仁的生活，与科学或与由科学而生的工业，融合在一起。”“中国人必须相信，中国以前对于世界文明或文化，是有过极大的贡献的，对于将来世界的文明或文化，必更有更大的贡献，以跻[171]人类于天人谐和之域。”这也显然是发挥了前所说“仁”与“科学法”对于人类有“最可宝贵”之价值的思想。

在《纯客观法》一文中，申府先生已认识到，“‘纯客观法’这个名字，诚然不无可议……因想不出一个更妥的来，所以只有仍之”[172]。而在1933年发表于《大公报》的《客观与唯物》一文中，他就已把“纯客观”改称为“大客观”。他说：大客观之为说，原在“跳出主客，主亦为客”。从客观出发，扩大客观的范围，把主观也容纳于其中。不以主观为观点，更不僭以主观当客观，但[173]也不抹杀主观的地位。这便是所以叫作大客观。

显然，“大客观”可以更贴切地表达“跳出主客，主亦为客”之意，而此时申府先生对“大客观”的解说也比以前要清晰明确。更进一步的是，此时所说的“客观与唯物”已经把“大客观”思想与辩证唯物论密切结合在一起。如申府先生所说：客观者是承认有公共世界，承认实在是不依附于人的。辩证法唯物论的根本义便也在此。辩证唯物论乃是一整个的哲学系统：既有它的方法态度，也有它的元学，知识论，更有它的人生观，人生哲学。它的最根本义则在认有不依附人的客观存在。但是平常的客观主义却也常是一种边执，且常不免于二病。或则默许现状，成了现状的说客，或则流于宿命，自居于客，客观便又只成了旁观。大客观是不如此的。大客观乃是要如实认识事实；但更要加以价值判断。客观地根据事实，而建设主观的理想，而更尽人力以求价值理想的实现。……大客观绝不轻视人的努力，绝不忽视人的影响。客观所重本在于实。人的实践，也是大客观所极重视。……必须不离现实，也不局于现实，即能扬弃现实，乃有理想的实现。……平常客观只是科学的方法态度，大客观更是辩证唯物论的方法态[174]度。“大客观”本是基于从客观出发，承认有不依附于“人”（主观）的客观存在，同时亦对主观与客观持辩证的理解，破除了“平常”（机械）的客观主义的偏执，而主张既要“如实认识事实”，又要“加以价值判断”，通过“尽人力”即人的社会实践而扬弃现实，变革现实，“以求价值理想的实现”。此即是申府先生所理解的“辩证唯物论的方法态度”。

在1933—1934年写的《续所思》中有云：社会问题是由现实以达理想。……其实，但能实践，理想不外现实。能大客观者，既能作如实观，也能作平等观，也能作差别观。大客观非单客观，是要为主观地的，无碍于人之理想，奋斗，审美，感情。大客观，相反相成，于爱皆有焉。变动的时代斯生变动的科学。御变动的时代与变动的科学，斯需辩证的方法。此现在唯物辩证之法之所以最为贵。[175]中国哲学的言仁，生，易，实深有合乎辩证法，有顺乎大客观。

以上都是申府先生在肯定唯物辩证法之“最为贵”（最有价值）的前提下论证“大客观”，其中也都强调了将“仁”与“科学法”结合起来的思想。二

张申府先生的“大客观”思想形成于1925—1933年期间，而此时也正是张岱年先生在中学和大学“初习哲学”的时期。据岱年先生《八十自述》中的回忆，他在初中二年级（1924—1925年）时，已初读《老子》，后来读了一本《新解老》，“对于老子学说有所理解”，又读了《哲学概论》一类的书，“对于哲学有所领会”。在他高中一年级（1926—1927年）时，班主任汪震先生开了“中国哲学史”课程，并常与学生们“谈论当时学术界的情况”。汪师在一篇论述当时中国哲学界的文章中“评述了胡适、梁漱溟、朱谦之、张崧年（申府）的思想”，此时岱年先生“才稍知长兄申府与当时中国哲学界的关系”。1928年暑假后，岱年先生入北师大学习，而1931—1933年期间“虽在师大听课”，但大部分时间用于研读中国哲学、西方哲学和辩证唯物论的著作，通过比较而认为辩证唯物论“实为最有价值的哲

[176]学”。此期间，他发表了关于中、西哲学史和关于哲学理论的一系列论文。在这些论文中，凡关于哲学理论的，都已可见申府先生对岱年先生的重要影响，而岱年先生更亦显露出擅长于精密的解析和系统的论证的哲学才华。

申府先生在《一九二九年的哲学界》一文中介绍了康德、黑格尔、爱丁顿、杜威、怀特海、罗素等人的几部重要著作，而对罗素的《我们的外界知识》尤给予表彰，认为“真能随顺近代科学，能善用其方[177]法，能懂理其原理者，究竟还是罗素”。岱年先生研读西方哲学[178]著作就是从罗素的《我们的外界知识》开始，后来又研读马克思、恩格斯和列宁的哲学著作，这一阅读经历是在申府先生的“指引”下进行的。

申府先生的“大客观”思想本是从客观出发，而反对唯我论的“以虚为实，以幻为真”。岱年先生在哲学理论上发表的第一篇论文就是《破“唯我论”》，此文用解析方法和生活实践的原则批判唯我论的种种“困难”，这已体现了逻辑解析法与辩证唯物论的结合。在《知识论与客观方法》一文中，岱年先生将知识论上的“非内省法”称为“客观方法”，认为“罗素的知识论，不少部分是由非内省的观[179]察所得”，而“辩证唯物论的知识论，尤最趋向于此”。以上两篇论文都发表于1932年，岱年先生所主张的“客观方法”虽然未用“纯客观法”的表述，但无疑受到这一思想的影响。

在1933年发表的《哲学的前途》一文中，岱年先生将马克思主义的“新唯物论，即辩证法的唯物论”与西方各派哲学作比较，认为“社会主义者的哲学思想与自然科学家的哲学思想……在不久将会结为一体”，将来世界哲学发展的重心当是“唯物的或客观主义的”，“辩[180]证的或反综的”，“批评的或解析的”。将辩证唯物论与逻辑解析法相结合，这一哲学方向在此文中已经十分明确，而且这也是岱年先生终生不渝的哲学方向。

申府先生在1933年3月9日的《大公报》发表《事、理或事实》一文，这是对冯友兰与张荫麟两先生关于“理”之讨论所作的分析和评述。虽然申府先生在此文中申明“我自己也是唯名论者”（相对于“共相的实在论”而言），但此文亦只是为冯、张两先生的辩论“聊[181]供一些可供讨论的资料而已”。紧接着，岱年先生在同月30日的《大公报》发表《谭“理”》一文，指出中国哲学所谓“理”至少有“形式”、“规律”、“秩序”、“所以”和“至当”五项意谓，前四项可称为“自然的规律”，而“至当”即是“应当的准则”。“中国哲学家常不分自然与当然”，而戴震以为“当然是自然的倾向之完成”。岱年先生循此认为，应把“自然的规律”与“应当的准则”作层次的区分，“事实上，应当的准则不能离开自然的规律，而自然的规律可离[182]开应当的准则”。就“应当的准则不能离开自然的规律”而言，岱年先生的观点同于申府先生把“是”与“应该”、科学与道德统之于“纯客观”；而就“自然的规律可离开应当的准则”而言，岱年先生对“是”与“应该”、科学与道德又作了申府先生没有讲明的分殊。

在《谭“理”》一文中更重要的观点是，岱年先生提出对“所以”和“规律”须作层次的区分，“一物之规律有二：一、所根据并遵循之规律，二、所只遵循之规律”，前者即是一类事物与他类事物所共同遵循的普遍规律，而后者则是此类事物所只遵循的特殊规律。岱年先生明确指出：“（一）我觉得理是实有的，外界有理，共相是外界本来有的，不因我们的认识而始存在。且外界本有之理，我们可以知之。”在这第一点上，岱年先生与冯、张两先生的观点是一致的。“（二）我觉得外界虽有理，但无独立自存之理，理依附于个别的事物，并没有理的世界。”在这第二点上，岱年先生不同于冯先生的观点，而与张荫麟的观点为近。这里分歧的“中心争点”在于，“‘理’是离个体的还是存在于个体之中的呢？‘理’是超时空而独立存在的还是存在于时空之中的呢？换言之，就是事物世界之外是不是还有一[183]个‘理’世界？”依岱年先生的观点，“理”只能存在于具体的事物之中，而没有一个超时空的独立于事物世界之外的“理”世界。针对冯先生的“未有甲物之先已有甲物之理”的观点，岱年先生指出，只有在甲物与他物所共同遵循之“理”（普遍规律）的意义上，才可说“未有甲物之先已有甲物之理”，而在甲物所只遵循之“理”（特殊规律）的意义上，则不能说“未有甲物之先已有甲物之理”。针对冯先生的可有超时空的“理”（共相）世界的观点，岱年先生指出，“共相只是不限于在特定时空之中，而非不在时空之中，以明不得有[184]超时空之有”。《谭“理”》一文是岱年先生早年的一篇代表作，此文与申府先生的《事、理或事实》一文有密切的关系，亦可以说是在申府先生的“指引”下写成的。但就此文对中国哲学概念和一般哲学理论问题的解析深度、所提哲学观点的创意深刻性和论证的逻辑严密性而言，已显露出岱年先生独特而卓越的哲学才华。在中国哲学史研究方面，岱年先生早年亦深受冯友兰先生的《中国哲学史》（上下册）的影响[185]，而在“理在事中”还是“理在事先”的问题上，两先生有着观[186]点分歧。因此，岱年先生与冯先生只能说在中国哲学史研究方面是“同调”，而在哲学理论上则与申府先生是“同调”。

