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翁立,丁幼华
出版社：中华书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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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的胡同试读：
前言
斗转星移，日新月异。有着七十万年前的人类活动遗迹、三千多年建城史、八百多年建都史的北京,正在发生脱胎换骨的深刻变化，真可谓一天一个样。古老的北京城，正在被现代化的国际大都市所取代。在隆隆的推土机声中，北京城里的胡同正在渐次减少，随之而起的则是一座座现代化的高楼大厦，一片片居民小区及宽阔的街道。但作为一种建筑形式，一种历史积淀，一种文化载体，一种美学风格，胡同不会完全消逝。“城”向“市”的发展虽只是一字之差，可内涵却起了根本的变化。农业文明向工业文明的发展，必然会直接影响着城市格局的深刻改变，特别是商业大潮的冲击力更大。如何在变化过程中使传统文化的魅力和当代的需求更好地结合是我们亟须思考的问题。
此书并无为胡同唱挽歌的意思，只是想为历史多做些留存，为研究、探讨胡同多提供些参考资料。而探讨的目的，正是为了在现代化建设中，充分认识胡同这种建筑形式的人文、美学、历史价值，以便在当前城市改造中吸取中华民族传统文化内涵，继承祖国辉煌的古代建筑经验。
老北京城不仅是中国的历史文化名城，也是世界文明史上最壮丽的文化奇观。其修建是先有了总体规划设计蓝图，然后开始逐步建筑施工的。特别是先在地下顺着地形的坡度铺设下水道，装置了排水设施，然后才在地面上根据总体规划的原则，具体分步实施的，因而整齐规范。从八百多年前的规划设计来看，这在世界城市建设史上都是独一无二的瑰宝。而四合院和小胡同正是这瑰宝的重要组成部分，整个老北京城就像是座放大了的四合院，系由皇宫及其连属的别苑（北海、中南海）和民居的四合院及连属的胡同两大部分组成，互为衬托，交相辉映，缺一不可。如果仅有那金碧辉煌的紫禁城，而没有一定规模的四合院和胡同，那么北京城就不能称之为北京城了。其实皇宫紫禁城也是由大大小小的四合院合围成的。四通八达、布局有致的胡同及四合院是构成北京城的血脉和细胞，正是在这种典型民居的特定环境中，才逐渐产生发展出京派文化及京腔京味。人创造了建筑，建筑也影响了人的观念。胡同和四合院里的一砖一瓦的背后都有一段漫长曲折的故事，这些砖瓦比许多国家的建国史还要悠久。而北京城西南广安门一带的历史遗存更可上溯到一千三百多年前。这是老北京城的意蕴和民族的骄傲，是东方文化和古代建筑文明的体现，也是北京城卓然而立，令世界各地游客心驰神往的一个重要原因。
当然，世界上的任何事物都不是一成不变的，胡同和四合院也是如此。它必须随着时代的发展而发展，随着时代的进步而进步。如若不然，它必定会被时代所淘汰。但在其发展变化的过程中，却可以既具备符合当代生活所需要的色彩，也同时保留有传统的民族风格。我们不能割断自己的历史，而应在传承中，经过扬弃来进一步发展。因此，在当前的城市改造建设中，如何把古老的、传统的建筑风格同当代多元化的建筑，非常艺术地统一起来，是非常值得重视的问题。对于历史文化遗产的保护，永远都不会太晚。
世界上许多发达国家都在这方面有过深刻教训，在经济迅速发展过程中，为了现代化和商业化当时的需要，拆除了成片的十七、十八世纪甚至更早的老房子，代之而起的则是千篇一律的摩天大楼和商贸中心、宽阔街道。可经济发达起来后，才发现已经无可挽回地失去自己民族的风格，抹去了自己民族无数珍贵的文化史迹。平庸一致的火柴盒式的高楼大厦、商务中心、星级饭店、写字楼显示不出有别于其他国家、其他城市的独特个性，失掉了自我，毁掉了自己民族历史文化的特征，有的甚至永远失去了世界和全人类的文化遗产。拆之容易补救难，再补救的也只是“假古董”，而真文物却无可挽回地消失了，教训是惨痛的。
