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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英]雅克

出版社:中信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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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国雄心

大国雄心试读:

专家热议

吴建民中国战略与管理研究会副会长,欧洲科学院院士、副院长

2009年是世界大反思的一年,马丁·雅克所撰写的这本书也是世界大反思的反映。20年前,当柏林墙倒塌的时候,西方一些人欣喜若狂,以为“历史终结”了,西方可以“稳坐天下”了,全世界都得按照“华盛顿共识”办。然而,世界的发展和变化与他们所预言的不一样,中国就是一个很突出的例子。马丁·雅克经过多年的研究和思考,写出的这本书,对中国人今天所走的这条路有独到看法,很值得一读。它会帮助我们更好地认识当今世界和我们自己。阎学通著名国际关系学者,清华大学当代国际关系研究院院长、博士生导师

马丁·雅克是第一个研究中国崛起的思想影响的学者。他这本《大国雄心》的历史厚重性和未来前瞻性超越了我所读过的有关中国崛起的所有著作。本书暗示人们,中国崛起的结果将不是中国越来越像西方,而可能是世界越来越像中国。想展望世界未来的人需要读这本书。时殷弘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美国研究中心主任

马丁·雅克观察亚洲问题的学识、视角和阅历在这本书中得到了淋漓尽致的发挥,它给真正想要了解中国以及预测未来几十年内世界大趋势的读者提供了非常宝贵的帮助。他创造的极其令人信服的核心理论是:在一个充满“现代性竞争”的新时代里,不论中国正在实现现代化,还是已经实现了现代化,它都会保持自己独有的特色。余永定中国世界经济学会会长、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

为什么中国会是这样?它将会走向何方?这是两个永恒的问题。我赞成马丁·雅克的“文化是理解中国关键”的观点。毫无疑问,这是我曾经读过的最优秀、最严谨的研究中国的作品之一——可以说是精彩绝伦的一部作品。马凯硕新加坡国立大学李光耀公共政策学院院长

这本书不仅限于阐述中国的崛起,它还揭示出中国的崛起对于世界新秩序和全球公众的生活方式所带来的很多重大影响。马丁·雅克对这个问题的看法相当成熟,这部富有前瞻性的著作非常有助于我们看清未来世界的发展趋势。尼尔·弗格森哈佛大学历史系及金融学系的特聘教授

中国的崛起是当今世界具有划时代意义的经济和地缘政治的重大变化,没有哪一位英国学者能够像马丁·雅克那样,对此既投入深层次的思考,又给出极富启发性的分析。艾瑞克·霍布斯鲍姆享誉全球、备受推崇的近代史研究大师

这是一部非常重要的书,思维缜密,历史和现实感非常强。它不仅阐述了中国的崛起,还阐述了21世纪将不再是由西方发达国家塑造。我想这部书一定会产生非常深远的影响。约翰·格雷英国政治哲学家

任何发展中国家都不能摆脱西方模式的说法,令我们难以认清当前世界重组的局势。当中国逐渐强大,它会愈加肯定其古代文明延续下来的价值观;它会在历史中寻觅智慧,以创造出一种现代化的新模式。新版序从邓小平时代到习近平时代——致中国读者

本书的第1版于2010年1月在中国出版。虽然距今仅仅过去了6年的时间,但就很多重要的方面而言,却已经是完全不同的时代。自1978年改革开放伊始,中国就一直致力于两方面的要务:发展经济和消除贫困。其他所有目标都是从属于这两个目标。中国外交政策的目标也一直是韬光养晦、避免不必要的冲突。为此,中国寻求与美国保持相对友善的关系,因为中国能否为国际体系所接受的关键正在于美国。这一路径可以被称为“邓小平式的实用主义”。至2010年,这些目标在很大程度上都已经实现。但2012年习近平当选为中共中央总书记之后,对中国的战略方向进行了调整,设定了新目标,开始了新征程。

