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雷蒙德·钱德勒
出版社：南海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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漫长的告别试读：
1
我第一次瞧见特里·伦诺克斯时，他喝醉了，坐在舞者俱乐部露台外停靠的一辆劳斯莱斯银色幽灵里。车库侍者已经把车开了出来，手还把着车门，无法关上；因为特里·伦诺克斯的左脚还晃荡在车外，好像他压根儿忘了自己还有一条腿似的。他的脸看上去很年轻，可头发已然雪白。只消瞧一瞧他的眼睛你就知道他醉得够呛；除此之外，他看上去和那种身着晚宴华服、在娱乐场所一掷千金的年轻人没什么两样。这种场所的存在除了让他们挥金掷银，别无意义。
有个女孩坐在他身边。可人的深红色头发，唇边一丝漠然的笑；肩上的一领蓝貂几乎令劳斯莱斯黯然失色。但也只是几乎，没什么能完全做到这点。
车库侍者是常见的那种不太好使唤的家伙，穿着白外套，前襟绣着红色的酒店名。他开始不耐烦了。“我说，先生，”他的言语有些刻薄，“您介不介意把贵腿缩进车里，好让我关上车门？还是让我把门开开，好让您滚出来？”
女孩扫了他一眼，那眼光足以刺穿他的腹背，可他并未理会。舞者俱乐部收罗了这么一群活宝，他们能看透大把花钱玩高尔夫熏陶出的高贵人格。
一辆外国敞篷跑车拐进停车场，走出一个男人，拿汽车点烟器点燃了一支细长的香烟。他穿着格子套头衫，黄色长裤，马靴，信步而过时，身后烟雾袅袅，根本不瞥劳斯莱斯一眼。他或许觉得这车过时了吧。走到露台台阶下时，他停住脚步，将单片眼镜卡在鼻梁上。
女孩突然和悦媚人地说：“我有个好主意，亲爱的。咱们不如叫辆出租车到你那儿，把你那敞篷车开出来？多么美妙的夜晚，沿着海滨兜风，一路开去蒙特西托。我知道那边有人举办池畔舞会哪。”
白发青年礼貌地说：“万分抱歉，那车已经不再属于我。我不得已把它卖了。”听他的语调和吐字，你会觉得他刚才最多就是喝了几口橘子水。“卖了，亲爱的？你这是什么意思？”女孩从他身边挪开，而声音好像挪得更远。“意思是我不得已而为之，”他说，“为了换饭钱。”“噢，明白了。”这一瞬间，冰激凌掉在她身上也融化不了。
车库侍者凑近白发青年，一脸看待身份卑微的人的神色。“我说，伙计，”他说，“我得管车去了，回头见吧—要是有幸。”
他放开车门。那醉鬼立即从车座里跌了出来，一屁股坐在柏油路上。于是我走过去，弯腰帮了他一把。我想，和酒鬼纠缠无论如何是个错误。就算他认识你，喜欢你，他也随时可能后退两步，然后冲上来一拳砸在你牙齿上。我挟住他的胳膊，扶他站了起来。“十分感谢。”他礼貌地说。
女孩移至方向盘前。“他一喝醉，就十足的英国绅士派头。”她的声音听起来像不锈钢，“多谢你扶他一把。”“我把他弄到后座上去。”“真是抱歉。我有约，等不及了。”她踩下离合器，劳斯莱斯启动起来。“他不过是条丧家犬，”她冷冷一笑，又说，“你或许能帮他找个窝。他多少还算训练有素。”
劳斯莱斯沿入口车道驶向日落大道，朝右拐了个弯，开走了。我正望着的时候，车库侍者回来了。我胳膊上还搭着这家伙，他已经睡着了。“啊哈，这也不失为一种办法。”我对白外套说道。“当然。”他讥诮道，“何苦跟醉鬼耗精神，麻烦事儿。”“你认不认识他？”“我只是听那妞儿叫他特里。除此之外我不知道他是哪家的阿狗阿猫。不过我在这里才干了两星期。”“劳驾，把我的车开过来吧。”我把停车票交给他。
等他把我的奥兹开过来时，我觉得自己好像提了只铅袋子。白外套帮我把他弄进了前座。那主儿睁开一只眼，谢谢我们，然后又睡了过去。“他是我见过的最懂礼貌的酒鬼。”我对白外套说。“这些人什么样的都有，”他说，“都是瘪三。这位好像还整过容。”“还真是。”我给了他一块钱，他谢了我。他没说错，这家伙的确整过容。我新朋友的右脸僵硬发白，横着几道细疤。疤痕周边的皮肤则看上去很光滑。他整过容，而且是伤筋动骨的大手术。“你打算拿他怎么办？”“带回家去，让他醒醒酒，好告诉我他住在哪里。”
白外套朝我扮个鬼脸。“得，倒霉蛋。要是我的话，就把他送到阴沟里去。这些酒鬼只会给人惹麻烦，一点儿都不好玩。我有一套理论。如今的比赛是这样，你得省着点儿劲，扭打时才可以保护自己。”“看得出你从中获益匪浅。”我说。
他先有些摸不着头脑，接着大怒，不过这时候我已经坐进车里，启动了车子。
当然，他说得也不全错。特里·伦诺克斯确实给我带来了一连串麻烦。可说到底，那是我的本行。
那年，我住在月桂谷区丝兰街的一栋房子里，小房子倚着山坡，坐落在一条死巷里，长长的红杉木台阶通向前门，路对面是一片桉树林。房子配有家具，房主是一个老妇人，去了爱达荷州，要陪守寡的女儿住一段日子。租金很低廉，一则因为房主希望能够打个招呼就搬回家住，一则也因为那长台阶。她已经上了年纪，每次回家都要爬这么长的台阶吃不消。
我好歹把醉鬼弄上了台阶。他倒也很想配合一下，可他的腿像是橡皮做的，不听使唤，道歉的话还没说完就又睡过去了。我打开门，将他拖进屋子，让他瘫在长沙发上，替他盖了块毛毯，由他睡去。他呼噜打得山响，睡了一小时，然后突然就醒了，要用厕所。回来时，他斜眼瞧着我，想要知道自己在什么鬼地方。我告诉了他。他自报家门，说他名叫特里·伦诺克斯，住在韦斯特伍德街一栋公寓里，家里没人等他。声音清晰响亮。
他说他可以喝杯黑咖啡，我便给他倒了一杯。他小心地啜着，端着咖啡碟和咖啡杯。“我怎么到这里来的？”他环顾左右，问道。“你在舞者俱乐部喝醉了，倒在劳斯莱斯里。你女朋友把你撵下了车。”“可不是嘛，”他说，“毫无疑问，她完全有理由这么干。”“英国人？”“我在那里住过，但不是在那里出生的。也许我可以叫辆出租车，我要告辞了。”“有辆现成的车正等着你。”
他自己走下台阶。去韦斯特伍德街的路上，他言语不多，只是感谢我的好心，并对自己的失态表示歉意。他或许经常这么说，而且对许多人说过，这些话不过脑子就从嘴巴里溜出来了。
他的寓所又小又闷，没有人气。像是他当天下午才搬进去。硬邦邦的绿沙发前摆着张茶几，上面搁着一瓶喝了一半的苏格兰威士忌、一碗化开的冰块、三只空汽水瓶、两只玻璃杯和一盏烟灰缸—里头的烟蒂有的有口红印，有的没有。不见照片，也没有哪怕一件私人物品。你可以认为它是一间租来开会、举办告别派对、喝酒聊天，甚或上上床的旅馆客房；只是不像一个人真正住的地方。
他问我要不要喝点什么。我谢绝了，也没坐下。我离开时，他又谢了我，不过没表现得好像我对他恩重如山，但也不是完全不把我当回事儿。他稍微有点虚弱，还有点腼腆，但很有礼貌。他一直站在门口，直到自动电梯上来，我走了进去。他也许一无所有，但至少很有教养。
他没再提那女孩，也没提他没有工作，无所指靠，为了那所谓的上流尤物，他差不多是掏空了囊中最后一块钱付了舞者俱乐部的账单；而那尤物竟不肯多待一会儿，也不管他会不会被巡警抓进班房，或者被开出租的扔到野地里去。
电梯往下走时，我有一股冲动，想回去把他的苏格兰威士忌带走。但这实在不关我的事，而且说到底，那样也不顶用。只要想喝，他们总能搞到。
我开车回家，一路咬着嘴唇。我其实是心肠相当硬的人，可那家伙有什么东西触动了我。我不清楚是什么，也许是他的白发、疤脸、清晰的嗓音和他的礼貌。也许这些就足够了。我没理由会再见到他。他不过是条丧家犬，像那女孩说的。
2
感恩节之后的那个星期，我又见到了特里·伦诺克斯。那时，好莱坞大道两边的店铺里充斥着漫天要价的圣诞节垃圾，报纸上也开始叫嚣说要是你不早点置办节日所需，就会麻烦无穷。其实无论如何都会麻烦不断。向来如此。
在离开我办公室所在大楼约莫三条街的地方，我瞧见一辆警车并排停放着，车里坐着两名警察，正朝街边一家店铺橱窗旁的什么东西张望。那“什么东西”竟是特里·伦诺克斯—或者说是他所剩的东西—而这点东西看上去实在叫人不敢恭维。
他倚靠在店铺门口，好像不靠着什么就要倒下去似的。衬衫脏兮兮的，领口敞着，领子一边缩在外套里，一边耷拉在外面。看样子他有四五天没刮过脸了。他揉着鼻子，脸色惨白，连细长的疤痕都几乎看不见了。眼睛好像雪地上的两个窟窿。很显然，巡逻车里那两名警察正准备动手，于是我急忙跑过去，抓住他的胳膊。“站好，走吧，”我装得凶巴巴的，一边朝他眨眼，“能行吗？醉啦？”
他茫然地看着我，露出他那半边脸的微笑。“刚才是醉了，”他吸了口气，“眼下我想我只是有些—飘。”“得了，抬抬脚。你一只脚已经踏进醉鬼拘留所了。”
他努力配合着，让我扶着他穿过人行道上的流浪汉们，走到街沿上。那里停着辆出租车，我一把拉开车门。“他先。”司机朝前面一辆出租车翘翘大拇指，说道。然后他扭头看见了特里。“要是谁肯接这单生意的话。”他补充道。“紧急情况，我朋友不舒服。”“是吗？”司机说，“他可以去别的地方不舒服。”“五块，”我说，“该满意了吧？”“噢，好吧。”他说着把一份封面印着火星人的杂志塞到镜子背后。我伸手进去，打开车门，把特里·伦诺克斯弄进了车里。这时，巡逻车的影子堵住了另一侧的车窗。一名灰头发的警察跳下车走过来。我绕过出租车，迎上前去。“等等，小子。这里怎么回事？这位衣服脏兮兮的先生真是你的熟人？”“熟到我知道他需要朋友。他没喝醉。”“当然，没钱嘛。”警察伸出手，我把我的证件放在他手上。他看了看，还给了我。“啊哈，”他说，“私人侦探钓了个雇主。”他的口气变得强硬起来， “那玩意儿只告诉我你是什么人，马洛先生。可他呢？”“他叫特里·伦诺克斯，在影艺圈供职。”“不错嘛。”他弯腰把头伸进出租车，瞪着角落里的特里。“可我敢说他最近没差事干。我敢说他最近没在屋里睡觉。我甚至敢说他是个流浪汉，我们应该把他抓进去。”“你抓的人还不够凑数？”我说，“在好莱坞这是不可能的。”
他还是盯着特里。“你朋友叫什么名字，伙计？”“菲利普·马洛，”特里迟缓地说道，“他住在丝兰街，月桂谷区。”
警察把脑袋从车窗里退出来，转身打了个手势。“可能你刚才告诉了他。”“是有这个可能。不过我没有。”
他盯着我看了一两秒钟。“我就信你这一次，”他说，“别让他再混在街上了。”
我钻进出租车，穿过三条街，到我停车的地方。我拿出五块钱给司机。他横了我一眼，摇摇头。“计程器上是多少就多少，老兄。你要是乐意，一块钱凑个整也行。我也倒霉过，在弗里斯科。没哪个肯搭把手，也没出租车肯拉我一程。没人情味的地方。”“圣弗朗西斯科。”我不由得说道。“我就叫它弗里斯科，”他说，“去他的那些个少数族裔。谢啦。”他收下一块钱，开车走了。
我们去了个有车道销售窗口的快餐店，他们做的汉堡味道还行，至少没糟到连狗都不吃的地步。我给特里买了两个，还给他要了一瓶啤酒，带着他回了家。他爬那长台阶依旧很费力；可他只管咧着嘴，气喘吁吁地往上爬。一小时后，他剃了胡须，洗了澡，又人模人样了。我们坐下来喝了一杯很淡的酒。“多亏你记得我的名字。”我说。“我特地记住的，”他说，“我还查过你。这事我还办得到。”“为什么不给我打个电话？我一直住在这里。我还有间办公室。”“我干吗要麻烦你？”“看起来你不得不麻烦某个人，而且你好像没多少朋友。”“噢，我有朋友，”他说，“勉强算得上的那种。”他转着茶几上自己的酒杯。“开口求助不容易—尤其是自作孽的时候。”他抬起头，脸上浮起疲倦的微笑，“也许哪天我就戒了酒。他们都这么说，不是吗？”“得花三年工夫。”“三年？”他有些惊诧。“戒酒一般就得这么长时间。那是个完全不同的世界。你得习惯不那么丰富的色彩，不那么喧闹的声音。你可能会故态复萌。你会感到老朋友们变得有点陌生。其中大多数你都不再喜欢，他们也不再喜欢你。”“那也算不得什么大改变。”他说，扭头看了看钟，“我有一个值两百块钱的箱子，寄存在好莱坞汽车站。要是能提出来，我可以把它当掉，换一个便宜的，余钱还可以搭车去拉斯维加斯。我到那里能得到一份工作。”
我没说话，只点点头，坐在那儿慢慢喝酒。“你在想我早该这么打算了。”他平静地说。“我在想我不该多管闲事—关于这背后的事。那份工作落实了吗？还是只是一个希望？”“落实了。我在军队的时候有个混得很熟的伙计，他在那里经营一家大俱乐部，泥龟俱乐部。当然，他一方面是个骗子，他们都是骗子—可另一方面又是个好人。”“我可以解决车票，外加其他一些花销。可我希望这钱换来的是长久一些的东西。你最好跟你的朋友通个电话。”“谢谢，可是不必啦。兰迪·斯塔尔不会让我失望。他从未让我失望过。那个箱子能当五十块钱，我有经验。”“好了，”我说，“你需要的钱我会给你。可我不是好心肠的傻瓜。所以，钱拿去，别乱来。我希望你别再来找我麻烦，因为我有某种预感。”“真的？”他低头看着自己的酒杯，只小口地啜着酒。“我们只见过两回，可两回你都对我很够意思。你有什么样的预感？”“我预感下次见你时，你会陷入更大的麻烦，可我帮不了你。我说不出为什么，但我有这种预感。”
他用两个指尖轻轻地摸了摸右边的脸，“或许是因为这个。这的确让我看上去有点凶，我想。不过这是光荣的伤疤—或者说是光荣受伤的结果。”“不是。那疤我一点儿也没放在心上。我是干私人侦探的，你这个麻烦我无须理会，不过麻烦就在那儿。这就叫作预感。要是你希望我把话说得格外委婉些，那就叫作对性格的感觉。那女孩把你扔在舞者俱乐部门口兴许不光是因为你喝醉了。说不定她也有某种预感。”
他不易察觉地笑了笑。“我和她结过婚。她叫西尔维亚·伦诺克斯。我因为钱娶了她。”
我站起身来，皱着眉头瞧他。“我给你做些煎蛋。你需要吃点东西。”“等等，马洛。我这么潦倒落魄，而西尔维亚那么富有，你是不是纳闷我为何不向她讨几个钱？你听说过自尊吧？”“你真逗，伦诺克斯。”“是吗？我的自尊和别人的不一样，那是一个除了自尊之外一无所有的男人的自尊。要是冒犯了你，请原谅。”
我去了厨房，准备了一些加拿大熏肉、煎蛋、咖啡和烤面包。我们在厨房的早餐区用了餐。那个年代建造的厨房总有个早餐区。
我说我得去趟办公室，回来时会顺路把他的箱子带回来。他把收条给了我。他的脸现在稍微有些血色了，眼睛陷得也没那么深了，之前它们深得几乎要让人进去找。
离开前，我把一瓶威士忌放在长沙发前的茶几上。“请用你的自尊来对付它。”我说。“给拉斯维加斯打个电话，就当是为了我。”
他只是笑笑，耸耸肩。我走下台阶时，心里还是不痛快。我不明白这是为什么，我同样不明白为什么一个男人宁愿饿着肚子在街头晃荡，也不肯典当他的衣箱。不管他的规则是什么，他是在照它行事。
这手提箱让人惊叹。它是用漂白过的猪皮做的，崭新时应当是淡奶油色。配件是金的。英国货，就算能在此地买到，它也要花掉你八百而不是两百块。我把它放在他跟前。那瓶威士忌还在茶几上。他没动它。他跟我一样清醒。他抽着烟，但兴致不高。“我给兰迪打了电话，”他说道，“他不痛快，因为我没早点给他打。”“而是靠陌生人帮忙，”我说，“是西尔维亚送的？”我指了指手提箱。
他望着窗外。“不是。在英国时别人给的，在我认识她之前很久。真是很久了。要是你能借我一个旧箱子，我就把它留在你这里。”
我从钱夹里抽出五张二十块的钞票放在他面前。“我不需要抵押。”“我完全不是那个意思，你也不是开当铺的。我只是不想带着它去拉斯维加斯。再说我也不需要这么多钱。”“那好，你收着钱，我收着箱子。不过这房子不怎么防盗。”“没关系，”他漠然道，“一点儿也没关系。”
他换了衣服，五点半左右，我们在米索饭店吃了晚饭。没喝酒。他在卡文葛车站上了班车，我开着车一路东想西想回了家。他的空手提箱还放在我床上，刚才他就在那儿把箱子里的东西拿出来，放进我的轻便手提箱。他的手提箱有一把金钥匙，还插在锁孔里。我锁上它，将钥匙系在把手上，搁在衣橱上面的架子上。它感觉并不像是一个空箱子，但里面放着什么不关我的事。
那是一个寂静的夜晚，房子里好像比往常更空了些。我铺开棋盘，自己充当法国人和施坦尼茨①对垒。他走了四十四步就打败了我，但我也让他捏了两把冷汗。
九点半，电话铃响了，那头的声音我以前听到过。“是菲利普·马洛先生吗？”“是的。”“我是西尔维亚·伦诺克斯，马洛先生。上个月有天晚上我们在舞者俱乐部匆匆见过。我后来听说你好心把特里送回了家。”“不错。”“想必你也听说了，我们已经离婚了，可我有些担心他。他离开了韦斯特伍德街的公寓，没人知道他的下落。”“上次见面我已经了解你有多担心他了。”“听着，马洛先生，我和他曾是夫妻。我对酒鬼没多少同情心，也许是我心肠太硬，也许当时我确实有相当重要的事要办。你是私人侦探，要是你愿意，可以按行情收费。”“实在没必要，伦诺克斯夫人。他搭班车去了拉斯维加斯。他在那里有个朋友，会给他安排一份工作。”
她突然高兴起来。“噢—去了拉斯维加斯？他真多情。那是我们结婚的地方。”“我想他是忘了，”我说，“要不然他会去其他地方。”
她没挂断电话，而是笑起来，招人喜欢的轻笑。“你对客户总是这么粗鲁吗？”“你不是我的客户，伦诺克斯夫人。”“也许以后会是，谁说得准？那就说对你的女性朋友吧。”“同样的回答。那家伙落魄潦倒，又脏又饿，一文不名。要是他值得你花时间，你会找到他的。当初他就不想接受你的帮助，现在大概同样不想。”“这个，”她冷冷地说，“你可就不得而知了。晚安。”她挂了电话。
当然，她完全说对了，而我完全错了。可我不觉得自己有什么错，只是觉得不痛快而已。要是她早半小时打来，我一怒之下没准会把施坦尼茨打得一败涂地—只可惜他五十年前就去见上帝了，棋局是从书里看来的。
3
圣诞节前三天，我从拉斯维加斯一家银行收到一张百元支票，附了一封写在旅馆信纸上的短笺。他对我表示感激，祝我圣诞愉快，万事顺利，还说希望很快能再次与我相见。精彩的是附言：“西尔维亚与我开始了二度蜜月。她说想再努力一次，请你别对她心存芥蒂。”
余下的情况我是在报纸社交版某个趋炎附势的专栏里读到的。这类专栏我一般很少看，只有想找东西来恶心自己时才去翻一翻。
记者惊悉爱侣特里和西尔维亚·伦诺克斯于拉斯维加斯再结伉俪。西尔维亚是旧金山和圆石海滩的千万富翁哈伦·波特的次女。受西尔维亚之邀，马塞尔和让娜·迪奥克斯正在重新装修她位于恩西诺的府邸，下至地窖，上至顶棚，都将装潢成最引人注目的新潮式样。亲爱的读者，或许您还记得，这座拥有十八个房间的小宅子是科特·韦斯特海姆，西尔维亚在特里之前的丈夫赠予她的结婚礼物。您或许会问，科特如今安在？答案是圣特鲁佩斯，听说他将永远在那里定居，陪伴他的是一位血统非常非常高贵的法国公爵夫人与一双美丽绝伦的孩子。您或许还会问，哈伦·波特如何看待次女与女婿的再度结合？那您就只好猜一猜了。波特先生是从来不接受采访的。这些社交界的宠儿们还能怎样排斥公众呢？
我将报纸扔进角落，打开电视。看过社交版的狗屎，就连摔跤也变得入眼了。不过事实或许就是如此。上社交版的，一般都确有其事。
我能够想象那种有十八个房间的“小宅子”，外加波特的几百万资财，再添上迪奥克斯那最新潮的鸡巴崇拜风格的装潢。但我实在无法想象特里·伦诺克斯穿着百慕大花裤衩，一边在某个泳池边晃悠，一边用电话指挥管家冰香槟、烤松鸡。无法想象！要是那家伙想要做别人的毛毛熊，这不会伤我一根毫毛，我只是不想再见到他而已。可我知道我还会再见到他—要是因为那只见鬼的镶金猪皮手提箱就好了。
