铅笔大王:吴羹梅回忆录(txt+pdf+epub+mobi电子书下载)

作者:全国政协文史和学习委员会

出版社:中国文史出版社

格式: AZW3, DOCX, EPUB, MOBI, PDF, TXT

铅笔大王:吴羹梅回忆录

铅笔大王:吴羹梅回忆录试读:

序言

一1《吴羹梅自述》 的出版,是一件可喜的事。

这本《自述》不仅是吴羹梅同志个人经历的回忆,更重要的是新旧不同时代历史的见证。吴羹梅同志青年时期追求进步,后来立志实业救国,创办中国第一家铅笔工厂,历经艰难曲折,终于找到光明的道路,把自己一生的抱负与新中国的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结合起来,对国家做出了贡献。

我同吴羹梅同志相识时,两人还都是风华正茂。他在上海同济大学读书期间,因积极参加“五卅”运动和强烈抗议“三一八”惨案,被学校当局无理开除,于1926年夏季到北京。我在上海震旦大学也由于爱国反帝原因,遭遇相同的厄运来北京读书。那时候,我们同一些爱国青年胡曲园、王兰生、李述礼、袁效之、沈仲章、崔明奇等时有往来。大家痛感苦难深重的祖国前途未卜,忧心如焚,经常聚在一起,各抒所见,探讨救国之道。座中吴羹梅同志洪亮的声音和激昂的神态历历犹在目前。当时我们大都非常向往共产党,盼望“日月换新天”。吴羹梅同志于1927年上半年参加了中国共产党,秘密进行革命工作,可惜不久因党组织突遭破坏而失去联系。尽管他在党组织内时间不长,认识也不够深,但青年时期接受党组织的教育,产生了深远影响,促使他一直靠拢共产党,终身受益。二

吴羹梅同志东渡日本,在横滨高工留学的时候,还积极参加留日左翼学生运动,创办华侨学校,掩护中共党员。毕业后拒绝日本铅笔商的聘请,坚决回国创办铅笔厂。当时上海的铅笔市场完全被德、美、日等帝国主义垄断,国人自己办厂障碍重重。吴羹梅同志知难而进,全力以赴,终于1935年10月办成了第一家国产铅笔企业——中国标准国货铅笔厂,向外商严峻挑战,为国家挽回利权,实现了他的愿望。

全面抗日军兴以后,全国人民同仇敌忾,共赴国难,吴羹梅同志甘冒战火的危险,不惜拆运的损失,经历长途艰苦跋涉,把工厂辗转内迁重庆,恢复生产。又先后在滇、黔、川、陕等地设立不少分支机构,产品畅销西南西北,并创办化工公司及锯木厂,接受军工方面的定货,支援大后方的军需民用,以争取抗战的最后胜利。

吴羹梅同志经营的工厂虽属中小企业,而他本人先后担任迁川工厂联合会和中国工业协会的常务理事兼总干事,在实业界颇负时望。他时常同共产党员和进步人士接近,思想上受到启发和影响,甘为救亡图存而奔走呼吁,不辞辛劳。日本投降以后,毛泽东主席亲自到重庆进行和谈期间,吴羹梅同志受到毛主席三次接见,从而解除了前此存在的某些疑虑,更加积极地和其他爱国民族企业家一道参与反对内战争取民主的运动。

当时重庆市由于胜利消息的来临,物价暴跌,金融奇紧,工业界遭遇空前危机。国民党政府坐视不顾,反而采取落井下石手段,骤然停止定货,推拖工贷,使民族工业无生意可做,开支难以维持,大都陷于挣扎求存而不可得的悲惨境地。工商界百人组成代表团游行请愿,吴羹梅同志被全团推为代表之一,同胡厥文同志等面见宋子文,反映工商界的呼声和要求,不料竟遭到拒绝。吴羹梅同志从而更加认清蒋政权的真实面目,认识到只有跟着共产党,反对暴政,中国才有出路。

在此期间,黄炎培、胡厥文等同志顺应胜利后形势的要求,发起建立与工商界有密切关系的民主建国会,吴羹梅同志自始参与倡议,继而协力推进会务,目前还担任民建中央咨议委员会的常委。

新中国成立以后,曾在波峰浪谷沉浮过的吴羹梅同志,十分珍惜共产党为铅笔工业开辟出的宽阔道路。中国标准铅笔厂于1950年即率先进入公私合营,生产迅速发展,经济效益持续上升,产品远销世界60多个国家和地区。它不仅成为全国木制铅笔生产规模最大的企业,并成为美国、西德、日本等国铅笔工业的主要竞争对手。“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也就没有铅笔工业的飞跃发展。这一历史事实,在吴羹梅同志的亲身经历中更得到充分证明。三

只有经过冬天严寒的人,才能真正领略春光明媚的温暖。记得新中国成立时,我同吴羹梅同志都在天安门城楼上,听到毛主席庄严宣告:中国人民从此站起来了!我们深受感动,热泪盈眶,暗自庆幸多年盼望翻天覆地的日子终于到来。吴羹梅同志后来虽在几次运动中受到一些委屈,但他对共产党的信心始终不曾动摇,对待革命工作的态度一如既往。他已有多年未直接从事制笔工作,仍念念不忘致力于铅笔工业的发展。他随时进行调查研究,多次在全国政协会议及其他适当场所提出有关意见和建议,其中有的业经政府采纳施行,有的已收到明显的经济效益。而今他以耄耋之年,还乐于为振兴铅笔工业而耗神尽力。

据我所知,《吴羹梅自述》的编写,已经三易其稿。吴羹梅同志在审稿过程中,曾提出120多条疑问,与整理人共同对照资料,再三逐项核实。坚持既不夸张长处,亦不隐讳缺点,力求将本来面貌完全如实地反映于读者之前,直到定稿,他还认为犹有不足。我们从《自述》里不难看出,在旧中国,一棵民族工业的幼苗如何在风雨飘摇中挣扎支撑,而在新社会,又是怎样茁壮成长,枝繁叶茂。还可看出一个进步青年,为了实现“实业救国”抱负,如何在黑暗中走过一条艰难曲折的弯路,在共产党的指引下又是怎样走上了光明大道。《吴羹梅自述》不仅对于研究工商史实的人可供参考,而且对于当前爱国的中青年企业家也是有益的读物。孙晓村1988年5月10日 第1章  青少年时代一 亦官亦商的家庭

我的家乡在江苏省常州市武进县。如今常州已是江苏的省辖市,地处沪宁铁路中段,北临长江,南濒太湖,京杭大运河穿越而过,工商业十分发达。可是,在我出世时,它只是苏常道的一个以梳篦业闻名的县城。我的祖父在家居的篦箕巷内开了个篦箕作坊,我父亲无意经商,一心要在科举上博取功名,祖业由叔父继承。

我父亲吴师善,字雪鸥,曾考取拔贡。先娶妻杨氏,生大姐、大哥(早年夭折)、二哥。杨氏故去后娶我的母亲王德芳为继室。母亲生下二姐、三姐、三哥和我。

我生于1906年1月17日(清光绪三十二年十二月二十三日)。那时中国正处在积贫积弱的年代。1905年,腐败无能的清政府在中日甲午战争中惨败,继一系列不平等条约之后,又签订了可耻的《马关条约》。随后帝国主义列强对中国由商品输出发展到资本输出,掌握了我国的经济命脉。它们纷纷夺取“租界地”,划分“势力范围”,蓄谋瓜分中国。我国逐渐沦为帝国主义列强统治下的半殖民地。民族危机迫在眉睫,资产阶级爱国运动渐次高涨。我的前半生便是在这个苦难而动荡的时代中,艰辛而曲折地度过来的。

