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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布时间:2020-09-15 22:02: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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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读书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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男人的魅力

男人的魅力试读:

第一章 惆怅沮丧戒男人

男人的悲哀,男人的恐惧,男人的抑郁!男人往往以自我为中心,男人总是害怕占“下风”……所有的一切一切,是男人沮丧和惆怅的直接原因。

■忧郁中的男人

□男人的恐惧

安钢最近升了官,在公司里主管一个分部,而他对此却显得惶惶不可终日。其实,他多年来兢兢业业,苦心经营,为的就是能谋到这一职位。现在,他如愿以偿了,可他却开始怀疑,怀疑自己到底能否胜任这一工作。然而,这一苦衷他连家里人也没告诉。

安钢到底害怕什么?原来安钢一当上分部主任,就要参加一个有其他各分部主任参加的会,可他一和那些人在一起,就变得浑身不舒服。而且,一升了官,他就得负责录用职工,负责处罚那些工作出差错的职工。除上之外,他还得保证,自己在任时的工作定额比前一任要高,因为前任就是因为没完成定额而被辞退的。为了达到目的,安刚便延长工作时间,对此,妻子是老大不乐意。而且,他的同事对他也渐渐冷淡起来,有时还故意和他过不去。看,所有压力都压了下来。他真害怕自己应付不了这一切。

安钢这样的事并不少见。如果我告诉你,不仅被罢免的人想自杀,被提升的人也会想自杀,你也许会瞪大眼睛。岂不知,不仅失败可产生压力,成功同样也会产生压力。

安钢认为,他不该有现在这样的情绪。因此,他想方设法想把这种情绪消灭掉。令我颇为费解的是,有许多人对自己的情绪没有把握,总希望有个权威人士来评价自己的情绪,希望权威给以肯定。要知道,无论是谁,一旦变动工作,都会有这种情绪。尽管,它令你难受,但它在一定意义上是有益的。因为,紧张能使我们在新的环境中保持机敏,使我们小心从事,并努力减少这种紧张。殊不知,当我们紧张、害怕时,也正是我们的全身心为了某一目的而亢奋之时;此时我们是在全神贯注地采取行动。但是,如果紧张、压力持续时间太长,就可能有损于我们的身心健康。消化道溃疡、高血压、脾气急躁、睡眠障碍、全身抵抗力降低等,都有可能发生。其实,细究起来,这些不良后果并非只是由于环境因素,也不仅是由于环境引起的情绪。真正的原因在于,你作出种种努力,想改变现状,却屡遭失败。可是,如果一个人面对风云变幻,却不作一点努力,犹如坐在高压锅里,且底下炉火正旺,却不知该干什么一样。这种不能适时采取对策,改变处境的态度,自然会引起灾难。除非,善良的命运女神飘然而至,将炉火熄灭,为你解围,但这样的好事太少了。安钢没有消极等待奇迹。他主动找和他同级的几个主任交谈,询问他们当初的感觉。结果自己很是满意。原来,那几个人一开始时也和他一样,感到信心不足,手足无措。接着,他开始学习商业心理学和管理艺术。他努力去熟悉每一个下属,并努力让自己的下属认识他,让大家知道他既是上级又是个普通人。他找来各种报表进行核算,结果发现,就目前人员编制和技术条件,足可以完成定额。

当然,安钢采纳建议,把自己的不良情绪接受下来,并专心去做自己的事,生活会一下子变得阳光灿烂。照此下去,研究、倾听自己的苦恼,核算各种统计报表,和以前的合作者再进行联系,他便会逐渐忘掉自己的信心不足。不过,这种情绪仍会偶尔出现一两次,这也无关紧要。比如,安钢有时会想,要是换另一个人,会不会少费些劲就能把局面收拾好,这也许有可能。不过,安钢已决定,他就先这么蹒跚前行,直至胸有成竹为止。这样,自我怀疑和羞怯就注定被克服,顺利地冲出这个误区。

□男人的抑郁

我们为什么要知道使自己变得抑郁的过程呢?主要有两方面的原因。其一是,知道这一过程后,当我们知道某些行为容易引致情绪抑郁,而自己又想避开,便能如愿以偿;其二是,我们可以从中体会出,在摆脱掉人为的抑郁过程中,肯特先生是采取何种行动的,这多么可和当初模拟“抑郁症患者”的行动形成对照。

其实,我们只需懒懒地瘫坐在椅子里,垂下脑袋,蹋下双肩,就可创造出抑郁症。然后,在脑子里一遍遍地重复如下的话:“谁也无能为力,没人能帮助我,我没希望了,还是放弃努力吧。”并且,要连连摇头、叹息,伴之以哭泣。一般说来,行为上抑郁了,情绪上的抑郁便随即而至。

情绪继发于行为。只要通过有目的的行为,就可影响情绪,因此,引起肯特情绪抑郁的,正是我所做的一切(如特定的坐姿、特定的呼吸、重复一些令人失望的话)。到后来,只要笛笛走进他住的病室,坐上他那把椅子,就会很快唤起抑郁情绪。可见,把自己置于特定的场合,也能激发起抑郁情绪。

那么,研究结束后,我们又如何把笛笛重新变成原来的他呢?首先,他应在身体方面积极活动起来,即使他并不愿意这样活动。实际上,当时的他,只愿躲开人群,蹩进黑暗的一角,静静地体味自己的那份悲哀与自怜。你也可以试着那样坐它一天,看看你的情绪(更不必说胃肠道了)会有什么样的变化。要想改变现状,只需起身轻松地走一走,打打球,跳一跳,这些都有一定效果。另外,增加各种各样的刺激也是必要的。听听欢快的音乐,看看明朗的色彩,也会引起一些情绪上的变化。我的许多朋友,对我知根知底,知道我原本是个又活泼又机敏的人,设法和他们交往,会有益处。甚至,把环境布置得清新明快,把衣着穿得鲜艳一些,都会情绪为之一振。

是的,笛笛当时并不想做这些事。不过,他在一定程度上也还知道自己有必要这样做。因此,虽然他当时心情很低沉,他还是试着去做这些事。果然,一旦他投身于活动之中,他的情绪便发生了改变。这样一来,他便愿意开始活动并从中获得乐趣,这与他的需要及生活方式的变化相合拍,直到他重新恢复昔日的模样。

当你感到抑郁时,你自然就有一种倾向,通过减少活动以及车轱辘似的丧气话使自己的抑郁加重,形成恶性循环。而洗洗盘子、散散步、打几下乒乓球或几乎所有的活动,都会有助于你改变现状。行为本身提高了情绪。

当然,有些抑郁症会持续发展,直至体内出现生化变化。这样,便需要采取一定方法,把已紊乱的状态调整为稳态。这时,可去找专科医生就诊,请他开出有效的抗抑郁药,而去看医生这一举动本身就是个良好的开端。一般轻度的抑郁,通过本书中所描述的性格培养和生活应变能力的练习,即可有效地加以克服。所谓严重的抑郁症,一般包括食欲丧失、睡眠障碍、自杀冲动、懒散、性欲缺乏等。若有这类情况,应找专业人员积极处理。不过,本书中介绍的方法仍可随时应用,互相并不排斥。精神科临床研究的结果,使我们确信,情绪会随着时间推移是有所波动。那些处于抑郁体验中的人,往往认为自己的抑郁状态是一成不变的。他们似乎正面对无尽的悲哀、失望及被人抛弃的状况。但事实上,即便是最深重的抑郁症患者,也常出现情绪波动的波澜或涟漪。这种情绪变化与人体自然的生物节律也许有关。但无论如何,即便有最小的波浪,只要适时采取积极、切实的行动,就可以加以利用,使情绪愉快起来。比如,某一个早上,你睁开双睛,感觉身上的劲似乎多了些,那么,这个早上就可以成为你的起点。不过应记住的是我们的终极目标不在一时一事,而在于,在任何情绪下都能把事情做好。这是每个成熟的人应追求的。

□自我中心痛苦多

心境最平和的人,都把自己置之度外。有一个日本妇女,她是尼姑,终年住在日本乡下的一座尼姑庵中。她从来不读报、不看书,收音机、电视机与她更无缘。这位瘦小的妇女看起来比她的实际年龄至少年轻20岁。当年,由于经历了个人生活中的许多坎坷苦痛,她出家来到这座庵中。在这里,她花去绝大部分时间,去倾听别人那些痛苦的倾诉和没完没了的忏悔。多年来,她一直从事这种公益性服务,分文不取。有一天,她被送到城里,给她50块钱,告诉她可以为自己买些东西。不料,她回到庵中时,原封不动地拿出那50块钱。她说,她发现没有自己需要的东西,她什么也不想要。她似乎已经发现,对自己,什么才是最重要的。

另一个人,是个黑人妇女。她养育着好几个孩子,还照顾着一群男精神病人。在那几间木板房中,有一个为精神病人设的后期看护病房。每到夜里,她常常在卧室外不停地祈祷,期望自己的精神病人早日康复。她甚至自费把那群病人带到夏威夷去度假。真是一个不可思议的女人!

其实,正是这两位妇女,发现了生活的秘密,那就是。只有彻底放弃自我,才会带来满足。当然,她们也曾有过短暂的不幸,时不时地被疾病或被悲哀所袭击,有过苦恼和困惑。但时间不长,她们就又会忘掉这一切,重新投身于这他人服务的活动之中。此时,她们重又会精神焕发。

从另一方面讲,那些最为不幸的人,都是那些自我关注者。他们时时为争得自己应得的那一份儿感到苦恼;他们总是对别人的行为目的考虑再三,怕别人对自己另有用心。他们试图把自己包裹起来,而这包裹则犹如一层反光玻璃,把自己与外界隔开。

举个例子吧。某个医生曾治疗过这样一位小伙子。他相貌非常普通,在公共场合的举止也没什么特殊之处。可是,他一到商店买东西或每次坐车,都觉得周围人老是在注视自己,甚至可以说是在嘲笑自己。这令他苦恼万分。于是,医生和他一起去乘车,一同到商店去买东西,看看到底是怎么回事。结果发现,他说的那些事纯属子虚乌有,全是他臆想出来的。经过深入交谈,医生才发觉,这些事在一定程度上和下面的事有关。原来,这位小伙子正陷于一种难以自拔的同性恋关系之中。他对此感到内疚,但他又不愿放弃这一关系。这种矛盾心理,使得他把注意力投向自身,以至于产生这样的想法,认为别人和他一样,一个劲儿注意他的一举一动。身边的每一件事似乎都与他有关。在接受建议,主动中断同性恋关系后没几个月,这位小伙子的情况便明显改观。这个故事的寓意,当然不仅仅是告诉人们,同性恋会引起苦恼,更为重要的是让人们明白,过分关注自己,就会给自己带来灾难。

也有一些人,试图用这种方去欺骗生活。他们认为,既然自我牺牲能创造幸福,那么,强迫自己去做义务劳动、施舍或为他人服务,不就可以幸福了吗?可是,在行动中,他们仍然是抛不开自己,仍然牢记着自己这样做的目的乃是为自己幸福,因此,他们不停地检视自己。我现在是不是比以前幸福一些?我要是把那场足球赛看了或早上跑一圈,是不是会更幸福些?我现在有多大进步?这样一来,他们仍是念念不忘自己,而在这种公益服务中应抛开自我的要求,早被抛到九霄云外了。

所谓抛开自我,无疑是个相对的概念。我们必须不断地进食,必须保护自己免受伤害,必须给自己提供各种营养,这都是明显不过的事。我上面提到的那位日本尼姑,就能够极甜美地享用自己的饭菜。她终日有滋有味地进食,甜甜地进入梦乡,在庵中种地养花锻炼身体。对她来说,进食、睡眠、锻炼都是一种享受。可是,这些又都是她从事的公益服务的一部分,因为通过这些活动,她能更敏锐地洞察别人的痛苦,并增添了指导别人的经验。

有一次,小吴和一位熟人在街上行走。忽然,有辆汽车驶过,从敞开的窗口飘出许多纸来。汽车开了不几步便停了下来。这时,许多人都跑过去帮忙,去捡那些被风吹得四处飞散的纸。小吴也停下来,准备帮忙。可他再看那位先生,只见他旁若无人,径自朝前走去。于是,小吴想,假使这位先生把这一切都看在眼里,而无动于衷,他便可以说是把自己包裹起来的人。或许,他是小误认识的人中最为不幸的。果然不出所料,这位先生确实对自己的生活满总是抱怨,有好几次差点结束自己的生命。他服过毒药、上过吊,甚至还朝自己的胸口开过一枪。

有人也许会说,对这个人来说,应先振奋情绪,才能让他有帮助别人的念头。他根本没有时间先去振奋什么情绪。他前后花了近10年的时间,寻求过各种各样的心理治疗,都没什么起色。先去振奋情绪,此举既不明智,又不现实。我猜想,只需弯下腰来,去帮别人捡一张纸,就可以为他创造一种以他人为中心的心理状态,而这,正是这位先生迫切需要的,是行动使态度发生了改变,是为他人服务这一行为,使内心痛苦得以减轻。

需要说清楚的是,帮助别人,只是减少自我关注这个过程中的一部分。“建构生活”的目标,不仅要求我们注意别人的需要,而且要求我们注意周围的环境。如果我们过分计较自身的紧张不安等情绪,就会把注意力分散,使我们难以留心身边和世界上此时此刻发生的一切。

再举个例子。有位医生在日本工作时,诊室设在一座楼上。每次咨询者来时,他都要迎到门厅里,陪他们走上一段楼梯,穿过一道走廊,再爬一段楼梯,才到诊室。后来,有位咨询者在接受五次咨询指导后,便自称对“建构生活”已彻底了解了。为了验证她说的话,在这次咨询后,医生请她按原来走的路线,把她带回门厅去。可她不知怎么走。其实,医生领着她走了五次,而且,第三次时,医生已告诉她我要试试她能不能记住条路线。可她还是没有记住。这位咨询者是个自我关注者,神经兮兮,凡事总是听从权威的指使,对任何事都不求甚解。总之,她并未注意过自己走过的路线,并未留心周围的现实环境。显然,从理论上、字面上与通过切身体验去理解,相差甚远。

那些深受神经症折磨的人(即那些陷于自身痛苦而不能自拔的人),都有一种潜在能力。这种潜能不但能令他们摆脱神经症,而且,还可以使他们生活得比正常人还好。后来,随着我读的森田著作越来越多,随着我从授课、咨询中获得的经验越来越多,事情也越来越清楚,那就是,痛苦和成就大业之间的联系非常紧密。

实际上,神经症患者难以自拔的痛苦,对于成就大业者颇为必要。为什么会有这种关系?我们的痛苦挣扎,实际上是我们自身现实存在的一个方面。在我们受苦受难时,我们不可能还藏身于玄妙的理论和其它抽象的东西之中,我们必须一次又一次地去直面痛苦的现实,学会怎样对付它们。这样,我们解除痛苦的方式也就可以应用于处理其它现实问题上。而且,痛苦的现实会一遍又一遍地引起我们的注意,以考验我们有没有找到行之有效的对付手段。正如森田所言:“自我发展的目的,并不在于使生活轻松自如,而在于能让我们在失败时也能通过努力,取得成功。”

大多数书籍在谈到“现实”的性质时,会有一段粗略的哲学论述。我们都能理解他在下面这句话中要表达的意思:“花儿红,柳丝绿。理解这件事,毫无困难。”

在神经症病人的主观世界中,尽管自我处于中心位置,但事实上,他们又却都是在围绕现实转圈。然而,患者却不能接受这一点。

那么,能让我们每个人的生活发生改变的现实又是什么呢?这客观现实就是:你的体重就是这么多,你不能把手伸进关闭的门里,草是绿的,有人不喜欢你,你的个子比你期望的要矮,你并不迷人,也并不聪明,你的身体受伤时会流血、会痛,你有一天会死去。其本身是其规律的,而且这规律是可以理解的。但如果我们对这一事实加以忽视,那我们的思考就脱离现实了。这样的事我们大家都可能碰到。例如,有位母亲,整天忧心忡忡,担心去学校上学的爱女会出意外;一位小伙子,只因看到近期要上演一部好电影而欣喜若狂,甚至耽误了一整天的工作;一位少年,终日沉湎于幻想之中,心想:要是我的鼻梁再高一点儿要是脸上的粉刺消失了,那该有多好!其实,这些人都生活在非现实世界中。这样一来,他们就不再留心那落满尘土的地板,堆满文件的办公桌,成摞的没完成的功课。总之,使应该完成的事难以完成。

改变现实的首要步骤是,认识目前的客观现实。大可不必作“不是这样该有多好”幻想。现实就如此。无论你是否喜欢,现实终归是现实。只有先认识它,尔后才能针对它而采取行动。只有行动才能改变现实。我们或许会对未来抱有某些幻想和期待,对此,我们无需(也不能)阻止。但是,我们不能靠这些幻想和期待来改变未来。惟有此时此刻的行动才能改变未来。千里之行,始于足下,而不是始于幻想。“设你走上一条有一千条岔道的大路,”田说,“你又无法选择,那么,你只有一条一条走着看。”站在岔路口,一味在琢磨每条岔路通向何方,除了浪费时间,不会使我们离开原地半步。我们只有先选定一条,走下去,弄清它究竟通向何方,并一条一条试下去,这才是正确的做法。只有迈步行走这一行动,才能告诉我们每条岔道的去向,除此之外,别无他途。

□男人总是害怕占“下风”

心理疗法在一个单独的地方进行。弗洛伊德发明了现代咨询室,在这里日常生活规则可以暂时搁置一边,尽管规则很重要,也不仅仅是为了保密,可以自由联想,置日常礼节于不顾。

现在的心理学者调整了弗洛伊德的基本规则,不再问就诊者心里想什么,而是鼓励男人们说出在其他地方无法说的话。在男人世界里,他们不允许自己感到恐惧、迷乱、懦弱或渴求。他们不能对性伙伴说自己幻想和别人发生性关系,或者求助过色情。在治疗中,他们可以试验新的行为,例如脆弱地或恼怒地对待心理医生,并发现这种关系可以保持下来且日益加深,如与父亲、伙伴、同学或朋友之间的关系。

男人可以探究自己原来心灵的秘密,被心理医生视为正常人。心理医生不带任何个人利害关系去评判、劝告患者或将患者转变为自己想像的模样——或至少这是一个理想。实际上,心理医生在价值观和能力上不同,而且他们也有自己的隐私。但是理想上,咨询室应当是一个可以使人反省自我、剖析自我,进而完善自我的地方。于是心理医生和就诊者需要考虑使人重新回到真实世界,在那里应用治疗的方法。

相对以前,更多的男人光临了心理医生的诊所。毕竟,如果一个男人有足够的能力支付得起心理咨询费,并有足够的耐性克服依赖他人的不情愿心理,当压力超出他的承受力,而且通常是他感到无人可以诉说时,现代男性文化的行为准则允许他咨询心理医生。并且既然就诊者付钱请心理医生倾听自己心中的烦恼,那么他也就没有必要完全服从医生,心理医生只是一个雇佣而已。确信不会泄露秘密,而且不用对医生言听计从,男性就诊者可以从工作中抽出一小时放松一下,告诉医生一些他永远不会和与他一样过着节奏快、竞争力强生活的人探讨的私事。

有些男人想尽快回到工作中去,越快结束心理咨询越好:“我是个特别忙的人,我来这里的唯一原因是最近这段时间感到特别的心烦意乱,实在无法集中精力工作。我希望病能很快治好,我真的抽不出时间。”治疗着重于问题方面的研究,但危机一过他就想结束治疗。

权力斗争甚至在第一轮治疗之前就已经开始了。志唯打电话要见我,是他妻子的心理医生把我推荐给他的。我们约见面时间。他想让我找个晚上的时间,我告诉他我晚上没有时间。我给了他两三个开诊时间,他选择了一个。在约定时间的前一个小时,他的秘书打来电话告诉我,他太忙不能赴约,就连打电话的时间也没有。他问我今天晚上是否可以来,我解释说我的时间表已经排满了,于是就让他那个星期晚点来我这里。预约的时间到了,他却来晚了,因为我不能给他额处的治疗时间而很沮丧。很明显,问题不在于时间,而在于地位。从他的第一个预约电话开始,一场战争就已拉开了帷幕:谁的时间更重要?谁是更重要的人?谁将赢得这轮较量并确定我们的约会时间?

男人们互相品头论足,而且能很快地给对方下一个结论。在商界,如果你不能迅速准确地估价对方,那么你就有可能处于劣势。无论对方是商场上的竞争对手,还是一个潜在的朋友或是一个心理医生,一个男人总是害怕对方会打垮、控制和侮辱自己。我们的文化中,关于男人关系有两种最普遍的形象:一种是统治的形象,一种是服从者的形象。

有些人对工作,对他们自己亲近的人,而且更可悲的是,甚至对心理医生从来就不能超越这种判断。他们的确接受了一定的治疗,但仅仅是在危急的时刻。可一旦觉得可以控制事物时,他们就立刻停止问诊。换句话说,只因病情严重,他们才愿将自己放在依赖者的位置上,但一旦症状有所缓解,对依赖的恐惧感又再次侵袭他们的心头。随着恐惧感的日益加深,他们终于离开了心理诊所。可是在痛苦地中断了一段重要关系,或是在工作中经历了一次重大的挫折之后,由于担心、顾虑孩子的行为方式,由于心情沮丧却不知根源,由于正经受着性无能的折磨,他们不得不再次走进心理诊室接受心理治疗。否则低落的情绪可以导致背痛或心脏病,从而使他们被迫放慢紧张的步伐。因为嗜酒、吸毒、赌博或追求女色而想寻找一种“快速的解决方法”。也有时,因为患了癌症或艾滋病来看心理医生。大多数男人憎恨感觉脆弱和向别人求助。

在治疗过程中,男人们的传统自我保护意识成了拦路虎。由于害怕依赖别人,他们不愿承认他们其实很想有个人倾听自己的苦恼。由于害怕心理医生认为他们没有男子气,他们不表露自己的情感,不讲述自己的性困难。由于很早就学会了永远不要信任另一个男人,他们就尽力避免和心理医生亲近或是让医生永远找不到问题的关键所在。弗洛伊德对这样的男人做如下评价:在心理医生的分析工作中,一切努力付诸东流带来的心情沉重,竭力劝一个女人放弃对男性阴茎的狂想,因为那是根本无法实现的。努力使一个男人相信对其他男人持服从的态度并不是意味着阉割而是生活中许多关系不可或缺的,于是问自己是否一直为“向风布道”这个问题所疑虑,这种痛苦是其他任何困难都无法比拟的。男人反抗的过度性补偿产生出一种最强有力的反抗转移。他拒绝向父亲的代替人屈服,他不愿为任何事情对父亲的代替人心怀感激,因此,他拒绝接受医生的治疗。

物质关系理论将这种具有特色的权力斗争归结为大多数男人们所共有的自恋特质的表现。科恩伯格认为,心理医生必须正视并解释隐藏在就诊者背后想要在咨询室内抓住权力的愤怒,科胡特则鼓励医生转移化解愤怒之下的痛苦和创伤。一方面,他贬低心理医生是为了感到优越(也就是发现一位有足够能力帮助他的既定代理人将使他绝望);另一方面,他希望他的心理医生确实很有能力,但忧心忡忡,唯恐对如此强大的这样一个人的羡慕之情会失去控制。心理医生必须避免使就诊者陷入进退两难的任何一边,也必须寻找或创造机会跟他谈论他的各种关系中的这种情况。很可能经过一段时间的治疗,就可以挖出就诊者那需要贬低或理想化其他人的心理基础,而患者也就能够克服那种妨碍他亲近别人的矛盾心理。

心理医生必须找到一个能与就诊者接触,获得他的信任的办法。控制还是服从的问题在诊询过程中十分突出。我想我不能对志唯表现得太被动,例如向他屈服并找个在晚上的时间给他开诊,以免被他看作是一个可以随意打发的人,从而认定像我这样的弱者是不能治好他的病的(当然,如果碰巧在晚上开诊,那为什么不顺水推舟呢?——他关于权力的矛盾心理会在另一方面显现)。但是我知道,如果我不能满足他在权力方面的欲望和要求,他就会觉得在我面前自己是何等的渺小,并有种恐惧感,那他也就不会信任我而敞开心扉。

另一位就诊者成民,在他从心理治疗获益之前,不得不跨过这个障碍。开始,他在我的门诊感到很不自在。他通过表现得才智过人来掩饰自己的紧张。他旁征博引来阐述一个观点。他会把我所做的评论和解释贬得一无是处。我要保护自己,意识到斗争,我开始勇敢地对抗他。对某一观点我甚至坚持说这种解释是正确的,而他却一口否认。在第二个疗程中,他变得焦躁不安了。他说,他对我很失望,说我失去了冷静,仍像在上一疗程中那样攻击他。我吃惊了,我没觉得最后的会谈是一个坏的结果。我们终于得到一个双方都赞成的、适合他的情况的解释,探究了他用来否定我的解释正确性的部分原因,治疗友好的结束。而现在他却明显地对我发怒了,他认为他有理由那样做:“是你敏感。你指责我,伤了我,我故意说你的解释不对。对我来说和心理医生交谈是很难的。我对你尽可能坦诚,尽可能和你分享感情。可能我偶尔不得不来点智力烟幕,你是心理医生,你应该知道那只是为了掩盖我的紧张。”

