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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麦克阿瑟

出版社:四川文艺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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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年似水

流年似水试读:

流年似水

作者:麦克阿瑟

出版社:四川文艺出版社

出版时间:2012-12-01

ISBN:97875411358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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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流年似水

人类对自然界最大的发明,可能就是把时间量化了。秒针走一圈,是一分钟,分针走一圈,是一个小时。时针走两圈,就是一天。

一晃,我在美国的“年针”已经走过20圈了。

20年前,哪一天我记不得了,大约在1993年的年初吧,我与太太,准确地说是前妻,一同搭机前往美国。

现在能让我想起来的是,我在美国的好哥们杨棉,就是在那班飞机上认识的。

还有,后来发生的一件事,也与那班飞机有关。据我太太——前妻讲,我那天在飞机上极度亢奋,20来个小时的旅程,我一直两眼放光,看完窗外,看机舱。咳,谁让咱是第一次坐飞机呢?我还仔细清点了该架飞机上共有180个座位。

后来,有人否认我的说法,他说那种型号飞机的座位至少是200个。

我不屑一顾地反驳道:“眼见为实!我是一个座位挨着一个座位数的。难道我数数都不会吗?”

现在我已经清楚了,眼见的不一定为实。那架飞机上的座位确实应该是200多个。我当时坐在经济舱。飞机前面的头等舱、商务舱被一层布帘挡着,我漏数了。

为什么这件发生在20年前的小事令我记忆犹新呢?因为,后来我发现自己人生中,“漏数”与失算的事太多、太多了……

1992[农历猴年]

中国人向来把“猴年马月”视为一个不同寻常的日子。对于我来说,1992年这个猴年,命中注定要有大事发生。

猴年春节刚过,我所工作的单位——大海市冶金局组织部张榜公布,干部科的刘菡被任命为局办公室机要科副主任(副科级);技术处梁房修被任命为该处一科副科长,并主持工作。

奇耻大辱啊!刘菡、梁房修与我是前年一同被分配进局里工作的大学生。而且,我和刘菡还都是财大毕业的。只不过我是会计系,刘菡是统计系。梁房修是从省城金阳市一所冶金学院分配来的。

我在局里工作这三年,在财务处审计科审核员的岗位上,也算是安分守己,认认真真地完成了本职工作。从个人生活角度,娶妻生女,也都是顺理成章的事。无论是比长,还是比宽,我绝不比他们俩差啊!同年来的三个人,提拔了两个,就剩我一个人原地不动,这不是存心埋汰人吗?

我涨红脸,一把推开组织部王部长的办公室的门。也许是因为太激动了吧,心中憋着的一万句话,突然卡在了喉咙里。索性,我旁若无人地,一屁股坐在沙发上。

王干部——全局上下都习惯称王部长为“王干部”,是位50多岁的老政工干部。当他看到我气呼呼地进来后,满脸是笑地缓缓从椅子上站立起来,还给我倒了一杯水,放在我面前的茶几上。然后,他绕过茶几,紧挨着我坐了下来。“年轻人,别激动。”王干部轻拍了一下我的后背说。“什么别激动呀?!你们也太那啥了吧?”“别讲话。听我的,别讲话。”王干部一脸严肃地接着说,“你可以保持沉默。但你现在所说的每一句话都将成为呈堂证供……”

他妈的,这个时候,他还有心情跟我开玩笑!

王干部看出了我的不解,意味深长地说:“我这不是开玩笑。这是我作为一名老大哥要跟你讲的心里话。今天我们谈话就到此为止了。20多年后,你到了我这个年龄,肯定就理解我的意思了……好啦,站起来,回去吧!权当什么事都没发生过。你走吧!送客。”

呸!“权当什么事都没发生过”?谁能做到?

我倒是真希望什么事都没发生过。好,就算我能够正确理解组织上的决定,问题是,我怎么跟我老婆解释呢?

瞒是瞒不过的。我们家就住在我们局的单身职工的宿舍楼里。这个楼里住的人彼此都很熟悉。若有人在楼道里打个嗝,全楼的人都会知道他是吃什么撑的。

我从王干部的办公室出来后,没有回财务处,而是径直回到了家。满眼是泪地躺在床上。

我妻子乐怡是名大学老师。本来现在是寒假期间,她应该在家休息。但她整个假期都在一所社会办的英语补习班上教课。她每天教8个小时的课,连轴转,挺累的。

迷迷糊糊中,乐怡把我从床上拽了起来。

她似乎还很高兴地对我说:“快起来!我从咱们楼下的回民饭馆点了全是你爱吃的菜。鱼香肉丝、宫保鸡丁、烧卖,还有两瓶啤酒。快点吃,别凉了。”

我责备道:“刚过完年,肚子里还有油水呢。你花这个钱干啥?”

乐怡把一双方便筷子递给我,喜滋滋地说:“今天夜校给我发讲课费啦。对了,我还给你买了一条黄红梅烟。剩下的钱,我给咱闺女攒着。”

因为我们住的是单身宿舍,每家就一个房间。厨房、厕所都是公共的,条件很差,所以,我们的女儿马怡乐从生下来就一直在外地的姥姥家住。马怡乐是去年大年三十晚上生的,已经一周岁了。

我强咽下了一口啤酒,犹犹豫豫地对乐怡讲:“哥们,今天,我,那什么……”

乐怡打断我:“别讲了。我刚才在回民饭馆点菜时,听他们说了。”

我追问道:“他们?他们是谁?”

乐怡回答道:“还能有谁?梁房修请他们技术处一帮人在回民饭馆吃饭呢。”“这个王八蛋!小人得志!”我愤愤地骂道。“我看你不应该生气,”乐怡盯着我说,“我觉得这事未必是件坏事。”

我对乐怡这样讲话感到很气愤:“你傻呀?难道这还是好事吗?”“我看该是你下决心的时候了。”“下什么决心?”“出国呀。在这儿混,有啥出息?再说,我的托福考试成绩还有半年就要过期作废了。这次春节回家听我妈说,我在美国的表姐打电话还特意问我出国的事办不办了。前两年咱们兴师动众地求人家作担保办出国,忙乎了一通,现在却销声匿迹了。我都有点不好意思了。”“嘿!你是猪八戒啊,倒打一耙!后来没接着办出国的事,不是因为你怀孕了吗?”“怀孕咋的了?我当时不是说,要是你想出国的话,我就把孩子做掉,你忘了?咱家的大主意啥时候不都是你说了算嘛!要是当时一口气办下来了,我们现在在美国都待上两年了。何必在这个脏了吧唧的筒子楼里过着没有指望的日子?”

乐怡有一点肯定没说错,那就是在我们家,我说了算。

乐怡是我大学同届的财经外语系的同学。我上大二时,在教学楼的走廊里,主动迎面站到一个女生的面前。我上前一步说:“同学,跟我来一下。”那个女同学就跟随着我,来到学校的小操场上。我又说:“咱们交个朋友吧!”那个女生点了点头。我又说:“咱们到海边溜达溜达。”她又点了点头。

后来,我说:“咱们毕业都留在大海市吧。”她点头。后来,我说:“明天咱们去登记吧。”她点头。后来,我说:“大海市咱们没亲属,就不办婚礼了吧。”她点头。后来,孩子出生了,我说:“我姓马,你叫乐怡,咱女儿的名字就叫马怡乐吧。”她还是点头。

那个女生就是乐怡。从那时起,乐怡跟我溜达到现在。

反正在我们家里,除了孩子的性别不是我决定的外,其他任何大事小情都是我下旨,她照办,无一例外。

这个晚上,我失眠了。我需要认真琢磨,然后决定:是否出国?

我出国的念头,几年前在大学时曾有过,但只是一闪而过。因为,我身边所有人都认为我是不该出国的。

我父亲曾经以一句“知子莫如父”作为开场白,帮我分析了出国的利弊。首先,我的英语不好,而且,是无法弥补的不好。从我们老马家上下几辈都改不掉的乡音这一点看,就可证明老父言之有理。在国外,没有语言能力的人,与弱智者有何差别?其次,我是学会计的,一到美国就是一个没有专业、专长的不学无术之人了。好不容易经十年寒窗才熬到手的大学文凭,在中国是通行证,在美国就是废纸一张。出国劳民伤财,图啥呢?最后,老爸以一句“当爹的不会给自己的孩子毒药吃的”的话,作为结束语。

其实,我知道老爸还有一条没好意思说出口的“理由”。我是马家的光荣,是我爸妈在乡亲们面前炫耀的资本。

我们家住在大海市的一个镇上。父母都是镇政府的公务员,但谁都知道,镇政府的公务员与城市里各大局委办的公务员是两个概念。按我父亲的比喻就是,拉大车的马和奥运会上的赛马,不可同日而语。

我是我们十里八村唯一的一名财大的毕业生。比我早上学的几名知识分子,他们都是幼儿师范、卫生学校等的中专生。特别是,我毕业分到大海市冶金局工作后,我爸妈更是觉得脸上有光。头两年,我父亲逢人便讲,我在负责钢铁生产的衙门上班。在左邻右舍的眼中,我俨然成了“钢铁大王”。

对于我家里人反对我出国的理由,我基本是不认可的。

我的语言听读能力确实差,英语是我高考各科成绩中最差的。而且,英语也是我在大学最不愿学的课,但我不赞同英语不好就不能出国的说法。

想一想,国外的唐人街上,有多少对英语一窍不通的华人在那里生活?第一代海外侨民,哪个英语好呢?他们不也都是在国外扎下根了吗?我的英语再不好,也比那些一句英语都不会讲的老华侨们强吧?

我是学会计专业的,到美国是没法从事这个领域工作的。这一点,我在大学上《西方会计学》课时就知道了。美国的会计制度与中国现行的会计准则有很大的不同。中国的会计制度基本是沿袭了苏联的会计制度,是适用计划经济体制的会计模式。再有,在美国从事会计工作,也是需要有“执照”的。考执照?英语这关我就过不了。

但是,同样,我对此没什么可顾虑的。因为,我本身就不愿干会计工作。在中国我都不愿意干,到美国我就更不想做会计了。

我到美国做什么呢?那还用费心思琢磨吗?去美国这个世界上头号的资本主义国家,谁不想争当驰骋国际商界的大资本家呢!……

另外我想,我父亲总是以我在大机关工作为荣,一旦我出国了,挣到大钱了,他老人家脸上不更有光吗?

像乐怡这类学外语的人,本身就对腐朽的资本主义社会顶礼膜拜。在大学时她就蠢蠢欲动。只是鉴于我们之间的感情分量,她才“舍鱼而取熊掌者也”。这几年,眼看着同学、熟人竞相出国,加上在学校工作又不顺心,她出国的念头与日俱增。所以,别说我今天榜上无名,她劝我出国;就是我榜上有名,她也会鼓动我出国的。

乐怡为了能办理出国留学,可谓卯足了劲儿。她点灯熬油准备托福考试的阶段不说,在进考场考托福的那天,正是她怀孕两三个月的时候。当天,她担心妊娠反应会影响其他考生,就主动跟监考老师要求,把自己的考试座位调换到教室门口的位置。这样,一旦她想呕吐,就跑出考场,不至于影响其他考生答题。

那位监考老师很同情、理解她的要求,同意她调换了座位。令人意外的是,整个考试期间,乐怡没有一丝不良反应,全神贯注地完成了考试,而且取得了接近满分的成绩。

按乐怡后来的话讲,谢天谢地更要谢马怡乐。如果没有女儿的支持,她是不可能得那么高的分数的。

乐怡生命的指针,好像一直在指引着她走上出国这条路。

自从出国的想法死灰复燃后,我就有了新的人生目标。仕途上名落孙山之痛,渐渐被我忘却了。白天,我已经明目张胆地在办公室里学习《许国璋英语》了。

世上没有不透风的墙,更何况我那么嚣张地在众目睽睽之下学英文呢。没过几日,有人传话给我:“组织部王干部有请”!

进了王干部的办公室,我就不打自招地为自己辩解道:“怎么啦?我工作之余,抓紧时间学学外语有错了?你也知道,我们财务工作不是时时刻刻都有活干的。难道非得要求我没事的时候,打打电话、看看报纸、唠唠闲嗑,才算不违反工作纪律吗?”

王干部莫名其妙地白了我一眼说:“谁说你违反工作纪律了?”

我也莫名其妙地问他:“那你为啥事叫我来?”“没事我就不能把你请到我办公室里来吗?”王干部又拿出一副标准人事干部的腔调对我讲道:“你要是真有劳动纪律方面的问题,那也用不着我管。那是你们处长的职责。今天叫你来,我是想跟你说点私底下的话。你看好吗?”

我真不知道王干部葫芦里卖的是什么药?但我还是点了点头。王干部从我们俩第一次见面的那天说起。

王干部从我们俩第一次见面的那天说起。

那是3年前的3月份,在我们毕业那年的现场招聘会上,王干部代表大海市冶金局到我们学校现场招聘,于是我们有了第一次见面的机会。

现场招聘,准确地说,那是预先录用。一旦用人单位与毕业生双方相互看好了,就签订协议。等到我们正式毕业后,就直接到他们单位报到就行了。

我早与乐怡商量好了,我们一定要争取一同留在大海市。我们都很喜欢中国这个漂亮的海滨城市。因此,我们两个人,无论是谁,能尽早留在大海市工作的话,就尽量先留下来。

那天的现场招聘会是在我们学校图书馆自习室里举办的。因为我与乐怡不是相同的专业,所以,只能各找各的用人单位了。

我草草地巡视了一圈,发现招会计专业的用工单位挺多。但让我看上眼的不多。其中,大海市冶金局是比较有吸引力的。我先挤到王干部端坐的桌子前,认真地填好招聘表格后,庄重地递到王干部手中。王干部瞄了一眼,自言自语道:“哦,会计专业的。”然后就把我的简历放到桌子上,对我点了点头,示意我面试就算结束了。

本来,按我前一天晚上的谋划,递上我的简历后,我应该口若悬河地展示一下自己各个方面的才华,以便给招聘者留下深刻印象。可谁曾想,王干部压根就没给我这个机会,但我并没有太着急。因为我前一天晚上准备的第二套行动方案派上了用场。

王干部这次找我谈话,就是奔着我当初的第二套行动方案来的。

在那次现场招聘会上,乐怡没有找到一个合适的单位。等毕业时,她被留校,在她们财经外语系做了英语教员。

我准备出国的消息越传越远,以至于我们班被分配到北京财政部的张东都听说了。而且,在7月份,他借到大海市出差的机会,特意找我聚一聚。其实,他最近一段也在忙乎出国的事。他见我,是想群策群力,共商“出国大计”。

张东和我不仅是同一个班的,而且我们还是同一个寝室的。我们寝室一共哥8个,按年龄排,我年岁最大,被尊称“老大”。张东排行倒数第二,尊称“老七”。因为其身高和体宽的尺寸差不多,人送外号“张胖子”。

人们见张胖子第一眼时,谁都会认为此兄是一个呆头呆脑,憨态可掬,人见人爱的大胖小子。可时间一长,只要你稍加留意,你就会发现,这小子绝对有道眼。

别的不说,就说这小子毕业时能不声不响地进财政部工作,你能说他是个一般人吗?更与众不同的是,能进国家各大部委的学生,大都在分配之前,就让全天下的人知道了他是靠什么人帮助自己进京的。可人家张胖子,到今天,我们班的同学都不知这小子的后台是谁。

当感觉这小子是个挺阴的主儿后,我就不太愿意与他交往了。毕业后,来往的次数就更少了。我都不知道这哥们是怎么知道我单位电话号码的。

为了不尴尬,我把我们系留在大海市的另三位男同学王晓、余挑一和席汉满一起叫来了。我们系留在大海市的几位女同学,张胖子示意我就别骚扰了。从这点看,这小子不近女色的优点还一直保持着。

因为是我做东,我就把饭局定在了我们楼下的回民饭馆。档次是低了些,但大家都是大学同学,也就无所谓了。

乐怡跟他们都很熟,她也下楼到饭馆坐了一小会儿。

我突然发现,我们毕业没几年,哥几个全都学会说话了。什么嫂子长、嫂子短的,把乐怡恭维得迷迷糊糊。其中,还是张胖子最会讲话。那哥仨个的赞语主要集中在嫂子漂亮、年轻、气质好的层面上。而张胖子却反复说,乐怡是位百依百顺的妻子。这句赞语,也令我很受用。

乐怡陪着寒暄了一会儿,就回家了。我们几个老爷们正式开始进入酒局了。

寒暄从打篮球话题开始。只要有我在场,我们系的同学都会不自觉地谈谈篮球方面的事。因为,我是我们学校首屈一指的篮球明星。在中学时,我在我们县的少年体校训练过一段时间。所以,在这些头脑发达四肢简单的大学生眼中,我简直就是球星了。上学那会儿,张胖子几次想以给我打早饭为条件,让我教教他带球过人的动作,但我一次都没答应他,因为他太没有运动天赋了,手比脚还笨,收他做徒弟,会辱没我一世英名的。

扯完闲篇后,言归正传。张胖子问我为啥要出国。不等我回答,那哥仨像出过国似的,把美国描绘成了天堂。

人想去天堂,还需要理由吗?

