身份与暴力——命运的幻象(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丛书)(txt+pdf+epub+mobi电子书下载)

作者:阿马蒂亚·森

出版社: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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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份与暴力——命运的幻象(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丛书)

身份与暴力——命运的幻象(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丛书)试读:

引言

几年前,我经过一次短暂的国外旅行回到英国(当时我任剑桥大学三一学院的院长),伦敦希思罗机场的移民局官员在极其细致地查看了我的印度护照后,提出了一个从哲学角度来看颇为棘手的问题。他注视着我在入境单上所填的家庭住址(剑桥三一学院院长公寓),问该院长——我肯定与院长有着很好的关系——是不是我的一个亲密朋友。他的问题让我犹豫了片刻,因为我不知道我自己能否称得上是我自己的朋友。思索片刻后,我得出结论,回答应该是肯定的,因为我对待自己一向不赖。并且,即使有时我说错了什么话,像我自己这样的朋友,对自己也没有任何恶意。但由于我迟疑了片刻才给出答案,移民局官员希望知道我犹豫的原因,尤其是他想了解清楚我是否不合法地居住在英国。

这一具体的事情最终得到了解决,但那次与移民局官员的谈话却不时提醒我,身份(identity)是一个极其复杂的问题。当然,我们不难相信,一个事物总是等同于其自身。维特根斯坦(Wittgenstein),这位伟大的哲学家曾指出,再也没有比“某物等同于其自身”这样的说法“更为绝妙但毫无用处的命题”了。但他又接着说,这种命题,尽管完全无益,但仍然“与某种想象的发挥相关”。

当我们从“自身认同”转到“与某个特殊群体中的他人认同”(这是社会认同所最常采取的形式)这个问题上时,问题的复杂性将大大增加。确实,许多当代的政治和社会争端都与有着不同身份认同的不同群体所提出的相互对立的要求有关。因为关于自己身份的观念以各种方式影响着我们的思想和行动。

过去几年来,世界各地的暴行和暴力事件不但引发了难解的冲突,而且也导致了极度的思想混乱。全球政治对立往往被视为世界宗教和文化对立的必然结果。确实,即使不是那么明确,这个世界已日益被视作各种宗教或文化的联盟,而人们的其他身份则被完全忽视。隐含在这种思维路径之中的是这样一个古怪的假设,即可以根据某种“单一而又涵括一切的标准”来将世界上所有的人加以分类。对世界人口的这种宗教或文化分类导致了一种人类身份的“单一主义”(solitarist)认识,这种认识将人们视为仅仅属于某一单个群体(或是像现在这样根据宗教或文化区分不同人群,或是像以往那样按照民族和阶级来加以区分)。

单一主义的认识往往容易导致对世界上几乎每一个人的误解。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我们把自己视为各种各样的群体的成员——我们属于其中的每一个。同一个人可以毫不矛盾地既是美国公民,又是来自加勒比地区,还可以拥有非洲血统;此外,还可以是一名基督徒、自由主义者、女性、小说家、女权主义者、异性恋者、一个主张同性恋者有权利自行其是的人、戏剧爱好者、环保积极分子、网球迷、爵士乐弹奏家;而且坚信外层空间也有智慧生物存在,并迫切渴望与他们交流(最好是用英语)。上述的每一个群体——她同时属于这些群体——都给予她一种特殊的身份。没有一种能够算得上是该人唯一的或单一的成员资格或身份。既然我们不可避免地拥有多重身份,在每一情况下,我们必须确定,各种不同的身份对于我们的相对重要性。

因此,对于人类生活而言,最关键的莫过于选择与推理的责任。与此相反,暴力往往孕育于这样的一种认知,即我们不可避免地属于某种所谓唯一的——并且往往是好斗的——身份,该身份可不容置疑地向我们提出极其广泛的要求(虽然有时候这些要求是那么不易接受)。通常,将某一唯一身份强加于一个人是挑拨派别对立的一个关键的“竞技”技巧。

不幸的是,许多主观上试图制止这类暴力的良好意愿也往往因为以为关于我们的身份没有多少选择可做而遭到挫折,这严重损害了我们克服暴力的能力。如果在人类不同群体之间实现友好关系的前景主要被视为诸如“不同文明之间的友善共存”、“宗教之间的对话”,或者“不同社群的友好往来”(我们正日益朝这个方向前进),而忽视人们之间千丝万缕的联系,那么我们在为和平设计进程之前,就把人类渺小化了。

一旦世界上的种种区别被整合简化成某一单维度的、具有支配性的分类体系——诸如按照宗教、社群、文化、民族或者文明划分并在处理战争与和平问题时按照这种方法把其相关维度看做是唯一起作用的,那么我们所共享的人性便受到了粗暴的挑战。这样一个单一划分的世界比我们所实际生活其中的多重而有差异的世界更具分裂性。它不仅与那种过时的,认为“我们人类大体上一样”的信念(这种观念常被不无理由地讥讽为过于幼稚)相悖,而且也与另一种较少受到关注但更为合情合理的观念相悖,即人们之间的差异是多种多样的(diversely different)。在当代,实现世界和谐的希望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我们对人类身份多重性的更为清晰的把握,以及充分认识到,人们的这种多重身份是纷繁复杂的,并且坚决反对将人们按某一单一的、鲜明的界限来进行划分。

