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色秘闻录（六）(txt+pdf+epub+mobi电子书下载)

作者：读书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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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色秘闻录（六）试读：

内容提要

在我的印象中，历史是枯燥无味的，可是历史真的像我们在学校知道的历史吗？历史真的是我们在党史公众媒体中知道的历史吗？正史往往惨杂了太多的人为因素，当然稗官野史也不是没有人为的因素。如果我们想要了解真正的历史，那就只好回到当时，但是这是不可能的，所以我们只有在读完正史以后，再看一下野史，或许可以发现不同的内容。

第一章　捣毁志愿军烈士陵园内幕

1.关于中朝关系人们的误会问题。五十年来很多人都认为中朝是亲密无间，是鲜血凝成的友谊，其实在很大程度上是一种宣传的结果。就我对历史的研究来看，中朝的关系实际上一直是非常紧张的。

我们首先说朝鲜战争期间，人们都知道中国出兵是帮助朝鲜打美国人，但是很少有人知道其实金日成并不想让中国出兵。当时1950年7月份的时候，美国一参战，苏联大使就找周恩来说斯大林同志希望中国做准备，你们应该在适当的时候要去帮助朝鲜。中国也做了准备，几万人马也调到东北，也建立了边防军，但是金日成连中国需要的地图也不给，最后志愿军去用的日本的地图。派军事参谋去勘察朝鲜地情，不让去，后来派了一个武官去了解战局的情况，金日成好吃、好喝、好招待，高级宾馆一住，安了一个直线电话就是金日成接，当时就是蔡成文。后来我采访他，他给我讲当时的情况，他说他得到的消息都是第二天就见报的消息，没有最新的情报。所以后来几次周恩来跟斯大林抱怨，说我们怎么帮助他们，他什么情况都不让我们知道，一直到最后仁川登陆，9月28号，平壤已经很危机了，因为联合国军就要过三八线了，最后他们没办法了，给斯大林写信，希望苏联援助，苏联又不肯援助，说这个事最好找中国，最后才请中国出来，在朝鲜战争的过程当中实际上这个矛盾也是很……大家在一些战略安排，究竟是继续往南追击，还是整修，越过三八线以后有矛盾，中朝联军谁指挥，是中国人指挥还是朝鲜人指挥，按说人都是中国人，中国去的人多，当时朝鲜部队几乎已经都给打散了，但是你是在朝鲜作战，金日成想指挥，彭德怀说那不行，你不能指挥，你指挥已经败成这个样子，你还指挥。矛盾也很严重。

五二年美国轰炸非常厉害，金日成想停战，毛泽东坚决不停，说这会在敌人的威胁下怎么能够接受他的条件，这不表示你软弱吗？等等很多矛盾，最后都是通过苏联给解决了。但是，我想这个问题大家是你知我知道，表面上谁也不说，我想两国领导人都非常清楚，这就造成了到战后发生了一个非常严重的事情。

1956年苏共二十大，赫鲁晓夫就批斯大林的个人迷信，在朝鲜劳动党内部也搞起了一批人反金日成的个人迷信，因为朝鲜劳动党有几个部分组成的，其中一部分就是延安派，就是当时抗日战争的时候到延安去的这部分朝鲜人后来又回国了，这部分主要都是在军队里的干部，当时也都掌握了党政军很多人在高位。还有一拨南方派，就是朴见永，当时在南方被排挤到北方。这批人到战争还没结束的时候已经被打下去了，当然还有苏联派一拨人。56年当时要起来倒金的主要是延安派，这个事败露，所有这些人，包括几个政治军委没办法，结果就逃了。后来我到西安去采访了一个人，就是平壤市委书记。金日成追杀就逃到中国来，管中国要人，因为当时驻苏大事也叛逃了，也是反金日成的。这样中苏就商量怎么办，后来就找金日成谈，让他算了。金日成提出的条件事中国把志愿军撤了，你不要几十万军队老在我这，实际上他对这个是很反感的。这样达成一个协议，我们到58年以前把部队都撤走，你们这几位也算高级领导干部也不要再追杀了。后来这些人都给疏散到西安、咸阳这一带作为退休老干部。我97年去采访的时候都已经到老干部局。

所以中朝之间的矛盾其实是很尖锐的。但是这里面有历史的原因，也有一些心理上的作用。有一段比较好，就是中苏分裂的时候，苏联对朝鲜不好，朝鲜拉中国。后来又不行了，中国一改革开放，因为大家政策又不一致了。

2.关于援助问题。中国援助周边的国家，特别是一些弱小国家，这个是有传统的了。特别是从70年代，毛泽东就喜欢周围国家谁缺什么就给什么，我想这个援助的力度其实是逐步转弱。因为中国也逐步走向务实，不是搞国际共产主义运动，谁想要什么就给什么。但是朝鲜的确把这个作为一种维持关系的交易，你给我东西我就跟你好，你不给我东西我就给你脸色看。

我研究朝鲜战争，据我了解，朝鲜的几个战争纪念馆根本就没有志愿军的展出，任何一个字、一个画面都没有，他的教育就是这场战争是咱们自己打的，你给他打死那么多人，损失那么大，从多少年来朝鲜的展览都是这样子，其实这个中国政府其实也都知道。

3.关于邻国发展核武器问题。我想任何一个大国都不希望他的邻国也掌握核武器，1954年10月赫鲁晓夫到中国的时候给了中国很多的好处，比如旅顺基地还给中国，四个合营公司还给中国，增加经济贷款，增加援助的项目，所以当时赫鲁晓夫非常高兴的问，毛泽东同志你还需要什么就说吧，毛泽东说了一句话把他吓坏了，毛泽东说我想要原子弹，你能不能帮助我们制造原子弹？当时赫鲁晓夫就愣了，因为他从来没有想到中国会提出这么一个要求。最后双方当时达成了协议，可以帮中国搞个反应堆。当然反应堆和原子弹是两回事，还是有一定关系的。

一直到55年、56年，中国一再的要求核武器的技术，苏联就是不给，左推右推，说你和平利用，先搞着，先培养人，先讲课学习，最后一直到1957年苏联自己出事了，他们党内发生了重大的分裂，要得到中国的支持，毛泽东也表示支持赫鲁晓夫，中国共产党对他表示支持以后，到1957年10月15号就签订了所谓国防新技术协定，就是给中国提供核技术。

4.关于中朝边界问题。我国的朝鲜族同胞，主要分布在我国东北与朝鲜毗邻的地区。韩战之后，朝鲜就在我国东北展开了地下活动，为居住在我国的朝鲜族同胞建立“祖国观念、领袖意识”，宣扬他们的祖国是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领袖是金日成将军。但当时我国大多数朝鲜族同胞并不为所动。

到了一九五九年，中国进入三年困难时期，朝鲜就抓紧时机许以各种优厚的条件待遇，鼓动我国朝鲜族同胞中的大学毕业生及种种专业人士回归祖国，为他们的“千里马”运动效力。他们并在边境设立接待站，迎接越境者。

座落于中朝边界的长白山天池和白头峰，历来是我国的神圣领土。天池位于长白山之巅，乃火山爆发铸成的九峰围合而成，最高一座为白头峰（图见）历史上中朝国界线在分水岭东下二十公里处，自南而北划定。即使在日本统治朝鲜时期，天池也在中国版图；且朝鲜建国时对此也是承认的。在中朝蜜月中，朝方派员来华，提出分天池一角的要求，说什么天池是伟大的金将军革命事业的发源地，希望我国能理解朝鲜劳动人民深厚的无产阶级感情，等等。我们这边大手一挥，就切了天池一半（一说有53%）过去，分水岭东侧的三座山峰也跟着一道送了出去。朝方接收后的第二天，白头峰便更了名，改成了“将军峰”。

后来，朝方更得寸进尺，指示其驻华使馆向我国提出照会，“严正声明”说：黑龙江省一部分、吉林省大部分、辽宁省一部分历史上都是属于高丽帝国的版图，后为中国历代王朝所侵占，而今中国已是社会主义国家，理应归还这些领土。陈外长接到照会后当即面呈周总理，周即指示吉林省社科院火速将中朝两国历代疆域研究清楚，上报国务院。经过学者们研究得出来的结论，自然是这些是与高丽无关的中国领土。但我方将这个结果交给朝方，并拒绝他们这方面的无理要求后，他们竟恼羞成怒，立刻跑去苏联，表示坚决站在苏共一边。

5.关于下令捣毁志愿军烈士陵园问题。一九六六年文革爆发，举世震惊。金日成在震惊之余，颇为恐慌，他不晓得毛葫芦里卖的是什么药，他瞠目注视，看毛如何演下去。

突然红卫兵起来了，提出一条崭新的口号：“毛主席是全世界人民心中的红太阳！”还到处张贴大字报，扬言要逮捕走资派金日成。金一听，我的国家的红太阳是我金某人，怎能是你毛泽东！于是怒从心头起，恶向胆边生，当即下令捣毁志愿军烈士陵园，将烈士碑统统打烂，包括毛岸英的大碑也被砸得粉碎。

与此同时，在边境挂起高音大喇叭，大骂中共无耻，大喊：“金日成主席是我们心中的红太阳！”更有甚者，在鸭绿江上展开“驱水战”，北韩士兵在江心筑起大坝，将水驱往西岸，为中国一方造成水灾。中国人也挂起大喇叭，骂金日成是“朝修”。在中国一方，一直是红卫兵和造反派叫骂，官方传媒始终沉默不语，但是两国关系已陷入僵局，大有时刻爆发骂战之势。

后来金日成看到文革乱局，毛完全能够控制，“走资派”已被彻底整垮，毛依然稳坐中南海，于是专程访华，当面向毛道歉，承认做错，并答应重建志愿军烈士陵园。毛也对金说，友谊是主要的，误会是次要的。于是两国又“言归于好”。

其实，这些年中朝关系实质上到底有没有所宣传得那么好，大家也是有目共睹的。如果关系真那么铁的话，在我国争办2000年奥运的时候，该国为何又不投我国北京的票而投悉尼的票，令我国以两票之差输给了悉尼？如果该国将票投给我国的话，北京与悉尼的票数相等，还是有一半机会将千禧年奥运举办权拿到手的。

摊上如此深厚的“同志加兄弟般的、鲜血凝成的友谊”，我们大致也只能有徒呼奈何的份。

第二章　开国大典秘闻：天安门城楼上的女便衣

1949年8月，北京护城河畔一处住宅内，一支600人的特殊队伍悄然成立，它的名字传奇而神秘：北京市公安局便衣警卫大队。六十年后的今天，时任大队政委的慕丰韵一字一顿地重复周恩来的“死命令”：要保证开国大典“绝对安全”！

最关键的岗位给了女生队

便衣大队的600名警卫由三部分力量组成，“所有警卫人员都是我们亲自挑选的，政治素质好是先决条件，不怕牺牲是必要条件。”其中北平纠察总队抽调一个连队，负责担任路线警卫，他们的任务是散在领导出行沿途保卫安全；华北军区情报处抽调一部分侦察员，担负党和国家领导人住地、活动场所附近的秘密警卫。这两部分人员都是经过实战历练的大小伙子，“我对他们的要求只有一样，干什么像什么，卖什么吆喝什么，别只装个样子，便衣警卫们真的去拜师学艺。”于是，支起摊子卖水果、敲着小鼓收破烂、捉起针线修鞋……原本的军官就这么干起了“小买卖”。慕老至今想来仍然感慨：“都是排长、连长的干部，一声令下就变成小商贩，没人说一个不字。”

最特别的是第三支队伍，这是四十名从应届高中毕业生中抽调出的女生，任务就是在天安门城楼以服务员身份贴身保护领导和贵宾安全。“我们把最关键的担子压给了女孩子。”慕丰韵说，党和国家领导人的贴身卫士由中南海九局选派，这些女便衣最主要的任务就是保证城楼水源安全。“可别小看端茶倒水，当时特务最擅长下毒，天安门城楼上的水都是专供的，专人负责烧水看管，女生们必须保证从专人手中取水，再送到领导面前，过程中壶不能离手。服务之余女孩子们还要眼观六路，时刻注意城楼上动向，毕竟她们的身份是便衣警卫。”

身负暗杀任务的大特务落网“大典前夕，截获的情报显示，国民党准备开飞机来轰炸，并派特务搞暗杀。空军部队在防空方面做了周密的部署，而我们警卫大队最主要的任务就是提前抓获那些杀手特务。”

谈起戴运鹏，慕老多少有些后怕。戴运鹏是精英级别的特务头子，国民党保密局给他的任务只有一个：开国大典上刺杀毛泽东。戴运鹏曾经三次来京潜伏在朋友家中，刺探北京城里环境寻找下手时机。第四次入境时，情报部门通知慕丰韵立即展开擒获行动，情报中特别提醒便衣大队，该特务会武术，一身轻功能上房。“我当时就说他吹牛！”老人大手一挥，“我信他能把草席子扔房上。”豪气归豪气，当时的慕政委还真没敢掉以轻心，特别挑了4名彪形大汉守在深圳口岸，戴运鹏刚进关就被摁住。“我亲自审问戴运鹏，问他到底会不会轻功，他承认是吹牛吓人的，也就是跳得高一些。很快，姓戴的就被毙了。”那时距离开国大典已经非常近了。

扫雷器过滤天安门城楼

开国大典一天天临近，慕丰韵和战友们的心也一天比一天紧张。“那年头也没别的武器，我们就怕炸药和地雷，大典前夜，战士们拿着扫雷器仔仔细细地把天安门城楼、观礼台探了一遍，每个座椅下面、每个旮旯边角，查了又查。安全了，马上派武装战士把天安门会场区域围起来，严密封锁。”当晚，周恩来亲临天安门城楼检查安保工作，特别把慕丰韵叫到身边详细询问了安保情况后，方才放心离去。

1949年10月1日早上8点半，慕丰韵准时到岗，他的指挥部设在金水桥畔的观礼台中，头顶就是天安门城楼，公安部长罗瑞卿始终站在毛主席身后。那一刻，站在城楼下的他除了紧张还是紧张，“就一个念头，千万别出事。”“毛主席等中央领导同志从中南海出发前，九局的贴身警卫通过专线保密电话通知我，我再把便衣路线警卫撒出去，分布在从中南海到天安门沿途。为了防止泄密，严禁过早通知，提前半小时才能发出信息，而便衣警卫必须在首长出门前20分钟到岗。”

就这10分钟的时间，便衣警卫用的交通工具居然是自行车。“哪里有什么汽车、无线电通话器呀，只能沿途设几个固定电话站，警卫发现异常就蹬上自行车打电话汇报。”想起手下的小伙子，老人不由得竖起大拇指：“都是好样的，素质真好。”

毛主席等中央领导的车出了中南海，慕丰韵的心提到了嗓子眼儿，直到领导们平安走上天安门城楼，大家的心脏算是归位了。回想当年这场没有硝烟的暗战，慕丰韵淡淡地说：“1949年10月1日，平安无事。”

第三章　内卫铁拳罗瑞卿：危机时为毛泽东“顶着天”的人

周恩来总理在10月30日与公安代表座谈时所讲的一番话，成为了至今公安工作的信条：“军队与保卫部门是政权主要的两个支柱，你们是国家安危系于一半，国家安危你们负担了一半的责任。军队是备而不用的，你们是你天天要用的。”“才饮长沙水，又食武昌鱼。万里长江横渡，极目楚天舒。”

1956年5月31日，毛泽东主席在武汉畅游长江，写下了这首著名的《水调歌头？游泳》。就在水里，毛泽东向岸边的一个人喊了一句：“你也下来么！”岸上的这个人却只能苦笑着摆手：“主席，我不会游泳啊。”岸上的这个人，就是时任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公安部部长罗瑞卿。

毛主席在长江中“不管风吹浪打，胜似闲庭信步”，罗瑞卿在岸上可都快急死了，他真是恨不得马上下水。只可惜，按罗瑞卿自己的话讲，当时，他是个“秤砣子”。

罗瑞卿是四川南充人，长在嘉陵江边，怎么会是个“旱鸭子”呢？原来，罗瑞卿有个哥哥，年轻时在嘉陵江游泳不幸淹死了。家里人非常痛心，从此坚决不许罗瑞卿游泳。但这个缘由，罗瑞卿当时跟谁都没有提起，他是怎么做的呢？当场表示：作为保卫中共中央最高领导人安全的第一把手，他一定要学会游泳。

罗瑞卿就此开始学起了游泳。其实这个时候，罗瑞卿已经过了“知天命”的年龄了。而到了1959年6月，毛泽东在九江游长江时，罗瑞卿已经跟在他身边下水了。难怪后人在回忆起这段往事的时候，总会提到，毛主席说过：“有罗长子在我身边，天塌下来，有他顶着。他往我身边一站，我就感到十分放心”。“罗长子”，是毛泽东对罗瑞卿的昵称，因为罗瑞卿身材高大。那么，“天塌下来有他顶”的话，是从何说起，又是在怎样的场合说起的呢？这个故事，我们要把目光转向60年前的1949年。

1949年1月31日中午12点30，中国人民解放军第四野战军一部，由西直门进入北平城，开始接管防务，北平宣告和平解放。1949年2月3日，人民解放军举行北平入城式。在万众欢呼中，部队浩浩荡荡地进入了前门大街。所谓“大军未到，治安先行”，前一天，北平市公安局对国民党反动警察局的接管，就已经开始了。按照北平城当时“内七外五郊八”，一共20个区的行政分划，全市接管了国民党警察局人员一万多人。