那是三月份一个雨天的傍晚，五点钟光景，他走进了我那邋遢的头脑商店。他看上去变了。老相了些，非常冷静、严肃而沉着，像是个学乖了的人。他身穿牡蛎白的雨衣，戴着手套，头上没扣帽子。白头发一如鸟羽般伏贴顺滑。“我们找个安静的酒吧喝几杯吧，”他说，似乎已经来了有十分钟的样子，“我是说，要是你抽得出时间。”
我们没握手。我们从未握过手。英国人不像美国人那样握手握个不停，他不是英国人，但他有些英国人的派头。
我回答说：“去我那儿，拿走你那只高级箱子吧。那东西让我不安心。”
他摇摇头。“就请你行行好，替我保管着吧。”“为什么？”“我觉得那样更好。你不介意吧？那东西让我想起过去，那时我还不是一只酒囊饭袋。”“胡扯。”我说，“但那是你的事。”“你是不是因为担心被偷走—”“你的事你自己看着办。我们走吧。”
我们去了维克托酒吧。他开的是一辆铁锈色的丘比特-乔伊特①，一顶轻飘飘的遮雨帆布车篷下只容得下我们两个人。车里包着浅色皮革，配件好像是银的。我不太讲究车，可对那玩意儿还是流了点口水。他说可以在一秒钟内加速到六十五英里。还有个不及他膝盖高的短胖小排挡。“四速的，”他说，“这种车，他们还没有发明自动挡。其实你也不需要。哪怕上坡发动也可以放三挡，反正在车流之中想要再快也快不了。”“结婚礼物？”“属于‘碰巧在橱窗外瞄见的小意思’那种随便的礼物。我被宠得厉害。”“只要不坠个价签，”我说，“那也不错。”
他飞快地瞥了我一眼，又把视线收回到潮湿的路面上。双雨刷簌簌地轻扫着小挡风窗。“价签？什么东西不坠个价签，朋友？你大概以为我不幸福？”“对不住，是我失言。”“我有钱。他妈的谁要幸福？”他语气里有一种我不曾听见过的苦涩。“还贪不贪杯？”“文雅透顶，老兄。出于某种很奇怪的原因，我好像能够控制这事儿。不过谁知道呢，是不是？”“也许你从来就不真的是个酒鬼。”
我们坐在维克托酒吧的吧台一角喝琴蕾。“这儿的人不懂怎么调酒，”他说，“他们所谓的琴蕾不过是柠檬汁或者酸橙汁掺上杜松子酒，再加些糖和几滴苦味液。真正的琴蕾是一半杜松子酒一半玫瑰牌酸橙汁，其他什么都不要。比马提尼强多了。”“我对酒向来不太讲究。你和兰迪·斯塔尔相处得如何？我们这边谁都知道他是个不好惹的家伙。”
他往后靠了靠，若有所思的样子。“我想他的确不好惹，他们都那德行。不过在他身上不明显。我可以告诉你几个混在好莱坞的家伙，同样路数。兰迪不找人麻烦。他在拉斯维加斯是个正儿八经的生意人。下回你去那里不妨会会他。你会和他交上朋友的。”“可能性不大。我不喜欢流氓。”“这不过是一种说法罢了，马洛。看看我们的世界，打了两次大战，变成了这副样子，我们要维持下去。兰迪、我和另一个伙计曾经一起遭难，我们之间因此结下了情义。”“你需要帮助，何不向他开口？”
他喝干杯里的酒，示意侍者。“因为他不能拒绝。”
侍者端来新调的酒。我说：“这个你只跟我说说就罢了。倘若那家伙欠了你，替他想想，有机会报答，他会很高兴。”
他慢慢地摇了摇头。“我明白你说得不错。当然，我的确跟他讨了一份工。那份工，我的的确确是干了活儿的。伸手乞怜？不。”“可你向一个陌路人伸手。”
他直直地盯着我的眼睛。“陌路人可以继续走他的路，装作没听见。”
我们喝了三杯琴蕾，不是双份的，他一点事也没有。这点酒精刚好可以勾起一个酒鬼的瘾头。所以，我估计他已经戒了酒。
然后，他把我送回办公室。“我们通常八点十五分吃晚餐，”他说，“这晚餐，只有百万富翁才消受得起，如今也只有百万富翁的下人才能应付自如。总是高朋满座。”
自那以后，他开始习惯性地在下午五点左右到我的办公室。我们并不总去同一家酒吧，不过维克托是最常光顾的地方。或许这家酒吧令他想起了某些我所不知道的事情。他从不喝多，对此他自己都惊讶不已。“这一准就像隔日发作的疟疾，”他说，“发作时很糟。一旦过去了，你就好像从来没得过这病似的。”“像你这样处境优越的人会愿意跟个私人侦探一起泡酒吧，我想不出个所以然来。”“你是在谦虚吗？”“没有。我只是奇怪。我算相当随和的那类人，可我们活在不同的圈子里。我只知道有个恩西诺，除此之外我不知道你在哪里打发日子。我猜想你的家庭生活该是相当舒适从容的。”“我没家庭生活。”
我们又叫了琴蕾。这地方空荡荡的。几个泡在酒坛里的瘾君子坐在吧台旁的高凳上，这些家伙伸手拿第一杯酒时，动作非常之慢，小心翼翼，以免碰翻什么。“这我就不懂了。可以告诉我原因吗？”“大制作，可是没故事，就像他们在摄影棚里说的那样。我想西尔维亚挺开心，但不是非要和我在一起。在我们的圈子里，这没什么大不了的。倘若你不用工作，也不用顾及金钱，那你总能找到点事干。这并不是真正的快乐，但有钱人不明白这点。他们从来没有真正快乐过。他们对任何东西都没有强烈的欲望，也许除了别人的老婆。和管道工的太太想在起居室装一幅窗帘的愿望比起来，这种欲望苍白得可以。”
我没有说什么，由着他继续。“大部分时候我只是在消磨时间，”他说，“难挨得很。打打网球，打打高尔夫，游游泳，骑骑马，瞧着西尔维亚的朋友们到午餐时间还一脸宿醉的模样，也算是一种精致的消遣。”“你去拉斯维加斯那晚，她说她不喜欢酒鬼。”
他歪嘴一笑。我已经看惯了他的疤脸，只有当他脸上的表情有所变化，而那半边脸仍然僵硬的时候，我才会注意到那几道疤。“她指的是身无分文的酒鬼。若是有钱人，那就只是豪饮客而已。要是他们一进门就呕吐，自有管家会去收拾。”“你没必要这样。”
他将酒一饮而尽，站起身。“我得告辞了，马洛。我不但招你烦，天知道连我都烦我自己。”“你并没有烦到我。我是训练有素的倾听者。迟早我会弄明白你为什么喜欢做一只被豢养的卷毛狗。”
他用手指轻轻摩挲着他的疤痕，脸上掠过一丝若有若无的笑。“你应该想想为什么她想让我在她身边，而不是为什么我想要在那儿，靠着缎面垫子耐着性子等她来摸摸我的头。”“你喜欢缎面垫子，”起身和他一同离开时我说，“喜欢丝绸床单，喜欢按铃唤下人，喜欢管家恭顺的微笑。”“也许吧。我是在盐湖城一家孤儿院长大的。”
我们出了门，走进疲惫的黄昏，他说他想走一走。我们是坐我的车来的，而且这次我动作足够迅捷，抢先付了账单。我望着他走出我的视线。消失在薄雾中之前，有那么一个片刻，他的白发在从一家店铺的橱窗里射出的灯光下闪闪发光。
他酩酊大醉、落魄潦倒、饥肠辘辘、遭遇挫败而又维持着骄傲的时候，我更喜欢他些。果真如此吗？或许我只是喜欢充当大恩人。他那些事情实在叫人琢磨不透。在我这行里，有些场合你要提问题，有些场合则要由着他文火慢炖，直到他自己爆发。任何一个称职的警察都明白这道理。这跟下象棋或打拳击很相似。对付有些人，你得咄咄逼人，使其无法保持平衡；而有些人，你只要挥挥拳头，他们就会自己败下阵来。
如果我开口问，他会把他的事儿抖落给我。但是，我甚至连他的脸是怎么被打烂的都从来没问过。要是我问了，而他又告诉了我，或许能够救下几条人命。只是或许而已。
4
我们最后一次一起在酒吧喝酒是在五月份。那天我们去得比平日早，才过四点。他看上去有些疲倦，也瘦了些，可他环顾左右，脸上缓缓浮起一抹愉快的微笑。“我喜欢刚开始晚间营业的酒吧。室内空气仍然干净清爽，什么都擦得锃亮，酒保站在镜子前最后一次打量自己，看看领带有没有歪，头发是不是顺溜。我喜欢吧台背后精致的酒瓶，闪闪发亮的可爱玻璃杯，还有期待。我喜欢看酒保调当晚第一杯酒，看他把酒杯摆在干燥洁净的杯垫上，再在旁边放上叠得整整齐齐的小餐巾。我喜欢慢慢品尝。傍晚在一个清静的酒吧喝第一杯清静的酒—真是美妙啊。”
我同意他的说法。“酒就像爱情，”他说，“初吻妙不可言，再吻代表亲密，三吻便是例行公事。接着你就开始脱妞儿的衣服了。”“就这么糟？”“这是高规格的刺激，但不是纯粹的情感—美学意义上的不纯粹。我并不鄙夷性。它是必要的，也并不一定丑陋，但必须持续地经营。使性富有魅力，那是十亿美元的巨大产业，一分钱都省不得。”
他左右看看，打了个哈欠。“我一直睡不好觉。这里很舒服。不过一会儿这里就会挤满酒鬼，他们大笑大嚷；那些讨厌的女人们还会手舞足蹈，挤眉弄眼，手镯叮当响，卖弄包装好的魅力。到了夜间，这种魅力就会生出汗酸味儿，尽管淡淡的，但不容置疑。”“宽容点儿，”我说，“她们也是人哪，会出汗，会弄脏，也得去洗手间。你指望什么—金色蝴蝶在玫瑰色的薄雾里飞舞？”
他喝干了酒，把杯子倒过来举着，望着一滴酒慢慢聚拢在杯子边缘，颤抖了一下，落了下去。“对她我感到遗憾，”他慢吞吞地说，“她是个不折不扣的荡妇。兴许隔着遥远的距离，我也会欣赏她。总有一天，她会需要我，而我会是她身边唯一一个手里没捏着利器的人。很可能到那时我会被踢出局。”
我只是瞧着他。“你把自己卖了个好价钱。”过了一会儿我说。“是啊，我明白。我是个意志薄弱的人，没胆量没野心。我攀住了一只黄铜圈，然后吃惊地发现它原来不是金的。像我这样的人一辈子就辉煌那么一次，秋千架上一次完美的飞荡。之后的人生就花在一件事上：努力让自己别从人行道上跌进臭水沟。”“这又从何说起？”我拿出烟斗，开始填烟丝。“她害怕了。她怕得要命。”“怕什么？”“我不知道。我们已经不再经常交谈了。大概是怕老头子。哈伦·波特是个铁石心肠的畜生。表面上一脸英国王族式的高贵，骨子里却和盖世太保一样残忍。西尔维亚是个荡妇。他知道，而且讨厌这个，可他也没办法。他就等着看着，要是西尔维亚弄出大丑闻来，他会把她砍成两段，头埋在东，脚埋在西，距离十万八千里。”“你是她丈夫。”
他举起空杯子，重重砸在吧台边缘。随着一声尖利的“啪”，杯子碎掉了。酒保盯着我们看，但没吱声。“就像这样，伙计，就像这样。噢，当然，我是她丈夫。登记卡上是这么写的。我是那三级白台阶，那扇绿色大门，那个黄铜门环，你长叩一下短叩两下，女佣就会过来把你引入这百元档次的妓院。”
我站起身，往桌上扔了些钱。“你说得他妈的太多了，”我说，“净是他妈的你自己。再见。”
我走了，把他撇在那里。借着酒吧的灯光，我看到他很吃惊，脸色发白。他在我背后喊了句什么，我没有回头。
十分钟以后，我后悔了。但那时我已经在其他地方了。他再也没有来过我办公室。再也没有，一次也没有。我击中了他的痛处。
我有一个月没见到他。再见到他时是某日早晨五点，天刚亮。持续不断的门铃声把我从床上惊起。我跌跌撞撞地穿过走廊和起居室，打开前门。他站在那里，看上去似乎一个星期都没合眼了。他穿着件薄大衣，衣领竖着；他好像在发抖。深色毡帽压得很低，遮住了眼睛。
他手中握着把枪。
5
枪不是冲着我，他只是握着它。那是一把中口径自动手枪，肯定不是柯尔特或萨维奇①，而是把进口货。疲惫苍白的脸，脸上的疤，竖起的衣领，压低的帽檐，还有这手枪，就像是从一部老派警匪片里走出来的。“你送我去蒂华纳，赶十点十五分的飞机，”他说，“我有护照和签证，一切都办妥了，只差送机。因为一些情况，我不能从洛杉矶坐火车或班车，也不能搭飞机。五百块出租车费合不合理？”
我站在门口，挡着没让他进屋。“五百块，外加一把手枪？”我问。
他低头茫然地瞧了瞧那把枪，然后把它搁进口袋。“它或许是一种保护，”他说，“为你，而不是为我。”“进屋吧。”我侧过身，他精疲力竭，踉跄着扑了进来，跌坐在沙发里。
客厅依然相当暗，因为房东由着浓密的灌木丛遮挡窗户。我拧亮台灯，摸出一支烟点上。我看着他，抓抓本来已经乱糟糟的头发，脸上照例摆出不耐烦的笑容。“这么可爱的早晨，我竟然还睡懒觉？十点十五分，嗯？啊呀，时间绰绰有余。我们去厨房吧，我来煮咖啡。”“我碰到了很棘手的事情，探子。”探子，他第一次用这个词称呼我。不过倒是和他进门的样子、衣着、手枪等很搭调。“今天天气这么好。和风轻送。你没听见对街那些老桉树在咬耳朵吗？它们在回忆当初在澳洲时的日子，小袋鼠们在树枝下跳来跳去，考拉们互相驮着背着。是啊，我想你是碰上了麻烦。等我先喝几杯咖啡再说。我刚醒来时总是有些头重脚轻。让我们同哈金斯先生和杨先生 ①商讨一下。”“听着，马洛，眼下不是�”“别怕，小子。哈金斯和杨两位先生顶呱呱。他们做哈金斯-杨咖啡，这可是他们一辈子的事业，他们的骄傲和乐趣。总有一天我会看到大家给予他们应得的称许。眼下他们只是挣了些钱而已。你别以为他们会满足于此。”
我一边喋喋不休地胡诌，一边进了后面的厨房。我拧开热水龙头，从架子上取下咖啡壶，在水里润了润吸管，量好咖啡倒进上面的容器里。这时水已经在冒蒸汽了，我装满下面的容器，把它放在火上，再将上半截套上，拧一下，它们就旋在一起了。
这时，他已经跟了过来，从门口往里探了探，侧身挤进早餐区，滑进座椅。他还在发抖。我从架子上拿了一瓶“老祖父”②，往一个大杯子里倒了一口给他。我知道他需要一个大杯子。即便那样，他还是得用两只手捧着才能凑近嘴边。他吞酒下肚，砰的一声把杯子重重放下，接着咚的一声倒在椅背上。“要昏过去了，”他嗫嚅道，“就好像我一个星期都没合眼。昨夜一点儿都没睡。”
咖啡壶里快要冒气泡了。我调小了火，瞧着水往上走。水在玻璃管底部逗留了一会儿。我把火开大，待水刚漫过小圆丘，马上将火调小。我搅了搅咖啡，再盖上盖子，将计时器定在了三分钟。马洛，做事非常有条理的家伙。天塌下来也不会扰乱他煮咖啡的程序，哪怕有亡命之徒拿着把枪顶在他背后。
我又给他倒了点威士忌。“坐着别动，”我说，“坐着。什么也别说。”
他用一只手端起了第二杯威士忌。我去盥洗室飞快地洗了一下，出来时计时器的铃声正好响起来。我关了火，把咖啡壶放在桌上的一块草垫上。我为什么要叙述得如此详尽？因为紧张的气氛使每一个细节都凸显出来，似乎那是一场表演，一个独特并且极端重要的动作。那是高度敏感的瞬间，你所有无意识的动作都变成了意志的不连贯的行为，无论这些动作你多么习惯。你好像是个患了小儿麻痹后学走路的人。没有一件事情是顺理成章的，绝对没有。
咖啡融进水里，气流涌入，发出惯有的嘶嘶声，咖啡滚着气泡，渐渐消停下来。我取下上面的容器，搁在装有底座的漏水板上。
我倒了两杯咖啡，往他的杯子里加了点威士忌。“你的黑咖啡，特里。”我往自己的杯子里加了两块糖和一些奶油。现在我渐渐清醒过来。我刚才都没意识到自己是怎么打开冰箱取出奶油盒的。
我坐在他对面。他一动不动，僵硬地坐在角落里。突然，他毫无预兆地趴在桌上啜泣起来。
我伸过手去，从他口袋里把枪取走，他一点儿都没觉察。那是一把七点六五毫米口径的毛瑟枪，很漂亮。我嗅了嗅，拉开弹匣。是满的，一发不缺。
他抬起头，看见了咖啡，慢慢地喝了几口，没看我。“我没开枪杀人。”“嗯—看上去最近没用过，否则这枪一定擦过了。我想你没拿它杀过人。”“我来告诉你。”他说。“慢着。”咖啡滚烫，我尽可能快地喝完，又替自己斟满。“是这样，”我说，“告诉我这些事情你得非常小心。如果你希望我送你去蒂华纳，有两件事情我绝对不能知道。第一—你在听吗？”
他略微点点头，茫然地望着我头顶上方那片空墙。今天早晨，他脸上的疤呈乌青色，皮肤惨白，但疤痕一如往日那般触目。“第一，”我缓慢地重复道，“要是你犯了罪，或者干了任何法律认为是犯罪的事情—我指的是重罪—我不能知道。第二，要是你知道有人犯了如此大罪，我同样不能知道。除非你不希望我送你去蒂华纳。明白了吗？”
他直视着我的眼睛。目光专注，但毫无生气。他喝下了咖啡，脸上仍不见血色，但情绪倒是稳定下来了。我又给他添了些咖啡，照样加了威士忌。“我告诉过你我遇到麻烦了。”他说。“我听到了。我不想知道是什么样的麻烦。我得挣钱谋生，保证执照不被吊销。”“我可以拿枪逼你。”他说。
我咧嘴一笑，把枪从桌上推到他面前。他低头瞧了瞧，没去碰。“你不可能拿枪押着我送你去蒂华纳，特里。不可能拿着枪通过边境，登上飞机。我是个偶尔会和枪打打交道的人。我们没法拿枪来做借口。要是我告诉警察我怕得很，不得不按你吩咐的办，在警察眼里这可不寻常。当然，假设一下，我不知道有什么要报告警察的。”“听着，”他说，“不到中午或者更晚，没人会去敲那扇门。下人们知道，当她睡懒觉时，最好别去打扰她。但到了中午，女仆会敲门进去。而她却不在房间里。”
我喝着咖啡，一言不发。“女仆会发现她根本没在床上睡过，”他继续道，“接着就会想到去另一个地方看看。在主屋背后很远的地方有栋大客宅。自带车库，有专用车道。西尔维亚在那里过的夜。女仆最终会在那里发现她。”
我皱了下眉头。“我向你提问题时，得非常小心谨慎，特里。她有没有可能没在家过夜？”“在她的房间里，衣服扔得满地都是。她从来不把衣服好好挂起来。女仆知道她在睡衣外裹了件袍子，就那样跑出去了。这样子只可能去客宅。”“不一定吧。”我说。“一定是去了客宅。见鬼，你以为他们不知道客宅里在干什么勾当？下人们消息最灵通。”“别说了。”我说道。
他用手指顺着没疤的半边脸重重地捋下去，留下一道红印。“客宅里，”他一字一顿地说，“仆人会发现—”“西尔维亚醉死过去，没了知觉，毫无形象可言，通体冰凉。”我挖苦道。“噢。”他想了想。好一会儿之后，“自然，”他加了一句，“应当是这样。西尔维亚不是酒鬼。不过要是喝过了头，也会很糟糕。”“故事到此结束，”我说，“或者马上就要结束。我再来即兴发挥一下。我们上次一起喝酒，我对你有些粗鲁，要是你记得，我一走了之，把你扔在那里。你实在让人受不了。之后我又想了想，觉得你只是想通过自嘲摆脱大祸将至的预感。你说你有护照和签证。去墨西哥的签证不是马上就能弄到手的。他们不会随便放行。看来这次出走，你已经准备了一段时间。我还在奇怪你能忍多久呢。”“我隐约感到还有义务待在她身边，想着她或许还在其他方面需要我，除了要我充当门面，以免老头子嗅东嗅西。顺便提一句，我半夜打过电话给你。”“我睡得很死。没听见。”“之后，我去了一家土耳其浴室。在那里消磨了两个小时，洗了蒸气浴、浸浴、多孔喷淋，做了按摩，还打了几个电话。我把车停在拉布里亚街和喷泉之间。我是走过来的。没人瞧见我拐进你家这条街。”“那些电话有没有牵涉到我？”“一个打给哈伦·波特。老头子昨天飞去帕萨迪纳，有些生意上的事情。他没回家，我费了好大劲儿找他，不过最后他总算和我通了话。我跟他说：我很抱歉，但我要走了。”说这些话时，他斜睨着水槽上方的窗户和拂着纱窗的金钟花丛。“他怎么样？”“他很难过。他说祝我好运。问我缺不缺钱，”特里刻薄地一笑，“钱。这是他的常用语汇里的第一字。我告诉他钱我够了。然后我打了电话给西尔维亚的姐姐。同样的故事。就这些。”“我想问一句，”我说，“你在客宅里发现过她和其他男人在一起吗？”
他摇摇头。“我没这么做过。不过要发现一点儿不难。一点儿不难。”“咖啡要凉了。”“我喝不下了。”“不少男人，啊？可你照样回头跟她复婚。我承认她很漂亮，尽管如此—”“我告诉过你我不是条好汉。见鬼，我第一次为什么离开她？我为什么每次见到她之后就喝得臭气熏天？为什么我宁愿跌进阴沟里也不伸手向她要钱？除了和我，她还结过五次婚。只要她勾勾指头，随便哪个都会回头。不光是因为百万资产。”“她相当漂亮。”我看了看表，“为什么非得坐十点十五分从蒂华纳走的飞机？”“那班飞机总有空位。洛杉矶没人会愿意搭乘DC-3 ①翻山越岭，他们可以坐康尼，七小时就到墨西哥城。再说我要去的地方康尼也不停。”
