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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韩少功

出版社:安徽文艺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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暗示

暗示试读:

前 言

一个眼神,一顶帽子,一个老车站,一段叫卖的吆喝,如此等等使我们的记忆成了一个博物馆,也构成了真正的生活。我一直想解读一下生活中这些具象细节,读解这些散乱旧物,就像要在字典中找出它们的定义。

这些细节常常在人们的言说之外,是生活分泌出来的隐秘信息,泄露出生活的隐秘原因,不大为人们所感知——我没有这样的字典。而且这些东西中既有事物自然的原象,也有传媒文化的造象,几乎无处不在,杂乱无序,缤纷万千,似乎远远超出了我的清理和解读能力。更重要的是,像大部分的人一样,我长期以来习惯于用语言来思考,习惯于语言对心智的囚禁,对于“非言说”的信息可能已缺乏感受机能。一旦离开语言,我并不比一条狗或一个小孩更具有智能优势。

我眼下仍处言说之中,但一直没法遏止自己尝试的冲动,让自己能够闯入言说之外的意识暗区。我必须与自己作一次较量,用语言来挑战语言,用语言来揭破语言所掩蔽的更多生活真相。

我在写完《马桥词典》一书后说过:“人只能生活在语言之中”,这有点模仿维特根斯坦或者海德格尔的口吻。其实我刚说完这句话就心存自疑,而且从那时候起,就开始想写一本书来推翻这个结论,来看看那些言词未曾抵达的地方,生活到底是否存在,或者说生活会怎样的存在。《马桥词典》是一本关于词语的书,需要剖示这些词语的生活内蕴,写着写着就成了小说。而眼下是一本关于具象的书,需要提取这些具象的意义成分,建构这些具象的读解框架,写着写着就有点像理论了——虽然我无意于理论,只是要编录一些体会的碎片。在这本书的第一部分,我将陈述一些隐秘信息的常例,包括场景、表情、面容、服装、仪式等等事物怎样对我们说话。接下去,我愿意与读者共同考察一下具象符号在人生中的地位和作用,包括它是怎样介入了我们的记忆、感觉、情感、性格以及命运;我们还可以考察一下具象符号在社会中的地位和作用,看它是怎样介入了我们的教育、政治、经济、暴力、都市化以及文明传统。最后,作为一个必不可少也最难完成的部分,我将回过头来探讨一下语言与具象怎样相互生成和相互控制,并从这一角度来理解现代知识的危机。

在我看来,知识危机是基础性的危机之一,战争、贫困、冷漠、仇恨、极权等等都只是这个危机外显的症状。这些灾难如果从来不可能被彻底根除,至少不应在人们的心智活动中失控,不应在一种知识危机中被可悲地放大。

还是在我看来,克服危机将也许需要偶尔打破某种文体习惯——比方总是将具象感觉当作文艺素材,把它们做成图画、音乐、小说、诗歌以及电视连续剧,做成某种爽口的娱乐饮品顺溜溜地喝入口腹。这也许正是意识形态危险驯化的一部分。一个个意识隐疾就是在这种文体统治里形成。因此,如果说我以前也一直是这样处置和运用具象,那么我现在更愿意把娱乐饮品呕吐出来,放到显微镜下细细测试,分解成不那么爽口的药剂。如果说我以前也一直习惯于把声象万态当作消遣休闲节目,当作天经地义的课外活动,那么我现在则要尝试着把它们请入课堂,当作一门主课,以此展开思考和争辩,反而把很多原来占有课时的抽象概念体系逐出门外,权当作野炊、足球、玩泥巴、斗蝈蝈一类游戏,权当感觉的对象。这就是说,我们有时需要来一点文体置换:把文学写成理论,把理论写成文学。这就像一群胡作非为的学生,在下课铃响起时上课,在上课铃响起时下课。

对于这一种文体破坏,我请师生们暂时谅解。2001年4月

卷一:隐秘的信息

言说之外

人是一种语言生物,但是在言说之外,人的信息交流和智能反应,其实从未停止和消失。

婴儿不会说话,仍有欢乐或烦恼的情绪可察,有要吃或要拉的哭声可辩,抽出嘴里的指头一指,是要奶瓶还是要布娃娃,父母一般并不会误解。

聋哑人没有听说能力,即使也不曾上学念书,仍不乏思想和情感的反应,可以胜任劳作、娱乐、交友乃至政治等诸多繁杂的人间事务,他们闪闪发亮的眼睛有时让人暗暗心惊,似乎那样的眼睛更能洞观一切。

正常的成年人也不是时时都需要语言。生活在北欧和希腊的很多人都善于沉默。北美印地安人对沉默更有一种特殊的欣赏,好朋友见面了,常常觉得没有什么好说,也没有必要多说,抽烟,喝酒,吃肉,听窗外的风雪,看眼前的炉火,好几个钟头内也说不上几句话。此时无声胜有声,其实这正是他们之间深切友谊的更准确和更完美的表达方式。宋代学者程颢说过:“朋友讲习莫如相观而善”(见《二程遗书》卷三)。法国思想家福柯也说过:“我们的文化很不幸抛弃了许多东西,沉默即其中之一。(见《权力的眼睛:福柯访谈录》)”

在很多时候,沉默不仅仅是语言的慎用,而是彻底的删除。面对突然车祸时的极度恐惧,投入两性交欢时的极度亢奋,路见不平时的极度愤怒,终于看见一球破门时的极度欣喜,能造成人如常言说的“脑子里一片空白”,实际上只是语言的空白。但这个时候的人其实并不傻。恰恰相反,如果他们的脑子里还纠缠着名词、动词、复合句甚至格言警句以便决定下一个动作,那倒是真正的傻和特别的傻了。

前人把这种语言空白之中的意识反应称之为“直觉”,或称之为“潜(下)意识”和“无意识”。我们暂且接受这些命名——虽然我们终将知道这里沉积着语言崇拜论的偏见。在这里,“无”意识其实是“有”意识,“潜”意识其实是“显”意识,只不过是超越语言和废止语言的另一种意识方式,名之为“无”与“潜”,并不准确。借重这种意识方式,图画、照片、雕塑、舞蹈、音乐以及无声电影,都曾大规模参与过文化的营构;同样是借重这种意识方式,当代的摇滚、时装、卡通画、游戏机、行为艺术等等,顺应着各种电子设备对声象的远程传输功能,更是在发动着一个个全新的文化浪潮,重新夺回一片片曾经由文字统治的领地,哪里是“无”?哪里是“潜”?

读书识字是重要的,但远不是智能活动的全部。很多人一直认为,书面的语言叫做文字,文字运用构成了人类与低智能生物的重大区别,也成为人类得以积累经验和知识的特殊优势。也许是基于这种理解,“文明”、“文化”、“文雅”、“文治”等中文词都是“文”字当头,“文”人和“文” 士几乎成为了文明的当然代表:这些食草食肉然后食“文”的物种,出入于学府,戴着眼镜或夹着精装书,以学历、学位作为自己精英身份的证明,作为自己理直气壮进入权力等级上层的凭证。但他们在语言之外的智能活动里既没有受过足够训练也没有经过严格考核,其智商一定会比一个文盲更高超?对世界的认知一定会比低学历者更通透?——我以前对这一点缺乏足够的警觉。《淮南子》记载:“仓颉作书,天雨粟,鬼夜哭。”有前人说,天降粟雨是对人间出现文字的庆祝。其实我觉得那更是一种警告,一种悲悯,一种援救,暗示着文字这种不祥之物将带来乱世,遍地饥荒已为期不远。

不然的话,寂黑长夜里的群鬼为何嚎哭不休?