历史是现实的根。因此，在现代化建设中，必须注意保护历史建筑的精髓，将民族历史的文化烙印，很好地传承进现代建筑规划设计之中。这样我们才能无愧于前人所创造的奇迹，也对我们的后人有所交代，将我们中华民族历史的辉煌与现实成就，一起更好地带进未来。
乍一看，北京的四合院和胡同一水的青砖灰瓦，模样都差不多，有必要花那么多钱，投入那么大的人力、物力进行保护吗？而且很多四合院早已变成了大杂院，年久失修，下雨漏水，刮风进土，四面透风，居住环境拥挤不堪，做饭要液化气罐，取暖靠煤球炉子，要方便得上公厕，想冲个澡也得去澡堂子。这些四合院和胡同老则老矣，也客观反映出我们对其维护照顾得不周，如能在危房改建过程中，从拥挤的院落分流一些住户住进新建的楼房，对原四合院和胡同，外部保持不动，而在内部进行适合当代生活所需的装修，仍会成为人们首选的民居。
从本质上看，四合院和胡同的魅力仍不减当年，因为它毕竟是前人留下的建筑精华，就是在世界上也是非常独特的，是北京风貌的灵魂所在，能接地气，人情味和文化底蕴十足，记下了历史的变迁、时代的发展，烙下了人们社会生活的印记。每座四合院，每条胡同都有自个儿的故事。
现如今北京发生的巨大变化，连老北京人都快认不出自己住了一辈子的北京了。广义的胡同锐减了一半之多，狭义的胡同还剩下不到五百条了。2010年7月1日北京市行政区划进行了调整，西城区和宣武区合并，东城区和崇文区合并。但为满足读者朋友对史料的需求，此次出版仍以20世纪80年代的资料和格局来定稿，只有几处做了修订。不当之处，敬请诸位读者不吝赐教。另外，特将20世纪80年代北京老城区胡同分布示意图作为附录，以便读者查找。
本书初稿形成于1986年,1992年第一版发行,1993年出了第二版增补本,1998年又出了第三版,均为北京燕山出版社出版。2003年北京图书馆出版社又出了图文珍藏版,并于2008年又出了第五版。承蒙广大读者厚爱，前五版发行量已超过10万册，这说明喜爱、关注咱们老北京史地民俗者大有人在。此次中华书局的出版为第六版，只想为咱们老北京多留下点念想，把咱们老北京的记忆传下去，并在传承中创新。谢谢大家！翁立丙申仲秋壹话胡同
北京，不仅是中国的历史文化名城，也是世界文明史上壮丽的文化奇观。许多世界著名的外国城建权威人士都认为，北京城是地球表面一项伟大的文化工程。不用说那举世闻名的天安门、金碧辉煌的故宫、雄伟壮观的长城，就是那一条条看上去很不起眼的小胡同，里面的学问也大着哪！
北京的胡同不仅仅是城市的脉络、交通的衢道。它是有了城市后才出现的，更确切地说它是在北京城成为元朝的都城以后才出现的。城市的出现是社会发展的标志，因此胡同还记下了历史的变迁、时代的风貌，并蕴含着浓郁的文化生活气息，好似一座座民俗风情展览馆，烙下了人们社会生活的印记。
胡同本是蒙古语借字表音的双音节名词，在北京这地界儿成了街、巷、道、路、里等的通称，进而又发展为体现京城风情的窗口，成为北京传统地方特色的象征，散发着浓郁的“京味儿”。与许多京味儿小吃、京剧、京调等号称姓“京”，却起源于四面八方一样，胡同充分体现了北京文化的兼收并蓄、包容万千。
乍一看，北京的胡同都是灰墙灰瓦，一个模样。其实不然，这每一条胡同都有一个说头，都有自己的故事。北竹杆胡同第一节关于“胡同”的解释
