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下五千年(txt+pdf+epub+mobi电子书下载)

作者：吕思勉

出版社：中国致公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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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下五千年试读：

历史是怎样一种学问？究竟有什么用处？

从前的人，常说历史是“前车之鉴”，以为“不知来，视诸往”。前人所做的事情而得，我可奉以为法；所做的事情而失，我可引以为戒。这话粗听似乎有理，细想却就不然。世界是进化的，后来的事情，决不能和以前的事情一样。病情已变而仍服陈方，岂惟无效，更恐不免加重。我们初和西洋人接触，一切交涉就都是坐此而失败的。

又有人说：历史是“据事直书”，使人知所“歆惧”的。因为所做的事情而好，就可以“流芳百世”；所做的事情而坏，就不免“遗臭万年”。然而昏愚的人，未必知道顾惜名誉。强悍的人，就索性连名誉也不顾。况且事情的真相，是很难知道的。稍微重要的事情，众所共知的就不过是其表面；其内幕是永不能与人以共见的。又且事情愈大，则观察愈难。断没有一个人，能周知其全局。若说作史的人，能知其事之真相，而据以直书，那就非愚则诬了，又有一种议论：以为历史是讲褒贬、寓劝惩，以维持社会的正义的。其失亦与此同。

凡讲学问必须知道学和术的区别。学是求明白事情的真相的，术则是措置事情的法子。把旧话说起来，就是“明体”和“达用”。历史是求明白社会的真相的。什么是社会的真相呢？原来不论什么事情，都各有其所以然。我，为什么成为这样的一个我？这决非偶然的事。我生在怎样的家庭中？受过什么教育？共些什么朋友？做些什么事情？这都与我有关系。合这各方面的总和，才陶铸成这样的一个我。个人如此，国家社会亦然。各地方有各地方的风俗；各种人有各种人的气质；中国人的性质，既不同于欧洲；欧洲人的性质，又不同于日本；凡此都决非偶然的事。所以要明白一件事情，必须追溯到既往；现在是决不能解释现在的。而所谓既往，就是历史。

所以从前的人说：“史也者，记事者也。”这话自然不错。然而细想起来，却又有毛病。因为事情多着呢！一天的新闻纸，已经看不胜看了。然而所记的，不过是社会上所有的事的千万分之一。现在的历史，又不过是新闻纸的千万分之一。然则历史能记着什么事情呢？须知道：社会上的事情，固然记不胜记，却也不必尽记。我所以成其为我，自然和从前的事情，是有关系的；从前和我有关系的事情，都是使我成其为我的。我何尝都记得？然而我亦并未自忘其为我。然则社会已往的事情，亦用不着尽记；只须记得“使社会成为现在的社会的事情”，就够了。然则从前的历史，所记的事，能否尽合这个标准呢？

怕不能罢？因为往往有一件事，欲求知其所以然而不可得了。一事如此，而况社会的全体？然则从前历史的毛病，又是出在哪里呢？

我可一言以蔽之，说：其病，是由于不知社会的重要。惟不知社会的重要，所以专注重于特殊的人物和特殊的事情。如专描写英雄、记述政治和战役之类。殊不知特殊的事情，总是发生在普通社会上的。有怎样的社会，才发生怎样的事情；而这事情既发生之后，又要影响到社会，而使之改变。特殊的人物和社会的关系，亦是如此。所以不论什么人、什么事，都得求其原因于社会，察其对于社会的结果。否则一切都成空中楼阁了。

从前的人不知道注意于社会，这也无怪其然。因为社会的变迁，是无迹象可见的。正和太阳影子的移动，无一息之停，人却永远不会觉得一样。于是寻常的人就发生一种误解。以为古今许多大人物，所做的事业不同，而其所根据的社会则一。像演剧一般，剧情屡变，演员屡换，而舞台则总是相同。于是以为现在艰难的时局，只要有古代的某某出来，一定能措置裕如，甚而以为只要用某某的方法，就可以措置裕如。遂至执陈方以药新病。殊不知道舞台是死的，社会是活物。

所以现在的研究历史，方法和前人不同。现在的研究，是要重常人、重常事的。因为社会正是在这里头变迁的。常人所做的常事是风化，特殊的人所做特殊的事是山崩。不知道风化，当然不会知道山崩。若明白了风化，则山崩只是当然的结果。

一切可以说明社会变迁的事都取他；一切事，都要把他来说明社会的变迁。社会的变迁，就是进化。所以：“历史者，所以说明社会进化的过程者也。”

历史的定义既明，历史的价值，亦即在此。第二章我国民族的形成

民族和种族不同。种族论肤色，论骨骼，其同异一望可知，然历时稍久，就可以渐趋混合；民族则论语言，论信仰，论风俗，虽然无形可见，然而其为力甚大。同者虽分而必求合，异者虽合而必求分。所以一个伟大的民族，其形成甚难；而民族的大小和民族性的坚强与否，可以决定国家的盛衰。

一国的民族，不宜过于单纯，亦不宜过于复杂。过于复杂，则统治为难。过于单纯，则停滞不进。我们中国，过去之中，曾吸合许多异族。因为时时和异族接触，所以能互相淬砺，采人之长，以补我之短；开化虽早，而光景常新。又因固有的文化极其优越，所以其同化力甚大。虽屡经改变，而仍不失其本来。经过极长久的时间，养成极坚强的民族性，而形成极伟大的民族。

各民族的起源发达，以及互相接触、渐次同化，自然要待后文才能详论。现在且先作一个鸟瞰。中华最初建国的主人翁，自然是汉族。汉族是从什么地方迁徙到中国来的呢？现在还不甚明白。既入中国以后，则是从黄河流域向长江流域、粤江流域渐次发展的。古代的三苗国，所君临的是九黎之族，而其国君则是姜姓。这大约是汉族开拓长江流域最早的。到春秋时代的楚，而益形进化。同时，沿海一带，有一种断发文身的人，古人称之为越。吴、越的先世，都和此族人杂居。后来秦开广东、广西、福建为郡县，所取的亦是此族人之地。西南一带有濮族。西北一带有氐、羌。西南的开拓，从战国时的楚起，至汉开西南夷而告成。西北一带的开拓，是秦国的功劳。战国时，秦西并羌戎，南取巴、蜀，而现今的甘肃和四川，都大略开辟。

在黄河流域，仍有山戎和狁，和汉族杂居。狁，亦称为胡，就是后世的匈奴。山戎，大约是东胡之祖。战国时代，黄河流域，和热、察、绥之地，都已开辟。此两族在塞外的，西为匈奴，东为东胡。东胡为匈奴所破，又分为乌桓和鲜卑。胡、羯、鲜卑、氐、羌，汉时有一部分人居中国。短时间不能同化，遂酿成五胡之乱。经过两晋南北朝，才泯然无迹。

隋唐以后，北方新兴的民族为突厥。回纥，现在通称为回族。西南方新兴的民族为吐蕃，现在通称为藏族。东北则满族肇兴，金、元、清三代，都是满族的分支。于是现在的蒙古高原，本为回族所据者，变为蒙古人的根据地，回族则转入新疆。西南一带，苗、越、濮诸族的地方，亦日益开辟。