我站起身，靠在水槽边。“好，现在我们来总结一下，请别打断我。今天早晨你在情绪非常激动的情况下来找我，想让我送你去蒂华纳赶早班飞机。你口袋里揣着手枪，但我未必看得出来。你告诉我你已经忍了很久，昨夜你终于忍无可忍。你发现你老婆醉得不省人事，并且有个男人和她在一起。你离开她，去了土耳其浴室消磨时间，直到早晨。你给你老婆的两个最亲近的家人打了电话，告诉了他们你打算干什么。你去哪里跟我无关。你有进入墨西哥所需的证件。你如何过去也跟我无关。我们是朋友，我没有多想，只是照你吩咐的去办。我为什么没多想？你一分钱没给我。你有车，可你感觉很糟糕，不想自己开车。这也是你自己的事。你是个很情绪化的人，你在战争中负过重伤。我觉得应当把你的车开过来，找家车库寄存。”
他把手伸进衣服里，掏出皮制钥匙夹，从桌上推过来。“听上去如何？”他问道。“要看是谁在听了。我还没说完。除了身上穿着的衣服和你岳父给的一些钱，你没带走她给的任何东西，包括那辆停在拉布里亚街和喷泉之间的漂亮玩意儿。为了将来，你想尽可能走得干净。好吧，我可以接受。我现在要去刮胡子换衣服了。”“你为什么要这么做，马洛？”“你可以趁我刮胡子的时候喝些酒。”
我走了出去，留他一个人蜷缩在早餐区。他没脱帽子和大衣，但看上去有生气多了。
我走进盥洗室，刮了胡子。回卧室打领带时，他走了过来，站在门口。“我把杯子洗了，以防万一，”他说，“我一直在想，也许你最好打电话报警。”“要打你自己去打。我又没什么要报警的。”“你要我报警？”
我飞速转过身，狠狠地瞪了他一眼。“妈的！”我几乎是在对他吼叫，“老天，你能不能别再惹麻烦了？”“我道歉。”“你当然得道歉。像你这样的人总是在道歉，而且总是道歉得太晚。”
他转过身，沿着走廊走回客厅。
我穿好衣服，锁上卧室门。我走进客厅时，他已经在一把椅子上睡着了，脑袋歪向一边，脸上毫无血色，身体精疲力竭，耷拉在那儿。他看上去真可怜。我拍了拍他的肩膀，他慢慢地清醒过来，好像他和我之间隔着一段不短的距离。
等他将注意力移到我身上，我说道：“那个箱子怎么处理？那白猪皮做的东西还在我壁橱最上层搁着。”“里面是空的，”他说，毫无兴趣的样子，“而且太招眼。”“你要是两手空空没行李，会更招眼。”
我走回卧室，踩着壁橱内的梯子，把那东西从高处的架子上拖了出来。天花板的正方形活门刚巧在我头顶，于是我顶开活门，尽可能地伸进手去，把他的皮制钥匙夹丢到一根蒙着灰尘的梁柱或者别的什么东西后面。
我拎着手提箱爬下来，掸去灰尘，往里面扔了些东西：一套从没穿过的睡衣，牙膏，备用牙刷，几条廉价浴巾和手巾，一包棉手帕，一管十五美分的刮胡膏，那种买整包刀片赠送的刮胡刀。都是没有用过、没有标记、不显眼的东西，只是没有他自己的东西高档。我又放进一瓶未拆封的一品脱装波旁威士忌。我锁上箱子，把钥匙留在其中一个锁孔上，提了出去。他又睡着了。我没叫醒他，提着箱子打开门，去了车库，把箱子放在敞篷车前座的背后。我把车开出来，锁上车库，回到客厅，把他叫醒。关窗锁门之后，我们就离开了。
我开得飞快，但没快到会让警察追上来。一路上我们几乎没说什么话。也没停下来吃东西。时间不多了。
边卡的人没对我们说什么。蒂华纳机场位于一片多风的台地上。我把车停在机场办公楼附近，特里去买机票，我坐在车里等着。DC-3的螺旋桨已经在慢慢转动，开始预热引擎。一名穿灰制服的帅气的高个飞行员正在和四个人聊天，其中一个约莫有六英尺四英寸，别着枪套；那人旁边站着一个穿宽松裤子的女孩，一个矮小的中年男人，还有个灰白头发的高个女人—衬得那中年男人更矮了。周围还站着三四个一望便知是墨西哥人的家伙。看来这些人就是这趟班机的所有乘客了。扶梯已经架在舱口，但没人急于登机。一名墨西哥空服从扶梯上走下来，站着等候。好像没有扩音设备。墨西哥人上了飞机，可飞行员还在和那几个美国人聊天。
有一辆帕卡德大轿车①停在我旁边。我探出头去，瞧了一眼那车的牌照。我哪一天可以学会不多管闲事呢。我把脑袋伸出车窗时，见到那高个女人正朝这边望过来。
这时特里穿过尘土飞扬的碎石路走了过来。“都办好了，”他说，“我要就此说再见了。”
他伸出手来，我握了握。他看上去不错，只是显得疲倦，非常疲倦。
我把猪皮手提箱从奥兹里拎出来，放在碎石地上。他有些愠怒地瞪着那东西。“我告诉过你我不想要它。”他粗鲁地说。“里面有一品脱好酒，特里，还有些睡衣之类的，都是不值钱的东西。如果你不需要，寄存在哪里，或者扔掉。”“我有我的道理。”他语气生硬。“我也有我的道理。”
他突然微笑起来。他接过手提箱，空着的那只手用力捏了捏我的手臂。“好啦，老兄。听你的。记住，万一情况变得糟糕，你看着办好了。你什么也不欠我。我们一块儿喝过几回酒，有些交情，关于自己，我唠叨得太多了。我在你的咖啡罐里留了五张百元钞票。请别生我的气。”“但愿你没留。”“我的钱连一半都花不完。”“祝你好运，特里。”
两个美国人走上扶梯，进了机舱。一个黑宽脸的矮胖子从办公楼里走出来，招招手又指了指。“上去吧，”我说，“我知道你没杀她。这就是我会来这里的原因。”
他停住了，身体僵了一下，慢慢转过身，回头望着我。“对不起，”他平静地说，“但是你错了。我现在放慢脚步上飞机。你有足够的时间拦下我。”
他一步一步地走着，而我则望着他。站在办公楼门口的那人等在那里，并未显得多么不耐烦，墨西哥人很少有这份耐心。他伸出手拍拍猪皮手提箱，朝特里咧嘴一笑，接着让到一边，让特里进门。过了一会儿，特里从海关另一侧的门里走了出来。他走得依然很慢，经过碎石地，走向登机扶梯。他停下脚步，注视着我这边。他没示意也没招手。我也没有。然后他踏上扶梯进了机舱。扶梯被挪走了。
我钻进奥兹，发动引擎、倒车、掉头，从停车场当中开过。这时，那个高个女人和矮个男人还站在停机坪上。女人掏出手帕扬了扬。飞机开始移动，向机场边缘滑去，尘土飞扬。飞机在机场边缘转了个弯；马达在一阵轰鸣声中旋转起来，飞机开始慢慢加速。
飞机腾空而起，带起漫天尘土。我望着它缓缓升入起风的空中，消失在东南方蔚蓝的天际。
然后我就离开了。边境关卡那儿没人看我一眼，好像我的脸如表盘上的指针，平常得不值一顾。
6
摂
往北开的路非常单调乏味，好像一首船夫号子。你穿过一个镇子，下一道山坡，沿海滨走一程；再穿过一个镇子，再下一道山坡，沿海滨再走一程。
两点钟我到了家，他们坐在一辆深色轿车里等着我。车上没有警察标识，没有红灯，只有双天线，而这天线其他车辆也可能装。他们从车里钻出来朝我吼叫时，我已经上了几级台阶。两个平常人穿着平常的套装，动作流露出一贯的冷漠闲散，好像这个世界正屏气止息，静候他们吩咐差遣似的。“你叫马洛？我们有话跟你说。”
他在我面前亮了一下证件。我什么都没看清，说他是防治虫害中心的也未尝不可。他的发色是一种暗淡的金色，一脸难对付的模样。他的同伴是个高个子，干净利落，眉目俊俏，不过一脸不折不扣的奸相，一个喝过墨水的恶棍。他们长着窥视和等待的眼睛，耐心且谨慎，冷漠而轻蔑，是警察才有的眼睛。这样的眼睛，站在警察学校毕业游行的队伍里时，他们就已经拥有了。“格林警官，凶案组的。这位是戴顿警探。”
我走上去，打开门。你是不会跟都市警察握手的。那种亲近太过了。
他们坐在客厅里。我打开窗户，和风轻拂。格林开口了。“名叫特里·伦诺克斯的家伙，认识他吧，嗯？”“我们偶尔一起喝杯酒。他住在恩西诺，和有钱人结了婚。我从未去过他家。”“偶尔，”格林说，“指多久？”“那是一种含糊的说法。我就是那个意思。可能一个星期，也可能两个月。”“见过他老婆吗？”“只匆匆见过一次，还是在他们结婚之前。”“最后见他是什么时候，在哪里？”
我从沙发旁的茶几上拿起烟斗，填上烟丝。格林凑近我。高个子年轻人坐得远些，手中的圆珠笔停在一本红边便笺本上。“现在该我问：‘这都怎么回事？’而你们却说：‘是我们提问题。’”“所以你就只管回答问题，嗯？”
我开始点烟斗。烟丝太湿，花了一番工夫才点着，用了三根火柴。“我有时间，”格林说，“不过我已经在外面等了你很久，所以紧着点，先生。我们知道你是谁。你也知道我们不是来这儿找乐子的。”“让我想想，”我说，“我们常去维克托酒吧，比较少去绿灯笼和牛与熊—就是日落大道尽头那家想要装出英国旅馆味道的—”“别拖时间。”“谁死了？”我问。
戴顿警探开口了。他有着“别跟我打哈哈”那种严厉而沉稳的声音。“请回答问题，马洛。我们在做例行调查。你不需要知道其他事情。”
也许是我太累又太敏感。也许是我有些心虚。这人我甚至不用认识就能心生讨厌。哪怕只是隔着整个餐厅的人瞥见他，都忍不住想把他的门牙打得瘪进去。“行啦，伙计，”我说，“把这废话留给少年犯罪部门吧，连他们都会笑掉大牙的。”
格林笑起来。戴顿的表情一点没变，但骤然间，他看上去老了十岁，坏了二十倍。他鼻翼扇出轻微的呼呼声。“戴顿通过了律师资格考试，”格林说，“你别跟他打哈哈。”
我慢慢起身，走向书柜，取下一册加州刑事法典，递给戴顿。“你介不介意为我找出那个段落，说明我必须回答问题？”
他一动不动。他想猛揍我一顿，我们俩都心知肚明。但他得找个机会。可见要是他违反规章制度，他不确定格林会不会替他搪塞过去。
他说：“每个公民都必须与警察合作。不论在哪方面，甚至以实际行动配合，尤其是回答任何与犯罪行为有关的问题，只要警察认为有必要知道。”他的口气表明这是无可置疑的、明摆着的事情。“那种结果，”我说，“多半是动用直接或间接的威吓手段达到的。法律上不存在这种义务。在任何场合任何时间，谁也不必告诉警察任何事情。”“噢，闭嘴，”格林不耐烦地说，“你想躲避，你心里清楚。坐下。伦诺克斯的老婆在他们位于恩西诺的府邸的客宅里被谋杀了。伦诺克斯逃走了。我们怎么也找不到他。我们在搜寻凶杀嫌疑人。满意了吧？”
我把刑事法典扔进一把椅子，坐回茶几旁边的沙发上，和格林面对面。“为什么找上我？”我问道，“我从来没去过那地方。我告诉过你。”
格林拍着大腿，手起来落下，起来落下。他无声地朝我咧了咧嘴。戴顿坐在椅子里一动不动，眼神像是要吃掉我。“因为在过去的二十四小时内，他在房间里的一个便笺本上写下了你的电话号码，” 格林说，“那是个印有日期的本子，昨天的被撕掉了，但能从今天那页纸上看到印迹。我们不知道他是什么时候打电话给你的，也不知道他去了哪里，什么时候、为什么走的。我们当然得查一查。”“为什么是在客宅？”我问道，没指望他回答。但他却回答了。
他有点脸红。“看来她常去那里。夜晚去。见客人。透过树林，下人能够望见那里的灯光。汽车来来去去，有时比较晚，有时相当晚。这么多还不够，嗯？别骗自己了。伦诺克斯是我们要找的人。他凌晨一点去了那里。碰巧被管家看见了。约莫二十分钟之后吧，他一个人又回来了。之后什么事情也没有发生。灯一直亮着。今天早晨伦诺克斯不见了。管家去了客宅。那女人被剥得精光躺在床上，像条美人鱼；告诉你，他都认不出她的脸。实际上她的脸已经不在了。被人用一尊青铜猴子雕像砸得稀巴烂。”“特里·伦诺克斯不会干那种事，”我说，“她让他戴绿帽子。老一套了。她经常这样。他们离了婚又再婚。我猜这事情肯定不会让他高兴，可他为什么到现在才发作？”“谁都不知道答案，”格林耐心地说，“这种事常常发生，男人女人都一样。某个家伙忍了又忍，最后受不了了。恐怕连他自己都不知道为什么，为什么就在那个时刻发作了。反正他发作了，有人送了命。所以我们就有差事干了。我们来问你一个简单的问题。别再兜圈子，不然我们把你弄进去。”“他是不会告诉你的，警官，”戴顿尖刻地说，“他读过那本法律书。就像那些读过一点儿法律书的人，他认为法律就在书里。”“你管做记录，”格林说，“省点脑子。要是你真的能干，我们就让你去警局吸烟室唱《慈母颂》①。”“去你的，警官。如果不冒犯您官衔的话，请允许我这么说。”“你们干一仗吧，”我对格林说，“他跌倒我会架着他点儿。”
戴顿把记录本和圆珠笔非常小心地搁在一边，站起身，双眼放光。他走过来，站在我跟前。“起来，聪明人。别以为我上过大学就可以容忍你这种傻蛋胡说八道。”
我站起身来。趁我还没站稳他给了我一下子，接着又利落地亮出左勾拳，但是打了个空。铃声响起，可不是晚餐铃。我重重地坐下，摇摇头。戴顿还站着。现在他在微笑。“再来一次，”他说，“刚才你没准备好。不合规矩。”
我瞧着格林。他在看自己的大拇指，像是在研究上面的肉刺。我没有动弹，也没说话，等着他抬头。要是我再站起来，戴顿会再揍我。不过无论怎样，戴顿总会再揍我。但要是我站起来，而他揍了我，那么我会把他打烂。刚才那几招说明他绝对是个拳击手。他出手准确，可要把我打倒也不是那么几拳就能办到的。
格林几乎是心不在焉地说：“干得好，小子。你送上门去，他正求之不得。”
然后他抬头看看，和缓地说道：“为了档案记录，再问一遍，马洛。你最后一次见特里·伦诺克斯是在哪里，说了些什么，怎么见的；还有，你刚才从哪里回来。回答—还是不回答？”
戴顿稳稳地站着，身形很放松。他眼里泛过一丝惬意的光泽。“另外那人怎么样了？”我问道。没理他。“什么另外那人？”“在客宅作乐，脱得精光。你不会说她去那宅子一个人玩纸牌游戏吧。”“这是以后的事情—我们得先拿住丈夫。”“当然，有了替罪羊，事情就不那么难办了。”“你不说，我们就抓你进去，马洛。”“作为重要证人？”“作为重要个屁。作为嫌疑人！有凶杀发生之后的从犯嫌疑。帮助凶犯潜逃。我猜是你把那家伙弄到什么地方去了。眼下我只要有猜测就够了。近来头儿难伺候。他懂法律规章，但常心不在焉。算你倒霉。无论如何我们得从你这里得到一个说法。越是难以得到的，我们就越是确定需要。”“对他来说这全是废话，”戴顿说，“他懂法律。”“对每个人来说都是废话，”格林心平气和地说， “不过仍然管用。得，马洛。我要跟你过不去了。”“好吧，”我说，“那就过不去吧。特里·伦诺克斯是我朋友。我对他投入了一定的情谊。不会因为警察说几句就把它糟蹋了。你有案子要调查他，要调查的或许比我从你那里听到的多得多。动机、机会，还有他潜逃的事实。动机是旧话，早就不新鲜了，差不多是交易的一部分。我本人不怎么欣赏这类交易，但他是那号人—有点懦弱，但非常温和。要是他知道她死了，自然明白自己是你的网中之鸟；其他的没有任何意义。如果到时有庭审，而且他们传讯我，我必须回答问题。我现在不必回答你的问话。格林，我看出你是个好人，也看出你那搭档是个他妈的喜欢亮警察证、有权力情结的家伙。要是你想给我找些真正的麻烦，让他再打我。我会把他那玩意儿打断。”
格林站起身，不无遗憾地瞧着我。戴顿没动弹。他是那种“一次性”硬汉。他得花点时间捶捶背了。“我用一下电话，”格林说，“但是我知道答案会是什么。你这孬种，马洛。孬透了。让开点。”最后一句话是冲着戴顿说的。戴顿转身回到之前坐的地方，拿起便笺本。
格林走到电话旁，缓缓拿起听筒。由于长期从事这种吃力不讨好的苦差事，他脸上爬满了皱纹。这就是跟警察打交道的麻烦。你打定主意从心眼里讨厌他们，然而却碰上个有人情味的。
警监说把我带进去，不许客气。
他们给我上了手铐，没搜查我的屋子，看来是他们疏忽大意。也许他们以为我经验丰富，不会留下任何会危害到自己的蛛丝马迹。这点他们就错了。要是搜一搜的话，他们会找到特里·伦诺克斯的汽车钥匙。一旦汽车被发现了，这是迟早的事情，他们就会把钥匙和锁孔对上，就会知道我曾经和他在一起。
结果证明这实际上毫无意义。警察没发现那辆车。车在那晚不知什么时候被偷了，可能被开到埃尔帕索，换了新锁，伪造了文件，最终在墨西哥城的市场上出售。老一套做法。钱换成海洛因再流回来。在恶棍流氓眼里，这是睦邻政策的一部分。
7
那年凶案组的头儿是个叫格里戈里厄斯的警监，属于正在变得稀有但还没绝种的一类警察，办案会动用强光、疲劳逼供、踢腰子、用膝盖顶腹股沟、拳击太阳穴、用警棍打尾椎之类的手段。六个月后，他由于在大陪审团面前作伪证遭起诉，没受审就被解雇了。后来他在怀俄明州自家的农庄里被一匹大公马踩死了。
眼下我是他砧板上的肉。他脱了外衣坐在办公桌后面，袖子差不多挽到了肩头。脑袋秃得厉害，像大部分结实的中年男人那样，腰间一团滚肉。眼睛呈鱼肚灰色，大鼻子上破裂的毛细血管纵横交错。他正喝着咖啡，弄出很大的声响。粗糙厚实的手背上汗毛浓密，一撮灰毛从他耳朵里支棱出来。他一边把玩桌上的什么东西，一边盯着格林看。
格林说：“他不肯开口，我们什么也没弄到，头儿。因为那个电话号码我们跑去查他。他开车出去了，不肯说去了哪里。他跟伦诺克斯很熟，但不肯说最后见到他是什么时候。”“自以为很硬，”格里戈里厄斯冷冷地说，“我们会让他改变的。”他说，好像根本不在乎。他或许真的不在乎。在他面前没人是硬汉。“关键是地区检察官在这桩案件里嗅出了不少大文章。实在怪不得他，看看这女的老爷子是谁！我想我们最好帮他掏掏这家伙的鼻屎。”
他瞧着我，好像我是一只烟屁股或一把空椅子，只是一件存在于他视线之内的东西，不必当回事。
戴顿恭敬地说：“很显然，他摆出这种态度就是为了造成拒绝开口的局面。他还跟我们引用法律，激我揍他。我没管住自己，警监。”
格里戈里厄斯阴阴地看了他一眼。“要是这废物也可以激怒你，你也太容易被激怒了。是谁打开了手铐？”
格林说是他。“铐上去，”格里戈里厄斯说，“铐紧。帮他提提神。”
格林重新给我铐上手铐，更确切地说，正要铐上，“铐在背后！”格里戈里厄斯吼道。格林把我的双手铐在背后。我坐在一把硬邦邦的椅子上。“再紧点，”格里戈里厄斯说，“得让他觉得痛。”
格林把手铐又紧了紧。我的手开始发麻。
格里戈里厄斯终于正眼看我了。“现在你可以说话了。快说。”
我没回答。他往后靠了靠，咧咧嘴。他慢慢地伸出手握住咖啡杯，身体略往前倾了倾。那杯子猛地飞了过来，我侧身一让，躲过了杯子，但肩部重重着地。我翻了个身，缓缓站起来。手麻得不行。一点感觉都没有。手铐上方的手臂开始觉得痛。
格林帮着把我弄回到椅子上。咖啡溅湿了椅背和座位的一部分，但大部分都泼在了地上。“他不喜欢喝咖啡，”格里戈里厄斯说，“他倒是灵活，动作快得很。反应不错。”
谁也没搭腔。格里戈里厄斯拿一双鱼眼上下打量着我。“在此地，先生，侦探执照并不比电话卡更有用。现在给我们供词，先来口供。我们待会儿会记录下来。要说得完整。比如说，告诉我们你从昨晚十点到现在的行踪。我是说完整的。本部门正在调查一宗谋杀案，主要嫌疑人失踪了。你和他有联系。那家伙抓到他老婆与人通奸，把她的脑袋打得血肉模糊，头发浸泡在血水里。用的是我们的老相识—青铜雕像，不是什么真品，不过挺管用。你以为他妈的随便哪个私人侦探都能就这事在我面前引用法律，先生，后面有你苦头吃。这个国家没有哪个警局可以光靠法律书来办案。你有情报，我正需要，你可以说没有，而我可以不相信。你连‘没有’都没说。你不会对我缄口不言的，我的朋友。不值得。开始吧！”“警监，能不能把手铐打开？”我问，“我的意思是要是我供出点什么的话？”“有可能。长话短说。”“如果我告诉你在最近的二十四小时里我没见过伦诺克斯，没跟他说过话，并且不知道他可能在哪里—这是否能让你满意，警监？”“有可能—如果我信的话。”“如果我告诉你我在什么地方、什么时候见过他，但不知道他杀了人，或犯了什么罪，进而不知道眼下他会在哪里。这根本不会让你满意，对不对？”“要是有具体情报，我会听下去。比如哪里，什么时候，他看上去怎样，你们聊了什么，他又去了哪里。从中有可能发展出某些线索。”“照你这么干，”我说，“大概会把我发展成从犯。”