1911年,辛亥革命推翻了清王朝,结束了中国两千多年的封建统治。民国以后,我父亲看到科举之途已经不通,乃在县里教书。1913年投奔山东督军靳云鹏,从此踏上了仕宦之途。靳云鹏字翼青,山东济宁州人,天津北洋武备学堂第一期毕业,是北洋军阀统治时期显赫一时的风云人物,曾先后两次当过国务总理。靳云鹏和徐树铮、曲同丰、傅良佐同被称为段祺瑞的四大金刚。我父亲在靳云鹏的督署里当个高级幕僚,颇受信任。

我五岁开始入武进县的一个私塾读书,后转入县立小学。七岁时我随母亲离开家乡,到济南父亲的任所就近入南新街第一小学学习。毕业后曾在济南大明湖旁的正谊中学肄习半年。1918年,靳云鹏到北京任钱能训内阁的陆军总长。我们和父亲一起,举家随靳到京,住进靳府。直到后来,我父亲当上北京劝业银行总行的副行长,二哥和三哥也分别担任劝业银行北京分行和天津分行的副经理,家中经济比较宽裕,我父亲买下一所大宅院,我们才搬出靳府。

新宅院坐落在东四牌楼十二条东面的王驸马胡同(现改称南颂年胡同)三号,门口有两棵大槐树,枝叶繁茂,浓荫蔽日。前后共有四进房屋,东西还有跨院。从大门直到内宅,全以廊相连,雨天可以照常通行。后来,父亲为了庆祝自己的花甲寿辰,同时也为我结婚准备新居,在宅子的东院建了一幢西式洋房。此外,父亲还在常州购置两所市房,另在常州西郊夏溪镇置有田产300亩。

全家的财务大权由二哥吴镜予掌握。他精明强干,交游甚广。三哥吴志清不大理家事,一心茹素信佛。他自北大经济系毕业后,担任了天津劝业银行负责人,银行倒闭后,到南京社会局任职,40岁时辞世。在众多的兄弟姐妹中,我最敬爱的是二姐吴婉。她在重男轻女的封建大家庭中,居然能摆脱枷锁,从山东济南女师毕业后,又先后考入北京女师大和男女同校的北京师范大学,攻读历史,取得学士学位。毕业后,在北京第一女子中学教书。她与天津慎昌洋行留美工程师吴庆衍结婚后,生有四个子女,怀第五胎时做人工流产,不幸为庸医所误,于1934年死于非命。为抚养子女,吴庆衍又娶我三姐吴瑛为继室。

我是父母膝下最小的儿子,深得父母钟爱。我出生那天,恰是旧历十二月二十三日,也就是民间传说中灶王爷上天言好事的日子。我父亲认为这是个吉祥的日子,希望我读书上进,光耀门庭。他曾想让我婚后夫妻二人一齐去德国留学,并为我们准备了留学所需要的外币。当时父母年事已高,而且由于“父母在不远游”思想的影响,我恳请父亲取消了这个计划。然而,我没想到我以后的生活竟与父亲的希望相距如此之遥。1926年,父亲病故,棺椁停厝在京郊柏林寺。后来我们夫妇同三哥、二嫂、二姐把父亲的灵柩运回常州,安葬在夏溪田产的坟地里。二 习文习武的中学

1918年,我奉父亲之命入北京正志中学(我毕业前改名成达中学)求学,学名吴鼎。该校设在骡马市大街广东学堂的旧址。它原是段祺瑞的得意门生、毕业于日本士官学校的徐树铮所创办。时值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我国各地军阀竞相培植亲信,扩充势力。徐树铮原意要把学生训练成文武兼备之才,因而采取军事教育的办法,制定严格的校规。学生一律住校,星期日早出晚归。上下课作息时均吹军号,每天上军事操练课一小时以上。我的体质在这时得到了一定的锻炼。

学校聘请的教师质量较高,大多数学有专长,特别是语文教师。以首次翻译外文小说见称于世的林纾(琴南),桐城派名儒姚永朴、姚永概两兄弟,当时都是我们的老师。他们教学认真,文采飞扬,使我获益匪浅。教数学的王则先老师教法得当,很受同学们的尊敬。教我们德文的李彦士老师是德国留学生,可惜教学效果不佳。我印象最深的还是音乐老师高书庭,他教唱的《马赛曲》我至今记忆深刻:

咄嗟其起兮吾我青年,时其至兮,来日光天。

苛政猛虎兮犹自肆贪焰,残民以逞,赤帜高擎。

残民以逞,赤帜高擎。

恶声四起兮,尔其闻旃?王卒怒吼兮,屠人如营。

尔子为虏兮妻为奸,尔项为扼兮尔背为钳。

趋集尔群体团,趋厉尔甲刃环。

前,前,速前!溅彼民贼之秽血,以粪我田!

就是在这一时期,我萌生了爱国反帝思想。我的中学教育中有爱国主义的成分,我们的毕业歌中唱道:“乱世如麻,乱世如麻,此事非闲耍。丈夫报国心,对枕头,宁安寝。用我祖遗钱,卖我北庄田,趁一帆风留学欧西善。潜艇飞机一一加研练,海陆空一一咸能战,内治外交一一叫人羡,才是中华好青年。珍重少年莫把韶华贱。”

它鼓励青年人奋起,学习欧美,富国强兵。

对我政治思想影响最大的还是中学的几位思想进步的同学。当时我们几个要好的同学,每星期都举行定期的小聚会。大家志趣相同,共同探讨一些国家大事。在这些人中,有几位是共产党人,如胡曲园、胡的爱人陈珪如、李述礼等。我后来一直同情共产党,并曾加入共产党组织,都是与他们这时的影响分不开的。三 家长做主的婚姻

我结婚较早,中学尚未毕业就订了婚。女方是靳云鹏的亲戚。旧社会的男婚女嫁,往往秉承于父母之命,撮合于媒妁之言,尤其重视门当户对。靳云鹏的四妹夫高焕章,当过山东省警务处长和济南市警察局长。高氏夫妇生有一子一女。子高福民是我正志中学的同学,青年时因病辍学,中年即患肺痨早故。女名高静宜,幼年常随母亲到靳家。我父亲是靳云鹏幕僚中的红人,因此与高焕章很熟悉。两人在杯酒言欢之际,便把我和静宜的终身大事定了下来。三哥受父母之命,到济南高家下聘,办好订婚手续。

当时我正在中学读书,事前一无所知。初闻此事,感到很突然,但我当时受旧思想的影响较深,认为婚姻自应由父母做主,只是觉得过早订婚,有碍专心读书而已。

1922年冬,在我父亲60岁寿辰时,他决定为我完婚,了却一桩心事。这时高静宜的母亲病故,她父亲感到失去慈母的爱女如能早日出嫁,也算是如愿以偿。所以双方很快就谈妥了。1922年末,我从上海同济大学返回北京,与静宜结婚。那日悬灯结彩,大开盛宴,贺客盈门,喜气洋洋。我岳父为嫁女所办的妆奁衣物,连同现金共耗资两万元以上。婚礼采用中西合璧方式,有主婚人、订婚人、介绍人及男女傧相。男傧相是我中学的同学董鸿诏、陈同。女傧相是我的二姐、三姐。