岱年先生在1933年还发表了《关于新唯物论》一文，阐发辩证唯物论在宇宙论方面的精义有三：“一，宇宙为一发展历程之说；二，宇宙根本规律（即辩证规律）之发现；三，一本多级之论。”其在知识论方面的精义亦有三：“一，从社会与历史以考察知识；二，经验与超验之矛盾之解决；三，以实践为真理准衡。”“新唯物论之特长，尤在其方法，即唯物的辩证法。”在肯定“新唯物论之为现代最可信取之哲学”的基本观点下，岱年先生指出“新唯物论欲求完成，则又必更有取于现代各派哲学，而最应取者则为罗素一派之科学的哲[187]学”。

此后，岱年先生引述“本刊编者”（即主编《大公报·世界思潮》的张申府先生）曾云：“我的理想：百提（罗素），伊里奇（列宁），仲尼（孔子），三流合一。”“解决问题总要解析的，数量的，辩证的，大客观的。”在这里，岱年先生明确地引用了“大客观”一词，而对“三流合一”之说极表赞成。他说：吾以为将来中国之新哲学，必将如此言之所示。将来之哲学，必以罗素之逻辑解析方法与列宁之唯物辩证法为方法之主，必为此二方法合用之果。而中国将来如有新哲学，必与以往儒家哲学有多少相承之关系，必以中国固[188]有的精粹之思想为基本。

岱年先生所要建构的哲学思想体系至此已经有了明确的方向，或者说，这一思想体系的主要架构至此已经基本奠定，这应是申府先生与岱年先生的共同哲学成果。

申府先生在1927年底至1928年初写的《所思》中有云：唯我论（独在论）一个意思是唯有我。唯我论又一个意思是以我起证，自我以外皆不可证明。[189]罗素说，唯我论，在逻辑上是不可驳的。但也无信之之必要。

他人，外物，世界，自然之存在，是确实的。西洋历来的逻辑，[190]如不能证明之，这只证明西洋历来的逻辑必有毛病。申府先生对“自我以外皆不可证明”、“唯我论在逻辑上不可驳”很不以为然，故又云：岱年先生最初所作《破“唯我论”》实就是要弥补这一逻辑上的“毛病”，而他在1933年发表的《论外界的实在》一文就更是对人之“感觉”作缜密的分析，由此而证明“我如承认我自己是实在的，则亦当承认外物是实在的”，“我所感觉之对象，并非因我之感觉与不感、知与不知而生灭或有[191]无”，“物原非心造，心只能知之；如欲将物改造之，当由身有所动作”。此文解决了由申府先生提出而没有解决的问题，故而申府先生特为此文加编[192]者按语，谓“季同此篇，析事论理，精辟绝伦”。

岱年先生在同年又发表《批评的精神与客观的态度》一文，针对学术界存在的“盲信”和“盲诽”现象，提出：如真有诚心求真理，如真有诚心努力于学，批评的精神与客观的态度是第一必要的。有批评的精神，有客观的态度，则必精细谨慎，广大宽容，常要作审慎的考察，精密的分析，虚心的体会。客观之极，乃得本刊编者所谓大客观，也即彻底客观，于此乃将主观亦[193]纳于客观之中而客观地来观主观，不抹杀主观，此则尤难而尤可贵。

在这里，岱年先生所主张的“批评的精神与客观的态度”，实就是申府先生所说的“辩证唯物论的方法态度”；岱年先生所说的“客观之极”，也就是申府先生所主张的“大客观”。二张兄弟在哲学的“方法态度”上完全是“同调”。而且，岱年先生对这一“方法态度”是信奉终身的，如他在上世纪30年代所作《人与世界》中说“哲学[194]家须有寻求客观真理之诚心”，在40年代所作《哲学思维论》中[195]把“求真之诚”作为哲学工夫所必需的“精神修养”，在其晚年[196]则更明确“‘修辞立其诚’是我的治学宗旨”。

在岱年先生1933年发表的论文中，《道德之“变”与“常”》尤应予以重视。此文运用唯物辩证法的“变中有常”观点，一方面指出“道德依时代不同而不同，随社会之物质基础之变化而变化”，另一方面指出“在各时代之道德中，亦有一贯者在”，“新道德与旧道德之间是有连续性的”，而贯穿新旧道德的一个“根本的大原则”即是[197]“仁”。此文在中国现代哲学史上解决了在唯物史观的基本原理下是否应该继承和弘扬传统文化的道德之“常”的问题，这是岱年先生[198]在哲学理论上的两个重要贡献之一。而这也使申府先生提出的“仁”与“科学法”的结合有了唯物史观视域下的理论正当性。

1933年秋以后，岱年先生任教于清华大学哲学系，此后发表的《论现在中国所需要的哲学》、《哲学上一个可能的综合》、《生活理想之四原则》等论文，已经是岱年先生在既有的哲学方向上“试图提出自己关于哲学理论问题的系统观点”；而岱年先生在40年代所作的《天人五论》，则意在以哲学专著的形态“实现‘将唯物、解析、理[199]想综合于一’的构想”。虽然《天人五论》还不是这一“构想”的完整著作形态（原拟写的“真知论”、“心物论”等因40年代的特殊环境而没有完成），但这已经标志着岱年先生在中国现代哲学史上创建了一个自己的“新综合”哲学体系。

申府先生晚年回忆，他在19岁时曾以“赤子”为笔名，写了一些短小的文字在天津《民国报》上发表，“总题目为《零金碎玉》”。“在此之前，于右任常以‘骚心’的笔名，在上海《民立报》上发表一些短小精悍、生动活泼的文字，对我的思想和文风影响甚大，我一[200]生中常喜欢写短文，实肇端于此。”的确，早年形成的“喜欢写短文”的文风在他后来的写作中一直保持着，加之他不仅是一个“书[201]生”，而且是一个“不能缄默的书生”，也就是说，他不仅是一个哲学家，而且是一个政治活动家，这使得他最终“没有写出一本大书[202]来”。尽管有此遗憾，但申府先生以短文形式写的未成系统的“零金碎玉”的确深深地影响了岱年先生，他所初创的哲学方向开启了岱年先生的哲学之路，而岱年先生所建构的“新综合”哲学体系，其基础是由兄弟二人共同奠定的。

岱年先生晚年写有《客观世界与人生理想——平生思想述要》一文，其中除简述了他的“物我同实”、“物统事理”、“一本多级”、“物体心用”、“思成于积”、“真知三表”、“充生达理”、“本至有辨”、“群己一体”、“兼和为上”等十大命题外，又概括地指出：这些观点的基本倾向是，在理论上是唯物的，在方法上兼综了逻辑分析法与唯物辩证法。这些观点，总起来看，既肯定客观世界的实在性，又昂扬人的主体自觉性。……人的主体能动性在于改变客体，而改变客体必然有一定的目标，也就是必然依照一定的准则。这一定的准则即是人生理想，人生理想的核心是“当然”的自觉，亦即道德的自觉。道德的自觉也不是纯粹主观[203]的，而必然参照客观世界的实际，这是我的基本认识。