总而言之：中华的立国，是以汉族为中心。或以政治的力量，统治他族；或以文化的力量，感化他族。即或有时，汉族的政治势力不竞，暂为他族所征服，而以其文化程度之高，异族亦必遵从其治法。经过若干时间，即仍与汉族相同化。现在满、蒙、回、藏和西南诸族，虽未能和汉族完全同化，而亦不相冲突。虽然各族都有其语文，而在政治上、社交上通用最广的，自然是汉语和汉文。宗教则佛教盛行于蒙、藏，回教盛行于回族。满族和西南诸族，亦各有其固有的信仰。汉族则最尊崇孔子。孔子之教，注重于人伦日用之间，以至于治国平天下的方略，不具迷信的色彩。所以数千年来，各种宗教在中国杂然并行，而从没有争教之祸。我国民族之所以能团结，确不是偶然的。第三章中国疆域的沿革

普通人往往有一种误解：以为历史上所谓东洋，系指亚洲而言；西洋系指欧洲而言。其实河川、湖泊，本不足为地理上的界线。乌拉山虽长而甚低，高加索山虽峻而甚短，亦不能限制人类的交通。所以历史上东西洋的界限，是亚洲中央的葱岭，而不是欧、亚两洲的界线。葱岭以东的国家和葱岭以西的国家，在历史上俨然成为两个集团；而中国则是历史上东洋的主人翁。

葱岭以东之地，在地势上可分为四区：（一）中国本部包有黄河、长江、粤江三大流域。（二）蒙古新疆高原以阿尔泰山系和昆仑山系的北干和海藏高原、中国本部及西伯利亚分界。中间包一大沙漠。（三）青海西藏高原是亚洲中央山岭蟠结之地。包括前后藏、青海、西康。（四）关东三省以昆仑北干延长的内兴安岭和蒙古高原分界。在地理上，实当包括清朝咸丰年间割给俄国之地，而以阿尔泰延长的雅布诺威、斯塔诺威和西伯利亚分界。

四区之中，最先发达的，自然是中国本部。古代疆域的记载，最早的是《禹贡》。《禹贡》所载，是否禹时的情形？颇可研究。即使承认他是的，亦只是当时声教所至，而不是实力所及。论实力所及，则西周以前，汉族的重要根据地大抵在黄河流域。至春秋时，楚与吴、越渐强；战国时，巴、蜀为秦所并，而长江流域始大发达。秦取今两广和安南之地，置桂林、南海、象郡，福建之地置闽中郡，而南岭以南，始入中国版图。

其对北方，则战国时，魏有上郡；赵有云中、雁门、代郡；燕开上谷、渔阳、右北平、辽西、辽东五郡，而热、察、绥和辽宁省之地，亦入中国版图。其漠北和新疆省，是汉时才征服的。但此等地方，未能拓为郡县，因国威的张弛，而时有赢缩。青海，汉时为羌人所据，西藏和中国无甚交涉。唐时，吐蕃强盛，而其交涉始繁。元初征服其地，行政上隶属于宣政院。

总而言之：汉唐盛时，均能包括今之蒙古、新疆。至西藏之属于中国，则系元、清时代之事。但当秦开南越时，我国即已包有后印度半岛的一部。至汉时，并以朝鲜半岛的北部为郡县。唐以后，此两半岛均独立为国，我国迄今未能恢复。中国疆域的赢缩，大略如此。

至于政治区划：则据《禹贡》所载，大约今河北、山西，是古代的冀州。山东省分为青、兖二州。江苏、安徽的淮水流域是徐州，江以南为扬州。河南和湖北的一部是豫州。自此南包湖南是荆州。四川是梁州。陕、甘，是雍州。秦时，此等地方和战国时新开之地，分为三十六郡。而桂林、南海、象、闽中四郡在其外。汉时十三部，大略古代的冀州析而为幽、冀、并三州。关中属司隶校尉。甘肃称凉州。荆、扬、青、徐、兖、豫，疆域略与古同。四川称益州，两广称交州。唐时，今河北省为河北道。山西省为河东道。陕西省为关内道。甘肃、宁夏为陇右道。山东、河南为河南道。江苏、安徽的江以北为淮南道。其江以南及湖南、江西、浙江、福建为江南道。湖北和湖南、四川，陕西的一部分为山南道。四川之大部分为剑南道。两广为岭南道。后来区划又较详，而宋代的分路，大略沿之。元代疆域最广，始创行省之制。现在的河北、山西、直隶于中书省。河南、山东及江苏、安徽的北部、湖北省的大部分为河南省。江苏、安徽的南部和浙江、福建为江浙省。江西和广东为江西省。湖北的一小部分和湖南、广西为湖广省。云南、四川，疆域略和现在相像。陕西包括现在甘肃的大部分，而宁夏和甘肃西北境，别为甘肃省。辽宁为辽阳省。明清两代的区划略和现代相近。不过明代陕甘、苏皖、湘鄂都不分，所以清代所谓十八省者，在明代只有十五。清代将中国本部分成十八省。新疆和关东三省，则系末年始改省制的。其时共得行省二十二。其西康、热河、察哈尔、绥远、宁夏、青海，则到民国才改为省制的。第四章本国史时期的划分

历史事实，前后相衔。强欲分之，本如“抽刀断流，不可得断”。但是为明了变迁大势起见，把历史划分做几个时期，也是史家常用的法子。

中国的历史，当分几期，这是显而易见的。三代以前，我国还是个列国并立的世界，当划为一期。自秦以后，便入于统一的时代了。自此，直至近世和欧人接触以前，内部的治化，虽时有变迁；对外的形势，亦时有涨缩；然而大体上，总是保守其闭关独立之旧约。这个当划为一期。从中欧交通以后，至民国成立之前，其间年代，虽远较前两期为短；然这是世运的进行，加我以一个新刺戟，使之脱离闭关自守之策，进而列于世界列国之林的，亦当划为一时期。民国成立，至今不过二十二年。却是我国改良旧治化，适应新环境的开始。一切都有更始的精神。以后无穷的希望，都将于此植其基。其当另划为一期，更不待言。

所以自大体言之，我国的历史，可划分为上古、中古、近世、现代四个时期。这是大概的划分。若更求其详，则每一时期中，亦可更分几个小阶段。在上古期中，巢、燧、羲、农，略见开化的迹象。自黄帝御宇，东征西讨，疆域大拓。自此称为天子的，其世系都有可考。虽然实际还是列国并立，然已有一个众所认为共主的，这是政治情势的一个转变。东周以后，我民族从各方面分别发展。地丑德齐之国渐多，王朝不复能号令天下。号令之权，移于“狎主齐盟”的霸主。战国时代，霸主的会盟征伐，又不能维系人心了。诸侯各务力征，互相兼并，到底从七国并而为一国。杂居的异族，亦于此竞争剧烈之秋，为我所攘斥，所同化。隆古社会的组织，至此时代，亦起剧烈的变迁。学术思想，在这时代，亦大为发达而放万丈的光焰，遂成上古史的末期。

中古史中：秦汉两代，因内国的统一而转而对外。于是有秦皇汉武的开边。因封建制度的铲除，而前此层累的等级渐次平夷；而君权亦因此扩张。实际上，则因疆域的广大，而政治日趋于疏阔；人民在政治上的自由，日以增加；而社会亦因此而更无统制。竞争既息，人心渐入于宁静。而学术思想，亦由分裂而入于统一。这是第一期。因两汉的开拓，而有异族入居塞内的结果。因疆域广大，乱民蜂起之时，中央政府不能镇压，而地方政府之权不得不加重，于是有后汉末年的州郡握兵，而成三国的分裂。晋代统一未久，又有五胡乱华之祸。卒致分裂为南北朝。直至隋代统一，而其局面乃打破。这是第二期。隋唐之世，从积久战乱之余，骤见统一，民生稍获苏息，国力遂复见充实。对外的武功，回复到秦汉时代的样子。这是第三期。唐中叶以后，军人握权，又入于分裂时代。其结果，则政治上的反动，为宋代的中央集权。而以国力疲敝之政，异族侵入，莫之能御，遂有辽、金、元的相继侵入。明代虽暂告恢复，亦未能十分振作，而清室又相继而来。这是第四期。