埸景

火光也是语言。我第一次认识到这一点,是二十多年前到大队党支部书记家里去,请求他在我的招工推荐表上签字盖章。当时我是留在队上最后一名没有回城的知识青年,守着一幢空空的木楼,还有冬夜冷冷的遍地月光和村子里的零星狗吠。我被这巨大的安静压迫得几乎要发疯,便咬咬牙,一步一滑地踏着雪中小道去了书记的家。出乎我的意料之外,平时总是黑着一张脸的书记,在家里要面色和善得多,让我凑到火塘边来暖身,给我递上一碗姜茶,他老婆还拿一条毛巾拍打去我肩头的雪花。在我与他们一家数口暖融融地挤在火塘边的时候,我嗅到了混浊的炭灰味、烟草味、姜茶味以及湿袜子味的时候,我预感到我会成功。

事实确实是如此,书记问我还有没有柴烧,一开始就有了人情的联结。他谈了柴以后就顺理成章地同意推荐我,完全没有提及我可疑的家庭背景,也似乎忘记了我在地上踩死豆苗之类的破坏行为。我心里一热,很没出息地湿了眼眶。

我相信书记并没有丧失他的阶级斗争觉悟,也仍然保留着以往对我的戒意,但这种戒意似乎只能在公共场所而很难在他家里活跃起来。由火光、油灯、女人、姜茶、邻居、柴烟等等组成的家居气氛,似乎锁定了一种家庭的亲切感,似乎给来所有客都涂沫了一层金黄色的暖暖亲情,书记不得不微展笑纹,不得不给我递茶,他的老婆也不得不给我拍打雪花,而有了这一切,主人当然最可能说一声“好吧。”

他在我推荐表上签了字,要我第二天去找大队会计盖公章。

很久以后我才明白,人情常常产生于特定的场景,比如产生于家庭而不是办公室。涉世较深的人,大多能体会出谈话的地点及其场景很重要。卧室里容易谈艳情,山水间容易谈命运,歌剧院里容易谈风雅,接待室里的会见呢,受制于那些规格划一的座椅和谈话双方的遥远距离,不多出一些公事公办的原则,倒是不可理解。场景就这样常常暗中规定和引导着话题。一个官员若把来家求见的下属挡出门:“明天到办公室里谈吧。”那已经差不多暗示了官员的提前拒绝,差不多预示了明天对于下属来说的凶多吉少。正是出于同一道理,很多中国人都愿意把难谈的生意或者难办的公务拿到餐厅和酒吧里来进行。倒不是中国人特别好吃喝。告别贫困年代之后,吃喝对于很多商人和官员来说已成为了沉重的负担。好累的一桩事呵,即便没有让他们吃出脂肪肝、血脂高或者心肌梗死,也常常让他们对着一张张红请帖烦不胜烦,倒抽一口冷气。但他们还是强打精神,倦容满面地奔赴餐厅,因为要求谈话的一方要的就是那个场景和氛围。那里没有办公桌相隔而是餐桌前的比肩抵肘,那里没有成堆的文件而有杯盘满桌,那里一般来说也没有上司的脚步声而有解开的领带和敞开的衣襟,于是那里最能唤起人们身处家庭时的感觉,最容易使主客双方把他们的关系暂时性定位为“哥们”一类的关系。在这个时候,餐厅和酒吧这种空间使一切公务得以仿家务化,使一切人际关系仿血缘化。被求见的一方即使只是喝一杯清茶,或者只是吃几口清淡野菜,也总是比坐在办公室里要好对付十倍。“只要他来了,事情就成功了一半!”请客的一方总是这样说。他们知道语言的功能有限,因此他们需要餐厅和酒吧这个场景里的一切来无声地参与谈话,需要用这里的一切色彩、气味、音响等等来说服对方。

在这一点上,对香水气味、领带款式、演说风度等比较粗心的很多中国人,倒是显出特有的细心。

家乡

家乡也是一种场景,只是范围更大一些,内涵更多一些。我上面提到的大队书记,多年后当上了县委书记,办事雷厉风行也专横跋扈,有次检查市容卫生,发现刚刚洗净的水泥广场被人吐了一口痰,勒令犯事的老汉跪在地上将痰舔去,谁来说情也不允许;有次发现公路塌陷了一大块,一杯剩茶泼在交通局长脸上,把对方骂得狗血淋头,逼他到修路工地上去挑土,肩上不磨出血就不准回来见他。这个阎王爷出行都是警车开道,警笛声呜呜呜响彻县城,吓得鸡飞狗跳。如果是从地区或者省里开会回县,一进入县界,必有大小官员在路边恭迎大驾,提心吊胆地看他眼

,听他咳嗽一声也差点要吓出尿来。

正因为这样,他贪污两百多万元的案情败漏之时,县城里响起了一阵阵鞭炮以表庆祝,人们喜不自禁地奔走相告。

让人稍觉奇怪的是,唯有家乡人对此大为奇怪,根本不相信他们的四满伢子会是一个贪赃枉法之徒,以至法院开庭审判的时候,几十号男女老少自动去法院请愿求情,跪在大门口呼天喊地,要还县太爷一个清白。他们还派人找到我,找到更多的人,要我们一定想办法疏通关节,让法院对这个案子从轻发落。武妹子硬要我收下两个脸盆大的糍粑,说四满哥是个最朴实的人,每次回家探母,见人犁田就帮着犁田,见人打禾就帮着打禾,有一次大年三十,家家都在过年,村里的一头牛不见了,他整整一个晚上翻山越岭,身上被树刺挂出道道血痕,硬是带着人追上了偷牛贼。这样的人怎么可能为非作歹?又说,他富贵而不舍旧情,回乡来一般都要去看望一位老同学,在村口那间学校的破土房里,与老同学挤一床被子,一把生花生米也可以下酒,说说笑笑可以直到天明。这样的人下大狱怎么不可能是遭小人暗算?

人皆有复杂的品性,这并不奇怪。武妹子没有可能对我说假话。我只是疑惑贪官的友善和朴实为何只能存于家乡,而不能搬到任上去。也许,家乡有他的童年和少年,有一个融合了他童年和少年的规定情境。特定的一道门槛、一棵老树、一个长者的面孔、一缕炊烟的气息,都可能苏醒一个人的某些感觉,而暂时压抑这个人的另一些感觉,使他在特定的舞台背景下回到特定的台词和动作,比方使他到山上去找牛或者到小土房里去喝酒。诗人是明白这个道理的。他们状物写景,是为了让读者们睹物生情和触景生情,在种种景物的接引之下,唤醒自己可能已经沉睡了的纯情。宗教家们也是明白这个道理的。他们把教堂建设得肃穆、威严、幽深、空阔或者挺拔,是为了让教徒们首先受到一种氛围的震慑和感染,一进门就不由自主地敛其俗态和涤其俗心,重启自己可能已经尘封了的善念。在这个意义上,诗歌和宗教是人们精神的家乡,总是力图使人们能够重返少年,重返赤子之心——这正像一个贪污巨款的死刑犯,在家乡的一片青山绿水里有他无形的诗歌和宗教,他只能在那里得以靠近自己的灵魂。“接近自然就是接近上帝。”一个热衷于园艺的法国老太太这样对我说过。色