那么，从事接管工作的人手有多少呢？1267人，这其中包括公安干部539人，以及特别从中央警备团三营和四营调集改编，列入北平市公安局编制的728名战士。

在北平这座城市里，还有的是不能接管只能斗争的。北平之前是国民党政权的北方指挥中心，大量反动的军队、宪兵、特务机关，仍然残留在北平的各个角落之中。这些潜伏下来的敌特匪帮，勾结地主恶霸、黑道流氓，杀害干部群众，盗窃国家机密，纵火爆炸，印刷伪钞，扰乱金融，制造谣言，煽动闹事。

1949年的古城，一度曾是乱象丛生。北平，当时并不太平。偌大一个北京城，仅靠北平市公安局的力量来保平安，这显然不够。1949年3月，中共中央机关从西柏坡迁址北平，驻扎香山，着手筹备新中国政权的建立。而越是这样的关键时刻，安全保卫工作面临的形势也就越严峻；敌人正在加大破坏力度，意图做最后的反击。

5月4号，国民党空军的轰炸机从青岛起飞，空袭了北平南苑机场。毁伤人民解放军飞机四架，烧毁房屋196间，死伤24人。而这个时候，大陆还没有完全解放，西南、西北、中南及华南的战事仍在继续。但这次空袭的可怕之处就在于：国民党空军的目标非常明确；被炸的飞机是为了执行北平防空任务，刚刚从全国各地调到南苑机场的。

反动势力内外勾结，时刻威胁着中共中央和广大百姓的安全。迅速打造一支保卫国家建设，维护社会治安，巩固政权稳定的公安力量，已经刻不容缓。就此，毛泽东找来了“罗长子”。

而此时的罗瑞卿在哪儿呢？在太原前线，担任华北野战军第十九兵团政委，他正在准备率领部队向西北挺进。1949年5月14日，罗瑞卿接到了毛泽东的电报：“部队开动时，请来中央一叙，部队工作找人代理。”6月初，罗瑞卿向到职的继任政委交代了工作，即日起程，赶到了北平。

来到北平之后，罗瑞卿见到的第一个领导是周恩来。他开门见山地对罗瑞卿说：中央人民政府即将成立，由你来出任公安部部长。这个任命，可让罗瑞卿觉得有些突然，他提出，还是希望能够跟着四野南下，并认为由中共中央社会部部长李克农出任公安部长更合适。周恩来对他说：各人有各人的事，李克农有李克农的事，你，就不要讲价钱了。中央已经决定了，今晚毛主席还要接见你，你就不要再提上前线的事了。

当天晚上，毛泽东就在双清别墅接见了罗瑞卿，罗瑞卿自己还真没提上前线的事儿。可毛泽东对他的想法，早就知道了。一见面，毛泽东就对罗瑞卿说：听说你不愿意干公安部长，还要去打仗？现在就要建立新的国家政权了，我们都不干，都去打仗，那行吗？

对于这次会面的结果，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部组织撰写的《罗瑞卿传》里只写了这么简单的一句话：罗瑞卿认识到，让他当公安部长是形势的需要，是党的决定，便愉快地接受了任务。

罗瑞卿

作为军人，服从命令自然是天职，不过，在接受任务的同时，罗瑞卿可能自己也会想：党中央和毛主席，为什么就选定他，来当新中国的第一任公安部长呢？这个问题的答案，我们就要从罗瑞卿个人的经历和才干说起了。

公安和军队是保卫国家安全的两个拳头，彼此关系密切，第一任公安部长，只能从解放军的杰出将领中选择。不过公安部长又不同于一般的军事将领，需要有更高一些的政治水平和文化水平。

而在参军之前，罗瑞卿就是高级师范的学生，在军队中又长期担任政治工作，可谓是一位文武双全的人才。此外，公安部长除了有打仗的经验，还要有广泛的社会经验。罗瑞卿不同于一般工农出身的干部，他在参军之前有丰富的社会经历，进过黄埔军校，在解放战争初期的北平军调处执行部担任参谋长，与国民党和美国军方都打过交道。

由打仗到建国，公安内卫，既是新政权建立工作中的首要任务，同时更要在新的实践中接受新事物，掌握新经验，所以第一任公安部长必然遇到巨大压力。这样的压力和责任谁扛得起？有人。事实很快证明，罗瑞卿担得起这样的重任。

1949年7月1日，中共中央邀请各民主党派、人民团体、各地区、各民族以及海外华侨代表，在北京先农坛体育场，举行中国共产党成立28周年纪念大会。就在这次大会召开的前三天，公安部接到天津市公安局情报：国民党保密局刺客崔铎已经潜入北平，准备在大会期间，对毛泽东下手！

崔铎，外号“赛金豹”，他有个很出名的师父，国民党保密局特务“飞贼”段云鹏，据说跟师父段云鹏一样，崔铎武艺高强，能飞檐走壁，双手打枪百发百中。

接到情报之后，罗瑞卿一方面指派公安部副部长杨奇清负责具体的缉捕工作，一方面身先士卒，亲自实施贴身警卫。会议当天，特务崔铎在前门外的一处住所，束手就擒。此时，公安部的组织机构，还没来得及正式组建。

也就是在这个时候，即将成立的新中国领导人第一次集体亮相之际，各地公安机关通力合作，严防布控，三天拿下刺客。为日后的公安队伍建设、保卫新政协会议、警戒开国大典、粉碎敌人的暗杀阴谋，提供了一系列宝贵的经验。5天之后，中央军委决定，在军委设置公安部，统辖全国各地公安机关，部长罗瑞卿。

1949年9月中旬的一天，中国人民解放军战士刘栓虎像往常一样，装扮成市民的模样，在天安门附近巡视。此时，夜幕已经降临，但保持高度警惕的刘栓虎还是在地上发现了一个不同寻常的东西。

这可能就叫做“目光如炬”吧。刘栓虎发现的东西，一般人根本就不会察觉到，甚至可能都看不见，而且，即便是看见了，也不会当回事儿。是什么呢？一个烟头。一个烟头没什么稀奇吧？但刘栓虎就是从这个烟头上看出了异样：因为这是“飞马”牌的。“飞马”牌香烟，最早出自老解放区，1949年7月刚刚转到上海卷烟厂生产，是高档货。这个品级的香烟，在当年不是一般人能抽的。而就在这个烟头附近，刘栓虎还发现了凌乱的皮鞋印迹，那年头也没什么人穿皮鞋。高级香烟，皮鞋脚印，看来，一定有一个不寻常的人物在这儿出现过。

这个情况引起了刘栓虎的警觉。此后，他每天都要到这里来转转。一直盯到第五天，他预感的情况出现了：一个头戴礼帽的人在周围的开阔地上走来走去，还不时地记录着什么。刘栓虎接近过去一看，发现这个人正在画线路图。

政协会议就要召开，开国大典即将举行。在这个日子口，居然有人踩点画图，这绝不是善茬儿！刘栓虎急步上前，刚要仔细盘问，这个人却先掏了刀子，直冲刘栓虎而来。

但没几个回合，这个人便被制伏擒获。经过审查，这个人叫王以才，是国民党派驻北平的特务。他的任务，就是绘制天安门周边地图，准备炸掉中共领导人的车队的。根据王以才的招供，他隶属于国民党国防二厅华北督察二组的北平情报组。而等他得知了那个空手入白刃，没几招便将他捏住的人到底是何方神圣的时候，他是彻底认栽了。

1949年7月，罗瑞卿出任中央军委公安部部长之后的第一件事，就是提出成立中国人民公安中央纵队的建议和方案。8月31日，中央军委同意了这一建议，9月2日，经中央军委第138号代电令批准，正式成立中国人民公安中央纵队。所以说，纵队成立的时间可不算早。但实际上，纵队里面的每一名官兵，那都是身经百战，经验丰富。

中国人民公安中央纵队第一师：底子是从辽沈、平津战场上下来的四野第47军第160师。而第二师本身就是在中央警备团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公安中央纵队，顾名思义，主要担负的任务就是武装保卫党中央领导人和各机关的安全，维护北平市的治安。

随着新形势的发展和各项安保工作的需要，这支队伍的驻防地也在不断地进行变化。在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召开之前，各团的驻防情况大致是这样的：

第一团驻海淀，主要担任京城西部的警卫工作；第二团驻府学胡同，担负中央机关首长、民主人士住宅，外国使馆和代表团的警卫工作。还有，对敌对性国家使馆的公开武装监视；第三团驻清河，主要担负自来水厂、发电厂、兵工厂等大型国营工厂的警卫；第四团驻香山；第五团驻新北京；第六团驻半壁店，担负经常性的驻地警卫，以及对中央首长的贴身保护。

1949年9月下旬的一天，开完政协会议的毛泽东从中南海返回香山，出发后大约一个多小时，周恩来打电话到香山，说有事要向毛主席汇报。而得到的回答，让人大吃一惊：毛主席还没回来。

毛主席汽车的行驶线路，和今天差不多：从中南海出发，经阜成门、西直门、动物园、颐和园，最后抵达香山。就算汽车开得再慢，也不可能用一个多小时的时间。莫非，路上出了状况？

担任从西直门到香山这一路段警卫工作的，就是前面我们提到过的：公安中央纵队第一师第一团。周恩来马上给一师师长吴烈打电话，立即查询沿途警戒，摸清主席返程途中的情形。

经查问，动物园至海淀的警戒分队说，主席的轿车已经过去多时了。而颐和园到香山一段的警戒分队则报告：没见到主席的车子过来。再查！找到了！原来，主席的轿车停在北京大学到西苑之间的弯路上。好端端的怎么会停车？吴烈的心都快蹦出来了，他急切地问：“是不是车子出了毛病？”

车子没出毛病，是毛主席要求中途下车，到路边稻田里去了。做什么呢？和两位农民聊天呢。听到这样的回答，吴烈才放下心来，叮嘱道：“要加强警戒，随时报告情况。”

北京大学周边路段警戒工作的负责人，是第一团三连指导员丁长春。其实，在毛主席汽车停下的同时，丁长春就已经派出了一个警卫班，担任外围警戒，并协同司机守护汽车。接到上级指示之后，他又亲自赶赴现场，向毛主席的随员转达了周恩来有事要请示的报告。

在返回汽车的时候，毛泽东自然察觉出了身边保卫力量的增强。他特意询问了丁长春，战士们是来自哪支部队的，并微笑着说：大家辛苦了。

可能有人会觉得，这神经绷得未免有些太过紧张了吧，还真不是。就在九月初公安中央纵队正式成立，到开国大典举行的这20多天时间里，仅在西郊一带，纵队就查获、逮捕反革命分子7名，发现嫌疑分子36名，搜缴隐匿枪支23支、手榴弹10枚。

就是这样的一支部队，与当时北平市公安局下辖的便衣警卫大队，北平纠察总队一起，构筑起了一道道坚固的防御工事。而反动势力策划的阴谋，就在这样的防御工事面前，一次次遭遇惨败。前面我们讲到的刘栓虎力擒王以才，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而类似的斗争，在1949年，几乎是在天天上演。

现在的北京前门饭店，当年叫亚洲饭店。1949年9月，有很多参加会议的政协委员，以及将要出席开国大典的各界代表都住在这里。24日一大早，有个农民挑着两筐菜，来到了饭店门口找王强。

王强，哨兵们认识，他是后厨的采购员。因为饭店里住了那么多尊贵的客人，每天都需要大量的新鲜蔬菜，因此，采购人员为了方便，经常会预约郊区的菜农来送菜。执勤卫兵仔细地检查了这两筐菜，还真是刚从地里摘下来的，透着新鲜。因此，哨兵挥了挥手，向这个农民示意，他可以进去了。

菜农抬手擦了把汗担起挑子正准备往饭店里走，就在这一刹那，露馅儿了！细心的哨兵发现农民那条擦汗时露出的胳膊，是又白又嫩。农民天天在田里风吹日晒，哪儿有可能这么细皮嫩肉的！

哨兵立即把他带到值班室进行审讯。一审不要紧，这个农民是前言不搭后语，漏洞越来越多。眼看蒙骗不下去了，这个人竟然企图服毒自杀。

执勤的卫兵眼疾手快，当场制伏了这个人。从他身上，搜出了定时炸弹。这个“白白嫩嫩的农民”就是国民党保密局潜伏在北平的特务吴瑞金。这一次，他是直接奉保密局头目毛人凤的密令，企图混入饭店，执行暗杀任务的。

证件是一个人身份的代表，工作证，学生证，身份证大家肯定都见多了，但有一种非常特殊的证件，你一定没见过——特务潜伏证。当年，像这样潜伏在大陆，随时伺机搞破坏活动的特务无数，据统计，专门从事暗杀活动的就有3000多名。

尤其是在1949年新中国第一届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召开之际，大量与会代表、民主人士齐聚北京，特务们更是蠢蠢欲动。很多指令都是从台湾国民党当局发出，目标直指中共中央领导人和民主爱国人士的。按照毛人凤的原话说，就是要见缝插针，让北平四面开花。

见缝插针？恐怕没那么容易吧。根据中共中央的安排和中央军委公安部的指示，当时北平实行的是军事化管理。重点地段24小时巡逻警戒，所有进入北平的人，在住店的时候都要进行严格的登记和身份核实。

所以说，甭管是王以才在广场附近被擒获，还是吴瑞金在饭店门口被拿下，这都不是偶然事件，而是整个布防工作成效的体现。在政协会议和开国大典期间，安全保卫更可以说是做得天衣无缝，滴水不漏。1949年9月20日，公安中央纵队、北平市公安局统一行动，缉捕企图混入政协内部，阴谋策反的国民党中统特务赵冰谷等，共计175名。

敌人的嚣张气焰，受到了沉重的打击。1949年9月21日，新中国人民政协会议隆重召开。9月30日，选举出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政协会议胜利闭幕。第二天，全世界瞩目的新中国开国大典，就将在天安门广场上拉开帷幕。

开国大典举行在即，天安门广场的警戒工作，又是如何的呢？刚刚圆满完成了政协会议安保工作的公安中央纵队和北平纠察总队，又迅速担负起了新任务。

安定门南、宣武门北，复兴门东，这三处被设定为防空警戒点，外围挖设了防空壕，由公安中央纵队第一师日夜看守。同时，天安门广场周边13处制高点，也由一师单独划出两个警卫营，负责警戒控制工作；公安中央纵队第二师，则担负起了中央领导和与会代表的贴身警卫工作。

而在防空三角区以内，由北平纠察总队一大队担任安保工作。根据参加广场游行和阅兵队伍的集结和分流方向设定：一中队负责鼓楼大街、四中队负责六部口，其余二、三、五中队都布置在天安门广场。

这些工作，自然都是严格保密的。广场公安警卫部署图，当时只印了四张，分别发给了四个人，他们是：北平纠察总队一大队大队长吕展；大队党委书记、政委刘福；大队副政委骆骥和副大队长李明。此外，纠察总队下面的政治保卫队，任务一直不变：对特定控制对象，进行严密监视，如有不轨，坚决处理。

任务分工明确之后，真家伙登场了，就是为了开国大典的安保工作，专门从苏联进口的探雷器。确切一点儿说，应该算作金属探测器。顺着前端探测盘接出来的电线，连接在耳机上，耳机里听到嗡嗡声是正常的，而如果耳机不响了，就证明下面有金属。

开国大典之前，战士和干警们每天都要用探雷器，对天安门城楼进行逐段扫描。而就是在9月30日这天，公安中央纵队还真的在城楼上铺设的两块苇席下面，扫出了一个炸药包。由此可见，当时的安全形势有多么严峻。

从10月1日凌晨5点开始，整个天安门广场中心地带，东至劳动人民文化宫，西至中山公园，南到前门箭楼全部警戒，封锁各路口，禁止任何车辆行人通过。眼看一切就绪，城楼上来了一位特殊的人物。是谁呢？来的人，就是周恩来总理，他是专门来视察天安门城楼警卫工作，听取安保汇报的。在纠察总队大队长吕展和副政委骆骥的陪同下，周总理走遍了城楼的每一个角落，休息室、观礼台，甚至是厕所都去了。事无巨细，问得清清楚楚。

从城楼下来，走到金水桥的时候，周总理又指着两座观礼台问道：“这两座观礼台搭好后，经过试验了吗？如果人员上满了稳不稳？牢固不牢固？”骆骥回答说：“报告总理，搭好之后，从警卫师拉来一个营，登上每个观礼台，做上下跳动十分钟的试验，很牢固。”周恩来点点头说：“好！好！做事就要这样认真！”按照总理的指示，公安纵队和纠察总队的战士们，又对城楼上的死角进行了彻底检查。等到检查完毕，天已经放亮了。

1949年10月1日下午三点，中华人民共和国开国大典，在天安门广场如期顺利举行。这一天，中央人民政府第一次会议，任命毛泽东为人民军事委员会主席。第一次会议举办地点也就是中南海颐年堂。

作为公安部的首任部长，罗瑞卿心里清楚：圆满完成政协会议和开国大典的安保工作，只是在新政权建立后，公安战线做出的第一项成就。今后的道路，光荣但同时必定艰巨而漫长。

成立中国人民公安中央纵队，是罗瑞卿担任公安部长之后，全力推进的第一项要务，因为它直接关系到中共中央和北平这座城市的安全。而与此同时，公安部的机构设置和机关组建，也在紧锣密鼓地筹建之中。

