兵道:这些军队如何改写历史(txt+pdf+epub+mobi电子书下载)

作者:许述、罗耳闻

出版社:现代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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兵道:这些军队如何改写历史

兵道:这些军队如何改写历史试读:

版权信息书名:兵道:这些军队如何改写历史作者:许述,罗耳闻排版:辛萌哒出版社:现代出版社出版时间:2020-02-01ISBN:9787514382945本书由现代出版社有限公司授权北京当当科文电子商务有限公司制作与发行。— ·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 —推荐序一钢刀是怎样锻成的?乔 良

比了解战争胜败更重要的,是了解什么原因导致了战争的胜败,而比了解战争胜败原因更重要的,是谁、用什么造成了战争的胜败。

这是我读《兵道》时的强烈感受。

初读之下,你会以为《兵道》是一部通俗版简明战争史。从中国的吴起,一直讲到蒋介石的“国军”;从波斯的大流士,一直讲到以色列的梅卡瓦。一场接一场的战争,一个又一个的战例,虽然并未跳出我有限的战史知识之外,但每场战事都被两位作者讲述得饶有兴味,让你不由得为作者化繁为简的能力击节。但一路读下来,你会发现,作者原本就不是要给你讲战史,更不是复述战史爱好者们早已耳熟能详的那些战争、战役、战斗的细末枝节,而是在探究那些改变了人类历史走向的战争、战役、战斗背后的动力和原因。

先看中国:

重用吴起的楚国和重用商鞅的秦国为什么会雄起?

漠北大捷为何会成为汉军由胜而败的转折点?

王安石的经济改革、军事改革为什么双双失利?

成吉思汗的蒙古铁骑靠什么所向披靡?

蒋介石为何学苏军、学德军、学美军一事无成?

再看世界:

大流士一世英名为何败在小小的希腊?

马略和恺撒,谁对罗马帝国更重要?

从剪胡子开始的改革,如何使俄国成为世界列强?

扶桑小国日本为什么能在十年内连续赢得日清、日俄两场战争?

苏联元帅创造的大纵深作战理论,如何成为德军闪电战的利器?

除了马汉,几乎没有重量级军事思家的美军,为什么拥有领先世界的军事理论?

没诞生过世界名将的以色列军,为何能打遍中东无敌手?

在作者一一为你揭示这些古往今来的历史——战史之谜时,作者的意图也渐渐清晰可辨:人类数千年文明史,翻过来看,就是一部铁与血的战争史。群雄逐鹿,此起彼伏。没有了战史篇章,人类历史真不知该怎样写。既如此,了解战争,了解那些隐藏在战争背后的秘密,特别是洞察那些隐藏在这些秘密背后的规律,对今人尤其是对正处在深度军改进程中的中国军队和军人,就显得格外重要。

但就像自古以来没有两盘完全相同的棋局一样,也从未有过两场完全相同的战局。战场千变万化,胜败转瞬易手。有人大胜,有人大败;有人惨胜,有人惨败,个中因由何在?胜负无定势,战史有定规。何规?沿袭旧习司者多败,求新变革者常胜。这就是说,唯求变者,才有机会操胜战之牛耳。

为什么说唯求变者才有机会获胜而不是必胜呢?因为求变固然重要,但仅仅有求变之愿、求变之心,则是远远不够的。何况求变还可能是假变、退变、形变而实不变呢?能把“变”转化为胜利者,必须是真变、深变、形神器俱变,不如此则不可能稳操胜券。

如何做到这一步?

一本《兵道》读下来,我的看法:无外乎“五善”,即一善使新器,二善创新制,三善立新规,四善用新理,五善拔新人。

善用新器。“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战争中,总是先有新兵器,后有新战法,能在新兵器基础上创造新战法者胜。成吉思汗旋风横扫欧亚大陆,并非仅靠令人生畏的塞北雕弓和蒙古弯刀,更重要的是向中原汉人学会了使用火器并使之成为攻城略地的首选战法。德军用闪电战,先败英法,再败苏军,靠的是英国人发明的坦克和苏联人发明的大纵深作战理论。这两段历史告诉我们,发明利器固然重要,但善于把利器与新法结合运用到极致更重要。

善创新制。历史上那些成功的帝国,一定各有其成功的原因,但把它们放到一起比较,有没有共通之处?有,那就是不论内陆帝国还是草原帝国抑或海洋帝国,无一例外,在其草创之初或是中兴之时,都必须创立或革新跟自身实力及目标匹配的政治与军事相洽的体制。因为凡帝国必扩张,无扩张则无帝国,而所有帝国的扩张都是从创立新制开始。这意味着帝国的政制改革必然要有军制创新与之配套,甚至有些帝国的政制改革本身即是军制创新。例如,亚历山大的马其顿帝国,成吉思汗的蒙古帝国。这些国家,如果抽掉其军事体制,几乎无政制可言。其成功与衰败,也盖源于“其兴也勃,其亡也忽”的军事体制。这一点,没有比大秦帝国的崛起更有说服力的了。如果没有商鞅大刀阔斧地对秦制进行政改,同时亦推出一系列强军措施,既激励百姓又激励官兵,使“民乐战者为王”,从而为强秦打造出一支横扫六合的“锐士”之旅,那始皇帝一统中国是不可想象的。其实践充分验证了一个不是真理的真理:一切成功,都是制度改革的成功;一切胜利,都是制度创新的胜利。秦如此,罗马帝国、法兰西帝国、大英帝国、美国也莫不如此。哪个帝国不是向政制改革要效率,向军制创新要战斗力,然后才走上胜利扩张之路的?反过来说,哪一个帝国的衰败,不是在规制守旧、创新乏力之后发生的?由此可知,政制军制的改革与创新,对帝国命运的决定性作用不言而喻。

善立新规。虽说军事体制是军队的基石,其先进与否是战争胜败的重要因素,但光有一套看上去完备无缺的军制并不能保证军队一定打胜仗。原因何在?就在于制度是死的,人是活的。死的制度靠活的人去执行,则必然出现弹性,而这弹性其实是人性使然。正因如此,所有军事制度的制定,表面上都是针对不同事项做出的规定,如部队编制、指挥顺序、条令章程、法规纪律,但实质上只为一个目的,即如何把军人人性中的“优”释放到最大,“劣”压缩到最小,使一支军队能整齐划一到像一个人一样去行动。许多半吊子指挥官,以为靠一个“严”字,就可以做到这一点,这是对人性的误解,也是对制度法规的误解。要知道人性不能只用制度、法规去约束,更要靠制度、法规去激励。古今胜利之师,从来没有单凭军纪约束取胜的,一定有军功奖励体系与之匹配,所谓赏罚分明是也。改革家商鞅深谙个中堂奥。他在为秦军设计出一整套新军事体制后,为激励秦军上下有效地执行这一制度,又针对官兵个人制定出与新军事体制配套的新规,既有惩戒性的“连坐法”,更有以军功换爵级的奖励法,使“猛将必发于卒伍”的理念真正落到实处,才使秦军终成虎狼之师。类似规法,在古罗马军团和蒙古大军中也不鲜见,可算是古今治军的不二法门。因此,那些以为依靠制度就能治军打仗的人应细思之,也必须明白:军制,是针对军队的;军规,是针对军人的,二者相辅相成,却不可混为一谈。尤其是后者,罚,必不可少;赏,亦不可或缺。这才是治军之道。

