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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俄）普希金

出版社：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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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尉的女儿试读：

上尉的女儿

珍惜名声年少始。——谚语

若在近卫军，他明天就该是上尉。

不必了，让他去部队当兵吧，

说得好！让他多受些磨难和痛苦……

……

可是，他的父亲是谁？——克尼亚日宁

我的父亲，安德烈·彼得罗维奇·格里尼奥夫，年轻的时候曾在米尼悉伯爵手下当差，17××年以陆军中校退役。从那时起，他便住在他的辛比尔斯克村里，并很快同当地一位穷贵族的女儿——阿芙多吉雅·瓦西里叶夫娜·尤结了婚。我们家兄弟姐妹一共九人，但除我之外全都夭亡了。

我还在母亲肚子里的时候，承蒙我们家的近亲——近卫军少校柏公爵的照应，已经在谢苗诺夫军团登记入册成为一名中士了。万一母亲生下个女儿，父亲便会申明这个尚未出世的中士已经死亡，这件事情便就此作罢。在我学业完成之前，我一直算是请假。那个时候我们所受的教育和现在不同。从五岁起，我被交给马夫萨维里奇，因为他不喜喝酒，于是让他来做我的管教人。在他的管教下，我十二岁便学会了俄文，并且已经能够很好地判断猎狗的脾性。这时候，父亲又给我雇了一个法国人，麦歇波普列，他是跟随我们订购的供给全年的葡萄酒和橄榄油一起从莫斯科来的。他的到来使萨维里奇非常不高兴。“感谢上帝，”他自言自语道，“这孩子梳洗得干干净净，肚子也吃饱了，何必再白白花钱雇个麦歇，就好像我们自己家没有人似的！”

波普列在本国的时候原是个理发师，后来在普鲁士当兵，最后到了俄国来pouretreoutchitel，尽管他对“老师”这个词的意义还不大了解。他是一个好人，但是非常轻浮放荡。他的主要弱点是迷恋女人，往往因为献殷勤而招致拒绝，为此，他常常一连几天唉声叹气。而且，他不是（照他自己的话说）酒瓶的敌人，也就是说（用俄语说）喜欢喝几杯。可是在我家只有在午餐时才喝葡萄酒，并且每人只能喝一杯，还经常在斟酒时把教师给漏掉，所以，我的波普列很快就习惯了喝俄国泡酒，甚至比他本国的葡萄酒更喜欢喝，认为俄国泡酒对于养胃非常不错。我们俩一拍即合，尽管按照合约，波普列负责教我法语、德语和其他各门功课，但是波普列倒是更愿意跟我学扯几句俄国话，然后我们俩就可以各自干各自喜欢的事情。我们相处得非常好，以至于我不想再另找老师了。可是，不久，命运就将我们拆散了，事情是这样的：

一天，我们的洗衣女仆，一个胖胖的、满脸都是雀斑的姑娘，和独眼的放牛女佣阿库里卡约好，两人一起跪在了我母亲脚下，承认由于自己太软弱，犯了过错。她们哭诉麦歇利用她们没有经验玷污了她们的清白。我的母亲对这样的事情向来很严厉，就告诉了父亲。父亲办事很干脆，立马派人把那个法国无赖喊来。他们告诉父亲，麦歇正在给我上课。父亲便来到我的房间。那时波普列正在床上睡大觉，而我也正在做自己的事情。我得说明一下：他们给我从莫斯科订购了一张地图，它挂在墙上，毫无用处，而我早就看中了这张又宽又厚的纸了，我决定用它做一只风筝。趁着波普列睡觉的时候，我开始了我的工作。当父亲进来的时候，我正在把一条树皮制作的尾巴固定在好望角上。看见我的这种地理作业，父亲揪了我的耳朵，然后奔向波普列，一点也不客气地叫醒了他，接着就对他破口大骂。波普列惊慌失措，想站起来，却不能：这可怜的法国人已经烂醉如泥了。新账旧账一起算，父亲抓住他的衣领，把他从床上拽起来，推出房间，当天赶走。这一下萨维里奇乐不可支。我的教育也就此结束了。

我过着纨绔子弟的日子，跟仆人家的孩子们一起追鸽子，玩跳背游戏。在此期间，我已经十六岁了，这时我的命运发生了改变。

秋天里的一天，母亲在客厅里熬蜂蜜果酱，我舔着嘴唇，盯着锅里滚起的泡沫。父亲正在窗下读他订阅的宫廷年鉴，他每年都会收到一本。这本书一直对他影响很大：每次读后都会有强烈的感慨，而且总是令他肝火旺盛。母亲深知他的脾气和秉性，总是想尽办法把这本倒霉的书藏得尽可能远一些，于是，父亲有时候几个月都看不到。可是，一旦他碰巧发现它，就会一连几个小时不离手。于是，父亲就读起那本宫廷年鉴来了。他时不时地耸一下肩头，并且低声重复着：“陆军中将……在我连队的时候他还是个中士呢！……两种俄国最高勋章的获得者！……可是不久以前他和我还……”最后父亲将年鉴往沙发上面一丢，陷入沉思，这可不是什么好兆头。

忽然，他转向母亲：“阿芙多吉雅·瓦西里叶夫娜，彼得鲁沙多大啦？”“眼看就十七岁了，”母亲答道，“彼得出生的那年，正是娜斯塔霞·盖纳西莫夫纳伯母瞎了一只眼睛的那年，那时候还……”“好啦”，父亲打断她说，“该送他去服兵役了，别再让他在女佣的房间里乱跑，爬鸽子棚了。”

想到不久就要和我离别，母亲吃了一惊，勺子滑落进锅里，泪水顺着她的脸颊流了下来。相反，我却欢喜得难以言表。一想到服军役，我便立刻联想到自由，联想到充满各种乐趣的彼得堡生活。我把自己想象成为一名近卫军军官，在我看来，这是人生最大的幸福了。

父亲从来不会改变他的主意，也不爱拖延。我出发的日子定下来了。在我出发的前天晚上，父亲说他打算给我未来的长官写封信，叫我带上。他要来了纸和笔。“别忘了，安德烈·彼得罗维奇，”母亲说道，“代我向柏公爵问候，你就告诉他，我希望他能对彼得鲁沙多多关照。”“胡说什么！”父亲皱着眉头回答道，“我为什么要给柏公爵写信？”“是你说的呀，你要给彼得鲁沙的长官写信呀。”“是我说的，那又怎么样？”“可是彼得鲁沙的长官是柏公爵呀，彼得鲁沙不是已经在谢苗诺夫军团中登记了吗？”“登记了！他在那里登记了与我有什么关系？彼得鲁沙不去彼得堡。在那里服役，他能学到什么？学会乱花钱、过放荡的日子吗？不，让他去军队里当差，多吃点苦，让他闻一闻火药味儿，让他去当一个真正的士兵，不要当浪荡公子。在近卫军登记过又怎么样？他的证件呢？给我拿来。”

母亲找到我的证件，它放在一个小匣子里，和我受洗时穿的礼服在一起。母亲颤抖着手，把它交给父亲。父亲仔细看过，将它放在面前的桌子上，开始写信。

好奇心使我着急万分：如果不去彼得堡，那么到底把我送到哪里去呢？我目不转睛地注视着父亲的笔，可是它却移动得很慢。终于，他写完了，把信连同我的证件一起放在了信封中封好。他摘下眼镜，把我叫到跟前，说道：“这封信给你，把它带给安德烈·卡尔诺维奇·罗，他是我的老朋友、老伙伴，你到奥伦堡去，在他的手下当差。”

