梓潼史话(txt+pdf+epub+mobi电子书下载)

作者：梓潼县地方志办公室

出版社：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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梓潼史话试读：

文前彩插

总序

中国是一个有着悠久文化历史的古老国度，从传说中的三皇五帝到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建立，生活在这片土地上的人们从来都没有停止过探寻、创造的脚步。长沙马王堆出土的轻若烟雾、薄如蝉翼的素纱衣向世人昭示着古人在丝绸纺织、制作方面所达到的高度；敦煌莫高窟近五百个洞窟中的两千多尊彩塑雕像和大量的彩绘壁画又向世人显示了古人在雕塑和绘画方面所取得的成绩；还有青铜器、唐三彩、园林建筑、宫殿建筑，以及书法、诗歌、茶道、中医等物质与非物质文化遗产，它们无不向世人展示了中华五千年文化的灿烂与辉煌，展示了中国这一古老国度的魅力与绚烂。这是一份宝贵的遗产，值得我们每一位炎黄子孙珍视。

历史不会永远眷顾任何一个民族或一个国家，当世界进入近代之时，曾经一千多年雄踞世界发展高峰的古老中国，从巅峰跌落。1840年鸦片战争的炮声打破了清帝国“天朝上国”的迷梦，从此中国沦为被列强宰割的羔羊。一个个不平等条约的签订，不仅使中国大量的白银外流，更使中国的领土一步步被列强侵占，国库亏空，民不聊生。东方古国曾经拥有的辉煌，也随着西方列强坚船利炮的轰击而烟消云散，中国一步步堕入了半殖民地的深渊。不甘屈服的中国人民也由此开始了救国救民、富国图强的抗争之路。从洋务运动到维新变法，从太平天国到辛亥革命，从五四运动到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中国人民屡败屡战，终于认识到了“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只有社会主义才能发展中国”这一道理。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推倒三座大山，建立了新中国，从此饱受屈辱与蹂躏的中国人民站起来了。古老的中国焕发出新的生机与活力，摆脱了任人宰割与欺侮的历史，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每一位中华儿女应当了解中华民族数千年的文明史，也应当牢记鸦片战争以来一百多年民族屈辱的历史。

当我们步入全球化大潮的21世纪，信息技术革命迅猛发展，地区之间的交流壁垒被互联网之类的新兴交流工具所打破，世界的多元性展示在世人面前。世界上任何一个区域都不可避免地存在着两种以上文化的交汇与碰撞，但不可否认的是，近些年来，随着市场经济的大潮，西方文化扑面而来，有些人唯西方为时尚，把民族的传统丢在一边。大批年轻人甚至比西方人还热衷于圣诞节、情人节与洋快餐，对我国各民族的重大节日以及中国历史的基本知识却茫然无知，这是中华民族实现复兴大业中的重大忧患。

中国之所以为中国，中华民族之所以历数千年而不分离，根基就在于五千年来一脉相传的中华文明。如果丢弃了千百年来一脉相承的文化，任凭外来文化随意浸染，很难设想13亿中国人到哪里去寻找民族向心力和凝聚力。在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实现民族复兴的伟大事业中，大力弘扬优秀的中华民族文化和民族精神，弘扬中华文化的爱国主义传统和民族自尊意识，在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进程中，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的文化价值体系，光大中华民族的优秀传统文化是一件任重而道远的事业。

当前，我国进入了经济体制深刻变革、社会结构深刻变动、利益格局深刻调整、思想观念深刻变化的新的历史时期。面对新的历史任务和来自各方的新挑战，全党和全国人民都需要学习和把握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进一步形成全社会共同的理想信念和道德规范，打牢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团结奋斗的思想道德基础，形成全民族奋发向上的精神力量，这是我们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思想保证。中国社会科学院作为国家社会科学研究的机构，有责任为此作出贡献。我们在编写出版《中华文明史话》与《百年中国史话》的基础上，组织院内外各研究领域的专家，融合近年来的最新研究，编辑出版大型历史知识系列丛书——《中国史话》，其目的就在于为广大人民群众尤其是青少年提供一套较为完整、准确地介绍中国历史和传统文化的普及类系列丛书，从而使生活在信息时代的人们尤其是青少年能够了解自己祖先的历史，在东西南北文化的交流中由知己到知彼，善于取人之长补己之短，在中国与世界各国愈来愈深的文化交融中，保持自己的本色与特色，将中华民族自强不息、厚德载物的精神永远发扬下去。《中国史话》系列丛书首批计200种，每种10万字左右，主要从政治、经济、文化、军事、哲学、艺术、科技、饮食、服饰、交通、建筑等各个方面介绍了从古至今数千年来中华文明发展和变迁的历史。这些历史不仅展现了中华五千年文化的辉煌，展现了先民的智慧与创造精神，而且展现了中国人民的不屈与抗争精神。我们衷心地希望这套普及历史知识的丛书对广大人民群众进一步了解中华民族的优秀文化传统，增强民族自尊心和自豪感发挥应有的作用，鼓舞广大人民群众特别是新一代的劳动者和建设者在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道路上不断阔步前进，为我们祖国美好的未来贡献更大的力量。2011年4月

出版说明

自古至今，始终坚持不懈地从漫长的文明进程中不断总结历史经验教训，从中汲取有益营养，从而培植广阔的历史视野，并具有浓厚的历史意识，这是我们中国文化独有的鲜明特征，中华民族亦因此而以悠久的“重史”传统著称于世。在整个人类文明史上独一无二、系统完备的“二十四史”即证明了这一点。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历史知识普及工作被放到十分重要的位置。20世纪五六十年代，著名历史学家吴晗主持编写的《中国历史小丛书》，90年代中国社会科学院院长胡绳组织编写的《中华文明史话》和《百年中国史话》，成为“大家小书”的典范，而后两套历史知识普及丛书正是《中国史话》之缘起。

2010年年初，为切实贯彻中央关于“做好历史知识普及工作”的指示精神，同时也为了更好地弘扬中国传统文化，我们对《中华文明史话》和《百年中国史话》两套丛书的内容进行了修订和增补，重新设计框架，以“中国史话”为丛书名出版。第十一届全国政协副主席、时任中国社会科学院院长陈奎元亲任《中国史话》一期编委会主任，时任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武寅任编委会副主任。正是有了各级领导的关心支持和诸多学术名家的积极参与，《中国史话》一期200种图书得以顺利出版，并广受好评。《中国史话》丛书的诞生，为历史知识普及传播途径的发展成熟，提供了一种卓具新意的形式。这种形式具有以通俗表述、适中篇幅和专题形式展现可靠历史知识的特征。通俗、可靠、适中、专题，是史话作品缺一不可的要素，也是区别于其他所有研究专著、稗官野史、小说演义类历史读物的独有特征。

囿于当时条件，《中国史话》一期的出版形式不尽如人意，其内容更有可以拓展的广阔空间，为此2013年4月我们启动了《中国史话》二期出版工作。《中国史话》二期分为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和生态五大系列，拟对中国各区域、各行业、各民族等的发展历史予以全方位介绍。我们并将在适当时机，启动《世界史话》的出版工作。史话总规模将达数千种。

我们愿携手海内外专家学者，将《中国史话》《世界史话》打造成以现代意识展现全部人类历史和人类文明，集学术性、知识性、趣味性于一体的“万有文库”；并将承载如此丰厚内容的史话体写作与出版努力锻造成新时期独具特色的出版形态。