善用新理。古人云,天不变,道亦不变。但如果天变了呢,道变不变?答案是,当然要变。战争波诡云谲,战场气象万千,作战样式因时、因地、因人、因技术等因素一变再变,必然导致作战理念不断创新。所以,以不变应万变的笃定,在战争中一钱不值。美国人莱特兄弟发明了飞机,却让意大利人杜黑提出了“空中制胜”论,又被日本人拿去成功偷袭了珍珠港;英国人发明了坦克,启发苏联元帅图哈切夫斯基创立大纵深作战理论,却被德国将军古德里安创造出“闪电战”的奇迹。这些事例都在告诉我们,原创发明固然重要,但比原创发明更重要的是如何把别人的原创发明和理论,迅速转化为自己成功的战争实践。这些事例也反过来告诉我们,对新技术的迟钝会导致对新理论的麻木,而对新理论的麻木必然导致与胜利擦肩而过、失之交臂。

善拔新人。“千里马常有,伯乐不常有”,故无伯乐便无千里马。一个国家要崛起,一支军队要争胜,即使新器、新制、新规、新理一应俱全,如无人可用,仍是白搭。汉武帝再英武,如无卫青、霍去病、李广利这些后生,断不可能远逐匈奴于北庭;拿破仑一世枭雄,如无达武、缪拉、拉纳、贝尔蒂埃等一众从平民中擢拔的元帅为其效命,绝不可能打赢除滑铁卢外的几乎所有战役;斯大林如果不从年轻将校中发现朱可夫、华西列夫斯基等一代新人,也不可能逆转败局,兵捣柏林。是故,看一个国家、一支军队是否真正求新、求变、求兴盛,归根结底不是看它是否使用了新器,创建了新制,制定了新规,引进了新理,关键要看它是否启用了能推进发挥新器、新制、新规、新理于极致的新人。如无此善,前述“四善”将乏善可陈。

这就是我读《兵道》的几点心得。我想,这也是《兵道》试图向读者传递的要意。推荐序二改者强,革者胜余 戈“改革”一词,看上去抽象,实际上形象。这里有个典故。战国时期,赵武灵王施行“胡服骑射”,因胡服一般取自动物毛发皮革,宽衣阔裤的赵国骑兵向胡人学习,从服装开始,“改”衣裳为“革”,遂有“改革”一词。“改革”的英文是reform,按照牛津词典解释,意为:to improve a system,an organization, a law, etc. by making changes to it. 显然,关键词是change,通过change实现reform。

军队为什么要改革?

不改革就要落后,落后就要挨打,挨打就可能灭亡。

中国王朝有一个普遍规律:开始气象更新,之后欣欣向荣,接着死水一潭,了不起回光返照中兴一下,最后堕落灭亡,改朝换代。这种“凸”字型路径,国家如此,军队也如此,且“生命周期”更短。以晚清为例:

1852年,曾国藩在老家湖南办团练,湘军横空出世;1882年,左宗棠率以湘军为主力的西征军平定新疆,湘军完成最后一次辉煌表演。

1862年,李鸿章在家乡招募淮军,“青出于蓝而胜于蓝”,比老师曾国藩的湘军还猛;1894年,甲午战争,淮军在陆战场一败涂地,淡出历史舞台。

1895年,袁世凯在天津小站编练新军;1928年,北洋军阀被消灭。

…………

看出来没?

这些军队从兴起到衰败,从朝气蓬勃到暮气沉沉,从生到灭,差不多以30年为周期。

为什么会这样?

一者,不打仗,军队失去目标和动力;二者,在打仗,但战斗力原地踏步,没有质的提高;三者,改革从“喷泉”到“死水”,“其兴也勃,其亡也忽”,没能建立常态纠错机制,不能做到常改常新。

1864年,湘军镇压完太平天国后自废武功,成为另一种意义上的“太平军”,在安乐椅上一躺就是近20年。这点时间,足以消磨一支军队的朝气和斗志。

淮军出道比湘军晚10年,仅2年就发展到与湘军老大哥平起平坐的位置。但淮军不打仗的时间更长——30年,成了一只“纸老虎”,其后在甲午战争中被日军无情戳破。

袁世凯的军队横空出世之时,何等生猛!这支军队倒是断断续续在打仗,但袁世凯的对手基本都不如自己,新建的陆军没多大长进。蒋介石北伐成功后,先是面对实力不如自己的红军,军队长进不大;随后面对比自己强得多的日军,又主要靠外援,军事实力虽有所提高,但只在“点”上进步(所谓美式装备“五大主力”),没在“面”上开花,无法阻挡暮气侵蚀。

有的军队明明外强中干,为什么可以在外界眼里保持“强大”幻象?因为不打仗,纸糊的老虎碰不到战争的尖刺,未被戳穿。想起一个“脑筋急转弯”:一艘船怎样才能永不沉没?答案是三个字——“不下水”。曾以“裱糊匠”自嘲的李鸿章深谙此理,甲午战争前主张“避战”,坚持“猛虎在山之势”,威慑就够了。可惜,不咬人的老虎,能威慑谁?

中国有两句老话,一句是“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一句是“流水不腐,户枢不蠹”。一支军队要保持活力,不能长久泡在和平蜜罐里,而要向强者学习,在实战中不断提高自己,在知识爆炸的信息时代更是如此。

习近平同志曾深刻指出:“在这场世界新军事革命的大潮中,谁思想保守、固步自封,谁就会错失宝贵机遇,陷于战略被动。”在全面深化改革的语境里,《兵道》一书的出版具有特殊意义。治军需要“资政”之书,对此作者虽未明言,读者捧卷在手却能感到一颗拳拳之心。否则,在流行从历史资料中扒快餐的时下,有几人能聚焦这一厚重主题,以不亚于做博士论文的投入来写一本聚焦历史上军队改革转型的普及读本呢?

