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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俄)普希金

出版社: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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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尉的女儿

上尉的女儿试读:

上尉的女儿

作者:[俄]普希金排版:红枫出版社: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有限公司出版时间:2018-01-01ISBN:9787559413369本书由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有限公司授权北京当当科文电子商务有限公司制作与发行。— ·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 —上尉的女儿第一章 近卫军中士

珍惜名声年少始。——谚语

若在近卫军,他明天就该是上尉。

不必了,让他去部队当兵吧,

说得好!让他多受些磨难和痛苦……

……

可是,他的父亲是谁?——克尼亚日宁

我的父亲,安德烈·彼得罗维奇·格里尼奥夫,年轻的时候曾在米尼悉伯爵手下当差,17××年以陆军中校退役。从那时起,他便住在他的辛比尔斯克村里,并很快同当地一位穷贵族的女儿——阿芙多吉雅·瓦西里叶夫娜·尤结了婚。我们家兄弟姐妹一共九人,但除我之外全都夭亡了。

我还在母亲肚子里的时候,承蒙我们家的近亲——近卫军少校柏公爵的照应,已经在谢苗诺夫军团登记入册成为一名中士了。万一母亲生下个女儿,父亲便会申明这个尚未出世的中士已经死亡,这件事情便就此作罢。在我学业完成之前,我一直算是请假。那个时候我们所受的教育和现在不同。从五岁起,我被交给马夫萨维里奇,因为他不喜喝酒,于是让他来做我的管教人。在他的管教下,我十二岁便学会了俄文,并且已经能够很好地判断猎狗的脾性。这时候,父亲又给我雇了一个法国人,麦歇波普列,他是跟随我们订购的供给全年的葡萄酒和橄榄油一起从莫斯科来的。他的到来使萨维里奇非常不高兴。“感谢上帝,”他自言自语道,“这孩子梳洗得干干净净,肚子也吃饱了,何必再白白花钱雇个麦歇,就好像我们自己家没有人似的!”

波普列在本国的时候原是个理发师,后来在普鲁士当兵,最后到了俄国来pouretreoutchitel,尽管他对“老师”这个词的意义还不大了解。他是一个好人,但是非常轻浮放荡。他的主要弱点是迷恋女人,往往因为献殷勤而招致拒绝,为此,他常常一连几天唉声叹气。而且,他不是(照他自己的话说)酒瓶的敌人,也就是说(用俄语说)喜欢喝几杯。可是在我家只有在午餐时才喝葡萄酒,并且每人只能喝一杯,还经常在斟酒时把教师给漏掉,所以,我的波普列很快就习惯了喝俄国泡酒,甚至比他本国的葡萄酒更喜欢喝,认为俄国泡酒对于养胃非常不错。我们俩一拍即合,尽管按照合约,波普列负责教我法语、德语和其他各门功课,但是波普列倒是更愿意跟我学扯几句俄国话,然后我们俩就可以各自干各自喜欢的事情。我们相处得非常好,以至于我不想再另找老师了。可是,不久,命运就将我们拆散了,事情是这样的:

一天,我们的洗衣女仆,一个胖胖的、满脸都是雀斑的姑娘,和独眼的放牛女佣阿库里卡约好,两人一起跪在了我母亲脚下,承认由于自己太软弱,犯了过错。她们哭诉麦歇利用她们没有经验玷污了她们的清白。我的母亲对这样的事情向来很严厉,就告诉了父亲。父亲办事很干脆,立马派人把那个法国无赖喊来。他们告诉父亲,麦歇正在给我上课。父亲便来到我的房间。那时波普列正在床上睡大觉,而我也正在做自己的事情。我得说明一下:他们给我从莫斯科订购了一张地图,它挂在墙上,毫无用处,而我早就看中了这张又宽又厚的纸了,我决定用它做一只风筝。趁着波普列睡觉的时候,我开始了我的工作。当父亲进来的时候,我正在把一条树皮制作的尾巴固定在好望角上。看见我的这种地理作业,父亲揪了我的耳朵,然后奔向波普列,一点也不客气地叫醒了他,接着就对他破口大骂。波普列惊慌失措,想站起来,却不能:这可怜的法国人已经烂醉如泥了。新账旧账一起算,父亲抓住他的衣领,把他从床上拽起来,推出房间,当天赶走。这一下萨维里奇乐不可支。我的教育也就此结束了。

我过着纨绔子弟的日子,跟仆人家的孩子们一起追鸽子,玩跳背游戏。在此期间,我已经十六岁了,这时我的命运发生了改变。

秋天里的一天,母亲在客厅里熬蜂蜜果酱,我舔着嘴唇,盯着锅里滚起的泡沫。父亲正在窗下读他订阅的宫廷年鉴,他每年都会收到一本。这本书一直对他影响很大:每次读后都会有强烈的感慨,而且总是令他肝火旺盛。母亲深知他的脾气和秉性,总是想尽办法把这本倒霉的书藏得尽可能远一些,于是,父亲有时候几个月都看不到。可是,一旦他碰巧发现它,就会一连几个小时不离手。于是,父亲就读起那本宫廷年鉴来了。他时不时地耸一下肩头,并且低声重复着:“陆军中将……在我连队的时候他还是个中士呢!……两种俄国最高勋章的获得者!……可是不久以前他和我还……”最后父亲将年鉴往沙发上面一丢,陷入沉思,这可不是什么好兆头。

忽然,他转向母亲:“阿芙多吉雅·瓦西里叶夫娜,彼得鲁沙多大啦?”“眼看就十七岁了,”母亲答道,“彼得出生的那年,正是娜斯塔霞·盖纳西莫夫纳伯母瞎了一只眼睛的那年,那时候还……”“好啦”,父亲打断她说,“该送他去服兵役了,别再让他在女佣的房间里乱跑,爬鸽子棚了。”

想到不久就要和我离别,母亲吃了一惊,勺子滑落进锅里,泪水顺着她的脸颊流了下来。相反,我却欢喜得难以言表。一想到服军役,我便立刻联想到自由,联想到充满各种乐趣的彼得堡生活。我把自己想象成为一名近卫军军官,在我看来,这是人生最大的幸福了。

父亲从来不会改变他的主意,也不爱拖延。我出发的日子定下来了。在我出发的前天晚上,父亲说他打算给我未来的长官写封信,叫我带上。他要来了纸和笔。“别忘了,安德烈·彼得罗维奇,”母亲说道,“代我向柏公爵问候,你就告诉他,我希望他能对彼得鲁沙多多关照。”“胡说什么!”父亲皱着眉头回答道,“我为什么要给柏公爵写信?”“是你说的呀,你要给彼得鲁沙的长官写信呀。”“是我说的,那又怎么样?”“可是彼得鲁沙的长官是柏公爵呀,彼得鲁沙不是已经在谢苗诺夫军团中登记了吗?”“登记了!他在那里登记了与我有什么关系?彼得鲁沙不去彼得堡。在那里服役,他能学到什么?学会乱花钱、过放荡的日子吗?不,让他去军队里当差,多吃点苦,让他闻一闻火药味儿,让他去当一个真正的士兵,不要当浪荡公子。在近卫军登记过又怎么样?他的证件呢?给我拿来。”

母亲找到我的证件,它放在一个小匣子里,和我受洗时穿的礼服在一起。母亲颤抖着手,把它交给父亲。父亲仔细看过,将它放在面前的桌子上,开始写信。

好奇心使我着急万分:如果不去彼得堡,那么到底把我送到哪里去呢?我目不转睛地注视着父亲的笔,可是它却移动得很慢。终于,他写完了,把信连同我的证件一起放在了信封中封好。他摘下眼镜,把我叫到跟前,说道:“这封信给你,把它带给安德烈·卡尔诺维奇·罗,他是我的老朋友、老伙伴,你到奥伦堡去,在他的手下当差。”