近世这一期，是我们现在直接承其余绪而受其影响的。清朝虽亦是异族，然其对于中国的了解，较胡元为深。其治法遵依中国习惯之处，亦较胡元为多。因其能遵依中国的习惯而利用中国的国力，所以当其盛世，武功文治，亦有可观。假使世界还是中古时期的样子，则我们现在，把这客帝驱除之后，就更无问题了。然而闭关的好梦，已成过去了。欧风美风，相逼而来，再不容我们的酣睡。自五口通商以后，而门户洞开，而藩属丧失，外人的势力，深入内地。甚至划为势力范围，创作瓜分之论；又继之以均势之说。中国乃处于列强侵略之下，而转冀幸其互相猜忌，维持均势，以偷旦夕之安。经济的侵略，其深刻，既为前此所无；思想的变动，其剧烈，亦非前此所有。于是狂风横雨，日逼于国外，而轩然大波，遂起于国中了。所以近世史可分为两个小期。西力业已东渐，我国还冥然罔觉，政治上、社会上，一切保守其旧样子，为前一期。外力深入，不容我不感觉，不容我不起变化，为后一期。五口通商，就是这前后两期的界线。

现代史是我们受了刺戟而起反应的时代。时间虽短，亦可以分做两期。革命之初，徒浮慕共和的美名，一切事都不彻底，所以酿成二十年来的扰乱。自孙中山先生，确定三民主义、五权宪法，为我民族奋斗、国家求治的方针。对内则铲除军阀，以求政治的清明；对外则联合被压迫民族，废除不平等条约，以期国际关系的转变。虽然革命尚未成功，然而曙光已经出现了。所以国民政府的成立，亦当在现代史上，划一个新纪元。

以上只是指示一个大势，以下再举史实以证明之。第二编上古史第一章我国民族的起源

我国现在所吸合的民族甚多，而追溯皇古之世，则其为立国之主的，实则是汉族。汉族是从什么地方迁徙到中国来的呢？这个在现在，还是待解决的问题。从前有一派人，相信西来之说。他们说：据《周官·大宗伯》和《典瑞》的郑注：古代的祭地祇，有昆仑之神和神州之神的区别。神州是中国人现居之地，则昆仑必是中国人的故乡了。昆仑在什么地方呢？《史记·大宛列传》说：“汉使穷河源，河源出于阗”“天子案古图书，名河所出山曰昆仑”。这所指，是现在于阗河上源之山。所以有人说：汉族本居中央亚细亚高原，从现在新疆到甘肃的路，入中国本部的。然而郑注原出纬书。纬书起于西汉之末，不尽可信。河源实出青海，不出新疆。指于阗河源为黄河之源，本系汉使之误；汉武帝乃即仍其误，而以古代黄河上源的山名，为于阗河上源的山名，其说之不足信，实在是显而易见的。汉族由来，诸说之中，西来说较强；各种西来说之中，引昆仑为证的，较为有力；而其不足信如此，其他更不必论了。民族最古的事迹，往往史籍无征。我国开化最早，又无他国的史籍可供参考。掘地考古之业，则现在方始萌芽。所以汉族由来的问题，实在还未到解决的机会。与其武断，无宁阙疑了。

现在所能考究的，只是汉族既入中国后的情形。古书所载，类乎神话的史迹很多，现在也还没有深切的研究。其开化迹象，确有可征的，当推三皇五帝。三皇五帝，异说亦颇多。似乎《尚书大传》燧人、伏羲、神农为三皇，《史记·五帝本纪》黄帝、颛顼、帝喾、尧、舜为五帝之说，较为可信。燧人、伏羲皆风姓。神农姜姓。黄帝姬姓。燧人氏，郑注《易纬通卦验》，说他亦称人皇。而《春秋命历序》说：人皇出旸谷，分九河。伏羲氏都陈。神农氏都陈徙鲁。黄帝邑于涿鹿之阿，据地理看来，似乎风姓、姜姓的部落在河南，姬姓则在河北。燧人氏，《韩非子》说他，因“民食果蓏蜯蛤，腥臊多害肠胃”，乃发明钻木取火之法，教民熟食。这明是搜集和渔猎时代的酋长。伏羲氏，亦作庖牺氏。昔人释为“能驯伏牺牲”，又释为“能取牺牲，以充庖厨”，以为是游牧时代的酋长。然而伏羲二字，实在是“下伏而化之”之意，见于《尚书大传》。其事迹，则《易·系辞》明言其做网罟而事佃渔。其为渔猎时代的酋长，亦似无疑义。从前的人，都说人类的经济，是从渔猎进而为游牧，游牧进而为耕农。其实亦不尽然。人类经济的进化，实因其所居之地而异。大抵草原之地，多从渔猎进入游牧；山林川泽之地，则从渔猎进为耕农。

神农氏，亦称烈山氏。“烈山”二字，似即《孟子》“益烈山泽而焚之”的烈山，为今人所谓“伐栽农业”。则我国民族居河南的，似乎并没经过游牧的阶级，乃从渔猎径进于耕农。黄帝，《史记》言其“迁徙往来无常处，以师兵为营卫”，这确是游牧部落的样子。涿鹿附近，地势亦很平坦，而适宜于游牧的。我国民族居河北的，大约是以游牧为业。游牧之民，强悍善战；农耕之民，则爱尚平和：所以阪泉涿鹿之役，炎族遂非黄族之敌了。

阪泉涿鹿，昔人多以为两役。然《史记·五帝本纪》，多同《大戴礼记》的《五帝德》《帝系姓》两篇，而《大戴礼记》只有黄帝和炎帝战于阪泉之文，更无与蚩尤战于涿鹿之事。而且蚩尤和三苗，昔人都以为是九黎之君。而三苗和炎帝，同是姜姓。又阪泉、涿鹿，说者多以为一地。所以有人怀疑这两役就是一役；蚩尤、炎帝，亦即一人。这个亦未可断定。然而无论如何，总是姜姓和姬姓的争战。经过此次战役而后，姬姓的部落就大为得势。颛顼、帝喾、尧、舜，称为共主的，莫非黄帝的子孙了。

我国历史，确实的纪年起于共和。共和元年，在民国纪元前二千七百五十二年，公元前八百四十一年。自此以上，据《汉书·律历志》所推，周代尚有一百九十二年，殷代六百二十九年，夏代四百三十二年。尧、舜两代，据《史记·五帝本纪》，尧九十八年，舜三十九年。如此，唐尧元年，在民国纪元前四千一百四十二年，公元前二千二百三十一年；三皇之世，距今当在五千年左右了。第二章太古的文化和社会

太古的社会，情形究竟如何？古书所载，有说得极文明的，亦有说得极野蛮的。说得极野蛮的，如《管子》的《君臣篇》等是。说得极文明的，则如《礼记·礼运篇》孔子论大同之语是。二说果孰是？我说都是也，都有所据。

人类的天性，本来是爱好和平的。惟生活不足，则不能无争。而生活所资，食为尤亟。所以社会生计的舒蹙，可以其取得食物的方法定之。搜集和渔猎时代，食物均苦不足。游牧时代，生活虽稍宽裕，而其人性好杀伐，往往以侵掠为事。只有农业时代，生计宽裕；而其所做的事业，又极和平，所以能产生较高的文化。