静宜是一位很勇敢的女性,受过“五四”运动新思想的洗礼。婚后她对我谈过这样一件事:“五四”运动的浪潮波及济南时,静宜正在济南七年制的竞进女子学校读书。竞进女校的学生们在校学生会的领导下也积极参加了运动,举行讲演会,抵制日货,实行义卖。静宜当时不过15岁。某次在济南第一女子师范召开的讲演会上,一位叫张惠贞的同学慷慨陈词,痛斥卖国的“二十一条”,激愤之至,她竟操起剪刀划破自己的手指,写下“打倒卖国贼曹汝霖”的血书。会场气氛一下达到沸点,四处是哭泣之声。静宜也激动万分,回家后向母亲诉说了开会情况,禁不住喊出了“打倒卖国贼曹汝霖”。这使她父亲十分紧张,他怕静宜在学校闹出事来,从此再不许她去竞进读书了,还请了一名秀才教她和她的嫂子及叔伯姐姐在家读古书。可是这并没能把静宜的思想封锁在闺阁之中,她仍然不断地阅读进步书刊,不断地丰富自己。

我们结婚之后,她给了我不少帮助。我从青年到现在如果说还为国为民做了一点工作的话,没有一件事不是在静宜的帮助下成功的。 第2章  学府风云一 就读同济大学

1922年秋季,我离开北京到了上海,进入同济大学德文补习科学习。同济大学是1907年10月由中国和德国的教育界、工商界联合创办的。到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的1917年才由国人自办。学校规模不小,以工科和医科著名。学生进入预科以前,需先在德文补习科学习两年德文。德文补习科设在炮台湾,乘一段小火车,经吴淞镇的校本部可达市区。该科聘请了几位德国教授,上课时直接以德语讲解。其中我印象最深的是德文老师桑德尔(Sandel),他授课认真,批改作业一丝不苟。

我在中学时学习很刻苦,并以总分第三名的优异成绩完成了中学学业。但我的德文没有学好。初进德文补习科时,我学习比较吃力,只好强记词句,反复背诵。我的同学中多数人是官僚、地主、军阀、资产阶级的子弟,他们多不问政治,真是“两耳不闻窗外事,一心只读医工书”。我当时刚过16岁,初升大学,进取之心正浓,加上底子较差,在这样的气氛中,我也一心一意地埋头于书本里,不问外事。但这种局面并没有维持多久,很快,我就与同济大学的学生一起,被卷入滚滚而来的反帝反军阀的洪流之中。

1924年1月,孙中山先生接受中国共产党的建议,改组国民党,联合共产党召开了有共产党人参加的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确立了“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并且选举出有共产党人参加的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毛泽东、恽代英、邓中夏、向警予等共产党员担任了国民党上海执行部的负责工作。他们协助国民党改组,建立基层组织,发动群众进行反帝反封建的革命斗争。同济大学校内建立了国民党上海江湾区党部同济分部。同济大学的学生迅速觉醒了。我的思想也随之起了变化,逐步认识到国事至此,光靠读书不能救国,时局已不容许我们再埋首于书本之中,必须走出书斋,投入到学生爱国运动之中。二 投入爱国运动

我转到同济大学工科预科的时候,中国共产党根据当时形势尚不能公开活动。有些思想进步的同学如袁文彬、何志球、尹景伊等为了便于斗争,加入了国民党。我也成为同济校内的国民党区分部的成员。这时,我认识了上海市学联主席、中共党员梅电龙(即梅龚彬)同志。在他的具体指导下,我经常在校内和市内进行种种活动,如约请来校讲演人、联系买卖进步书刊及介绍同学加入国民党等,栉风沐雨,往返淞沪。那时,兼任国民党上海执行部宣传干事的恽代英同志经常来校讲演。他深刻分析国内外政治形势,立论精辟,慷慨激昂,极富有感染力。不少同学踊跃听讲,爱国热情横溢校园。詹大悲、肖楚女、侯绍裘等共产党员也都来校作过讲演。

当时加入国民党的同学还有何同泽、陈必贶、王季甫等十余人。在何志球的领导下,我们每周利用一个晚上开全体党员会,学习讨论国共两党发表的重要文告和报刊上登载的重要文章,批判曾琦、左舜生的国家主义派,谢持、居正等领导的国民党西山会议派及黄埔军校右派组织孙文主义学会等散布的种种谬论。为此,我时常到上海正中书局等处购进一些进步书刊,供国共两党党员和同学们阅读。后来同济大学国民党分部增补委员时,我和陈宝骢、尹景伊、何志球等人当选,委员人数由五人变为七人。这时,我同时又是同济大学学生会负责人之一。另外的负责人还有袁文彬、何同泽等人。

1925年5月14日,设在上海小沙渡的日本内外棉纱厂,发生了日本资本家枪杀中国共产党员、工人顾正红并打伤十余名工人的流血事件,激起了中国人民的无比愤怒。中共中央决定于5月30日在上海租界举行游行示威,掀起反帝运动的新高潮,同济学生会马上于5月29日晚7时召开全校学生紧急大会,决定积极参加这个斗争。

5月30日凌晨,同济大学400多名同学齐集校园,举行授旗仪式后陆续出发。我带了一小队人到当时北洋政府驻上海的交涉员办公处去请愿,抗议日本资本家的暴行。在这次游行示威中,高举大旗的尹景伊被英国巡捕头子爱活逊枪击右肺,英勇献身,年仅21岁。“五卅”惨案发生后,中共中央决定组织反帝统一战线,把反帝斗争扩大到各阶层中去,并成立行动委员会,具体领导上海工人罢工、商人罢市、学生罢课的“三罢”斗争。这时传说各马路商界联合会和总商会对于罢市问题还在举棋未定,而上海总工会业经决定并宣布于6月1日实行总罢工。商会能否配合行动,关系大局。为了争取商界一致行动,我带领几个同学赶到各马路商界联合会和总商会正在开会讨论的场所,极力宣传政治意义,强烈要求他们采取一致行动。在工人、学生的联合推动下,总商会终于同意从6月1日起罢市。1925年6月1日,上海20万工人首先举行大罢工,总商会和各马路商界联合会会员店同时罢市,同济、上海、复旦、震旦、南洋等高等院校及绝大多数的中学也纷纷罢课,反帝运动如火如荼地开展起来。三 告别同济“五卅”爱国运动的影响迅速扩展到全国各地。1926年3月18日,为了反对日本帝国主义联合英、美等八国提出的有关大沽口事件的无理要求和段祺瑞政府的卖国罪行,北京有5000多名爱国群众在中共北方区委的领导下,举行游行示威,在铁狮子胡同执政府门前,遭到段祺瑞命卫队射击,造成“三一八”惨案。同济大学学生听到这个消息非常愤慨,立即和上海各高等院校联合起来,一致停课纪念北京死难烈士,强烈抗议军阀政府的野蛮行径。这些革命行动使帝国主义和军阀胆战心惊,阴谋对策。

同济校长阮尚介遵照军阀孙传芳的旨意,于3月30日张贴布告,不准学生参加爱国运动,同时向每个学生发放誓约书,写明不得停课,不得全体请假,不得约请外人演讲。阮尚介限令每个学生必须于一周内在誓约书上签字,表示服从,否则“勒令退学”。同济学生看到这个誓约书,义愤填膺。学生会紧急召开全校学生代表会议,决定向校长提出严重抗议,退还誓约书,并限校长于24小时内答复。但阮尚介态度更加蛮横,联系大批军警来校坐镇,蓄意进行威胁;另一方面,阮又妄图以公费留德诱使学生会骨干脱离群众,涣散革命力量。同济学生会为了揭穿阮尚介的阴谋诡计,举行报界招待会,报告事件经过并分发宣言及特刊等宣传品,希望澄清是非,争取舆论支持。