1949年7月8日和7月29日，周恩来两次主持中共中央汇报会议。根据会议精神和总理的指示，以中共中央华北局社会部的全体人员，加上中共中央社会部的部分机构，作为组建公安部的基础，任命原华北局社会部部长杨奇清为公安部副部长，协助罗瑞卿工作。那么接下来，罗瑞卿最紧迫的工作是什么呢？要人。公安部筹建之初，干部，尤其是作为骨干的高级干部奇缺。为此，罗瑞卿报告中央军委，请求调军级干部五十名到公安部工作。对于这个请求，毛泽东没有批准。他对罗瑞卿说：你的胃口也太大了，一下子要五十名军级干部，我一个也不给。你要学南方人插秧，不要学北方人播麦子。用干部要少而精，不要一下子调许多人。

根据毛泽东的这一批复，在筹建公安部的机构和人员配备上，罗瑞卿是力求精干。当然，毛主席不会真的一个军级干部都不给。

经过周恩来总理的同意，公安部设立政治保卫、经济保卫、治安行政、边防保卫、武装保卫、人事六个局及办公厅。除政治保卫局局长，由公安部副部长杨奇清兼任以外，其他五局一厅的负责人，由一、二、三、四野战军调配军级干部担任。另外还从华北补训兵团、华北人民革命大学、苏南公学以及各地党委系统中，抽调出一批骨干和青年知识分子组建起精干有力的公安部。

1949年10月15日，根据中央的部署，公安部召开了第一次全国公安会议。会议对当时全国的敌情作了分析和估计，并确定了公安机关的总任务和建国初期的工作方针。

那么，公安机关的总任务是什么呢？罗瑞卿讲得很清楚：战争结束以后，国内阶级斗争最尖锐的形式，就是隐蔽斗争。同拿枪的敌人的斗争结束了，就得向不拿枪的或不公开拿枪的敌人作斗争。

这次会议历时半个月，会议期间，毛泽东、朱德、周恩来、董必武等中央领导会见了与会人员并分别作了重要指示。其中，周恩来总理在10月30日与公安代表座谈时所讲的一番话，成为了至今公安工作的信条：“军队与保卫部门是政权主要的两个支柱，你们是国家安危系于一半，国家安危你们负担了一半的责任。军队是备而不用的，你们是你天天要用的。”

国家安危，系于一半。周总理的话，不仅指出了全体公安人员担负的责任有多么重大，同时也显示出了中央对与公安工作的高度重视。

罗瑞卿晚年饱受腿伤折磨

1949年10月19日，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第三次会议，通过任命罗瑞卿为公安部部长。这项命令发布后，军委公安部即行撤销，改为中央人民政府公安部。北京东堂子胡同49号曾是清朝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公安部成立后，就是在这儿开始正式办公的。

新干部们来自四面八方，对于新工作的认知水平自然也就参差不齐。尤其是一批从军队转业到公安机关的同志，一时还分不清新旧警察的区别，认为当警察不光荣，会被人看不起，总想着回部队去。

对于这样的想法，罗瑞卿自然了解，他这个公安部长，当年也是经过毛主席说服教育之后，才接受任命的啊。那么，怎样才能转变同志们的态度呢？

位于天安门广场西侧的一座三层小楼，解放前是北平银行行会的所在地。新中国成立后，北平市军管会把这个地方移交给公安部使用。就在这里，1949年11月5日，罗瑞卿主持召开了公安部成立大会。他先是和大家分享了自己的思想转变过程，然后就提出了要求：“进了公安门，死了埋在公安坟，干一辈子公安工作。”

在罗瑞卿的带动下，许多新干部和刚加入公安部的年轻同志们都转变了自己的想法，积极地投身到新中国的安保事业中，新中国成立时期进入到公安战线的老同志们，有许多人如今已经离我们远去。但他们在公安战线上所做出的每一项贡献，都是我们在和平年代，所不能忘记的。

1949年11月11日，罗瑞卿接受新的任命，兼任北京市公安局局长，毛泽东问他对首都的治安工作如何开展，罗瑞卿回答三个字：稳、准、狠。

稳，指稳定人心；准，指准确打击；狠，指狠力肃清所有敌对势力。

毛泽东听完非常高兴，当场就说：“看来，天塌不下来，就是塌下来也不要紧，有罗长子顶着。有你罗长子在，就有党中央的安全在！我就可以睡好觉、吃好饭。”

那么，公安、政法战线上，当时到底面临着怎样的形势，能让毛泽东用“天塌下来”来比喻？因为国民党在撤离北平前潜伏了一大批特务，新中国政权成立之初，各地的武装暴乱、破坏事件层出不穷。尤其是在1950年6月，朝鲜战争爆发后，台湾国民党当局更是大喜过望，认为“反攻大陆”的时机已经来到，从而加紧了与内地反革命分子的里应外合，气焰愈发嚣张。从1950年1月至10月间，全国共发生反革命暴乱816起，4万多名干部群众惨遭杀害。这就是新中国在成立一年的时候，面对的严峻局势。

1950年10月9日，在中央召开的抗美援朝问题的会议上，毛泽东向彭真、罗瑞卿提出了要求：现在美国已经把战火烧到了我们家门口。我们要把房子打扫干净，以便更好地对付帝国主义。

时任公安部办公厅秘书处处长，之后担任罗瑞卿秘书长达10年的王仲方老人在采访中回忆说：“当时敌情确实严重，不镇压不要说搞经济建设，就是政权能不能维持都是个问题。1950年10月9日在中央的一次会议上，毛主席就指示彭真、罗瑞卿代中央起草一个关于镇压反革命运动的指示，彭真和罗瑞卿连夜赶写，在10月10日凌晨2点钟，把这个草稿送给毛主席。”

彭真、罗瑞卿连夜起草的指示，这就是“双十指示”。依照这一指示，一场轰轰烈烈的镇反运动，迅速在新中国的大地上展开。

1950—1953年，镇反运动取得决定性的胜利，各地土匪武装基本肃清。

1950年4月，指引飞机轰炸南苑机场、向台湾地区传递情报，密谋在毛泽东访苏期间执行刺杀任务的国民党军统特务，“万能谍报员”计兆祥落网。

1952年11月，公安部指挥东北公安机关，击落美国间谍飞机，活捉美国间谍唐奈和费克图。

1954年6月，罗瑞卿亲自坐镇，擒获军统特务“飞贼”段云鹏。

1955年7月18日，中国人民公安部队正式成为人民解放军的一个军种，全面担负起了内卫、边防任务，忠诚地履行保卫祖国、巩固人民民主专政的神圣职责。

第四章　揭秘1950年中南海外特大爆炸案侦破始末

建国之初，举国欢腾。1950年夏天，中共中央决定在中南海召开第一届政治协商会议第二次会议，就在会议期间，突听两声巨响震天，矿药厂神秘爆炸。

人民警察在苏联专家的协助下，拨开重重迷雾，终于使爆炸案真相大白。

神秘爆炸，震惊中外

1950年6月14日下午4时许，会议正在热烈地讨论，从中南海外东侧远处突然传来两声巨响。

两声巨响震耳欲聋，使平和的会场泛起了层层涟漪。毛泽东朝全场扫视了一眼，微微一笑，道：“请同志们继续发言。”

坐在毛泽东身旁的周恩来，听到爆炸声后，略一思索，便飞快地在一张纸上写下一行字，递给一位工作人员。很快，工作人员同样以纸条形式向周恩来作了汇报：4点20分，辅华合记矿药厂发生大爆炸，伤亡情况及爆炸原因不详；公安、消防人员正在现场抢救。

在当时特定的历史条件下，这两声爆炸通过各种途径迅速传遍了全世界。外界的各种猜测，给喜气洋洋的北京城罩上了一层阴影。

据资料显示，这次爆炸案是新中国成立后北京市所发生的最严重爆炸事件和火灾事件。据当时目击者称，爆炸过后，只见辅华合记矿药厂的上空冒出了滚滚黑烟，直冲云霄。等到公安消防官兵赶到时，现场已是一片废墟，大火在熊熊燃烧，浓烟中隐约可见被炸得东倒西歪的电线杆、树杈和残垣断壁上挂着死难者的破碎肢体，溅洒着死伤者的鲜血，真是惨不忍睹。

经6个消防中队、解放军战士和附近自愿参加扑救的群众整整10个小时的奋战，爆炸引起的大火于次日凌晨才全部扑灭。资料记载，这次爆炸造成的损失极大，有39人（其中市民32人、辅华合记矿药厂职工7人）死亡，406人受伤；全部倒塌的房屋有497间，部分倒塌的有1928间。

当晚，周恩来不顾疲劳，会同公安部长罗瑞卿和北京市委书记彭真、市长聂荣臻召开了一个秘密会议，严厉指示北京市公安局迅速查明爆炸原因。北京市公安局接到指示，立即部署，于次日抽调侦察员17人组成了专案组。一张无形的大网迅速在全城张开。

现场排查，锁定疑点

专案组接到命令，立即前往现场寻找爆炸真相。他们首先对爆炸原因作一个分析鉴定。一位名叫马特维也夫的苏联爆破专家被邀到辅华合记矿药厂踏勘现场。

辅华合记矿药厂是一家专门生产矿用炸药、雷管的工厂。专案组通过仔细排查，最后确认两声巨响是两次小的爆炸所发出的，爆炸的位置分别是成品炸药包装点和雷管包装点。这两处都属于该厂的成品车间，位置相距大约30米。勘查发现，1号现场的地下有一个长7米、宽3至4米、深约1米的大坑；2号现场的地下有一个更大更深的坑。那都是爆炸发生后留下的。

6月15日下午，周恩来专注地听取了专案组的案情分析会议。苏联专家也在会议上发表了自己的看法，并肯定地说，这个爆炸案是有人蓄意破坏。他强调，要特别注意以下两种引爆方式，一是定时炸弹，一是白磷、黄磷等磷类化学物被人为点燃或者自燃。

专案组立刻将爆炸现场的残留物提取后急送清华大学进行成分分析。与此同时，专案组紧锣密鼓地在爆炸发生前进出成品车间的人员身上寻找线索。

为了防止敌特人员的破坏，辅华合记矿药厂根据军管会的建议，实行出入厂区登记制度，各个生产车间都设立了门卫，所有进出人员都必须向门卫登记进出时间。

另外，清华大学的化学专家的化验结果单也送到了专案组：2号现场除了雷管本身的金属成分外，并无其他金属物检出；1号现场也没有金属物检出。化验结果表明，爆炸并不是定时炸弹引起的。

既然排除了定时炸弹引爆的可能，专案组认为明火引爆（指直接以火柴、打火机等明火点燃炸药而引发的爆炸）的可能性几近于零，这样就只剩磷类化学物自燃引爆的可能性了。

专案组把重点放在该厂的内部人员，经过层层筛选，专案组初步锁定了3名嫌疑人。

肖定天，该厂工人，平时表现不错。案发当天，肖定天中午没有吃饭，一副心事重重的样子。当天下午上班时，自3时半后无人看见他在干什么。爆炸发生后，他瘸着一条烧伤的腿离开了现场，上了前来抢救的汽车，迅速离去。

郑新民，为该厂技术员。他平时很少进入车间，案发当天，他在4时许进了车间。据当时在2号现场的工人反映，说看见他在那里转悠，不时和装箱的工人说笑。他离开后不久，就发生了爆炸。

丁松林，该厂工人，表现良好。爆炸案发生后，他是成品车间除门卫以外的人中唯一一位没有受伤的幸运者。丁松林的工作位置在2号现场，按理应该是九死一生，这就很奇怪了！

专案组决定，立即传讯肖定天、郑新民、丁松林！

讯问开始。侦查员问：“肖定天，你知道为什么传讯你吗？”“知道！你们怀疑是我搞了爆炸案。”肖定天平静地说。“这么说，你是做贼心虚了？”“不是做贼心虚，是怕你们不问青红皂白先把我逮起来再说。”肖定天仍旧脸不改色心不跳，回答自如。“你是在怀疑我们党的政策吗？”

肖定天笑了：“我知道共产党的政策，坦白从宽，抗拒从严，可我要告诉你们，我与爆炸案件是绝对无关的！”

侦查员把掌握的几个疑点一一摆出来，肖定天全部否定了。他沉静地说：“那天我没吃午饭，因为我在闹肚子，上班进车间时放东西磨蹭，我是在查看挂表，怀疑是丢了。后来到医院包扎伤口后赶紧回家去看了，没丢，心里就踏实了。”“那天下午3时半以后，你在哪里？”

肖定天回答：“我去医务室了，一直到5时过后才回车间，发生爆炸时我不在现场。”

紧接着就开展调查。先查医务室，一问，肖定天所说的都是事实。这样，初步可以排除肖定天的疑点了。和肖定天一样，对丁松林和郑新民的讯问也未查出任何疑点。

截获密电，疑云密布

爆炸案不知不觉过了10天，案情还是毫无进展。就在这时，北京市公安局的电讯侦查技术人员截获了一条台湾“国防部”保密局的密电，破译出的电文如下：“609：祝贺你组实施之北平爆炸行动成功，局座奉总统之命已令予以嘉奖，不日将有特使赴平。”

6月24日，我公安局电讯侦查人员再次截获一份密电，是针对爆炸的技术问题对“609”进行“指导”的，这份密电长达3654字，其中列举的技术数据、伤亡损失等情况，都是当时没有公开披露过的。这初步证实了专案组在第一次案情分析会上的判断：此次爆炸确系特务所为！

北京市公安局迅速抽调了8名侦查员另外成立了一个“2号小组”，与原先的侦查专案组互通情况，密切配合。不过，案件是分开调查的。

经过2号小组侦查员的反复侦查，侦查人员发现了许多疑点：当时台湾特务机关与潜伏在大陆的特务以电台联系时，一般都是两套密码轮流使用，即这次使用甲密码，下次使用乙密码。过一段时间，又把两套密码都换掉。另外，还有一套备用密码，用于紧急情况使用。而这两份密电，却一反常态违反了这一规则，两份密电使用的是同一套密码。就是说，敌特人员是故意让我公安局截获密电的，用意何在呢？

侦查员认为：密电有故意要让我方侦听截获并破译出来的可能。这会不会是敌人的故意行为？如果真是这样，这个案件可能另有隐情。

2号小组仔细分析了第二份密电中的数据，确认密电上的数据极有可能是辅华合记矿药厂内部传出去的。根据这个线索，专案组找到了辅华合记矿药厂的老板于某。据他说，爆炸发生后，他曾责成3名下属负责善后工作。调查出乎意料地顺利，3人之中的一位，即生产部经理金铚，在接受侦查员讯问时讲了一个情况：他的一位名叫查一峰的表弟曾在爆炸发生后找过他，要去了一份当时刚整理出来的辅华合记矿药厂单方面的调查报告，查一峰说自己在天津的一家报社工作，准备就此事写一篇调查文章，需要了解一些数据。

侦查员马不停蹄地赶往天津，却发现查一峰不是什么记者，而是一个曾经当过记者的商人，在石鼓胡同开有一家西药批发公司。一个商人要这份调查报告有何用途？查一峰的疑点陡然上升。

经过对查一峰全天候监视，7月1日，侦查员在天津警方的协助下，截获了一封查一峰发往香港的信件，在里面发现了他从事特务活动的证据。7月3日，查一峰被捕，当即被押解至北京。

在铁的事实面前，查一峰老老实实供出了他向矿药厂厂长索要那份材料的原委，系接受了台湾特务机关的密令所为。“密电案”侦破之后，专案组成员清醒了许多，一个新的思路逐渐形成……

排除疑点，真相大白

1950年7月5日，密电案成功破获，2号小组被撤销，辅华合记矿药厂案件由原专案组继续侦查。

排除了敌特破坏的可能性，专案组决定对爆炸现场重新进行勘验。专案组还聘请了3位专家，他们中有两位是华北军区的，一位是北京市公安局从上海请来的。3位专家勘查了还处于封闭状态的两处现场，随后又走访了该厂的一些职工，还进行了一次模拟试验。经过认真分析，最后得出结论：是炸药包装点先发生爆炸，然后引发了雷管包装点爆炸。

专案组根据这个结论调整了侦查思路，把侦查视线转移到了1号现场。

爆炸发生时，炸药包装点现场有3名工人，都已罹难。从门卫记录得知，这3人在早上进车间时已经交出了随身携带的违禁品。这样，如果是他们中的一个引发了爆炸的话，多半是身上还留有可以引发爆炸的物品。他们那天上班时究竟带了什么物品？这是侦查员需要弄清楚的一个问题。

侦查员走访了3位罹难者的家属。一位名叫刘古的罹难者妻子，回忆起丈夫那天上班时穿的是小舅子的一双底部有钉掌的皮鞋。侦查员马上想到，钉掌与地面摩擦时，有时会产生火花，会不会因此导致爆炸？

侦查员在现场很快找到了那双皮鞋。如果确是这双皮鞋引发爆炸的话，这双皮鞋应当已经随着主人粉身碎骨而消失，现场不应当再找到这双皮鞋了。

这是怎么回事？如果这双皮鞋是刘古的，肯定就没有穿进车间，他那天穿的什么鞋进车间呢？再次访查得知，那天刘古进厂后发现自己穿错了鞋，便向一位家住附近的工人借了一双。这位工人也受了重伤，当时还躺在医院里。

刘古肇事的可能性被排除了，调查继续进行。其中有一条线索引起了侦查员的注意。罹难者范震光在那天进车间前交出违禁物时，有人听见他的口袋里发出过金属碰撞的“叮当”声响！估计是银元。