他下巴上的肉鼓起来，眼睛像脏了的冰。“所以呢？”“我不知道，”我说，“我需要法律咨询。我希望与你们合作。我们能不能请地区检察官办公室派个人来？”
他发出沙哑而短促的笑声。这笑声立刻就止住了。他慢慢站起来，绕过办公桌，俯身凑近我，一只大手撑在木头桌面上，露出一丝微笑。然后，保持这样的微笑，照着我脖子一侧挥出一拳，那拳头坚硬如铁。
那一拳的发力距离最多八至十英寸，几乎把我的脑袋打下来。胆汁渗进我的嘴里。我尝到混合了胆汁的血，除了脑袋里的轰鸣，我什么都听不见。他凑近我，仍然微笑着，左手撑在桌面上。他的声音好像从很远的地方传来。“我以前很厉害，现在老啦。你挨了结结实实的一下子，先生。我就只给你这一下子。我们市属监狱里有几个小伙子该去屠宰场干活才是。我们大概不该雇他们，他们可不像我们的粉拳打手戴顿那样斯文。他们也不像格林有四个孩子和一座玫瑰园。他们热衷于跟这不一样的消遣。我们需要各种人，而且干活的人不好找。你还有什么有趣的小主意，劳你驾说出来？”“手铐不松不开口，警监。”就连说这么几个字都疼得要命。
他向我凑得更近了些，我闻得见他的汗酸味和口臭。接着他挺直了身体，绕回到办公桌后面，把那结实的屁股塞进椅子里。他举起一把三角尺，大拇指沿一条边摩挲着，好像那是把利刃。他朝格林看看。“在等什么，警官？”“命令。”格林从嗓子里挤出这两个字，好像厌恶自己的声音似的。“一定得等我吩咐？你是个有经验的人，档案上是这么说的。我要一份关于此人最近二十四小时内活动的详尽供词，可能会需要更长时间段的，但先要这些。我要知道其间每一分钟他在干什么。我要这供词签了名，找到证人，并且核实过。两小时内就要。然后我要他回到这里时干净整齐，没有伤痕。还有一件事，警官。”
他顿了顿，朝格林瞪了一眼，那一眼足可以速冻一只刚出烤炉的马铃薯。“以后我询问嫌疑人一些文明的问题时，不想看见你站在那儿看着，活像我撕下了他的耳朵似的。”“是，长官。”格林转向我。“我们走吧。”他粗声说道。
格里戈里厄斯朝我龇了龇牙。他的牙齿需要清洁—非常需要。“我们来个退场白吧，朋友。”“是，长官，”我礼貌地说，“或许你不是有意的，但你帮了我一个忙。戴顿警探也出了力。你们替我解决了一个难题。没人愿意出卖朋友，而我连敌人都不愿出卖给你。你不仅残暴，而且无能。你连如何进行一次最简单的调查都不知道。我刚才站在刀锋上，你本可以让我倒向任何一边。但你虐待我，往我脸上泼咖啡，在我除了挨打什么都无能为力的情形下，你用拳头打我。从现在起，就算你问的是这屋里墙上挂钟显示的时间，我也不会告诉你。”
出于某种奇怪的原因，他坐在那里一动不动，由着我说。然后他咧了咧嘴。“你只是个向来讨厌警察的小人物，朋友。你就是那么个人，探子，一个一贯讨厌警察的小人物。”“警察并不是到处都惹人厌，警监。但在那些地方你当不上警察。”
他把这话也咽下去了。我想他受得了。他大概不止一次消受过比这更过分的话。这时他办公桌上的电话响了。他看了看电话，打了个手势。戴顿伶俐地绕过桌子，拿起听筒。“格里戈里厄斯警监办公室。我是戴顿警探。”
他听着，两道英俊的眉毛轻轻往一块凑了凑。他轻声说道：“请稍等，长官。”
他把听筒递给格里戈里厄斯。“长官，是奥尔布莱特局长。”
格里戈里厄斯皱起眉头。“是吗？那杂种想要干什么？”他接过听筒，顿了顿，舒缓了一下表情。“是格里戈里厄斯，局长。”
他听着。“是，他在这儿，在我的办公室，局长。我问了他几个问题。不合作。一点都不合作怎么又这样了？”他的眉头忽然紧紧地皱了起来，脸扭曲成一团，脸色阴沉。血涌上前额。但他的声调却丝毫没改变。“如果这是直接命令，应当由探长发出，局长�当然，我将照此办理，直到获得证实。当然�见鬼，没有。没人动他一根手指头�是，长官，马上办。”
他把电话放回机座。我觉得他的手抖了一下。他抬眼，目光掠过我的脸，移向格林。“打开手铐。”他的声调没有起伏。
格林为我打开手铐。我揉着手，等待血液流过时针刺般的疼痛。“把他送去县拘留所，”格里戈里厄斯慢吞吞地说道，“凶杀嫌疑人。地区检察官从我们手里抢走了这宗案子。咱们的制度多完美！”
没人动弹。格林离我不远，呼吸声很响。格里戈里厄斯抬头瞧了瞧戴顿。“等什么，奶油小生？等奶油冰激凌筒？”
戴顿几乎吓着了。“你没给我下命令，头儿。”“称呼我长官，混账！我是警官的头儿。不是你的头儿，孩子。不是你的头儿。出去。”“是，长官。”戴顿飞快地走出门去。格里戈里厄斯起身走到窗前，看着外面。“过来，我们走。”格林低声对我说。“趁我还没把他的脸打瘪，把他带走。”格里戈里厄斯冲着窗户说。
格林走到门边，把门拉开。我刚要跨出去，格里戈里厄斯突然大吼道：“等等！关上门！”
格林把门关上，靠在门后。“过来，你！”格里戈里厄斯对我吼道。
我没挪步，站在那儿盯着他。格林也没动。一阵阴郁的僵持。然后，格里戈里厄斯非常缓慢地穿过房间，走到我跟前，同我面对面。他把他的大铁手放进口袋里，脚尖翘起来回摇晃。“没碰他一根手指。”他压低声音说，好像是在自言自语。他目光冰冷，没有表情，嘴巴抽搐着。
然后，他对着我的脸吐了一口唾沫。
他后退一步。“就这样，谢谢。”
他转身踱回窗前。格林拉开门。
我一边往外走，一边伸手掏手帕。
8
重罪区三号囚房有两张铺位，卧铺车上那种。这一区没住满，这间囚房只住了我一个。在重罪区，他们待你还算宽厚。你有两条毛毯，不算肮脏也不算干净，钢丝床上铺着两英寸厚的床垫。有一个抽水马桶，一个洗脸盆，一些纸巾，还有一块涩涩的灰色肥皂。囚房区相当干净，闻不到消毒水的气味。模范犯人搞清洁。模范犯人总是源源不断。
狱官们上下打量你一番，他们的眼光很厉害。如果你不是醉鬼、精神病，或者举止不像是醉鬼、精神病，你可以保留香烟火柴。开庭前你穿自己的衣服。开庭之后，你就得穿囚服，没有领带，没有皮带，没有鞋带。你除了坐在铺位上等，没其他事可干。
醉汉牢区就没这么好了。没有床铺，没有椅子，没有毛毯，什么都没有。你只能躺在水泥地上。你坐在马桶上对着自己的大腿呕吐。悲惨之状如是，我亲眼目睹。
虽是白天，天花板上却亮着灯。囚房区的铁门内侧有用铁栏杆框起的窥视孔。电灯开关安在铁门之外。九点熄灯。没人走进铁门或招呼一声。你有可能正在读报纸或杂志，一句话读到一半。没任何声音任何预警—突然一片黑暗。直到夏日曙光初现，你无事可做，能睡就睡，有烟就抽，有的想就想，只要想这些事情不比什么都不想更难熬。
拘留所里的人没有人格可言。他是一个需要解决的小问题，报告上的几行字。谁也不在乎世界上有谁爱他或者恨他，他长得如何，他一辈子干过什么。除非他惹是生非，要不然没人会理他，也没人会揍他。他要做的就是安安静静地走进自己的囚房，安安静静地待着。没什么可争的，也没什么可气的。狱卒多是沉默寡言的人，没有敌意，也不是虐待狂。你读过的所有那些像是呼喊尖叫、撞击栏杆、拿勺子敲打栏杆、看守提着棍子冲进来，等等—那讲的都是监狱。好的拘留所是世界上最安静的地方之一。你可以夜间从一个普通的囚房区走过，透过铁栏杆的空隙瞧见团成一团的褐色毛毯，或者头发，或者一双茫然的眼睛。你可能听见鼾声。时间长些的话，你也有可能听到有人做噩梦。拘留所里的人生是悬而未决的，没有目的，没有意义。在另一间囚房里，你或许会看见一个人无法入睡，甚至不想入睡，他坐在铺位边，什么也不干。他看着你或者不看你。你看着他。他对你默然，你对他也默然。你们彼此没什么好说的。
在囚房区一角可能有第二道铁门通往展示间。那儿有面墙是钢丝网，漆成了黑色。后墙上画着量身高的标尺。头顶有泛光灯。你照规定在夜班队长还没下班前一早去到那里。你背靠着标尺站好，泛光灯照着你，铁丝网背后没有光线。但有许多人：警察，侦探，遭抢劫、受袭击、被诈骗、被用枪指着踢出汽车或被骗得倾家荡产的公民。你看不见听不见他们。你只听见夜班队长的声音。你得清晰而响亮地回答他。他考察你的能力，好像你是一条表演杂耍的狗。他疲倦，愤世嫉俗，称职。他是一出戏的舞台总管，那出戏经久不衰，但已经不再能引起他的兴趣。“好吧，你。站直了。把肚子收进去。把下巴缩进去。肩膀往后。头放平。眼睛直视前方。往左。往右。再向前看。伸出手来。掌心向上。向下。撩起袖子。没有明显的疤痕。深褐色头发，有些白发。褐色眼睛。身高六英尺半英寸。体重一百九十磅。姓名：菲利普·马洛。职业：私人侦探。好了，好了，见到你很高兴，马洛。行了。下一个。”
多谢，队长。多谢你的宝贵时间。你忘记叫我张开嘴巴了。我镶了几颗漂亮的假牙，还有一颗高级瓷牙冠。八十七块一颗的瓷牙冠。你还忘了往我鼻孔里瞧瞧了，队长，里面有许多疤等着你呢。隔膜手术，做手术的家伙是个屠夫！那会儿花了两个小时，我听说现在他们只要二十分钟就够了。是玩橄榄球时弄的，队长。一次小失算，想去顶球，结果顶在一只脚上了—那只脚已经把球踢了出去。十五码罚球，跟手术后第二天他们从我鼻子里一寸寸拉出来的变硬的沾了血的绷带差不多长。我不是在吹牛，队长，我只是告诉你。小事情才有意思。
第三天早晨，一个狱官打开我的囚房门。“你的律师来了。灭掉香烟—不要弄在地上。”
我于是把它扔进马桶冲了下去。狱官把我带进会议室。一个深色头发的苍白的高个男人站在那里，望着窗外。桌上放着一只鼓鼓的公文包。他转过身。等门关上后，他在一张橡木桌的另一头靠近公文包坐下。那桌子颇多疤痕，像是从方舟上弄来的，诺亚买的也是二手货。律师打开银烟盒放在跟前，然后上下打量我。“坐下，马洛。要支烟吗？我叫恩迪科特，休厄尔·恩迪科特。我受委托来做你的律师，费用不用你出。我想你希望离开此地，对不对？”
我坐下，拿了一支烟。他伸出打火机为我点上。“再次见到，真是荣幸，恩迪科特先生。我们以前见过—那时你还是地区检察官。”
他点点头。“我不记得了，很有可能。”他微微一笑，“我不太合适那职位。我想我没有那么雄心勃勃。”“谁派你来的？”“无可奉告。要是你接受我当你的律师，费用不用你出。”“我猜这意味着他们逮到了他。”
他只是注视着我。我喷了口烟。这是种带过滤嘴的烟，抽上去味道就像被棉毛制品滤过的浓雾。“你是不是指特里·伦诺克斯，”他说，“当然了，你指的就是他。没有—他们还没抓到他。”“为什么那么神秘兮兮，恩迪科特先生？谁派你来的？”“我的委托人不希望具名。这是他的特权。你接不接受我？”“我不知道，”我说，“要是还没抓到特里，他们为什么要拘留我？谁也没问过我什么，也没人跟我接触。”
他皱了下眉头，低头瞧着自己修长白皙的手指。“地区检察官斯普林格亲自审理这宗案子。他可能太忙，抽不出时间来问你话。但你有权接受传讯和预审。我可以根据人身保护程序把你从这里保出去。你大约知道这条。”“我是记录在案的凶杀嫌疑人。”
他不耐烦地耸耸肩。“这只不过是为了万无一失。你本该被送去匹兹堡，或被指控诸多罪名里的一种。他们指的大概是谋杀从犯。你把伦诺克斯送到什么地方去了，是不是？”
我没回答。我把那支没烟味儿的香烟扔在地下，踩了一脚。恩迪科特又耸耸肩，皱了下眉头。“只是为了讨论方便，假设你送他去了什么地方。要把你列为从犯，他们必须证明你有动机。这意味着当时你知道犯罪已成事实，而伦诺克斯就是逃犯。在任何情形下，你都可以得到保释。当然你实际上是个重要证人。但是在我们州，除非法庭下指令，不然他们不能把重要证人关进监狱。法官认为谁是重要证人谁才是。但执法的人总能想到法子为所欲为。”“当然，”我说，“一个叫戴顿的警探揍了我。一个叫格里戈里厄斯的凶案组警监朝我脸上泼咖啡，朝我脖子挥拳，差点儿把我的动脉打断—你瞧现在还肿着。警察局长奥尔布莱特打来电话，害得他不能把我送去当棒下冤魂，他就朝我吐唾沫。你说得太对啦，恩迪科特先生。那伙执法的小子总是能够为所欲为。”
他毫不掩饰地看了看腕表。“你想不想出去？”“多谢，我不认为我想出去。一个被从拘留所保释出去的家伙在公众眼里已经是半个罪犯了。假如日后能洗脱罪名，那只能是因为他找了个高明的律师。”“非常愚蠢。”他不耐烦地说。“好吧，是愚蠢。我就是愚蠢。若非如此我也不会落到这般境地。如果你和伦诺克斯有联系，告诉他别为我操心。我在这里不是为了他，是为了我自己。交易的一部分。毫无怨言。我的职业是帮助人们对付他们的麻烦。大大小小各种麻烦，那些他们不愿去找警察的麻烦。要是随便哪个别着警徽的打手都可以叫我大头朝下、魂飞魄散，那以后还会有人来找我吗？”“我懂你的意思了，”他慢慢地说道，“允许我纠正一件事情。我和伦诺克斯没有丝毫联系。我几乎不知道这个人。和所有律师一样，我不能在法庭上说谎。倘若我知道伦诺克斯的下落，我不会对地区检察官隐瞒实情。最多只能答应先和他见一面，然后在某个时间地点把他交出去。”“再没有别人会设法派你来这里帮助我。”“你觉得我在说谎？”他伸手在桌面下方摁灭了烟蒂。“我记得你好像是弗吉尼亚人，恩迪科特先生。在这个国家，大家对弗吉尼亚人持有一种由来已久的看法。把他们视为南方侠义精神的代表。”
他微微一笑。“过奖了，但愿如此。可我们在浪费时间。要是你稍微有一点儿常识，就会告诉警察你一个星期没见过伦诺克斯了。这不一定非得是真话。发誓后你总是可以把实情说出来的。跟警察说谎不犯法。这是他们料想之中的。比起拒绝与他们对话，他们更愿意接受谎话。拒绝对话是对他们权威的直接挑战。你希望从中得到什么？”
我没有回答。我的确没有一个答案。他起身拿起帽子，啪地合上烟盒，揣进口袋。“你非要强出头，”他冷冷地说，“坚持自己的权利，满口法律。好不天真啊，马洛？像你这样的人应当知道怎么周旋。法律不等于正义，它是一种非常不完善的机制。要是你碰巧按对了按钮，而且又走运，那正义可能会在结论里体现出来。法律的目的不外乎建立一种机制。我觉得你不在乎我提供的帮助。所以我得走了。如果你改变了主意，可以来找我。”“我会再坚持一两天。要是他们抓到了特里，对他是如何逃走的就不会在乎了。他们在乎的是如何把审判弄得沸沸扬扬。哈伦·波特先生的千金被谋杀的案子会成为全国各地的头版头条。像斯普林格这种哗众取宠的家伙可以凭借这出戏平步青云，当上首席检察官，再由此爬上州长宝座，接下来—”我停住不说了，让余下的话飘浮在空中。
恩迪科特露出嘲弄的微笑。“我想你不是很了解哈伦·波特先生。”他说。“要是他们找不到伦诺克斯，也不会想知道他是如何跑掉的，恩迪科特先生。他们只会想要尽快把这件事情整个忘了。”“把整件事情都看透了，是不是，马洛？”“我有的是时间。对哈伦·波特先生，我只知道他身价应该有一亿，拥有九到十家报纸。宣传进行得怎样？”“宣传？”他的声音冷得像冰。“是啊，竟然没有一位报界人士来采访我。我倒是期待在报纸上弄出点大动静来，好多招些生意。私人侦探宁可锒铛下狱，绝不出卖朋友。”
他朝门口走去，转动把手时，他回过头来。“你让我觉得好笑，马洛。你在某些方面很孩子气。的确，一亿块可以买到不少公众关注。我的朋友，如果运用得当，一亿块也可以买到许多沉默。”
他拉开门，走了出去。狱官随即进来把我带回重罪区三号囚房。“要是有恩迪科特当律师，估计你不会在这里待太久。”他在把我锁进囚房时欣然说道。我说但愿如此。
9
值早夜班的狱官是个金发大个子，咧着嘴笑得很友善，肩膀肉嘟嘟的。他人到中年，早已不再为同情和愤怒所扰。他希望轻轻松松打发掉八小时，一副没有烦心事的样子。他打开了我的囚房门。“有人找你，地区检察官那里来的伙计。睡不着，嗯？”“现在睡觉对我来说还太早了点。什么时候了？”“十点十四分。”他站在走道上，瞧着囚房。一条毛毯铺在下铺，另一条卷起来当作枕头。垃圾桶里有几张用过的纸巾，洗脸盆旁边搁着一小卷草纸。他赞许地点点头。“这里有没有你自己的东西？”“只有我。”
他没锁那间囚室的门。我们走过安静的过道进了电梯，下楼来到登记台。一个穿灰西装的胖子站在登记台旁抽着玉米芯烟斗。他指甲不干净，身上有气味。“我是地区检察官办公室的斯普兰克林，”他口气生硬地说，“格伦茨先生在楼上，要见你。”他反手从屁股后面摸出一副手铐。“咱来试试大小。”
狱官和登记员对着他咧开嘴笑得很开心。“怎么回事，斯普兰克林？怕他在电梯里打劫你？”“我什么麻烦都不想惹。”他低吼道，“有个家伙从我手里逃走了。搞得我屁滚尿流。走吧，小子。”
登记员把一份表格推到他面前，他龙飞凤舞地签了个名字。“我从来不冒不必要的险，”他说，“在这地方鬼知道会撞上哪档子事。”
一个巡警带进来一个耳朵血淋淋的醉汉。我们朝电梯走去。“你碰上麻烦了，小子，”斯普兰克林在电梯里对我说，“一大堆麻烦。”他似乎有些幸灾乐祸，“人在这地方总会惹出一大堆麻烦来。”
电梯工扭头瞥了我一眼，我笑了笑。“甭动歪脑筋，小子，”斯普兰克林厉声说道，“我可是毙过一条命的。想开溜。他们可把我搞得屁滚尿流。”“你都应付过来了，不是吗？”
他想了想。“是啊，”他说，“不管怎样，他们总会把你搞得屁滚尿流。这粗野的城市。不尊重人。”
我们走出电梯，拐进地区检察官办公室的双扇门。电话总机无人接听，线路断开了。访客座位上空无一人。有几间办公室还亮着灯。斯普兰克林推开一间亮灯的小办公室的门，里面有一张办公桌、一个文件柜、一两把硬板椅，还有一个身体笨重的家伙，方下巴，目光迟钝。他红着一张脸，正把什么东西塞进办公桌抽屉。“你不会先敲门？！”他厉声说道。“对不住，格伦茨先生，”斯普兰克林结结巴巴地说， “我在想着犯人。”
他把我推进办公室。“要不要打开手铐，格伦茨先生？”“我不明白你他妈的铐他干什么！”格伦茨恶声恶气地说。他看着斯普兰克林打开我腕上的手铐。许多钥匙拴在一起足有一个柚子那么大，他找得晕头转向。“得得，滚吧，”格伦茨说道，“外面等着，到时把他带回去。”“我该下班了，格伦茨先生。”“我告诉你下班，你才能下班。”
斯普兰克林涨红了脸，挪动着肥臀出去了。格伦茨恶狠狠地目送他离去，门一关上，他又把同样的目光投向我。我拉过一把椅子坐下。“我没说让你坐下。”格伦茨厉声道。
我从口袋里掏出一根卷烟，叼在嘴上。“我没说你可以抽烟。”他吼道。“我在囚房里都可以抽。为什么这里就不许？”“因为这是我的办公室。我说了算。”一股辛辣的威士忌的气味从桌子对面扑过来。“赶快再喝一杯吧，”我说，“酒会让你冷静。我们进来打搅你了。”
他往后重重地靠在椅背上，脸涨得通红。我划了根火柴，点燃香烟。
过了长长的一分钟，他和缓地说：“得了，你小子有种。好汉一条，是不是？你猜怎么着？他们进来时有大有小各式各样，可出去时只剩下一种尺寸—小，一个样子—蔫。”“你见我有何贵干，格伦茨先生？要是你想喝就喝，别介意我在跟前。我累了、紧张了或者工作过度，也会来它一杯。”“你好像没意识到自己的处境多么糟糕。”“我不觉得陷入了什么糟糕的处境。”“我们等着瞧。还有，我要你提供完整的供词。”他用手指弹了弹办公桌旁边柜子上的录音机，“我们先用它，明天再整理出来。要是首席副检察官对你的供词感到满意，只要你保证不离开本市，他可能会放你出去。开始吧。”他打开录音机。语调冰冷而坚决，竭力装出恶心人的口气，不过右手一直在朝办公桌抽屉的方向挪动。他还年轻，鼻子上却已经爬满血管，而且眼白颜色混浊。“我烦透了。”我说。“烦什么？”他厉声道。“难伺候的小人物坐在一间小办公室里摆个屁狠劲儿。我已经在重罪区蹲了五十六小时。没人找我碴，没人在我面前耍狠。他们没必要这么干。他们收起狠劲儿等要用时才使出来。再说了，我为什么蹲囚房？我被指控有杀人嫌疑。什么见鬼的法制系统，因为几个警察得不到想要的回答就把人送进重罪囚房？他有什么证据？便笺本上的一个电话号码？把我关起来又能证明什么？证明他有权力，除此之外什么都证明不了。你现在跟他一个腔调—想要让我瞧瞧在这烟盒大小的被称作办公室的地方你能怎么发威。你派个看小娃儿的胆小鬼半夜三更把我弄到这里，你以为我一个人枯坐在那里呆想了五十六小时，脑子可能已经成一锅糨糊了？你以为我会趴在你腿上哇哇大哭，求你摸一下我的脑袋，因为我待在那么大的拘留所里感到孤苦无依？闭嘴吧，格伦茨。喝你的酒去，有点人样吧。但愿你只是履行职责。请先把铜指套脱了。要是你厉害，根本不需要那玩意儿；要是你需要，那就别对我逞能。”
