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方文化研究辑刊(第十辑)(txt+pdf+epub+mobi电子书下载)

作者：西华大学地方文化资源保护与开发研究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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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方文化研究辑刊(第十辑)试读：

《地方文化研究辑刊》征稿启事

有关地方文化资源保护与开发的理论与对策研究、岷江流域文化资源保护与开发研究、四川名人资源研究、四川非物质文化遗产研究、全国各地方文化资源保护与开发研究等。二、来稿投寄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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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孙砚方：《都江堰水利词典》，科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54～55页。

② 冯广宏：《创立一门新蜀学——都江堰学》, 《西华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5年第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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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国第十九届苏轼研究学术会议暨苏轼与地域文化学术研讨会专栏

三苏与酒

内容提要：眉山苏氏家族名人与酒有着不解之缘。汉顺帝时的苏章为惩治老友清河太守的贪赃，为之设酒，陈平生之友谊，传为佳话。苏味道、苏序均为喜酒之人。三苏父子均不能饮。苏轼喜酿酒，更喜咏酒论酒，其诗、词、赋中多有记载。尤其谪居岭南时，不仅咏酒诗最多，还有六篇赋专写酒，“寓形于一醉”，借此表达他想要解脱现实的烦恼与苦闷的心情。苏辙有关酒的诗文远比苏轼少，名篇更少，值得一提的是在筠州有很多言及酒务繁忙的诗，都牢骚满腹，感慨甚深。

关键词：三苏家世；苏洵；苏轼；苏赋；苏诗；苏词；苏辙；酒一、三苏家世与酒

眉山苏氏始自唐武则天时的苏味道。苏洵《苏氏族谱》云：“唐神龙（705-707）初，长史苏味道刺眉州，卒于官。一子留于眉。眉之有苏氏，自是始。”

苏味道的远祖有汉顺帝时的苏章。章字孺文，是一位廉正无私的官吏，曾为冀州（今河北冀州市）刺史。《后汉书·苏章传》载有一则他与酒有关的趣事：为惩治老友清河太守的贪赃，为之设酒，陈平生之友谊，并说：“今夕苏孺文与故人饮者，私恩也；明日冀州刺史案事者，公法也。”遂正故人之罪，州郡望风畏肃。

苏味道是赵州栾城（今属河北）人，与里人李峤，俱以文翰显，时人谓之“苏李”。擢进士第，累官至天官侍郎、凤阁侍郎，同凤阁鸾台三品。多识台阁故事。神龙时，坐张易之党贬眉州刺史。还为益州长史，卒。其为人不足道，《旧唐书》本传云：“前后居相位数载，竟不能有所发明，但脂韦（阿谀、圆滑）其间，苟度取容而已。尝谓人曰：‘处事不欲决断明白，若有错误必贻咎谴，但模棱以持两端可矣。’时人由是号为苏模棱。”武则天朝杀人很多，他的“模棱以持两端”也许正是他避祸的手段。有集十五卷，已佚。其《初春行宫侍宴应制》（《全唐诗》卷六五）云：“温液吐涓涓，跳波急应弦。簪裾承睿赏，花柳发韶年。圣酒千钟洽，宸章七曜悬。微臣从此醉，还似梦钧天。”《和武三思于天中寺寻复礼上人之作》（同上）:“人寻鹤洲返，月逐虎溪回。企躅瞻飞盖，攀游想渡杯。愿陪为善乐，从此去尘埃。”《单于川对雨二首》（《唐诗品汇》卷一）云：“崇朝遘行雨，薄晚屯密云。缘阶起素沫，竟水聚圆文。河柳低未举，山桃落已芬。清尊久不荐，淹留遂待君。”从“圣酒千钟洽”,“微臣从此醉”, “攀游想渡杯”看，他是一位喜酒之人。

苏洵的父亲苏序更好酒。其子苏涣进士及第这一年，眉山巨富程文应之子程濬亦同科进士及第。苏序和程文应对其子进士及第的反应迥然不同。程文应为迎接程濬进士及第归来，预先做了充分准备。苏序却与村父蹲在地上高歌大饮。一天下午大醉中，苏涣的封诰来了，并带回了外缨、公服、笏版、交椅等物。苏序醉中取过封诰，埋头看了一遍，就把寄回的东西装在口袋中，又把喝酒时剩下的牛肉也装在口袋中，叫一村童“荷而归”，自己也骑着小毛驴回城。城中人听说苏涣封诰到了，都赶出城来观看。看见一个人挑着两个口袋回来，这就算接受封诰，“莫不大笑”。程文应知道后，也责备苏序“太简”。但是，正如苏轼后来所说：“惟有识之士识之。”（李廌《师友谈记》）他的“太简”，正说明他对及第、做官不很看重，也正是他对少喜游山玩水而不喜读书的苏洵不闻不问的原因。二、苏洵与酒

苏洵与其父相反，不能饮。他在《祭史彦辅文》中说：“予不喜酒，正襟危坐，终夕无言。”其《次韵和缙叔游仲容西园二首》（《嘉祐集》卷一六，下同）云：“衰病不胜杯酌处，醉归倾倒欲乘车。”《游嘉州龙岩》（附佚诗）云：“酌酒何能饮，去乡怀独惊。”《和杨节推见赠》云：“杨君旧痛饮，浅水安足涉。嗟我素不任，一酌已赪颊。”他虽不能饮，却喜与友人饮酒，其《答二任》云：“何当子来会，酒食相邀遮。愿为久相敬，终始无疵瑕。闲居各无事，数来饮流霞。”苏洵在虔州结识了钟子翼及其弟钟㮣，苏洵不饮酒，钟氏兄弟却像汉初的楚元王敬重穆生一样，每次都要为苏洵设酒（苏轼《钟子翼哀词》）。还有人送酒杯给苏洵，其《藤樽》诗首写庄子讲有材为累，而藤无材亦有累，被刳作酒杯：“枯藤生幽谷，蹙缩似无材。不意犹为累，刳中作酒杯。”次写友人以藤樽相赠，自己虽不能饮，但“君知我好异，赠我酌村醅。衰意方多感，为君当数开。藤樽结如螺，村酒绿如水。开樽自献酬，竟日成野醉。”

苏洵的《九日和韩魏公》（附佚诗）是他咏酒诗的压卷之作，甚至可说是整个苏洵诗的压卷之作。治平二年（1065）重阳节，韩琦举行家宴，并撰《乙巳重阳》（《安阳集》卷一）:“苦厌繁机少适怀，欣逢重九启宾筵。招贤敢并翘材馆，乐事难追戏马台。藓布乱钱乘雨出，雁排新阵拂云来。何时得遇樽前菊，此日花随月令开。”全诗雍容典雅，表现了这位太平宰相的特有情怀。苏洵参加了韩琦的家宴，回来后写了这首《九日和韩魏公》:“晚岁登门最不才，萧萧华发映金罍（酒器）。不堪（配）丞相延东阁，闲伴诸儒老曲台。佳节久从愁里过，壮心偶傍醉中来。暮归冲雨寒无睡，自把新诗百遍开。”首联写参加韩琦重阳节的家宴。颔联感谢韩琦对自己的礼遇，但从“闲”“老”二字也不难看出他对韩未更加重用自己亦略有怨言，抒发了郁郁不得志之情。曲台，唐王彦威为太常，撰《曲台新记》，故称太常为曲台。此指自己被命修撰《太常因革礼》。颈联写得最好，“佳节久从愁里过”，可见他一直不得志；“壮心偶傍醉中来”，可见他仍希望能有所作为，真是“烈士暮年，壮心不已”（曹操《碣石篇》）。尾联写宴后归来的心情，暮色沉沉，寒雨萧萧，辗转反侧，夜不能寐，给人以凄凉之感。全诗表现了他壮志不酬的苦闷，叶梦得《石林诗话》卷下云：“苏明允至和间来京师，既为欧阳文忠公所知，其名翕然。韩忠献（琦）诸公皆待以上客。尝遇重阳，忠献置酒私第，惟文忠与一二执政，而明允乃以布衣（当时已非布衣，而是九品小官）参其间，都人以为异礼。席间赋诗，明允有‘佳节屡从愁里过，壮心时傍醉中来’（各书所载略有异同）之句，其意气尤不少衰。明允诗不多见，然精深有味，语不徒发，正类其文。”纪昀亦云：“老泉不以诗名，此诗极老健。”（《瀛奎律髓汇评》卷一六）三、苏轼不能饮酒而好饮好酿酒