确实,概念混乱,而不仅仅是恶意,很大程度上应该对我们周围所发生的骚乱与残暴承担责任。对命运的幻象(illusion of destiny),尤其是那些宣扬这种或那种单一身份(及其相应的含义)的观念,有意无意地孕育了这个世界的暴力。我们必须清楚地看到,我们拥有各种不同的所属关系,可以以各种不同的方式互动(不管那些煽动者或他们的困惑不安的对手是如何向我们宣传的)。我们可以对自己的事情自由决定先后轻重。

对于我们所属关系的多样性以及对需要做出推理和选择的必要性的忽视,使我们对生活于其中的世界缺乏清晰的认识,并因此把我们自己推向马修·阿诺德(Matthew Arnold)在《多佛海滩》(Dover Beach)一诗中所描绘的可怕情景:

我们犹如置身于黑暗的旷野,

陷入混乱的进军和撤退之中,

在那里,无知的军队在黑夜中混战。

我们能够比这做得更好。第1章 幻象的暴力

非洲裔美国作家兰斯顿·休斯(Langston Hughes)在其1 1940年发表的自传《大海》(The Big Sea)中,如此描述当他离开纽约前往非洲时的兴奋心情。他把带在身边的美国书扔到大海中,“就好像从心中扔掉了数百万块砖头”。他正前往“非洲,黑人的祖国”。很快他将经历“真实的事物,去抚摸它们,目击它们,而不仅仅是在书中读到它们”。[1]身份认同感不仅给人骄傲与欢愉,而且也是力量与信心的源泉。因此,身份认同的观念受到如此广泛的推崇——从大众层面上对爱护邻居的呼吁到抽象理论中的社会资本和社群主义的自我定义——也就并不奇怪。

但是,身份认同可以杀人——甚至是肆无忌惮地杀人。很多情况下,一种强烈的——也是排他性的——群体归属感往往可造就对其他群体的疏远与背离。在群体内部的团结每每发展成群体间的不和。我们突然被告知,我们不仅仅是卢旺达人,而且更是胡图人(“我们憎恨图西人”),或者我们并非只是南斯拉夫人,而且更是塞尔维亚人(“我们极其讨厌穆斯林”)。根据我自己对幼年所经历的20世纪40年代印度教徒与穆斯林之间的骚乱和分裂的记忆,1月份还是宽宏大量的人群很快就转变成7月份那些心狠手辣的印度教徒与残暴无比的穆斯林。数十万人死于非命,杀人者在大屠杀的指挥者的操纵下只是做了为他们“自己的人民”所做的事。无知的民众被套上一个单一且好斗的身份,由熟练的刽子手们带领着酿造了这场暴力事件。

认同感大大有助于加强我们与他人,比如邻居、同一社区的成员或同一国公民,以及同一宗教的教友之间的联系的牢固性。对某一特定身份的关注可丰富我们与他人的联系的纽带,促使彼此互助,并且可帮助我们摆脱狭隘的以自我为中心的生活。最近由罗伯特·帕特南(Robert Putnam)等人精辟阐述的关于“社会资本”的见解,清晰地揭示了同一社区中对他人的认同可以如何使该社区所有人的生活变得更好;因此,社区归属感被视为一种资源——跟资本一样。[2]这种理解很有意义,但需要补充的是,我们还应认识到,认同感可以在使我们友爱地拥抱他人的同时,顽固地排斥许多其他人。在一个联系紧密的社区中,居民们可以本能地抱有团体精神而及时地互帮互助;但在另一方面,他们也可以向刚从他处迁入的移民的家中扔砖头。排外的敌意可以与宽容的包容携手并进。

在世界范围内,因身份冲突而孕育的暴力似乎在越来越频繁地发生。[3]即使卢旺达和刚果两国中冲突势力的力量对比已有所转变,一个群体针对另一个群体的暴力仍然没有停止。在苏丹,由于对伊斯兰身份认同的富有进攻性的唆使和对种族分裂的利用,在这个高度军事化国家的南部发生了针对无力反抗的受害者的强暴与杀戮。以色列与巴勒斯坦仍然承受着因身份认同上的截然对立而带来的恐惧,彼此都随时将复仇的怒火发泄到另一方。基地组织(Al Qaeda)在很大程度上是靠培养和利用一种进攻性的伊斯兰身份来反对西方民众的。