中国有一句俗语:“可意会不可言传”,可见生活中很多信息已溢出了语言的边界。我们不妨将这些信息名之为“象”。

这个概念将在本书中反复用到。

显然,这里的“象”有视觉性的图象和形象,也有作用于人的听觉、味觉、嗅觉、触觉等其它方面的物象和事象,将其纳之于“具象”这个中国读者较为耳熟的词,大概较为合适。我在前面还说过,具象既包括(1)生活的原象,(2)也包括文化的媒象——即由文化媒体传播的人工造象,比如风景画对风景的摸拟,战争片对战争的表现。

不管是实象还是媒象,“象”区别于“文”或“言”,是语言文字之外一切具体可感的物态示现,是认识中的另一种符号,较为接近佛教中的“色”。上海佛学书局1934版《实用佛学辞典》称:“色者,示现之义”,“眼、耳、鼻、舌、身之五根也,是属于内身,故名内色”;“色、声、香、味、触之五境也,是属于外境,故名外色”。佛教中的色尘、色相、色法、色界等,在这里都可以视为象的延伸概念。

唯识宗作为东方传统哲学中较为系统性的认识论,称“万法唯识”,首先提到“眼识”、“耳识”、“鼻识”、“舌识”以及“身识”,将其视为全部心识的重要基础,视为人与事物现象的直接关联(见太虚等《唯识学概论》)。

佛教常常借莲花、明镜一类象征来直通心性,借面壁、棒喝一类行态来寻求感悟,一直在强调文字之外的信息传达,其极端者甚至强调“不立文字”、“言语道断”,但他们以“色”对立于“心”,赋予了“色”第二个意义:“变坏”、“变碍”以及“质碍”(亦见《实用佛学辞典》)。因此一旦从认识论转入人生论,佛教徒们便视“色”为迷惑耳目泯灭心性的俗尘,是人们进入觉悟时的魔障。在空门净土那里,“色即是空”,“空即是色”,是虚幻不实之物,琐屑无义之物,理应被正道者拒绝和超越。这样,他们从认识论上逼近了色的大门,又在这张大门前匆匆闭上人生论的双眼,在感性现象世界面前有一种进退两难。

佛学东传的结果之一,是色渐渐蒙上贬义,与尘世中的凡夫俗子结下了不解之缘,虽说不一定符合大智慧原旨,却是佛学在中国承传和演进的部分现实轨迹,与儒家、道家的抽象思维指向互为呼应,几乎汇为一流。影响所至,人们见“色”而惊,闻“色”而避,较为感性的生活总是被称之为“沉溺声色”、“玩物丧志”,是一种君子不耻的堕落,而“好色者”甚至成了日常用语里“流氓”的别号,致使隐含在色界里的意义结构一直处于道德歧视之下,几乎是一片暧昧不明和无人深究的荒原。由此不难理解,中国传统知识者皆以语言为尊,比如从来不乏“文”的字典、辞典、语法以及修辞,不乏各种语言研究成果登堂入室,却一直未见世上有过“色典”或者“象典”,一直没有什么人对生活中万千声色的含义、来源以及运用规则有过系统的记录整理。

意大利哲学家克罗齐对此心存忧虑。他说:“关于理性认识,世界上有一门非常古老的科学,毫无异议地得到所有人的承认,其名为:逻辑学。但是,关于直觉认识的科学却勉勉强强和困难重重,只得到极少数人的肯定。(见《作为表现和普通语言科学的美学》)”我们将看到,克罗齐指出的这一失衡状况不仅遮盖了生活中那些只可意会的事物,反过来也将祸及生活中可以言传的事物,最终构成理性认识的乱源。

眼睛

中国古代思想家孟子特别重视人的眼睛。“存乎人者,莫良于眸子。眸子不能掩其恶。胸中正,则眸子了焉;胸中不正,则眸子眊焉。”这是《孟子》里的话,把眼睛当作灵魂的窗口。

孟子在人际交流中也常常以眼代言。《荀子\大略篇》记载:他去见齐宣王,见面时只是用眼睛盯着对方,并不说一句话,如是三番令王宫里的人大为奇怪。孟子后来对别人的解释是:“我先攻其邪心”——在开口说话之前先放出浩荡目光,给大王来一次心理卫生。

在孟子看来,眼光的清与浊能暴露出内心的善与恶。一个伪善者最悬心的事,是他的装模作样最可能被自己的目光公开告发。目光一亮,目光一暗,不由自主地把自己的心机暴露无遗。可以想象,偷鸡摸狗的劫贼,东藏西躲的间谍,还有虚情假义的演艺明星,即便面对着毫不知情的陌生人,也喜欢用一付墨镜遮盖自己的双目,大概就是缘于缺乏控制眼光的自信,不能没有这种障眼设备。

朋友老木最近在我的面前戴上墨镜了。他这样做并没有什么保健的原由,比如并没有需要遮挡的太阳强光,看来只是要阻挡和躲避我的直视,使我不能不有一种黑上心头的慌乱和悲哀。我知道,我不知道的什么事情在黑色镜片那边已经发生。果然,一个月后,另一个朋友大川告诉我,老木把我们共同加工白铁桶的钱黑去了一半,还去大川姐姐那里骗了粮票和火车票,气得大川定要去打他。这是墨镜给我最早的一次刺激。

面容

在开口说话之前,我们总会盯一眼来人的脸。面容是人最具个性的身体部位,因此各种证件照片上都锁定面容,而不是一个膝盖或一个巴掌。面容当然不会比指纹更能精确记录差异,但面容比指纹多了一份情感的流露,多了一份隐约可辨的文化和历史,于是总在我们的记忆中占据焦点位置。忧郁的目光,欢乐的眉梢,傲慢的鼻尖,清苦的面颊,智慧的前额,仁厚的下巴,守住了千言万语的嘴角……总是不知何时突然袭上心头,让我们生出片刻的恍惚。在谁也没有注意的时候,一个宁静的侧面,一个惊讶的蓦然回头,一个藏在合影群体角落里的默默凝视,都可能会让我们久久地梦绕魂牵:如今你在何处?

面容的浮现和消失组成了我们的人生。“见面”成了我们人生的一个又一个开始。美国总统林肯说过:过了四十岁,一个人就应该对自己的相貌负责。林肯看到了人生经历将会重塑面容,发现了心理一直在悄悄镂刻着生理的秘密。比较一下俄国作家契诃夫少年和盛年的照片,比较一下印度领袖甘地少年和盛年的照片,我们的确看到了智慧和胸怀是如何在面容上生长,最后成为了人世间美的精品。少年顶多有漂亮,盛年才有美。生活阅历一直在进行悄悄的整容。《世说新语》上记录着这样一个著名的传说:魏王曹操当年要接见匈奴特使,担心自己面貌不够雄武,不足以震慑来使,便让一个姓崔的人假扮魏王,而自己持刀于床头假扮卫士。接见完结以后,下人奉命去询问来使对魏王的印象,不料客人说:魏王确实优雅,“然床头捉刀人此乃真英雄也!”

