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超算:“银河”“天河”的故事(txt+pdf+epub+mobi电子书下载)


发布时间:2020-09-15 17:2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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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龚盛辉

出版社:河南文艺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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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超算:“银河”“天河”的故事

中国超算:“银河”“天河”的故事试读:

版权信息书名:中国超算:“银河”“天河”的故事作者:龚盛辉排版:skip出版社:河南文艺出版社出版时间:2017-09-01ISBN:9787555905882本书由河南文艺出版社有限公司授权北京当当科文电子商务有限公司制作与发行。— ·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 —第一章朝阳喷薄“算”出来的军事强国

1991年春末,沙特阿拉伯首都利雅得纯净如洗的天空,笼罩着战争的阴影,弥漫着浓厚的硝烟味。从伊拉克升空的“飞毛腿”导弹,一枚接一枚地扑向这里。哪知它们刚接近利雅得上空,就遭到美军紧急部署在这里的“爱国者”反弹道导弹系统的成功拦截,在高空炸开一团团绚烂的火花。

伊拉克攻击利雅得的数十枚“飞毛腿”,被“爱国者”变成了美军庆祝胜利的礼花。

一时间,“爱国者”成为各国导弹的“克星”、世界军事领域的“战神”,更是美国人心目中名副其实的爱国者和顶礼膜拜的英雄。“爱国者”到底有何种魔咒,能让“飞毛腿”尽数灰飞烟灭?

先来看看“爱国者”弹道导弹防御系统的作战流程,也就是“飞毛腿”走向毁灭的过程吧:“飞毛腿”导弹从伊拉克地面阵地点火升空,美国紧急向伊拉克上空飘移的作战卫星第一时间捕捉到“飞毛腿”的踪迹,并迅速将它的飞行数据发送到远在美国本土的五角大楼数据中心——五角大楼数据中心的超级计算机只需3~5秒便能算出“飞毛腿”飞临利雅得上空的时间、轨道及“爱国者”迎击的时间、方位等参数。五角大楼数据中心再将这些数据通过卫星通报利雅得美军“爱国者”导弹基地——导弹基地官兵只需按照超级计算机给出的数据操作“爱国者”,便可准确无误地将迎头飞来的“飞毛腿”化为高空礼花。

明眼人一看便知,真正的英雄并不是“爱国者”,而是远在美国本土五角大楼里的超级计算机!

其实,超级计算机应用于“爱国者”弹道导弹防御系统作战,只是它在军事领域应用的冰山一角。可以说,计算机技术的问世、兴起及其发展,都离不开军事活动的牵引与驱动。

20世纪40年代初,二战前线的美军将士急需先进的火炮实施炮火支援,而研制这种火炮需要一台“计算速度比炮弹飞行速度还要快”的计算机来计算,于是美国启动了世界上第一台数字计算机ENIAC的研制计划。

此时,“世界数学奇才”、美国曼哈顿计划的高级顾问冯·诺伊曼,肩负着解决核武器的数学计算重任,正为解决曼哈顿工程中的大规模科学计算问题而绞尽脑汁。那天,他在阿伯丁火车站与计算机专家戈德斯丁相遇。戈德斯丁出于对这位数学大家的景仰,主动上前与冯·诺伊曼搭讪,冯·诺伊曼起初并不热情。可当戈德斯丁说出自己正在开发一台每秒钟能执行333次乘法运算的计算机时,冯·诺伊曼的谈兴陡然高涨,两人从此成为诤友。

不久之后,在戈德斯丁的引荐下,冯·诺伊曼来到了ENIAC研制实验室。冯·诺伊曼与该计算机研制负责人埃克特和莫奇利一见面,便就计算机技术问题进行了深入交谈,并欣然担任了ENIAC的研制顾问。

冯·诺伊曼在与莫奇利、埃克特及小组其他成员的深入交流中,不断萌发创新想法,并积累形成了“存储程序计算机”、二进制等一系列计算机创新理论,为ENIAC成为人类第一台真正能用于科学计算的计算机做出了决定性贡献,而且为计算机技术的发展带来了革命性影响,成为计算机结构技术发展的“奠基石”。冯·诺伊曼由此赢得了“计算机之父”的美名。

人类真正意义上的计算机ENIAC在美国诞生后,美国的计算机技术与军事科技便如同“孪生兄弟”,相互携手、齐头并进:军事科技对科学计算的需求“一浪高过一浪”,牵引着计算机技术发展滚滚向前;不断跃升的计算机技术平台,强力助推着军事装备“后浪推前浪”。

众所周知,战略武器在当今时代已经成为一个国家维系和平的主要力量、必备利器,而研制战略武器需要进行大量实验。但采用实爆实射的实验方法,将付出巨大的环境代价,面临重大的国际压力。为避免这些问题,美国首先在世界上尝试运用超级计算机进行战略武器模拟试验,得出的参数与通过实爆实射的效果基本相同。凭此“独门绝技”,美国在联合国唱起了“高调”,提出在世界上“禁止核实爆”,以保持它的世界“核霸”地位。

可以说,美国超级计算机水平有多高,其战略武器的水平就有多高。

超级计算机的另一个重大用途,是用于航天、航空领域的科学计算。美国为什么拥有世界最先进的导弹、卫星和飞机?重要原因就在于它有世界无二的超级计算机技术平台。

据统计,美国波音公司60%到70%的研发工作,就是通过超级计算机的科学计算完成的,美国先进军用战机的设计研制就更是如此。

超级计算机还可以进行精密的作战模拟,它可以根据现实情况预设成千上万种作战方案,然后通过计算和分析得出最优化的方案。运算能力越强,可以预设的作战方案越多,计算速度也就越快,分析结果也就越接近实战。

可以说,当今美国已将超级计算机应用到军事领域的每一个角落。

因此有人说:“美国的军事强国地位是‘算’出来的。”

美国人自己说得更直白:“我们美国的超级计算机主要用于战略武器研究!”

超级计算机不仅应用于军事科技,还广泛应用于现代社会进步的各个领域。毫不夸张地说,当今时代,没有哪一个学科像超级计算这样,在科学研究中运用得如此广泛、如此深入、如此前沿。正如计算机专家所说:“超级计算机算天、算地、算人,比如运用超算给大地做CT(计算机层析成像),可以又快又准地找到石油;运用超算分析人类基因,能够解读生命的奥秘;运用超算做风洞,设计的飞机可以飞得更快、更高、更省油……”

人类的现代生活,都与超级计算机发生着直接或间接的联系。

比如,运用超级计算机进行以水稻、玉米、生猪等为主要对象的基因工程研究,让粮食产量更高、味道更美、营养更丰富,使生猪长得更快、肉质更好,更有利于人类健康。

比如,超级计算机让各种新药研制周期从数年甚至十年缩短到一年以内甚至几个月,让需要化疗、放疗的癌症病人的基因检测过程由一两个月缩短为几分钟。

比如,超级计算机能在几秒内算出未来一周的天气情况,在一天内完成过去几年甚至几十年才能完成的计算工作,甚至可以预测地震、海啸等自然灾害。

比如,超级计算机可以完成让人们直呼“酷极”“过瘾”的动漫渲染。美国电影《阿凡达》《生化危机2》以及国产电影《关云长》、新版电视剧《西游记》等影视剧精彩绝伦的后期特效,都是超级计算机的功劳。

…………

超级计算机还被誉为人类探索自然奥秘的“天文望远镜”。它可以帮助人们更好地发现自然规律、理解自然规律、掌握自然规律,从而推动科学的进步。德国科学家彼得·格林贝格尔,借助超级计算机发现了“巨磁电阻”效应,使得小型大容量硬盘的问世成为可能,获得了2007年诺贝尔物理学奖。

超级计算机不仅能算过去、算现在,还可以算未来——

汽车、飞机、轮船制造如何改善空气/流体动力学结构,减少燃料消耗和噪声,提高防撞强度和乘坐舒适度?