本书作者选取古今中外最具有代表性的21次军事改革,以改革家为经,以改革为纬,对改革家的性格、经历、优缺、结局等进行了生动描写和解析,对“为什么要改,改了什么,改得怎么样”进行了深入浅出的解读和评析。与同类书相比,该书至少具有以下几个特点:

新风拂面,新意迭出。以“军事改革”为主题的书不是没有,但这本《兵道》与众不同,令人眼前一亮。作者选取的改革案例看似漫不经心,实则颇具匠心,不仅对中国历代军事改革进行了纵向梳理,还对中外军事改革形成了横向比较,最后归纳总结,既有鲜为人知的精彩故事,也有独具慧眼的创新认识。目录设计鲜活,让人有翻到具体页码读下去的欲望。例如,我们一般认为商鞅变法奠定了秦灭六国的基础,而作者却表示“秦国成也商鞅,败也商鞅”,容易吸引读者。

文风清新,文笔生动。作者不仅做到了“慧中”,还做到了“秀外”,所以读本书不觉其累,现在流行的“悦读”一词是之谓也。例如,作者用现代气息十足的语言介绍吴起在鲁、魏、楚的经历:“在三个单位干过,平台一个比一个大,要求一次比一次高,干得一单比一单好。连曹操都成了吴起的粉丝,表示膜拜:‘在魏,则秦人不敢东向;在楚,则三晋不敢南谋。’”

功力深厚,功夫扎实。两位作者从事军事研究多年,或长于历史、外军,或精于战略、军种、军制,皆功底深厚、经验丰富。他们把“军事”和“历史”结合得十分到位。该书涉及古今中外纷繁复杂的历史,作者信手拈来,运用自如。全书20多万字,注释达几百个,足见作者之走心、细心和用心。

作者虽从古今中外谈军队改革,所援引素材均为经典案例,它们也许能给当下提供一般性借鉴,也能帮助其他类型的组织机构找到转型的启示。实践之路仍在此时、仍在脚下,而改革大潮之波早已使所有人无法在岸上抱臂观望,那么就让我们从打开这本书开始深入思考吧!中国篇他=孙武+商鞅 ——草根丞相吴起军事改革

著名兵书《尉缭子》评价吴起:“有提七万之众,而天下莫当者,谁?曰吴起也。”多数人眼中的吴起,大概只是名将的形象。其实,吴起既是军事家,也是政治家和改革家,尤其在楚国的军事改革非常有名。他拥有三个“家”的头衔,比孙武和商鞅都厉害,正如郭沫若所说,吴起“秦以前作为兵家是与孙武并称,作为政治家是与商鞅并称的”。

与其他改革家相比,吴起有一个特别之处——不是在一个国家干到底,而是先后在鲁国、魏国和楚国为官,业绩都非常出色,最高做到丞相。既然干得好,为什么要不停地换单位呢?

欣赏吴起的人以韩非子为代表,说他目标坚定,百折不挠;讨厌吴起的人以司马迁为代表,说他残忍狠辣,道德败坏。

吴起,为什么引发世人的极端评价?

改革家需要三大气质

但凡军事改革的主持者,身上都散发出一些与众不同的气质。在吴起身上,这种特质体现得特别强烈。

有理想,有抱负。

吴起命好,是富家公子,生在一个“不差钱”的家庭,史载“家累千金”。如果是常人,多半很满足,踏踏实实、舒舒服服过完无忧无虑的一生。但吴起是个有追求的年轻小伙,理想是政治、是仕途、是做官。为此,他四处求职,想用钱砸开官场之门。不知道是卫国官场风气太好,还是吴家不会搞关系,总之箱子里的银子都见底了,现实却还没照进吴起的“当官梦”。“树挪死,人挪活”,吴起决定出国闯荡。

临走,他当着老娘的面,从自己胳膊上咬下一块肉,发誓说:“不为卿相,不复入卫。”放在今天,起码得干到部长甚至总理,否则就没脸回老家。

目标坚定,百折不挠。

先秦时期,卫国只是打酱油的小国,却出了两个赫赫有名的改革家—— 一个吴起,一个商鞅。两人有一个共同点:目标选好后,咬定青山不放松,不择手段去实现。为了当官,吴起做过学识理论方面的准备工作。有趣的是,他最开始选择的专业并非兵学,而是儒学。不过,学习期间出了个意外事件(容后文详表),被老师曾申(孔子得意门生曾参次子)逐出师门,这是“一挫”。但吴起没有气馁,而是换了个专业,改学兵法。很可惜,没查到他的新老师是谁。既如此,只有两种情况:第一,这位师父是隐逸的世外高人,类似《天龙八部》中少林寺的扫地僧;第二,吴起在兵法上悟性极高,“青出于蓝而胜于蓝”。

学成后,吴起的下一个目标就是把自己推销出去。他第一单干得不赖,30岁就为鲁国打了个大胜仗。不料,吴起竟被“礼送”出境,意思是小庙住不了大神,这是“二挫”。吴起再换单位,又在魏国干了20年左右,把人生最精华的年岁(30~50岁)都奉献在这里,胜仗无数。结果呢,没当上卿相不说,还被小人谗言,失去国君信任,这是“三挫”。

吴起年过半百,却仍未丧失斗志,来到楚国后总算当上了丞相,实现了人生梦想,遂搞起了有声有色的军事改革。

不法古,求创新。

吴起军旅生涯指挥的第一仗就充满了创意。两军对垒,为防止敌人突破己方阵线,通常把主力摆在中央。吴起完全反过来,在对阵强大的齐军时,中央安排老弱,精锐放在两侧,做奇兵之用。这一招一举两得,既让对手产生了轻敌之心,又达到了出其不意的效果。

吴起打仗不按套路出牌,治军也屡创新招。打完胜仗后,惯例做法是按照贡献大小分批论功行赏。吴起在魏国一反常规,把所有人安排到一个大厅里,让他们看到功劳不同,升的职、领的赏不同,连面前放的酒、嘴里吃的菜也不一样。通过这种“差额行赏”,在军内兴起“比学赶帮超”的热潮,大大激发了战斗力。在楚国,他看不惯世卿世袭制,规定官爵最多只能世袭三代,后面的不再享受。这对于习惯了吃祖宗饭的楚国贵族来说,无疑是当头一棒。

用脚写下“三国志”

上面说到吴起三次受挫,换个角度看,其实也是成功。现在,有人对“成功”进行了重新定义,认为在一个地方干得出色,还不能叫成功,在不同的地方都干得很棒,那才是成功。即使如足球天才梅西,因一直待在巴萨,就有人质疑他到别的球队未必踢得好。吴起则完全符合“成功”的现代定义,在三个单位干过,平台一个比一个大,要求一次比一次高,干得一单比一单好。所以,连曹操都成了吴起的粉丝,他这样评价偶像吴起:“在魏,秦人不敢东向;在楚,则三晋不敢南谋。”

下面,看一看吴起是怎么做到的。

吴起志向远大,研习兵法毕业后,第一次工作地点却选择小小的鲁国,不禁让人困惑。其实,吴起考虑很合理:第一,鲁国离祖国卫国近;第二,他是个新人,没工作经验,这种小单位适合迈出职场第一步;第三,在鲁国这样的小国,没做好也无妨,权当积累工作经验。再说了,要是在与强大对手的竞争中胜出,不仅名气一下子就出去了,而且卿相什么的还不手到擒来?