古代的农业社会，大约是各各独立，彼此之间，不甚相往来的。老子所说：“至治之极，邻国相望，鸡狗之声相闻，民各甘其食，美其服，安其俗，乐其业，至老死不相往来。”所想像的，就是此等社会。惟其如此，故其内部的组织，极为安和。孔子所谓：“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鳏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男有分，女有归。货恶其弃于地也，不必藏于己；力恶其不出于身也，不必为己。”所慨慕的，也就是此等社会。内部的组织既然安和如此，其相互之间自然没有斗争。这就是孔子所谓“谋闭而不兴，盗窃乱贼而不作”，这就是所谓“大同”。假使人类的社会都能如此，人口增加了，交通便利了，徐徐的扩大联合起来，再谋合理的组织，岂不是个黄金世界？而无如其不能。有爱平和的，就有爱侵掠的。相遇之时，就免不了战斗。战斗既起，则有征服人的，有被征服于人的。征服者掌握政权，不事生产，成为治人而食于人的阶级；被征服的，则反之而成为食人而治于人的阶级。而此前合理的组织，就渐次破坏了。合理的组织既变，则无复为公众服务，而同时亦即受公众保障的精神。人人各营其私，而贫富亦分等级。自由平等之风，渐成往事了。人与人之间时起冲突，乃不得不靠礼乐刑政等来调和，来维持。社会风气，遂日趋浇薄了。先秦诸子，所以慨叹末俗，怀想古初，都是以此等变迁，为其背景。然而去古未远，古代的良法美意，究竟还破坏未尽。社会的风气也还未十分浇漓。在上者亦未至十分骄侈。虽不能无待于刑政，而刑政也还能修明。这便是孔子所谓小康。大约孔子所慨想的大同之世，总在神农以前；而阶级之治，则起于黄帝以后。《商君书·画策篇》说：“神农之世，男耕而食，妇织而衣。刑政不用而治，甲兵不起而王。神农既没，以强胜弱，以众暴寡。故黄帝作为君臣上下之义，父子兄弟之礼，夫妇妃匹之合。内行刀锯，外用甲兵。”可见炎黄之为治，是迥然不同的。而二者之不同，却给我们以农耕之民好平和，游牧之民好战斗的暗示。

以上所说，是社会组织的变迁。至于物质文明，则总是逐渐进步的。《礼运篇》说：

昔者先王未有宫室，冬则居营窟，夏则居橧巢。未有火化，食草木之实，鸟兽之肉；饮其血，茹其毛。未有麻丝，衣其羽皮。后圣有作，然后修火之利。范金合土，以为台榭，宫室，牖户。以炮以燔，以烹以炙。

这是说衣食住进化的情形。大约从生食进化到熟食，在燧人之世。我国的房屋，是以土木二者合成的。土工源于穴居，木工则源于巢居。构木为巢，据《韩非子》说，是在有巢氏之世。其人似尚在黄帝以前。至于能建造栋宇，则大约已在五帝之世。所以《易·系辞传》把“上古穴居而野处，后世圣人易之以宫室”，叙在黄帝、尧、舜之后了。《易·系辞传》又说：“黄帝、尧、舜，垂衣裳而天下治。”《正义》说：“以前衣皮，其制短小。今衣丝麻布帛；所作衣裳，其制长大，故言垂衣裳。”这就是《礼运》所说以麻丝易羽皮之事。此外，《易·系辞传》所说后世圣人所做的事，还有“刳木为舟，剡木为楫”“服牛乘马，引重致远”“重门击柝，以待暴客”“断木为杵，掘地为臼”“弦木为弧，剡木为矢”以及“古之葬者，厚衣之以薪，葬之中野，不封不树，后世圣人易之以棺槨”“上古结绳而治，后世圣人易之以书契”各项。这后世圣人，或说即蒙上黄帝、尧、舜而言，或说不然，现亦无从断定。但这许多事物的进化，大略都在五帝之世，则似乎可信的。第三章唐虞的政治

孔子删《书》，断自唐虞，所以这时代史料的流传，又较黄帝、颛顼、帝喾三代为详备。

尧舜都是黄帝之后，其都城则在太原。太原与涿鹿均在冀州之域，可见其亦系河北民族。但唐虞时代的文化似较黄帝时为高。《尧典》载尧分命羲和四子，居于四方，观察日月星辰，以定历法，“敬授民时”，可见其时业以农业为重，和黄帝的迁徙往来无常处大不相同了。这时代，有两件大事足资研究。一为尧、舜、禹的禅让，一为禹的治水。

据《尚书》及《史记》，则尧在位七十载，年老倦勤，欲让位于四岳。四岳辞让。尧命博举贵戚及疏远隐匿的人。于是众人共以虞舜告尧。尧乃妻之以二女，以观其内；使九男事之，以观其外。又试以司徒之职。知其贤，乃命其摄政，而卒授之以天下。尧崩，三年之丧毕，舜避尧之子丹朱于南河之南。诸侯朝觐讼狱的，都不之丹朱而之舜；讴歌的，亦不讴歌丹朱而讴歌舜。舜才回到尧的旧都，即天子位。当尧之时，有洪水之患。尧问于众。众共举鲧，尧使鲧治之。九年而功弗成。及舜摄政，乃殛鲧而用其子禹。禹乃先巡行四方，审定高山大川的形势。然后导江、淮、河、济而注之海。百姓乃得安居。九州亦均来贡。当时辅佐舜诸人，以禹之功为最大。舜乃荐禹于天。舜崩之后，禹亦让避舜之子商均。诸侯亦皆去商均而朝禹，禹乃即天子位。儒家所传，尧、舜、禹禅让和禹治水的事，大略如此。

禅让一事，昔人即有怀疑的，如《史通》的《疑古篇》是。此篇所据，尚系《竹书纪年》等不甚可靠之书。然可信的古书，说尧、舜、禹的传授，不免有争夺之嫌的，亦非无有。他家之说，尚不足以服儒家之心。更就儒家所传之说考之。如《孟子》《尚书大传》和《史记》，都说尧使九男事舜。而《吕氏春秋·去私》《求人》两篇，则说尧有十子。《庄子·盗跖篇》，又说尧杀长子。据俞正燮所考证，则尧被杀的长子名奡，就是《论语·宪问篇》所谓荡舟而不得其死，《书经·皋陶谟篇》所谓“朋淫于家，用殄厥世”的。又《书经·尧典》，说舜“流共工于幽州，放兜于崇山，窜三苗于三危，殛鲧于羽山，四罪而天下咸服”。而据宋翔凤所考证，则共工、兜和鲧，在尧时实皆居四岳之职。此等岂不可骇。然此尚不过略举；若要一一列举，其可疑的还不止此。儒家所传的话，几千年来，虽然即认为事实，而近人却要怀疑，亦无怪其然了。然古代的天子，究不如后世的尊严。君位继承之法，亦尚未确定。让国之事，即至东周之世，亦非无之。必执舜禹之所为和后世的篡夺无异，亦未必遂是。要之读书当各随其时的事实解之，不必执定成见，亦不必强以异时代的事情相比附。尧、舜、禹的禅让，具体的事实如何？因为书缺有间，已难质言。昔人说：“五帝官天下，三王家天下。”我们读史，但知道这时代有一种既非父子、亦非兄弟，而限于同族的相袭法就是了。