在阿布格瑞比市(Abu Ghraib)和世界其他地方,我们可以听到类似的报告:一些美国或英国的士兵本来被送去为自由和民主而战,但是他们的所作所为却包括了那些以极其不人道的方式来“软化”(softening-up)战俘的事情。针对敌方士兵或可疑异教徒的生死的无限权力在战俘与看守者之间划出了一道不可逾越的身份鸿沟(“他们与我们完全不同种”)。这常使一方完全拒绝考虑敌对方所具有的不那么带有对立性的特征,包括他们也属于人类这一事实。注释

[1]Langston Hughes,The Big Sea:An Autobiography New York Thunder s Mouth Press 1940 1986 pp.3-10

[2]参见Robert D.Putnam,Bowling Alone:The Collapse and the Revival of the American Community(New York:Simon&Schuster,2000)。

[3]有相当多的经验性证据表明,种族中心主义并不一定和仇外情绪携手而至。例如,参见Elisabeth Cashdan,“Ethnocentrism and Xenophobia:A Cross-cultural Study,”Current Anthropology 42(2001)。然而,在许多著名的例子中,族裔的、宗教的、种族的或其他选择性的忠诚感被以一种夸张的形式加以利用,从而导致针对其他群体的暴力行为。这里的中心问题是“单一主义”教唆往往易于成功。·对相互竞争的社会联系的认可·

如果基于身份的思考可以受到如此粗暴的操纵,那么,有无补救的办法呢?试图全部压制或禁止对身份认同的思考是几乎不可能的。理由很简单,身份认同固然可以导致暴力和恐怖,但它也是人类生活丰富性和友情的源泉,并且将身份认同视为一种普遍的恶将毫无意义。相反,我们必须用相互竞争的身份认同来挑战单一的好战的身份认同观。当然,这里也可以包括我们所共有的人性这种宽泛的认识,但还可包括我们每个人所同时拥有的许多其他种身份。这将把我们的注意力引向其他划分人们的方式,从而减少对某种单一划分的好战性的利用。

迫于压力,一个居住在基加利市的胡图族工人也许不得不把他自己仅仅看做是一个胡图人,并被召引去杀害图西人,但事实上,他不仅仅是一名胡图人,而且也是基加利人、卢旺达人、非洲人、工人和一般意义上的人。只要承认我们身份的多重性以及它们具有不同的含义,那么就需要我们在无法避免的不同身份间根据其各自的切合性和相关性进行选择,这一点特别重要。

这似乎是一个显而易见的事实,但是我们仍要看到,单一划分的幻象还是得到了许多善意的支持,这些支持甚至不少来自受人尊敬的——有些是非常受人尊敬的——思想学派,其中包括坚定的社群主义者和彻底的文化理论家。前者将社群身份视为无可匹敌和最高的认同,并且似乎是预先注定的,以至于不需要人们的自由意志(只需要“认可”——如果用一个大家常喜爱用的字眼),而后者则将全世界的人都按不同的文明分割开来,并将他们塞入彼此分离的小盒子中,其后果是严重的。

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我们将自己看做是许多不同群体的成员——我们同时归属于它们。一个人的公民身份、居住地、籍贯、性别、阶级、政治立场、职业、工作状况、饮食习惯、所爱好的运动、音乐鉴赏水平、对社会事业的投入,等等,使我们归属于各个不同群体。每个人同时属于这许多个群体,而其中任何一种归属都赋予她一种具体的身份。没有一种能够被视为该人唯一的身份,或者一种单一的成员划分。·约束与自由·

许多社群主义思想家往往主张,一种支配性的社群身份仅仅关涉到自我实现,而与选择无关。但是,我们很难相信,个人在决定她所归属的各个群体的相对重要性时竟然毫无选择,而她只需“发现”(discover)她的身份,就好像一种纯粹的自然现象(比如确定是白天还是黑夜)。事实上,在我们不同的归属与社会关系中,我们每个人都在不断地决定何者更为优先,哪怕只是在下意识地这么做。在各个不同的我们所属于其中的群体之间决定我们所忠于的对象和优先事务是一种极其重要的自由,我们有充分的理由承认它,重视它,并保护它。

当然,可做选择并不等于说没有约束。事实上,选择总是被认为是在可供选择的范围内做出。而选择身份的可能性则取决于个人的特点和外部环境,这些将决定何种可能性是向我们开放的。指出这一点并不是件大事。在任何一个领域里面,我们都是这样来做选择的。事实上,再也没有比这更为基本和普遍的事实了,即在各个领域里的所有选择都是在具体的限制条件下做出的。比如,当我们决定去购物时,我们不能忽略这一事实,即我们所可以花的钱是有限的。“预算约束”(budget constraint)——经济学家如此称呼——无处不在。每个买家必须做出选择并不意味着他就没有预算约束,而只是意味着他的选择必须在他所面临的预算约束之内做出。

这个经济学中最基本的道理在复杂的政治与社会领域内也成立。即使某个人不可避免地被视为——被其自身或者他人视为——法国人、犹太人、巴西人、非洲裔美国人、阿拉伯人或穆斯林(尤其是在当代政治骚乱的环境中),他仍然可以决定相对于他所同时归属的其他身份,该身份的重要性。·说服他人·