果然,齐国进攻鲁国给了吴起表现的机会,他抓住这次机会以弱胜强,打败了强大的齐军。不过,吴起万万没想到,自己挽救了鲁国,不仅没得到提拔,反而被一帮守旧的大臣排挤,最后居然被鲁国国君炒了鱿鱼。好在名气已经打出来,他不愁找不到更好的工作。

吴起听说魏国正在搞改革,需要人才,就将其作为事业发展的下一站。魏文侯征求宰相李悝的意见,得到的回答是:“吴起这人既贪名又好色,但打仗是个狠角儿,连司马穰苴也比不上。”(司马穰苴,齐国名将,官至大司马)魏文侯于是用其所长,派吴起镇守西河。这是什么地方?山西、陕西之间的黄河一带,正是秦、魏两国多次拉锯的激战之地,但魏国经常扮演失败的角色。魏文侯如此安排,大概是想检验吴起的成色。

吴起在鲁国期间,只与齐国打了一场热身仗,还没活动开。这次在魏国,他开始在西河这个局部牛刀小试,搞起了军事改革,其中最有名的项目是创建“武卒”作为常备军。入选“武卒”后,将享受不少优待,比如家人免除徭役和田租。但入选“武卒”很难,得具备以下8个条件:

身穿上、中、下连在一起的铠甲;

力挽12石的强弩(相当于现在的372千克);

携带50支箭;

肩扛一根长矛;

头戴铁盔;

腰配利剑;

带上3天干粮;

带齐上述所有装备,早饭后出发,到中午时要行军100里。

显然,当兵的门槛提高了,相应的兵员素质也提升了。荀子认为,魏国的“武卒”比齐国的“技击”厉害。有了基础扎实的部队,再加上吴起出色的指挥,魏军简直就是狮子率领的狮子军队,战绩完全改观,把秦军打得落花流水。史载,吴起任西河郡守的20多年中,与诸侯大战76次,其中64次全胜,12次不分胜败。换句话说,吴起连一次败仗都没打过,胜率不是一般高,是含金量极高的“常胜将军”。面对宿敌秦国,吴起率军连夺5城,一直打到郑(今属陕西渭南)。特别是公元前389年的阳晋(今陕西华阴东)一战,他麾下仅5万人,面对50万秦军,居然都能打赢,不服不行。

有句话说,“木秀于林,风必摧之”。吴起厉害是厉害,但搞人际关系是软肋。中央政府换相的时候,他呼声很高,但结果公布的时候是别人。吴起不服,居然直接质问新任宰相田文:“你不如我,为什么宰相是你不是我?”这事已经宣布了,他还去争辩,一来显得国君不会用人,二来也得罪权臣,显然是政治上不够成熟的表现。吴起在朝中没有后台,无人替他美言,反倒有人在新国君魏武侯(公元前396年继位)面前进谗言。结果,吴起失去了魏武侯信任,只好再换单位。

于是,吴起开始了第三次也是最后一次谋职,来到南方的楚国。这个选择是对的,正如郭沫若所说:“吴起在楚的一段生活,怕是他平生最得意的时候。”

吴起确实走运,遇到了和自己意气相投的楚悼王。这个国君不喜欢循规蹈矩,用楚国保守派大臣的话来说,就是“数逆天道”。楚悼王很欣赏吴起,但并没有马上满足其卿相梦,而是派到河南太守任上。如此安排有一石二鸟之妙:一方面,检验吴起是不是有真本事;另一方面,也是为了日后重用吴起时堵住大臣们的嘴。果然,吴起在地方只待了一年,就被提拔到了中央政府,并且担任宰相要职。

吴起的誓言终于实现了,想必非常兴奋,也有诸多感慨,于是他决定尽心竭力,用最好的业绩报答楚悼王的知遇之恩。与在鲁国和魏国不同,吴起在楚国获得了最大权力,从而有条件全面实施其改革计划。吴起改革是以“要在强兵”为中心,同时政治与经济也同步改革。

政治上,改革官职。吴起一坐上宰相的位子,就发现楚国的官制实在落伍。在战国七雄中,只有楚国还沿袭周朝旧制,官员没有文武之分,而且基本上是清一色的王室近亲或者同姓。这些人只拿钱不作为,堵塞了优秀人才的上升通道。吴起认为这是“贫国弱兵之道”,必须得改。如何改?可有可无的官职直接取消,保留的官职也下调等级,并降低工资标准。

经济上,移民垦荒。论地盘,楚国在“战国七雄”中是No.1,所以吴起说:“荆所有余者地也,所不足者民也。”他让贵族带头迁到人烟稀少之地搞南部大开发,说白了就是“强制移民”。这一措施对国家当然有好处,既开垦了新地,又把贵族原有土地收归国有,国库税收扶摇直上。

军事上,整军经武。军事改革是吴起变法的核心,但奇怪的是史书并未记载具体措施,只是泛泛而谈“抚养战斗之士”“精耕战之士”等。其实,对吴起来说,政治和经济只是手段,都是为军事服务。为什么?垦荒是为了增加国家税收,这样才有更多的钱来投资军事。改革官职省下大笔银子,“以奉选练之士”。钱还不够,怎么办?把一些不太重要的官职“公开拍卖”,赚到的钱用作军费。

吴起在楚国搞了近10年的军事改革,硕果累累。在南面,取得百越之地;在北面,收陈、蔡两国,三败强晋,一直打过了黄河;在西面,秦国也不敢惹事。特别是公元前381年,楚军强渡黄河,击败了吴起的老东家魏国。吴起想必非常解气:你们当初赶我走,现在后悔了吧?