一瞬间，我一切的光明和希望都破灭了！等待我的，不是彼得堡欢乐的生活，而是那偏僻遥远地方的枯燥日子。刚才还让我心花怒放的差事，现在对我来说已经成为一种不幸。但这是无法争辩的事实。第二天早上，一辆带篷旅行马车来到大门前。我的提包、装有茶具的旅行食盒、几袋面包和馅饼——这些家庭溺爱的最后一点表示——被装进了马车里。我的父母亲祝福了我。父亲对我说：“再见，彼得。对于你宣誓过的人，要忠心；要听长官的话；不要想着讨好长官；别强行揽事干；也别推脱自己的责任，要记住这句谚语，‘爱惜衣服新衣起，珍惜名声年少始’。”母亲含着泪叮嘱我注意身体，又叮嘱萨维里奇好好照顾这孩子。他们给我穿上一件兔皮大袄，又套上一件狐皮大衣。我满脸是泪，跟萨维里奇坐进篷车里，上路了。

当天晚上，到了辛比尔斯克，我们要在那里停一天，买一些必需品，这件事由萨维里奇去干。我则留在旅馆里。萨维里奇一大早便跑出去买东西。我望着窗外肮脏的街道，实在是有些烦闷，于是我便在旅馆的各个房间里踱步。走进台球房，我看见一个高个子老爷，三十五岁上下，留着长长的黑胡子，穿着一身长袍，手里拿着球杆，嘴里还叼着烟斗。他在跟记分员打球，记分员若赢了就喝一杯伏特加，输了就在台球桌子底下爬一趟。我就看着他们玩球。他们玩得越久，记分员爬的次数就越多，最后终于留在桌子下面出不来了。那位绅士在记分员的头顶上说了几句尖酸的话，似乎是在作悼词，然后就邀请我和他一起打。我拒绝了，说我不会。他似乎觉得很奇怪，略带遗憾地看了我一眼；但我们开始交谈起来。我得知他叫伊凡·伊凡诺维奇·祖林，是骠骑兵团的一名上尉，他到辛比尔斯克是来招募新兵的，现在就住在这家旅馆里。祖林邀请我和他共进午餐，就像当兵的那样，随便吃点啥。我欣然应允。我们坐下吃饭。祖林喝了很多酒，还向我敬酒，告诉我应该习惯军队的生活；他给我讲军队中的趣闻，笑得我前仰后合。这顿饭吃完我们两个已成了地地道道的朋友。这时，他提出要教我打台球。“这个对于我们当兵的来说是必不可少的，”他说，“譬如说，行军到了一个小地方，有什么好干的呢？总不能老去打犹太人吧？只好到旅店中去打台球；如果那样你就必须得学会打！”我完全被他说服了，于是就用心学起来。祖林大声地称赞我，对我的进步之快表示惊奇，教过我几次后，便提议跟我赌钱，赌一个戈比，不为输赢，只是没白玩一场，用他的话说，白玩是一种再糟糕不过的习惯了。这一点我也同意。祖林又叫人送来潘趣酒，他劝我尝一尝，并一再告诉我必须适应军队的生活：如果不会喝潘趣酒，还当什么兵！我照他说的做了，然后继续打台球。我从杯子中喝潘趣酒的次数越来越多，胆子就越来越大。台球不断地飞出台外；我直冒火，骂那记分员，天知道他是怎样在记分的，我的赌注越来越大——总之，我像一个突然挣脱了管束的孩子一样。时间不知不觉地在流逝。祖林看看表，放下球杆对我说，我已经输了一百个卢布。这让我有些着急。我的钱都在萨维里奇那里，我表示抱歉，祖林打断我的话，说：“得啦！你不用着急，我可以等，现在我们到阿里努什卡那儿去吧。”

还有什么可说的呢？跟开始一个样，我糊里糊涂地过完了这一天。我们在阿里努什卡那里吃了晚饭。祖林不停地给我倒酒，并一个劲儿地跟我说应该适应一下军队的生活。从饭桌上站起来的时候，我都几乎站不住了。半夜的时候，祖林把我带回到旅店。

萨维里奇在台阶上接我们。看到我这副无疑是热心当差的样子，他不禁惊叫出来。“你这是怎么搞的，少爷？”他埋怨道，“你在哪儿把自己搞成这个样子？哎哟，我的天啊，这种罪孽以前可从来没在你身上发生过呀！”“闭嘴，老东西！”我结结巴巴地回答他，“你准是喝醉了，去睡你的……扶我到床上去。”

第二天我醒来的时候，头还很痛，模模糊糊地记起了昨天发生的事。萨维里奇端着一杯茶走进来，打断了我的思绪。“你放荡得太早了，彼得·安德烈伊奇，”他摇着头对我说，“太早了。你这副样子像谁呢？你父亲、你祖父都不是酒徒，你母亲就更不必说了：一辈子除了克瓦斯，什么也没喝过。是谁让你这么干的呀？一定是那个该死的法国人。他总是往安吉普耶夫娜那儿跑：‘太太，热夫普里、伏特加。’看，热夫普里给了你什么！不用说，他真是教给你好东西啦，那个狗东西！用得着请一个不要脸的异教徒来照料孩子吗，就像老爷家里没有人似的！”

我觉得很惭愧。我转过脸去，对他说：“你去吧，萨维里奇，我不想喝茶。”可是萨维里奇一旦教训起人来，要想阻止可没有那么容易。“现在，你看看，彼得·安德烈伊奇，喝酒有什么好的，脑袋发沉，还吃不下饭。人一喝酒就没有一点用处了……喝一点加蜜的黄瓜露吧，最好是再喝半杯果子酒解解酒。要我拿给你吗？”

这时，一个男孩走进来，交给我一张祖林写给我的便条。我打开它，上面写着：

亲爱的彼得·安德烈伊奇，请你将昨天输给我的一百个卢布交给这个孩子带回。我急需用钱。随时准备为您效劳的伊凡·祖林

毫无办法。我装出一副若无其事的样子，转向萨维里奇——我的钱财、衣物和事务的管理人，命令他给这个男孩一百个卢布。“什么！为什么？”萨维里奇大吃一惊，问道。“我欠他的。”我回答道，极力使自己的口气显得平淡。“欠他的？”萨维里奇反问道，他显然越来越惊奇了，“可是，少爷，你什么时候欠下的这笔债，我们才刚来到这里呀？事情可有些不对头。随你便吧，少爷，可是钱我是不会给的。”

我想，如果在这个重要的时刻我不能摆平这个固执的老头儿，那么以后要想摆脱他的管束可就难了。于是，我傲慢地看了他一眼，对他说：“我是你的主人，你是我的仆人。钱是我的。我把它输了，因为我乐意这样做。我劝你不要自作聪明，只管照我说的去做。”

我的话让萨维里奇十分吃惊，他拍了一下巴掌，然后呆立在原地。“你还站在那儿干嘛！”我生气地大喊大叫。萨维里奇哭了起来。“彼得·安德烈伊奇少爷呀，”他用颤抖的声音说道，“别让我愁死吧。我的宝贝儿！听我老头子的一句劝：写信告诉那强盗，就说你是闹着玩的，说我们没有这么多钱。一百个卢布！我仁慈的上帝！你告诉他，你的父母亲严厉禁止你赌博，除了赌个核桃什么的……”“你胡扯够啦！”我严厉地打断他的话，“把钱给我，否则我把你掐着脖子赶出去。”

萨维里奇悲痛地望了我一眼，去拿钱还债了。我对这个可怜的老头心怀愧疚，但是我想要挣脱他的管束，我想要证明我已经不是一个小孩子了。钱付给了祖林。萨维里奇迫不及待地要把我弄出这家该死的旅店。他来告诉我，马已经准备好了。我带着一颗不安的心和深深的愧疚离开了辛比尔斯克，没有和我的老师告别，也没有期望什么时候会再见到他。第二章　向导