难道这起爆炸案的幕后是几枚银元？是银元碰撞后产生的火花，最终引燃炸药导致爆炸。这个设想成立吗？专案组立即把专家请来，要求他们对银元是否会引燃炸药导致爆炸予以验证。专家找来银元，进行了多次模仿试验，结果表明银元碰撞时确实能引燃炸药。据此，推断出范震光在操作中，不慎将银元滑落到了正在装箱的炸药上，银元碰擦产生的火花引发了爆炸。

果然，侦查员在现场附近清查出3枚已经炸得难辨形状的银元。至此，专案组对这一案件作出了最终结论：这是一起由于不慎肇事而引发的特大爆炸事故。

毛泽东在听取了爆炸案的侦查结果后，陷入了深思，同时，一系列抓安全，促生产的各种措施被提到了共和国的日程表。

第五章　毛岸英营救的朝鲜“阿妈妮”照首次公开

据杨大群介绍，毛岸英1950年加入中国人民志愿军。“起初到朝鲜战场，除了彭总司令外极少有人知道毛岸英的身份。而彭总司令身边有三个秘书，一个军事秘书，一个政治秘书，还有一个是机要秘书。这个机要秘书姓刘，后来才知晓，他就是毛岸英。”“至于为什么姓刘，后来与毛岸英妻子刘思齐交谈时得到证实，这缘于刘思齐的父亲姓刘。”“刘秘书平易近人，和他熟了之后，他叫我‘杨大个子’，我也叫他‘刘大个子’，他身高和他父亲差不多，有1米83左右。”“有一次，我到司令部去，看见他在外屋烧了一大壶水，里屋放了一大堆书，他嘀嘀咕咕地念着，书里的东西看不懂，全是外文。我就问他‘你在干什么呢？’”“我在译书呢！”“他的回答让我吓一跳，心里想，这个机要秘书水平真高啊！”

杨大群表示，毛岸英当时在志愿军司令部任俄语翻译，但是很少有人知道，他还精通英语和法语。“据我了解，法语是他后来学的。”

毛岸英是拆弹高手

据杨大群讲，毛岸英才勇双全，在朝鲜战场上十分勇敢。有一次拆除炸弹的经历令他记忆犹新。“那是在司令部附近发现有一个美军投下的定时炸弹。很多人不敢靠近，还有的人要采取危险办法销毁。但是毛岸英却大声叫喊，不让任何人靠前，他只身一人临近炸弹。”“当时大家都替他捏了一把汗。因为这个炸弹分三节，三节当中，哪一节拆除不彻底，都有爆炸的可能。而毛岸英手中的拆弹工具却又十分有限。那么大个炸弹一旦出问题，后果不堪设想。毛岸英仔仔细细地拆了一部分又一部分。额头渗出了一层又一层的汗水。最后终于把炸弹拆掉了。拆出了一大堆黄色炸药，那炸药看着就让人害怕。”

杨大群说，后来才知道，毛岸英曾在苏联和东欧地区参加过多次战争，并在苏联坦克连中任过职，对于坦克的构造、部件组合等了如指掌，并学会了一手拆弹的本领。

被他营救的“阿妈妮”照片首次公开

杨大群向记者展示了几幅泛黄的照片，有两幅是他在朝鲜战场上照的。另一幅是一位抱着孩子的朝鲜妇女，旁边是茅草房。杨大群表示，这位妇女就是当年毛岸英从火堆中救出的“阿妈妮”。“阿妈妮是人们对朝鲜身为母亲的中年妇女的通称。”“还记得那是二次战役之前，美军飞机轰炸朝鲜民房，致使民房大片大片地起火。而民房距司令部所在位置不远。当毛岸英得知民房里还有百姓时，就奋不顾身地跳入着火的房屋营救，最终把这位阿妈妮救了出来。获救的阿妈妮哭喊着说房子里还有自己的孩子（就是照片中的小孩）。听到这里，毛岸英的举动更令人震惊，他毅然拿起一盆水向自己的头上和身上浇下，然后再次跳进熊熊大火，并将孩子救出。”

杨大群称，这位阿妈妮后来被志愿军称为“小龙女”，也就是杨大群于1952年创作的作品《刘排长与小金枝》中的小金枝，而刘排长就是毛岸英。

据杨大群讲，关于阿妈妮的故事还有一部分，毛岸英牺牲后就被掩埋在阿妈妮家附近。后来“刘秘书”的身份被揭开后，志愿军要将毛岸英的坟挪走，可阿妈妮说什么也不让，并说坟里埋的是她儿子，她和家人要为这位恩人守墓一辈子。最后，一位志愿军首长说，这是中国人民的伟大领袖毛泽东的儿子。这样阿妈妮才不再阻拦，并向北京方向连连鞠躬。

他对朝鲜人民感情深

杨大群与毛岸英接触的细节还有很多。包括一次毛岸英问杨大群，“打起仗来，你们记者在哪‘记’啊？”杨大群回答“就在阵地旁边的一个小窝棚里。”“自己在里边害不害怕？”杨大群坦陈“真是挺害怕的，怕敌人的飞机啊！”“那你莫不如到阵地来，这儿连喊带叫的肯定不害怕，然后你还可以亲身体会，有内容写。”杨老说，“结果我真的把工作地点搬到了阵地，连喊带叫的，的确不害怕了。”

据杨老讲，毛岸英平时和朝鲜百姓相处特别融洽，尤其是对穿白色民族服装的朝鲜妇女感情极深。这是为什么？原因是一看见穿白衣、白裤或者白裙的妇女，毛岸英就会想起自己的母亲杨开慧。因为杨开慧平时就喜欢着白色服装。对于这一点，刘思齐也表示认同。

第六章　三天不学习，赶不上刘少奇

解放战争开始后，毛泽东、周恩来、任弼时留在陕北继续指挥全国的战争。刘少奇、朱德率中央工作委员会来到西柏坡进行中央委托的工作。在西柏坡，形势相对就稳定了，每周就有一次舞会，在舞会上，作为领导身边工作人员，可以请中央首长跳舞。有一次，我请刘少奇跳舞，利用这个机会，刘少奇向青年们提出说要好好学习，多学本领，更好地为人民服务。当时大家都知道少奇同志最大的特点就是爱学习，对我们青年，也是教育大家重视学习，当时在我们青年中流传着毛主席说的一句话：“三天不学习，赶不上刘少奇”。

近来，刘少奇之子刘源在回忆中是这么说的：这个说法我也听过，毛主席肯定是这样讲了，而且讲了不止一次。但是在哪一次讲话里讲的，具体怎么讲的，就不是很清楚了。在“文化大革命”中，还重点批过这个话呢，但是毛主席并没有否认过。（见《百年潮》2010年第7期）

我们知道，毛泽东可谓是终身学习、酷爱读书的典范。他在延安时号召干部学习时说过：“年老的同志也要学习，我如果再过10年死了，那么就要学9年359天”。毛泽东一生读书之多、之广、之深、之活，世所罕见，但他并没有满足于自己的渊博学识，认为“学习的敌人是自己的满足，要认真学习一点东西，必须从不自满开始。对自己学而不厌，对人家诲人不倦，这是我们应取的态度。”那毛泽东为什么说“三天不学习，赶不上刘少奇”？笔者认为，这其中固然包含有毛泽东谦逊的成份，但更多的是毛泽东赞扬刘少奇在实践中不断学习，善于学习，肯定刘少奇的学习精神和渊博学识。

刘少奇学富五车，善于进行理论思考和理论创造，善于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对问题进行具体分析，大胆探索，提出自己的见解。在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上，是刘少奇首先提出了“学习毛泽东”的口号，也是刘少奇在党的七大所作的《修改党章的报告》中，通过自己多年的学习和实践，首次提出并全面系统论述了毛泽东思想是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与中国具体实践相结合的产物，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成果，并作为党的指导思想写入了中国共产党章程，这是党的指导思想的第一次飞跃。

刘少奇把学习视为生活中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他从小就特别爱学习，整天抱着书看。由于他在大家庭里排行老九，所以左邻右舍都形象地称呼他“刘九书柜”。

早年求学期间，刘少奇一直把学习抓得很紧。曾在上海外国语学社和莫斯科东方大学与刘少奇两度同窗的萧劲光回忆说：“到了莫斯科东方大学后，少奇同志当时一心扑在学习和工作上。”“少奇同志几乎没有个人爱好，从不闲聊天，也不随便上街。我们不住在一起，但看到他的时候，多是在学习俄文、阅读《共产党宣言》、思考着中国革命问题。”

从苏联回国后，刘少奇便投身于革命的洪流，尽管长期斗争在风雨如晦的白色恐怖下或是炮火连天的烽火前线，对于读书学习他一刻也不放松，他有句名言：“没有文化，就搞不好革命工作。”1939年底，正值抗日战争处于非常艰难的时期，一次新四军支队司令张爱萍去看望刘少奇，当时已是深夜一点多钟，他进屋一看，刘少奇正在微弱的烛光下专心致志地读书，顺眼望去，“书页上画了好些红的蓝的圈圈点点，有的上面还批了字”。

1942年，刘少奇奉调从苏北回延安工作，在将近一年的时间里，他长途跋涉，越过日伪100多道封锁线，途中还参加了数次大的反“扫荡”战斗，就是在这样极其危险的敌后环境下，刘少奇硬是把中国历史和中国哲学史比较系统地学了一遍。

新中国成立后，尽管身兼数职，工作更加繁忙，但他对自己的学习仍然抓得很紧。据他的秘书吴振英、刘振德回忆，他的书架上摆满了马恩列斯和毛主席的著作，此外还有《资治通鉴》等历史书籍。大家经常看到他翻阅这些书籍，并在书里夹了许多书签。即便是病休期间，刘少奇也不放松学习读书。有一次，刘少奇因病到杭州休假，他觉得这正是读书的好机会，于是在从北京动身时，就把厚厚的几本范文澜著的《中国通史简编》塞进了行李包。刘少奇对风景如画的西子湖畔没什么兴趣，整天在屋里埋头攻读。休假结束时，几大本的《中国通史简编》也读完了。以这种“蚂蚁啃骨头”的精神来读书，是刘少奇终身坚持的一种生活状态。

刘少奇既重视理论学习，也注重从实践学习，强调二者的结合与统一。他认为，“中国党过去的屡次失败，都是理论上的失败”。他认为第一次大革命和第五次反“围剿”的惨败，究其根源，在于党内忽视理论学习，一味照搬苏联模式，不顾中国革命的特点，忽右忽“左”，在实践中盲目蛮干。他多次说，毛泽东同志讲过，我们党内如果有一二百个真正懂得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人，就等于打倒了一个日本帝国主义。他强调要注重学习政治、经济、文化等各方面知识，特别要重视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的学习。

新中国成立后，刘少奇认为革命胜利了更需要学习理论，他说：“现在中国革命胜利了，不读书可不成。以前在山头上，事情还简单，下了山，进了城，问题复杂了，我们要管理全国，事情更艰难了。很多人担心，我们未得天下时艰苦奋斗，得天下后可能同国民党一样腐化。他们这种担心有点理由。在中国这个落后农业国家，一个村长、一个县委书记，可以称王称霸。胜利后，一定会有些人腐化、官僚化。因此，不是说胜利了，马克思的书就不要读了，恰恰相反，特别是革命胜利了，更要多读理论书籍，熟悉理论，否则由于环境的复杂，危险更大。”对于书本和文化知识的重要性，他认识得很明确。他曾说：有经验是一个长处，但受文化和理论水平的限制，就不能有大的发展，碰到问题有的能处理得好，驾驭得了，有的就不能驾驭，处理不好。没有理论，工作就是盲目、没有前途的。没有理论的人容易被“俘虏”，被人家天花乱坠的话所迷惑。刘少奇在总结大跃进、高指标、浮夸风等“左”倾错误时，认为就是由于党的领导干部缺乏理论修养，在思想上产生了主观主义、教条主义、官僚主义的作风而造成的，并再次强调了学习马列主义理论的重要性，特别是高级干部加强马列主义学习的重要性。

刘少奇十分重视向群众和实践学习。他根据自己的亲身经历举例说：毛主席派我去安源煤矿时，我连井都还没下过，煤矿是什么样都还不清楚。罢工起来了，我就当了代表。我连夜要矿工把情况说清楚，他们说，我就听、记。实际上哪是我领导工人，是工人在领导我呀。这就是向群众学习，在革命斗争的实践中学习。在1957年5月17日接见北京地质勘探学院应届毕业生代表时，刘少奇指出：“真正的知识是从实践中来的。例如骑脚踏车和游泳，虽然理论上能讲得很清楚，但如果自己没有去实践，还是不会骑，不会游。”

刘少奇重视理论与实践的统一，善于进行理论思考和理论创造。刘少奇反对空谈，多次强调必须把马克思列宁主义跟中国的实际相结合。可是中国的实际是什么样子的？它不是一成不变的，所以认识也必须随之不断变化，而认识要跟上实践的变化，就必须学习。他在《论共产党员的修养》中提出：“革命者要改造和提高自己，必须参加革命的实践，绝不能离开革命的实践；同时，也离不开自己在实践中的主观努力，离不开在实践中的自我修养和学习。如果没有这后一方面，革命者要求得自己的进步，仍然是不可能的。”

刘少奇不仅主张要勤于学习，更强调要善于学习，要掌握科学的学习方法。刘少奇曾讲，没有理论是不行的，不学马列主义理论是不行的，而“要学得一点东西，必须靠自己努力，方法也要弄对”，“只努力而方法不对，也学不到什么，自认为学到了，也是假的，靠不住的”。

当前，我们党正在建设学习型政党，重温毛泽东所说的“三天不学习，赶不上刘少奇”这句话的深意，借鉴并发扬刘少奇博学勤思的学习精神，有着重要的意义。

第七章　1977年秦城监狱面对面批判“四人帮”实况

近年来，不断有文章描述中央办公厅工作人员在秦城监狱面对面批判“四人帮”的情形。这些文章有的过于简略，有的完全违背历史事实。我作为亲历者，有责任讲出当时的真实情况，还历史以本来面目。

愁云惨雾散开去

1976年是极不平凡的一年，唐山发生了大地震，政坛也发生了大地震。1月8日，周恩来逝世。7月6日，朱德逝世。9月9日，在没有任何思想准备的情况下，毛泽东逝世。

面对一系列突如其来的打击，全党和全国人民陷入了深深的悲痛，无不担忧中国的前途命运。“四人帮”则加快了抢夺最高权力的步伐，使得中央无法正常工作。党中央审时度势，力挽狂澜，于10月6日对王洪文、张春桥、江青、姚文元采取果断措施，实行隔离审查。笼罩在人民心头上的愁云惨雾终于散去了，举国上下一片欢腾。我被组织上派到钓鱼台9号楼和西城区按院胡同41号院，清理登记姚文元住地的文件、资料、书籍及物品，并于11月上旬开始做面对面批判“四人帮”的准备工作。

最近几年来，不断有人写文章揭示30多年前，中共中央“王、张、江、姚专案组”及中央办公厅部分工作人员在北京秦城监狱面对面批判“四人帮”的情况。我对这些文章不敢恭维，有的讲得很简单，未能反映当时的具体情况；有的则大谬不然，完全违背了历史事实。我作为亲历者，有责任、有义务、有必要把当时的真实情况具体地讲清楚，还历史以本来面目。

1977年11月上旬，中央“王、张、江、姚专案组”写了一份批判“四人帮”的意见。意见说，要根据每个批判对象的罪行，选择一些突出的问题进行批判。例如对江青，揭发批判她迫害毛主席、迫害工作人员，里通外国和反党乱军等罪行；对张春桥，要批判他的《一九七六年二月三日有感》；对姚文元，要批判他控制舆论工具鼓吹反对经验主义、伪造和宣传所谓“按既定方针”等罪行；对王洪文，要批判他另立办公厅和长沙告状等罪行。

关于批判“四人帮”的时间和方法，意见中提出：批判会预定11月下旬开始，12月上旬结束。对四个批判对象分别批判，每个对象批判两个半天。批判会要讲究效果，要开得有战斗气氛。发言要简短有力，有根有据，要有发言稿，但不要照稿宣读。每个发言时间不宜过长，一般在20分钟左右。发言过程中可以穿插质问、呼口号。批判中要讲政策，叫批判对象坐着，回答问题时再站起来，不要罚站，不要骂人、打人，不要叫他（她）们低头弯腰，不要搞“喷气式”。总之，不要用“四人帮”煽动群众斗群众、群众斗干部时武斗的方式来批判“四人帮”，不要搞他们那一套。

意见还将参加批判的人员编为三个分组。我当时在中央警卫团政治部工作，所以参加了第二组的警卫局分组。11月25日上午7时，我们乘坐三四辆大轿车和几辆小轿车浩浩荡荡地从城内出发开往昌平县秦城监狱。中南海距离秦城75公里，1小时40分钟后到达。批判会于9时正式开始，11时结束。批判的第一个对象是“四人帮”头面人物江青。