苏轼也不能饮酒，“少年多病怯杯觞”（《苏轼诗集》卷二十《次韵乐著作送酒》），但又从小喜酒，《东坡志林》卷八谓“日欲把盏即醉，殆不可一日无此君”。苏轼在乡期间，经常与亲朋往来于眉山、青神之间，曾在青神瑞草桥，与王淮奇“携壶藉草”，坐在草地上饮酒。他晚年在《书东皋子传后》（卷六六）中说：

予饮酒终日，不过五合，天下之不能饮无在予下者。然喜人饮酒，见客举杯徐引，则予胸中为之浩浩焉，落落焉，酣适之味，乃过于客。闲居未尝一日无客，客至，未尝不置酒。天下之好饮亦无在予上者。常以谓人之至乐，莫若身无病而心无忧。我则无是二者矣。然人之有是者，接于予前，则予安得全其乐乎？东皋子待诏门下省，日给酒三升，其弟静问曰：“待诏乐乎？”曰：“待诏何所乐，但美酝三升，殊可恋耳。”今岭南法不禁酒，予既得自酿，月用米一斛，得酒六斗。而南雄、广、惠、循、梅五太守，间复以酒遗予。略计其所获，殆过于东皋子矣。然东皋子自谓五斗先生，则日给三升，救口不暇，安能及客乎？若予者，乃日有二升五合，入野人、道士腹中矣。

苏轼“好饮”“不能饮”“喜人饮”“喜酿酒”。王绩，隋唐之际诗人，字无功，号东皋子。在隋为秘书省正字，入唐待诏门下省，每天得门下省三升酒，自饮都不够。而苏轼却自己酿酒，加上友人送酒，不仅可供自己饮，还可供野人、道士饮，饮人之乐过于自饮之乐。

苏轼因为好酿酒，故对酒名颇留心，《东坡志林》卷五云：“退之诗曰：‘百年未满不得死，且可勤买抛青春。' 《国史补》云：‘酒有郢之富春，乌程之若下春，荥阳之土窟春，富平之石冻春，剑南之烧春。’杜子美亦云：‘闻道云安曲米春，才倾一盏便醺人。’裴铏撰《传奇》记裴航事，亦有酒名《松醪春》。乃知唐人名酒多以春，则抛青春亦是酒名也。”“唐人名酒多以春”，非好酒者不会注意到这样的小事。

苏轼更好酿酒，在黄州曾酿蜜酒，其《蜜酒歌》（卷二一）序云：“西蜀道士杨世昌善作蜜酒，绝醇酽。余既得其方，作此歌遗之。”诗云：“真珠为浆玉为醴，六月田夫汗流泚。不如春瓮自生香，蜂为耕耘花作米。一日小沸鱼吐沫，二日眩转清光活。三日开瓮香满城，快泻银瓶不须拨。百钱一斗浓无声，甘露微浊醍醐清。君不见南园采花蜂似雨，天教酿酒醉先生。先生年来穷到骨，问人乞米何曾得。世间万事真悠悠，蜜蜂大胜监河侯。”“监河侯”见《庄子·外物》:“庄周家贫，故往贷粟于监河侯。（侯）曰：‘诺。我将得邑金，将贷子三百金，可乎？' ”苏轼贬官黄州“穷到骨”，向人求助，就像庄子向监河侯求助一样无用，故谓“蜜蜂大胜监河侯”。《东坡志林》卷八还具体记载了以蜜酿酒之法：“予作蜜酒，格与真水乱。每米一斗用蒸饼面二两半，饼子一两半，如常法。取醅液再入蒸饼面一两酿之，三日尝看，味当极辣且硬，则以一斗米炊饭投之，若甜软则每投更入曲与饼各半两。又三日，再投而熟。全在酿者斟酌增损也，入水少为佳。”

苏轼为什么好酿酒，其《饮酒说》（卷七三）作了回答：“州酿既少，官酤又恶而贵，遂不免闭户自酝。曲既不佳，手诀亦疏谬，不甜而败，则苦硬不可向口。慨然而叹，知穷人之所为无一成者。然甜酸甘苦，忽然过口，何足追计，取能醉人，则吾酒何以佳为！但客不喜尔，然客之喜怒，亦何与吾事哉！”此文为“元丰四年十月二十一日书”，正是他贬官黄州时。

苏轼知定州，曾酿松醪酒，并撰有《中山松醪赋》（详后），并以此酒或此赋寄王引进，撰《中山松醪寄雄州守王引进》（卷三七）；寄陈季常，《答陈季常书》（卷五三）云：“定日作《松醪赋》一首，今写寄择等，庶以发后生妙思。”寄钱济明，《与钱济明》（同上）云：“寄惠洞庭珍苞，塞上所不识，分饷将吏，并戴嘉贶也。无以为报，亲书《松醪》一赋为信，想发一笑也。”寄程正辅，《与程正辅提刑》（卷五四）云：“向在中山创作松醪，有一赋，闲录呈，以发一笑。”可见他对此酒此赋颇为得意。

苏轼贬官惠州曾酿桂酒，其《新酿桂酒》（卷三八）云：“烂煮葵羹斟桂醑（美酒），风流可惜在蛮村。”《与钱济明简》（卷五三）云：“岭南家家酿酒，近得一桂香酒法，酿成不减王晋卿家碧香，亦谪居一喜事也。”又曾酿万家春酒，其《浣溪沙》词序云：“绍圣元年十月十三日，与程乡令侯晋叔、归安簿谭汲游大云寺，野饮松下，设松黄汤，作此阕。余近酿酒名万家春，盖岭南万户酒也。”词云：“罗袜空飞洛浦尘，锦袍不见谪仙人。携壶藉草亦天真。玉粉轻黄千岁药，雪花浮动万家春。醉归江路野梅新。”其《书卢仝诗》（卷六七）云：“卢仝诗云：‘何时得去禁酒国。’吾今谪岭南，万户酒家有一婢，昔尝为酒肆，颇能伺候冷暖。自今当不乏酒，可以日饮无何，其去禁酒国矣。”还曾酿真一酒，所谓真一即“众真归一”（《三元真一经》）。他写真一酒的诗文颇多，《东坡志林》云：“绍圣二年五月望日，敬造真一法酒成，请罗浮道士邓守安拜奠北斗真君。将奠，雨作，已而清风肃然，云气解驳，月星皆见，魁标皆爽。彻奠，阴雨如初。谨拜手稽首而记其事。”《真一法酒寄建安徐得之》（卷七三）云：“岭南不禁酒，近得一酿法，乃是神授。只用白面、糯米、清水三物，谓之真一法酒。酿之成玉色，有自然香味，绝似王太尉马家碧玉香也。奇绝奇绝！”《真一酒诗并引》（卷三九）云：“米、麦、水，三一而已，此东坡先生真一酒也。”其诗云：“拨雪披云得乳泓，蜜蜂又欲醉先生（自注：真一色味颇类予在黄州日所酝蜜酒也）。稻垂麦仰阴阳足，器洁泉新表里清。晓日着颜红有晕，春风入髓散无声。人间真一东坡老，与作青州从事名。”又有《真一酒歌并引》（卷四三）:“酿为真一和而庄，三杯俨如侍君王。”《游博罗香积寺并引》（卷三九）云：“要使真一流仙浆。”他自海南北归，途经廉州，其《留别廉守》（卷三八）云：“悬知合浦人，长诵东坡诗，好在真一酒，为我醉宗资。”宗资，后汉人，为汝南太守，而委事于范滂。郡人谣曰：“汝南太守范孟博，南阳宗资主画诺。”