如何防范和减轻气候变化带来的破坏?

如何寻找人类疾病治疗的革命性方法?

地震给人类的生命财产带来的危害实在太大,如何通过预警降低地震给人类带来的损失?

影响社会健康和安全的因素有哪些?如何应对它们?

如何突破地球物理学中的大数据处理与模拟,从而找到地球演变的规律?

天体是如何演变的?

高经济价值物质在哪里?它们的反应规律如何?怎样找到它们?

人类活动、社会发展到底有无规律,又如何找到它们的规律?

…………

这些涉及交通工具制造、气象预报、生物信息、地震监测、地球科学、天体物理、公共健康、材料科学、人类/组织系统研究等几乎涵盖科学研究的每一个领域和社会生活方方面面的科学难题的解决,都有赖于超级计算机的帮助。

换言之,当今时代离开了超级计算机,人类对高精尖科学问题的探索将举步维艰,甚至寸步难行!

随着人类认识的不断拓展和深化,尤其是现代大科学、大工程、大数据的出现,以超级计算机为平台的超级计算,在科技发展领域,已渐渐与科学理论、科学实验“并肩而立”,成为“支撑现代科技大厦三大支柱”之一,是国家科技竞争力的重要标志。

正如国际TOP500(前500名)排行榜编撰人之一、美国田纳西大学杰克·唐加拉教授所言:“全球研制运算最快超级计算机的竞争,与国家荣誉密切相关。因为这种超级计算机在处理与国家利益密切相关的国防、经济、能源、财政与科学等领域,发挥着巨大的作用。”

美国总统2005年曾咨询属下的信息技术委员会:“超级计算机有什么作用?”

该委员会是这样回答他的:“计算科学是确保美国21世纪战略地位的重要手段,而超级计算机是实现计算科学的最重要的载体。”

正因为这样,美国政府拼尽全力角逐这一战略技术制高点,形成了得天独厚的产业优势,并努力在这一领域领跑世界。

美国从研制出世界第一台数字计算机ENIAC后,在计算机领域的“霸主”地位始终无人撼动。在2010年之前,国际TOP500创建后举行的数十次颁奖大会上,荣膺前三名的全是美国、英国、日本等传统计算机强国的公司,而冠军头衔则几乎被美国囊括。

因此,我国的科学家把中国与世界大国在超算领域的竞争与角逐,喻为“高科技领域的上甘岭战役”。苏联专家的赌注

高科技直接决定着国家的前途命运,这个领域是没有硝烟的前沿战场。中国与世界强国在计算机技术领域的竞争与较量,是在极不平等的条件下开始的—— 1946年2月14日,当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教授莫奇利、讲师埃克特和现代计算机理论奠基人冯·诺伊曼举起香槟酒,庆贺他们研制成功世界上第一台电子管数字计算机时,中国当时的统治者蒋介石刚刚向他的爱将杜聿明下达了向中国共产党东北民主联军发起进攻的命令,内战进入白热化阶段。

1949年10月1日,“东方雄狮”在毛泽东“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成立了”的庄严宣告声中站立起来。然而,刚刚站立起来的“东方雄狮”,虽然有着庞大的骨骼,却还没有强劲的肌肉,依然显得有些瘦弱。

科学技术是让“东方雄狮”尽快健壮起来的最有效的“强身剂”。

1956年,国家计划委员会、中国科学院和其他有关部门联合制定了1956—1967年“十二年科学技术发展远景规划”,把电子学列为国家科技12项重点任务的第三项。计算机技术是其中的紧迫任务之一,为此成立了计算技术研究所筹备委员会,中国科学院数学所所长华罗庚担任委员会主任。

中国在世界上第一台计算机诞生20年后,终于吹响向计算机科学与技术进军的集结号!

这年秋的一天清晨,我人民海军东海舰队鱼雷快艇奉命出海巡航。辽阔的海面上笼罩着浓雾,一片朦胧。舰上官兵各就各位,睁大眼睛警觉地搜索着四周海面。

突然,官兵们发现左前方约一公里处有一可疑目标。我鱼雷快艇悄悄向目标靠近,十几分钟后终于透过迷雾隐约看见一艘快艇。“台军舰艇!”舰长判断,迅速发出战斗指令,“准备发射鱼雷!”

这时敌舰显然已发现我舰,快速掉转航向,转眼没入茫茫浓雾,逃之夭夭。

晚上,台军快艇再次出现。我鱼雷快艇再次出港迎敌,可刚刚发现目标,敌舰又在夜色掩护下迅速逃走了。

台军舰艇为何如此猖狂?那是因为他们抓住了我军装备的“软肋”。

新中国成立之初,根据国家“积极防御”的战略方针,人民海军重点发展海军航空兵、潜艇和鱼雷快艇。也就是说,鱼雷快艇是人民海军的主力装备之一。而当时的鱼雷快艇是从苏联进口的,它的鱼雷发射瞄准仪是一个机械式三角杆,只能用肉眼瞄准目标。这种瞄准方法,在航速极快、颠簸剧烈的鱼雷快艇上难以稳定精准,尤其在雾天和夜间,根本无法遂行作战任务。

我军鱼雷快艇要实现全天候作战,必须尽快研制出鱼雷快艇指挥仪:它基于计算机平台,能够根据雷达信号准确计算敌舰航向、航速、距离,并结合我舰航向、航速,准确计算鱼雷发射角度、发射时间等数据。有了它,鱼雷手只需根据这些参数发射鱼雷,便能准确击中目标,无论白天黑夜、雾天雨天,无论敌舰行踪多么诡秘,只要胆敢来犯,我舰官兵定能及时发现目标,并在第一时间将其埋葬海底!

鱼雷快艇指挥仪当时是国际先进军事技术,世界军事强国对华实行禁运,就连苏联“老大哥”都捂得紧紧的,其设计图纸连看都不让中国人看一眼,一切都必须自己去摸索、去创造。

海军司令部将研制鱼雷快艇指挥仪的重担交给了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工程学院(因校址在哈尔滨,又简称“哈军工”)。鱼雷快艇指挥仪将是我国第一台专用数字计算机,因此哈军工在接受这一任务时,不仅没有实验室,就连一台设备、一点原材料都没有,连见过计算机的教员也没几个,甚至知道计算机采用二进制的都屈指可数。

苏联“老大哥”派到哈军工海军工程系的专家,听说系里要自己设计制造专用数字计算机,一个劲地耸肩摇头,好心地劝道:“计算机不是谁都能搞的,要有苏联科学院列别捷夫院士这样的大专家才能动手,你们这些中国同志是不是想得太简单了?如果你们真想搞计算机,我建议你们还是先派人去苏联学习,然后走仿制的路吧。否则,我敢打赌,你们绝对搞不出来!”