我是在北京的胡同中出生，又在胡同中长大的。因而对胡同不但不感到陌生，还有一种亲切感。可外地人就不理解了，特别是南方朋友到了北京总要问：“你们北京人干吗管街道叫胡同呢？”好在我打小就爱听老人们讲北京的事儿，也好琢磨北京胡同的名儿，还搜罗积攒了些有关北京胡同的资料，平常还好在胡同里遛弯儿，因而还能回答得出。尽管自元朝的时候“胡同”就在北京这个地方广泛使用，明朝开始就不断有人对“胡同”一词进行考证，可文人们却说法不一，各执己见。
从史籍中看，光是对“胡同”这个词的写法从元朝到清朝就有：衖通、火弄、火疃、火巷、火衖、胡洞、衙衕、衚衕、ꆡ㣚等。著名语言学家张清常教授在《胡同及其他》一书中，专门从语言学的角度对“胡同”这个词进行了分析，指出胡同这个双音词的种种写法，是借字表音。
张先生认为胡同是个双音节的词，只用于北京和北方一些城市。它始见于金代，元朝才留下有较多的资料证实它是已经行用的街巷异名。关于胡同这个词的来历，旧日有三种解释：一为“方言”；二为“弄”或“巷”的缓言，是“巷”的反切；三为《说文》衕字的衍化。然而三种说法均不圆满。张先生假设胡同是个借词。蒙古语、突厥语、维吾尔语、鄂温克语、女真语、满语等“水井”，大致是huto这样的音，被汉语吸收，借字表音，汉字的几种写法，其中胡同最为流行。到了明清大量使用，使胡同原义（有水井处）转为街巷，并被看作是汉语本身的词了。
已故北京史研究会会员曹尔驷先生在《北京胡同丛谈》一文中曾谈道，“胡同”这个名称究竟是怎么来的？它最早见于元曲，如关汉卿的《单刀会》中有“杀出一条血胡同来”的词句。还有元杂剧《沙门岛张生煮海》中，张羽问梅香：“你家住哪里？”梅香说：“我家住砖塔儿胡同。”曹先生曾设想胡同是“浩特”的音转，因“浩特”最早是居民聚落之意，后来发展为城镇。并将此问题请教了张清常先生，张先生明确答复“胡同”二字确由蒙古语而来，根据语言考证，应是Hottog的音转，即水井之意。乡有乡井，市有市井，除了河道、湖泊之外，井泉一般是居民生命之源，有井的地方才有居民。这才是胡同的本意。东吉祥胡同的月夜
有位在中国多年的日本人多田贞一，1944年写了本《北京地名志》。他说：胡同正写是衚衕，相当于小通路、横街、小巷等。它是从蒙古语来的。在内蒙古，比村稍大的部落就叫胡同。北京也是很早就有称为胡同的事了，今天几乎被完全使用在街道的意义上，胡同的意义却是更近于村、镇的。据内蒙古来的人说，锡林郭勒地方的包，五六个集在一起，就称为胡同。他还指出了胡同流行的范围，不仅内蒙古、黑龙江、吉林、河北有，天津、河南也不少，因而他得出一个大致的结论：胡同的使用不仅局限于北京，中国北方基本上都有。这与张清常先生根据1989年邮电部邮政总局主编的《中国邮政编码大全》所统计的全国胡同分布情况大致也是吻合的。
我觉得有必要在这里突出一下的倒是张先生最近统计的全国约计5211条胡同中，天津市竟占了1728条，比北京市现今实有胡同数还多了四百多条（这里说的胡同为不含街巷在内的狭义）。宫门口三条
以上三位先生对胡同的解释，无论是“水井”也好，“居民聚落”也好，“比村大的部落”也好，意思上大体还是接近的。可是关于胡同，还有一种解释为“火疃”，说是“胡同”一词最早出现在元杂剧中，它作为街巷的称呼至少在元代就开始了。金末元初，蒙古人开始兴建元大都（即北京城），当时城内居民的住房都是按片分开，中间辟有通道，这种通道在蒙古语中的读音为“火疃”。后来北京人便逐渐读成了“胡同”。这真是水与火的矛盾啊！育强胡同
无独有偶，接着我又看到北京出版社出版的《北京地名漫谈》一书，其中有篇名为《北京胡同的由来》的文章写道：据考证，北京许多古老的街巷名称沿袭元、明、清之旧。胡同之称也始于元。不过那时不叫胡同，而叫“火弄”，又叫“弄通”。可见胡同即是从“火弄”“弄通”演变而来的。宋代都城东京（今开封）、临安（今杭州），称街坊为火巷。孟元老《东京梦华录》说：“每坊巷三百步许。”《杭州府志》也曾提到火巷，火巷是指都市规划时，在建筑群之间留出的间隔地带，平时是通道，万一失火时，便是防止火势蔓延的设施。据《析津志辑佚》这部记述元大都的书记载，其街制规定：大街的街宽不少于24步，小街的街宽不少于12步。小街就是火巷。《析津志辑佚》说那时共有“三百八十四火巷”。《京师坊巷志稿》云：《元经世大典》谓之火巷，胡同即火巷之转。