在这个人的第一个疗程中,我发现自己不断在两种感情之间波动。一方面我不得不勇敢地面对他被看作无以为助,另一方面我不得不更温柔、更同情而又对他的痛苦和脆弱更敏感。确定时间的协商提供了一个机会,利用这个机会可以谈论男人在私人范围内的冲突,也可以谈论就诊者寻求他人帮助的问题。心理医生评论与见解的准确性和相关性使得他坚信,这个心理医生有足够的能力来解决他的问题;但也正是心理医生的同情、温暖和情愿新生就诊者的保护心理,娓娓道来,才使就诊者更加信任心理医生,进而更多地敞开他的矛盾和恐惧。

国军第一次就诊时晚了十五分钟。他被解雇了,丢掉一个肥差,他很沮丧。解雇粉碎了他的明星梦:青年时的明星运动员和学生会主席,成年时是一个明星商人。可现在他变得沮丧和无助,他没脸面对朋友,更别说向他们诉说自己的感想,他甚至不能请朋友们给他参谋找工作。他非常的绝望,无法去面试找新工作——他担心自己的沮丧太明显而被淘汰。我们进行了一系列的心理治疗。没有时间限定。我用自己对约会的理解作为第一疗程的结束语:“我们要开始了,我们将看到可以揭示什么和发展的结果,接着我们将再讨论应该继续见面多长的时间。”他的沮丧持续了四五周,在第六个疗程时,他没有来。我打了电话,他说感觉好多了,不需要治疗了。实际上,他已经在错过那个疗程前几天找到了一份新工作,就忘了打电话来取消治疗。我说,我对他的好运感到高兴,同时说,如果他能打电话来取消治疗,我会感觉更好。我告诉他,实际上我想他要能再来一两个疗程就更好,那样我们就有机会讨论结束治疗,那样不仅对我更好,我想对他也是如此,他同意了。国军因为耽搁了我的时间,而带着歉意开始了这个疗程。我问:“所有这些都是为什么?”“我想我只是为找到了工作而特别的高兴,我不得不忙着准备去上班,我想我只是忘记了这次预约。”“这解释了你为什么没有取消约会。不过我想这件事有没有什么更深入谈论的必要。比如,你是否不高兴再接受治疗?与人当面说再见是不是有点生硬?”他同意这两点。我建议他谈论一下他为什么那么难于跟别人说再见。他承认这种情形很常见,比如,自己要和情人分手,只要不再给她打电话,长期不和她见面就行。他使劲琢磨,该不该把她叫出来,商谈地结束这个关系更好。他感谢我把结束治疗和结束浪漫关系联系起来。实际上,他继续治疗,真正地领悟了我和他谈的内涵。“你应该知道这段短暂的治疗对我很有利,我想你一定很擅长干你这行。”对与我的分别他表示悲伤,我告诉他我也不好受,并告诉他需要时这里的门永远向他敞开。

有时,当一个新就诊者筹备于理想化和贬低心理医生之间时,告诉他离开几个疗程,等感觉好些再来。接着,等就诊者真的感觉好多了,并考虑马上结束治疗,他会记得心理医生的预测迟早会这样。这个预测有两个目的:就诊者对预测的正确性留下很深印象,并开始重视心理医生的介入;预测也便想证明心理医生错误的就诊者产生束缚——如果他冒然结束治疗,则心理医生的预测就对了。这将使他重新考虑结束治疗,至少是要有足够长的时间同心理医生讨论这个问题。戈尔德贝格提供了一些有用的策略来治疗那些他称之为“自爱病”的男人,第一步是同情他,支持他那将要破碎的自尊心,等他一部分自尊恢复之后,他才能够听到讲道理。

■每代人都发誓不再犯父辈的错误

世界上平凡的人多,但人们不该拿平凡当犯错误的借口,可是,几乎每一代人,都发誓不再犯父辈的错误。

上初中时,一次我和父亲一起出去办事。我们把车开进一处泊车位,没等我们打开车门,从另一辆车上跳下一个身材高大的男子。他恶狠狠地走到驾驶座那一边,冲着父亲叫着,要父亲下去打架。父亲嘟哝了几句要打架没有理由之类的话,摇头上了车窗。那人用手拍着挡风玻璃,冲着父亲吼了一会儿,并威胁要打破车窗把父亲拖出来。过了一会儿,那人钻进车子、开车走了。父亲没有说什么,下车办自己的事去了。

我没有被这次片刻的幻灭击垮。在我们父子的关系中还会有许多幻灭的时候。毕竟,我思想上一直在斗争,要么就打,要么被说成“孬种”!这里就是父亲“害怕”打架。他真的认为自己是一个胆小鬼吗?或他就像十几年后我所认为的那样,认为被叫出去打架是一件荒唐的事吗?我没有与父亲谈过这事,我的朋友也没有人曾同他们的父亲谈及过这类事情。我在30岁刚出头的时候参加了一个男子俱乐部,就在这个俱乐部的某个聚会上,我回忆了儿时某些的幻灭。

男子俱乐部就像是心理治疗,为那些愿意暴露一些内心痛苦的人们提供了一个安全的避风港。很多人发现,在男子俱乐部中,他们常以谈论与父亲的关系结束话题。在另一个男子俱乐部中,当一位会员谈完他的父亲后,我注意到与被善待的儿子相比,被严重虐待的儿子更易列举出一系列痛苦并以此揭发残忍的父亲。如果没有怨恨,你觉得揭露父亲所有这些令人尴尬的事情又有什么意义吗?

一天晚上,我鼓足一口气开始讲述我的故事:小时候,被我神化了的父亲,不说他一句坏话。我想成为一位像父亲那样的医生,关心病人胜过赚钱。这一人物模型来自小说《最后发怒的男人》,在我成长的时期这部小说被改编成电影。直到上医科大学三年级时我才意识到,我虽然喜欢小说中那种用医疗机构斗争的“最后发怒的男人”的形象,但是,医学的真正实践却丝毫激不起我的热情。这种意识使我选择了精神病学这一专业,这样,我可以在不过分考虑病人的医疗问题的情况下花时间与病人谈话。

20世纪60年代不仅是一个为社会正义而进行正当斗争的时期,也是一个同自己的父亲斗争的好时期。记得同父母一起在一个饭店里聚会时,父母想使我明白我从事的政治运动很危险,会毁掉我的职业。当时我正公开做黑豹党的医生,他们担心我会被捕和被吊销执照。我自以为是地反驳他们是新石器时代的政治,是他们不能理解我冒险的重要原因。我们吵得很凶,父亲气冲冲地走出了饭店,只剩下我一人痛苦地想着:我原则性的政治立场对他怎么就这么难?

近些年我已经比较接近父母了,但是很少谈及我们间的政治分歧。在波斯湾战争期间,我在父亲居住的城市接受了电台的采访,话题是公众的战争心理。父母听了那段采访。几天后,我收到了父亲的一封长信,他赞扬了我的反战立场以及承诺中所具有的热情与真诚。当然,他并非完全同意我的立场。但是,他显然非常仔细地听了对我的采访,他意识到我的政治立场是建立在奥的原则之上的。并且,他能够使我知道,他尊重我按着自己建立的原则而努力生活。直到那次交流,我才明白,总之,父亲爱我并为我取得的成功感到骄傲,但是我不知道父亲是否真正理解我,或许他的爱仅仅是因为我碰巧是他的儿子吧。早些时候,我曾告诉我的男人俱乐部成员,我多希望父亲多了解我现在的情况,并尽早回来给我提出应该怎样生活的建议。这次有关我的电台访谈的交流使我最终感到,我得到了父亲的认可。

我和儿子尽量保持比我与父亲曾有的更多的交流,我们一起做了很多事,但是,儿子仍然有时对我失望。当出现警车时,我告诉小儿子必须守法然后就减慢车速,他说我虚伪。或者,当我在他的朋友面前说错了什么的时候,稍微大点的儿子则给我一个白眼。对两个儿子来说,他们主要的抱怨是,我在他们还小的时候与他们的母亲离了婚。他们对此的抱怨有多个层次,每一次出现,我们都将它解决了。有时事情为长期相对的不交流所代替,有时甚至相互怨恨。听到儿子的抱怨我的心就会沉下来,并重新意识到,我一直认为自己是一位较好的父亲。孩子们教会了我谦卑。

每代人都发誓不再重犯父辈犯过的错误。也许,这是一个永远不会缺少,不会被滥用的誓言。永远不会不花时间教孩子投篮或理解数学问题一样的誓言。每代人都梦想着纠正自己的父辈们所犯的错误。父亲的良知使他很难接受这样一个事实:自己的孩子可能最终理想破灭,并像他一样发现自己的父亲缺少一些重要的关心。而一旦儿子幡然醒悟,父亲很容易受到伤害并觉得自己为儿子所做的一切努力并没有得到儿子感激的回报。

我的父亲也一定深有同感,他心目中的好父亲应该勤奋工作,能比自己的父亲,一个几乎没有能力养家糊口的犹太俄罗斯移民,为家庭成员提供更好的条件。60年代,父亲为儿子的反抗深感失望,而现已长大成人的儿子又为自己儿子的更强烈的对抗黯然神伤。

如果我生活在另一个时代,一个没有为摒弃父亲的生活方式提供政治理论的群众运动的时代,情况将会如何呢?也许会从另一种方式与父亲保持一定的距离,而这种距离与隔阂对我就如对与我共事的年轻人一样是难以解释清楚的,但在反抗长辈的过程中会同样感受孤独。

20世纪60年代向父权挑战的儿子们,给他们的这种反抗赋予了政治含义,同时得到了反主流文化者及社会活动家的鼎力支持,然而当今的年轻人显得势单力薄得多了。与大多数其他男人一样,他没有亲密无间的同性朋友,而他又总是认为与父亲的隔阂纯属个人稳私,所以除了向自己的恋人或心理医生倾诉心中的痛苦之外,他对别人是不愿袒露心迹的。60年代的激进运动针对这种父子“恩仇”喊出了一个口号:“不要相信任何年过30的人。”今天,如此逆主流文化而行的标语已不复存在,但是,坐在心理咨询室为不知根源所在而茫然困惑的众多儿子与父亲“患者”则大有人在。

弗洛伊德解释了男人关心权力与等级制度的起源。借用达尔文关于原始游牧部落的观念,弗洛伊德假定:统治这个部落的是一个嫉妒心强的父亲,他将部落中所有的年轻和体弱的男子置于自己的控制之下,却把最美丽的女子留给自己享用。终于有一天,儿子们联合起来杀死并吃掉了他们的父亲,但是随后,儿子们发现没有一个暴君来管理他们,他们就会为了女人而自相残杀,为了避免永久性的流血事件的发生,他们建立了宗教和社会等级制度以此来规范他们的社会关系。他们还达成共识设立了一套权力机制,来限制被迫进行的长期争斗。弗洛伊德认为,为了减少团体内部和代际间暴力冲突导致的一度存在的危险,人类创立了人类文明。

当然,历史学家和人类学家在历史史实方面与弗洛伊德持不同观点。事实上,弗洛伊德所讲的故事可以说是一篇非常精彩的科幻小说,但它的确在某种程度上再现了男人的处境,因此具有一定的真实性。是一个成功的男人还是一个失败的男人是个亘古恒新的男人主题。父亲终生为可能跌落至权力的低谷担心,而儿子恰恰在父亲在自己心目中地位下跌之时感受到最深刻的失落。

在《推销员之死》——一个以每个儿子的悲痛万分而告结局的电影中,阿瑟·米勒对这种主题的变化做了探究。当然还有其他的情况。一个胸无大志的儿子也许会让兢兢业业工作以期有一天能飞黄腾达的父亲大失所望,即令他早已决心放弃那能将其引向成功彼岸的血腥厮杀,父亲可能的赞许仍会在他的心中刻下一块难愈的疤痕。事实上,对于当今一位年轻人来讲,即使拥有大学文赁也很难在经济上自立。许多人觉得不值得那样做,或者不愿意为了有所成就而投身到残酷的竞争中去。他们情愿过清贫的生活,或做低薪工作,与父母生活在一起。父亲在能与不能处理男人主题的方式上会影响儿子的抉择。人们期望一位已从成功中获取些许自信的父亲能够给自己的儿子——一个生活窘迫前途未卜的年轻人——这样一种信念:无论他身处何地,无论他心在何方,父亲爱他的心依旧。如果父亲觉得有把握能够度过儿子强烈的幻灭期,并能在儿子对自己疏远和充满敌意的情况下,找到维系父子关系的纽带,那么儿子就有机会在矛盾的心情中重新走近父亲,同时相信:父亲将能忍受和理解他,并能在今后某一时间会与他言归于好。

詹姆斯·希尔曼以背叛的观点来考虑这个问题。他认为,在初期存在一种原始崇拜,父亲为了不让儿子做出自己曾有的背叛行为,产生自己曾有的矛盾心理,而始终将儿子置于自己的护翼之下。但这在现实生活中是行不通的,最终父亲还是背叛了这一亲情关系。事实上,希尔曼持这样的观点:如果父子关系得到进一步发展,原始崇拜有望被打破,但它不仅会消失,随之而来的将是一次具有背叛性的危机和决裂。而在《圣经》故事中,背叛是人类意识和责任被逐出伊甸园走入人间的先决条件。希尔曼进一步讨论了父亲的“背叛度”这个为人父至关重要的成分以及儿子相关的宽容度。

当然,儿子与父亲的关系不是唯一易变的关系。许多人完全是由他的母亲或同性恋夫妇抚养成人的,有些人则是在一个大的家庭和社区中长大的。有些男人虽然在早期与父亲的关系不是十分融洽,但后为仍能和父亲和睦相处。我们这里关注儿子与形象幻灭的父亲的关系,既不是说所有儿子的问题都是父亲的错,也不是说家庭生活有唯一的健康方式。

真的像弗洛伊德所说的那样吗?为了保持和平,人类需要等级制度吗?多一点合作精神少一点等级划分的社会关系会给人类带来更永久的和平和正义吗?亚历山大·米特斯彻利研究了的无父现象的社会后果。所谓“无父”,就是过去几个世纪以来,随着工业化和国家对家庭生活影响的加深,父亲的地位与权力相对的削弱了。他认为如果社会要超越子女的“全能子能关系”——这是家长政治的特征,且要使“平等关系”成为可能,就要加强“意识批评度”。还有另一种可能性:国民害怕随之而来的自由会退化到族长制时期等级制的社会组织形式,就像30年代的德国那样。米特斯彻利的论证运用了福罗姆的观点以及法兰克福学派的理论。我相信我们的社会选择与父子处理理想破灭的方式有关。理想破灭的主题在代与代之间的冲突中占有很重要的地位。连过分理想化自己父亲的儿子也会对父亲产生失望感,而且父亲处理问题的方式也会影响儿子将来处理理想破灭的方式。这有很多可能性——过多的失望,或可在面对理想破灭时过多的退缩、抑郁甚至自杀,或者躲进幻想和痴狂之中。对一个在复杂而不停地使人理想破灭的社会中按自己的原则来生活的人来说,应付幻灭期的能力就成了一份不可或缺的财富。

有良知的父亲与不领情的儿子的戏剧每天都在重演,在当今这个重新定义“男子气”的时代更是如此。这种故事可能会让“再定义”爱到局限。如果父子在敌对立场上相持上下,谁也不想让步,似乎两人都把自己本应在激烈竞争的商业世界受到训练,转到了子女的竞争上。

那么,父子两人会遭受巨大的痛苦并失去讲和的有利时机。公开地探讨这些问题对父子双方都大有裨益,即使他们各有各的后备和声援队伍。可是,此时没有男人的羞愧问题。没有达到期望值的父亲或儿子会感觉到有些羞愧,而不愿意向别人叙说他的苦痛并寻求帮助。相反,男人可以克服害羞和孤立自己的冲动,他的支持可以帮助父子度过这一疏远期并开始寻求和解之路。如果父亲过于无能,过于保守或过于倔强而不寻求和解之路,那么儿子可能对强硬的父亲产生抵触情绪。

一定程度上,男人的主题包含在子女的活动中。如果父亲可以找到面对儿子的另一种立场,如果父亲真能在这场微型戏剧中既不把自己看成胜利者也不看成失败者,那么儿子也最终可能为父亲努力奋斗而学会尊重父亲,并可能自己为自己找到一条建设性的道路。

■谜局中的男人

□婚后男性渴望有一个真正的男友

真正的友谊,大多出现在男人与男人之间,男人对这种友谊的渴望,大多是在婚后。

大约一年以前,我跟一个要好的朋友大吵一场,这事儿也改变了我的一些旧模式。我跟他是多年的朋友,他的女朋友把我的一些我生气的事情告诉了他,她这种轻蔑的做法伤害了我。我就质问我的朋友,问他感觉这些事情是否属实。他听后感到很不自在,支支吾吾了几分钟才回答说,他当时也考虑过,感到女朋友的话跟事实有些出入。我就接着问他,为什么不来向我当面澄清,为什么对女朋友的负面评价不立即否定?在平静的讲理的讨论中,他认真考虑了我的话,然后在友好的气氛中暂时分开。一连几周我们都没有见面,只是捎话邀对方聚餐。后来我却因为孩子生病而耽误了这次约会。当我们再次通电话时,他说我老是违约,令他气愤。我严厉地回答说:“我更感气愤,对我生病的孩子你竟毫不关心,一点也不理解我当时的处境,要知道我对工作、对家庭都是负有责任的,我不能置之不顾,眼巴巴地跑去跟你吃什么饭。”我们就这样在电话中争论着,叫喊着,最后我气得啪的一声挂断了电话。我的妻子和孩子开始时都惊奇地听着我在电话中叫嚷,但当知道我在跟谁叫后,却都来给我打气。几天以后我跟朋友再次见面,事情也就平息了。

实际上,这一次一时冲动的吵嚷把我们之间的不快一扫而光,彼此相处更自然了。我有一些的亲密的朋友,彼此之间亲密无间,但我不得不承认,这种友谊本应有更大的提高。从我跟妻子亲密的对比就可以看出,坦诚地说,她总是优先考虑友情,而我就差得远了。比如,当我们一家人度完假回家,卸了车,孩子们各自回房间或到朋友家里去后,妻子阿琳就会打电话跟朋友们分享旅途中的趣闻乐事,而我呢,却感觉一身轻松,电话被他们占着,没人来打扰我了,我就直奔电脑,忙着把旅行中的心得记下。

除了与我们经常见面的四五对夫妇,我还有五六个男性好友,我们经常聚餐,一个月有一两次。因为我周末总要回家吃晚饭,周末总是很紧张。一天的工作已很疲累,因此,中餐时间与朋友呆在一起最合适。中午的聚餐总是那么惬意,彼此谈论着亲密的事情,但同时也缺乏一种自发的气氛。毕竟,一生中最带劲的那些事儿总是偶然发生的,不会老是恰好在你与朋友共聚午餐前发生,供你们谈论。

因此,一般来说,聚会时每当朋友向我招呼,我常常要赶紧回想上一周来的经历,好找到一个合适的话题。有时,我正处在困惑、焦虑或悲伤的时候,我往往说说某个事情的梗概,和朋友谈的话题搭不上架。为什么我不一度假回来也拿起电话跟朋友们分享快乐呢?一来这是因为我的妻子就在身边,像其他男士们一样,我首先接触的就是她,我生活中最重要的部分是她占据的。再者,我想,可能是因为我不喜欢在电话中交谈吧。我过去一直认为这是我的习惯,作为年轻医生我与电话打交道太多了,以至产生了这种厌恶电话的后遗症。后来我读了罗宾的报导,她所调查的大部分男性都尽量避免在电话中交谈。我的大部分男性朋友及病人也是如此。是男人们不喜欢电话吧,还是不喜欢把自己的需要或欲望直接告诉另一位男性呢?电话只是一种工具,当我们真正需要男性朋友时,也能使用电话直接取得联系,难道不是这样吗?我相信大多数女性喜欢的不是电话这种工具本身,而是动用它进行交流的直接性——当感情上极其需要时能直接与朋友交流。我却宁愿等待直至感情平静。当我处境困难时,我更倾向于避开朋友,只有在我已经能控制事态时,才把发生的事情告诉他们。也许,这就是我与朋友共聚午餐时,略感平淡的原因吧。当然,与男性相处过程中的困难,部分是由于我个性上的缺点,另外也有同性相斥的原因。

辛格讲述了他在华沙犹太人居住区与一群同龄小伙伴们的故事。他是“孩儿王”。一天,他发现其他人都在疏远他,拒绝跟他说话。他感到疑惑,是否自己“做错了什么,或是欺骗过他们。如果是这样,他们为什么不直接告诉我呢?”他决定静观其变。他与伙伴之间的交流中断了,他只是独自一人坚持学习。随着时间推移,有一个伙伴试着接近他并劝说他首先让步。他拒绝了,说道:“当时我被激怒了。‘事情不是由我引起的,’我说,‘为什么要我让步?’”后来朋友们给他写了一个纸条说大家都很相信他,并承认是他们错了,请他原谅,就这样他重新成为大伙儿的头儿。

作为一名医生,我见过许多缺少朋友,或希望有更多亲密朋友的男性。比如,有个病人告诉我说,他认为他使我感到厌倦,因为我在治疗的过程中老是打哈欠。因此,他很想知道自己没有亲密朋友是不是因为他使别人感到厌倦。这就引发出一次关于他个人问题的讨论——比如说,如果父亲性情抑郁,对待子女冷淡,那么他的子女在与人交往时就会缺乏信心,建立的友谊也会没有活力,难以持久——以及男性交友的困难。从性别上来说,男性之间难以“填补情感隔阂”。治疗的过程最终引发了一次关于朋友圈子的探讨,每位患者都反映了他以亲密的同性友谊持谨慎态度的原因。一般说男人们是不会因交友问题向治疗学家们寻求帮助的。但当医生与病人双方探究那些临床症状背后的深层原因时,交友的话题就自然地出现了。如果在治疗结束时还没有出现,我就主动把它提出来。

肖恩,一个四十五岁的经理,深受恐慌症之苦——毫无征兆地突发性剧烈心悸、出汗,经常在宴会上或办公时发作,这使他十分尴尬。他与妻子及一个孩子住在一个富人区里。他的公司很大,这一点在首次治疗时他特别强调过。他告诉我,他最近心沮丧,而且失眠。每天,恐慌症状发作好几次。他还无法确定是什么事情在烦扰他,但他知道这种沮丧和恐慌发作的时间长了,就会影响工作。在前几次治疗过程,我们回顾了一下他的生活,因为问题可能就出在这里。他告诉我说,工不很顺心。在一次晋级中,公司忽略了他,他感觉在公司中前途未卜。他在婚外恋,他自己解释说,妻子没有让他感觉自己是一个有生命力、有欲望的男人,而且,几十岁的妇女也不喜欢他——“她认为我对工作比对她更感兴趣,你知道,这也是有一定道理的。”我问肖恩,这些问题他平常还向谁诉说过。他说,没有一个可信赖之人,这也正是他来找我的原因。他不能跟同事们说,他们要么是自己的上司,把这些个人隐私告诉他们的话,自己可能要被降级;他们要么是同等职的人,他们会利用这些事情挤下他而往上爬;他们要么就是自己的下属们,在他们面前自己又必须保持一种完美的形象。他似乎也没有机会在工作环境以外和朋友们相聚。换句话,他没有朋友。事实上,在我们讨论这个问题之初,他就已意识到他之所以搞婚外恋,部分原因就是他感觉再也不能与妻子沟通与交流,只好转向另一个女人,在那里找寻心灵的安慰。

我们依次讨论肖恩的各种担心,开始有了一些进展。但是,有一次在治疗时他突然闪过这样的念头,认为我在录下我们的谈话,于是就很快转到另一个话题上去了。我就问他,以为我在录音,这是什么意思呢?他回答说:“哦,那些心理医生不都是要录下治疗过程的谈话,过后再回放,回味一下,或是与其他同行共同探讨吗?”我请他继续往下说,他说,他以为我是把录音放给他的同事们听,然后从他们那里获得一些反馈信息。我说:“你认为没有征得你的同意我会那样做吗”肖恩陷入了沉思,一两分钟之后,咧了咧嘴。我问他想到什么了,他告诉我说,那还是在读中学的时候,一天很多男孩子到家里来玩,这时他的女友打电话来了。他就到另一个房间去听电话分机,要伙伴们把这边的挂上。他们不但没挂,而且还一起偷听。几天后,那些男孩子在学校里一碰到他,就模仿着他当时那“多情的情话”取笑他。从那以后他下决心再也不相信男孩子了。他告诉了我这个故事,这使我与他之间的关系有了一个新突破。

肖恩不愿跟我做进一步的接触,担心我知情后会背叛他,就像他的中学同学那样。当然,在没有得到肖恩许可的时候,我是不会对谈话录音的。我们一起探究肖恩的原因,以便今后我和他可能选择一种更好的工作方式,来确定谁可以信任,和谁可以吐露隐私。