稍静一静之后,我问张胖子:“你在电话中跟我讲,你现在正在办出国手续呢,是吧?难道你还不愿出国吗?”

张胖子“唉”了一声,一杯啤酒仰脖而下。放下杯子,满脸愁容地对我说:“老大,还有你们哥几个。我这次来大海市,就是想征求一下你们意见的。我是该出国呢,还是不该?”

席汉满与王晓几乎异口同声地说:“胖子,你是不是喝高了?这个问题还用问吗?”

张胖子委屈地说:“我这是公派,和老大因私外出不是一回事!”

那哥仨一通爆笑。王晓说:“老大自己花钱都挣命似的想出去,你花公款出国还犹豫个啥?

我暗示了一下王晓打住,说:“咱们先听听。让老七把话说完。”

张胖子一句话,一口酒,把他的事叨咕了一遍。听完后,我们才明白,实际让他闹心的是:他目前该不该出去。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给中国财政部一个到美国哈佛大学读货币与财政专业的硕士学位的名额。这个名额被分给张东所在的司。分管人事的司领导已经找张东谈过话了,这个名额指定给他了。张东上个月也就开始办理护照了。

此消息不胫而走。张东他们司有一位我们学校毕业的大师哥。这位师哥闻知大怒。多次找领导闹,一心想把这个名额从张东手中抢走。

张胖子现在面临的选择是,要么不理那位师哥的无理取闹,接着办签证,准备出国留学;要么仗义一把,主动把这个名额让给那位大师哥,做个老好人。

怎么做选择都很纠结,骑虎难下!

我问张东:“老七,你知不知道,为什么你们司长把这个名额给了你,而没给咱们的师哥呢?”

张东回答:“咱们那个师哥桀骜不驯,挺不服管的。他平时与领导们的关系就不好。”

我接着问张东:“你们司长多大岁数?那位师哥多大?”

张东回答:“我们司一位司长,好几位副司长。主管我们这块业务的副司长,今年40多岁;咱们师哥是今年30多岁。”

我渐渐揣摩到了张东的心思。拿起酒杯,与张东碰了一下。我们俩一饮而尽。我对他说:“老七,我明白了。实际你小子已经有答案了。这趟来大海市找我们,只是想坚定一下你的想法。”

王晓不解地问:“他有啥答案了?”

我说:“老七,首先说,你已经很明确地选择——放弃这个留学名额了。是吧?”

张东明知故问道:“我为什么要主动放弃呢?”

我干净利索地回答:“目的是放长线钓大鱼。”

张东向我这边凑了凑,用手摇晃我的胳膊说:“老大啊,这就是我不远千里来向你讨教的原因啊!”

9月份的一天,我正在办公室看书时,乐怡给我来了个电话。电话中非常急促地让我回家,说她有急事找我。

我第一反应是孩子病了。否则,没有什么事情会让她这样大动干戈地非叫我回家不可。在一般女人的心中,孩子是第一位的。老公嘛,可能是第二位的。

我们职工宿舍楼就在我们局办公楼的后院。我三步并作两步走,刚推开家门。乐怡满脸是笑地给了我一个拥抱。

我莫名其妙问她:“是不是孩子病了?”

乐怡不高兴地说:“乌鸦嘴,瞎说!孩子在我妈那儿被照顾得好好的,怎么会病呢?今天叫你回来,是告诉你一件好事:美国的大学给我发录取通知书啦!”

伴着《生命进行曲》,乐怡把来自美国首都华盛顿乔治城大学的信件在空中晃了几下。此时乐怡发光的眼神让我感到,这和她看到马怡乐第一眼时的眼神是一样的。

晃了几下。此时乐怡发光的眼神让我感到,这和她看到眼时的眼神是一样的。

中午,我和乐怡非常高兴,都想庆祝一下,所以,我们就没在家做饭,而是来到楼下的回民小饭馆点了两个菜,我还要了两瓶啤酒。

真是不是冤家不碰头。当我和乐怡刚想碰杯喝第一口酒的时候,梁房修独自一人走了进来。而且,我与他一下子就四目相对了。

梁房修故意装成十年没吃过饭似的,径直走到我和乐怡的座位旁,一边搓着双手,一边自言自语地说:“命好没办法——兜里没钱了,中午还会有人在这大饭店里请我!”话还没说完,就自己拉了个凳子坐了下来。

梁房修是内蒙古人,挺豪爽的一个蒙古汉子。他对自己的评语是:“优点是能喝酒,缺点是咋喝都不醉。”

以他的酒量喝我两个来回没问题。我们刚进局里工作时,没少在一起喝酒。只要有梁房修在的酒局,我肯定必醉无疑。而且其他人也都会像洒水车一样回家。所以,梁房修在我们单位的男同志眼里,是个挺豪爽的人,但在我们局家属的口中,这小子就是一个十恶不赦的酒鬼。

我和梁房修还算是挺对脾气的。平时关系还强于其他同事,但自从上次晋级风波后,我们俩之间好像有了一堵看不见的墙,相互见面的次数少了。即使不期而遇,最多也就是点头而过。

还没等我给梁房修要个杯子,这哥们就顺手拿起乐怡桌边上的啤酒瓶,一仰脖儿,半瓶酒就落肚了。

梁房修一边往嘴里划拉菜,一边问:“你们两口子今天是啥日子,大白天的就开始喝上了?”

乐怡抢着地回答道:“没啥事。就是老马今天嘴馋了,我在家没做饭,出来给他改善改善。呵呵。”

梁房修故意学乐怡的“呵呵”声,转过头对我说:“马骏,你不至于像嫂子一样,也把我当个横竖不知的傻瓜蛋看吧?”

我坦然地说:“谁把你当傻子了。你小子粘上毛,比猴还精!今天是个大喜的日子。我就要离开咱们局这个阎王殿了,来,碰一个。”

本来我想说,乐怡今天收到美国高校录取通知书了。可不知为啥,话都到嘴边了,说出来的却是自己要离开冶金局了。

此话一出口,我的心激灵一下。哎哟,我真的要走了吗?

梁房修没有响应我的提议,连酒杯都没端起来,疑惑地问:“离开咱们局?你往哪儿走?”

我用眼睛的余光,明明感受到乐怡不让我把实情讲出去的示意,但我这回毫不犹豫地脱口而出:“出国,去美国!”

梁房修非常平静地说:“早就听他们议论过你想出国的事。没想到你真的要出国了。你怎么没事想出国了呢?”

我怎么都没想到,梁房修听到我要出国的消息后,反应竟如此平淡。是他把出国看作是一个很平淡的事呢?还是他对我所有的事都感觉到平淡呢?

一阵难堪的沉寂后,梁房修问我:“马骏,不是因为上次你没晋级就闹情绪吧?退一步讲,闹情绪也不能选择一走了之啊!嫂子你说呢?”

乐怡可能是仗着酒劲,说了一句令我很难堪的话:“你们是一同进局里的。你现在已经是副科长了,他还是个小科员儿。他能不走吗?”

我很生气地瞪了一眼乐怡,几乎是怒吼道:“闭嘴。你懂个屁呀!”“好,我什么都不懂,就你懂!你懂去吧,我回家了。”乐怡说完,竟然起身走了。

时至今日,我都没搞明白,乐怡接到录取通知书是个高兴的事,可是,那天中午吃的那顿饭,我们竟然不欢而散了。是梁房修半道插一杠子,破坏了应有的喜庆气氛?还是老天在给我一些什么暗示呢?

我和乐怡办理出国手续进展得还算顺利。财经大学要求乐怡必须先办理辞职手续,否则不给出具相关的证明文件。乐怡一咬牙,就办理了辞职。

我是以陪读身份,向单位请了一年的长假,也就是变相的停薪留职。

等我把出国消息正式公布于众后,各方反应不一。

我家,主要是我爸的态度了,是气愤与无奈。乐怡家到没啥态度,只是表示,他们会尽心尽力照顾好马怡乐。乐怡与他们系的领导和教师关系一直很疏远,所以,人家都有什么样的态度,她不知道,她也不关心。

乐怡本人的态度倒是有些变化。签证拿到手之前,是期盼,是激动,是喜悦。拿到美国签证后,是犹豫,是担心,是恋恋不舍。

她是接到春季班开学的录取通知书的。我们最开始商定,买12月份的机票,早到一个月,让她尽早熟悉美国环境,把口语再练练。我呢,尽早打点儿工,尽快挣点儿美元——老美管它叫“刀”。

后来,乐怡以在中国过最后一个元旦为理由,把出国时间一拖再拖。最后,竟然订了比华盛顿乔治城大学要求报到的时间还晚两天的机票。这还是在我一顿怒骂的情况下,她才咬牙购买的。

其实,我在内心挺理解她的。哪个女人愿意与自己一岁大的孩子分隔千山万水呢?

但是,我们不这么办又能怎么办呢?我们俩对美国也是两眼一抹黑,如果把马怡乐带在身边的话,那可能让我们全家人更遭罪。

反应最热烈的是我单位那边。我像一个要出征的战士一样,大家分处、分科为我摆宴送行。使我每天都沉浸在“风萧萧兮易水寒,壮士一去兮不复还”的悲壮气息中。当然,什么“苟富贵勿相忘”和“百尺竿头更进一步”的叮咛与祝福声,也是此起彼伏。

咳,哥们弟兄的话语,酒局还没结束时,我就基本都忘了。每天晚上上床前,最多能记起来的是,今天喝的是白酒还是啤酒。

在与单位领导和同志们频频举杯的那阵子,有一个人始终没有在这种场合出现。他就是我们局组织部部长王干部。毕竟人家是局领导,毕竟人家是长者,可能人家干脆就没把我放在眼里,更没有放在心上,所以,不参加我的欢送宴,情有可原。因此,我也就没敢擅自到王干部办公室去跟他告别。“有缘千里来相会,无缘对面不相识。”我在内心这样宽慰自己,但不管怎么说,我是王干部一手招进局里的,临走前没跟王干部打个照面,我内心还是有些歉疚。

1993[农历鸡年]

在美国乔治城大学要求的报到结束日期的第二天,我和乐怡拖着4个大箱子,每人身上各背一个大包,来到了大海市国际机场候机楼。

我和乐怡是第一次出国,也是第一次坐飞机。我们按照事先打听好的程序,办理好了各自的登机牌,把4个大箱子办理了托运。然后,通过了安检,到了登机口,准备登机了。

我忽然来了份闲情逸致,笑着问乐怡:“嘿,你现在啥心情?”

乐怡满眼是泪答道:“我想孩子啦。”“女人!头发长,见识短。”

我恨恨地对乐怡丢下一句话。扭头巡视一下同样在候机的各色人。

候机大厅广播中传来我们这趟班机开始登记的通知。全体乘客“轰”的一声,像海浪一样,一齐向登机口拥去。

我以篮球运动员特有的矫健步伐,挤到了队伍的前列。要不是因为我需要拉拽乐怡,我肯定会排在第一位。

正当我认为大功告成之际,麻烦出现了。

登机口的地勤人员说我随身行李超重超大,不允许登机!

我一下子怒火万丈,质问道:“我行李超重超大?你们前面那几关检查人员干啥吃的,他们为什么不早告诉我呢?”

地勤小姐可能是见惯了我这样暴脾气的乘客,十分平静地回答:“前面是前面的做法,我这是遵照航空公司的规定,照章办事。请你配合。”

乐怡拉拉我的衣襟说:“你别啥事都发火。多没素质啊!”

我最烦乐怡这一点。一遇到事,她总是枪口对内。“你不跟我保持一致骂机场的人,反倒说我没素质。你是装傻呀,还是真傻啊?!”当着众人的面,我对乐怡一点儿都没客气。

一个年岁稍大一些的空姐走过来,温文尔雅地对我说:“先生,像您这么大体积的行李,是无法放进机舱的行李箱里的。所以,务必请您配合一下。把暂时不需要带的物件留下来,请您的家人或其他送机者,帮您把留下的物品带回去。您看好吗?”

我压了压火气,说道:“问题是我们俩自己从家来的,没人送机啊!”

正在我进退维谷之际,从我身后闪出个人来,对我说:“朋友,我这个箱子基本是空的。要不,你们把一些东西先腾到我这里。等下飞机后,你再取走。你看好吗?”“哎哟,哥们,太谢谢你了。”我连忙向身后的这位朋友鞠躬致谢。“嗨,谢什么!大家都是为了赶路嘛。”

帮忙的人叫杨棉。当时他告诉我,他出国的缘由是探亲。他之所以没什么行李,还带这么大的一个箱子,原因是他家里只有这唯一的一个行李箱。

命运之神的恩典,就是在你需要帮助的时刻,神会安排人来帮你。

多少年之后,证实了杨棉就是受命运之神的安排,陪伴我度过在美国的艰辛日子的人。杨棉帮我和乐怡如愿登机后,另一个灾难性问题又发生了。

上了飞机,我们找到了自己的座位。我是靠窗的位置,乐怡在我左边,挨着她坐的是个男的,名字叫张镇塔。

张镇塔挺爱讲话,不时跟我说这说那。我不是很喜欢他,所以目光逐渐移到了窗外。张镇塔就开始与乐怡搭话。像查户口一般,问这问那。乐怡以她的高素质,一一作答。

突然,张镇塔像发神经似的对乐怡说:“完了,完了。你们死定了。”

我很气愤地问:“什么完了?你说谁完了?”

张镇塔连忙说:“哥们,你别发火。我知道你脾气大。我是好心告诉你,你们遇到麻烦了。”“啥麻烦啊?”“刚才这位大姐告诉我,你们超过美国学校规定的报到期限了。是吧?我知道,老美办事可死规矩了。一是一,二是二。超过一分钟他们都不会受理的。你们的录取通知书作废了!”

我脑袋立刻“嗡”的一声。我对乐怡那个恨呀,真想一把把她撕碎了。

当初订机票时,我就建议她至少提前两天到美国报到。可是,订票时发现,如果晚去两天的机票价格比早去两天的价格每人便宜200块钱,两个人就是400块钱。对于我们每月不到100元钱工资收入的人来说,这个差价也算是大数额了。我们俩当时财迷心窍了。咳,现在说什么都晚了……

我,还有乐怡,一瞬间从天上跌到了地上。

那个爱讲话的张镇塔又讪讪地对我们说:“没事!这有什么发愁的。你看我,我也是过了报到期的。”

乐怡用目光向他发出了疑问与咨询的请求。

张镇塔洋洋得意地说:“录取我的学校在德克萨斯的奥斯汀。从接到录取通知的时候,我压根就没想去报到。所以,我才订这班飞机去美国。咱们到美国干啥?想别的都是假的,打工赚钱,把腰包塞得满满的,那才是真的。要学知识,还用去美国?听我的没错,这是条明路。”

张镇塔给我们指出一条“明路”:下了飞机,我们就主动成为非法移民。俗称“黑下来”。

听到姓张的给出这个建议,我发自内心地讨厌他。

我一语双关地对他说:“还是你自己走这条‘冥路’吧!”

我们是迎着初升的太阳,从中国起飞的。十几个小时后,我们又迎着初升的太阳,在美国首都华盛顿里根机场降落了。

乐怡的表姐、表姐夫和他们的女儿一同驱车到机场来接我们。

乐怡的表姐叫郑莉,姐夫叫王品一。两个人都是1980年代公派出国的。两个人都是学化学的,又都是博士学位。

表姐郑莉在马里兰州的一家很著名的生命科学研究院工作。姐夫王品一在一家大型制药公司工作。他们的女儿王美博,小名娇娇,在国内出生,三年前到美国的。现在在弗吉尼亚州一所小学读一年级。表姐他们家住在弗吉尼亚州阿林顿郡。

表姐郑莉是乐怡大舅家的大女儿,比乐怡大十多岁,两个人小时候交往很少,甚至说没什么交往。乐怡知道她有这个表姐的时候,这个表姐已经在大兴安岭地区插队当知青了。

粉碎“四人帮”后,这个表姐一下子成为他们这个家族的骄傲——77级大学生。那是国家恢复高考后的首届大学生。

姐夫王品一是中原人,年龄比表姐大一岁,入学比表姐晚一届。那个时候考生的年龄有些乱,但那个时候能上大学的人,至少有一点:每个人的毅力都非常好,而且都是肯学的主儿。

乐怡当初认识我没几天,就张嘴表姐,闭嘴表姐的。显然,郑莉就是乐怡儿时学习的榜样。

乐怡和我与王品一夫妻俩初次见面彼此多少有些拘谨。特别是我,平时还算是能说会道的,可一到这种场合,我就成瘪茄子了。好笑的是,后来表姐郑莉说,她一见到我就喜欢我,原因就是看到我和她见面时,一副拘谨不安的样子。

好在当时有娇娇在场,小孩成为我们初次见面的主角。娇娇与乐怡一见如故。她们两个不生分。娇娇小的时候是在乐怡大舅家长大的。每年春节,乐怡都会去她大舅家拜年。因此,每年乐怡都会见到小娇娇。只是这两三年娇娇来美国了,她们才没见过面。

我虽说是第一次见到他们一家三口人,但有一种一见如故的感觉。至少,我在内心是感激人家的。没有表姐的担保,乐怡是难以被美国大学录取的。乐怡来不了美国,我肯定也就来不了。

乐怡搂着娇娇的头,说:“娇娇,等一下。小姨送给你个礼物。”

当乐怡回身要翻自己的行李包时,我们俩突然傻眼了——我们的很多东西,包括给娇娇准备好的玩具都在杨棉的行李箱里呢。

咦?这小子哪去了?难道趁我们在接机口讲话时,这小子溜了?

