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府行为与农业发展:1927~1937年湖北农业政策研究(txt+pdf+epub+mobi电子书下载)

作者:姚顺东

出版社: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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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行为与农业发展:1927~1937年湖北农业政策研究

政府行为与农业发展:1927~1937年湖北农业政策研究试读:

绪论

一 国内外研究现状分析

1.近代农业发展状况研究

在中国经济史研究中,近代农业经济是最有争议的论题之一。关于中国近代农业经济的争论最早可以源溯到20世纪20年代,由于世界经济危机的影响,长期遭受资本—帝国主义入侵和国内战争摧残的农村经济日益凋敝。在此情况下,1933年,中国知识界掀起了一场白热化的关于中国农村社会性质的大辩论。此后,关于中国近代农村经济的学术争论此起彼伏,学者们分别从不同的角度得出了迥然不同的结论。代表性的观点主要有三种:一是“农业经济衰退论”;二[1]是“农业经济增长论”;三是“停滞论”和“内卷论”。

第一,“农业经济衰退论”。自20世纪20年代一直到80年代,中国内地学者和日本学者基本上持此观点。他们认为中国农业经济从鸦片战争时期一直到20世纪上半叶呈衰退趋势,主要表现为农民一般依然沿袭着传统的手工劳动方式和古老的耕作方法,地权日益集中于少数人手中,传统家庭副业生产崩溃瓦解,城市无法从乡村取得粮食转而依赖进口,农产品及手工业品出口下跌,农村金融枯竭,农民普[2]遍贫困,生活水平下降,越来越多的农民被迫离开农业和农村。诚如张瑞德所描述的,“此一时期的农业危机,并非只是传统时期暂时性的生存危机,而一系列持续发生的脱序现象,大规模的省际移民、饥荒、农民入城行乞、妇女坠入风尘、父母出售子女、乡村失业人口增加、负债情形普遍等事件,在过去不常发生,但是此时却成为普遍[3]的现象。”当时以陈翰笙、钱俊瑞、薛暮桥、孙冶方、吴觉农、孙晓村、冯和法为代表的中国农村经济研究会,开展了大量的农村调查,运用阶级分析方法,通过实地调查材料,揭示中国农村中的封建剥削和各阶级关系。他们认为,帝国主义的入侵和地主的剥削是导致农业危机和农村衰落的主要根源。20世纪80年代后,学者章有义、刘克祥、吴慧等基本赞同这一观点,但也提出了新的看法。章有义指出,近代农业总产量有所增长的结论也许是可信的,但人均产量和单位面积产量增加的论断难以令人相信。中国农业生产力的发展于18世纪达到顶峰,后转入停滞状态;19世纪以后直至近代,农业中虽然出现一些新因素的萌芽,但所起作用微不足道,不可高估中国近代农业生产力新因素中的作用。卢锋、王天奖、魏丽英、符长泉、万振凡、吴存浩、郑庆平等也分别论述了近代农田单产下降、农业不发展及其[4]原因。

第二,“农业经济增长论”。与前相反,台湾学者王业健、日本学者河地重造以及大部分西方学者持增长观点。据王业健研究,从清初至1933年,中国人口增加了大约3倍,因而他由此推断,在粮食进[5]口极其微少的情况下,中国农业生产获得了增长。日本学者河地重造则认为,中国农业在30年代所能达到的单位面积产量,实际上比[6]当时的美国还要高出许多。西方学者珀金斯、马若孟、费维恺等认为,中国近代农业是发展的。珀金斯指出,“从明初到1949年,中国人口增加了七至九倍,而农业产量增长的比例也约略相等。”马若孟认为“1870~1937年间中国农民在不降低生活水平的条件下养育着膨胀的人口,为不断扩大的城市经济提供了动力,向城市输送了粮食[7]和工业用作物。农户的生活水平有了轻微的改善”。

20世纪90年代以来,国内学者开始趋向于认为近代农业有所发展。吴承明指出20世纪以来粮食总产量仍是增长的,于1936年达到高峰;他认为中国近代农业生产力仍然有所发展,生产方法也有所变化,发展甚慢,但基本上还能适应人口增长的需要。吴柏均、邓亦兵、徐秀丽、庄维民、唐文起、刘克祥等分别论述了无锡、北京、河北、山东、江苏、东北等地农业的发展及局限。王方中通过对农村地价涨落的研究,指出在20世纪最初30年内地价上涨,与农业生产情况较好,农产品价格上涨有关;从1931年开始,农村地价大跌,这主要是因为土地收益减低。徐秀丽等通过对近代冀鲁豫三省粮食生产的研究,认为19世纪中后期由于长期战乱和严重的自然灾害,粮食生产(包括总产和亩产)均趋减低;19世纪八九十年代后农业逐渐复苏;20世纪头30来年,由于若干新式农业技术的引进,及政府采取了一些鼓励农业发展的政策……粮食生产持续增长,亩产量逐渐回升,农业效益较好;20年代末以后,受世界经济危机和国内战乱及天灾的[8]影响,农业生产全面萎缩,到1935年时才有所恢复。目前,农业生产增长论在中国学术界似乎占了上风。李金铮则认为,近代中国农业[9]生产力可概括为“相对发展,绝对落后”。

第三种观点则是介于衰落论和增长论之间的“过密型增长”论和“农业生产技术停滞论”。这类学者认为近代中国农业并没有经历技术上和制度上的真正变革。农业产量的提高,是以单位工作日边际报酬递减为代价,不过刚刚跟得上人口的增长。农业产量的提高并不是技术发展的结果,而是由于劳动力投入的增加。虽然单位面积的产量[10]增加了,但是单位面积的单位人工产量却下降了。