这话传到学院院长刘居英的耳朵里,刘居英也和苏联专家一样摇着头说:“这些苏联‘老大哥’呀,忘性真大,他们忘了已经和我们赌过一回,而且输得很惨。又来和我们打赌,他们太不了解我军官兵了。”“老大哥”专家第一次和刘居英打赌,是在哈军工创建的1953年。军事工程学院创建后,工兵工程系招收的第一期学员中,有一名叫谭国玉的学员入学前只有小学文化程度,可当时在部队,他已经算个文化人了。加之他出身贫寒,7岁就给地下党送信,17岁参加东北抗日联军,与日寇浴血奋战;解放战争中他参加了辽沈、平津、衡宝等一系列战役,从东北一直打到广东沿海,多次立功,是第四野战军某部“老虎连”指导员。因此,部队坚持保送他到军事工程学院学习。谭国玉十分感激部队的关怀和器重,拍着胸脯向部队首长表态:“我一定发扬战争年代的战斗作风,保证‘人在阵地在’,坚决完成学习任务!”

可一到学校预科班学习,却发现自己对数、理、化一窍不通,上课听不懂,下课读不懂,头两个月测验,没有一门功课及格,编班考试,5门功课一共只得了7分(5分制)。

苏联顾问对学院招收谭国玉很有意见:“作为最高学府,怎么能招收小学毕业生呢?”苏联首席顾问奥列霍夫还对院长刘居英说:“这名学员将来肯定毕不了业。”刘居英却肯定地说:“他肯定能毕业。”奥列霍夫说:“那我们打赌。”刘居英说:“好,我们就赌一回。”

面对学习上的重重困难,谭国玉自己也有些畏惧了,坚决要求退学回部队。陈赓了解到这一情况后,把谭国玉叫到家里共进午餐,边吃边细声批评他说:“你口口声声‘人在阵地在’,实际上是啥也不在,给你创造了这么好的学习条件,不好好学习,还要求走。”谭国玉低着头说:“我怕以后学习越来越难,我日子不好过不说,还给部队丢脸。”陈赓突然严肃起来:“你现在要求退学,就不给部队丢脸了?你真不想给部队丢脸,就给我守住这个阵地,在学习上也打他个漂亮仗!”谭国玉既感动又惭愧,起身一个立正:“陈院长,我死也要死在这里!”

谭国玉以顽强的毅力重新投入学习。白天上课认真听讲,不懂就问,老师提问时,他总是第一个举手回答,从不怕当众出丑。晚上熄灯后,他一个人溜出宿舍,站在走廊、过道的灯下,或是躲在灯光暗淡的地下室、锅炉房学习。有时被队干部发现了“揪”回宿舍,他就躲在被窝里打着手电看书。那阵子他每天只睡三四个小时,眼睛熬成了熊猫眼,身上瘦成皮包骨。有两次,队干部凌晨起来查铺,见他床上空空的,找到地下室,发现他昏倒在冰冷的水泥地上。

在艰辛的汗水里,谭国玉的学习成绩不断进步。在文化补习班后期的一次数学测试中,他第一次得了个3分,接着化学、物理测验也都及格了。尽管在升学考试中,谭国玉仍有两门不及格,但学院领导依然决定让他继续留下试读一年。

陈赓再次把谭国玉请到家里,满怀期望地对他说:“本来按规定,两门不及格是要作退学处理的。但看你苦大仇深觉悟高,学习又刻苦努力,学院再给你一次机会,你可要好好珍惜呀。”

谭国玉被学院领导的信任深深地感动,守住学习阵地的决心更大了。他渐渐摸索出了一套行之有效的学习方法:注意弄懂基本概念和基本原理;边学大学课程,边巩固中学知识;笔记完整,小结及时……他的学习成绩突飞猛进。第一个学期期末考试,只有个别功课不及格;第二个学期期末考试,全部功课都及格;第三个学期期末考试,成绩开始出现4分;第四个学期期末考试,成绩开始出现5分;第五个学期期末考试,成绩全部4分以上;第六个学期期末考试,成绩全部5分。

任课教师对他的神速进步,既高兴又不敢相信。一次,在他考试得了5分后,又拿一张试卷让他考,结果还是5分。

苏联顾问团更是深表怀疑。此后,谭国玉每次考试,工兵工程系顾问克拉辛柯夫都到场“陪考”,最后他终于深信不疑了,高兴地对科主任说:“从谭国玉身上,我看到中国人民解放军是战无不胜的。”

最后,在铁的事实面前,苏联首席顾问奥列霍夫不得不向刘居英认输:“你赢了,我输了。你的学员真是了不起!”

刘居英笑着说:“我敢肯定地说,他们这回肯定还会输。”

陈赓听了这事,也鼓励电子管计算机研制小组:“别管他什么列别捷夫,我们干我们的!不一定都照着苏联的办,舰艇上落后的机械拉杆式指挥仪,一定要研制出新产品来取代它。经费、材料有困难,找院领导、系领导,让他们出面去解决。”

年轻教员柳克俊同样不信邪。1956年,先后完成清华大学本科、“哈工大”硕士学业的他,被陈赓点将到哈军工工作后,直接前往江南造船厂担任军代表,负责验收从苏联引进的五种舰艇指挥仪。苏联提供的关键设备进厂后,柳克俊仔细检查每种指挥仪时,发现大部分是二战期间用过的旧设备,技术性能不达标。柳克俊拒绝在验收单上签字。

苏联专家咄咄逼人地问:“为什么不签字?”

柳克俊理直气壮地答:“你们这是旧设备,性能不达标!”

苏联专家做出一副无奈状:“那你说怎么办?”

柳克俊指着手中两国签署的协议说:“按合同办事,换新的。”

苏联专家耍起了蛮横:“那不可能!”

柳克俊也不示弱:“那我坚决不签字!”

在柳克俊的坚持下,苏联专家只得把旧指挥仪打包运回国内,换来了新的指挥仪。

柳克俊也是哈军工较早接触计算机技术的教员之一。1956年,他从一本学术期刊上看到英国人正在搞计算机,便一下子被“这个神秘的东西”迷住了。还不知计算机是啥模样的柳克俊,对照着一篇科普文章,运用自己在本科和研究生期间打下的机电专业和自动控制专业理论,对计算机科学的世界展开了丰富的想象和深入的思考:算盘与计算机有什么区别?珠算口诀与计算机软件有什么联系?计算机中与算盘珠子对应的部件是什么?计算器是如何移位的?数据是如何输入机器中的……经过几个月的琢磨,他终于弄清了计算机的基本原理,并萌生了运用计算机技术制造鱼雷快艇指挥仪的念头。

1957年夏天,柳克俊作为翻译兼秘书,跟随以刘居英院长为团长的军事工程学院代表团,出访苏联、波兰、捷克斯洛伐克。在苏联,柳克俊终于看到了朝思暮想的计算机。“这个神秘的东西”像个巨大的磁场,紧紧地吸住了他的目光,让他流连忘返。