治水之事，详见于《尚书》的《禹贡篇》。此篇所述，是否当时之事，亦颇可疑。但当时确有水患，而禹有治水之功，则是无可疑的。《尸子》说当时水患的情形，是“龙门未开，吕梁未凿，河出孟门之上，江淮流通，四海溟涬”。则其患，实遍及于今日的江、河流域。禹的治水，大约以四渎为主。凡小水皆使入大水，而大水则导之入海。未治之前，“草木畅茂，禽兽繁殖”“民无所定，下者为巢，上者为营窟”；治水成功，则“人得平土而居之”。佐禹的益、稷，又“烈山泽而焚之”“教民稼穑，树艺五谷”，人民就渐得安居乐业了。

舜所命之官，见于《尚书》的，有司空、后稷、司徒、士、共工、朕虞、秩宗、典乐、纳言等。又有四岳、十二牧。四岳，据《郑注》，是掌四方诸侯的。十二牧，则因当时分天下为十二州，命其各主一州之事，《书经》又述当时巡守之制：则天子五年一巡守。二月东巡守，至于东岳之下，朝见东方的诸侯。五月南巡守，至于南岳；八月西巡守，至于西岳；十一月北巡守，至于北岳；其礼皆同。其间四年，则四方诸侯，分朝京师。此所述，是否当时之事？若当时确有此制，则其所谓四岳者，是否是后世所说的泰山、衡山、华山、恒山，亦都足资研究。但当时，确有天子诸侯的等级；而尧、舜、禹等为若干诸侯所认为共主，则似无可疑。当时的政治，似颇注重于教化。除契为司徒，是掌教之官外，据《礼记·王制》所述，则有虞氏有上庠、下庠，夏后氏有东胶、西胶；一以养国老，一以养庶老。古人之教，最重孝弟。养老，正是所以孝弟，而化其犷悍之气的。我国的刑法，最古的是五刑，即墨、劓、剕、宫、大辟。据《书经·吕刑》，则其法始于苗民，而尧采用之。而据《尧典》所载，则又以流宥五刑；鞭作官刑，朴作教刑；金作赎刑。后世所用的刑法，此时都已启其端倪了。第四章夏代的政教

夏为三代之一，其治法大约在春秋战国之世还未全行湮灭。在当时，孔子是用周道，墨子是用夏政的。我们读《墨子》的《天志》《明鬼》，可以想见夏代的迷信较后世为深；读《墨子》的《尚同》，可以想见夏代的专制较后世为甚；读《墨子》的《兼爱》，可知夏代的风气较后世为质朴；读《墨子》的《节用》《节葬》和《非乐》可知夏代的生活程度较后世为低，而亦较后世为节俭。墨子之学，《汉书·艺文志》谓其出于清庙之守。清庙即明堂，为一切政令所自出，读《礼记·月令》一篇，可以知其大概。盖古代生活程度尚低，全国之内只有一所讲究的房屋，名为明堂。天子即居其中，所以就是后世的宫殿。祭祀祖宗亦于其中，所以就是后世的宗庙。古代的学校，本来带有宗教色彩的；当时天子典学，亦在这一所房屋之内，所以又是学校。一切机关，并未分设，凡百事件，都在此中商量，所以于一切政教，无所不包。明堂行政的要义，在于顺时行令。一年之中，某月当行某令，某月不可行某令，都一一规定，按照办理，像学校中的校历一般。如其当行而不行，不当行而行，则天降灾异以示罚。《月令》诸书的所述，大概如此。此等政治制度和当时的宗教思想，很有连带的关系。我们读《书经》的《洪范》，知道五行之说，是源于夏代的。什么叫做五行呢？便是“一曰水，二曰火，三曰木，四曰金，五曰土”。盖古人分物质为五类，以为一切物质莫非这五种原质所组成。而又将四时的功能比附木火金水四种原质的作用；土则为四时生物之功所凭借。知识幼稚的时代，以为凡事必有一个神以主之。于是造为青、赤、黄、白、黑五帝，以主地上化育之功；而昊天上帝，则居于北辰之中，无所事事。此等思想，现在看起来，固然可笑。然而明堂月令，实在是一个行政的好规模，尤其得重视农业的意思。所以孔子还主张“行夏之时”。

我们看明堂月令，传自夏代；孔子又说，“禹卑宫室而尽力乎沟洫”。可见夏代的农业，已甚发达。然其收税之法，却不甚高明。孟子说：“夏后氏五十而贡。”又引龙子的话说：“贡者，校数岁之中以为常。”这就是以数年收获的平均数，定一年收税的标准。如此，丰年可以多取，而仍少取，百姓未必知道储蓄；凶年不能足额，而亦非足额不可，百姓就大吃其苦了。这想是法制初定之时，没有经验，所以未能尽善。

学校制度：孟子说：“夏曰校，殷曰序，周曰庠；学则三代共之，皆所以明人伦也。”案古代的学校，分大学小学两级。孟子所说的校、序、庠是小学，学是大学。古代的教育，以陶冶德性为主。“序者，射也”，是行乡射礼之地；“庠者，养也”，是行乡饮酒礼之地，都是所以明礼让，示秩序的。然则校之所教，其大致亦可推知了。至于学，则“春秋教以礼乐，冬夏教以诗书”。颇疑亦和宗教有深切的关系。礼乐都是祀神所用，诗是乐的歌辞，书是教中古典。古代所以尊师重道，极其诚敬，亦因其为教中尊宿之故。

夏代凡传十七主；据后人所推算，共历四百余年，而其事迹可考的很少。《史记》说禹有天下后，荐皋陶于天，拟授之以位，而皋陶卒，乃举益，授之政。禹之子启贤，诸侯不归益而归启，启遂即天子位。《韩非子》又说：禹阳授益以天下，而实以启人为吏。禹崩，启与其人攻益而夺之位。古无信史，诸子百家的话，都不免杂以主观。我们只观于此，而知传子之法，至此时渐次确定罢了。启之子太康，为有穷后羿所篡。《史记》但言其失国，而不言其失之之由。《伪古文尚书》谓由太康好略，殊不足据。据《楚辞》及《墨子》，则由启沉溺于音乐，以致于此。其事实的经过，略见《左氏》襄公四年和哀公元年。据其说：则太康失国之后，后羿自迁于穷石，因夏民以代夏政。羿好田猎，又为其臣寒浞所杀。时太康传弟仲康，至仲康之子相，为寒浞所灭。并灭其同姓之国斟灌、斟寻氏。帝相的皇后，名字唤做缗，方娠，逃归其母家有仍。生子，名少康，后来逃到虞国。虞国的国君，封之于纶。有田一成，有众一旅。夏的遗臣靡，从有鬲氏，收斟灌、斟寻的余众，以灭浞而立少康。并灭寒浞的二子于过、戈。与穷石，《杜注》都不言其地。其释寒国，则谓在今山东潍县。斟灌在山东寿光，斟寻亦在潍县。虞在河南虞城。纶但云虞邑。有鬲氏在山东德县。过在山东掖县。戈在宋、郑之间。其释地，似乎不尽可据。案《左氏》哀公六年引《夏书》，说：“惟彼陶唐，帅彼天常，有此冀方。今失其行，乱其纪纲，乃灭而亡。”似指太康失国之事。又定公四年，祝佗说唐叔“封于夏虚”。唐叔所封，是尧的旧都，所以晋国初号为唐而又称之为夏虚，可以见禹之所居，仍系尧之旧都。穷石虽不可考，该距夏都不远，所以能因夏民以代夏政。夏人此时，当退居河南。少康虽灭寒浞，似亦并未迁回河北，所以汤灭桀时，夏之都在阳城了。第五章商代的政教