这片可爱的地方啊，

是我不曾相识的异乡！

不是我自己要来到这里，

也不是骏马把我带到这里：

是那年轻人的朝气和勇气，

和那酒店中醉人的气息，

引来了我这年轻的小伙儿。——古代歌谣

一路上，我沉思默想，并不愉快。我输掉的钱，按当时的价值来算是笔不小的数目。我心里不得不承认，我在辛比尔斯克旅店的所作所为是愚蠢的，而且我觉得自己很对不起萨维里奇。这一切都使我觉得心里难过。老人家脸色阴沉地坐在赶车人的位子上，背对着我，偶尔干咳一两声，却什么话也不说。我想与他和解，但是却不知道怎么开口。终于，我对他说：“好啦，好啦，萨维里奇！行了吧，让我们和解了吧，我错啦；我明白是我错啦。我昨天犯了错，无缘无故惹你生气。我向你保证，我以后一定机灵些，听你的话。好啦，别生气啦；咱们讲和吧。”“唉，彼得·安德烈伊奇少爷呀，”他长叹一声回答说，“我是生我自己的气呀；这全都是我的错。我怎么能把你自己一个人留在旅店里呢！怎么办呢？鬼迷心窍啦：我突然想到去教堂执事的老婆那里，去拜访我的教亲。就如俗话说的那样：去看望教亲，会受到监禁。真是倒霉呀，可也只好这样啦！我可怎么有脸去见老爷和太太呢？要是他们知道孩子在外面喝酒赌钱，他们会怎么说呀。”

为了安慰可怜的萨维里奇，我向他保证，今后若没有他的同意绝不乱花一个戈比。他渐渐平静下来了，只是还时不时地摇着头，自言自语地说：“一百个卢布呀！可不是开玩笑的。”

我渐渐地接近了我的目的地。我的四周是一片荒凉的沙漠，山丘和峡谷在其中交错。到处都覆盖着白雪。太阳快下山了。马车顺着一条狭窄的小路往前走，或者，更确切地说，是顺着农家雪橇滑过的痕迹向前走。突然，车夫抬头望望远方，最后，他脱下帽子，回过头来对我说：“少爷，我们还是回去吧！”“这是为什么？”“天气靠不住：起风了，你看，风把雪都刮起来啦。”“这有什么关系？”“你看那边是什么？”车夫用鞭子指着东方。“除了一片白茫茫的草地和晴朗的天外，什么也看不见。”“那儿，你看那儿有一块云呀。”

我确实看见天边有一块云，起初我把它当成是远处的小山了。车夫向我解释说，这一小块云就是暴风雪的预兆。

我听说过那一地区的暴风雪，也知道它往往能淹没整个车队。萨维里奇同意车夫的建议，认为我们应该折回去。但是我觉得风并不大；我很想及时赶到下一站，便只告诉他们快些赶车。

车夫把马车赶得飞快，但是仍然不停地望着东方。几匹马儿很有节奏地奔跑着。而这时，风越刮越大。那一小块云变成了一片灰白色的阴云，正在厚厚地涌起、扩散，渐渐地布满了整个天空，先是飘起了细小的雪花，突然间就落起了鹅毛大雪。狂风怒吼着，暴风雪来临了。顷刻间，阴暗的天空和雪的海洋混在一起，所有的事物都消失不见了。“糟啦，少爷，”车夫喊道，“真的遇上暴风雪啦！”

我从车里往外面望去：周围是漆黑一片，夹杂着狂风。狂风怒吼着，带着一种凶猛和残暴，似一只张牙舞爪的野兽；雪花把我和萨维里奇的身上全撒满了；马儿一步步地向前走着，很快就停下不动了。“你怎么不走了？”我不耐烦地问车夫。“怎么走呢？”他一边回答，一边从驾车的座位上下来，“不知道我们到哪儿了；没有路，到处又是一团漆黑。”我开始骂他，但是萨维里奇却袒护他，“你为什么不听他的话？”他生气地说，“本来可以回到旅店里，你就可以喝杯茶，舒舒服服地睡到天亮，暴风雪也停了，好继续赶路。急啥呀？又不是赶着去参加婚礼。”萨维里奇是对的。可是毫无办法。大雪还在下着。马车旁边已经堆起了雪堆。马儿站立着，耷拉着脑袋，时不时地把身子抖几下。车夫在周围走动，却无事可干，只能理一理马套缰绳。萨维里奇嘴里嘟囔着什么。我四处张望着，希望能看到一点儿房屋或者是道路的痕迹，可是除了昏昏沉沉飞卷着的风雪，什么也分辨不出来……忽然，我看见一个黑乎乎的东西。“喂，车夫！”我喊道，“你看，那个黑乎乎的东西是什么？”车夫仔细地观察着，“只有天知道，少爷。”他一边说着，一边爬上了驾车的座位，“车不像车，树不像树，似乎一直在动。也许是一只狼或者一个人。”

我吩咐马车往那里赶去，那个黑东西也立马往我们这边儿移动起来。两分钟后，我们走到一个人跟前。“喂，好心人！”车夫向他喊道，“你知道路在哪儿吗？”“路就在这里，我就站在坚硬的路面上，”过路人回答说，“你问这干什么？”“你听我说，乡下人，”我对他说，“这片地方你熟悉吗？你能不能带我们找个住宿的地方？”“这地方我是很熟的，”过路人回答道，“感谢上帝，这地方我全都走遍了。可是你看这天气：我们很容易迷路的。最好是停在这儿等着，没准儿暴风雪会停下来，等天放晴了，我们就可以根据星星找到路。”

他的镇静给了我勇气。我已经决定听天由命，在草原上过一夜。突然，过路人麻利地爬上驾车的座位，对车夫说：“感谢上帝，附近有住家，往右拐，走吧。”“我为什么要往右拐？”车夫不高兴地问道，“你看到哪儿有路啦？还不是看着马是别人家的马，马套子也不是自己的，那就马不停蹄地赶吧。”我觉得车夫的话有道理。“说真的，”我说，“你怎么知道离这儿不远会有人家呢？”“因为风是从那边吹过来的，”过路人回答说，“里面夹杂着一股烟味；可见这附近一定有个村子。”他的机灵劲儿和敏锐的感觉使我感到惊奇。我吩咐车夫上路。马儿在深深的积雪中艰难地迈着步。车子静静地行驶，时而撞上雪堆，时而陷入沟壑，一下子倒向这边，一下子又倒向那边，就像一条船航行在波涛汹涌的大海上似的。萨维里奇嘟囔着，时不时地将肘部碰到我的腰部。我放下挡门的帘子，裹了裹身上的大衣，打起盹来。暴风雪的怒吼声和马车前进时轻微的晃动使我昏昏入睡。

我做了一个梦，这个梦我永远也不会忘记，而且直到现在，当我回想我这一生的奇遇时，我仍旧觉得这个梦是个预兆。读者会原谅我的，因为凭经验可以明白，不管一个人多么努力地蔑视迷信，他还是会偏信迷信的。

我的感觉和心灵正处在这样一种状态中：现实渐渐被幻想取代，并在昏昏欲睡时两者融为一体。我似乎觉得，暴风雪仍在怒吼，而我们仍旧迷失在雪地中……突然，我看见了一扇门，并且随着马车驶入了我们的院落。我首先想到的是父亲会对我发脾气，因为我不由自主地又回到家里，是在有意违反他的命令。我忐忑不安地跳下马车，看见母亲在台阶上迎接我，但是却是一副悲痛欲绝的神情。“轻一点，”她对我说，“你的父亲病得不行了，他想再见你一面。”我吓坏了，随母亲走进卧室。我看见房间里灯光微弱；床前站着很多人，个个面带哀愁。我轻轻地走到床前；母亲掀起床上的帐子，说：“安德烈·彼得罗维奇，彼得鲁沙来啦；他听说你生病了，就回来啦；给他祝福吧。”我跪到地上，注视着病人。但是怎么回事？我看到床上躺着的不是我的父亲，而是一个长着黑胡子的庄稼汉，他正快活地望着我。我疑惑不解地转向母亲，问道：“这是怎么回事？这不是我父亲。我干什么要一个庄稼汉来祝福我？”“都一样的，彼得鲁沙，”母亲回答我，“这是取代你父亲给你主婚的人；吻他的手吧，让他给你祝福……”我不肯。这时那个庄稼汉从床上跳下来，从背后抽出一把斧子，往四处乱砍。我想逃……但是逃不了；屋子里到处都是死尸；我撞在这些尸体上，滑倒在血泊中……那个可怕的人却亲切地喊我，对我说：“别害怕，过来让我给你祝福吧……”我满心的恐惧和疑虑……就在这时，我醒了。马儿已经站住了；萨维里奇拉着我的手说：“下车吧，少爷，到啦。”“到什么地方了？”我揉着眼睛问道。“到旅店啦。上帝保佑，我们正好撞在围栏上啦。快一点，少爷，下车，快去暖和暖和身子吧。”