肖恩想放弃他目前的工作去做兼职工作,这样能有更多的时间和女儿呆在一起,但又担心这样做别人会笑话他。换句话说,这样做别人会以为他变成一个失败者了,而此前的事业上他一直过得硬。当然,这种硬汉形象也包含对那些不像男子汉的人的公开嘲笑。肖恩不愿与男性亲近,这也影响了我们的这种医患关系。唯其如此,这种关系的每一次进展都为探究他不能维持亲密友谊的现象提供了线索。他抱怨自己没有“真正的”朋友,并且希望改变这一切:“我想我至少应该有一个真正的好朋友,我可以完全地信任他,我们之间亲密无间,相互影响,就像以前跟我妻子那样。”也就是说,肖恩内心想在男性之间建立一种相互信任、情感交融得如同他的性伴侣一样的亲密关系。了解了这一点,医生就知道下一步该怎么做了。肖恩和我需要认真审视一番,是什么妨碍着他与男性交友。很显然,他面前的第一道障碍就是,担心现在的这些朋友,会重演在中学时那种给他造成不可忍受的伤害的一幕。

两种模式经常出现在男性心理治疗中——一场反控制的斗争和填补情感空间的困难——也出现在男性的同性关系中。我能帮助肖恩消除对一个男心理医生的疑虑,并让他了解亲密的人际关系的内涵。也许他能与其他男性建立起这种人际关系。要男性朋友们去探讨他们的不信任感及距离感产生的根源,这不是件容易的事情。当然这必须要有医生们临场阐释的引导,否则探讨就会卡壳。为了探索深层原因,他们会全力支持心理医生,这种支持在朋友之间很难见到。另外,男性朋友们在医生面前吐露自己的脆弱之处,或配合作一些带点风险的治疗试验,他们有安全感,不像在朋友之间进行这些活动时那样。我仍然相信某些自我发现在咨询室中能产生,在朋友之间的交谈中也能产生,但朋友之间的谈话,谁也不会完全站在“中立的态度”上说真话,双方探讨也是双方面而不是单方面的。

我们越过了又一道障碍,彼此更亲近,也不想从心理学的角度再详加探究。但这种互相主动承担责任的做法促进了我们的相互理解,也确实达到了那种盛怒之时所需的相互理解。

□男人相信存在一个美丽而无灵魂的躯体

女权运动者进行了一场充满怨气的讨论。反色情力量认为色情通过公开展示被当作东西亵渎妇女的画像,用这种方法粗暴猛烈践踏妇女。罗宾·摩根称“色情是理论,而强奸是实践”。安德拉·道尔根认为在整个历史进程中,男人之所以犯下暴行是由于他们的“性顽念”:色情揭示出奴役、绑架、谋杀和残害,对犯罪分子,或者因假想身临其境而感受到力量的人来说,这是一件夹杂着快感的事。苏珊·格林芬把色情归为“大男子主义的神话”。

另一方不否认,色情业作为一个整体加剧了性别歧视——很难一边性别歧视一边说自己是女权主义者,这一点是很矛盾的——但认为教条地反对所有形式的色情,陡然建立起检查制度和社会控制。换句话说,如果先辈们花几个世纪来规定和禁止那些妇女可接受的性形式,那么一些女权主义者将会用她们改进了的无性别歧视的规定和禁止来对待每一个人,为的是性别政治。两个女同性恋者喜欢看两个女人搞性虐待狂和受虐待狂之间的录像,人们怎样来评价这样的现象呢?这个讨论涉及了民权自由的问题。对坚决反对色情描写的人来说,是否女性一反对色情就会和那些想要检查所有性描写的录像的右翼分子站在一起呢?怎样看待罗伯待·麦少扑的作品呢?对于他的照片,一部分人认为是有关性的,一部分认为是色情描绘。后者将取消他的作品到画廊去展示的机会,还会拿麦少扑作为一个例子,拒绝他们公开许可认为是色情描写的艺术家。凯特·艾利斯认为:反色情的女权运动使我们提出的改革失去了吸引力,甚至对我们其中想要进行改革的人也一样。

格丽·罗宾写道:当然,我反对对女性使用暴力。但是,我感到我无法表达对暴力攻击女性的政治观点。因为,在政治上,反对暴力攻击女性的唯一形式是已表达的那种反性虐待政策。爱兰·菲利甫森遗憾地说,这场争论会在反对色情的“好女孩”与那些努力阻止侵犯她们的性自由的“坏女孩”的相斗之中结束。劳娜·威尔和莱尔·凯瑟深信这场争论的构思就错了:“我们反对这两种立场……从看重多样的合乎道德标准的性行为的视角来看,仅仅排除通过民主讨论确立为强迫和暴力的那些做法。”

这次讨论向进步的男人提出了问题。一些人渴望加入支持反色情描写的这一边,他们明确地把自己的意图和那些虐待狂、强奸犯、色情描写者和另一些有厌女癖的人区分开来。约翰·斯托顿伯格在谈到色情描写的制度化和男性优越性色情化时,说道:我们要告诉别的男人,如果你们让色情描绘者们牵住鼻子(或身体的其他什么部分),进而相信女人生来就是应该被绑起来吊起来任人打骂或强奸的,这可不是什么好事。戴维·弥拉认为,色情作家其实是在糟蹋自己,使自己肤浅而“愚笨”。

男人希望相信存在一个美丽却没有灵魂的躯体。因为这个想法,他把表面当成了真理。没有什么深度。因为这个想法,开始崇看起拜一幅意象。但是一旦图像进入生活,它就失去了男人给它的东西——片刻的热情。然后,男人希望有另一个躯体,另一张面孔,另一个瞬间。他像抛弃一幅画那样抛弃了它。它不再适合他的嗜好。只是表面可以被认识被热爱,这就是,为什么这个意象容易枯竭,为什么必须存在另一个原因。

反对色情的男人为性公平斗争而组织起来,写出了一张沉迷于色情描写的人的行为特征表:你开始不满意你的性伴侣的外表长相或者她们表达自己性的方式;为了和某人发生性关系,你总要去想色情描写中的画像和场面;你变得孤僻或者变得不大容易出门等等。

从另一个方面来看,受利克斯·罗德·莱德玛汀认为自己是一个女权主义运动者,然而他说道:像我的许多朋友一样,我们突然喜欢这玩意儿。它让我兴奋地提醒自己是一个性的生物。它满足了我对所有我无法与之呆在一起的女子的好奇心。我认为,它让我变成了一个更好的爱人,而且让我成为一个更有忍耐力的男人。伯尼·热伯杰德认为:色情描写在某种程度上可以有治疗作用,可以使性生活增添情趣,并且促进婚姻关系。具体化了的妇女描写是不是色情描写的不可缺少的部分,将来是否可以以创造一种无性别歧视的色情描写的内容和用途是否可以由公众作出决定,对此,爱伦·索伯不无疑问。

迈克尔·凯莫编纂了一部文集,里面详尽地论述了男人对色情或褒或贬的态度。回顾文学,那些想使色情描写的消费合理化的人,在我看来,无疑是犯了一叶障目的错误。例如,对色情经历中支离破碎的片断作出可笑荒唐的评论,而忽视女权主义者的抗议之辞。因而,菲利浦·洛帕特写道:“电影屏幕上的女性丝毫不为她的美所引起的射精所干扰。”同时,反对色情描写的最明显的事例来自于那些把对它的消费定位在全社会范围内的人们。例如,哈利·布罗德认为:色情拓展的肉体和人际关系,为资本主义市场关系更深入地渗透到个人的内心世界铺平了道路。

在讨论中我将只涉及异性恋男人的色情消费,因为在女人和同性恋者的色情消费中,又有各片不同的问题。我认为,整个讨论将建立在十分广泛的概括基础之上。色情描写和艺术之间的分界线在哪里呢?无需具体地描绘女人就可以清晰地展示异性间的性关系吗?女人导演制作电视片和一对异性夫妇同意共同欣赏一部两者都认为没有什么不好的电视片有什么不同吗?这些细节很少为那些讨论者提及,就好像根本不存在灰色区域一样。我仍然相信色情作为一个商业工业,它总的社会效益就是培养女人的具体化,因而色情消费者是性别歧视事业的共谋者,即使找到特殊内容的色情描写材料和不是完全不可取的观察方位是可能的。但是,我不相信争取色情描写为非法的运动能够解决什么。我宁愿相信公众讨论和教育的运动,以及政治组织从大体上可以阻止色情业和大众传媒将女人具体化。

许多接受心理治疗的男人都对我说他们有过色情消费。他们自己也认识到这样做在道德上是错误的,对女人来说也是极其不公平的,但他们义无反顾。他们中没有一个是强奸犯,打妻子或者虐待孩子的人。那么他们为什么还要在此项目上做出消费呢?他们又如何为自己的所作所为辩护呢?因为这些男人都羞于承认自己对色情描写有所依赖,因此我没必要对他们个人的道德和做事策略进行谴责。

实际上,那样做只会让他们感到更不好受。作为一个治疗学家,我倾听他们的话语,不加丝毫的评判,我努力去理解一个男人一生中的问题——他们几科经常是置身于一种亲密的氛围之中——他认为可以通过求助于色情描写来解决他的问题。他们在询诊室接受询诊的过程让我们了解他们是如何超越色情想像的。

□有的男人躲避婚姻就像躲避瘟疫

在《笑与忘却》这本书中,密兰·肯德拉描述了这样一段婚姻:“识最初的几个星期,凯勒和麦柯特就已经定了,凯勒会不忠,而麦柯特也会服从,但是那样的话,麦柯特将有权成为夫妇中占优势的一位,而凯勒则老有一种犯罪感。”不同意肯德拉的观点,即每一对夫妇都是以相处的最初日子轻率地得出的“子协定”基础的。

我宁可相信关系这个东西的经常改变,只有那些不断发生在亲密关系中的紧张因素得到解决,他们的爱才能充满活力。但是,肯德拉也指出,在夫妇关系的不可避免的、持续不断的争吵中,保持自我的方式这个方面的重要观点。当大量的中产阶级妇女参加工作以后(不富裕的妇女经常不得不参加工作,因为他们的家庭需要两份收入以供生存),男人就要承担家里的部分责任,这样就出现新的紧张关系,包括新形式的竞争,如:他们中的哪个挣得更多?那个是更好的家长?当男的工作,女的干家务的时候就很少有竞争的必要,每个人都是其各自领域的最高统治者,现在,存在着挣钱能力的不同,同样也存在着活口和干家务的能力的不同,其中的一个人或两个人都需要竞争,那里存在新的忌妒和对立。如果说,妇女挣得多,而男人照顾小孩的事情做得多,以这样作为角色转换的话,尤其如此。

莎娜是在研究生院认识了路力,现已有两个小孩。在后来的20年里,他们都成为专业人员。路力患上忧郁症而进入精神治疗所,他不知道为什么会感到忧郁,但忧郁使他没有力气工作,等回到家,又发现他没有足够的精力与孩子一起好好玩,他感觉到他的妻子从事“子游戏”他更得心应手。她和他工作时间一样长。但每当她回到家听孩子们告诉他一天内所发生的事,她仍会感到兴奋,路力如何有精力与孩子一起玩?莎哪说:“但是,她却从没有兴趣做爱,我想,工作和孩子对她来说足够了。”

婚姻的压力在路力的情绪上起了很大的作用。他和他妻子要去就诊于夫妻治疗大夫。我认为,路力是因为陷于一个无法维持的境况而又不知道怎样改变它,因而感到忧郁。我问他自己认为是什么原因影响他自己的婚姻,他猜想是由于他和他妻子可能陷入了权利之争。我问他,他们都有什么样的权利,他说,他知道她由于性反应的不敏感而感到自己的不足,而他正好抓住她这个弱点,并以此为借口,在她想告诉他同时拥有工作和家庭的难处时,他却避而不听。她猜想妻子是由于利用家务事的共同的责任而使他感到愧疚。“我似乎从来不曾做过事,不管我干了多少家务事,她总是熬得很晚,昨天她对我发火了,尖叫着说,她居然从来没有告诉我,所有的时间她都用来洗盘子,整理小孩玩具,以及弥补我所忘记照看的一切。”他对认为让人有负疚感的经历的反应就是,当她想跟他谈谈感受时,他总是装作听不见,她用“负疚感”来压人,他被动而挑衅,大家彼此彼此。

汤姆躲避婚姻,就像躲避瘟疫一样。如果有人问起的话,他会说他的母亲太烦人,太喜欢辱骂别人。他不愿意看到自己处在另一个没有出路的亲密关系之中。这并不是说他对女孩不敏感,也不是不愿意去取悦她们。恰恰相反,他是那种所有女孩都愿讨好的男子,或者他是这么想的,他对女孩有很大的吸引力,这不是仅仅因为他的长相和卓越的才华,还因为他是个心理医生,有很高的倾听的技巧。他在25岁前后结婚,2年后离婚,他还有两个差不多长短的亲密关系。他和其中一个情人在一起生活了一年,另一个,他从未跟她生活在一起。除了这三个相对长期的关系外,汤姆还和数百个女性约会。他很自豪,因为大多数跟他约会的妇女都说他是她们所遇见过的最有情趣的男人,她们也认为跟他发生性关系比其他人要好,她们很快委身于他,并愿意与他结婚。

我问:“那么为什么没有一个关系是成功的呢?”“我不知道,经常在当女孩说喜欢我的时候我就感到厌烦了。我也曾吸引过别人,但我永远不会只有一个女人,而这是所有女人都无法接受的。”

汤姆害怕女孩不停地对他说他们之间已有很深的关系。因为他感到他在欺骗她们。他知道如果谈感情,他还是个很好的听众,但是,他承认他在十几岁的时候就有了这种技能,因为他知道妇女更愿意与感情敏锐的男人发生关系,他不尊重任何为他倾倒的女人,但是,她们的自愿和对他的性生活的精湛技巧的称赞都使他感到自豪,他认为他沉迷于女人的爱慕之中。他要求治疗,因为他感到忧郁,他想要个小孩,但他不相信他会爱上别人,也担心他不能维持一段婚姻。

精神分析学家告诉我们,成年人的浪漫关系定型于每个人父母的关系。男人和女人一般把内在的父母形象投射到自己的同伴身上,使另一个和他一起准确地扮演小时候家里出现的场景。我问汤姆,为什么他从来不相信经过努力缓解与同伴之间的差别,就可以创造出比早先他母亲的那份更有意义的亲密关系。汤姆承认,他怕如果他结婚,他会把自己锁进一个跟他母亲一样忽视他的感情和需要,并用自己的感情和需要来“轰炸”他,像他的前妻一样的女人的亲密关系之中。而且他也能看到,他在和女人的约会中,太愿意倾听她们说话,又不愿暴露自己感情的脆弱和需要,所以他的同伴总是过多的要求过分的需要,好像正要与他的预言一致。

为什么让他还有许多人相信,通过积极地处理与女人或男人之间的矛盾,他将能够得到一份过去他所不知的亲密关系就这么难呢?对这个问题,每个人都有不同的回答。在每个男人的不同生活中,又有不同的答案,就拿汤姆来说,是因为他永远不能够从他母亲有害的婚姻关系中吸取教训而得更大的进展,其中当然也有社会文化因素。如今的社会是一个性自由的社会,媒体中能轻易地描绘性感的男人和女人(那些人看起来在进行合适的体育运动时和喝合适的啤酒,都永远年轻),人们很容易就可以离婚。当今社会对婚姻的压力(包括经济的衰退导致这么多男人的失落),这使得男人和女人都选择抛开婚姻的誓言,而不去努力修复与之长期相处的同伴的令人苦恼的关系。

男人有性格上的弱点使得初期的亲密关系走向绝境(当然女性也有,但不是这儿的主题),试想一下,如男人不愿承认他依靠女性,使她认为只有她才是需要依靠的人,也许他能够承认他需要依靠——例如,他需要从她那儿断得到证实,即他是她所喜欢的人,并是可以依靠的人——她或许减少自己的需要,然后她就要可能从她的沮丧中走出来,去关心他的情感需要。

有时,个人的癖性根深蒂固,而且异常复杂,不太可能改变。有些男人拒绝承认跟一个女人的亲近,他们害怕遭到拒绝或背叛,而他们又认为拒绝和背叛是不可避免的。另一些男人回避过分亲密,是因为他们害怕当接近一个女人时,他们的人性中丑恶的一面会暴露出来,例如他们会辱骂他们的同伴或他们自己,并且开始说酗酒。女人也有个人的癖性。有时两个人都可能受到太大的伤害,这就很使他们求同存异。

永平和冬梅不能心平气和地谈话,他们都已快40岁,在一起共同生活了三年,她很想要个小孩,但他犹豫不决。他来找我寻求单独的心理治疗。他说他爱她,但是不能忍受她。当他还是个小孩的时候,他就受到酗酒的父母的谩骂。他的父亲经常打他的母亲,父母会同时由于一点小事而把矛头对准他,他们经常可以找到借口,也许是他打翻了牛奶或关门太重,开始往往是用皮带打屁股,但是,不可避免地他们从打屁股发展到用笞子打他的肩部和后背,而他只有蹲在角落里或者想办法从房间跑出去。

永平记得曾自己问自己作为小孩他做错了什么,要受这种惩罚。他往往会这样回答:他太吵,太笨,太碍事儿,最后这个原因是经常发生的,他是他们唯一的孩子。他们父母经常说要是没有这个不期而至的孩子,他们将多么自由。他记得他曾感到自己是导致不幸的唯一原因,因此他们之间的强烈争吵和他所得到的挨打都是由于他的错。

孩子们都比较容易接受这种责难,原因很简单,如果一个年幼的孩子受到虐待,有两个原因可让他们明白自己的处境,如果孩子们认为这全是父母的不好,孩子又没有能力改变情况,那么,情况就比较惨。无助的孩子就会受到坏父母的摆布。另一方面,如果孩子觉得是他做了错事而导致辱骂的,孩子就可以改变做事的方法,父母也会改变他们的行为,好好地照看他们的孩子,使孩子地狱般的生活得到改善,这是有可能的。孩子从小就开始自责,以后接踵而来的每一个环境下都会养成自责的习惯,甚至当成年以后,有这种习惯的人回想起幼年遭受的辱骂,还会继续认为自己错了,那么,当被面前的同伴责骂,不管对不对,有这种习惯的人会接受比以前更多的责备。

冬梅的父亲在她还很小的时候就抛弃了家,她是姐妹中年长的一位,她记得曾与母亲有过激烈争吵,尽管没有肉体的折磨。开始母亲待她很好,例如,给她买漂亮的衣服,以后她把衣服弄脏了,年长的母亲就会骂她打她,这种情形一直持续到她十几岁并开始约会的时候。开始她母亲会鼓励她出去与男孩约会,然而当她真开始约会时,她母亲又会挑剔她回家的时间和方式,指责她变得男女乱交,或者说她故意在外面呆到很晚让她母亲担心。

永平和冬梅之间的感情强烈而又有矛盾。他们经常是在炽烈的爱的高峰和痛苦的敌意中徘徊。她会对他说,他是她全部的爱,是唯一真正了解她的人;而同时她可能当别人的面攻击他,羞辱他。有一次她在晚会上和他的一个朋友在一起,她动作很挑逗。当他开始发牢骚并要自己离开的时候,她拦住了他,要他带她走。途中,她嘲弄他,说他吃醋一点不像个男的。还有时,她说他在性生活中缺乏侵略性,但当他变得更有猛劲,她又叫他停,并骂他粗鲁,像个强奸犯。

两个人都会在不同的情况下改变对方的看法,有时他是一个值得尊重的、关心人的男人,值得被认为是她生命的全部,而有时他是可鄙的,活该挨骂和羞辱;有时,她是个可爱迷人的女孩,而有时她是个爱生气的罪恶的荡妇。两个人都想到,当自己处在分裂情绪这一半时,他们还有着另一半。当她辱骂他时,他忘了他也是一个可爱的、值得尊敬和赞赏的人。在那个时候,他想他幼年的习惯,接受她的辱骂,并认为自己是一个可鄙的人,是应该受到这种虐待的。在另一些时候,他认为他值得成为她全部的爱,而很少记得那些坏的时刻。永平需要恢复小时候由于害怕如果反抗父母的毒打会被父母打死而埋藏于心的敌对行为,另外,因为他从很小就发誓不要和父母亲一样虐待人,从来不曾设想过如果不做恶人怎能面对自己。这使他更深藏了自己的进攻的努力行为,不知不觉地,他倾向了冬梅,因为他认同了她的侵略行为。换句话说,当他不同意自己进攻性行为时,他可以通过假想而替代性地感受到同伴的有力,同时,她像她母亲对待她一样对待他,因此,当他开始忍受她的时候,她就羞辱他,就像她母亲每次羞辱她一样。永平必须重新恢复自幼年时期就受到压制的进攻性行为,并且学会面对冬梅,坚信不疑地对她说:“等一会儿,我不应该受到这种待遇,如果你不准备对我好一点,我不准备长期处于这种关系之中。”

另一方面,她必须认识到如果变得更脆弱时,他不会像她母亲打她一样打她,所以她就不会不停地破坏建立在两人之间的爱,换句话说,如果这对夫妇学会建立一种更持续的爱的联系,两个人都会面对对方,将自己当作一个完整的整体,要求得到相应的对待。

在异性夫妇接受社会祝福的同时,男性同性恋者、女同性恋者和同性恋夫妇却遭受着普遍的同性恋恐怖症和社会歧视。同性恋夫妇不允许合法结婚,不能分享健康保障,也不能享受税收的回报,当他们想收养小孩时,当两者中的生身父亲想作为继父寻求正式的认同时,当他们寻找父亲渊源的时候,当他们到了确立双方的法定继承人的时候,都会面临巨大的法律障碍。社会不鼓励,很难让同性恋夫妇维持原先的关系。还有无处不在的艾滋病毒威胁着同性恋者的双方,同时也会因为这种病而失去很多朋友。他们之间也存在个人障碍。许多同性恋人是出生在异性夫妇家庭中,很少能受到同性之间的亲密关系的熏陶。这样,当两者都是男人时,就有两倍的男性弱点,因此同性恋者必定是开拓者,他们必须有妥协的空间,否则他们不能避免相居紧密的男人之间常爆发的战争,两人之间不能因性别的不同而获得令人尊敬的地位和特权。如:谁来照看房子?谁是主要养家糊口的人?在性生活中,谁在上,谁在下?谁主动,谁被动?等等。

正常的夫妻可以不遵从其每一个方面的传统,但是至少他们在创造自己的方式的时候有传统可以参照,而同性恋夫妇,从开始就必须商议正常夫妇认为是天经地义的事,就像劳拉·马柯维兹提出:

同性夫妇必须立刻平衡来自多方面的压力——他们自己的家庭出身,他们的亲属关系,女同性恋者或男同性恋者团体,他们的道德和宗教团体,还有社会主流——他们努力建立一个令人印象深刻的鬼把戏的家庭,还有同性之间的复杂的社会关系可能会引起更深的矛盾和冲突,而这些问题不能成为一个正常医生医疗的依据。

然而,在这个社会,除了同性恋夫妇所面临的困难外,异性夫妇之间也存在着各种压力,不可避免的权力之争,妒忌、误会、自主与依赖之间的矛盾,因而要想处理好一种关系是很不容易的。

逆境可以加强夫妻的关系并使他们之间更加亲密,许多长期生活在一起的同性恋夫妇明白这一点,并建立了新形式的家庭关系。我们可以通过这个方式看到逆境所带来的好处——同性恋者用新的方式去照顾晚期病人来面对艾滋病毒的流行。

■男人一出门便会遇同见劲敌

日本有句俗话说:“男人一出门,便有七个敌人。”意思是指:再宽容、再圆滑的人,只要他是男的,在他的社会生活圈中就不可能没有敌人。这句话把男人为生存而竞争的苦楚形容了出来。不错,要经过世间的狂风巨浪,必须克服无数大小不一的困难,就在排难向前的过程中,我们都有意或无意地打倒了不少敌人,首当其冲的是走狗型人物。

走狗型人物的症状是:老是错以为没有自己,公司就会停摆。然而他却又很不自信,私生活贫乏之极,走出公司便不知如何排遣时间。假日一个人出门,不知不觉又走到公司来,但是他又不是狂热于工作,完全是良心不安所致。这种人没有嗜好,不需要休闲时间,只要人家交代工作给他,再单调也能好几个钟头干下去。他的生活据点自己由家庭移至公司。这样的人若是你的手下,那就太方便了,但是他要是你的同僚或上司,尤其是你上司时,情况就不妙了。他的私生活介于贫乏和无聊之间,所以不管公司如何地占用他的时间,他仍痛痒全无。原本我们可以自行准时上班、下班,却要随他早出晚归,糟糕的是此种人爱用自己的尺度评判别人。他的逻辑是:我早出晚归——我热心工作——大家都应热心工作——大家都应早出晚归。他根本不知道自己牺牲奉献的基础在于“私生活太贫乏”,并非“热心工作。”对于这样的家伙,你的最佳对策是:介绍异性朋友给他,让他知道工作之外的乐趣。如果你想不出应介绍谁给他,那还是先想办法充实自己的私生活。

有这样一类人:别人向他打招呼:“早安。”他会看一眼壁钟说:“不早啦。”“今天天气好像不错。”他会望着窗外答:“是吗?”他要是在开车途中抛锚,路人好心走来问:“怎么了?”他会说“你没有眼睛吗?”我们称这类人为毒蛇型人物。正如上面所提到的那样,这类人完全不懂日常会话的要领,他们认为语言的目的仅仅在于传达知识,而不在于传递感情,学者中尤多本型人物。