希望史话丛书能在形塑民族历史记忆、汲取人类文明精华、培育现代国民方面有所贡献，并为广大读者所喜爱。史话编辑部2014年6月序

梓潼，自秦昭襄王二十二年（前285）始置县至今近2300年，见证了中国政治沉浮、经济变迁、文化蓄积和社会发展进程。

自古以来，勤劳智慧的梓潼人民在这里繁衍生息，历经朝代更替、社会变迁，为人类文明做出了重要的贡献。古战略要地、金牛古道起点、蜀北锁钥，这独特的地理位置，成就了梓潼独特的历史文化。梓潼之名，自置县以来沿用至今，全国少有；融儒、释、道为一体的文昌文化，享誉海内外；七曲山九曲水、国家级森林公园、卧龙山唐代摩崖石刻、中国“两弹城”旧址等众多的自然人文景观，让人流连忘返；绵阳市丘区经济建设示范县、四川省文明县城、国家水稻制种基地县、全国食品工业强县等荣誉，令人刮目相看。

梓潼文化与博大精深的中国传统文化一脉相承。《梓潼史话》记录和传承中华古县悠久历史文化，为广大人民群众和社会各界全面了解梓潼、领略千年古县独特魅力提供了一个重要的认知平台，为从事社会科学研究的专家学者提供了一些研究古县文化遗产的珍贵史料。《梓潼史话》的出版，可喜可贺。值此，我谨代表中共梓潼县委、梓潼县人民政府和38万梓潼人民，向付出辛勤劳动的全体编纂人员致以崇高的敬意，向《中国史话》编辑委员会的专家学者们表示衷心的感谢！中共梓潼县委书记一梓林潼水溯变迁1县情概览位置

梓潼县位于四川盆地西北部丘陵向低山过渡地带，处于北纬31°25′57″～31°54′43″、东经104°57′16″～105°27′35″，与江油市、剑阁县、南部县、盐亭县、三台县、游仙区等毗连。县境南北长约52.5千米，东西宽约35千米，面积1442.32平方千米。西北紧依龙门、剑门山区，东南紧连盐亭、三台及游仙区丘陵地带。以县城为起点，沿国道108线（京昆公路）东北方向至首都北京1732千米，西南至省会成都168千米。因县境地处“秦蜀要冲”，自古被称为北控剑门，南扼涪江的“蜀北锁钥”。地貌

梓潼县境地势呈东北高、西南低，由东北部海拔700米以上的高丘、低山区，向西南倾至海拔600米以下的中、浅丘陵区。最高点为马迎乡境内海拔911.6米的旺瓢山；最低点为交泰乡潼江流出县境处海拔413米的三江口。气候

梓潼位于中国东部季风气候区，属中亚热带湿润季风气候。年均降水量1000毫米左右，气候温和，日照充足，四季分明。春早、夏长、秋短、冬暖。水文

境内有大小河流9条，除大新乡一条小河流入嘉陵江支流西河（小潼水）外，其余河流全为嘉陵江支流涪江水系。流域面积较大的河流有四条：潼江、赤溪河、马鸣河、宝石河。潼江是县境内的一条主要河流，由西北流向东南，纵贯全境。它发源于江油境内的龙门山东坡；其余河流都发源于境内外的北部丘陵。动植物

境内有裸子植物7科15属、被子植物63科110属，共350余种。境内有规模种植的梨、枣、桃、李子、柑橘、柚子、葡萄等果园20余处。

梓潼境内靠森林生态环境生存的大型动物已灭绝，只有少数中、小型动物尚有余存，它们以鼬科和鼠类为主，以草兔、野鸡、狐狸、獾为次，并有水獭、黄鹿等哺乳动物。鸟纲以白鹭、斑鸠、家燕、杜鹃、麻雀、白头翁鸟、八哥等居多。爬行纲主要是蛇、鳖、龟、壁虎。两栖纲主要有田蛙、蟾蜍。鱼纲主要有鲫鱼、鲤鱼、鲢鱼、鳜鱼、青波鱼、黄鳝、青鳝、泥鳅等。昆虫种类多，数量大，分布广。饲养畜禽类主要有猪、牛、羊、鸡、鸭、鹅等。矿藏

梓潼县境内广泛存在含油砂岩层，四川石油局川西北矿区已在观义镇老关庙钻井9口，在三泉乡、二洞乡、文兴乡钻井10口，其年产天然气1000万立方米，现已并入国家气网。行政区域

截至2013年年底，辖区西起卧龙镇响水村，东至大新乡猕江寺，南起交泰三江口，北至仙峰乡东方红大桥，南北最大距离52.5千米。梓潼县辖文昌镇、长卿镇、许州镇、黎雅镇、白云镇、卧龙镇、观义镇、玛瑙镇、石牛镇、自强镇、仁和镇、东石乡、三泉乡、宏仁乡、小垭乡、演武乡、仙峰乡、双板乡、豢龙乡、双峰乡、交泰乡、金龙场乡、石台乡、仙鹅乡、马鸣乡、马迎乡、二洞乡、建兴乡、宝石乡、定远乡、大新乡、文兴乡，共11个镇、21个乡，1个经济开发区。梓潼县共有20个城镇社区居委会和329个村民委员会。人口状况

截至2013年年底，辖区总人口38.42万人，其中非农业人口3.2万人，城镇常住人口6.53万人，另有流动人口5954人。在总人口中，男性19.81万人，占51.6%；女性18.61万人，占48.4%。梓潼人口以汉族为主，另有回族、羌族、藏族、彝族、苗族等24个少数民族，共1420人。2建置沿革

上古时期，梓潼为羌人部落国。

春秋战国时期，梓潼为蜀国领地。

秦惠文王更元九年（前316）秋，惠文王派遣张仪、司马错、都尉墨攻打蜀国。蜀军大败，蜀王被杀，蜀王子率残部南逃，蜀国灭亡。梓潼并入秦国版图。

秦昭襄王二十二年（前285），秦王朝开始在蜀地实行郡县制，置蜀郡，划蜀地为三十一县。梓潼县始置，隶属秦国蜀郡。

汉承秦制，仍然实行郡县制。高祖六年（前201），分割巴郡、蜀郡之地，于“扼控三巴，益州矜领”的梓潼神乡（今梓潼县文昌镇）置广汉郡，史称“分巴割蜀以置广汉郡”。

东汉建安十九年（214）刘备入成都，建安二十二年（217）分广汉郡之地置梓潼郡，分辖梓潼、剑阁、汉德（今剑阁汉阳镇）、涪县（今绵阳）、汉寿（今广元昭化）、昭欢（今广元沙河镇）、白水（今青川）等县。

唐太宗贞观年间，四川被划分为剑南、山南、江南三道。梓潼、阴平二县皆隶属于剑南道（道治，今成都市）剑州（州治，今剑阁县）。唐玄宗天宝元年（742），州又改为郡，梓潼、阴平二县皆隶属于剑南道剑州普安郡（郡治，今剑阁县普安镇）。肃宗乾元元年（758），郡改为州，梓潼、阴平二县皆隶属剑南道剑州（东川节度使治，今三台县）。

北宋时期，改隋唐以来州、县二级制为路、州、县三级制。剑南东西两川合并，设西川路。梓潼、阴平二县皆隶属于西川路剑州普安郡。

元初，撤销因战乱而荒芜的阴平县，其辖地百顷坝（今许州镇）、长平（今江油文胜、重华、马角坝、二郎庙、厚坝等地）、全门（今江油雁门坝）等地并入梓潼县。元至正二十一年（1361），农民起义军红巾军南路领袖明玉珍率军从武昌出发，经长江入蜀，占领全川，建国“大夏”。梓潼县仍置，隶属保宁府（府治，今阆中市）剑州。