这样看来,要想在自己的脸上展现其他人的阅历,还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这就是剧艺演员难能可贵的原因。一个奶油小生要演出帝王的胸中城府,一个纯情少女要演出娼妓的红尘沧桑,该是多么的不易。人们说:多笑者必多鱼尾纹,多愁者必多抬头纹,巧言令声使嘴皮薄厉,好学深思使目光深遂,心浮气躁会使面部肌肉紧张而混乱,气定神闲会使面部肌肉舒展而和谐。如此等等,如何遮掩得住?这样,有时候我们可能会顺理成章地以貌相人,比如依据“心宽体胖”的经验,相信“体胖”者必然“心宽”。其实,“体胖”一类现象可能还有更多的原因,即便在后天演变这一方面,也还可以追溯出更多相关条件。我在孩童时代就发现过夫妻越长越像,对同学们那里好几对父母的面容相似性十分奇怪,总觉得他们是兄妹。我后来还发现养子与养母越长越像的情况,爱徒与高师越长越像的情况,佞臣与暴君越长越像的情况,这才知道他们的面容相近,首先是由于他们的表情相仿。表情是易于互相感染和模仿的。朝夕相处的人,两两相对如同镜前自照,也许会下意识地追求自我同一,情不自禁地复制对方的笑容。在一段足够的时间以后,他们就免不了会有相似的某一条皱纹,某一块较为发达的肌肉,某一个器官的轮廓曲线——这当然不是不可以想象的事情。

如果我们放开眼光,甚至可以发现一个时代则常常批量产生着面容。在我一张褪色的老照片里,我们可以发现大部分女知青共有的黝黑、健壮、朴拙、目光清澈但略有一点呆滞;在我女儿新近拍下的一张照片里,我们也可以发现当代大部分女白领的纤弱、精巧、活泼、目光进逼但略有一点矫饰。我们就可以知道,面容是可以繁殖的,是表情感染后的肉体定格。这种繁殖其实一直在更大的范围内进行:军营、党派、沙龙、行业、社区、宗教团体等等,都在制作出各种“职业面容”、“党派面容”乃至“社会面容”。

从这个意义上来说,面容不仅仅属于个人,而且也属于社会,成为了人们文化符号体系中的一部分。

相术

1990年我和朋友们编过一期杂志,曾做过一个小试验:刊登出四十多张人相照片,让读者猜出他们中间的十来位罪犯,正确答案在杂志的随后一期公布。结果不出所料,接受试验的读者们都频频失足于这个面容的迷阵,猜测的正确率不足1/5。他们不论如何小心翼翼,还是被一张张清纯或者奸险的脸骗过去了,不得不在事后怀疑和痛恨一切相术。事实一再证明,面容与性格乃至命运的关系,一直扑朔迷离得令人生畏。相术即便杂有一些医学和社会学的道理,一旦有了解说人间万事的野心扩张,则成了宿命论的旁门左道,成了“扼杀任何人生努力的符号暴力”(南帆语,见其《面容意识形态》文)。

中国戏剧中的脸谱可算一种准相术,力图建立面容的标本手册,让观众一旦“知面”便可“知心”。红脸象征忠勇,白脸象征奸诈,黑脸象征刚烈,三角白粉鼻则象征油滑卑微,诸如此类。中国小说也有过脸谱化倾向,比如在我读过的一些作品里,作家们总是把两扇厚嘴唇安装在厚道人士的嘴上,似乎厚嘴唇是缺少运动的肉脂积累,源于沉默的习惯,源于忠厚者常有的木讷,自然成了重诺守信的形体特征。在这种文化环境里,相术当然成了一种必不可免的知识极端。獐头鼠目、尖嘴猴腮、三角眼、扫帚眉、鹰勾鼻、酒糟鼻之类统统被派给了坏蛋,龙睛凤目、方头大耳、卧蚕眉、含丹嘴、国字脸、悬胆鼻则统统献给了道德君子——包括把“重瞳眼”献给了明主圣王。在相术家们看来,人际命运和行为操守都可以进五官科,集中显示于人脸这一块仪表板。

但这些理论从来没有登堂入室,从来没有得到过知识界普遍的承认,在有些人那里即便既信又疑,挥之不去,也顶多落下一个“相信与不相信结合”的模棱两可。古代著名皇帝舜是否真是“重瞳眼”,“重瞳眼”是否称得上美貌,人们也多有怀疑。两千多年前的中国古代思想家荀子还曾写下著名的《非相》一文,称“形相虽恶而心术善,无害为君子也;形相虽善而心术恶,无害为小人也。”“相人,古之人未有也,学者不道也。”

解读面容的努力遭到如此重挫,是否意味着向我们迎面而来的诸多人脸只是一块块空白?是否就可以由此判定,“一见锺情”和“一见如故”之类的故事都属于谎言或者愚不可及的面容崇拜?事情可能没有这么简单。也许,面容不是静止的,因此不应该简化为相片;也许,面容不仅受制于生理遗传也受制于心理再造,因此不光是一个脸蛋而应该包括表情活动的全部,包括一个人全部的身体语言(body language)。一本《麻衣相法》无法充当廉价的先知,但并不妨碍一个富有职业经验的警探,不难从一群乘客中一眼辩出走私疑犯或者越狱犯。很多有关缉凶过程的报道证明,一个神色特征,一个举止习惯,一个装束细节,都可以使警探胸有成竹,敏感到自己的对手在哪里。这种行外人和局外人无法理喻的目测能力,隐含着特有的经验、技巧以及博闻广识,有时竟可达到“一眼准”的程度,庶几乎可称实践家的“相人之术”。

相人本来有术,只是术士们无所不知的夸口许诺,决定了江湖相术的破绽百出。警探不是术士,他们依据一个人的外形表象锁定犯罪疑犯,即便有高得惊人的成功率,也仅此而已,并不窃占认知越位的特权。犯罪只是犯罪,此时的犯罪也只是此时的犯罪,并不能决定该犯的性格是温和还是刚烈,命运是坎坷还是顺利,智识是丰富还是贫乏,婚配是圆满还是残缺,父母是健在还是亡故,甚至不能决定该犯在另一个人生的层面上,在另一个社会环境里,是否能成为一个良民。这正像我们在杂志中印出的那数十张照片里,男女良民—旦身处特定的条件之下,也不一定没有犯罪的可能,因此4/5的识别错误,不一定意味着永远的错误和绝对的错误。

在犯罪问题以外,人是非常复杂的。好公民不一定是好同事,好同事不一定是好情人,好情人不一定是好儿子,好儿子不一定是好父亲……幸好警探们没有义务处理这些事务,也无意穷尽人生未知领域里的汪洋大海,只是把目测方法局限在职业范围之内。这正是警探们的成功之道:有效知识的前提是承认知识边界,承认我们对边界那边的一切无可奉告。

只有无视认识边界的僭越者和独断者,才会在数十张相片面前争执不休。他们或是拥护相术,相信这些面相能够告诉我们一切;或是反对相术,认为这些面相既然不能告诉我们一切那就毫无意义。他们的争执不休,其实都是对面容的有目无珠,使人世间一张张义涵丰富的面容,在他们眼前如果不是空白就成了幻象。

讪笑

有一段时间,高君愿意找我聊天,谈到我们共同的一些熟人。他心上和嘴上都多事,说某杂志主编明目张胆要作者给送礼,说某朋友拿着空照相机给他人热情万丈地拍照然后谎称胶片不幸曝光,说某博士连一个管资料的精神病人也敢去强奸,那病人老得足可以做他的妈……这一类丑闻明明出自他的口,但被他一次次强调传闻发布者不是他,原作版权另属他人,他不过是听说而已,听说而已。