一瞬间,我一切的光明和希望都破灭了!等待我的,不是彼得堡欢乐的生活,而是那偏僻遥远地方的枯燥日子。刚才还让我心花怒放的差事,现在对我来说已经成为一种不幸。但这是无法争辩的事实。第二天早上,一辆带篷旅行马车来到大门前。我的提包、装有茶具的旅行食盒、几袋面包和馅饼——这些家庭溺爱的最后一点表示——被装进了马车里。我的父母亲祝福了我。父亲对我说:“再见,彼得。对于你宣誓过的人,要忠心;要听长官的话;不要想着讨好长官;别强行揽事干;也别推脱自己的责任,要记住这句谚语,‘爱惜衣服新衣起,珍惜名声年少始’。”母亲含着泪叮嘱我注意身体,又叮嘱萨维里奇好好照顾这孩子。他们给我穿上一件兔皮大袄,又套上一件狐皮大衣。我满脸是泪,跟萨维里奇坐进篷车里,上路了。

当天晚上,到了辛比尔斯克,我们要在那里停一天,买一些必需品,这件事由萨维里奇去干。我则留在旅馆里。萨维里奇一大早便跑出去买东西。我望着窗外肮脏的街道,实在是有些烦闷,于是我便在旅馆的各个房间里踱步。走进台球房,我看见一个高个子老爷,三十五岁上下,留着长长的黑胡子,穿着一身长袍,手里拿着球杆,嘴里还叼着烟斗。他在跟记分员打球,记分员若赢了就喝一杯伏特加,输了就在台球桌子底下爬一趟。我就看着他们玩球。他们玩得越久,记分员爬的次数就越多,最后终于留在桌子下面出不来了。那位绅士在记分员的头顶上说了几句尖酸的话,似乎是在作悼词,然后就邀请我和他一起打。我拒绝了,说我不会。他似乎觉得很奇怪,略带遗憾地看了我一眼;但我们开始交谈起来。我得知他叫伊凡·伊凡诺维奇·祖林,是骠骑兵团的一名上尉,他到辛比尔斯克是来招募新兵的,现在就住在这家旅馆里。祖林邀请我和他共进午餐,就像当兵的那样,随便吃点啥。我欣然应允。我们坐下吃饭。祖林喝了很多酒,还向我敬酒,告诉我应该习惯军队的生活;他给我讲军队中的趣闻,笑得我前仰后合。这顿饭吃完我们两个已成了地地道道的朋友。这时,他提出要教我打台球。“这个对于我们当兵的来说是必不可少的,”他说,“譬如说,行军到了一个小地方,有什么好干的呢?总不能老去打犹太人吧?只好到旅店中去打台球;如果那样你就必须得学会打!”我完全被他说服了,于是就用心学起来。祖林大声地称赞我,对我的进步之快表示惊奇,教过我几次后,便提议跟我赌钱,赌一个戈比,不为输赢,只是没白玩一场,用他的话说,白玩是一种再糟糕不过的习惯了。这一点我也同意。祖林又叫人送来潘趣酒,他劝我尝一尝,并一再告诉我必须适应军队的生活:如果不会喝潘趣酒,还当什么兵!我照他说的做了,然后继续打台球。我从杯子中喝潘趣酒的次数越来越多,胆子就越来越大。台球不断地飞出台外;我直冒火,骂那记分员,天知道他是怎样在记分的,我的赌注越来越大——总之,我像一个突然挣脱了管束的孩子一样。时间不知不觉地在流逝。祖林看看表,放下球杆对我说,我已经输了一百个卢布。这让我有些着急。我的钱都在萨维里奇那里,我表示抱歉,祖林打断我的话,说:“得啦!你不用着急,我可以等,现在我们到阿里努什卡那儿去吧。”

还有什么可说的呢?跟开始一个样,我糊里糊涂地过完了这一天。我们在阿里努什卡那里吃了晚饭。祖林不停地给我倒酒,并一个劲儿地跟我说应该适应一下军队的生活。从饭桌上站起来的时候,我都几乎站不住了。半夜的时候,祖林把我带回到旅店。

萨维里奇在台阶上接我们。看到我这副无疑是热心当差的样子,他不禁惊叫出来。“你这是怎么搞的,少爷?”他埋怨道,“你在哪儿把自己搞成这个样子?哎哟,我的天啊,这种罪孽以前可从来没在你身上发生过呀!”“闭嘴,老东西!”我结结巴巴地回答他,“你准是喝醉了,去睡你的……扶我到床上去。”

第二天我醒来的时候,头还很痛,模模糊糊地记起了昨天发生的事。萨维里奇端着一杯茶走进来,打断了我的思绪。“你放荡得太早了,彼得·安德烈伊奇,”他摇着头对我说,“太早了。你这副样子像谁呢?你父亲、你祖父都不是酒徒,你母亲就更不必说了:一辈子除了克瓦斯,什么也没喝过。是谁让你这么干的呀?一定是那个该死的法国人。他总是往安吉普耶夫娜那儿跑:‘太太,热夫普里、伏特加。’看,热夫普里给了你什么!不用说,他真是教给你好东西啦,那个狗东西!用得着请一个不要脸的异教徒来照料孩子吗,就像老爷家里没有人似的!”

我觉得很惭愧。我转过脸去,对他说:“你去吧,萨维里奇,我不想喝茶。”可是萨维里奇一旦教训起人来,要想阻止可没有那么容易。“现在,你看看,彼得·安德烈伊奇,喝酒有什么好的,脑袋发沉,还吃不下饭。人一喝酒就没有一点用处了……喝一点加蜜的黄瓜露吧,最好是再喝半杯果子酒解解酒。要我拿给你吗?”

这时,一个男孩走进来,交给我一张祖林写给我的便条。我打开它,上面写着:

亲爱的彼得·安德烈伊奇,请你将昨天输给我的一百个卢布交给这个孩子带回。我急需用钱。随时准备为您效劳的伊凡·祖林

毫无办法。我装出一副若无其事的样子,转向萨维里奇——我的钱财、衣物和事务的管理人,命令他给这个男孩一百个卢布。“什么!为什么?”萨维里奇大吃一惊,问道。“我欠他的。”我回答道,极力使自己的口气显得平淡。“欠他的?”萨维里奇反问道,他显然越来越惊奇了,“可是,少爷,你什么时候欠下的这笔债,我们才刚来到这里呀?事情可有些不对头。随你便吧,少爷,可是钱我是不会给的。”

我想,如果在这个重要的时刻我不能摆平这个固执的老头儿,那么以后要想摆脱他的管束可就难了。于是,我傲慢地看了他一眼,对他说:“我是你的主人,你是我的仆人。钱是我的。我把它输了,因为我乐意这样做。我劝你不要自作聪明,只管照我说的去做。”

我的话让萨维里奇十分吃惊,他拍了一下巴掌,然后呆立在原地。“你还站在那儿干嘛!”我生气地大喊大叫。萨维里奇哭了起来。“彼得·安德烈伊奇少爷呀,”他用颤抖的声音说道,“别让我愁死吧。我的宝贝儿!听我老头子的一句劝:写信告诉那强盗,就说你是闹着玩的,说我们没有这么多钱。一百个卢布!我仁慈的上帝!你告诉他,你的父母亲严厉禁止你赌博,除了赌个核桃什么的……”“你胡扯够啦!”我严厉地打断他的话,“把钱给我,否则我把你掐着脖子赶出去。”

萨维里奇悲痛地望了我一眼,去拿钱还债了。我对这个可怜的老头心怀愧疚,但是我想要挣脱他的管束,我想要证明我已经不是一个小孩子了。钱付给了祖林。萨维里奇迫不及待地要把我弄出这家该死的旅店。他来告诉我,马已经准备好了。我带着一颗不安的心和深深的愧疚离开了辛比尔斯克,没有和我的老师告别,也没有期望什么时候会再见到他。第二章 向导

这片可爱的地方啊,

是我不曾相识的异乡!