但是,即使我们自己明了我们希望如何看待自己,我们也许仍然很难劝说他人也以同样的方式看待我们。在南非实施种族隔离的时期,一个有色人无法坚持要求他人把她单纯地视为一个人,而不管她的肤色如何。她可能无法避免地被划入国家和社会的统治者为她准备好的某个类别中。不管我们如何看待自身,在别人眼里,我们在维护个人身份方面的自由可能是极有限的。

确实,有时我们甚至不能充分了解别人是如何看待我们的,因为这与我们的自我认知是两回事。一个流传很久的意大利故事很能说明问题。故事发生在法西斯主义迅速在意大利各地蔓延的20世纪20年代。一名法西斯党的征募官员要求一名来自农村的社会主义者改变信仰转而加入法西斯党。“我怎么可以加入你们的党?”这名被征募者答道,“我的父亲是一名社会主义者。我的祖父也是一名社会主义者。我实在不能加入法西斯党。”“这算什么理由?”这名法西斯党的征募人员不无理由地批评道。“你会如何去做呢,”他追问这名农村社会主义者,“如果你的父亲杀过人,你的祖父也杀过人,你会如何去做?”“哦,那样的话,”这名被征募者答道,“那我肯定会加入法西斯党。”

在划分他人的身份时,也有合情合理的时候,甚至是极其友善的情况,但是这种划分常常也可以是恶意诽谤,由此来煽动对被中伤的人的暴力。“犹太人是人,”让保罗·萨特(Jean-Paul Sartre)在其《反犹分子的画像》(Portrait ofthe Anti-Semite)一文中写道,“但其他人则把他们看做是犹太人……是反犹主义者制造了犹太人”[1]。指控别人往往蕴涵着两种彼此不同但相关的歪曲:错误地将人描述为属于某个指定的类别,并坚持认为这些错误的描述构成该人唯一相关的身份。为反对外部强加于个人的这种身份,个人可以反对对自己特征的错误描述,也可指出他所具有的其他身份,正如莎士比亚名著《威尼斯商人》的主人公夏洛克所说的:“难道犹太人就没有眼睛?难道犹太人就没有四肢五官、没有个子、没有知觉、没有情感、没有血气?难道我们不是和基督徒一样,吃同样的饭,为同样的利器所伤,生同样的病,用同样的方法治愈,并经历同一个冬夏的冷暖?”[2]

主张人类的共性一直是不同文化在不同时间反对将人错误归类的思想的一部分。在2000年前的印度史诗《摩诃婆罗多》(Mahabharata)中,一名争辩者如此反问布里古(Bhrigu,一位既得利益阶层的代表)所提出的支持种姓制度的理由:“我们都有欲望、愤怒、恐惧、悲伤、焦虑、饥饿和劳苦,那我们的种姓差别究竟在哪里?”

诋毁他人做法的基础,一是对他人予以错误的描述,二是制造这些是这个可鄙弃的人的唯一身份的幻象。“曾经有一个我,”英国演员彼得·塞勒斯(Peter Sellers)在一次著名的采访中说道,“但我通过一次外科手术把它摘掉了。”摘掉身份是一次大挑战,但同样考验人的是他人来为我们移植一个“真实的我”,把我们描绘成不同于我们自己所想象的那样。那种有组织实施的身份归类往往是各种迫害和扼杀的前奏。

再者,即使在某些情况下,人们难以说服他人接受与自己被指控的身份(以及相关的扭曲描述)不同的其他身份,这也并不等于说在其他情况下,我们可以忽略人们的这些其他身份。比如说,今天以色列的犹太人,就不同于20世纪30年代德国的犹太人。如果20世纪30年代纳粹党人的所作所为使得今天的犹太人除了认为自己是犹太人外没有其他身份,那才是纳粹主义的永久胜利。

同理,在否定单一身份和拒绝成为对某一目标人群进行暴力攻击的帮凶时,应该强调合理选择身份的重要性。对人们进行宣传,使得他们改变对自己身份的看法是世界上许多暴行的原因,它使许多老朋友变成了新敌人,让可憎的分裂分子一跃而成为权势熏天的政治领袖。因此,我们必须认识到,在基于身份的思考中,推理与选择的作用极其重要,而不可有丝毫闪失。注释

[1]Jean-Paul Sartre,Portrait of the Anti-Semite,trans.Erik de Mauny(London:Secker&Warburg,1968),p.57.