商代是兴于西方的。其始祖名契，封于商，即今陕西的商县。传十四世而至成汤。《史记》说：自契至于成汤，八迁。汤始居亳，从先王居。八迁的事实和地点现在不大明了。其比较可靠的：《世本》说契居于蕃；其子昭明，居于砥石，迁于商。《左氏》襄公九年，说昭明子相土，居于商丘。蕃在今陕西华县附近。砥石不可考。商丘，即春秋时的卫国，系今河南濮阳县。殷人禘喾而郊冥，祖契而宗汤。帝喾冢在濮阳，都邑亦当相去不远。惟冥居地无考。汤所从的先王，如其是喾或契，则其所居之亳，该在商或商丘附近了。

这是汤初居之亳，至于后来，其都邑容有迁徙。汤征伐的次序，据《史记》《诗经》《孟子》，是首伐葛，次伐韦、顾，次伐昆吾，遂伐桀。《孟子》谓汤居亳，与葛为邻。后儒释葛，谓即汉宁陵县的葛乡，地属今河南宁陵县。因谓汤居亳之亳，必即汉代的薄县，为今河南商丘、夏邑、永城三县之地。葛究在宁陵与否，殊无确据。韦是今河南的滑县，顾是今山东的范县，亦不过因其地有韦城、顾城而言之，未敢决其信否。惟昆吾初居濮阳，后迁旧许，见于《左氏》昭公十二年和哀公十七年，较为可信。桀都阳城，见于《世本》，其说亦当不诬。旧许，即今河南的许昌。阳城，在今河南登封县。《史记》说：桀败于有娥之虚，奔于鸣条。有娥之虚不可考。鸣条则当在南巢附近。南巢，即今安徽的巢县，桀放于此而死。然则汤当是兴于陕西或豫北，向豫南及山东、安徽发展的。

商代传三十一世，王天下六百余年。其制度特异的，为其王位继承之法。商代的继承法，似乎是长兄死后，以次传其同母弟；同母弟既尽，则还立其长兄之子。所以《春秋繁露》说：主天者法商而王，立嗣与子，笃母弟。主地者法夏而王，立嗣与孙，笃世子。我们观此，知商代的习惯，与夏不同，而周朝则与夏相近。又商代之法，“君薨，百官总已，以听于冢宰，三年”。所以古书说“高宗谅暗，三年不言”。观此，则商代的君权，似不十分完全，而受有相当的限制。

此外，商代事迹可考见的，只有其都邑的屡迁。至其治乱兴衰，《史记》虽语焉不详，亦说得一个大概。今节录如下：【太甲】修德，诸侯咸归殷，百姓以宁。【雍己】殷道衰，诸侯或不至。【太戊】殷复兴，诸侯归之。【仲丁】迁于隞。【河亶甲】居相。殷复衰。【祖乙】迁于邢。殷复兴。【阳甲】仲丁以来，废适而更立诸弟子，弟子或争，相代立，比九世乱，诸侯莫朝。【盘庚】涉河南，治亳。殷道复兴，诸侯来朝。【小辛】殷复衰。【武丁】修政行德，天下咸欢，殷道复兴。【帝甲】淫乱，殷复衰。【武乙】去亳，居河北。【帝乙】殷益衰。

帝乙的儿子，就是纣了。

公元一八九八、九九年间，河南安阳县北的小屯，曾发见龟甲兽骨。有的刻有文字。考古的人，谓其地即《史记·项羽本纪》所谓殷墟，或者是武乙所都。据以研究商代史事和制度的颇多，著书立说的亦不少。但骨甲中杂有伪品，研究亦未充分，所以其所得之说，尚未能据为定论。殷代政教，见于书传，确然可信的，则古书中屡说殷质而周文。可见其时的风气尚较周代为质朴；一切物质文明的发达，亦尚不及周朝。又商人治地之法，名为助法。是把田分别公私。公田所入归公；私田所入，则全归私人所有。但借人民之力，以助耕公田，而不复税其私田，故名为助，这确较夏代的贡法，进步多了。第六章周初的政治

周代，因其国都的迁徙，而分为西周和东周。东周时代的历史和西周时代判然不同。在西周，还同夏、殷一样，所可考的，只有当时所谓天子之国的史事。到东周时代，则各方面的大国事迹都有可考，而天子之国反若在无足重轻之列。这是世运变迁，各地方均逐渐发达之故。现在且先说西周。

周代是兴于现在的陕西的。其始祖后稷，封于邰。传若干世至不窋，失官，窜于戎狄之间。再传至公刘，复修后稷之业，居于豳。九传至古公宜父，复为戎狄所逼，徙岐山下。《史记》说：“古公贬戎狄之俗，营筑城郭宫室，而邑别居之。”又“作五官有司”。可见周朝崎岖戎狄之间，不为所同化，而反能开化戎狄了。周代的王业，实起于亶父，所以后来追尊为太王。太王有三子：长泰伯，次仲雍，因太王欲立季子季历，逃之荆蛮。太王遂立季历，传国至其子昌，是为周文王。文王之时，周益强盛。西伐犬戎、密须。东败耆，又伐邘、伐崇侯虎。作丰邑，自岐下徙都之。时荆、梁、雍、豫、徐、扬六州，都归文王。文王崩，子武王立。观兵至孟津。复归。后二年，乃灭纣。武王灭纣时，周朝对东方的权力，似乎还不甚完全。所以仍以纣地封其子武庚而三分其畿内之地，使自己的兄弟管叔、蔡叔、霍叔监之。武王崩，成王幼，武王弟周公摄政。三监和武庚俱叛。淮夷、徐戎，并起应之。周公东征，定武庚和三叔。又使子鲁公伯禽平淮夷徐戎。营洛邑为东都。周朝在东方的势力，就逐渐巩固了。

成王之后，传子康王，史称“成、康之际，天下安宁，刑措四十余年不用”。这所谓天下，大约实仅指周畿内的地方。孟子说：“文王之治岐也，耕者九一，仕者世禄，关市讥而不征，泽梁无禁，罪人不孥。老而无妻曰鳏，老而无夫曰寡，老而无子曰独，幼而无父曰孤，文王发政施仁，必先斯四者。”第二章说大同时代的制度，到小康时代多少还能保存。依孟子所说，则文王的治岐：实能（一）维持井田制度；（二）山泽之地，还作为公有；（三）商人并不收税；（四）而其分配，也还有论需要而不专论报酬的意思。成、康时代，果能保守这个规模，自然能刑罚清简，称为治世了。然而时移世易，社会的组织暗中改变，此等制度遂暗中逐渐破坏；而在上的政治，亦不能长保其清明；社会的情形，遂觉其每况愈下了。所以孔子论小康之治，至成王、周公而告终；而《史记》亦说昭王以后，王道微缺。《史记》说：“昭王南巡守，不返，卒于江上。其卒不赴告，讳之也。”案春秋时，齐桓公伐楚，管仲曾以“昭王南征而不复”责问楚人。《左氏》杜注说：此时汉非楚境，所以楚不受罪。然据宋翔凤所考，则楚之初封，实在丹、淅二水之间。是役盖伐楚而败。周初化行江、汉的威风，至此就倒了。昭王崩，子穆王立。史称王室复宁。然又称穆王征犬戎，得四白狼、四白鹿以归，自是荒服者不至，则其对于西戎的威风亦渐倒。穆王之后，再传而至懿王。懿王之时，史称“王室遂衰，诗人作刺”。懿王三传而至厉王，以暴虐侈傲为国人所谤。王得卫巫，使之监谤，“以告则杀之”。国人不能堪。三年，遂相与畔，袭王。王奔于彘，卿士周、召二公当国行政，谓之共和。凡十四年。厉王死，乃立其子宣王。宣王立，侧身修行，号为中兴。然传子幽王，又以宠爱褒姒故，废申后及太子宜臼。申侯和犬戎伐周，弑王于骊山下。诸侯共立宜臼，是为平王，东迁于洛。案周室之兴，本因和戎狄竞争而致。自穆王以后，似乎目以陵夷。再加以西南的中国与之合力，两路夹攻，就不免于灭亡了。平王借前此所营的东都而仅存，然而号令不复能行于列国；而列国中强盛的亦渐多，遂成为“政由方伯”的局面。第七章古代的封建制度