吴起比商鞅强的地方

公元前381年,随着楚悼王离世,楚国政治版图风云突变。这一年,年过60岁的吴起遭遇了人生第四次挫折,而这一次他没能东山再起。大臣主持变法,最忌皇帝改变立场动摇或者突然死亡,吴起不幸遭遇后者,老板暴毙使他失去了靠山。

还没等楚悼王下葬,旧贵族们趁吴起来吊丧,迫不及待欲除之而后快。此前,他们被降职降薪,甚至还有亲戚被强迫到蛮荒之地,早就对吴起恨之入骨。但因为楚悼王坚决支持吴起,这些人当时不敢造次,等老国王一死,立即反攻倒算。

吴起猝不及防,身中数箭。他熟悉楚国法律,知道要是老国王的尸体有什么损伤,肇事者就得处死。据《吕氏春秋》记载,吴起说了一句话:“吾示子吾用兵也。”用今天的话来说,就是“孙子,让你们见识见识爷爷是怎么用兵的”。然后,他做了最后一件事:“拔矢而走,伏尸插矢而言曰:‘群臣乱王。’”但贵族们杀红了眼,加上心存“法不责众”的侥幸心理,才不管那么多,继续放箭,把吴起和楚悼王都射成了刺猬。他们明知冒犯国君的尸体是什么后果,竟全然不顾,可见得是有多恨吴起。

吴起死了,贵族们还不解恨,把尸体拖出去肢解了。可怜一代名将,竟落得如此下场。对此,史书留下六个字:“吴起枝解于楚。”司马迁只写到吴起被射杀,没提到肢解一事,还是韩非子透露,后人才知道。事后,这些贵族被继任的楚肃王处斩,70多家人陪葬。表面上,这些人是被楚肃王所杀,实际上是为吴起所杀。吴起临死前,故意把身上的箭插在楚悼王身上,还高喊是追杀他的人干的,就是为了让人听见,到时追查起来才有证据。可见,吴起确实厉害,死了还能为自己报仇。

韩非子说:“楚不用吴起而削乱,秦行商君法而富强。”吴起和之后的商鞅有太多相似点:都是卫国人,都意志坚定,都信奉法家,都是改革家,都被肢解……不同的是,商鞅是秦惠文王要杀他,而吴起是贵族们要杀他。

吴起在楚国的变法比商鞅在秦国的变法早约33年,成效明显。但随着吴起被杀,改革成果基本付诸东流,而商鞅虽死,其法却留。商鞅变法搞了两次,历时约20年,秦国深得益处,变法深入人心,国家已不可能回到从前。因此,商鞅死了,改革成果却保存了下来,而秦国日益富强,最终统一六国。

吴起改革因为他自己的死戛然而止,为什么会这样?

司马迁的总结是四个字——吴起“刻暴少恩”。相比之下,《韩诗外传》似乎说得更形象更透彻更在理:“水浊则鱼喁,令苛则民乱,城峭则崩,岸峭则陂。故吴起峭刑而车裂,商鞅峻法而枝解。治国者譬若乎张琴然,大弦急则小弦绝矣,故急辔衔者,非千里之御也。”

换句话说,吴起的军事改革整太猛、搞太急了。这种说法看似有道理,但其实没说到点子上。吴起失败的原因不是太猛太急,而是楚悼王死得早了些,导致改革的持续时间不够长(只有商鞅变法的一半),改革成果没能巩固,没有把旧贵族给彻底打下去,反而遭到其疯狂反扑。否则,如何解释商鞅变法更急更猛为什么却成功了?

吴起变法的成效不如商鞅变法,除了持续时间不够长,还有另一个重要因素——改革内容不够彻底。吴起变法在商鞅变法之前,有些方面考虑得不可能那么周全细致,而商鞅却可以借鉴吴起的经验教训。例如,商鞅变法借鉴了吴起只允许贵族遗爵三世而后回收的经验。更有甚者,商鞅“辕门立木”也是从吴起那里全套照搬而来。据《吕氏春秋》记载,吴起在为魏国守西河之地时,就用过这种办法。

才与德的博弈

作为一名军事家和改革家,吴起非常成功。之所以引发争议,是因为不少人认为他私德太差。主要有三件事,曹操做了概括:“杀妻自信,散金求官,母丧不归。”

下面一条一条细看吴起的“罪状”。

先来说“散金求官”。早年,吴起为求官,把家里的钱都折腾光了,却没搞到一官半职。这事成为吴起的污点,好像其他人做官都没花钱似的。其实,大多数官迷与吴起的区别,只是花钱在地下还是地上的问题。吴起毫不遮掩地花钱买官,干成了大家也许会去讨好、去奉迎、去巴结,但没做成就是另外一回事了。因为钱花光了而官没当上,吴起成了乡邻的笑柄。他与韩信可不一样,哪里是那种连胯下之辱都能忍的人。面对邻里的嘲讽,吴起的反应只有一个字——“杀”,而且一杀就是30多人。这30多人不可能个个都笑话过吴起,有的只是“嫌疑人”,但也被他“格杀勿论”。因为这事,司马迁送给吴起两个字——“猜忍”,即猜忌残忍。不过,换个角度看,要是没这事,吴起就不会被迫出国找工作,也不会有后来那么大的作为。看来,人有时是被逼出来的。

再来讲“母丧不归”。前面提到吴起学过儒学,但没毕业就改了专业,倒不是不喜欢儒学,而是被老师开除了。为啥?母亲死了,吴起竟然不回去奔丧。曾申是大孝子曾参之子,怎么容得下自己有吴起这样不孝的弟子,当即断绝师生关系。没想到,老师对学生最严厉的处罚,却成就了军事改革家吴起。也许这句话有道理——上帝给你关上了一道门,便会为你开一扇窗。话说回来,吴起又不是忙得抽不开身,但连母亲死了都不回去,自然为千夫所指。不过,只考虑道德,也许会忽视真正的原因。在老师面前,吴起应当是替自己辩解过,只是史书没有留下只言片语。笔者推测,作为孝子的弟子,吴起大概引用过《孝经》中这样一句话:“立身行道,扬名于后世,以显父母,孝之忠也;夫孝,始于事亲,中于事君,终于立身。”此外,吴起“母丧不归”还有其他三个原因:第一,别忘了,吴起在老家犯下了30多人的命案,说不定官差们正张网以待,回去不等于自投罗网吗?第二,吴起曾对母亲起誓,学不成名誓不还,如今还没混出名堂,如何面对母亲亡灵?第三,根据老规矩,吴起若是回去守丧,必须满3年才能再出门,他觉得现在正是学本事的最佳年龄,浪费3年太可惜了。