可以看出，岱年先生一生所持守的“基本认识”，与申府先生最初所提出的把“是”与“应该”、科学与道德结合起来的“大客观”思想是一致的。（本文是作者提交2013年6月15日在石家庄召开的“张申府先生诞辰120周年纪念暨学术研讨会”的论文）注释[159]《张申府文集》第2卷，河北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334-337页。[160]张岱年先生在为《张申府文集》写的“序”中说：“申府是我的长兄，我青年时期初习哲学，曾受到申府的引导。我从事哲学思维，是从阅读罗素原著《我们的外界知识》开始，后来钻研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的哲学著作，也受到了申府的指引。”见《张申府文集》第1卷，第2页。张岱年先生在《研习哲学过程杂忆》一文中亦曾说：“我在哲学思想方面，与吾兄申府是同调；在中国哲学史研究方面，则与冯友兰先生是同调。”见《张岱年全集》第8卷，河北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463页。[161]《张申府文集》第2卷，第57-58页。[162]《张申府文集》第3卷，第62页。[163]《张申府文集》第3卷，第64页。[164]张申府先生在1920年10月1日《新青年》第8卷第2号发表的《罗素》一文就已指出：“罗素最可注意的就是他所抱持的科学精神。他是最能实行科学法的。”见《张申府文集》第2卷，第36页。[165]据学者考证，张申府先生在1932年10月22日《大公报·世界思潮》的“编余”中写道：“我的理想：我愿意，百提，伊里奇（我本曾译伊里赤），仲尼，三流合一。”。[166]参见《张岱年全集》第1卷，河北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133、262页。[167]《张申府文集》第2卷，第95页。[168]《张申府文集》第2卷，第96页。[169]《张申府文集》第2卷，第96-97页。[170]《张申府文集》第3卷，第118页。[171]《张申府文集》第3卷，第123页。[172]《张申府文集》第2卷，第97页。[173]《张申府文集》第2卷，第179页。[174]《张申府文集》第2卷，第179-178页。[175]《张申府文集》第3卷，第136、140、141、144、176、181页。[176]《张岱年全集》第8卷，第575-577页。[177]《张申府文集》第2卷，第141页。[178]据张申府先生晚年的《所忆》，他在北大读预科和本科时常去藏书楼（北大图书馆的前身），有一天发现了罗素的《我们的外界知识》，“接连看了两遍，真有点爱不释手。由此我发现了罗素，并对之产生了兴趣”。见《张申府文集》第3卷，第467页。由此可知，二张兄弟初习哲学都是从罗素的《我们的外界知识》开始的。[179]《张岱年全集》第1卷，第58页。[180]《张岱年全集》第1卷，第72-73页。[181]《张申府文集》第2卷，第177页。[182]《张岱年全集》第1卷，第97-98页。[183]《张岱年全集》第1卷，第98-99页。[184]《张岱年全集》第1卷，第100-103页。[185]参见拙文《冯友兰〈中国哲学史〉今昔评》，《中州学刊》2011年第2期。[186]张岱年先生晚年在《悼念冯友兰先生》一文中对金岳霖、冯友兰二先生后来接受了“共相寓于殊相之中”的观点给予高度肯定，认为“金、冯二先生从‘共相潜在’的新实在论转向辩证唯物论，这是中国现代哲学史上的一件大事，也是世界哲学史上的一件大事”。见《张岱年全集》第8卷，第475-476页。[187]《张岱年全集》第1卷，第130-133页。[188]《张岱年全集》第1卷，第133页。[189]《张申府文集》第3卷，第131-132页。[190]《张申府文集》第3卷，第132页。[191]《张岱年全集》第1卷，第147页。[192]《张岱年全集》第1卷，第148页。[193]《张岱年全集》第1卷，第150页。[194]《张岱年全集》第1卷，第358页。[195]《张岱年全集》第3卷，第69页。[196]《张岱年全集》第7卷，河北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403页。[197]《张岱年全集》第1卷，第160、161页。[198]另一个重要贡献是岱年先生自30年代始就重视“和谐”，把“兼和”作为人类最高的价值准则。参见拙文《张岱年先生的两个重要理论贡献》，《哲学动态》2007年第6期。就岱年先生重视“和谐”而言，这也应是受到申府先生的重要影响，参见本文前所引申府先生所说“中国人必须相信……对于将来世界的文明或文化，必更有更大的贡献，以跻人类于天人谐和之域”，他在《所思·序言》中亦有云“相反而相成，矛盾之谐和”。见《张申府文集》第3卷，第53、123页。[199]参见岱年先生的《八十自述》，《张岱年全集》第8卷，第583、592页。[200]《张申府文集》第3卷，第464页。[201]参见《张申府文集》第1卷，第725页。[202]参见岱年先生的《回忆张申府》，《张岱年全集》第8卷，第548页。[203]《张岱年全集》第7卷，第411页。

张申府哲学思想发微

张岱年先生认为，其兄张申府（崧年）的哲学和文化所思“最值得注意的”大体分为四个方面：“第一，关于逻辑与辩证法；第二，关于世界哲学的主潮；第三，关于中西文化的异同；第四，关于理性[204]与民主。”对于这四个方面的问题，张申府先生在“当代学者自选集”《思与文》中提出了精辟新颖的独到见解。近日重读这本书，深感其七十年前关于哲学与文化问题的慧解，至今仍有极深刻的理论启迪和现实意义。因作此文，发挥其微言，引申其大义，以示缅怀和纪念。

一、逻辑与辩证法

关于逻辑与辩证法的关系问题，张申府先生强调两者相需与互补。他指出：“哲学方法，拿中国旧话来说，既在于辨，又在于通。不辨，如何来通？不通，难乎为辨。既辨且通，斯得为哲。”又说：[205]“辨者是不同的不相混淆，通者是一方一面不失漏”，“由哲学可[206]以有通，由逻辑可以懂辨，有算术可以能精”。张申府先生认为，逻辑作为辩证思维的工具和形式，重在于“辨”，亦即辨名析理，使不同的事物及其名相概念清楚明白，不相混淆。这样才能清楚明白地表达思想；辩证法作为客观事物的基本规律和人们反映事物辩证本性的思维方法，其“要在活，重在通”。所谓“活”，是指事物的变化与发展；所谓“通”则是指事物的联系与融合。逻辑思维的辩证法就是要人学会或懂得用变化与发展、联系与融通的眼光看世界，看问题。如此，才能全面真实地认识和反映世界的本来面目。总之，逻辑方法长在于分析，辩证法要在于综合。没有分析，便无综合；没有综合，也谈不上分析。离开分析的综合不免模糊笼统，离开综合的分析则难免支离破碎。分析与综合的统一，是哲学理性思维的基本特性。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张申府先生说：“逻辑与辩证法，非特相需以为用，也相资以补正。不宜偏废。……分分合合，合合分分，一切方法[207]当然不止于此，而此是一切方法之骨之宗。”又说：“哲学与科学的途径与归宿都在于辨与通。吾既相信‘没有解析，无综合’；吾并相信没有综合，解析将无宗。”逻辑分析方法与唯物辩证法的结合，构成哲学把握世界、解决问题的基本思维方式。

逻辑与辩证法的关系，实成为张申府先生理解和融通逻辑实证主义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一个着眼点。他声言：“我一向相信逻辑与辩证法相反相成。吾今更相信逻辑是辩证法的特例。由逻辑到辩证法是又通了一层。而融会唯物辩证法与现代数理逻辑便当达到学问方法的[208]大通或大同。”张岱年先生指出，上述“逻辑与辩证法相反相成”的观念，表明“作者对英国哲学家罗素的逻辑分析方法与马克思主义[209]的唯物辩证法都有所阐释，而强调两者的相反相成”。

二、未来哲学的综合与创新

在张申府先生的哲学视域里，当今世界众多的哲学流派中，有三大哲学堪称世界哲学之主潮，代表了人类理性发展的正确方向。一是以罗素和维也纳学派为代表，基于现代科学认识论发展而兴起的逻辑实证主义哲学，一是以列宁为代表，作为马列主义理论基石和哲学精髓的辩证唯物主义哲学，一是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道德人本主义哲学。

对基于科学认识论发展而兴起的逻辑实证主义哲学，张申府先生是有所肯定和赞赏的。认为逻辑实证主义“特别注重科学的世界观，特别注重算术逻辑（即数理逻辑——引者）解析法”，有助于使哲学的前提清楚明白，从而使哲学解决问题的方法、途径“切实具体”[210]。同时，张申府先生也强调唯物论的正确性，指出“世变代更之[211]际，总是先有怀疑论，继有唯物论，中外古今以来，历历不爽。”以张申府先生之见，怀疑主义是“消极的”、“破往的”，有助于打破和超越传统；唯物主义是“积极的”、“尊来的”，有助于推进和构建未来。所以，“只有怀疑而不继之以唯物，必归于幻灭。但要建来，[212]而不只尊来，又须以唯物为是体现理想。”这里对于怀疑论、唯物论的评介十分独到。但有一点似乎有些费解，何以说“唯物是尊来的”呢？如果联系科学进化论来解读这句话，问题就迎刃而解了。进化论从物种演变的客观事实出发，得出了物种进化，今进于古，后胜于今的结论。把进化的观念引申到对社会历史现象的观解，亦当能得出“尊来”的结论。张申府先生不仅主张“尊来”，而且更强调“建来”，这就超越了一般意义上的机械唯物主义的进化观，升华为一种辩证唯物主义的历史进化观。这里我说“超越”和“升华”，主要在于“建来”需要发挥人类的主观能动性，自觉地遵循科学进化论来推进人类社会和人类文明的进程；“尊来”不免流于自发盲从地相信科学结论。