不是我自己要来到这里,

也不是骏马把我带到这里:

是那年轻人的朝气和勇气,

和那酒店中醉人的气息,

引来了我这年轻的小伙儿。——古代歌谣

一路上,我沉思默想,并不愉快。我输掉的钱,按当时的价值来算是笔不小的数目。我心里不得不承认,我在辛比尔斯克旅店的所作所为是愚蠢的,而且我觉得自己很对不起萨维里奇。这一切都使我觉得心里难过。老人家脸色阴沉地坐在赶车人的位子上,背对着我,偶尔干咳一两声,却什么话也不说。我想与他和解,但是却不知道怎么开口。终于,我对他说:“好啦,好啦,萨维里奇!行了吧,让我们和解了吧,我错啦;我明白是我错啦。我昨天犯了错,无缘无故惹你生气。我向你保证,我以后一定机灵些,听你的话。好啦,别生气啦;咱们讲和吧。”“唉,彼得·安德烈伊奇少爷呀,”他长叹一声回答说,“我是生我自己的气呀;这全都是我的错。我怎么能把你自己一个人留在旅店里呢!怎么办呢?鬼迷心窍啦:我突然想到去教堂执事的老婆那里,去拜访我的教亲。就如俗话说的那样:去看望教亲,会受到监禁。真是倒霉呀,可也只好这样啦!我可怎么有脸去见老爷和太太呢?要是他们知道孩子在外面喝酒赌钱,他们会怎么说呀。”

为了安慰可怜的萨维里奇,我向他保证,今后若没有他的同意绝不乱花一个戈比。他渐渐平静下来了,只是还时不时地摇着头,自言自语地说:“一百个卢布呀!可不是开玩笑的。”

我渐渐地接近了我的目的地。我的四周是一片荒凉的沙漠,山丘和峡谷在其中交错。到处都覆盖着白雪。太阳快下山了。马车顺着一条狭窄的小路往前走,或者,更确切地说,是顺着农家雪橇滑过的痕迹向前走。突然,车夫抬头望望远方,最后,他脱下帽子,回过头来对我说:“少爷,我们还是回去吧!”“这是为什么?”“天气靠不住:起风了,你看,风把雪都刮起来啦。”“这有什么关系?”“你看那边是什么?”车夫用鞭子指着东方。“除了一片白茫茫的草地和晴朗的天外,什么也看不见。”“那儿,你看那儿有一块云呀。”

我确实看见天边有一块云,起初我把它当成是远处的小山了。车夫向我解释说,这一小块云就是暴风雪的预兆。

我听说过那一地区的暴风雪,也知道它往往能淹没整个车队。萨维里奇同意车夫的建议,认为我们应该折回去。但是我觉得风并不大;我很想及时赶到下一站,便只告诉他们快些赶车。

车夫把马车赶得飞快,但是仍然不停地望着东方。几匹马儿很有节奏地奔跑着。而这时,风越刮越大。那一小块云变成了一片灰白色的阴云,正在厚厚地涌起、扩散,渐渐地布满了整个天空,先是飘起了细小的雪花,突然间就落起了鹅毛大雪。狂风怒吼着,暴风雪来临了。顷刻间,阴暗的天空和雪的海洋混在一起,所有的事物都消失不见了。“糟啦,少爷,”车夫喊道,“真的遇上暴风雪啦!”

我从车里往外面望去:周围是漆黑一片,夹杂着狂风。狂风怒吼着,带着一种凶猛和残暴,似一只张牙舞爪的野兽;雪花把我和萨维里奇的身上全撒满了;马儿一步步地向前走着,很快就停下不动了。“你怎么不走了?”我不耐烦地问车夫。“怎么走呢?”他一边回答,一边从驾车的座位上下来,“不知道我们到哪儿了;没有路,到处又是一团漆黑。”我开始骂他,但是萨维里奇却袒护他,“你为什么不听他的话?”他生气地说,“本来可以回到旅店里,你就可以喝杯茶,舒舒服服地睡到天亮,暴风雪也停了,好继续赶路。急啥呀?又不是赶着去参加婚礼。”萨维里奇是对的。可是毫无办法。大雪还在下着。马车旁边已经堆起了雪堆。马儿站立着,耷拉着脑袋,时不时地把身子抖几下。车夫在周围走动,却无事可干,只能理一理马套缰绳。萨维里奇嘴里嘟囔着什么。我四处张望着,希望能看到一点儿房屋或者是道路的痕迹,可是除了昏昏沉沉飞卷着的风雪,什么也分辨不出来……忽然,我看见一个黑乎乎的东西。“喂,车夫!”我喊道,“你看,那个黑乎乎的东西是什么?”车夫仔细地观察着,“只有天知道,少爷。”他一边说着,一边爬上了驾车的座位,“车不像车,树不像树,似乎一直在动。也许是一只狼或者一个人。”

我吩咐马车往那里赶去,那个黑东西也立马往我们这边儿移动起来。两分钟后,我们走到一个人跟前。“喂,好心人!”车夫向他喊道,“你知道路在哪儿吗?”“路就在这里,我就站在坚硬的路面上,”过路人回答说,“你问这干什么?”“你听我说,乡下人,”我对他说,“这片地方你熟悉吗?你能不能带我们找个住宿的地方?”“这地方我是很熟的,”过路人回答道,“感谢上帝,这地方我全都走遍了。可是你看这天气:我们很容易迷路的。最好是停在这儿等着,没准儿暴风雪会停下来,等天放晴了,我们就可以根据星星找到路。”

他的镇静给了我勇气。我已经决定听天由命,在草原上过一夜。突然,过路人麻利地爬上驾车的座位,对车夫说:“感谢上帝,附近有住家,往右拐,走吧。”“我为什么要往右拐?”车夫不高兴地问道,“你看到哪儿有路啦?还不是看着马是别人家的马,马套子也不是自己的,那就马不停蹄地赶吧。”我觉得车夫的话有道理。“说真的,”我说,“你怎么知道离这儿不远会有人家呢?”“因为风是从那边吹过来的,”过路人回答说,“里面夹杂着一股烟味;可见这附近一定有个村子。”他的机灵劲儿和敏锐的感觉使我感到惊奇。我吩咐车夫上路。马儿在深深的积雪中艰难地迈着步。车子静静地行驶,时而撞上雪堆,时而陷入沟壑,一下子倒向这边,一下子又倒向那边,就像一条船航行在波涛汹涌的大海上似的。萨维里奇嘟囔着,时不时地将肘部碰到我的腰部。我放下挡门的帘子,裹了裹身上的大衣,打起盹来。暴风雪的怒吼声和马车前进时轻微的晃动使我昏昏入睡。

我做了一个梦,这个梦我永远也不会忘记,而且直到现在,当我回想我这一生的奇遇时,我仍旧觉得这个梦是个预兆。读者会原谅我的,因为凭经验可以明白,不管一个人多么努力地蔑视迷信,他还是会偏信迷信的。