据张丽分析,上述三种观点中,“农业衰退论”的很多研究中的论据多来自于事实的“文字”描述,总体上是文字描述证据多于数据分析证据。由于大部分研究缺少定量分析,没有给出一个量化的指标,致使研究中的很多事实描述显得零乱、孤立、缺乏整体性。事实上,许多事实描述的确有政治意识形态下的有意选择之嫌。总而言之,“衰退”二字不能反映出近代中国农村经济状况的全景。“增长论”对于中国近代农村经济的看法又显得过于乐观。由于许多观点是在间接资料和假设推理上建立起来的,缺乏对农业生产资料的直接分析,一些观点显得太宏观化和理论化。增长论学者着重于近代农业商品化和专业化的研究。他们认为农民进入市场是为了追求利润并从近代农业的商品化和专业化中得到好处。但是由于他们没有在微观水平上对国际贸易和城市工业发展下的农户经济行为进行具体的研究,因而给人造成一种论据不充分的感觉。至于“过密型增长论”和“停滞论”,将鸦片战争后的中国农业放进14世纪以来的中国传统农业发展中去研究,容易给人造成一种“中国近代农业经济与宋元以后的中国传统农业经济没有本质的区别”的错觉。实际上19世纪末和20世纪初的中国农村经济已不能和明清(清中期)时期的传统农村经济同日而[11]语;它已经脱离了中国农业经济原有的传统发展轨道。在上述评价的基础上,南开大学张丽提出了新的观点,认为,“衰退论”“增长论”“停滞论”或“内卷论”都不能完整地解释1840~1949年的中国农业经济,应用“非平衡化与不平衡”来刻画1840~1949年的中国农村经济。即传统经济秩序受到强烈冲击,旧的经济平衡瓦解,新的经济平衡却没有建立。1840~1949年的中国农村经济有着那一时期中国社会动荡不安的强烈烙印。鸦片战争后中国传统农业经济体系的瓦解和新农业经济体系建立的失败是中国近代农业经济发展的主导特性。掺杂着“增长”“衰退”“停滞”“内卷”等各种特征,一直到1949年,中国农村并没有建立现代农业经济体系。就像当时的整个中国社会一样,这一时期的中国农村经济也处在转型期,也像当时整[12]个中国近代社会一样,中国近代农村经济的和平转型没有成功。

我们认为:不论是“增长论”“衰退论”“停滞论”“内卷论”,还是“非平衡化和不平衡论”,由于他们各自所引用的统计数据不同,而产生于近代中国的真正现代意义上的统计所导致的统计数据欠准确,所以研究者得出不同的结论自然也是情理中事。“衰退论”者更多着眼于二三十年代中国的农业危机这样一个较短的时段而得出的结论,同时也是近百年来中国备受西方侵略民族危机日趋严重情境下,出于民族义愤将其作为动员民众工具的产物;“增长论”则是现代西方学者从一个较长时段运用经济学理论对上述问题反思的结果,当然不免为西方辩护的立场;而“停滞论”和“内卷论”与前述两者的差别,则是在上述两者争论的基础上,引用了西方经济学的“增长与发展”的概念,对近代中国农业经济趋势的一种解读。“平衡论和非平衡论者”则运用西方经济学的均衡分析方法对近代中国农业经济特征进行了解读。一般而言,现代经济增长主要有三种源泉:一是消费,二是投资,三是对外贸易。从近代中国来看,城市消费水平的提高,现代工业投资的增加和对外贸易的发展,理应是近代中国经济增长的动因。当然在一个动荡的社会里,经济增长不能达到其潜在的增长水平,极大地影响了近代中国经济的增长。农业作为一种特殊的产业,有其自身的运行规律。就近代中国来说,城市和工商业的发展以及对外贸易的发展,为农业的发展提供了动力。从学理上说,近代中国农业应该得到发展。只不过,传统农业只是一种糊口经济,即使有所增长也不能得到很好的体现。尤其是传统农业的抗自然风险和市场风险能力较差,20世纪二三十年代的中国农业正好处于严重的自然灾害和史无前例的全球性经济危机的双重夹击下,险象丛生,更容易让人得出农业危机和衰退的结论。此外,中国面积辽阔,各地经济发展极不平衡,沿海与内地、山区与平原差异很大。由于历史传统、地理位置及外来影响等原因,同样是内陆地区,四川、湖北各不相同。这在某种程度上更增加了农业经济的复杂性。因此,加强区域农业经济史的研究,有助于我们更加客观地恢复历史的原貌,了解近代中国农业发展的概况。2.近代农业经济政策研究

随着政府的近代化转型,政府在近代社会尤其是经济增长中的作用日益凸显。正如刘易斯所言:“没有一个国家不是在明智政府的积极刺激下取得经济进步的,同时经济生活中也存在着这么多由政府弄出来的祸害。”因此在中国近代农村经济特别是农业生产的发展过程中,国家政权扮演了一个什么样的角色,政府颁布实施了哪些政策,自然也成了学术界研究的重要问题。

早在20世纪20~30年代,国外各种现代思想和学说纷纷传入中国;农民运动和土地革命的开展;世界经济危机的冲击造成中国农村破产,农业危机日趋严重,学术界兴起中国农业问题研究热潮。

朱子爽编的《中国国民党农业政策》(国民图书出版社,1940),从文本到具体实施,对中国国民党农业政策进行了考察,为后人研究提供了基本史实。翟克《中国农村问题之研究》(广州国立中山大学出版部发行,1933)第十章介绍了民国以来的农业政策,主要对国民政府设立的农业机构、颁布的农业法规及改良农业的措施作了说明。

相关的专题论文有《一年来复兴农村政策之实施状况》(《农村复兴委员会会报》第2卷第3期)、童玉民《农业政策总论》(《中华农学会报》第101~102期)、翟克《中国农业政策之实施》(《农声》第160期)、邵元冲《中国之经济建设与农业政策》(《建国月刊》第3卷第6期)、张霞瞻《中国促进农业之政策》(《中华实业界》第2卷第2期)、唐启宇《中国农业政策简论》(《中华农学会报》第78~79期)、邵元冲《中国之经济建设与农业政策》(《商业杂志》第5卷第7期)、邵元冲《农矿部公布之各种农业法规》(《中华农学会报》第84期)等,对当时政府颁布的农业政策进行了介绍和评价。

除了综合农业政策问题外,各种专题政策也受到学术界的关注。土地政策成了当时研究的一个热点问题。仅南开大学经济研究所收集的专著就有102部,专题论文达251篇。主要著作有:《中国土地政策》(中国地政学会第五届年会论文集1939)、朱子爽《中国国民党土地政策》(国民图书出版社,1943)、黄振钺《土地政策与土地法》(中国土地经济学社,1949)、吴文晖《中国土地问题及其对策》(商务印书馆,1943),吴英荃《中国土地问题教程》(国防政工局印,1948)。祝平《中国土地行政与土地立法之进展》(出版时间及地点不详),共四章,对国民政府土地行政的嬗变及土地立法的进程作了粗略的介绍。日本学者长野郎著陆璞译的《中国土地制度研究》对中国“土地制度的沿革、土地分配及所有权问题、土地的整理、土地课税、佃农制度”进行了专题研究。陈翰笙在《现代中国之土地问题》(1933)中指出全国土地兼并及集中趋势严重。但当时全国六省的调查则得出相反的结论。专题论文方面,《地政月刊》第一卷第十二期刊出了《农村复兴与土地问题》研究专号;在第三卷第一期又刊出了《土地法》研究专号。张心一《中国佃农问题的一点材料》(《统计月报》第2卷第6期)记载了立法院统计处在1929年进行了全国土地状况的调查材料。萧铮的《一年来之中国土地改革运动》(《中央日报》1935年1月8日)、《中国今日应采之土地政策》(《地政月刊》第1卷第11期)、南柯《中国土地政策之历史的发展过程》(《新农村》第6期)、董汝舟《土地政策与中国土地问题》(《建国月刊》第8卷第5期)、《中国土地问题与土地政策》(《经济旬刊》第2卷第10期)、齐耀东《中国历代土地政策述略》(《北平大学学报》第1卷第2期)、王琪《农村复兴与中国国民党之土地政策》(《地政月刊》第1卷12期),对中国土地政策进行了探讨。