我从马车里出来。暴风雪虽然势头小了些，但是仍在继续。四周一片漆黑。店主在大门口迎接我们，他把灯笼放得低低的，带我来到一间客房中。房间虽然狭小，但却非常干净；点着松明。墙上挂着一支步枪和一顶高高的哥萨克帽子。

店主是雅伊克河一带的哥萨克，看起来是个六十岁上下的庄稼汉，精力非常充沛。萨维里奇拿着食盒跟着走进屋里，他向店主要了火，准备烧茶，我从来没有像这会儿一样这么想喝茶。“我们的向导去哪儿了？”我问萨维里奇。“在这儿呢，老爷。”一个声音从上面回答我。

我抬头往高床板上望去，看见一撮黑胡子和两只闪闪发亮的眼睛。“怎么了，老兄，冻坏了吧？”“只穿一件破大衣，怎么能不冻坏！我本来有一件皮袄的，不怕您见笑，昨天抵押给酒馆掌柜的了；那时候以为天还不大冷呢。”这时店主端着滚烫的茶炊进来了；我请我们的向导喝杯茶；那庄稼汉便从高床板架上爬下来。他样貌英俊，看样子四十岁光景，中等身材，略显瘦削，但是肩膀很宽。他的胡子已经有些灰白，一双大眼睛十分灵活。脸上的神情十分快活，但是有点狡黠。他的头发剪成圆顶型；身上穿一件破烂的粗呢大衣和一条鞑靼人的灯笼裤。我递给他一杯茶；他尝了一口，皱了皱眉头。“老爷，您行行好，让他们给我一杯酒；茶这种饮料我们哥萨克是喝不来的。”我满心愿意地满足了他的愿望。店主从橱柜里拿出一个酒瓶和一只酒杯，走到他跟前，瞧了瞧他的脸，说：“嗳嗨，你又到我们这儿来了！是打哪儿来的？”我的向导意味深长地向他眨眨眼，用一句隐语回答道：“飞进菜园找食儿，一啄啄了个大麻籽儿；奶奶朝着掷个小石子儿——没打着。嗳，你们的人怎么样啦？”“我们的人能怎么样呢！”店主继续用隐语回答道，“他们要敲钟做晚祷，但牧师的太太不准敲；牧师出门做客去，只有魔鬼在坟地。”“别说了，大叔，”流浪汉打断他，“天上若下雨，地上就长蘑菇；如果有蘑菇，就要用篮子装。而这会儿嘛，（他又眨了眨眼睛）把斧子藏在背后吧：守林人正在巡查呢。老爷！祝您健康长寿！”说着，他端起酒杯，画了个十字，一饮而尽；然后，他向我鞠了个躬，又回到了高板床上去。

那时，我一点儿也搞不懂这些黑话；但是后来，我猜到他们说的是雅伊克地区军队的事，这支军队一七七二年发生叛乱，当时刚刚被镇压住。萨维里奇听着这些话，满脸的不高兴。他满腹狐疑，时而看看店主，时而看看向导。这家旅店，或者按当时的叫法，大车店，孤零零地坐落在草原上，离别的村子都很远，看起来太像强盗窝了。但是毫无办法。继续赶路根本是不可能的。萨维里奇的不安把我逗乐了。这时，我已经开始安排住宿，在一条大长凳上躺下。萨维里奇决定睡在炕上，店主睡在地板上。很快，房间里便都是鼾声，我沉沉地睡去像个死人一样。

第二天早上我醒得很迟，我看见暴风雪已经停了。太阳照耀着。一望无际的草原上覆盖着皑皑白雪，白得耀眼。马已经套好了。我与店主结了账，他只收了我们那么少钱，连一向惯于讲价钱的萨维里奇也没有因此争执。昨天晚上的疑虑已经完全从他脑子里消失了。我叫来向导，感谢他给我们的帮助，并吩咐萨维里奇给他半个卢布买酒喝。萨维里奇皱起眉头，“半个卢布买酒喝！”他说，“凭什么？就为他把你带到旅店里？随你的便吧，少爷，我们可没有多余的半个卢布。见人就给钱，那我们自己马上就得饿肚子啦。”我无法跟萨维里奇争论。我已经许诺过，钱由他全权掌管。可是我却很难过，因为不能对这个人表示感谢，如果说他不是使我摆脱了灾难，至少也是帮助我摆脱了不愉快的境地。“好吧，”我冷冷地说，“要是你不想给他半个卢布，那么就从我的衣服里拿一件给他。他穿得太单薄了。把我的兔皮袄给他吧。”“行行好吧，彼得·安德烈伊奇少爷呀，”萨维里奇叫道，“干嘛把你的兔皮袄给他？这狗东西，他会马上在酒店把它喝掉的。”“这个嘛，老头，我拿它喝掉或不喝掉，就不用你操心啦，”流浪汉回答道，“老爷把皮袄赏我；这是老爷乐意，你当下人的该做的是服从，而不是顶嘴。”“强盗呀，你连上帝都不怕！”萨维里奇气冲冲地对他说，“你看到这孩子还不懂事，你就来利用他善良的天性撺掇他。你要老爷的皮袄干啥用？无论怎样，你都休想把它套在你那该死的宽肩膀上去！”“别自作聪明啦，”我对老人说，“快去把我的皮袄拿来。”“上帝呀，”我的萨维里奇怨叹道，“兔皮袄几乎还是新的！给谁不可以，偏要给这个穷酒鬼！”

但是皮袄还是拿来了。庄稼汉立马就在身上比量着。确实，这件兔皮袄我穿都稍微嫌紧，他穿上就更紧了。可是他居然想方设法把它穿在身上，连缝线都撑开了。萨维里奇听到线的断裂声，差点没叫出声来。流浪汉收到我的礼物非常高兴。他把我送到马车旁，向我深深地鞠了一个躬，说：“谢谢，老爷！上帝会报答您的善心的；我永世不忘您的恩情。”他自顾自走了，而我则继续赶路，完全不去理会萨维里奇的不满，很快，我就把昨天的暴风雪、我的向导和兔皮袄都忘掉了。