毒蛇型人物原本是单纯的语言障碍症患者,后来人格发展亦受影响,于是便心生暗结。本型人物要是当上大官,情形将很严重,不但以小人之心度人,而且无时不忘在别人话中挑毛病。对付毒蛇型的人,你应该采取如下对策:再找一条毒蛇来让他们互咬。蛇蛇相争,渔翁照样得利。

和此人物谈话时,要采用“是非回答法”,例如前述开车抛锚的例子,不应问:“怎么了?”要说:“啊,抛锚了,要不要我帮忙?”让他只能赞成或反对你的说法,如此他就无扛可抬,无法鸡蛋里挑骨头,最后牙齿便因少用而退化,再也不能伤人。在上班族中,通常还可见到闹钟型人,而且还为数不少。他们大都一丝不苟,通常在上午8点整准时用右脚尖踏入办公室,下班时间一到,即使手头工作再忙,他都拍屁股毅然一走了之。私生活不精彩,充其量关上家门跷脚、挖鼻孔。极富理智,不得意忘形,也不付出热情,沟通能力不佳,毫无情趣可言。上班族基于劳力契约过着死板无趣的生活,理论上每天出租满8小时就可走人,可是依惯例,公司实际上要求你每天工作8小时以上。上班时间内未将工作告一段落,迳行离去,则公司不愿托付重任给你,同时也影响到团结合作,所以这种精打细算不值得鼓励。各位要知道,工作无聊是一回事,顾全大局是一回事,只要我们确定动机不在讨好上司、同僚就行了。如果要想治一治这种人,办法倒是颇简单,你不妨假装热心,替他说媒。让他娶一个醋劲大、烧菜技术奇差、三分像人七分像鬼的女人。要是这种生活不能逼疯他,那我也无计可施了。

情绪化是独裁型的特征,只要喝上几杯酒,他就会乱发脾气,甚至于顺口出言,毫不考虑别人的想法,只要自己想说什么便脱口而出。除了情绪化外,这种人对于“利”字也相当执着,在公司的会议中,只要对自己的利益有所损害的提议,便想尽方法加以阻挠,这实在是非常可怕的心态。例如你所在的公司为了研讨公司未来发展的方向,于是以“高龄化产业”为讨论的主题开了一次会议。会议才刚进行不久,独裁型的人就会劈头便说:“喂!先生,你的小姐到底在搞些什么?要你们提出高龄化产业的建议,你们给我的计划方案竟然是这种三流的建议!以养老为中心,周围设立娱乐场所、休闲中心、医院诊所,这简直是在开玩笑嘛……你们想知道原因是不是?那你们就给我好好注意听。第一,我们公司不可能承办到这项工程;第二,我们缺乏技术方面的资料;第三,人才短缺;第四……先生!亏你待在公司那么多年,竟然连这点也不懂……我们公司目前最需要盖的是像总经理的那种别墅,我们的目的是要让少数人能够安稳舒适地享受高品质住宅,而非三流建筑……你这个笨蛋!”这样的粗言粗语常使得部属难以下台,而且也抹煞了部属们的许多创意。

独裁型的人是唯我独尊的超霸道主义者,所以每当部属的意见与其相左时,这种类型的人就会气得脸色发白、眼睛上吊、全身发抖,甚至还会以刺耳的声音大声辱骂,让全办公室的人都知道谁在挨骂。这种作为就好像把已经倒地的敌人扶起来,然后在众目睽睽之下,再度重重挥拳,让敌人受众人的耻笑,当然谁都无法忍受这种耻辱。

除了有上述毛病外,这种类型的人自我表现的欲望也非常强烈,总以为自己是主角,世界上没有人比他更聪明,常在内心暗暗耻笑部属,或者以挑剔、捉弄部属为乐趣,此外还喜欢用强制的手段,逼迫部属赞同自己的看法。

独裁型的人最不容许别人有任何错误,即使善意的谎言或是无意间的过失,都会令他勃然大怒,气血上冲,甚至于不留情面地攻击对方。

圆滑的人际关系不但在工作场所可以使人、物、金钱以及情报的流通变得更顺畅,而且也能够振奋员工的士气,但因为独裁型的人所说的句句带刺,所以使得他们的人际关系变得非常恶劣。大部分独裁型的人,都服务于所谓的超大型的企业,但他们都不可能是企业经营者,而多半为领薪阶层的董事或经理。独裁型的人最大特色就是,喜欢把公司当成自己所有,经常狐假虎威,所以特别惹人厌。

面对这样的上司,上班族究竟该如何对待?是屈从于他的淫威而越发忠诚,还是奋起反击?当然,你可能有自己的具体情况,但无论如何,不要因为委屈求全面对自己太残忍。如何对付独裁型的人的攻击呢?在适当的时候,不妨给他发射一枚反独裁号导弹。

第一,该说“不”字时,就要勇敢坚决地说“不”。独裁型的人,个性非常好胜,总是希望部属对自己唯唯诺诺,不允许部属有任何意见。但如果为了讨好这种独裁型的上司,勉强自己该说“不”而不说时,则他会更加猖獗、狂妄。所以,不要畏惧,勇敢地说出自己的心声吧!“今天下班以前,你一定要把这些工作做完。”当独裁型的上司向你提出这种要求,而你判断今天不可能完成此项工作时,就应该清楚地对上司说:“请再多给我一天的时间!”当部属以毅然的态度,向上司说出“不”时,独裁型的上司会有挫折感。所以,清楚地说出“不”字,等于将木杵重重地敲进他的心坎里。

第二,一定要先礼后兵。

独裁型的上司虽然喜欢部属唯唯诺诺,但内心却暗暗嘲笑这些唯命是从的部属为没有骨气的家伙,所以你若能一反惯例,以先礼后兵的态度大大方方地说出正当的理由时,虽然上司内心可能会感到不舒服,但也不会再过分逼迫你。

第三,切莫阻断他的话。当独裁型的人大发雷霆时,千万不要阻断他的话,也不要立即加以反驳,最好的对策是先让他把话说完,然后再摆出反击的姿势加以“回击”。因为当独裁型的人怒气冲冲大发脾气时,若加阻挡,就等于是火上烧油,只会使事情闹得更僵。所以应该让他把话说完,而且有疲倦感时,再心平气和地将自己的话表达给他听,就可发挥意想不到的效果。

第四,语言不要暖昧不清。通常独裁型的人脑筋都很好,所以当你想以含混不清的方式来躲避时,对方一定会很快地发觉且对你怒吼:“喂!你的结论究竟是什么?是……还是……请你说清楚好不好,像你这样含糊不清的话,谁听得懂?”当对方愤怒地对你怒吼时,你往往会感到畏惧,甚至于发抖,所以语尾要清晰,不要让对方感到厌恶。例如清楚地告诉对方“我认为应该这样”或“我认为不应该这样”,使对方对你的魄力感到钦佩。

第五,须具有适宜的礼貌。由于独裁型的人自尊心非常强,所以态度上若稍有不礼貌时,很可能会使对方恼羞成怒,甚至于失去理智地向你发动攻击。说话是否委婉对于事情未来的发展有很大的影响。例如在进入讨论主题之前,应该先说“我并不想冒犯您……”“我不敢冒犯经理您……”或“我也了解您的意思,但……”等客套话。此外你也可以把自己当做成熟稳健的大人,而在内心将对方当做无知的小孩,意即装出顺从的样子。

第二章 真真假假辨男人

真真假假辩男人,好男人真是难觅!男人最博大的情怀总是真的,男人的绅士风度可以成就一生,男人的真假好坏并不挂在面具上,男人出身低微往往是优势!

■境界中的男人

□最博大的情操总是最真的

斯维登堡的道德洞察力,对通行的谬误的纠正,对道德法的宣布,使他独步于现代文坛,使他有资格在人类立法者中间占有空缺了许多代的一席之地。他所获得的那种缓慢而威严的影响,就象其他宗教天才们的影响一样,有它的高涨和低落,然后才慢慢形成一种永久的价值。“在天堂里,从来不允许任何一个人站在别人后面,看人家的脑勺,因为那样的话,来自主的灌输就被搅乱了。”天使从一个人的声音能知道一个人的爱;从声音的清晰度能知道他的智慧;从话的意思就能知道他的知识。在《夫妻之爱》中,他展示了婚姻的科学。关于这本书,人们常说虽然原理极为高超,却并不怎么成功。它简直有些象情歌,都是柏拉图在《宴饮篇》里力图写的,也就是但丁说的卡塞拉在天堂的天使们中间所唱的那种爱。这种爱如果在它的起源、完成和效果方面歌颂得当,倒可以使灵魂狂喜,因为它会开创一切制度、习俗和风气。如果把其中的希伯来教义省去,如果不要用哥特风把法律道德,如果具有事物性质所需要的状态上升的余地,这本书就是一部辉煌的著作。它是婚姻科学的一种优秀的柏拉图式的发挥。它指出性是普遍的,不是局部的。阳刚在男子身上限制着每一个器官、行为和思想;阴柔在妇女身上也亦然。

因此在现世或灵界,婚姻的结合不是暂时的,而是不断的,总体的;贞洁不是一种局部的,而是一种普遍的美德,不贞洁在交易、种植、说话或哲学探讨中发现的跟在生殖中发现的一样多。虽然在天堂里看见的处女们是美丽的,但是妻子们更是美丽绝伦,而且越长越美。然而,斯维登堡按照他的方式,把他的理论固定到一种暂时的形式上。他夸大了婚姻的状况;虽然他发现了人间虚假的婚姻,却幻想在天堂有一种比较明智的选择。然而,在前进的灵魂中,一切爱和友谊都是暂时的。”的意思是“你看见同一个真理了吗?”如果你看见了,我们就因具有同样的幸福而欣喜,然而,不久,我们俩中间就有一个感知到新的真理——我们离婚时,自然界没有一种牵引力能把我们拉到一起。我知道这种爱的酒是多么香甜——我为你而存在,你为我而存在,然而这是一个孩子对他的玩具的依恋,那是一种尝试,要使家庭和洞房永久,要保存用来给我们教启蒙功课的图画字母表。

上帝的伊甸园光秃而壮观,就象户外的风景,从晚间炉火旁回忆起来,好像寒冷而荒凉,而这时你却在煤火上瑟缩着;然而一旦又来到户外,我们就可怜那些能放弃自然的壮丽、贪图烛光和纸牌的人。也许《夫妻之爱》的真正主题就是“会话”,会话的法则却被深刻地出来。如果把会话照字面应用于婚姻,它就是虚伪。因为上帝是灵魂的新娘或新郎。天堂不是两个人的婚配,而是所有灵魂的交流。

我们在一种思想的庙堂下相遇,停留片刻,然后分别,仿佛我们未曾分别似的,然后进入别的欢乐的友情中的另一种思想。在“你爱我吗?”的粗俗独占的意义中,非但没有任何神圣的东西,只有在你委身于比我们俩都高贵的一种感情,从而遗弃了我时,发现自己就在你的身边;如果你定睛注视着我,并且要求爱,我反而遭到排斥。

事实上,在灵界里,我们在时时刻刻改变性别。你爱上了我身上的价值;于是我就成了你的丈夫;然而,决定爱的不是我,而是价值;而那种价值是我力所不及的价值沧海中的一滴水。与此同时,我爱慕另一个人身上的更伟大的价值,所以变成了他的妻子。他追求另一个精灵身上的一种更高贵的价值;便又成了那种影响的妻子或接受者。出于提防思想家们容易犯的一些罪,他曾经熟悉一种自我探询的习惯,在清理和表露那种特定形式的道德病,即一种良心无法抵抗的敏锐时,他是否养成了这种习惯呢。我指的是他感到“根据科学的观点”。思想亵渎了善良的东西。“对信仰的推理是怀疑和否认。”他痛苦地注意到知与行之间的分歧,而且这种感受性不断地被表达出来。

因此哲学就是形形色色的毒蛇、痔疮、飞蛇;文人就是魔术师,江湖骗子。然而这一论题暗示出了一种后顾之忧:在这儿我们发了他自己痛苦的所在。成功的人,或者一个幸运的天才,似乎依赖于心脑的一种适当调整;依赖于道德和精神力量的一种很难达到的适当比例,这种比例也许遵循那些构成化合所必需的体积比例的化学比法则,就象气体只会按固定的比率混合,但不会随便混合一样。一只满满的杯子很难端。此人天生感情丰富,思想充实,很早就陷入自身的危险矛盾中,在《动物界》里,他宣称他喜爱分析,不喜爱综合,使我们大吃一惊;年过半百之际,他倒提防起自己的智力来;虽然意识到真不孤独、善也不孤独,然而二者必须结合,但他向自己的理智开战争,支持良心,对抗理智,并在所有的场合诋毁它,亵渎它。亵渎立即得以雪耻。当天堂的一半——真遭到否认时,也就等于怀才不遇的人的痛苦导致了讽刺、毁灭了判断时,美便蒙受耻辱,爱就不再可爱。他聪明,但那是在自怨自艾中表现出的聪明。

在这个可怖的宇宙中,有一种无限悲哀的气氛和恸哭的声音。一个吸血鬼坐在先知的座位上,带着阴暗的欲念求助于痛苦的形象。这位看见灵魂的人围绕着每一伙新的罪犯在下面建造一个新的地狱,一个比一个更可怕,的确,鸟儿筑巢,鼹鼠钻地也不会比这更容易。他是从一个好像是铜制的圆柱里放下去的,其实那是由天使似的精灵形成的,这样他可以安然无恙地下降到那些不幸的人中间,亲眼目睹茫茫的灵海;在那里,他长时间地听到他们的哀号;他看见了折磨他们的人把痛苦增加到无以复加的程度;他看见了骗子的地狱,刺客的地狱,淫棍的地狱,强盗的地狱。他们在杀人煮人;骗子的大桶状的地狱,像粪便似的一个个地狱,复仇者的地狱,他们的面孔好像一个大饼,他们的臂膀象一个车轮一样旋转。除了拉伯雷和斯威夫特教长,谁也没有那种关于污秽和腐败的知识。

这些书应当谨慎使用。塑造这些逐渐消逝的思想形象是危险的。它们在过渡中是真的,一旦固定下来,就是假的。要公正地理解他,就需要一个跟他不分轩轾的天才。然而当他的幻象变成年龄不同、能力各异的千千万万人的老生常谈时,它们就被歪曲了。希腊族的智者习惯于带领德才兼备的青年参加埃留西斯秘密宗教仪式,作为对他们的一部分教育,在那里,通过盛大庆典让青年学会古代圣贤所掌握的最高真理。

一名热情奋发、深思冥想的青年二十来岁时也许会把斯维登堡的这些著作,这些关于爱和良知的秘密读一遍,然后就永远丢在一旁。在地狱和天堂向它开放时,天才总做着类似的梦。然而这些梦境被看成神妙莫测的,也就是说,被看成真理的一种十分任意和偶然的画面——却不能看成真理。别的任何象征要是同样好,那么这个画面就算被看得十分真切了。

斯维登堡的世界体系缺乏中心自发性;它是能动的,但却是没有生命的,因为缺乏产生生命的能力。它里面没有个人。宇宙是一块巨大的水晶,它的一切原子都排列得有条不紊,团结统一,但显得冰冷而静止。带有个人和意志色彩的东西全没有。有一个调解的巨链从中心伸向八极,它使每一种力量丧失了一切自由和特点。在他的诗里,宇宙在一种催眠引起的睡眠下受苦,而且仅仅反映出催眠者的心灵。每一个思想通过感应从包围每一个心灵的一个精灵社会进入每个心灵,再从一个更高级的社会进入那些精灵,如此等等,不一而足。他的一切类型就是寥寥数种相同的事物。他的一切人物都说的是同样的语言。他的所有的对话者都斯维堡化了。

巴勒斯坦作为宇宙史里的一章一直是比较重要的,在教育中却是一种不怎么有效的因素。斯维登堡的天才虽然在这一思想领域里是所有近代人中最大的,但把自己浪费到复活和保存已经到期的东西上了,在伟大的长期的天佑中,在西方思想和表现方式面前,它的声望在日益衰退。斯维登堡和伯麦的失败,就在于他们依附于基督教象征,而没有依附于道德情操,而道德情操却胸怀着无数的基督教精神、人性和神性。

那种过多的影响表现在不适当地输入了一种外国的词藻。不耐烦的读者问道,我跟碧玉、缠缠丝、玛瑙、绿玉、玉髓有什么关系?跟约柜、逾越节、以法、以福德有什么关系?跟麻疯病患者和痔疮有什么关系?跟发面供品和死面饼,跟喷火战车,戴冠、长角的龙、巨兽和麒麟有什么关系?这些东西对东方人有用,对我毫无意义。你越是引经据典加以解释,就越显得风马牛不相及。我跟斯巴达人一起说,‘你为什么把不沾边的事说得恰到好处呢?’我的学问就是上帝在我的出生和习惯中给我的,在我的目光的欢愉和探究中给我的,与别人的一切无关。

在一切荒诞之中,这是一种外国人的荒诞,它打算拿走我的词藻,换上他的,用来使我开心的是鹈鹕和鹳,而不是鸫鸟和知更鸟;是椰子树和西蒂木,而不是用黄樟和山核桃——这种荒诞似乎是最不需要的了。“洛克说,”上帝在创造先知时,并没有毁灭人类。斯维登堡的历史加强了这种说法。教区居民在瑞典教会里,在路德和梅兰希顿的朋友和仇敌之间争论“信仰”而“善行”却闯进他对宇宙和天国社会经济的思辨中。他是一名路德教主教的儿子,天堂为他敞开着,这样他就在最丰富的象征形式中新眼目睹了事物可怕的真理,而且在他的书里就象受了天命一样又说起道德性的无可争议的秘密——尽管这一切显赫都落到他身上,他仍然是路德教主都的儿子;他的判断是一个瑞典辩论家的判断,他的巨大的扩展是由坚硬的局限赢得的。他带着论战的记忆去访问灵魂。米开朗琪罗在他的壁画中,把得罪他的红衣主教放在一座魔鬼山下烧烤,他就象米开朗琪罗;但丁在报复性的乐曲中,对他的一切个人错误都雪了耻,他就象但丁;或者更象蒙田的教区牧师,如果冰雹袭击了村庄,这位牧师就认为世界末日到了,吃人生都已经有气无力。斯维登堡用梅兰希顿、路德和沃尔弗的辛苦以及他自己的著作,同样也把我们搞糊涂了,因为他把自己的著作在天使中大肆宣传。

在同样的神学钳制下,他的很多教条都受到了约束。他的主要道德立场是应当象避罪一样避恶。然而说过恶要当恶来躲避的话后,谁认为任何阵地仍然要被占领,谁就不知道什么是恶,或什么是善。我并不怀疑他受了要插入神的个性因素这样一种欲望的引导。

按照古老的哲学家的说法,恶就是酝酿中的善。纯粹的恶能够存在本身就是无信仰的极端见解。一个有理性的代理人不信这一套;那是无神论,那是最大的亵渎。欧里庇得斯说得有理:“在众神身上善与存在合而为一,谁把恶推给他们,谁就使他们解体。”

哥特式神学遇到了一种多么痛苦的歪曲,斯维登堡不承认邪恶灵魂的皈依!然而神圣的努力从来没有松懈,腐尸在阳光下就会转变成花草,人虽然在妓院里,在监狱里,或在绞架上,但正在向善与真迈进。彭斯以狂放的幽默对“可怜的老尼克·本”呼唤:“但愿你想一想再改正!”他具有报复性的神学家的好处。每一种事物都是表面的,必有一死,只有爱和真理是例外。最博大的情操总是最真的情操,我们感觉到印度的毗湿奴更加豁达的精神——“我对全人类都是一样。没有一个值得我爱或值得我恨的人。心情崇敬奉侍我的人——我就在他们心里,他们也在我心里。如果一个人的道路全是邪恶的,那就单独奉侍我,他就像义人一样可敬;他就被完全雇用了;他很快就有了一种善的灵魂;获得了永恒的幸福。”

至于对另一世界的《启示》所做的反常的卖弄——只有他的诚实和天才才能使它得到认真的对待。由于他做的启示流于繁琐,反而使人无法相信。如果有人说:圣灵已经通知他:“最后的审判”(或者审判的最后一次)发生于1757年;或者告诉他荷兰人在另一世界里单独生活在一个天堂里,英国人单独生活在一个天堂里,我的回答就是,那神圣的灵魂是矜持的,沉默寡言的。拘泥于法则的。幽灵和恶鬼们在喃喃细语,那是在聊天,算命。高级精灵的教导是有节制的,一涉及细节,便矢口否认。苏格拉底的天才没有劝告他去行动,去发现。

然而,如果他决意做一些无益的事情,他的天才就要加以劝阻了。“上帝是什么,”他说,“我不知道;他不是什么,我倒知道。”印度人把“最高存在”称为“清净”。受到启示的贵格会教徒把他们的灵光解释为不是导致任何行动的东西,而好像是对任何不适合的东西障碍。

然而适当的例子就是个人的种种经历,它们在这一点上是绝对一致的。严格地说,斯维登堡的启示是一种混淆级别——这对好此博学的一个分类学者是一个严重的错误。这就是把表面法则引进物质层次,把个人主义和它的矫饰引进到本质和一般事物的领域,那就是错位和混沌。天国的秘密世世代代都保守着。没有一个轻率的、好交际的天使事先露出口风,要回答圣徒们的渴望、凡人们的恐惧。我们本应当跪下倾听任何特别喜爱的人的话,因为他通过更严格的顺从,已经使他的思想跟天流并行不悖,能够向人的耳朵暗示新近分离的灵魂的景象和状况。然而肯定无疑的是,这个灵魂必须符合自然界最美好的事物。它的格调不可低于雕刻天体、写道德法则的那位艺术家的已知作品。它必须比彩虹鲜艳,比泰山稳定,跟鲜花、潮汐和早升晚落的秋天的星星一致。一旦自然和精神的嘹亮基调响起,声如银铃的诗人将会象市井歌谣一样沙哑,因为那是大地的节奏,海洋的节奏,心的节奏,它合成了伴随太阳运转的曲调,造成了血球和树液。

在这种基调里,我们听到传闻:观察者已经到了,他的故事也讲了。然而对天使,对恶鬼来说,没有美,没有天堂。这位悲伤的诗神喜爱黑夜和死亡,还有地狱。他的《地狱》是迷人的。他的灵界与人的灵魂已经使我们认识到的真理的旷达和欢乐发生的关系,跟一个人的恶梦与他的理想生活发生的关系是一样的。在它可怕的景象的无穷的力量方面,它真的很象做梦的现象,它一夜之间就把许多诚实的绅士,仁慈而阴郁,变成一个可怜虫,象狗一样在创造的院外和窝外东躲西藏。当他进天堂之后,我就听不见天堂的语言了。一个人不应当告诉我他在天使中间去过;他的证据是,他的雄辩使我成了一位天使。难道天使长就没有在地上实际行走的人物威严、可爱?斯维登堡给我们所描绘的天使没有使我们对他们的文化教养有很高的概念:他们都是些乡村牧师,他们的天堂是一种游园会,一个福音派都会的野餐会,或者给有德性的农民的法国式的颁奖会。他是一个古里古怪、学究气十足、喜欢说教、无情寡欲、没有血肉的人,他表示灵魂的阶层就象一个植物学家处理苔属植物一样,他参观一个令人悲哀的地狱就象参观一层层白垩和角闪石一样!他没有同情心。他在人世间来来去去,俨然是一个近代的阴曹判官,拄着金头手杖,戴着长假发,漠不关心,带着一副仲裁人的神气分配灵魂。那温暖的、饱经风霜的、有七情六欲的人居住的世界,在他看来就象象形文字的语法规则,或者象征性的共济会的队列。雅各·伯麦却有天壤之别!他情绪激动、敬畏不已地以最温柔的人情倾听着那位“导师”,因为他要传达他的教训;当他断言:“爱比上帝更伟大一点”时,他的心是那样的地狂跳,以致几百年后,紧贴着他皮外套砰砰声仍然依稀可闻。

这是一种巨大的差异。伯麦聪明得健康,美丽,尽管也有神秘主义的狭隘和孤僻。斯维登堡却聪明得令人讨厌,尽管他有累积的天赋,却使人瘫痪,使人反感。一种伟大自然的最好迹象就是它打开了一种前景,象清晨风景的气息,引诱我们向前。斯维登堡喜欢回顾,我们无法夺走他的鹤嘴锄和裹尸布。有些心灵永远无法降临到自然中来;有些则永远无法脱离自然升腾而去。尽管具有很多人的力量,他永远也不会挣断把他捆到自然上的脐带,所以人没有登上纯天才的高坛。

值得注意的是,此人虽然借助他的象征知觉看见了事物的诗歌结构以及精神与物质的基本关系,却完全没有那种知觉所创造的诗歌表现的一整套设备。他知道“母语”的语法和基础——他怎么不能把一切诗歌谱成音乐呢?在幻想中,萨迪计划兜一衣襟的天花,作为礼物送给朋友;然而玫瑰香气醉人,他的衣襟从手里松开了,他是否就象萨迪呢?或者他是在揭发一次违犯天国社会习俗的行为?或者是不是他从灵明中看见了幻象,因此就在他的著作中动辄攻击灵明的东西?不管怎么样,他的著作死气沉沉,枯燥乏味,没有音乐,没有感情,没有幽没默,没有宽慰。在他的丰富而准确的意象中也没有欢乐,因为没有美。我们在一片幽暗的景色中孤独凄凉地彷徨。