苏轼贬官海南，曾酿天门冬酒，其《庚辰岁正月十二日天门冬酒熟，予自漉之，且漉且尝，遂以大醉二首》（卷四三）云：“自拨床头一瓮云，幽人先已醉奇芬。天门冬熟新年喜，曲米春香并舍闻。菜圃渐疏云漠漠，竹扉斜掩雨纷纷。拥裘睡觉知何处，吹面东风散缬纹。”又云：“载酒无人过子云（扬雄，自喻），年来家酿有奇芬。醉乡杳杳谁同梦，睡息齁齁得自闻。口业向时犹小小，眼花因酒尚纷纷。点灯更试淮南语，泛溢东风有縠纹。”

以上所引苏轼诗文已经常言及酿酒法，他还撰有《东坡酒经》（卷六四），系统总结他的酿酒经验。一要曲好：“南方之氓，以糯与秔，杂以卉药而为饼。嗅之香，嚼之辣，揣之枵然而轻，此饼之良者也。吾始取面而起肥之，和之以姜液，蒸之使十裂，绳穿而风戾之，愈久而益悍，此曲之精者也。”二要掌握米与曲（三斗之米须用“四两之饼”“二两之曲”）、米与水（米一而水三）的比例。三要掌握酿造时间：“酿久者酒醇而丰，速者反是，故吾酒三十日而成。”四要凭经验，凭感觉：“凡饼烈而曲和，投者必屡尝而增损之，以舌为权衡也。”其《盐官大悲阁记》（卷一二）讲得更深刻，酿酒要讲究数，讲究米、曲、水的比例和酿制时间，不能“一以意造”；但“能者即数以得妙，不能者循数以得其略”:“秫稻以为酒，曲糵以作之，天下之所同也。其材同，其水火之齐均，其寒暖燥湿之候一也，而二人为之，则美恶不齐。岂其所以美者，不可以数取欤？然古之为方者，未尝遗数也。能者即数以得妙，不能者循数以得其略。其出一也，有能有不能，而精粗见焉。人见其二也，则求精于数外，而弃迹以逐妙，曰我知酒食之所以美也。而略其分齐，舍其度数，以为不在是也，而一以意造，则其不为人之所呕弃者寡矣。”四、苏轼赋与酒

苏轼既喜酿酒，更喜咏酒论酒，前举诗文就是明证。以下再就苏轼赋与酒、苏轼诗与酒、苏轼词与酒略作补充。

苏轼现存赋二十五篇，有六篇赋专写酒，这就是《洞庭春色赋》《中山松醪赋》《酒子赋》《酒隐赋》《老饕赋》《浊醪有妙理赋》（均见卷一），其他赋也常常提到酒。

元祐七年（1092）苏轼与宗室赵令畤（德麟）游，令畤乃安定郡王赵从式裔孙，安定郡王以黄柑酿酒，名曰洞庭春色。苏轼《洞庭春色》（卷二一）诗序云：“安定郡王以黄柑酿酒，谓之洞庭春色。色香味三绝，以饷其犹子德麟。德麟以饮余，为作此诗”，诗有“二年洞庭秋，香雾长噀（喷）手。今年洞庭春，玉色疑非酒……瓶开香浮座，盏凸光照牖”。又作《洞庭春色赋》, 《吴都文粹》卷六云：“真柑出洞庭东西山。柑虽橘类而其品特高，芳香超胜，为天下第一。浙东、江西及蜀果州皆有柑。香气标格，悉出洞庭下，土人亦甚珍贵之。其木畏霜雪，又不宜旱，故不能多植。及迟久方结实。时一颗至值百钱，犹是常品，稍大者倍价。并枝叶剪之。饤盘（放果物于盘中）时，金碧璀璨，已可人矣。安定郡王以酿酒，名洞庭春色，苏文忠公为作赋，极道包山震泽土风而极于追鸱夷而酌西子，其珍贵之至矣。”此赋首颂安定郡王以黄柑酿酒：“宜贤王之达观，寄逸想于人寰。”次写洞庭春色酒：“袅袅兮秋风，泛天宇兮清盻。吹洞庭之白浪，涨北渚之苍湾。携佳人而往游，勒雾鬓与风鬟。命黄头之千奴，卷震泽而与俱还。糅以二米之禾，借以三脊之菅。忽云蒸而冰解，旋珠零而涕潸。翠勺银罂，紫络青纶。”再写令畤赠酒：“随属车之鸱夷，款木门之铜镮。分帝觞之余沥，幸公子之破悭。”末写饮酒之乐：“我洗盏而起尝，散腰足之昧顽。尽三江于一吸，吞鱼龙之神奸。醉梦纷纭，始如髦蛮。鼓包山之桂楫，扣林屋之琼关。卧松风之瑟缩，揭春溜之淙潺。追范蠡于渺茫，吊夫差之茕鳏。属此觞于西子，洗亡国之愁颜。惊罗袜之尘飞，失舞袖之弓弯。”这是一篇咏酒的骈赋，全赋除以散句起（“吾闻橘中之乐，不减商山。岂霜余之不食，而四老人者游戏于其间”），以散句结（“觉而赋之，以授公子曰：‘呜呼噫嘻，吾言夸矣，公子其为我删之’”），中间主体部分都是骈句，并“皆用橘事”（《邵氏闻见后录》卷一九）。苏轼对此赋颇自负，王世贞《跋坡老洞庭春色、中山松醪二赋》（《弇州续稿》卷一六一）云：“《洞庭春色》《山中松醪》二赋，实此公《酒经》之羽翼，成而绝爱之，往往为客书，所谓‘人间合有数十本’者……赋语流丽伉浪，亦自可儿。”