江青态度比较差

批判会会场约二三百平方米，大门开在东北角，西南两边摆放着桌椅，供出席批判会的工作人员坐，中间孤零零地摆放着一把木制靠背扶手椅，很显然是供批判对象坐的。主持会议的同志简单扼要地重申了批判会的纪律和需要掌握的政策，然后喊了一声：“把江青带上来！”只见江青身穿黑色棉囚服，头发梳得油光锃亮，戴着她以前曾经戴过的黑边近视眼镜，昂首挺胸，大步走了进来，故意装作“大义凛然”和无所畏惧的样子。狱警示意她坐在事先准备好的那把椅子上。她坐稳后，不慌不忙地从上衣口袋里掏出手绢，摘下眼镜，擦了擦灰尘，又不慌不忙地戴上，向四周环视了一下，等待主持人发话。江青表现得很镇定，以示她以前曾多次对我们讲过的“我有丰富的斗争经验”。

限于时间，集中批判了江青的6个问题——

第一，对工作人员的虐待和迫害

大家一致认为，江青对工作人员缺少爱心、关心和同情之心，多了疑心、狠心和害人之心。江青对工作人员迫害的手段极多，有训斥、辱骂、打人、体罚、赶走、停止工作、逼迫检查、劳动改造、政治审查、隔离软禁、逮捕入狱等十几种。她动不动就给工作人员扣上“反党分子”、“反革命分子”、“特务分子”、“坐探”、“小爪牙”、“偷盗文件”等大帽子。“文革”10年，先后有30人在江青那里工作过，没有受过江青虐待迫害的几乎没有。下面是工作人员对江青的当面批判——

我非常气愤地问：“江青，你睁开眼睛看看我是谁？”江青听到问话，先是怔了一下，但马上平静下来，傲气十足地说：“我不用睁开眼睛，就知道你是杨银禄。”

我说：“你知道就好，你原来是我们的座上客，现在你是我们的阶下囚，你要老实交代问题。”江青不紧不慢地说：“我有一年多没有人身自由了，我够老实的了。”

我说：你对我们这些工作人员还有一点点同情心吗？1968年1月初，我的老父亲因劳累成疾，不幸去世，党组织考虑到我刚到你那里，还没有接前任秘书阎长贵的班，也没有正面接触过你，就批准我回老家料理我父亲的丧事。这本来是很正常、合情合理的事情，可是你起了疑心。我从老家回来以后，你不但不向我表示任何同情，还扯着嗓门质问我：‘你回家干什么去了？’我极力控制着自己的情绪回答说：‘我父亲死了，回去办丧事去了。’你又厉声厉色地质问道：‘你父亲真的死了吗？谁给你作证？我怀疑你父亲没有死，是有人故意把你支走了，他们好干坏事，我派人到你老家，把坟扒开看看是不是你父亲？！’你还没有等我回答，就大骂起来：‘混账，你给我滚！’……1973年6月11日晚上，你从外边回来，一进门你就对我说：‘南斯拉夫有一部电影，叫《瓦尔特保卫萨拉热窝》，你给春桥、文元同志的秘书打个电话，问问春桥、文元同志看过没有？如果没有看过，想去看的话，我们一起看看，不是通知，是打个招呼。’我立即在十号楼门口分别给张春桥的秘书严忠富、姚文元的秘书郭文打了电话，张春桥的秘书和姚文元的秘书分别报告他们的领导后都说，他们看过了，不去看了。我到你的餐厅把他们的秘书的回话内容报告了你，你当时说：‘我自己去看。’你没有看电影就跑到张、姚住地，问张、姚‘这部电影你们看过没有？’张春桥撒谎说：‘我没有看过。’姚文元也撒谎说：‘我不知道。’你相信了他们的谎话，立刻就说：‘小杨撒谎，挑拨我们之间的关系。’……毛主席批评你：江青对待工作人员从来就是这样，用人家的时候不关心，不帮助，不想用人家的时候就给人家加上几个罪名，扣上几顶大帽子，一脚把人家踢开，从她那里出来的人，没有一个高高兴兴地出来安排工作的。主席还说，江青是个蠢货……江青，你不是说，我们挑拨你和张春桥、姚文元的关系吗？我们怎么挑拨你和张、姚的关系？你们是什么关系？你老实交代！

江青说：“是工作关系。”

刘真同志批判说：“周淑英同志你还记得吧？小周对工作勤勤恳恳，任劳任怨，一天到晚，一年到头，就是她一个人围着你转，给你穿脱衣服，穿脱鞋袜……你对这样一位善良贤惠、白璧无瑕、勤奋好学，热情、周到、细致地为你服务的好同志、好护士，非但一点也不领情，相反竟然对她下了毒手，污蔑周淑英同志是林彪、邱会作派去的特务，是林彪在你身边安插的密探，污蔑周淑英同志给你‘吃了5年毒药’。什么是毒药？那不就是你每天离不开的你自己非要吃的安眠药吗？！你忍心将这样一位好同志投入监牢？！”

讲到这里，江青仍然默不作声。

刘真同志继续说：“周淑英同志被你赶走以后，由赵柳恩同志接替她的护士工作。1972年3月4日晚上你睡觉前，按照你的吩咐和医嘱，小赵明明给你放了一份备份的安眠药，你吃了以后硬说没有给你放，非要再吃一份，两份安眠药吃下去以后，不但起不到催眠的作用，你反而亢奋了，更睡不着了，感到不舒服。于是你就毫无道理地大发雷霆，诬蔑小赵给你吃了毒药，你说是林彪派来的特务周淑英教小赵这样干的。你就把周总理、叶帅等8位在京的政治局委员骗到钓鱼台十七号楼，对杨银禄、赵柳恩、周金铭兴师问罪。你毫无根据地把小赵和黄永胜联系在一起，并当即把小赵的领章、帽徽扒下来狠狠地摔在地上，说小赵不配戴领章和帽徽。你对一位文静贤惠的女孩无端地大耍权威，实在令人发指。”

这时江青低声说：“我不是还给她了吗？”

我说：“1972年，有一天，你在你的保险柜里找一份文件，你也记得在你的保险柜里放着，你找不到，就诬蔑我偷了你的重要文件。你声嘶力竭地对我说：‘你偷了我的文件，你向你的上司去自首吧！’过了一会儿，你叫毛远新在你的保险柜里找到了。找到以后，你连一句道歉的话也没有。文件在你的保险柜里，钥匙你自己拿着，无论走到哪里都带在你的身上，说我偷了你的文件，这不是有意陷害人吗……除了有意陷害我们以外，你怕你搞阴谋诡计的材料落到别人手里，抓住你的把柄。”

江青听了以后，不说话，也没有任何表情。

第二，崇洋媚外，捞取资本

1972年7月19日至9月1日，美国纽约州宾翰顿大学历史系副教授维特克女士应我国友好协会的邀请前来访问，访问期间，邓颖超、康克清大姐会见了她。维特克又提出想见见江青，周总理批示：“谈上一个钟头就可以了，如不愿见，也可不见。”江青看到周总理的批示后，认为这是为自己树碑立传的好机会，于8月12日下午在人民大会堂江苏厅高兴地谈了6个小时。后又破格以高标准宴请了维特克女士。晚宴后，江青兴高采烈地陪同她到人民剧场观看现代京剧样板戏《红灯记》。看完戏又与维特克一起登上舞台接见演员，合影留念。

周总理规定“谈上一个钟头”，可江青已超过5个钟头，还认为没有尽兴，未达目的，要求到广州继续谈，而且要谈解放战争和其他问题。周总理知道后指出，江青同志不要多谈，只谈一次，最多两次，只谈文艺，不要谈其他问题。江青听了接待人员转达周总理的指示后，满脸不高兴，大发雷霆：“我的事不用你们管，你们的胆子真大，敢来围攻我！”江青一意孤行，在广州又同维特克谈了6次，连同前一次共谈了7次，达60多个小时。

在广州，江青同维特克一见面就说，我跟你谈的你都可以发表，斯诺写了一本《西行漫记》世界闻名，这就是你的范本，我希望你走斯诺的道路，做第二个斯诺；并吹捧美化自己说，“我是不是马克思主义者呢？是的，我是30年代就解决了公与私问题的人”。

在谈话过程中，江青泄露了党和国家的重要机密，包括政治、军事、外交、人事、资源等多方面的重要情况。特别是把党内斗争的机密情况和党中央多次会议的时间、地点、决议及解放战争的作战情况等泄露了出去，还把一些没有公开过的作战地图、资料送给了维特克，如《解放战争开始前形势图》、《我军战略反攻形势图》、《毛泽东行动路线图》、《西北战场作战过程形势图》、《辽沈战役概况图》、《平津战役概况图》、《淮海战役概况图》、《解放战争三年半战绩统计表》等8种图表。江青还泄露了我军在朝鲜战争第四次战役中的损失情况和中印边境自卫反击战的情况。

在谈话时，江青恐怕维特克听不懂，记不全，多次问维特克：“你听懂听不懂？听得枯燥不枯燥？记得累不累？以后我把记录整理好了，给你寄去，甚至录音带也可以给你。”

江青为了取悦维特克，在广州的6天时间，天天宴请维特克，用针线把茉莉花串起来，做成了手链，用针线把玉兰花骨朵串起来，做成项链，每天上午亲自给维特克戴在手腕上和脖子上。江青自己也戴上同样的手链和项链。维特克临走时，江青亲自送行，并满怀希望地说：“盼望早日看到你的书。”江青送给维特克的礼物有象牙刀、檀香扇、《古诗源》、《鲁迅全集》、《二十四史》等。

第三，窃取国家的宝贵物品

文化大革命开始后，红卫兵抄家的贵重物品存放在北京市文物管理处。所有抄来的物品被编号登记造册后，开始卖给（等于赠送）中央领导人，价格便宜得不可想象，只是象征性地收几个钱。一开始江青并不知道有这样的便宜事，还是康生、叶群告诉她的。有一天，叶群带着她的“战利品”到钓鱼台十号楼摆在大客厅的大条案上，让江青欣赏。江青看后动了心。那天以后，连续去了北京市文物管理处几次，猎取了不少贵重物品，其中有价值几万元的镶有珍珠、宝石的金壳蓝表（江青只交了14元人民币），明清时期的笔、墨、端砚，各种书籍、古画，还有稀贵的刻图章用的鸡血石、玉石等。“九一三”事件后，江青到毛家湾林彪的住所参观，发现他们猎取的文物作为证据被批判。江青害怕了，回到钓鱼台以后，叫毛远新立即退回去一部分，并叫毛远新向文物管理处要收条。毛远新说，不能要收条，要了收条就留下证据了。江青说，还是远新的主意好，就把一部分文物退了回去，一部分留了下来。江青还想把留下的部分卖掉，一是想得到一笔巨款，二是为了毁灭罪证。这件事还没来得及办，“四人帮”就被粉碎了。

因为我们讲的这些都是事实，我们又是目击者和见证人，江青听了以后，没有反驳。

第四，江青与林彪的关系

关于江青和林彪的关系，主要揭发三个问题：

一是江青和林彪是全国武斗的联手制造者。

林彪散布谬论：“好人打好人是误会，好人打坏人是活该，坏人打好人是锻炼，坏人打坏人是以毒攻毒。”江青就提出了“文攻武卫”的口号。工作人员说，你们二人配合得不错，你们是搅动派性，煽动武斗的罪魁祸首。你们合起伙来明目张胆地对抗毛主席“要文斗不要武斗”的指示。

江青听了以后说：“在这个问题上，如果有错误，我负责！但我不是对抗主席的指示。”

二是关于“揪军内一小撮”的反动口号问题。

我说，1967年1月10日，林彪和你（江青）伙同王力、关锋等人炮制出“彻底揭穿军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简称“揪军内一小撮”。你们炮制的具体经过是这样的：1966年下旬，你在一次会议上叫喊：“军队那些走资派为什么不揪？”跟着，就指使王力、关锋起草文件，提出“彻底揭穿军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的反动口号。你看后让“赶紧送林副主席审批”。林彪看了又批：“完全同意。”这个反动口号一出笼，就立刻受到毛主席的严厉批评。你不但不作自我批评，还一而再、再而三地推卸责任。王、关被揪出来以后，你说是王、关搞的；戚本禹出了问题，你说是王、关、戚搞的；陈伯达出了问题，你说陈伯达伙同王、关、戚搞的；林彪的阴谋败露后，你又说，是林彪、陈伯达伙同王、关、戚搞的。总而言之，你诡辩来诡辩去无非想说明此事与你江青无关……1973年1月，中央专案组将“揪军内一小撮”炮制经过的原始材料清查出以后，你在大会堂福建厅看了那份材料，恼羞成怒，对专案组的工作人员说：“你们好大的胆子，搞专案搞到我的头上来了！”你对我说：“小杨，你给我作证。”我因为没有看到什么材料，不知道你叫我作什么证，所以我没有吭声。你回到钓鱼台以后，仍然对我说：“专案组的路线不对头，他们竟然搞到我头上来了，‘揪军内一小撮’的口号与我根本没有任何关系，我不知道那份材料是怎么来的，真是岂有此理。”你是叫我作伪证呀，我没有上你的当。

江青听了以后说：“我至今仍然认为，在这个问题上有人陷害我。”

三是看看江青和林彪之间的电话联系，便知他们之间是何关系。

自1969年至1971年9月，林彪倒台之前的两年零9个月时间内，江、林之间的电话达470多次，平均每隔两天多一点就要通一次电话，表达互相关心、互相问候、互相祝愿、保重身体之意。

在庐山党的九届二中全会上，林彪一伙妄图“和平夺权”的阴谋被挫败已经过去8个月了，他们正在密谋策划反革命武装政变，毛主席也批评了林彪集团的黄、吴、叶、李、邱等人。在这样的背景下，江青和林彪、叶群通了一些什么电话呢？1971年4月29日，叶群打电话给江青，说：“江青同志每次在最关键的时刻对我进行帮助，我非常感动……谢谢江青同志对我的帮助。”5月2日，江青在电话里说：“很久没有见到林副主席了，如果林副主席有时间，我去看看林副主席。”5月14日，叶群又给江青打电话：“林彪叫我约黄永胜、吴法宪同志去看看江青同志，谈谈心……林彪同志说江青同志在会上给你们说了很多好话。”9月8日，叶群从北戴河打电话给江青，说：“林彪同志问候江青同志，请江青同志保重。”叶群并派林办的工作人员给江青送来了4个大西瓜。江青立即叫我替她回电话：“谢谢林副主席的关心，也请林副主席放心。”而正是在这一天，林彪下达了他的反革命武装政变手令。9月12日，林彪叛逃前几个小时，江青带上林彪送的4个大西瓜到颐和园，激动地对工作人员说：“这些西瓜是林副主席送给我的，我再送给同志们，这是林副主席对我们的关心，我们大家一起谢谢林副主席！”难道这些都是巧合吗？

江青听了以后，自言自语地说：“我叫你们保存这些电话记录，是想证明我和林彪的关系在政治上没有瓜葛，怕被林彪和叶群利用，结果叫你们利用了。林彪一直是对我进行迫害的，我是一直跟林彪进行斗争的呀。”

第五，反对和陷害周总理

974年1月24、25日，江青擅自召开驻京部队“批林批孔”动员大会，又参加中共中央、国务院直属机关“批林批孔”动员大会。会上，江青等人以党中央“批林批孔”主要负责人的身份出现，置周总理等中央领导人于被领导、被指责的地位。

此次大会之前的10多天时间里，江青、张春桥、王洪文、姚文元等人在钓鱼台江青居住的十号楼秘密开会，研究24、25日的会议内容、方法等问题。江青为了封锁消息，对工作人员作了“四个不准”和“三个要”的规定。“四个不准”：不准打电话，不准议论，不准外出，（除了到十号楼参加会的人外）其他中央领导人一律不准进入。“三个要”：到机关食堂吃饭要两人以上；吃饭时，如果有人问什么事，回来要马上汇报；十号楼，不论黑夜白天都要锁上门。

一天，江青问秘书刘玉庭：“你知道王良恩（中央办公厅副主任）是怎么死的吗？是自杀还是他杀？王良恩是一个坏人，他是总理的人呀。他好像是总理的私人秘书，王良恩能参加政治局会（列席）是总理同意的。”暗示王良恩的问题与总理有关。

江青看了林彪的《五七一工程纪要》以后说：“这个东西（指《纪要》），怎么没有总理的名字呀？怎么没有反对总理呀？林彪如果篡党夺权成功以后，可能还用总理，因为林彪没有治理国家的经验。”江青把总理和林彪画在了一条线上。

有一天，周总理刚刚做完手术，江青就想把总理从三O五医院赶走，说：“三O五医院那个地方舒服，我想去。”

1975年6月28日，江青写给毛泽东主席以及在京政治局委员的检查送到周总理那里，叫总理看，江青几次打电话催总理快点看。第一次打电话，总理休息。第二次打电话，总理正在治疗，江青就发脾气了，大声说：“他不看，就给我退回来。”总理那时的病情已经很严重了，看东西非常困难，江青是在催命啊。

周总理逝世以后，江青不叫群众戴黑纱，她说：“共产党怎么还搞大出丧，这是孔老二那一套。”她在汽车里看到一个人戴黑纱，就恶狠狠地说：“这个人怎么还戴黑纱！”中央通知江青向总理的遗体告别，江青很不愿意去，说：“我前天已经告别了。”不得已，江青还是去了。在向总理遗体告别前，护士特意提醒她告别时要脱帽，但她故意不脱。全国人民看到她戴着帽子向总理遗体告别很气愤。

江青听后说：“我一直对总理是尊重的，我不是故意不脱帽，我那天是感冒了，不敢脱帽。”