最后再看“杀妻自信”。吴起应聘的第一个地方是鲁国,此乃孔子的老家,是个礼仪之邦。但在弱肉强食的时代,儒家那一套没多大市场。鲁国国君当然明白这一点,当齐国来攻,吴起毛遂自荐时,便很想用他。可问题是,吴起老婆正好是齐国人,所以鲁国不相信吴起。为得到这份工作,吴起干了件十分出格的事——把妻子给杀了。吴起的妻子不是普通人,乃齐国富家小姐,而且是在吴起最落魄的时候跟了他,还提供了巨大的经济支持。笔者很想知道,吴起杀老婆时是什么心情,他妻子又是什么心情?可惜,历史没有记载这些细节。唯有结果是确定的,吴起的狠心得到了回报,赢得了鲁国国君的信任,被任为将军。

吴起爱兵十分出名,这竟也成为争议。

身为将军,他吃的、穿的、用的和士兵一样。最出名的一件事,一个士兵腿上长疮化脓,吴起居然不顾脏臭亲自吸脓。为什么这么爱兵呢?一次与魏相田文聊天时,吴起讲出了心里话:“士人追求的是名位,为此可以不择手段;打仗最重要的是取得胜利,为此士兵的性命不足惜。只要能取胜,怎么对待士兵都可以——仁义、诡诈、感化、约束、赏赐、杀伐,这些都不过是手段。今天我要他活,明天要他去死,这有什么不可以?儒家那套‘仁义爱人’的说法,太老土太没用了。”史上“吸疮”的著名故事有两个,除了吴起,就是西汉邓通为汉文帝吸疮。不管吴起的动机怎样,是不是作秀,但能做到这一步的将军,似乎还没有第二个。

爱兵在今天是共识,但在吴起那个时代可不这么看,士兵不过是奴隶。鲁、齐交兵,齐将田和听说吴起与小兵混在一起,曾这么评价:“将尊则士畏,士畏则战力。起举动如此,安能用众?吴无虑矣。”当时的普遍观念,军队就该尊卑有序、等级森严,将领必须让士兵畏惧才好指挥。吴起反其道而行之,结果如何呢?大胜!吴起爱兵也许动机不纯,但不可否认效果不错。《尉缭子》评价:“乞人之死不索尊,竭人之力不索礼。”意思是,要士兵为你卖命,你就不要高高在上的样子;要战士为你出力,就不要骂他不懂礼节。

吴起这样的人,在现代社会不太可能用起来。幸好他生活在战国,那是一个重利轻义、唯才是举的时代。改革,就是释放人性 ——重读商鞅军事改革

司马迁说:“秦所以强六世而并诸侯,皆商鞅之谋也。”战国七雄,几乎都搞过军事变革,为什么只有秦国的变法更全面、更彻底、最成功?

郭沫若说:“他的身世虽然是个悲剧的结局,但他的事业是成功了。”人亡政息,中国历代军事改革以失败居多,秦国的变法即使在商鞅死后也没有废止,这又是为何?

毛泽东说:“(秦国)尚军功以树国威……商鞅之法,为良法也。”商鞅为何引起中国现代领导人的关注?

两个想改变世界的年轻人

秦国给人的印象,似乎一直很强。其实不然。商鞅变法之前,秦国只在秦穆公时代“牛”过一次,可惜只是昙花一现,随后归于沉寂。即使东面的邻居晋国分为魏、赵、韩三家,实力大减,但秦国仍然被邻居魏国欺负得大气都不敢出。

随着两个年轻人的出现,秦国国势出现巨变:一个是秦孝公,一个是商鞅。

秦孝公于公元前362年即位,年仅21岁。他最恨的是一个字,最想的也是一个字。他恨的字是“羞”——秦国地处西陲,被六国当蛮夷看待,召开“武林大会”之类的庆典,从来不给秦国发邀请函。秦国不要说当盟主了,连去喝酒吃饭的资格都没有。用秦孝公自己的话来说:“诸侯卑秦,丑莫大焉。”他最想的字是“荣”——恢复秦穆公时代的荣光。当年,秦国富强,曾三立晋国国君,还救过楚国,何等威风!

秦孝公理想有了,但要变成现实,最需要的是不世之才。茫茫人海,这个人在哪里?

为找到此人,秦孝公发出了著名的“求贤令”,最后一句是:“宾客群臣有能出奇计强秦者,吾且尊官,与之分土。”请注意,这份公告是向天下宣布而非只在国内,也就是说,外国人也可以应召。

之后的事大家都知道了,商鞅去了,秦国强了,六国灭了,正所谓“得人才者得天下”。其实,有一个人比秦孝公占有先机得到商鞅,但居然不识货,放弃了。这个人,就是魏惠文王。商鞅的祖国是卫国,年轻时到魏国工作,在宰相公叔座门下做宾客并深受器重。公叔座临死前,向前来探病的魏惠文王推荐商鞅为自己的接班人。魏惠文王没说行,也没说不行,而是“嘿然”。公叔座看出魏惠文王觉得商鞅太年轻,胡子还没几根——靠不住,于是提出第二个建议:“王即不听用鞅,必杀之,无令出境。”等魏惠文王走后,公叔座又赶紧找来商鞅,把事情经过说了一遍,劝他赶紧走。这个公叔座真是老江湖,两边都做了好人。

按理,商鞅赶紧跑啊,可他偏不,理由是:“彼王不能用君之言任臣,又安能用君之言杀臣乎?”果然,魏惠文王表面上答应,实际上对公叔座的话不以为然。回去后,魏惠文王对左右说,相国让我用商鞅,又让我杀商鞅,恐怕是病糊涂了。从这件事上可以看出,年轻的商鞅确实厉害,断事之准居然超过当朝宰相。

商鞅知道魏惠文王不会用自己,在这里不可能有什么前途了,再加上公叔座死后自己没了依傍,又听说秦国在求贤,干脆就去搏一把。秦孝公只听商鞅说了一番富国强兵之道,便决定把国家交给这个年轻的外国人去做实验。比起魏惠文王,秦孝公的魄力和勇气不知高出多少倍。

秦孝公敢用,商鞅敢干,这两个年轻人碰到一起,擦出的火花将“点亮”全世界。

改革做到这一点就成功了

商鞅主持变法时的职务是“左庶长”,这是个什么级别的官呢?左庶长是上马统军、下马治民的权臣,在秦国有几百年的历史了,该要职一向由王族担任。商鞅得此职,可见秦孝公对他信任有加。

秦国的改革分阶段搞了两次(分别开始于公元前359年、公元前350年),内容涵盖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等诸多方面,十分丰富。商鞅的指导思想很明确:“以战去战,虽战可也。”秦国在改革后之所以脱胎换骨,逐一将六国踩在脚下,主要是商鞅成功地把秦国改造成了一架高效的战争机器,实现了“民之见战也,如饿狼之见肉”的目标。

战场其实就是刑场,胜利的一方是刽子手,失败的一方任人宰割。打仗要死人,没有人愿意上战场。既如此,秦国人怎么就战则喜、闻战相贺呢?