明洪武四年（1371），实行府、州、县三级行政管理制。撤销普安县（县治，今剑阁县普安镇），其辖地并入梓潼县。明末，崇祯十年（1637），农民起义领袖李自成率军入川，攻占梓潼，置梓潼县，当年退出。崇祯十七年（1644），农民起义领袖张献忠率军入蜀，攻占梓潼后，置梓潼县，隶属大西保宁府剑州。

清朝时期，实行道、府州、厅县三级制，以道辖府州，以府州辖厅县。梓潼县隶属川北道保宁府剑州。雍正五年（1727），绵州从成都府划出，升为直隶州，将梓潼县从保宁府划出，入隶绵州。

1912年元旦，孙中山就任临时大总统，宣告中华民国成立。梓潼县隶属川西道（后更名为西川道）。

1935年3月，中国工农红军第四方面军分批进入梓潼，下旬，在梓潼第七区重华场（1953年划属江油）建立重华县苏维埃政府；4月初，在梓潼第五区复兴场（今许州镇）建立百顷坝县苏维埃政府；4月中旬，红四军十二师在梓潼县城建立梓潼县苏维埃政府。5月，红军分批撤离梓潼。梓潼县隶属十三行政督察区。

1949年12月20日梓潼县解放，梓潼县隶属川西北临时军政委员会绵阳专区。1950年3月，梓潼县隶属川西行署绵阳专区。

1952年，梓潼县隶属四川省绵阳专区。

1968年，绵阳专区改制为绵阳地区，1985年2月，国务院又批准将绵阳地区改制为省辖市。梓潼县先后隶属绵阳地区和绵阳市。3县名由来

梓潼县县名的由来，一般被认为与梓潼县的梓树和潼江有关。南宋王象之的《太平寰宇记》中说：“因县域东倚梓林，西枕潼水，而名梓潼焉。”

关于县名的由来，有一个传说故事。大约在夏商时代，梓潼境内有一座高山，名叫尼（泥）陈山（即现在的七曲山）。传说是大禹治水疏理潼江河道时，将堵塞河道的泥土运往这里堆放，渐渐垒成了一座山。山上长满了梓树，此树正是造船的好材料。于是大禹就命令木匠上山砍伐梓树用于造船。木匠们砍呀砍，梓树始终不倒，大家以为尼陈山上的梓树是童子所化，不敢继续砍伐。从此，尼陈山改作梓童山，后因山下有潼江，故又改作梓潼山。秦于此置县，并以此而命县名。梓树潼江4文化思想渊源原始崇拜

远古时期，羌人东迁至此，建梓潼部落国，后被蜀国兼并，蜀国后被秦国“统一”。从此，梓潼羌人逐渐融入华夏民族。历经千年变迁，梓潼先民把对祖先的崇拜逐渐演化为对共同祖先、部落国国王恶子（又名亚子，后与宗教结合，被追奉为“司禄命”的文昌神）的祭祀崇拜。

先民们认为“龙”是吉祥的化身和权威的象征。潼江沿岸有许多以“龙”命名的地方，如金龙、豢龙、双龙、青龙、石龙、龙背、龙口等，每一个以龙命名的地方，都有一个传说故事，这些传说故事都与张亚子的身世相关，并流传至今，如张亚子身世、张亚子借水淹许州等。道教思想

东汉顺帝时期（126～144），正一道张天师到梓潼兜鍪山（俗称大帽山）传教，在梓潼广收道徒，为首者曰“鬼吏”，兜鍪山鬼吏名叫“二九”，他年年都要设道场做法事。之后，道观遍布全县。道教观点：最大的罪过或恶事莫过于“不忠不孝”和“横夺他人财物”。犯此“罪过”和“恶事”者，就要“夺纪”，“夺纪”就减少寿命。

在道教思想传播过程中，洞经音乐无疑起着推波助澜的作用。洞经音乐是谈演道教《太上无极总真文昌大洞仙经》，即以音乐的形式宣传文昌经诰。无论是官祭还是民祭，用音乐（包括打击乐、说唱）祭神都趋于规模化，并对祭祀等级都有明确规定。佛教思想

在梓潼，佛教传播始于南北朝时期。《舆地纪胜》记载：“梓潼县西卧龙山有景福院，碑载大同元年（535）建。”之后，佛教寺院在全县广为分布。佛教寺院主要传播“四谛”学说，要求信众看破、放下，一心念佛，积善修德，早日解脱，早登彼岸，离苦得乐。其主要清规有十戒。

自唐太宗贞观九年（635）起，卧龙山景福院开始有佛事活动，后观石堂院、长卿山永昌院、玛瑙寺、天封寺、龙江寺、青龙寺等相继有佛事活动。清乾隆年间，七曲山大庙也开始有佛事活动。据1947年统计，全县有佛教寺庙63所，僧尼164人。20世纪80年代后，县里有少数佛教信徒前往外地受戒，一些寺庙由民间集资修复，并恢复了佛事活动。如今，全县有对外开放的佛教寺庙6所，卧龙佛龛寺、长卿山西岩寺、天封寺每日均有人诵经念佛，信众多为中老年妇女。文昌思想

从宋代（960～1279）开始，逐渐形成的文昌经籍约有200余万言。纵观全部经籍，其莫不贯穿“善”的观念，从怎么施善、善与仁义礼智信以及忠孝的关系、如何积善立德等方面展开论述。即要“利人利物济世”，为人处世要存平等心，要救人之难，济人之急，悯人之孤，容人之过，饶人责己，举善荐贤，勿慢师长，谈道义而化奸顽，讲经史而晓愚昧，舍药材以拯疾苦，施茶水以解渴烦。文昌祖庭在梓潼，故文昌思想深受梓潼人民欢迎，流传十分广泛。

以民间对文昌帝君崇拜为表征的文昌文化，蕴含多种文化因子，经过在民间漫长历史时期的吸纳、综合、演变，在梓潼形成了独特的文化现象。经过转化和重铸，文昌帝君备受人们的敬仰和崇拜，特别是在实行科举制度的时代。民间关于文昌帝君神性和神力的描述很多，并赋予了文昌帝君“上主三十三仙籍，中主人间寿夭祸福，下主十八地狱轮回”的地位。文昌帝君塑像二史海钩沉话沧桑1羌人东迁与梓潼部落国的兴衰

很久以前，羌人从青藏高原（今四川阿坝、甘孜两州，甘肃南部及青海和西藏相连的高原地域）出发，有的向西发展，进入西藏谷地；有的向南发展，进入云南、贵州谷地；有的向东北发展，进入中原；还有一部分人沿岷江、涪江及白龙江河谷进入四川盆地。进入四川盆地的羌人有数支，沿岷江河谷进入四川盆地的被称为蜀山氏；沿涪江及南坪白龙江、黑水河谷进入盆地和甘南谷地的，有氐羌、白马羌、梓潼羌诸系。羌人猎食东进时，首先就发现梓潼这一片可耕之地，一部分人留下来开荒种地，逐渐定居下来，继而形成梓潼部落国（任乃强：《四川上古史新探》，四川人民出版社，1982）。