回到学院,柳克俊向系领导撰写了《关于发展舰用计算机,研究试制供快艇用的快速电子指挥仪的报告》。海军工程系主任黄景文、政委邓易非接到这位年轻人的报告非常激动,他们欣然批示:“柳克俊同志的报告,写得很好,同意搞。要有中国人的志气,一定要搞好,相信一定能搞好!”并迅速将报告上呈学院。学院领导也非常重视,在第一时间上报海军领导机关,并积极组织方案汇报,争取早日启动项目。

1958年4月,哈军工把鱼雷快艇指挥仪研制定为“一号任务”。

海军工程系为此召开专门党委会,成立了由系副主任慈云桂直接领导、柳克俊任组长、胡守仁任指导员,以胡克强、陈福接、卢经友、耿惠民、张玛娅、盛建国等为成员的“331”(后改为“901”)型电子管数字计算机研制小组。这是一支年轻的科研队伍,平均年龄只有25岁。直接领导这项任务的系副主任慈云桂,在课题组中年纪最长,当年也只有40岁;课题组指导员胡守仁,刚30出头;课题组组长柳克俊,则只有25岁。

散会后,主任黄景文、政委邓易非又把慈云桂留下,推心置腹地说:“老慈呀,这可是我们学院承担的第一个重大科研任务,我们不具备任何条件,什么都要从头开始,任务艰巨,你肩上的担子重、压力大呀!”

慈云桂起身立正,响亮地回答:“请主任、政委放心,再大的压力我也要扛着,一定要把机器搞出来!”“流亡者”之梦“书琴,好日子来了!”伴随着悠长的熄灯号,慈云桂推开家门,对着正在洗衣服的夫人琚书琴兴高采烈地说,“我终于等到这一天了!”

琚书琴抬头微笑着问:“啥事让你这么高兴?”

慈云桂喜不自禁地说:“我们系要搞专用数字计算机,用作鱼雷快艇瞄准仪,系里让我负责这项工作。如果搞成了,人民海军的鱼雷快艇就能实现全天候作战!”

琚书琴说:“这不正是你天天想、日日盼的事吗?”

慈云桂说:“是啊,我盼它都盼了二十年了,现在终于可以为国家、为军队做些实实在在的事情了。”

夜深了,家人入睡了,军营安静了。

慈云桂依然兴奋难抑,他坐在阳台上,看着一颗颗流星从天际划过,仿佛又看到那一个个从他身边离去后再也没回来的同学,耳畔又响起俯冲的战机那尖厉得扎人心窝的轰鸣声……

慈云桂夫妇

1917年10月,他出生于安徽桐城的一个耕读世家。他的故乡——外坂村,南望一汪清澈的湖水,北依一座高高的山冈,东临一条滔滔的大河,是个风景秀丽的鱼米之乡。慈家门前的两棵梧桐,笔直挺拔,树高参天,根须如龙卧地,冠似巨伞庇荫,树上长年有喜鹊驻窝。因此,周围人家都说慈家风水佳、门庭好,将来要出名人、发大财。

慈云桂的祖父是清末秀才,父亲虽然只念了四年私塾,此后终生务农,但他一生好学,深受邻里敬重。贤淑的母亲待人温厚,遇事克己,教子上进,对慈云桂影响很大。慈云桂自幼聪颖,5岁读私塾,7岁会写文章,8岁能作诗。他记忆力超人,《滕王阁序》教读一遍,便能一字不差背诵下来。9岁上小学直至初中毕业,每次考试都名列榜首,1936年以优异的成绩顺利升入安庆高中。

安庆高中是安徽省立重点中学,校园宽敞雅静,师资力量雄厚,学习氛围浓郁,老师个个奉公敬业、诗书满腹,学生人人创优、个个争先。哪知,正当慈云桂发奋苦读、日有上进之时,随着“卢沟桥事变”爆发,全面抗战拉开序幕,慈云桂开始了“流亡读书”的生活。

1937年8月,淞沪抗战爆发,日军飞机深入安庆狂轰滥炸。安庆中学被迫西迁,慈云桂和800多名高中同学南渡长江,步行数百里,来到江南九华山,借住在老百姓家里,艰难地继续学业。

12月,日军占领南京,发生了震惊中外的“南京大屠杀”。他所在的中学被迫提前期考,然后就地解散。慈云桂和同学们冒着敌机轰炸的危险,从九华山重返江北,步行几百里回到家乡桐城。

1938年春节刚过,他听说叔祖慈克庄受省教育厅委任,在皖南重镇至德县组建第四临时中学。于是,慈云桂又和同学们迎着鹅毛大雪,再次南渡长江。可仅在几个月里,芜湖、宣城、安庆、马当、小孤山相继沦陷,日军大举进攻大别山。第四临时中学又被迫转移,全校500多名师生步行千余里,辗转到皖南的屯溪镇。

哪知,不到一个月,日军又跟过来了。500多名师生怀着仇恨与眷恋交加的心情,一步一回头地离开故土,开始了向湘西转移的苦难征途。夏日的南方,骄阳似火。他们和成千上万的灾民手牵着手,队伍逶迤数十里,艰难地行走在崎岖泥泞的山路上。一路上,他们风餐露宿、忍饥挨饿,还经历了敌机的几十次轰炸,可谓尽历艰辛。

3个月,他们跋涉了3000多公里,从皖南重镇至德县,来到湘西洪江镇的一座破庙里。

3个月,与他同时从皖南出发的近400名同学,到湘西时,只有50多名了。慈云桂目睹了近百名同学离去的情景,他们有的倒在敌机的轰炸之下,有的倒在极度的饥饿里,有的被凶恶的病魔夺走了生命……几乎每一天都有同学和老师在他身边倒下,再也没有起来。

初到湘西的半年里,他几乎每天晚上都做噩梦,梦见敌机在头顶盘旋,敌机俯冲时那尖厉的声音在耳畔回响,然后一个同学倒下去,又一个老师倒下去……

每次梦醒后,他都不由自主地叹息一声:“要是中国也有很多很多先进的飞机多好啊,那样日本人的飞机就不敢来了,这些老师、同学就不会倒下,我们就可以坐在安静的教室里上课……”

渐渐地,这一声声叹息,在慈云桂心里凝铸为一个坚定的声音:“将来,我一定要成为一名航空专家,造出比敌人更多、更好的飞机!”