到了奥伦堡，我直接去见将军。我看见一位身材高大的男子，因为上了岁数，背有点驼。长长的头发已经全白。老旧的制服使人想起安娜·伊凡诺夫娜时代的军人；他说起话来带有很重的德国口音。我把父亲的信交给他，听到父亲的名字，他迅速地瞧了我一眼。“我的上帝呀！”他说，“似乎不久之前，安德烈·彼得罗维奇还是你这个年纪呢，可是，现在，你瞧，已经有这么大一个儿子啦！唉，时间哪，时间！”他拆开信，开始低声地读着，一边还评论着。“‘尊敬的安德烈·卡尔诺维奇阁下，我希望大人您’……干嘛这么客气？呸，真不嫌害臊！当然，纪律是顶要紧的事，可是有这么写信给卡姆拉德的吗……‘大人不会忘记……’嗯……‘以及……当……已故的元帅米尼……行军……还有……卡罗林卡’……嗨，布鲁德尔呀，原来他还记得我们过去的淘气事儿啊？‘现在说正事吧……我的浪荡子前来见您’……嗯……‘套在刺猬手套里’……什么是刺猬手套？这大概是俄国人的谚语……什么叫‘套在刺猬手套里’？”他回过头来，又向我问了一遍。“意思是说，”我尽可能以一副天真无邪的样子回答他，“待人和善，别太严格了，多给他些自由，那就是套在刺猬手套里的意思。”“嗯，我明白……‘不要放任他’……不对，看来刺猬手套不是这个意思……‘随信附上他的证件’……在哪儿呢，啊，在这儿……‘通知谢苗诺夫军团’……好，好，一切照办……‘请允许我不拘礼节以老朋友老伙伴的身份拥抱你’……嘿，总算想明白了……还有，还有……好，我亲爱的，”他读完了信，把我的证件放在一边，说，“一切都会照办的：现在把你转派到××团去当军官，为了不浪费时间，明天你就启程到白山要塞去，在那儿接受米罗诺夫上尉的指挥，他是一个善良正派的人。在那儿你要认认真真当差，学会遵守纪律。在奥伦堡你没有什么事情可干，而游手好闲对年轻人没有什么好处。至于今天，我请你赏光在我家吃午餐。”

越来越倒霉了！我心里思忖着：我还在娘胎里的时候就是个近卫军中士了，可是现在又有什么用呢！把我弄到什么地方去了？去××团，到那个吉尔吉斯卡伊萨克草原边境上鸟不拉屎的要塞去！……我在安德烈·卡尔诺维奇家里吃午饭，和他的老副官一共三个人。他家的餐桌上充分体现着德国人那种严格的节俭，因此我想，他急急忙忙把我派到边防驻军部队去的一部分原因，是担心多余的人会出现在他那单身汉的餐桌旁吧。第二天，我辞别了将军，到我的目的地去了。第三章　要塞

我们在要塞里面住着，

吃着面包喝着水；

一旦凶残的敌人，

要来吃我们的馅饼，

我们就准备好一顿好饭；

请他们尝尝大炮里的炮弹。——士兵的歌

他们是老派人啊，亲爱的。——《纨绔子弟》

白山要塞离奥伦堡有四十俄里路。道路沿着雅伊克河陡峭的山路向前延伸。河面还没有结冰，浅灰色的水浪在白雪覆盖、景色单调的河岸之间显得昏暗而忧郁。河的那边是广阔的吉尔吉斯草原。我陷入沉思，想的大都是些伤心事。驻军的生活对我没有什么吸引力。我竭力地描绘着我未来的长官米罗诺夫上尉的样子，把他想象成一个严厉的、脾气暴躁的老头儿，除了自己的职务以外对什么也不关心，随时都可能因为一点儿小事而关我的禁闭，只给我面包和水。这时，天色渐渐地暗下来了。我们走得相当快。“离要塞还远吗？”我问车夫。“不远啦，”他回答说，“您瞧，这不已经看得见了。”我向四面眺望着，希望能够看到一些威严的棱堡、塔楼和土围墙；但是除了一个用栅栏围起来的小村子以外，什么也没有看到。在村子的一边，是三四垛被雪覆盖了大半的干草；另一边则是一架歪斜的风磨，树皮做成的翼片懒散地挂在上面。“可是要塞在哪里？”我惊奇地问。“这不就是嘛。”车夫指着小村子回答，说话间我们的车已经驶了进去。在大门旁，我看见一尊旧的生铁大炮；街道狭窄而曲折；屋舍低矮，大部分是草房。我吩咐车夫把车赶到要塞司令那里去，过了一会儿，车子停在了一个木屋前。木屋建在一处高地上，靠近教堂，教堂也是用木头建成的。

没有人出来迎接我。我走进门廊，又推开前厅的门。一个伤残的退役老兵坐在桌子旁，正在把一块蓝色的布缝到一件绿军装的袖子上。我叫他去通报一声。“进来吧，老爷，”残疾老兵回答说，“我们的人都在家。”我走进了一间颇为干净的小屋，屋里按老样式摆设；墙角立着一个餐具柜；墙上挂着镶框的军官委任状；镜框四周还贴着几张花花绿绿的民间木版画，画的是攻克基斯特林和奥恰科夫，还有选新娘和猫的葬礼。窗下坐着一个老太太，身穿棉坎肩，头上包着头巾。她正忙着绕线团，一绺线正绷在一个身穿制服的独眼老头儿手上。“有何贵干，老爷？”他问我，一边还在忙着自己的事情。我回答说，我是来任职的，照例应该来向上尉先生报到。说话间，我转向那个独眼老人，我以为他就是要塞司令，可是女主人打断了我准备好的已经倒背如流的话。“伊凡·库兹米奇不在家，”她说，“他到盖拉希姆牧师家做客去了；不过没关系，老爷，我是他太太。请多多关照。请坐，老爷。”她叫来女仆，吩咐她去找下士来。那老头用他的独眼好奇地望着我。“斗胆请问，”他说，“您在哪一团当差的呢？”我满足了他的好奇心。“斗胆请问，”他继续问道，“您为什么从近卫军转到驻地来呢？”我回答说，这是长官的意思。“大概是因为做了违背近卫军军官身份的事吧？”这个不知疲倦的询问者继续问道。“别胡说八道啦，”上尉太太打断他说，“你看这年轻人一路劳累了；他顾不上跟你……（手绷开点……）你，老爷”，她转过脸来跟我说，“别因为他们把你发配到这么个偏远的地方而担心，你不是第一个，也不是最后一个。习惯了就好了。亚历克赛·伊凡内奇·施瓦布林因为杀人而被发配到我们这儿来已经五年了。天知道，他怎么会作出这种孽来；你看，他跟一个中尉骑马到了城外，他们都带了剑，两个人就彼此厮杀起来了；亚历克赛·伊凡内奇把中尉刺死了，还当着两个目击者的面！你说怎么办呢？能人也难免犯罪呀。”

就在这时，军士进屋来了，是一个年轻的、身材匀称的哥萨克。“马克西梅奇！”上尉太太对他说，“给这位军官先生找个住处，记得干净一点儿的。”“遵命，瓦西丽莎·叶戈洛夫娜，”军士回答道，“可不可以请老爷去伊凡·波列扎耶夫那儿去住？”“胡说什么，马克西梅奇，”上尉太太说，“波列扎耶夫那儿已经很挤了；而且他是我们的教亲，也记得我们是他的长官。把这位军官先生带到……请教您的名字和父名，老爷？彼得·安德烈伊奇吗？……把彼得·安德烈伊奇带到谢苗·库佐夫那里。这个无赖，把他的马放进我的菜园里了。怎么样，马克西梅奇，全都平安无事吧？”“谢天谢地，全都平安无事。”哥萨克回答说，“只有普罗霍洛夫伍长为了一桶水，跟乌斯季尼娅·涅古尼娜在澡堂子里打了一架。”“伊凡·伊格纳季奇，”上尉太太对独眼老头儿说，“你去调查一下普罗霍洛夫和乌斯季尼娅的事情，看看谁对谁错。把两个人都处罚一下！好了，马克西梅奇，你去吧。彼得·安德烈伊奇，马克西梅奇将带你到你住宿的地方去。”我辞别了他们。军士把我带到一所小屋里，小屋坐落在高高的河岸上，位于要塞的边缘。房子的半边住着谢苗·库佐夫一家，另一边分给了我。这本是一间房子，十分整洁，用隔板隔成了两间。萨维里奇开始布置房间；我从窄小的窗户向外望去。眼前是一望无际的荒原。斜对面有几座小屋；街上有几只鸡在游荡。一个老妇人站在台阶上，手里拿着猪食，正在唤猪来吃食，猪友好地向她哼哼着以作回应。唉，这就是我命中注定要度过青春的地方！一股忧伤涌上我的心头；我离开窗户，在床上躺下，连晚饭也没吃，也不理会萨维里奇的一再劝说。他愁容满面，不停地念叨着：“仁慈的上帝！这孩子什么都不肯吃，要是生了病，太太该怎么说呀？”