[2]The Merchant ofVenice,actⅢ,scene i,line 63.·对选择与责任的否定·

如果确实存在着选择,但却假定它们不存在,那么推理就会9被毫无批判的服从行为所取代,而不管这种行为本身何等荒谬。在通常情况下,这种顺从行为具有一种保守主义倾向,它往往起到维护旧习俗与旧传统的作用,而不遵从理智审查后的结论。确实,传统意义上的不平等——诸如在性别歧视的社会中不公正地对待妇女(甚至使用暴力),或歧视其他种族成员——所以得以延续,往往应归咎于人们对传统信念的不加反思的接受(包括传统弱者对于卑微角色的接受)。许多传统的做法及其所公认的身份划分应当受到质疑与审查。但即使在一国或一种文化里,传统也会发生变迁。让我们回忆约翰·斯图亚特·穆勒(JohnStuart Mill)的遭遇,不无裨益。他的《妇女的屈从地位》(The Subjection ofWomen)在1874年出版后,许多英国人都将它作为穆勒离经叛道的确凿证据,其结果是,由于公众对该书几乎不感兴趣,它成为穆勒唯一一本让他的出版商亏本的著作。[1]

但是,不加反思地接受某种社会身份并不总是与传统有关,它也可表现为对自己身份的突然转向,作为对自己身份的一种“发现”,而不包含理性的选择。这可在暴力的孕育中扮演一个可怕的角色。我前面提到过的我所记得的20世纪40年代印度教徒—穆斯林骚乱就是一例,我当时看到了——在一个完全不能理解的孩子眼中——政治分裂之后的大规模的身份转移(identity shift)。许多人原来的身份仅仅是印度人、次大陆人、亚洲人或者是人类的一员,这些原有的身份似乎被极其突然地抛弃而转成为印度教徒、穆斯林或锡克教徒。随后发生的大屠杀很大程度上应归咎于人们的盲从行为,似乎他们突然地“发现”了自己的进攻性身份,而且对此不假思索和审视。同一个人突然之间判若两人。注释

[1]参见Alan Ryan,J.S.Mill(London:Routledge,1974),p.125。穆勒指出,他关于妇女普选权的观点被看成“我自己的怪念头”,参见John Stuart Mill,Autobiography[1874,reprint,Oxford: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71],p.169。·文明的禁闭·

想象出来的单一身份的一个显著的用途,就是成为“文明的冲突”这个受人关注的主题的基本分类框架。该主题近来颇受重视,尤其是在塞缪尔·亨廷顿(Samuel Huttington)出版他那影响很广的《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一书之后。[1]这一视角的困难在于,早在冲突——或者没有冲突——之前,它就预设了一种单一的分类观。事实上,文明之间的冲突这一主题,是依附于按所谓的文明圈对人类进行单一分类这一统摄性力量的,而后者又往往趋同于各大宗教之间的划分。不少人把注意力仅仅集中在这些宗教划分上。亨廷顿将西方文明与“伊斯兰文明”、“印度教文明”、“佛教文明”等等相对立。宗教之间的各种被宣称的对立,被凝结进了一种对人类社会之间存在尖锐而又不可逾越的分裂的认识。

显而易见的是,在现实生活中,世界上的人还可以依据其他的划分标准来进行归类,而每一种都可与我们的生活有关——有的甚至是息息相关:比如国籍、居住地、阶级、职业、社会地位、语言一、政治立场,等等。虽然最近些年来,宗教立场受到了更多的关注,但我们不可以假定宗教上的差别足以抹杀其他差异,更不能将它们视为划分全球人类唯一的体系一。旦将全世界的人都归为“伊斯兰世界”“、西方世界”“、印度教世界”“、佛教世界”,支配性分类的分裂作用也就被体现出来了,即它不动声色地将人们强塞入了一组坚固的小盒子。其他分类原则(比如富人与穷人、不同阶级和职业、不同国籍和居处、不同语言,等等)则被淹没在这种所谓的看待人类差异的基本视角之中。

还在我们讨论文明之间不可避免的冲突之前,文明冲突观点本身就存在着概念上的困难一,因为它假定某种单分类是唯一相关的。确实,“文明之间是否相互冲突”这个问题是建立在这样的假设之上的,即认为人类能够被先在地划分为彼此有别且分立的文明,而且人们之间的千差万别的关系也在很大程度上——而且是几乎不失其原意地说——被看做是不同文明之间的关系。这一主题的基本缺陷在我们开始面对各个文明之间是否必然相互冲突这一问题之前,就存在了。

令我担心的是,这种还原主义的视角通常还混杂着一种极其粗糙的世界史观,这种史观首先忽略这些文明体内部的差异性,其次它还有意忽略了所谓不同文明之间的——包括物质的和精神的——相互作用的范围与影响(我在第3章将对此展开讨论)。此外,这种观念的误导性不仅仅在于能够吸引那些支持相互冲突主题的人(从西方的沙文主义者到伊斯兰原教旨主义者),而且也在于它让那些试图争辩但却仍然在其设定的概念范围内回应的人落入圈套。

这种基于文明视角的思维既是关于文明之间必然相互冲突理论的根本缺陷,也不利于近期普遍让人关注的“在文明之间进行对话”的努力。那种将人们之间的友好相处仅仅看做是文明之间的友好相处并予以追求的高尚和令人兴奋的努力,很快地将多维度的个人缩减到一个单一的维度,从而抹杀了人类多种多样的联系与活动,包括艺术、文学、科学、数学、游戏、贸易、政治以及对人类有共同兴趣的其他方面的联系与活动。这些联系和活动在过去几个世纪以来为跨疆域的交流提供了丰富和多样的背景。如果追求世界和平的诚挚努力只是建立在一个关于人类世界的完全虚幻的认知之上,那么它必将产生事与愿违的后果。注释