商鞅充分认识到:“凡战者民之所恶也,能使民乐战者王。”为实现这个目标,他的办法是:

第一,军功爵制。在秦国,想加官晋爵,只有一条路——战功,拿多少敌人的头颅回来,就可以换到相应级别的官爵。商鞅把军功细化为18级,“斩一首者爵一级”。脑袋为什么叫“首级”?就是从这句话来的。用今天的话来说,就是“计件工资”。有了爵位有哪些好处呢?第一,官吏优先从有爵位的人中选拔;第二,可以使唤无爵之人,爵位越高,可以使唤的人越多;第三,不同爵位可以分到相应面积的土地。如此,加官晋爵有公开的明确的标准,完全由手上的首级数量说了算,不存在暗箱操作的问题,非常公平。换句话说,军功是普通人改变命运最容易实现的方式,无疑具有巨大的诱惑力。如果去统计秦国的名相名将,会发现两个特点:一是外国人多,二是平民出身的多。值得注意的是,提到军功爵制,不少人都片面理解为“赏”,忽略了“罚”。商鞅赏得重,罚得也不轻。白起,好不容易混到大良造,因为犯罪,一下子成了仕伍。另外,要是做了俘虏还好意思回来,对不起,当奴隶去吧。

第二,连坐法。商鞅深知,战争是有组织的暴力行为,需要个体的勇猛,更需要团队的力量。如何将所有人的力量拧成一股绳呢?商鞅的办法是三个字——“连坐法”。一是连坐家人。军人如果不奋勇杀敌,本人被处死不说,还要连累家人。二是连累战友。商鞅把部队编成五人、十人、百人那样的组,不论哪个组,只要一人逃跑,其他人都得受罚;如果组长被杀,其他人也要受罚;如果组长没砍到人头,也得处死。商鞅赏得公平,罚得也不含糊。这样一来,秦军只有一个选择:向前、向前、向前,杀敌、杀敌、杀敌。

第三,商鞅不仅是管理和组织上的行家,还是心理学上的高手。秦人很看重身后的名声,死后用坟边种树的方式来体现来世一遭的价值,这是举国风俗。所以,只要数数某人坟边有几棵树,就知道其生前做出过多大贡献。商鞅得知后,很快加以利用,规定取敌人头一颗,爵加一等,墓树加一棵。

从以上三条措施看,商鞅对“生则求利,死则求名”的人性看得很透,他认为:“民之性,饥而求食,劳而求佚,苦则索乐,辱则求荣。”因此,他充分利用人性的特点,将其纳入国家设定的轨道,实现个人利益与国家利益的统一。尤其是秦之军功爵制对军人而言,犹如包产到户对农民而言,都是尽量释放人性的结果,效果非常好。

还有个问题,秦军的单兵作战能力要强于六国,但数量上没法跟六国比。秦要统一天下,必须有尽量多的战士。于是,扩军成为摆在商鞅面前的重大课题。

不过,商鞅有的是办法。“正卒”与“更卒”制度便是其中之一。何为“正卒”?秦国实行三年兵役制,即使贵族也必须服兵役。20~23岁在家种田储备粮食,23岁当兵,当兵的头两年接受训练并在部队服役,第三年到都城担任宫廷护卫。什么又是“更卒”呢?三年后可退役回家,但国家有事还得轮流征调回来,这就是“更卒”。何时可以彻底免除兵役呢?56岁!秦国把后备役年限延迟这么长,使国家保持着一支强大的支援力量。

商鞅仍不满足,为增加打仗的人手,又为秦国量身定做了一个办法。考虑到秦国地多人少,而六国地少人多,所以就公开招徕六国民力到秦国垦荒,不仅田地白送,还免除三世的赋税!这个诱惑太大了,六国民力纷纷涌入,甚至敌国士兵也成群地不战而降,好到秦国做“新民”。这样一来,秦国男丁从土地中解放出来了,而这正是商鞅的目的——这些秦人全部变成了士兵。

执行力,执行力,执行力

重要的事说三遍,所以标题写了三次“执行力”。

改革措施再好,缺乏执行力也只能是废纸一张。王莽改制、王安石变法、戊戌维新,发了多少命令下去,但根本没人认真办,结果就只能是没有结果。秦国进行改革前,充分发扬民主,由秦孝公在朝堂上主持公开辩论。一旦改革决策定了,就只管执行,不许多嘴。

商鞅的改革理念是:“法必明,令必行,则已矣。”改革措施出台后,他请求秦孝公下了一道命令:只需执行,不得议论,不但说改革的坏话不行,就是说改革的好话也不行。改革伊始,大家有怪话;效果出来了,有人说好话。岂料,对这些为改革唱赞歌的人,商鞅也归为“此皆乱化之民也”,照样当作妄议新法处理,并发配到边疆。这件事充分说明,商鞅是一个相当自信以至自负之人。

有人不信邪,偏要往枪口上撞,这个人身份还不一般——秦孝公的哥哥、太子的师傅公子虔。首都是商鞅与守旧派较量的重地,这里推行新法了,其他地方就好办,这里推不动,其他地方也没法搞。改革第一年,首都有上千人对改革表示怀疑。公子虔觉得反对新法有民意支持,打算给商鞅出道难题。但他不傻,不会自己去碰高压线,而是利用太子,故意让太子乘车经过只有皇帝才能走的御道。

根据法令,这是要处罚的,但怎么才能处罚储君呢?对太子这个特殊的犯错者,商鞅应该怎么办呢?

公子虔以为难住了商鞅,不想却祸害了自己。由于太子年幼(约9岁),这事显然有他人幕后主使,商鞅锁定为太子的两个老师。商鞅说,太子犯法不懂事,但他的两个老师也不懂吗?显然是老师没教好,所以应该惩罚太子的老师。结果,公子虔被割去鼻子,公子贾脸上被刺字。公子虔好歹也是皇亲国戚,没了鼻子怎么见人?只好8年不出门。

其实,公子虔的遭遇算走运了,其他人犯在商鞅手里更惨。一个叫祝欢的贵族诋毁改革,被商鞅砍杀。但附和祝欢的还有渭水边的孟西白部族约700人,这么多人怎么处理呢?商鞅在渭水边进行审判,斩立决,一日之内全部处死。

商鞅如此冷血和铁腕,贵族们又恨又怕,在暗地里都诅咒他早死。有人说:“你的命就像早上的露水,长不了。”有的说:“你现在嚣张,是因为有大王替你撑腰,哪天大王不在了,会算总账的。”

不管怎样,商鞅把重罚这套组合拳打下来,特别是对太子的师傅也毫不客气,使大家看到了改革的决心。史载:“明日,秦人皆趋令。”

各国皆变法,何以秦独强?