我在心里想,八成我们遇到骗子了。

华盛顿里根机场实际不在美国首都华盛顿特区,它坐落在弗吉尼亚州阿林顿郡南部,阿林顿郡与华盛顿特区只是一河之隔。我们大多数中国人应该对此地有印象。在很多描写战争的美国电影大片中,出现的美国国家军人烈士公墓就在阿林顿。我有时戏称此地为美国的“八宝山”。

表姐郑莉家在阿林顿的北部,距里根机场5英里多。房子是典型的美国中产阶级生活的3层洋楼。如果按中国人的习惯算法,加上地下室一层,应该算是4层的独栋别墅。

美国家庭的地下室使用功能,往往是一个小型健身房。表姐一家三口,没有一个喜欢运动的。所以,他们家的地下室放了台电脑。

一楼是餐厅和客厅。二楼是大人活动的空间。三楼是孩子使用的空间。

整个楼的建筑面积大约有四五百平方米。属于他们的院子可就更大了,至少得有上千平方米。院子里的参天大树就有一百多株。

那天杨棉是跟我们一起来到表姐家的。

杨棉不是个骗子。我和乐怡还没有等飞机停稳就拼命往前挤,所以出来得早。杨棉座位本来就靠后,加上他托运的行李出来得慢,因此,他也就比我们出来晚一些。我们错怪人家了。

误会消除后,我们把行李放到车上,就准备去表姐家了。

杨棉突然对王品一说:“姐夫,你能不能把我捎到市内?”

王品一爽快地回答:“没问题。快上车吧。”

车离开机场,王品一问杨棉:“小杨,你准备到市内哪个地方?”

杨棉面有难色地说:“我这次来美是访友的。他在里士满住。因为他遇到点意外的事情,所以今天他没能来机场接我。我需要自己去他那里。今天恐怕来不及了,我想先找个小宾馆住下,明天我再搭车去里士满。姐夫,你在路经有小宾馆地方,让我下来就行了。”

王品一是非常乐于助人的。他了解完情况后,爽快地对杨棉说:“那还住什么小宾馆呀?今天就在我家休息一夜吧。”

杨棉马上摆手道:“不方便,不方便。我不能再给你们添麻烦了。”

王品一笑着说:“大家都是从中国来的。我们先到的,应该帮助你们后来的。你就甭客气了。再说,你和马骏不还是朋友嘛。只要你不嫌弃我们家居住条件就行啦。哈哈!”

原来王品一误会了我和杨棉的关系。他以为我们俩早就认识了呢。

乐怡悄悄地捅了我一下,表现出不满的神情。我想,反正人家杨棉在飞机上也帮助过我们,没有杨棉的帮忙,我们能不能来美国还不一定呢。受人滴水之恩,应当涌泉相报。所以,我装作没搞懂乐怡的意思,把脸转过去看路边的风景。

第二天一早,除我以外,其余的人兵分两路。一路是王品一开车送娇娇上学,顺便送杨棉去当地的灰狗长途车站;另一路是郑莉驾车送乐怡到乔治城大学报到。

我一个人独守空房。

透过窗户看着表姐家的大院子,我内心一刻不停地在想:乐怡如果让学校拒签了,我们俩啥时候买票回中国呢?

像在飞机上张镇塔所说的“黑下来”的做法,我也认真思考了一番。我觉得不到万不得已的情况下,我们绝对不该走这条路。如果在美国过的是人不人、鬼不鬼的日子,那为什么还一定要留在美国呢?在中国,好歹我也是名国家干部啊!

在表姐家转悠了一天,我也没找到他们家的灶台。连烧开水的壶我都没发现——我后来才知道,他们家压根就没有这些东西。

到了中午,我觉得有点饿了,就掰了几块面包,就着自来水咽下去了。

下午,娇娇放学先回到家了。小姑娘围着我问了几百个问题。你家有没有小孩?是小妹妹还是小弟弟?她都有什么玩具?那些玩具都是谁买的?……

正当我感觉无法招架的时刻,电话铃响了。娇娇连蹦带跳地去接电话。

娇娇拿着电话讲了好几分钟,我一句都没听懂。她是在用英语讲电话,令我敬佩不已。

过了一会儿,娇娇手拿着电话,扭过头来,用中文对我说:“叔叔,我爸爸问你今晚想吃什么菜?”

哦,弄了半天我才明白,这是王品一打来的电话。

我连忙对娇娇说:“随便。”

忙对娇娇说:“随便。”

娇娇这回也用汉语对着电话讲:“爸,叔叔说想吃‘随便’!”

我都听到了听筒中传来王品一哈哈的大笑声。

又过了一会儿,乐怡和郑莉姐俩有说有笑地进屋了。而且,她们俩是在用英语对话。

乐怡一进来,我双腿不停地在抖,我真不知道乐怡带回来的是什么消息,是好,还是坏。乐怡好像没看到我一样,径直走到娇娇的面前,并用英语讲起话来。我还是一句都听不懂。

乐怡:“嘿,今天的事咋样啊?”

我实在等不及了,就张嘴问乐怡:“嘿,今天的事咋样啊?”

乐怡连头都没转过来,反问道:“你指啥事?”

我强压着怒火,说:“还能有啥事?报到的事呗!”

乐怡不咸不淡地回答道:“报完到了。我今天还跟班上了几堂课。表姐今天班都没上,陪了我一整天。”

表姐郑莉笑着说:“其实也是我自己乐意陪你。活到现在,我最愿意干的活就是坐在教室听课了。好,你们休息一会,我去准备一下晚饭。”

娇娇马上用英语叽里咕噜跟她妈讲了一阵子话。我猜得出来,是告诉她妈,她爸来电话了,今晚由她爸爸负责做饭。至于“随便”那道菜,她跟没跟她妈妈讲,我就不知道了。

乐怡对我不理不睬的态度令我很恼火,但得知她已经顺利报到了,我心中的气立刻烟消云散了。

谁说美国人办事教条,不通情达理?这不挺讲人情味的吗?

我听完后,越发恨张镇塔这个小子了。他的一句话,吓得我一天一夜都没合眼!

王品一回来,我们就开饭了。饭不是自己做的,是王品一在下班回家的路上,到一家中餐馆订的餐。

人逢喜事精神爽。虽说这家中餐馆的饭菜味道,不如我闭着眼睛做得好,但乐怡能够顺利就学,就说明我们来美国的第一步宣告成功!我和王品一不约而同地提议,今晚我们哥俩好好喝两杯。

酒是我从国内带来的上等瓶装白酒。王品一还是有些酒量的,我们俩没太费劲就把一瓶白酒给喝见底了。

晚上,我洗漱完毕,趴在床上,推推已经躺下的乐怡:“嘿,今晚咱们高兴高兴?”乐怡快速翻过身去,甩给了我一句话:“去去去!人家明天还得早起赶去学校上课呢。”房间里的灯关了。我内心感到一片漆黑。

中国人常讲,万事开头难。难就难在需要办的事太多,又摸不着门。

我和乐怡初到美国,有很多很多的事情需要去办理。诸如,个人的社安号、银行卡、保险、临时打工卡等等一堆事。

要是在中国还好办,至少我们两个人可以分头办一些事情。可这是在美国呀,出门就需讲英语。遗憾的是,我们国家的学校,从中学到大学,老师都不注重教口语。所以,别说我不敢出门,我看乐怡这个学外语专业的人,出门在外与人讲话时,也倍感吃力。

好在有表姐和姐夫的帮忙指导,我们大约在一个月内就完成了其他留学生需要三四个月才能完成的各项琐事。

剩下的就是只能凭我们个人本事去完成的事:考驾照。

中国人把驾车当作一门职业技能。在美国驾车,那完全是人的一种必备的生活技能。没有车,就等于没有腿;没有腿,你怎么在美国混?

我和乐怡在国内时,只会骑自行车,汽车的方向盘碰都没碰过。但是,我们俩都认为,我学车考驾照,肯定会快一些;乐怡笨手笨脚的,通过驾照考试肯定会慢一些。

但事实与推测正好截然相反。乐怡一次性通过考试,我第五次才勉强过关。

路考那天,王品一驾车把我和乐怡送到考点。一位老黑考官先点了我的名,所以,我就先上路考试了。

我和乐怡是用半个月的时间突击学车。除了交规熟烂于心外,真正练车的时间,加起来也不过十个小时。而且,为了省钱,我们都没去正规的驾校,都是王品一利用休息时间陪我们练车的。

开始还算好,老黑考官在一旁连续说:“不错!不错!不错!”

在接近一个十字路口时,我已经真切地看到了立在路口的“Stop”标志。

当我正要轻踩刹车时,我听到老黑嘴里发出“Start!”的指令。Start翻译成中文的意思是开始、前进的意思。我傻乎乎地给车加了脚油,快速地通过了十字路口。

老黑给我做了个鬼脸,说句:“对不起!”就毫不留情地给我Down掉了。

我涨红着脸回到了休息室。

乐怡一看到我进来,就急切地问我:“是Pass,还是Fail?”

我难过地摇摇头。乐怡还没来得及问我为啥Fail了,她已经被那个老黑领出休息室了。

据后来乐怡回忆,当她知道我Fail之后,大脑一片空白。她心想,连我都没Pass,她肯定也Pass不了了。

她上车后紧张地问老黑:“我该做什么?”老黑告诉她:“先系好安全带”。乐怡照做了。

然后她又问:“接下来我该做啥?”老黑告诉她:“检查、调整左右倒车镜、后视镜和座位。”乐怡照做了。

然后她又问:“接下来我该做啥?”老黑告诉她:“转动钥匙发动汽车”。乐怡照做了。

乐怡就这样,在老黑的指令下,亦步亦趋地把车环绕车场一周。

回到起点,关灯熄火。老黑对她一咧嘴:“恭喜你!你通过了。”

十天后,乐怡的驾照就被寄到了表姐家。当时我无地自容,看到我难堪的样子,王品一出来给我打圆场:“在美国,女人就是会受到特殊照顾的。”

后来,我在接二连三地Fail后,就更确认王品一讲的话是实情。

我历经5次路考才拿到驾照。这给我带来的,不仅是耽误我晚开了几天车,而且,从此往后,在我与乐怡发生的口角中,我有了被她称为“没知识、没本事、没文凭”的铁证。

在美国生活还不到一个月,在乐怡的口中,我已经成为“三没”产品了。

接下来的日子,我将还会演变成什么样的产品呢?——我在内心问自己。

乐怡上学的华盛顿乔治城大学,紧靠首都华盛顿特区与弗吉尼亚州的界河波托马克河,离表姐家不算太远。早上表姐开车捎上她去学习,不到10分钟就到了。下午放学,乐怡只好自己走回来,大概需要40—45分钟。

那条界河波托马克河是美国中东部最重要的河流。美国人于18世纪在这一段的河面上架设一座铁桥,为纪念建桥人,把该桥命名为“K桥”。K桥全长500米左右,桥上双向4车道。两边各有一排人行道。

多年以后,乐怡说,她在美国心境最美丽的时刻,就是她每天放学后,独自一人,走在K桥上,怀里搂着几本书,迎着夕阳余晖,享受着阵阵微风,身体如同桥下的河水,自由地缓缓流淌……

乐怡也说过,她这辈子选择去乔治城大学读书,是唯一的永远的无怨无悔的选择。

其实,乐怡当时接到三所美国大学的录取函,除乔治城大学外,还有一所国际基督教大学和美国南方一所没什么名气的大学。

前者毫无疑问是学习神学。我们是生在新社会,长在红旗下的一代,对神学敬而远之。后者是学大众传媒专业。我是赞同她到这个学校的。可她嫌这个学校在南方——当时在乐怡的脑海中,美国的南方都是荒山野岭。我也不知道她怎么会有这种印象的。

乐怡在乔治城大学学的是国际政治关系学。之所以决定上乔治城大学,因为该校位于美国首都华盛顿特区,此地肯定是山美、水美、人更美,是天堂中的天堂。另外,两年后,乐怡作为国际政治关系学专业的硕士毕业生,保不齐会成为一名女外交官,甚至当上联合国秘书长呢!

乐怡的前途,想一想,都会令人睡不着觉的。

一个多月过去了。华盛顿地区的大地已经有了冬去春来的迹象了。

以前我只知道日本有樱花,其实,每年这个时期,华盛顿的樱花绝不比日本的樱花逊色。表姐家的大院内,就星罗棋布地种着十几棵樱花树。

说老实话,我真的不太喜欢樱花。樱花的花瓣是白中带粉,给人一种忧伤离别的感觉。也许,这是现实情境使我产生的感觉吧。

我和乐怡从表姐家搬出来住了。

我们在表姐家没住几天,乐怡就向表姐表达了我们希望自己找房子搬出去住的想法。因为来美国之前,我和乐怡就商定好了这事就这样办。

表姐一万个不答应。她说,家里有房子住,何必再浪费钱到别处租房子住呢?甚至表姐还开玩笑说,如果你们钱多,就给我付房费。等我们真要给她付房费时,她又虎着脸说我们太小瞧她了。一句话,就是希望我们俩免费在他们家常住下去。

如果说表姐的善意是一家人亲情所致的话,表姐夫王品一做人做事,那可就更让我们心服口服了。他平日里,不但一点牢骚、反感没有,而且,什么事都替我们俩想在前头。

以前我总是认为学习好的人,都像榆木疙瘩,明哲保身,难以交往。王品一的这种表现,征服了我,也征服了乐怡。按乐怡的话说就是:嫁人就应该嫁给姐夫这样的人。

但是,不管怎么说,我俩去意已定。并且,乐怡已经开始看报纸上的房源广告,寻找合适的房子了。

最后,王品一无奈地对我们说:“我有一个教友,他们前不久全家搬到西雅图去了,但他们在这里的房子还没卖掉。他临走前委托我照看这个房子,直到帮他把这个房子卖掉。这样吧,我先跟我这个教友打个招呼,如果他同意的话,你们就先搬到他那个空房子里免费住。平时帮助清扫一下,遇到open house时,你们帮助接待一下。你们愿意吗?”

没等王品一说完,我就迫不及待地说:“那敢情好了。”

王品一打电话跟他的那个教友一说,人家不仅同意了,还说,在我们帮助照看这个房子的期间,他会按月给我们一定经济报酬的。

当然,这个报酬我们绝不会要的。白住人家的房子,还管人家要钱,这还有天理吗?

我和乐怡本身行李也不多,用我们新买的二手车,一次就搬完了。

这个房子离表姐家也不远,就隔4个街区。从乐怡上学的距离的角度看,基本一样,等于没搬。

虽说这个房子不是我们买的,甚至租金都不用付,但我们感觉这就是我们的房子,这就是我们的家。

在我们搬到新家的第一个周末的晚上,我和乐怡刚刚吃过晚饭,餐桌上碗筷还没来得及收拾,就听门铃响了。我和乐怡一同开门纳客。

娇娇还没等门全都敞开,就从门缝中钻了进来,直扑到乐怡的怀里。我与王品一也紧紧拥抱了一下。

表姐郑莉嗔怪道:“嘿嘿,你们也太过分了啊!就把我一个人晾在一边,太欺负人了啊!”

乐怡忙说:“大姐快请进。”

王品一对我神秘一笑,说:“别忙,还有一位贵客在门外呢。”

贵客?我心里十分迷惑,我在美国还有贵客了?