军阀孙传芳这时控制着苏、浙、闽、赣联军总司令部,以其武装势力为阮尚介撑腰。阮尚介竟于4月23日发出通告,开除学生会会长何同泽及各级骨干,其中包括我(吴鼎)。同时被开除的还有陈必贶、孙鸿荣、王毓昆、王季甫、詹大权、顾海陵、孙成璠、孙成璧、罗官采、王姚林、郑子尧、杨自英、韩鸿丰、刘德超、杨起英、刘褚瞿、向先达等20多位同学。同济学生会也针锋相对地发表反对阮尚介无理开除学生的宣言,与阮尚介的通告同时刊登在《申报》上。阮尚介恼羞成怒,不惜指使军警,把被开除的学生一个一个地拖上卡车,送交家长或保证人。被阮尚介以武力强迫离校和自动愤慨离校以及经学生会动员而离校的同学先后有200多人,在本地有家的同学回家候信,其余先到法租界共和旅馆暂住。几天之后,经我和几个同学四处奔走,在法租界蒲柏路租到几幢石库门的房子,原住共和旅馆的同学移住此处。鉴于广东国民政府是当时革命势力的中心,我们致电广东国民政府要求转入广州中山大学工科、医科。不久得到广州中山大学的同意,在南下与中山大学进行具体联系之后,有100多名同学先后到达广州。

我没有去广州,原因比较复杂。其时我已有一子一女,家人不同意我去广州,但主要还是这时我产生了读书无用的想法。在此前的一系列政治活动中,我认清了国家的危难形势,认识到帝国主义的恶劣本质。他们向中国要原料、要市场,不允许我们发展自己的工业。国家危难不解,很难有个人的前途。同时我看到许多大学毕业生没有职业,因而产生了读书无用的想法,认为我即使学得再好,将来恐怕也难找到报效祖国之门。现在想来,难免有些偏激。

我告别了去广东的同学回到北京,暂住在大家庭里。但我仍与在京的中学时的进步同学经常联系,继续参加学生运动,并共商今后计划。从此,我在国内大学的学习生活就结束了。四 寻求救国之道

我离开同济大学后,由二哥介绍到中华汇业银行担任文书工作。我觉得这个工作没有意思,不久就辞职不干了。后来二姐夫之弟吴庆宣介绍我到清华大学补习英文,时间也很短。

这段时间我心情极为苦闷。每每念及国家命运未卜,个人前途茫茫,内心焦虑不安,但又不知出路何在。

1927年,蒋介石发动“四一二”政变,残酷屠杀共产党人。初闻此讯,我十分震惊。在我的同学朋友中有许多共产党人,我对他们十分敬重。共产党人被屠杀,使我痛彻心腑,热血沸腾,产生了加入共产党的念头。后来经北京大学学生胡曲园、王兰生的启发和介绍,我未告家人,便秘密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北京大学某支部,改名吴一羽。

我的小组长是北大的四川同学尹树藩。我们的活动非常隐秘。我曾接受任务到黄包车夫等劳苦大众的家里访问生活,散发传单,介绍一些革命道理。组织上鉴于我家不会受军警盘查,比较安全可靠,常交给我一些宣传文件,我把它们藏放在静宜的床下。为了躲避警察、特务的视线,我们的活动地点时常变换。但这时,我参加革命主要是出于一时的热情,对共产党的理论并没有真正理解,有很大的动摇性。

1928年,东北军阀张作霖在北京残酷迫害共产党人,李大钊同志壮烈牺牲,北京处在白色恐怖之中。有一次,我们小组原定在马神庙对面的西老胡同开会,届时组织突然遭到破坏,我从此失掉了联系。我曾寻找过党的关系,但北大分部也遭到破坏,未能如愿。这时同济大学撤销了开除我们的乱命,欢迎被开除的学生回校。我不愿再回“四一二”政变后的上海,北京又无法立足,几经考虑,我决定去邻国日本。

日本在明治维新以前也是极贫弱的。明治维新之后,日本逐步走上了资本主义的道路,工商业日渐发达,教育大有提高,国家日臻强盛。我以为日本之所以变弱为强的因素之一是引进先进技术、振兴实业。实业发达,人民便能富裕,国家便可强盛。我很想去日本看看,借鉴他们的经验。同时,日本是我国的近邻,往来方便,旅费不多,生活费也低于欧美各国。而且如果考上日本的大专院校,就可取得当时政府以庚子赔款为留日学生所设的官费补助,毋需自费,尚可有余。考虑再三,我决定去日本留学,学习其先进技术,回国兴办实业,以振兴中华。 第3章  负笈东渡一 入横滨高工

1928年8月的一天,我在塘沽登上了东渡的轮船。船开航了,岸上的景物渐渐模糊,那块生我养我的大陆在我的视线中消失着。我胸中涌出从未体验过的离愁别绪。然而,当时我未满20岁,血气方刚,望着海天一色的远方,想着奋斗自强的未来,心情顿觉开朗,充满美好的憧憬。

初到他乡异国,人地两生,我找到在京都学习的中学时代同窗史钊(字殿昭,现任上海复旦大学教授),请他帮忙选择学校,熟悉风土人情。史钊说,来日本留学的中国学生很多,但情况不同。有些人忧心国事,立志学习日本的富强之道,以振兴中华,他们肯下苦功钻研学问,以求学到真才实学;有的人则纯粹是为了混张文凭,便于回国找事。如果想学知识,就必须首先打好日文基础,再考个好学校,认真读几年书。他建议我先入为留日学生补习日文的东亚预备学校。

这所学校设在东京。补习时间只有半年。我没有沉湎于东京的繁华世界,连强烈的好奇心也未能一一满足,便投入了紧张的学习,同时思索着半年之后的去向。

在初到东京的这段时间里,我有一个很深的感受。从东京市面上看,日本从西方进口的东西与中国的多数进口货截然不同。在中国,封建官僚和洋行买办们买进的多是手表、饰物和各种奢侈用品。这里见到的则主要是工业用品和科技书籍。这使我深受触动。我渴望学习日本人的“专务实用”,掌握一技之长,将来回国有所建树。而且这时我已有一子一女,也想早日谋生自立,不宜入大学。1929年3月,从东亚预备学校毕业后,我即考入横滨高等工业学校,攻读应用化学。

横滨自1889年设市以后,逐步发展成为仅次于东京、大阪的第三大城市。横滨高等工业学校是日本比较有名的学府,现已改为横滨大学。横滨高工的校长铃木正雄和应用化学科教授桥本正隆,对我们中国留学生的态度比较友好。

应用化学科当时有三个外国留学生:我、郭振乾和一个姓朴的南朝鲜人。郭振乾是台湾嘉义县人,农家子弟,生活比较困难。由于都是中国人,我们很快熟悉起来。一开始我们的交往比较困难。郭讲一口闽南话,我很难听懂,而我的话,他听起来也很困难,我们只好笔谈,后来我们租了一个六席(约12平方米)的小房子,住到了一起。他帮助我学习日语,我帮助他学习中文,并利用业余时间合作翻译文稿。