元祐八年（1093）苏轼知定州时，还曾以松节酿酒，作《中山松醪赋》，其《自跋洞庭春色赋、中山松醪赋》（《三希堂石刻》）云：“始，安定郡王以黄柑酿酒，名之曰‘洞庭春色’。其犹子德麟，得之以饷余，戏为作赋。后余为中山守，以松节酿酒，复为赋之。”《书松醪赋后》（卷六六）言之更详：“始予尝作《洞庭春色赋》，传正独爱重之，求予亲书其本。又近作《中山松醪赋》，不减前作。独恨传正未见，乃取李氏澄心堂纸、杭州程奕鼠须笔，（吴）传正所赠易水供堂墨，录本以授思仲，使面授传正，且祝深藏之。传正平生学道，既有得矣，予亦窃闻其一二。今将适岭表，恨不及一别，故以此赋为赠而致思于卒章，可以超然相望而常相从也。”全赋实为借松醪以抒慨，首写宵渡衡漳，以松照明，慨叹松树以“千岁之妙质，而死斤斧于鸿毛”:“始予宵济于衡漳，军徒涉而夜号。燧松明而识浅，散星宿于亭皋。郁风中之香雾，若诉予以不遭。岂千岁之妙质，而死斤斧于鸿毛。效区区之寸明，曾何异于束蒿。”次写松虽不能“构厦”，但还可入药酿酒：“烂文章之纠缠，惊节解而流膏。嗟构厦其已远，尚药石而可曹。收薄用于桑榆，制中山之松醪。救尔灰烬之中，免尔萤爝之劳。取通明于盘错，出肪泽于烹熬。与黍麦而皆熟，沸春声之嘈嘈。”再写饮松醪酒之乐：“味甘余而小苦，叹幽姿之独高。知甘酸之易坏，笑凉州之蒲萄。似玉池之生肥，非内府之烝羔。酌以瘿藤之纹樽，荐以石蟹之霜螯。曾日饮之几何，觉天刑之可逃。”末以投拄杖起行，登西山赏松林作结：“投拄杖而起行，罢儿童之抑搔。望西山之咫尺，欲褰裳以游遨。跨超峰之奔鹿，接挂壁之飞猱。遂从此而入海，渺翻天之云涛。使夫嵇（康）、阮（籍）之伦，与八仙之群豪。或骑麟而翳凤，争榼挈而瓢操。颠倒白纶巾，淋漓宫锦袍。追东坡而不可及，归辅歠其醨糟。漱松风于齿牙，犹足以赋《远游》而续《离骚》也。”苏轼对此赋也颇自负，曾多次书写此赋，据叶寘《爱日斋丛钞》卷二云：“东坡既再谪，亲旧或劝益自儆戒。坡笑曰：‘得非赐自尽乎？何至是？’顾谓叔党曰：‘吾甚喜《松醪赋》，盍（何不）秉烛，吾为汝书此，倘一字误，吾将死海上；不然，吾必生还。’叔党苦谏，恐偏傍点画偶有差讹，或兆忧耳。坡不听，径伸纸落笔，终篇无秋毫脱谬。父子相与粲然。《松醪赋》之谶渡海，人知之，而未知其以验生还也。”所谓“谶渡海”，主要指“遂从此而入海，渺翻天之云涛”二句，张邦基《墨庄漫录》卷四云：“为定帅作《松醪赋》，有云：‘遂从此而入海，渺翻天之云涛。’俄贬惠州，移儋耳，竟入海矣。”但这两句及其前的“郁风中之香雾，若诉予以不遭”, “收薄用于桑榆”，实际表明他出知定州，已料到政局大变，对其不利，而却泰然处之，正如刘壎《隐居通议》卷四所说：“东坡赋《山中松醪》，有曰：‘遂从此而入海，眇翻天之云涛。’句语奇健，可以见其胸次轩豁、笔端浩渺也。”

元符元年（1098）所撰《酒子赋》引云：“南方酿酒，未大熟，取其膏液，谓之酒子，率得十一。既熟，则反之醅中。而潮人王介石、泉人许珏，乃以是饷予。”这是一篇骚体赋。前半为三言：“米为母，曲其父。烝羔豚，出髓乳。怜二子（指王介石、许珏），自节口。饷滑甘，辅衰朽。先生醉，二子舞，归瀹其糟饮其友。”继以散句过渡：“先生既醉而醒，醒而歌。”后半为骚句，极写饮酒之乐，饮少与饮多都很快乐（“均齐”）:“吾饮少而辄醉兮，与百榼（盛洒器）其均齐。游物初而神凝兮，反实际而形开。顾无以酬二子之勤兮，出妙语为琼瑰。归怀璧且握珠兮，挟所有以傲厥妻。遂讽诵以忘食兮，殷空肠之转雷。”

元符二年（1099）的《老饕赋》写贪酒。饕特指贪食。吴曾《能改斋漫录》卷七：“颜之推云：‘眉毫不如耳毫，耳毫不如项眦，项眦不如老饕。’此言老人虽有寿相，不如善饮食也。故东坡《老饕赋》盖本诸此。”此赋首写酿酒：“庖丁鼓刀，易牙烹鳌。水欲新而釜欲洁，水恶陈而薪恶劳。九蒸暴而日燥，百上下而汤鏖。尝项上之一脔，嚼霜前之两螯。烂樱珠之煎蜜，蝉杏酪之蒸羔。蛤半熟而含酒，蟹微生而带糟。盖聚物之夭美，以养吾之老饕。”次写歌舞伴酒之乐：“婉彼姬姜，颜如李桃。弹湘妃之玉瑟，鼓帝子之云璈。命仙人之萼绿华，舞古曲之《郁轮袍》。引南海之玻瓈，酌凉州之蒲萄。愿先生之耆寿，分余沥于两髦。候红潮于玉颊，惊暖响于檀槽。忽累珠之妙唱，抽独茧之长缲。闵手倦而少休，疑吻燥而当膏。倒一缸之雪乳，列百粂之琼艘。各眼滟于秋水，咸骨醉于春醪。”末以酒后逃禅作结：“美人告去，已而云散，先生方兀然而禅逃。响松风于蟹眼，浮雪花于兔毫。先生一笑而起，渺海阔而天高。”谢枋得《碧湖杂记》称其为游戏之笔：“东坡《老饕赋》，盖文章之游戏耳。”此赋的特点是流丽清旷，一韵到底，李调元《赋话》卷五《新话》五云：“古人作赋，未有一韵到底，创之自坡公始，《老饕赋》题涉于游戏，而篇幅不长，偶然弄笔成趣耳。”

苏轼在海南有以“神圣功用，无捷于酒”为韵的《浊醪有妙理赋》，这是一篇律赋，赋题以杜甫《晦日寻崔戢、李封》诗成句：“浊醪有妙理，庶用慰沉浮。”这正是此赋主旨，赋一开头即予点明：“酒勿嫌浊，人当取醇。失忧心于卧梦，信妙理之疑神。浑盎盎以无声，始从味入；杳冥冥其似道，径得天真。伊人之生，以酒为命。常因既醉之适，方识此心之正。”全赋围绕这一主旨，驱使与酒有关的典故：“得时行道，我则师齐相之饮醇；远害全身，我则学徐公之中圣”; “酷爱孟生，知其中之有趣；犹嫌白老，不颂德而言功”; “又何必一石亦醉，罔间州闾；五斗解酲，不问妻妾。结袜廷中，观廷尉之度量；脱靴殿上，夸谪仙之敏捷。阳醉逿地，常陋王式之褊；呜歌仰天，每讥杨恽之狭。我欲眠而君且去，有客何嫌；人皆劝而我不闻，其谁敢接”; “独醒者，汨罗之道也；屡舞者，高阳之徒欤？恶蒋济而射木人，又何狷浅；杀王敦而取金印，亦自狂疏”。以上几乎句句用典，所有典故都在借“外寓于酒”，以说明“内全其天”，以抒发他贬官海南时的心境。释惠洪《冷斋夜话》卷一云：“东坡……海上作《浊醪有妙理赋》曰：‘尝因既醉之适，方识人心之正。’然此老言人心之正，如孟子言性善何以异哉！”李调元《赋话》卷三《新话》三云：“宋苏轼《浊醪有妙理赋》云：‘得时行道，我则师齐相之饮醇；远害全身，我则学徐公之中圣。’穷通皆宜，才是妙理。通篇豪爽，而有隽致，真率而能细入，前无古人，后无来者。”《酒隐赋》撰于元丰七年（1084），歌颂一位“引壶觞以自娱，期隐身于一醉”的隐士。其序云：“凤山之阳，有逸人焉。以酒自晦，久之，士大夫知其名，谓之酒隐君，目其居曰酒隐堂，从而歌咏者不可胜纪。隐者患其名之著也，于是投迹仕途，即以混世，官于合肥郡之舒城。尝与游，因与作赋，归书其堂云。”其赋首以感慨起，引出“期隐身于一醉”的酒隐君：“世事悠悠，浮云聚沤。昔日浚壑，今为崇丘。眇万事于一瞬，孰能兼忘而独游？爰有达人，泛观天地。不择山林，而能避世。引壶觞以自娱，期隐身于一醉。”次写封侯、循名皆不足贵：“曰封侯万里，赐璧一双。从（纵）使秦帝，横令楚王。飞鸟已尽，弯弓不藏，至于血刃膏鼎，家夷族亡。与夫洗耳颍尾，食薇首阳。抱信秋溺，徇名立僵。臧谷之异，尚同归于亡羊。”末谓只有隐于酒“足以名世而称贤”:“于是笑蹑糟丘，揖精立粕。酣羲皇之真味，反太初之至乐。烹混沌以调羹，竭沧溟而反爵。邀同归而无徒，每踌躇而自酌。若乃池边倒载，瓮下高眠。背后持钎，杖头挂钱。遇故人而腐胁，逢曲车而流涎。暂托以排意，岂胸中而洞然。使其推虚破梦，则扰扰万绪起矣，乌足以名世而称贤者耶？”