我跨出门外,放眼一看,果然还有一人在外面站着。这个人就是杨棉。

乐怡领着表姐一家人在客厅坐着唠嗑。我把杨棉引到餐厅,坐在餐桌旁。

杨棉说他还没吃饭呢,我就把剩菜热了热给他吃。我本想给他重新做点饭菜,可遗憾的是,今天是周末,冰箱里确实是一无所有了。

杨棉一边大口吃饭,一边诉说他自己这一个多月的经历。

他是刚刚找到我表姐家的。今天上午他乘灰狗从里士满来到华盛顿特区。下车后,坐出租车找到表姐家。

这些天,他一直待在里士满。

然后,他头不抬眼不睁,一边吃东西,一边问我:“我今晚想在你这儿住一夜,行吗?”

我随口回答道:“没问题。几夜都行。”

杨棉还是嚼着东西问我:“你就不担心我是个坏人?你不害怕?”

我笑着说:“哥们,我现在最不怕的就是坏人。我一个纯粹的无产者,你是能劫财呢,还是能劫色呢?”

杨棉还是低着头问我:“你就不想知道我的经历?”

我爽快地答道:“那倒是想了解。”

杨棉这回抬起头盯着我说:“你问吧。我保证实话实说。”

我嘻皮笑脸地随便一问:“杨棉,这是你的真名吗?”

杨棉回答道:“不是。”

我大吃一惊:“啊?”

一个人用假名在外头混,他可能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呢?我的心一下子提到嗓子眼了。

杨棉问我:“你害怕了吧?”

我下意识点了点头。

杨棉问我:“你现在后悔答应我今晚在你这里住了吧?”

我又下意识点了点头。

杨棉似乎微笑了一下,说:“那好吧。我就不打搅你了。谢谢你这顿晚餐。我走了。”说完,他站起来,向门口走去。

我们一心想从表姐家搬出来,有两个说不出口的原因。

一是我和乐怡最近经常闹意见。两个人躲在自己的房间里,尽量压低声音相互争吵,那是夫妻争吵战中最痛苦的战斗形式。特别是,我们都担心万一哪天两个人同时控制不住了,在表姐一家人面前,真实地展现出我们的战斗情况,那会令我们所有的人都感到难堪的。所以,我们俩都希望快点搬走。

另一个说不出口的原因是,我们俩都急于想到外面打工。按乐怡同志分析,我只能在餐馆里刷盘子。除了怕郑莉和王品一两个大博士笑话外,我也担心把餐馆的气味带回来,让人家觉得恶心。但是,话说回来了,我们俩能不打工赚钱吗?我们自己生活需要钱;抚养孩子需要钱;孝敬父母需要钱;人情往来需要钱。至少,为尽快还上我们这次出国所欠下的外债,我们也需要打工赚钱啊!

特别是对于我,什么是来陪读的?呸!那是拣好听的说。说白了,我就是来打工的。美国的好山好水不属于我,属于我的是烟熏火燎的厨房。

在我们还没离开表姐家前,我就开始寻找工作了。

有一个早上,当上学的,还有上班的人都走了之后,我往自己的挎包中塞了几片面包,又放了一瓶水,就按照地图,向距离表姐家3英里的地铁站进发了。为什么要去那里呢?因为有一次,王品一开车途经那里时,我见到那里聚集了很多人。所以我马上问他,这是什么地方。王品一告诉我说这是地铁站,三教九流的都愿意在这里混。并告诉我,没事不要到这里,不安全。在美国发生的抢劫案,十有八九是在地铁站周围发生的。

我用了一个小时的时间,徒步走到了地铁站。因为很早,地铁站没有我那天见到的那么些人。我有些失望。有点起了个大早却赶了个晚集的感觉。

我希望这里人多。多一个人,就多一份信息,我也就多获得一份打工的可能。我现在最着急的是上岗——打工——赚钱!

美国的地铁车站,多数像中国的火车站。中国的火车站外面不远处,就是公交汽车站。同样,美国地铁站外面就是Bus车站。

我远远地看见,在Bus车站附近的一个老者正坐在凳子上晒太阳,我便走了过去。

通过我努力地听,反复地问,再加上猜,我知道这个老头是个越战老兵,而且是一个伤残军人。他单身一人,就住在这附近。他现在没有工作,准确地说,他不需要工作。如果非要给他安排个工作的话,那他每天就是睁开眼睛,尽力花美国国库中的银子。

不到十分钟,我就决定不跟他瞎扯了。一个自己都没工作的人,还能帮我介绍工作吗?

我有些沮丧地四处溜达,观察着上班族行色匆匆的样子。

我有些越来越饿的感觉,我这才意识到我早上没吃饭。我索性站在马路边,把准备中午充饥的面包片,就着水,大口地吃了起来。“嗨,你是华人吧?”有人在用汉语跟我讲话。“啊,是啊!你也是中国人?”我寻声看到跟我讲话的是一个40多岁的人。“不,我是台湾人。”“台湾人不就是中国人吗?”“大陆是大陆,台湾是台湾。”

我从兜里掏出香烟,抽出一支烟递给他,说:“请尝尝大陆的烟。”

那个人接过烟,没直接叼上,而是低头查看了一下香烟的牌子。“喔,红梅牌。没听说过。”

我用火柴点着火,说:“请点上。尝尝。”

那个人一口气把我递过去的火吹灭了。说:“对不起,我不吸烟。”

我心里骂道:耍我啊?你他妈的不吸烟还接我的烟,逗我玩吗?

那个人好像读懂了我面部表情的内容,说:“别生气,年轻人。我没有恶意。我确实不吸烟,但我是卖烟的。所以,我对任何香烟都感兴趣。大陆的烟草市场情况,我不太了解。我现在想给你一份工作,不知你愿不愿意?”

我的妈呀,天上掉下个大馅饼。“啪”的一声,砸在我的脸上。我激动得都不知道是该说疼,还是该说谢谢了。“什么工作?”“莫急,莫急。我现在马上要乘地铁去机场,到日本出差。两周后回来。到时候,你跟我联系。这是我的名片。上面有我的电话。OK?”说完,他就转身向地铁口走去了。

我接过名片,也“OK”了一声。然后,把那张名片在手心里攥成个团,正要随手扔到地上,突然觉得那样太不文明了,所以,就悄悄地把手中那个小纸团放到了裤子兜里。

看着那个人的背影匆匆地消失在地铁口,我比刚才更气愤地骂道:“该死的杂种!你当你大爷我是三岁小孩,说骗就骗啊?这是在美国,爷爷我不跟你置气。这要是在中国,我一定会揪着你的衣领子,让你立刻告诉我是什么工作?要是敢忽悠我,当即两个‘冲天炮’,打得你满地找牙”!

这样看来,还是表姐夫提醒得对呀。地铁站这儿,鱼龙混杂,是非之地,不宜久留啊。

这一次,也是我来美后第一次出去找工作,就这样草草收场了。

那天我回到家里,白天发生的事,我跟谁都没说,打死我都不会跟乐怡讲的。学车考驾照,她已经1:0赢了我一局。我决不能在找工作方面再输给她。人活一口气,男人不能没尊严。

出国前,有一万个人煞有介事地告诫我,到了美国,一定要放下架子,老老实实地打工。他妈的,怎么就没人告诉我在美国怎样才能找到份工呢?我现在每日如坐针毡,嘴上的大泡此起彼伏。这种期盼工作的煎熬,肯定比打工辛苦的感觉还难过。

中国有句话,有困难,找组织。在美国,我的组织在哪儿?我还不知道。但我冷静一想,我与组织间的联络员是现成的。谁啊?王品一同志是也。而且,说来真巧,王品一确实身在一个庞大的组织里。

姐夫王品一,两年前已经受洗,成为耶稣的子民。与后来我所熟悉的广大基督徒们相比,王品一是非常虔诚的。

我给他下的评语是:“做的比说的好!”这本身也是王品一人品的写照。

那时,我还在表姐家住的时候,一个周日上午,表姐带着乐怡和娇娇去Mall购物,王品一领着我第一次去了他们的组织——教会。

到教堂做礼拜前后两个小时。大家又是说,又是读,又是唱的。我也滥竽充数地跟着一通忙乎。

其实,这次不应算是我第一次进教堂。

上大学时,一个星期天,我和乐怡没事瞎溜达,路过大海市的基督教教堂。我心血来潮,拉着乐怡就迈进了教堂的大院门槛。

没想到,大海市的基督徒有那么多。多得让很多人只能站在室外做礼拜。我和乐怡进去的时候,礼拜已近结束。教会人员正在给大家发圣餐呢。我一听有吃的,就坚决没走。最后,白得了一块小饼干。吃了之后感觉味道和商店卖的饼干差不多。

出来之后,乐怡跟我说:“我们英语课上学《圣经》时,老师说,没受洗的人是不能吃圣餐的,吃了不好。”

我马上急了,说:“你倒是早说啊!你就好整这‘马后炮’!”“我要是早说了,你能听吗?”“那我现在已经吃了,会有啥后果呢?”“也没什么后果,就是下次去,你少吃一块就行了。”“你有病吧?刚才你说我吃了圣餐不好,现在你又说吃了无所谓。你戏耍我啊!”“对不起,我错了,我错了。请大人别生气了。”

如今我老在想这个问题,我命途多舛,是不是那次骗吃圣餐产生的后果呢?

王品一的这个美国教会,中国人、美国人都有。中国人就七八个。我能讲上话的,就一个人。其余的那几位,我实在难于沟通。或者是一句中文不讲的主儿,或者是年纪八九旬的老人家,坐在那里都颤颤巍巍的,说话颠三倒四的。我真怀疑这些老人家,连人话都听不利索,上帝的讲话,他们能整明白吗?

我能接触上的那位叫李子金。英文名字是杰克·李。这哥们跟我一样——陪读的。我们后来一聊,我才发现,我俩的人生轨迹有很多相似的:大学毕业、来美的时间, 1岁大的女儿,国内公务员的身份,还有他老婆也在乔治城大学留学。

有一点不太一样的是,我到教会来是以寻朋友、找关系为目的。他来教会的目的是免费练英文听力的。

这小子的特点就是会省钱。都说我们中国人爱节约,李子金可谓中国人的“节约天王”。这一点他自己也承认。有次我们两个人喝酒,他酒后吐真言,他说他平时连自己的屁都不舍得放。理由是他的屁是沼气,积攒起来可以发电。那样的话,家里的电费就省了。

我问他:“找工作了吗?”

他回答:“没找。不想找。”“为啥?”“我算过,像我们这样外语不好的人,只能干些工资标准最低的工作,一个月下来顶多千八百的收入。但为了这份工,你还得买车,还得买保险,还得上税,还耽误给老婆做饭。我老婆在外边吃一餐饭,就是五六美元。都快赶上我打工一个小时的工钱了。你说,外出打工值吗?”

李子金的老婆徐慈颂一年四季的午饭,当然还包括早餐和晚餐,只吃李子金做的。徐慈颂对我说过,吃别人做的饭,她吃不饱。

我和小李子认识之后,最大的好处是能有一个陪我闲唠嗑的人了。因为两人有相同阅历,谈起来还是有共鸣的。

只是有一点美中不足。在白天,无论你有多么要紧的事打电话找他,他都不会接。他接打电话的时间是每天晚9点至早6点。这段时间在美国用手机打电话不花钱——免费。

背着杰克·李,我给他起了个外号:Free·lee(免费李)。

我在家闹心的时候,我就和小李子在电话中闲扯。从晚上9点可以一直讲到早上6点。反正我们俩都没工作。白天补觉呗。

我能找到第一份工作,说老实话,要感谢的人是杨棉。

杨棉那天手都摸到门把手了,一把让我拉了回来。不容他分说,我直接把他拽到了地下室。因为这家的房子要卖,所以地下室收拾得非常干净、整洁。

我们俩出入这个来回,乐怡和表姐他们一家人一点都没察觉到。我和杨棉坐在同一个沙发上。许久无言。

我和杨棉坐在同一个沙发上。许久无言。

听到表姐一家人要走的声音,我快速上楼,与他们告别,致谢。然后,我对乐怡说:“我今晚要跟杨棉谈事。你先睡吧。”

其实,后面那句话没必要讲。我们现在房间多,从搬进来我就没和乐怡在同一个屋里睡过。

转身,我走到地下室,用一次性纸杯,给杨棉倒了一杯水,放在我们面前的茶几上。

等我坐下,杨棉好像已经下了决心似的,对着我,对着我们对面的墙,对着灯,开讲了:“至于我是叫张三还是李四,已经意义不大了。为了方便,以后,还是管我叫杨棉吧!呵呵,如果咱们还有以后的话。我是一名逃犯,好像是应该叫逃犯。我是学计算机的,在银行工作。快两年了。半年前,我一时鬼迷心窍,把一家外贸企业的国际汇兑私自截留了5万美元。后来,我寝食难安,惶惶不可终日。我只好三十六计走为上策,花了1万美元买了本名为‘杨棉’的假护照,并以商务考察的名义申请到了美国签证。这样,我们就在机场巧遇了。我当时箱子里东西不多的原因,就是我慌不择路造成的。前些天,我确实去了趟里士满。每天自己躲在汽车旅馆里,想到过回国自首,也想到过自杀。最后,我决定,先回到你这儿,请你帮忙,用你的名义在这附近帮我租个房子,一间就成。租期半年。我希望用半年时间办成两件事。一是我准备申请难民庇护,以期获得合法居留身份。二是抓紧时间学习,准备美国注册会计师资格考试。半年内,如果两者都实现了,我今后就可以在美国落脚谋生。否则,便得回国自首。”

杨棉陈述完了。我的内心反倒没什么可担心的事了。自己的路自己走,自己的梦自己圆。

我起身站起来,伸了个懒腰。对杨棉说:“这个房子也不是我们花钱租的,在我们搬走之前,你也可以同样享受免费待遇,你就住这个地下室吧。我困了,上去睡觉了。对了,你的事对我家人谁都不要讲。你就告诉他们,你是从银行辞职的,准备在美国做注册会计师。”

我对杨棉的叮嘱,实际有些多余。自从我们到美国之后,乐怡对我以及跟我有关的人和事,她一概不关心、不过问、不打听。我戏称“三不政策”。

美国别墅的地下室,往往有自己的出入门。杨棉每日的行踪我概不过问。他除了有时到一楼厨房用下微波炉外,其余时候都不会上楼的。有时我请他上来讲讲话,他也固执地不上来,害得我只能往他的地下室跑。

杨棉把地下室已经演变成书城了,也不知道他老人家啥时候买了这么多书。我一本也看不懂。估计是应付注册会计师考试方面的书。

有一天晚上11点钟,我心里实在是太闹心了,就径直走到地下室,拉着杨棉,走出室外。

我递给他一根烟,他拒绝了,说他已经戒了。我说就算陪我了,整一根。

杨棉问我:“啥事闹心?”

我答:“找工作的事呗。咳,找不着。”“你能跟我讲讲,都是怎么找的吗?”

我就把自己最近与找工作有关的经过描述了一下。他听后,很轻松地说:“你这不是挺有收获的嘛!”

我诧异地问:“一个没找到,怎么算有收获呢?”“你刚才不是说,那个卖烟的人答应给你份工作吗?”“哥们,你太单纯了。那小子与我无亲无故的,两句话没讲,就说给我安排工作,谁信呀?”“咱俩也是非亲非故的,你不也让我免费住在这儿了吗?”“这是两回事。咱们是同一架飞机来美国的,属于难兄难弟,是有无产阶级感情的。他是谁?咱能和他是同一道上的人吗?”“老马,先别下断言。给他打个电话问问吧。也不费事。”“也是。按你说的吧。哎哟,他的名片我放在哪儿了?”

我急速返回楼上,开始搜找那张名片。

动静大了,把乐怡吵醒了。

乐怡鼻子不是鼻子脸不是脸地质问我:“你大半夜的不睡觉,在这儿折腾啥呢?”“找张名片。”“谁的?”“一个老美的。”“老美的?你现在跟谁学的,张嘴就撒谎!”“你怎么就认定我撒谎呢?”“你一天大门不出二门不迈的,还会有老美给你名片?做梦呢!”乐怡不屑一顾地转身回自己的房间去了。

乐怡不屑一顾地转身回自己的房间去了。

不知为啥,以往听到乐怡这种讥讽的话,我都会怒火万丈,大发雷霆,但这次我镇定自若,心中甚至有几分窃喜。我心想,你就自高自大,自以为是吧,等我找到名片,找到工作了,我再讥讽你也不迟。

终于在我的一条裤子的兜里,翻出了那个被揉成一团的名片。名片上名字叫“Ali Huang”。哦,卖烟的那个老小子姓黄。盯着名片,我会意地笑了。这哥们姓黄,中文名字是叫“黄鼠狼”吧?

对了,中国老话讲,黄鼠狼给鸡拜年——没安好心。Ali Huang一见面就能说给我介绍工作,莫非也没安啥好心吧?