东周时代政治的重心，既然不在天子而在列国，则欲知其时的政治，非兼知其时列国的情形不可。而欲知列国的情形，又非先知古代的封建制度不可。

封建制度，当分两层说：古代交通不便，一水一山之隔，其人即不相往来。当此之时，即有强大的部落，亦不过能征服他部落，使之服从于我，来朝或进贡而已。这可称为封建制度的前期。后来强大之国更强大了，交通亦渐方便，征服他国后，可以废其酋长，而改封我的子弟、亲戚、功臣、故旧。则所谓共主的权力更强；而各国之间，关系亦日密。这可称为封建制度的后期。从前期到后期，亦是政治的一个进化。“众建亲戚，以为屏藩”的制度，莫盛于周代。要明白周代的封建制度，又不可不先明白其宗法。

社会的组织，本是起于女系的。所以在文字上，女生两字，合成一个姓字。后来女权渐次坠落，男权日益伸张。权力财产，都以男子为主体，有表明其系统的必要。于是乎姓之外又有所谓氏。所以姓是起于女系，氏是起于男系的。再后来，婚姻的关系，亦论男系而不论女系，于是姓亦改而从男。一族的始祖的姓，即为其子孙的姓，百世而不改。如后稷姓姬，凡后稷的子孙都姓姬之类。是之谓正姓。氏则可随时改变如鲁桓公系鲁国之君，即以鲁为氏，而其三个儿子，则为孟孙氏、叔孙氏、季孙氏之类。是之谓庶姓。正姓所以表示系统，庶姓则表示这系统内的分支。宗法与封建，是相辅而行的。凡受封的人，除其嫡长子世袭其位外，其次子以下，都别为大宗，大宗的嫡长子为大宗宗子。其次子以下，则别为小宗。小宗宗子直接受大宗宗子的统辖。小宗宗人，则直接受小宗宗子的统辖，间接受大宗宗子的统辖。凡受统辖的人，同时亦得蒙其收恤。小宗宗人，受小宗宗子的统辖和收恤，都以五世为限。大宗宗子则不然。凡同出一祖之后，无不当受其统辖，可蒙其收恤。所以有一大宗宗子，即同出一祖的人，都能团结而不涣散。故其组织极为坚强而悠久。此制为什么必与封建并行呢？因为必如此，然后大宗宗子都是有土之君，才有力量以收恤其族人；而一族中人都与宗子共生息于此封土之上，自必同心翼卫其宗子。而各受封之人之间，亦借此以保存其联络。因为受封的人，在其所封之地固为大宗，若回到其本国，则仍为小宗。如季氏在其封地为大宗，对于鲁国的君，则为小宗；周公在鲁为大宗，对周朝则为小宗是。所以《诗经》说：“君之宗之。”而公山不狃称鲁国为宗国。这可见君臣之间，仍有宗族的关系。

不论宗或族的组织，都由古代亲亲之情，限于血统相同或血统上有关系的人之故。而封建制度，则是一族征服他族之后，分据其地，而食其赋入，而治理其人的办法。一族的人分据各处，则可以互相藩卫，而别族的人不易将他推翻。这种精神，要算周代发挥得最为充足。武王克商，封兄弟之国十五，同姓之国四十。还有齐楚等国，或是亲戚，或是功臣故旧。当初原是一族的人，分据各方，以对抗异族，以压制被征服之人。然而数传之后，各国之君，相互之间的关系，已渐疏远；更数传，即同于路人了。而各国的权利，又不能无冲突。于是争斗遂起于国与国之间。这还是说始封之君，彼此本有关系的，若其并无关系，则其争斗的剧烈，自更无待于言了。所以封建制度不废，兵争终无由而息。但是封建制度之废，亦必要待到一定的机运的。

区别诸侯尊卑的是爵，而封地之大小，即因爵而异。《白虎通义》说：周爵五等，殷爵三等，而地则同为三等。地的大小，今文说：公侯皆方百里，伯七十里，子男五十里；不能五十里者，不达于天子，附于诸侯，曰附庸。古文说：公方五百里。侯四百里。伯三百里。子二百里。男一百里。大约今文家所说，是西周以前的旧制。古文家所说，则东周以后，列国都扩大了，立说者乃斟酌其时势以立言。但无论立说定制如何，实行之时，总未必能如此整齐划一；即使能够，后来的开拓和削弱也是不能一定的。所以列国的大小强弱就不一致了。就大概言之，则沿边之国强，而内地之国弱；沿边之国大，而内地之国小。大约由沿边诸国，与戎狄为邻，有竞争磨砺；而又地多荒僻，易于占领开拓之故。

列国的互相并兼，非一朝一夕之故。向来说夏之时万国，殷之时三千，周初千八百，春秋时百四十。这固然是“设法”或“约计”之辞，未必是实数。然而国之由多而少，则是不诬的。以一强遇众弱，可以恣意并吞。若两强相遇，或以一强遇次强，则并吞非旦夕间事，于是互争雄长，而有所谓霸主。小国都被并吞，或仅保存其名号，而实际则等于属地。次国听命于大国，大国则争为霸主。春秋时代的情形，便是如此。到战国时，则次国亦无以自立，大国各以存亡相搏，遂渐趋于统一了。第八章我国民族的滋大

封建时代的战争看似非常残酷，然而和我国民族的发展很有关系。

古代交通不便，一水一山之隔，其人即不相往来。一个中央政府，鞭长莫及。所以非将同族的人一起一起的，分布到各处，令其人自为战，无从收拓殖之功。这许多分封出去的人，可以说是我国民族的拓殖使，亦可以说是我国文化的宣传队。只要看东周之世，各方面封建的国，都逐渐强盛起来，就可以见得我国民族滋大的情形了。【齐】是太公望之后。周初封于营立，在今山东昌乐县。后来迁徙到临淄，就是现在的临淄县。《史记·货殖列传》说：齐初封之时，“地澙卤，人民寡。太公乃劝女工，通鱼盐，极技巧”。于是“齐冠带衣履天下”“海岱之间，敛袂而往朝焉”。这是东方的大国。【晋】晋是成王母弟叔虞之后，初封于太原，即唐尧的旧都。后来迁徙到新旧绛。旧绛是今山西省的冀城，新绛则今山西省的闻喜县，现在山西省的大部分是晋国所开拓的。兼有河南北的一部分。【秦】秦嬴姓，初封于秦，地在今甘肃天水县。不过是个附庸之国，因和西戎竞争，渐次强大。平王东迁后，西都畿内之地，不能顾及。秦襄公力战破戎。周人始命为诸侯。至秦文公，遂尽复周朝的旧地。把岐以东献之周。周朝仍不能有。穆公之世，秦遂东境至河。【楚】楚国是芈姓，受封的唤做鬻熊。居丹阳。已见前。鬻融之后，数传至熊绎，迁居荆山。在今湖北的南漳县。五传至熊渠，甚得江、汉间民和。熊渠立其三子：一为句亶王，居今江陵。一为鄂王，在今武昌。一为越章王，就是后来的豫章，在今安徽的当涂县。长江中流，全为其所征服了。又十一传至文王，迁都江陵，谓之郢。据江域的沃土，转和北方争衡。今河南省的南部，亦为其所慑服。