本书从两个最为重要的方面对相关发展进行了预测。第一,中国将继续坚守其有别于其他大多数国家特别是西方国家的根本特征,即文明国家而非民族国家的本质、政府与社会之间的独特关系以及其与东亚邻国之间历史悠久的朝贡体系关系等。西方一直认为(直至今日很大程度上仍是如此),随着中国现代化进程的深入,中国将必然走向西方化,最终演变成西方式的社会。换而言之,随着现代化的深入,中国与西方的区别将自然而然地消逝。这些所谓的“特征”只是中国落后的表现,中国沿着西方启蒙道路前行,必然会导致这些特征的消逝。邓小平时代,中国举全国之力致力于现代化进程,同时避免与西方发生不必要的冲突,因此也就自然而然地对这些差异进行了淡化。由此,我产生了第二点思考。已故的美国汉学家、政治学家白鲁恂(Lucian Pye)曾一针见血地指出,“中国是裹着民族国家外衣的文明国家”,在19世纪末,受困于自身的积贫积弱而不得不接受当时欧洲的规范。对于中国与世界其他大部分国家特别是西方国家的截然不同,白鲁恂坚信不疑。与此同时,他又提出了一个关键性的问题,即随着中国摆脱贫弱的状态重新实现富强,不必仰人鼻息,届时将会怎样?在邓小平时代,由于显而易见的原因,对于这一问题我们无须过多考虑,但现在它却又回到我们的视线之内。实际上,这一问题也是笔者在本书着墨最多的部分。

在邓小平时代,中国全身心地投入到消除贫困、实现富强之中,因此在忽视了历史的同时,也忽视了未来。之所以这样说,是因为每个国家都生活在历史的影子里:这一点毫不奇怪,所谓的当下只是历史长河中的一瞬,无不是过去积累、发展的结果。中国的历史感与历史意识可能远比世界上其他任何国家更为深厚。历史对于中国有着巨大的影响。之所以如此,原因有很多,但其中最为重要的原因之一就是中国有史以来一直都是十分成功的文明,这也是中国人强烈的自豪感与认同的持续来源之一。

邓小平时代(即1978~2012年)最为重要的特征之一,就是对当下的关注。在实现现代化和摆脱贫困的巨大压力之下,中国人的思想被整合,聚焦同一个目标:既不是沉迷于过去,也不是妄想未来,而是集中全力关注当下。迫于当下不容辩驳的要求,历史不得不屈居于次要地位,这一点在中国可谓非同寻常。邓小平时代,历史被视为掣肘现代化这一要务的困扰,是警醒人民辉煌的过去与一度饱受贫穷、困境、弱小困扰的当下之间巨大反差的警钟。换而言之,历史是一面令当下自惭形秽的镜子。然而,到2012年,受益于邓小平时代的辉煌成就,中国的位置已经发生了改变。中国得以再一次接受历史,拥抱历史。不仅如此,中国还需要再一次对中央王国的历史进行探究,以为其未来的发展提供启发与指南。因此,相较于邓小平时代,习近平时代的标志之一就是历史转向。

与此同时,面向未来也成为习近平时代的特征之一。这一点在习近平所提出的“中国梦”中得到了充分的体现。在邓小平时代,梦想未来并非为人所乐见。历史与未来都只能令人分心,现在才是一切:现代化的势在必行要求中国集中全部的资源与精力。梦想是一种奢侈,容易让人分散对中国所面临的历史性任务的关注。然而,中国现在的情况却截然不同。目前,已经有7亿中国民众摆脱了贫困,尽管其生活水平仍只是一般,但相比于前已得到了极大的改善。过去的中国相对贫困,现在却日渐富强。此前的中国生活在历史的阴影之中,现在的中国却越发自信、乐观。因此,中国能够做得起梦:不只于此,中国还需要有梦想,因为其必须要设想并构建出一个全新的未来。

从邓小平时代到我所称之为的习近平时代的转变,绝非仅仅是经济范畴那么简单,尽管迄今为止经济一直是中国改革的主题(我个人认为在未来经济议题的重要性将不断减弱)。当然,邓小平模式本身就具有多维度的特征:出口导向型和劳动密集型的经济政策、计划生育政策、韬光养晦的外交政策以及对政府进行改革和重新定位等。但中国所面临的、紧迫的经济要务不可避免地、或多或少地决定了其他一切问题。

同样,习近平模式也具有多维度的特征,但其构成却与邓小平模式截然不同,也更为复杂。当然,必要的经济改革同样被置于突出的地位:从出口驱动向内需驱动转变、实现劳动生产率和资本生产率的大幅提升、扩大服务业所占比重、发展金融业、提升人民币的国际地位。此外,我们已经见证了计划生育政策的改革,而在不久的将来还将见证户籍制度的改革、对环境保护的注重、社会保障支出的大幅增加以及医疗服务投入和水平的提升。按照中国的设想,至2020年,中国将达到中等发达国家的水平。到21世纪中叶,“中国梦”将会得以实现。当然,“中国梦”并非只有经济一个维度,并非是只实现富裕那么简单。与其他所有的梦想一样,“中国梦”是对生活多方面的设想。当一个人饥寒交迫的时候,经济条件的改善就是一切;而当其变得富有之后,其他方面的考量与需求就会变得更为重要。“中国梦”的雄心所展示出的自信令人震惊,对以谨慎和持重著称的中国领导人、中华文明和中国来说,尤为如此。