[1]Samuel P.Huntington,The Clash ofCivilizations and the Remarking of the World Order(New York:Simon&Schuster,1996).·超越宗教·

由于越来越接受按宗教划分世界人口的观念,西方各国在应对全球恐怖主义和冲突时束手无策。尊重“其他人民”的方式是颂扬他们的宗教典籍,而不是指出无论在宗教领域还是非宗教领域中,他们在一个全球互动的世界中所进行的各种各样的参与和所取得的成就。在全球政治术语混乱不堪的情形下,为对抗所谓的“伊斯兰恐怖主义”,西方政策的知识精英们把大部分的注意力用于界定——或重新界定——伊斯兰教。

然而,将注意力单单集中于宽泛的宗教类别,不仅仅会忽略影响人们的其他重要关注与思想,而且也通常会扩大宗教领袖的影响力。比如,此时的穆斯林宗教领袖们就常被视为所谓伊斯兰世界的当然发言人,虽然许多在宗教上皈依伊斯兰教的人们与这个或那个毛拉[1]在意见上存在着深刻的差别。虽然他们之间存在着许多不同的差别一,整个世界却下子不再被看成是由人们组成的,而倒成了一个宗教和文明的联合体。在英国,有一种糊涂观点认为,多种族的社会应当鼓励发展由国家资助的穆斯林学校、印度教学校、锡克教学校等诸如此类的学校,以补充现存的基督教学校。如此,在拥有能够在相互竞争的身份之间进行评判和选择的能力之前孩子们就被强有力地置入某一单一,的宗教关系之中一。更早些时候,北爱尔兰的国立学校就根据孩子们在幼年时就被确定下来的宗教派别来分类教育,向人们灌输天主教与新教徒之间的政治不和的观念同样在今天事先被。,,“发现的”身份不但被允许,而且被纵容用于在其他英国人口中播下更大的不和与分裂的种子。

毫无疑问,宗教与文明分类还可以是一种好战性的歪曲的源泉。这种歪曲可以采取一种极其粗糙的形式。这方面的一个有力证据是美国中将威廉·博伊金(William Boykin)的粗声——现在已经是众所周知了的——评论。针对他与穆斯林之间的战斗,博伊金用镇静而粗鲁的口吻说道,“我相信,我的上帝比他的大”,并且基督教上帝是“一位真正的上帝,而穆斯林的上帝只是一尊偶像”。[2]当然,对这类偏执的观点,我们不难加以分辨,因此,我相信,像这类无教养而乱发的言论只会产生有限的影响。与之相反,在西方社会有关公共政策的讨论中,那些知识界精心组织的“制导导弹”则标示着一个更为严重的问题。它们代表一种表面上更为高尚的视角,以通过将伊斯兰教适当重新定义这一友善策略来软化伊斯兰狂热分子,使他们不再成为对立者。他们认为,通过将伊斯兰教说成是一种爱好和平的宗教,而“真正的穆斯林”必须是一个宽容的个人(“所以,成为真正的穆斯林,友好共处”)就足以使伊斯兰恐怖主义分子抛弃暴力。值此之际,拒绝将伊斯兰教视为一种对立的宗教无疑是恰当的,而且极端重要,但是也有必要追问,用很大程度上是政治的术语来定义“真正的穆斯林”必须是什么,这样做是否有必要,或有益,甚至是否可能。[3]注释

[1]毛拉,Mullahs,回教国家对老师、先生、学者的敬称。——译者注

[2]引自International HeraldTribute,August 27,2004,p.6。

[3]这一问题将在第4章至第8章中讨论。·穆斯林与知识的多样性·

一个人的宗教并不必然是他或她的唯一和排他性的身份。事实上,作为一种宗教,伊斯兰教并不抹杀穆斯林在许多生活领域中的有责任的选择。事实上,完全有可能,一名穆斯林可持一种对抗性的态度,而另一名则可完全容忍异端,而并不妨碍他们同时都是一名穆斯林。

对伊斯兰原教旨主义的回应以及对恐怖主义的回应,还因为人们很少对伊斯兰教史和穆斯林史进行区分而变得极端混乱。与世界上其他各地的人们一样,穆斯林也有不同的追求,他们的追求优先选择与所重视的价值并不必须被看做是与其伊斯兰教徒身份有关的(我将在第4章继续讨论这个问题)。因此,并不让人惊讶的是,许多伊斯兰原教旨主义者很乐意压制穆斯林的其他身份,以突出他们仅仅是伊斯兰教徒这一身份。然而,令人非常不解的是,那些试图克服与伊斯兰原教旨主义相关联的紧张与冲突的人们竟然也不能明白穆斯林并不仅仅只是伊斯兰教徒。他们试图重新定义伊斯兰教,而看不到那些属于穆斯林的人们所拥有的多种维度的身份。