这就是说,他不能对这些事情的真实性负责。这还不算,当他成功诱发出我的惊奇和愤慨以后,还一个劲来压抑和反驳,比如说:“当主编就不能与下级有人情往来么?朋友之间送条金项练又怎么样?”“胶片曝了光也是常有的事吧?说他拿空照相机唬人,谁能证明?”“一个博士能爱上一个精神病人也是很崇高的吧?我看这件事还应该上报纸表扬呢嘿嘿。”……我直到后来很久,才发现他的压抑和反驳已成习惯,他要扫荡一切无聊的流言蜚语。

如果将他这些话予以转述,甚至用录音机录下来存档备查,高君都具有澄清谣言和信任朋友的姿态,都会被传闻的当事者们心存感激。但他的反驳又明明不是反驳而是一种鼓励,因为他说这些话的时候脸露讪笑,目光斜斜地投来,有时还做一个小小的鬼脸,以表示他并不相信此时说出的话,只不过是把这些强辩之辞摆出来供我批判,把这些荒唐无耻的谎言公布于众以激发我进一步鸣鼓而攻。于是他在对所有朋友名誉负责的同时也让我高兴,高兴于我们的同仇敌忾。我们在餐馆里又叫上了两瓶啤酒。

显而易见,他把微微一丝讪笑运用得恰到好处。这样他任何时候都可以左右逢源,以言语和神情的不同分工,声讨了恶行又宽赦了恶行,申张了正义又规避了相关风险,不用担心自己因失言的走漏而得罪什么人。他后来果然获得了广泛而良好的人际关系,成功地晋升为什么主任,是最获领导信任的年轻官员,在我的插友中是最有出息的一个。他五岁的女儿在机关大院里也高兴地大叫他为“高主任”,曾让我听得一怔。

证据

发生于上一个世纪六十年代的中国文化革命,几乎就是一埸罕见的文字检疫运动。政治清查,思想批判,大都以当事人的文字为依据。很多人一夜之间成为叛徒、特务、汉奸、反革命、走资派、右倾分子、516分子,往往都是缘于一句话或者一张纸片。言辞就是根据,文字就是铁证,这是当时的社会共识,甚至还算当时最为开明和最为公正的办案原则:可以避免随意的想象和推断,保证结案时的证据确凿。

至于文字以外的东西,比如这个人说话时笑了吗?这个人说话时有什么样的笑?……这一类身体语言却因时过境迁以后难以查证,往往被后来人马虎放过。因此当时有“文字狱”,但至少不会出现“表情狱”。

高君就是这样在父亲的抽屉里发现了交代材料,发现父亲承认自己在三十年代参加过国民党,并且书写过“拥护党国领袖蒋介石”、“永远忠于一个领袖、一个主义、一个政党”一类大黑话。高君大吃一惊,在抽屉前哇哇大哭。受过多年红色教育的他,很快把父亲想象成一个歪戴军帽、斜叼烟卷并且在集中营里严刑拷打革命者的凶手,同时把母亲想象成一个珠光宝气浓涂艳抹并且在麻将桌旁恶声训斥佣人的阔太太。他没想到父母一直把真相隐藏了这么久,没想到父母居然不露痕迹地混在革命队伍中,居然假惺惺地大读毛主席的著作并且要孩子们穿着破旧衣服下乡参加农业劳动。他擦去泪痕后惊天动地地摔门,然后对着空中大喊一声:“我就是要大造你的反!”

这是父亲苦苦劝高君不要出走的时候。高君后来还知道,这是父亲已经得知单位上的革命组织即将对他采取行动的时候。父亲结结巴巴,很想向儿子说清但不知道如何开口。几天后,父亲跳楼自杀。

直到运动结束的1979年,高君的父亲获得平反。一位审案组官员对高君说,国民党里确实有恶棍和腐败,但他父亲倒没有被查出什么劣迹。他父亲在学校毕业时是参加过国民党,入党后热情投入了抗日宣传、救济难民、抢修滇缅公路的建设,具有那个时代很多革命者同样的社会热情。据有关调查结果,当时有些地方的国民党也不是什么大馅饼,青年学生中很多吃花酒的,抽大烟的,怕打仗于是跑到国外去的,倒是不愿意参加国民党,也被那个学校激进的国民党支部所排斥。

高君父亲的故事使我们知道,任何党派里都有多样的人生。我们后来还知道,白纸黑字可以在历史中存留久远,而历史中同样真实的表情、动作、场景、氛围等等,却消逝无痕难为后人所知,而这一切常常更强烈和更全面表现了特定的具体语境,给白纸黑字注解了更丰富和更真实的含义。一个党证,一段拥护什么的表白,如果从具体语境中抽离出来,能说明什么呢?比如说,如果仅就文字而言,中国人一般都会对下列事实吃惊:尊敬的蔡元培先生曾经撰文支持独裁当局对异己人士的铁腕镇压;尊敬的于右任先生曾经签署过肉麻吹捧黑帮头子的生日祝辞;尊敬的周作人先生参加过汉奸政权并且留下了一批向日本侵略者致敬的恶劣文字;连尊敬的周恩来总理也曾经在文化革命中对蒙冤的刘小奇、邓小平、彭德怀等老战友口诛笔伐。这一切白纸黑字都是真实的。但难以查证的真实是:这一切是出于真诚的迷失?是无奈的敷衍?是怯懦的附势?还是小不忍则乱大谋的责任担当?有谁知道那些言辞发生在什么样的一些表情之下?

文字是可怕的东西,是一种能够久远保存因此更为可怕的东西,能够以证据确凿的方式来揭示历史或歪曲历史。后来有一天,高君接待了一位台湾来大陆寻亲的老人,父亲以前的国民党同志。大概在餐桌上多喝了几杯酒,老人突然胡言乱语,说高君父亲其实也是一个不讨人喜欢的家伙,在同学们当中有个“屁长”的可笑绰号;还说他吃饭时从来都是等着同事给他装饭,自己却从不给同事装饭;说他一看见漂亮女人就目不转睛,抓住对方的手一握就揉来搓去简直轻薄得很……高君当然认为这个家伙是喝醉了,是老糊涂了,甚至是国民党反动派对一位大陆革命干部的无聊攻击。那些疯话没有任何文字可为依据,还能算数?……他总算控制住自己的满腔怒火,没有一拳把老家伙揍倒在地。

默契

高君这次见到父亲的老友,还得知一件惊人隐情:他居然还有一位母亲,而且是他的生母!生母几年前病逝台湾,给他留下一笔遗产,还有两个同母异父的妹妹,如今分别在美国和日本……当对方掏出信函和相片,把目瞪口呆的他接入一个陌生的家族和世界,他差点尿了裤子,意识到自己突然成了一条迷航和失舵的船,未来的一切茫然莫测。但我无意述说他后来到台湾和日本的故事,在叙事的势能积聚面前强行打住。

家族恩仇、男女苦恋、革命悲剧、爱国传奇……只要稍加营构,这一类小说当然并不难完成。身不由己,大势所趋,辞藻哗啦啦地跟着情节往下赶,我以前也常常这样把生活“小说化”。问题在于,这些匆匆情节在起承转合之处是否遗漏和流失了什么?几乎模式化的情节流程、人物配方、主题选项是否正在掩蔽人生中更为丰富的纵深?当纷乱如麻的生活总是被筛选、编织、模压成经纬分明的小说种种,这些习以为常和顺理成章的叙事可有唯一的合法性?