关于世界哲学的未来走向，《家常话》第二九九节中作了集中阐述。张申府先生提出自己的基本观点或基本立场是“合孔子、列宁、罗素而一之”。他指出：“我始终相信，孔子、列宁、罗素，是可合[213]而一之的。我也始终希望，合孔子、列宁、罗素而一之。”按照他的理解，“孔子表示最高的人生理想”，代表中国古来最好的传统；“罗素表示最进步的逻辑与科学”，代表西洋历来最好的传统；“列宁表示集过去世界传统最优良成分大成的一般方法，即唯物辩证法与辩证唯物论”，代表世界新的方在开始的传统。张申府先生深信，中国文化的优秀传统（孔子的仁学）与西方哲学的优秀传统（逻辑分析方法）及马列主义的哲学精髓（唯物辩证法）的有机结合，三大哲学的互补、融通与综合创新，不仅代表20世纪的中国哲学的未来——“新中国哲学”，而且可以开出代表20世纪世界哲学主潮的“新世界学统”。对张申府先生上述哲学构想，张岱年先生十分认真地评论说：“作者的主观愿望是将中国的优秀传统与西方近代分析哲学与辩证唯物主义哲学融会贯通、综合起来。这一观点可能有人认为是可笑可怪的，但是吾兄是以严肃认真的态度提出的。我认为，尊重每一个学者[214]与众不同的独到见解，应是百家争鸣方针的应有之义。”

平心而论，张申府先生“合孔子、列宁、罗素而一之”的哲学构想是确然有见的，张岱年先生的评论也是实事求是的。事过境迁，如今中国哲学界日益强烈地要求走出狭窄学科视域，寻求中哲、西哲、马哲三学融通及中国哲学与世界哲学交流、对话的呼唤和探索，说明了这一点。

三、古今中西之辨

古今中西之辨是中国近现代哲学和文化思潮关注的基本问题。对此，张申府先生的基本看法是：“古之弊，贱今而贵古；今之弊，轻[215]中而重西；西之弊，察天而忽群；中之弊，贵人而遗物。”这四个排比句之间，原文是句号，且上下罗列为四行，很像是尚待发挥四个段落的提领句。这里把它排列为一个整体段落，四句话之间标为分号，恰好构成一个完整的思想。对这段话，张岱年先生十分简要地评论说：[216]“此言虽短，却具有深意。”

张申府先生关于古今中西之“弊”的这段话，其逻辑形式颇类《荀子·解蔽》篇中对先秦诸子之“弊”的评论。究竟其“深意”何在呢？笔者认为，其“深意”就在于对近代以来的古今中西之争作了扼要而深刻的反省与总结。所谓“古之弊，贱今而贵古”，指自古以来，特别是经学时代中国文化崇尚道统、好古博今、因循保守的历史弊端，造成了中国文化近代进程的迟滞，致使面对“数千年未有之变局”而只能被动应付。所谓“今之弊，轻中而重西”，指晚清以降直到新文化运动后期中国思想文化界的主流妄自菲薄、步步西化的弊端，“新思潮”因丧失民族精神本源而难以根深叶茂茁壮成长，会导致民族文化自信力的萎缩。上世纪二三十年代梁漱溟、熊十力等现代新儒家学人对此也有深切洞察与批评。

所谓“西之弊，察天而忽群”，值得深思并须特别加以解析。此中的“天”指自然，“群”谓社会。是说近代西学或西方文化，注重自然科学的研究探索，科学技术繁盛发达；而研究探索社会问题的社会科学（严复谓之“群学”）相对不够突出。说西方文化近代自然科学和技术繁盛发达，似乎国人皆知，无庸辩言；而说西方文化“忽群”，不重视社会科学或“群学”，似乎有些费解。从商务印书馆出版的严复当时翻译的“汉译世界名著”来看，如赫胥黎的《天演论》（今名《进化论与伦理学》）、亚当·斯密的《国富论》（今名《国民财富论》）、孟德斯鸠的《法意》（今名《论法的精神》）、约翰·穆勒的《名学》等，都是一流的社会科学著作，怎么能说西学“忽群”呢？应该说张申府先生英文造诣及对当时西方文化的了解，在当时学人中是一流的，断不会轻易下此断语。这里存在一个对西方文化认识的“时代性误差”。这个“时代性误差”与当时造端于欧洲、波及世界的两次几乎“灭绝人寰”的世界大战直接相关。在不到三十年之内一连发生两次世界大战，给中国人如何观察西方文化带来了文化心理上巨大的震撼，思想文化界普遍形成一种“西方文化的幻灭感”，这种“幻灭感”在梁启超的《欧游心影录》（1918年）和梁漱溟《东西文化及其哲学》（1922年）中有深刻的烙印。二梁认为，西方文化属于“物质文明”或“心与物”二元对立的文化，此种“物化”的文化已经走到了尽头，今后世界的未来将是“东方文化”或孔子儒家文化的复兴。张申府先生上述言论发表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和第二次世界大战之间。他所说的“西之弊”，同样蕴含了对西方近代资本主义、物质主义、个人主义、科技中心主义文化偏颇的思考与认识。“忽群”或许是指西方近代文化对人类共同生活理想缺乏深入的洞察和构想。孔子的仁学和以唯物辩证法为哲学基础的苏俄社会主义文化或许可以弥缝此种缺陷。

所谓“中之弊，贵人而遗物”，是指中国传统文化重“道”轻“技”，重“德”轻“艺”、重“人文”轻“自然”、重“综合”而轻“分析”的泛伦理主义的历史局限性。而对“物”或客观事物的实证研究和逻辑分析，又恰恰是西方文化特别是其优秀代表逻辑实证主义哲学的优长。

基于上述对古今中西文化长短得失的思考，所以张申府先生要“合孔子、列宁、罗素而一之”。诚如张岱年先生所感慨，此种未来哲学的构想不是随便出口的话，更不是浅识者所说的“可笑可怪”之论，而是“认真的”，它蕴含了一代哲人的良苦用心！

四、民主、理性与新启蒙

抗日战争时期，张申府先生旅居重庆，积极从事抗日民主活动。《思与文》中对“民主”之义也多有阐发。他指出：“民主有三要点。一、大家的事大家来作。二、根据大家的意思作。三、我做不好，[217]即负责而去，让别人来作，予别人以机会。”张申府先生强调“理性”是民主政治的根核。他说：“理性是民主的精神。……什么是理性呢？那就足有五特征：一、说话做事，有根有据，有条有理。二、说话听话，必要找真，必要找其意味，或其所关联，所姻缘。三、能于异见同，于现实看出可能，能由前提推结论，承认了前提就承认结论。四、能分析，能分别，明分际，有分寸，守分量，重分明。五、[218]承认有它，作面面观，敬重他人，肯替他人设想。”与“理性”相反的是非理性，具体表现为“成见”、“偏见”、“独断”、“武断”、“迷信”、“盲从”、“放纵感情”、“任称嗜欲”、“意气用事”、“过分”、“失所”、“不当”等，这些非理性的因素，是不利于民主建设的。

依据张申府先生关于理性的特征及理性与非理性的辨析，可以将“理性”概括为一种人类特有的思维能力和精神品格，其核心要素即重事实、明事理、尊重他人。民主政治是人类理性的制度化，理性是民主制度的精神，离开了理性精神，民主宪政就是一种空洞的形式。清末民初直到三十年代种种宪政和民主改革的失败，说明了这一点。当时的中国之所以迟迟走不上民主政治的轨道，不是没有立法、制度和组织形式，最重要原因之一是当时鼓吹宪政人或实践宪政的当权者，缺乏理性的品格。联系这一点，我们感到张先生关于理性与民主的认识是十分深刻的。

张申府先生还谈到理性与人的情欲、生活习惯的关联、理性与理智的区别。认为“理性”不是不要情欲，而是以理性来调理情欲，使之适度而有条理。又说，理性既不是像黑格尔所说的那种作为“世界本原或力量”的绝对精神，也不是中国古人所说的先验的“良知”，[219]而是“生活在社会中应有的一种生活行动的习惯”，此种作为“生活行动习惯”的理性，是十分值得发挥显扬的。张申府先生强调，“理性”源于生活和环境的磨炼。常言道“经一蹶者长一智”。他说：“人的理性，也是由经蹶长出来的。换言之，就是由自然与社会的环境，生存与生活的需要，给迫出来的。是‘天生’的，也是‘人[220]生’的，可绝不是生来就有的。”关于理性与理智之不同，张申府先生说：“理智是秋水无波的寡妇，理性是饱经世变的哲学家；理智[221]是一种机能，理性则是一种态度、习惯。”原文各分句间都是句号，这里根据语义重新标点。这里对“理智”与“理性”做了两层比较。第一层文学色彩较浓，但要表达的意思还是明白的，强调“理智”是排除主观情感的客观的认知能力，理性则属于基于生活经验和社会实践积淀而成的人生智慧；第二层意思是说，“理智”属于生活的工具与技能，亦即今天所说的工具理性；“理性”关涉生活的目的和意义，属于今天所说的价值理性。理智与理性在思维结构中定位不同，两者是体与用、认知与价值、工具与目的之关系。