这个钢铁般的声音,促使他更加发奋读书。1939年7月,他从安徽省立临时八中毕业后,以优异的成绩考入西南联大航空系。可遗憾的是,正在他踌躇满志要投身中国航空事业之时,因长途奔波、长期流亡、身体虚弱,突然重病缠身,无力再长途跋涉前往昆明的西南联大报到。征得校方同意,慈云桂只能就近借读湖南大学。由于湖南大学没有航空专业,他只能改读机械专业,不久又改为无线电专业。

尽管此时湖南大学已从长沙西迁到湘西辰溪大山里,可日军飞机依然数次轰炸校园。他怀着坚定的报国意志抱病苦读,学习成绩依然出类拔萃,在学校中文、数学和英文等竞赛中,屡拔头筹,深受老师同学们的称赞。1943年,慈云桂以优异的成绩考取昆明清华大学无线电学研究所研究生,致力于微波理论与雷达技术研究。抗战胜利后,已研究生毕业的慈云桂随清华大学重返北京,被分配到物理系负责创建无线电实验室。正当他准备为发展国家无线电事业大干一番时,内战爆发了。

内战,让慈云桂明白:只有共产党领导下的中国,才能真正让中国人站立起来。

1949年12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军委命令组建大连海军学校,并面向全国选调教员。

慈云桂得此消息,感到自己“过去没有参加轰轰烈烈的革命斗争,现在应该参加到一个伟大的新建设中去,将来能留下美好的回忆,而无愧于子孙。祖国有36000多里海岸线,必须如毛主席说的‘一定要建设一支强大的海军’,因而参加海军是当前一个光荣而伟大的任务;而无线电、雷达又是现代化海军的重要科技,自己参加进去,必将随着海军事业的发展而取得很大的成就。坚信人民海军将来也会十分强大,自己科学技术方面的特长一定能够得到充分的发挥,有无限的发明创造机会和前途”。

于是,慈云桂于1950年4月告别自己学习工作了7年的母校清华大学,携妻儿离开北京,来到大连参与中国海军院校的建设。他为学校教学、科研打开局面做出了重大贡献,很快晋升为副教授,并被任命为通信系副主任。

哈军工成立典礼1952年,中央军委决定筹建哈军工。首任院长兼政委陈赓,亲自前往大连海校挑选老师,并点名要见慈云桂。1954年11月,慈云桂举家调到哈军工,他担任海军工程系首任雷达教授会主任。施展才华的舞台更加宽敞了,慈云桂为海军建设做贡献的理想也更加高远了。

1956年夏,慈云桂带领海军工程系学员到海军部队实习。一天,他与学员登上苏联制造的鱼雷快艇出海演习。

高速航行的鱼雷快艇发现预设目标后,艇长果断下达指令:“发现目标!瞄准!”

一名战士紧急操作机械三角杆计算机进行攻击数据计算,哪知接近目标了,他还没完成计算任务,错过了最佳攻击时机。

站在一旁的慈云桂把这一切都看在眼里:快艇航行速度快,海浪颠簸厉害,用肉眼观察计算,根本就来不及。白天尚且如此,夜间、雾天怎么办?今天这是演习,打不中目标,顶多算个训练成绩不合格。要是实战呢?那可是要舰沉人亡的,那可就是打败仗了!

从那时起,慈云桂就开始琢磨如何用现代化手段取代古老的鱼雷快艇三角瞄准器。

1957年夏天,慈云桂作为中国人民解放军院校参观团成员,随团出访苏联、波兰、捷克斯洛伐克,他见到了梦想中的计算机。看着计算机上那闪闪烁烁的指示灯,慈云桂嘴巴里不由自主地念叨着:“计算机啊计算机……”

回到下榻的宾馆,计算机那一排排指示灯还在他头脑中不停地眨巴眼睛,牵引着他的思维不停地运转——如何把计算机技术学到手呢?

1957年9月,慈云桂完成考察任务,搭乘国际列车返回祖国。列车在俄罗斯广袤的土地上奔驰,慈云桂的大脑也在不停地思索:计算机是当今世界新兴科技,无论如何不能落后于别人啊。

回国后,慈云桂立刻到图书馆查阅计算机资料,意外发现在美国无线电工程学会最新一期杂志上发表了一篇关于数字计算机的综合性论文,对计算机的过去和未来做了全面细致的分析、论证和预测。

读完论文,慈云桂的信念更加坚定:一定要把计算机技术应用到军队建设上,直接为提升我军战斗力服务!

现在机会终于来了,党组织把研制鱼雷快艇指挥仪的光荣任务交给了自己!

慈云桂默默地对自己说:“哪怕困难再多、肩上压力再大,就是压掉身上几十斤肉、压矮半截身子,也要把人民海军的鱼雷快艇指挥仪扛出来!”聂荣臻元帅哼小曲

满怀报国热情和创新欲望的慈云桂,就像一叶蓄足动力开始远航的风帆,乘风踏浪,奋勇疾进。

研制小组成员大部分是“计算机盲”。慈云桂说:“那些计算机专家也不是生下来就懂计算机。我们又不比他们笨,他们能成为专家,我们为什么不能?再说我们绝大部分同志来自雷达教研室,与电子计算机学科学缘相近,同属电子学这片‘水域’,熟悉‘水情’,容易举一反三、触类旁通。虽然搞科研不像打仗那样,凭着不怕牺牲的精神和压倒一切的气势,把枪一端、头一低,一鼓作气就能冲上制高点,但我们可以像攀登悬崖那样,虽然很难,只要找准了路径,就可以抠着崖缝往上爬,终会攀到山顶上。”

于是,“901”总负责人慈云桂、研制小组组长柳克俊、指导员胡守仁,与大家一块“一手拿着书本,一手拿着万能表”边学边干,一步一步地攀“悬崖”。

科研就像“鸡生蛋”,要想有“蛋”,就必须先有“鸡”。“蛋”不能无中生有、凭空而来。现在,研制小组渴望得到“901”电子管专用计算机这枚“蛋”,却没有“鸡”:实验室、科研设备、原材料……一无所有。“901”军用电子计算机研制现场

对此,慈云桂也很乐观:“世界上到底是先有鸡再有蛋,还是先有蛋再有鸡?生物学界争论了多少个世纪也没有定论。但不管是先有鸡还是先有蛋,这第一只鸡或者第一枚蛋,都是无中生有的。咱们‘901’计算机为什么就不能无中生有?”

于是,没有实验室,他们就借用系里的雷达实验室,开辟了这场攻坚战的第一块“根据地”。

计算机系统由运算系统、控制系统、存储系统、输入输出系统等部分构成。其中存储系统在计算机技术发展中具有里程碑意义,是传统计算器向现代计算机转变的关键技术,亦是计算机研制的重中之重、难中之难。没有它,计算机无从谈起。而研制它,哈军工根本不具备条件。

慈云桂亲自担任这一重大关键技术攻关人。为攻克这一技术高峰,他带领一队人马远赴北京,寻求“火力支援”。

慈云桂一行人,首先来到国防科委大院,走进了国防科委副秘书长安东少将的办公室。慈云桂说:“首长,我们正在研制鱼雷快艇指挥仪——‘901’专用计算机,可我们没条件,经验也不足啊。”

安东将军高兴地说:“你们承担的鱼雷快艇指挥仪项目,可是人民海军现代化建设的标志性项目。有什么困难尽管说,我能办的一定办!”

慈云桂汇报完情况后,安东将军拿起电话要通了国家科委副主任李强:“李副主任,我这儿有几名哈军工的同志,他们的科研遇到了一些困难,想向您汇报一下情况啊。您现在有时间吗?”