苏轼一些不是专门写酒的赋也往往写其饮酒，如名作《赤壁赋》的“举酒属客”, “饮酒乐甚”, “洗盏更酌，肴核既尽，杯盘狼藉”; 《后赤壁赋》的“携酒与鱼，复游于赤壁之下”。

值得注意的是苏轼酿酒，主要在贬官黄州、岭南期间，而他的六篇酒赋都作于晚年，特别是谪居岭南时，这是为什么呢？其《醉白堂记》（卷一一）:“方其寓形于一醉也，齐得丧，忘祸福，混贵贱，等贤愚，同乎万物，而与造物者游。”原来是他想通过“寓形于一醉”来解脱现实的烦恼与苦闷。五、苏轼诗与酒

苏轼有关酒的诗很多，不能尽举，略举数例以见一斑。《莫笑银杯小答乔太博》（卷九）云：“陶潜一县令，独饮仍独醒。犹将公田二顷五十亩，种秫作酒不种秔。我今号为二千石，岁酿百石何以醉宾客。请君莫笑银杯小，尔来岁旱东海窄，会当拂衣归故丘。作书贷粟监河侯，万斛船中着美酒，与君一生长拍浮。”这是他自杭州通判改知密州，赴任途中所作，以自己与陶潜对比，表现了他不满官场，思归田园的思想。

知密州时作《薄薄酒二首并序》（卷一一）云：“胶西先生赵明叔，家贫好饮，不择酒而醉。常云：‘薄薄酒，胜茶汤；丑丑妇，胜空房。’其言虽俚而近乎达，故推而广之，以补东州之乐府。既又以为未也，复自和一篇，聊以发览者之一噱云耳。”二首主旨相近，今举其一：“薄薄酒，胜茶汤。粗粗布，胜无裳。丑妻恶妾胜空房。五更待漏靴满霜，不如三伏日高睡足北窗凉。珠襦玉柙万人相送归北邙，不如悬鹑百结独坐负朝阳。生前富贵，死后文章，百年瞬息万世忙。夷齐盗跖俱亡羊，不如眼前一醉，是非忧乐两都忘。”富贵文章，终归北邙，生为尧舜，死为白骨，生为桀纣，死为白骨，“不如眼前一醉”，这是他深受老庄思想影响的集中表现。苏轼贬官岭南，咏酒诗犹多，曾追和陶渊明诗一百二十二首，此不一一。六、苏轼词与酒

苏轼的咏酒词也很多。苏轼知密州，写了著名的《江城子·密州出猎》，抒发他渴望驰骋疆场，为国立功的豪情：

老夫聊发少年狂，左牵黄，右擎苍，锦帽貂裘，千骑卷平冈。为报倾城随太守，亲射虎，看孙郎。酒酣胸胆尚开张，鬓微霜，又何妨！持节云中，何日遣冯唐？会挽雕弓如满月，西北望，射天狼！

词的上阕描写了自己威武雄壮、风驰电掣般的出猎盛况。下阕说自己虽已“鬓微霜”（苏轼时年四十），但还无妨于自己手挽雕弓，驰骋疆场，为收复失地效劳。他渴望神宗像汉文帝派遣冯唐“持节云中”，重新起用魏尚那样，给自己以抗敌立功的机会。

苏轼求知密州，本想能与在齐州（今山东济南）的苏辙见面，但直至二人任满，也无会面机会，于是写下了那首著名的《水调歌头·丙辰中秋，欢饮达旦，大醉，作此篇，兼怀子由》：

明月几时有？把酒问青天。不知天上宫阙，今夕是何年。我欲乘风归去，又恐琼楼玉宇、高处不胜寒。起舞弄清影，何似在人间。转朱阁，低绮户，照无眠。不应有恨，何事长向别时圆？人有悲欢离合，月有阴晴圆缺，此事古难全。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

这首词写于熙宁九年（1076）。这时苏轼因为与王安石政见不合，离开朝廷，离别弟弟，已经整整五年。词的上阕表现了作者的忠君思想，下阕反映了弟兄的离合之情。这首词表明，他虽身在地方，却时时关心朝廷，关心着“天上宫阙”的情况。据说神宗读到“琼楼玉宇”二句感叹道：“苏轼终是爱君。”（《坡仙集外纪》）他很想“乘风归去”，但又怕朝廷难处（“高处不胜寒”），因此还不如就在地方上好（“何似在人间”）。这首词充满了理想同现实的矛盾。他本想“乘风归去”，却宦游在“寂寞山城”；本想经常同弟弟“寒灯相对”，却长期不得一见。人生不如意的事太多了，苏轼只好无可奈何地自我安慰道：“人有悲欢离合，月有阴晴圆缺，此事古难全。”这首充满哲理、寄慨万端的词，充分反映了作者长期郁结的有志难酬的苦闷。苏轼对此词颇为得意，《铁围山丛谈》卷三载：“东坡公昔与客游金山，适中秋夕，天宇四垂，一碧无际，加江流漫，俄月色如昼，遂共登金山顶之妙高台，命（袁）绹歌其《水调歌头》曰：‘明月几时有，把酒问青天。’歌罢，坡为起舞，而顾问曰：‘此便是神仙矣。’吾谓文章人物，诚千载一时，后世安所得乎？”后人评价也很高，胡仔《苕溪渔隐丛话》前集卷二六称此词“绝去笔墨畦径间，直造古人不到处，真可使人一唱而三叹”。又后集卷三九称“中秋词自东坡《水调歌头》一出，余词尽废”。《草堂诗余》卷四载杨慎评云：“此等词翩翩羽化而仙，岂是烟火人道得只字？中秋词，古今绝唱。”模仿者也很多，李冶《敬斋古今黈》卷八云：“东坡《水调歌头》:‘我欲乘风归去，只恐琼楼玉宇，高处不胜寒。起舞弄清影，何似在人间。’一时词手，多用此句。如鲁直云：‘我欲穿花寻路，直入白云深处，浩气展虹霓。只恐花深处，红露湿人衣。’盖效东坡语也。近世闲闲老人（金代赵秉文）亦云：‘我欲骑鲸归去，只恐神仙官府，嫌我醉时真。笑拍群仙手，几度梦中身。' ”