当然,梦想有很多种。每个民族都可以有自己的梦想,我们每个人同样也可以有自己的梦想。“中国梦”既是中华民族的梦想,也同样是13亿中国人的个人梦想。“中国梦”强调了民族的重要性,但与此同时也表明了在中国,政府与社会之间的关系截然不同。“中国梦”的理念,明确赋予了个人权利,鼓励每一个民众不仅要敢于构想国家的未来,同样也可以构想自己的未来。实际上,中国城镇里的年轻人已经明显展示出乐观主义精神和对未来的憧憬,开始为自己的梦想奋斗。在未来的几十年里,中国民众将经历一场全方位的巨大变革,将展现出与现在截然不同的特征:更为富有、健康,更为国际化、富有全球视野,更能体会他者的感受,更加自信,教育程度更高,思维更加开阔,更为重视环保。

尽管如此,就总体而言,“中国梦”仍是一个关于中国的梦,是关于民族的梦,是追求化茧成蝶的梦。正如习近平所指出,“中国梦”就是要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是近代以来中国最大的梦想。对此应如何理解呢?这一方面无疑表明了国家在经济、政治、文化和社会方面将出现重大变革。但“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的意义绝不仅限于国家层面。中国在唐、宋时期的成就之所以得到举世公认,是因为就同期的国际标准而言,其处于遥遥领先的状态。因此,作为拥有世界1/5人口的中华民族,其“伟大复兴”理应具有同等重要的国际内涵,在当今全球化的时代尤为如此。“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已经并将继续产生显著的全球效应,它将改变中国与世界的关系,也是“中国梦”应有之义。实际上,“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也正是“中国梦”中最为大胆的一部分。

我们不妨以中国近现代史为背景对此进行考量。当我在2005~2008年间写作此书时,当时从历史背景出发对中国的未来进行思考还属凤毛麟角,我不禁为之震惊。现实的迫切需要使此种思考变成了当时中国难以承受的奢侈。因此,习近平认为,中国应该再次具有历史的视野,当下思考问题时必须具有历史的维度,必须在历史的背景下对当下进行考量(不仅局限于1949年新中国成立以来的历史,还应有更为广阔的外延)。这一观点与立场成为邓小平时代告一段落的显著特征。

就此而言,19世纪末这一历史转折点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其象征着中国急剧衰落的开始,这一时期发生的事情不仅损害了国家的统一和领土主权完整,还导致中国的国际地位显著下降。然而,正如我在前文所述,现在中国已经不再积贫积弱,恰恰相反,随着时间的流逝,中国变得越发强大。很明显,中国正处于崛起之中,其心态已经从低调的平静变为越发的自信。白鲁恂所描述的中国的贫弱最终走向了终结。关于白鲁恂所提出的两个问题,中国目前还远不能提供一个明确的答案。但在衰落了百余年并将白鲁恂的问题丢入故纸堆之后,中国现在第一次开始对其进行探究。这两个问题再次出现在了人们的视线之内。我们不妨再加深一下对此的印象,白鲁恂所提出的两个问题是:一、中国作为一个文明国家而非民族国家具有何种意义?二、如果中国不再因积贫积弱而被迫接受西方主导的国际体系,而是有能力根据自身的需求、价值观、特征与历史对国际体系进行改造与形塑,那将会怎样?

在本书中,笔者认为中国如何看待未来其与世界的关系(实际上也是如何看待现代的自我),将受到其自身历史的巨大影响:这一观点在某种程度上来说可以说是放之四海而皆准,但对于中国来说尤为如此。没有一个国家像中国那样与历史的关系如此密切、受历史的影响如此之大。“中国梦”的相关表述将允许并鼓励中国民众以全新的方式探讨中国历史与未来之间的关系。与邓小平时代不同,当代的中国在对未来进行探讨时,历史将再次变得极为重要。但历史并非唯一的决定性因素,中国日益发展的现代性对中国未来的影响至少也同等重要。当然,二者截然不同。可以说,中国现代性的步伐与发展是如此与众不同,以至于中国一直处于不断变革之中。中国文化就是典型的例证之一。中国文化对于民众对国家及民族的认同可谓极为重要,但现在也处于明显的变革之中。当然,与此同时,相较于100多年前,世界也发生了显著的变化。因此,认为中国将会以朝贡体系的角度来看待其与东亚的关系,也有一定的道理。但若就此认为未来的东亚秩序将是朝贡体系的简单再现,就是无知:问题的关键在于历史经验将会以何种方式、在多大程度上对东亚产生影响。