时人对租佃制度有两种不同的见解:一是认为租佃制度是一种不合理的生产关系,应该废除;一是认为租佃制度有继续存在的需要,[13]仅需改善其制度而不必全盘推翻。国民政府主计处统计局编《中国租佃制度之统计分析》(正中书局,1942)对民国时期的田产权分配状况、租佃制度概况、租佃制度的存废及国内有关耕者有其田的政策立法状况进行了探讨。刘大钧的《我国佃农经济状况》(上海太平洋书店,1929)汇集了前北京政府经济讨论处对晋、浙、鄂、湘、粤、桂等省的佃农制的实地调查资料。第一至第四次《中国劳动年鉴》记载了各省的佃农情形。《中国经济年鉴》开辟专章对佃农制度的问题及各地情形作了全面而详细的叙述。全章共分上下两编。上编是全国租佃制度总纲,下编是各省租佃惯例述略。司法行政部于1928年印行的《民商事习惯调查报告录》第二编,汇集了各省的租佃契约及习惯的资料。专题论文马寅初《中国租佃制度研究》(《经济学季刊》)分析了浙、苏、湘、鄂、粤、桂、沪等省市的二五减租法规及土地法对于佃农的规定等。相关论文还有郑震宇《中国之佃耕制度与佃农保障》(《地政月刊》第1卷第3、4期)、陶因《我国佃农保护法规的批评》(武汉社会科学季刊5卷1期)、陶因《中国各省佃农纳租方法及租额概况》(《农情报告》第3卷第4期、第6期)、重生《我国农民情形及佃农制度应有之补救》(《地政月刊》第1卷第4期)、蔡树邦《近十年来中国佃农风潮的研究》(《东方杂志》第30卷第10号)等。

田赋作为政府收入的重要来源之一,自然受到学者们的关注。晏才杰的《田赋刍议》是时人关于田赋问题的权威之作。该书分概论、近代田赋概略、政府最近整理田赋之计划、评论中外人士整理田赋之意见、著者的意见及结论等六章。朱偰教授指导中央大学经济系同仁收集江、浙、赣、皖、豫、鲁、粤、川、鄂9省40余县的田赋执票及串票,并以此为线索展开了进一步调查,编成《田赋附加税调查》,实为田赋研究的一种重要资料。在《田赋附加税之繁重与农村经济之没落》(《东方杂志》第30卷第22期)一文中,作者阐述了田赋附加税对农村经济的影响。相关专题论文还有李作周《中国的田赋与农民》(《新创造》2卷1~2期)和《最近中国农民负担的田赋》(《中华月报》第1卷第6期)、成凤彩《中国田赋之积弊及其整理办法》(《中国经济》第2卷第6期)、胡雄定《中国田赋之现状及其整理》(《中华月报》第2卷第4期)、中国银行研究室《各省田赋鸟瞰》(《中行月刊》第7卷第1期)、陈翰笙《中国农民担负的赋税》(《东方杂志》25卷19期)、吴培均《各省市田赋概况》(《地政月刊》第1卷第3期)、李如汉《中国田赋高度的新估计》(《地政月刊》第1卷第3期)等。此外还有农业金融及农业教育的相关研究。伍玉章的《中国实施农业合作金融的十年计划》(《合作月刊》第2卷第9、10期)、唐启宇《中国农业金融制度及其实施方案》(《中华农学会报》第74期)、陈家琪的《我国近三年来农村金融机关之概况》(《南大半月刊》第152、153期)对中国的农业金融进行了探讨;《各省乙种农校每年经费数及学生数表》《各省甲种农校每年经费数及学生数表》《各省农校总数表》(《中华农学会报》第3卷第8期)和《全国农业学校概况表》(《教育公报》第4卷第9期),调查了当时各省的农业学校的学生数及经费;吴元涤的《吾国农业教育之缺陷及改革方法之商榷》(《中华教育界》第8卷第1期)、邹秉文《民国十年之农业教育》(《新教育》第4期)、唐启宇《四十年来之中国农业教育》(《农业周报》第2期)对近代中国的农业教育进行了探讨。

新中国成立以后,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对于以往政府的经济政策的研究,学界过于渲染其反动性,过于渲染政府对农村的压榨剥削。[14]新中国成立后至1989年,虽然中国经济史研究取得了可喜的成绩,[15]但对农业史的研究仍相当薄弱。20世纪90年代以来,农业史的研究逐步受到重视,学者们也开始涉足于历届政府的农业政策。朱英《晚清经济政策和改革措施》(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1996)是我国第一部通篇研究经济政策的力作,作者着力于晚清政府经济政策的研究。该著认为清政府的农业政策产生了一定的积极影响,促使中国传统农业开始向近代农业转化,对晚清政府的农业政策做出了积极的评价。此后朱英和石柏林合著的《近代中国经济政策演变史稿》(湖北人民出版社,1998)着眼于全面地考察和剖析整个近代中国经济政策的发展演变。该著对晚清以来历届政府的农业政策进行了分析和评价,但由于受篇幅的限制,未能面面俱到。徐建生、徐卫国《清末民初经济政策研究》(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徐建生《民国时期经济政策的沿袭与变异(1912—1937)》(福建人民出版社,2006),上述两书在对清末民初经济政策进行了探讨后,作者又对民国时期北洋和国民党两政府的经济政策进行了连贯和整体的研究,突破以往将两者截然分开的研究模式,通过对政权性质、机构裁设、制度废立、人员去留、政策来源、政策思路等的分析,揭示两者之间既有沿袭又有变异的内在联系。但是上述两部著作都只是对农业政策进行了简单的介绍和评价。陆仰渊、方庆秋主编的《民国社会经济史》(中国经济出版社,1991)一书以中国经济近代化的历程为线索,对各个时期执政当局有关的经济政策和纲领计划进行了分析。郭文韬等从农业科技、农业教育、农业推广等方面,认为政府对于推进农业发[16]展和现代化起了重要作用。