第二天早上，我正在穿衣服，门开了，一个青年军官走了进来，他个子不高，脸色黝黑，并不好看，但是却非常灵活。“请原谅，”他用法语对我说，“我冒昧地来拜访你。昨天我听说你来了；我多么想看到一个像样的人的脸，这种愿望是如此强烈，终于忍不住了。您要是在这儿再住上一些时候，就会理解的。”我猜这应该就是那个因为决斗而被近卫军除名的军官了。我们立刻就熟识了。施瓦布林远不是个愚蠢的人。他的谈吐犀利而诙谐有趣。他饶有趣味地为我描述了司令一家人、他所交往的人和这个我们命中注定要来的地方。我痛快地大笑着，这时，我曾经看到的那位在司令家前厅缝补旧制服的伤残老兵进来了，他告诉我说瓦西丽莎·叶戈洛夫娜请我去他们家吃饭。施瓦布林提出要跟我一起去。

在靠近司令家房屋的地方，我们看见广场上有二十来个伤残的老兵，拖着长辫子，戴着三角帽。他们正排成队列，前面站着指挥官，是一个身材高大、精神饱满的老人，头上戴着尖顶帽，穿着中国长布衫。一看见我们，他便向我们走过来，对我说了几句客套话，然后继续回去指挥。我们本想停下来看他们操练；但是他让我们去找瓦西丽莎·叶戈洛夫娜，并告诉我们随后就来。“这儿嘛，”他补充了一句，“没什么好看的。”

瓦西丽莎·叶戈洛夫娜随和而亲切地接待了我们，仿佛跟我是多年的至交一样。那个伤残老兵和帕拉什卡摆好了餐桌。“今天伊凡·库兹米奇干嘛训练那么久呀！”司令太太说。“帕拉什卡，去叫老爷来吃饭。玛莎她又在哪儿呢？”这时进来了一个姑娘，十七八岁，圆圆的脸，面色绯红；淡黄色的头发整整齐齐地梳拢在耳朵后面，耳朵也是红的。我第一眼看见她的时候并不十分喜欢她。我是带着先入为主的成见来看她的：施瓦布林已经为我描述过玛莎——上尉的女儿，说她是个傻丫头。玛莉亚·伊凡诺夫娜在屋角坐下，开始做起针线活来。这时候，菜汤做好了。瓦西丽莎·叶戈洛夫娜见丈夫没回来，再次吩咐帕拉什卡去请他。“告诉老爷，客人在等着，汤都要凉了；谢天谢地，要操练，时间有的是；有他吆喝的时候。”上尉马上就回来了，身边跟着那个独眼老头儿。“你是怎么啦，我的老爷？”上尉太太对他说，“饭菜早就摆好了，可是你总是不来。”“你没看见吗，瓦西丽莎·叶戈洛夫娜，”伊凡·库兹米奇回答说，“我在忙着训练士兵。”“算了吧，”上尉太太反驳道，“训练士兵不过说来好听罢了，——你的士兵不会学到什么，你自己也搞不出什么名堂。你还不如坐在家里向上帝祷告，那还能好一些。亲爱的客人们，请入席吧。”

我们坐下来吃饭。瓦西丽莎·叶戈洛夫娜的嘴简直一刻也不停，向我问了好些话：我的父母亲是谁，他们是不是还健在，住在哪里，财产有多少？当听到我父亲有三百个农奴的时候，她说：“好不简单！天底下真的有那么些富翁！可我们，我的老爷，就只有一个农奴，女仆帕拉什卡；不过谢天谢地，我们过得也还说得过去。就只有一件糟糕事：玛莎，到了该出嫁的年纪了，可是她有什么嫁妆呢？一把箅子，一把笤帚，还有三戈比的小钱（上帝宽恕！），就只够到澡堂子搓个澡的。若是能找到个好人，那是她命好；若不然，只能一辈子在家里当个老姑娘啦。”我朝玛莉亚·伊凡诺夫娜望了一眼，她满脸通红，眼泪都落进盘子里了。我为她感到难过，就赶紧换了一个话题。“我听说，”我有些不适时地说，“巴什基尔人要来攻打您的要塞呢。”“亲爱的，您打哪儿听到这个消息的呢？”伊凡·库兹米奇问道。“我在奥伦堡时听说的。”我回答说。“没有的事！”上尉说，“我们这儿已经很久没听到过啥啦。巴什基尔人已经被吓破了胆子，而吉尔吉斯人也受到过教训。别担心，他们不敢来攻击我们的；如果他们胆敢来侵犯，我就好好地教训他们，让他们再安生个十来年。”我转向上尉太太继续问道：“您留在这么危险的要塞里不害怕吗？”“习惯啦，我的老爷，”她回答说，“二十年前，我们刚从军团调到这儿来的时候——但愿不再有这样的事了，我是多么害怕那些可憎的异教徒呀！那时候，我只要一瞧见他们那山猫皮帽子，一听见他们的尖叫声，老爷你信吗，我就胆战心惊呀！可现在，我全都习惯啦，要是有人来报告，说有坏人在要塞周边游荡，我根本就一动也不动啦。”“瓦西丽莎·叶戈洛夫娜是一位非常勇敢的太太，”施瓦布林认真地说，“这一点伊凡·库兹米奇可以证明。”“不错，”伊凡·库兹米奇说，“她不是个胆小的人。”“那玛莉亚·伊凡诺夫娜呢？”我问，“也跟您一样胆大吗？”“玛莎胆大吗？”她母亲回答道，“不，玛莎是个胆小的人。到如今还听不得枪声；一听到枪声就吓得浑身发抖。两年前，我过命名日，伊凡·库兹米奇突然异想天开地放了一下我们的大炮，她呀，我的宝贝，吓得差点死掉了。从那以后，我们就再也没有放过那该死的大炮。”

我们从餐桌上站起来。上尉和上尉太太去睡觉了；我去了施瓦布林那里，跟他一起度过了整个晚上。第四章　决斗

好吧，请你摆好姿势，

看我如何在你身上刺个洞。——克尼亚日宁

几个星期过去了，白山要塞的生活对于我而言不仅是可以忍受的，甚至是感到愉快的。司令一家待我像亲人一般。这夫妻两人都是值得尊敬的人。伊凡·库兹米奇是行伍出身，后来升为军官，是一个没有受过教育的普通人，但是非常地正直和善良。他的妻子管着他，这正合了他那凡事不操心的随性脾气。瓦西丽莎·叶戈洛夫娜连她丈夫的军务也要管着，她把军务跟家事一样看待，并像管理家事一样管理着要塞。玛莉亚·伊凡诺夫娜很快就摆脱了初见我时的羞涩，我们变得非常熟识了。我发现她是一个通晓事理而又情感丰富的姑娘。不知不觉间我已经迷恋上了这个善良的家庭，甚至对伊凡·伊格纳季奇这个独眼中尉也很依恋，施瓦布林曾经编造闲话说他与瓦西丽莎·叶戈洛夫娜之间有不正当关系，其实这是没影的事；但是施瓦布林对他编造谎话这件事却毫不在乎。