梓潼部落国辖地宽广，东抵嘉陵江，西至成都平原。族大人众，视蛇为神灵，以蛇为图腾。国王恶子用神道来管理族众，用木板画上符号，名曰“善板”，用它记录族人的功过是非，为善多者，将得到“福寿康宁”的善报；为恶多者，将得到“雷”的惩处。族人在七曲山建“善板祠”，供奉国王灵位和族人功过木牌。后来被族众奉为神灵的国王通称“梓潼神”。

传说公元前600年，时任蜀王不孝敬父母，梓潼国王便率领部族去教训蜀王，却遭到蜀军伏击，只好率残兵逃亡，他们沿盆地边缘，由石门沟翻过梅子垭，躲进亮白岩后山。蜀军循迹追来。梓潼国王又急忙离开后山，从善登岩北沟逃出来，顺云河南逃，躲进铁旗山，蜀军又追到铁旗山，从马蹄岗开始搜寻，搜了三天三夜也没找到。于是，他们问八哥，八哥因感激梓潼国王曾给它们喂过食物，便回答说：“没看见！没看见！”他们又问乌鸦，乌鸦因忌恨梓潼国王曾驱撵它们啄食枇杷，便大声说：“草弄弄里，草弄弄里”。蜀军顺着乌鸦所示方位，很快抓住了梓潼国王。梓潼羌人因此记恨乌鸦，说它是“不祥之鸟”，见之就驱撵、咒骂它（这一习俗流传至今）。蜀军占领梓潼国后，就在抓住梓潼国王的地方修了一座庙宇，叫“逮皇庙”，以示庆贺。蜀王征服梓潼国、郪国（古郪国在今三台东南）后，自以为功高德重，于是“七国称王，杜宇（蜀王）称帝，号望帝”。从此，蜀国北部的国界也扩充至“乃以褒斜为前门”的褒斜谷地［褒斜是秦岭谷地，北口在郿县（今作眉县，在陕西）西南，南口在褒城县北，曾为梓潼部落国的北部边界，自此成了蜀国的北部“前门”］。

梓潼部落国的百姓非常怀念国王，于是，他们用楠木雕刻成国王的形象，把国王在世时的衣帽穿戴在塑像上，并在“善板祠”将其供奉起来。每逢重要节日，他们就抬上国王塑像，扛上彩旗经幡，周游全境，并到每家每户拜访。后来，这种形式被渐渐神圣化，演绎成“出行、扫荡、迎神”等民俗活动。每逢春节，梓潼及周边各县城乡居民抬上当地“梓潼神”的神像，幡旗招展，锣鼓喧天，到每家每户去拜年并“扫除瘟疫”，祈求“风调雨顺，五谷丰登”。2广汉郡治梓潼

西汉高祖五年（前202），朝廷派兵平定巴蜀，承袭秦制，实行郡县制。汉高祖六年（前201），分巴郡，割蜀郡部分领地新设置广汉郡（史称“分巴割蜀以置广汉郡”），管辖梓潼、雒县（今广汉市）、新都、绵竹（今德阳黄许镇）、什邡、白水（今青川白水坝）、葭萌（今广元昭化镇）、涪县（今绵阳）、广汉（今射洪县）、郪县（今三台县）、阴平道（今甘肃文县）、甸氏道（今南坪）、刚氏道（今平武）十三县、道，并将广汉郡治设在梓潼县。

东汉建安十九年（214），刘备入主成都之后，论功行赏，奖励有功之臣，并于建安二十二年（217）从原广汉郡中分出梓潼、汉德、昭欢、汉寿、白水、涪县、剑阁七县作为新设立的梓潼郡的辖地，郡治设在梓潼县，有功之臣霍峻被任命为梓潼郡太守。从此之后，原广汉郡分割为广汉郡和梓潼郡。

魏灭蜀后，将蜀国分为梁、益二州，梓潼郡隶属于魏国梁州（州治，今汉中市），仍然管辖蜀汉时期所属的七县。清乾隆《梓潼县志》载：“汉置梓潼县，寻为广汉郡治，王莽改县曰‘子同’，郡曰‘就都’，至东汉初复故，寻以郡治雒，晋初因亡，孝武帝又移郡治涪，梓潼属焉。”

广汉郡从西汉建置到北周废除，历经七百余年，其治所几经迁移。《中国古今地名大辞典》记载：“广汉郡，汉置，治梓潼县，今四川梓潼县。后汉徙治雒，即今四川广汉县。晋徙广汉郡治广汉，在今遂宁县东北。寻还后汉旧制，北周废。”广汉郡因曾数易其地，因此在政区建制时，往往容易造成混淆。清嘉庆《四川通志》为杜绝混淆，专写《辩伪》一文附于卷尾，涉及梓潼的有两处：①《汉志》广汉郡，“县十三，治梓潼，而涪、广汉、郪隶焉”。《后汉志》广汉郡，“县十一，治雒，而涪、郪、广汉、德阳隶焉”。《舆地·沿革卷》也有记载：“梓潼县，为广汉郡治，后汉移郡治雒县。”②梓潼郡、潼川郡，隋以前治梓潼，隋以后治梓州（今三台县城）。3唐明皇“幸蜀”夜宿上亭铺“谁闻铃响似三郎，玉辇曾经古驿旁。千古伤心黄土尽，开元遗事最凄凉。”这首诗引出一段凄美的传奇故事。

唐天宝年间，唐玄宗李隆基宠爱杨贵妃，不理政事，致朝政腐败，危机四伏。天宝十四载（755）十一月初九，安禄山从范阳起兵，长驱直入，攻占东都洛阳。天宝十五载（756）正月初一，安禄山在洛阳称“大燕皇帝”，改元“圣武”，史称“安史之乱”。唐玄宗于六月十三日凌晨逃离长安，行至马嵬坡（今陕西兴平市西北23里），将士饥疲，六军不发，龙武大将军陈玄礼请杀杨国忠父子和杨贵妃。杨国忠被乱刀砍死，玄宗无奈，只好命令高力士缢死杨贵妃，之后，玄宗随众仓皇逃往蜀地。

天宝十五载（756）七月十七日，唐玄宗一行到了梓潼七曲山的上亭驿，见有驿铺公馆，庙宇殿堂，秀丽玲珑，暂且住下。他们南逃西蜀，一路风尘，人困马乏。玄宗伫立驿馆前，眺望夜色下的苍山，触景生情，悲愤不已，伏卧床榻，辗转反侧，难以入眠：禄山兵变，长安陷落，马嵬兵变，贵妃殒命，蜀道崎岖，剑门险峻……不觉泪如泉涌。恍惚间，贵妃翩然至床前，呼唤着自己的乳名：“三郎，三郎……”亲昵如酥，令人心碎。

古上亭驿（郎当驿），位于今梓潼县演武乡境内，县城以北40里。清光绪二十年（1894），为纪念这段历史，时人在蜀道（今108国道）旁，专门立了一块石碑，其上阴刻“唐明皇幸蜀闻铃处”。石碑高2.6米、宽0.86米、厚1.5米，碑座为一只石雕“赑屃”（音bì xì，传说中的一种像龟一样的动物）。1985年6月，古上亭驿被梓潼县人民政府公布为文物保护单位。4张献忠梓潼认家庙

在梓潼七曲山大庙风洞楼上，现存有全国唯一一处明末农民起义领袖张献忠祠庙——张献忠家庙。张献忠家庙

张献忠（1606～1647），陕西延安府定边县人，明崇祯三年（1630），在陕西米脂县率众起义。崇祯十三年（1640），他率军进入四川，在成都建立“大西国”，改元“大顺”。其间，他曾三次到梓潼。