除了对全国的农业经济政策研究之外,学者们也开始关注地方政府的农业经济政策。苑书义对政府在农业现代化过程中的历史作用进[17]行了积极的评价。庄维民对山东地区做了深入的区域研究,他首先肯定了清末新政以来政府在农业技术改进和推广方面的成效,但也指出由于发生在有限的地域和领域,远未能使近代农业发生整体性的[18]变革和进步。台湾学者张玉法的《山东的农政与农业(1916—1937)》探讨了政府的农业政策及其对山东农业的影响,叙述了1916~1937年山东农业的情况,他列举当时当地的农政机关和农业团体,并认为山东其时的农业改良,诸如改良品种或引进新作物、提供技术与资讯等等,几乎完全由政府主导,以政令推行。这个时期农业的发展,又是承续前一时期(1860~1916)而来,所采取的各种改良措施,并非全无影响,无疑地带来了农业收入的增加。吕芳上就江西的农业改良进行了探讨,他指出,抗战前江西的农业改良工作,是当时省政的一项要务,有关机关纷纷设立,除了负有复兴农业的积极任务,更带有政治意味。其中如农业院的设立宗旨,是谋求改进生产技术、改善农民生活,事实上只在植物种植、动物繁殖、农业经济、[19]农业教育等方面,做了一些工作。

关于本期经济政策的专题论文有:陈梅芳的《试论十年内战时期国民党政府的农村经济政策》指出国民党固然有对付中国共产党的一面,但并不像传统所说的为了装扮门面,曾经花了一定的精力来从事土地改革和救济农村,但失败了,其原因主要是竭力维护大土地所有制和大土地所有者的利益,缺乏保障其实施的基层政权力量以及政治经济不统一。邱松庆也对此一问题进行了论述,认为南京国民政府为了稳定局势、巩固统治、增加财政收入,先后颁布和实施了一系列有利于恢复与振兴农业生产的政策与措施,取得了显而易见的成绩,农[20]业生产得到了一定程度的发展。郑磊从1928~1930年旱灾后关中地区种植结构的变化发现,政府开始有效地介入地方经济生活,先是严厉禁止农民种植鸦片,但考虑到烟农的生计,又大力推行优质棉花的种植。抗战爆发后,为了满足战时对粮食的特殊需求,又减缓棉花的发展势头,促进农民大量种植粮食作物。这一变迁反映了国家利益和小农利益的平衡和协调,也表现出国民政府在履行国家职能方面胜[21]过以往任何王朝。这篇文章从国家政权与农业经济互动的视角进行分析,为经济发展中国家与社会的关系的研究提供了一个范例。

近年来,一批硕博士论文开始对近代中国的农业经济政策进行了专题探讨,主要有刘椿的《中国近代农业现代化研究——以南京国民政府时期农业政策为中心》(南京农业大学博士论文,2000),该文选取了土地制度、农业税收、农业信贷和合作运动三种政策进行探讨,认为此一时期近代中国的农业和农村社会在极其恶劣的内外环境中向现代化大大地迈进了一步,但对国民政府的农业经济政策缺乏整体的观照。王合群的《浙江“二五减租”研究》(华东师范大学博士论文,2003)、雷芳的《论南京国民政府的农村合作运动》(河南大学硕士论文,2002)、曹明的《南京国民政府初期的〈土地法〉研究》(东北师范大学硕士论文,2004)、杨柳的《南京国民政府的农村复兴运动——截至抗战前的考察》(西北师范大学硕士论文,2005)、郭从文的《南京国民政府农业推广政策研究》(华中师范大学硕士论文,2005)、李均的《南京国民政府统治初期农村金融与农村经济发展关系研究(1927—1937)》(西南财经大学硕士论文,2005)等,对国民政府的某一农业专题政策进行了探讨。3.近代湖北农业经济政策研究状况

20世纪二三十年代,学者们对湖北省农业经济展开了研究,主要成果有:1936年金陵大学农业经济系受中国农民银行的委托所做的系列调查,如《豫鄂皖赣四省之租佃制度》《豫鄂皖赣四省之土地利用》《豫鄂皖赣四省之典当业》,为后人研究湖北农业提供了相关资料。此外,本期湖北省政府、学术机构及个人的调查报告也为本课题的研究提供了重要的史料。湖北省政府联合农本局、资源委员会、中央农业实验所、金陵大学、武汉大学、南京中国银行、中国农民银行、平汉铁路管理局、湖北省政府建设厅、湖北省农村合作委员会、湖北省银行、湖北省地政局等机关,于1937年3月20日成立湖北省农村调查委员会。先从农产丰富、交通便利之武昌、汉阳、嘉鱼、大冶、鄂城、黄冈、浠水、蕲春、黄陂、孝感、云梦、汉川、应城、安陆、应山、随县、钟祥、京山、天门、沔阳、潜江、监利、江陵、荆门、宜城、枣阳、襄阳、光化、谷城、当阳等30个县着手调查,自4月1日至8月中旬,工作大部分完成。调查范围约占全省面积之半,动员县区乡之干部及下级工作人员参加者达3万余人。该项调查为后人研究当时湖北农村社会经济留下了珍贵的史料。1934~1935年,中国农民银行委托金陵大学农业经济系对豫鄂皖赣四省农村经济进行了系列调查,内容涉及土地利用、租佃制度、典当业等各个方面,尤其还对豫鄂皖赣四省进行了比较研究,实在难能可贵。1935年,张培刚以一名学者的身份对家乡黄安成家庄的农家经济进行了精细调查。该调查以论文的形式陆续发表在《益世报》的农村周刊上,全文共分一般生产要素、农业经营状况和农家收支的分析三部分,为后人精确地描述了湖北成家庄农家的生产和生活状况。此外,陈赓雅的《赣皖湘鄂视察记》,以一名记者的身份记录了当时的湖北农村经济状况。当代学者萧铮主编的《二十年代中国大陆土地问题资料》收集了当时对湖北农村经济的研究著作及调查报告,主要有:程理锠的《湖北省之农业金融与地权异动之关系》、缪启愉的《武昌田赋之研究》、贾品一的《湖北省办理土地陈报之经过》、李若虚的《大冶农村经济研究》、范守荣《湖北省之土地利用与粮食问题》、潘沺的《黄冈县之租佃制度》、周世彦的《咸宁土地分配之研究》、陈家鼎的《宜昌沙市之地价研究》、李若虚的《湖北省大冶县实习调查日记》、张维光的《汉口武昌实习调查日记》、赵巨恩的《湖北财政厅实习报告》、缪启愉的《武昌鄂城等县调查日记》等。内容涉及当时湖北的农业金融、田赋、土地分配及利用各方面。上述研究为本书的研究提供了重要的参考资料。