200多年以来,世界一直为西方所主导。现在,这一时代明显走向了终结。西方化的高潮已经远去。迄今为止,很多人都认为西方的行为方式(包括经济、政治、文化等方面)都是规范性的,假以时日必将为世界所接受。然而实际上,这只是西方对非西方世界的要求与期待:在西方人的眼中,这是衡量其他国家发展程度以及国际接受度的标准之一。就政治方面而言,这种心态和压力体现得最为明显、持续。西方认为,西式民主将是决定一个国家文明程度的最终标准。

但随着西方的衰落和西方霸权开始受到日益明显的挑战,事情将发生怎样的改变?西方的治理模式很可能无法继续享有现在这般的权威与影响力。具体原因如下:一方面,自2007~2008年西方金融危机以来,西方统治精英的权威已经明显处于衰落之中,而且这种衰落趋势越发明显。这在欧洲体现得尤为突出,而尽管美国的表现形式并不如欧洲般剧烈,但也同样明显。对统治精英支持的下降同样也会动摇对治理机制的尊重,这不足为奇。当然,这将是一个漫长的过程,因为西方国家也将不得不去主动适应一个更具竞争性的世界以及自身优势地位的不再。所谓的“紧缩”将成为这一状态的代名词,“长期停滞”这一概念实际上也暗示了未来的希望渺茫。

另一方面,随着西方的衰落,其价值理念、体制机制、秩序安排的国际影响也将随之丧失主导地位。其他国家对西方规范、方法和机制的接受程度也会随之降低,因为西方世界已经无法享有此前的意识形态和文化的影响力与优势。此外,当美国位居经济霸主之时,庞大的经济实力是其相对其他国家的一个有力的杠杆,虽然现在仍是如此,但其经济实力却明显处于衰落之中。

实际上,我们已经开始见证这两个趋势所带来的冲击:尽管我们不应夸大其词,但其迹象已经十分明显。除了西方治理的困境日益显现之外,世界对中国治理模式的兴趣也与日俱增。这既是中国改革的结果,同时也是中国对世界影响日增的产物。关于治理这一话题辩论中出现的微妙变化,正是其例证之一。此前世界关于治理的争论一直是由西式的民主理念所主导,即应该如何选择政府。但现在争论的焦点却日益集中在治理能力之上,这也是中国理念的关注和特点所在。

西式民主影响与中式治理理念的此消彼长,无疑是一个漫长的过程。但世界对此种影响的感知程度却并不相同,相较于发达国家,发展中国家的感触将更为深刻。当然,这一过程也将受到很多因素的影响,不仅仅限于中国推动政治改革的能力(政治改革无疑将提升其对其他国家的吸引力)。问题的关键在于中国反腐运动的成败,当前腐败已经影响到了中国现有政治体制的正常运行和共产党的地位与作用。其他的主要影响因素还包括西方衰落的速度以及当前西方危机的持续性和严重程度。

我们不妨以欧洲为例对此进行分析。欧洲的未来充满了不确定性,其正面临多重的危机:长期的经济停滞、欧元运转不力、欧盟成员国之间的新矛盾、对欧盟当前形态持续性的不确定、全球化背景下中东和非洲国家经济失败所引发的移民浪潮、中东地区欧洲后殖民秩序的衰态初显、不少欧洲国家处理种族多样性不力等。欧洲的危险在于衰败、崩溃、冲突、压制所引发的恶性循环,这一危险并非空穴来风,而是真实存在的。欧洲正在日益为其与中东地区前殖民地的历史关系、对其的所作所为以及后殖民地时期对其的处置不当所困。此外,根据过去10余年的经验来看,欧洲就相关问题能提供的解决方案,反而会恶化、加剧相关态势。欧洲最有可能出现的情况是:对个人自由的越发限制、社会环境的日趋严苛、国家政权的侵略性日增,甚至出现整体的向右转。在此背景下,欧洲模式的吸引力将日渐缩小,实际上这已经是比较客气的说法了。