崇祯十年（1637）十月，张献忠与李自成、罗汝才三支农民起义军从陕西棋盘关进入西川，路过广元、昭化、剑州，攻下梓潼，擒斩了梓潼县令，在梓潼县城设立义军总营。四川总兵侯良柱闻讯后，急率川军两万余众，前去进剿。张献忠与李自成、罗汝才等商议后，决定敞开城门，诱敌深入。义军佯装败退，诱敌至百顷坝（今许州镇）后，伏兵四起，斩杀川军总兵侯良柱，川军溃不成军，义军乘胜夺回梓潼。之后，义军兵分三路向成都进击。

崇祯十三年（1640）一月，张献忠为了摆脱大学士杨嗣昌在湖广的“四面合剿”战略，进入四川大昌（今巫山）、石柱等县。杨嗣昌见张献忠西奔入蜀，奏请朝廷后，又定下了“逼贼入蜀，歼于蜀中”的战略。杨嗣昌亲督将领左良玉等率领二十万大军从湖广尾追入蜀。张献忠采取“避实就虚，以走剿敌”的战术，在川东太平县（今万源市）甩开明军左良玉、郑崇俭、李国奇的合围，飞军直奔川北，又避开驻有重兵的阆中和绵州，乘虚经射洪、盐亭进入梓潼，缚杀了梓潼知县郝孔彰。驻防绵州的孟如虎和驻防阆中的张应元闻知后，便从东西两面向梓潼合围。张献忠采取“藏精敛锐，沿山设伏”的计谋，在城北七曲山、上亭铺、演武铺一线，痛击了张应元所率之楚军，生擒叛将“扫地王”张一川，《明史纪事本末》称：“梓潼一战，累骨如山，十三省大军丧殁殆尽”。

崇祯十七年（1644）四月，李自成取得中原大捷后，兵临北京，派遣部将高一功、马科、贺珍等率军南下，经营川陕。当年六月，张献忠放弃已占领数月的长江中游重镇武昌，率领三十万大军，集聚万余只木船，高树“只杀贪官，不犯顺民”旗帜，挥军入川，六月占重庆，八月取成都。张献忠见李自成遣将占据了川北，于心不安，对谋士汪兆麟说：“今李瞎子（李自成）坐了北京，天下大势他据了一大半，除了咱，谁是他的对手？”他先是派遣虎威将军张能奇（张献忠养子）与马科在绵州桃子园大战，张能奇战败。随后，张献忠亲自率军反攻，连克绵州、梓潼、剑阁、阆中、昭化，逼使马科退出川境。张献忠率得胜之师返回成都，途经梓潼七曲山，入灵应祠拜谒文昌神。张献忠仰望文昌神像说：“你姓张，咱也姓张，乃吾祖也，吾祖助我。”张献忠与张亚子（文昌）联宗后，自称是文昌后裔，随即下令在此筹建太庙，并封文昌为“始祖高皇帝”。

有史料记载，张献忠入蜀后，“城市祠庙焚毁无遗，唯于梓潼七曲山张亚子庙，盛有增饰”。张献忠在大庙与文昌张亚子联祖认宗，将大庙认作他的家庙，改称为“太庙”。之后，在历次战乱中，梓潼七曲山大庙不仅没有被毁坏，反而得到保护修缮。

1987年，“全国明末农民战争史学术研讨会——纪念张献忠逝世340周年”大会在梓潼七曲山召开时，恢复建立了张献忠纪念馆，纪念馆分文物史料陈列馆和张献忠家庙两部分。5梓潼的军阀战事

自武昌起义（1911年10月）后，割据四川的各路军阀为争权夺利混战不已，硝烟四起，生灵涂炭。身处四川腹地的梓潼也未能幸免于难。

1917年，驻防绵阳的四川督军刘存厚第三师所属钟光普团，到梓潼（驻老南街周家祠堂）插旗招兵，驻防成都的四川陆军第四师的吴光熙团也到梓潼（驻崇文街的文昌宫和薛家祠堂）插旗招兵。在招兵买马过程中两团发生冲突，钟光普团调兵将吴光熙团包围起来，展开巷战，又用燃烧弹将吴光熙团部驻地薛家祠堂炸毁。双方持续激战，互有损伤，而且伤及无辜百姓。梓潼士绅出面调解，请求双方停战和解。结果由地方上拿出银圆一千块作为吴光熙团的“开拔费”，“恭请”吴团离开梓潼。

1918年1月，重庆镇守使熊克武响应孙中山第二次北伐的号召，联合滇黔军，组成川滇黔靖国军，推举云南督军唐继尧为川滇黔靖国军总司令。熊克武为四川靖国各军总司令，率军向成都进发，讨伐依附北洋军阀政府的四川督军刘存厚。1919年年初，刘存厚为应对靖国军的进攻，急调驻防南充的二师吴震旅移兵梓潼。2月2日，四川靖国军前敌指挥龙占魁率领两个团的兵力攻打梓潼，吴震旅败走剑阁。4月24日，吴震旅卷土重来，从剑阁南下攻打梓潼，与靖国军激战一天，靖国军败走三台。靖国军的增援部队立即从盐亭进军攻打梓潼，与吴震旅在兜鍪山（县城东）一线激战两小时，吴震旅再次败走剑阁。5月9日，刘存厚军的张鹏舞旅攻打绵阳失败，转而北上进攻梓潼，与驻守梓潼的靖国军激战，靖国军不敌，被迫从东门撤出，败走阆中。5月20日，靖国军王维钢旅进攻梓潼，与张鹏舞旅在梓潼城郊激战两天，张鹏舞旅战败，向北面剑阁、昭化方向逃窜，梓潼县划为靖国军三师六旅（旅长刘斌）防区。

1918年9月，熊克武拒绝接受川滇黔靖国军总司令唐继尧等抛出的《三省联盟计划书》（即《准备北伐案》），并发出《率军申讨唐继尧祸川电》。驻防梓潼的刘斌旅，对“倒熊”和“倒滇”的两大集团，采取两面骑墙的策略，将自己所辖两个团的兵力以何光烈团加入“拥熊”的向传义部，又以夏仲实团加入“拥滇”的吕操部。1920年7月，熊克武、刘存厚联军开始反攻。刘存厚军的田颂尧旅沿川陕路南下，与“倒熊”军驻守梓潼的夏仲实团战斗两小时，终战败。

1923年1月，川军一军军长刘成勋、三军军长但懋辛、四川边防司令赖心辉等四川军政首领，强行缩编不同派系的部队，引起三师师长邓锡侯、七师师长陈国栋、二十一师师长田颂尧、十师师长刘斌等部的反抗。5月21日，川军一军喻培隶师攻占梓潼，退据梓潼的三师、十师败退时，在梓潼强行预征了15年税赋。1924年，败退至川北的川军三师、七师、二十一师和十师，联络被赶出川境的杨森、刘存厚两军和已经下野的刘湘师长，联合组成“讨贼军”，分五路反攻川军的一军、三军和边防军的联军。3月，北洋军王鸿恩旅沿川陕道进击一军。驻防梓潼的一军徐光耀团三营（营长杨壁成）设防七曲山，二营（营长达凤刚）负责城垣，一营（营长杨秉春）布防西门至长卿山。王鸿恩旅用迫击炮轰击城内，炸毁北街薛、廖等家和西门王姓等数十家街房，城内百姓惊惧万分。徐光耀团坚守七日，终因寡不敌众，于夜半时分撤离梓潼，退据盐亭。