值得注意的一点是，对于五四时期一再拔高的西方理性传统，张申府先生并不盲目遵从，甚至认为自古希腊阿那柯萨哥拉、亚里士多德到近代笛卡儿、休谟、康德、黑格尔的所谓“理性”传统，是“值[222]得诟病，应该抨击，可以反对的”。至于需要“诟病”、“抨击”、“反对”的具体内容，张申府先生虽然没有明言，但从他关于“理性”范畴的整体思想来看，大概是认为上述西方的理性传统，一则偏重于工具和理智主义，而对人生目的和意义照察不足；二则在于西方理性传统带有浓重的先验主义，与现实人生的生活、实践疏离和脱节。

张申府先生认为，与他所倡导的生活或实践理性精神最为接近的，在西方哲学和文化传统中，首推罗素的逻辑分析方法和马列哲学的唯物辩证法；在中国哲学和历史文化传统中，唯有孔子的人道理想。无庸讳言，汉代以后孔子的思想不断被经学化、政治化，成为封建统治的工具，其理性精神也就被扭曲、被扼杀。为“打倒孔家店，救出孔夫子”，张申府提倡一种“新启蒙”精神。

在《什么是新启蒙运动》一文，张申府先生具体阐述了他的“新启蒙”主张。他指出：“什么是新启蒙运动呢？就字面说，启蒙就是开明的意思。更分别说，启蒙就是打破欺蒙，扫除蒙蔽，廓清蒙昧。……凡是启蒙运动都必有三个特性。一是理性的主宰；二是思想的解[223]放；三是新知识新思想的普及。”张申府先生强调，历史上的启蒙运动的基本任务是“反封建”，包括反迷信，反武断，反盲从，反权威，反传统。这一切当然也在新启蒙运动所“反”之列。新启蒙运动之所谓“新”，就在于它要对以往的启蒙进行再启蒙。就中国当时来说，就是要对“五四时代的启蒙运动”进行继承、反省与超越。张申府先生指出，五四时代文化启蒙的口号是“打倒孔家店”，欢迎“德赛二先生”。这种激情式的批判和启蒙“不仅不够，亦且不妥”。所谓“不够”、“不妥”有两个方面：一是反封建、反传统流于形式，不够深入，在“打倒孔家店”的口号下，打倒的是孔夫子，而“孔家店的恶流”依旧保留着、漫延着；二是破除了固有的偶像，又确立了新的偶像，即把科学和民主偶像化、人格化，导致迷信与盲从科学与民主的新蒙昧主义。据此他提出“新启蒙”的口号是“打倒孔家店，[224]救出孔夫子”；“科学与民主，第一要自主”。这样的启蒙才称得上张扬“理性”的运动。所以，张申府先生说“新启蒙运动最积极的内容是发扬理性”并在理性精神的指导下实现“思想的自由”，激发“民族的自觉与自信”。（本文是作者提交2013年6月15日在石家庄召开的“张申府先生诞辰120周年纪念暨学术研讨会”的论文）注释[204]张岱年：《思与文》序，《思与文》，河北教育出版社1996年版。[205]张申府：《家常话·三十》，《思与文》，第8页。[206]张申府：《家常话·一○一》，《思与文》，第40页。[207]张申府：《家常话·三十》，《思与文》，第9页。[208]张申府：《家常话·三○○》，《思与文》，第133页。[209]张岱年：《思与文》序。[210]参见张申府：《家常话·二二一》，《思与文》，第92页。[211]张申府：《家常话·一三一》，《思与文》，第54页。[212]张申府：《家常话·一三一》，《思与文》，第54页。[213]张申府：《思与文》，第128页。[214]张岱年：《思与文》序。[215]张申府：《家常话·一五六》，《思与文》，第62页。[216]张岱年：《思与文》序。[217]张申府：《家常话·二二六》，《思与文》，第96页。[218]张申府：《家常话·二二七》，《思与文》，第96-97页。[219]张申府：《家常话·二二七》，《思与文》，第97页。[220]张申府：《家常话·二九二》，《思与文》，第123页。[221]张申府：《家常话·八十四》，《思与文》，第30页。[222]张申府：《家常话·二二七》，《思与文》，第97页。[223]张申府：《思与文》，第185页。[224]张申府：《什么是新启蒙运动》，《思与文》，第186页。

张申府与毛泽东

张申府，他是中共最早的一批老党员，著名的哲学教授，又曾做过周恩来、朱德的入党介绍人，同时还被孙中山任命为黄埔军校政治部副主任。并给蒋介石担任过英、德文的翻译。一九二○年八月，陈独秀写信给他说：北京只有你和李大钊可以谈成立党的问题。所以中共北京支部，最早的成员只有李大钊和他。后来他俩又发展了张国焘，才算是有了第三个成员。如此等等，均可见其当时地位之重要。他与毛泽东也有过一些交往，因鲜为人知，这里略述一二。

张申府名张崧年，字申府，河北献县人，他与毛泽东的相识，还要早于周恩来与朱德。早在1917年，张申府便在北京大学任教，并兼北大图书馆编目股股长，主持图书馆编目工作。

1918年11月，毛泽东经杨怀中介绍，得到北大图书馆馆长李大钊的同意，来北大图书馆担任助理员。认识了张申府。他俩的岁数差不多相等，都是二十五岁。但毛泽东的职务却明显低于张申府，每月工资才八元，分管“日报阅览室”，当时又称“第二阅览室”。在职务上显然是张申府的下属。

1920年10月，张申府与蔡元培、陈大齐、刘清扬等同船去法国。临行前，陈独秀、李大钊委托他在法国建立巴黎共产主义小组。于是他就发展了刘清扬、周恩来等人。

张申府的书生气很足。一九二五年，在中共的第四次代表大会上，他和党内其他同志为一个问题发生了意见分歧，争执了起来。他不同意其他人的观点，也不服气他们，于是就说：“同意我的观点就留下来；不同意，我就滚蛋。”他见别人仍不同意，一甩袖子就走了。从此，这位中共最早的老党员，民国年间出版的《当代中国名人录》里就挂有大名的张申府，就再也没有走进中共的组织大门。

一九三六年，当毛泽东与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谈话，在谈到中国共产党的创建时，曾谈到张申府。他说：“在德国也组织了中国共产党，只是时间稍后一些；党员在高语罕、朱德（现任红军总司令）和张申府（现任清华大学教授）。”

一九三八年，陈伯达来到延安。毛泽东知道他在北平曾与张申府一起搞过“新启蒙运动”，于是就在当晚的便宴上，特意向陈伯达询问了张申府的近况。

当毛泽东了解了张申府的一些最近情况，并知道他现已住汉口时，便连忙把自己刚出版而尚来不及装订的《论持久战》一书寄给了他，书中还夹有他的一封亲笔信，信云：申府先生：英勇抗战已历周年，全国军民为争取最后胜利而奋战不懈，民族解放之前途实系于兹，唯如何取得胜利，各方持论未尽从同……泽东不敏，曾于五、六月之交在延安抗日战争研究会有所讲述，撮其论旨著为《论持久战》一册，自知管窥蠡测，无当于大雅之林，然献曝微忱，亦且聊尽匹夫之责……致民族解放之敬礼！毛泽东八月一日于延安

实际上，张申府虽离开中共，然其热爱祖国、追求民主之心则始终未变，读毛泽东信后，抗战热情有增无已，所以，一九四○年，蒋介石有一次在召见国民参政会的部分会员时，大骂他“不但写文章反对政府，还在防空洞里反对政府”。

一九四五年，毛泽东赴重庆谈判，正在重庆的张申府与毛泽东多次晤面会谈。8月30日晚，张治中在桂园为欢迎毛泽东举行宴会，张申府也在座，并与毛泽东进行了交谈。毛泽东与他谈到了五四运动的往事，后来诗人臧云远与毛泽东的会面，就是由他通知的，当臧云远向毛泽东提起张申府时，毛泽东当即回答：“他是我的老师。”

就在臧云远与毛泽东会见后的第二天，张申府又继续与毛泽东纵谈国家大事。

建国初期，章士钊在与毛泽东的一次闲谈中，提起了张申府的工作安排问题，毛泽东一听张申府的名字，立刻不乏幽默地说：“他是我的顶头上司啊……”

后来，在周恩来的安排下，张申府的住房、工作都得以落实，并在北大图书馆任研究员。只可惜他在1957年为章伯钧说了几句话，旋被打成右派，自此就再也没有公开发表过文章。

1986年6月20日，张申府在北京逝世，终年九十三岁。英国哲学家伯特兰·罗素、法国作家、艺术家罗曼·罗兰，罗丹，泰纳等人的学说或作品，都是由张申府最先介绍到中国来的；他对罗素的数理逻辑和爱因斯坦的相对论尤有研究。所以讣告称他为“著名的哲学家”，实非虚语，只是今人知之甚少罢了。（根据作者在2013年6月15日“张申府先生诞辰120周年纪念暨学术研讨会”上发言整理）