我被提升为军官了。要履行的职务并不难办。在这座有上帝保佑的要塞里，既不用巡查，又不用操练，也无须站岗放哨。司令随自己的兴致偶尔会训练一下士兵；但是至今还没能让他们分清哪边是左，哪边是右。于是他们当中有些士兵，为了不搞错左右，每次转身之前都会在身上画一个十字。施瓦布林有几本法文书。我便读起书来，渐渐地培养了对文学的兴趣。我每天早上都会读读书，练习翻译，有时候还写写诗；我几乎天天在司令家吃饭，一天余下来的时间通常也会在那儿度过。晚上，盖拉希姆牧师和他的太太阿库林娜·潘菲诺夫娜有时候也来到司令家里来，牧师太太是附近一带最喜欢散播谣言的人。当然，我每天都免不了见到施瓦布林，但是渐渐地他的言谈对我而言不再那么具有吸引力。他总是嘲笑司令官一家，这使我很不喜欢，尤其不喜欢的是他对玛莉亚·伊凡诺夫娜的冷嘲热讽。在要塞中没有其他人可以交往，而我也不希望有其他人来交往。

尽管先前有过流言，但是巴什基尔人并没有叛乱。要塞四周一直安然无恙。但是这种平静却被一场突如其来的内部纷争打破了。

我已经说过我尝试学习文学。在当时看来，我的尝试之作算是非常不错的。几年之后，亚历山大·彼得列维奇·苏马洛科夫还对此甚是称赞呢。一天，我创作了一首短诗，自己也非常满意。大家都知道，作家们有时会假借征求意见的名义，去寻找能赏识他作品的知音。因此，我抄好了短诗，拿给施瓦布林去看，他是要塞中唯一懂得品评诗歌作品的人。在作了简短的一番说明之后，我从口袋里拿出了一个小本子，给他读了下面这首小诗：

我试图驱逐心中爱的思虑，

我把个美人儿丢在脑后。

噢，我避开玛莎，

想要获得期望的自由。

可是那双迷人的眼睛，

日夜在我眼前浮现；

它们搅乱着我的心灵，

它们破坏着我心中的安恬。

当你知晓我的不幸，

玛莎啊，请你怜惜我；

你眼见我陷入这种痛苦的境地，

便知我已经是你的俘虏。“你感觉怎么样？”我问施瓦布林，期待着他的赞美，认为这是我理所应得的。但是，结果却令我大失所望，平日里并不算苛求的施瓦布林，这一次却断然宣称，我这首诗写得不好。“为什么不好？”我掩饰住自己的不满，问道。“因为，”他回答说，“这样的诗只有我的老师华西里·基里内奇·特列季雅科夫斯基才会说好，它使我想起了他的情诗。”

说着，他把小本子拿过去，开始不怀好意地对每一行诗和每一个词加以评论，极其尖酸刻薄地嘲笑我。我再也忍受不了了，把小本子从他手中夺过来，并且说，从今以后再也不给他看我的作品。施瓦布林对我的威吓也加以嘲笑。“咱们走着瞧吧，”他说，“看你说话算不算数，诗人需要听众，就像伊凡·库兹米奇饭前需要一瓶伏特加一样。可是这个让你对她倾吐柔肠和表达相思之苦的玛莎到底是谁呀？难道不是玛莉亚·伊凡诺夫娜吗？”“这不关你的事，不管这个玛莎是谁，”我皱着眉头回答他，“我既不想听你的意见，也不想听你的猜测。”“唉哟，好一位富有自尊心的诗人和谦逊谨慎的情人啊！”施瓦布林接着往下说，他的话越来越激怒着我。“不过请你听朋友一句劝：假如你想得到她的青睐，奉劝你别借助这些短诗来献殷勤。”“先生，你这是什么意思？请你解释一下。”“非常乐意。我的意思是说，假如你想让玛莉亚·伊凡诺夫娜晚上去与你相会，那么还是送给她一对耳环，而不是什么柔情诗。”

我的血液沸腾了。“你为什么这样看她？”我问，仍然竭力压制住自己的愤怒。“因为，”他面带阴险的冷笑回答说，“我凭经验可以知道她的秉性和品行。”“你撒谎，混蛋，”我疯狂地怒吼道，“你在扯最无耻的谎言。”

施瓦布林变了脸色。“这事不能就这样算了，”他捏紧我的手说，“我要跟你决斗。”“请便，随时奉陪。”我高兴地回答他。这一刻，我恨不能撕了他。

我立刻去找伊凡·伊格纳季奇，他正遵照司令太太的吩咐，手拿一根针，把蘑菇用线穿起来，晒干以备冬天食用。“啊，彼得·安德烈伊奇，”他看见我说，“欢迎您！什么风把您给吹来啦？斗胆请问有何贵干？”我简短地向他说明，我和亚历克赛·伊凡内奇起争执了，我请他伊凡·伊格纳季奇来当我们的决斗证人。伊凡·伊格纳季奇仔细地听我说完，瞪着他的独眼望着我。“您是说，您要杀掉亚历克赛·伊凡内奇，想让我做个目击证人，斗胆请问是这样吗？”“一点不差。”“上帝保佑呀！彼得·安德烈伊奇，您怎么想得出这样呢！您和亚历克赛·伊凡内奇吵架了，那算得了什么呢！骂人的话过去就算了。他骂了您，您就反过来骂他两句；他打了您的脸，您就反过来打他两三个耳光，然后各走各的路；过后我们再给你们调解。要不然，把自己熟识的人杀死，请问难道是什么好事吗？要是您把他杀死了倒也罢了；上帝保佑他，保佑亚历克赛·伊凡内奇；我也不喜欢他。可是要是他在您身上刺个窟窿呢？这可像个什么？斗胆请问是谁更吃亏呢？”

中尉这一番冷静的分析并没有使我动摇。我已经坚定了我原先的打算。“随您的便吧，”伊凡·伊格纳季奇说，“你想怎么样就怎么样吧。但是干嘛要我去当见证人？有什么必要呢？斗胆请问，两人打架是什么了不起的事吗？谢天谢地，我和瑞士人、土耳其人都打过架：这种场面见得够多啦。”

我试图向他解释决斗证人要做的事，可是伊凡·伊格纳季奇却怎么也不明白我说的。“随您的便吧，”他说，“假如一定要让我参与这件事，那么依照我的职责，我只得去报告伊凡·库兹米奇，就说要塞中有人正计划做违背国家利益的恶行；并请示司令是否要采取适当的措施……”

我吓了一跳，央求伊凡·伊格纳季奇什么也不要告诉司令。我费了很大的劲才说服他。最后，他向我做了保证，我也就不再坚持让他做我的证人。

这天夜里我像往常一样在司令家度过。我尽力表现得快活而又平静，以免引起任何怀疑，也为了避免啰哩啰嗦的盘问。处在我这种情况下，人们几乎总是大吹特吹自己有怎样的冷静态度，可是，我承认，我那时并不具有这种冷静。这天晚上，我变得多愁善感。玛莉亚·伊凡诺夫娜比平日里更使我着迷。只要一想到这可能是我最后一次看到她，她在我眼中就变得更加迷人。施瓦布林也来了。我把他支到一边，把我和伊凡·伊格纳季奇的谈话内容告诉了他。“我们干嘛需要证人？”他干巴巴地对我说，“没有证人我们一样可以进行。”我们约定好在要塞旁边的干草堆后面进行决斗，并且定于第二天早上六点至七点的时候在那里会合。从表面上看来，我们的谈话似乎很友善，以至于伊凡·伊格纳季奇快活地说漏了嘴。“早就应该这样啦，”他看起来非常满意地对我说，“妥协一些求得和平总比在一场吵架中占了上风要好；虽然说面子上有些损害，但是保住了性命呀。”“你说什么，你说什么，伊凡·伊格纳季奇？”瓦西丽莎·叶戈洛夫娜问道，她正坐在房间的角落里用纸牌算命，“我没听清楚。”