这么说来，不管是“火疃”，还是“火弄”，以至“火巷”，虽都带个“火”字，实质都是为了居民的安全而防火的。这么看来与“井”“水”又没了矛盾。而且以上两种说法，在胡同之称始于元朝这点上也与前三位先生的观点是一致的。当然，这些都是从语言及胡同的功能上说的。
还有一种对胡同的解释，则带上了点政治含义。明朝万历年间顺天府（当时京师及附近州县都归顺天府所属）宛平县（当时京师西部地均属该县管辖，县署在地安门西大街东官房）知县沈榜写了一部《宛署杂记》，对“胡同”这样说：“宛平人呼经行往来之路曰街、曰道，或合呼曰街道。或以市廛为街，以村庄为道。……其以衚衕名者凡三百一十二。衚衕本元人语，字中从胡、从同，盖取胡人大同之意。然二字皆从行，迨我朝龙兴，胡人北徙，同于荒服，亦其谶云。”也就是说“胡同”一词本是元朝的语言，是“胡人大同”的意思。到了明朝，胡人被打败，所以又加上了“行”字。字形虽变了，读音却没有改。由此看来，不管元朝还是明朝，对“胡同”一词的使用，还有点政治色彩。
综前所述，已经可以认定：“胡同”是元朝时开始出现在我国北方城市建筑布局中的一个专用名词，其作用是等同于街巷、里弄一样的通道，既连着民居院落，又是交通道路，当然它还有社会政治功能及文化诸方面的作用。在此，我们姑且把它看成一个专用名词，一个如同街巷那样的地名标识词就够了。大菊胡同
不过，还有一点在这里必须讲明白，那就是既然胡同是可以等同于街巷的城市建筑布局的专用名词，为何还要起这个专用名词，而不干脆称其为街呢？这也是我在查阅了侯仁之先生主编的《北京历史地图集》后才搞清楚的。原来元朝所建的大都城之所以规划整齐有如棋盘，是因为当时对大街、小街和胡同是有具体宽度标准的，不过那会儿是以步代尺，用步计量。元朝1步为5尺，约为1.54米。
大都城共有十一座城门，城门内的大街构成了全城主干道。主干道相交形成若干长方形居住区，居住区中又有等距离东西走向的若干条胡同，从而形成了整齐的城市街道体系。当时规定大街宽24步（约合37.2米），小街宽12步（约合18.6米），胡同宽6步（约合9.3米）。经实地勘查，现今东四北的几条胡同，正是元朝胡同的规模。东四二条早市
这就是说，胡同在元朝时的宽度必须为6步，比它宽的才称之为小街（12步）、大街（24步）。
但这一规定，随着朝代的更替，到明朝和清朝也就不那么严格了。明朝废弃了元朝的一些大面积建筑群后，原址上出现了一些不规则的小胡同。清朝又废弃了明朝的一些衙署、府第、仓场，这些地方也自然形成了一些不规则的胡同。有的胡同宽于6步，有的胡同则不足6步，还有的胡同两头窄中间宽。像明朝时，天安门西侧设有中军都督府、左军都督府、右军都督府、前军都督府、后军都督府及旗房、太常寺、通政使司、锦衣卫等九大官府衙署建筑群，到了清朝这些官府衙署被废除后，就形成了曲里拐弯的几条不规则的胡同：中府胡同、左府胡同、前府胡同、旗手卫胡同等。1959年9月在这块地方建成了宏伟的人民大会堂。崇文门旧影
在这儿特别指出胡同的宽度问题，并不是说在提到胡同时必须要注意它的宽窄，正好相反，我认为现在提到胡同则可以不再顾虑它的宽度，因为现今北京城的大多数胡同，几乎都是明朝和清朝形成的，那会儿对胡同宽度标准的规定已不那么严格了。