1925年1月11日，陕军王鸿恩旅移防剑阁、昭化，川军十师刘斌所部立即移兵填驻。二十二师杨森电调驻防三台的四十三旅（旅长杨懋修）前往梓潼接防时，遭到川军刘斌部驻军拒绝。杨森大怒，电调刘斌担任四川道尹，要求即刻赴任，也遭到刘斌拒绝。2月2日，杨森以“移兵潜踞，闭门抗命，犯上作乱”的罪名，免去刘斌川军十师师长职务，同时兴兵问罪，即遣四十三旅和驻防中江的第九混成旅（旅长范绍增，外号范哈儿）向驻防绵阳、梓潼的刘斌师发起攻击。7月4日杨军部队攻破绵阳，7日进攻驻防梓潼的十师夏仲实旅，夏仲实从梓潼撤军时强行预征了梓潼31年的田赋税（即从1925年征收到了1957年）。杨懋修旅入驻梓潼不到半月，川军刘湘、刘文辉、田颂尧、邓锡侯等，以杨森仗恃北洋军吴佩孚“阴聚势力，妄毁正志，取民无度”为由，联合黔军援军总司令袁祖铭发起“倒杨”战争。2月26日，“倒杨”联军二十一师田颂尧率所部进击梓潼，经一天激战，击溃杨懋修旅。从此，梓潼被划为田颂尧防区（二十一师，后为国民革命军第二十九军）。至此，四川军阀在梓潼长达8年的混战结束。6红军在梓潼

1935年3月28日夜至3月29日，红四方面军在总指挥徐向前、副总指挥王树声指挥下，在苍溪县塔子山等处突破川军嘉陵江防线后，迅即挥师西进。3月31日，红军胜利占领剑阁县城，4月2日，攻克剑门关。与此同时，红四军、九军和三十军主力，迅速南下，大举向梓潼挺进。

红四军由剑阁境内分兵七路挺进梓潼，消灭正面之敌邓锡侯部。第一路，从剑阁县的武连出发，经梓潼县小垭乡的党家梁（即猪楼子梁）到街坊河和小垭子（今小垭乡）。第二路，从剑阁县的武连靠梓潼演武铺（今演武乡）的山梁出发，穿过梓潼的大信陈、天宝场、中心场（今许州镇中心村），经陈家河（今仙峰乡）、倒石桥（今双板乡），进入江油县的马鞍寺。第三路，从剑阁县武连境内出发，到梓潼的演武铺，向下经上亭铺至距梓潼县城20里的大庙山（在大庙山设红军指挥部和医院），并分兵从上亭铺右侧下山，跨过潼江占领百顷坝场（今许州镇）。第四路，从剑阁境内开封场的碗泉山出发，经碗泉和观音寺（今建兴乡）的豆花子梁，过土地岭到梓潼的观音寺（今建兴乡）、上亭铺，分道去百顷坝南和大庙山。第五路，从剑阁境内的王河场出发，到梓潼的马迎寺（今马迎乡），再由马迎寺分兵两路，一路由申家梁至三合坝（今自强镇），另一路占领老龙场、燕儿山，向梓潼城靠近。三合坝的红军再由大茅山尖山子南下至兴隆场（今玛瑙镇）。在兴隆场的箭杆岭，红军曾与当地土豪李正基的团防队相遇，红军利用居高临下的地形，仅片刻工夫即击溃李正基百多人的乌合之众，顺利地占领了兴隆场，然后溯潼江而上，经柏树垭、金银垭（今属东石乡）进占石牛铺（今石牛镇）。石牛铺的红军大部又到卧龙山（今卧龙镇）、黎雅庙（今黎雅镇），部分到老观庙（今观义镇）、双峰寺（今双峰乡）等地。第六路，从剑阁境内的演圣寺、元山场出发，进入梓潼的头庙山、神道碑、元宝子、仁和场（今仁和镇）后，到倒石桥和斑竹槽（今定远乡）一带开展工作。第七路，从剑阁的金仙场、苍溪的思依场、南部的保城庙进入梓潼的乱石沟（今大新乡），到达仁和场与从元山场过来的红军会合。

4月3日，红军进入梓潼，扼控险关要隘，逐步形成对县城的军事包围。5日下午，红军在凤凰山战斗中，以逸待劳，击退敌人的疯狂进攻。12日，红军发起奇袭石牛堡的战斗，攻占梓潼城南重镇石牛堡。17日，红军在游击队配合下，一举歼灭盘踞在梓潼、剑阁、盐亭三县边界的盐亭保安团黄东平部的二十一、二十二团。18日，红军胜利占领长卿山，同时，歼灭川军二十八军据守梓潼城的两个团，胜利占领梓潼县城。

红军进入梓潼后，在宣传组织群众和发动群众的基础上，建立了梓潼、百顷坝、重华3个县级苏维埃政府，有县级干部12人；建立区苏维埃政府5处，有干部15人；建立乡苏维埃政权17处，有干部98人；建立村级苏维埃政权139处，有干部573人。在部分区乡还建立了贫农团、抗日救国同盟、少先队儿童团等群众组织。同时，红军还广泛深入地向群众宣传马克思列宁主义和红军的政治主张，充分发动群众，开展“打土豪、分浮财”，扩大红军队伍，在部分乡村开始分田地，组织当地群众加入革命斗争。各级苏维埃政府广泛张贴文告，镇压当地反动势力，摧毁了一部分国民党地方基层政权，惩办了一些贪官污吏。7国立六中一分校迁梓始末

1937年冬，日寇侵占济南，山东全境告急，许多中等学校纷纷往内地迁移。山东省国立第六中学流亡到河南省许昌一带，成立了山东省联合中学，后辗转至湖北。不久，在鄂西北，山东省联合中学由国民党政府教育部改建为国立湖北均县中学，继续收容山东省的流亡中学师生，并在均县、郧阳设校，均县分校为师范部，郧阳校本部为中学部。

1938年10月，武汉沦陷，学校又奉命西迁。均县分校于1938年12月17日启程，行程约1500公里，1939年3月初到达四川。国立第六中学校本部设在绵阳，分别在梓潼、德阳、绵阳辛店子（今永兴）和罗江设立四个分校。

梓潼为国立第六中学第一分校。师生在县城文昌宫、陕西馆、南华宫等处学习、生活。校内分简师部和师范（中师）部，师生约2000人，他们大都系山东省的流亡学生。学校由国民党政府教育部直接管理，地方上无权过问。1942年春，学校奉命改称为“国立梓潼师范学校”，开始大量招收四川本地的学生。1948年7月，学校奉命停办，前后历时十年。

国立六中梓潼第一分校的大部分学生，早在离开山东家乡时，就受到中国共产党提倡的抗日救国思想的影响。在湖北均县时，学校就有进步学生200余人。1938年9月，师范部学生林英纯（林又常）等在驻均县抗日的川军第四十一军的一个旅进行慰问演出时，结识了两位打入川军的中国共产党指导员陈元良（梓潼人）和漆锐夫。在陈元良、漆锐夫的帮助教育下，林英纯加入中国共产党，并担任特别支部书记，该支部有中共党员3人。1939年3月初，学校迁到四川梓潼时，林英纯等设法与四川地下党组织取得联系。至1940年冬，在不到两年的时间里，党员发展到40多人。他们在学校组织开展抗日救亡宣传活动，输送党员及进步青年奔赴革命圣地延安。1940年，地下党员杨景湘、程芸平及进步青年贺敬之、李方立、吕庆长（吕西风）等先后前往延安。8梓潼解放