1930年,静宜带着一双儿女也来到了日本。我们结婚之后,我大部分的时间都在外地求学,很少在家,只有寒暑假回家探亲。静宜独自置身于一个封建大家庭中,感到很孤寂,而且对旧礼教的那一套心怀不快。所幸我给她介绍了一些我的朋友,他们中有的是共产党员。静宜常与他们往来,借阅了一些进步书刊,并懂得了一些反对封建礼教和妇女应力求经济独立的道理。

有一天,她在沈兹九创办的《妇女杂志》上看到一篇介绍养蜂的文章,并认为养蜂可以作为妇女自谋经济独立的一种职业。静宜很高兴,很想尝试一下。胡曲园等朋友也都赞成。于是,静宜买了养蜂书籍和四箱意大利种蜜蜂,在家中东面空院里养起蜂来。她一人亲自操作,不知挨了多少次蜂蜇。她辛苦了三年,4箱蜂繁殖成24箱。由于当时蜂种求过于供,静宜就在北京安定门外买了一个大车场的旧址,自建房屋数间,找人助理,开办了静宜养蜂场(这是北京第一家女子养蜂场)。但静宜养蜂不是为了采蜜,而是分蜂、卖蜂种。头一二年赚了一些钱。在来日本的前一年冬天,静宜养的蜜蜂全部冻饿而死,但在日本还有预订的蜂种尚未提货。因此静宜关掉养蜂场,征得我的同意之后来到日本。

静宜的意思是把蜂种贱卖掉,收回部分现款。可是我有些于心不甘,总想把事情做到底。听一个日本技师说,北海道的蜜源很好,我们夫妇租了一节车皮,带上约200箱蜜蜂,和郭振乾一起跑到北海道。很不走运,我们遇到了北海道20年未遇的大暴雨,结果失败而回。这一下把我们搞得很惨,不得不向一位华侨借了债。

在这段时间里,我们的生活十分困难。当时静宜正在学缝纫,中午不能回家,她便在当地的中国餐馆花上一毛钱买碗面吃,算是午餐。尽管还不到半饱,但她也不敢再多花一毛钱。那时猪蹄煮黄豆是我们的家常便饭。猪蹄在当时并不是什么好东西。日本人不吃猪蹄,杀了猪总是把猪蹄扔掉,当地的华侨中便有人捡来吃。后来日本人不扔了,专门卖给华侨,五分钱两个。因此,便宜、实惠的猪蹄就成了我们在这段困难时期赖以果腹的食物。二 办华侨学校

1931年9月18日,日本侵略军入侵我国东三省,引起中国留日学生的极大愤怒。当时在东京美术学院学习雕塑的金学成,领导留日左翼学生在银座等地举行示威,抗议日军侵华。我参加了这些示威活动。这件事在我心中又掀起了波澜,再一次把我的注意力从书本引向社会。

我在横滨高工读书时,日本有许多华侨。他们大多数是经营裁缝、饭馆和理发业,当时谓之“三刀(剪刀、菜刀、剃刀)行业”,资本很小,门面不大,社会地位也低。这些华侨的子弟在日本学校读书,往往受着不公平的待遇,还时常遭到日本同学的欺侮。我对此一直愤愤不平。这时我产生了创办一所华侨学校,为爱国侨胞子女提供平等求学机会的想法。为了付诸实施,我四处奔走,得到金学成、王茅原(文达)等留日同学的热心协助。

那时,我终日奔走于我国驻日公使馆、横滨总领事馆、国民党东京及横滨党部、我国留学生监督处、中国基督教青年会等地,募集资金、寻觅校址。中国基督教青年会的总干事马伯援、干事谢介眉、张清鉴等得知此事,十分热心。他们慷慨地答应把日本东京神田区的青年会会所暂借给我们做校舍。

当时筹措资金十分困难。学校没有固定经费,每月开支需日金二三百元,主要是靠我们从各方面募捐而来。我们除了向中国驻日党政各处募捐外,捐款的主要来源是华侨。有些华侨从小没读过书,几十年的海外生活和阅历,使他们痛切感到文化知识的重要,愿为下一代的教育尽力。有的人月捐日金一元,有的每月只捐三五毛钱,从本来不多的生活费用中抠出钱来支持我们办学。这些爱国华侨的行为深深感动着我。其中我印象最深的,是担任华侨学校董事长的福建人张则盛先生。张先生急公好义,华侨学校遇有困难,他总是热情相助,积极奔走,为华侨学校出了不少钱和力。另外,开料理店的郑通明,开西服店的周永泰,也都出了不少力。

我是学校的副董事长,为了请教师、筹资和其他的一些校务花去了大量的时间。那时,我每月都要跑遍中国驻日党政各处和100多个华侨家庭,很是辛苦,学习也受到一定程度的影响。但看到学校日渐兴旺和学生们愉快的笑脸,我也从中获得了极大的乐趣。那时横滨高工的中国同学见我整日不停地奔波,劲头十足,便戏谑地送我一个雅号——“火车头”。

后来学校有了发展,学生增至四五十人,原址不敷应用,我们迁到了小青庄。这是一幢小楼,楼上供教员住宿,楼下做教室。学校最后一任校长是乐嗣炳(已故,曾任上海复旦大学教授)。

我们所聘任的教员,多半是因为在国内从事革命工作遇到困难、被迫流亡日本的。华侨学校给他们提供了就业的机会,使之得以维持生活。当有的教师由于参加爱国反帝运动被日本政府逮捕时,我常代表学校去慰问,并设法营救;如果他们被遣送回国,我也要赶到船上去送行。我记得有位名叫何云的教师(化名朱士翘),就是一名中共党员,后因参加左联活动,被国民党逮捕,解至南京宪兵司令部。我回国后曾去探监。抗战时,他是《新华日报》编辑,1942年在日寇大扫荡中光荣牺牲。最早到华侨学校当教员的王茅原,也是中共党员。

通过办华侨学校,我的社会联系面大大扩大了。当时我不仅认识了100多名华侨,而且同国民党的东京总部、中国留学生监督处和中国驻日使馆发生了联系。同时我的组织能力也得到了锻炼。这些对我以后在社会上立足,创办实业,不无裨益。比如,我得以在上海中华学艺社立足,便是通过中国留学生监督处刘庄(号百闵)的介绍。直到1933年底回国时我才离开华侨学校。但这段经历却牢牢地铭记在我心中。三 到工厂实习

我创办铅笔厂的念头是在日本留学时产生的。我决定留学时就已抱定了学成回国办实业的宗旨,但具体到办什么,当时我并没有固定的想法,只是注意力比较集中在中小行业。因为大行业如机器制造、石油、交通运输等行业,目标大,竞争激烈,帝国主义、官僚资本主义势力比较集中,我没有力量与它们角逐。后来,在创办华侨学校的过程中,随着社会交往的扩大,大大丰富了我的阅历和社会经验,学到了许多书本上无法学到的东西。我逐渐确定了我的目标——制笔业。

铅笔在中国的应用范围很广泛。它由于使用方便、价格低廉等优点,为人们所乐用,各行各业都需要。当时,铅笔在中国的销售量很大,中国政府每年都要为进口铅笔花去大量的外汇。据《海关中外贸易统计年刊》统计,1925年至1931年从上海进口的铅笔金额如下:

1925年 430885元

1926年 512335元

1927年 531332元

1928年 636597元

1929年 841985元

1930年 960105元

1931年 949316元(1930年前为海关银单位,1930年后为海关金单位)