在这些死人的花园里,鸟儿从来也不歌唱。在如此超绝的一个心灵中却完全缺乏诗意,这就预示着疾病;而且就象一个绝色丽人长了一副沙哑的嗓子,那就是一种不祥之兆。有时候我想,人们不会把他的书读多久了。他的大名将会成为格言。他的著作已经变成一座丰碑。他的桂冠里夹杂了那么多的柏树枝,一种尸骨存放所的气息与神庙的香气混合在一超,所以少男少妇躲之唯恐不及。

然而把这种天才和声名牺牲在良知的神龛上,就有一种高尚功绩。他活得很有意义:他作出了一项结论。在这大自然的迷宫里,他选择善作为灵魂必须依傍的线索。关于真正的中心,许多看法都有抵触。在沉船时,有的人抓住流动的缆绳,有的人抓住木桶,有的人抓住圆材,有的人抓住桅杆;舵手却有科学的选择——我就在这里屹立不动;一切都要在这前面沉没;“谁跟我扬帆航行,谁就会到达彼岸。”别依赖天佑,别依赖对愚蠢的怜悯,别依赖谨慎,常识,人们的古老习惯和主要的运气:什么都不能保全你——命运不能,健康不能,令人称羡的智慧也不能。什么都不能保全你,除了正直,永远正直!——用一种在学习、发明、梦想上永不转向的执着,他坚持他勇敢的选择。我把他想成印度传说中的某个转生信徒,他说,“虽然在前世的生命雏形中我是狗,或是豺,或是蚂蚁,外貌可憎,或性情凶残,但我始终依恋正义,就象那通向人和上帝的万全的梯子一样。”

斯维登堡对人类做出了双重的贡献,现在才开始为人所知。借助于实验和应用科学,他迈出了最初的几步:他观察并公开了自然法则;由于逐渐正确无误地从事件登上事件的顶峰和起因,他对他所感到的和谐燃起火一样的虔诚,沉湎于他的快乐和崇敬中。这是他的第一个贡献。如果光荣太耀眼,如果由于欣喜若狂而脚步趔趄,他所看见的景象就更为壮丽,那照穿他的、不容许先知的虚弱去遮掩的存在的现实也就更为灿烂;他对人类做出了第二个消极贡献,并不比第一个逊色——也许,在存在的大圆圈里,在灵界自然的报应中,对他本人来说,它在光荣和美丽上也毫不逊色。

□真正的绅士有极强的荣誉感

真正的绅士是一个被塑造出来作为最高典型的人。绅士是一个伟大而又古老的称号,在人类社会的任何时代,它都是地位和权力的象征。“绅士总是绅士,”一位法国老将军在罗绥伦对苏格兰贵族集团说,“在别人需要的时候和危机关头,他都会挺身而出。”拥有这种品格本身就是一种尊严,它会赢得每一个慷慨的心灵本能的尊敬。那些不屈服于高官厚爵的人也会对绅士表示发自内心的敬意。绅士的品质不取决于他的生活方式或他的举止,而取决于他的道德价值;不取决于他个人财产的多少,而取决于他的个人品质的好坏。赞美诗作者对绅士和简短描述:“他走路目不斜视,工作诚实正直,说话诚心诚意,坦荡磊落。”

绅士的显著特征正于他有极强的自尊。他非常注重自己的品格,并不仅仅是因为别人看重自己的品格,而是因为自己看重它,自己监视着自己。而且,正是因为自己尊重自己,根据同样的法则,他也尊重别人。在他眼中,人性是神圣的,因此,人与人之间必须有礼貌和宽容,有友爱和仁慈。据说爱德华·弗兹劳德爵士在加拿大观光旅游时,他和印第安人一起漫步,当他看到一位印第安人的妻子背着一个沉重的包裹在她丈夫身后吃力行进,而她丈夫却毫无负担时,他非常震惊。爱德华爵士立即过去把背包放在自己肩上,这就是一个真正的绅士与生俱来的礼貌。真正的绅士有着极强的荣誉感他小心谨慎,决不做出卑鄙龌龊的行动。无论是在言语方面,还是在行动方面,他都表现得极为诚实正直。他不会支支吾吾或搪塞敷衍,不会寻找托词或逃避责任,而是诚实、正直和毫无掩饰。他的原则就是诚实正直,按章办事。当他说“是”的时候,这就是一条法律;在适当的情况下,他也会勇敢地说“不”。即使有人用重金笼络收买,他也决不会出卖自己,接物受贿络。只有那些心灵肮脏、毫无原则性的人才会出卖自己的灵魂。在正直的琼纳斯·霍华德担任海军粮食储备委员会特派专员期间,他拒绝了一个缔约人各种形式的礼物,拒绝是他在担任公职期间的一个经常性的行为。惠灵顿公爵也具有与此相同的优秀品质。阿塞亚战斗结束不久的一天早上,海得拉巴朝廷的首相等待惠灵顿的接见,他想弄清在马拉他的王子与尼萨签订的和平条约中,为他的主子保留了哪些地盘和哪些特权。为了获得这些情报,这位首相给惠灵顿将军提供了大量钱财,大约有十万英镑。惠灵顿默不作声地打量了这位首相一会,然后他说:“那么,你能保守秘密吗?”“当然”。这位官员说,“那么,我也能保守秘密。”这位英国将军满脸笑容,然后很客气地把这位首相送了出去。虽然在印度取得了彻底的胜利,并且通过这种方式惠灵顿可以得到巨大的财富,但是他一文不取,仍然是两袖清风地回到了英国。这是惠灵顿的至高无上的荣耀。

惠灵顿的亲戚,韦尔斯利侯爵,也具有同样敏锐和精神高尚的品格。在征服米索这后,东印度公司的领导们送给他十万英镑的金钱,被他严正拒绝。韦尔斯利说:“我不必去说我独立的个性,也不必去说我职务的尊严”。除了这些重要的考虑外,还有其他原因使我拒绝了这些馈赠,这对我来说是不合适的。我只为我的军队打算,再别无他求。如果我克扣军饷,我会对自己更感到沮丧和“失望”。韦尔斯利拒绝送礼的决心是丝毫不可动摇的。

查尔斯·纳皮尔勋爵在印度的公职生涯中同样展示了他自我克制的高品质。他拒绝了巴巴拉克王室送给他的所有珍贵礼物。他说:“自从来到印度以后,如果我贪赃枉法,我或许已得到了三万英镑的财富。但是,我是清白的。我们敬爱的父亲的宝剑,我已两度佩戴上战场(米尼战斗和海得拉巴战斗),但丝毫没有被玷污。”金银珠宝和高官厚爵与真正的绅士的品格没有任何必然的联系。一贫如洗的人可能在精神上、在日常生活中成为一个真正的绅士。他可能是诚实、磊落、正直、礼貌、节制、勇敢、自尊和自助的,也就是说,他是个真正的绅士。一个在精神上富有的穷人无论如何比一个在精神上贫乏的富人要占有绝对的优势。借用圣·保罗的话说,前者是“一无所有,但无所不有;”而后者却是虽然无所不有,但其实一无所有。前者是凡事充满希望,无所畏惧;后者是无所希望,凡事畏惧。只有在精神上贫穷的人才是真正的贫穷。一个失去了一切的人,只要他还保留有勇气、快乐、希望、美德和自尊,他就仍然富有。因为这样的人仍然受到世人的信任,他的精神成了赚钱的资本,他仍然能直立行走,他是一个真正的绅士。

勇敢和绅士的品格偶尔也会在最低贱职业的人身上体现出来,这里有一个古老的但极有教育意义的事例。很久以前,埃加河突发大水,河水漫过了两岸,维罗纳大桥也被冲垮,桥中心的拱顶上有一幢房子。房子里的居民从窗户里向外呼救,眼看房基要被冲垮了。站在河岸上的斯坡尔维尼伯爵对周围的人说:“谁愿意冒险去救那些可怜的人,我将给他一百个法国金路易。”一个青年农民从人群里走出来,把一只船推入急流。他把船靠住桥墩,把这一家人接入船中,然后奋力向河岸划去把这一家人安全地送上了岸。“勇敢的年轻人,这是你的钱。”伯爵说。“不”,年轻人回答说:“我不会出卖我的性命。你把钱给这个贫困的家庭吧,他们确实需要钱。”虽然这个年轻人只是个农民,但他说出来的正是绅士的真正精神。

不久以前,在多佛尔海峡船舶停靠处发生的一部分小木船船员营救一艘煤船船员的事迹,也是十分感人的。一场突然从东北来的风暴把几艘轮船的锚扯脱了,并且掉入了水中。巨大的海把其中一艘煤船推向了离海岸很远的地方。面对如此狂风巨浪,那艘煤船想靠近海岸似乎是已毫无希望。没有丝毫的诱惑力可以使岸上的船员甘冒生命危险去救人,因为在那艘船上没有一点值钱的东西可以找到。但是,在此紧要关头。勇敢正直的木船上的船员们根本没有想到钱。那艘煤船的搁浅,西蒙·普利策德,属于汇集在岸边的许多人中间的一个,就走上自己的船并且大声说:“谁愿和我一起去救人?”“我去”,“我也去”。立即就有20人走上前来,但是,只需要七个人就行。他们在岸上人们的欢叫声中,划着一只方头平底船在浪尖上跳跃前进。这样一只船怎么能在翻腾的海水中行驶这似乎真是个奇迹。不过,在几分钟里,在这些勇敢的船员粗壮有力的胳膊的撑划中,这只木船箭一般靠近了那艘搁浅了的船。“到浪尖打来的时候使力。”这只木船离开船岸不到一刻钟,煤船上的六个船员就把船安全地开进了沃尔默海滨。在这一事例中,木船上的船员所表现出来的大无畏的英雄气概是无与伦比的,虽然他们素来就以勇敢著称。在这里,能把它记载下来我们感到十分荣幸。

特恩巴尔先生在他的著作《奥地利》中,讲述了一件奥皇弗兰西斯的轶事,说明了一个来自于政府的习俗,因为它向人们展示了皇帝的个人品质。有一次,霍乱在维也纳地区流行,皇帝带了一名随从武官在城市和郊区视察。忽然他看见一具尸体放在担架上被拖向坟地,后面竟然没有一个哀悼者。这种非同寻常的情况引起了他的注意,经过询问他获悉这个可怜的人死于霍乱。因为给他送葬很可能就会感染霍乱,所以亲戚们都不敢冒险送他去墓地。弗兰西斯说:“那么,让我们送他去那个地方”吧。我的臣民们不能在没有得到最后的尊敬的情况下,就葬入墓地。“他紧随着尸体到了遥远的墓地,摘下帽子,毕恭毕敬地站立着,参加了葬礼的仪式。”或许这是一个揭示绅士的品质的极好的例子,我们可以把它和另一个同样好的事例联系起来,这件事是几年前登载在一份晨报上的,讲述的是在巴黎的两个铁路工人。“一天,一辆灵车载着一副白杨木棺材拖着一具冰凉的尸体开往蒙特马特墓地,后面没有一个人为之送葬,甚至连一条狗也没有,如果这个死者有狗的话。那天下着大雨并且天气很阴暗。和往常一样,看到灵车来了,过路者都举起自己的帽子,事情就是这样。最后,灵车经过两个英国铁路工人面前,他们俩刚从西班牙来到巴黎,这两个穿着粗布衣服的人心中涌起一种异样的感情。‘可怜的人啊!’其中一个人对另一个人说,‘没有一个人为他送葬,我们两人去吧!’于是,两人都摘下帽子,光着头跟在这位陌生的死者的后面,走向蒙特马特公墓”。

□思想奠定世界的基础

在我们居住的这片国土上,没有什么爱好能比得上对理性和思想之日进行适当的纪念更宝贵,假若它自知它的贫乏之处。在没有幻想的地方,人民便毁灭。学者是思想的传播者,而这思想奠定了世界的基础。不管他们的具体工作或职业是什么,他们都代表着世界上的精神爱好。假如他们在像美国这样物质爱好高于一切的国家里忽视了他们的职责,那将是所有人的灾难。我们所听到的消息中,有关贸易、贸易与实用技艺的成果较多。这是个经验不足而又多变的民族。贪婪、犹豫和随从别人是我们的痼疾。数以千百计的人在我们社会里通过贸易或通过不断扩大我们的人口和艺术应用规模而成为暴发户。这一事实使其余的人陶醉。一个人的好运便是万千个人的希望。贿赂行为如同一个金矿的四邻,它使农庄、学校、教堂、住宅和人本身变得赤贫。我们不希望以乘戾的态度对待从事工业制造的村庄,或是贸易中心。我们爱听水车发出的美妙音乐。我们敬重铁路。我们感觉得到看到一条船时心里涌起的自豪。我们把贸易和每一种机械技术也都视为教育。但让我们辩别这其中的可贵之处。在这里的每一件作品中,都有创造之举,都是迈出了智慧的一步,或是连续的几步。创造之举和智慧的步伐都属于精神行为。其余的都不过是这同一行为的千遍重复。我们不会上当受骗,去更多地羡慕手工艺和机械的日常操作,不管其结果会是多么辉煌,我们对它的羡慕程度不会超过对教师、教士和牧师们日常工作的羡慕。头脑简单的人的劳动产生辉煌产品的事实不是他们本人的意愿,而是高于其意愿的规律所致,因而日常工作是不应该为这个原因而受赞扬。我们不愿意为这种结果而让劳动者作出牺牲。我们不愿意为我们的方便和自尊而牺牲劳动者,更不愿意为我们这种人所组成的高尚阶层的自尊而令劳动阶级作出牺牲。让棉花差一些吧,人却应该更好一些。纺织工人凌驾于工作之上的优越感不应被剥夺。他该知道,产品或技术除了体现他的精神特权之外,其本身毫无价值。如果我们在一件产品中看不到值得称赞的东西,我们还要称赞一百万件吗?人们敬畏城市,却不敬重任何一个市民。人们一直在数字令人眼花缭乱的效果面前臣服,却从不会单独为任何一个人的榜样而折腰。

当众人相互贬损,使世风沦为令人沮丧的教条时,学者必须是希望的使者,必须加强人类抵御自我的能力。我有时相信,我们的文学年会不久将具有更伟大的重要性,因为人们对自己的能力不再闭目塞听。在这里,一套新的区别标准,一系列新的思想占据了统治地位。在这里,我们限制对财富的崇拜,限制对法律和教堂权力的崇拜。盲从者今天必须停止盲从。权力无法进入我们这个不轻易接受外人的小圈子。现在制度最坚定的保卫者也感觉到了这里一触即发的气氛。这里的空气凝聚了每一个角落的热量,使它能把历史悠久的结构还原为原始状态。这里的任何固体都不固定,任何东西都会倾斜和摇动。甚至学者也不能高枕无忧,他也要被审视并加以修正。他的学识已经报废无用了吗?他是不是仅仅生活在他的记忆中?心灵的力量并非是自我抑制,而是生活。

但是,来吧,你这好奇的孩子!到这里来,你充满爱心,满怀希望的诗人!到这里来,你这柔弱而疑惑的、尚未在这世界的市场上找到适合地方的心灵。任何你能买或卖的东西——你的爱和野心如此之大——这一时刻是你的,而不是他们的。舒展你的愁眉,继续希望,继续爱,因为仁慈的上苍会给你公平,整个世界都会感到你是正确的。我们应该以充满男子气的快乐情绪来庆祝这一时刻。感激和祈祷似乎都不足以表示我们与苍穹交流的最崇高、最真实的心情——但是愉快和协作的接受——这接受反过来又变成给予,因为接受者只是给予一切的上帝的一部分及其初始阶段。我不能——任何人都不能——把如此崇高的事说得精确无误,但对我来说,人的智慧、人的力量、人的仁慈、人的癖性、人的技艺都是神的仁慈和存在的表现。它不容人解释。当一切都说完做完时,狂喜的圣贤便成了唯一的逻辑学家了。劝诫和辩论于我们都不适宜,只有欢乐和赞美的凯歌才适于我们,但不是阿谀和谄媚。在我们心灵深处,我们与我们所敬仰的相距太近。正是我们心中的上帝以更伟大的思想检验着我们祈祷的语言。在心底里,有个声音在说,“我存在着,而且正是由于我,噢,孩子,你的美丽的身躯和世界才得以存在和成长。我存在着,一切都是我的。我的一切都是你的”。

知识的节日,以及向知识源头的回归,已经很好地说明了那个永远使人感兴趣的人与自然的话题。我们被郑重地提醒去记住长久以来的缺憾。人类从未诞生过,从未存在过。知识分子们仍在祈求人的新生。生活的火焰在人的心胸中微弱地摇曳。我们向人要求一种我们没有找到的富足和普遍性。伟人并没有使我们满足,是他们的孤独,而不是他们的力量使他们引人注目。他们贫穷乏味。他们可怜兮兮地恪守着一种思想。假如他们是先知,那他们便是自大者。假如他们彬彬有礼,具有多面性,那他们是肤浅。人们取得任何结果竟有多慢!思想的水晶球和地球的地质结构是同心的。正像我们的土壤和岩石分布于各个层面,即同心的层面,所有人的思想都是横向而不是呈纵向发展的。

现在来了一位伟大的调查者、他手持尖锥、钻头和铅垂线。他要在我们传统和理论上凿下深井,一直通向万物的核心。但当他一触到地壳,看着钻子和铅垂线,哲学家就会朝横向钻探,尽管阻力重重,好像有股强烈的风要把一切都卷离地面。假如你月复一月地来看我们的改革者取得了什么进展,一寸也没钻进——你会看到他仍然满口新词,原地不动,在原来的岩脉或地壳的新表层上游荡。新的书籍表示:“我要给你打开自然的钥匙。”我们想要像霹雳一样直轰中心。但雷电是一个表面现象,它只留下浅浅的刻迹。哲人也一样。木楔结果成了火箭。这样,人仅仅生存了一瞬间,因为他对一事的狂热在几个月里会变得难以忍受地枯燥乏味。每本书和每个人都一样,但是——但是我们不能拿到一本新书,或结识一位新朋友而无所期待,无动于衷。这种指望出现一位更适当的阐释者的难以克服的期待无疑就是他终于到来的预告。没有人时,我们转向自然,它就在身旁。在神的序列中,智力是首要的;自然第二。它是人类心灵的记忆。那曾在人的智力中以纯粹法规存在过的东西,现在已经化为自然。它在心灵里已经溶解。现在它已沉淀,而那明亮的沉淀物就是世界。我们在自然中永远不会是陌生者或低劣者。那肉是我们的血肉,那骨是我们的筋骨。但我们不再拥有它。我们已失去了我们奇迹般的力量。我们的手臂不再像冰霜那般有力。我们的意志也不能与地心引力和电磁力相媲美。但我们可以把自然作为方便的标准来利用,作为我们升降的标尺。它有作见证的优越条件,它不会堕落。当人诅咒时,自然依然为真理和爱作证。因此,我们可以安然而实际地研究自然中的心灵,因为我们不能在心里久久注视它。正如我们转而审视池水中太阳的容颜一样,因为我们的眼睛不能直视它的辉煌光芒。

所以,在我们看来,那该是一首合适的赞歌,假如我们要以探求自然法则来虔诚地庆祝这一时刻。让我们尽力看清那一点,并进行尝试,看它能有多少可以移入文学生活。我们投向周围自然认真的每一瞥,都是为了学习。它出自虔诚的冲动,是真正的赞美之歌。不管它是以劝诫,或是以热情的感叹,或是以科学报告的形式,它又能改变什么呢?这些只不过是形式而已。通过它们,我们最终能表述那样一个事实:上帝做了这个,那个。探讨这么大的一个题目,我们必须诉诸直觉,而且其中我们所要暗示的远远超过了要描述的。我们知道,要以探讨小一些的题目所能获得的那种准确性来讨论这个大题目是不容易的。我们不希望在描绘人的尝试中,去描写一个呼吸空气、却又冷漠而又令人嫌恶的鬼魂。我们的眼睛和耳朵会由于任何对于生理事实、对于人的局限的忽视而引起反感。但一个看清自然之真正秩序,并看到从无形中显现的有形之物的人,却无法在下列情况下表达他的思想:即表面上看来,这对那些研究物理定律的人不公平。在这种人的器官里,有一个内在的缺陷。语言总是过分的夸张。无限的表述在有限的人类看来总是不公平的,而且是亵渎神灵的。恩贝多克利斯无疑说出了一个思想的真理,他说“我是上帝。”但在他说出口的那一刹那,它听上去是谎言。这世界以那个关于他的皮鞋的精彩故事,向他表面的傲慢进行报复。在试图表明精神事实的努力中,我们又怎能期待比这更好的运气呢?可是,让我们希望,只要我们接受真理,我们就会让每一个真正的人感到是说出了公平正义。

自然之规则,谁能分析它?那奔流的溪水不会停下来让人观察,我们永远不能突袭自然,使其窘迫,永远找不到那条线的尾端,永远不知道在什么地方筑第一块石头。鸟儿急匆匆地下蛋,蛋很快又变成鸟。我们羡慕的世界秩序之完整无缺是无限分类的结果。它的平滑是瀑布倾泻的平滑。它的永恒是一种永久的开始。每一自然事实都是一种派生,而从每一个派生里都会产生一种新的派生体。假如任何东西停滞不前,它将被它抵御的洪流所摧毁、消灭。若是心灵停滞,它将疯狂。因为失去理智的人是那些紧抓住一种思想不放,而不跟随自然步伐的人。不是原因,而是一种永远新奇的效果,自然永远自天而降。它是完全的服从。这些可爱事物的美是从一个抽象而永恒的源泉中得到的。在一切动物和植物的形式中,生理学家承认化学和力学都不能解释这些事实。但必须假设一种神秘的生命原则,它不仅寓于这个器官,而且创造这个器官。空间是多么宁静,多么宽敞,然而却没有地方可以塞进一个分子,——以优美的顺序,以同样的完满,以平衡的美,时间的舞蹈依然向前行进。像一缕香味,像一串音符,像一次睡眠,它不准确又无边无垠。它不会被割裂,不会被阐明,不会被展示。让凡俗的哲学家走开去吧!你去自然中寻找原因?这个原因指向那一个,那个原因指向下一个,下一个指的是第三个,每一样都有所指。你必须以另一种姿态去询问,你必须感觉它,爱它,你必须以它赖以生存的伟大精神来观察它,而后,你才能知道那法规。被人了解,这在它是不可能的,但是它会被人愉快地加以热爱和享用。

这种普遍而共有的生活,它平等地对待无数目标而不强调或偏爱任何一个,为了全体的成功而有规律地贬降每一个体,这一切都使我们的理解力毫无用武之地。自然只能被看作是为了共同的、而不是个别的目的而存在,为目标的整体,而不是为其中某一个——一件令人入迷的作品,将由一个环形运动来代表,正如目的会由一条长度已定的直线来表示一样。每一效果都加强另一个效果。在重视公共福祉的共和国里没有反叛,没有个人的脱离。这样就产生了天主教的品性,它使每片树叶都成为这个世界的代表。当我们以诗的情怀欣赏这片景色时,我们并不考虑个别之物。自然不知有棕榈树,也不知有橡树,它只知道有植物生命,它生长成为森林,以百草千藤组成的花环装扮地球。没有单一的目的可挑选。自然的这一状况似乎可以从下面这个事实看出:假如人本身被看作是目的,并假设世界的最终事业是创造虔诚、明智而美好的人;可据我们所见,它至今尚未成功。你可以轮番阅读自然史和文明史,比如说,把一篇天文学论文同一卷法文的《宴会菜单回忆录》交替阅读。当我们为计算这种奢侈款待而惊诧不已时,那仁慈的大自然却从无边的新苍穹转向了它宽广的公地,如同珊瑚虫变成礁岩那样迅速——太阳和行星对人类是宽宏而殷勤的——然后让我们把视线收回,来观察这个路易十四的宫廷,并且看看那里的游戏——公爵和元帅,神父与淑女——都聚在同一张赌台上,每人都在为别人设置陷阱,结果是让这个佩戴假发和勋章的正人君子,即国王本人用谎言或诡计来战胜你的对手,并且毁了他。

此时人们禁不住要问,这个星球是不是内容非常丰富的天文学的一个美好的标本。如果是的话,实验是否没有失败,是否值得再去进行更多的实验,并在这清白的空间塞入一件如此污浊不堪的东西。我们不太会有别的感受,假如我们不只盯住愚蠢的民族,而是去寻觅那些伟大而英明的人,那些杰出的人,去仔细审视他们的生平。他们中间没有人曾经看见过自己——如果把他的行为与他的允诺或思想相比较,便能证明人们耗费精力去获得那个巨大的装置是值得的,而有污点缺陷的人正是靠了这个巨型装置才被说服的。对于这类问题,大自然回答:“我会成长。”一切都是新生的,婴儿期的,当我们被博学者苦苦计算大自然的直线和长度、弧线的回归度之类数学问题搞得头晕眼花时,让我们感到安慰的是大量的事件正在进行着。一切都似刚刚开始。遥远的目的正在积极的实现中。我们道不出任何地方有任何完成了的东西。但这种趋势到处可见:星球,星系,星座,整个大自然都像七月的一块玉米地在迅速成长,在长成什么别的东西,在急剧的嬗变之中。胚胎并不急于变成人,正像那个我们称之为星云的光团不急于变成光环,变成彗星,变成星球,变成新星的母星一样。既然如此,为什么这些凡尔塞宫的先生们不能够昂首阔步,继续为种种宫廷琐事而尽心策划,无事生非,同时又不影响他们以后从事更好差事的能力呢?