笔者所论述的治理发展趋势应置于更为广阔的背景下进行考量:这只是一个由中国崛起和西方衰落所引发的、范围更为广泛的全球治理变革的开端,我们将在21世纪见证这一过程。而这一进程将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至少在一定程度上如此)。

第一,中国不仅仅是一个国家,而且是一块大陆,换句话说,中国应被视为一个次全球体系。因此,在谈及全球治理的问题时,如此规模的领土范围赋予了中国特殊的意义。目前为止,这一点还很少为人所认知,每当谈及此事,人们更为关注欧盟而非中国。但中国的人口是整个欧盟的2.5倍,就过去40余年的表现而言,中国的治理模式也远比欧盟更为成功。

第二,正如上文所提及,欧洲中心主义的合法性,在中东和非洲等重要地区,正面临日益严重的危机。中东后殖民时代的政治安排以及其主观臆断的边界体系,正处于解体之中,在全球化时代已经遭遇了悲惨的失败。这一点不仅在中东,而且在欧洲乃至更为广阔的地区,都产生了深远影响。其是美国在中东地区霸权衰弱和欧洲后殖民主义政治安排失败的直接结果。随着中国影响的与日俱增,中国将在中东和非洲问题的解决方式的确定上发挥更为重要的作用。

第三,中国在东亚地区和欧亚大陆影响(在“一带一路”倡议的助力下)的与日俱增,将催生全新的治理模式,包括新型的超国家机制。亚投行就是例证之一,当然这还仅仅是一个开始。实际上,中国驱动的全球化进程将成为全球化的主要模式和新型多边治理机制的摇篮,这一态势将越发凸显。就此而言,“一带一路”是一个极为重要的计划,将产生巨大的影响,其伟大前所未现。纵观历史,与其最为相近的可能要算“二战”后美国实行的“马歇尔计划”。“马歇尔计划”的目的在于重建欧洲、巩固以北大西洋为中心的全球经济、建立与苏东集团对抗的北约同盟体系。当然,“一带一路”倡议的目的与“马歇尔计划”截然不同。我们必须要强调的是,“一带一路”对广阔的欧亚大陆所带来的全方位影响的广度与深度都是无可比拟的。

第四,世界普遍认为现有的国际金融体系明显失灵,2007~2008年的西方金融危机以及当前世界对极有可能爆发另一场危机的担忧就是明证。其最为明显的问题在于,现有国际金融体系对于作为国际储备货币的美元过度依赖,而美国的经济总量目前只占全世界的1/5。因此,我们很难相信,在未来的20年内,现有的国际金融体系仍可以持续。我们必将见证新型全球金融治理体系的崛起,中国和人民币将发挥主要作用,假以时日,甚至将发挥最为重要的作用。在此背景下,“二战”后美国主导的世界秩序的现存机制(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如果想继续存续并发挥作用,必须要反映全球经济的变化,即体现出发展中国家特别是中、印两国日益增强的主导地位,而不是继续充当西方体系的代言人。无论其命运如何,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的作用无疑将日渐降低,并最终被边缘化。与此同时,随着全球经济和政治的发展和民主化,一系列全新的全球机制和多边机制也将浮出水面并占据主导地位。

这令我们最终又回到了白鲁恂所提出的问题:如果中国变得强大,世界将会怎样?答案很简单,截然不同。前言中国:正在改变世界

1945年以来,美国一直是世界的主导力量。即使在冷战时期,美国的经济实力也遥遥领先于苏联,经济规模是后者的两倍,军事实力和科技能力也无比强大。“二战”以后,美国是创建联合国、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等一系列多边和国际机构的主要推动者,这也表明了美国在“二战”后所拥有的全球实力和权威。随着1991年苏联的解体,美国的主要竞争对手土崩瓦解,美国在全球的主导地位进一步增强。同时,还促使前苏东地区的国家开放了市场,并在很多情况下转而寻求美国的帮助和支持。

一个国家拥有如此广泛的影响力,在历史上是前所未有的,即使当年处于最鼎盛时期的大英帝国也无法与当今的美国相提并论。美元成为世界通行的货币,绝大多数贸易都以美元来结算,绝大多数国家的货币储备也都是美元。除联合国以外,美国主导了所有关键性的国际机构,其军事存在遍及世界各个角落。美国在全球的领导地位似乎无懈可击。在世纪之交,人们习惯用“超级大国”或“单极”等词语来描述这一全新的、独一无二的霸权形式。