根据以上情况分析,只要制成铅笔,市场是不成问题的。另外制铅笔的主要原料木材、粘土、石墨等在中国并不匮乏。只要经营得当,我想是可以成功的。

我把自己的想法同郭振乾谈了,并商请他一道回国办厂。郭振乾很感兴趣。这既能保证他毕业后得到一个不错的职业,补益贫寒的家庭,又能使他学有所用。因此在征得其兄的同意下,他决定学成回国,同我一道办厂。

1932年3月,我在横滨高等工业学校毕业了。为学到有关铅笔制造方面的专门知识,我找到应用化学科教授桥本重隆,希望他能把我介绍到一家铅笔厂实习。桥本先生十分热心,他与真崎大和铅笔株式会社社长数原三郎先生联系。征得同意后,我到了该社的神奈川工场实习。

神奈川工场是专做彩色铅笔的。场长名益田三郎,为人很热情。他热心地向我传授了购买原料、机器、产品推销等有关知识,并介绍了一些相关的日本工厂。后来,我建厂初期到日本采购机器、原料,就是凭借益田三郎的这些介绍与有关厂家联系的。但是,该厂的关键性技术——铅笔芯的制造,特别是笔芯配方,却是严格保密的。我只能在制造笔杆的车间和成品车间实习。

我曾试图通过主管技术的工程师了解内情,但没有成功。他说,没有上面的特许,他无法给我任何帮助。我找到数原三郎。他劝我放弃办厂的念头,回国后当买办,为该厂推销产品。他傲慢地说:“办铅笔工业可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不像你办华侨学校。即使到你吴鼎二世,你们国内也不会办成铅笔厂,生产出铅笔。还是买我们日本的铅笔吧。”这些话大大伤害了我的自尊心,也激发了我的一腔爱国之情。我离乡出国所苦苦追求的并不是一只饭碗。我对他没有做更多的解释,也似乎没这个必要,我只是淡淡地说了一句:“不,我要办铅笔厂。”这次不愉快的经历对我刺激很大,成为我办铅笔厂过程中一个不小的动力。

有过这两次经历之后,我并没泄气。在车间工人的帮助下,我终于搞到了彩色铅笔的配方。虽然制铅芯的技术严格保密,但实际操作还是由工人进行的,配料工人掌握着配方。我与他们关系很好,管配方的工人为我抄下了方子。

同时,在该厂工人的介绍下,郭振乾来到一家专做廉价铅笔的藤田铅笔厂实习,学习制造黑铅芯的技术。他实习很顺利,三个月的实习结束后,他便毫无困难地掌握了制造普通黑铅芯的技术。

一年后,我在神奈川工场实习期满,又来到一个肥皂厂——吉琦石碱研究所实习。日本人把肥皂称作石碱。通过半年多的实习,我初步了解了肥皂制造技术。我认真分析了国内的情况:制作肥皂的原料中国也很多,范旭东早在1917年就造出了中国人自己的纯碱;植物油、动物油,品种不少。而且当时国内已有几家肥皂工厂,再办起厂来有所依据。但是我想,比较起来,中国最需要的还是铅笔厂。当时,中国尚无办成功的铅笔厂,作为首创可能困难会更多些,然而想到我立志创办实业的初衷,我别无选择了。

1933年冬,我的实习结束了。当时静宜正在学习缝纫刺绣,尚未毕业。我急于把学来的知识在祖国付诸实践,尽早实现办成铅笔厂的愿望,便摒挡一切,独自一人匆匆成行。第二年冬天,静宜才带着一双儿女返回国内。郭振乾也由于未婚妻御厨春子尚未毕业,于第二年才回国。 第4章  建厂前后一 重临上海 谋职立足

1933年11月,我结束了在日本五年的留学生活回到上海。此时的上海已与我出国时大不相同。英、美、法、日等帝国主义纷纷在租界内设立企业、银行的营业机构;一些大官僚也把搜括所得投资于现代化工业;民族工业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也有所发展。一时间,各类工矿企业林立,上海工商业呈现一派繁荣的景象。

这时上海的机械工业、造船工业、化学工业、食品工业都已略有基础,惟规模不大,只有纺织工业和面粉工业比较发达,经营范围较广。至于铅笔业则处在萌芽阶段。除在英帝统治下的九龙有一家大华铅笔厂外,1934年前后天津卢开瑗在北平开设了中国铅笔公司,上海有一家华文铅笔厂。前者从德国和日本购入铅芯进行加工,后者则用日本生产的白杆铅笔或铅笔半成品在国内加工生产。由于缺乏技术人员,无力与外货竞争,不出两年,两厂先后倒闭。

回国之初,我曾想到大华铅笔厂当工程师,以谋一席立足谋生之地,同时可以丰富我的制铅笔知识和经验,但遭到拒绝。我只得另谋出路。当时欧美留学生在上海设有科学社,日本留学生办有中华学艺社。中华学艺社总干事是刘庄(百闵),我在日本办华侨学校时与他相识。他认为我很有工作能力,便介绍我入中华学艺社担任文书干事,月薪60元。中华学艺社被以陈果夫为首的CC系所控制。理事长是暨南大学校长何炳松,实权则掌握在郑贞文手中。郑,字心南,名贞文,福建人,留日学生,曾任商务印书馆编辑。我在日本时因投稿关系与他相识。由于都是留日学生,我们很容易相处。在这段时间里,我与上海教育局长潘公展有了联系,他欣赏我的工作精神。1934年中华学艺社成立人事咨询所,潘任该所所长,他约我当了总干事,负责处理日常事务,主要是办理法律、会计以及求职等有关方面的疑难问题。在中华学艺社和人事咨询所的工作,使我接触到各界人士,逐步了解了上海工商界的情况,为我以后办厂创造了有利条件。

郭振乾于1934年也来到上海。这时他已经结婚,其妻御厨春子。春子的父亲是日本人,姓御厨,母亲是中国人,姓丁。到中国后,我建议郭更名郭子春,将春子的名字倒用;春子用母姓,更名丁瑞云,以符合中国的习惯。这时工厂尚未开始筹建,郭氏夫妇必须先找到工作。我把郭子春介绍到中华学艺社任干事,介绍东京女子齿科学校毕业的丁瑞云到陈蝶仙(天虚我生)所办的家庭工业社的儿童齿科医院当医生,当时我的同济大学的同学顾炳陵正在该院任院长。这样,他们的生活有了保障,我也找到了筹建铅笔厂的好助手。

与此同时,通过孙晓村震旦同学李南芗的介绍,我认识了章伟士。章伟士也是常州人,很善于理财,当时在常州的一个布厂里任总稽核。我们谈得很投机,他有意与我一同创办铅笔厂。我那时还是一个未满30岁的年轻人,对怎样办厂尤其是对经济财务方面的工作不熟悉,有章伟士这样一位经验丰富的人的帮助,正是我求之不得的。章伟士就这样加入了我们的办厂行列。从此,我、郭子春、章伟士一起投入了铅笔厂的筹建工作。