伊凡·伊格纳季奇看到了我不满的表情，记起了自己许下的承诺，一时间窘迫不堪，不知道如何回答。施瓦布林赶忙过来帮他解围。“伊凡·伊格纳季奇，”他说，“是在称赞我们的和解。”“可是你跟谁吵架了呢，我的老爷？”“我和彼得·安德烈伊奇本来吵得非常凶。”“为什么吵呀？”“为了真正是一丁点儿的小事：为了一首诗歌，瓦西丽莎·叶戈洛夫娜。”“可找到吵架的借口啦！为了一首诗！……可是争吵是怎么发生的呢？”“是这么一回事：彼得·安德烈伊奇不久以前写了一首短诗，今天他当着我的面唱了起来，可是我却唱起了我自己心爱的歌儿来了：

上尉的女儿啊，听我的劝告，

夜里可别出门来游玩。

我们俩就争起来啦。彼得·安德烈伊奇就生气了，但是后来他也想通了，每个人都有自己唱歌的自由，想唱什么就唱什么。事情到此也就结束了。”

施瓦布林的厚颜无耻气得我差点儿发狂，但是除了我，没有人能听懂他话里粗俗的影射含义，至少是没有人注意到这一点。谈话从诗歌转向了诗人，司令认为诗人都是些放荡的、不可救药的酒鬼，而且好心好意地劝我放弃写诗，因为这种事会妨碍公务，是不会有什么好结果的。

施瓦布林的在场使我无法容忍。很快我就向司令和他的家人道了别；回到家里，我察看了一下我的剑，试了试剑的尖端，然后就睡觉了，临睡前吩咐萨维里奇第二天早上六点钟叫醒我。

到了第二天早上约定的时间，我已经在干草堆后面等待我的对手。他随后就来了。“我们会被人发现的，”他说，“要快一点。”我们脱下了军装，只穿一件背心，然后亮出了剑。就在这时，突然从干草堆后面闪出了伊凡·伊格纳季奇和五个伤残兵，他要求我们去见司令，我们非常懊恼地服从了；我们被几个士兵团团围住，跟着伊凡·伊格纳季奇往要塞走去，伊凡·伊格纳季奇得意扬扬地带领着我们，非常神气庄重地迈着步子。

我们走进司令家。伊凡·伊格纳季奇推开门，郑重其事地通报一声：“我把他们带来啦。”瓦西丽莎·叶戈洛夫娜朝我们走来。“哎呀，我的老爷们！这是怎么一回事呀？怎么搞的？像什么？想在我们的要塞里杀人！伊凡·库兹米奇，立马把他们关起来！彼得·安德烈伊奇！亚历克赛·伊凡内奇！把你们的剑交出来，交出来，交出来！帕拉什卡，把这两把剑放到储藏室去！彼得·安德烈伊奇，我没有想到你会干出这样的事；你不感到惭愧吗？亚历克赛·伊凡内奇也就罢了：他原来就是因为杀人才被从近卫军中除名了，他连上帝也不信，可是你是怎么啦？你也想像他一样吗？”

伊凡·库兹米奇完全同意太太的话，他说：“你听着，瓦西丽莎·叶戈洛夫娜说得很对。我告诉你们，决斗在军法法典上是明文禁止的。”这时，帕拉什卡已经把我们的剑收起来拿到储藏室去了。我忍不住笑了起来，而施瓦布林仍旧一脸正经。“虽然我十分尊敬您，”他冷冷地说，“但是我还是不得不提醒您，您不必费这麻烦来审问我们。把这件事交给伊凡·库兹米奇来解决吧，这是他分内之事。”“哎哟，我的老爷！”上尉太太反驳道，“难道丈夫和妻子不是共有一个灵魂、共有一个肉体吗？伊凡·库兹米奇！你还傻待着干什么？立马把他们分开看管起来，只给面包和水，让他们的傻劲消一消；另外请盖拉希姆牧师对他们实施宗教惩罚，让他们求上帝宽恕，当众悔过。”

伊凡·库兹米奇不知道该怎么办。玛莉亚·伊凡诺夫娜的脸都变白了。渐渐地，风暴平息了，司令太太气也平了，她让我们两个互相亲吻示好。帕拉什卡把我们的剑拿了回来。我们离开了司令家，表面看起来已经和好了。伊凡·伊格纳季奇送我们出来。“你怎么不觉得羞愧呢？”我生气地对他说，“你把我们决斗的事情报告给了司令，先前你向我保证不会这样干的。”“上帝明鉴，我从来没有告诉过伊凡·库兹米奇，”他回答说，“是瓦西丽莎·叶戈洛夫娜从我这里把事情逼问出来的。她安排了一切，而没有告诉司令一个字。不过谢天谢地，事情总算了结啦。”说完这些话，他转身回屋去了，剩下施瓦布林和我两个人。“我们的事不能就这么了了。”我对他说。“当然啦，”施瓦布林回答说，“你对我的无礼，是要用你的血来偿还的。但是他们一定会监视我们的。我们还得再装几天样子才行。再见！”我们假装若无其事地分手了。

回到司令家里，我像往常一样坐在玛莉亚·伊凡诺夫娜身边。伊凡·库兹米奇不在家；瓦西丽莎·叶戈洛夫娜在忙家务事。我跟玛莉亚·伊凡诺夫娜低声交谈着。玛莉亚·伊凡诺夫娜含情脉脉地责备我，说我与施瓦布林起争执，搅得大家忧虑和不安。“当我听说你们要决斗的时候，我简直吓昏了，”她说，“男人真怪！为了一句过一个礼拜就一定会忘记的话，就要去决斗，不仅准备去牺牲生命，还准备丢掉良心，还要葬送了有些人的幸福，这些人……不过我相信，吵架不是你挑起来的。一定是亚历克赛·伊凡内奇的不是。”“你为什么这样想呢，玛莉亚·伊凡诺夫娜？”“那个，那个，……他那么喜欢嘲弄人。我不喜欢亚历克赛·伊凡内奇。我非常厌恶他；可是说来奇怪，我无论如何也不希望他也那么不喜欢我。这使得我非常不安。”“可是您怎么想的呢，玛莉亚·伊凡诺夫娜？您觉得他是喜欢您呢还是不喜欢您呢？”

玛莉亚·伊凡诺夫娜一时语塞，脸羞得通红，“我觉得，”她说，“我想，他是喜欢我的。”“为什么您会这样觉得呢？”“因为他向我求过婚。”“求过婚！他向你求过婚？什么时候？”“去年。大约在您来这儿的两个月前。”“那么您没有答应嫁给他吗？”“就像你看到的，亚历克赛·伊凡内奇当然是个聪明人，出身也好，又有财产；可是只要想到结婚的时候要当着所有人的面和他接吻……这绝对不行！不管有多大的幸福也干不了。”

玛莉亚·伊凡诺夫娜的话让我睁开了眼睛，明白了许多事情。我明白了施瓦布林为什么总是用一些尖酸刻薄的话来攻击她了。大概是，他察觉到我们俩相互之间喜欢接近，便想方设法离间我们。引起我们争吵的那些话，现在更让我觉得卑鄙无耻了，我原以为只是粗俗和不体面的讥讽，现在看来当真是蓄意的诽谤。我心里涌起了一种更为强烈的欲望，想要惩罚一下这个无耻的诽谤者，于是，我急切地等待着一个适当的时机。

我并没有等太久。第二天，我正坐着写一首哀诗，就在我咬着笔杆琢磨着韵脚的时候，施瓦布林来敲我的窗子。我放下笔，拿起剑向他走去。“还等什么？”施瓦布林说，“现在没有人监视我们。我们到河边去。那里不会有人来妨碍我们的。”我们一声不响地走去。我们沿着一条陡峭的小路走下去，在河边上站住，都亮出了剑。施瓦布林的剑术比我好，但是我的力气更大，也更勇敢；而且当过兵的麦歇波普列曾经教过我几次剑术，现在正好用得上。施瓦布林没有料到我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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