第六，迫害毛主席

1976年9月7日，江青从大寨回到北京。她来到毛主席的住处，这时毛主席好不容易刚刚入睡。江青不顾医生的劝阻，给毛主席擦背，又活动四肢，擦爽身粉。医生主张让毛主席多休息，江青却不断地送一些一般情况的参考资料，硬要主席看。9月8日，毛主席已处于垂危状态，江青一定要给主席翻身。医护人员坚决反对，并告诉她说：“翻身危险。”江青不听，硬是给主席翻了身，结果主席颜面青紫，血压升高。江青见情况不妙，扬长而去。

江青这个人聪明得很，她认为对身边工作人员态度不好并不是要害问题，所以揭发批判她迫害和虐待工作人员的罪行时，她可以静听，表现得很镇静，并私下表示可以向他们作检讨。当揭发批判她迫害毛主席罪行时，她认为这是要害问题、原则问题，立即表现出坐立不安的神态，暴跳如雷起来。她大声说：“你们这是借题发挥，夸大其词，企图以此将我置于死地，你们这样做是徒劳的。主席的尸骨未寒，你们就对他的老婆下了毒手。现在是XXX叫你们来斗争我的吧？打倒XXX！我和主席结婚几十年，我知道主席的身体情况，他的身体好好的，怎么一下子就不行了呢？我怀疑主席身边的人有问题，我对主席是有深厚感情的，难道我还会迫害我的丈夫吗？我既是主席的学生又是主席的战友，谁能相信我会迫害主席？”这时，与会的工作人员齐声喊口号：“我们相信！我们相信！打倒害人精江青！打倒大野心家江青！”

这时，江青坐不住了，立即站起来，走到工作人员面前，用手指指到一位工作人员的鼻尖上，厉声厉色地质问：“你相信，你有什么根据？！”那位工作人员大声回敬：“因为你是一个野心家。野心家，什么坏事干不出来呀？”江青气急败坏，狠狠地推了这位工作人员一把。青年人气盛，咽不下这口气，过去也想推她一把，主持会议的同志想制止，但没有制止住。这时，江青恼羞成怒，攥紧拳头打了这位工作人员一拳。公安部干警过来就把江青用手铐铐了起来，她还不老实，双手乱打，打在一位工作人员的肩上。于是公安干警就把江青的双手铐在背后，她这才安静下来。汪东兴知道这个情况后，还严厉地批评了参加批判会的主持人，说：“事先不是给你们交代过要注意政策吗，要文斗，不要武斗嘛。不要在肢体上跟她发生冲突，再给同志们强调强调，以后不准再发生这样的问题。”

工作人员在批判江青有野心时说：“你得势、得意的时候，不只一次对我们说：‘我早就做好了各种思想准备，将来要么被杀头，要么坐牢，要么被不死不活地养起来，我就怕不死不活地养起来。我是不会犯路线错误的，你们在我身边工作会感到幸福的。你们要听我的话，你们听我的话就是听党的话。好好为我服务，你们为我服务，就是为党服务。我受了损害，就是党受了损害。我吃了亏，就是党吃了亏。我好了，你们也有好处；我倒霉，你们也不会有好处。’”由于江青多次对我们工作人员说过这番话，所以她不会忘记，也无法抵赖。她听后没有站起来反驳，只是辩解说：“我不是你们说的那个意思，我没有野心。”

工作人员说：“你不但有野心，而且是一个大野心家，毛主席就批评你说：‘江青有野心，她是叫王洪文作委员长，她自己作党的主席。’”

江青说：“这是主席对我的爱护、提醒和批评帮助，你们不要曲解主席对我的批评和帮助。”

张春桥一言不发

1977年11月29日、30日上午，对张春桥进行了两次批判，主要有三个问题：

一是对《一九七六年二月三日有感》的批判

1976年1月8日，周恩来总理因病医治无效逝世。1月21、28日，毛泽东主席先后提议，并经中央政治局通过，确定华国锋任国务院代总理并主持中央日常工作。2月2日，中共中央正式发出《通知》（中央1976年一号文件）：由华国锋同志任国务院代总理。在叶剑英同志生病期间，由陈锡联同志主持中央军委工作。3日，张春桥就写了《一九七六年二月三日有感》：“又是一个一号文件。去年发了一个一号文件（指任命邓小平为军委副主席兼总参谋长的文件——作者按）。真是得志更猖狂。来得快，来得凶，垮得也快。错误路线总是行不通的。可以得意于一时，似乎天下就是他的了，要开一个什么新时代了。他们总是过高地估计自己的力量。人民是决定性的因素。代表人民的利益，为大多数人谋利益，在任何情况下，都站在人民群众一边，站在先进分子一边，就是胜利。反之，必然失败。正是：爆竹声中一岁除，东风送暖入屠苏。千门万户日，总把新桃换旧符。”张春桥认为，周总理逝世后，毛主席会提议他任国务院总理，他万万没有想到会提议华国锋任代总理。《有感》充分暴露了他对国务院总理人选决定的强烈不满。

批判人当场质问张春桥：“政治局开会议审议一号文件时，你参加了没有？”张春桥板着脸，皱着眉头，眯缝着眼睛不说话，只是微微点了一下头。批判人又问：“你既然参加了政治局会议，没有表示不同意见，会后又表示极为不满，你这不是典型的当面一套、背后一套，会上一套、会后一套的两面派吗？你这不是反对毛主席吗？我们认为你拥护毛主席是假，反对毛主席是真！你不仅反对毛主席，你还反对党中央。”对于这样的尖锐质问，张春桥竟然没有任何反应。

二是批判他对周总理的治丧活动进行干扰破坏的问题

1976年1月8日下午，中央政治局在人民大会堂召开会议，讨论研究周总理的丧事安排。会议中治丧办公室提出：参加治丧委员会的中央政治局委员、候补委员，不论在京的或是外地的，都要参加总理的遗体告别仪式。张春桥以不满的口气问：“那是不是在外地的中央委员和候补委员也要来呀？”当治丧办公室提出：在劳动人民文化宫举行的群众吊唁活动，拟安排6万人参加，共5天时间时，张春桥又说：走资派还在走，不能影响反击右倾翻案风，要压缩。在讨论悼词的内容时，张春桥、江青、姚文元对悼词中“周恩来同志坚决捍卫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这句重要评语，极力反对，不同意写进去。张春桥还别有用心地说：“最后那个部分（指悼词中号召向周总理学习的部分——作者按），笼统地、简单地说几句就行了，不要展开写。”在讨论由谁来致悼词时，江青、张春桥极力反对由邓小平致悼词，说：“现在全国在反击右倾翻案风，邓小平致悼词不合适。”王洪文说：“还是请叶帅来吧！”叶剑英说：“由邓小平同志致悼词比我更合适。他是党中央的副主席、中央军委副主席，又是国务院第一副总理，他一直在主持中央的日常工作，应该由他来致悼词。”政治局其他同志都表示同意叶帅的意见，江青、张春桥等人没有办法，只好作罢。会后，列席会议负责悼词起草工作的李鑫、周启才问汪东兴：“悼词中被删去的那句话怎么办？我们的意见还是加上，而且应该再展开，写得更具体实在些。”汪东兴对他们说：“中央政治局已经决定悼词由邓小平同志致，小平同志主持中央日常工作，你们可带着修改后的清样直接到小平同志家里去请示，并说明我们的意见，还是加上去为好。”李鑫、周启才带着修改好的清样直接到邓小平家中，报告并表达了他们的建议。邓小平看了一遍清样，毅然在稿子上亲手加上了那句重要评语，并在清样上写了“送请毛主席审批”。毛主席于1月14日下午圈阅同意，挫败了“四人帮”企图贬低周总理的阴谋。

三是揭批张春桥在发生“天安门事件”时的反动言论

1976年清明节，在北京发生了“天安门事件”，邓小平因此遭到诬陷。7日，中共中央发出了撤销邓小平党内外一切职务、保留党籍、以观后效的处分。1977年11月，我们面对面批判“四人帮”时，虽然“天安门事件”还未正式平反，但党的十届三中全会通过决议，恢复了邓小平党内外一切职务。这就意味着为“天安门事件”平了反。此时，对“四人帮”在“天安门事件”发生时所犯的罪行，也进行了有针对性的批判。

批判人对张春桥说：“在1976年4月5日凌晨，你站在人民大会堂二楼，对着天安门广场咬牙切齿地说：‘北京市连这点事都对付不了，用高压水龙头激嘛！’政治局委员、北京市委第一书记吴德同志说：‘那怎么行呢！’你张春桥说：‘资本主义国家对付群众闹事，不就是这样干的嘛……5日下午，中央政治局在人民大会堂开会，你张春桥竟然劈头盖脸地大骂邓小平说：’你看看，你就是纳吉。”

批判人继续说：“你张春桥以上这些反革命言论的用意很清楚，企图利用这次‘事件’制造更大的事端，更加残酷地镇压对你们‘四人帮’强烈不满的人民群众；同时嫁祸于邓小平，促使党中央、毛主席对邓小平采取更加严厉的处分，达到一箭双雕的罪恶目的，你这一招多么阴险毒辣！”

说到这里，张春桥没有任何表情，仍一言不发。

四是批判张春桥的老婆叛变的问题

有证据证明，张春桥的老婆文静在战争年代叛变过。批判人质问张春桥：“你的老婆文静是不是叛变过？”张春桥不说话。第二次质问，仍不说话。第三次质问时，逼得他实在没有办法了，才从牙缝里蹦出几个字：“那不是叛变，是临时失去了与党的联系。”

张春桥被批判了两个半天，不管别人揭什么批什么，他不是低头不语，就是仰面不言。有的人实在耐不住性子了，气愤地说：“张春桥，你是死猪不怕开水烫呀！”这样刺激他，他也一声不吭。

姚文元问啥说啥

12月1日上午对姚文元进行了批判。

姚文元胆子比较小，显得很紧张，头冒虚汗，有时两个腮肌肉抖动，眨着一双大眼睛，特别注意工作人员的发言。有时他没听清楚，还问一下：“你刚讲的是什么？我没有听清楚。”他基本上是问什么说什么，态度比较老实。

对姚文元，主要批判了三个问题：

一是姚文元四次为江青作证

第一次是1968年3月8日，北京卫戍区司令员傅崇碧到钓鱼台向江青汇报查找鲁迅手稿的情况。因为当时傅没找到江青，无法进入钓鱼台，随即与陈伯达的秘书王保春电话联系后进入钓鱼台十六号楼中央文革小组办公处。江青闻讯后恼羞成怒，诬陷傅崇碧是私闯钓鱼台，到钓鱼台是来抓人的，是严重的政治事件。傅崇碧的秘书冯正午据说有癫痫病史，没有见过这种激烈的斗争阵势，精神一刺激，紧张得晕了过去，手中的公文包掉到了地上。江青立即高喊：“他拿皮包打我！”无论傅崇碧怎样解释都无济于事。

3月9日晚上，江青在钓鱼台十六号楼召开紧急会议，把问题说得更严重了：“傅崇碧带人带枪闯钓鱼台十六号楼中央文革小组，行为可疑！他的秘书皮包里装了几支手枪，并用皮包击打我的腹部……”姚文元是全程亲历者之一，本应替傅崇碧说几句公道话。但他为了讨好江青，连做人的良心都不要了，竟然随声附和为江青作伪证。

第二次是1972年1月28日晚12时，毛主席突然生病，医生摸了摸主席的脉搏，没有摸到，工作人员紧张起来。周总理知道后，马上赶到毛主席的住处——中南海游泳池。当江青去了以后，毛主席已经苏醒。江青离开主席的卧室来到值班室，大声说：“主席的体质是好的，怎么可能像你所说那么厉害呢，是医生护士‘谎报军情’，该当何罪？”她还说：“医生护士是‘特务’，是‘反革命’！”2月2日晚10时，江青叫我给周总理、张耀祠和主席的医生打电话，请他们12时到怀仁堂开会，研究给主席治病的问题。江青还特意告诉我，通知姚文元也参加，他年轻记忆力好，叫他认真作记录，将来叫他作证。我把江青的原话在电话里告诉了姚文元。姚说：“我一定按照江青同志的意见按时与会，请江青同志放心，将来如果有事我会作证的。”

第三次是2月3日下午1时左右，周总理拿着一小瓶药来到怀仁堂东厅，与江青商量给主席服药的问题。总理说：“医生推荐了一种药，建议给主席服用，为了慎重起见这种药我先吃了，没有感觉有什么副作用，建议给主席服用。江青同志你的意见如何？”江青听了以后对总理毫不客气地说：“你不要说了，我请文元同志来，请他作证，他年轻，记忆力好。”江青叫我打电话给姚文元，叫他立即到怀仁堂来。姚来后，我告诉他事情过程，他听了以后说：我明白江青同志的意思了。于是大踏步地进入东厅。

四次是3日晚上8时，中央政治局在怀仁堂开会，专题研究主席的治疗、保健问题，周总理主持会议。江青在会上讲：“主席的体质是好的，怎么可能病得这么厉害呢？是医生护士‘谎报军情’。”江青再一次说：“医生护士是‘特务’，是‘反革命’！毛主席身边有一个集团，要拔钉子。有些人杀人不见血，有各种各样的手段……要立专案审查。”这番话，江青连续讲了两遍，没一个人附和她。等到主席的身体状况平稳后，汪东兴把江青在政治局会议上的讲话报告了主席。主席听后，对江青的表现和言论很不满意，憋了一肚子气。

有一天，我接到周总理的电话。总理说：“请你报告江青同志，主席要家里人到他那里开一个会，请江青同志去。”当我报告江青时，她叫我打电话问问总理，主席说的“家里人”指的是谁。我遵嘱给总理打了电话，总理说：“主席说的家里人，指的是东兴同志、耀祠同志、我，还有江青同志。”我报告江青时，她对我说：“我建议再增加一个人，增加一个文元同志，因为他年轻，记忆力好，主席用什么药，主席有什么指示，以后姚文元可以作证。”我给总理打电话转告江青的意见时，总理说：“这样做不好，名单是主席定的，不可能随便改动。”江青才没有如愿。在我给总理打电话请示之前，江青叫我先给姚文元打个电话，叫他做好准备，怕到时找不到他。江青有把握地说：“我想总理会同意我的意见的。”当我给姚文元打电话时，他丝毫也没有犹豫地说：“好好好，我去我去。”表示甘心情愿地去为江青作证人。

江青以家里人的身份，准时到达毛主席的办公室兼书房，准备研究主席用药和听取指示。江青没有想到，毛主席当着周总理、汪东兴、张耀祠的面，指着江青说：“你说这些人（指主席身边的工作人员）是‘特务’、是‘反革命集团’吗？你知道这个集团的头子是谁吗？那就是我，他们跟了我这么多年了，要害我早就可以害了。我知道自己的病，我也知道他们是一些非常好的同志。”主席的一顿批评，使得江青低下头来。这样的结果叫姚文元作证，能证明什么？

姚文元听了对他的批判后说：“我不该都听江青的，我对不起总理，对不起傅崇碧同志，向他们道歉。”

二是批判姚文元助纣为虐

1972年8月12日，江青在北京会见维特克，姚文元陪同。8月25日至8月31日，江青与维特克在广州谈了6次，谈话中江青肆意编造历史，美化自己，贬低和诽谤中央其他领导人，并大量泄露党和国家机密。为此，毛主席对江青进行了严厉的批评。这一切姚文元是知道的，他不但不及时向党中央、毛主席报告，还多次为江青修改谈话记录、封锁消息，助纣为虐。

批判人说：“江青谈的内容，应不应该向一个不了解的外国人谈？”姚文元答：“当然不应该。”

既然不应该，你为什么封锁党中央、毛主席，掩盖江青的罪行？姚这时说：“我认错，我认罪。”

批判人说：1973年3月江青跟维特克的谈话记录稿印了出来，江青把记录稿送给了周总理一份，总理召集接待过维特克的工作人员和参加整理记录稿的工作人员开会。总理宣布：“经请示毛主席，说记录没有必要送维特克女士。围绕此事的一切工作马上停止。所有的记录、录音、资料要逐件清理、封存，绝不能把这些材料外传，已经流入社会的要想办法追回。”周总理传达了毛主席的意见，来了个急刹车。1973年3月16日，周总理打电话给新华社社长朱穆之查询维特克在同江青谈话以后，回到美国写了一些什么文章，朱穆之遵照总理的指示进行了搜集。1974年初，外电、外报、外刊开始报道有关情况，其中有美国《基督教科学箴言报》、英国《每日电讯报》、美国《华盛顿邮报》等媒体。这些情况都被姚文元扣压。姚文元给朱穆之打电话说，“今后这类挑拨离间的材料不许登刊登报”，极力掩盖、包庇江青在这个问题上的罪行。

姚文元听了以后，说：“你们批判得对，在这件事上我的确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

三是批判姚文元编造、宣传毛主席的临终嘱咐“按既定方针办”

1976年4月30日，华国锋向毛主席请示报告工作，说起有几个省形势不大好，毛主席亲笔给华国锋写了“照过去方针办”六个字。华国锋随即就把毛主席的这一指示在政治局会议上做了传达。王洪文和江青也亲笔记录了“照过去方针办”六个字。姚文元竟篡改毛主席的指示，六个字改了三个字，改成了“按既定方针办”，并在他控制的舆论阵地上大肆宣传。“四人帮”的“按既定方针办”的实质，就是按照“文革”时期的方针办。姚文元说：“毛主席逝世前后，我们感到形势很紧张，我们认为用了‘按既定方针办’这句话，可以至少在短期内保持形势的稳定，解决‘四人帮’的问题不会马上就发生。”他无可奈何地说：“政治斗争，不以个人的意志为转移，该发生的事情还是发生了。”