我宁可让很多读者失望,宁可让高君在这一页稿纸上突然消失,就像一个混蛋演员在舞台上突然误场和退场。我想看看情节中止和情节解体以后的生活是什么样,看看各种情节轨道使人们不易接近的生活,各种情节聚焦使人们不易旁顾的生活——哪怕这样会使叙事变得散乱。

这样吧,我们换一个场景,见识一下某位随高君来到我家的客人,与这位客人聊聊天。时间很快过去了。应该说我们谈得很好,所有观点都没有什么分歧,他用例子呼应我的看法,我用阐释扩展他的思路。我们还谈到孩子和足球,谈到天气和最新的流行笑话,保证了交谈的张弛相济和亦庄亦谐。最后他戴上帽子礼貌地告辞,并且没忘记给女主人和我家的小狗摆摆手。

奇怪的是,这次交谈使我一点也高兴不起来,对这位客人没有任何好感。我不知道这是为什么。他说错了什么吗?没有。他做错了什么吗?也没有。那么我郁闷不快的感觉从何而来?来自他有些刻意的礼貌?来自他夸张的某一条笑纹?来自他听话时一瞬间不易被人察觉地左右顾盼?来自他眼中偶尔泄露出来的一丝暧昧不明但暗藏攻击的笑意?来自他那件方格子布的名牌衬衫和刚刚染得油黑的头发?……

在我们的交谈之外,一定还有大量的信息在悄悄地交流:表情在与表情冲撞,姿势在与姿势对抗,衣装在与衣装争拗,目光在与目光搏杀,语气停顿在与语气停顿嘶咬,这一切都在沉默中轰轰烈烈地进行,直到我的内心疲惫不堪伤痕累累,直到双方似乎圆满的谈笑已经微不足道。也许我们都没有注意到的一个发型,注定了今天的见面将实际上乏味和尴尬。

交谈是人际交往中重要的手段,却是生硬的手段,次等的手段,不得已而为之的手段。换一句话说,人际之间需要交谈来沟通的时候,需要用大量交谈来沟通的时候,无论对敌还是对友,都多是困难重重的时候了。最成熟的关系其实不需要语言,不需要交谈,更不需要谈判家,所谓“默契”是之谓也。“默”即语言的放弃。隐藏在一个个无言细节里的感觉对接,已经让人心领神会,挑明了说反属多余和笨拙。在这种情况下,硬要说说什么的话,也多是题外之言,言不及义,醉翁之意不在酒,真实意图反在不言之中。由此我们才能理解,为什么最巧妙的外交总是不像外交,常常在谈判桌和协议文本以外完成。为什么最高明的调情总不像调情,常常不着一字尽得风流,更不需要傻乎乎地缠住对方说爱呵爱——只有街头强行拉客的下等野鸡,才会习惯于直说和明言,比如一语道破问题的实质:“大哥,发生肉体关系啵?”

女人下意识地瞪了男人一眼,或是下意识地拾起男人遗忘的帽子,或是下意识夹走男人餐盘中的大蒜……此时的他们,言语少却信息不少,定要说说话,也是有三没二,有七没八,意思多在心领神会之中。他们即便自称只是一般的关系,其亲密程度其实尽在我们的想象之中。相反,如果他们将自己公开定位于“夫妻”或“恋人”,或者被某部作品的人物表定位于“夫妻”或“恋人”,如果他们定位于这种关系却没有上述一类行为默契,倒是习惯于用逻辑严密和意义明确的言说来处理各种事务,包括处理帽子和大蒜,他们之间的关系倒是会让我们大为生疑。很多蹩脚的影视剧里就有这种男女,尽管满嘴是爱的台词,甚至动不动就搂搂抱抱床上床下,但他们给人的感觉总像是生硬的嫖娼,而不是水到渠成和水乳交融的情爱。用圈内的话来说,这些蹩脚的演员眼中无“戏”,脸上无“戏”,举手投足都无“戏”,浑身各个部位没有感觉的对外辐射,即便把设计台词和设计动作执行得再好,也是一具具台词机器和动作机器而已。他们既不可能演好真正的情爱,也没法演好真正的愤怒,真正的忧愁,真正的欢乐。

他们与观众之间不可能形成“默契”,不可能被观众真正接受。这种缺乏感觉对接的共处,在中国俗语中叫做“不投缘”,叫做“气场相斥”。这就像有的人常常没法说清楚,他为什么不喜欢他应该喜欢的一部小说,不喜欢他应该喜欢的一个城市,不喜欢他应该喜欢的一个时代。在这一点上,十八世纪和十九世纪是幸运的,因为这些世纪留下了丰富的文学艺术,留下了大量的感觉细节,足以渗入人们的血液,使一个初到巴黎或彼得堡的人,也可以对这个巴尔扎克的城市或托尔斯泰的城市似曾相识,对陌生的街道或酒吧几乎无端地“默契”,一盏路灯,一阵冷雨,一个面包店的胖大娘,好像也都已与你神交了多年,完全就是你记忆中的样子。而二十世纪、特别是二十世纪晚期是不那么幸运的。也许这个时代的物事变化太快,根本来不及在人们的感觉中耽留、沉淀以及消化;工业化生产之下的物事也流于批量化而缺少个性,很难成为感觉兴奋的目标。事情还可能是这样:这个时代发达于技术和经济,文学艺术却不幸衰颓,疲于胡闹而鲜能动心,缺少巨星迭出的文学艺术大师们在时代与人们之间沟通感觉,于是高楼取代田园、街灯取代明月,电话取代笔墨,飞机取代马帮,超级市场取代市井集市,电子媒体取代道听途说,这一切可以说有效率上的合理性,但尚未形成情感上足够的感染力和征服力,甚至与很多人的感觉末梢生硬抵触。换一句话说,人们对这个时代的接受,是理智超前而情感滞后——这正是很多人忍不住要怀旧的原因,是怀旧强度大大超过二十世纪中期和早期的原因。

我母亲说过,她年青的时候都不穿布扣斜襟衣的,想不到现在的中年人和青年人倒穿起来了,想不到“唐装”之类越来越时髦。

我也是一个把感觉留在过去的人——也许是留在唐诗、汉雕、秦篆那里。坦白地说,我不管如何努力还是觉得眼下这个时代颇为陌生,在很多方面还是没法喜欢眼下的时代——尽管这个时代比过去更富裕也更多自由,尽管这个时代有电脑、飞机、空调、伽玛刀、联合国维和部队,是一个我能够接受但说不上喜欢的时代。我不知道是什么力量接管了和没收了我应该有的好感。我似乎更愿意自己走入一个我不可接受的时代,比方走入青铜岁月的边关驿道,在一次失败的战役之后,在马背上看苍山如海和残阳如血。

声调

“好吧”两个字,用高声调说出来,与用低声调说出来,可以表达完全不同的情绪,其实也是表达完全不同的意思。同是这两个字,还可用来表达仇恨、威胁等更多不“好吧”的意思——只需要把调值再略加改变,或者再调整一下节奏,比如在两字之间增减零点一秒或零点零几秒的停顿。

在日常生活中,善言者总是对声调有特殊的敏感,“察颜观色”的能力包括善于“话里听音”。善言者知道文字符号常常无法准确地记录声调,无法准确记录语态,即便加上一些语气助词也是杯水车薪,因此从来不会轻信文字,不会轻信历史文献,至少不会像有些学者那样断言历史就是文献的历史。

他们知道,文献的字里行间常常有更重要的信息已经隐匿莫见,留下来的文字有时难免短斤少两。如果他们也重视文献,那是把文献当作了想象的依托,从文献中读出了人,包括人的声调。小雁当时答应父亲不去掺乎选举,电话里的“好吧”两字无精打采,让她父亲根本放不下心来。她后来果然自食其言,也是受不了一位自荐候选人的语气:“我要是背叛民主就不是个男人!”这话实在太刺耳。“男人”两字重若千钧,什么意思?男人怎么了?背叛民主不是男人未必就是女人?她冲出了教室。当同学们敲着饭盒走向食堂时,她父亲担心的事情已经发生了,一份伟大的纲领正一个劲贴上墙。但她根本没法贴完,几个男生立刻拿扫把来扫荡,刷下她那些纲领,还溅得她一脸浆糊点子,理由是她“分散选票”、“破坏民主”。当天下午,一位男研究生自称受托于广大选民,私下来劝她退出竞选,先肯定她的大方向没错,然后说她理论水平太低,跳出来无异于丢民主派的脸。小雁不服气,说就算只得一票也是历史丰碑,我就是不能让你们一手遮天!