我第二次见到“黄鼠狼”是在他的办公室里。他的办公室在华盛顿特区第十七街上。“黄鼠狼”办公室不算大,就一间小屋。工作人员一共才三个,还包括他自己。

但日后我明白了,对于一个移民来说,这辈子能在华盛顿特区有间这样的办公室,绝对是可望而不可即的了。有些华人回国吹牛,说他(她)在美国首都华盛顿工作, 99%都是胡说。准确地说,他们是在美国首都华盛顿附近的地区工作。这个地区范围就广了。大华府地区包括华盛顿特区,简称DC,还包括马里兰州的一部分,还包括弗吉尼亚州的一部分,就是表姐和我们现在住所的附近地区。

另外,日后还让我明白一点,在美国,特别是在DC,乘地铁上班的人中,经商的可能是亿万富翁,从政的可能是政府的一名部长。

我当时对“黄鼠狼”不以为然的原因是他和我一样,是个没车族。

一个和我一样穷的人,还能帮我介绍工作?我犯了个狗眼看人低的毛病。

那天,一大早儿,我还是先徒步到地铁站,然后乘地铁到了华盛顿特区十七街附近。出站,一眼就看到“黄鼠狼”电话中给我说过的他们公司所在的办公楼。“黄鼠狼”也不客气,刚一见面就提醒我:“对不起,这里不能吸烟!”

我把手从衣兜里尴尬地抽出来。“我这间小公司是做烟草生意的。主要销售的地区在台湾和东南亚一带。最近我准备开发日本和大陆市场。关于日本的事,先不讲了。我请你来的意思,是想请你帮我开发大陆市场。不知你是否有兴趣?”“对不起,我以前没做过生意。你刚才讲的我不怎么明白。你让我干啥?”“一句话,你回大陆去,把我们公司经销的香烟拿到大陆去卖。OK?”

我一听,来时热血沸腾的心,一下子降到了冰点。

这怎么可能呢?我费尽艰辛万苦,好不容易来到美国。凳子还没坐热乎呢,就让我回去?啊——呸!真是“黄鼠狼”给鸡拜年没安好心。

我反问一句:“那你为什么不自己去开拓大陆市场呢?”“No,no。大陆刚改革开放,政策还不稳定。我身为台湾人,担心人身会遭到伤害。所以,我想请人替我做大陆的生意。”

我十分明确地告诉他:“No!”

他很吃惊我的回答。隔了几秒钟,他问我:“你不想听听我给你开出的条件吗?”

我义正词严地说:“不。我只关心能够在美国这里的工作机会。”

我当时觉得自己这样回答特有正义感,特爷们!“黄鼠狼”无奈地摇摇头。然后,用好奇的眼神问我:“那你想在美国做哪一类的工作呢?”“什么工作都行。只要给钱的活都干!”“送外卖可以吗?”“行啊,没问题!”“一小时最低工资5美元。”“行!怎么你们还干送外卖的生意?”“黄鼠狼”从桌子上名片盒中,取出一张名片,并在名片上用英文写下一个地址,递给我,说:“按这个地址找王老板,跟她说是我介绍你来的,她会给你一份工作。再见!不送了。”

那天,我当天就干上活了。只是在实习期,老板不付工钱。白干了大半天。

晚上回来的路上,我异常兴奋。想一下子飞到家,对着乐怡高呼:“我有工作了!我不是‘三没’产品了。我比你强!”

我伸出自己的双手。左男右女——左手代表我,右手代表她。考驾照,她赢了我,我竖起右手的食指;这次找工作我赢了她,我竖起了左手的食指。1:1现在两个人是平手。

乐怡,你等着!下一步就该比谁挣钱多了?我堂堂七尺男儿,有的是力气,你还能拼过我?咱们骑驴看唱本——走着瞧吧!

我一进家门发现,乐怡已经回来了。而且,她居然都没等我一起吃饭,自己先吃上了。

我大人不记小人过,不与女人计较这些细枝末节。只是问了句:“没有酒啊?”“我看你像瓶酒。你以为这是在中国呀?”“平常日子也就算了,今天怎么应该整点酒吧?”“今天?今天啥日子?就你小样还有啥喜事咋的?”“喜事到不敢说,确实有件事要告诉你。”

到不敢说,确实有件事要告诉你。”“你先别讲了。我差点忘了,还有件事想告诉你呢。”“啥事?”“我今天找了份工作。在学校内的一家餐厅做收银工作。现在,你说吧,你想告诉我啥事?”

我听乐怡说完,马上想找面墙撞死。天哪,既生瑜,何生亮?“你说话啊——你刚才不是说有事要告诉我吗?”“嗯,没啥大事。我今天给表姐家打电话没打通。”我语无伦次,都不知道该编什么样的瞎话了。“你真是个‘三没’产品。电话没打通,也算个事?你更年期提前了吧?”

找工作这一仗,我和乐怡打个平手。双方各得0.5分。总成绩现在是1.5︰0.5,还是乐怡领先,我暂时落后。

男左女右,若用手指头比划出1.5︰0.5,该咋比划呢?这个问题我连续想了好几个晚上也没想出来。

我在美国的第一家打工的单位是一家中餐馆。老板是母女俩。大女老板近50岁,这个饭店是她老公,即小女老板的亲爹离婚后给大女老板留下的“遗产”。

大女老板全职负责经营这个餐馆。小女老板是大一学生,只要有时间,她都会来店里负责收银。

我只知道大女老板姓王,大女老板叫啥,我干脆就不知道,小女老板名字叫珍妮。她姓什么,我也不清楚。

这家餐馆的菜,按中国人的标准看,猪都不愿吃。按美国人的喜好看,这家算是最地道的中国餐馆。历史上曾有几位美国总统、国务卿都来过这个小店。国会议员、政府官员几乎天天都有人光顾这里。

当然,这个小店会贵客盈门,有一个重要的原因是它的地理位置——该店恰好在美国白宫与国会山之间。

正因为这个小店生意红火,才能给我一个就业机会——送外卖。

通常在美国,只有生意不好的店才请不到外卖工。对于生意好的店,想去送外卖的人争先恐后,赶都赶不走。而这个母女俩的中餐馆,却始终招不满送外卖的小时工。原因是他们的店需要靠双脚送外卖的打工者。

在华盛顿DC,特别是在中午,在马路上开车比在地上爬还慢。送外卖的人,需要穿梭于各楼宇之间,驾车是不可以的。

这家要求外卖工的条件太适合我了。我,是在大学时闻名全校的篮球健将啊,特别是以步法移动迅速见长。我真想跟女老板说,所有的外卖都由我送吧!

这份活的收入,令我非常满意。当初“黄鼠狼”跟我说每小时5美金,我以为我只能挣这些钱呢。实际是,每小时5美元是饭馆老板付给我的打底工资。我们送外卖的绝大收入来源于客人的小费。

华盛顿DC办公大楼里的都是什么人啊?那都是有钱有地位的主儿啊!有时候,他们给我的小费比餐费还高。

当送外卖这个活做久了后,我总结到,能很爽快给小费的人,绝不是单单有钱。关键看他有没有身份和地位。一个大老板,他可以好意思当着自己的员工面前给你2块钱小费;一个政府部门的部长,哪敢拿2块钱做小费。政府官员是靠名声混日子的。小费给得少,那就说明你鄙视劳动人民!要知道,政府公务员的工资是我们这些劳动人民给发的。

一个月下来,我把装在罐子里的钱一清点,我的妈呀,总共3678美元。折合人民币3万多块钱哪。这是我在大海市冶金局需要工作30年才能赚到的钱!

若是在中国,我赚到这笔钱后,都可以退休了。

不跟国内的情况比,就是与乐怡比,我肯定也会远远胜出呀!我这月赚的钱是她收入的3倍还多。

这一仗,我以压倒性优势获胜。目前,总比分是1.5:1.5,两人平分秋色。

算账的那天晚上,我没经乐怡批准,擅自到酒店(美国卖酒的商店),搬回一箱啤酒。把它直接搬到地下室,与杨棉一起痛饮了一把。

美国啤酒的劲儿太大,我们俩还没喝到半箱呢,我就神志不清了。

在倒下去的时候,我好像听杨棉跟我说,其实,我更应该选择替“黄鼠狼”回大陆卖烟的那份工作。

1995[农历猪年]

我们来美国整整两年了。为了庆贺我们来美两周年,我们全家人去李子金他们家会餐。

让人很难想到的是,发起本次活动的组织者,不是我,也不是李子金,而是乐怡与徐慈颂。

我和李子金认识不久之后,在同一间学校留学的乐怡和徐慈颂不期而遇了。而且,后来她们姐俩走动得非常勤。

还有让人很难想到的是,本次聚餐人员不是4位而是7位。除了我、乐怡、小李子和徐慈颂外,新增的成员有我女儿马怡乐,我的丈母娘——乐怡的母亲,再有就是小李子家的千金李翠。

真是命中注定,我和小李子有很多相似的经历。这回,两个小朋友来美国,又是在同一天。只是马怡乐飞抵的是里根机场。李翠降落在马里兰巴尔的摩机场。这个机场距离我们这里将近100公里,但机票价格要比降到里根机场便宜很多。而且,他们把李翠交给空姐护送过来的,这样比我们少花了一张机票钱。这种选择完全符合李子金“省钱才是硬道理”的人生准则。

马怡乐的到来,对我没任何影响。我该干嘛干嘛。白天马怡乐有乐怡她妈照看。

小李子可就不行了,现在除了每日三餐饭照做,白天还得全力以赴照顾李翠。这下,他就更不能出来打工了。

凡事有利就有弊。虽说马怡乐不用我费力劳神,我清闲了,但也有个恶果:马怡乐与我一点都不亲。我一抱她,她就会声嘶力竭地哭。

平日里,我利用送外卖的机会,看到有好看的玩具就给她买,但没任何作用。久而久之,我也就不愿向她伸手了。

到李子金家聚会,我才发现,他们家的情况和我们家正好反过来了。李翠都三岁了,可她就好像长在李子金身上了似的,每时每刻都不愿离开她爸。

反观徐慈颂却像我一样。空着手,走来走去。只是,我觉得自己这个样子有些尴尬。而徐慈颂却完全是心安理得的样子。

徐慈颂更多时间是跟乐怡讲话。最近,她们俩一直在讨论毕业工作的事情。

徐慈颂在乔治城大学学大众传媒专业,所以,她把自己的择业领域定在两块,一是到学校当老师。二是选择新闻媒体行业。

客观讲,无论从女性长相角度,还是从智力能力角度,如果说乐怡是凤的话,徐慈颂最多算个山里散养的下蛋母鸡。这一点,徐慈颂也是这样讲的。所以,她常跟乐怡讲:她,能来美国;她,能找李子金做老公;她,能生个健康的李翠;她,未来还能在美国任何一个地方、任何一个单位有任何一份工作——那么,她,这辈子就胜利完成任务了。

乐怡每当听到徐慈颂这样讲时,她总是极力地表白自己的想法和追求与徐慈颂是一样的。说什么,只要有口吃的、马怡乐能够好好读书,让她怎样她都心甘情愿。她的经典台词是“谁让咱们是女人呢?”

可当乐怡一离开徐慈颂后,她马上会表示出对徐慈颂的鄙视。对原先的说法来个180度的调头。什么女人怎么地了?女人也不是天生就比男人矮一头。女人的幸福只能靠自己……

我真不明白,乐怡的女强人的观念是什么时候形成的?大学刚毕业时,她整天说希望有一天,她不需要工作了,每天在家看看电视、看看书啥的。闲云野鹤的生活是她最向往的生活境界。

人们常说,女大十八变。从向往闲云野鹤的生活,到追求龙腾虎跃的生活,这是女人们的第几变?

如果说,这一变是发生在女性30岁的话,那么,从此我再也不会搭理这么大岁数的女性了。

这几个月以来,乐怡曾经有过几次在我面前,似自言自语,又似向我通报,她准备选择一些世界级,或者说,带有“世界”头衔的组织和单位去工作。诸如:联合国、世界银行、世界货币基金组织、世界粮食与卫生组织、世界贸易委员会、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以及世界核裁军组织。

来到美国后,我与乐怡已经没有了正常谈话的氛围、机会、态度和心情了。两个人的心,如同两股道上的车,擦肩而过后,两颗心的距离越来越远。她每天在干啥,我不知道。我挣多少钱,她也从未过问。所以,即使她讲有关其个人今后发展话题,我也懒得参与。

我心想,你选择这些世界级的单位还是太小,为啥不想到外太空的组织和单位去工作呢?诸如:火星改革发展委员会、月球经济与技术开发区管理委员会、太阳系计划生育管理中心、自然界动物灵魂收购站等等。想一想,能与外星人一同工作,那多牛叉呀!

说归说,做归做。无论从哪个角度,我都希望乐怡能心想事成,遂心如意!我之所以再也不想掺和她毕业找工作的事,因为我确实感觉自己对此事无能为力。

说老实话,对于美国的事,我也真不懂。说出的意见和建议,那也是瞎说。与其不负责任地瞎说,还不如负责地不说。然而,不管我说不说,我都十分清楚,在与乐怡的较量中,我又败下一阵。而且,这一仗,我败得惨不忍睹。

从此,人家是具有美国著名大学硕士学位的世界级的高端人才;我呢,是没知识,没本事,没文凭的“三没”蓝领穷小子。

我的前途是崎岖的,我的目标是忐忑的,我的理想是茫然的。

我内心的哨声已经响起:在马骏与乐怡的较量中,乐怡中场击倒对手而获胜!马骏被淘汰出局。

我独自一人,躲在暗处,悄悄地摘掉了心中那个积分牌。

那天,我在小李子家醉得一塌糊涂……

杨棉现如今已是今非昔比,否极泰来了。

他两年前制订的完成身份转换和取得美国注册会计师资格的奋斗目标,现在都已实现。只是他当初设想在半年内结束战斗,实际用了一年半的时间。

这两年,狗屎运一直伴随着他。

杨棉这两个目标实现后,后面的路就开阔笔直了。只是在选择就业还是创业的问题上,他纠结了一阵子。

按我跟他说的话是:人活着就会遇到事。坏事折磨人,好事考验人。有些时候考验人比折磨人还令人烦躁、不安。杨棉取得美国注册会计师职业资格后,他拥有了众多的工作机会:可以到企业当会计,可以到政府部门做审计工作,可以到上市公司做独立董事。当然,最名正言顺的是到会计师事务所工作。

从事会计师事务所的工作,又分两种可能。一是创业,成立自己的会计师事务所,独立执业,当老板。二是就业,到人家成立的会计事务所做一名注册会计师,给人家打工。

这里面有一个不得不提的个人收入问题。如果选择就业,工资待遇稳定,年薪10万美元左右。

如果选择创业,工资待遇或者说个人收入不稳定,年薪可能是10万美元,也可能是百万美元,也可能零或负数。

对于稳定还是不稳定的问题,中国人与美国人有着截然相反的看法。多数中国人都喜欢稳定。

美国人恰恰不这样认为。就业给人家打工是高风险的选择,被老板炒掉的概率非常大。而创业是自己给自己打工,或者说自己给自己当老板,只要自己不开除自己,就没有被开除的风险了,而且,从业绩中取得的个人收入的比例也高。

为这事,杨棉没少浪费我的电话费。因为后期,我们俩分开住了。我们在王品一的教友家舒舒服服住了大半年。后来,那个房子终于有了买家。我们,包括杨棉,就不得不搬出来住了。

表姐一家人还是坚决地希望我们回到他们家住。我和乐怡委婉地谢绝了他们的好意,在中国人聚集的马里兰州R城,租了一个Townhouse。按中国人的习惯说,就是单元楼。上下三层。之所以租这么大的房子,原因就是考虑到把我们的女儿马怡乐从国内接过来住。

杨棉是在弗吉尼亚州F城租的房子。仅一个房间,但不是地下室的房子了。

我和杨棉在电话中讨论如何选择他的工作去向时,开始我们俩各说各的理,谁也没说服谁。或者说,谁的说法都不具有绝对说服力。

后来,我们共同认定,在解决如何选择他的工作去向问题之前,必须先确定他的人生目标。而想确定他的人生目标,就得先从他的个人基本情况和先天条件入手。

一下子,我们解决问题的思路就豁然开朗了。杨棉自己说,他与众不同之处是“在逃犯”,客气些说是有前科。也正因为此,他人生最重要一点就是要低调,要隐姓埋名。或者说,他这辈子,只能取利,不能求名了。

在分析他的性格时,我们俩的意见是相反的。我认为,杨棉从他出事到今天,所表现出的心理素质是非常强的。

而杨棉本人认为自己的心理素质极差。他举了个例子:事发前,他体重是160斤,周围还有人管他叫胖子呢。现在呢?我们刚认识时,他的体重是120斤。如今,加上考试折腾,他老人家的体重一百斤出点儿头,好像都没有乐怡重了。体重下降得这么快,这还不足以说明其心理素质差吗?