人们以许多不同的方式来看待他们自己——这样做有其充分的理由。比如说,一名孟加拉国的穆斯林并不仅仅是一名穆斯林,而且也是一个孟加拉人和一名孟加拉国人,通常都以孟加拉语、文化、音乐而自豪,更不用提他或她所可能拥有的与阶级、性别、政治立场、艺术鉴赏力等等相联系的种种身份。孟加拉国与巴基斯坦的分立完全不是由于宗教的原因,因为在未分裂前,当时巴基斯坦的东西两翼绝大多数人都共同分享穆斯林的身份。导致分离的因素是语言、文化和政治。与此相似,不存在任何经验上的理由来说明为什么热爱穆斯林史或者阿拉伯文化遗产的人必须只考虑宗教信念,而不同时考虑到科学和数学。事实上,阿拉伯和穆斯林社会在科学和数学上的贡献如此之多,以至于它们完全可以成为阿拉伯或穆斯林身份的一部分。但那些大而化之的分类则完全无视阿拉伯或穆斯林社会这方面的成就,它们将科学与数学放到了“西方科学”的篮子之中,而让其他人民仅仅在宗教中寻求荣耀。如果不满现状的阿拉伯好战分子在寻求荣耀时只能乞灵于伊斯兰教的纯洁性,而不是阿拉伯历史中的许多成就那是因为他们和他们的对手一,样,把宗教信仰放在了单一重要的地位,把自己紧紧地囚锢在这一单一身份中。

甚至西方人在热诚地寻求“温和的穆斯林”时也将政治信念上的温和与宗教信念上的温和相混淆了一。个人可以拥有坚定的宗教信念——伊斯兰教或其他宗教——但在政治上仍然很温和。萨拉丁皇帝(Emperor Saladin)在公元12世纪时积极地抵抗了十字军东征以捍卫伊斯兰教,但当迈蒙尼德(Maimonides)逃离一个不能容忍异端的欧洲时,他仍然可以非常自然地在他的埃及宫廷中为这位声名卓著的犹太哲学家提供一个高贵的职位。在16世纪之初,当异端分子乔达诺·布鲁诺(Giordano Bruno)被送上罗马菲奥里广场的火刑柱时,莫卧儿王朝的阿克巴皇帝(他自始至终是一名穆斯林)则刚在阿格拉市颁布伟大的法令,在法律上赋予少数教派以权利,包括给予所有人宗教自由。

尤其值得注意的是,虽然当阿克巴追求他的自由政治时并不需要摆脱他的穆斯林身份,但他的这种自由政治并非为伊斯兰教义所要求当然也不受其阻止另一,。位莫卧儿皇帝奥朗则布(Aurangzeb)则否定了少数人的权利,并迫害非穆斯林,但这也不妨碍他是一名穆斯林,就如阿克巴皇帝并不因为他在政治上的宽容而不能成为一名穆斯林一样。·混乱之焰·

坚持人类身份毫无选择的单一性,哪怕只是一种下意识的观念,不仅会大大削减我们丰富的人性,而且也使这个世界处于一种一触即发的状况。代替这种支配性分类观及其所造成的对立的,不是不现实地声称我们都是一样的。我们肯定是不一样的。相反,在这个多灾多难的世界上实现和谐的主要希望在于承认我们身份的多重性。这种多重性意味着人们同时具有相互交叉的不同身份,它有利于我们反对按某一坚硬的标准划分人们而导致的、据说是不可克服的尖锐分裂。当人类的丰富差别被压缩进一种恣意设计的单一分类之中时,我们所共享的人性也就遭到了严重的挑战。

其中最致命的损害也许来自于对推理与选择的忽视和否定,而这些推理和选择是承认人们身份的多重性所必然意味着的。单一身份的幻象远比那种多重的和多样的身份分类更具有分裂性,而后者代表着我们所实际生活的世界。这种毫无选择的单一性在刻画真实世界方面大大削弱了我们社会与政治思维的力量与范围。命运的幻象让我们付出了沉重的代价。第2章 理解身份认同

在《南方的转折》(ATurn in the South)一书中有一段扣18人心弦的描写,其中作者V.S.奈保尔(V.S.Naipaul)表达了一种对个人在当代坩埚中丧失其过去及历史认同的担忧:

1961年,当时我在加勒比地区旅行,正着手写我的第一本游记。当我在马提尼克岛看到一些印第安人,并开始明白他们已被马提尼克市所紧紧包围时,我突然陷入震惊之中一,并感到种深深的触动,似乎在精神上被毁灭了。我感受到我已没有任何办法来分享这些人的世界观,而他们的历史在过去的某个时间应该和我的一样,但现在,无论是在种族抑或任何其他方面,他们已经成为外人。[1]