介绍此一时期湖北农业状况的相关论文主要有:鲍幼申《湖北省经济概况》(《汉口商业月刊》第1卷第3~5期)、《鄂省农业经济状况》(《中外经济周刊》第178期)、徐正鉴《湖北省农业状况》(《农业推广》第5期)、穆严《湖北农村经济之概况》(《政治月刊》第1卷第1期)、《鄂省农村经济衰落》(《经济旬刊》第2卷第10期)、《湖北黄梅县农业经济状况》(《经济半月刊》第1卷第2期)、《咸宁农业经济概况》(《中外经济周刊》第223期)、潘鸿声《鄂北农业与农村概况》(《农业周报》第2期)、任安《鄂省枣阳之农村经济概况》(《农业周报》第2期)、《湖北农民生产生活概况调查》(《湖北农矿月刊》第3~6期)、《应城县物产状况及行销情形》(《工商半月刊》第2卷第20期)。此外还有《湖北农民融通资金之方法》(《中外经济周刊》第114期)、《湖北县市乡农会一览表》(《湖北省农会报》第4卷第2期)、《鄂北八县整理田赋暂行办法》(《地政月刊》第2卷第9期)、《鄂整理田赋》(《地政月刊》第2卷第8期)、《鄂清理田赋废除苛杂办法》(《中行月刊》第9卷第3号)、《田赋附税及摊派——湖北》(《农村复兴委员会会报》第12号)、庄张华《湖北田赋概要》(《地政月刊》第1卷第9期)、《湖北省各县原有正附捐税调查》(《地政月刊》第1卷第6期)、《湖北省各县地价调查》(《地政月刊》第1卷第6期)、左泽生《湖北农民离村问题》(《湖北农村合作》第2期)、金觉凡《改良湖北农业之建议及回音》(《农林新报》第10期),这些研究主要涉及农民融通资金的办法、田赋、农民离村等问题。

新中国成立后,湖北地方史的研究备受学者关注,取得了丰硕的成果,就通史性著作而言,主要有湖北省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编著的《湖北省志》系列(湖北人民出版社,1992~2002)和章开沅、张正明、罗福惠主编的《湖北通史》(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1999)。其他各种成果举不胜数。但是就本书选题范围而言,至今学术界关注仍然甚少。据笔者所知,涉及“南京国民政府时期湖北的农业政策”这一主题的著作主要有:陈钧、张元俊等主编的《湖北农业开发史》是一部研究湖北农业史的重要著作。该书近现代部分把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结合起来论述,对国民政府的农业政策进行了探讨,作者指出,国民党政府为了巩固统治,在加强对广大农民掠夺的同时,不得不做出“改良”和“复兴”农村经济的种种姿态,相继颁布和实施了一系列[22]政策和法令,以此来缓和农业危机。湖北省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编著的《湖北省志·农业》认为民国时期历时38年,在这期间,湖北省境内由于战争频繁,自然灾害连年不断加上封建制度的残酷剥削,到民国末期,农村经济趋于全面崩溃的境地,农村贫困现象严重,农民[23]生活极为困苦。田子渝、黄华文合著的《湖北通史·民国卷》(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1999)探讨了国民政府时期湖北的农业。他们认为,在抗战前十年,尤其是1935~1937年湖北省的社会经济建设取得了较大的发展,达到了民国时期的最好水平。但他们都没有对这一时期湖北省政府在农业现代化中的角色问题作专门的、深入的探讨。值得注意的是,宋亚平的《湖北地方政府与社会经济建设》是一部专门探讨湖北省地方政府在地方经济建设中的角色和地位的专著。该书认为,湖北地方政府在新政期间对于农业经济领域一系列改革措施是比较积极的,特别是希望采取发展农业科技教育、提高农民知识素质、革新农具、改造农业生产结构等办法来推动传统农业向近代化转变的[24]思路无疑是正确的。辛亥革命100周年之际,宋亚平等又对清末民[25]初的湖北农业进行了新的探讨。

近年来,民国时期湖北的专题农业政策受到了学者们关注。黄长义、徐凯希讨论了南京国民政府和湖北地方政府在汉江流域农业改良措施,指出这些措施使处于困境中的汉江流域农村经济得到短暂的恢[26]复,为全民族抗战准备了一定的物质基础。李铁强从田赋的地位、征收过程及其弊端等方面对1927~1937年南京国民政府时期湖北田赋问题进行了探讨,认为,湖北省政府整理田赋的努力基本上归于失败,这一方面反映出政府行政能力的低下,另一方面也说明农村[27]传统势力仍然是一支阻碍中国农村现代化步履的力量。张泰山对1927~1937年湖北田赋额进行了考察,认为此期湖北田赋征收成数及实征数量低于北洋政府时期;他还以湖北省为例,从分析田赋征收[28]人员的结构和素质入手来探讨田赋征收中的问题。魏文享对南京国民政府时期湖北省的农会组织进行了探讨,指出农会组织在农业建[29]设及乡村控制两个方面具有重要作用。官互进对1890~1992年近[30]百年湖北农业中等学校的发展历程进行了梳理。王蓉对1927~1949年湖北省的公立农场进行了探讨,指出:1927~1949年,湖北省境内的公立农场体系已比较完整,其组织形式虽有多种,但目标仍比较统一,由初期比较单纯的改良生产,逐步发展为改良生产与改进[31]农村同时并举,成为国民政府乡村建设的重要途径与方式。

近年来,许多硕博士论文也开始对民国时期湖北地方农业经济史进行探讨。任晓华《晚清以来湖北省农业土地利用时空变化研究》(武汉大学2004年博士论文),对晚清以来湖北的土地利用状况展开了研究,指出1873~1933年湖北耕地面积不断增加,土地利用呈现明显的商品性特征。民国以来,湖北的农业得到短暂的恢复和发展,人民的生活条件也得到了一定的改善。江满情《论湖北省政府在现代化中的主导角色(1929—1936)——以财政为中心》(华中师范大学2000年硕士论文)从财政角度探讨了湖北省地方政府在现代化中的角色,认为在这8年中,湖北省政府已具备一定的政府能力,在现代化过程中一定程度上发挥了主导作用。但是湖北省政府这一主导角色的扮演尚不十分出色。王奎《合作社组织与乡村社会变迁——以1931—1945年湖北省农村合作运动为个案》(华中师范大学2004年硕士论文)从国民政府开展的农村合作运动的角度探讨了合作运动对湖北乡村的影响。周群《清末民初湖北地方社会经济的变更》(华中师范大学2005年硕士论文)则对清末民初湖北地方政府的农业政策及其对乡村社会的影响进行了探讨。李秀霞《论北洋政府时期湖北的农政与农业》(华中师范大学2007年硕士论文)比较详实地探讨了北洋政府时期湖北地方政府的农业政策及其对农业的影响。