综上所述,杨棉制订了与人合伙办事务所的战略方案。应该说这是条在创业和就业之间的折中方案。

最后,杨棉也如愿以偿地实现了当初的梦想。华盛顿DC一家大型律师楼选择他作为合伙人。

更有趣的是,杨棉的办公室就是“黄鼠狼”以前的那间办公室。

杨棉的美国梦正式进入佳境了。

我这两年一直在华盛顿DC的那家中餐馆送外卖。我已是这家餐馆里资格最老,业绩最好的外卖郎了。

一般人在这儿干不长。毕竟是要靠自己的脚赚钱的,与靠汽车轮子赚钱相比,当然辛苦多了。而客人不管你是跑过来的,还是开车来的,给的小费都是一样的。所以,刚来美国实在找不着工作的人,先在这儿委屈几天,一旦有其他出路了,人家就撂挑子走人了。

我之所以能挺过这么长时间,还是觉得这活挺能发挥我长处的。

每当我一接到送外卖的单子,想到马上就有美金小费到手了,我脚下就生风了,三步并作两步走,权当自己在球场上练习折返跑了。而且,干着干着,我就成为店里的老人了,就有了一些特权和实惠了。比如,单子好的活,我接;小单子,路又远的活,我就可以找借口不去。再比如,后厨的田师傅会经常给我单独炸些咸鱼、肉丸,下班后,让我偷摸带回家。

乐怡非常喜欢老田炸的咸鱼。她说这个味道让她回想到大海市饭店的名菜“咸鱼饼子”。每当看到乐怡含着泪吃炸咸鱼时,我就觉得自己挺有使用价值的,至少不应把我划到“三没”产品中去。

再有,在这儿待时间长了,与后厨的师傅、服务生,还有大小女老板都混熟了。大家可以相互间开开玩笑,甚至说点荤话也无所谓了。

小女老板珍妮是与我讲话最多的人。

第一次见到她时,是我们吃饭和午休的时间。每天下午3点钟是我们的午休时间。午休的时候,大家习惯聚在前台,因为那里有待客用的沙发。坐起来要比餐馆内的椅子舒服。

珍妮放学后,如果没什么别的事,都会来餐馆帮助她妈收银的。其他的活儿,她是绝对不会上手的。她甚至从来都不进后厨。顶多在服务生忙不过来的时候,她替服务生带位。

我们吃饭和午休时间大约有45分钟的样子。每天下午4点,又要开始晚餐的准备工作。

我们负责送外卖的在这时候没事。所以,我可以一直坐在前台的沙发上休息。

珍妮对我“Hello,Hello!”了两声,我当时没有意识到她是在跟我讲话。“喂,你这个人怎么这么傲气?”

我迷惑地问:“你是在说我吗?”“神经病!你四下看看,现在就我们两个在这里。我不跟你讲话,我还会跟谁讲话?”“呵呵,对不起。你是老板,我是打工的小伙计。我哪敢想老板会跟小伙计讲话啊!”“Stop! Stop!你刚才说你是小什么来着?”“小伙计啊!”“小伙计?小伙计和小伙子谁大?”

我哈哈大笑,她整一个“香蕉人”。

我问她:“你是ABC吧?小伙子和小伙计是两个概念。小伙子的意思你明白,是吧?小伙计这个词的含义,与年龄和性别没什么关系。小伙计是指打工者,而且是指技术与能力最低的人。你明白了?”

珍妮迟疑地看着我,说:“你好像挺有学问。你不像一个打工的,嗯,是小伙计。你以前是做什么的?”

我信口开河道:“House Husband!”

她哈哈大笑:“你太搞笑了!”

开始珍妮以为我的英语还可以——我经常随口蹦出几个单词。后来,她明白了,除了“凳子”、“窗户”、“小费”等这几个常用的单词外,我的英文几乎就是个“小伙计”的水平。

女孩子都好为人师。与珍妮熟悉了之后,她就自愿、义务地担任了我的英语辅导老师。甚至,还煞有介事地送给我个笔记本,给我留“课后作业”。每个新学的单词必须写10遍。

你别说,经珍妮的严格教育,我的英文水平大有提高。关键是,我开始愿意学英文了。也开始盼着珍妮下午来店里。

美中不足的是,我越来越觉得我们店每天下午的休息时间太短了。

5月1日下午,珍妮事先告诉我今天她有事不来店里了。没有人谈话,我睡意渐浓,在沙发上迷迷糊糊地睡着了。

不知过了多长时间,有个女服务生把我推醒:“马哥,你醒醒。咱们店出事了!”

原来,在我迷糊睡着的时候,来了五六个华人到店里吃饭。因为上菜慢了些,惹得他们不高兴,一句话讲得不投机,就吵了起来。而且,其中那个领头的,撸胳膊卷袖子的,还做出要动手的架势。大女老板怎么赔罪都不行。

我一见餐厅里面确实是剑拔弩张的样子,马上冲了过来。收人钱财,与人消灾。这是我做人的一贯原则。不管这个店的老板有多少钱,她毕竟是女流之辈。有男人欺负女人,特别是这个女的咱还认识,咱能不管吗?

我在大学时的那股猛劲儿一下子涌了上来。二话不说,一个箭步窜过去,抓住那个领头的衣领子,就强行往外拽。谁知这小子又拼命往后退。两下一用劲,那小子的衣服像用剪子剪开的一样,“吱”的一声,上衣分成了两片。

这下,火药味就更浓了。他们其余的那哥几个一下子把我围了起来。

正当那哥几个要一齐向我下手的时刻,领头的突然喊道:“停!马骏,你不认识我了?”

我定睛一看,领头的就是和我同架飞机来美国的张镇塔。

好了,就算是大水冲了龙王庙,虾兵与虾将打起来了。“快点上菜!田师傅,菜量大点!这是我朋友。再拿几瓶啤酒来!”我开始替他们催菜了。

张镇塔还是在飞机上的那个样子,咋咋呼呼的,连说带比画。这回喝着啤酒,他就更能说了。有他在,话肯定不会掉到地上的。

我敬了他一杯酒,然后说:“哥们,看样子你现在干装修活,是吧?”

张镇塔不太满意我的说法:“纠正一下。对于他们来讲,是干装修活的。我是装修公司的老板,我是负责装修项目的。”“啊呀!两年不见,哥们你整大发了!”“这还有疑问吗?在飞机上,我咋跟你说的?什么都是假的,只有钱是真的。我下了飞机,就开始干活赚钱了!”

我心里骂道,这孙子真能编。谁能下飞机就干活?我找这家饭店送外卖,当初费了多少时间和心思啊。“马骏,你现在在干啥呢?哦,对了,我忘问了,你怎么在这儿呢?”“我在这儿打工。送外卖。”

张镇塔夸张地摇摇头说:“哥们,这你就不行了。来美国都两年了,还在送外卖,你这是原地踏步啊!”

我随便跟他客气一句:“我可比不了你有本事哟。”“打仗亲兄弟,上阵父子兵。你到我公司来吧,我领着你干!咋样?”“甭逗了。我哪会干装修活啊?”“哥们,不瞒你说,到现在,我连地板都铺不好。没关系啊,不耽误挣钱就行了呗!一句话,在这里,是人就能干装修。老美房子的装修活简单。再者说了,咱们都是当老板的材料,会不会干活无所谓,关键是能不能揽到活?现在你听没听说谁家想装修?”

这小子,见面没说几句话,就开始向我揽活了。

我没有回答他的问题,而是岔个话题:“你们怎么这个时间来吃饭啊?”“今天是5.1国际劳动节呀!资本主义不过,咱得过!我让弟兄们提前下班,到这撮一顿。我买单,就权当着给弟兄们发奖金了。”“你小子真会算。一顿饭就把人家打发了,你也太资产阶级了吧?”“这活还没干完呢。等结了账,奖金大大地有!大大地有!”

那哥几个和我都笑了。

那天我们喝得挺痛快。一直喝到晚上8点钟。我整个晚上也没出去送外卖。

结账时,我和张镇塔都抢着付款。我们大女老板眼疾手快,伸手就把张镇塔的信用卡在收款机上划了一遍。

我心里明白,这是大女老板想替我省钱。

我和张镇塔分手时,互留了电话号码。然后,我乘地铁回家了。他开着车走了。

徐慈颂实际从5月份就开始上班工作了,在华盛顿乔治梅森大学教书。乔治梅森大学在弗吉尼亚的F城。与李子金现在住的房子相隔不算远。徐慈颂乘学校班车到学校教课。教完课,再乘学校的班车回家。

相比之下,乐怡的事就费劲了。她每天最重要的事就是上下午各查一次信箱——看看有没有她的信件。

本来夏天到了,天气越来越热,可我们家的气氛却越来越冷。

乐怡看不到信件,就把自己关在自己的房间里,干些啥,谁也不知道。

乐怡她妈没事就拍着马怡乐,哄着她睡觉。马怡乐来美国后,一天能睡20个小时。

我呢,就更没动静了。上午自己悄悄地离开家去上班,晚上无声无息地回到自己房间,洗洗之后就睡了。不管怎么说,我送外卖的活,那也是个重体力的工作啊。

8月的一个晚上,我们全家人终于同一时间坐在同一个餐桌旁。自从我干上了送外卖的活,我就一天两顿饭,而且,全在饭馆吃——免费吃。不吃的话,饭馆也不给你找钱。

那天的起由是乐怡她妈过生日。中午的时候,乐怡给我打个电话,让我回来时,买个生日蛋糕。我不但买了,还让田师傅偷摸给我炒了两个菜带回来。

乐怡她妈是个国有工厂的工人,好像从我和乐怡谈恋爱时起,她妈就没上过班。不是单位放长假,就是单位改制什么的。

老太太性格很好,平日里,不多言不多语的。乐怡的性格一点都不随她妈。

我进家门时,餐桌上摆满了碟子、碗什么的。还有两听啤酒在桌子上挺显眼的。估计这是我以前喝剩下放在冰箱里的“藏品”。

按照惯例,我们完成了生日宴会开场该有的程序与步骤。

老太太客客气气对我说:“全家人现在就你辛苦,多吃点菜!”

我也很客气地说:“就是送个外卖,活儿不累。”

我就这一句不咸不淡的话,竟然能引出乐怡对我的嘲讽:“累不累你也得干呀!要啥本事没啥本事,你不靠出卖体力还能干啥?”

我一听,怒从心头起,恶从胆边升。用力猛地一拍桌子。对着乐怡吼道:“我干体力活怎么了?就你那猪脑子,想干还没人要你呢!”

乐怡也不甘示弱地拍了一下桌子。反击道:“你还好意思说‘猪脑子’!你让全世界的人看看,咱俩谁才是猪脑子?”

老太太本想劝乐怡少讲一句,可这时候马怡乐已经哭得上气不接下气了。老太气得抱起孩子上楼了。

我和乐怡又唇枪舌剑了一会儿。双方引经据典,旁征博引,只为证明对方“猪脑子”。

唉,这要是在中国,我早就三拳两脚把她踹到桌子底下了。可现在是在美国。男的要是碰女的一个手指头,只有女方一举报,警察肯定会把你带走。

为了不被警察把我带走,在我还剩最后一丝理智的时候,我决定我先走。在离开家门之前,我还没忘记往地上扔个碗。

在我摔门之际,我感觉身后传来一个声音:“你要是个男人,就别再回这个家!”

出了房门,我径直去了李子金家。因为在我的朋友中,他家离我家最近。

我在小李子家住了一个多月的时间。

有天晚上我下班回来,徐慈颂站在屋门旁,告诉我:“乐怡有工作了,在我们学校,做校长助理。我帮忙介绍的。呵呵呵。”

听后,我决定必须离开小李子家了。你想吧,现在徐慈颂与乐怡已经是同事关系了。我离家出走,而且还在他们家住,多驳乐怡的面子啊。

1997[农历牛年]

自从1993年我来到美国,我一直是靠自己的双脚来挣钱的。时间久了,我也腻味了。这样下去,真应了乐怡的话:我只能干点出卖体力的活了。

没事的时候,我经常一个人,打开台灯,点上根烟,对着墙上自己的影子,天南海北地乱琢磨。

大家都说美国好,那是指美国让你能看得见的东西,如山水、树木。而在美国生活过的人,却普遍感觉美国就是一个牢笼。里面黑黢黢的,令你喘不上气。特别是在我和乐怡办理了离婚手续之后,我更觉得美国就是个大磨盘,我就是磨盘中一颗米粒,无时无刻不被碾来碾去,被一层一层地蜕皮,以致我对什么都麻木了。可怜,我今年才三十刚出头啊!

杨棉给我来个电话。他说有事让我到他家商量。

杨棉在1996年贷款买了个房子。房子大小与王品一家的差不多,在马里兰的R城,位置好像不如王品一家的。

整个三层楼的大房子,就他一个人住。他知道我离婚后,几次催我搬过去,我都以各种借口推了。要问我到底为啥不去他那儿住,我也说不好。反正我就是不愿去。

我自己每个月花500美元在马里兰的G城租了一个房间。到杨棉的房子开车有5分钟的路,不算远。

杨棉现在也学洋气了。我刚坐下来,他就递给我一杯红酒。他自己也拿一杯。而且,杯子在他手中转来转去的。

我问:“有菜吗?”

杨棉笑着说:“红酒需要品,吃菜干吗?”“拉倒吧。没菜我喝不下去。”“好吧,你自己去冰箱翻一翻。看有啥下酒菜。”

我找了一通,也没有一个适合下酒的东西。我反倒发现几听啤酒。我拿了出来。喝啤酒我不需要菜。

杨棉先问我:“现在干吗呢?”“啥也没干。每天在家躺着。”“你这是干嘛!离婚了,又不是天塌了,怎么能天天躺着呢?照你这样,我们没结过婚的人还不用活了吧?”

我只顾喝啤酒,没接他的话。“嘿,嘿!少喝点,过会你不得开车回去吗?”“喝多了,住你这儿,不行啊?”“行!当然行了。我不早就让你搬过来嘛。”“嘚。别老生常谈了。说,今天有啥事找我?”“好吧。言归正传。我想辞职。”“你不是跟我一样,活腻味了吧?”“说正事呢。你知道现在什么买卖最火吗?”

……“Internetwork,国际互联网,听说了吧?”“你丫的一个注册会计师,没事想什么互联网呢?那是学理工的人干的事!”“哥们,你怎么忘了,我本科就是学计算机专业的。你知道,考美国注册会计师那是我迫不得已的选择。我内心真正热爱的是与计算机有关的工作。”“现在信息产业技术,与你当初在国内的时候比,已经是不可同日而语了。你能跟上潮流吗?”“这有什么?学一学不就会了吗?”“妈的,上帝太偏心了!无论多难的事,到你那儿一学就会。”“我觉得这个项目绝对有发展,我想干。只是,我启动资金不够。”“我手上还有两万块钱,你拿去用吧。说好了,是我借给你的,不是入股的。你的‘网’赚赔都得还我啊!我还得靠这点钱度命呢……”“哥们,你老外了。两万美元还不够这个项目一秒钟用的。我需要2000万美元!今天找你来,不是向你借钱。我是请你帮我想想:咱们可以向谁借到这么一大笔钱?”“你成天在DC豪华写字楼里混,认识的都是有钱人。你不琢磨他们,还能琢磨谁?”“咳!我跟我们律师楼的大股东都谈过了,他们都不支持我呀!其他的人,和我都是客户关系,怎么好张嘴借钱呢?你知道,在美国只有一件事是不能说的——借钱。”“你都知道在美国不能提‘借钱’二字,你怎么还往这条道上用劲呢?”“那你的意思是——”“亏你还是美国的注册会计师呢,连我这个没知识、没本事、没文凭的‘三没’产品都不如!去找银行贷款啊!”“看你说的!融资这条道,我当然想过了。我既没有足够的抵押物,个人信用也不好,找谁贷款?我的历史污点,你还不清楚?”“那我看你就得找神仙帮忙了。”“对了。我今天就是想找位大仙帮我的。”“你——,你小子是不是在打我的鬼主意?说!”“这才说到点子上。我是希望你能帮我出去把钱融进来。”“我要是能有这个本事,人家还能管我叫‘三没’产品?!”“寸有所长尺有所短。考文凭,你可能不行。但这种体现交际能力的活,10个乐怡和我都赶不上你!”“吁——,吁——!我可不是顺毛驴,听到两句好话,就上套!”“哥们,咱俩认识也五六年了。你的优缺点,我能不清楚吗?如果你没这个本事,我忽悠你,那不就是在忽悠我自己吗?”“我还有优点?你说我哪个优点可以帮你把钱忽悠来?”“形象!气质!谈吐!机智!”“你知道我这辈子是怎么死的吗?被你吹死的。”

我和“黄鼠狼”至少有两年没见过面了。记得上次见他,是在一个地铁站旁,同样也是三言两语后,两个人匆匆告别。当然,同样他又给了我他的新名片。

新名片跟让我揉成团的那张名片相比,名头多了。我能看懂的是,多了一个“美国华盛顿台商协会会长”的头衔。还有不同的是,办公地址变了。我以前就知道,他在DC的办公室转租给杨棉了。可我当时不知道他搬到哪儿了。新的名片上写的地址是在马里兰M城。

我按照“黄鼠狼”名片上的电话号码打过去,先是一个小姐的声音。然后才是“黄鼠狼”的声音。我本想约他到某一咖啡店见面,一是杨棉和我想做那个“网”的事,想征询一下他的意见与建议。二是请他喝杯咖啡,算是我对他曾经给我介绍的外卖工作的报答。这么些年,我对他都没说过一声谢谢。

但是,“黄鼠狼”在电话中,毋庸置疑地要求我去他现在的办公室见面。

他妈的,有钱人就是狂,说一不二。

刚一见面,他还是对我说:“这里不许吸烟哦!”