还有一种说法，认为北京街道的地名，以居民住户为主的叫胡同，而以买卖商家为主的叫街，称街的未必有胡同宽，而胡同又不一定都比街窄。像西单北紧挨着灵境胡同的东斜街、太仆寺街，就没有灵境胡同宽；西单南的西绒线胡同，又不比它南边的南翠花街窄。
所以，我认为还是从广义上来解释“胡同”这个词更适当些：胡同就是老北京的街巷，是随着北京成为元朝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的国都，而逐渐形成的交通衢道、城市脉络。而今后随着现代化的发展，许许多多的胡同也许将被拓宽，并会开拓出更多的新街道，新的街道必定会比胡同宽得多，人们就会称之为街、路或更新的什么名词，但其仍有胡同的作用在里边。那时，胡同也许会成为过去，成为一个历史名词。本书所谈的胡同是从广义来说，泛指老北京街巷在内的所有胡同。第二节北京胡同概况
北京城到底有多少条胡同呢？老北京人说：“有名胡同三百六，无名胡同似牛毛。”意思是说北京的胡同多得数不清。这里虽有夸张，但却反映出北京胡同的名目浩繁又分布散乱，不易搞清楚，就像老北京人形容“卢沟桥的狮子——数不清”一样。其实卢沟桥不过全长266.5米，桥面宽7.5米，上边的狮子总计505个，只是狮子大小不一、形态各异，小狮或攀于大狮头，或戏于大狮爪、伏于大狮背、隐于大狮腋，似捉迷藏而已。北京的胡同也是这样。元朝胡同刚刚形成时，排列整齐，呈棋盘式格局，但自明清以后则不那么规范了。不仅有横胡同、竖胡同，还有斜胡同、半截胡同和死胡同（不通行的胡同）。有的大胡同中还套着小胡同。还有的胡同，行人进去后左拐右弯转了一圈，却又从原来入口处不远的地方转了出来，本想穿过去，却徒劳一场。北京人以特有的幽默形象地管这样的胡同叫抄手胡同，就像一个人两手抄在一起的形状。还有不少曲里拐弯的胡同。因此，要搞清北京的胡同的确不那么容易。一 历代胡同知多少
北京的胡同形成于元朝。由于可以考证元朝都城的翔实史志，元末熊梦祥（字自得）所编纂的《析津志》已失传，只能从明朝的《永乐大典》和清朝的《日下旧闻考》等书中所辑录的《析津志》部分佚文中来看了。元朝北京有“三百八十四火巷，二十九衖通”，也就是说共有街巷胡同413条，其中有29条直接称为胡同，而那384条火巷，其实是广义上的胡同。从元朝李好古的杂剧《沙门岛张生煮海》第一折中侍女云“你去兀那羊市角头砖塔儿胡同总铺门前来寻我”这句戏词儿看，现今西四南大街西侧的砖塔胡同就是元朝已有的胡同名称了。戏词儿中所说的羊市角头，则是砖塔胡同北边的羊肉胡同口。从明北京城复原图上看，这种被称为角头的还有：现今的交道口，当时称大都角头；北新桥被称为绒家务角头；西安门西口丁字街口被称为西角头；而东城的灯市西口和灯市东口又分别被称为上角头、下角头。如此看来，角头都是街巷胡同的拐角头或胡同口的意思。
从明北京城复原图上看，明朝北京共有街巷胡同629条，其中直接称为胡同的有357条，并有三十多条胡同历经清朝、民国一直不走样地叫到今天，如：
德胜门内大街的羊房胡同
鼓楼东的东绦胡同
新街口东街的罗儿胡同
东直门南小街的门楼胡同
西四南的羊肉胡同、砖塔胡同、粉子胡同
王府井大街的翠花胡同羊肉胡同
东黄城根北街的弓弦胡同
东四北的月牙胡同
宣武门内大街的头发胡同、安儿胡同、油坊胡同
府右街西的太仆寺街、堂子胡同
和平门内的枣树胡同、松树胡同
西长安街南的石碑胡同
朝阳门南小街的演乐胡同
东四南大街的本司胡同、灯草胡同、史家胡同、干面胡同
崇文门内大街的苏州胡同
和平门外的佘家胡同
骡马市大街北、南的四川营胡同、果子巷
前门大街西的蔡家胡同、施家胡同、王皮胡同
大栅栏西街南的朱家胡同
崇文门外大街西的苗家胡同
……
而明朝人张爵在《京师五城坊巷胡同集》一书中记载，明朝北京共有街巷胡同约1170条，其中直接称为胡同的约有459条。