李强副主任爽快地回答:“有时间,有时间。哈军工的同志要来,我没时间也要挤出时间。”

在李强副主任办公室,李强又当着慈云桂等人的面给中国科学院张劲夫副院长打电话。张劲夫爽快地表示“一定全力支持”,并指示计算机研究所领导“尽最大努力给军事工程学院的同志提供帮助”。

中国科学院计算机研究所所长阎沛霖和其他所领导,一起在大门口迎接慈云桂一行。

从未谋面的慈云桂和阎沛霖,一见面便如老战友重逢,热情地拥抱。

慈云桂说:“阎所长,我们来给你们添麻烦了。”

阎沛霖说:“我们研究所的大门,随时为兄弟单位敞开,欢迎军工的同志们。你们有什么要求,尽管提。”

慈云桂说:“我们想参观一下在苏联‘老大哥’帮助下,你们正在研制的103小型通用计算机和104大型通用计算机。”

阎沛霖当即把他们带到研制现场,指示项目负责人:“军工的同志什么时候来参观,就什么时候参观。他们想看什么,就让看什么。他们问什么,你们就毫无保留地回答什么。”

慈云桂说:“我们想收集一些计算机方面的资料。”

阎沛霖把慈云桂等人领到资料室,对资料员说:“他们是军事工程学院的同志,他们想看什么资料,你们就拿什么资料,对他们不保密。”

慈云桂非常感动,紧紧握着阎沛霖的手连声说道:“谢谢、谢谢……”“慈教授,用你们部队上的话说,我们是一条战壕里的战友,都在为国家的计算机事业奋斗。”阎沛霖说,“现在国家这方面的基础还很差,只有团结协作,集中力量,才能办成大事,尽快赶上世界先进水平,国家十二年科学技术远景规划就是这样要求的嘛。你们有什么困难,不要保留,尽管提。”

心头热乎的慈云桂也不再客气,一股脑儿端出了自己的难处。阎沛霖也没把慈云桂当外人,倾己所有,全力相助。

慈云桂说:“我们军工研制计算机刚刚起步,几乎没有什么条件,困难确实很多,尤其是存储器研制难度非常大,我们在军工根本干不了,您看我们能不能……在你们所设计研制存储器?”

阎沛霖想了想,拍着慈云桂的肩膀说:“我看这样吧,就把你们军事工程学院的同志编为一个临时研究小组,和所里其他研究室一样的待遇,安排一个专用实验室,我们提供实验仪器、设备和工具,你们可以借阅各种资料、领取各种实验器材,参加包括学术活动在内的各种活动。包括你们的食宿,都由所里统一安排。”

计算机研究所的无私帮助,让哈军工人感到温暖、受到鼓舞,也更体会到肩负任务的沉重和紧迫。他们全身心地投入研制工作中,每天都要干十七八个小时,实验室、食堂、宿舍,是他们一日生活的所有空间。

计算机研究所的同志感慨地说:“从他们身上,我们看到了解放军顽强的作风!”

磁芯存储器终于研制成功。但研制整机的器材依然没有着落,这些电子元器件,都是紧俏物品,国家实行计划供应,而有些器材,军事院校并不在供应范围内,让慈云桂一筹莫展。这些情况,也不知从什么渠道传到了阎沛霖的耳朵里。

那天,阎沛霖特意来到临时研制小组,握着慈云桂的手说:“慈教授,我知道你们又遇到难处了。这样吧,你这两天计划一下,看你们‘901’机器需要多少器材,给我列个表,只要所里有,你要什么我给什么,要多少我给多少。”

就这样,慈云桂于1959年8月初带着研制小组返回哈军工时,不仅带回了大量资料、研制工具、关键测试设备磁芯测试仪、关键部件磁芯存储器,还带回了装配整台机器的元器件。

慈云桂带领磁芯存储器研制小组在北京顽强攻关期间,柳克俊、胡守仁等留在哈尔滨的同志,也紧锣密鼓地进行基本电路设计与实验及运算器、控制器逻辑设计。1958年5月的《工学》报记录了他们的攻关生活:“柳克俊、胡守仁等同志经过一个月顽强拼搏,终于把一架新型电子计算机的草图设计完成了。设计过程中,同志们每天工作12个小时左右,甚至把午饭、晚饭带到实验室去吃,星期六、星期天也钻进实验室里坚持工作……”

9月28日凌晨,“901”攻坚战的最后一役——机器实际算题拉开了序幕。

雷达科的领导来了,海军工程系领导来了……数十双眼睛紧盯着输出系统。不久,打印机吱吱响了。

慈云桂拿着打印纸仔细比对,高声宣布:“计算结果,全部正确!”

由中国人自己设计研制的第一台电子管专用数字计算机终于诞生了!

大家欢呼雀跃,尽情相拥,热泪盈眶。

学院院长刘居英少将听到消息,立刻赶到计算机实验室,指示研制人员对“901”再进行两天实算考核,断定性能稳定、结果可靠后,高兴地说:“立刻向党中央报喜!”

聂荣臻元帅在办公室里收到哈军工的报喜急电,朗朗有声地念道:

报聂总、黄总长、陈副总长、海司肖苏首长:

海军工程系自行设计、自行试制的“331”(后改为“901”)型舰用数字电子计算机,经三个月苦战,已于28日完成。经检验算题,证明成品完全符合要求。该机如装到我舰和潜艇上,将会很大地提高战斗力。特电报捷。

军事工程学院谢有法刘居英

九月三十日

聂荣臻笑眯眯地在电报上签了字,对身边秘书说:好啊,军工给国庆节送来一份大礼呀,快把电报给黄总长和陈副总长送去。

放下笔,聂帅像过去在战争年代每次签完报捷电报那样,站起身,背着手,在办公室里轻快地踱着步,嘴里念念有词:计算机,计算机……

然后聂帅坐在椅子上,手指轻轻弹着扶手,哼起了四川小调。

世界上第一台电子管数字计算机ENIAC问世后,英国模仿研制第一台数字计算机“曼彻斯特机”,用了两年多时间。苏联第一台电子管数字计算机NORC的研制,持续了五六年。

而我国第一台自行设计研制的电子管数字专用计算机,哈军工只用了不到一年时间!

这是名副其实的“中国速度”啊!壮士断腕

慈云桂率领大家完成“901”电子管专用数字计算机研制任务后,又在学院领导大力支持下,马不停蹄地向大型电子管通用计算机发起冲刺。1961年9月,大型电子管通用计算机研制攻克关键技术,研制工作接近尾声。

这时,慈云桂接到上级指示:随中国计算机代表团出访西欧。

在英国曼彻斯特大学,他被眼前的一台小小的机器惊呆了——它只有一个衣柜大小,但它的计算速度却是一间大房子甚至一层楼房才能容下的电子管计算机的数十倍,甚至上百倍!

它就是人类历史上第一台晶体管计算机——Meg!

慈云桂没想到世界计算机技术在“冷战”时代更新换代得如此神速!