然而大自然好像进一步回答说,“我尚未在任何单独的生物身上冒过那么大的险,去一赌我成功的运气。我还没有实现任何一项目标。园丁的目的是生产一种好的桃子或梨,而我的目的则是保持整棵树的健康,包括它的根、茎、叶、花和种子——我绝不会因为偏爱超厚的果皮而忽视了其它的功能。”

总而言之,大自然给我们留下深刻印象的精神和特别之处是它不为任何一个或任何数目的具体目的而存在,而是为无数和永恒的利益而存在;那里没有私人的意志,没有谋反的传单或活跃分子,然而那整体却被一种涵盖一切的趋势所压倒。它依从那种生活中的累赘或多余之物。而在有意识的生物身上出现的这种多余之物,我们把它称之为狂喜。带着这种有关天才或自然法则的观念,让我们回头看看人的情况。确实,他假装着对自己描述他自己。可是最终,除去他那条既不能说明、又无法理解的现存生命之外,他还有什么事实可以述说呢?关于他的本质,他在“原本如此”之后又有什么可以奉告呢?造化,或神的恩惠,看来是对我们芸芸众生万变不离其宗的唯一解释。世上要么有美德、天才与成功,要么没有。上帝要么向我们俯身示爱,要么黯然离去——对此我们都能加以肯定,可我们既说不出这变化过程,也说不清为什么。于是,在行为层次上,我们受教规约束看到的只是自我责备、悔恨交加、有关自我否定的道德说教、以及教徒与原罪的斗争。而在智识的水准上,除了赞美与惊奇之外,什么都没有。

■面具下的男人

□男人运气善变

有多少人与自己的本质紧密联系,连死亡都无法使他们分心?切莫等到死才弄清楚;当下就要培养,就要为死亡作准备。有个朋友学禅已有一段时日,他向一位抵美不久的禅师求教,询问能否追随大师学禅。大师回答:“你有没有为死作好准备?”朋友困惑地摇头,说:“我不是来求死的,我是来学禅的。”大师说:“如果你不愿死,就没有坦然走入生命准备。等你不抵抗任何事物,准备坦然进入生命之后,再来找我。”如果我们不肯坦然接受可能发生的事、拒绝接触任何可能的事件,悟力会缩小如管窥,以及排斥一切不讨喜欢、无法接受的事。我们无法接受那些不能强化自我形象的事物;我们幻想自我是某种永恒不变的东西。因此,我们排斥许多事物,昏沉地面对大多数事件。

美国印弟安人发展出一套为死亡预作准备的了不起的方法,他们运用死亡之歌来培养对死亡的坦然接纳。步入青春期的印第安人要通过成年体,只身进入荒野,行数日斋戒及祈祷,以接纳未知并且接受对来生的指引。他们往往经历完满的观想,这个观想自然而然引生疗效或死亡之歌,受到威胁或压力之际,这首诗歌是维持与圣灵接触的媒介。还有些人从祖父是中习得死亡之歌,或得自与他们刚杀死的动物的融合。这是一种立即专注之法,即使面临大悲大难,它也能维持心灵开敞,心念澄明。当你摔下马背,或面对危险的动物,或吃了有毒的食物,或发高烧卧病之际,死亡之歌会立刻进入心念中。这首诗歌已成为印弟安人的一部分需要时可信手拈来,它会产生对陌生事物和死亡的熟悉感。

试想,经历了各式各样的千钧一发的阴影,唱过上百次死亡之歌后,有一天,你发现自己躺在一块巨石的阴影下无法动弹,被蛇咬过的身体发烫,毒素使你渐渐四肢瘫痪。但是你并非无助,你有一条强固的通道,顺着它一步步走向死亡。由于这个方法已成为生命的一部分,许多美国原住居民死时是澄明的。因为他们采行了这个方法,使生死合而为一,他们可以专心观想未来,从容越过已知。哈塞德教派——正统犹太教中略带神秘色彩的一支教派——有一条教义,谈的是对当下可能发生的任何事预作准备。该教义主张,人是为了生命中某一时刻发生的某种特殊事件而生。可是你并不知道几时会发生,必须时时刻刻悬着心,这样,考验来临时才有准备。这个教派教人开明接人不知,以及接受单纯的存在。人无法规避任何一刹那,只能培养对未知的坦然开放接纳。如此一来,无论发生什么事,都会全神凝注。

在这种不知的状况中,我们时时刻刻提神注意。只要承认自己不知道,就会非常警醒,就像不知道下一刻会发生什么的猎物皆可在其中移动的开阔空间。他不再是个名词,他变成了动词。他是“站”这个动作。

这样提神注意生命,是对死亡的最佳准备。这表示开门迎纳任何事件,不排斥任何可能,假如除了死亡之外,其他都可以接受,到头来会发觉,除了死亡和损失之外什么都可以:接着是除了死亡、人和馊了的牛肉三明汉;再来是除了死亡、失去、馊掉的牛肉三明治和水管不通。可以接受的事愈来愈少,大半生囿居的自卫牢笼愈来愈狭窄,直到最后没有人能进入牢笼才算“安全”。我们孤立了,与世界隔绝了,没有人再来摇撼我们的笼栅。

印度教的传统中也有这种全神注意生死的例子。依照这条教义,临终口念神的名字,可以意识清醒地归真。那一瞬间,你可以抛开心理投射,与人世的实相共存。圣雄甘地在傍晚时遇刺,他走到花园中,一名男子上前开枪射穿他的心脏。他倒下,口念:“拉摩。”拉摩是印度教神祗的诸名之一,千千万万的印度教徒毕生专注奉神,期望死时心中充满它的名字。就像临死时念“慈悲圣母”的人,他们的死亡是进入明光的通道。有多少人与自己的本质紧蜜联系,连死亡都无法使他们分心?切莫等到死才弄清楚。当下就要培养,就要为死亡作准备。附带提醒,“神”这个字眼并非对所有人都用得上。“神”是出于找不到适当方式表示潜藏的真实。自然、道、达摩、真,这些字眼都可以用,也同样不足以表达言语无法描述的力量对许多人而言,“耶稣”不只是历史人物,更是描述无瑕心的语词;“佛祖”不是古印度的王子,而是清净本心。

偶尔,我听人说:“别担心,时辰到了,我会打禅的。”愿老天保佑了!等到时辰到了,现有的精力极可能不在了。心念难以专注,恐惧封闭了心灵,想想看,两边各有一支高传真喇叭放出剌耳音乐,这种状况下试着打禅是什么滋味。这个比喻尽管有简化之嫌,多少可以表达出死亡的恐惧和痛苦在那一刻多么让人心乱。

万一在极度痛苦中死亡,有什么样的准备来保持心念柔软、开坦?接受那一刻给予的一切?你做了什么来保持心念开明、注意,不致因某个观念或想法而阻碍了宝贵的机会?坦然体验下一个未知片刻的实相。名利并不比华服或聪明更有助于准备死亡。活着的时候你做了什么死亡准备。不管做了什么准备,都有助于生命。甘地的样近神祗、死亡之歌、哈塞德教派的迎纳未知,皆使生命成为更丰富、更欢喜的经验。

穆林斯行文述及一名藏僧,觉察死之将至,求达赖喇嘛开示。达赖喇嘛写道:“人背负生命之提穿过死亡之门时,既不能带着亲友仆人,也不能带着财产同行。动物才心有系念,人应舍却系念。”“无论人在妄想之颠获得多大的快感,终必重坠苦难,在无明的轮回上旋转,无所庇护,人应舍却贪念。”“我们周遭无限的生命,还有慈心养育我们的父母,都是惟求喜乐的生物。人应舍却恶念。”知性能觉知的事物,根本皆是空,我们却不断在幻境中奢求真,请舍却自我禁闭。待死期降临,心要舍却曲解、恐惧和迷信。避开虚妄的希望和恐惧。待肉身隐微的精力渐渐消失,细微的死亡之念升起。然后将之转入根本明光,安住不移。想理解“安住不移”有多么困难,不妨留意一下,就算心念和精力都健康的,要保持凝注于当下有多困难,潜在的批判或恐惧的习性多么容易使心念陷入焦躁与试图控制命运的狂涛。假如胰脏在抽痛,或骨癌使得你找不到舒服的姿势,是不是更容易分心?寻自身极度不适,而周遭心爱之人皆不知所措的情况下,要唱着死亡之歌,保持爱和接纳之心,会有多么困难?

佛陀说,运气就像马尾的咻咻声一般善变。明天可能是你罹患四肢麻痹长达30年的头一天,你作了些什么准备,可以让自己开放接纳这样一个内在生活,并且无论再遭遇什么事情,都可以运用这遭遇来丰富生活的重心?这是一个不断开放接纳生命的过程。愈是开放迎接生命死亡愈不是敌人。而当运用死亡调整生命的焦距时,一切均回归原貌、成为实相,只见当下这一刹那是一个真正活着的大好机会。

这时,观省的题目成为“是谁要死?”你回答的第一句话是:“我要死了。”接着:“唔,假如是‘我’要死了,‘我’又是什么?”你纳闷这个“我”似乎不完全指任何一种心念的想像,任何五管感觉到的声、色、味。于是你问:“我难道只是这一连串一闪即逝的念头?可是我有名有姓、有脸孔、有名声啊。”然后你觉察到“我有名有姓”只是另一个念头,是掠过广阔心念的一个泡沫,过一会儿心念又在想别的事了,“我”只是一个念头,没想到它的时候,这个“我”又在哪儿?

一旦观省意念,就会发觉所有意念都是旧的、事后的,这实在很有趣。理解是基于记忆,拿走记忆,也就是拿开你所收集信以为真的观念和符号,然后,你走在路上,就只是在走路。你体验任何事物都不是二手的,你体验的是事物本身,没有什么后见之明来告诉你“某人”在走、在看、在体验。

假如你走进一个房间,突然记忆消失,你会在每一件曾熟悉的客体上体会到一种“新的美好”。你会以新的眼光看见明亮的真实,熟悉感消失了,你什么也不知道,你和周遭一切都有了新的生命。每一刻你都会看见奇迹。

□第一印象并不能判断人的真貌

所谓第一印象效应,也就是日常生活中所说的“先入为主”,它是指人们初次交往接触时各自对交往对象的直觉观察和归因判断。在现实生活中,首因效应所形成的第一印象常常影响着人们对他人以后的认知。对某人第一印象好,就乐意接近,并能较快地取得和相互沟通,甚至“一见钟情”。反之,第一印象差,便会产生反感,即使以后由于各种原因难以避免与之接触,但也会很冷淡,甚至“告吹”。第一印象一旦形成,对后来观察和感知到的内容往往不大注意或被忽视,即使后来的印象与最初的印象有差距,也会服从最初印象。毫无疑问,良好的第一印象会为以后的人际交往和工作条件带来诸多便利。所以,与人接触时,一定要策划好第一印象。

但是,就是这偏执的第一印象,若真的在头脑中被“定格”,也往往把人际交往关系引入误区,陷入“表层”的认识之中,而忽略其交往对象的真正的本质内涵,甚至被人故意伪装的假象所迷惑而上当受骗,从而影响到人际关系的正常发展。

子羽曾是孔子的学生,第一次拜见孔子时,孔子对他其貌不扬,印象不好,觉得长相这么丑的人怎么会有才气呢?所以对子羽态度很冷淡,不愿尽心教他。子羽感到没趣,只好退而学。以后他刻苦励,终有成。孔子知道后深为后悔地发出了“以貌取人,失之子羽”的感叹应该说,作为卓越的教育家,孔子对于怎样知人是有一套较为深刻的见解的,可遇具体问题,有时也会忘了知人应取的客观标准。这说明,知人、识人应当力戒“以貌取人”。

我国有个成语叫“纸上谈生命”,讲的是赵国名将赵奢之子赵括的故事,赵括其人,夸夸其谈本是缺乏实际作战经验之辈。听了秦国反间计的赵成孝王,不听赵奢对赵括评价,向一个只会饶舌的假将委以重任。结果,40万大军全部覆灭,赵括也中箭身亡。这个典故说明知人、识人应当力戒“以言取人”。《涅磐经》中有一则“群盲摸象”的故事,说的是几个瞎子以各自摸到的象牙、耳朵、腿和尾巴为依据,说大象的形状象萝卜,簸箕,柱子和绳子等,他们各自以为是,争个不休它使人们在忍俊不禁之时,得到启示:识物、知人,应当力戒“以偏概全”。

以上三则小故事是知人、识人的三戒,它同时告诉人们知人不是一件容易的事,苏东坡就曾感慨地叹异道:“人之难知也,江海不足以喻其深,山谷不足以配其险,浮云不足以比其变!”但是,人们不可如此悲观,人的内习虽然看不到,却并非不可捉摸。白居惚在《放宫》中诗云:“赠群一法决狐疑,不用钏龟与祝蓍;试玉要烧三日满,材须告诫一年期。”还有“知人知面要知心”。“路遥知马力,日久见人心”。“听其言,观其行”等许多前人总结的识人经验值得借鉴。

一般来说,知人应当全面感知,深入了解他人的人品和学识,既要了解其气质、性格、能力,还要了解其兴趣、信念、理想及世界观,着重解性格特征和品行修养。褒人的正确途径是经过较长时间的观察。客观观察,不能大而化之,要细心关于察微从细小的外在表现发现内心度其之腹,要实事求是,贵准、贵实,不道听途说,不被假象所迷惑。知人,选择朋友,只有在其工作和学习的过程中,在他不是刻意表现自己的时候去观察他,有仅要听其音,更要观其行;不仅要看他对自己是否体贴入微,还要看他对其他人和事态度如何;不仅进行观察他本人,还可以观察所接触交往的其他人。这样,就能较深入地了解一个人。看到人的本来面目,只有这样,才能走出第一印象所造成的误区。

■逆境中的男人

□出身低微是长处

拿破仑是一个现实主义者,所有的空谈家和不明真相的糊涂虫都感到可怕。他看见事情的关键之所在,便全力以赴,直捣反抗的据点,就不大考虑别的一切了。他方式对头,也就是富有洞见,所以非常强大。他从来没有冒碰上胜利,他先在头脑里打胜仗,然后才在战场上打胜仗。他的主要手段都在他自己心里。他不向别人讨教。

1796年,他写信给督政府:“我没有征求任何人的意见就打了这一仗,如果我被迫听取别人的意见,我就不会有所作为。我已经战胜了优势兵力,而且是在装备奇缺的时候,因为相信你们信赖我,我的行动就像我的思想一样敏捷。”

从古到今的历史,满篇都是国王和统治者的愚蠢言行。他们是一个很值得可怜的阶层,因为他们不知道他们应当做什么。纺织工人为面包而罢工;国王和大臣们不知道该怎么办,于是就用刺刀对付他们。然而拿破仑懂得他的职责。这是一个每时每刻、每一紧要关头都知道下一步该怎么办的人。这不仅对国王的精神,就是平民的精神,也是一种极大的欣慰。很少有人有下一步;他们过着勉强糊口的日子,毫无计划,总是处在山穷水尽的境地,每一行动之后,就等待着一种从外部来的冲动。如果拿破仑的目标完全是为人民大众的,那他就是每一个阅世老手。因为他就是这样的人,他以自己行动的高度统一激起了信心与活力。他坚定、可靠、克己、先人后己,为了目标,肯牺牲一切——金钱、军队、将领、甚至自己的安全;而不像一般的冒险家那样,被他自己宏伟的手段引入歧途。“事件不应当控制决策,”他说,“而政策应当控制事件。”“被每一件事弄得忙忙乱乱,就等于没有一点政治制度。”他的胜利只不过是很多很多的门,在眼花缭乱、沸沸扬扬的当前事务中他一刻也没有忽略他前进的路线。他知道该怎么办;就向目标飞奔。为了达到目标,他往往把一条直线缩短。

毫无疑问,可以从他的历史中搜集到为了成功不惜一切代价的可怕的轶事;然而,切不可把他看成残酷;只可以看成一个不知道自己的意志有什么障碍的人;不是嗜血,不是残酷——而是什么人、什么事挡他的道就要倒霉!不嗜血,但也不惜血——没有怜悯心。他看到的只是目标,障碍必须让路。“陛下,克拉克将军无法与朱诺将军联合,因为奥地利的炮火太猛。”——“让他把炮火拿下来。”——“陛下,接近重炮队的每个团都牺牲了,陛下,有什么命令?”——前进,前进!“炮兵上校塞律里埃在他的《军事回忆录》中描述了奥斯特里兹战役中的一幕。——”那时候俄国军队正在结冰的湖上撤退,困苦不堪,但秩序井然。拿破仑皇帝策马全速向炮兵赶来,“你们在浪费时间,”他喊道;‘向那些人群开炮;一定要把他们吞没,向冰上开炮!’有十分钟光景,命令仍未执行。我和几个军官被派到一个小山坡上去落实命令,仍然无济于事,我们大家的炮弹在冰上轰鸣,还是把冰炸不开。

看到这种情况,我想出一种简单的办法,把轻榴弹炮升高。重型炮弹几乎垂直落下,这样便达到了预期的效果。我的办法立即被相邻的炮群采用,一眨眼功夫我们使成千上万的俄国兵和奥地利兵葬身水底。“由于他足智多谋,因此每一个障碍就好像烟消云散了。不会有阿尔卑斯山,”他说,于是他修起了他的康庄大道,用阶梯式的地道爬上了最陡的山崖,最后从巴黎到意大利就像到法国的任何一个城市一样畅通无阻。他用他的筋骨制造了他的皇冠。一旦决定要干什么,他就全力以赴地干,他就不遗余力。他冒一切危险,不惜一切代价,无论是弹药、金钱、军队、将领、甚至他自己。

我们喜欢看到物尽其能,不管它是一头乳牛还是一条响尾蛇;如果战争是调解国内矛盾的最佳方式,(绝大多数人似乎都这样认为,)当然波拿巴付诸实行就完全正确了。他说,战争的大原则就是一支军队要日日夜夜、时时刻刻准备进行它能进行的一切抵抗。他从来不节约他的弹药,而是在敌方阵地上倾泄钢铁的洪流——炮弹、葡萄弹——消灭所有的防御。凡是进行抵抗的地方,他集中优势兵力,直到把抵抗彻底消除为止。

在耶拿战役前两天,他在洛本施泰因对一团狙击骑兵说:“我的小伙子们,你们千万不要怕死;一旦士兵们拼死决斗,他们就把死亡赶进了敌人的队伍。”在短兵相接的激战中,他把生死置之度外。他总是极大地发挥了自己的可能性。显而易见,在意大利,他做了力所能及的一切。有好几次他陷入千钧一发的险境,他自己险些儿效命沙场。在阿尔科拉,他身陷沼泽。在混战中奥地利军队把他和他的部队冲散,有人奋不顾身把他营救出来。在罗纳托和别的地方,他差点儿被俘。他打过六十次仗,从来都没有打够。每一次胜利都是一种新武器。“我的权力就会垮台,如果我不用新的成就支持它的话。征服造就了我这样一个人,所以征服必须供养我。”他像每个聪明人一样,感到生命需要创造,也同样需要保护。我们总是处在危险的境地,总是处在恶劣的境地,刚好就在毁灭的边缘,只有靠创造和勇气来拯救。

这种活力是由最冷静的谨慎和准时来卫护、锻炼出来的。进攻时他猛如雷电,防守时他固若金汤。他的进攻决不是勇气的灵感,而是计算的结果。他认为最好的防守就在进攻的一方。他说,“我的野心是大的,但又是冷静的。”他在和拉斯卡斯的一次谈话中说,“至于道德勇气,我很难遇上凌晨两点的那一种,我的意思是未经准备的勇气,那是在意想不到的场合必不可少的;尽管有最预料不到的事件,它却允许有判断和决定的自由。”他毫不犹豫地宣布他自己突出地具有这种“凌晨两点钟的勇气,而且他发现在这一方面很少有人能跟他抗衡。”一切都取决于他的巧妙结合,星星也不比他的计算更准时。他甚至不厌其烦地去过问最琐碎的事情。“在芒泰贝洛,我命令克勒曼用八百骑兵进攻,奥地利的骑兵眼睁睁地看着这八百骑兵冲散了匈牙利的六千掷弹兵。这支奥地利骑兵就在半里格之外,需要一刻钟才能进入阵地;我已经说过,经常就是这一刻钟在决定一场战役的命运。”“在开战之前,波拿巴很少想假如成功,他应当做些什么,而是多想如果失败,他应当做些什么。”同样的谨慎和良知就是他的一切行为的特点。他在杜伊勒里宫给他的秘书做的指示是值得记取的,“夜里,尽可能少到我的寝室里来,你若有什好消息要报告,不要叫醒我,那样的事不用着急。可是如果你带来了坏消息,立即把我唤醒,因为这样的事一刻也不可耽搁。”在意大利担任将军时,处理多如牛毛的信件,他采取的是同样怪诞经济的措施。他指示布尔里埃纳一连三个星期不要拆任何信件,然后他十分得意地说,大部分信件已经自行处理,再不需要回信了。他办事成功率极高,因此扩大了人类的已知能力。历史上有过许多能干的国王,从尤利西斯到奥兰治的威廉,可是谁也没有达到此人成就的十分之一。

除了这些天赋,拿破仑还有出身低微这一长处。到了晚年,他有了想给他的皇冠和徽章加上贵族标识的弱点。然而,他知道他受于严厉的教育,毫不掩饰他对世袭国王的轻蔑,他毫不气地把波旁王朝的国王们叫“世袭的蠢驴。”他说,“在他们的流放中,他们什么也没有学到,什么也没有忘记。”波拿巴服役期间,所有的军阶都干过,在他当皇之前也不过是个平民,因此对平民的权利和义务谙熟在胸。他的评论和估计暴露了中产阶级衡量的资料和合理。那些跟他打过交道的人发现他不是能把意见强加上去的那种人,而是能够像别人一样准确计算的那种人。这一点表现在他在圣赫勒拿口述的《回忆录》的各个部分里。当皇后的花销、他的家室的花销、他的宫殿的花销累积起来,债台高筑时,拿破仑亲自审查债权人的帐单,发现了多开的帐款和差错,减少了一笔数目可观的开支。

他把他那宏伟的武器,即他所指挥的百万大军全归于他所具有的代表性性格。他之所以使我们感兴趣,是因为他代表法国,代表欧洲;只要革命或勤劳的群众的利益发现他是一个喉舌和领袖,他就作为名将和国王而岿然独存。在社会利益方面,他知道劳动的意义和价值,便自然而然地依赖那个方面。我喜欢他的一个传记作家所提到的发生在圣赫勒拿的一件小事。“他正陪着巴尔科姆夫人散步,几个仆人扛着沉重的箱子从路上走过去,巴尔科姆夫人怒气冲冲地要他们退到后面去,这时,拿破仑便加以干预,说道,‘考虑一下他们扛的重物吧,夫人。’”

在帝国时期,他很重视改善、装饰首都市场。他说,市场就是老百姓的卢浮宫。“他留给后世的主要工程就是他那些宏伟的大道。他用自己的”精神武装了部队,他和军队之间建立走了一种自由和友谊,他的宫廷礼仪是决不允许在他和军官们之间建立这种关系的。部队在他的眼皮底下干了别人干不了的事。关于他跟部队的关系的最好的文件就是奥斯特里兹战役那个早晨的军事公告。在这一公告里,拿破仑答应部队他要避开炮火的射程,这一宣告,跟将领、君王们在大战前夜通常做的事完全相反,这就足以说明军队对他们领袖的忠诚了。

虽然在具体事情上拿破仑和人民大众是这样的步调一致,但是他的真正力量却寓于他们的这样一种信念中:由于他的天才和目标,他成为他们的代表,不仅在他讨好他们的时候,而且在他控制他们、甚至通过征兵使他们大批大批充当炮灰的时候。他像法国的任何雅各宾党人一样清楚地知道怎样对自由和平等进行哲学探讨;有人暗示由于杀害了当甘公爵抛洒了数百年的宝贵鲜血时,他表示,“我的血也不是沟里的死水。”人民感到一小撮正统的王位继承者,由于同农民完全隔绝,脑子里装着早就被人们遗忘了的社会形态的观念和迷信,因此他们不再占据王位,再也不能从土地中吸收它的养分。他不是那种吸血鬼,而是人民中间的一员。入主杜伊勒里宫时,持有的知识和观念像人民自己的一样,当然对他们和他们的孩子们敞开了一切权力和信赖的所在。昏昏欲睡的、自私自利的政策在不断缩小年轻人的收入和机会,这样的时代结束了,一个扩张和需求的时代已经到来。一个提供人的一切能力和成果的市场开放了;灿烂的目标在年轻多才的眼睛里闪光。古老、顽固、封建的法兰西变成了一个年轻的俄亥俄或纽约;那些对这位新君主的直接的严厉感到痛心的人,原谅了那些严厉措施,把它们视为驱逐压迫者的军事制度的必不可少的严厉。甚至大多人开始问:在新主人把人力财力征集殆尽时,他们是否真有所得,这时举国上下的所有英才,不分亲疏,不论高低,统统支持,把他作为他们的天然保护神来保卫。