1934年,静宜也带着子女归国,我们在上海法租界辣斐德路租了一幢三层楼房,与二哥和胡曲园、陈珪如夫妇同住。二 筹备建厂1.集腋成裘 筹措资金

20世纪30年代,要在上海办铅笔厂可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我们首先碰到的是资金问题。我是一个穷学生,两手空空。虽然我父亲为官多年,晚年又当过银行经理,但积蓄不多,充其量不过二三十万元,而且其中还有不少是债券和房地产。父亲过世后,财产掌握在二哥手中。郭子春还不如我。仅章伟士薄有积蓄,但远远不够办一个铅笔厂。基于以上情况,我们决定筹资。可这又谈何容易。上海各类工厂企业,大大小小多如牛毛,谁又肯为我们这几个既无名望又无办厂经验的人所要办的小厂投资呢?的确困难,可我这个人有个特点,只要我想办的事,一定要努力成功,绝不轻易退步,哪怕有一丝希望,也要办到底。

考虑到上述困难,我决意借助日本人勤俭办企业的经验,求实效,不务排场。我为筹资制定了“多多益善,少少无妨”的原则,采取集腋成裘的办法,每股定为50元,少则一股,多则数十股,一律欢迎。我在1934年7月编印了建厂计划书,说明建厂的宗旨、企业的前途、利润的把握等,分别送给各方亲友及知名人士,约请发起人。此后,我便把自己的主要精力放在筹资上。

1934年秋,我和静宜带上计划书踏上了北去的列车。列车在萧瑟的原野上飞驰,我的内心极为忐忑不安。这次北上之行的成败至关重要,我预计在北方的靳、高两家众多亲友的投资,将构成铅笔厂初建时的主要资金来源。我当时注意的目标主要是靳家,然而结果却令我大失所望。

我和静宜在北平家中稍事逗留,把分家所得的两间市房委托常州的亲友卖掉,便直奔天津靳云鹏家。靳家很富有,但主要是地产。靳云鹏当时也办了个鲁达公司,有许多厂矿,由于经营不当,没有赚钱,有些甚至亏损严重,因而对办工业没有多少好感。这些情况我当时并不知道。我们到靳家没见到靳云鹏,掌握着靳府财权的姨太太(靳云鹏的大太太精神失常后,她成了实际上的正夫人)招待了我们。待我们说明来意后,她很客气地对我们说:“我们已经有个鲁达公司,赔了不少钱,暂时不准备再投资工业了。”我估计这恐怕也是靳云鹏的意思。

旧中国的封建军阀一般不肯轻易投资工业。他们认为工业的冒险性太大,弄不好就要蚀本,还是经营土地比较安全可靠。靳云鹏也把收入的很大一部分用来购买了土地。在山东,靳家的土地连接了邹、滕等县。到后来,靳云鹏甚至对土地的可靠性也产生了怀疑,又花了大量的钱购买了大批古董和古书画,藏于密室,传于后人。

靳云鹏的田产当时由其三妹、静宜的三姨靳云鸽(解放后用名)管理。她是一个很能干的人,本是一个文盲,40岁上才开始认字,逐渐学会了写写算算和丈量。靳云鹏的土地得以迅速发展、集中,全赖她的经营得力。她买土地从不夺佃,土地悉由原主耕种,预备出卖土地的农民一般愿意把土地卖给她。

我们夫妇在靳府碰壁后并不甘心,又跑到山东去找这位三姨。三姨拿出了4500元,这并不是她特别开通看重工业,而是为了给其子张佩钧找职业。佩钧当时已十七八岁了,三姨希望他能在上海找个工作,闯一闯。我们的到来正好提供了一个好机会,因此三姨投了资。铅笔厂建成后,佩钧就入厂工作了,这是后话。

此后,我先后去找了靳云鹗、靳云鹤,所得不多。我从靳、高两家亲友共筹得资金13000元。我们吴家,我把卖房所得4500元全部入股(这也是我最初的资本),二哥投了3000元,二姐夫3000元,共10500元。

在我的集股人中,也有一些国民党权贵和社会闻人。当时在上海建厂,如不借助他们的力量是不可能成功的。大约在工厂筹建得初具规模之时,一些流氓来到工厂敲竹杠。当时一来资金短缺,二来我也没把这几个流氓放在眼里,便给了他们一点钱,想打发了事。没想到几天后他们又来了。后来,又来了两次都没能如愿。那时,我们已住进了工厂的小楼上。一天深夜,我被一声“着火啦,救火呀”的呼声惊醒。起床一看,我们楼下存放锯末的车间起火了。我顿时焦急万分,我的厂房里贮存了大量的木料,房子也是木质结构,如果火势蔓延开来,我们所有建厂的努力就会毁于一旦。幸亏发现及时,未酿成大灾。事后经调查得知,火就是那几个流氓所放,因为我们未能满足他们的欲望,便点着了我们车间里存放的刨花、锯末。如果不是值夜班的工人及时发现,真不知道会是个什么结果。

由于以上情况,我们不能再无视这一黑势力。我同济大学的同学马雄冠给我出了个主意,要我拉杜月笙入股。当时马雄冠的父亲在上海办了一家橡胶厂,与杜月笙比较熟悉。我们请潘公展先向杜月笙大致介绍了一下我和我的工厂,又把我们的计划书送给杜月笙。此后,马雄冠带我去拜见了杜月笙,送上了门生帖子。杜月笙拿出了3000元钱入股。从此,流氓就再也没来捣乱。

通过我二哥、潘公展和崔唯吾(国民党中央党部的一个科长,他爱人是我二姐的同学)的介绍,我还认识了钱新之、虞洽卿等人。他们对我能否办成功铅笔厂是持怀疑态度的,但碍于情面,还是多多少少拿出些钱来,钱新之投了2000元,虞洽卿投了500元,潘公展自己也投了3000元。但无论何时,我都坚持我们筹建人直接掌握的资本要占全部资金的70%以上,绝不让大权旁落。

最使我难以忘怀的是我的一些老朋友、老同学,他们对我的事业给予了真诚的支持,感人至深。如我的老友孙晓村,当时他在财政部任科长,公职薄薪,素无积蓄,也量力入股。我的同济大学同学马雄冠,我办华侨学校时认识的华侨林国珍、鲍籍灵等人,都有投资。

我就是这样,一点点一滴滴,艰难地筹措起资金。有时为了争取投资,哪怕只是微不足道的一股,也不知要跑多少路,费多少口舌。我从未轻易地放弃过任何一次机会。跬步细流,我们的资金越来越多,最初资本为银元三万元,后增加为五万元。其中我亲友筹得的资金占五万元资本的2/3。章伟士也筹集了一些股金。他主要也是从亲朋好友中募集,但与我不同,他争取的股东多是一万元以上的大户。创办之初,我们的股东多达百数十人之多,股资超过千元的屈指可数。然而,靠这些小股积攒,我们最终办成了铅笔厂,实现了自己的愿望。2.选择厂址,修建厂房

工厂建在哪里合适呢?当时的企业主们一般愿意把工厂建在租界之内,认为租界内由于洋人的势力,较军阀混战、内乱不止的国民党统治区政治局势平稳些,工厂的保险系数更大些,因而这里各类企业商店林立,市面繁荣。一些中外富豪也不惜重金购地,建造花园别墅。不少地产投机商也乘机抢购地产,建造楼房,辗转倒卖,哄抬地价。这些情况使租界内地价贵得吓人,为正当经营企业购置房地产者造成很大困难。当时一些大的工商业家尚可耗巨资购置,可我们所办的只是一个中小型企业,资金有限,不能不精打细算。这样我们就放弃了在租界内建厂的打算,只在中国政府管辖的地面上寻觅厂址。