全球实力最强的接力棒在传至美国之前,一直都掌控在欧洲的手中,尤其是主要的欧洲国家,如英国、法国和德国及早先的西班牙、葡萄牙和荷兰。从18世纪末的英国工业革命开始至20世纪中叶,欧洲一直以一种影响极其深远的方式塑造着世界历史。欧洲活力的源泉就在于工业化及其殖民征服的扩张模式。“一战”之后,欧洲的地位日益衰落,尤其是1945年之后,更是急剧下降。但不可否认的是作为新兴崛起大国的美国,实际仍是欧洲文明的产物,并充当起了旧世界和新世界之间的纽带与桥梁。这一方面使其表现出了西方世界的理念,另一方面也缓和了同英国的潜在竞争关系。200多年的时间里,全球一直都为西方所主导,首先是欧洲,后来是美国。

现在,我们正在见证一个具有历史意义的变革,尽管这一变革目前只是萌芽初现,但是它最终必将改变整个世界。在经济规模方面,发展中国家正在急速地撼动着100多年来西方发达国家(这一概念虽然随着时代不断变化,但大致上包括美国、加拿大、西欧、澳大利亚、新西兰)和日本的主导地位。1973年,发达国家约占全球GDP(国内生产总值)的60%,而2025年,这一比例则将降至1/3左右。当然,大多数发展中国家要想获得与发达国家同等成熟的经济和技术实力,仍需要很长的时间。但鉴于其所拥有的人口优势,以及近年来,特别是西方金融危机以来保持的经济高增长率,发展中国家的崛起已经导致了全球经济重心的转移。以下几组数据足以阐释这种经济实力对比的变化。

在经历了20余年的持续下滑之后,大宗商品价格终于在世纪之交开始回升。这正是发展中国家(尤其是中国)经济增长的结果。虽然在遭遇全球经济衰退之后,这一趋势有所逆转,但短短几年的时间,大宗商品价格又重回上升势头。1970年,发达国家在全球工业生产总值中的比重达65%,发展中国家仅占35%。2010年,发达国家在全球工业生产总值中的比重已降至53%,发展中国家升至47%。1999年,发展中国家在全球外汇储备中的份额仅占38%,发达国家占62%。但2010年,发展中国家在全球外汇储备中的份额一跃升至66%,发达国家的份额却降至34%。中国、新加坡、韩国等东亚国家和一些大宗商品生产国,特别是盛产石油的中东国家,拥有了大量的外汇储备。这些国家把相当一部分外汇储备盈余投资于国有主权财富基金,希望在其他国家,甚至在西方,获得投资回报。随着西方金融危机的爆发,这些主权财富基金手中所掌握的、西方金融机构所缺乏的资源,更是使其获得了全新的、强大的优势。2007年中至2008年中,卡塔尔、阿联酋、新加坡、科威特、韩国等国的主权财富基金向美国的银行注资数十亿美元之巨。2008年9月,华尔街几家大型金融机构的倒闭,加剧了世界经济重心从西方国家向发展中国家转移的态势。一些身处困境的金融巨头转而向主权财富基金寻求支持,同时美国政府也在极力挽救住房抵押贷款巨头房地美和房利美。此举的一部分原因也是为了消除中国等国家的疑虑,这些国家向房地美和房利美投入了巨额资金。一旦中国撤资,可以预见的必然是美元的大幅贬值。