王洪文心虚恐惧

12月2日上午对王洪文进行了批判。王洪文看上去身体很不好，面色青紫（据说他以前患过肝炎），精神呆滞，内心恐惧。批判王洪文，主要针对三个问题：

一是游手好闲辜负期望

工作人员说，1972年9月，根据毛主席的意见，把你王洪文从上海调到中央工作，进住钓鱼台作为接班人培养。11个月后的1973年8月，在党的第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上，你当选为党中央副主席，可谓一步登天。你本应谦虚谨慎，刻苦学习，积极工作，努力进取，不辜负党和人民的希望。可你不务正业，好逸恶劳，游手好闲，成了花花公子。钓鱼台是国宾馆，经常有重要外宾在这里下榻，且住有多位党和国家领导人，毛主席、周总理也经常在那儿办公和休息。你却在那里毫无顾忌地打猎、射击、钓鱼。你配备了高强度照明设备的越野吉普车、有充足弹药的高级猎枪以及盛猎物的容器等，打猎的次数很频繁，隔几天就打一次，且次次均有收获。到郊外打野兔，到玉渊潭公园打野鸭。你打枪不分时间、不分场合，出了楼门就开枪射击。离你王洪文居住的十六号楼不远处有一座小桥，这里行人和来往车辆较多，小桥的旁边有几棵高大、挺直、苍劲的古松，成了你练习枪法的靶子，被你打得遍体伤痕。工作人员从这里路过时，提心吊胆，就怕你打枪。为了保护水质和维持安静优美的良好环境，钓鱼台管理局规定严禁钓鱼，你不管这些，经常在钓鱼台钓鱼。毛主席说过：“钓鱼台无鱼可钓。”你是对毛主席这句话的寓意不懂，还是有意对抗？当你钓上了一条大鱼以后，对工作人员说：“谁说钓鱼台无鱼可钓？我这不是钓了一条大鱼吗。”

王洪文听了对他的批判后说：“我对不起毛主席的殷切期望、培养和教育，辜负了党和人民的信任。那时，我忘乎所以了。”

二是另立中办架空中央

1976年9月9日，毛主席逝世。9月10日，王洪文就派工作人员米士奇进驻中南海值班室。王洪文盗用中央办公厅的名义通知全国各地，要求重大问题直接与米士奇联系，企图切断各地与党中央、华国锋同志的联系渠道。王洪文的秘书廖祖康向米士奇转达王洪文的话说：“王洪文说了，有两件事，一个是毛主席的吊唁期间各省市发生的重大问题，要及时报告；二是在此期间，有些问题解决不了，需要请示的问题，要及时请示，就说是中央领导同志说的，让你给各省、市、自治区打个电话。另外，各省、市有事打电话就找你。”米问：“电话以咱们办公室的名义打吗？”廖说：“不，不，不，以中央办公厅的名义打。”

批判人问：“王洪文，情况是这样的吗？”

王洪文一边擦汗，一边回答：“是这样的。我在这个问题上是严重错误的，甚至是有罪的。”

三是长沙告状

1974年10月4日，毛主席提议邓小平担任国务院第一副总理。17日，“四人帮”有预谋地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发难，以所谓“风庆轮事件”向邓小平挑衅，邓小平跟“四人帮”作了坚决斗争。当时“四人帮”在钓鱼台进行了密谋，18日即派王洪文飞往长沙，向在那里的毛主席诬告周总理和中央其他领导人。王洪文说：“北京现在大有庐山会议的味道。”“总理现在有病，住在医院，还忙着找人谈话到深夜。几乎每天都有人去。经常去总理那里的有小平、剑英、先念等同志”，“他们这些人在这时来往这样频繁和四届人大的人事安排有关”。“四人帮”妄图阻挠邓小平出任第一副总理，以实现组阁的阴谋。毛主席当即批评了王洪文，对王洪文说，你回去要多找总理和剑英同志谈，不要跟江青搞在一起，你要注意她。20日，毛主席指示唐闻生、王海蓉回北京转告周总理和王洪文：总理还是总理，四届人大的筹备工作和人事安排问题要总理和王洪文一起管。建议邓小平任党的副主席、第一副总理、军委副主席兼总参谋长。毛主席还指示唐闻生、王海蓉转告王洪文、张春桥、姚文元，叫他们不要跟在江青后面批东批西。

王洪文听了对他的批判后，诡辩说：“我那次去长沙，不是告状，是下级向上级汇报工作，反映情况，是政党的组织关系。”批判人立即进行了有根有据的反驳。在事实面前，王洪文不得不承认自己“不光明磊落，不光明正大”，是“搞阴谋”。

第八章　罗瑞卿大将是如何整治“黑社会”的？

1949年，毛泽东带领部属“赴京赶考”进驻北平，看到妓院林立、黑道猖獗、满目疮痍，怒不可遏，对时任公安部长兼北京市公安局长的罗瑞卿说；“新中国决不允许娼妓遍地，黑道横行！”便下决心铲出这些毒瘤，关闭妓院，扫黑除恶。

据罗瑞卿的长子罗箭回忆，1949年4月，时任华北军区政治部主任兼第19兵团政委、太原前线总前委第一副书记的罗瑞卿参与指挥部队解放了太原。5月中旬，部队正准备挥师远征时，毛泽东致电罗瑞卿“请来中央一叙”。到北平后，周恩来找罗瑞卿谈话，“快要建国了，毛主席点的将，让你出任公安部长”。罗箭说，“我父亲说还是想跟着部队打仗”。罗瑞卿建议由中央社会部部长李克农出任公安部长。周恩来说“李克农有李克农的事。”并告诉他，此事中央已经决定，“今晚毛主席还要接见你，你就不要再提上前线的事了。”

当晚，毛泽东在香山别墅见到罗瑞卿就说：“听说你不愿意干公安部长，还要去打仗？现在要建立新的国家政权了，我们都不干，都去打仗，能行吗？”于是罗瑞卿走马上任，成为新中国第一任公安部部长。在罗箭的记忆里，父亲刚上任的公安部，从组建公安部队开始就非常忙碌。然而，罗瑞卿面临的是现代人难以想象的复杂社会局面。罗箭说，“解放就是让人民群众当家作主，但是很多人受到一些反动势力的影响还是不敢讲真话，所以当时展开了清匪反霸的行动，接下来就是清理妓院，禁毒戒毒，这几个重拳打出之后，北京的秩序好了很多。”那个时候不叫“打黑”，而是打击“恶霸”。公安部提出了治安的目标是：“路不拾遗，夜不闭户”。

罗箭说：“当年打击这些丑恶的社会现象主要是因为国民党的遗留人员造成的，而那些恶霸等原本都是国民党反动政府的爪牙，所以必须全力打击。”罗瑞卿同时兼任北京市公安局局长，为了“打恶”，先是让“反动党团骨干”限期登记，不自首的重点打击；接着是严厉打击城市盗匪。与此同时，罗瑞卿还指示从严打击流氓阿飞活动。刚建国的时候，在北京的四郊有“东霸天”、“西霸天”、“南霸天”、“北霸天”，还有“四亭”、“十二爷”等等。他们的势力少的霸一个村，多的霸十多个村。强占田地、钱财、妇女，敲诈勒索、杀人强奸无恶不作。另外，天桥一带的治安也特别混乱，那里住的都是最穷苦的老百姓，有三轮车夫、苦力等各种各样的人。在那里摆个小摊都得交保护费，若是不懂规矩过了地界，轻则挨打，重则丢命。所以人民群众要讨还血债，要求政府为他们申冤报仇。

另外就是禁毒，罗瑞卿对发现和破获重大毒品案件都亲自查，他指示对贩毒、售毒、制毒、运毒的大犯、惯犯及开烟馆的大业主、大窝主要坚决打击。罗瑞卿还指挥公安局统一行动，于1949年11月22日凌晨，北京市一夜之间关闭了全市224家妓院，集中拘留了400多名老板，收容了1268名妓女。解救出来的妓女，政府给他们检查身体、治病。组织学习生产技术，让他们掌握谋生之道，很多人都去了纺织厂工作。

面对新中国百废待兴的局面，毛泽东果断出手，扫除黑道，关闭妓院，禁毒戒毒，使建国后一个相当长的时间内，黑道销声匿迹，以至夜不闭户，路不拾遗，老百姓从不为安全问题担心。那时虽然还不富裕，但人民感到生活很温馨。毛泽东整治黑道靠什么？靠人民群众，靠坚挺的国家机器，靠人民民主专政。最近薄熙来重庆打黑，就传承了毛泽东这些依靠群众、穷追猛打、除恶务尽的思想，愿其他地方受到感召。对此，群众充满期待。

第九章　揭秘彭德怀元帅的“骨灰谜案”

粉碎“四人帮”后，一场声势浩大的拨乱反正运动席卷中国大地。1978年，中共中央决定为含冤去世的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彭德怀彻底平反昭雪，并在北京隆重召开追悼大会。追悼大会筹备工作正紧张进行之际，一个难题出现了：彭德怀的骨灰盒究竟存放在何处？

骨灰谜案

彭总魂归何处？在当时，这是一个谜案。中央立即成立“专案审查小组”，踏上了寻找彭德怀元帅骨灰的艰难路程。

1966年12月22日夜，彭德怀被“四人帮”组织的“揪彭兵团”从成都绑架回北京。到京后，他被监管在北京地质学院，由江青控制的中央专案组“立案审查”，并多次遭红卫兵野蛮批斗。1973年，备受折磨的彭德怀患上了直肠癌，被送到中国人民解放军301医院。

彭德怀虽在治病，却仍然过着囚犯一样的生活。1974年11月29日下午3时35分，他终于在凛冽寒风中含恨辞世。他逝世时，没有一个亲人、朋友在场。后来，他的大侄女彭梅魁被通知去见了遗体一面。遗体很快被偷偷运走，并秘密火化了。

然而，骨灰呢？唯一见过彭德怀遗体的彭梅魁不知道！追悼会筹备人员听说当时周恩来总理对彭德怀的骨灰处理有过具体指示，但是周恩来本人也在1976年逝世了啊！几经辗转，从彭德怀遗孀浦安修那里找到一条线索：彭德怀的骨灰可能在四川成都！追悼会筹备组负责人大惑不解：彭德怀是在北京去世的，骨灰怎么可能放在外地呢？

浦安修忍住悲痛，向侄女彭钢道出了事情的经过：“1975年，四川省委书记李大章同志调来北京，任中共中央统战部长，他的爱人孙明也调到北京工作。孙明是我的老战友，我们曾于1940年至1942年在太行山中共西北局妇委共过事。在北京重逢后，我们时常来往。一次闲谈中，孙明告诉我，她丈夫李大章曾悄悄对她说起：彭老总被江青一伙迫害致死，遗体被秘密火化后，骨灰给送到成都寄存，是由他亲自安排处理的。当我进一步追问情况时，孙明却不知道了……”而李大章同志，也于1976年5月在北京病故。好不容易找到的线索，至此又中断了。

浦安修清楚地记得，她是在1965年11月，在北京送别老伴去成都参加三线建设的。分别后直到1967年7月某天在北京师范大学批斗会上见了一面，但连说句话的机会都没有。后来当得知亲人的骨灰盒回到了大西南，她才于悲哀与思念中得到一点宽慰。

彭钢立即向筹备追悼会的负责人反映了彭元帅骨灰在成都的线索。这位负责人起初半信半疑，但还是向中央有关部门作了汇报。军委指示：彭德怀的追悼会决不能推迟，赶紧与四川联系，尽快找到彭德怀的骨灰。

化名存骨灰

彭德怀的骨灰为什么要放到成都呢？“四人帮”控制的有关专案组在一份报告上留有如下文字：“彭德怀是里通外国、阴谋夺权的反党分子。我们意见，将其化名王川，尸体火化后，骨灰存放成都一般公墓。”“王川”这个化名，是“四人帮”一伙人决定使用的，意即“亡命四川”。

在1974年的特殊政治环境中，身患重病的周恩来对彭德怀的骨灰处理做过指示：骨灰放成都，要精心保管，时常查看，不准换盒，也不要转移存放地点。

1974年冬的一天，两位军人乘飞机从北京来到成都。其中一位姓李，30岁左右。他们一下飞机就直奔四川省委大院，神色冷峻地向省委办事组负责人出示了中共中央专案组的介绍信，指名要见四川省委第一书记、省革委主任、成都军区政委刘兴元，省委书记、省革委副主任李大章及省委书记段君毅，说有要事商谈。

三位当时四川省最高负责人，惴惴不安地接待了两位从北京来的使者。来者向他们传达了中央首长的指示：“我们送来一个骨灰盒，内装彭德怀的骨灰，经组织决定更名改姓送到成都存放。这个骨灰盒放在一般群众存放骨灰盒的地方就行了。放好后，不准任何人移动，要动，需经中央军委批准。这些情况，你们三位知道就行了，不准向任何人透露，要绝对保密。”

听完“指示”，刘兴元、李大章、段君毅沉重地低下了头，好半天都没有说一句话。8年前，彭总在住所被一伙如狼似虎的红卫兵绑架，塞进拥挤不堪的火车去了北京，一去8年没有消息。想不到他再回成都时，已成了装在盒子里的一堆骨灰……当三人从悲痛中缓过神来后，不得不立即表示：“省委一定遵照中央指示，认真存放彭德怀的骨灰盒。绝对保密。”

两位军人离开省委大院，回到锦江宾馆西楼1层38号房间，等候省委派人来接收骨灰盒。

刘兴元、李大章、段君毅商定，由段君毅具体安排，迅速将彭德怀的骨灰盒安全地转送到成都东郊火葬场。段君毅又把这个任务交给了省委、省革委办事组组长杜心源。杜心源随即打电话找到办事组副组长张振亚，当时张振亚分管接待、保卫工作。接到存放一位重要领导同志骨灰盒，并要求严格保密的任务后，张振亚感到事关重大，随即驱车来到锦江宾馆，找到李某等二人。

当时，省委正在锦江宾馆开地委书记会议，杜心源与他的秘书陈文书住在宾馆西楼3层北侧41号房间。张振亚便打电话找到省委、省革委办事组行政处副处长杜信，让他找陈文书联系承办一件紧要事宜。杜信火速来到陈文书的房间，陈文书郑重地对他说：“按照杜心源同志的意见，有个骨灰盒，需要放在成都，你去办一下，还要保密，你一人知道就行了。办理过程中，需要什么介绍信，你开就是了。事情办完之后，向杜心源同志汇报。两位军人就住楼下38号房间……”

杜信二话未说，来到两位军人房间。两位军人从柜子里取出一个骨灰盒。杜信怔住了：他从未看见过如此骨灰盒。它既不是富丽堂皇的大理石盒，也不是喷漆描金的高级木盒，仅仅是一个用粗糙木板随便钉成的匣子！既无红绸包裹，也无黑纱盖面，更无死者生前照片，上面只贴着一张小纸条，潦草地写着三个字：王川，男。杜信将这个简陋之极的骨灰盒接过手，便离开了锦江宾馆。

273号骨灰

回到省委大院后，杜信开了一张省革委办事组行政处的介绍信，然后驱车来到东郊成都市殡葬管理所。按照殡葬管理所蒲副主任的指点，杜信又马不停蹄地赶到了离城7华里的东郊火葬场办公室，找到这里的负责人辛自权老师傅。辛师傅当时快60岁了，办事热情负责。杜信对他说：“老辛，有一个骨灰盒需要存放在这里，是省委领导同志交办的。你知道就行了。第一，要保管好，不要遗失；第二，把它放在普通人的骨灰架上，不要引人注意，没有我，或没有省革委办事组的介绍信，别人不能取走；第三，你们有什么变动望及时通知我，我给你留下电话号码。”

辛老师傅看了介绍信，听了杜信的嘱托，点头称是，心里早明白了几分：这肯定是哪位重要领导人的骨灰。然而当他从杜信手里接过木匣子时，不禁一下子愣住了：他干了一二十年骨灰保管工作，还从未见过如此简陋的骨灰盒……辛师傅试探着问道：“按规定一般骨灰盒只能存放1年，如有特殊情况，也可续存。你们打算存放多久？”“1年太短了，至少存3年。”杜信答道。

随后，杜信在填写骨灰盒寄存单时，可被难住了：除了姓名、性别外，他对“王川”的情况一无所知，怎么填啊？毫无办法，他只得硬着头皮提起笔来。“王川，男，籍贯……”既然把骨灰存放在成都，就填上“成都”吧！年龄呢？哦！不能填得太大，填大了会扯上老干部，容易引人注目，惹来麻烦，那就写上“终年32岁”吧。在“委托人姓名”一栏，杜信写上了自己的名字。紧挨着的“是骨灰的什么人”一栏，杜信略一思考，郑重地填上了“同事”二字。就这样，曾被毛泽东亲切地称为“彭大将军”的彭德怀元帅，成了骨灰架上的一个编号——273！

骨灰盒放在火葬场，直到1977年10月下旬，辛自权师傅办理退休手续时，仍无人来取。离开时，他再三叮嘱他的“接班人”甘志群：“千万要慎重对待全部寄存骨灰，不要轻易处理。”他还特别强调说，像“王川”这类有谜未解的骨灰，更应特别重视，绝对不能擅动！辛自权退休回家后，每周都要骑自行车去东郊考察“接班人”的工作，去看“王川”的骨灰盒。