清朝北京的胡同比明朝又有所发展。可是看清乾隆北京城图，却发现起码有八十多条明北京城复原图上原有的街巷胡同在这张图上没有标记出来，但这张图上又比明北京城复原图多出许多新的街巷胡同。为了弄明白清朝北京到底有多少胡同，我只好去数一数清朝朱一新老先生所写的《京师坊巷志稿》一书中所列的当时北京的街巷胡同名了。一数才知道，清朝时已有街巷胡同2077条，其中直接称为胡同的有978条之多。
到了1944年，北京有多少胡同呢？根据多田贞一在《北京地名志》一书中所记，当时北京共有3200条胡同。不过他这里所说的胡同是指广义的，其中包括没被直接叫作胡同的街巷。孟端胡同
现今北京有多少条胡同呢？一位好友帮我从北京市公安局借到一册《北京市街巷名称录汇编》，编印于1986年8月。收集了北京市东城、西城、崇文、宣武、朝阳、海淀、丰台、石景山、门头沟、燕山十个区的街、巷、胡同、自然村的名称。这书是依据1982年各区地名录和近两年来各区街巷实际变化情况编写而成的。遗憾的是虽列有每条街巷胡同的新、旧名称对照，却没有总数。我只好采用笨法子，一条条地去数，数了三遍，每遍结果都有出入，只好取平均数公布：共有街、巷、胡同、自然村6104条（个），其中直接称为胡同的有1307条。复兴门内大街
2001年1月4日，《北京日报》记者陈红梅和宗春启报道跨入新世纪后北京还剩下459条胡同（狭义的，不含街巷）。仅十多年的时间,胡同就减少了近三分之二。2010年9月9日，《新京报》《北京晚报》等多家媒体报道了北京市政协调研报告,称截至2003年，北京旧城胡同（广义）数量较1949年锐减一半，从3250条降至1571条,且列入保护区的仅有600条,未划入保护区范围的胡同还在不断消失。
说到这儿，就把北京自打元朝建大都开始有胡同起，经明朝、清朝、1944年，直到现如今的胡同数字大估摸都捋了一下。这些胡同各有各的特点，再往下我们就该说一说北京胡同的特色了。二 胡同之最
北京城的胡同虽说大多数都是正南正北、正东正西走向的，但也有斜街，为了不至于让人转向，在名称上都明示出来了，像鼓楼南的烟袋斜街、白米斜街，前门大栅栏西的樱桃斜街、铁树斜街、棕树斜街、杨梅竹斜街，宣武门外的上斜街、下斜街，西单北的东斜街、西斜街等。这些斜街大都是由于当年的河道、水沟流向造成的。像北京最长的一条斜街，北起西直门内大街，南至阜成门内大街的赵登禹路和由此接下去继续往南至复兴门内大街的太平桥大街，以及再由此往南接到宣武门西大街的佟麟阁路。这两条路，一条街连起来的北京最长的一条斜街，原本是北京城西部的一条重要水道叫大明濠，当年北郊的白浮、马眼、一亩诸泉导至昆明湖，汇合玉泉山等水源，从西直门北入积水潭、什刹海；另一支则从西直门南水关进城，就是通过这条大明濠南流，过祖家街、石驸马桥（今新文化街西口）、国会街（今宣武门西大街）入护城河（南二环路）。同时还有一道支流从辟才胡同往东，经甘石桥、灵境胡同往北，经厂桥入了北海，因而造成了辟才胡同东口弯曲，并产生了东斜街和西斜街。而烟袋斜街、白米斜街则是因为它们在什刹海东河沿，受了什刹海岸的影响。这条烟袋斜街，看上去还真像个大烟袋，从地安门商场北边一点的胡同东口进去，像个烟袋嘴，往西顺着细长的胡同往里走像是烟袋杆，到了西头则往南一拐直通银锭桥，胡同口张着，则像个烟袋锅儿。至于樱桃斜街、铁树斜街、棕树斜街、杨梅竹斜街、上斜街、下斜街等，也都是元朝、明朝或以前的旧河道。北京城还有一条形成于元朝的斜街，不过现今已不叫斜街了，斜街是它在明朝时的称呼，现在叫鼓楼西大街。东交民巷贯通巷一尺大街（现并入杨梅竹斜街）小喇叭胡同（北口）