她后来说,打击接踵而来,领导当局还没来找麻烦,民主派男人倒先对她下了毒手。泼污水的大字报铺天盖地:说她前一天还在谈什么双眼皮单眼皮,趣味极其低俗,突然投机民主,可见动机不纯;说她经常错穿别人的拖鞋,错提别人的水桶,肯定是自己舍不得掏钱买那些东西,是个十足的小气鬼;还说她的男朋友最近在图书馆偷书被判了刑,我们岂能让劳改犯家属窃取人民权力?大字报上就差没说她涉嫌堕胎或者有私生子了。

晚上的演讲集会上,学生们要求她公开回答问题。她走到话筒前,下面先是一片嘘声,然后问题无奇不有,但就是没有一桩正经事。第一个获诺贝尔奖的女人是谁?世界上第一个女总统是谁?中国哪一个省的女作家最多?女人平均的脑容量是多少?……好像他们不是要选学生代表而是要考她的百科知识,而且这些百科知识只与女人有关,与科学和民主一类大事无关。好像一张女人脸使他们无法想到女人以外的事情上去。她准备得好好的答问预案一个也没用上,张口结舌更暴露了“弱智”和“不学无术”的可笑形象。她气得破罐子破摔,最后竟像个泼妇胡言乱语。有人问:“你不是来竞选的吧?是想来找对象的吧?”她恶狠狠地回答:“对不起,你们要是看见我的对象,会嫉妒得要死——比你这家伙的个子起码要高二十公分!”下一回合杀得更加粗野无聊。那是一个人问:“请问‘世上最毒妇人心’这句话你怎么理解?”她脱口而出:“去问你妈!——”

她赢得了最热烈的一次掌声,但被掌声气哭了,还咳嗽不止。台下有人大喊:“不准

抽烟

了!”这一声喊使她心头一热,于是哭得更厉害,哭得更丢人。她后来还说,那一段时间里,她强作温柔,动不动就与男同学握手,动不动就去与男同学跳舞,无非是特殊时期,尽力扩大一点票源么。没想到好几个女同学竟托人传来话,警告她不要当“第三者插足”。她的女权主张也被女同学们普遍怀疑,一次姐妹们的自家集会竟被少数与会者搅局。几个女生大笑着猛拍桌子,高喊“高跟鞋万岁”和“超短裙万岁”,以示自己女人味十足,获得了窗外男生们的热烈鼓掌和呼啸四起。其实她的意思完全被曲解了。她并不反对高跟鞋和超短裙,只是反对把性感符号带到教授那里去,带到官员那里去,反对女性用色相交易来代替事业追求。但她被很多女同胞描绘成一个修道院的板刀脸姆姆,就是生出一万张嘴来也说不清。她最伤心的事情,是最终看出很多女同学并不支持她,虽然诅咒“你们男人最坏了”,但诅咒得嗲声嗲气,使男同学们坏得更来劲;虽然高呼“姐妹们团结起来斗争到底”,但呼声中满是逢场作戏的嬉皮味,喊得别人笑了自己也笑了,把一场严肃的斗争越闹越庸俗。她发现事情是这样奇怪:她在女同学那里虽然得到了大多数言词的同情和支持,却得到了大多数语气的嘲弄和反对。

铁姑娘

几年前路过太平墟,想起当年很多同学在这里的下放劳动。一些女同学当年也在这里放牛、喂猪、割草或者薅禾,胼手胝足尘泥满身的样子让人难忘。

那是六十年代,女孩子们都不大知道怎样打扮自己。她们争相使自己的皮肤晒黑,争相使自己的肩膀变宽,争相穿上肥大而破旧的男式棉袄等等,一个个形如铁塔。不知情的乡下农民还曾经以为破棉袄是公家发给知青的统一制服,说这种制服如何这样丑?白给也没人要,人民政府就这样来打扮你们知青呵?

女生们穿上了这种破棉袄,虽然枕边藏着小说与哲学,但一个个比农民还农民,跳下粪池掏粪,跳到泥水里打桩,把病了的猪仔搂在怀里当宝贝暖着,常常抢着做农民都不愿做的脏活和累活,有一种脏和累的使命感。一旦回到城里,她们虽然提鸡携鱼背糯米探家,满身泥土和粪肥的气息,但狂热地找电影、找书店、找唱片,走到广场上或纪念碑前则可能冒出俄国什么人的诗歌,一个个比精英还要精英,常常交流着和争辩着学者们都不大触及的高深问题。她们是一些身份混乱不定的人,是一些多重身份并为此而满怀幻想和焦虑的人。她们是城乡之间特殊的游动群体,其破棉袄在那个时代的汽车、火车、轮船上随处可见。

在那个时候,黄头发不是美,那不过是帝国主义和修正主义的发色;白皮肤也不是美,那不过是资产阶级和封建地主阶级的皮肤——男女们用上皮肤“增白剂”,还有美国黑人歌星麦克?杰克逊要把自己皮肤变白,只可能被当时的女学生们匪夷所思。美被叫作“臭美”,属于电影中歪戴着军帽的美国女情报员一类,或者反动资本家的姨太太一类。孩子们对那些“妖精婆”、“坏女人”的模仿纯属下流之举。当时电影里的正面女性,大多只有一个脸上的五官端正,平淡而且模糊,既不太亮眼也不太刺眼,显然出自一种设计者的犹豫,也让孩子们想不出有什么可模仿之处。到后来革命的高潮时代,女性美更多地定型为这样一种形象:短发,圆脸,宽肩,粗腰,黑肤,大嗓门,常常扛着步枪或者铁锨生气勃勃,比如出现在众多媒体上的突击队“铁姑娘”。

小雁和很多女同学身上就有过这样一股呼呼呼的铁气。这当然是一种劳动的美。短发便于干活,圆脸表现身体健壮,宽肩和粗腰能挑重担,黑肤是长期活跃于户外的标记,大嗓门则常常为犁田、赶车以及呼喊工地号子所需,肥大的男装更体现男女平等的原则……这种美可以注解那个时代的诸多重大事件:红旗渠,大寨田,南京大桥,大庆油田,卫星上天,核弹试爆,数百个中小型化肥项目——当时中国没有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一类机构的任何援助,也毫无可能像现在有些穷国,动不动就开单子向国际社会要钱。但人毕竟不是肉质机器,人有任何力量都取消不了的欲望和情感,都需要劳动之外的正当生活。当革命当局操纵一切宣传工具独尊“五大三粗”的时候,社会就陷入了一种深刻的美学危机,甚至成为后来重大政治危机的根源和基础。异端是自发出现的。米开朗基罗、达?芬奇等艺术家的人体作品画册在知青群落里流传,往日戏台上小姐丫环们的花容月貌仍然被老观众们留恋,一旦街头出现了罕见的西方女记者,一旦出现了惊人心魄的露背装或超短裙,“洋婆子打赤膊啦不穿裤哇”,夸张性传闻可引发万人空巷的民众围观。这一切对人体美的饥渴,启动和增强着一种模糊的政治离心力。