此后，张振亚与杜信从未对任何人透露过“王川”骨灰盒的事，但心中老是放心不下，也悄悄去火葬场看过几次骨灰盒。

事隔几年，省里知道彭德怀骨灰下落的领导同志刘兴元、李大章、段君毅都先后调离四川，李大章还于1976年5月8日在北京病故。后来调到四川工作的省委主要领导对此事更是一无所知。

就这样，化名“王川”的彭德怀骨灰，一直在这里神秘地存放了4年。

魂归故里

1978年12月中旬，当中央专案审查小组办公室得知彭德怀的骨灰下落后，立即派人乘飞机赶到成都，直接找省委主要领导。省委主要领导当时正在北京参加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接待两人的正好是当年参与存放骨灰盒工作的张振亚，此时他已是四川省委副秘书长。

张振亚接过专案组人员的信函一看，不禁大吃一惊，对他们说：“彭总来四川工作，我是清楚的，但从未听说过他的骨灰存放在成都呀！你们是不是搞错了？”“不，没有搞错！”来人肯定地说，“1974年冬天，有没有两位军人乘飞机从北京送来一个骨灰盒？”

张振亚紧皱眉头，搜索着记忆：“有啊，但那不是一个叫‘王川’的人的骨灰么？”“对。‘王川’的骨灰盒，就是彭总的骨灰盒！”

张振亚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心头一愣，长久藏在心里的谜终于解开了。他心急如焚地赶往成都东郊火葬场。谢天谢地，骨灰盒仍然存放在273号骨灰架上。专案组人员在确定彭老总骨灰盒仍完好无损之后，才放心地离开了火葬场。

一星期后，也就是追悼大会召开前两天的12月22日清晨，中共中央办公厅、中央军委办公厅派中国民航飞机来成都接彭德怀同志的骨灰回北京。

1978年12月22日。杜信在车上紧抱着彭总的骨灰盒，开到牛市口时，他叫小车停在一家商店门前，特意下车买了6尺红绸，将骨灰盒包裹，然后直奔已任省委书记杜心源的办公室。

杜心源见张振亚、杜信等4人在门口下车，连忙起身，迎上前去，伸出双手，从杜信手中恭敬地接过彭总的骨灰盒，轻轻地放在自己宽大的办公桌上。杜心源领着在场的几位同志站成一排，脱帽，沉痛地说：“让我们向彭总三鞠躬吧。”简单的悼念仪式后，杜心源与大家握手说：“你们辛苦了。刚才又与北京电话联系过了，下午必须将骨灰运到北京。这里正通知在家的省委常委与成都军区、省军区的领导同志到4号楼会议室，向彭总的骨灰告别，你们快把彭总的骨灰盒移到会议室。”

参加告别仪式的人，面对那简陋的小木匣子，大家静静默哀，个个流下了心酸的泪水，并围着彭总的骨灰盒绕场一周，向他的英灵告别。

之后，彭德怀的骨灰由在成都的彭德怀原秘书綦魁英、警卫参谋景希珍两人护送回京。

追悼会后，彭德怀的骨灰盒安放在八宝山革命公墓殡仪馆第一室，与他的老战友朱德、陈毅、贺龙等长眠在一起。

后来，应彭钢等亲属要求，经中共中央组织部批准，在1998年10月24日彭德怀百年诞辰后，骨灰由八宝山革命公墓迁移到他的老家湖南省湘潭县乌石寨陵园安放，彭德怀元帅终于魂归故里。

第十章　“九·一三”后鲜为人知的林彪家人轶事

1971年，在中国九百六十万平方公里的国土上，曾发生一起令世人震惊的九一三事件。在林彪的故乡——湖北省黄冈市（原黄冈县）林家大湾也曾演绎出无数鲜为人知的新闻轶事。

林丛旭：三度造访，金石为开

按林姓房系排列，如今在林家大湾与林彪最亲的只有林彪大弟弟林育菊之子——林丛旭，又名林二林。

林丛旭1958年以前随父林育菊在天津医学院读书时，因失恋而受精神打击后，执意退学回到林家大湾。后来，院校领导曾两次派人接他返校，都被他拒绝。

他回到家乡，开始在林家大湾供销社代销店任代销员，并与附近程德岗一姓马的农村姑娘结婚。因不善经营，两年供销店亏损400多元。“文革”期间，随着林彪走红，县委会安排他回龙山供销社任营业员，妻子也安排在区食品所工作。

1973年，林丛旭被定性为现行反革命，投入汉阳大军山监狱，后转至湖北沙阳劳改农场劳动改造。1978年春天，当林丛旭无罪释放回到家时，已是人去楼空，其妻早在他服刑期间就已带着三个儿子改嫁本县黄州粮管所一名职员。

政治上的挫折，生活上的不幸，促使林丛旭的精神完全错乱。

后来，通过大队逐级向上反映，1984年县供销社才按落实政策又安排他回龙山供销社作退职处理，每月发给29元生活费。

据林家大湾人讲，林丛旭酷爱读书，沉默寡言，性格十分古怪，挑物担水从来是一头重、一头轻，不搞两头平衡；生活中也有不少的怪理论，如睡觉时脚高头低倒立着，他说那样消化慢，少吃饭，能节省粮食。他除了每月上供销社领一次钱，顺便买点柴米油盐等基本生活必需品外，一年到头关在屋里闭门不出，也不与别人打交道，更不接待记者采访。

夏天，他宁愿将房顶的瓦片揭开通风，也不愿意打开门窗。他尽管性格孤僻，但好打抱不平，为人也很厚道，不贪财、不受礼、不占便宜，从不接受别人的馈赠。

1993年广州军区一姓陈的军官来湾里同他见了一面，返回部队后，给他寄来300元钱，他给退了回去，后来那人又寄来，他又退了回去，仅退寄费他就花了15元。

听了人们的介绍，笔者很想亲眼见见这位“怪人”。于是就找到了林丛旭堂弟媳童桂珍，请她带路。

这是一幢极其简陋而又年久失修的平房，土坯砖墙已垮掉了一块，整幢房屋都岌岌可危，门前的杂草有半人来高，窗户也用几块木板钉死。还好，门没上锁，证明里面有人。童桂珍“二哥！二哥”叫了几声里面才有答应，经童的再三请求，屋里人才将门打开。只见一位身材瘦高，满头银发，皮肤白净，五官、脸型和两刷浓重而短促的剑眉的老人，乍一看，酷似晚年的林彪，这便是林丛旭。开门后，尽管我们反复说明来意，但他仍然连声说道：“心情不好，免谈！”完全是一副将客人拒之门外的样子。一个月后的星期天，笔者第二次来到林家大湾，并找到了丛旭的堂弟林丛章，叫他出面帮我们叫门说情，结果还是吃了闭门羹。当笔者第三次登门造访时，正逢他开门倒水，这时，笔者一边同他套近乎，一边侧身进入室内。通过采取有意识地闲侃和引导，他在无意之中透露了许多守口如瓶的秘闻。

林立衡：来也匆匆去也匆匆

当林彪发迹、鼎盛，林家大湾“香火”兴旺之际，他的直系亲属没有一个回到老家。而林彪折戟沉沙、命丧黄泉、臭名昭著的时候，他那两个坎坷辛酸的女儿却先后踏上了黄冈这片陌生的故土。

1987年夏天的一个中午，一位神色忧郁的中年妇女乘客车来到林家大湾，独自徘徊在乡间的山山水水。湾里人好生奇怪，后经村里的长者林玉彬老人反复询问，才得知她就是当年“帅府千金”，原《空军报》副总编林立衡，又名林豆豆。

林立衡1944年早产于延安，问世时体重仅有3斤半，因战乱，开始叶群把刚刚降世的豆豆胡乱给了一户无儿无女的老百姓抚养，后听说那户是地主，又将孩子要了回来，后来还是林彪警卫员的未婚妻带大的。1945年秋天，叶群抱着立衡，怀着立果，跟随林彪转战太行山区，在过平汉路时，十几名高级将领均被敌人冲散，叶群吓得把立衡扔进炮弹坑里，一马夫见了忙将立衡拾起来，放在马鞍子下面兜着走，后来还是一个班的战士轮换挑着上东北。立衡长大后，与妈妈叶群关系一直较紧，而在感情上，则与爸爸林彪更亲近。

1971年8月，经人牵线搭桥，她同湖南省邵阳市一铁匠的儿子张清霖建立恋爱关系。“九·一三”事件后，林立衡和男友张清霖先后都被带到当时的政治局驻地北京玉泉山，作一般关押审查。1974年3月，随着“批林批孔”运动的兴起，又被升级为林彪死党待遇，被迫交代林彪为她书赠“笑一笑十年少”、“天马行空”的反动涵义，并被“四人帮”定性为“林彪留下的钉子”。她顶不住“四人帮”的恶意攻击和精神折磨，曾超量服用安眠药自杀，被人发现后送空军医院救活。两年多的关押和审查，使30岁的林立衡头发落了一半，牙齿也掉了6颗，体重只剩下35公斤。后来，她斗胆向毛主席写信。1974年7月31日，毛泽东下达批示：“解除对林立衡的监护，允许她和张清霖来往，她和死党分子有区别。”根据毛主席的批示，空军政治部领导找她和张清霖谈话，通知同意他俩结婚，同时下放河南开封农场劳动。

在开封农场，夫妻俩早起晚睡，养鸡喂猪，还种了15亩地。春耕时节，立衡在前边牵牛，清霖在后面扶犁，晴天一身汗，雨天一身泥，虽然生活很艰难，但小两口并不绝望。

1975年11月，他俩又作为转业军人重新分配在河南郑州汽车制造厂工作，张清霖在厂职工医院任外科医生，林立衡任齿轮分厂革委会副主任。鉴于林立衡体质太差，夫妻俩决定不要孩子，分厂领导班子就安排她主管计划生育工作。

时间长了以后，尽管夫妻俩小日子过得不错，但他们还是感到缺点什么：觉得家里没有孩子，总是显得冷冷清清。于是，林立衡就把丈夫的两个侄女从湖南老家调到了厂里，一个在车间当工人，一个复习功课报考大学。

两个侄女一来，小家庭立刻充满了生机。工厂对林立衡一家还是挺照顾的，看她家“人丁兴旺”了，便让他们搬进了单门独居的平房去住，大大小小共盖了5间，还专门盖了一间厕所，盛夏时节，每天还可淋俗。

1987年8月那次来湖北黄冈林彪故里造访，林立衡对林家大湾的山川草木感到既陌生又神秘。每经过一个与林家有关的景物和地段，她都要默默地站一会儿，看一会儿，似乎在辨认历史的物证，又似乎将故里的一草一木加深印象。在乡亲们的道别下，她披着暮色，默默地依依离去，独自乘车返回了河南郑州。

回到北京以后，他们的生活十分安逸，为不引人注意，林立衡改名为路漫。

据不久前上北京探望过林立衡和林丛琳的林丛旭介绍：立衡和丛琳她们现在的情况都较好，立衡住在单位宿舍的6楼，她身体很不好，头发、牙齿掉了不少，显得有些苍老，张清霖身体还可以，立衡和丛琳都不愿别人认出她们……

林丛琳：一捧故土几多情愫

林丛琳是林彪同前妻刘新民1940年在苏联疗养时所生。

解放前夕，她同母亲一道回到东北。1958年冬天，正读中学的林丛琳利用寒假上北京看望生父林彪，因她与后妈叶群及两个异母弟妹林丛虎（林立果）和林立衡（林豆豆）很少相处，故在感情上也格格不入，而林彪对她也不太关心。叶群更是心怀忌异，时刻防备她和林彪单独接触，然而，机灵的丛琳有时也瞒着叶群瞅空悄悄接近林彪。一天，她突然拿出一张和母亲刘新民的合影照片送给林彪看，不仅遭受到林彪的冷眼，还引起了叶群的嫉妒，叶群泼妇般地从丛琳手中抢过照片，三下两下撕得粉碎，使一颗纯洁的少女之心受到了极大的伤害。

林丛琳是一位好胜心强的姑娘，1966年她在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读书时，就当上了被“中央文革”挂上号的保守派组织哈军工学院“八八团”的头头。叶群和林彪怕为此而受到牵连，曾向学院发出公开声明，与林丛琳脱离父女关系，并宣布林丛琳的一切言论和行为完全由其本人负责。为免除后患，接着林彪又用飞机将丛琳从学院骗到大西北的甘肃插队落户。

林丛琳是一位十分倔犟的姑娘，对林彪和叶群的压制她决不屈服，后来，硬是从方圆数十里渺无人烟的戈壁深处跑了出来。

就在林丛琳有家难归之际，她思来想去，一口气跑到广州，投身在父亲的老部下丁盛将军的门下。

丁盛将军送她去了部队。从此，林丛琳不仅成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的一名女军人，同时也成了丁家的“编外”家庭成员。“九·一三”事件后，丛琳并未逃脱政治上的冲击，同样被隔离审查，同样饱受欺凌和折磨，身心俱伤……

就是这位备受苦难的姑娘，1989年10月，她也来到林家大湾，拜访了老家故土。

在林彪旧居遗址和伯父林庆佛早年开办的布厂前，林丛琳久久伫立，思绪万千。然后，在旧居遗址林彪降生的那块地上挖了一捧黄土，用手帕包好，然后小心翼翼地揣进怀里。

据林丛章讲，此时的丛琳已身患乳腺癌，这次只身返回故里，也是为了在有生之年了却作为林彪女儿的一个夙愿。

历经磨难的林丛琳现在过得还好吗？

据林丛琳的堂兄弟丛旭介绍：丛琳性情开朗，跟她的母亲刘新民（又名张梅）相似，原患乳腺癌经手术治疗后己痊愈，现在身体尚好。

她丈夫应守贤，浙江省义乌市人，1987年正团级干部转业，后在北京一个工业公司从事工会工作。他们有两个儿子，一个在上海铁道学院毕业后从事铁道工作，一个正在上大学，应守贤对丛琳很好，很体贴。

70年代后期，丛琳的母亲刘新民从哈尔滨迁到北京，在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部某部门从事资料整理工作，已离休，现在北京安度晚年。从小缺少母爱，又失去了父爱的林丛琳，最终获得了一份母爱。

第十一章　文革名人自杀不完全档案

文革是一场浩劫。在这场浩劫中究竟整死了多少人？恐怕既有的任何统计都是相当不完备的。下面这份档案“，仍然以”不无备“为特点，只收录了在”文革中自杀身亡的各界名人。

邓拓：1912年生，福建闽候人。1930年入党。曾任中共北京市委宣传部部长、《人民日报》总编辑和社长等职。1966年5月因三家村“冤案受迫害。5月16日，戚本禹发表文章公开点名批判邓拓，称邓拓是”一个叛徒；五月十七日晚，邓写下《致北京市委的一封信》和《与妻诀别书》後，於五月十八日自缢身亡。成为那段非常的岁月里，第一个以死抗争的殉道者。

田家英：1922年生於成都。1948年8月起担任毛泽东的秘书。解放後任中央办公厅秘书室主任、中央政治局主席秘书、中央办公厅副主任等职。1959年在庐山会议上受到冲击。1966年5月22日下午，王力等到中南海住地，令他停职反省，交清全部文件，搬出中南海。第二天他即自缢而死。毛的秘书亦为毛所杀。

李平心：1907年生，江西南昌市人。历史学家。1946年与马叙伦、许广平等筹组中国民主促进会；解放後任华东师大历史学教授并当选为上海历史学会副会长。除历史学外，对生产力性质问题的研究也甚有影响。文革前夕即遭围攻和迫害，1966年6月20日自杀。

老舍：生於1899年。北京人，满族。著名小说家，剧作家。抗战期间曾主持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工作。解放後历任全国文联副主席、作协副主席、北京市文联主席等职。代表作有长篇小说《骆驼祥子》、话剧《茶馆》等。1966年8月24日因不堪迫害投北京太平湖自杀。

陈笑雨：1917年生，江苏靖江县人。著名文艺评论家。解放後历任《文艺报》副主编、《新观察》主编、《人民日报》编委兼文艺部主任。文革初期即遭批斗，因不甘屈辱，於1966年8月24日投永定河自尽。

陈梦家：1911年生，浙江上虞县人。考古学家，古文字学家。16岁开始写诗，师从徐志摩、闻一多，1931年出版《梦家诗集》，为新月派重要成员之一。解放後先後在清华大学、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工作，曾任考古所学术委员，《考古通讯》副总编，在考及及古文字研究方面著述甚丰，颇多创见。一九六六年九月三日自缢身亡。

官慧珠：1919年生，北京人，蒙族。著名京、昆剧表演艺术家。言菊朋之女，梅兰芳之徒、俞振飞之妻。解放後曾任上海市戏曲学校副校长，擅演《玉堂春》、《游园惊梦》等。文革中遭批斗、殴打，肉体和精神均受到巨大伤害。一九六六年九月十一日晚，接连下三封绝命书後自杀身亡。

叶以群：1911年生，安徽歙县人。著名文艺理论家。一九三二年入党，同时加入左联，并任组织部长。解放後曾任上海电影制片厂副厂长、上海文联副主席、上海作协副主席等职。1966年跳楼自杀。

刘盼遂：1896年生。河南淮滨县人。古典文学研究专家，语言学家。1925年入清华大学国学研究院，问教於王国维、黄侃、梁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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