我的感觉和心灵正处在这样一种状态中:现实渐渐被幻想取代,并在昏昏欲睡时两者融为一体。我似乎觉得,暴风雪仍在怒吼,而我们仍旧迷失在雪地中……突然,我看见了一扇门,并且随着马车驶入了我们的院落。我首先想到的是父亲会对我发脾气,因为我不由自主地又回到家里,是在有意违反他的命令。我忐忑不安地跳下马车,看见母亲在台阶上迎接我,但是却是一副悲痛欲绝的神情。“轻一点,”她对我说,“你的父亲病得不行了,他想再见你一面。”我吓坏了,随母亲走进卧室。我看见房间里灯光微弱;床前站着很多人,个个面带哀愁。我轻轻地走到床前;母亲掀起床上的帐子,说:“安德烈·彼得罗维奇,彼得鲁沙来啦;他听说你生病了,就回来啦;给他祝福吧。”我跪到地上,注视着病人。但是怎么回事?我看到床上躺着的不是我的父亲,而是一个长着黑胡子的庄稼汉,他正快活地望着我。我疑惑不解地转向母亲,问道:“这是怎么回事?这不是我父亲。我干什么要一个庄稼汉来祝福我?”“都一样的,彼得鲁沙,”母亲回答我,“这是取代你父亲给你主婚的人;吻他的手吧,让他给你祝福……”我不肯。这时那个庄稼汉从床上跳下来,从背后抽出一把斧子,往四处乱砍。我想逃……但是逃不了;屋子里到处都是死尸;我撞在这些尸体上,滑倒在血泊中……那个可怕的人却亲切地喊我,对我说:“别害怕,过来让我给你祝福吧……”我满心的恐惧和疑虑……就在这时,我醒了。马儿已经站住了;萨维里奇拉着我的手说:“下车吧,少爷,到啦。”“到什么地方了?”我揉着眼睛问道。“到旅店啦。上帝保佑,我们正好撞在围栏上啦。快一点,少爷,下车,快去暖和暖和身子吧。”

我从马车里出来。暴风雪虽然势头小了些,但是仍在继续。四周一片漆黑。店主在大门口迎接我们,他把灯笼放得低低的,带我来到一间客房中。房间虽然狭小,但却非常干净;点着松明。墙上挂着一支步枪和一顶高高的哥萨克帽子。

店主是雅伊克河一带的哥萨克,看起来是个六十岁上下的庄稼汉,精力非常充沛。萨维里奇拿着食盒跟着走进屋里,他向店主要了火,准备烧茶,我从来没有像这会儿一样这么想喝茶。“我们的向导去哪儿了?”我问萨维里奇。“在这儿呢,老爷。”一个声音从上面回答我。

我抬头往高床板上望去,看见一撮黑胡子和两只闪闪发亮的眼睛。“怎么了,老兄,冻坏了吧?”“只穿一件破大衣,怎么能不冻坏!我本来有一件皮袄的,不怕您见笑,昨天抵押给酒馆掌柜的了;那时候以为天还不大冷呢。”这时店主端着滚烫的茶炊进来了;我请我们的向导喝杯茶;那庄稼汉便从高床板架上爬下来。他样貌英俊,看样子四十岁光景,中等身材,略显瘦削,但是肩膀很宽。他的胡子已经有些灰白,一双大眼睛十分灵活。脸上的神情十分快活,但是有点狡黠。他的头发剪成圆顶型;身上穿一件破烂的粗呢大衣和一条鞑靼人的灯笼裤。我递给他一杯茶;他尝了一口,皱了皱眉头。“老爷,您行行好,让他们给我一杯酒;茶这种饮料我们哥萨克是喝不来的。”我满心愿意地满足了他的愿望。店主从橱柜里拿出一个酒瓶和一只酒杯,走到他跟前,瞧了瞧他的脸,说:“嗳嗨,你又到我们这儿来了!是打哪儿来的?”我的向导意味深长地向他眨眨眼,用一句隐语回答道:“飞进菜园找食儿,一啄啄了个大麻籽儿;奶奶朝着掷个小石子儿——没打着。嗳,你们的人怎么样啦?”“我们的人能怎么样呢!”店主继续用隐语回答道,“他们要敲钟做晚祷,但牧师的太太不准敲;牧师出门做客去,只有魔鬼在坟地。”“别说了,大叔,”流浪汉打断他,“天上若下雨,地上就长蘑菇;如果有蘑菇,就要用篮子装。而这会儿嘛,(他又眨了眨眼睛)把斧子藏在背后吧:守林人正在巡查呢。老爷!祝您健康长寿!”说着,他端起酒杯,画了个十字,一饮而尽;然后,他向我鞠了个躬,又回到了高板床上去。

那时,我一点儿也搞不懂这些黑话;但是后来,我猜到他们说的是雅伊克地区军队的事,这支军队一七七二年发生叛乱,当时刚刚被镇压住。萨维里奇听着这些话,满脸的不高兴。他满腹狐疑,时而看看店主,时而看看向导。这家旅店,或者按当时的叫法,大车店,孤零零地坐落在草原上,离别的村子都很远,看起来太像强盗窝了。但是毫无办法。继续赶路根本是不可能的。萨维里奇的不安把我逗乐了。这时,我已经开始安排住宿,在一条大长凳上躺下。萨维里奇决定睡在炕上,店主睡在地板上。很快,房间里便都是鼾声,我沉沉地睡去像个死人一样。

第二天早上我醒得很迟,我看见暴风雪已经停了。太阳照耀着。一望无际的草原上覆盖着皑皑白雪,白得耀眼。马已经套好了。我与店主结了账,他只收了我们那么少钱,连一向惯于讲价钱的萨维里奇也没有因此争执。昨天晚上的疑虑已经完全从他脑子里消失了。我叫来向导,感谢他给我们的帮助,并吩咐萨维里奇给他半个卢布买酒喝。萨维里奇皱起眉头,“半个卢布买酒喝!”他说,“凭什么?就为他把你带到旅店里?随你的便吧,少爷,我们可没有多余的半个卢布。见人就给钱,那我们自己马上就得饿肚子啦。”我无法跟萨维里奇争论。我已经许诺过,钱由他全权掌管。可是我却很难过,因为不能对这个人表示感谢,如果说他不是使我摆脱了灾难,至少也是帮助我摆脱了不愉快的境地。“好吧,”我冷冷地说,“要是你不想给他半个卢布,那么就从我的衣服里拿一件给他。他穿得太单薄了。把我的兔皮袄给他吧。”“行行好吧,彼得·安德烈伊奇少爷呀,”萨维里奇叫道,“干嘛把你的兔皮袄给他?这狗东西,他会马上在酒店把它喝掉的。”“这个嘛,老头,我拿它喝掉或不喝掉,就不用你操心啦,”流浪汉回答道,“老爷把皮袄赏我;这是老爷乐意,你当下人的该做的是服从,而不是顶嘴。”“强盗呀,你连上帝都不怕!”萨维里奇气冲冲地对他说,“你看到这孩子还不懂事,你就来利用他善良的天性撺掇他。你要老爷的皮袄干啥用?无论怎样,你都休想把它套在你那该死的宽肩膀上去!”“别自作聪明啦,”我对老人说,“快去把我的皮袄拿来。”“上帝呀,”我的萨维里奇怨叹道,“兔皮袄几乎还是新的!给谁不可以,偏要给这个穷酒鬼!”

但是皮袄还是拿来了。庄稼汉立马就在身上比量着。确实,这件兔皮袄我穿都稍微嫌紧,他穿上就更紧了。可是他居然想方设法把它穿在身上,连缝线都撑开了。萨维里奇听到线的断裂声,差点没叫出声来。流浪汉收到我的礼物非常高兴。他把我送到马车旁,向我深深地鞠了一个躬,说:“谢谢,老爷!上帝会报答您的善心的;我永世不忘您的恩情。”他自顾自走了,而我则继续赶路,完全不去理会萨维里奇的不满,很快,我就把昨天的暴风雪、我的向导和兔皮袄都忘掉了。