他坐在那里听着，望着我，接着咧着嘴狰狞地一笑。“精彩的演讲，”他说，“得了，你把心里的恶气放出来了，我们来弄供词吧。你是希望回答问题呢，还是照你自己的方式陈述？”“我在跟鸟儿说话，”我说，“只想听听微风吹过的声音。我不会给你什么供词。你是律师，你知道我可以不给。”“不错，”他冷静地答道，“我懂法律。我知道警察的做事方式。我提供机会让你澄清自己。要是你不在乎，我也无所谓。我可以明天早晨十点传讯你，让你出席预审听证会。我会为你辩护，但你有可能交保。而一旦交保，事情就难办了。你就得花大钱。这是一种处理办法。”
他低头溜了一眼桌上的一张纸，看完后把它朝下扣在桌上。“什么罪名？”我问。“第三十二条。事后从犯。属于重罪，可能会在圣昆廷监狱蹲上五年。”“最好先逮住伦诺克斯。”我谨慎地说。格伦茨已经掌握了什么，我从他的态度里感觉得到。我不知道有多少，但是他肯定已经掌握了一些。
他往椅背上一靠，抓起一支笔，放在两只手掌间慢慢地搓着。紧接着，他微笑起来，扬扬自得的样子。“伦诺克斯是个很难隐藏的家伙，马洛。指认大多数人需要照片，而且是清晰的照片。但一个半边脸上满是疤痕的家伙是不需要的，更别提他不到三十五就已经满头白发。我们有四个证人，说不定能找到更多。”“这些证人要证实什么？”我嘴里苦涩得很，就像受了格里戈里厄斯那一拳后尝到的那股胆汁味儿。这让我想起依然肿痛的脖子。我轻轻揉了揉。“别犯傻了，马洛。圣地亚哥高等法院的一个法官和他的老婆刚巧送儿子和媳妇上那架飞机。他们四人都看到了伦诺克斯，法官的老婆还看见了送他来的车和人。你输定了。”“很好，”我说，“你怎么找到他们的？”“电视台和电台的特别告示。一段详细的描述就足够了。法官打来了电话。”“听上去不错，”我公道地说，“可是还差一点，格伦茨。你得抓到他，证明他杀了人。并且还要证明我知道他杀了人。”
他手指轻轻弹了弹电报纸背面。“我觉得我要喝一杯，”他说，“连着几晚都在干活。”他打开抽屉，把一瓶酒和一只小酒杯摆上办公桌。他斟了满满一杯，一饮而尽。“好些了，”他说，“好多了。抱歉，你在拘留中，我不能也赏你一杯。”他塞上木塞，把酒瓶推远些，但还是能够到。“噢，是啊，我们需要证明，你说的。哈，说不定我们已经得到了他的自白，伙计。太糟了，嗯？”
一根小而冷的手指顺着我的脊梁往下滑，像是一条冰凉的虫子在爬。“那你又何必要我的供词？”
他咧咧嘴。“我们希望文件条理清晰。伦诺克斯会被带回来受审。我们需要任何能弄到的情报。与其说我们想从你这里得到什么，不如说我们更想让你出去—如果你合作的话。”
我瞪着他。他轻轻拨弄着文件，身子在椅子里挪了挪，瞧了一眼酒瓶，竭力克制着不去碰它。“你大概想听听整个故事吧，”他突然给了我不怀好意的一瞥，“好啊，聪明的家伙，为了证明我没骗你，你且听着。”
我倾身往他的办公桌凑过去，他以为我要拿酒瓶，于是一把抓过去，放回抽屉。我只不过是想把烟屁股扔进他的烟灰缸。我坐回来，点上另一支烟。他说得很快。“伦诺克斯在马萨特兰下了飞机，那是个只有三万五千人的小城，也是个航空中转点。他失踪了两三个小时。后来，一个深色皮肤、脸上有许多可能是刀疤的疤痕的高个黑发男人以西尔瓦诺·罗德里格兹的名字定了去托利昂的机票。他的西班牙语说得不错，但对有这么个名字的人来说又不够好。他的个头远比有这种深色皮肤的墨西哥人要高。飞行员发来了有关他的报告，可托利昂的警察动作太慢。墨西哥警察实在不利索。他们最拿手的是开枪打人。等他们到达，那家伙已经包了一架飞机，去了一座叫奥塔托丹的小山城，一个冷门的有片湖的夏季避暑之地。包机的驾驶员曾在德克萨斯州受训驾驶战斗机，英语不错。伦诺克斯假装听不懂他的话。”“假定那人是伦诺克斯。”我插嘴道。“等等，伙计。那就是伦诺克斯，没错。嗯，他在奥塔托丹下了飞机，住进了一家旅馆，这回用了马里奥·德塞瓦这个名字。他带着一把枪，七点六五毫米口径的毛瑟，当然这宝贝在墨西哥没人识货。但是包机驾驶员觉得这人不太对劲，就报告了当地警局。他们把伦诺克斯监控起来，向墨西哥城核对了些信息，接着也住进了那家旅馆。”
格伦茨拿起一把尺子，从一头看到另一头，这毫无意义的动作使他不必看着我。
我说：“啊呀，那开包机的家伙真聪明，对客人好不殷勤周到。这故事差劲得很。”
他突然盯着我。“我们需要的，”他干巴巴地说，“是快速审判，我们能接受二级谋杀的申诉。有些东西我们不希望牵扯进来。毕竟那个家族相当有势力。”“你指哈伦·波特？”
他略微点点头。“依我看，这想法大错特错。斯普林格可以花一天时间去现场看看。这案子什么都牵涉到了。性、丑闻、金钱、不贞的漂亮老婆和在战场上挂了彩的英雄丈夫—我猜他的伤疤是打仗得来的—妈的，能上好几个星期的头版头条。国内的烂报纸会把它吃光抹净。所以我们要快刀斩乱麻。”他耸了耸肩，“要是头儿想这样，也只好这样。我可以开始录供词了吗？”他扭头看看轻声嗡嗡的录音机，机身前面的灯亮着。“关掉吧。”我说。
他身子晃了晃，狠毒地看了我一眼。“你喜欢蹲班房？”“不太糟，就是碰不上出色人物，可谁稀罕呢？动动脑子吧，格伦茨。你想让我出卖朋友。我也许太固执，或太重感情，可我也很实际。比方说，你需要雇个私人侦探—对，对，我知道你很讨厌这个比方—比方你遇到这种情况，没其他辙，你会雇个出卖朋友的家伙吗？”
他恨恨地瞪着我。“再说几点。你不奇怪伦诺克斯逃走的策略太明显了一点儿吗？要是他想被逮住，没必要经历那么多麻烦；要是不想，他很明白不该在墨西哥把自己扮成墨西哥人。”“什么意思？”格伦茨冲我吼道。“意思是你可以编些胡话来蒙我，根本不存在染黑头发的罗德里格兹，在奥塔托丹的旅馆里也没有马里奥·德塞瓦。你不知道伦诺克斯的去向，就跟你不知道黑胡子海盗把宝贝藏在哪里一样。”
他又拿出酒瓶，斟了一杯，跟刚才一样一口灌下去。他慢慢松弛下来，在椅子上转身，把录音机关了。“我真想提审你，”他烦躁地说，“你就是那种我想要治一治的聪明人。机灵孩子，这黑锅你得背一阵子。它跟你走路，陪你吃饭，你睡觉都会梦见它。下一回你再出差错，我们会把你宰了。现在，我不得不干一件叫我反胃的事情。”
他在桌子上摸索，把朝下的文件拉到跟前，反过来，签上名。你总是可以察觉出什么时候一个人在写自己的名字。他运笔的动作很特别。然后他起身，大步绕过办公桌，猛地拉开他那鞋盒的门，大喊斯普兰克林。
胖子挟着一股体臭走了进来。格伦茨递给他那份文件。“我刚才在你的释放文件上签了字，”他说， “我是公仆，有时得履行不愉快的职责。你想不想知道我为什么在这份文件上签字？”
我站起身。“如果你想告诉我的话。”“伦诺克斯的案子结案了，先生。根本就没有什么伦诺克斯的案子。今天下午他在旅馆房间里写了份完整详尽的自白书，然后一枪把自己崩了。就像我刚才说的，在奥塔托丹。”
我茫然地站在那里，眼角扫见格伦茨慢慢地后退，好像认为我要过去揍他似的。有一瞬间，我的脸色一定非常难看。接着他又回到办公桌后面，斯普兰克林抓住了我的手臂。“过来，走啊，”他咕哝道，“男人偶然也想回家过夜。”
我跟他一起走了出去，带上门。我的动作很轻，好像那屋里刚死了一个人。
10
我找出个人财产清单复印件交了出去，在原件上签了字，然后将自己的东西装进口袋。有个男人靠在登记台的一端，我转身时，他径直走过来跟我说话。他约莫六英尺四英寸高，瘦得像根电线。“要不要搭便车回家？”
白惨惨的灯光下，他看上去老成、倦怠、玩世不恭，但并不像个骗子。“多少钱？”“免费。我是《新闻报》的朗尼·摩根。正要收工。”“噢，跑警察局口的。”我说。“只是这星期。我是专跑市政厅的。”我们一起走出大楼，在停车场找到了他的车。我抬头望着天空。天上有星星，但灯光太亮了。一个清爽宜人的夜晚。我深深地吸了几口气，然后跨进他的车。引擎响起，我们离开了那地方。“我住在月桂谷区，相当远，”我说，“随便在什么地方把我放下都可以。”“他们把你送进来，”他说，“却不管你怎么回家。这案子令人反感的一面引起了我的兴趣。”“看来没什么案子可言，”我说，“今天下午特里·伦诺克斯开枪自杀了。都这么说。都这么说。”“相当省事。”朗尼·摩根一边透过挡风玻璃看着前面，一边说道。车子安静地穿过僻静的街道。“这帮着他们筑起了一道高墙。”“什么高墙？”“有人在伦诺克斯的案子周围筑了高墙，马洛。你是个聪明人，难道没看出来？这案子不会引起新闻媒体应有的注意。地区检察官今晚出城去了华盛顿，开什么会议。他退出了近年来最有甜头的大新闻，为什么？”“问我没用。我一直待在冷库里。”“因为有人给了他好处，这就是其中的奥秘。我不是说一沓钞票之类赤裸裸的好处。有人向他应承了某些对他非常重要的东西，跟整个案子有牵连的人里，只有一个人能够办到。女方的父亲。”
我歪在车座一角。“好像不太可能，”我说，“那么报纸呢？哈伦·波特的确拥有几家报纸，可是他的竞争对手呢？”
他匆匆瞥了我一眼，好像觉得我很有趣，然后继续专心开车。“你在报社干过吗？”“没有。”“报纸是有钱人拥有和发行的。有钱人都是一伙的。当然，有竞争—为发行量，为新闻渠道，为独家新闻，竞争相当激烈；前提是不损害报纸所有人的声望、特权和地位。一旦这些人受到损害，盖子就会捂上。这盖子，我的朋友，捂往了伦诺克斯的案子。这个案子，我的朋友，要是好好做，不知道要卖出去多少报纸。里头什么都有了。审判会引来全国各地的特稿写手。可是不会有审判了，原因是审判还没开始伦诺克斯就已经去见上帝了。就像我刚才说的—非常省事—对哈伦·波特和他们家来说。”
我坐直了，狠狠地瞪了他一眼。“你认为这整件事情是受人操纵的？”
他嘲弄地歪了歪嘴。“也可能有人帮着伦诺克斯自杀。在警察上门的时候不太乖。墨西哥警察一碰枪，手指就痒痒。要是你想打赌，我敢说没人数过他身上有多少个弹孔。”“我想你错了，”我说道，“我很了解伦诺克斯，他早就心灰意冷了。要是他们把他活捉回来，他会听任他们摆布。他会接受非蓄意杀人罪。”
朗尼·摩根摇摇头。我知道他要说什么，果然他就那样说了。“不可能。如果他只是一枪崩了她，或者砸裂了她的脑袋，或许可能。但杀人手段实在太凶残。她的脸被砸得稀烂。他能指望的最轻的判决也得是二级谋杀；即便那样，也会使舆论哗然。”
我说：“也许你说得对。”
他又瞧了瞧我。“你说了解那家伙，那你接受现状吗？”“我太累了。今晚想不了什么事情。”
很长一段静默。然后朗尼·摩根平静地说道：“如果我不是个替报纸跑腿儿的，而是个有自己脑子的人，我会认为他大概根本就没杀她。”“那不失为一种看法。”
他摸了根香烟叼在嘴里，在仪表盘上划了根火柴点上。他静静地抽着烟，清瘦的脸上眉头紧锁。我们到了月桂谷区，我告诉他在哪里拐下大街，从哪里开进我家所在的小巷。他的车费力地爬上山坡，在我房子前面的红杉木台阶前停了下来。
我下了车。“谢谢你送我回家，摩根。要不要进去喝点东西？”“改日再喝吧。我想你更愿意独自静一静。”“我已经独自待了相当长的时间。太长时间了。”“你得跟一个朋友道别，”他说，“你为他锒铛入狱，他一定是你的好朋友。”“谁说我入狱是为他？”
他微微一笑。“我不能在报上发表出来，并不意味着我不知道，老兄。再见啦。改日再见。”
我关上车门，他掉转车头，往山下开去。车尾灯在拐弯处消失时，我爬上台阶，捡起地上的报纸，开门走进空荡荡的房子。我拧亮所有灯，敞开所有窗户。屋里太闷了。
我煮了些咖啡，一边喝，一边把五张百元大钞从咖啡罐里取了出来。那几张钞票卷得很紧，是从边上竖着塞到咖啡粉里的。我端着杯咖啡走来走去，打开电视又关上，坐下，起来，又坐下。我浏览了堆在台阶上的报纸。一开始伦诺克斯的案子登得极醒目，但第二天早晨就变成二版新闻了。有一张西尔维亚的照片，但没有伦诺克斯的。报上还登了一张我的快照，我自己都不知道居然还存在这么一张照片。“洛杉矶私人侦探被拘留审讯。”报上刊登了伦诺克斯在恩西诺的府邸的巨幅照片。房子是仿英国式的，有许多尖顶，要把所有的窗户都擦一遍准得花上一百块钱。房子建在一座圆丘上，加上周边的土地有两英亩，这在洛杉矶算是面积很大的地产了。报上还刊登了客宅的照片，那是主建筑的缩小版。客宅被一片树林包围着。两幅照片显然都是从远处拍摄然后再放大修描过的。没登出报上所谓的“死亡现场”的照片。
这些我以前在囚房里都看过了；但现在我用不同的眼光重新阅读。除了报道一名富有的漂亮女子被谋杀，什么都没说，新闻界几乎完全被排斥在外。可见那家的影响力很早就开始起作用了。跑犯罪新闻的记者一定咬牙切齿，可也白搭。可以理解。要是伦诺克斯在她被杀的当晚就跟在帕萨迪纳的岳父通了电话，那就会有十几个保镖在警察抵达之前捷足先登，到达那栋宅子。
但其中有些事情怎么都说不通—她被杀的惨状。没人能让我相信这是特里干的。
我关了灯，坐在敞开的窗前。窗外树丛里，一只嘲鸫趁着夜幕降临前的时间自得地练习着几个颤音。我脖子发痒，所以刮了胡子，冲了澡，上床平躺着倾听，仿佛我能从黑暗深处听见一个声音，一个平和而耐心的声音，这声音使一切变得清晰。但我没听见，我知道以后也不会听见。没有人会向我解释伦诺克斯的案子。没有解释是必然的。杀人者自己承认了，而且他已经死了。连审讯都不会有。
就像《新闻报》的朗尼·摩根所说的—相当省事。如果是伦诺克斯杀了他妻子，很好。那就没必要审问他，没必要翻出所有令人不快的细节。如果他没杀她，那也很好。死人是世上最好的替罪羊。他不会反驳。
11
早晨，我又刮了一遍胡子，穿戴整齐，和平常一样开车去市中心，把车停在平常停车的位置，要是看车库的知道我是个重要的新闻人物，那他掩饰得倒是不错。我上了楼，穿过走廊，摸出钥匙正要打开办公室的门，发现一个皮肤黝黑的斯文男人望着我。“马洛吗？”“有何贵干？”“别走远，”他说，“有人想见见你。”他离开倚着的墙壁，懒洋洋地走了。
我踏进办公室，捡起地上的信件。书桌上摊着更多来信，是夜间清洁女工放在那里的。我先将窗户打开，再撕开信封，把不想收到的丢掉，事实上没一封是我期待的。我打开另一道门的门铃装置，填满烟斗点上，然后坐下来等人上门求救。
我想到特里·伦诺克斯时，心里并没有多大起伏。他已经隐退到远处去了，灰白头发、疤脸、某种柔弱的魅力，还有那怪异的清高。我既不评判他，也不剖析他，就像我从不问他那一脸疤痕是怎么来的，何以竟会和西尔维亚那样的人结为夫妻。他就像你在客轮上邂逅的某个人，混得很熟，然而实际上你对他一无所知。他走的时候也像那么个人，在码头跟你道别时说“保持联络，老朋友”，而你知道你不会跟他联络，他也不会跟你联络。你很可能再也不会见到那家伙。就算再见，他也完全成了另外一个人，不过是休闲列车里的又一个扶轮社①会员而已。生意如何？哦，还行还行。你气色不错呀。你气色也很好啊。我胖了好多。咱们彼此彼此。还记得那次坐“法兰考尼亚”(或者其他随便什么名字)客轮旅行吗？噢，当然，那次旅行精彩得很哪，是不是？
去他的精彩旅行。你真是无聊透顶。你和那家伙聊了几句，只因为周围再没一个人让你感兴趣。或许这就像我和特里。不，不太一样。我拥有他的一部分。我在他身上投入了时间和金钱，外加三日囚房时光，还没提下颌挨的那一下子，脖子上挨的那一拳，至今咽东西还会痛。现在他死了，我没法还他五百大钞。这让我不痛快。总是些小事让人不痛快。
门铃和电话铃同时响起。我先接了电话，因为门铃只意味着有人走进了我的小号候客室。“是马洛先生吗？恩迪科特先生要跟您说话。请稍候。”
他在电话那端。“我是休厄尔·恩迪科特。”他说，好像他那见鬼的秘书没把他的名字通报给我似的。“早晨好，恩迪科特先生。”“很高兴听说他们把你放了。你没跟他们作对，我认为这种做法很正确。”“这不是做法。只不过是犟脾气而已。”“我觉得你可能不会再听到有关这个案子的什么消息了。要是听到，而且需要帮忙，请告诉我一声。”“怎么会呢？那家伙已经死了。要证明他接近过我，可得花掉他们不少时间，更何况还要证明我知情。还要证明他犯了罪或者是逃犯。”
他清了清嗓子。“大概，”他审慎地说道，“他们没告诉你他留下了一份完整的自白书吧。”“他们告诉我了，恩迪科特先生。我是在同律师对话。如果我建议自白书也应当被证实，证实它既非伪造，也符合事实，算不算越界？”“我怕没时间跟你探讨法律上的问题，”他不客气地说，“我正要飞去墨西哥，去处理一项相当悲哀的事务。你或许可以猜到是什么事务。”“啊哈。要看你代表谁了。你没告诉我，你可记住了。”“我记得相当清楚。好啦，再见，马洛。我说过愿意帮你，这话仍然有效。不过我送你一个小小忠告。别太肯定你已经脱离了危险。你的处境相当不妙。”
他挂断了电话。我小心地把电话放回机座。我锁着眉头坐了片刻，手依然没有离开听筒。过了一会儿，我拂去脸上的愁云，起身拉开了候客室的门。
有个男人靠窗口坐着，在浏览杂志。他穿着蓝灰色西装，上面的浅蓝格子淡得几乎看不见，双脚交叉，穿着黑色软皮系带鞋，这种鞋子有两个透气孔，穿着走过一个街区都不会磨破袜子，几乎和休闲鞋一样舒服。他的白手帕折得方方正正，后面露出墨镜一角。他深色的头发浓密且呈波纹状，皮肤晒得黝黑。他抬头望过来，两只眼像鸟眼一样亮，小胡子下有些笑意。他雪白的衬衫上打了个深栗色的尖尖的蝶形领结。
他将杂志扔到一边。“垃圾杂志登垃圾文章，”他说，“我刚才在读有关科斯特洛 ①的一篇东西。啊呀，他们多么了解科斯特洛，就像我多么了解特洛伊的海伦一样。”“我能为您效劳吗？”
他不紧不慢地上下打量着我。“骑大红摩托的人猿泰山。”“什么？”“说你哪，马洛。骑大红摩托的人猿泰山。他们请你吃苦头了？”“有几次。这与你有何干系？”“是奥尔布莱特打电话给格里戈里厄斯以后的事吗？”“不是，在那之前。”
他点了点头。“你有面子，让奥尔布莱特给了那混账一梭子。”“我在问你哪，这与你有何干系？顺便说一句，我不认识奥尔布莱特局长，我也没求他做任何事。他为什么要帮我？”
他沉下脸盯着我，然后慢吞吞地站起来，动作优雅得有如一头美洲黑豹。他穿过屋子，往我的办公室里张望，又扭头冲我看看，便自己走进去了。他是那种走到哪里都以主人自居的人。我跟着进了办公室，关上门。他站在办公桌旁四处张望着，饶有兴趣的样子。“你是个小角色，”他说，“非常小。”
我走到自己的办公桌后面，等着。“你一个月挣多少，马洛？”
我点上烟斗，没搭理他。“最多七百五。”他说。
我将烧焦的火柴扔进烟灰缸，吐出一圈烟雾。“马洛，你是个胆小鬼，小骗子，小到要用放大镜才可以看见。”