一个外国年轻小伙把秦国折腾得天翻地覆,结果是好是坏?秦国真的能强大起来吗?

今天,看到了结果,这不是问题。可在当时,很多人脑子里还是萦绕着大大的问号。秦国上下除了商鞅信心满怀,绝大多数人都狐疑甚至反对,就连秦孝公也没底。改革就是去旧布新,开始大家很不习惯,但随着改革推进,好处和实惠逐渐显现,然后大家就支持了。史载:“卒用鞅法,百姓苦之;居三年,百姓便之。”

商鞅军事改革的效果体现得尤为显著。战国七雄中,三个国家的“特种部队”最有名——齐国的“技击”,魏国的“武卒”,秦国的“锐士”。荀子认为,比来比去,秦国锐士最厉害。秦相张仪曾形象地描述秦军与对手交战的情景:六国军士都是身披甲胄,秦军则不需任何保护,光着膀子就上去了,结果是“左挈人头,右挟生虏”。他还说,秦军与六国军士相比,就好像秦国大力士与婴儿打架一般,完全不是一个量级。

经过军事改革,秦军好像吃了兴奋剂,成为赫赫有名的“虎狼之师”。秦国把这些有组织有纪律的虎狼放出去,自然会有大量的受害者。据《史记·六国年表》记载,六国发动的战争是38次,还不如秦国一国发动的战争次数(93次)打个对折。在秦国发动的93次战争中,22次有斩首数目的记录,累积达181万人次!除此之外,还有71次没有统计过,这里面也许有败仗,但即使败仗也会有斩首,只是没统计进去而已。由此可见,死于秦军刀下的六国亡魂该有多少!

商鞅变法在军事上的成效,不仅立竿见影,而且影响深远,正如东汉名士王充所说:“商鞅相孝公,为秦开帝业。”韩非也说:“商君死,惠王即位,秦法未败也。”

先来看近期影响。据《战国策》记载,改革后的秦国“兵革大强,诸侯畏惧”。秦国首先击败了最大威胁者、卧榻之侧的魏国。魏国经过李悝变法和吴起治军,是战国七雄中最先称霸的国家,压迫得秦国喘不过气来。商鞅在魏国待过,深知魏国的实力,他承认:“以一秦而敌大魏,恐不如。”经过改革,秦国不仅从魏国手里夺回了西河之地(特别是函谷关要隘),还逼得魏国从安邑(今山西夏县)迁都大梁(今河南开封),以避秦锋。而今,秦国进可攻,退可守,把战争主动权牢牢掌握在自己手里。那个当初看不起商鞅的魏惠文王肠子都悔青了:“寡人恨不用公叔座之言也。”之前,秦国在中原六国眼里一直是蛮夷之邦,不放在眼里,内地有盟会什么的,从来不请秦国参加。周显王二十六年(公元前343年),秦孝公终于大大扬眉吐气了一把。这一年,秦国成为“武林盟主”,召开庆祝大会,六国都来参加,很有面子。

再来看远期影响。秦孝公之后第六代国君也就是秦始皇时代,丞相李斯还在念商鞅之功:“孝公用商鞅之法,移风易俗,民以殷盛,国以富强,百姓乐用,诸侯亲服,获楚、魏之师,举地千里,至今治强。”不仅如此,商鞅变法还成为改革楷模,不断激励着改革的后来者以及无数立志创新和强国的年轻人。

上面说到,军功爵制充分释放了秦军的战斗力,成为秦国横扫六国的利器。其他国家看到秦国搞这套效果这么好,难道无动于衷,没什么动作?当然不是。其实,这些国家也在限制官爵世袭,也在奖励军功,有的比秦国还搞得早。比如,魏国坚持“食有老而禄有功”,楚国则实行“使封君之子孙三世而收其爵,减绝百吏之禄秩”,燕国也有“公子无功不当封”的制度。

既如此,为什么六国都被秦国灭了呢?

这是因为秦国的军事改革更系统、更具体、更具操作性。《中国历代战争史》说得好:“各国富国强兵之谋,都在旧制度中打转,而商鞅独运其智慧,从变法中建立新制度开始,从根本上树立其富强之基,所以能高人一等。”

秦国成也商鞅,败也商鞅?

商鞅运气不错,他的后台秦孝公在位长达24年。有了秦孝公长期的坚定支持,商鞅才能从容展开改革,使变法见到成效。因变法成效显著,商鞅于秦孝公十年(公元前352年)升任大良造,相当于18级军功爵制的第16级,军政大权一把抓。秦孝公对商鞅欣赏和信任到什么程度呢?秦孝公临死前,竟打算让商鞅当接班人,只是商鞅没敢答应。

公元前338年,秦惠文王继位。这位新君便是当初商鞅欲处罚的太子,而这意味着商鞅的好日子到头了。一般认为,被商鞅割掉鼻子后8年不好意思出门的公子虔见机会到来,于是告发商鞅谋反,商鞅惧而逃跑,然后被追杀。不过,这不太说得通。公子虔告发商鞅是极隐秘的事,不会轻易让对方知道,而且商鞅这个人在朝中没什么铁哥们儿,不会有人通知他被告发了。实际的真相是,秦孝公死后,商鞅看到宗室贵族的怨恨情绪公开显露,担心遭到报复,于是带着母亲逃回魏国。商鞅不向国君报告就偷偷跑了,正好给人落下口实,说他企图谋反。对此,《秦本纪》说得清清楚楚:“及孝公卒,太子立,宗室多怨鞅。鞅亡,因以为反。”司马迁大概对商鞅没什么好感,所以这个细节在《商君列传》里没有,只在《秦本纪》留下蛛丝马迹,很容易被人忽略。

秦惠文王即位时约17岁,是个有抱负、有见识、有作为的国君。为什么要杀掉大功臣商鞅呢?有人说,他的老师被商鞅割了鼻子,是为师报仇。但这也未免太小看秦惠文王了,他杀商鞅的真正原因——《战国策》说得明白:“大臣太重者国危,左右太轻者身危。今秦妇人婴儿,皆言商君之法,莫言大王之法。是商鞅反为君主,大王更为臣也。”秦惠文王虽然杀掉商鞅,但并未废其新法,说明内心是认同改革的。在他看来,商鞅已经完成使命,该走进历史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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