张申府先生的《共产主义之界说》研究

1922年7月1日，张申府先生在《新青年》第9卷第6号发表了《共产主义之界说》一文。《新青年》是综合性的文化月刊，1915年9月15日在上海创刊，初名为《青年杂志》。《新青年》是在20世纪二十年代中国一份具有影响力的革命杂志，在五四运动期间起到重要作用。该杂志发起新文化运动，并且宣传倡导科学（“赛先生”，Science）、民主（“德先生”，Democracy）和新文学。1919年下半年到中国共产党成立之前，《新青年》刊登的关于马克思主义、十月革命和中国工人运动的文章达130余篇。1920年上半年，《新青年》编辑部移到上海编印。从1920年9月的8卷1号起，成为中国上海共产主义小组的机关刊物，它与当时秘密编辑发行的《共产党》月刊互相配合，为中国共产党的成立作了理论上正式的准备。1921年2月11日，由于上海《新青年》杂志社出售《阶级斗争》、《到自由之路》等书籍画报，法国巡捕房就以“言词激烈，有违租界章程”为借口，将《新青年》杂志社强行封闭。瞿秋白翻译斯大林著作《论列宁主义》中的《列宁主义概述》部分于1922年4月22日在《新青年》第1号上发表。1922年7月，出至9卷6期后休刊。以后改为季刊。1923年6月15日中共理论刊物《新青年》季刊在广州创刊，它已是由瞿秋白主编的纯政治性的中共中央机关理论刊物。

张先生之所以在《新青年》上发表该文绝不是偶然的。1920年年底，张先生以蔡元培先生秘书的名义到法国的中国学院去教书。1921年，“这时陈独秀给我汇了两次钱，共三百法郎，作为给《新青[225]年》投稿的稿费。”由此可知，张先生虽然在法国学习，但仍是《新青年》的撰稿人。1922年，而立之年的张先生在德国。后来他回忆说：“这时我是经常跑书店买书，也常到设在菩提树下、大街东头[226]的普鲁士国立图书馆去看书。”“在德国同在法国一样，我自己所[227]努力阅读研究的……还有马克思主义、辩证唯物论。”可见，张先生此时已经确立了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针对国人对共产主义的误解与误释，他写作了《共产主义之界说》一文。该文只有600字，却较为准确地介绍了共产主义。

首先，张先生介绍了共产主义社会的基本特征。他说：“一切生[228]产器具大家共有。一切生产结果大家共有。”我们知道，为了适应社会化大生产高度发展的需要，共产主义社会将废止私有制，实行生产资料公有制。恩格斯说：“废除私有制甚至是工业发展必然引起的[229]改造整个社会制度的最明扼要的概括。”在共产主义社会，社会将直接占有生产资料，自由平等的劳动者联合体共同占有与使用生产资料。他又说：“公共生产，公共消费。不牺牲个人于社会，不牺牲公[230]众于个人。全体享乐，各个享乐。”这就是说，在共产主义社会，个人消费品的分配方式为“各尽所能，按需分配”。人和人之间实现了高度和谐。只有到了共产主义社会，人类社会的分配方式才能突破社会主义“各尽所能，按劳分配”的局限，根据人们的需要分配消费资料，从而实现分配的真正平等。他还说：“社会良善组织，人人圆[231]满发达。”这就是说，与社会占有生产资料相适应，共产主义社会将按照自然资源的情况和社会成员的需要，对生产进行有计划的组织和管理。那时，由于全社会占有生产资料和共同组织生产，以及共同分配产品，个人劳动与社会劳动、个人利益与社会利益达成了直接统一。每个人自由而全面的发展。张先生认为，“普通说起来，这就是[232]所谓共产主义。”

其次，张先生介绍了共产主义运动。他说：“共产主义在今日，实指一种最有组织的‘推翻现在的社会品质而代之以一个较好的’计[233]划。”“第一，资本制度，在世界文明上，就令可算一个必经之阶。绝不能为真文明之基础。第二，资本制度现在已处在一种极不安的状态：资本主义已不能管他自己的事；就说大混乱还未开始，实已迫在眉睫。第三，只由无产阶级的专政，建立了共产主义，社会的安定才能重得，秩序与进步才能再望。第四，这个变更，必须是革命性质的，必须以非宪的手段抓住权力；必须以强力扑灭反革命。第五，资本主义的推翻必须是全世界的；地方的革命不济事，非实现世界革命的计[234]略，共产主义不能成就。”在这里张先生指出了“资本制度”产生的必然性和过程性，认为，资本制度是一个“必经之阶”，但绝不能成为“真文明之基础”。他认为“资本制度现在已处在一种极不安的状态”。只有通过革命，即“必须以非宪的手段抓住权力”；并且只有无产阶级的专政建立了共产主义社会，社会的安定才能重得，社会秩序与进步才能实现。这是不刊之论。

最后，张先生概括了实行共产主义的步骤。他说：“简括言之：阶级战争，世界革命，无产阶级专政，全权属于‘苏维埃’（农工评议会）：一切共有的共产主义舍此不立。”这就是说资本制度社会的基本矛盾的尖锐化必然导致无产阶级反对资产阶级的阶级战争和世界革命；阶级战争和世界革命必然导致无产阶级专政。无产阶级专政是过渡到共产主义社会的必然路径。

总之，在当时张申府先生从制度和运动两个层面介绍了共产主义，较为科学地介绍了马克思主义的共产主义社会学说和共产主义运动。他特别强调了共产主义学说和共产主义运动的自觉性。他说：“这五条很可指出共产主义革命一个重要特色，与以前一切变更社会结构的革命不同的，便是他的完全有意识性，便是他是人的自觉的企图，一种正在进行所及深远的社会变迁，出自人心之创造的革命力的，[235]世界史中第一次于共产主义见之。”这是令人深思的。（本文是作者2013年6月15日在石家庄召开的“张申府先生诞辰120周年纪念暨学术研讨会”上的发言）注释[225]张申府：《所忆》，《张申府文集》第3卷，河北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541页。[226]张申府：《所忆》，《张申府文集》第3卷，第544页。[227]张申府：《所忆》，《张申府文集》第3卷，第545-546页。[228]张申府：《共产主义之界说》，《张申府文集》第3卷，第48页。[229]《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37页。[230]张申府：《共产主义之界说》，《张申府文集》第3卷，第48页。[231]张申府：《共产主义之界说》，《张申府文集》第3卷，第48页。[232]张申府：《共产主义之界说》，《张申府文集》第3卷，第48页。[233]张申府：《共产主义之界说》，《张申府文集》第3卷，第48页。[234]张申府：《共产主义之界说》，《张申府文集》第3卷，第48页。[235]张申府：《共产主义之界说》，《张申府文集》第3卷，第49页。

张申府“新启蒙运动”探析

上个世纪30年代中期，随着日寇入侵的加剧，亡国灭种的民族危机更加严峻，抗击侵略、挽救危亡的民族主义情绪空前高涨。作为[236]“当代中国的哲学家、政治活动家”，张申府先生（1893—1986年，原名张崧年，字申府，河北献县人）一方面不顾个人安危积极投身到抗日救亡运动中，不仅充分利用讲坛痛斥不抵抗、呼吁抗日，甚至亲自走向社会，率领学生唤醒民众，比如在1935年底于危难之际以总指挥的身份配合中共地下组织领导了“一二·九”抗日救亡学生爱国运动，之后不畏险恶，联合学界志士，疾呼华北危急，用自己的行举和生命危险（曾被反动当局逮捕，幸得冯玉祥将军保释而出狱）激发了民族抗日救国热情，掀起了全国抗日救国运动的新高潮，产生了强大的社会效应，无愧于一位“政治活动家”的名号（但这不是本文的重点）。另一方面，他以哲学家、思想家的深邃与睿智，和胡绳、艾思奇等进步学者掀起了“新启蒙运动”。其实就申府先生自己而言，他从时代呼唤思想解放、要求民主自由的需要出发，“至少在三四年前编《世界思潮》时，已有这个意思”。即积极呼吁“启蒙就是开明”，“就是打破欺蒙，扫除蒙蔽，廓清蒙昧”，“就是脱离迷信，破[237]除成见”。那就是说，在30年代初申府先生就高举理性的旗帜，[238]开始了“反迷信，反武断，反盲从，反权威，反传统”的新启蒙的努力了，可谓是新启蒙运动的开创者。不仅如此，对于当时多数学者而言，“新启蒙运动”似乎仅仅是1936年至1937年间在民族主义高涨、思想自由、政治民主呼唤热烈的特定时代的一股热潮，而申府先生则认为“新启蒙运动”是争取民族解放和实现政治民主的思想文化运动，是建构中国新哲学、新文化、新学统的工程，而绝非一时的热潮。因此，他不仅在整个30年代，乃至40年代，一直在为新启蒙运动撰文呼唤，可以说他也是新启蒙运动的领袖与最后守护者。所以说，张申府先生是上个世纪30年代思想文化领域“新启蒙运动”的典型代表，这便是本文立论之依据。今日是中国团结救亡，民族解放，争取自由，民主政治的时代。今日的新启蒙运动，就是适应这个时代的思想方面，文化方面的运动。因此，启蒙运动，也可说就是社会发展到这个阶段的民族主义的自由民主的思想文化运动。今日的新启蒙运动，显然是对历来的一些启蒙运动而言。对于以前的一些启蒙运动，也显然有所不同。五四时代的启蒙运动，实在不够深入，不够广泛，不够批判。在深入上，[239]在广泛上，在批判上，今日的新启蒙运动都需要多进几步。