我一句话也不接。“你的感情不值一个子儿。你从头到脚没一点值钱的地方。你和一个家伙混在一起，喝几杯酒，讲几句俏皮话，他身无分文的时候你塞几个小钱给他，最后还为了他把自己搭进去。就像读《弗兰克·梅里韦尔》 ①的小学生。你没胆量，没脑子，没门路，没见识，只能摆摆不值钱的态度，指望别人为你哭泣。骑大红摩托的人猿泰山。”他脸上浮现出一丝厌倦的微笑，“据我看，你一文不值。”
他从桌子对面凑过来，随意而傲慢地用手背轻轻拍了拍我的脸，但没有伤害我的意思，脸上始终挂着微笑。他见我一动不动，便慢慢坐了下来，一只手肘撑在桌上，棕色的手托着棕色的下巴。那双鸟眼盯着我看，除了灼灼光彩，里面什么也没有。“知道我是谁吗，瘪三？”“你叫曼宁德兹。小弟们称你曼迪。你在日落大道一带出没。”“是吗？那我是怎么变得这么有名的？”“我没兴趣知道。你大概是从在墨西哥妓院拉皮条起家的吧？”
他从衣兜里摸出一只金烟盒，用金打火机点燃一支棕色香烟。他呼出辛辣的烟味，点点头，把金烟盒放在办公桌上，用手指摩挲着。“我是个大恶棍，马洛。我赚了很多钱。我得赚大钱去榨那些我要榨的人，榨那些我要榨的人才可以赚大钱。我在贝艾尔 ② 的宅子花了九万，修一修，又花掉更多钱。我在东部有个漂亮的金发老婆，两个上私立学校的孩子。我老婆的钻石首饰就值十五万，还有值七万五的裘皮和服饰。我有一个管家、两个女仆、一个厨师和一个开车的，还不算那些跟在屁股后面的猴儿们。我走到哪里都是个人物。一切都是顶级的，顶级的饭菜、顶级的酒水和顶级的饭店包房。我在佛罗里达有栋宅子，加上一艘配了五名水手的游艇。我有一辆宾利，两辆凯迪拉克，外加一辆克莱斯勒旅行车，还给我儿子弄了一辆MG。过几年也要给我女儿弄一辆。你有什么？”“不多，”我说， “今年我有个地方住—一人独享。”“没女人？”“就我一个。加上你眼前这些东西。银行里还有一千两百块，几千块债券。这回答你的问题了吗？”“你接一个案子最多赚了多少？”“八百五。”“老天啊，人怎么可以这么廉价？”“别再聒噪了，告诉我你想要干什么？”
他掐灭吸了一半的香烟，马上又拿出一支新的点上。他往后靠在椅背上，朝我撇撇嘴。“当时我们三人在一条战壕里吃东西，”他说，“天冷得要命，到处是雪。我们吃罐头食品，冷冰冰的。耳边传来零星的枪声，更多的是迫击炮弹爆炸的声音。我们冻得发青，我是说真的发青。兰迪·斯塔尔、我，还有那个特里·伦诺克斯。一枚迫击炮弹扑通一声掉在我们三人中间，不知为什么居然没有炸开。那些德国佬花招一套又一套，他们喜欢开歹毒的玩笑。有时候，你以为那是颗闷弹，可三秒钟后它爆炸了。特里抱起它，兰迪和我还没来得及抬腿，特里已经跃出了战壕。我是说他动作飞快，兄弟。就跟优秀的控球员一样。他扑倒在地，把那家伙扔出去，它在空中爆炸了。大部分在他头顶上方开了花，可一大块弹片扎进了他的脸颊。就在这时德国佬发动了进攻，等反应过来时，我们已经不在那里了。”
曼宁德兹住了嘴，看着我，黑眼睛闪闪发亮。“多谢你告诉我。”我说。“你倒是经得起玩笑，马洛。你行啊。兰迪和我聊过这事，我们认为特里·伦诺克斯的经历够把任何人的脑子搞懵。有很长一段时间，我们以为他死了，可他没死。德国佬逮住了他。他们把他折腾了大概一年半。他们干得不赖，但他太受罪了。我们花了钱查出真相，又花了钱找到他。不过战后我们在黑市里赚了一笔，担得起。特里为了救我们的命，落得半张新脸、白发，精神很差。到了东部，他喝上了，老被抓进去，差不多完蛋了。他的心事我们从来不知道。后来我们得知他娶了那有钱的妞儿，一下子就上了天。他离开了她，一落千丈，又娶了她，这回她死了。兰迪和我一件事都帮不了他。他不要我们帮，除了拉斯维加斯那份临时工。他真的碰到麻烦不来找我们，竟然去找你这种瘪三，一个警察可以拿捏的软蛋。然后他死了，连再见也不跟我们说一声，连报答的机会也不给我们一个。我可以把他弄出国去—比老千洗一副牌还快。但他跑去找你救命，这让我不痛快。一个瘪三， 一个警察可以拿捏的软蛋。”“警察要拿捏谁就可以拿捏谁。你要我怎么办？”“放弃。”曼宁德兹马上接口道。“放弃什么？”“别想着借伦诺克斯的案子发财扬名。已经结案了，完了。特里死了，我们希望你别再去烦他。那伙计的遭遇真是太惨了。”“流氓大发悲情，”我说，“笑死人了。”“看着点你的嘴，瘪三。看住你的嘴。曼迪不和人斗嘴。他只是吩咐他们。找个别的生财之道吧，听明白我的话了？”
他站起身。来访结束。他捡起手套，那副雪白的猪皮手套。看上去不曾戴过。曼宁德兹先生，一个讲究穿戴的人。可骨子里却野蛮得很。“我并不想出风头，”我说，“也没谁要给我钱。他们给我钱，为什么？”“别糊弄我，马洛。你不会仅仅出于情义去蹲三天大牢。你拿了好处，我不知道谁给的，但我有数。我猜给你好处的人很有钱。伦诺克斯的事已经结了案，而且是铁板钉钉了，即使—”他突然住了嘴，拿手套轻轻地拍打桌沿。“即使特里没杀她？”我说。
他流露出一丝惊诧，微薄得就如露水夫妻婚戒上镀的那层金。“我也很希望是那样，瘪三。但这没意义。就是确实有—特里也希望如此—接下来也只会像现在这样。”
我没有说什么。过了片刻，他慢条斯理地咧了咧嘴。“骑大红摩托的人猿泰山，”他拉长腔调说， “硬汉子一个。让我来教训教训他。几个子儿就可以雇来的家伙，谁都能拿捏的家伙。没钱，没家，没希望，一无所有。改日见，瘪三。”
我坐着一动不动，下巴紧绷，看着桌角上他那闪闪发光的金烟盒。我感觉很累。我缓慢地站起来，把手伸向那只烟盒。“你忘了这个。”我说着绕过桌子。“这玩意儿，我有半打呢。”他冷笑道。
我走近他，把它递了出去。他毫不在乎地接过去。“来半打这玩意儿如何？”我问道，尽全力给了他腹部一下子。
他弯下腰哀号。烟盒掉在地上。他后退到墙根，双手抽搐着，大口地喘着气。他冒着汗，非常缓慢而艰难地直起身。我们再次四目对视。我伸出一根手指头，沿他下颌划过。他一动不动。最后，他褐色的脸上勉强挤出一个笑容。“我没想到你这么有种。”他说。“下回带把枪再来—不然就别叫我瘪三。”“我手下人带枪。”“把他带着。你需要他。”“你这刀枪不入的家伙，马洛。”
我用脚把那只金烟盒踢到一边，弯腰捡起，递给他。他接过去揣进口袋。“我不明白，”我说，“什么事值得你花时间跑到这里来跟我开玩笑，弄得很无趣。恶棍都很无趣。就像玩一副只有A的牌，好像什么都有了，其实什么都没有。你只是坐在那儿自我欣赏。难怪特里·伦诺克斯不找你帮忙。就好像不从妓女手里借钱一样。”
他伸出两根手指小心翼翼地按了按肚子。“你这么说话我很遗憾。瘪三。你俏皮话说得太多了。”
他向门口走去，拉开门。门外，他的保镖在走廊对面挺直身体转过来。曼宁德兹晃了晃脑袋。保镖于是走进办公室，站在那儿毫无表情地打量着我。“好好看看这个人，奇克，”曼宁德兹说，“一定要记住他的模样，以防万一。你和他说不定哪天要打打交道。”“我看见他了，老大，”那个皮肤光滑黝黑的家伙从紧闭的唇缝里挤出几个字，“他还烦不到我。”他们都喜欢这样发音。“别让他打着你的肚子，”曼宁德兹苦笑着说，“他的右勾拳可不是好玩的。”
保镖朝我冷冷一笑。“他靠近不了我的肚子。”“得，再见，瘪三。”曼宁德兹说完转身走了。“改日见。”保镖冷冷地说道，“我叫奇克·阿戈斯蒂诺。我想有一天你会认识我的。”“就像一张脏报纸，”我说，“提醒我别踩着你的脸。”
他下巴鼓了起来。然后突然转了个身，尾随他的老板走了。
装了气动铰链的门慢慢关上了。我侧耳倾听，却没听见走廊上他们离去的脚步声。他们走得轻手轻脚，像猫一样。过了一会儿，为了确认，我又拉开门朝外看了看，走廊上空空如也。
我回到办公桌前坐下。像曼宁德兹这样有名气的地痞竟会舍得花工夫亲自登门，来警告我少管闲事，真让人纳闷。而且几分钟前我刚接到休厄尔·恩迪科特的电话。虽然表达方式不同，但其实同样是警告。
我实在想不明白，于是打算试试运气。我提起电话，给拉斯维加斯泥龟俱乐部的兰迪·斯塔尔打了过去，菲利普·马洛找兰迪·斯塔尔，没人接。斯塔尔先生出城了，还要找谁说话吗？不要。我并不很想找斯塔尔说话，只是心血来潮而已。他太远了，打不着我。
之后的三天什么事都没发生。没人来揍我或开枪打我，也没人打电话警告我别多管闲事。没人雇我寻找走失的女儿、越轨的妻子、遗失的珍珠项链或者失踪的遗嘱。我就坐着对墙发呆。伦诺克斯的案子来得突兀，去得也同样突兀。有过一个潦草的庭审，我没有被传讯。庭审安排在一个古怪的时间，没有事先通知，也没有陪审团。由于死者的丈夫已经在法医的管辖区域之外身亡，法医提出了裁决：西尔维亚·波特·韦斯特海姆·德乔其奥·伦诺克斯之死是由其丈夫特伦斯·威廉·伦诺克斯的蓄意谋杀所致。在庭审记录里，他们大概宣读了自白书；为了满足法医，他们大概也认真核实了它。
她的遗体被取回，往北空运到家族墓园下葬。新闻界没被邀请。没有人接受采访，当然不用提从不接受采访的哈伦·波特先生了。见他几乎跟见达赖喇嘛一样困难。在仆从、保镖、秘书、律师及驯服的执行人组成的屏障之后，腰缠万贯的家伙们过着不同寻常的日子。他们或许也吃喝拉撒，也理发，也穿衣服，但你永远不可能确切地知道。你能读到听到的所有关于他们的消息都已经经过一帮公关人士加工雕琢，而那帮人拿着高薪，专事营造和维护适宜主子的人格形象，使其简单、洁净、精确，如一枚消过毒的针头。主子的人格形象不求真实，但求与众所周知的事实一致。而这样的事实屈指可数。
第三天下午比较晚的时候，电话铃声响起，打来的是个叫霍华德·斯潘塞的人，他自称是纽约一家出版社的代理人，来加州短期出差，说有一件事情想和我谈谈，约我明天上午十一点在里兹-贝弗利酒店的酒吧见面。
我问他是什么样的麻烦。“相当微妙，”他说，“但完全合乎道德。要是我们谈不拢，自然，我会付你报酬。”“多谢，斯潘塞先生，这倒不必。是不是哪个熟人把我推荐给了你？”“有个人知道你—还包括你最近碰上的案子，马洛先生。请允许我说是那个案子引起了我的兴趣。不过我的工作与这件悲惨的事无关。只是—好吧，我们到时边喝边聊，就先不在电话上谈了。”“你确定要和一个蹲过牢的人打交道？”
他笑了起来。笑声和嗓音都很悦耳。他说话的方式好像纽约人还没学会外来的南腔北调时说话的方式。“在我看来，马洛先生，那本身就是一种举荐。不是因为，允许我插一句，你，如你所说，蹲过监狱；而是因为，允许我再说一句，你表现得非常镇定，甚至在压力之下。”
他是一个说话加逗号的家伙，好像一本大部头小说。反正在电话里是如此。“好吧，斯潘塞先生，我明早会去见你。”
他谢了我，挂断电话。我搞不清楚是谁推荐了我。我想可能是休厄尔·恩迪科特，所以就打电话跟他确认，可他前一星期都不在城里，此时仍旧没回来。这没关系。即便在我这一行，偶然也会碰上个把满意的客人；何况我也要揽些活儿干，因为我需要钱—或者说我觉得我需要钱，直到这天晚上回家，发现有封信，里面夹着一张印有麦迪逊总统头像的大钞。
12
这封信躺在我家台阶口的红白两色鸟舍信箱里。信箱顶上固定在摇臂上的啄木鸟跳了起来；即便如此，我原本也不一定会去看信箱，因为我从来没在家里收到过信件。但是这几天啄木鸟丢了嘴巴尖，木头露出干净的断口。不知被哪个淘气鬼用原子枪打掉了。
信封上印着西班牙文的“航空邮件”字样，贴着好几枚墨西哥邮票，还有手写的西班牙文，要不是我这几天满脑子墨西哥，可能一时还认不出那些文字来。我辨不清邮戳，是手打的，印泥干得厉害。信很厚。我爬上台阶，在起居室坐下，展开信纸读起来。傍晚十分寂静。一封由死者发出的信件或许随身带着属于它自己的一份寂静。
信首没有注明日期，也没有开场白。
我正在一家不太干净的旅馆二楼一间客房里靠窗的地方坐着。这家旅馆坐落在一个叫奥塔托丹的有片湖泊的小山城。窗户下方就有一个邮箱，仆役送咖啡上来时，我已经吩咐他待会儿替我去寄这封信，在投进邮箱之前，他会把信举起来，那样我就可以看清楚。他当这份差，会得到一张一百比索的钞票，对他来说，这是个大数目。
为什么要来这一手？门外有个穿尖头皮鞋、衬衫肮脏、皮肤黝黑的家伙守着门。他在等待着什么。我不清楚是什么，但他不让我出门。只要这封信寄出去，关系也就不大了。我希望你能收下这笔钱，因为我用不着，而本地警察一定会吞掉它。我本来就没打算用这张钞票买东西。就算是我为给你惹了诸多麻烦表达歉意，对一位正人君子表示景仰吧。和以往一样，我什么事情都没做对，但是我手上还有把枪。我估计你大概在某一点上已经有了自己的定论。我可能杀了她，也许的确是我干的，但另外的事绝不可能出自我手。那样的残忍不可能是我所为。真叫人痛心。不过再也没关系了，丝毫没关系了。现在重要的是如何避免一出无必要、无益处的丑闻。她父亲和姐姐从来没有伤害过我。他们有他们的生活要过，而我却因为厌恶自己的生活走到这一步。西尔维亚没有把我弄成流浪汉，其实我早就是了。我无法明确回答你她为什么要嫁给我，我猜那只是一时异想天开。至少她死时年轻美丽。俗话说肉欲使男人苍老，却使女人年轻。俗话说了一大堆废话。俗话还说富人总能够保护自己，还说他们的世界永远是夏日。我和他们一起生活过，他们无趣而寂寞。
我写过一份自白书。我感到有些不舒服，倒没那么害怕。你在书中读到过这样的情景，但你读的不是真实。事到临头，你被逼到这肮脏的异国小旅馆，剩下的就只是口袋里的一把枪，你只有一条出路—相信我，老兄，没有什么令人激动和振奋的，唯有龌龊、耻辱、阴郁和凄凉。
请你把这件事，也把我忘却。不过请先代我去维克托酒吧喝一杯琴蕾。你下回煮咖啡，也替我倒一杯，加些许波旁酒，再给我点一支烟，搁在咖啡杯旁。完了就把这整件事统统忘记。特里·伦诺克斯成为过去，不复存在。就此作别。
有人敲门。我想是仆役送咖啡来了。如果不是，那就该有枪击了。一般来说，我喜欢墨西哥人，但我不喜欢他们的班房。别了。
特里
信就此结束。我折起信纸，塞回信封。那么，是仆役送咖啡来了。不然我不会收到这封信。不会收到里面夹着的麦迪逊总统头像。一张五千块的巨钞。
它躺在我面前的桌子上，碧绿崭新。这巨钞我还从未见识过，许多在银行工作的人也不曾见过。像兰迪·斯塔尔、曼宁德兹之类的角色倒很可能会把这种钞票揣在身上当现款用。你如果去银行要换一张，他们也不一定有。他们得特地为你跑一趟联邦储备银行，可能要等上几天。在美国整个货币流通系统里，这种巨钞大约也只有一千来张。我这张泛着柔和的光泽，就像一枚独特的小太阳。
我坐着，久久凝视着它。最后，我把它放进信匣，去厨房煮咖啡。不管是不是伤感，反正我照他嘱咐的做了。我倒了两杯咖啡，在他那杯里加了些波旁酒，放在送他去机场那天早晨他坐过的桌子那一侧。我为他点燃一支烟，搁在咖啡杯近旁的烟灰缸里。我凝视着咖啡杯里袅袅升起的热气，烟嘴上浮动的淡淡烟雾。屋外，金钟花丛里，有只鸟儿跳来跳去，轻声自言自语，偶尔扇扇翅膀。
终于，咖啡不再冒热气，香烟也不再燃烧，成了烟灰缸边沿一枚熄灭的烟蒂。我把烟蒂丢进水池下的垃圾桶里，倒掉咖啡，洗净杯子，放进柜子。
就这样。相对于五千块钱来说，做这些好像不够。
后来我去看了一场晚间电影。什么也没看进去。我几乎看不明白发生了什么，只有噪声和放大的脸。回家后，我摆了一种非常愚蠢的西班牙式象棋开局，也一样觉得没意思，就上床睡觉了。
可我睡不着。凌晨三点钟，我在屋里踱来踱去，听着哈恰图良①在拖拉机工厂里劳作的声音，而他居然把这称为小提琴协奏曲；我听着像是风扇皮带松掉了。见它的大头鬼。
不眠之夜于我就如肥胖的邮差一样少见。如果不是因为约好与霍华德·斯潘塞在里兹-贝弗利酒店见面，我会干掉一瓶酒然后倒头昏睡。下次我要是碰见哪个礼貌的家伙醉倒在劳斯莱斯银色幽灵里，我会不择方向地拔腿就跑。世上没有比自己给自己下的套更要命的了。
13
十一点钟，我坐在从餐厅附属建筑进来右手边第三个厢座里。我背靠墙壁，可以看见每个出来进去的人。这是个晴朗的早晨，没有烟，甚至没有高雾①，阳光照在与酒吧仅隔一堵玻璃墙的泳池的水面上，令人目眩。泳池一直延伸到餐厅那头。一个穿着白色斜纹泳装的性感女人正走上通往高台的扶梯。我瞧着她晒黑的大腿和泳装之间那道白色，不禁心旌摇荡。接着，她被垂得低低的屋檐挡住了，离开了我的视线。过了一会儿，我望见她转体一圈半跳下水去。水花高高溅起，阳光在水珠上跳跃，舞起一道和女人一样曼妙的彩虹。然后她登上扶梯，解开白泳帽，把带漂白粉味儿的头发抖松。她扭动腰肢走到一张小白桌前坐下，桌边还坐着个穿白斜纹布长裤、戴墨镜的健壮家伙。皮肤上的黑色那么均匀，不可能是别人，只可能是这儿雇的泳池管理员。他伸手拍拍她的大腿。她笑起来，嘴张得如同消防水桶。这让我一下子兴味索然。我听不见她的笑声，但她咧开嘴时脸上那个大窟窿就使我倒足胃口。
酒吧相当冷清。再往里数第三个厢座，坐着两个时髦家伙，正手舞足蹈地相互卖弄打算推销给二十世纪-福克斯电影公司的故事，他们中间的桌上放着一架电话。每隔两三分钟，他们就以一个小游戏决定谁给扎纳克 ①打电话，卖给他好主意。他们年纪轻轻，皮肤黝黑，热情，活力充沛。即便只是打打电话，他们也动员了如此多的肌肉，足够我把个胖子扛上四楼。吧台边坐着个忧郁的家伙，在跟酒保说话。酒保边擦拭酒杯边听着，脸上挂着假笑—一个人强忍着不尖叫出来时绷在脸上的那种假笑。酒客是个中年人，穿戴讲究，已是醺醺然了。他想说话，即便不是真的想，也已经管不住自己的嘴巴了。他礼貌而友善，我听见他说话口齿好像还清楚，但你知道他的酒瘾已经被勾了上来，不到夜晚睡着他是不会罢手的。他会一辈子这样过下去，这就是他的一生。你永远弄不清楚他是怎么落到这一步的，因为即便他告诉了你，那也不是实情，充其量只是对他以为的那点真实的扭曲记忆罢了。世上哪个冷僻的酒吧里没有这样一个忧郁的人呢？
我瞧瞧手表，这位有权势的出版人已经迟到二十分钟了。我等三十分钟就走人。听任雇主摆布从来就没好结果。如果他让你如何你就如何，他会觉得别人也能这样拿捏你，他雇你可不是为了这个。眼下我并不十分需要揽活儿，不打算让这些东部来的蠢驴把我当马夫使，这些决策人物，坐在八十五楼用板壁隔出来的办公室里，面前一排按钮、一个内部通话装置和一个穿哈蒂·卡内基 ② 职业女装的美目盼兮的秘书。这种家伙会叫你九点准时到达，而他两小时后喝了双份吉布森鸡尾酒才翩翩光临，如果你没有脸上挂着安之若素的微笑静候大驾，他那受到冒犯的管理能力就会来一次爆发，以至于必须去阿卡普尔科①度假五星期，方能恢复元气。
吧台老侍者踱过来，瞥了眼我那兑过水的淡苏格兰威士忌。我朝他摇摇头，他也摇摇白发蓬松的脑袋。就在这时，一位梦中人儿走了进来。我觉得酒吧瞬间静了下来：那两个时髦家伙停止了相互吹嘘，醉汉不再唠叨。就好像指挥敲一下乐台，抬起手臂、悬而未落的那个瞬间。
她很苗条，身材颀长，穿着合身的白色亚麻质地的衣服，颈上围了一条黑底白圆点围巾。头发是像童话里的公主那样的浅金色，头上戴了顶小帽，金发兜在帽中，如小鸟栖于巢中。眼睛是罕见的矢车菊那种蓝色，长睫毛的颜色浅得简直有些过了。她走向过道对面的桌子，除下白色长手套，老侍者为她挪开桌子，永远不会有一个侍者像那样为我挪开桌子。她坐下，把手套放进手提袋，朝侍者报以感谢的微笑，那微笑如此温柔、纯洁和精致，几乎让他挪不动脚。她对他低声说了句什么，他哈着腰飞快地离开了。这家伙生活里还很有奔头哪。
我注视着她。她发现了，就把视线抬高了那么一点儿，我于是就不在她视野里了。不过无论在不在她的视野里，我都大气不敢出。