金融危机生动地体现了东亚国家与美国之间的不同,前者资金富足、多年盈余,而后者资金短缺、连年赤字。尽管人们普遍将此次危机称为全球金融危机,但并不恰当。就总体而言,此次危机实际上是西方的金融危机。美国、日本、法国、英国和意大利等国在金融危机的泥沼里举步维艰(德国可视为例外);各国的银行仍处于风雨飘摇之中;经济深陷债务泥潭。直至2010年秋,各国GDP仍低于危机前的水平,经济增长率较过去最高下降了10%。与此同时,中国经济仍保持了强势增长,其银行业仍保持了强劲的收支平衡态势。东亚地区除日本外,均很快从西方出口市场萎缩的困扰中摆脱出来。印度与拉美也很快恢复了经济增长。可以说,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的境遇截然不同。图1 东方的储蓄及西方的负债注:* 2010年第三季度的初步数据数据来源: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如图4所示,根据高盛在2007年做出的预测,2025年中国的经济总量大体上将与美国并驾齐驱,印度也将成为世界第4大经济体。高盛进一步预测,到2050年,中国、美国和印度将成为全世界最大的三个经济体,中国的经济总量将是美国的两倍,印度的经济总量将与美国不相上下。巴西、墨西哥、俄罗斯和印度尼西亚则紧随其后。只有两个欧洲国家忝列全球十大经济体之位,即英国和德国,分别居第九位和第十位。在当前的G7国家集团中,只有4个成员位居前十。普华永道也做出了类似的预测,认为到2050年,巴西的经济总量将超过日本,而俄罗斯、墨西哥和印度尼西亚等经济体也将超过德国、法国和英国。如果这些预测或类似的预言成真,那么在未来的40年里,世界将会呈现出一幅完全不同于当前的景象。当然,这些预测都只是基于过去的发展态势所作出的,虽然其中也包含了对未来的若干假设,如随着时间的推移中国的经济增长率将会下降,经济也会越发成熟等。未来,也不会仅仅是过去的延续。但我们必须认识到,这并不意味着类似的预测仅仅是危言耸听,即吹捧发展中国家增长的同时夸大发达国家的衰弱。恰恰相反,这些预测都是在金融危机之前做出的,在笔者下笔之际,已经远远低估了世界经济重心由发达国家向发展中国家转移的态势,金融危机的爆发更是加速了这一进程。图2 发展中国家在全球国际储备中所占份额数据来源: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数据截至2010年9月30日图3 世界制造业的国际性转移数据来源: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数据截至2009年12月31日图4 国家经济规模的预测数据来源:高盛集团,2007年数据

这样一个变革的世界,与人们在2001年时的设想大相径庭。“9·11”恐怖袭击事件之后,美国不仅自认为是世界上唯一的超级大国,而且还试图在世界扮演起一种能与其全球影响力相匹配的新角色。1997年,迪克·切尼(Dick Cheney)、唐纳德·拉姆斯菲尔德(Donald Rumsfeld)、保罗·沃尔福威茨(Paul Wolfowitz)等人创建了著名的新保守主义智库“新美国世纪计划”(Project for the New American Century,简称PNAC)。该智库的原则声明阐述了全新的美国外交指导原则,为小布什政府的外交政策奠定了基础:

20世纪即将结束之际,美国成为世界上唯一的超级大国。在领导西方赢得冷战之后,美国又面临着新的机遇和挑战:在过去几十年来所取得的成就的基础上,美国是否具有继续驰骋纵横的远见?美国是否有决心塑造一个遵守美国原则、维护美国利益的新世纪?

2004年,极具影响力的新保守主义者查尔斯·克劳萨默(Charles Krauthammer)则写道:

1991年12月26日,伴随着苏联解体,一个全新的世界诞生了:一个由单一超级大国主导的单极世界,其决定性的影响力遍及世界的每一个角落。这是人类历史自罗马帝国衰落以来的从未有过的大变局。

在十几年前新世纪到来之际,国际社会都深深地意识到并相信未来的世界将是美国一超独大。新保守主义者喜欢从苏联解体、美国拥有举世无双的军事优势的角度来解释世界,而非上文所提及的经济多极化的发展视角,对其重要性只是轻描淡写,甚至视而不见。“新美国世纪计划”所确定的新准则,着重强调了美国应保持相对于其他国家的巨大军事优势以遏制潜在对手,强调美国应当寻求自身利益而非受盟友或国际条约的限制。在后冷战时代,美国的军费开支几乎相当于世界其他所有国家军费开支的总和(见图5),在人类历史上,从来没有哪个国家对其他所有国家存在如此巨大的军事优势。与前几届政府相比,小布什政府的外交政策发生了重大的转变:反恐战争成为首要任务,美国与西欧盟友的关系退居次要位置,国家主权原则被侵犯、坚持要求他国政权更迭。入侵伊拉克,将小布什政府的相关政策推向了顶峰。但是,美国并没有如自己所愿主导和重塑全球事务,而是很快就发现自己陷入了伊拉克战争的泥潭,国际社会的支持率也下滑至1945年以来的最低点。事实证明,压倒性的军事实力在伊拉克并未取得预想中的效果,相反还损害了美国1945年以后慢慢积累起来的“软实力”——约瑟夫·奈(Joseph Nye)将软实力定义为一个国家的文化、政治理念和政策的吸引力。小布什政府未能领会深层次经济变革的意义,误判了伊拉克局势,过高地估计了自身的实力,采取了不恰当的行动。其制定的外交政策只能取得适得其反的效果:不仅没有提高,反而严重削弱了美国的全球地位。新保守主义的观点是对历史的一种灾难性误读。图5 2008年全球军费开支的分布状况(单位:十亿美元)数据来源:美国军控与不扩散研究中心