1949年12月19日午夜，刚解放剑阁的人民解放军先头部队经过昼夜急行军160里，抵达七曲山大庙，与梓潼县城内的中共地下党组织取得联系，并要求他们组织民众自卫队暂时撤出城外，以防意外。民众自卫队得信后，从西门撤出。

12月20日拂晓前，中国人民解放军六十军一八〇师五四〇团，在团长尚坦、政治部主任韩光前带领下，一举解放梓潼县城。

梓潼解放当天，解放军部队首长在听取民众自卫队派回人员秦国顺、雷从泽的汇报后，即指示“民众自卫队立即回城，继续负担城内治安工作”。自卫队人员回城途中，在（潼江）西河边把枪膛内子弹取出来，倒背枪支，回城中驻所中和街“三圣宫”内，除一小部分人离队外，大部分人留下。民众自卫队被改编为梓潼县人民自卫队，他们每人佩戴白布袖套，当天即担负起县城内外治安管理任务，并动员居民支前，组织居民给过境部队烧开水、供应马料等。

12月21日，中国人民解放军第十八兵团司令部进驻梓潼周劭华家（今梓潼县大修厂内）。贺龙司令员，周士第、王维舟副司令员，李井泉政委，胡耀邦主任等入住梓潼。12月22日，贺龙司令员拟委任魏三庆任梓潼县长，由于魏系本县人，因此，经研究后，原第一野战军司令部秘书秦其谷被任命为梓潼县人民政府县长。秦其谷上任后，组织群众在城内北十字、东十字等处张贴布告、标语，宣传“约法八章”“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等，维持社会治安，稳定物价，安定人心。同时梓潼县成立了支前委员会，推举进步人士陈仁文为主任，中共地下党员陈元伦为副主任。该委员会下设供应股、总务股和粮食、仓库管理股，负责过境部队粮秣给养等工作。

贺龙等领导在梓潼期间，听取了地下党员赵邦雄、陈元伦等人的汇报后，对他们进行了勉励。王维舟在县政府办公室内召开了旧职留用人员会议，号召大家遵守“三大纪律、八项注意”，按“约法八章”办事，丢掉顾虑，坚守岗位，安心工作，今后更好地为人民服务。

12月24日，县长秦其谷随兵团领导离开梓潼前往成都。他在梓潼任职仅三天，未建立县政府下属工作部门，主要任务是安定人心，宣传共产党的政策，收缴枪支和为过境部队筹备粮秣军需等。

同日，川西北临时军政委员会安排随军南下的西北入川工作团干部刘杰接替秦其谷任梓潼县长。

12月25日，中共地下党江（油）、彰（明）、平（武）、梓（潼）、盐（亭）工委副书记王岳回到梓潼，向刘杰和随军南下的原四川地下党川康特委负责人马识途，详细汇报了梓潼地下党的建立、发展经过，党员成分、人数和分布地点，梓潼地下党领导机关江、彰、平、梓、盐工委和川北工委及其负责人等情况。刘杰等人着手筹组县政府、财政、建设等科，配备县政府各工作部门领导班子。

12月27日，当作为后梯队随军南进的西北入川工作团乘车至梓潼大庙山时，工作团分管领导贾启允宣布郭志修、支秉阳、郭金才、杨科红四人留梓潼工作。是日，刘杰去绵阳开会，郭志修接替刘杰任县长。当晚，郭志修把梓潼地下党的同志和南下担任梓潼地方工作的同志召集在一起，正式会师。

1950年1月1日，郭志修被任命为中共梓潼县委书记兼县长，王岳负责县委组织工作，谢子民负责县委宣传工作，支秉阳负责社会保卫工作，党委工作机构由此搭建起来。政府除郭志修兼任县长外，由武献卿任民政科长、王克功任财政科长、支秉阳任公安局长，形成了梓潼人民政权雏形。1950年4月中旬，韩光前到梓潼任县长。9三线建设在梓潼

1965年，中国工程物理研究院院部迁建梓潼，使梓潼成为中国原子弹、氢弹的研发基地，成为中国核武器科技事业发展史第二阶段的科研基地和第二个核武器研制基地的指挥和决策中心。从20世纪60年代中期至90年代初期，中国工程物理研究院在这里铸造中国的“核盾”20余年，完成了多个型号战略核武器研制定型任务，取得了新一代武器研发关键技术的重大突破。邓稼先等科学家用自己的热血和忠诚构筑惊世辉煌的物质丰碑的同时，也铸就了催人奋进、光照后人的精神丰碑，形成了“铸国防基石，做民族脊梁”的核心价值观和以“爱国奉献、艰苦奋斗、协同攻关、求实创新、永攀高峰”为主要内容的“两弹”精神，并永远放射着耀眼的光辉。

20世纪60年代中期，国际局势日趋紧张，为加强战备，逐步改变国防、科技、工业和交通建设生产力布局，中共中央决定进行一次建设重心由东向西转移的战略大调整，即“三线建设”。

中央将四川省确定为三线建设的重点地区。1964年3月，中央决定将核武器研究中心从青海迁往内地。第二机械工业部（以下简称“二机部”）召开三线建设选址工作会议，确定选址的原则是：从战略考虑，建厂必须在四川、贵州两省考虑，坚持“靠山、分散、隐蔽”方针，重要工程进洞，利于保密；少占农田，利用当地的水源、电源和交通等基础设施，生活区靠近小城镇。不久后，中央决定二机部系统均在四川范围选址。梓潼无论从地理位置、地形、地貌、地质水文还是道路交通、气候物产等方面，都很符合三线建设的“靠山、分散、隐蔽”布点的要求，是选址理想之地。1965年5月10日，经中央军委批准，中国工程物理研究院（对外简称“九院”）三线工程布置在梓潼、剑阁、安县一带。九院总部定点于梓潼，院总部机关及医疗、后勤保障设施设于县城近郊的长卿山山麓白家湾，总部下属的五所、六所、十所等研究所分布于梓潼的交泰、玛瑙、仙峰等乡镇，共占地约2000多亩。

1965年秋，梓潼境内的三线建设工程建设开始。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共西南局第一书记李井泉，西南局书记杨秀峰，中共四川省委工业书记杨超，中共绵阳地委书记彭华等领导同志都亲临梓潼安排部署。李井泉同志对中共梓潼县委书记薛斌奎说：“你们的任务就是服好务，可以多派些人去成都学理发、学厨师，多开几个高级饭店、旅馆，通过搞好服务带动梓潼经济的发展。”这一年，工程兵54师进驻梓潼，省建24公司1万人、西北5公司5000人进驻梓潼。梓潼调来了工程设计院，开始了大规模的道路、水电、通信、邮电、建筑等施工建设。到1966年年初，工程建设人员达到3万余人。

1974年，九院三线基地初步建成，至1985年，九院梓潼基地建筑面积近100万平方米，新修厂区公路314千米，建通信线路534杆千米，输通3.5万伏高压线，境内建变电站4个，在梓潼工作的中高级科技人员达2500余人，涉及数十个学科专业，九院梓潼基地形成了协作配套的科研实验生产体系。