新启蒙运动“是社会发展到这个阶段的民族主义的、自由民主的思想文化运动”，所以它“对于以前的一些启蒙运动，也显然有所不同”，具体而言：

一、它比五四启蒙运动更深入、更广泛、更具批判性

金冲及先生曾经讲“五四运动前，年轻的张申府已在当时新文化运动中心的北京大学学习和工作多年（实际上五四运动爆发，以及后来直到去法国前的一年多时间他也一直在北京大学工作，并且是李大钊的得力助手——引者注），在指导新思想主流的《新青年》和《每周评论》（其实，《每周评论》就是在他与李大钊二人夜以继日、精心操持中诞生的——引者注）上发表不少文章，并参加过新潮社和少年中国学会，在思想界初露头角”。所以，“如果我们要了解新文化运动初期和中国共产党创立时期的情况，张申府当时的文章以及他[240]以后的回忆，自然有着很重要的价值”。在五四时期的启蒙运动中，申府先生是新文化运动青年派的领袖之一，因此他是五四启蒙运动的主将，自然对五四运动有很深的感情，当然对这次启蒙运动的价值与意义也有非常深刻的认识。“五四有广大的意义，在中国社会上，思想上，有深厚的影响，[241]是不容抹杀的事实。”“五四之于思想，就像辛亥之于政治。辛亥打倒了一种制度。五四击碎了一种文明。由于辛亥，一个王朝垮台了。[242]由于五四，一个传统倒地了。”“五四的最大特征可拿一个‘放’字来表示：开放，解放，放大。思想文字开放了。男女关系解放了。学术范围也扩大得多了。五四之后，青年精神上，青年行动上，青年[243]组织上，确曾经一度群花怒放。”所以必须肯定，五四启蒙运动对推进中国社会文明的发展、促进华夏思想观念的提高、孕育中国新文化的诞生发生过里程碑的重要作用。

但是随着时代的进步，我们对五四运动应该做出客观而理性的评价，作为“哲学家、思想家”的申府先生以冷静的心境、客观的态度、无畏的勇气和理性的审视，在肯定五四伟大功绩的同时，可以说是那一代“五四人”中最早指出了当时启蒙运动的不足与欠缺的代表，[244]“认识五四的意义，发扬五四的影响，补足五四的欠缺”。关键是敢于承认五四有欠缺，善于指出其欠缺，并能“补足五四的欠缺”。这就是学者的理性批判风范：比如，就拿五四时代的启蒙运动来看，那时有两个颇似新颖的口号，是“打倒孔家店”，“德赛二先生”。我认为这两个口号不但不够，亦且不妥。多年的打倒孔家店，也许孔子已经打倒了，但是孔家店的恶流却仍然保留着，漫延着。至于科学与民主，本都是客观的东西，而那时的文人滥调，却把它人格化起来，称什么先生，真无当于道理。至少就我个人而论，我以为对这两口号至少都应下一转语。就是：“打倒孔家店”，“救出孔夫子”；“科学与民主”，“第一要自主”。五四时代的启蒙[245]运动，实在不够深入，不够广泛，不够批判。

我们知道，申府先生早年由于家学渊源，所以对中国传统思想文化有很厚实的基础和素养，而1909年考入顺天高等学堂后开始接受新式教育，由对现代数学的兴趣逐渐转向对西方科学的关注，尤其是在1913年考入北京大学之后，进而对自然科学和某些新兴人文学展开系统研读，由于过人天资再加上勤勉刻苦，1917年他以优异成绩毕业留校并教授数学和逻辑学的课，在这期间尤其对数理逻辑兴趣极[246]大，下功夫最多，进而成为“中国研究罗素学说最有成绩的人”。所以在五四前的新文化运动中，他是非常活跃的一员，既是青年的榜样，也是青年的领袖。他自己讲，“在五四的前后，我曾介绍来四罗。第一当然是罗素，第二便是罗曼·罗兰，第三是罗丹，第四是罗讷。罗素是算家兼哲家。罗曼·罗兰，不待言大家已知，是文家。罗[247]丹是雕刻家。罗讷是画家。都是世界第一流而开辟新时代的”。这四位跨越哲学、文学、雕刻和绘画领域的欧洲罗先生，确实是“世界第一流而开辟新时代的”大师和巨匠。可谓是当时西学的精英。申府先生不是一面倒的“西学派”（当然也不是守旧的“国粹派”），但是他对西方优秀的文化与杰出的精英很熟悉，并把他们介绍到中国来[248]，这对当时中国的新文化启蒙就有开创性意义。同样，他对中国的旧传统、腐朽、愚昧、欺蒙、武断、专横、虚伪、盲从、迷信等予以坚决否定，但对于真正优秀的遗产、民族的精神，却旗帜鲜明、态度坚定，主张继承和发扬。中国既是我所爱，我视中国终觉其有过人的优胜处，特别是在哲学方面，中国的宇宙论，中国的人生观，都大有不可及之所。第一，中国提出了仁的最高理想。第二，中国建立了中的标准。第三，中国揭橥了易的哲学。第四，中国以生为根本。第五，中国重视了实践，实行了体的方法，而以反身自省为德行的门径。第六，中国显扬了相反而相成、言非一端、各有所当的通达态度。[249]第七，中国不在现象之外求本体，不在现实之外寻天堂。

申府先生坚信，在宇宙论、人生观等方面，中国哲学“有过人的优胜处”。比如说，“仁、易、生：是中国哲学中三个最根本紧要的字，而实是一体的。生生之谓仁。生生之谓易。仁者生之仁，易者生之性。离仁无生。离生无易。……中国哲学的言仁，生，易，实深合[250]乎辩证法，有顺乎大客观。”在中国哲学中“实是一体的”“仁、生、易”，无论从宇宙论的角度，还是从人生观的方面讲，都与辩证唯物论深有契合。新启蒙运动很可以说就是民族主义的科学。民主的思想文化运动。对于自己传统的东西是需要扬弃的。所谓扬弃的意思，乃有的部分要抛弃，有的部分则要保存而发扬之，提高到一个更高的阶段，五四时期的启蒙运动有的地方不免太孩子气了。因此为矫正“打倒孔家店”的口号，我曾提出：“打倒孔家店，救出孔夫子”，就是认为中国的真传统遗产，在批判解析地重新估价，[251]之后，是值得接受继承的。

所以，我们不能抛弃传统，我们对传统只能持扬弃的态度。在对“中国的真传统遗产”进行重新“批判解析”的估价后，“拨去蒙翳，剥去渣滓”，“保存而发扬”其有生命的精华。所以五四启蒙运动中只喊“打倒孔家店”“不免太孩子气了”。再回忆五四以来“多年的打倒孔家店，也许孔子已经打倒了，但是孔家店的恶流却仍然保留着，漫延着”。真传统被丢弃了、毁坏了，而被官僚集团（或体系）把持着并受用着的“孔家店的恶流却仍然保留着，漫延着”并侵蚀着社会、危害着民族。因此申府先生开创性的提出“打倒孔家店，救出孔夫子”。

因为“一个民族，如果没有它可以纪念的东西，则不但不会长久，也必不值得长久存在”。而“无论如何，孔子是可以代表中国的特殊精神的。那么，为什么不应发其精华，而弃其糟粕？而之乃对于过去的误用，徒作幼稚的反动？”当然，“复古是不可能的，但是一个民族，如果知道它自己文化上的成就，认识它文化上的代表人物，总可[252]以增加些自信，减少些颓唐奴性”。甚至后来他更明确讲，“我始终坚信，孔子、列宁、罗素是可合而一之的。我也始终希望，合孔子、列宁、罗素而一之。如此不但可得新中国哲学，如此而且可得新世界学统。孔子代表中国古来最好的传统。罗素代表西洋历来最好的传统。[253]列宁代表世界新的方在开始的传统。”但在三者中，以孔子为代表的中国文化是基础，所以申府先生很强调“中国本位文化运动，在大[254]体上，在本意上，本是对的”。

二、它强调“理性的主宰”、“思想的解放”和“新知识的普及”