购置厂房的具体工作是章伟士经手的,我没有多过问,只是为找房订了三个条件:首先厂房要适用,二是要交通便利,三是要尽力节省资金。几经努力,章伟士等终于在南市斜徐路1176号找到一个旧厂的厂房。初步商妥之后,我到该地仔细察看了一番。这是一个倒闭了的缫丝厂,约两万平方米。厂房虽然很陈旧,翻修一下还可以勉强使用。交通也还便利,离法租界仅一水之隔,通过打浦桥即可到达。我认为还比较合适,便备资承购。

厂房是一个旧式的木结构的二层楼房,车间在第一层,第二层是办公房、库房和宿舍。由于资金有限,一切从简,我们没有建造新厂房,只是自己动手把旧厂房翻修了一下。约在1935年初便实际应用了。3.采购机器原料

在我们建厂之前,我国铅笔业的机器、原料主要依赖进口。我们也只能从国外引进。我和郭子春对日本的制笔工业比较熟悉,因而决定引进日本的机器和技术。郭子春的日语比我好,为了交往便利,1934年冬季我与郭子春联袂赴日。

由于我早就有志于铅笔工业,在日本真崎大和铅笔厂实习时,通过场长益田三郎的介绍,我对日本的承办制笔机器、原料的厂家已比较熟悉,并事先有过联系。此番旧地重游,轻车熟路,很顺利地从昭和铅笔机械厂订购到制造铅笔的全套机件及工具。

我们购置的机器设备主要有:1.制板设备。锯圆木机、锯木板机、锯木条机、烤板机各一部。2.制芯设备。淘洗粘土设备2部,配料机2部,球磨机6部,滚筒机2部,槌料机、压铅棒机、压铅芯机各1部,烧芯设备、油芯设备各2部。3.制杆设备。刨槽机、刨杆机各2部,胶板机、磨杆机各1部,光头机1部。4.成品设备。油漆机、蘸头机、切光机、打印机各2部。

主要原料的采购,我们委托日本专门办理铅笔业原料进出口业务的小西商行办理。通过该行,我们购进了当时国外一些质量较高的制铅笔原料,如日本、德国的粘土,锡兰(现名斯里兰卡)的石墨,日本的油漆,美国的铅笔柏。为了加速出货,开工之初的短期内,我们还买进了日本的半成品铅芯。进口原料,在当时是为保证顺利开工和头批产品质量的不得已的权宜之计,绝不能长久,否则工厂很难持久。一是成本过高,二是供应没有保障,使工厂在与外商的竞争中处于不利地位,北平的中国铅笔公司、上海的华文铅笔厂就是先例。这一点,一开始在我心中就是比较明确的。后来,我们在生产过程中尽量用国产原料代替了进口原料,当然需要在保证质量的前提下进行。

这次日本之行,我们共花去了2万多元。所买机器、原料第二年春天全部运到上海。4.招募职工

我们厂的工人最初有两个主要来源,一是我家乡的同族子弟和乡邻友好,一是常州贫儿院的学生。贫儿院的学生多是穷苦人家的子弟,肯吃苦,容易管理,而且受过系统的正规教育,素质较好。因此我亲自到该校与院长联系,希望他们能送些学生参加我们的招工考试。同时我又给家乡的家族主持者去了信,希望选派一些合适的子弟来厂工作。这两批人大约在1934年底进行了招工考试,主考国文和数学两门功课,择优录取。考试结果贫儿院的学生成绩较好。一些家族子弟因成绩不佳未被录取,对我颇有怨言。可是为了工厂,为了保证工人的素质,我没有理会这些。

大约一年之后,我又在上海市内招收了一批女工,约三四十人,主要从事包装铅笔、搁置铅芯、油漆笔杆等简单的劳动。这批工人带有临时的性质,工资按天计算。

技术人员是从各方延聘来的。1934年北平中国铅笔公司倒闭,我们把该厂的经理金玠人和技工邵师傅请到我们厂。金玠人对铅笔制造业较感兴趣,尤其是在铅笔的销售方面颇有经验,他后来做了我厂汉口发行所主任。邵师傅长于制板,在中国铅笔公司时,他就发明了椴木切板机,节约了大量的木材。我到该公司参观时,认识了金、邵两位,很钦佩他们的才干。因此中国铅笔公司一倒闭,我立刻亲自请他们二位参加我们的创办工作。通过章伟士的介绍,我们还请到了两位对机器的安装修理很精通的技工——许兆明、金炳敬。他们都是常州人,长期从事这方面的工作,具有相当高的技术水平。我们建厂时机器的安装主要是在他们的一手主持下进行的。他们还为我厂培训出一批技术工人。至于核心技术——铅笔的制造工艺,则主要还是由郭子春和我负责。5.董监会的成立及工厂的立案

在筹资初具规模之后,我们根据各股东的投资情况组织起董事会,推选出股金大、名望高的股东做董事和监察人。潘公展是董事长,董事有我、章伟士、我二哥吴镜予、二姐夫吴庆衍、崔唯吾、蒋祯兆、王嘉堃等人。后来钱新之、黄炎培也成为我们的董事。梁有耀、高汉(我内兄高福民之子)、余仲连等为监察人。

董监成员大部分是我联系的,仅蒋祯兆、王嘉堃等少数人是章伟士联络。我在董事会中负实际责任。遇重大事情,一般是我们几个筹建人商妥具体办法后交董监会讨论通过,使之合法化。在我印象中,建厂初期董监会对我们筹建人所提出的建议、办法都没有争议地顺利通过。这时我与章伟士之间意见也比较一致,因此由我们各自联系的人开董监会时,气氛也比较和谐。

约在1934年底,经董监会讨论通过之后,我们以“中国铅笔厂”的名称向实业部申请立案,以使我们的工厂合法化。由于此名容易与北平的中国铅笔公司混淆,实业部没通过,建议我们另换名称。我们改为“中国国货铅笔厂”,又没有通过。工厂已筹建到这种程度,却迟迟不能在实业部立案,我心急如焚,四处托人到实业部疏通。我向实业部的一个科长了解情况,问他:“你认为我们起什么名称合适呢?”他建议我改称“中国标准国货铅笔公司”。我们以此申请立案,不久即1935年上半年获得了批准。这真是咄咄怪事,仅两字的差别,竟有如此不同的结果。我一直怀疑,这真是由于这两字的神效呢,还是我的朋友们的疏通起了作用?这件事前后折腾了半年之久。三 建厂之初1.工厂基本构成

我们三个筹建人是工厂的主要管理者。章伟士任经理,他擅长财务管理。郭子春是工程师,主管全厂的技术工作。我任厂长兼协理,除生产技术外兼管供销业务,还担负向金融界借款的工作。当时,我们厂有五个科室:技术科,由郭子春兼管;财务科,由章伟士兼管;采购科、总务科,由蒋祯兆负责;销售科,由王嘉堃负责。每个科室不过二三人,当时整个工厂也不足100人。

生产部门有四个车间:制芯、制板、制杆、成品车间。铅芯是铅笔的灵魂,制芯车间是全厂的关键所在。其主要工作程序是:首先将粘土、石墨磨细,调匀,然后压紧成型,再放入坩锅内烧烤,在石蜡油锅内浸油,脱蜡后制成成品芯。在制板车间,主要进行的是原木的

试读结束[说明:试读内容隐藏了图片]

下载完整电子书

若在网站上没有找合适的书籍,可联系网站客服获取,各类电子版图书资料皆有。

客服微信:xzh432

登入/注册
卧槽~你还有脸回来
没有账号? 忘记密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