台湾学者李国祁、张朋园、张玉法共同主持的“中国现代化的区域研究”,对地方政府在现代化中的角色研究影响深远。这些研究虽以现代化立论,但在选材与分析时仍带有明显的政治偏向性。其中,苏云峰《中国现代化的区域研究:湖北省(1860—1916)》一书认为湖北农业受到政府的关注极少,投资有限,未发生根本变革;农民收入少,生活条件差,但有关民国的研究时段很短,只有短短的5年。[32]苏云峰《政局与财政的互动关系:以抗战前期湖北为例》一文,阐述政治和财政二者之间的互动关系,得出“北洋军阀是压鸡挤卵,[33]武汉政权是杀鸡取卵,国民政府养鸡取蛋”的结论。在《湖北的政治现代化》一书中,苏云峰探讨湖北自清末至抗战前的政治演变。在台湾中研院近代史所举办的“抗战前十年国家建设史学术研讨会”上,他宣读的论文《抗战前十年之湖北政治与社会》,介绍了这10年间湖北省政治与社会发展的情况。

韩国学者田炯权著《中国近代社会经济史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专辟一章论述了“清末民国时期湖广地方的农业生产力和生产关系”,该书指出至少在1937年中日战争以前湖南湖北稻谷生产地区的农业生产力并未停滞不前,而是持续发展了,但该书所使用的资料大多反映的是民国时期湖南农业的情况,对于清末民初湖北农业经济状况研究甚少。

总之,综观上述研究,学界对于农业经济政策的研究的确取得了可喜的成绩,为本课题的研究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但仍存在以下不足:

一是宏观性的全国农业经济政策研究较多,而中观和微观的地区性农业政策研究较少。

二是目前的研究主要是侧重对政府颁布的法律、规章进行文本考察,而对其政策执行缺乏较为深入的考察。

三是研究的理论与方法还有待进一步加强,有必要引入政策科学、制度变迁等相关理论来丰富农业经济政策的研究。

二 选题缘由及意义

1.选题缘由(1)区域史研究的勃发

20世纪70年代后,美国研究中国史的学者将研究的焦点从过去的“整体研究”转到地方史的研究上,逐渐走出从前简单地将中国视为单一实体进行“整体研究”的误区,引发了将中国史研究在空间上[34]加以分解的“地方史”研究浪潮。这种研究热潮在我国也引起了极大的反响。尤其是进入80年代后,中国区域史研究得到空前的发展。其成就之一就是各省份通史或断代史,尤其是近代史的大量问世。关于区域农业、农村经济发展和农民心态的研究著作主要有:章有义《明清徽州土地关系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4)、曹幸穗《旧中国苏南农家经济研究》(中央编译出版社,1996)、秦晖等《田园诗与交响曲——关中模式与前近代社会的再认识》(中央文献出版社,1996)、段本洛等《近代江南农村》(江苏人民出版社,1994)、丛翰香主编《近代冀鲁豫乡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5)、杨新才《宁夏农业史》(中国农业出版社,1998)、周晓虹《传统与变迁——江浙农民的社会心理及其近代以来的嬗变》(三联书店,1998)等。通过对中国近代区域史研究的大致浏览,我们发现这一史学分支学科不仅有了为数众多的成果,而且正呈现出十分强劲的发展势头。不过,在发展过程中亦存在一些倾向和问题。在作为研究对象的区位选择方面不平衡。在省份方面,人文社会科学相对发达的沿海和沿江地区的地方史研究成果较多,而对内陆省份的相关研究则很薄弱。本书选取传统农业较为发达的湖北进行探讨,试图弥补上述研究之不足。(2)现代政府角色重要性的日益凸显

随着政府的近代化转型,政府在近代社会尤其是经济增长中的作用日益凸显。政府对经济发展作用的表现之一就是实行正确的决策。[35]政府政策对经济增长的重要性无论怎么强调也不过分。正如诺思所说:“国家的存在是经济增长的关键,然而国家又是人为经济衰退[36]的根源。”因此作为国家存在形式的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自然也成了学术界最为关注的问题。目前学术界对于中央政府经济政策的研究较多,主要有朱英《晚清经济政策及改革措施》、朱英、石柏林《近代中国经济政策演变史稿》、徐建生等《清末民初经济政策研究》、徐建生《民国时期经济政策的沿袭与变异(1912—1937)》等专著和一些学术论文;而对于地方政府的经济政策研究较少。此一时期,由于南京国民政府在中央与地方的权限划分上实行均权主义,地方政府在国家权力构成中也占有相当的地位。因此,探讨地方政府在现代化中的角色是研究中国现代化史所不可或缺的部分。但目前史学界对地方政府在中国现代化中的作用的探讨却十分不够。本书的写作便是希图在这一方面有所补益。2.意义(1)理论意义

一个国家或地区经济的发展变化和兴衰起伏,固然受到自然、政治、社会和市场等多种条件和因素的制约,有其自身的规律,但政府的经济政策起着极为关键的作用。经济政策是经济史研究的核心问题之一。目前学术界对于中央政府经济政策的研究较多,而对于地方政府的经济政策研究较少。实际上,中央政府的经济政策很大程度上依靠地方政府去执行,同时地方政府在执行中央政令时根据本地区的实际也颁布了许多政令,因此地方政府的经济政策应是经济政策课题研究中的应有之义。对于地方政府经济政策的研究,目前的学术界主要在部分地方史研究著作中有所涉及,并且主要集中于现代的工商经济政策的研究,而对于农业政策的研究十分薄弱。因此,本课题选择湖北省这一地方政府的农业政策进行较为系统的研究,探究地方政府在农业政策上所扮演的决策角色,尤其是政府部门如何形成有效的决策、贯彻执行的方式、政策效应和影响以及在推动地方经济发展中的作用,对于丰富区域经济史和农业史研究的宝库,具有较为重要的理论意义。(2)实践意义

农业是人类衣食之源、生存之本,是国民经济及其他部门赖以发展的基础。在当今社会中,农业仍然起着提供民生粮食、保护生态环境、维护国家安全的重要作用。在农业经济发展的过程中,政府扮演着极其重要的角色。目前历史上的“三农”问题研究方兴未艾,学术界对于“三农”问题的由来、发展状况都进行了较为深入的研究。但是人们过多地把研究的焦点集中于中央政府,那么地方政府在地方经济发展中应当承担什么角色?其颁布的一系列经济政策对于近代地方农业经济发展又起了什么作用?是推力还是阻力?诸如此类问题均值得探讨,且意义重大。重新审视20世纪二三十年代湖北省地方政府的农业经济政策,总结其利弊得失,不失为一项极具现实意义的研究。

三 研究主旨和结构安排

政府对经济的作用至为关键。正如诺斯所言,“国家的存在是经济增长关键,然而国家又是人为经济衰退的根源。这一悖论使国家成为经济史研究的核心。”政策是政府作用于经济的工具,而近代中国是一个农业大国,农业经济政策自然成为经济史研究的题中应有之义。本书选取1927~1937年的湖北省为个案,在查阅历史档案和各类历史文献资料的基础上,试图复原当时湖北农业经济政策的原貌;结合国内外学者对湖北农业经济史的研究成果,运用政策科学和制度分析方法,揭示出湖北农业经济政策的利弊得失,总结和发掘出一些对今天的农业现代化建设具有启迪和借鉴意义的经验和教训。