苏辙送苏轼知徐州，临别时苏辙写下了《水调歌头》（徐州中秋），有“今夜清尊对客，明夜孤帆水驿，依旧照离忧。但恐同王粲，相对永登楼”。苏轼觉得弟弟太伤感了，撰写和词安慰弟弟。其序云：“余去岁在东武，作《水调歌头》以寄子由。今年子由相从彭门（徐州）百余日，过中秋而去，作此曲以别余。以其语过悲，乃为和之。其意以不早退为戒，以退而相从之乐为慰云耳。”“悲”而且“过”就在于其下阙，特别是结尾数句，太伤感了。苏轼在《中秋月寄子由》中回忆当时情景说：“歌君别时曲，满座为凄咽！”莫说那时的当事者，就是今天的读者读到它，也有催人泪下之感。其词云：

安石在东海，从事鬓惊秋。中年亲友难别，丝竹缓离愁。一旦功成名遂，准拟东还海道，扶病入西州。雅志困轩冕，遗恨寄沧洲。岁云暮，须早计，要褐裘。故乡归去千里，佳处辄迟留。我醉歌时君和，醉倒须君扶我，惟酒可忘忧。一任刘玄德，相对卧高楼。

苏轼这一功成名遂之后弟兄同归故里的愿望，一生从未实现过。后来实现的是兄弟二人“扶病”去广东雷州、海南儋州贬所。元丰五年（1082）三月七日，苏轼曾到黄州东南三十里的沙湖，接着又到了蕲水（今湖北蕲春）。在赴沙湖途中遇雨，同行的人狼狈不堪，苏轼却从容不迫。他在《定风波·沙湖道中遇雨》中写道：

莫听穿林打叶声，何妨吟啸且徐行。竹杖芒鞋轻胜马，谁怕？一蓑烟雨任平生。

料峭春风吹酒醒，微冷，山头斜照却相迎。回首向来萧瑟处，归去，也无风雨也无晴。

面对“穿林打叶”的“风雨”，苏轼一面“吟啸”，一面“徐行”，从容不迫，无所畏惧。“飘风不终朝，骤雨不终日”（《老子》），在苏轼看来，“风雨”终将过去，“斜照”必然相迎。

接着游蕲水，晚上经过一家酒店，开怀畅饮，喝得大醉。这天晚上，晴空如洗，万里无云，月色如银，照着微波荡漾的溪流，空中呈现出一种迷迷茫茫的夜景。苏轼乘醉来到一溪桥上，酒意正浓，于是解鞍下马，曲臂作枕，躺在桥边的草坪上稍事休息。及至醒来，天已大亮，只见乱山簇拥，流水潺潺，有如仙境而非人世。苏轼挥笔直书，在桥柱上写下了一首《西江月》：

照野沵沵浅浪，横空隐隐层霄。障泥未解玉骢骄，我欲醉眠芳草。可惜一溪风月，莫教踏碎琼瑶。解鞍欹枕绿杨桥，杜宇一声春晓。

苏轼在黄州还作有一首《西江月》, 《苕溪渔隐丛话》后集卷三九引《古今词话》云：“东坡在黄州，中秋夜对月独酌，作《西江月》词曰：‘世事一场大梦，人生几度新凉。夜来风叶已鸣廊，看取眉头鬓上。酒贱常愁客少，月明多被云妨。中秋谁与共孤光，把盏凄凉北望。’坡以谗言谪居黄州，郁郁不得志，凡赋诗缀词必写其所怀。然一日不负朝廷，其怀君之心，末句可见矣。”此词的写作时间和地点多有异说，《古今词话》《渔隐丛话》皆宋人作，此从其说。七、苏辙与酒

苏辙有关酒的诗文远比苏轼少，名篇更少。值得一提的有几件事：一是苏辙十七岁时，苏轼游成都，得一破酿酒缸作的砚台，“极美”，送与苏辙。苏辙为此作了一篇《缸砚赋》。赋的前部分写缸砚的由来：“生乎黄泥之中”, “出乎烈火之下”而成酿酒缸；“偶与物斗，胁漏内槁”而“弃于路傍”; “忽然逢人”, “斧凿见剖”而成砚台。后一部分是议论：“既成而毁者，悲其弃也；既弃而复用者，又悲其用也。”过去作酿酒缸，是悲“开口而受湿，茹辛含酸，而不得守子之性”，现在作缸砚，是悲“坦腹而受污，模糊弥漫，而不得保子之正”。最后是劝诫之词：“子果以此自悲也，则亦不见夫诸毛之捽拔（指笔），诸楮之烂靡（指纸，楮皮可作纸），杀身自鬻，求效于此，吐词如云，传示万里，子不自喜而欲其故，则吾亦谓子恶名而喜利，弃淡而嗜美，终身陷溺而不知止者，可足悲矣！”大意是说，毫楮（笔纸）虽因久用而“杀身”，却能“吐词如云，传示万里”。缸砚与之为伍而“不自喜”，还想恢复故态，作酿酒缸，则是恶名喜利，弃淡嗜美。作者的想象是丰富的，通篇用拟人化的手法，设想缸砚过去是“悲其弃”，现在是“悲其用”，患得患失，沉溺于利。这篇赋显然受了《庄子》一书的影响，所谓缸“不得守子之性”，砚“不得保子之正”，毫楮“杀身自鬻”，就是来自《庄子·人间世》的“山木自寇也，膏火自焚也。桂可食，故伐之；漆可用，故割之”。但这时的苏辙还是积极向上的青年，他并没有由此得出“无用之用”的消极结论，他得出的是相反的结论，即砚虽“坦腹受污”，纸笔虽“杀身自鬻”，却能“吐词如云，传示万里”，扬名天下，并对终身沉溺于利而不知止者，作了无情的嘲笑。

二是苏辙应制科考试时，指责仁宗沉溺酒色之乐，他一连列举历史上六个致乱之君，并说：“此六帝王者，皆以天下治安，朝夕不戒，沉湎于酒，荒耽于色，晚朝早罢，早寝晏起，大臣不得尽言，小臣不得极谏。左右前后惟妇人是侍，法度正直之言不留于心，而惟妇言是听。”他认为，仁宗的所作所为与这些致乱之君相似：“陛下自近岁以来，宫中贵姬至以千数，歌舞饮酒，欢乐失节，坐朝不闻咨谟，便殿无所顾问。”他还告诫仁宗不要以为“好色于内而不害外事”，认为好色过度，内将伤和伐性，外将败政害事。他要求仁宗“上思宗庙社稷之可忧，内思疾疚病恙之可恶，下思庶人百姓之可畏，则夫嫔御满前，适足以为陛下忧，而未足以为陛下乐也。”苏辙这篇《御试制科策》（《栾城应诏集》卷一二）在朝廷引起轩然大波，不少人反对录取他，后由于仁宗的干预，勉强录取了，但在授官问题上，又遭到王安石的反对，最后只好留京侍父，未赴任。

三是这位不能饮酒的苏辙，因受乌台诗案的影响，贬监筠州盐酒务，杂事很多，他在《东轩记》（《栾城集》卷二四）中写道：“昼则坐市区，鬻盐沽酒税豚鱼，与市人争寻尺以自效。暮归，筋力疲废，昏然就睡，不知夜之既旦。旦则复出营职，终不能安于所谓东轩者。每旦暮出入其旁，顾之未尝不哑然自笑也。”寥寥数笔，苏辙就把自己酒务繁忙，郁郁寡欢的神情刻画得淋漓尽致。“与市人争寻尺以自效”，表达了他被迫要将功赎“罪”的痛苦心情；“哑然自笑”四字，更是传神之笔，生动表现了他那无可奈何、自我解嘲的神情。