1945年8月,美军轰炸机在日本广岛扔下的那个“小男孩”,爆出的惊天巨响,腾起的硕大无比的蘑菇云,炸开的无坚不摧的冲击波,让人类惊恐不已,又使那些政治强人惊羡不已。世界强国趋之若鹜,纷纷启动战略武器计划,开启了人类以战略武器竞赛为特征的冷战时代。

实施战略武器工程首先遇到的最大难题,就是大量复杂的数字计算。使用寿命短、功耗大、结构脆弱又体形“肥大”并且反应迟钝的真空电子管计算机,显然难负重托。

计算机技术的发展急需一种性能稳定、功耗小、使用寿命长而且体积微小、反应灵敏的新一代元器件。

1948年春,肖克莱带领两名助手,经过反复“失败后重新开始”,终于发明了体积、功耗仅有电子管数百分之一的新一代电子元件——晶体管,其形似一顶礼帽。因此,电子科学家把肖克莱的发明誉为“把大象装进魔术师的礼帽里”。

1952年,英国曼彻斯特大学从美国进口了一批晶体管,率先启动世界上第一个晶体管计算机工程“Meg”,徐徐开启了世界计算机新时代的大幕。

美国在晶体管计算机技术创新之路上虽没有捷足先登,却是突飞猛进。

1954年研制成功功耗约100瓦、体积为3立方英尺的全晶体管数字计算机TRADIC。

1956年推出存储容量4096个字、字长18位的晶体管化试验计算机TX-O。

1958年,美国飞歌公司生产出大型通用晶体管计算机Philco Transa S-2000。

同年,北美航空公司自动化分公司研制的小型晶体管计算机Recomp-Ⅱ也投入运行。

特别是1960年6月美国IBM公司(国际商业机器公司)为弹道导弹预警系统研制的晶体管计算机709TX,是当时世界上最强的数据处理机,广泛应用于导弹、火箭发动机、喷气式发动机、超音速飞机和原子反应堆的设计……

20世纪60年代初,“魔术师的礼帽”(晶体管)已完全成为世界计算机技术领域的“主角”,而这时的中国计算机技术舞台上,却依然热衷于“大象”(真空电子管)的表演。

中国计算机事业的起步比别人晚了10余年。晶体管计算机探索之路,别人已经走了近10年,推出了几代机型,而慈云桂还在带领大伙热火朝天地干着大型电子管通用计算机。

中国的计算机技术远远落后了!

那一刻,慈云桂心灵受到的冲击用他自己的话说:“就像脑袋里爆炸了一颗原子弹!”

返回下榻的宾馆,慈云桂顾不上吃饭,立刻坐到窗前的写字台上,向学院领导汇报了世界计算机的发展情况,建议立刻中止学院的大型电子管通用计算机研制工作,着手启动晶体管计算机项目。

信写完了,慈云桂依然心潮难平,凌晨2点多了还没有丝毫睡意,索性从床上爬起来,再次坐到那张写字台前,铺开信笺,写下了清秀的钢笔楷书:中国晶体管计算机设计方案……

两个多月后回国时,他不仅抱回一大堆技术资料,而且带回一个完整的晶体管体系结构和基本逻辑电路设计方案。

从北京乘火车回到哈尔滨,已是晚上7点多。慈云桂在家草草吃完晚饭,便抱着那些资料和研制方案上实验室了。走到电子工程系大楼前,他抬头看一眼楼上的计算机实验室,那里依旧灯火通明。上楼推开房门一看,只见电子管通用计算机项目组的同志,一个不少,全在加班。有的在测试,有的在焊接,有的在制图……大家都聚精会神地埋头工作。

同志们见慈云桂回来了,呼啦啦围过来,兴高采烈地向他汇报电子管通用计算机的项目进展。但慈云桂却不得不硬着心肠往大伙儿头上泼冷水:“同志们,我们现在做的是无用功啊。现在世界上已经进入晶体管计算机时代,我们搞的电子管通用计算机已经远远落后了。这个项目再干下去,只能给国家带来更大的浪费,必须立刻下马。我知道这些日子,大家加班加点赶任务,辛苦了。从现在开始别干了,大家收拾收拾,赶紧回家休息吧。咱们要赶快准备干新一代机器——晶体管计算机。”

对慈云桂的决定大家有些想不通:“大型电子管通用计算机项目,已经和用户签订了合同。我们下马了,拿什么向别人交差?”

慈云桂叹口气说:“没办法了,我去和他们谈,保证以后给他们一台更先进的机器,争取他们的理解。”

有人惋惜地说:“这台机器,再干一两个月就大功告成,就这么下马,真让人于心不忍啊。”

慈云桂说:“再难忍也得忍,咱们再不能为一台落后的机器而继续投入。过去的付出,就当买了个教训吧。”

那个晚上,慈云桂彻夜坐在阳台上,彻夜心痛如绞。这台机器,凝聚了他和同志们一年多的心血,现在让它下马,就像从他身上斩掉一只胳膊。可这只胳膊已经被蛇咬伤了,正在慢慢坏死,若不及时斩掉,其毒素可能蔓延整个身体,必须忍痛舍去。

让慈云桂没想到的是,一些领导不仅主张继续干完大型电子管通用计算机,而且不惜往他头上扣上一顶顶大帽子。“你这是公然与‘大跃进’唱对台戏!”“这是党中央交给我们的政治任务,岂能你说下马就下马!”

…………

对此,慈云桂很无奈,只能让别人爱怎么说就怎么说,而自己该怎么做还怎么做。

当然,反对的声音里,也不乏善意的提醒:“中国五年内根本不具备上晶体管通用计算机的条件。”

20世纪60年代初,中国的晶体管产业刚刚起步,产品量少质差,根本不能用于研制计算机。而国外对我国又严禁出口晶体管,国际市场买不到。前些年国内就有一家单位开始应用国产晶体管研制专用计算机。奋战两年把机器搞出来后,却发现性能极不稳定,几分钟就出一次故障,不是管子被烧坏,就是电路出毛病,根本不能使用。

但慈云桂有自己的想法:在晶体管计算机已经成为世界主流的今天,如果我们再左顾右盼、瞻前顾后,再不拿出迎难而上的气魄和胆略,中国计算机技术水平与世界先进水平将越拉越大,继而影响到整个国民经济,尤其是国防和军队现代化。至于兄弟单位对晶体管计算机探索的失败,只能算学走路的孩子跌倒了,只是一个教训,而不能就此断定他再也学不会走路了。再说,如果大家都不用国产晶体管,我国晶体管产业如何发展?而且他通过深入的调查分析,认为国产晶体管虽然目前还存在一些问题,但通过严格筛选和严格设计电路,还是可以研制出晶体管计算机的。

慈云桂的想法与聂荣臻元帅不谋而合。

聂帅听了慈云桂的汇报,不仅对慈云桂“壮士断腕”之举深表赞赏,而且还指示慈云桂立刻着手启动晶体管通用计算机工程。

聂帅深情地说:国家一系列战略武器工程正急需先进的计算机技术啊。你们没有管子,我给你们调,只要你们能尽快造出来,有什么困难,随时可以来找我。

把慈云桂送出办公室,聂帅亲自给哈军工刘居英院长打电话,下达死命令:军事工程学院要尽快研制出晶体管通用计算机!