人体美其实不值得心惊肉跳。五官端正,眼光明亮,面色红润、肢体匀称并且富有弹性等等,只是人体健康的应有之义。高乳不过是女性成熟准备哺育的表象,细腰和丰臀不过是方便女性生育的体态,还有秀发、玉肤、红唇以及长腿不过是显现一个女性体格成熟的青春时光。而现代化妆术也不是别的什么,只是一种人为的夸张手法,是用香波、面霜、唇膏、束腹带、高跟鞋以及超短裙,甚至用假胸和假臀一类,将女性的这些青春特征加以极端化,以便诱发异性情爱。我们可以将其称之为春情美。春情美与劳动美一样,都是生命的表现,是生命实践的需要。即便是从唯物主义的美学观来看,即便是依据俄国思想家普列汉诺夫关于美源于“劳动”和“功利”的经典观念(见《没有地址的信》),如果无产阶级还需要小无产阶级,如果无产阶级还需要健康的小无产阶级,那么生育也是一种伟大的劳动,春情美也是伟大劳动的必要条件。这就是说,即使把唯物主义审美眼光化为经济学或医学的眼光,也不至于要容忍非男非女,不至于要用男式破棉袄来永远包裹身体。

春情是吸引,体现着个人欲望;劳动是付出,体现着对他人和集体的义务。在激进革命的意识形态之下,个人没有合法性,欲望没有合法性,因此春情美充其量只能算作一种“人性论”的“形式主义美学”;又因为革命宣传家们的知识谱系里从来没有“人性”和“形式主义”的合法地位,于是所有的美容美貌都会被打到反动的意识形态一边去,成了人们视域中的禁区。作为这个过程的自然后果之一,革命宣传中出现了爱情的空缺。现代革命样板戏里的一个个英雄人物,不是没有丈夫就是没有妻子,这种舞台上和银幕上普遍的“独身现象”从来无人深问。到后来,即便有了小心翼翼的改进,即便作品里的铁姑娘、铁大嫂、铁大婶们也勉强有了“对象”或者“孩他爹”,但一个个革命同志的无性化造型之下,情侣之间仍然气不相融,息不相通,象棋与围棋硬接在一起,左脚和左脚硬配成一对,怎么看也别扭和隔膜。在这种格格不入的场合里,爱情是尽职尽责地上爱情班,家庭是奉公守法地任家庭职,双方只能谈点“同志们近来工作”或者“全国的大好形势”,便不足为奇。我的朋友大头刚刚进剧团的时候,一位亲戚定要为他介绍一个对象,是当上了厅级干部的一位大龄女子。大头倒是颇有兴趣地去相了一次面,没料到对方很漂亮,一见面大大方方地与他握手,但开口就说“我这次到北京开会,有三个想到了三个没想到:第一是没想到会议意义这么重大,第二是没想到中央这么重视,第三是没想到……”大头算是第四个没想到:没想到恋爱还可以有这样的排比句,吓得借故逃出了亲戚家。

文化阉割导向政治绝育,导向政治上的普遍的反叛情绪,即对革命机器人身份于心不甘的情绪。当时大头对我偷偷地说过:大家的裤裆里都很反动。这句话其实可以引伸出更多的意思:当时所有的镜子、红头绳、剃须刀、化妆品、照相馆、漂亮衣装,赏心悦目的身体线条等等,实际上都成为了潜在的政治反对派,一直被当政者严重低估。

骨感美人

我很少注意电视里的时装秀,有一次偶然看一眼,被屏幕里的美女们吓了一跳。我没有料到一个革命的无性化时代过去之后,另一个无性化的时代又这么快地到来。

这些超级名模们在T型舞台上骨瘦如柴、冷漠无情、面色苍白、不男不女,居然成为了当代女性美的偶像。骨瘦如柴是一种不便于劳动和生育的体态,冷漠无情是一种不适于在公共集体中生活的神态,乌唇和蓝眼影等等似乎暗示出她们夜生活的放纵无度和疲惫不堪,更像是独身者、吸毒者、精神病人以及古代女巫的面目。体重或三围看来已经逼近了生理极限,她们给人的感觉,是她们正挣扎在饿死前的奄奄一息,只是一片飘飘忽忽的影子,一口气就足以吹倒,随时准备牺牲在换装室里或者是走出大剧场的那一刻。

瘦削是这个时代美的金科玉律,催生出“骨感美人”这一新的流行词。一位英国评论家说过:“在食物异常充足的西方,肥胖成了严重问题,因此苗条等同于健康和美丽;在贫穷的发展中国家(比方印度),丰满的女性则受人欣赏,较胖的男性则被认为更具阳刚之气。(见1999年6期《焦点》杂志)”我们可以想象,古代的权贵男人们其实也没有过上太好的日子,颇繁的征战、疾病、灾荒等等使他们的体重十分有限,因此古希腊爱神阿芙罗蒂忒以及中国唐代贵妃杨玉环都是胖姐,罗马人甚至将女性脖子上堆积的肉环誉为“维纳斯环(Venus rings)”,达?芬奇笔下的蒙娜?丽莎在很多人的眼里更是一个超重大甜薯。我们还可以想象,是汽车、飞机、电梯以及机器人增加了当今男人们的皮下脂肪,是啤酒、巧克力、快餐以及宴席膨胀了当今男人们的肚腩,是文明仪礼和舒适生活使当今男人身上浮现出某种女式的白净和细腻,因此,当他们掌握了政权、资金、报纸、电视、高价入场券以后,当然需要T型舞台上的瘦削和再瘦削和再再瘦削,以平衡男人世界里多见的肥膘——哪怕瘦削得失去了性征,瘦削得像个女巫。在这个时候,瘦削甚至是中、上等人士有条件(有运动的闲暇)和有知识(懂得营养学)瘦削下来的阶级标志。

男人们在健身房和美容医院里力图实现的目标,女模特们都很明白,于是争相在T型舞台上代他们预支对瘦削的想象,哪怕滑向一种失控的夸张。

2002年6期的《读者文摘》警告:“肥胖症每年正在夺去美国三十万人的生命”。但食品营养还没有富足得让所有的男人都恐肥。于是在欧美国家的T型舞台之外,在这一类上流社会的特定场所之外,肥胖在穷国的贫民圈里并不是普遍危机,因此那里的人体美也就没有特别极端化的瘦削。这正如中国近古时期女人缠足只是上流社会的时尚,即便也被一些上流社会的追慕者所模仿,但就总的情况来说,劳动大众还是以女人的天足为实用,以女人的天足为美。

在这个意义上,这个世界的趣味是分裂的,趣味与财富的分配有着依稀可辩的联系。穷国贫民的美学趣味一般来说较为接近自然,较为平庸也较为可靠,至少不大有人为的身体自残——这种自残曾经表现为摇摇晃晃的小脚,今天则表现为T型舞台上看似奄奄一息的超级模特,表现为她们对生命正常形象的一步步远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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