1814年,有人进谏依赖上流阶层,拿破仑对左右说,“先生们,在我现在所处的这种境地下,我的唯一的贵族就是巴黎市郊的群氓。”拿破仑满足了这种自然的期望。他的地位的必然性需要招贤纳才,而担当此任则需要赢得广泛的信任;他的感情跟这一方针并行不悖。像每一个高级人士一样,毫无疑问,他向往人才和同道,希望以其他大师来衡量他的能力,对傻瓜和下手则难以忍耐。在意大利,他寻访人才,但一无所获。“天啊!”他说,“人才多么难得啊!意大利有八百万人,我好不容易才找到了两个——丹多洛和梅尔齐。”到了晚年,尽管经历更加丰富,他对人类的尊重并未增加。

痛苦之余,他对一位老朋友说,“人们应该得到他们在我心中激起的那种轻蔑,只要我在善良的共和主义者的衣服上加上一道金边,他们就立即就成我所希求的东西了。”然而,这种对轻率的不能容忍,却是对博得他的敬重的能人们所表示的婉转的敬意,不仅是在他发现他们是朋友和助手的时候,而且是在他们违抗他的意志的时候,他不会把福克斯、皮特、卡尔诺、拉斐德、贝尔纳多特和他的宫廷中的追随者混为一谈,尽管有他那深入骨髓的唯我独尊对于跟他一起征服和替他征服的伟大将领们有所贬损,但是他仍然对拉纳、迪罗克、克莱贝尔、德塞、马塞纳、缪拉、内伊和奥热罗深表感谢。如果他感到他就是他们的恩主,是他们命运的缔造者,因为他说,“我用泥捏出了我的将领,”但他在接受他们对他的丰功伟业相称的一种支持时的满足之情却溢于言表。在俄国战役中,他对内伊元帅的大智大勇印象极深,所以他说,“如果我的金库里有两亿之巨,我要把它们全给内伊。”他所描绘的几位元帅的性格不是没有差别的,虽然他并不满意法国军官的永不知足的虚荣,这些性格毫无疑问基本上是正当的。

事实上,在他的统治之下每一种优点都被发现并被发扬光大。他说,“我知道我的每一位将军的水的深浅。天赋能力肯定受到重用。17个人从普通一兵擢升为国王、元帅、公爵或将军;荣誉军团的十字勋章是奖励个人勇敢,而不是家族关系。当士兵受到战火洗礼时,他们在我的心目中都是一个级别。”

□时势造英雄

在19世纪的杰出人物中,波拿巴的名气和权力都远远超过他人,他之所以出类拔萃,是因为他能准确无误地表现了思想和信仰的基调,即广大活跃而又有教养的人们的目标。斯维登堡的理论是;每一种器官都是由同类的粒子构成的;或者像有时候所说的那样,每一个整体都是由相似的部分构成的,也就是说,肺是由无限的小肺构成的;肝是由无限的小肝构成的;肾是由无限的肾构成的,等等。依此类推,如果发现什么人具有广大群众的力量和感情,如果拿破仑就是法国,如果拿破仑就是欧洲,那是因为他所摆布的人们都是一个个小拿破仑。

在我们的社会里,保守阶层和民主阶层之间,已经发财致富的人和一定要发财致富的青年和穷人之间,死劳动(即很早以前就进入坟墓的人的劳动,这种劳动现在已经被埋葬在游手好闲的资本家所拥有的股票、土地、和房屋里)的利益和活劳动(它设法自己拥有地产、房产和股票)的利益之间存在着一种永久的对抗。第一个阶层胆怯、自私、气量狭小、憎恨革新,死亡在不断减少它的人数。第二个阶层也自私自利,但咄咄逼人、但大妄为、自力更生,它总是人多势众,胜过对方,出生在每时每刻增加它的人数。它想敞开一切竞争的渠道,并且想增加渠道——美国、英国、法国和全欧洲的商人阶层和工业技术阶层就是这一类人。拿破仑就是它的代表。每个地方的积极、勇敢、能干的人们和整个中产阶级的本能已经把拿破仑指定为民主人士的化身。他有他们的善,也有他们的恶;至为重要的是,他具有他们的精神或目标。那种倾向是物质性的,旨在取得声色口腹方面的成功,而且利用最丰富多样的手段去达到那一目的;精通机械能,智力高超,学识渊博,技艺精湛,然而把一切智力和精神力量看作手段,服从一种物质上的成功。当有钱人就是目的。《古兰经》说,“真主给每一个民族一个用本民族语讲话的先知。”巴黎、伦敦、纽约,商业精神、金钱精神、物质力量,也要有他们的先知;而波拿巴有资格,就被派来了。千千万万阅读拿破仑的轶事、回忆录和传记的读者都喜欢这些文字,因为他们在其中研究自己的历史。拿破仑是个地地道道的现代人,在他大运亨通的时候,他正具有报纸的精神。他决不是圣徒——用他的话来说,“决不是卡普奏修士”,他也不是高尚意义上的英雄。普通人在他身上找到了别的普通人的品质和力量。普通人发现拿破仑像他一样,出身就是一个平民,但借助一些非常明白的优点,所以达到了那种统治地位,这样,他就可以放纵普通人所具有的一切情趣,但又不得不掩饰和否认。

上流社会、优秀书籍、快速旅行、礼服、盛宴、无数的仆人、个人的权力、自己观念的实施,以一个恩主的态度对待周围的人,情趣高雅,能欣赏绘画、雕像、音乐、宫殿、传统荣誉——凡此种种,正投19世纪每个人之所好——这一切这个强有力的人物都具备了。

的确,拿破仑真的适应他周围的群众的心态,这样的一个人不仅仅成了一个代表,而且实际上成了其他心灵的垄断者和篡夺者。米拉波就这样剽窃了在法国说出来的每一种好思想,每一句好话,迪蒙说他坐在国民议会的楼座上听米拉波演说。迪蒙突然觉得他可以加上一段结束语,他就立即用铅笔写下来,并且让坐在他身旁的埃尔勋爵看。埃尔金勋爵表示同意,晚上迪蒙又把它让米拉波看。米拉波读了以后,拍案叫绝。宣称他要把它并入他明天在国民议会做的长篇演说。“那不行,”迪蒙说,“因为十分不幸,我已经让埃尔金勋爵看过了。”“如果你已经埃尔金勋爵看了,让旁边的50个人看了,明天我还是要讲,”他真的在第二天的会议上讲了,并且效果很好。因为米拉波个性极强,他觉得他的到场所激发起的这些东西就跟他自己的一样,就像他自己说的,他采用了,反而增加了它们的分量。

在法国,米拉波声望的那个继承者,比他突出得多的那个人就更加专制、更加集中了。的确,像拿破仑这样的一个人几乎就不再有一种个人的言论和见解了。他是那样广采博收,又处于那样一种地位,因此他就成了贮存那个时代、那个国家所有的智慧和力量的橱柜。他打胜仗;他制定法典;他制定度量衡制度;他削平阿尔卑斯山;他修筑公路。所有杰出的工程师、学者、统计学家都向他报告,同样,各种各样的有识之士都要向他汇报;他采取了最好的步骤,一一盖上他的印记。不仅在这些方面,而且在每一个巧妙难忘的语句上都打上了他的印记。拿破仑说的每一句话,拿破仑写的每一行字都值得一读,因为它是法国的意识。

波拿巴是普通人的偶像,因为他具有普通人的品质和能力,其程度是不可企及的。深入政治的底层还是令人满意的,因为我们摒除了弄虚作假。波拿巴跟他所代表的那个庞大的阶层一样致力于权力和财富——不过波拿巴尤其不择手段。困扰人们追求这些目标的种种感情,他一概置之不顾。那都是妇孺之情。1804年丰塔内代表参议院向拿破仑致词时表达了拿破仑自己的感受:“陛下,渴望完善是折磨人的心灵的灵的最坏的疾病。自由、进步的倡导者是思想家”,——这是一个他老挂在口头的贬义词——“内克是一个思想家。”

拉斐德是一个思想家。有一句家喻户晓的意大利谚语:“要成功就不可太善良。”在某种范围内,抛弃虔诚、感激、慨慷这样一些感情的支配倒是一种好处;因为对我们来说是一个不可逾越的障碍、对别人更加如此的东西却变成了达到我们目的的有利武器;恰如本来是一种可怕的障碍的河流,冬天把它变成了最平滑的大道一样。拿破仑坚决反对感情用事,宁愿依赖双手和大脑。对他来说,没有奇迹,没有魔法。他是个工人,跟铜、铁、木、土、道路、建筑、金钱和军队打效道,而且是一个锲而不舍的、聪明的老师傅。他决不软弱,没有一点文人习气,而是脚踏实地、象自然力那样一丝不苟地行动。他没有丧失他土生土长的意识和对事物的同情。人们在那样的一个人面前让步,就像在自然事件面前让步一样。

当然,埋头于事物的人有的是,如农民、铁匠、水手和机械工人一般都是这样;我们知道,那样一些人在学者和语法学家面前是多么实在、可靠,然而一般来说,这些人缺乏安排能力,就像没有头脑的双手一样。可是波拿巴这种矿物和动物力量上增加了洞察和概括,所以,人们在他身上看到了自然力和智力的结合,仿佛海洋和陆地有了血肉,开始计算一样。因而陆地海洋似乎预测到了他。他主动来了,它们才接待了他。这个计算工人知道他用什么工作,产品又是什么。他知道金与铁属性,车轮和船舶的属性,军队和外交家的属性,并要求各尽其能。

战争的艺术就是他演算术的游戏。按照他的观点,那就是无论在攻击敌人或者敌人攻击的地方,兵力总要压倒敌人,不断的调动和演变调动了他的全部才能,总是向敌人侧翼发动进攻,并且各个击破。显而易见,一支很小的部队调动巧妙而神速,以便在交战中永远处于二对一的优势,如果人数很多,这就是一场众寡悬殊的战斗了。他的性格和他早年的环境结合起来造就了这个典型的民主人物。他具有他那个阶层的德性以及他们活动的条件。那种常识,与其说它尊敬什么目的,不如说它发现了达到目的的手段;那种运用手段的乐趣,选择、简化、结合手段的乐趣;他的工作的直接和彻底;那种洞察万事万物的谨慎以及完成一切任务的力量,使他成为我简单直可以按其范围称之为党的那种东西的天然喉舌和头脑。

大自然一定在每一次成功中占有最大最大的份量,在他的成功里是这样。需要那样一个人,那样一个人就出生了,那是一个钢骨铁筋之人,能够一连在马背上坐十六七个小时,能够一连好几天不休息,不吃饭,饿了随便咬几口充充饥,行动起来迅猛如虎;他是一个肆无忌惮的人;结实、急迫、自私、谨慎,具有一种知觉,不容别人的任何虚假、任何迷信、或者他自己风风火火的作风妨害、贻误。他说,“我的铁手不是长在我的胳膊上,而是直接与我的头脑相连。”他尊敬自然和命运的力量,并把他的卓越归功于它,却不像低劣的人们那样刚愎自用,与自然对抗。他的最喜爱的话都在暗射他的命星;他自命为“天之骄子”时不仅使人民满意,也使自己满意。他说,“他们指控我犯了滔天大罪,像我这样的人是不犯罪的。没有比我的崇高更为简单的事了,把它归咎于阴谋和罪恶纯属徒劳,它应归功于是代特征,归功于我跟我国的敌人英雄战斗的声名。我总是与广大群众的意见一起前进,和事件一切前进。罪恶对我有何用呢?”他在谈到他的儿子的时候,又说,“我的儿子不能替代我;我不能替代我自己。我是时势的造物。”

□英雄主义的特征就是锲而不舍

我们已经看见或听到许多卓越不凡的青年,他们从来都不成熟,或者他们在现实生活中的表现并不是卓越非凡的。

当我们看见他们的风度仪态,当我们听到他们议论社会、评论书籍、议论宗教时,我们对他们的高明敬仰不已,他们似乎对我们全部的政治形态和社会状况都嗤之以鼻;他们的语气是一个被派来发动革命的青年巨人的语气。然而他们却开始从事一种活跃的职业,于是,那正在成形的巨人便缩成常人的个头。他们过去使用的魔法是一些理想的倾向,这些倾向总使实际倾向显得荒唐可笑,然而他们一把他们太阳似的骏马驾到犁沟里犁地,那粗鲁的世界就过行报复了。他们找不到榜样,找不到同伴,便心怯了。那是怎么回事呢?他们在最初的渴望中提出的教训还是真实的;一种更大的勇气和更纯的真理总有一天会构成他们的信仰。否则为什么一个妇女要把自己比作历史上的任何一个妇女,并且认为:因为萨福、塞维尼夫人、史达尔夫人、或富于天才和教养的隐居的灵魂们,都没有满足那喜好幻想、性情宁静的正义女神忒弥斯,那就没有人能满足了——当然她也不能。为什么不能呢?因为她有一种新的未经尝试的问题需要解决,也许是开过花的最快乐的天性所具有的问题。让那带着高昂的灵魂的少女宁静地走她的路,接受每一个新的经历的暗示,轮流求索引她注目一切事物,这样她就可以了解她的新生存在的魅力,那就等于在空间的幽深地带燃起了一线新的曙光。那姣美的女郎果断、高傲地选择影响,从而排除了干扰,她对讨好置之不理,双任性又高尚,用她自己的高尚品质激励每一个看见她的人。默默无言的心在鼓舞着她;朋友啊,千万不要见了恐惧就降帆!乘风破浪进港吧,要不就跟上帝一起扬帆航海。这样,你就不会白活一场,因为每一个人匆匆一瞥这种景象就会为之欣喜,顿时变得高雅起来。

英雄主义的特征就是锲而不舍。人人都会心血来潮,慷慨一阵子。然而当你选好了你的角色,那就承担它的后果,不要打算当个软骨头与世无争。英雄不会是平庸之辈,平庸之辈当不了英雄。然而我们在一些行为中有期望人们同情的弱点,这些行为的优点就是它们超越了同情,求助于一种迟缓的正义。如果你愿意替你的兄弟效劳,因为你适合为他效劳,那么,当你发现谨慎的人不赞扬你时,不要收回你的承诺。

坚持你的行动,如果你干了什么奇怪、越轨的事情,打破了一个循规蹈矩的时代的单调,要表示庆幸。我曾经听到有人对一个年轻人做过这样一句高明的规劝:“永远做你害怕做的事。”一个单纯、刚毅的性格永远不需要道歉,而应当以福西翁那样的冷静对待他过去的行动,福西翁承认战事是快乐的,然而并不后悔他劝阻过战斗。

在思想中没有我们无法安慰的弱点或揭露——这是我的性格的一部分,是我跟我的同类的关系和职责的一部分。难道自然跟我立约:我应当永远一帆风顺,永远不出洋相?让我们不仅对我们的金钱慷慨,对我们的尊严也要慷慨。伟大永远乐于接受意见。我们讲我们的慈善,不是因为我们想为此而受到赞扬,不是因为我们认为它具有伟大的功绩,而是为了证明我们的行为正当。

老实说,一种严格有节制的生活,或者极端慷慨的生活,似乎是一种普通的和善性情要派给那些安逸富足之辈的苦行主义,以表示他感到跟千千万万的受苦受难者有一种兄弟之情。我们不仅需要承担禁欲、债务、孤独、不受欢迎等造成的不良后果,从而活动、锻炼灵魂,而且聪明人也应当以大胆的目光窥探有时侵害人们的更罕见的危险,也应当使自己熟悉形形色色讨厌的不安,熟悉咒骂的声音和横死的景象。

英雄主义的时代一般是恐怖的时代,然而这种要素可以不起作用的日子永远也不会出现。我们说,人的处境此时此地也许比以往任何时候更能使英雄有用武之地。文化方面有了更多的自由。现在越出舆论的常轨一步,并不会有刀斧之祸。然而英雄志士在初试锋芒时总会发现危机重重。人类的美德需要她的斗士和殉道者,迫害的磨炼总是在继续进行。勇敢的洛夫乔伊为了言论自由的权利以胸膛低挡暴徒的子弹,在最好不要活下去的时候死去,这仅仅是不久以前的事。让他放弃过多的联系,让他经常回家,在他所赞同的进程中站稳脚跟。在默默无闻的职责中不断保持单纯、高尚的情操,这样做正在把性格锻炼成这样一种气质:如有必要,它愿意在骚乱中或绞架上光荣地工作。人们遭受过的暴行也许会再次降临到一个人头上;而且,如果出现任何宗教堕落的迹象,在一个共和国也非常容易。肆意诽谤、火刑、私刑、绞刑,青年人很容易心领神会,而且怀着何等甜蜜的心情,他还可以随便询问:每当把他的见解宣布为煽动性的就可以取悦以后的报纸和足够数量的邻人时,他多快就可以确立他的责任感,勇敢地面对那一类惩罚。看到一种受约束的天性多快地面对怨恨的最大的打击就可以平息最敏感的心里对灾难的忧虑。我们很快靠近一个敌人不能追击我们的河边。“让他们胡言乱语:你悄悄地在坟墓里安眠。”在我们对未来蒙昧无知的黑暗中,在我们对更高昂的声音听而不闻的时刻里,谁不羡慕那些看见自己坚韧不拔的努力已经大功告成的人呢?华盛顿早已被裹在尸布里,永远平安了;他被舒舒服服地安置在坟墓里,在他身上,人类的希望尚未被征服,凡是看见我们的政治卑鄙的人谁不暗自替华盛顿庆幸呢?那些善良勇敢的人将不再遭受自然界骚动之苦,而是怡然自得地等待着尽快能亲自与无垠的大自然交流,对这样的人有时候谁不表示羡慕呢?然而宁肯被消灭也不愿做叛逆的爱已经使死亡成为不可能,并且证明自己长生不朽,而且是绝对、不灭的存在的深处的一个土著。

□无人保证成功立即来临

苏格拉底说:“我只知道我一无所知。”就这个自称一无所知的人,被认为是对欧洲思想影响最深远的人之一。我们曾为此困惑。直到某天,突然想,苏格拉底当然不会不知道什么是星星、什么是麦子。但是,星星是什么,麦子为什么不是豆子?我们由此想到了苏格拉底那句话中深邃的含意。

牛顿一生中最重要的发现是什么,是发现了万有引力定律吗?不。是他某天突然发现:我对这个世界竟然一无所知。世界便在这时,在他眼前出现了重新认识的最大的可能性。人生是多么容易被司空见惯的事物所蒙蔽啊!当代世界充满竞争,人生要在社会上争取到一个生存之地并不容易。

1997年,25岁的丁磊离开外企,靠自己写软件积攒下来的钱创办了网易公司。1993年,25岁的王志东利用四通的资源创办四通利方信息技术有限公司,到1998年,率四通利方与海外最大的华人网站合并,组成新浪网公司。同年,留美博士张朝阳凭他的知识在美国融资,干脆利用外国人的风险投资资金来北京创办了搜狐。7个月后,张朝阳就入选美国《时代》周刊评出的“全球计算机数字化领域50名风云人物”。这一年,他34岁。丁磊、王志东、张朝阳等一批中国青年,已成为这个新经济时代进入互联网时期极有发展潜力的新人。

今天,全世界都在从传统型经济向知识型经济变迁。21世纪初期,将是我国大型企业与新兴的高技术企业必有更多合作的时期,是在合作中相互利用对方的有效资源最大限度的资源共享,使双方获得迅速发展的时期。我国传统的大型企业,事实上,仍有雄厚的资源可利用。

这一时期,谁如果不是只盯住自己的优势和自己的领域,懂得利用彼此的优势和彼此的领域,就会迅速获得更大的发展。这样的结合将非常有利于使中国传统的企业向先进的社会生产力转型。没有什么比机会不再来这种想法令人失望。失去机会导致失去希望,而失去希望必令人灰心丧气。

成功人士的成功并非一蹴而就。那是他们不断努力,持之以恒的结果。你一旦有了这个发现,你就不会因为没能在一夜之间取得成功而灰心失望。美国纺织品零售商协会的一项研究指出,最初的努力不成功,几乎能令一半的推销失败。请看以下统计数字:48%推销员找过一个人之后不干了。25%推销员找过两个人之后不干了。15%推销员找过三个人之后不干了。12%推销员找过三个人之后继续干下去(80%的生意是这些推销员做成的)。正如马萨森说的:“我们获胜不是靠辉煌的方式,而是靠不断努力。”下面这个人的人生道路表明了勇气与坚持不懈的价值(右边是每件大事发生时他的年龄):22岁竞选州议员失败23岁生意再次失败24岁当选州议员25岁情人去世26岁精神崩溃27岁竞选州议长失败29岁当选州议长31岁竞选国会议员失败34岁当选国会议员37岁国会议员连任失败39岁竞选参议员失败46岁竞选副总统失败47岁竞选参议员再次失败49岁当选美国总统51岁没有人能保证成功会马上到来。一夜成功的人,大多数是经过多年努力才取得那些成就的,他们是那种深信不气馁便能成功,于是不断努力的人。

人与人的差别只是一点点,但这小小的差别却有极大的不同。小小的差别是思维方式,极大的不同是,这思维方式究竟是积极的还是消极的。成功人士的首要标志是他思考问题的方法。一个人如果是个积极思维者,实行积极思维,喜欢接受挑战和应付麻烦事,那他就成功了一半。

一个人能否成功,就看他的态度了!成功人士与失败者之间的差别是:成功人士始终用最积极的思考,最乐观的精神和最辉煌的经验支配和控制自己的人生。失败者刚好相反,他们的人生是受过去的种种失败与疑虑所引导和支配的。

说到底,如何看待人生,由我们自己决定。纳粹德国某集中营的一位幸存者维克托·弗兰克尔说过:“在任何特定的环境中,人们还有一种最后的自由,就是选择自己的态度。”巴布科克说:“最常见同时代价也最高昂的一个错误是认为成功有赖于某种天才,某种魔力,某些我们不具备的东西。”可是成功的要素其实掌握在我们自己的手中。

成功是正确思维的结果。一个人能飞多高,由他自己的态度所制约。我们的态度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人生的成败:我们怎样对待生活,生活就怎样对待我们;我们怎样对待别人,别人就怎样对待我们。我们在一项任务开始时的态度决定了最后有多大的成功,这比任何其他因素都重要。人们在任何重要组织中地位越高,就越能找到最佳的态度。难怪有人说过,我们的环境——心理的、感情的、精神的——完全由我们自己的态度来创造。只有伟大的人才能成就伟大的事,他们之所以伟大,是因为他们决心做出伟大的事。

我们之所以地位低贱,错不在于我们的星宿,而出自于我们的内心出自于我们的决断。只要决断正确,你就能够发挥潜能,就能成为伟人。我们并未给你建造出天堂,也未建造出人生,更未建造出不朽。因此你要用选择的自由和光荣,把自己当成一个雕塑自己的工匠。尽可能塑造出自己喜欢的样式。你将拥有想象不到的判断能力,使自己重新生成更高层的生命,那个神圣的生命。顶尖潜能学家安东尼·罗宾说的好:“更好地发挥潜能和你的价值观是分不开的。许多牺牲自己的价值观,去做自己不愿意做的事,这就是他们不能发挥他们潜能的原因。”该做老师的人做了企业家,该做企业家的人却跑去当老师;该做管理员的跑去做推销员,该做律师的跑去当医生,应该做医生的却自己创业做老板——这种错行的人太多了。他们注定要失败,因为他们没有选择能激发潜能的生活……马斯洛说过:“音乐家作曲,画家作画,诗人写诗,如此方能心安理得。”每个复杂的体系,不论它是一部机器,或是一台电脑,其各部分的结构都得协调一致,相互支持,方能达成最佳的动作;如果各行其是,没多久便会停机。

人类也不例外。我们的行为若无法与内心最重要的愿望相符,那么便会在内心产生对立,成功也就遥遥无期了,更甭谈什么发挥潜能了。如果一个人正在追求某件东西,但在内心里却与是非黑白的信念相冲突,那他就会陷于内心混乱的地步。我们若想发挥潜能,若想能改变成长、兴盛,就得清楚自己以及他人的法则,同时确实知道衡量成败的标准。否则,我们只是个富有的乞丐。无论何时,无论何地,有积极态度的人都能充分享受生活。但战胜失败、摆脱失望的人就会享受到无往不胜的更大的人生乐趣。他们更有能力追求自己的梦想,获得成功。

1490年西班牙国王费迪南德和王后伊莎贝拉委任一个皇家委员会,审查哥伦布找寻传闻中印度群岛的捷径的计划。这个由西班牙最著名的地理学家和学者组成的委员会审查了哥伦布的计划,把结果提交国王和王后。他们说哥伦布的计划是行不通的,认为这个计划无法实现。幸亏国王、王后尤其是哥伦布本人在这个关键时刻保持了信心。他们不理会专家的意见,“尼娜”、“平塔”、“圣玛利亚”号扬帆启航。哥伦布证明地球不是平的,而是圆的。他发现了新大陆,改写了人类历史。专家们认定本来不可以做到的事成为事实,这种故事在历史上俯拾皆是。

他们能做到,你也能做到。没有好的眼睛看不清楚,没有远见成不了大事。瞎子心中的世界局限于他的触觉,文盲的世界局限于他的点滴知识,伟人的远见有多广,了解的世界就有多大。对同时代人影响最深远的是那些看得比别人多、比别人远的人。换言之,成大事者是具有远见的人。《韦氏新世界英语词典》给“远见”一词下的定义是:“被认为并非用眼睛看见的东西……感知到肉眼看不见的东西的能力(例如通过敏锐的头脑,先见之明等)……想象的力量或本领。”