到了奥伦堡,我直接去见将军。我看见一位身材高大的男子,因为上了岁数,背有点驼。长长的头发已经全白。老旧的制服使人想起安娜·伊凡诺夫娜时代的军人;他说起话来带有很重的德国口音。我把父亲的信交给他,听到父亲的名字,他迅速地瞧了我一眼。“我的上帝呀!”他说,“似乎不久之前,安德烈·彼得罗维奇还是你这个年纪呢,可是,现在,你瞧,已经有这么大一个儿子啦!唉,时间哪,时间!”他拆开信,开始低声地读着,一边还评论着。“‘尊敬的安德烈·卡尔诺维奇阁下,我希望大人您’……干嘛这么客气?呸,真不嫌害臊!当然,纪律是顶要紧的事,可是有这么写信给卡姆拉德的吗……‘大人不会忘记……’嗯……‘以及……当……已故的元帅米尼……行军……还有……卡罗林卡’……嗨,布鲁德尔呀,原来他还记得我们过去的淘气事儿啊?‘现在说正事吧……我的浪荡子前来见您’……嗯……‘套在刺猬手套里’……什么是刺猬手套?这大概是俄国人的谚语……什么叫‘套在刺猬手套里’?”他回过头来,又向我问了一遍。“意思是说,”我尽可能以一副天真无邪的样子回答他,“待人和善,别太严格了,多给他些自由,那就是套在刺猬手套里的意思。”“嗯,我明白……‘不要放任他’……不对,看来刺猬手套不是这个意思……‘随信附上他的证件’……在哪儿呢,啊,在这儿……‘通知谢苗诺夫军团’……好,好,一切照办……‘请允许我不拘礼节以老朋友老伙伴的身份拥抱你’……嘿,总算想明白了……还有,还有……好,我亲爱的,”他读完了信,把我的证件放在一边,说,“一切都会照办的:现在把你转派到××团去当军官,为了不浪费时间,明天你就启程到白山要塞去,在那儿接受米罗诺夫上尉的指挥,他是一个善良正派的人。在那儿你要认认真真当差,学会遵守纪律。在奥伦堡你没有什么事情可干,而游手好闲对年轻人没有什么好处。至于今天,我请你赏光在我家吃午餐。”

越来越倒霉了!我心里思忖着:我还在娘胎里的时候就是个近卫军中士了,可是现在又有什么用呢!把我弄到什么地方去了?去××团,到那个吉尔吉斯卡伊萨克草原边境上鸟不拉屎的要塞去!……我在安德烈·卡尔诺维奇家里吃午饭,和他的老副官一共三个人。他家的餐桌上充分体现着德国人那种严格的节俭,因此我想,他急急忙忙把我派到边防驻军部队去的一部分原因,是担心多余的人会出现在他那单身汉的餐桌旁吧。第二天,我辞别了将军,到我的目的地去了。第三章 要塞

我们在要塞里面住着,

吃着面包喝着水;

一旦凶残的敌人,

要来吃我们的馅饼,

我们就准备好一顿好饭;

请他们尝尝大炮里的炮弹。——士兵的歌

他们是老派人啊,亲爱的。——《纨绔子弟》

白山要塞离奥伦堡有四十俄里路。道路沿着雅伊克河陡峭的山路向前延伸。河面还没有结冰,浅灰色的水浪在白雪覆盖、景色单调的河岸之间显得昏暗而忧郁。河的那边是广阔的吉尔吉斯草原。我陷入沉思,想的大都是些伤心事。驻军的生活对我没有什么吸引力。我竭力地描绘着我未来的长官米罗诺夫上尉的样子,把他想象成一个严厉的、脾气暴躁的老头儿,除了自己的职务以外对什么也不关心,随时都可能因为一点儿小事而关我的禁闭,只给我面包和水。这时,天色渐渐地暗下来了。我们走得相当快。“离要塞还远吗?”我问车夫。“不远啦,”他回答说,“您瞧,这不已经看得见了。”我向四面眺望着,希望能够看到一些威严的棱堡、塔楼和土围墙;但是除了一个用栅栏围起来的小村子以外,什么也没有看到。在村子的一边,是三四垛被雪覆盖了大半的干草;另一边则是一架歪斜的风磨,树皮做成的翼片懒散地挂在上面。“可是要塞在哪里?”我惊奇地问。“这不就是嘛。”车夫指着小村子回答,说话间我们的车已经驶了进去。在大门旁,我看见一尊旧的生铁大炮;街道狭窄而曲折;屋舍低矮,大部分是草房。我吩咐车夫把车赶到要塞司令那里去,过了一会儿,车子停在了一个木屋前。木屋建在一处高地上,靠近教堂,教堂也是用木头建成的。

没有人出来迎接我。我走进门廊,又推开前厅的门。一个伤残的退役老兵坐在桌子旁,正在把一块蓝色的布缝到一件绿军装的袖子上。我叫他去通报一声。“进来吧,老爷,”残疾老兵回答说,“我们的人都在家。”我走进了一间颇为干净的小屋,屋里按老样式摆设;墙角立着一个餐具柜;墙上挂着镶框的军官委任状;镜框四周还贴着几张花花绿绿的民间木版画,画的是攻克基斯特林和奥恰科夫,还有选新娘和猫的葬礼。窗下坐着一个老太太,身穿棉坎肩,头上包着头巾。她正忙着绕线团,一绺线正绷在一个身穿制服的独眼老头儿手上。“有何贵干,老爷?”他问我,一边还在忙着自己的事情。我回答说,我是来任职的,照例应该来向上尉先生报到。说话间,我转向那个独眼老人,我以为他就是要塞司令,可是女主人打断了我准备好的已经倒背如流的话。“伊凡·库兹米奇不在家,”她说,“他到盖拉希姆牧师家做客去了;不过没关系,老爷,我是他太太。请多多关照。请坐,老爷。”她叫来女仆,吩咐她去找下士来。那老头用他的独眼好奇地望着我。“斗胆请问,”他说,“您在哪一团当差的呢?”我满足了他的好奇心。“斗胆请问,”他继续问道,“您为什么从近卫军转到驻地来呢?”我回答说,这是长官的意思。“大概是因为做了违背近卫军军官身份的事吧?”这个不知疲倦的询问者继续问道。“别胡说八道啦,”上尉太太打断他说,“你看这年轻人一路劳累了;他顾不上跟你……(手绷开点……)你,老爷”,她转过脸来跟我说,“别因为他们把你发配到这么个偏远的地方而担心,你不是第一个,也不是最后一个。习惯了就好了。亚历克赛·伊凡内奇·施瓦布林因为杀人而被发配到我们这儿来已经五年了。天知道,他怎么会作出这种孽来;你看,他跟一个中尉骑马到了城外,他们都带了剑,两个人就彼此厮杀起来了;亚历克赛·伊凡内奇把中尉刺死了,还当着两个目击者的面!你说怎么办呢?能人也难免犯罪呀。”

就在这时,军士进屋来了,是一个年轻的、身材匀称的哥萨克。“马克西梅奇!”上尉太太对他说,“给这位军官先生找个住处,记得干净一点儿的。”“遵命,瓦西丽莎·叶戈洛夫娜,”军士回答道,“可不可以请老爷去伊凡·波列扎耶夫那儿去住?”“胡说什么,马克西梅奇,”上尉太太说,“波列扎耶夫那儿已经很挤了;而且他是我们的教亲,也记得我们是他的长官。把这位军官先生带到……请教您的名字和父名,老爷?彼得·安德烈伊奇吗?……把彼得·安德烈伊奇带到谢苗·库佐夫那里。这个无赖,把他的马放进我的菜园里了。怎么样,马克西梅奇,全都平安无事吧?”“谢天谢地,全都平安无事。”哥萨克回答说,“只有普罗霍洛夫伍长为了一桶水,跟乌斯季尼娅·涅古尼娜在澡堂子里打了一架。”“伊凡·伊格纳季奇,”上尉太太对独眼老头儿说,“你去调查一下普罗霍洛夫和乌斯季尼娅的事情,看看谁对谁错。把两个人都处罚一下!好了,马克西梅奇,你去吧。彼得·安德烈伊奇,马克西梅奇将带你到你住宿的地方去。”我辞别了他们。军士把我带到一所小屋里,小屋坐落在高高的河岸上,位于要塞的边缘。房子的半边住着谢苗·库佐夫一家,另一边分给了我。这本是一间房子,十分整洁,用隔板隔成了两间。萨维里奇开始布置房间;我从窄小的窗户向外望去。眼前是一望无际的荒原。斜对面有几座小屋;街上有几只鸡在游荡。一个老妇人站在台阶上,手里拿着猪食,正在唤猪来吃食,猪友好地向她哼哼着以作回应。唉,这就是我命中注定要度过青春的地方!一股忧伤涌上我的心头;我离开窗户,在床上躺下,连晚饭也没吃,也不理会萨维里奇的一再劝说。他愁容满面,不停地念叨着:“仁慈的上帝!这孩子什么都不肯吃,要是生了病,太太该怎么说呀?”