我一点都不尴尬地对他说:“不用担心,我早已戒烟了。”“这很好啊!人就不该吸烟嘛。那好,给你倒杯咖啡?”“不,来杯茶吧!热的。”“嗯?你不是喜好喝咖啡吗?”

谁说我喜好咖啡了?”“你昨天电话中不还想约我在咖啡店见面吗?”“哦,那是替你考虑的。我知道你是喜好喝咖啡的。因此,我想把我们见面的地点定在咖啡店。”“黄鼠狼”耸耸肩,一脸茫然的样子说:“你们大陆人就是这样,想得太多太复杂!好了,对不起,我只能给你十分钟。请讲吧,需要我做些什么?”

我先若无其事地四下看看,问:“你为什么离开DC而选择在这里办公呢?”“第一,两年前,我买下了这座写字楼。我怎么可能有自己的写字楼不用,还有去租人家的房子呢?是不是?第二,美国的烟草市场越来越小,我公司的销量也越来越差。而且,我判断,这是一个趋势,我改变不了。是不是?我只能主动缩减这个领域的投资。”

我打断他:“对不起,我想问,你在大陆的生意情况怎样?”“业绩非常好,非常好。和我当初的预期是一样的。”

我又打断他:“那你还为什么缩减在这领域的投资规模呢?”“我前面说过了,我是说美国烟草的市场不好。当时在DC设办公室是为了满足开发美国市场的需求。现在不需要了,我就应该把它撤掉。你说,是不是?”

我觉得有道理。深深地点了点头。“第三,你知道,我一直关注着大陆政府的改革开放的政策,我已经看到了大陆经济腾飞的前兆。今后世界的经济中心在北京。这是趋势,是大势。我必须做好与大陆人做生意的准备。所以,我第一步在M城买下这个写字楼,就是为了迎接大陆客商的到来!”“既然你是这样考虑的,为啥不选在中国人聚集的R城买个写字楼呢?”“马先生,首先我想告诉你,当初我没有在R城发现有合适的写字楼。另外,请你记住我的话,在这个世界上,做任何事,都不会是理想的、完美的。做事的乐趣,就是在你克服意想不到的困难后而得到的快感!你清楚维纳斯断臂美的妙处吧!”“那你现在决定你将与大陆客商在什么领域合作呢?”“还没有。我在等机会。栽下梧桐树,只等凤凰来!我已经等两年了……”

我的脑海中,分明出现一个黄鼠狼,趴在鸡窝旁,等了两年的样子。“如果这样的话,你将来很有可能烟草生意不做而改成其他行业了。”“换一个行业做,这有什么问题吗?”“我是这样想的。从你父辈就做烟草生意,至今都快七八十年了。如果你再接着做个二三十年,不就是百年老店了吗?”“No, No, No!我越来越清楚,你们大陆人做生意的毛病了。做生意,是以获得利益为目的。为什么还要考虑什么‘百年老店’的问题呢?这是风马牛不相及的事。是不是?一个学生到学校学习,目的是学到知识,为长大后的人生服务。如果,一个学生来到学校的目的,是为了将来一辈子在这个学校当个好学生,这是一个多么好笑的想法啊!是不是?”“黄老板,我今天来是想向您请教个问题。我想做些与互联网有关的事情。您看如何?”“说老实话,我也正在考虑这个问题。但是,我对互联网一窍不通。等我研究明白后,我再回答你这个问题吧!”

三十分钟一晃而过了。我起身告别。

从“黄鼠狼”的写字楼出来,我扭头仔细端详了一阵这座商务办公大楼。大楼外立面的玻璃幕墙在阳光的照射下,熠熠生辉。反射的光线,就像“黄鼠狼”的眼神。“细不细?细不细?细不细?……”我在心里模仿者台湾人的“是不是”的发音。

中国人说,旧的不去,新的不来。按我实际情况来说:乐怡不去,新的不来。

我是1996年与乐怡正式离婚的。其实,从1993年来到美国起,我们就处于分居状态了。1995年8月份我就搬出来住了,开始是在小李子家,大约蹭住了一个月的时间。之后,我每天就在我打工的中餐馆里,约摸住了将近一年的时间。

每天餐馆打烊后,我就躺在大圆餐桌上睡觉。每天早上,在餐馆的卫生间里洗个“桶浴”——把一桶水从头浇到脚。艰苦了点,但省了租房费,还省了地铁票钱。

1996年年底,我与乐怡正式离婚后,心里总是乱糟糟的,看什么都不顺眼,见谁都爱发脾气。几次给客人送外卖,不是忘给人家带餐具了,就是忘记收客人的钱了。甚至有次过马路,我险些被车撞着。

咳,我想,我该换换环境了。于是,1997年年初,我就不在餐馆干了。当然,也就不能在那儿蹭住了。

我在一家超市的告示板上,看到一个租房信息。实地考察后,觉得还不错。房东是位老华侨,单身一人。他的孩子大了,都出去单住了。

他想出租的房子有两间:一间面朝西的,一间面朝东的。两间大小完全一样,都没有单独的卫生间,需要合用同一个卫生间。

我简单地看了看,就跟房东说:“我订下这间了。我先把订金交了。今晚我就搬进来。”

等我晚上把锅碗瓢盆带过去的时候,老房东一再抱歉地说:“对不起呀,马先生。你上午刚一走,就来了个住户。一眼就相中你看好的那间了。我说你订了,订金都给那人看了,可那人就是要住你看好的那间屋子。你看这怎么办呀?”

我本来就心情就不好,一听这个事,无名火腾地一下就冒上来了。告诉老房东,我坚决不同意。

我边上楼边嚷嚷:“嗨,谁啊?还讲不讲规矩?这是美国,法治国家……”“嗨,大哥,你在跟我说话吗?”

我寻声抬头一看,一位妹妹在二楼的楼梯沿站着,微笑着看我。

四目相对,我一下子就慌了。我有些结巴地问:“老房东说的新来的人,是,是你吗?”“对啊!远在天边近在眼前。我叫庞鹭。见到你很高兴!”

我毕竟是30岁的老男人了,特别咱还是离过婚的,面对一个小姑娘,我还不至于找不着北。一时的慌乱瞬间就过去了。男儿本色又回到正常状态了。“老乡见老乡,两眼泪汪汪啊!我现在眼泪哗哗的啊!”我故意加重东北话的口音。

女孩笑个不停,问:“大哥,东北人吧。东北哪疙瘩的?”庞鹭也故意学东北话的口音说。“大海市的。你呢?”“小女子我家住长江沿岸……”“好啊!常言道:千条江河归大海。看样子,你早晚会流入我们大海的呀!”“那就看你们有没有‘海纳百川’的胸怀了?”“只要有人能扑过来,我们的胸怀就可以接住!”

我单刀直入的话,终于让庞鹭不敢轻易往下“接”了。

老房东看我俩嘻嘻哈哈的,知道不会有啥麻烦了,也就知趣地回到自己的房间了。

我进了房间,庞鹭也跟进来了。而且,手脚麻利地帮我把被褥铺好,令我感动,但我并没劝阻,也没客气地说声谢谢。“你什么身份的干活?”“我访问学者的干活。”“什么专业的干活?”“大众传媒的干活。”

这让我想起徐慈颂、珍妮也是学大众传媒的。我不禁脱口而出:“怎么,你们女孩子都愿学大众传媒呢?”

庞鹭这时突然停下手中的活,诡诈地看着我说:“这么说,大哥还认识别的学大众传媒的女孩子?”“是的。我朋友的老婆也是学大众传媒的。”“不知可否问一下,大哥和大哥的朋友都是学啥的?”“大哥我正在考虑学什么呢?庞妹可否指点一二呢?”

庞鹭脸颊微红地摇摇头说:“庞妹可不敢给大哥指点鹏程呀!对了,你都知道我庞妹的名字了,大哥可否告诉庞妹你的尊姓大名啊?”“马骏!”“嗯,好姓,好名。按美国人的习惯。我从此开始管你叫骏马了。成吧?”“你看着叫吧,别叫我Donkey就行!”

哈哈哈!哈哈哈……”

我一边跟庞鹭说笑,一边在内心问自己:我和庞鹭有个喜剧的开始,会有个喜剧的结局吗?

人常说,这个世界,离了谁,地球都会照样转。但是,我打过工的那家DC的中餐馆,我一离开,就转得摇摇晃晃的了。

我不送外卖后,他们又请了几个人来做,每个人干的时间都不长。不是人家做了几天不来了,就是女老板不让人家来了——因为客人有反映,外卖送得不及时。

这里的奥秘我最清楚。一般人送外卖,到了高层建筑时,往往是坐电梯上楼。在其他的地方可以,在DC的写字楼里,送外卖的必须走楼梯上去。

中午时分,每趟电梯都是超员的。这样就产生两个问题。如果你排队等电梯,半个小时的时间就过去了,客人肯定会嫌你送得慢,下次就不在你家订餐了。另外,咱们中国人对中餐的气味习惯了无所谓,有些老美是万万不接受中餐饭菜的气味的。

我开始也不懂,有几次在电梯里,有的老外捏鼻子,我才明白。所以,我再也不乘电梯送外卖了。有些大楼的物业还会找出各种借口,不让送中餐外卖的乘电梯。

因为我体力好,善于奔跑,所以从来没把这当回事。餐馆老板也从来没给我额外加过钱,连句口头表扬都没有过。现在好了,女老板这下才知道,遇到我这样的外卖郎,她是多么的幸运。

2月份的时候,大女老板曾经给我来过个电话。电话中说就是想问候问候我,没别的意思。如果我有时间的话,她随时都欢迎我去玩。

我一边听电话,一边在心里觉得好笑。咱们华人怎么就这么愿意“弯弯绕”呢?是因为谦虚?还是客气?还是聪明得有些过分了?非得把1+1的问题,用微积分方法来考虑。

我在电话中装傻地回答她:“我今后要是路过,肯定会到你那儿蹭饭的。”

大概是3月份,对,是3月8日,周六,庞鹭一早起来就敲我的房门,让找开车带她去逛Mall,还大言不惭地对我说:“今天是三八妇女节,男士要给女士买个礼物。”

我对她说“你要是喜欢的话,我愿意把自已当作礼物送给你!怎样?”

庞鹭故意压低声音说:“太好了,我是真心喜欢你这个‘礼物’!只是时节不对。你得过一段日子送给我才对……”

我一听有戏,马上兴奋地追问:“‘过一段日子’是什么日子?”“阴历七月十五!鬼节啊!”

那天在去Mall的路上,我故意开快车。庞鹭坐在一旁惊叫道:“你开这么快的车,不怕出事故啊?”

我也故意压低声音对她说:“出了事故,鬼节就提前到了……”

中午时分,我跟庞鹭在Mall里的食品中心吃快餐时,我的手机响了。

庞鹭一边嚼着汉堡,一边示意我接电话:“快接啊!说不定是哪个女鬼来找你了。”

让庞鹭说着了,还真是个女的来的电话——DC那个饭店的小女老板珍妮打来的。

珍妮电话中约我晚上去DC中国城体育馆看NBA比赛,而且说,票已经买好了,约我在中国城的地铁站出口处见。

我在电话里简单地“嗯嗯”两声,算是答应了。

庞鹭一脸坏笑地问我:“马骏,什么人啊?”“一个哥们,你不认识。”“哥们?什么事啊?”“晚上约我一起去看NBA比赛。怎么,你也想去看NBA?”“别编了!要么不是什么哥们来的电话,要么不是去看NBA,反正你这个电话中有鬼。马骏,女人的直觉是专门对付你们男人的谎言的。你不信?”

我没有回应庞鹭这个鬼丫头的挑畔,但我在内心确实有些惧怕女人的“直觉”了……

当天傍晚,我把庞鹭送回住处后,在自己的房间停留不到10分钟,就悄悄地溜了出来。

我当时就觉得自己挺好笑:我出来看NBA,与庞鹭何干?我为啥不敢对庞鹭承认是跟珍妮一起去看球呢?

人经常不自觉地干出一些莫名其妙的举动。

如果说,我答应珍妮与她一起看NBA是不正常举动的话,但去现场看NBA比赛,对于我来说,那绝对是正常的举动了……

看NBA,那是我认为世界上人类能够做到的最快乐的享受。我愿意来美国,一半的原因就是想现场看NBA比赛。刚来美国没几天,我就在王品一的陪同下看过一次,永生难忘啊。

这次珍妮请我看NBA,那是鸿门宴——珍妮看球,意在马骏!我马骏不傻,但我还是立即答应了。欲望打败了理智,NBA战胜了我。

在中国,我也经常到现场看球。刚记事时,我爸骑自行车带我去我们县城去看球。我们县是排球之乡,所以看得最多的是排球赛。

在大学时,我们学校的体育馆是大海市少有的几个标准比赛用馆。篮球、排球、羽毛球等项目的省市级的比赛,经常在我们学校的体育馆举行,我几乎场场必看。

我看到的最高水准的比赛,是中国国家男篮在我们学校体育馆进行的队内比赛。每个队员及其每个动作都印在我的脑海里了。但是,在美国看过NBA的比赛后,再回想在中国看过的球赛,如同一个大学生看幼儿园小朋友在做游戏。我不是说两者的运动水平的差距,而是指两者的经营水平之间的差距。

在NBA现场,那就是一个快乐!舒服!最后让你流连忘返。

在半场休息的时间,中国球迷戏称是“放水”的时间。在NBA中场休息的时间,你哪啥得花时间去“放水”?

我外语不好,珍妮在一旁给我解释场地中央举办的各种活动。有的我一看就知道啥意思,比如说,邀请观众在球场中圈里投篮,奖金由赞助单位提供,让坐在看台上的观众都心跳加速。

那天,现场还有一点“色情”的活动,让我和珍妮赶上了。

NBA的比赛现场有个缺德的娱乐玩法。用摄像机对着观众席搜索,在现场大屏幕上被定格的一对男女,那么这对男女,无论他们是认识还是不认识,这两人必须接吻,否则,现场观众绝不答应。

老外多开放啊,八十岁的老太太都盼着让陌生人吻一下,然后幸福地在原地直蹦高。

没想到的是,那天镜头一下子把我和珍妮定格在一起了。别看珍妮是ABC,骨子里还是传统的东方人。她一下子用手把脸捂上了,然后,把头埋下去。

这下观众不让了,全场口哨声此起彼伏。特别是我们周围的观众,全都站起来,把我俩围个水泄不通。更烦人的是,他们有节奏地一起跺脚,给人一种山崩地裂的感觉。

何谓在劫难逃?这就是在劫难逃了。我鼓励自己:有便宜不占,那是傻瓜蛋。我掰开珍妮护在脸上的手,捧起她的脸,给了她浅浅的一吻。就是象征性意思一下。

可谁知,这些流氓观众觉得我敷衍,要求我重做。没办法,我又去吻珍妮。

这一次时间超长。原因是珍妮一直死死地搂着我的脖子。

接下来我是晕晕乎乎观看完了比赛。珍妮的手一直和我的手十指相扣……

比赛结束散场后,我想按原计划到附近一家豪华西餐馆请珍妮吃饭,目的是答谢她请我看这场球赛。同时,我想好好跟她解释一下我不想回到她们餐馆继续送外卖的理由和原因,想请她和她母亲谅解。

后来实际情况是,珍妮强行把我带到她自己住的公寓……

中国人说,蔫人出豹子。杨棉是个蔫人,同时也是个豹子。

他以前的那个事,咱就不说。这回他又“豹子”了一把——他把工作辞了。

我听到这个消息后,迅速地跳上车,来到他家。

这哥们独自一人,一手拿书,一手晃着杯红酒,在那儿玩潇洒呢!

我生气地盯着他。站在客厅中央,一句话都没讲。“站着的客难伺候。你倒是坐啊!”