齐、晋、秦、楚，是春秋时最大之国。其强盛较晚，而其命运亦较短的，则有吴、越二国。吴是泰伯之后，周得天下，因而封之。越则夏少康之后。因为禹南巡守，奔于会稽，少康封庶子无佘于此，以奉禹祀。吴居今江苏的吴县；越居今浙江的绍兴县。其初，都是和断发文身的越族杂居的。久之，乃渐次强盛。吴的地方，到今安徽的中部。越则并有现在江西的大部。

以上诸国，都可称为一等国。此外还有：【鲁】周公之后，封于曲阜，已见前。【卫】武王弟康叔，封于朝歌。地在今河南的淇县。春秋时，为狄所破，迁于楚丘。在今河南的滑县。【曹】武王弟叔振铎，封于陶丘。现今山东的定陶县。【宋】微子启，纣庶兄，武庚亡后，封于商丘。现在河南的商丘县。【郑】周宣王之弟友，封于郑。本在今陕西的华县。后来东迁今河南郑县之地，谓之新郑。【陈】陈胡公，舜之后。封于宛丘。现在河南的淮宁县。【蔡】蔡叔度之子胡，封于蔡。如今河南的上蔡县。后来曾迁徙到新蔡。最后又迁于州来，则在今安徽的寿县了。【许】姜姓，舜臣伯夷之后。封于许，今河南许昌县。后来迁于叶，今河南叶县。又迁于夷，今安徽亳县。又迁于析，今河南内乡县。

此诸国虽不能和齐、晋、秦、楚等国比较，然而地方亦数百里。大的有后世一两府，小的亦有数县之地。和初封时的百里、七十里、五十里，极大不过后世一县的，大不相同了。这便是逐渐开拓的成迹。《春秋》之法，“诸侯用夷礼则夷之，进于中国则中国之”。可见当时列国，亦间有杂用夷礼的。然而从大体上论起来，如鲁卫等国，本居当时所谓中国之地者勿论。即如秦、楚、吴、越等本与异族杂居，在春秋初期还不免视为夷狄的，到后来，也都彬彬然进于冠裳之列了。这又可见我国文化的扩张。所谓民族，本以文化的相同为最要的条件。我国文化的扩张，便是我国民族的滋大。第九章春秋的霸业

从公元前七二二年起至四八一年止，凡242年。这其间，孔子因鲁史修《春秋》，后人遂称为春秋时代。

春秋时代，王室已不能号令天下。列国内部有什么问题以及相互之间有什么争端，都由霸主出来声罪致讨或调停其事。霸主为会盟征伐之主。往往能申明约束，使诸侯遵守。列国对于霸主，也有朝贡等礼节；霸主虽有此威力，仍未能“更姓改物”。所以对于周天子，表面上仍甚尊重。王室有难，霸主往往能出来“勤王”。文化程度较低的民族，为文明诸国之患，霸主也要出来设法。所以“尊王攘夷”为霸主的重要事业。所谓霸主，在表面上，亦受天子的锡命。论实际，则由其兵力强盛为诸侯所畏；又有相当的信义为诸侯所服而然。

首出的霸主为齐桓公。其创霸，在前六七九年。这时候，河北省里的山戎，为北燕之患。河南北间的狄人，又连灭邢、卫两国。齐桓公都兴兵救之。其时楚渐强盛，陈、蔡等国都受其威胁，即郑亦生动摇。齐桓公乃合诸侯以伐楚，与楚盟于召陵。孔子说：“桓公九合诸侯，不以兵车。”可见其确有相当的信义，为诸侯所归向了。

齐桓公死后，宋襄公出来主持会盟。然国小，力不足。前六三八年，和楚人战于泓，为楚所败，伤股而卒。虽亦列为五霸之一，实在是有名无实的。

宋襄公死后，楚人的势力大张。适会晋文公出亡返国。用急激的手段训练其民，骤臻强盛。前六三二年，败楚于城濮，称霸。

同时秦穆公，初本与晋和好。晋文公的返国多得其力。后来与晋围郑，听郑人的游说，不但撤兵而退，反还留兵代郑戍守。晋文公死后，穆公又听戍将的话，遣孟明等潜师袭郑，为郑人所觉，无功而还。晋襄公又邀击之于崤，“匹马只轮无返者”。秦穆公仍用孟明，兴师报怨，又为晋人所败。穆公犹用孟明，增修德政。到底把晋国打败。遂霸西戎，辟地千里。亦列为五霸之一。

然而秦国的威权只限于今陕、甘境内。其在东方，还是晋、楚两国争为雄长。晋襄公死后，子灵公无道，势渐陷于不振。而楚国的庄王日强。前五九七年，败晋师于邲，称霸。庄王死后，子共王与晋厉公战于鄢陵，为晋所败。然厉公旋亦被弑。当时的形势，鲁、卫、曹、宋等国，多服于晋；陈、蔡及许，则服于楚；而郑为二国争点。厉王死后，共王仍与晋争郑。直至前五六二年，而郑乃服于晋。晋悼公称为后霸。前五四六年，宋大夫向戌为弭兵之盟，请“晋、楚之从交相见”。于是晋、楚的兵争作一结束，而吴、越继起。

吴本僻处蛮夷，服从于楚的。后来楚国的大夫巫臣，因事奔晋，为晋谋通吴以桡楚。于是巫臣于前五八四年适吴，教以射御战陈之法。吴遂骤强，时时与楚争斗。自今江苏的镇江，上至安徽的巢县，水陆时有战事，楚人不利时多。弭兵盟后，楚灵王因此大会北方的诸侯。向来服从于晋之国都去奔走朝会于楚，表面上看似极盛。然而灵王实是暴虐奢侈的，遂致酿成内乱，被弑。平王定乱自立，又因信谗之故，国势不振。前五〇六年，楚相囊瓦因求贿之故，辱唐、蔡二国之君。蔡侯求援于晋，无效，遂转而求援于吴。吴王阖庐乘之，攻楚，入其都城。楚昭王逃到随国。幸赖其臣申包胥，求救于秦，杀败吴兵，昭王乃得复国。阖庐虽破楚，伐越却不利。败于槜李，受伤而死。子夫差立，兴兵伐越，败之于夫椒。越王句践，栖于会稽之山以请成，夫差许之。句践归，卧薪尝胆，以谋报复。而夫差遽骄侈，北伐齐、鲁，与晋争长于黄池。前四七三年，遂为越所灭。句践北会齐、晋于徐州，称为霸王。然越虽灭吴，不能正江淮之土，其地皆入于楚，所以仍和北方的大局无关。其被灭于楚，在前三三四年，虽已是入战国后一百四十七年，然而其国，则久在无足重轻之列了。宇内的强国，仍是晋、楚、齐、秦。而晋分为韩、赵、魏三国，河北的燕亦日强。天下遂分为战国七，史称为战国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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