苏辙在筠州有很多言及酒务繁忙的诗，都牢骚满腹，感慨甚深。如《雨中宿酒务》（同上卷一）:“微官终日守糟缸，风雨凄凄夜渡江。早岁谬知儒术贵，安眠近喜壮心降。夜深唧唧酤鸣瓮，睡起萧萧叶打窗。阮籍做官都为酒，不须分别恨南邦。”

早年误以为读书如何如何，结果落得如此下场，整天累得筋疲力尽，倒头便睡，再也没有什么雄心壮志了。阮籍（210—263）字嗣宗，陈留尉氏（今属河南）人，三国时魏国的文学家。他因不满当局，遂借酣饮避祸。“籍闻步兵厨营人善酿，有贮酒三百斛，乃求为步兵校尉。”（《晋书·阮籍传》）所谓“阮籍做官都为酒”即指此。诗的最后两句是苏辙的自我安慰之词，阮籍为酒而求做步兵校尉，自己现在白天黑夜都守着糟缸，有什么不好呢？还何必区分南北，为贬官南国而生怨恨呢？正言若反，“不须分别恨南邦”，恰恰说明他正为此而充满牢骚。《饮酒过量肺疾复作》（同上）也是一篇抒慨之作。他少有肺疾，又不善饮酒，现在却“朝蒙曲尘居，夜傍糟床卧。鼻香黍麦熟，眼乱瓶罂过。囊中衣已空，口角涎虚堕。啜尝未云足，盗嚼恐深坐”。在一次宴会上，他因饮酒过量，结果肺疾复发：“夜归肺增涨，晨起脾失磨。情怀忽牢落，药饵费调和。衰年足穷奇，一醉仍坎坷。清樽自不恶，多病欲奈何！”别人是一醉解百忧，他却是“一醉仍坎坷”，命运总是同他作对。八、结语

酒是养生之一法，苏轼《与王定国》（卷五一）云：“扬州有侍其太保者，官于瘴地十余年。北归面色红润，无一点瘴气，只是用摩脚心法耳。此法，定国自己知之，更请加功不废。每日饮少酒，调节饮食，常令胃气壮健。”

但饮酒过量则有害，苏辙送苏轼赴海南，苏轼痔疮发作，呻吟不止。苏辙也整夜不寐，朗诵陶潜《止酒》诗，劝苏轼不要再饮酒：“微疴坐杯酌，止酒则瘳矣。”苏轼《和陶止酒》（卷四二）表示要听从弟弟的劝告：“从今老坡室，不立杜康祀。”杜康，传说是酒的发明者。酒有益亦有害，因人而异，因事而异。苏轼《放鹤亭记》（卷一一）云：“卫懿公好鹤则亡其国，周公作《酒诰》，卫武公作《抑戒》以为荒惑败乱无若酒者。而刘伶、阮籍之徒以此全其真而名后世。嗟夫，南面之君虽清远闲放如鹤者，犹不得好，好之则亡其国；而山林遁世之士，虽荒惑败乱如酒者犹不能为害，而况于鹤乎？”（作者单位：四川大学古籍整理研究所）

读苏轼《超然台记》断想

内容提要：东坡的《超然台记》是写他超然物外、所欲斯乘、无往不乐的生活体验的。所谓超然，就是游于物之外，就是不为物所蔽，就是全面深刻地静观环境，审视现实，转换视角，以跳出目前情况的局限，用超越的心态看待困境，从而智慧地在当下找到维持身心内稳态的有利因素，并将之化为解脱精神的良药，以保持自己诗意栖居的乐观人生态度。这种行为哲学理念的形成，与他的核心价值观——爱国爱民、奋励当世的崇高理想；求实求真、探索创新的认识追求；信道直前、独立不惧的处世原则；坚守节操、潇洒自适的生活态度——是密切关联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教育熏陶，北宋社会矛盾与其生活实践的相互激励，是产生这一切的原因与条件。从意识渊源上看，《周易·乾·文言》《老子》二十六章和《庄子·逍遥游》都对东坡超然思想有重要启示。从全球文化发展进程看，东坡超然思想与人类主流科学认识也相通相连。

关键词：超然思想；逍遥游；进化论；人的类本质一

20世纪30年代，我出生在川西平原温江农村。几岁即开始参加农业生产劳动。做活路时，常听大人们讲“人都是逼出来的”, “一方水土养一方人”, “靠山吃山、靠水吃水”等话，听多了深深记住，就像刀刻在心上的一样。后来，读书中见到《国语·鲁语下》公父文伯之母敬姜论劳逸的那段话：“夫民劳则思，思则善心生，逸则淫，淫则忘善，忘善则恶心生。沃土之民不材，淫也；瘠土之民莫不向义，劳也。”便更加相信人的才干与他的生存环境、生活处境是存在极密切关系的。再后来，读到马克思、恩格斯《德意志意识形态》中论人和环境相互创造的话：“历史的每一阶段都遇到有一定的物质结果、一定数量的生产力总和，人和自然以及人与人之间在历史上形成的关系，都遇到有前一代传递给后一代的大量生产力、资金和环境，尽管一方面这些生产力、资金和环境为新的一代所改变，但另一方面，它们也预先规定新的一代的生活条件，使它得到一定的发展和具有特殊的性质。由此可见，这种观点表明：人创造环境，同样环境也创造人。”仔细思考马、恩的话，感到民间俗语“人都是逼出来的”这个“逼”字中蕴含了很多内容。

达尔文的进化论学说，到现在已经发展得很完备细密了。我还是肤浅地认为“逼”是这个理论的关键词语。适者生存，不适者被淘汰，是客观的生物演化规律。生存竞争、变异、遗传是其中的三大要素。生物在自然条件下，由于受到各种外、内力量的影响，不断发生变异。有利于生存的变异，逐渐积累加强；不利于生存的变异，逐渐被淘汰。所谓“进化”，就是指在环境压力下产生的变异（即改变自身以适应环境）、遗传（通过自然选择），以求适者生存。如果换个角度看，这就是在现实环境容许的条件下寻求身体结构和生命活动的最佳组合方式的过程。

现代生物学研究有许多富有启迪的成果。《参考消息》2012年7月2日转载了美国每日科学网站6月29日报道的文章，题为《科学家敦促采取新方式研究植物》。文中指出，“人作为物种存活下去……必须向植物寻求经验”，因为“植物代谢的一个惊人的方面在于，它必须不停地在两者之间保持平衡：一是满足不断变化的环境，二是保持内部稳定以继续原来的生命方式”。在我看来，这就是既要改变自己以适应环境，然而又要巧妙地维持自身内稳态。这也就是在现实条件下维持自身组织结构和生命运转的最佳组合方式。“内稳态”是生理学和医学上描绘人体状态的术语。20世纪20年代法国生理学家贝纳德发现，一切生命组织的内环境（如体内液床、血浆、淋巴、体温、脉搏……）都有稳定的区值。30年代美国生理学家坎农再次提出任何生命组织内部必须是“稳态”，这是一切生命现象的基础。他把躯体维持身体“内稳态”的机制称为拮抗装置。（详见坎农：《躯体的智慧》）

东坡《书东皋子传后》:“常以谓人之至乐，莫若身无病而心无忧。”身无病即躯体运转正常，心无忧即心理平衡，东坡追求的“至乐”，就是维持身体内稳态和心神内稳态。

东坡《与王定国书》（四十）:“某到此八月，独与幼子一人、三庖者来，凡百不失所。风土不甚恶。某既缘此绝弃世故，身心俱安，而小儿亦遂超然物外，非此父不生此子也。呵呵。”身心俱安，就是身心都处于内稳态，而这正是他们父子都能“超然物外”所带来的效果。联系《超然台记》的全部内容，可知超然思想正是东坡维持身心内稳态的拮抗装置。二