看我还是没动,杨棉也没再让我,接着对我说:“本来有件事,我想过些天跟你说。今天你来了。我就讲给你听好了。是这样的,咱们的网络公司已经注册好了,在马里兰申请的营业执照。公司的名称是咱俩的姓,叫‘马杨公司’。”

我一挥手,打断杨棉的话:“你别什么马羊,还是驴羊的。我只想知道,咱们的事八字还没一撇呢,你为啥就辞职了呢?”“好吧,我先回答你这个问题。一句话,因特网是我想从事的工作。什么美国注册会计师,什么中国的银行工作,都是我不愿意干的活。知道我是学什么的?计算机是我的专业,是我梦寐以求的工作。为了能从事我真正喜欢的工作,我不惜做出任何牺牲。况且,我本身就不认为这次辞职算什么牺牲。因此,虽说咱们是哥们,遇事我应该和你商量一下,征求你的意见。但我认为,这不是商量的事!我之所以如此这般,就是要断自己的后路,然后义无反顾地走下去!”

杨棉十分激动地讲着。我看这哥们是死心塌地要干什么“马杨公司”。再说些反对意见也没什么意思了。于是,我问他:“上次你说我们钱不够,需要筹款。现在我们还没筹到一分钱,你怎么就急于注册公司了?”“上次咱们谈过后,我仔细想了想。如果我们连个公司都没有,你凭啥去取得人家对你的信任呢?我刚才讲了,破釜沉舟,破釜沉舟!”“破釜沉舟,你至少也得有点‘破釜沉舟’的本钱吧?”“我真觉得没看错你!你总是能说到点子上。今天,就是要跟你商量这个事。”“得,你什么都决定了,还跟我商量啥?你说吧,你想怎么做?我该怎么做?”“公司的启动资金一共需要投15万美元。我现在可支配的只有10万美元,所以我出10万美元,占公司49%的股份。你呢,出5万美元,占公司股份的51%。”“你先打住。我不是跟你说过了嘛,我现在手上只有2万美元吗?我到哪儿去借其余的3万块呀?”“你那两万块钱,你自己留着用。把放在我这儿的5万元拿去入股就行啦。”“我啥时候在你这里放了5万块钱了?是我脑残了,还是你喝多了说醉话呢?”

杨棉从茶几底下提出个纸袋子倒在茶几上,一共5捆美元。“别吃惊。不是你放在这里的,但确实是属于你的。你和乐怡办离婚手续的前一个晚上,乐怡拿着这些钱到我这儿,告诉我,在你最需要钱的时候,把这钱给你派上用场。而且,还一再叮嘱我,不要告诉这钱是她给你的,怕你不收,但我不敢撒这个谎呀。今天,我很自私,不是觉得你最需要钱的时候,而是我最需要钱的时候,把乐怡的秘密泄露给你了。我可能把你们两个都得罪了。”“问题是乐怡哪来的这么多钱呀?”“乐怡说,她把你带到美国,半道又和你离婚了。她感觉特别特别的对不起你。所以,她想尽量多给你留下一些钱,以减轻自己内心的愧疚感。钱都是正路来的。她在毕业前后的整个夏季,把自己关在房间内,硬是翻译了两本书,这是后来出版公司给的稿费。情况大致就这样,你还有什么想问的吗?”“先给我弄点酒吧!”“冰箱里有,自己去拿。”

我还没等喝到一口酒,已声泪俱下,泣不成声了。

和庞鹭认识了以后,我就成了她免费的专职司机、导游和厨师。当然,上述工作都是我自愿的。

据庞鹭所讲,她是学大众传媒的,毕业后在她的家乡——一座长江流经的城市的报社工作,因为失恋,就想离开那座令她伤心难过的城市,而且是越远越好。哪里离她的故乡远呢?她展开世界地图看了看,发现美国离中国最远。一个在地球这面,一个在地球那面。于是,她拿着访问学者的签证来到美国了。

开始,她住在校方给她提供的紧邻校园的宿舍,吃、住、行都挺方便的。半年之后,她以宿舍的租金太贵为由,退了那个房子。其实,倒不完全是因为租金高。她是想离开已经熟悉了的校园环境,深入到普通美国人生活的环境中,真实地感受一下美国社会。而且,她还必须要抓紧时间,她的访问学者签证期限仅仅一年。言外之意,法律上允许她在美国只能再待小半年了。

有次庞鹭问我:“骏马同志,你每天不干正事,整天陪着我这儿一趟那儿一趟的,你不烦吗?”

我一脸严肃地回答道:“你看,你都是要‘走’的了,我能不尽点人道主义嘛!”气得她用手使劲拧我的胳膊。

陪庞鹭在DC逛街,也使我对DC的商业与景点有了较多的了解。说老实话,到美国5年了,从来没有专程到DC闲逛过。

常言道:卖啥吆喝啥。庞鹭是做媒体的,所以,她对当地的中文报纸特感兴趣。一到周末,不管她想不想买菜,她都会让我开车带她去超市。因为,当地的中文报纸都是免费堆在超市门口,供大家拿去阅读。

华盛顿DC的中文报纸有三四份,都是周报,周五发行。我刚到美国时,也从超市拿过中文报纸看过。报纸的版面内容太差了。我看过几次我就再也不看了。

当我发现庞鹭对这些报纸的过度关注后,我就觉得这里面有问题了。

一天,我们两个人并排坐在客厅的沙发上,我心不在焉地看着电视,庞鹭专心致志地低头看报纸。

我用胳膊碰了一下庞鹭,说:“嗨,嗨。给我讲讲你在琢磨啥呢?”

庞鹭奇怪地反问我:“我这不在看报纸呢吗?什么也没琢磨呀!”“不说实话可不是一个好同志啊!常言说,有福同享有难同当。你有什么事就讲出来,说不定哥们还能帮上你!”“那你说,我在琢磨啥呢?”庞鹭一脸挑衅的样子。“我又不是你肚子的蛔虫,我怎能知道你在想啥?但我可以肯定地说,你在琢磨事呢!”“那你又凭啥说我在琢磨事呢?”“因为你反常。谁一张报纸反复看好几遍呢?再说,那几份中文报纸那么差,你一个大记者不应该对上面的内容感兴趣吧?”“那你说我对啥感兴趣?”“这也就是我想知道的,你到底琢磨啥呢?”

庞鹭放下手中的报纸,用手挽住我的胳膊,并渐渐地把身体倒向了我。轻声地说:“骏马,我发现你真是粗中有细,什么事都逃不过你的眼睛。我觉得你挺可怕的,跟你在一起挺没安全感的,但我也确实愿意跟你在一起。”“别转移话题。老实说,你瞎琢磨啥呢?”“我在——”庞鹭犹豫了一下,说,“骏马,我肯定要跟你说的,但现在我不想说。”“女人的心思就是多啊!”“你说谁是女人?人家是女孩!”“幼儿园大班的?”“去!最烦你没正形。”“我没正形?我要是没正形的话,你不早被我拿下了?”“你讨厌!”

庞鹭双手向我袭来,我用双臂夹住她的双手并乘胜追击,把她揽在怀里。埋下头,用我嘴堵住了她的唇。

过了好长时间,我觉得庞鹭在哭泣。

我抬起头,问她:“你怎么啦?”

庞鹭紧紧地抱着我:“骏马,我不想走!我不想离开你。”

在我和庞鹭厮守的这段日子,杨棉一天一个电话,催我和他商谈公司的事。我总是以各种借口搪塞他。

后来,我的手机有一周时间没有开机。让我在十分安心的状态下,陪庞鹭去了一趟美国旅游胜地——尼亚加拉大瀑布。

我一周后回到家上网一看信箱傻眼了。

杨棉在邮件这样写道:“公司即将正式运营了,不管你有什么样的原因,不管你有什么理由,只要本周末晚6点前,你不主动来见我,那么,你的5万投资款我退给你。从此,你我不再是朋友了。”

我一看表,离杨棉规定时间就差5分钟了。我拔腿向外跑。庞鹭问我:“去哪儿?”

庞鹭问我:“去哪儿?”

我说:“回来告诉你!”

我边跑边想,蔫人出豹子。杨棉可不是爱开玩笑的人,他说到肯定会做到。我要是5分钟内到不了他的眼前的话,他就真能兑现他的誓言。我到美国这些年了,真能用心相交的人,只有杨棉一个。我真不愿因任何原因失去这个朋友。

晚上8点钟,我回来了。杨棉也跟过来了。因为杨棉说他饿了,我们的公司的董事会还要接着进行,所以,我提议,会议地点改在我和庞鹭住的地方举行。庞鹭可作为与会人员,并为大会提供晚餐。饭菜和酒都是现成的。我走了之后,庞鹭就开始点火做饭了。我们回来,恰好是庞鹭把饭菜做好之时。

我把庞鹭介绍给杨棉:“这是我今生第一次主动追求的女人,不,女孩,庞鹭小姐。”

杨棉对庞鹭点了点头。

我把杨棉介绍给庞鹭:“这是我在美国唯一可掏心窝讲话的男人,杨棉先生。”

庞鹭脸对着我,一直在盯着我。

稍有一段沉静后,我对杨棉说:“老板,咱们的董事会接着进行吧!我先吃着,你先讲着。”

杨棉真饿了,也不响应我的提议,他一口气吃到打嗝为止。我也是一顿狼吞虎咽。“马杨网络公司”董事会通过以下决议:1. 杨棉为董事长,马骏为CEO;2. 本公司的发展战略是,建立全美唯一一家销售二手车的中文网站;3. 公司办公室设在马里兰的M城,“黄鼠狼”的写字楼里;4. 杨棉主管网络技术方面工作,马骏负责融资、财务和营销工作……

所有的条款,基本上是一人提议,另一人立即赞成。只是在如何确定两个人的股份比例时,两个人有了争端。我强调的是按出资额确定我们的股份比例。我出5万,他出10万,那么,我占公司的33%股份,杨棉应占67%股份。

杨棉说,这种项目的运作,关键取决于个人能力。本身我们一共出的15万美元,就是一个启动资金,不应视为投资额,至少不能算是总投资额。真正的投资款,还得靠我去拉呢。所以,他建议我占公司的51%股份,他占49%的股份。

在我们俩各持己见,相持不下的时候,庞鹭一语定乾坤:“哥俩好,各占一半!”

杨棉这小子对自己喜爱的事非常钻、非常执着。别的不说,就看他玩电子游戏的那股劲,就挺吓人的。我有几次发现他玩电游都玩到眼神发直了。

我就不是了,总是不安分,总是有不同的选择。命中注定,我又要转入一个新的圈子里了。

命中注定,我又要转入一个新的圈子里了。

按照董事会的决议,遵照杨董事长的指示,我履职的第一项任务就是找“黄鼠狼”租他写字楼里的办公室。

临行前,庞鹭说她想见见世面,要求跟着我去。我指指自己的脸,笑着看着她。

庞鹭说:“你也太功利了吧?干什么都讲代价!”然后,用手指狠劲戳了我一下。

我们一同下楼,一同上了车。当我发动车时,我在后视镜中看到,老房东在院里站着,对我们这个方向不住地摇头。

对我和庞鹭不住地点头的人也有,这个人是“黄鼠狼”。前两次我单独来时,他都是一副盛气凌人的样子,今天知道我来是要租办公室,他的脸上就是两个字——热情。“黄鼠狼”满脸微笑,点头哈腰。而且还两眼放光,不时扫视着庞鹭。突然,我有种引狼入室的感觉。“黄鼠狼”亲自给我们做销售向导。我们把所有闲置的房间都看了一遍。庞鹭在一旁不时地发表自己的建议。有时,还趁着“黄鼠狼”看不见时,用眼神示意我这个房间可以租,那个房间不可以租。“黄鼠狼”一直在领路,每到一个房间,他就摆出专业的姿态,给我讲解所在房间的特别之处以及性价比之类的。

看着看着,我心中就已经确定好要哪间屋子了,但我还是不露声色地让他带路,把所有的闲置房间看过一遍。而且,按我的提议,我们上下楼都是走楼梯的。

回到“黄鼠狼”的办公室后,“黄鼠狼”已是满头是汗了。他也不讲究什么职业形象了,把西服一脱,顺手扔到桌子上。然后,快速地扯下领带,解开领口,想给自己增加一个散热通道。

这就是我想要达到的目的。我呢,啥事没有,面不改色心不跳。5年的外卖郎经历,这两步道儿,算啥?“黄老板,论起做生意,你是老师,我是学生。但是,在商言商,我今天不得不跟你讨价还价了。是吧?”“没关系,没有关系嘛。大家都是生意人,干的就是讨价还价的活嘛。是不是?不讨价还价,那还叫做生意吗?是不是?马老板,你请讲!”

瞬间,我就由外卖郎变成了马老板,这种感觉挺爽。庞鹭还向我这边笑笑,我心中又多了种温暖的感觉。“黄老板,你知道,我做生意是初来乍到,不懂行情,甚至不懂规矩。还是请您这个老师讲讲吧!”

我似乎感觉到,庞鹭在一旁提示我,不该这么露怯。“马老板,咱们是多年的朋友。是不是?在我心中,早就看出你会起来的,你可不是一般的大陆出来的人。你和他们……”“黄老板,你批评过大陆人做事好拐弯。今天,咱们就按美国人行事规则做,好吗?”“好呀,好!马老板聪明人,进步就是快!是不是?给别人我们最多优惠3%,给你,4%啦,这可是特例哦。怎么样,马老板?”“首先,我告诉你,二楼面向南面的那半层房间,我都要了。如果,朝向北面已经租出去的那几个房间你能收回来的话,那么,整个二楼我全包了。”“好啊!马老板有魄力,出手不凡呀!我当时第一眼看到你,就觉得你个是做大事的人。是不是?”

庞鹭在一旁迷惑地看着我。“但是,马老板,你今天能到我这儿选办公室,不单是为了我做生意,而是为了我们——你和我们公司共同做生意发财的。”“怎么讲?”“你用你的空闲的房子做投资,和我们一起做IT产业。你不是跟我说过,你栽下梧桐树,只等凤凰来嘛。现在,我们公司这只凤凰来了。”“NO,NO,NO!马先生太会开玩笑了。这怎么可以呢?”“黄老板,现在咱们一起算个账。我粗略估算了一下,按面积说,你们现在大约还有30%~40%还没有租出去;按楼层说,美国人不喜欢租低层,所以我注意到了,你们的高层入住率很高,近乎100%,而楼层越往下出租率就越低。例如二楼基本就没租出去。你已经接手这个写字楼两年了,这说明什么?”“难道马先生的意思是说,我们的二楼一文不值。是不是?”“不,我恰恰认为你们的二楼有价值,而且,有很高的使用价值。只是,到现在为止,你还没发现它的使用价值与奥妙。哈哈!”“是吗?请马老板赐教!”“你说过,你买下这个楼,就是为了等中国大陆的客商来。OK,那么,你为什么不再想一想,你需要用什么方法,招来‘凤凰’,先把你这个大楼住满呢?”“什么方法?”“嘿,你怎么忘了你自己发明的方法啊?先让我们公司这个‘凤凰’在此建巢,其他的鸟啊、鹰啊,不就都跟着过来了吗?买房子的不都先设一个样品房吗?我们就是你的样品房呀!你想一想,我们把二楼住满后,那三楼四楼五楼等等低层的写字间,还用犯难租不出去吗?另外,我们又不是白住在这儿。按我们实际承租的面积的价格,折合成投资款,你就是我们公司的股东,享受股东应该拥有的一切权力。因为时间紧迫, IT业时间就是金钱,时间就是生命。对不起,我们只能给你三天的考虑时间。请你三天内务必给我一个明确的答复。好吗?”“不必用三天时间。我现在就肯定地答复你,这事就这么定了。请你找律师起草份协议吧。对了,这笔律师费该由你们单独承担。是不是?”

庞鹭是蹦着、扭着从“黄鼠狼”的大楼出来,进到车里,就给了我一个香吻。

我慢慢苏醒过来后,庞鹭喃喃地说:“我真是佩服你这能把死人说活了的本事。但我对你越来越没安全感了。我怕你把我卖了。你会吗?”“会。”

庞鹭双拳出动,以致我在马路上划个S形路线,引得道上的老外直“嘀”我。

我们公司开业,最先受益的两个人是张镇塔和“黄鼠狼”。

张镇塔是我把他从纽约叫过来的。他开个老的破装修用的工程车,一竿子从纽约就过来了,而且,还带来一车工人。

我是挺烦张镇塔的,但他对手下工人的这份感情,还是让我很佩服的。这也就是我能请他过来给我们办公室搞装修的根本原因。

接着第二个受益的人是“黄鼠狼”。因为,我那位财政部的同学张东来美国了。我把张东介绍给了“黄鼠狼”。老油条“黄鼠狼”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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