北京城最长、最宽的街，不用我说，大家都知道，那就是长安街。其长度，诗人们称之为十里长街，其实作为整个北京城东西的大轴线，它往东已延伸到朝阳区与通州区交界处的八里桥了，往西已达石景山。不过由东单往东依次称为建国门内大街、建国门外大街、建国路；打西单往西分别称为复兴门内大街、复兴门外大街、复兴路和石景山路。其最宽处达一百多米。
那最长的胡同呢？我看要数东、西交民巷了。这条胡同与长安街平行，在长安街南面，东西走向，东起崇文门内大街，西至北新华街。在明北京城复原图上就找得到它，不过那时称东、西江米巷。它仅比从东单到西单的距离短了从西单至北新华街北口那么一段。比东、西交民巷再稍短一点的就是东起崇文门外大街，西至前门大街的东、西打磨厂街了。再就是东起人民大会堂西路，西至宣武门内大街的东、西绒线胡同了。这条胡同在明北京城图上也可以找到，不过那时只是现西绒线胡同西头的一段叫绒线胡同，从现今大六部口往东则称板桥。九湾胡同
那最短的胡同呢？在琉璃厂东街东口的东南，桐梓胡同东口至樱桃胡同北口一段，原来叫一尺大街，不过才十来米长，东西走向。听这条胡同口槐荫堂的一位老人讲，这条胡同路北原有三个门，均为刻字店。路南原有三个店铺，西为大酒缸，中为铁匠铺，挨着铁匠铺东边还有间理发店，店门紧挨着樱桃胡同北口。这儿虽叫一尺大街，实际上只是一条北京城最短的胡同，现今已并入杨梅竹斜街，成为这条街西边的一小段。后来我又专门实地踏勘了一下，发现杨梅竹斜街的胡同标牌钉在这条街西口路北，正对着樱桃胡同北口，也就是说从现今这块标牌往西槐荫堂门口大树以西的一段，就是原一尺大街，往东才是原杨梅竹斜街的西口。由这儿再往东不远，有条连接杨梅竹斜街与炭儿胡同的南北短胡同，叫贯通巷，只有三十来米长，也是如今北京最短的胡同之一。钱市胡同
对于北京最窄的胡同，几年来不断有新的发现。较早说崇文区东珠市口北的高筱胡同南口最窄，仅65厘米。我踏勘天桥西永安路北边的小喇叭胡同，发现北口向西拐弯处仅58厘米，大胖子过这个胡同口还得侧着身走。最近又经过实地踏勘，发现前门外大栅栏地区的钱市胡同虽然东口宽80厘米，可胡同中间最窄处却只有44厘米，是胡同两侧居民住宅院前的台阶伸出占了地方，在这个地方两人相遇，得有一人退进居民院的门洞里，另一个人才能过去，要不然谁也甭想通行。东廊下胡同中的小门楼
这些胡同虽然又短又窄，但大致还是直来直去。北京城还有些曲里拐弯的胡同，拐弯最多的数哪一条呢？原本是北新桥那条九道湾，从胡同名上就可以看出它的弯曲形状，虽叫九道湾却拐了有二十多道弯，可现今这条胡同分成了东、西、南、北、中五巷，分别叫作九道湾东巷、九道湾西巷、九道湾南巷、九道湾北巷、九道湾中巷。因此，如今要论拐弯最多的胡同就数不着它了。现在可以取代它的要算前门外的九湾胡同了，这个胡同名也够形象的，一听就知道这条胡同会拐多少道弯，它原来也叫九道湾，只是为了跟东城、西城、崇文那三条九道湾区分而改成此名。现西城的九道湾也改叫百代胡同，崇文的改叫磁器口东二巷，只剩下北新桥那条一分为五的九道湾了。而九湾胡同，实则要拐十几个弯。
北京最古老的街巷胡同在哪里呢？就在现今宣武区长椿街国华商场后身儿的三庙街一带。这里辽代叫檀州街，比金代的广安门大街还要早呢，距今已有九百多年的历史。在宣武区，元朝以前的街巷胡同还有几条，如现今广安门内大街上的北线阁街、南线阁街，宣武门外下斜街东边的老墙根街等。打磨厂街
据光绪年间震钧所著《天咫偶闻》所记，线阁是辽代旧名燕角的传讹，或俗讹为烟阁。而根据20世纪30年代张江裁在《燕京访古录》一书中记载：宣武门外老墙根有一段半截的废城，长一丈八尺，高九尺，城砖坚固，基石如新。有一块白石长四尺八寸，宽二尺，平嵌在上面。上刻隶书“通天”二大横字，左边刻“辽开泰元年”五字，右边刻“北门”二字，都是隶书。在它残破的城砖上，又有一铁方砖平嵌在砖上，方一尺二寸，厚七寸，上镌“龙翔凤舞”四个大隶字，它的上面横镌“大辽开泰殿陛”六个小隶字。这个地方想是辽时内城的东北隅。