学院院长刘居英也对慈云桂说:“经费问题,你不用考虑。院里支持你,你就大胆地搞吧。”

吃了一颗定心丸的慈云桂,胸腔里回荡着创新的澎湃激情。

晶体管通用计算机研制是一场名副其实的攻坚战,需要一支专业底蕴厚实、整体实力强大的研制队伍。可经历“901”电子管专用计算机研制的队伍,大部分在继续进行“901”应用研究,能加入晶体管通用计算机攻坚的人员十分有限。

慈云桂的当务之急是组建一支坚强有力的科研团队。

他组织“诸葛亮”会,公开求证晶体管通用计算机研制方案。一天,求证会上来了一名陌生的年轻人。

慈云桂眼睛一亮:他不是研制小组成员,却来参加晶体管通用计算机研制方案研讨,说明他有志于这个事业,起码对计算机感兴趣。更让他感到意外的是,当大家讨论到晶体管计算机字长、尾数和解码问题时,这名年轻人竟然站起来发表了自己的观点,而且发言有理有据。

讨论结束,当这名年轻人准备离开时,慈云桂走到他面前笑着问:“小伙子叫什么名字?那个系的?”

年轻人回答:“我是五系504教研室助教孟庆余。”

慈云桂说:“我看你刚才谈得很好,愿不愿意和我们一起干这个事?”

孟庆余一听,脱口而出:“我非常愿意!”

慈云桂说:“那好,以后开会我就请你参加。”

简短的几句对话,让孟庆余从此对计算机魂牵梦绕。他这个五系的助教,在四系的计算机专业一干就是18年。

慈云桂甚至把选人的目光投向大学尚未毕业、学院准备“拔青苗”提前安排上岗当教员的年轻人身上,把其中几名佼佼者要到自己团队担当重任。

就这样,慈云桂睁大那双慧眼,在哈军工宽敞的校园里四处扫描,不拘一格地搜罗科技人才,组建起中国第一台晶体管通用计算机攻坚队伍。

1962年3月5日,也就是慈云桂随团访英回国4个月后,在电子工程系计算机教研室成立了由十几名年轻教员组成、系副主任慈云桂直接领导的晶体管通用计算机研制小组。研制机型代号为“441B”。

虽然研制队伍中有部分同志经历了“901”电子管专用计算机的锻炼,但对于搞晶体管大家依然很陌生,还是“孩子学走路”。而且我国的晶体管起步于“大跃进”时期,还处于试生产阶段,质量确实很差,用它来搞计算机,无异于“孩子在泥泞地上学走路”。

慈云桂形象地说:“在泥泞地上学走路,关键是两点:一是要解决胆量问题,要勇于把步子迈出去;二是力求把每一步走稳当,尽量少摔跤,力争不摔跤。”

为给大家壮胆,慈云桂鼓励设计人员发扬“三敢精神”,即敢想、敢说、敢干,不能缩手缩脚,要大胆把身子往前扑。

为把步子迈稳,他要求大家严格遵循聂荣臻元帅倡导的“三严原则”,即严肃的态度、严密的组织、严格的要求,尤其要强调机器的可靠性和稳定性。

基于上述指导思想,慈云桂为“441B”攻关制定了“严格把关+大胆创新”的战略战术。

慈云桂(中)与“441B”部分研制骨干国产晶体管质量参差不齐,他们就对晶体管逐一进行严格检测,尤其是老化筛选,从“矮子中挑高个”。在此基础上,对系统总体设计与逻辑设计、基本电路设计、实验与定型、结构生产与装焊工艺、模型机研制与考机等各系统、各环节,步步为营,严格把关,力争最优化,争取零缺陷,以确保整机质量。

落后的国产晶体管,能否设计出先进的基本电路呢?这既是国内计算机领域争论的焦点,也是中国能否研制出自己的晶体管计算机的关键,亦是最大难关!

谁能担此重任呢?康鹏电路

1962年,北京的春天似乎比往年要来得晚一些。往日,古朴幽雅的清华校园,当第一缕春风吹过,便开始春芽萌动,满园春意盎然。可这年已是春深时节,依然一片萧条,不见往日幽静里生机荡漾的景象,静得仿佛一下子回到了远古,宽敞的校园一片沉寂。

校图书馆旁,一名中等身材、面庞俊朗的上尉军官,在白杨树下不住地徘徊。他时而抬头对着灰蒙蒙的天空长叹一声,时而低下头颅,把沉重的叹息砸向水泥地面,那双明亮的眸子里写满忧郁。

他叫康鹏。1937年出生于山东微山湖畔,是军事工程学院第四期学员。他本科尚未读完,便迎来了“大跃进”。哈军工为实现人才培养“大跃进”,盲目扩招学生,原有的教学力量难以承担沉重的教学任务。学院为迅速壮大师资力量,特意在高年级学员中“拔青苗”,挑选一些优秀学员,让他们提前毕业当教员。

康鹏生性聪明,又勤奋好学。上课时,教员讲解的内容,他大部分已通过自学弄懂弄通,听课时他已经在思考更深层次的问题,而且十分专注,常常下课铃响了,同学们都离开了,他还一个人呆呆地坐在教室里。因此,他学习成绩突出,尤其精通电子技术,成为师生心目中的“怪才”,在哈军工名气很大。康鹏不仅理所当然地被“拔青苗”,而且组织上为让这株“青苗”快快成长,特意把他送到清华大学进修计算机专业。

康鹏最欣赏我国新儒学奠基人熊十力的一段话:“故有生一日,皆创新之日,不容一时休歇而无创,守故而无新,使有一息而无创无新,即此一息已不生矣。”哪知,康鹏带着“多学一些计算机知识,将来为国家计算机技术创新发展多做贡献”的远大理想来到清华园没几天,就赶上清华大学批判“资产阶级学术权威”,学术专家们接受“教育”,课停了,图书馆关门了,学术活动停止了……

来这里学习深造的康鹏,成了整日无所事事的“浪荡子”。

这时,身后突然有人叫他:“康鹏!”

康鹏停下踌躇的脚步,心生纳闷:自己在清华园一无同学、二无同乡,居然有人认识自己?

他慢慢转身一看,只见哈军工电子工程系副主任慈云桂教授笑吟吟地站在那里:“慈教授,您怎么也在这儿?”

慈云桂说:“我来找你呀。”

康鹏还有些不解:“这么大个校园,您怎么知道我在这儿呢?”

慈云桂指着一旁紧闭大门的图书馆说:“让我来猜猜你此时此刻的心思吧。现在这里正在批‘资产阶级学术权威’,没老师上课,实验室也关了门。你想到图书馆去,哪知这里也有锁将军把门,你进不去,就只能在这里打转转了。康鹏,我说得对不对?”“还是慈教授您了解学生。”康鹏脸上滑过一丝苦笑,“现在学院情况怎么样?”“哈军工也在批‘资产阶级学术权威’,但情况比这里稍好些。”慈云桂介绍说,“尤其是我们电子工程系,正准备干一个大项目,是聂帅亲自下达的任务呢。”

康鹏迫不及待地问:“什么任务?”

慈云桂说:“干我们中国自己的晶体管通用计算机,这可是世界新一代计算机技术呀!”“太好了!”康鹏听了,脸上的阴霾荡然而去,但接着又一声叹息,“咳,真后悔来了清华,计算机没学上,又错过学院的晶体管计算机研制。”“我今天从哈军工赶到这里,就是来找你商量这个事的。”慈云桂紧紧握着康鹏的手,充满期待地说,“我已经和学院及清华大学有关部门商量过了,准备让你提前结束这里的进修,回去干‘441B’晶体管通用计算机,你干不干?”

康鹏心里忙不迭地回答“我干,我干”,却一时激动得说不出话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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