第二天早上,我正在穿衣服,门开了,一个青年军官走了进来,他个子不高,脸色黝黑,并不好看,但是却非常灵活。“请原谅,”他用法语对我说,“我冒昧地来拜访你。昨天我听说你来了;我多么想看到一个像样的人的脸,这种愿望是如此强烈,终于忍不住了。您要是在这儿再住上一些时候,就会理解的。”我猜这应该就是那个因为决斗而被近卫军除名的军官了。我们立刻就熟识了。施瓦布林远不是个愚蠢的人。他的谈吐犀利而诙谐有趣。他饶有趣味地为我描述了司令一家人、他所交往的人和这个我们命中注定要来的地方。我痛快地大笑着,这时,我曾经看到的那位在司令家前厅缝补旧制服的伤残老兵进来了,他告诉我说瓦西丽莎·叶戈洛夫娜请我去他们家吃饭。施瓦布林提出要跟我一起去。

在靠近司令家房屋的地方,我们看见广场上有二十来个伤残的老兵,拖着长辫子,戴着三角帽。他们正排成队列,前面站着指挥官,是一个身材高大、精神饱满的老人,头上戴着尖顶帽,穿着中国长布衫。一看见我们,他便向我们走过来,对我说了几句客套话,然后继续回去指挥。我们本想停下来看他们操练;但是他让我们去找瓦西丽莎·叶戈洛夫娜,并告诉我们随后就来。“这儿嘛,”他补充了一句,“没什么好看的。”

瓦西丽莎·叶戈洛夫娜随和而亲切地接待了我们,仿佛跟我是多年的至交一样。那个伤残老兵和帕拉什卡摆好了餐桌。“今天伊凡·库兹米奇干嘛训练那么久呀!”司令太太说。“帕拉什卡,去叫老爷来吃饭。玛莎她又在哪儿呢?”这时进来了一个姑娘,十七八岁,圆圆的脸,面色绯红;淡黄色的头发整整齐齐地梳拢在耳朵后面,耳朵也是红的。我第一眼看见她的时候并不十分喜欢她。我是带着先入为主的成见来看她的:施瓦布林已经为我描述过玛莎——上尉的女儿,说她是个傻丫头。玛莉亚·伊凡诺夫娜在屋角坐下,开始做起针线活来。这时候,菜汤做好了。瓦西丽莎·叶戈洛夫娜见丈夫没回来,再次吩咐帕拉什卡去请他。“告诉老爷,客人在等着,汤都要凉了;谢天谢地,要操练,时间有的是;有他吆喝的时候。”上尉马上就回来了,身边跟着那个独眼老头儿。“你是怎么啦,我的老爷?”上尉太太对他说,“饭菜早就摆好了,可是你总是不来。”“你没看见吗,瓦西丽莎·叶戈洛夫娜,”伊凡·库兹米奇回答说,“我在忙着训练士兵。”“算了吧,”上尉太太反驳道,“训练士兵不过说来好听罢了,——你的士兵不会学到什么,你自己也搞不出什么名堂。你还不如坐在家里向上帝祷告,那还能好一些。亲爱的客人们,请入席吧。”

我们坐下来吃饭。瓦西丽莎·叶戈洛夫娜的嘴简直一刻也不停,向我问了好些话:我的父母亲是谁,他们是不是还健在,住在哪里,财产有多少?当听到我父亲有三百个农奴的时候,她说:“好不简单!天底下真的有那么些富翁!可我们,我的老爷,就只有一个农奴,女仆帕拉什卡;不过谢天谢地,我们过得也还说得过去。就只有一件糟糕事:玛莎,到了该出嫁的年纪了,可是她有什么嫁妆呢?一把箅子,一把笤帚,还有三戈比的小钱(上帝宽恕!),就只够到澡堂子搓个澡的。若是能找到个好人,那是她命好;若不然,只能一辈子在家里当个老姑娘啦。”我朝玛莉亚·伊凡诺夫娜望了一眼,她满脸通红,眼泪都落进盘子里了。我为她感到难过,就赶紧换了一个话题。“我听说,”我有些不适时地说,“巴什基尔人要来攻打您的要塞呢。”“亲爱的,您打哪儿听到这个消息的呢?”伊凡·库兹米奇问道。“我在奥伦堡时听说的。”我回答说。“没有的事!”上尉说,“我们这儿已经很久没听到过啥啦。巴什基尔人已经被吓破了胆子,而吉尔吉斯人也受到过教训。别担心,他们不敢来攻击我们的;如果他们胆敢来侵犯,我就好好地教训他们,让他们再安生个十来年。”我转向上尉太太继续问道:“您留在这么危险的要塞里不害怕吗?”“习惯啦,我的老爷,”她回答说,“二十年前,我们刚从军团调到这儿来的时候——但愿不再有这样的事了,我是多么害怕那些可憎的异教徒呀!那时候,我只要一瞧见他们那山猫皮帽子,一听见他们的尖叫声,老爷你信吗,我就胆战心惊呀!可现在,我全都习惯啦,要是有人来报告,说有坏人在要塞周边游荡,我根本就一动也不动啦。”“瓦西丽莎·叶戈洛夫娜是一位非常勇敢的太太,”施瓦布林认真地说,“这一点伊凡·库兹米奇可以证明。”“不错,”伊凡·库兹米奇说,“她不是个胆小的人。”“那玛莉亚·伊凡诺夫娜呢?”我问,“也跟您一样胆大吗?”“玛莎胆大吗?”她母亲回答道,“不,玛莎是个胆小的人。到如今还听不得枪声;一听到枪声就吓得浑身发抖。两年前,我过命名日,伊凡·库兹米奇突然异想天开地放了一下我们的大炮,她呀,我的宝贝,吓得差点死掉了。从那以后,我们就再也没有放过那该死的大炮。”

我们从餐桌上站起来。上尉和上尉太太去睡觉了;我去了施瓦布林那里,跟他一起度过了整个晚上。第四章 决斗

好吧,请你摆好姿势,

看我如何在你身上刺个洞。——克尼亚日宁

几个星期过去了,白山要塞的生活对于我而言不仅是可以忍受的,甚至是感到愉快的。司令一家待我像亲人一般。这夫妻两人都是值得尊敬的人。伊凡·库兹米奇是行伍出身,后来升为军官,是一个没有受过教育的普通人,但是非常地正直和善良。他的妻子管着他,这正合了他那凡事不操心的随性脾气。瓦西丽莎·叶戈洛夫娜连她丈夫的军务也要管着,她把军务跟家事一样看待,并像管理家事一样管理着要塞。玛莉亚·伊凡诺夫娜很快就摆脱了初见我时的羞涩,我们变得非常熟识了。我发现她是一个通晓事理而又情感丰富的姑娘。不知不觉间我已经迷恋上了这个善良的家庭,甚至对伊凡·伊格纳季奇这个独眼中尉也很依恋,施瓦布林曾经编造闲话说他与瓦西丽莎·叶戈洛夫娜之间有不正当关系,其实这是没影的事;但是施瓦布林对他编造谎话这件事却毫不在乎。