老北京胡同早年间有个突出特点，就是胡同口上都安有木头或铁栅栏，其作用就像如今的防盗门一样。为什么要安栅栏呢？明朝弘治元年，有个叫王敏的百户（小军官）上奏皇帝，说因为“京城之内，大街小巷不只一处，巡捕官兵，只有七百余名，未免巡历不周，一闻有盗，昏夜追赶，小街曲巷辄被藏匿……”，所以请求“要于京城内外小巷路口置立栅栏，夜间关闭”。当时虽京城里夜夜有“宵禁”，禁止行人来往，但还不能防止盗贼隐藏于小巷长街之内，因而要安上栅栏帮助官兵防盗。皇上一看是帮着他维护统治的奏议，就批准了。于是北京城的胡同里就都安装上了栅栏。到了清朝，栅栏有增无减，乾隆年间，北京城已有一千七百多道栅栏。光绪年间还对这些栅栏进行了修整。现今这些栅栏虽没了，却留下了不少叫栅栏的胡同名称。最有名的就要数前门外的大栅栏（老北京人念成dàshilàr）。
此外，西长安街北的钟声胡同，原来叫大栅栏。还有西长安街南的双栅栏胡同、西四南的大院胡同原来叫二道栅栏。丰盛地区还有三道栅栏胡同、三道栅栏北巷等等。据《北京地名志》一书记载，在20世纪40年代一些胡同口尚能看到严密的铁栅栏，或已经坏了的旧牌坊。
老北京主要的街巷胡同口早年间都有牌楼，这是北京胡同的又一特色。牌楼也叫牌坊，或简称为坊，原本是起到门一样的作用。后来逐渐变成街巷胡同点缀装饰性的建筑物了，也成了古老城市街巷胡同的特殊街景。从形式上看，牌楼只有“不出头”和“冲天式”两种，如再细分就看间数和楼数了。街巷胡同的牌楼大都是冲天式。牌楼以木结构的居多，也有琉璃的、石头的、水泥的和彩牌楼。北京的牌楼打元朝时就开始建造，明朝永乐年间在各主要街巷胡同又建了许多，到了清末北京共有牌楼五十七座。比较有名的有东四牌楼、西四牌楼、东单牌楼、西单牌楼、前门五牌楼、成贤街牌楼。东单牌楼
就拿东四来说吧，元朝这里叫十字街，明朝叫大市街，此时在这里东、西、南、北四面各修了一座三间四柱三楼冲天式木牌楼。南北向牌楼额上写着“大市街”三字；东边牌楼额上写“履仁”二字，西边牌楼额上写“行义”二字。西四也建了这么四座牌楼，南北向牌楼上写着“大市街”三字；东边牌楼额上写着“行仁”二字；西边牌楼额上写着“履义”二字。成贤街牌楼
东单牌楼和西单牌楼也是明朝建的。永乐年间，在皇宫北边神武门（今景山前街）往东三里、往西三里的十字路口，分别建了四座牌楼。同时在天安门前的东、西长安街上也分别建了两座牌楼，一座在街心，一座在街口，街心牌楼上均写着“长安街”三字，长安街路北，东单十字路口稍北有座单个牌楼，上书“就日”，后被称为东单牌楼；而与之遥相对应的西单路口稍北也有座单个牌楼，上书“瞻云”，后被叫作西单牌楼。
前门外的那座五牌楼可不同于东四和西四牌楼，不是说建了五座牌楼，而是在位于今天前门大街北端地下通道的那个地方，建了一座五间六柱冲天式大牌楼。这个五牌楼的“五”是指一座牌楼的五个间量。五牌楼也是明朝建的。成贤街上的四座牌楼，也是明朝建的，都是一间二柱三楼垂花柱出头悬山顶式，这种样式在北京街巷胡同中是少见的。这四座牌楼靠外边的两座上边都写着“成贤街”，靠里边的两座上边都写着“国子监”。
此外从《京师坊巷志稿》的记载中还可以看到，在交道口南大街大兴胡同也曾有座上写着“大兴县”三字的牌楼，在交道口南的府学胡同也曾有座上写着“育贤”二字的牌楼，在东交民巷西口也曾有座上写着“敷文”二字的牌楼，在西交民巷东口也曾有座上写着“振武”二字的牌楼。东长安街牌楼
现今北京街巷胡同的牌楼除了国子监成贤街上的那四座、朝阳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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