金发的女人世上有不少，现在金发几乎已经变成了一个滑稽字眼。每种金发女人各有特色，除了那些皮肤像漂白了的祖鲁族②、性格温顺得如脚下被践踏的人行道、头发如真金般闪亮的女人。有一种小巧玲珑的，唧唧喳喳，咯咯嘎嘎。有一种雕塑般丰腴硕大的，用冰蓝的眸光拦住你。有一种仰视着你，香喷喷亮闪闪，吊在你手臂上，可等你把她带回家，她总是非常非常疲倦。她摆出那种无助的姿态，还他妈的头疼，你真恨不能揍她一顿，但你还是庆幸及早发现了头疼这个问题，还没在她身上投入太多的金钱、时间和希望。因为头疼总在那里，是一件用不坏的武器，像刺客的轻剑或琉克勒齐亚①的毒药一样致命。
有一种金发女人，温柔，乖巧，嗜酒；只要是貂皮，不管什么式样她都爱穿；只要有星光露台和香槟，不管哪里她都愿意去。还有一种可爱的小美人，假小子一个，自己付账单，很阳光，有常识，精通柔道，能够一边给卡车司机来个过肩摔，一边一行不漏地读《星期六评论》。还有另一种，发色非常非常淡，患有某种不致命但也治不好的贫血症。她无精打采，色如鬼魅，说起话来气若游丝。你不能碰她一根手指头。其一，你根本不想；其二，她正在阅读《荒原》或用古意大利语写的但丁作品，不然就是卡夫卡或克尔凯郭尔，又或者是在研究普罗旺斯文。她酷爱音乐，纽约爱乐乐团演出欣德米特 ②，她能够告诉你六把低音提琴里哪一把晚了四分之一拍。我听说托斯卡尼尼③有这功力。世上也就他们这对了。
最后还有一种美轮美奂的展品，嫁过三个相继归天的大骗子，然后又攀上几位百万富翁，一位一百万，最后在安提布岬 ④谋得一座浅色玫瑰别墅，一辆配有司机和副手的阿尔法-罗密欧豪华车，一群老朽的贵族朋友。对于这群人，她报以心不在焉的亲切，就像老公爵跟他的管家道晚安。
对面的这位梦中人儿不属于上述任何一种，甚至压根儿不属于那个世界。她无法归类，好似山泉一样悠远清明，水色一样难以描摹。我正看得出神，一个声音在身旁响起：“我来得太迟了，向你道歉。全得怪这个。我是霍华德·斯潘塞。你是菲利普·马洛，没错吧。”
我扭头看着他。一个发福的中年人，穿得很随意，但胡子刮得挺干净，薄薄一层头发仔细地朝后梳得光溜溜的，覆盖着两耳间的大脑袋。他戴着无边眼镜，穿着抢眼的双排扣背心，这种衣服在加州几乎看不见，除非碰上个来访的波士顿人。他拍了拍一只破旧的公文包，显然这便是他所谓的“这个”了。“三部完整的新手稿，小说。要是在我们找到机会退稿前把它们弄丢了，那就太尴尬了。”他朝老侍者打了个手势，后者刚把高高的一杯绿色玩意儿放在那位梦中人儿面前，往后退了几步。“我特别喜欢金酒加橙子汁。实在是很不上台面的饮料。你要不要也试试？很好喝。”
我点点头，老侍者缓步离开了。
我指着公文包说道：“你怎么知道会退稿？”“如果真是好东西，是不会由作者亲自送到酒店来的，而是会在纽约那些代理手上。”“那何必留下？”“一方面是为了照顾情绪，另一方面，出于所有出版人都梦寐以求的沙里淘金那千分之一的可能。大多数时候，你参加一个鸡尾酒会，被介绍给各色人等，其中一些写过小说，而你又多喝了几口，便要行善积德，于是说你想看看手稿。这不就飞快地送到酒店来逼你读了？但我觉得你并不会对出版商和他们的头疼事感兴趣。”
侍者端来了饮料。斯潘塞拿起他那杯，喝了一大口。他没注意到过道对面的金发女子。他把全部注意力都集中在我身上。他是个不错的中间人。“如果工作需要，”我说，“我偶尔也会读几页书。”“我们有个最重要的作者就住在这附近，”他随意地说，“你可能读过他的东西。罗杰·韦德。”“啊哈。”“我明白你的意思，”他苦笑道，“你对历史浪漫小说没兴趣。可这些书卖得很火。”“我没别的意思，斯潘塞先生。我以前读过他的一本小说。我觉得那是胡诌。我是否不该这么说？”
他咧咧嘴：“哦，没事。许多人和你有同感。问题是眼下他是个有保障的畅销作家。现在成本那么高，每个出版商手上非得有几个畅销作家不可。”
我向那金发女子投去一瞥。她已经喝完了那杯柠檬水之类的玩意儿，瞧了眼精致的腕表。酒吧里人渐渐多起来，但还没到闹哄哄的地步。那两个时髦家伙还在手舞足蹈，吧台边的独饮客攀上了几个酒友。我回头望了望霍华德·斯潘塞。“你的麻烦是不是和他有关？”我问道，“我是说，韦德那家伙。”
他点点头，又仔细打量了我一番。“跟我谈谈你自己吧，马洛先生。如果你不反感我的请求的话。”“谈什么？我是持执照的私人侦探，已经做了相当长时间了。我孤零零一个人，还没成家，快到中年了，没什么钱。我进去过不止一回，不接离婚案子。我喜欢酒、女人和象棋，还有些别的东西。警察不怎么喜欢我，可有几个我和他们混得还不错。我是本地人，生在圣塔罗莎，双亲都去世了，没兄弟姐妹。要是我什么时候在黑巷子里被干掉了，没一个人会觉得自己的日子没了着落。其实这种事情可能落到我们这行任何人头上，也可能落在其他任何行业的人或眼下什么都不干的人头上。”“哦，明白了，”他说，“但我想听的并不是这个。”
我喝完了金酒加橙子汁。我不喜欢这种饮料。我朝他咧了咧嘴。“有件事我没提，斯潘塞先生。我口袋里有张麦迪逊总统头像。”“麦迪逊总统头像？我恐怕不明白—”“面值五千块的钞票，”我说，“一直带在身边。我的幸运符。”“天哪，”他压低声音说道，“那不是很危险吗？”“是谁说的，超过一定限度，所有的危险都一样。”“我想是沃尔特·巴杰特①，他说的是高空作业的工人。”他咧嘴笑笑，“对不起，我只是个出版商。你很好，马洛。我要来试试运气，如果我没这打算，你会请我滚蛋，是吧？”
我也朝他咧嘴笑笑。他唤来侍者，又要了两杯饮料。“是这样的，”他谨慎地说道，“罗杰·韦德给我们造成了大麻烦。手上的书他完成不了。他失去了自制力，背后有什么事情。他好像崩溃了似的。疯狂地酗酒，脾气暴躁，过一段时间就会失踪几天。不久前，他把老婆推下楼梯，害得她断了五根肋骨，进了医院。他们之间并没有通常意义上的问题，完全没有。这家伙只有喝醉了才会像个疯子。”斯潘塞往后靠了靠，忧郁地瞧着我，“我们必须让他完成那本书。我们非常需要它。在某种程度上，我能保住饭碗就靠那本书。但我们需要更多。我们希望拯救一个才华横溢的作家，他应该能够创作出更出色的作品。一定是发生了很糟糕的事情。这次我来，他见都不见。我觉得应该去找精神科医生，可韦德夫人不同意。她肯定他精神非常正常，但有什么事情让他极其担忧，比如匿名信。韦德夫妇结婚五年。他以往的事情可能缠上了他。甚至可能是—只是瞎猜而已—开车撞死了人随后逃逸，有人捏住了他的软肋。我们不清楚到底发生了什么。我们想弄清楚，而且愿意出大价钱解决麻烦。如果最后发现真是患了什么病，那么—也只能那样了。如果不是，必定有个答案。同时还要保护韦德夫人。他下次说不定会杀了她。谁知道呢。”
第二轮饮料送了上来。我看着他一口气喝下半杯，没去碰我自己那杯。我点上一支烟，继续看着他。“你不需要侦探，”我说，“你需要找个会变魔术的。我能做什么？如果我恰巧那个时候在那里，而且对付得了他，我可以把他打昏，弄上床。但是，我必须在那里。那只有百分之一的可能。这个你明白。”“他身量和你差不多，”斯潘塞说道，“可是体能比不过你。再说，你可以随时都在那里。”“不见得。醉鬼们狡猾得很。他肯定会专挑我不在场的时候撒野。我不打算谋份男护士的工作。”“男护士根本指望不上。罗杰·韦德不会接受男护士。他是个非常聪明的家伙，只是有些控制不了自己。他写了一堆垃圾给傻瓜们读，挣了一大笔钱。但是唯有写作才能拯救作家。要是脑子里还有好货，他就会写出来。”“好吧，我对他很感兴趣，”我不耐烦地说，“他很了不起，而且还很危险，他藏着罪恶的秘密，企图借酒把它忘记。这可不是我擅长处理的问题，斯潘塞先生。”“明白了。”他看了看腕表，锁起眉头。他的脸皱巴起来，看上去老了一圈也小了一圈。“当然，我只是试一试而已，你不会怪我吧。”
他伸手去拿装得鼓鼓的公文包。我瞧着对面那位金发女子。她准备离开了。白发侍者手捧账单侍立一旁。她报以灿烂的微笑，给了他一些钱；他表现得好像刚跟上帝握过手一般。她抿了抿嘴唇，戴上白手套，侍者将桌子移得老远，腾出地方让她从容通过。
我朝斯潘塞投去一瞥，他膝盖上搁着公文包，正愁眉不展地看着桌边的空酒杯。“哎，”我说，“要是你希望，我可以去见见那家伙，看看是怎么回事。我会跟他老婆谈一谈。不过我想他会把我扔出门外。”
一个不属于斯潘塞的声音说道：“不会的，马洛，我不认为他会那样。相反，我觉得他会喜欢你。”
我抬头望见一双紫罗兰色的美目。她正站在桌边。我站起来，因为不能跨出厢座，只好侧着身子，别扭地卡在椅子和厢壁之间。“请别站起来，”她的声音宛如夏日云朵般柔和，“我应当先向你道歉。对我来说，在介绍自己之前能够先观察你一下很重要。我是艾琳·韦德。”
斯潘塞阴沉着脸说：“艾琳，他没兴趣。”
她温和地一笑。“我不觉得。”
我努力使自己镇定。我仍保持那个姿势，张着嘴，像个高中小甜妞一样呼吸。真是个美人。近看简直叫人挪不动脚。“我没说不感兴趣，韦德夫人。我只是说，或者我想说的是，我觉得自己帮不了什么忙，说不定插手这件事是个大错误，反而害了别人。”
她听得很认真。笑容消失了。“你过早下结论了。要评判一个人，你不能就事论人。如果真想要评判他，那得就人论人。”
我茫然地点点头，因为我正是那么看特里·伦诺克斯的。从他的所作所为来看，他实在不怎么样，除了战壕里那一瞬间的闪光—假设曼宁德兹没有胡说—但是做过什么绝不等于全部。他是个你不可能讨厌的人。你一辈子遇见的人里有几个是这样的呢？“所以你得了解他，”她和气地说道，“再见，马洛先生。要是你改了主意—”她很快打开提包，递给我一张名片，“谢谢你赏光。”
她向斯潘塞点点头，转身离去。我目送她走出酒吧，穿过玻璃围着的附属建筑进了餐厅。她的身形曼妙至极。我注视着她拐进通往前厅的拱门。我的视线捕捉到了她白色亚麻裙裾的最后一闪，接着她就拐过弯消失了。我松了一口气，坐下来端起金酒橙汁混合饮料。
斯潘塞正看着我。目光不善。“干得好，”我说，“可你至少也该偶尔看她一眼。那么一位梦中人坐在对面二十分钟，而你居然根本没注意到。”“我很蠢，是不是？”他努力挤出一个微笑，而他其实并不想笑。他不喜欢我看她的眼神。“大家对私人侦探有些奇怪的看法。要是打算请一个回家的话—”“别指望把这一个请回家去，”我说，“不管怎样，你得先另外编个故事才行。别期待我会相信有人竟舍得把这么个美人儿扔下楼梯，摔断她五根肋骨，不管他有没有喝醉。你能编个更好的故事，是不是？”
他涨红了脸，双手紧紧抓着公文包。“你以为我撒谎？”“有什么关系呢？你已经表演过了。你大概有点迷上那位女士了吧。”
他噌地站起来。“我不喜欢你说话的口气，”他说，“我不确定我是否喜欢你。就算帮个忙，这事情到此为止。我想这应当够买你花费的时间了。”
他往桌子上扔了一张二十块的票子，又加了几张一块的给侍者。他站了片刻，居高临下望着我，眼睛闪闪发光，脸依旧涨得通红。“我成了家，有四个孩子。”他突兀地说。“恭喜恭喜。”
他喉咙里短促地响了一声，转身就走。他走得相当快。我朝他的背影望了片刻，收回了目光。我把剩下的饮料喝完，掏出烟盒，抖出一根香烟叼在嘴里，点上。老侍者走上前来，望着那几张钞票。“还要什么吗，先生？”“不用。这些钱都归你。”
他缓慢地拿起钱来。“这是一张二十块的，先生。那位先生弄错了吧。”“他认识字。这些钱都归你，我已经说过了。”“我当然非常感谢。要是你能肯定，先生—”“相当肯定。”
他频频点头，走开的时候还是一脸不放心。酒吧开始拥挤起来。两个身材苗条的女孩哼着歌儿摆动着手臂经过，她们认识后面厢座里那两个时髦家伙。空气里开始不时响起“亲爱的”，伴着飞舞的红指甲。
我抽了半支烟，肚里一股恶气没地方出，打算起身离开。我转身取烟盒时，背后有个什么东西重重地撞了我一下。这正是我此刻需要的。我腾地转身，望见一个身宽体壮、穿着皱里吧唧的牛津法兰绒裤子、爱凑热闹的家伙，如明星一般张大手臂，嘴巴咧成一个二英寸高六英寸宽的大洞，是那种决不肯吃亏的人。
我抓住那只伸出来的手臂向后扭去。“怎么着，小子？是不是过道还不够宽，容不下你这号人物？”
他挣脱了，发起狠来。“伙计，别得意，小心我卸掉你的下巴。”“哈哈，”我说，“你大概能在扬基队①守中外场，举根面包棍子击出本垒打。”
他握起一只肉嘟嘟的拳头。“心肝儿，小心你漂亮的指甲。”我说。
他憋住怒气。“你这神经病，自作聪明的家伙，”他冷笑道，“下一次，等我有了闲工夫。”“会比现在还闲吗？”“我警告你，快滚开，”他吼起来，“再开玩笑，你就要换口假牙了。”
我朝他咧嘴笑笑。“来吧，伙计。可说话得注意点。”
他的表情变了。他笑了起来。“朋友，你上过海报。”“只上过钉在邮局里的那种。”“罪犯相片簿上见。”他说，一边走，一边龇牙咧嘴。
这的确很傻，不过倒是把恶气出了。我走出餐厅附属建筑，穿过酒店前厅，来到大门口。走出大门前，我停下戴上墨镜。直到坐进车里，我才想起看看艾琳·韦德留下的名片。是刻纹的那种，但并不很正式，上面印着电话和地址。罗杰·斯特恩·韦德夫人。空闲谷路1247号。电话：空闲谷区5-6324。
我很熟悉空闲谷区，知道那一带变了许多。以前那里入口处有门房，还配有私家警察，湖上设了赌场，有要价五十块的卖笑女子。后来赌场关了，那一带被有品位的有钱人占领。那些有钱人抬高了地价，使那里成了地块划分商的梦想之地。湖泊和湖边被一家俱乐部买下，要是俱乐部不接纳你，你连一滴湖水都碰不得。那是个排外的地区，所谓排外，指的不仅仅是昂贵，它意味着“排外”一词蕴含的全部意义。
我与空闲谷区格格不入，就如在香蕉船冰激凌上放了一个小洋葱头。
那日向晚时分，霍华德·斯潘塞给我打来电话。他已经息怒，想跟我道歉，说他没有将事情处理妥当，问我是否能再考虑考虑。“如果他请我去，我可以见见他。否则我不会去。”“我明白了。报酬会很高。”“听着，斯潘塞先生，”我有些不耐烦，“花钱雇不来命运。如果韦德夫人怕那家伙，她可以搬出去。那是她的问题。没人能够二十四小时保护她，不让她丈夫碰她，世上没这种保护法。可你想要的还不止这些。你想要知道那家伙为什么、什么时候、怎样失去控制，这样便可以解决问题，不让他故态复萌—至少在完成书稿之前。而能不能交稿，这事完全看他。要是他很想把那部见鬼的什么书写出来，那么写完之前他就不会去沾酒。你的要求很过分哪。”“这些事儿没法分开，”他说，“归根结底就是一个问题。但我想我能理解。对干你这一行的人来说，这有些过于微妙了。好了，再见。我今晚飞回纽约。”“一路顺风。”
他谢了我，挂断了电话。我忘了告诉他我把他那二十块钱给了侍者。我想再打个电话告诉他，又一想他已经够倒霉了。
我关上办公室的门，往维克托酒吧走去，打算照特里在信上要我做的去喝一杯琴蕾。但我改了主意。今天我不太伤感。我去了劳里酒吧，要了马丁尼、牛肋排和约克郡布丁。
回到家，我打开电视看拳击。选手们不怎么样，像是一群在阿瑟·默里①门下混过的舞蹈大师。他们只是跳上跳下，捅来捅去，佯攻使对手失去平衡。他们每个人的手都轻得不可能摇醒瞌睡中的老祖母。观众席上嘘声四起，裁判不断拍手让他们进攻，可他们一直摇摇晃晃、战战兢兢，不时挥几下左长拳。我换了个频道，看犯罪剧。故事发生在一个衣橱里，演员们无精打采，而且张张脸都似曾相识，也不漂亮。对话莫名其妙，填字游戏都不会采用。私人侦探用了个黑人男孩当仆人，想增添些喜剧效应。其实根本用不着，他自己就够喜剧的了。广告真烂，连在垃圾堆里长大的山羊看了都会作呕。
我关了电视，抽了根卷得很紧的长杆凉烟，这让我的喉咙很舒坦。上好的烟丝，我忘了注意牌子。我正准备上床，凶案组的格林警官打来一个电话。“我想你也许有兴趣知道几天前他们把你的朋友伦诺克斯埋了，就在他死去的那个墨西哥小城。有个律师作为家族代表去了那里，出席了葬礼。这回算你走运，马洛。下回别再帮朋友越境了。”“他身上有几个弹孔？”“你说什么？”他厉声说道。沉默了片刻，他字斟句酌地说：“一个，我应当这么说。打脑袋的话，一般一颗就够了。那律师带回了一些照片和他口袋里所有的东西。你还想知道什么？”“当然，可是你不会告诉我。我想知道谁杀了伦诺克斯的老婆。”“啊呀，格伦茨没告诉你他留下一份完整的遗书？反正是上了报的。你不再看报了？”“谢谢打来电话，警官。多谢你的好意。”“听着，马洛，”他声音刺耳，“你要是再对这案子胡乱猜想，那可是自找麻烦。案子已经了结，盖棺论定，进档封存了。算你他妈的走运。本州事后从犯要判五年。让我再提醒你一件事。我当警察有些年头了，有一点我相当了解，就是你被关进监狱并不一定因为你干了什么，而是因为事情在法庭上展现出来的样子。晚安。”
他挂断了电话。我把听筒放回机座，心想，于心有愧的正直警察总喜欢做出凶巴巴的样子，心术不正的警察又何尝不是如此。几乎所有人都这样，包括我自己。
14
次日一早，我正在擦拭耳垂上的爽身粉，门铃响了。我走过去拉开门，见到一双紫罗兰色的眼睛。她这回一身褐色亚麻衣裙，红辣椒色的围巾，没戴帽子，也没佩戴耳环。她看上去有些苍白，但不像经常被人推下楼梯的样子。她对我报以犹疑的一笑。“我知道不该来这儿打搅你，马洛先生。你大概还没用早餐吧。可我不太愿意去你的办公室，我也讨厌打电话讲私事。”“没关系，进来吧，韦德夫人。你要不要喝杯咖啡？”
她走进起居室，坐在长沙发上，目光茫然。她将提包平搁在膝上，双脚并拢端坐着，显得十分规矩。我打开窗户，拉起百叶窗帘，拿起她面前茶几上放着的脏烟灰缸。“谢谢。请给我杯黑咖啡，不加糖。”
我走进厨房，在绿色金属托盘上铺了张餐巾纸，看上去像赛璐珞硬领一样低劣。我把它揉成一团，拿出一条缀着流苏的餐巾，这玩意儿还配有小三角餐巾，是这房子里原来就有的，和这里大部分家具一样。我拿出两个印有沙漠玫瑰图案的咖啡杯，斟满咖啡，端着托盘回到起居室。
她啜了一口。“非常好，”她说，“你煮得一手好咖啡。”“上一次和别人一起喝咖啡恰巧就在我进班房之前，”我说，“我想你知道我坐过牢，韦德夫人。”
她点点头。“当然。他们怀疑你帮他逃跑，是不是？”“他们没有说。他们在他房间里的一个便笺本上发现了我的电话号码。他们向我提问，我不回答—主要是因为他们问话的方式，我想你不会有兴趣听。”
她小心地放下咖啡杯，往后靠了靠，微笑着看向我。我问她是否想抽烟。“谢谢，我不抽烟。我当然有兴趣。我们有个邻居认识伦诺克斯夫妇。他准是疯了。他根本不像那种人。”
我拿出一支斗牛犬式烟斗，填满烟丝，点上。“我想也是，”我说，“他一定是疯了。他在战场上受过重伤。他死了，一切都过去了。我想你不是为讨论这个而来的吧。”
她缓慢地摇摇头。“他是你的朋友，马洛先生。你肯定有自己坚定的看法。我觉得你是一个相当坚定的人。”
我按实烟斗里的烟丝，重新点上，同时不紧不慢地隔着烟斗打量她。“嘿，韦德夫人，”最后我说，“我的看法无关紧要。怪事天天发生。最不可能犯罪的人犯了最不可能犯的罪：慈祥的老太太毒死一家子；眉清目秀的孩子多次持枪抢劫行凶；二十年没有污点的银行主管被查出长期盗用公款；功成名就而且按理来说应该感到幸福的小说家成了醉鬼，把老婆打得进了医院。我们甚至对自己最好的朋友的行为动机一无所知。”