进化论反映了宇宙演化、生物生存发展的普遍规律。庄子《逍遥游》所追求的人生理想——不受任何条件制约的绝对自由的漫游，正是这个生物发展趋势在人类头脑中折射的浪漫幻想。“逍遥游”的含义，有两种基本的解释：（一）《世说新语·文学》“庄子逍遥游篇旧是难处”条下刘孝标注引向子期、郭子玄《逍遥义》曰：“夫大鹏之上九万，尺之起榆枋，小大虽差，各任其性，苟当其分，逍遥一也。然物之芸芸，同资有待，得其所待，然后逍遥耳。唯圣人与物冥而循大变，为能无待而常通。岂独自通而已，又从有待者不失其所待，不失则同于大通矣。”向、郭所说的这种与“大通”相对的“有待”的逍遥，是有条件的逍遥。强调各任其性，各当其分。这符合一般人的实际，而不完全合于庄子的原意。（二）同上书刘孝标注引支道林《逍遥论》曰：“夫逍遥者，明至人之心也。庄生建言人（郭庆藩《庄子集释》卷一引文中此‘人’字作‘大’）道，而寄鹏。鹏以营生之路旷，故失适于体外；以在近而笑远，有矜伐于心内。至人乘天正而高兴，游无穷于放浪。物物而不物于物，则逍遥不我得；玄感不为，不疾而速，则遥然靡不适。此所以为逍遥也。若乎有欲当其所足，足于所足，快然有似天真，犹饥者一饱，渴者一盈，岂忘烝尝于糗粮，绝觞爵于醪醴哉！苟非至足，岂所以逍遥乎！”刘孝标认为：“此向郭之注所未尽。”我认为支道林之说，切合庄子之原意，但在事实上这种境界是没有的，现实中是不可能做到的。

对于庄子逍遥游原意的理解，前人有讲得较好的，下面略举一些。《逍遥游》原文：“此虽免乎行，犹有所待者也。”郭象注：“非风则不得行，斯必有待也，唯无所乘者无待耳。”成玄英疏：“乘风轻举，虽免步行，非风不进，犹有须待。……唯当顺万物之性，游变化之途，而能无所不成者，方尽逍遥之妙致者也。”《逍遥游》原文：“若夫乘天地之正，而御六气之辩，以游无穷者，彼且恶乎待哉！”郭象注：“天地者，万物之总名也。天地以万物为体，而万物必以自然为正，自然者，不为而自然者也。故大鹏之能高，斥之能下，椿木之能长，朝菌之能短，凡此皆自然之所能，非为之所能也。不为而自能，所以为正也。故乘天地之正者即是顺万物之性也；御六气之辩者，即是游变化之途也；如斯以往，则何往而有穷哉！所遇斯乘，又将恶乎待哉！此乃至德之人玄同彼我者之逍遥也。苟有待焉，则虽列子之轻妙，犹不能以无风而行，故必得其所待然后逍遥耳，而况大鹏乎！夫唯与物冥而循大变者，为能无待而常通，岂独自通而已哉！又顺有待者，使不失其所待，所待不失，则同于大通矣。”成玄英疏：“天地者，万物之总名。万物者，自然之别称。……言无待圣人，虚怀体道，故能乘两仪之正理，顺万物之自然，御六气以逍遥，混群灵以变化。苟无物而不顺，亦何往而不通哉！明彻于无穷，将于何而有待者也！”

郭象、成玄英的这些话，是切合庄子原意的。今人谢祥皓先生《庄子导读》对庄周此意评云：“庄周所追求的，是与天地自然全然融为一体的至人、神人；他们既全无所待，故可以畅游无穷。这才是庄子的逍遥游。”简洁明白地指出其主旨。《庄子·达生》篇“孔子观于吕梁”段中那个能在大瀑布中自由游泳的丈夫，在回答“蹈水有道乎”的问题时说：“吾始乎故，长乎性，成乎命。与齐俱入，与汩偕出，从水之道而不为私焉。此吾所以蹈之也。”这就是前人所谓“虚怀体道”的导入、体会、解说。

辩证唯物主义讲“认识必然获得自由”。恩格斯在《反杜林论》第一编第九章《道德及法 自由及必然》中说：“自由是必然的认识，‘必然只是在未被人理解之时是盲目的。’自由不是在于想象中的对于自然法则的独立，而是在于认识这些法则，并根据这种知识来能够有计划地运用它们，以达到一定的目的。”“自由是在于支配自己以及支配外部自然；是根据认识自然必然性之上的支配。最初从动物界分离出来的人，在一切基本的方面，都和动物本身一样的不自由，可是每一文化的进步，都是向着自由的进步。”孔子言“七十而从心所欲不逾矩”，是因为生活经验的积累，了解许多事物的法则，其心之所欲与矩的规则相吻合。吕梁丈夫之能自由游水，肯定是长期生活经验掌握了一些水的运动法则。可是，庄子的论述却在量上作了无限夸大。“无己”，主体对事物没有任何须待的要求。“无待”，不对事物有主观的依赖。主体的活动，与所遇到的客观事物的变化运动完全吻合一致，即“至人”“神人”的“主观”与万事万物的必然规律完全融为一体：“我”就是规律！郭注说的“无所不乘”“顺万物之性”“所遇斯乘”“与物冥而循大变”，成疏说的“无所不成”“顺万物之自然”“无物而不顺”，其要义都指向这点。这样的“绝对自由”，是人类历史上天才的浪漫追寻，是有着无限魅力的诱人的幻想境界，而在现实世界中是做不到的，不存在的。人不可能现实地掌握完万事万物的规律，也不可能使自己的“主体”意志完全等同于客观事物规律。天气预报不可能全准，因为有很多信息无法掌握。现实世界的人不可能完全的“体道”，完全的“混群灵”。

质言之，庄子《逍遥游》的精髓，其实就是想全部掌握所遇事物的规律，与己契合，从而所遇斯乘，获得绝对自由。这当然做不到，但其方向却是符合人类的本性的。三《周易·乾·文言》有一段话：“夫大人者，与天地合其德，与日月合其明，与四时合其序，与鬼神合其吉凶。先天而天弗违，后天而奉天时。天且弗违，而况于人乎？况于鬼神乎？”这里说的“大人”，与《逍遥游》中所说的“至人”“神人”“圣人”是同类型的人物。直觉告诉我，在古老的中国大地上，《逍遥游》中这种天才的幻想境界的产生，是有深刻的必然性的。人类的进化过程（宇宙演化过程之一部分），就是“认识必然而获得自由”的过程。庄子逍遥游思想的产生，就是这个过程在人类头脑中体悟的基础上升腾出来的浪漫花朵。因此，它蕴含着对后代精神探索的多方启迪。苏轼《超然台记》中的思想（超然物外、随遇而安、无往不乐）即与之有深刻关联。

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一卷中说：“工艺发达的研究，会把人对自然的能动关系，把人类生活的直接生产过程，由此也把人类社会生活及从此流出的精神观念的直接生产过程揭露出来。……事实上，由分析来发现宗教的雾一样的幻想之世俗的核心，比之反过来，由当前现实的生活关系来展开它的天国化的形态，是件更容易得多的工作。”中外历史上，像雾一样的奇幻的天国化形态的著作岂少也哉？但是马克思主义的火眼金睛是能照见它们的“世俗核心”的！我对中国历史上此类作品都作如是观。

庄子逍遥游幻想境界的“世俗核心”价值，就在于它正是人的类本质的折射，涵盖了后代所有个体的努力方向。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说：“生命的活动性质包含着一个物种的全部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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