我被提升为军官了。要履行的职务并不难办。在这座有上帝保佑的要塞里,既不用巡查,又不用操练,也无须站岗放哨。司令随自己的兴致偶尔会训练一下士兵;但是至今还没能让他们分清哪边是左,哪边是右。于是他们当中有些士兵,为了不搞错左右,每次转身之前都会在身上画一个十字。施瓦布林有几本法文书。我便读起书来,渐渐地培养了对文学的兴趣。我每天早上都会读读书,练习翻译,有时候还写写诗;我几乎天天在司令家吃饭,一天余下来的时间通常也会在那儿度过。晚上,盖拉希姆牧师和他的太太阿库林娜·潘菲诺夫娜有时候也来到司令家里来,牧师太太是附近一带最喜欢散播谣言的人。当然,我每天都免不了见到施瓦布林,但是渐渐地他的言谈对我而言不再那么具有吸引力。他总是嘲笑司令官一家,这使我很不喜欢,尤其不喜欢的是他对玛莉亚·伊凡诺夫娜的冷嘲热讽。在要塞中没有其他人可以交往,而我也不希望有其他人来交往。

尽管先前有过流言,但是巴什基尔人并没有叛乱。要塞四周一直安然无恙。但是这种平静却被一场突如其来的内部纷争打破了。

我已经说过我尝试学习文学。在当时看来,我的尝试之作算是非常不错的。几年之后,亚历山大·彼得列维奇·苏马洛科夫还对此甚是称赞呢。一天,我创作了一首短诗,自己也非常满意。大家都知道,作家们有时会假借征求意见的名义,去寻找能赏识他作品的知音。因此,我抄好了短诗,拿给施瓦布林去看,他是要塞中唯一懂得品评诗歌作品的人。在作了简短的一番说明之后,我从口袋里拿出了一个小本子,给他读了下面这首小诗:

我试图驱逐心中爱的思虑,

我把个美人儿丢在脑后。

噢,我避开玛莎,

想要获得期望的自由。

可是那双迷人的眼睛,

日夜在我眼前浮现;

它们搅乱着我的心灵,

它们破坏着我心中的安恬。

当你知晓我的不幸,

玛莎啊,请你怜惜我;

你眼见我陷入这种痛苦的境地,

便知我已经是你的俘虏。“你感觉怎么样?”我问施瓦布林,期待着他的赞美,认为这是我理所应得的。但是,结果却令我大失所望,平日里并不算苛求的施瓦布林,这一次却断然宣称,我这首诗写得不好。“为什么不好?”我掩饰住自己的不满,问道。“因为,”他回答说,“这样的诗只有我的老师华西里·基里内奇·特列季雅科夫斯基才会说好,它使我想起了他的情诗。”

说着,他把小本子拿过去,开始不怀好意地对每一行诗和每一个词加以评论,极其尖酸刻薄地嘲笑我。我再也忍受不了了,把小本子从他手中夺过来,并且说,从今以后再也不给他看我的作品。施瓦布林对我的威吓也加以嘲笑。“咱们走着瞧吧,”他说,“看你说话算不算数,诗人需要听众,就像伊凡·库兹米奇饭前需要一瓶伏特加一样。可是这个让你对她倾吐柔肠和表达相思之苦的玛莎到底是谁呀?难道不是玛莉亚·伊凡诺夫娜吗?”“这不关你的事,不管这个玛莎是谁,”我皱着眉头回答他,“我既不想听你的意见,也不想听你的猜测。”“唉哟,好一位富有自尊心的诗人和谦逊谨慎的情人啊!”施瓦布林接着往下说,他的话越来越激怒着我。“不过请你听朋友一句劝:假如你想得到她的青睐,奉劝你别借助这些短诗来献殷勤。”“先生,你这是什么意思?请你解释一下。”“非常乐意。我的意思是说,假如你想让玛莉亚·伊凡诺夫娜晚上去与你相会,那么还是送给她一对耳环,而不是什么柔情诗。”

我的血液沸腾了。“你为什么这样看她?”我问,仍然竭力压制住自己的愤怒。“因为,”他面带阴险的冷笑回答说,“我凭经验可以知道她的秉性和品行。”“你撒谎,混蛋,”我疯狂地怒吼道,“你在扯最无耻的谎言。”

施瓦布林变了脸色。“这事不能就这样算了,”他捏紧我的手说,“我要跟你决斗。”“请便,随时奉陪。”我高兴地回答他。这一刻,我恨不能撕了他。

我立刻去找伊凡·伊格纳季奇,他正遵照司令太太的吩咐,手拿一根针,把蘑菇用线穿起来,晒干以备冬天食用。“啊,彼得·安德烈伊奇,”他看见我说,“欢迎您!什么风把您给吹来啦?斗胆请问有何贵干?”我简短地向他说明,我和亚历克赛·伊凡内奇起争执了,我请他伊凡·伊格纳季奇来当我们的决斗证人。伊凡·伊格纳季奇仔细地听我说完,瞪着他的独眼望着我。“您是说,您要杀掉亚历克赛·伊凡内奇,想让我做个目击证人,斗胆请问是这样吗?”“一点不差。”“上帝保佑呀!彼得·安德烈伊奇,您怎么想得出这样呢!您和亚历克赛·伊凡内奇吵架了,那算得了什么呢!骂人的话过去就算了。他骂了您,您就反过来骂他两句;他打了您的脸,您就反过来打他两三个耳光,然后各走各的路;过后我们再给你们调解。要不然,把自己熟识的人杀死,请问难道是什么好事吗?要是您把他杀死了倒也罢了;上帝保佑他,保佑亚历克赛·伊凡内奇;我也不喜欢他。可是要是他在您身上刺个窟窿呢?这可像个什么?斗胆请问是谁更吃亏呢?”

中尉这一番冷静的分析并没有使我动摇。我已经坚定了我原先的打算。“随您的便吧,”伊凡·伊格纳季奇说,“你想怎么样就怎么样吧。但是干嘛要我去当见证人?有什么必要呢?斗胆请问,两人打架是什么了不起的事吗?谢天谢地,我和瑞士人、土耳其人都打过架:这种场面见得够多啦。”

我试图向他解释决斗证人要做的事,可是伊凡·伊格纳季奇却怎么也不明白我说的。“随您的便吧,”他说,“假如一定要让我参与这件事,那么依照我的职责,我只得去报告伊凡·库兹米奇,就说要塞中有人正计划做违背国家利益的恶行;并请示司令是否要采取适当的措施……”

我吓了一跳,央求伊凡·伊格纳季奇什么也不要告诉司令。我费了很大的劲才说服他。最后,他向我做了保证,我也就不再坚持让他做我的证人。

这天夜里我像往常一样在司令家度过。我尽力表现得快活而又平静,以免引起任何怀疑,也为了避免啰哩啰嗦的盘问。处在我这种情况下,人们几乎总是大吹特吹自己有怎样的冷静态度,可是,我承认,我那时并不具有这种冷静。这天晚上,我变得多愁善感。玛莉亚·伊凡诺夫娜比平日里更使我着迷。只要一想到这可能是我最后一次看到她,她在我眼中就变得更加迷人。施瓦布林也来了。我把他支到一边,把我和伊凡·伊格纳季奇的谈话内容告诉了他。“我们干嘛需要证人?”他干巴巴地对我说,“没有证人我们一样可以进行。”我们约定好在要塞旁边的干草堆后面进行决斗,并且定于第二天早上六点至七点的时候在那里会合。从表面上看来,我们的谈话似乎很友善,以至于伊凡·伊格纳季奇快活地说漏了嘴。“早就应该这样啦,”他看起来非常满意地对我说,“妥协一些求得和平总比在一场吵架中占了上风要好;虽然说面子上有些损害,但是保住了性命呀。”“你说什么,你说什么,伊凡·伊格纳季奇?”瓦西丽莎·叶戈洛夫娜问道,她正坐在房间的角落里用纸牌算命,“我没听清楚。”