我以为这么说会激怒她，可她除了抿紧嘴唇眯细眼睛之外，没有什么其他反应。“霍华德·斯潘塞不该告诉你这些，”她说，“是我的失策，我不知道怎样避开他。打那以后我明白了，要是男人喝得太厉害，有一件事情你绝对做不得，那就是去劝阻他。这个，你一定比我清楚得多。”“你当然不能用嘴巴去跟他讲，”我说，“要是你运气好，而且有力气，有的时候可以阻止他伤害自己或别人。即便那样，也得靠运气。”
她轻轻拿起咖啡杯和碟子。她的手十分迷人，就像她身上的其他部位一样。指甲的形状修得很优美，涂了极淡雅的指甲油。“霍华德是否告诉你这回他没见到我丈夫？”“说了。”
她喝完咖啡，将杯子小心地放回托盘，手指拨弄了一会儿茶匙。接着她开口说话了，但眼睛并不看着我。“他没告诉你为什么，因为他不知道。我很敬重霍华德，但他是那种好管教人的人，什么事情都想管。他觉得自己非常善于管理。”
我等着，一言不发。又是一阵沉默。她静静地望了我一眼，收回目光转向别处。她极其轻柔地说：“我丈夫已经失踪三天了。我不知道他去了哪里。我来这儿请求你去找他，把他带回家。哦，这事情以前发生过。有一次他自己把车一直开到波特兰，病倒在那边的一家旅馆里，找了医生帮他醒酒。开了那么远竟没惹上麻烦，他是如何做到的，实在令人惊奇。他三天没进食。还有一回，他去了长滩一家瑞典人开的提供清洗肠道服务的土耳其浴场。最近一次，去了一所名声可能不怎么好的私家疗养院。距今还不到三星期。他不告诉我那地方叫什么名字，也不说在哪里，只说他在那里治疗，没有问题。可他看上去极为苍白虚弱。他被送回家时，我匆匆瞥了一眼送他的人。那是个高个子年轻人，穿着只有在舞台上或者彩色音乐片里才见得到的过分考究的牛仔装。他在车道上让罗杰下了车，倒车后马上就开走了。”“说不定是个度假牧场，”我说，“有这种乖牛仔，把挣来的每一分钱都花在漂亮衣服上，女人对他们着迷得很，牧场就是为这个才需要他们。”
她打开提包，拿出一张折起来的纸。“我带来一张五百块的支票给你，马洛先生，是预付款，你肯收下吗？”
她将支票放在茶几上。我望了一眼，没有碰它。“何必？”我问她，“你说他离家三天了，让他清醒并进点食物一般需要三四天。他难道不会像以往那样回家？还是这回跟以往有所不同？”“他不能再这么下去了，马洛先生。他会送命的。事情发生得越来越频繁。我实在担心得要死。岂止担心，还很害怕。太不正常了。我们结婚五年了。罗杰一直喜欢喝酒，但并非疯疯癫癫的酒鬼，一定出了什么问题。我要找到他。昨夜我只睡了不到一个小时。”“你知道他为什么喝酒吗？”
那双紫罗兰色的眼睛定定地注视着我。今天早晨她看上去有些虚弱，但还没到弱不禁风的地步。她咬住下嘴唇，摇摇头。“除非是因为我，”她终于说道，声音近乎耳语，“男人厌倦了自己的妻子。”“我只是个业余的心理医生，韦德夫人。干我们这行的人对此多少都懂那么点儿。依我看，他更可能是厌倦了自己写的东西。”“很有可能，”她轻声说，“我可以想象所有作家都会碰到这样的阶段。一点不假，他看来无法完成手上的书稿。可他不是非要写完了去换房租不可啊。我觉得这个理由并不充分。”“他清醒时是怎样的人？”
她微微一笑。“啊，我的看法可能相当偏颇。我觉得他实在是个非常温和的人。”“那喝醉后呢？”“很可怕。思路敏捷，无情无义。他自以为机智诙谐，其实是恶毒。”“你没提到他动粗。”
她扬起淡棕色的眉毛。“仅仅一次，马洛先生。那事被说得过头了。我从来没有跟霍华德·斯潘塞说起过，是罗杰自己告诉他的。”
我站起身，在屋子里来回踱步。今天一定会很热。现在已经热起来了。我将一扇窗子的百叶帘放下，遮住阳光，然后直截了当地开了口。“昨天下午，我在《名人录》里查了他的材料。他现年四十二岁，跟你是第一次婚姻，你们没有孩子。他来自新英格兰，在安杜佛①和普林斯顿上过学。他当过兵，记录良好。他写了十二部性爱加斗剑的长篇历史小说，本本都在畅销排行榜上。他一定挣了大钱。要是对老婆不再有兴趣，他看起来是会说出口并且要求离婚的那种人。要是他在外面拈花惹草，你大概会知道。总之他没有必要为了显示情绪低落跑去喝个烂醉。如果你们结婚五年，那当时他已三十七岁。依我看，他对女人已经相当了解了。我说相当，因为没有人能够完全了解。”
我停下来，瞧了瞧她，她冲我微微一笑。没伤到她的感情，于是我继续说下去。“霍华德·斯潘塞觉得—根据什么我不知道—困扰罗杰·韦德的是很久以前发生的事情，早在你们结婚之前。现在那麻烦缠上了他，弄得他焦头烂额。斯潘塞认为是匿名信。你知不知道？”
她慢慢地摇摇头。“你的意思是问我知不知道罗杰付过大笔的钱给什么人—不，我不知道。我从来不过问他账上的事情。他有可能付过一大笔钱出去而我一无所知。”“好吧。我对韦德先生不了解，不知道他会怎样对付敲诈勒索他的人。他如果脾气暴躁，说不定会把那家伙的脖子扭断。要是那宗秘密，不管它是什么，会损害他的社会或职业地位，举个极端的例子，使得警察登门拜访，他大概会付钱买太平—买一阵子的太平。但这些对我们都无济于事。你想找到他，你担心他，而且不仅仅是担心。问题是我怎么去找？我不想收你的钱，韦德夫人。至少现在不想。”
她又把手伸进提包里，拿出几页折起的黄纸，看上去像是复写纸，其中一张皱巴巴的。她将它们捋平，递给了我。“一张我是在他的书桌上发现的，”她说，“夜里很晚或者凌晨什么时候。我知道他一直在喝酒，他没有上楼。大约两点钟的时候我下去看他是不是没事儿—相对来说没事儿，还是醉倒在地上、沙发上或其他地方。可他却不见了。另外一张是在字纸篓里，准确地说是卡在篓子边上，没掉进去。”
我扫了一眼第一页纸。上面只有打字机打出的短短一行字：
我不愿顾影自怜，也再无他人可爱。
罗杰·（F.斯科特·菲茨杰拉德）·韦德
又及：这就是我永远完成不了《最后一个大亨》的原因。“你看出什么了，韦德夫人？”“不过是装腔作势罢了。他很崇拜斯科特·菲茨杰拉德。他说菲茨杰拉德是自柯勒律治①以来最出色的酒鬼作家，后者还吸毒。注意字迹，马洛先生。干净利索，轻重均匀，没有错字。”“我注意到了。大多数人酒后连自己的名字都会写得一团糟。”我展开皱巴巴的那一张，还是打的字，同样没有错字，轻重均匀，上面写道：
我不喜欢你，V医生。但眼下你是我需要的人。
我看着这张纸的时候，她在一边说：“我不知道V医生是何许人。我们不认识任何姓名以那个字母开头的医生。我猜罗杰上次去的地方是他开的。”“牛仔把他送回家那次？你丈夫什么名字都没提过？连那地方的名字也没提过？”
她摇摇头。“没有。我查过电话簿，上面列了几十个姓名以V打头的各种门类的医生。也有可能V不是他的姓。”“很有可能他根本就不是医生，”我说，“这就牵涉到现金问题了。正经的医生应当收支票，冒牌医生则不会，支票会变成证据。那种家伙收费不会便宜。他在家里提供食宿，要价一定不菲，这还不算针药。”
她有些惊奇：“针药？”“所有可疑的医生都给病人用麻醉药。这样对付他们最省事。让他们昏睡十或十二小时，等他们醒过来，又都是好端端的了。但是无执照使用麻醉药品，山姆大叔①可以送你进班房管你吃住。这代价真的很高。”“我明白了。罗杰身上大概有几百块钱，他一直在书桌里留这么多钱。我不知道为什么。我以为那不过是出于某个怪念头。可现在那些钱不见了。”“好吧，”我说，“我试试去找V医生，现在还不知道怎么去找，但我会尽力而为。把支票带走，韦德夫人。”“怎么？难道你不该—”“以后再说，谢谢。何况我更希望这支票出自韦德先生之手。他绝对不会喜欢我要干的事。”“可如果他病了，很无助—”“他可以给自己的医生打电话，或者让你打。他没那么做。可见他不想。”
她把支票收进提包，站起身来，一脸愁苦。“我们的医生拒绝治疗他。”她苦涩地说。“此地有几百个医生，韦德夫人。任何医生至少会跟他打一次交道。其中大多数医生会为他治疗一阵子。现在医疗行业竞争相当激烈。”“我明白。当然你说得肯定是对的。”她缓缓向门口走去，我跟过去，拉开门。“你也可以给医生打电话，为什么不打？”
她与我面对面，眼睛亮亮的，仿佛有泪星闪烁。实在是个尤物。“因为我爱我丈夫，马洛先生。要是能帮他，我愿意做任何事情。可我知道他是什么样的男人。如果每次他一喝多，我就打电话给医生，这丈夫我也留不了多久。你不能像对待喉咙痛的孩子一样对待大男人。”“如果他喝醉了，你当然可以，很多时候你不得不这么对待他。”
她站得离我很近。我闻到她的香水味儿，或者我自以为闻到了。那芬芳不是出自香水瓶喷嘴，或许只是夏天的气息吧。“假设他以前做过什么不光彩的事情，”她说，一字一顿，好像每个字都苦涩异常，“甚至犯过罪，那对我没有影响。但我不愿自己去查明其中的原委。”“但如果霍华德·斯潘塞雇我干这事就没关系了？”
她慢悠悠地露出笑容。“你曾说过，好汉宁愿锒铛下狱也不背叛朋友。除了这个，你真以为我还指望你会给霍华德·斯潘塞别的回答？”“多谢夸奖，可那不是我蹲监狱的原因。”
她一时无话，然后点点头，道了声再见，走下红杉木台阶。我望着她上了车，一辆瘦长的灰色美洲豹，看上去很新。她把车往前开到街尾，在停车场掉头。驶下坡道时，她朝我挥了挥手。小车划过拐角处，消失了。
大门边的墙根下有一丛红色夹竹桃，我听见里面有羽翼轻扇的声音，一只小嘲鸫焦急地叽叽叫着。我发现它停在顶部的一根枝条上拍着翅膀，好像站不稳似的。墙角的柏树里传出一声刺耳的鸣叫，像是警告。叽叽声马上打住，胖嘟嘟的小鸟哑然无声。
我走进屋去，关上门，留下鸟儿自己上飞行课。鸟儿也得学习啊。
15
无论你觉得自己多么精明能干，也得从某个地方着手：某个名字，某个地址，某个社区，某种背景，某种环境，某个参照点。但我手上有的只是一页皱巴巴的黄纸，上面写着：“我不喜欢你，V医生。但眼下你是我需要的人。”单凭这页纸，我等于在太平洋里捞针，花一个月遍访列在半打县医疗协会名单上的成员，到头来只落得两手空空。在我们的城市里，江湖医生像豚鼠一样繁殖得很快。以市政府为中心，一百英里之内有八个县，每个县里任何一个小镇都有医生。有些医生名副其实，有些只不过是通过函授课程取得资格证书，可以挖挖鸡眼，或者在你背脊上蹦蹦。名副其实的医生有些富有，有些则挺穷，有些讲医德，有些则不一定讲究得起。家里有钱的初期酒精中毒病人是懒得使用维生素和抗生素的糟老头们的财源。但没有线索真是无从下手。我没有线索，艾琳·韦德要么没有，要么不知道自己有。而且，即使我发现有人符合条件，名字也以V开头，事关罗杰·韦德，那也完全可能是个虚构出来的人物。那个句子可能是韦德醉眼迷离时脑子里碰巧闪过的东西，就好比提到斯科特·菲茨杰拉德有可能只是一种特别的道别方式。
这种情形下，小人物就得求助于大人物的脑瓜了。我于是打电话给贝弗利山庄卡恩机构的一个熟人。卡恩是个时髦机构，专门护卫上层阶级—所谓护卫，几乎涵盖了一只脚踏进法律禁地的任何事情。那家伙名叫乔治·彼得斯，他说如果我能很快把事情说清楚，他可以给我十分钟。
卡恩机构位于一栋粉红色四层建筑的二楼，占了半个楼面。电梯门开关由电子眼自动控制，走廊凉爽而安静，停车场每个车位都标有名字，前厅外面有位药剂师，配安眠药配得手腕都肿了。
门外侧是浅灰色的，镶着凸起的金属字母，醒目锋利如一把新刀：卡恩机构。杰拉尔德·C.卡恩，总裁。下面是一行小字：入口。像是一家投资信托公司。
进门是一间小而难看的接待室，但这难看是花足了心思和金钱的。家具是猩红和深绿色的，墙壁是沉闷的布伦兹维克绿；墙上挂的画装了镜框，镜框也是绿色的，但色调暗了几度。画面上是几个骑着大马正要疯狂地越过高高的篱笆的红衣人。另外有两面没边框的镜子，上面涂了薄薄的一层叫人看了不舒服的淡粉色。打磨得锃亮的白桃花心木桌上放着新到的杂志，每本都套了透明塑料封皮。布置这房间的家伙一定 “色”胆包天。他有可能穿红辣椒色衬衫，配桑葚紫裤子、斑马纹鞋，大红内裤上还用亮丽的橘红丝线绣着姓名首字母。
这整个房间只是个门面。卡恩机构每天至少要向每个客户收一百块，客户要的是上门服务，他们才不会坐在接待室里。卡恩是个退伍宪兵上校，一个白里透红的大个子，结实得像块木板。他曾邀请我加入，可我还没走投无路到那种地步。当浑蛋有一百九十种招数，卡恩没有哪种不精通。
磨砂玻璃门拉开了，一名前台接待瞧着我。她脸上挂着职业性的笑容，还有一双能看清你裤兜里的钱夹中有几张钞票的眼睛。“早上好。请问能为你效劳吗？”“找乔治·彼得斯，我姓马洛。”
她将一本绿皮本子放在台子上。“他是否在等你，马洛先生？我没在预约登记本上查到你的名字。”“是私事。我刚跟他通过电话。”“明白了。你的姓怎么拼，马洛先生？还有你的名字呢？”
我告诉了她。她写在一张狭长的表格上，然后把表格的一边插进计时钟。“这是做给谁看的？”我问道。“我们这里非常注意细节，”她冷冷地说，“卡恩上校说过，你永远料想不到芝麻小事何时会变成致命大事。”“或者反过来。”我说，但她没有领会。她做完登记，抬头说：“我会向彼得斯先生通报你来了。”
我说我很荣幸。过了一分钟，嵌板上有道门打开了，彼得斯招呼我走进一条漆成战舰灰的走廊，两侧是一格格小办公室，像囚房一般。他的办公室天花板上装了隔音设备，一张灰色铁书桌，两把配套的椅子，灰色台子上放着灰色录音机，电话机、笔架、墙壁和地板是同一种颜色。墙上挂着几幅镶了镜框的照片。一幅是卡恩头戴雪花莲式钢盔的戎装照；一幅是卡恩身着便装坐在办公桌后面，一脸高深莫测。还有一幅励志小匾，硬邦邦的字体，灰色底纹。上面写着：
在任何时候任何场合，卡恩机构的侦探必须维持绅士仪表和谈吐。没有例外。
彼得斯两大步走到房间另外一头，挪开一幅照片，背后墙壁里嵌着灰色的麦克风拾音器。他把它拉了出来，拔掉接线，再塞回去，然后把照片移回原位。“我会立刻丢掉饭碗，”他说，“要不是那狗娘养的解决一个演员醉酒驾车的案子去了。所有的麦克风开关都在他的办公室里。这鬼地方到处都布了线。有一天早晨，我建议他在接待室的一面半透明镜子背后装上红外线缩微胶片照相机。他不怎么有兴趣。大概别人已经装了。”
他在一把灰色硬椅上坐下。我瞧着他。他是个手脚笨拙的长腿男人，瘦脸，发际线正在后退。他皮肤粗糙，像是常年在户外饱经各种气候磨砺的样子。他有一双深邃的眼睛，上嘴唇和鼻子差不多一样长，一笑起来，从鼻孔到宽嘴巴的两个嘴角便拉出两道深沟，脸的下半部就消失在沟里了。“你怎么受得了？”我问他。“坐下，老兄。别大声喘气，说话声音轻点儿。记住，卡恩侦探和像你这样的小私人探子相比，就好像一个是托斯卡尼尼，一个是街头手风琴艺人的猴子。”他停顿了一下，咧开嘴笑笑，“我受得了，因为我不在乎。给的钱不少。要是什么时候卡恩发作起来，以为我是在他战时管辖的戒备森严的英国监狱服刑，那我就领了支票滚蛋。你碰上什么麻烦了？我听说你前不久吃苦头了。”“没什么好抱怨的。我想来查查你们关于那些不守规矩的人的档案。我知道你们有一份。埃迪·道斯特离开此地后告诉我的。”
他点点头，说：“埃迪有点太敏感，对卡恩机构来说不合适。你刚才提到的是最机要的档案。机密切不可外传。我马上去拿。”
他出去了，我则望着灰色字纸篓、灰色油地毡和记录簿的灰色皮质四角。一会儿彼得斯回来了，手里拿着一只灰色纸板档案夹。他放下档案夹，打开。“老天哪，这地方有没有什么东西不是灰色的？”“学校的颜色，孩子。本机构的精神。啊，非灰色的东西在此。”
他拉开办公桌抽屉，取出一支约莫八英寸长的雪茄。“乌普曼30 ①，”他说，“一位从英格兰来的老先生送的，他在加州住了四十年，还是把收音机叫无线电。清醒的时候，他是个时髦人物，有些肤浅的魅力，我觉得挺好；因为绝大部分人，肤浅也好，不肤浅也罢，一点魅力也没有。包括卡恩。他很没意思，就像炼钢工人的大裤衩。喝醉酒的时候，这老先生有个怪癖，喜欢写他没开账户的银行的支票。他总是赔偿了事，加上敝人的帮助，他至今还没坐过牢。他给了我这个。要不我们一起抽，像两个一起筹划一场大屠杀的印第安酋长？”“我不抽雪茄。”
彼得斯无奈地端详着特大号雪茄。“我也是，”他说，“我想过送给卡恩。可这不是一个人能抽得了的烟，就算那个人是卡恩。”他皱了皱眉头，“你知道吗？我老把卡恩挂在嘴边，一定是太紧张了。”他把雪茄放回抽屉，看着打开的档案， “我们到底要查什么？”“我在找一个富有的醉汉，他品位高雅，又玩得起高雅。至今他还没干过跳票的事，反正我没听说过。他有暴力倾向，他老婆相当担心他。她认为他正躲在某个醒酒机构里面，但也吃不准。我们手上唯一的线索是一张提到某个V医生的字条。只有姓氏的第一个字母。我要找的人已经失踪三天了。”
彼得斯若有所思地看着我。“这不算长，”他说，“有什么好担心的？”“要是我先找到他，他们就得付我钱。”
他又看了看我，摇摇头。“我不明白，不过没关系。让我们来看看。”他开始一页页翻阅。“不太好找啊，”他说，“这些人来来去去。只有一个字母，提供不了什么线索。”他从档案夹里抽出一页纸，过了一会儿又抽出一页，最后再抽出一页。“这里有三个，”他说，“阿莫斯·瓦利，正骨医生。在阿尔塔迪纳开了家大诊所。夜间出诊要价或者曾经要价五十块。雇有两名注册护士。几年前被州麻醉药品管理局的人找过麻烦，被迫交出了处方权。这些信息不是太新。”
我把名字和地址记了下来。“还有个莱斯特·乌坎尼奇医生。耳鼻喉科，诊所在好莱坞大道上的斯托克韦尔大楼里。这人是个活宝。主要看门诊，好像专攻慢性鼻窦炎，非常简单的常规治疗。你去看病，抱怨鼻窦炎引发头疼，他就把你的鼻腔洗一洗。当然，他得先用奴佛卡因麻醉，可要是他看你顺眼，不一定非要用奴佛卡因不可。明白吗？”“当然。”我把这位也记了下来。“不错，”彼得斯边看边继续说道，“显然，他的麻烦在于拿货。所以咱们的乌坎尼奇医生经常去恩赛纳达 ①钓鱼，坐自己的私人飞机去。”“我想，他自己带毒品不可能持续多久。”
彼得斯想了想，摇摇头。“我不这么认为。他可以一直干下去，只要不过分贪心。他唯一的危险是某个不满足的顾客—抱歉，我的意思是病人—当然他大约知道怎么对付这种情形。他已经在同一个地方行医十五年了。”“这些东西你们到底从哪里弄到的？”“我的老弟，我们可是一个机构啊。不像你孤狼一匹。有些是客户自己提供的，有些是我们从内部得来的。卡恩不怕花钱。要是他愿意，他很善于交际。”“他听了一定喜欢。”“操！最后一个是个姓韦林吉的人。把他列档的侦探早就不在这里干了。好像有个女诗人在韦林吉位于塞普尔韦达峡谷的牧场里自杀了。他经营着一个艺术村，供作家之类希望和一群趣味相投者共同隐居的人居住。租金不贵。他看上去没什么出轨的事。他自称医生，但不行医。可能是个博士。说实在的，我搞不懂他为什么跑进我们的档案里来，除非是跟自杀事件有牵连。”他拈起一张贴在空白页上的剪报。“哦，过量使用吗啡。没有迹象证明韦林吉知晓内情。”“我对韦林吉有兴趣，”我说，“很有兴趣。”
彼得斯合上档案夹，拍了拍。“你没见过这个。”他说完，站起来走出屋子。他回来的时候，我起身打算告辞。我向他道谢，他摆摆手。“听着，”他说，“你要找的人可能会去几百个地方。”
我说我知道。“顺便告诉你，我听说了一些有关你的朋友伦诺克斯的事，你大概有兴趣听听。我们有个同事五六年前在纽约碰上个家伙，非常符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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