新启蒙运动形式上虽然“是随一二·九救亡运动之后而起的。本[255]就是文化上的救亡运动”。是在民族危难之际爆发的文化救亡运动，但是申府先生一向主张把“团结救亡，民族解放”与“争取自由，民主政治”相结合，因此特别强调的是，这次启蒙运动的核心是“理性的主宰”，而不能再因情绪的偏激发生太孩子气的“浅尝”。所谓启蒙却太常常地重重地被人误会误解了。所谓启蒙本不是认识字、扫除文盲的意思，虽然教人识字、扫除文盲，也在它的范围之内。所谓启蒙的蒙并不是童蒙的蒙。就是七八十岁的人也是还会害孩子病的。大人要勿失其赤子之心。但幼稚病却绝对地要不得。积极说来，所谓启蒙本是开明的意思。岂但不认识字的人需要这个，认识字的人又何尝不也需要这个？事实上一般言之，恐怕今日越是认识字的人也越需要这个。……启蒙运动或启蒙时期，[256]最大最根本的特征就是我所乐道的理性。没有理性，怎会开明？不待言，新启蒙运动与普及教育运动有至极密切的关系。新启蒙运动要扫除蒙昧，启发民智。一个项目就是新思想新知识的普及。这显然就是普及教育，就是普及教育运动所要做的事。……但是新启蒙运动与普及教育运动的关联固还不止于此。更要紧的乃是，至少今日的普及教育运动应该以新启蒙运动为主宰；应该以新启蒙运动所鼓吹号召的显扬理性，解放思想，普及新知，反武断，反迷信，反盲从，等等为中心。今日的普及教育运动，不应该只是教一般人民认识几个字，灌输一点常识，就算了；更应该努力于改变一[257]般人民的思想习惯，着重于民族气节的提倡。“教人识字，扫除文盲”，倡导和开展普及教育运动，对于整个社会而言，可以收到“扫除蒙昧，开启民智”的效果，这当然与启蒙运动“有至密切的关系”，但要注意，新启蒙运动有更核心的东西，那就是“显扬理性，解放思想，普及新知，反武断，反迷信，反盲从”，因为幼稚病不仅孩子有，成人甚至老人也常犯；不仅文盲犯，往往识字的，甚至是识字越多犯病越厉害。所以，凡是启蒙运动都必有三个特性。一是理性的主宰；二是思想的解放；三[258]是新知识新思想的普及。

新启蒙运动的核心宗旨是“理性的主宰”，这是一以贯之而居中不动的。而“思想的解放”是以理性为主宰的必然结果，也是保证“理性的主宰”落实的精神动力。核心宗旨的生效、精神动力的落实，需要坚实的知识平台，新启蒙运动的坚实基础就是“新知识新思想的普及”所构筑的新知识谱系平台。关于这个新启蒙运动的内容，有三点特别可举。第一，这个启蒙运动必是理性运动：必然要反对冲动，裁抑感情，而发扬理性。不迷信，不武断，不盲从，应该只是这个运动的消极内容。积极方面，是唯物，是客观，是数量的，解析的（或说分析的）。反对的是笼统幻想，仍凭感情冲动。启蒙的本意本在开明，因而有思想自由，行动解放。没有理性，如何能有开明？如何能容得下思想自由，行动解放？启蒙的另一个说法是破除成见，打破传统。这也是要靠着理性的。理性的积极是辩证与解析。唯物，客观，辩证，解析，便是现代科学法的观点与内容，在这个启蒙运动中应该特别表现的。第二，在文化上，这个启蒙运动应该是综合的。如果说五四运动引起一个新文化运动，则这个新启蒙运动应该是一个真正新的文化运动。所要造的文化不应该只是毁弃中国传统文化，而接受外来西洋文化，当然更不应该是固守中国文化，而拒斥西洋文化；乃应该是各种现有文化的一种辩证的或有机的综合。……这个新启蒙运动的文化运动却应该不只是大众的，还应该带些民族性。……启蒙运动另一个主要特点本在自觉与自信。民族的自觉与自信是今日中国所需要。要紧的是不可因为国际而忽视民族，也不可因为民族而忽视国际。……第三，有今日来回看，五四的一个缺欠是不免浅尝。对于一切问题都不免模糊影响。……因此，今日的启蒙运动不应该真只是“启蒙”而已。更应该是深入的，清楚的，对于中国文化，对于西洋文化，都应该根据现代的科学方法更作一番切实的重新估价，有个真的深的认识。这样子，也才可以作第二点所说的文化的综合。对于自然科学，社会科学，都应有个深切的了解，而不仅于皮相，庶几可以接受那因自然科学的发达与辩证唯物论的开展而产[259]生的一种最新潮流，就是科学与社会的结合。

要想把握新启蒙运动的核心，首先要准确理解“理性的主宰”。“反对冲动，裁抑感情”，拒绝“笼统幻想”，“不迷信，不武断，不盲从”，这是发扬理性的最直接的表现，但申府先生认为这是理性运动的“消极内容”，他所要彰显的理性的积极内容，即“唯物、客观、辩证、解析”的“现代科学法的观念与内容”。也就是说，新启蒙运动是以解析的辩证唯物论为核心的。因此，申府先生以及他的弟弟张岱年先生成为当时“新唯物论”派的代表。孙道昇先生在《现代中国哲学界之解剖》中把当时中国哲学界的思潮分为八派，即实用主义、新实在论、新唯物论、新唯心论、唯生主义、新法相宗、新陆王派、新程朱派。并认为，其中源于西洋哲学的各派（实际不仅仅限于此）中以新唯物论的势力为最大，而新唯物论实际上又分为两派：“一派是想把解析法输入于新唯物论中去的，另一派是沿着俄国日本讲马克思学说的态度的。前者可称为解析法的新唯物论，此派具有批判的分[260]析的精神，其作品在新唯物论中，可谓最值得注意，最有发展”。这里孙先生把二张先生作为当时最有势力的新唯物论派中最有发展潜力的学术类的解析唯物论的代表。事实上，二张先生在上个世纪30年代以来仅仅提出了构建解析辩证唯物论的意向，真正这一体系的建设则是主要由张岱年先生在后来完成的。但是无论如何，解析唯物论和唯物辩证法与新启蒙运动关联密切，体现了新启蒙运动核心宗旨——理性主宰的积极内容，而在这些方面，张申府先生有开创性贡献。

解析的辩证唯物论是“理性的主宰”的积极落实，是新启蒙运动的灵魂所在；新启蒙运动所孕育出来的新文化，一定是以中国优秀传统文化为本位的，吸收了中外、东西各民族优秀成果的，既有“民族的自觉、自信”和“思想的自由与自发”，又“是各种现有文化的一种辩证的或有机的综合”体。在申府先生看来，这种“辩证的或有机的综合”至少是“合孔子、列宁、罗素而一之”。因为他认为“孔子代表最高的人生理想，由仁、忠、恕、义、礼、智、信、敬、廉、耻、勇、温、让、俭、中以达的理想。罗素表示最进步的逻辑与科学，尤其是数理逻辑，逻辑解析，科学法与科学哲理。列宁（即马列主义——引者注）表示集过去世界传统最优良成分大成的一般方法，即唯物辩证法与辩证唯物论，以及从一个失落角落来实践最高的人生理[261]想的社会科学”。“合三为一”是新启蒙运动的延续与展开，而强调“理性的主宰”、“思想的解放”与“新思想新知识的普及”既是彰显新启蒙运动的特质，也是砭治当时教育的弊病、孕育新文化的诞生。中国近年教育的根本大病就是无哲学，无理想，无宗旨，无目的。至少也在不重视这些。因此所造就出来的人也常不免是无哲学，无理想，无原则，无主宰，无节操，无所守，无所不为，全无忌惮，直不知人间有羞耻事者；最擅长的只是投机取巧，不但可以随便卖党，而且可以随便做汉奸，卖民族！[262]

只有从理性主宰、思想解放和新知识普及这三个特性入手，才能扎实、深入地开展真正的新启蒙运动，才能孕育出中国的新文化，培养起华夏的新学统。

综上所述，张申府先生在上个世纪三十年代所倡导的“新启蒙运动”既是对五四启蒙运动的继承和发展，也是在新的时代条件下为建构中国新哲学、新文化和新学统的创新和突破；既是在民族危难的特殊时期为实现“团结救亡”、谋求“民族解放”而展开的文化救亡运动，也是追求“民主政治”、实现“思想自由”从优秀传统文化的本位出发、以唯物辩证法作为“理性主宰”的核心、积极地吸收其他民族优秀的“新思想新知识”的思想解放运动。虽然当时的中国社会民族存亡问题以及接踵而至的不同性质政权的较量、国家道路与民族前途的抉择是最急迫的事情，用武器的批判冲淡了一切批判的武器，但是近代以来伴随着如何富民强国、独立自主的摸索，关于中国新哲学、新文化的构建也一直是重大问题之一，这个问题或许一时不急，或许不能急于一时，但是真正的实现富民强国、民族复兴，这是一个不可跨越、无法回避、必须直面，而且一定要完善解决的问题。正因为如此，申府先生上个世纪三十年代倡导的“新启蒙运动”至今仍有深入探讨的价值和意义。（本文是作者提交2013年6月15日在石家庄召开的“张申府先生诞辰120周年纪念暨学术研讨会”的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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