伊凡·伊格纳季奇看到了我不满的表情,记起了自己许下的承诺,一时间窘迫不堪,不知道如何回答。施瓦布林赶忙过来帮他解围。“伊凡·伊格纳季奇,”他说,“是在称赞我们的和解。”“可是你跟谁吵架了呢,我的老爷?”“我和彼得·安德烈伊奇本来吵得非常凶。”“为什么吵呀?”“为了真正是一丁点儿的小事:为了一首诗歌,瓦西丽莎·叶戈洛夫娜。”“可找到吵架的借口啦!为了一首诗!……可是争吵是怎么发生的呢?”“是这么一回事:彼得·安德烈伊奇不久以前写了一首短诗,今天他当着我的面唱了起来,可是我却唱起了我自己心爱的歌儿来了:

上尉的女儿啊,听我的劝告,

夜里可别出门来游玩。

我们俩就争起来啦。彼得·安德烈伊奇就生气了,但是后来他也想通了,每个人都有自己唱歌的自由,想唱什么就唱什么。事情到此也就结束了。”

施瓦布林的厚颜无耻气得我差点儿发狂,但是除了我,没有人能听懂他话里粗俗的影射含义,至少是没有人注意到这一点。谈话从诗歌转向了诗人,司令认为诗人都是些放荡的、不可救药的酒鬼,而且好心好意地劝我放弃写诗,因为这种事会妨碍公务,是不会有什么好结果的。

施瓦布林的在场使我无法容忍。很快我就向司令和他的家人道了别;回到家里,我察看了一下我的剑,试了试剑的尖端,然后就睡觉了,临睡前吩咐萨维里奇第二天早上六点钟叫醒我。

到了第二天早上约定的时间,我已经在干草堆后面等待我的对手。他随后就来了。“我们会被人发现的,”他说,“要快一点。”我们脱下了军装,只穿一件背心,然后亮出了剑。就在这时,突然从干草堆后面闪出了伊凡·伊格纳季奇和五个伤残兵,他要求我们去见司令,我们非常懊恼地服从了;我们被几个士兵团团围住,跟着伊凡·伊格纳季奇往要塞走去,伊凡·伊格纳季奇得意扬扬地带领着我们,非常神气庄重地迈着步子。

我们走进司令家。伊凡·伊格纳季奇推开门,郑重其事地通报一声:“我把他们带来啦。”瓦西丽莎·叶戈洛夫娜朝我们走来。“哎呀,我的老爷们!这是怎么一回事呀?怎么搞的?像什么?想在我们的要塞里杀人!伊凡·库兹米奇,立马把他们关起来!彼得·安德烈伊奇!亚历克赛·伊凡内奇!把你们的剑交出来,交出来,交出来!帕拉什卡,把这两把剑放到储藏室去!彼得·安德烈伊奇,我没有想到你会干出这样的事;你不感到惭愧吗?亚历克赛·伊凡内奇也就罢了:他原来就是因为杀人才被从近卫军中除名了,他连上帝也不信,可是你是怎么啦?你也想像他一样吗?”

伊凡·库兹米奇完全同意太太的话,他说:“你听着,瓦西丽莎·叶戈洛夫娜说得很对。我告诉你们,决斗在军法法典上是明文禁止的。”这时,帕拉什卡已经把我们的剑收起来拿到储藏室去了。我忍不住笑了起来,而施瓦布林仍旧一脸正经。“虽然我十分尊敬您,”他冷冷地说,“但是我还是不得不提醒您,您不必费这麻烦来审问我们。把这件事交给伊凡·库兹米奇来解决吧,这是他分内之事。”“哎哟,我的老爷!”上尉太太反驳道,“难道丈夫和妻子不是共有一个灵魂、共有一个肉体吗?伊凡·库兹米奇!你还傻待着干什么?立马把他们分开看管起来,只给面包和水,让他们的傻劲消一消;另外请盖拉希姆牧师对他们实施宗教惩罚,让他们求上帝宽恕,当众悔过。”

伊凡·库兹米奇不知道该怎么办。玛莉亚·伊凡诺夫娜的脸都变白了。渐渐地,风暴平息了,司令太太气也平了,她让我们两个互相亲吻示好。帕拉什卡把我们的剑拿了回来。我们离开了司令家,表面看起来已经和好了。伊凡·伊格纳季奇送我们出来。“你怎么不觉得羞愧呢?”我生气地对他说,“你把我们决斗的事情报告给了司令,先前你向我保证不会这样干的。”“上帝明鉴,我从来没有告诉过伊凡·库兹米奇,”他回答说,“是瓦西丽莎·叶戈洛夫娜从我这里把事情逼问出来的。她安排了一切,而没有告诉司令一个字。不过谢天谢地,事情总算了结啦。”说完这些话,他转身回屋去了,剩下施瓦布林和我两个人。“我们的事不能就这么了了。”我对他说。“当然啦,”施瓦布林回答说,“你对我的无礼,是要用你的血来偿还的。但是他们一定会监视我们的。我们还得再装几天样子才行。再见!”我们假装若无其事地分手了。

回到司令家里,我像往常一样坐在玛莉亚·伊凡诺夫娜身边。伊凡·库兹米奇不在家;瓦西丽莎·叶戈洛夫娜在忙家务事。我跟玛莉亚·伊凡诺夫娜低声交谈着。玛莉亚·伊凡诺夫娜含情脉脉地责备我,说我与施瓦布林起争执,搅得大家忧虑和不安。“当我听说你们要决斗的时候,我简直吓昏了,”她说,“男人真怪!为了一句过一个礼拜就一定会忘记的话,就要去决斗,不仅准备去牺牲生命,还准备丢掉良心,还要葬送了有些人的幸福,这些人……不过我相信,吵架不是你挑起来的。一定是亚历克赛·伊凡内奇的不是。”“你为什么这样想呢,玛莉亚·伊凡诺夫娜?”“那个,那个,……他那么喜欢嘲弄人。我不喜欢亚历克赛·伊凡内奇。我非常厌恶他;可是说来奇怪,我无论如何也不希望他也那么不喜欢我。这使得我非常不安。”“可是您怎么想的呢,玛莉亚·伊凡诺夫娜?您觉得他是喜欢您呢还是不喜欢您呢?”

玛莉亚·伊凡诺夫娜一时语塞,脸羞得通红,“我觉得,”她说,“我想,他是喜欢我的。”“为什么您会这样觉得呢?”“因为他向我求过婚。”“求过婚!他向你求过婚?什么时候?”“去年。大约在您来这儿的两个月前。”“那么您没有答应嫁给他吗?”“就像你看到的,亚历克赛·伊凡内奇当然是个聪明人,出身也好,又有财产;可是只要想到结婚的时候要当着所有人的面和他接吻……这绝对不行!不管有多大的幸福也干不了。”

玛莉亚·伊凡诺夫娜的话让我睁开了眼睛,明白了许多事情。我明白了施瓦布林为什么总是用一些尖酸刻薄的话来攻击她了。大概是,他察觉到我们俩相互之间喜欢接近,便想方设法离间我们。引起我们争吵的那些话,现在更让我觉得卑鄙无耻了,我原以为只是粗俗和不体面的讥讽,现在看来当真是蓄意的诽谤。我心里涌起了一种更为强烈的欲望,想要惩罚一下这个无耻的诽谤者,于是,我急切地等待着一个适当的时机。

我并没有等太久。第二天,我正坐着写一首哀诗,就在我咬着笔杆琢磨着韵脚的时候,施瓦布林来敲我的窗子。我放下笔,拿起剑向他走去。“还等什么?”施瓦布林说,“现在没有人监视我们。我们到河边去。那里不会有人来妨碍我们的。”我们一声不响地走去。我们沿着一条陡峭的小路走下去,在河边上站住,都亮出了剑。施瓦布林的剑术比我好,但是我的力气更大,也更勇敢;而且当过兵的麦歇波普列曾经教过我几次剑术,现在正好用得上。施瓦布林没有料到我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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