自从三线建设在梓潼境内布点开始以来，支援三线建设就成为梓潼县委、县政府和全县人民面临的光荣任务。1965年，梓潼成立了支援重工业建设办公室，配备干部专司其职，保证建设需要，并先后从行政、商业服务、供销等单位抽调1200人到九院下属单位——曙光机械公司从事服务工作，此外，还在公社、生产队组织劳动力承包工程服务。在三线建设中，梓潼人民像当年迎接中国工农红军一样，热烈欢迎三线建设大军和九院科技人员的到来。从勘测设计开始，梓潼人民就箪食壶浆，竭诚欢迎，腾房屋、让土地、种蔬菜、筛沙石、烧砖瓦、打石头、修桥铺路、安全保卫、联防护厂等，从各个方面竭尽全力支援三线建设。遵照李井泉的指示，九院刚来时，梓潼把县委办公大楼、县委招待所、县粮食局机关全部让给院部先遣人员办公、住宿，职工子女全部就读于梓潼中学。梓潼选送了一批有文化的青年人去成都学理发、学厨艺，如著名特级厨师史正良就是其中的佼佼者。一时间，“梓潼三绝”——片粉、酥饼、镶碗名扬四海。3.5万伏高压线路的输通结束了梓潼火力发电的历史，一大批高素质科技人员的涌入、服务行业的振兴繁荣了城乡贸易市场，一次次国家级、省级的文艺团体来三线基地的慰问演出使山区农民大饱眼福。沉睡了多年的河沙、卵石变成了重要的建筑材料，源源不断地被运往工地，为当地农民带来了财富。九院的招工、技校的招生给梓潼年轻人带来了就业机会。从20世纪60年代建机砖厂到80年代建天化厂、丝绸厂、麻纺厂，都离不开九院的大力支援。九院儿女生活在梓潼，扎根在梓潼，与梓潼人民结下了深厚的情谊。10老一辈革命家与梓潼

梓潼是从北面进出川陕的必经之地，加之灿烂的历史文化遗迹像一幅幅美不胜收的画卷，吸引着古今中外名流。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邓小平、杨尚昆等或转战梓潼，或来县视察，或游览七曲山风光，他们在这里留下了足迹和墨宝，使梓潼山河更具光彩。邓小平两次莅临梓潼

1958年10月，中共中央总书记邓小平、书记处候补书记杨尚昆，在中共四川省委第一书记李井泉的陪同下，来绵阳视察。10月29日下午，邓小平同志一行从剑阁来到梓潼县城，刚一下车，县委书记韩子英边走边向小平同志介绍梓潼的地理环境、风土人情及工农业生产情况。小平同志面带微笑，仔细地听着，当走到县城北十字街时，韩子英请小平同志一行到县委机关休息一下，小平同志看了下表，爽朗地说：“不用了，再走走看看。”他走进一家副食商店问营业员：“盐巴多少钱一斤？”营业员回答：“一角五分。”小平同志听后点了点头，他对县委同志说：“这是人民生活必需品，你们务必要保证供应。”走到位于县城中心的西川旅店时，小平同志又问值班人员旅店住宿客人多不多？住一晚收多少钱？值班员回答说：“这是全城设备最好的旅店，住宿客人较多，按房间等级，住宿一夜最高的收费一元二角，最低的四角。”小平同志嘱咐他们要注意安全，讲究卫生。这天梓潼正好逢场（即“赶集”），街上的人比平时要多一些，小平同志看到一位卖草鞋的老农，走上去亲切地问道：“多少钱一双？”老人说：“四角。”在卖肉的案桌前，小平同志又问：“猪肉多少钱一斤？”“三角九分。”一路上，小平同志又向韩子英仔细询问了梓潼的历史情况，当了解梓潼素有“谷仓”之称时，便频频点头，十分高兴地说：“梓潼的条件不错嘛，群众的干劲大，热情高，这很好。但是，越是这种情况，你们越要保持清醒的头脑，要实事求是，保护好群众的积极性。”说话间已到城南文峰楼，小平同志停下来对韩子英同志说：“不在梓潼停留了，要前往绵阳。”韩子英等与小平同志依依惜别，目送他们的车驶向远方。

1963年4月28日，邓小平第二次来到梓潼。时近中午，中共中央总书记邓小平、国务院副总理兼外交部长陈毅等一行，在出访东南亚国家回国时顺路到梓潼七曲山视察参观。在介绍中，邓小平、陈毅特意走上前来，微笑着和果忍法师亲切握手。由果忍法师带路，邓小平、陈毅等同志兴致勃勃地参观了七曲山大庙的文昌宫、桂香殿、关帝庙、魁星楼、时雨亭、应梦床、晋柏台等主要文物古迹。在桂香殿，邓小平看见一根柱子有些下沉，就说：“一定要好好保护这些文物古迹。”并给随行秘书指示：给大庙拨点款，维修好这些古代建筑。后来，梓潼县政府按邓小平同志的指示在资金本不宽裕的情况下从县财政给七曲山大庙拨付了8000元资金，对桂香殿进行维修。在小平同志的关照下，后来国家文物局、四川省文化厅、绵阳专署和梓潼县政府先后拨款上百万元，对国家级的七曲山大庙古文物建筑进行保护维修，使之得以完好保存。邓小平对梓潼落实侨属政策的三点指示

1962年冬天的一个晚上，梓潼县建筑公司失火，烧毁古式木楼一幢。在追究失火原因的过程中，由于受当时“左”的思想影响，上级要求专案组从“阶级斗争”的角度去考虑破案线索。何正铭当时系建筑公司工人，他本人曾经在国民党军队里当过兵，兄妹又在海外定居，于是专案组就认定何正铭是纵火犯，他被判刑8年，留场劳改10年，家属受到歧视，生活十分困难，虽经多次申诉要求复查纠正，终未得到彻底解决。

1984年年初，何毓芬（何正铭的堂妹）致信中央顾问委员会主任邓小平，说明事情缘由，希望重新审理此案。接信后，邓小平同志批示：“1.要认真组织复查，实事求是、合情合理做出结论；2.解决其他问题不要小气；3.办理结果速报我”。

1984年10月25日，绵阳地区行署侨务办向梓潼县委传达了邓小平的三条指示，梓潼县委接到批示后召开了常委会，迅即要求县人民法院重新调查案件。经分析研究案情，县人民法院认为“何正铭纵火”一案无事实依据，对原处理案情做出纠正，撤销原处理决定，将何正铭送回原单位重新安排工作，并给予经济困难补助，帮助新建房屋14间。梓潼县人民政府发出《关于认真做好工作尽快落实侨务政策》（梓府函〔1986〕44号文）的通知，要求“凡平反纠错不彻底，留有尾巴的，要认真清理纠正”。这一通知下发后，全县掀起纠正冤假错案高潮，落实侨属政策200余人。杨尚昆七曲山话古柏

1961年5月，中共中央书记处候补书记杨尚昆与解放军总参谋长罗瑞卿等一行，在中共四川省委和梓潼县委领导人陪同下，前往七曲山大庙游览参观。杨尚昆对梓潼县委负责人说：七曲山古柏和文物是历代劳动人民创造的历史文化珍宝，要好好保护，使之贡献于人民。郭沫若、王震、张爱萍等游览七曲山大庙

1966年4月，国务院副总理、中国科学院院长郭沫若偕夫人于立群到七曲山大庙参观。

1966年7月，国务院副总理王震来七曲山大庙参观。

1983年5月8日，国务委员兼国防部长张爱萍将军，在中共四川省委书记谭启龙、四川省长杨析综陪同下，前来大庙游览参观，并书“开物成务”匾额一幅。陪同张爱萍参观七曲山大庙的还有著名的金属物理学家陈能宽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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