诸如此类的关切不仅表达出一种焦虑和不安,而且极其清晰地表明,人们是如何赋予一种共同历史积极的和建设性的力量的,并在此历史的基础上形成一种归属感。

但是,历史与背景并不是看待我们自身以及我们所归属的群体的唯一方式。我们有太多可以同时归属的类别。我可以同时是亚洲人、印度公民、有着孟加拉历史的孟加拉人、居住在美国或英国的人、经济学家、业余哲学家、作家、梵语学者、坚信现世主义和民主的人、男人、女权主义者、身为异性恋者但同时维护同性恋权利的人、有着印度教背景但过着世俗生活的人、非婆罗门、不相信来生的人(如果有人想知道的话,也不相信前世)。而这些只是一个我可以同时属于的许多种群体的一小部分——当然,根据具体情形,我还可加入许多其他我感兴趣的群体。

归属任何一种群体都可能十分重要,这取决于具体的情境。如果不同的身份为赢得人们的注意力或先后次序而相互竞争(当然并不总是如此,因为在不同的身份之间有可能不存在任何冲突),该人就必须决定每种身份的相对重要性,而这又得视情况而定。这里存在两个完全不同的问题。首先,承认身份具有普遍的多重性,一种身份的重要与否不必抹杀掉他种身份的重要性。其次,在具体情况下,在相互竞争的不同身份之间,个人必须就它们各自的重要性做出选择——不管是自觉地还是隐含地。

以各种不同的方式与他人认同对于一个人的社会生活来说可以是极端重要的。但是,让社会分析家们满意地接受身份并不那么容易。具体来说,在社会与经济分析的正规文献中,有两类不同的还原主义。一类可被称作为“身份无关论”(identity disregard),其内容是忽略或完全忽视与他人的身份认同及其对我们的价值观和行为方式的影响。比如,绝大多数当代经济学理论都假定,人们在选择他们的目的、目标和优先次序方面,不存在——或者忽略——与任何他人所共享的身份认同。虽然约翰·多恩(John Donne)早就警告道:“没有人是一座仅仅只有自己的孤岛。”然而,纯粹经济学理论中的人往往被假定成眼中“只有自己”的人。

与“身份无关论”的做法恰恰相反,另一种还原主义是假定每个人实际上都只属于某个单个集体,而且不多不少。我们将这种视角称作“单一归属论”。当然,我们知道,由于出身、社会联系和联盟,每个人实际上属于多个不同的群体。每一个群体身份都能够——有时候也确实——赋予该人一种归属感和忠诚感。尽管这一事实是如此的显而易见,但在一些社会理论家眼中,那种关于单一社会联系的假定——即使只是隐含的——仍然十分流行。这对于社群主义理论家和文化政治理论家来说,都是十分欢迎的事。多元群体和多重忠诚的复杂性由此被抹杀,取而代之的是将每个人仅仅牢固地嵌入某一种社会联系之中;没有人类生活的丰富性一一,而只是按狭隘的公式把每个人放入个单的有机包中。

可以肯定的是,单一性假定不仅是许多身份理论的主要思想基础而且也是,——正如我在第一章所指出的——许多宗派狂热分子的惯用武器。这些狂热分子希望他们所欲鼓动的人们完全忽略他们的其他社会关系,因为它们会降低这些人对特定群体的忠诚度。唆使人们忽略其他社会关系和忠诚,而仅仅关注那些来自某一限制性身份的社会关系和忠诚的做法是极具欺骗性的,并且会导致社会关系的紧张与暴力。[2]

既然在当代的社会与经济思想中到处充斥着这两类还原主义思维,我们有必要对两者加以严肃的考察。注释

[1]V.S.Naipaul,A Turn in the South(London:Penguin,1989),p.33.

[2]也可参见Leon Wieseltier,Against Identity(New York:Drenttel,1996)。·身份无关论与理性的白痴·

我们首先来看身份无关论。对于许多现代经济学家来说,那种狭隘的自私自利的个人假设无疑是“顺理成章”的,但与常理相悖的是,他们把这一假设推向极端(这也是非常普遍的),认为这恰恰就是“理性”(rationality)所唯一要求的。有一个我们常常会遇到的支持这样做的理由——即所谓能够彻底击倒对方的理由。可以这样发问:“如果不符合你的利益,你为什么这样做?”这种狡狯的怀疑主义质问使莫汉达斯·甘地(Mohandas Gandhi)、马丁·路德·金、特蕾莎修女、内尔森·曼德拉都变成了大傻瓜,也使我们这些人变成了小傻瓜。它彻底忽略了社会生活中人的动机、社会联系和追求的多样性。这个一心一意追求私利的人为大多数的经济理论提供了行为基础,现在更被一些专用名词来加以尊崇,如“经济人”、“理性主体”。

当然,也有对这种唯利是图的经济行为假设的批判(甚至包括亚当·斯密,他虽然每每被视为“经济人”的奠基者,也对这种假设表达过深刻的怀疑),但大多数现代经济学仍然一意孤行,把这些质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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