本书共分绪论、主体和结语三大部分。

绪论部分主要阐述国内外研究现状分析、选题缘由及意义、本研究主旨和结构安排、研究方法及资料来源。

主体部分共八章。

政策制定和实施离不开特定的环境。本书第一章主要从近代以来湖北农业发展条件、湖北农业发展水平来探讨湖北农业经济政策的环境。主要回答近代以来湖北农业的发展条件,并对近代以来湖北农业发展水平进行大致的估计。我们认为:本期湖北农业经济政策的实施环境极其恶劣:一是政局极其不稳定。国民政府面临来自中国共产党和桂系势力的强力挑战;二是史无前例的世界性经济危机的爆发和全国农村的普遍衰败;三是自然灾害频繁,尤其是1931年和1935年的大水灾及1934年的大旱灾,给湖北农业以沉重的打击。在此历史条件下,湖北农业迫切需要政府的干预,以恢复农业生产、救济农民和建设农村。

当时湖北的农业政策的文本内容如何?究竟出台了哪些政策?本书第二章从文本层面对国民政府时期的湖北农业经济政策进行了宏观考察。在对本期国民政府及湖北地方政府的农业经济政策的制定和颁布状况进行概略描述后,着重分析农业经济政策的内容。我们认为,在政策设计上,国民政府及湖北地方政府在极其艰难的环境下,鼓励开垦荒地,扩大耕地面积;对采用科学方法、新式机械、改良品种等活动进行奖励;加强对农业科学技术的研究与推广工作,试图增加农业生产。除了对农业生产活动进行直接干预外,国民政府及湖北地方政府还对农业的运销环节进行调节,恢复和发展仓储事业,实施农业关税政策,调节农产品价格,保护农业生产,甚至直接设立农产运销整理处,实行农产运销的部分统制。针对当时农业金融枯竭的现象,政府试图建立现代农业金融体系,以调剂农业金融。此外,政府开始注重农田水利建设,以提高农业的自然风险的水平。尤为值得注意的是,本期的土地政策和农业税收的改革,试图为农业发展提供基本的土地制度和税收制度,促进农业发展。

政策的执行离不开人力和财力的支持。第三章和第四章分别从人力和财力两个方面分别回答了这两个问题。人力支持的集中体现为组织机构的设立。组织机构是政策实施的主要载体。第三章对本期各种农业专门机构的设置及发展演变进行了考察,我们认为各种农业专门机构的设置,为农业政策的实施提供了最基本的组织保障,但是,组织机构因时、因地而设,结果也必然带来政出多门、机构相互推诿、下级机构执行困难等诸多问题。尤其是农业组织机构的“倒金字塔形”结构和下层机构执行人员的素质极大程度上影响了政策执行的效果。而这一切,毕竟是现代政府进行了恢复和发展农业生产的艰辛尝试,当然也反映出现代政府自身转型的不成熟。在此问题上,我们不能过分的谴责前人。一定的资金支持是农业政策执行的物质基础。第四章对湖北省政府对农业的投入进行考察。主要回答的问题有:湖北地方政府的农业投入来源有哪些?主要用途是什么?我们认为直接的财政投入和现代信贷支持,维持了各种农业机构的运转和农田水利建设、农业技术研究和开发等部分农业建设事业的开展。由于本期国民政府和湖北地方政府的财政极其拮据,导致农业投入严重不足。不仅如此,政府为筹措本已极其有限的资金,也只能运用苛捐杂税和直接摊派等非常手段开辟财源,这又成了近代农民负担加重的一个重要原因,也是后来民众抛弃国民政府的症结所在。

农业发展离不开政府的政策支持。其中土地、税收、农田水利等公共建设政策尤为重要,本书第五至第七章分别论述了这一问题

第五章对土地政策进行了探讨,主要回答的问题有:国民政府及湖北省地方政府对于土地问题是如何认识和处理的?出台了哪些政策?其政策绩效如何?在维护农村基本秩序的前提下,国民政府和湖北地方政府对土地政策进行了适度调整。我们认为,国民政府一直重视土地问题,并且有贯穿始终的土地政策。孙中山的“平均地权和耕者有其田”的思想,始终是民国土地政策的纲领和核心。国民政府推行“二五减租”,试图调整业佃关系;兴办利用合作社,试图利用和平手段解决土地分配问题;创办集团农场,鼓励大农经营,试图地尽其用,提高土地利用水平。国民政府推动土地改革更大程度上是基于维护政权稳定和获得民众认可的政治目标,这与地方政府着眼于获取更多的财政收入,以解决其财政拮据的经济目标相冲突,结果导致土地政策绩效极不理想,土地分配不均状况并没有得到多大改善,租佃制度也未得到改良,土地利用状况更不理想。

第六章对田赋改革的缘起、内容、进程及成效进行了考察。田赋改革,关系着地方政府的财政收入和农民的切身利益。本期湖北省在国民政府的强制推动下,进行了田赋制度的改革,举办土地测量、土地陈报、土地推收等土地整理活动;整理田赋税目、调整田赋税率、改良田赋征收。田赋改革,使得湖北地方政府的财政获得了一定程度的增长;并没有减轻农民负担相反加重了农民负担;国民政府稳定社会和巩固政权的目标未能实现。

第七章则主要回答湖北地方政府在农业生产和经营方面进行了哪些干预活动?其效果如何?本期的国民政府与湖北地方政府,恢复和创办农业试验机构,进行农业品种改良和技术改良活动,为推动农业发展提供技术支持;开展棉花掺水掺杂取缔活动,创办商品检验,提高农产品品质和市场竞争力,开创性地为农业生产提供质量保障体系;发展农田水利事业,为农业生产提供公共基础设施;恢复和发展仓储事业,创办新式农仓,调节粮价,试图建立农产品价格支持体系及救济灾荒;开展合作运动,在农村试图通过新型农业组织的合作社创办,建立农业生产、运销、金融体系,对农业生产进行强力的组织干预,合作运动取得了一定的绩效,融通了农村金融,进行公共基础设施建设,部分解决了单个农民无力解决的问题,推动农业技术改良和进行农产运销改革,提高了农民收益。但是仍然存在诸多问题。

最后对本期的农业政策进行评估。

第八章综合考察南京国民政府初期湖北农业政策的绩效、存在问题及其原因。我们认为,湖北农业经济政策总体上取得了一定的绩效,推动了湖北农业的近代转型,农业生产获得了一定的恢复和发展,但是农村依旧贫穷,农民的生存环境仍然艰苦。

结语主要归纳本书的观点及研究的历史启示。

四 研究方法及资料来源

本书主要采用的研究方法有三种:

一是历史文献法。我们到湖北省档案馆、图书馆,查阅有关湖北省农业经济史的相关档案及文献资料,尽可能多地收集有关湖北省农业经济史的资料,力图完整复原湖北农业经济政策的全过程及原貌。

二是政策科学研究方法。农业经济政策作为一种政策,本课题拟运用政策科学的理论和方法,对湖北省农业经济政策进行分析,力求客观公正。

三是制度经济学中相关理论与方法。南京国民政府初期农业政策相对于以前政府而言发生了哪些制度变迁?本课题运用制度经济学的相关理论进行了分析和论证。

资料来源主要有以下四类:

第一类是档案史料。

湖北省档案馆珍藏的大量丰富的农业档案史料以及台湾中研院近代史所档案影像资料为本课题研究提供了坚实的档案史料。

第二类是官方文献史料。

主要有南京国民政府实业部主编的《实业公报》、湖北省政府秘书处主编的《湖北省政府公报》、湖北省建设厅主编的《湖北建设月刊》;湖北省农矿厅主编的《湖北农矿月刊》、中国经济年鉴委员会主编的《中国经济年鉴》《中国经济年鉴续编》《中国经济年鉴第三编》(商务印书馆,1935、1936)等

第三类是时人及当今学者的研究资料,如冯和法主编的《中国农村经济资料》和《中国农村经济资料》(续编)(上海黎明书局,1935),李文治、章有义主编的《中国近代农业史资料》、严中平等编的《中国近代经济史统计资料选辑》、许道夫编的《中国近代农业生产及贸易统计资料》等。除了全国性的农业统计资料外,更为重要的是当时金陵大学受中国农民银行委托对豫鄂皖赣四省所做的系列调查、1937年湖北省政府对全省所做的全面而较为系统的调查及其他团体和个人所做的调查,为本课题的研究提供了十分丰富的资料。

第四类是报刊史料。《中央日报》《大公报》《申报》《工商半月刊》《中国农村》《中国经济》《中国经济评论》《武汉日报》(1927~1937)等报刊提供了丰富的农业史资料。

本研究力图创新之处:

一是研究内容的创新。从国内外的研究现状来看,目前学术界在经济政策史的研究中,存在两个方面的明显不足:中央政府的经济政策研究多,地方政府的经济政策研究少;工商业政策研究多,农业政策研究少。本课题选取南京国民政府初期的湖北农业经济政策作为研究对象,力图弥补以上两个方面研究的不足,在研究内容上有所创新。

二是研究方法的创新:本课题是一个综合性较强的项目,其内容涵盖历史学、政治学、经济学等多个领域,因此研究者综合运用历史学、政治学、经济学等跨学科的研究方法,力图恢复南京国民政府初期湖北省农业经济政策的变迁原貌,并对其政策的实施及其绩效进行评价。注解:[1] 有关近代中国农业经济的研究情形,张瑞德、张丽、陈意新、李金铮等学者进行了较为系统的学术梳理,本小节有关近代农业发展状况的学术研究梳理主要参考了以下文献:张瑞德:《中国近代农村经济的发展与危机——晚近一些论题的评述》,台北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近代中国农村经济史论文集》,1989;张丽:《关于中国近代农村经济的探讨》,《中国农史》1999年第5期;《非平衡化与不平衡——中国近代农村经济》,《南开经济研究》2006年第6期;陈意新:《重新认识民国时期农业经济——对中国学者近年著述的评论》,《中国学术》2000年第1期;《美国学者对中国近代农业经济的研究》,《中国经济史研究》2001年第1期;李金铮:《二十年来中国近代乡村经济史的新探索》,《历史研究》2003年第4期。[2] 陈翰笙等编《解放前的中国农村》1~3卷,中国展望出版社,1985~1991;冯和法编《中国农村经济资料》和《中国农村经济资料续编》,黎明书局,1935;范苑声:《中国农村经济社会研究》,神州国光社,1937;金轮海:《中国农村经济研究》,中华书局,1937;千家驹:《农村与都市》,中华书局,1935;钱亦石:《中国农村问题》,中华书局,1935。[3] 张瑞德:《中国近代农村经济的发展与危机——晚近一些论题的评述》,台北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近代中国农村经济史论文集》,1989,第724页。[4] 章有义:《近代徽州租佃关系案例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8;《海关报告中的近代中国农业生产力状况》,《中国农史》1991年第2期;章有义:《近代东北地区农田单位面积产量下降的一个实证》,《中国经济史研究》1990年第3期;刘克祥:《1927—1937年农业生产与收成、产量研究》,《近代史研究》2001年第5期;吴慧:《中国历代粮食亩产研究》,农业出版社,1985;郑庆平:《中国近代的农业危机》,《中国农史》1985年第4期;郑庆平:《对中国近代农业生产力的基本估计》,《晋阳学刊》1994年第6期;卢峰:《近代农业的困境及其根源》,《中国农史》1990年第3期;王天奖:《从单产看近代河南农业生产》,《史学月刊》1991年第1期;魏丽英:《论近代西北农村经济的破产及其主要原因》,《甘肃社会科学》1992年第5期;符长泉:《30年代中国农业危机及其影响》,《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1993年第2期;万振凡:《江西近代农业的生产关系与生产力》,《江西社会科学》1993年第6期;吴存浩:《中国近代农业危机表现》,《中国农史》1994年第3期。[5] Yeh-chien Wang,Land Taxing in Imperial China(1750-1911),Cambridge Mass: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73.[6] 〔日〕河地重造:《1930年代中国农业生产力构造的最近动向》,《经济学杂志》第49卷第6期,第1~29页。[7] Lore Brandt,Commercialization and Agricultural Development in East-Central China,1870-1937,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89.Thomas G.Rawski,China’ Transition to Industrialism,Michigan:The University of Michigan,1980.Economic Growth in Prewar China, Berkely:University of Califorlia Press,1989.Ramon H.Mycrs,“How did the Modern China Economy Develop—A Review Article,Journal of Asian Studies,50.3:601-28,1991.〔美〕马若孟著《中国农民经济——河北和山东的农民发展》,史建云译,江苏人民出版社,1999,前言第1页及第330~331页。[8] 吴承明:《中国近代农业生产力的考察》,《中国经济史研究》1989年第2期;吴柏均:《无锡区域农村经济结构的实证分析》,《中国经济史研究》1991年第1期;邓亦兵:《民国时期北京农业述略》,《北京社会科学》1993年第2期;徐秀丽:《近代河北农地灌溉的发展》,《近代史研究》1993年第2期;庄维民:《近代山东农业科技的推广及其评价》,《近代史研究》1993年第2期;唐文起:《江苏地区农业近代化述略》,《学海》1993年第5期;刘克祥:《清末和北洋时期东北地区的土地开垦和农业发展》,《中国经济史研究》1995年第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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