从字面上说,“见”是看到物体的能力。我们说一个人视力好,是能把眼前的物体看得清楚。如果他视力超常,就能看见远距离的东西。当我们用比喻的方式谈到“远见”时,意思就不一样了。“远见”并非是看到摆在眼前东西的能力。远见指看到了别人未看到的重大事物的能力,是看到机会的能力。远见也指看到将来的能力。我指的不是神秘或预言方面的,而是想象方面的东西。作家乔治·巴纳说:“远见是在心中浮现的,将来的事物可能或者应该是什么样子的图画。”

让我举个例子:富有远见的沃尔特·迪斯尼想象出一个地方:那里想象力比一切都重要,孩子们欢天喜地,全家人可以一起在新世界探险,小说中的人和故事在生活中出现,触摸得到。这个远见后来成为事实,首先在美国加州迪斯尼乐园,后来又扩展到美国的另一个迪斯尼公园,还有一个在日本,一个在法国。没有远见的人只看到眼前的、摸得着的、手边的东西。相反,有远见的人心中装着整个世界。远见跟一个人的职业无关,他可以是个货车司机、银行家、大学校长、职员、农民。世界最穷的人并非是身无分文者,而是没有远见的人。

凯瑟琳·罗甘说:“远见告诉我们可能会得到什么东西。远见召唤我们去行动。心中有了一幅宏图,我们就从一个成就走向另一个成就,把身边的物质条件作为跳板,跳向更高、更好、更令人快慰的世界。这样,我们就拥有了无可衡量的永恒价值。”远见带来巨大的利益,打开不可思议的机会之门。远见增强一个人的潜力。人越有远见,就越有潜能。

所有梦想都是有代价的。为了实现你的远见,就要作出牺牲,其中一个涉及到你其它的选择。你不可能一面追求你的梦想,一面保留着你其它的种种选择。这个观点尤其不容易被美国人接受。美国文化很强调选择的自由。整个自由市场都是建立在这个基础上的。多种选择是好事,可以提供机会。但对于想取得成功的人,有时他必须放弃种种小选择来交换那个唯一的梦想。这情形有点像一个人来到十字路口,面临几种前进的选择。他可以选择一条路通往目的地,他也可以哪一条都不走,可是这样永远达不到目的地。

没有一件事是没有问题的,假如你每天被问题所困扰的话,那你就是自找苦吃。有两个非常要好的同学,一叫甲,一叫乙。甲先生从小非常乐观,不他遇到什么事都认为没有问题,然而乙先生非常悲观,不论遇到什么事他都告诉自己问题很多。

毕业以后,甲先生由于乐观找到好工作,升迁顺利,后来成为一家公司的老板,因此每个人都喜欢跟他在一起。时常有人打电话给他,跟他抱怨、诉苦,他就告诉人家:“没问题!没问题!”于是他的朋友越来越多,到了后来,他成了亿万富翁。然而乙先生什么事都有问题,别人不愿跟他在一起被他影响情绪,于是他路子越来越窄。有一天乙先生遇到甲先生,问他:“你为什么好像什么事都没有问题。你没有问题的原因到底在哪里?”于是甲先生写个字条告诉他:“给你一个锦囊妙计,你千万不要拆开看,晚上回家后躺在床上才可以看这个秘决。”乙先生非常高兴,晚上回家拿出来看,他打开字条发现什么都没有写,只写了一个地址和人名,他想大概是甲先生让我去找这个人来告诉我。于是一大早他就按着地址去找,发现是一块墓地,要找的那个人居然是坟墓管理员,他就问管理员说:“甲先生让我来找你,请你告诉我,怎样才能没有问题?”于是坟墓管理员:“哎!没有问题呀!很简单,我后面躺着成千上万的人,他们统统都没有问题?只有死人没有问题,只要你活着,就会有问题!我有一个非常好的方法,每当你遇到一个问题,就把这个问题写下来,然后准备一个问题袋,把它装进里面,不论遇到任何问题,你一旦把它写下来,就扔进这个袋子里,不要去想它,然后过一、两年,你把这个袋了拿出来,你会发现可笑,当初居然有这种问题。准备一个问题袋把问题扔进去,然后交给时间去解决它,这样的方法会让你永远保持快乐的心情,快乐地工作,快乐地实现你的目标,不要让你情绪化。”

人不是命运的囚犯,而是自己心灵的囚犯。到底人生是怎么改变的,发现答案只有四个字,那就是:“下定决心”。“想要”和“一定要”是不一样的,很多事情看起来很困难,可是当你下定决心以后,它就变得非常简单了。

很多人时常把下定决心挂在嘴边随便说说,今天说:“我决定要这么做了。”明天又说:“我决定又那么做了。”后天又说:“我决定放弃了。”他们都没有把下定决心当做是一件严肃的事情。真正的决定是一种强烈的欲望——不成功决不罢休的欲望,一定要做到成功为止。否则决不放弃,这才是真正的下定决心。记住,你的人生从你下定决心那一刻开始改变,你所做出的任何一个决定都决定了你的人生。

有很多人想戒烟,想转行,他们想突破自我,可是经过了很多年,尝试了很多次,还是不成功。这一种观念告诉他们,结果他们现在都有相当大的转变。

有一个故事,说有一个小女孩头顶着鸡蛋,她就在想:真棒,鸡蛋卖掉了,就可以再买更多的鸡蛋,鸡蛋会生鸡,鸡又会生蛋,蛋生鸡,鸡生蛋,换了很多很多的钱之后,买一个农场,买了农场之后就可以养牛、养鸡、养羊、种莱果,成为一个农场的主人,过着幸福快乐的日子。当她想到一半的时候,突然“啪”的一声整筐鸡蛋掉在地上,打翻了,所以她一切梦想都变成了幻想和泡影了。各位朋友,现在就下定决心,拿出一些真正的行动来改善你的人生,改善你的生活品质,你到底要成为什么样的人?做一番什么样的事业?过一些什么样的生活?开一些什么样的车子?交一些什么样的朋友?你到底有没有想过呢?

10年前,你记得你在做什么吗?当时有没有人问过你,10年后你的理想是什么?你的回答也许很多很多,然而10年后的今天,我们看一看,当初你所做的承诺兑现了吗?假如没有的话,再请你想一想,10年后你要做什么?假如你还不愿下定决心的话,10年很快又过去了,到时你什么也等不到。你的人生中有很多个10年,但在一眨眼中就不见了,你这辈子就在平平淡淡中浪费了你的生命。千万不要幻想;千万不要下不定决心,因为你的人生决定于你所做的决定。

一个没有欲望的人就像一个活着的死人一样。

一个笑话说有一个人在养羊,有人就问他:“你为什么要养羊呢?”他说:“养羊为了挣钱啊!”这个人又问:“你为什么要挣钱呢?”他又说:“挣钱是为了娶媳妇啊!”于是这个人又问他说:“你为什么要娶媳妇啊?”他说:“为了生儿子啊?”别人问他:“你为什么要生儿子呢?”他又说:“为了帮我养羊啊。”你一辈子真的要这样过吗?这辈子如果真的要这样过,我想你就要合上这本书了,因为,这本书不是要给一个没有欲望的人看的。

到底什么是强烈的欲望呢?美国NBA飞人乔丹在17岁的时候就梦想将来进入NBA球队打球,于是他就作一个计划,他必须先进入高中球队,然后考上大学之后再进入大学球队,这样才有可能进入NBA球队,他就报考了高中球队。教练后来告诉他:“乔丹,你不能参加球队。”乔丹就问:“我为什么不能参加球队?”教练说:“因为你的身高太矮了,你只有一米七。”乔丹说:“你不让我参加球队无所谓,你只要让我跟球员们一起练球,我不上场比赛,可是我想跟他们练球,我愿意在他们下场时替他们倒水、替他们擦汗、替他们整理球场,愿意付出一切的事情,只要让我同他们一起练球就可以了。”于是,教练答应他。当乔丹开始参加球队的时候,真的每天练球比谁练的都晚。他除了帮人倒水、擦汗之外,他继续在场上练球,练到天黑别人回家了,他仍然在练球,三更半夜睡在球场上,历经了3年的时间,一直到高中毕业的时候,乔丹去考大学的球队终于被寻取了。当时他去测量身高居然达到了一米九八。非常不可思议的是,他的父亲竟然说:“我们乔丹家族没有一个人超过一米七五的。”乔丹为什么能长到一米九八呢?他的父亲分析说:“完全是乔丹强烈的欲望所导致的。”

要经常培养自己强烈的欲望,经常与成功者交往,阅读成功者的传记,经常去增加你的见识,看那些成功者,他们同样是人,他们为什么过着比较好的生活,过得比较快乐?他们可以享受人生中可以享受到的一切,而我们为什么不行?

让我们持续培养我们的欲望,强烈到拿出积极的行动的时候,然后不断加强欲望,让你的行动不断地坚持,一直到成功为止。

□机缘决定爱神的命运

机缘来了,什么也挡不住。正所谓机缘决定爱神的命运,比如说小王的父亲和母亲,就属于这样的例子。

小王父亲是在一场扑克牌局中结识他母亲的。他说,母亲是他生平所见最会虚张声势的人。当时她在密苏里州堪萨斯城一棵榆树的树荫中和5个男人一起打牌,笑容甜美,举止娴雅,谁都没想到她原来那么善于使诈。她把那5个人都击败了。父亲对她大为倾倒,眼睛一直盯着她。

那是小王母亲服务的公司一年一度的野餐,野餐之后父亲送她回家。过了几天,他父亲从芝加哥自己家里寄了一张明信片给他母亲,上面写道:“记得我吗?千万请记得我,因为这两天我会打电话给你。王山上。”母亲至今还保存着那张明信片。小王不知道她那时为什么会留着它。虽然父亲对母亲一见钟情,母亲那时可还没有对父亲心仪——至少她并末自觉如此。

小王成长期间,父亲常常告诉他们,他那天能参加野餐,完全是机遇凑巧。他是一家大电子公司的推销员,出差到堪萨斯城去见几位客户。那个星期六上午,他回堪萨斯城分公司去打电话,刚刚坐下,电话铃就响了。对方是位和他有业务关系的当地广播电台经理。“老王!你果然来了,我真开心,”那经理说,随即邀他马上过去参加他们的年度野餐。

小王的母亲是那家电台的撰稿员。小王的父亲说,他那天早上要是没有去公司,或者迟两分钟才到达公司,如今一切都不一样了。听到父亲这样说,小王捏了一把冷汗;要是父亲和母亲当日错过相识的机缘,今天就不会有了们了。

每次小王父亲去堪萨斯城,小王母亲都会和他见面。但是她也和其他男人约会,包括一个我们至今仍偶尔提起的汽车推销员。小王母亲认识小王父亲之后不久,这位汽车推销员送给母亲一只表作生日礼物。在那个年代,送此厚礼是表示二人就要订婚了。但是小王母亲退还了手表。几个月后,一天晚上,她把小王姥姥从睡中叫醒,告诉小王姥姥她准备和小王父亲结婚。

婚后几个月,小王父亲调到东部,他们在纽约定居。小王8岁时认识她的未来丈夫。那时她在上中学,是小王哥哥的朋友。起先小王对他只有模糊印象,因为她喜欢的是哥哥另一朋友。15年后,小王后来嫁的那个人回纽约过圣诞节。一天傍晚,他到小王家来接小王哥哥出去玩,看见小王在另一个房间里,便悄声问小王哥哥:“她是谁?”小王哥哥诧异地看着他,回答说,“我妹妹丽莎呀!”他走进房来,再次自我介绍,并假装不会包圣诞礼物,小王也佯作相信他,帮他把礼物包好。其后几天,他老待在小王家。母亲对小王说:“我不知道他喜欢谁,是你还是你妹妹。”小王可心里有数,但几天后小王却飞到西岸去和另一个男友欢度除夕和元旦。小王虽然心有所属,却还是不肯承认。如果她没有在那个圣诞节出现,如果小王和另外那个男友不是关山迢迢,如果小王不是心中已许(虽然她还不自觉),小王后来也许会嫁给在西岸那个男人,再不然就是和另一个人结婚。

有时我们会暗想:我们常常被机缘支配,送到某个地方,面对这个或者那个选择。由于机缘凑巧,也由于我们自己的抉择,我们放弃了本来很可能过的生活,以及本来很可能遇上的种种截然不同的热情、欢乐、烦恼、失望。

有好几次小王深夜才回到家,发现儿子手里拿着本童话故事和女儿相拥着入睡了。小王禁不住心想,要是机缘或他们自己的抉择把他们引到了不同地点,他们现在的生活会怎样呢?小王想到很可能得不到眼前这样的人生、这样的丈夫、这样的女儿、这样的爱情,不由得不寒而栗。

第三章 懿行快乐话男人

懿行幽默话男人,男人绝不是柔光四溢的月宫偷跑出来的嫦娥,男人是五升米一斗田喂养大的蛮汉,男人在其豪放豁达的胸膛中长大,男人是幽默的源泉。

■有关于快乐

□快乐靠自己

快乐的定义,需要自己去理解。对于一个涉世太深的男人来说,平静与平安就是一种快乐,回首往事来无愧,就是一种幸福。

这一点,从李四和他父亲的故事中可以看到。

李四的父亲是笃信“祸兮福所倚”的那种人。李四十几岁时,略含挖苦之意地给他起了个“乐天鬼”的绰号,原因是他乐观得有悖常理。永远乐呵呵的,遇到难题或危机时总能处变不惊,并视之为“有助成长的机会。”

李父在某著名工业出版公司任职高级推销员已经30年,协助把一家暮气沉沉的广告公司改造成为欣欣向荣、资产值以百万美元计的大企业。在“乐天鬼”看来,勤奋工作可以说是一种游戏,因为工作包含了要解决难题。他这种人生观与他所喜爱的高尔夫运动的精神完全契合。他第一次把球杆塞在李四手上时,李四才10岁上下。李四在球场上不知发过多少次脾气,也不知摔过多少次球杆。李四太急于求成了,因此李父常常劝李四:“放松些,好好领略其中乐趣,一场球眨眼间就打完了。”这几句话的真正意思是什么,李四可全然不懂。

李父说,打高尔夫的真正乐趣,在于每一杆都有不同的难题需要解决,例如上一杆打坏了该如何补救,怎样才能从障碍区里把球打到平坦区去。在他看来,打高尔夫也可以磨练性格,因此他严格遵守规则:填平果岭上的凹坑;轮流击球;对手打出好球时上前祝贺。他认为这些礼貌行为之于这项运动就如同氧气之于人类是不可或缺的,可是李四却被束缚得透不过气来。等到李四终于不再急躁,人也成年之后,打高尔夫在老爸和他之间便远远不止是一种体育运动。它成了一个门口,使他得以进入父亲的精神世界,了解这个诙谐有趣、怪得可爱、通晓世情、值得我学习的人。

高尔夫球场成了他们父子俩聊天的场所,话题百无禁忌,包括性爱、女人、上帝、事业、金钱等等。他们激辩。但是从不伤感情;他们发现大家常常立场一致;他们各自使出浑身解数打球,务要把对方打得落花流水。

1969年7月人类首次登上月球漫步那天,他们在打高尔夫:他结婚的前一天和他儿子出世的翌日,他们也在打高尔夫。他们曾在刮风下雨的日子打球,也曾在暑气逼人的日子打球;他们通常在黄昏打,在斜阳下跟着自己的影子行进。

李父如今已年近80,而且,自从先后动过结肠造口手术和前列腺切除手术,就一直受种种讨厌的副作用折磨。他的双膝软弱无力,听觉日衰,白内障病情每况愈下。但是他从不提起这些问题,有时李四提起,他也总是一笑置之,叫李四不必担心。

10月一个潮湿寒冷的日子,李四到父亲很喜爱的那个球场去打球。早年他闭着眼睛也打得好的球,如今往往不是用力过度就是打歪。李四攀上一个小陡坡时,听见他轻声叫李四伸手扶他,李四如言搀住他,觉得他的手微微颤抖。李四禁不住一阵心酸。在驾车回途中,李四说:“我们说要去旅行已经说了好久,不应该再拖了。”

旅游目的地是山东济南。他们两人都去过那地方;他是以专栏作家的身份去的,父亲则是去那里看病。出发前两周,他打电话来。“我出血了,”他说。原来是癌症复发,扩散到整个骨盆区,还扩散到背部和胃部。他说他只能再活一个月,最多两个月。“我如果让他们给我全身注满毒液,也许可以多活几个星期,可是谁希罕这个呢?”他说准备听天由命,李四告诉他李四欣赏他的勇气,他叫李四把说话的力气省下,用来打高尔夫球。“我要在济南好好教训你,”他说,“咱们机场见。”

他们商定:去济南之前先去打几场球。第一场在菏泽体育馆打。几年以前,父亲在那一带工作,休假日多半在那里过。

他们到达那里时,看见人行道上有许多小学生在互相推挤着前行。“当年这里常常有这样的小孩子在玩耍,”父亲说,“我给其中很多拍了照。合作社的一堵墙上贴满了他们的照片。”

那天在球场上,父亲的步态轻盈灵活,他能想象他当年穿着军装时潇酒的英姿。他们在草地上坐下休息。“我们打得很差,”他说。“不要紧,打得开心就行了”。次日晚上,他们跟一些当地人闲谈时,一位太太提到不久前在这里的一次战友聚会,“因为那架轰炸机,他们还举行了隆重的追思仪式,”她说。“哪一架轰炸机?”李四问。“就是坠毁的那架,”她答道。李四望着父亲,问道:“你知道那架轰炸机吗?”

父亲的脸色骤然转白。“知道,”他的声音低得只勉强可以听见,“跟我来。”李四随他走到村子中央的墓地,来到一个巨大花岗岩墓碑前。墓碑上共有38个名字。这是个集体坟墓。“这些人是怎么死的?”李四问。“他们全是儿童,”他回答,“都是4岁或者5岁,在这里的学校上学。我们一架轰炸机坠毁时撞在了学校上。”他闭上双眼,李四不知道他是在祈祷,还是在回忆那宗他不敢设想的惨剧。“当时是上午十时半左右,”父亲说,“我刚在行军床上躺下,想偷空打个盹,忽然听到上方传来震耳欲聋的轰鸣,接着是爆炸声。我同另外几个人首先赶到学校。天哪,那景象惨极了。燃烧的汽油沿着街道奔流。我记得大家都在拼命扒开飞机的残片、砖瓦和灰泥,而这些小孩子都在下面,给活埋了。”李四看见泪水涌上父亲的眼睛,便伸出手臂去搂住他,他们父子俩就这样站了好几分钟。他清了清嗓子,又说:“有个女孩特别可爱,老是笑呵呵的,大家都叫她‘阳光女孩’。死者中有她。”“我的天,”李四在心里叫喊。“飞机坠毁后一星期,他在基地布告板上发现女孩子父母写的纸条,问是否有谁给女孩拍过照。我把我拍的女孩照片全部送给了他们,和他们一起坐在他们家哭泣,我想我从未经历过这么悲痛的事。”他们离开基地,并随手慢慢带上铁门。“我不大明白,你从来没有对我说起过这件事,”李四说。他停住脚步,回过头去看了看墓地。“对我来说,战争是在这儿结束的。”他说,“我当时曾暗自发誓不再提这件事。”就在前一晚,父亲曾告诉李四,在参军之初是个目空四海、自以为凡事都应付自如的家伙,但后来发生了一件事,使他明白到,人生给他们带来的只有痛苦,要快乐必须靠自己。“乐天鬼”是在那架轰炸机的残骸中诞生的。那天晚上,李四祷告的内容很简单:“我希望我的孩子永远不会尝到我父亲体验过的痛苦。如果他们不幸必须一尝,我希望那痛苦会把他们磨练成小‘乐天鬼’”。山东有几个漂亮的高尔夫球场,然而吸引球手前来休闲娱乐的是“老球场”。那是很有名的球场,由于要求入场打球的人太多,球场应接不暇,只好采取每天抽签的办法来决定接待哪些球手。李四认识一个杆弟,说可以安排他们进场去打球。李四把这个走后门计划告诉父亲,他露出困惑神色。“你为什么想这样做?”他说。“我们远道而来,也只是为了进老球场打球,不是吗?”“你认为不守规则是正当的吗?”“那不是最重要的事,爸?”李四觉得自己仿佛回到12岁那年,正在设法解释自己为什么在测验中作弊。“那么,你究竟为什么要到这个球场来打球?你已经在这个球场打过很多次球了,”他说。他们心里都明白为什么他们要到这里来打球,可是李四不想说出来,也确信他不愿听到:他们来老球场打的这场球,大概是父子间最后一场高尔夫赛了。这样结束固然得体,但结局毕竟是结局,而这正是李四最怕见到的。“既然你觉得不妥当,”李四说,“我们就寄希望于抽签吧。”“头两天都没有抽到我们的签。再试一天吧,”父亲说。“如果还是抽不到呢?”“那么只好认命,动身离去了。”“你的意思是回家去,是吗?”李四声音平缓地说。“我看是时候了。我还有些事情料理。”

李四去散步,不知不觉来到了老球场后面的篱笆旁。还有大约一小时才天黑。李四看着两位球手从球座发球,把球杆袋背起,往前走过继续比赛。李四站在那里,觉得很难过,他们从老远来到这里,竟落得一场空。就在这个时候,身后传来一个声音:“我听说500年前已经有人在这里打高尔夫,又听说谁都有权在这片公共场地上走。”说话的是他父亲。

他们缓步前行,一边谈论高尔夫,谈论逝去的日子和李四的母亲。不久,他们已来到发球处。老球场的第16洞又名叫“路洞”,许多人认为它是最难以标准杆数(4杆)完成的球洞。“要是我们带着球杆就好了,”李四说。“为什么一定要有球杆?”爸说,“我们就这样空手打吧。”他抽出一只想象的高尔夫球杆,假装把球放好在球坐上,抡臂挥杆。“瞧,”他说,“飞到了棚屋那边,跟50年前打得一样好。”跟往常一样,李四击出的球比他击出的至少远100米。在平坦区上,父亲用想象的三号木头球杆把球击到了臭名远播的障碍区前,然后宣称用障碍球杆打了个漂亮的高球,把球送到了果岭。他们俩这场比赛打得精彩极了。他们走向第18洞发球处,把球俐落地打上了黑暗的夜空,然后在平坦区上优游前行。

过去几星期李四一直害怕这一刻来临,但很奇怪,等到这一刻真的来临,他反而简直有悖常理地感到愉快。“你可以说我感情用事,”父亲说,“但我真认为这是美妙的旅程。可惜旅馆的淋浴装置差了一点,”李四回答。“我讲的是人生旅程。”第二年3月,父亲去世了。其后不久,李四做了场噩梦,梦见自己忘了父亲的声音。他一身冷汗地惊醒,禁不住啜泣起来。

3个月后,李四又来到老球场,和几位球友一起走到“路洞”障碍区的坑洼。他从高尔夫球杆袋里掏出一个蓝色天鹅绒小袋。球友事先已避听李四宣布过此行的目的,因此人人都肃穆地看着。“各位,”李四说,“请不要这么严肃。”李四告诉他们,他父亲说过,高尔夫是能使人欢笑的运动。“所以,请大家笑一笑吧。”在各人的笑容陪伴下,李四慢慢把父亲的骨灰撒进坑洼。一个大约十一二的男孩刚打完球,背着球杆从他身边走过,“成绩好吗?”李四问。“不怎么好,先生。我的发球杆有点小问题。”“不要紧的,”他说,“好好领略其中乐趣。你应该知道一场球眨眼间就打完了。”“说得对。多谢了。”他继续往前走,李四也继续走自己的路。接着,李四停住了。他听见了父亲的声音。他莞尔而笑。“乐天鬼”回来了。

□男人喜欢快乐的女人

常听到这样的抱怨:做女人真是吃力。细究起来,这种吃力不仅是体力上的更主要的是心理上的。

在她们还是小女孩的时候,她们就懂得一条千真万确的道理:女人是半边天,男女都一样。

那时候,这口号被女人喊在嘴上,心里只感到骄傲与豪迈;那时候,这口号被女人努力地落实在行动上,确实体现出了女人和男人有一样的智慧一样的能力一样的才干,什么“铁姑娘队”、“三八包车妇”、“女飞行员”等等,在各行各业女人们的表现决不落后于男人;男人能做到的事情女人没有办不到的;女人和男人应该而且必须并驾齐驱。“男女都一样”的口号,那么响亮地被贯彻了几十年,并组成为一种世界观,影响着女人的人生,而且,这口号还是一种具有历史意义的标志——中国妇女解放的标志。但有的女人不认同。万事万物由方方面面组成,而那个“男女都一样”的口号只是向女人提出要求,却没有相同的口号要求男人和女人做得一样:一样耐心持久地抚育孩子,一样任劳任怨地操持家务,一样尽心尽责地伺奉老人。仔细想想,“男女都一样”的口号曾鼓舞着许多妇女竭力地建树了和男人一样的丰功伟绩,同时,女人却依然要做那些和男人一样的事。所谓“一样”的口号,让女人们在做着女人的同时再做男人;所谓“一样”的口号,让女人们又给自己加重一些担子;女人和男人在根本上还是不一样。

时过境迁,在“男女都一样”的口号被喊得过于长久之后,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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