军事和政治实力都必须以经济实力为基础。正如保罗·肯尼迪[1](Paul Kennedy)在《大国的兴衰》(The Rise and Fall of the Great Powers)一书中所说,一个国家行使和保持全球霸权的能力,最终取决于它的生产力。美国之所以拥有当前超级大国的地位,正是其1870~1950年间经济快速增长和20世纪下半叶成为世界上最大、最具活力经济体的结果。正是以强大的经济实力为基础,美国自1945年起才拥有了令人惊叹的政治、文化和军事实力。根据经济史学家安格斯·麦迪森(Angus Maddison)的统计,1870年,美国占全球GDP的8.8%。此后,美国经济保持了高速增长,占全球GDP的比重在1913年升至18.9%,1950年升至27.3%。随后,美国经济出现了缓慢的下降,占全球GDP的比重在1973年降至22.1%,现在则保持在20%左右。鉴于美国人口只占世界总人口的4.6%,这一比例仍然相当可观,但是其长远趋势却已显而易见。人们很容易将美国与1850~1914年间维多利亚时代的不列颠帝国联系起来。当时英国率先完成了工业革命,所以享有了领先于其他所有国家的巨大经济优势。但与1944年美国经济达到顶峰时约占世界GDP的35%的比重相比(虽然当时世界深受战争的蹂躏),英国即使在1899年经济状况最好时,占世界GDP的比重也还不到9%。“二战”之后,随着经济地位的下降,英国作为曾称雄半个世纪的世界大国的地位也急剧下降。1998年英国经济占世界GDP的比重仅为约3.3%。即使英国追随美国征战伊拉克,它能做出的军事贡献也是微不足道的。要称霸全球,打造一个正式或非正式的帝国,前提条件就是雄厚的经济实力。至少从长远来看,这是一个客观的尺度。尽管如此,那些江河日下的霸主似乎总是对此视而不见。1918年后英国如此,从小布什政府的所作所为来看,美国恐怕亦将如此,而且错误的性质可能更严重。很明显,小布什政府没能看清形势,没有看到美国正在走向衰落、在世界舞台上的权力正在大大缩水的事实,而是一厢情愿地认为在一个新美国世纪,美国将会主导整个世界。直至金融危机的爆发,美国的一些精英(尽管数量不断增长,但仍处于少数地位)才意识到美国可能处于衰退之中。2010年1月,在针对美国民主和共和两党的精英进行的一项民意调查中,有24%的民主党精英和28%的共和党精英赞同2008年的金融危机标志着美国世界霸主地位的结束。如果相关调查结果可信,这可能标志着华盛顿政治精英观点的重大转变。然而想要让美国精英及民众普遍相信美国衰弱以及未来美国的实力和影响力将大受影响却还远远不够。

据估测,美国在伊拉克战争中花费的总预算和经济成本高达3万亿美元。即使花费如此之巨,军队还是感觉捉襟见肘、不堪重负。部署时间越来越长,重新部署的次数越来越多,长期服役的士兵越来越少,招募标准不断下降。军队失去了很多非常优秀的士兵,选择早早离开的军官也不在少数。这便是美国入侵伊拉克的高昂代价,更别提政治方面的恶劣影响了。而如果再入侵伊朗,其财政负担将会更加庞大:实际上,出于军事、经济和政治的考量,特别是考虑到其针对阿富汗开展的军事行动,小布什政府已经无力针对其他两个所谓的“邪恶轴心国家”伊朗和朝鲜开展类似的军事行动。换而言之,美国已经开始面临保罗·肯尼迪所描述的、帝国过度扩张的经典难题。美国需要在全球维持庞大的军事存在,约800个美军基地星罗棋布地散布在世界各地,这也是导致当前巨额财政赤字的重要原因之一。2006年,美国的军费开支约占其GDP的6.5%。未来,美国将发现自己越来越难以维持这一庞大的军费开支。美国已不再是世界上主要的工业国家之一,也不再是主要的工业品出口国,其位置正逐步为东亚国家所取代。最近,美国一直处于入不敷出的境地:政府的支出超过储备,家庭也是如此。自1982年以来,美国一直处于入超的状态,仅有一年例外。这也导致了当前美国的巨额财政赤字和负债的不断累积。诚然,当前美国财政赤字是可以慢慢弥补的,但是只能通过放缓经济增长速度和降低经济活动水平的方式。直至2008年,外国机构一直担心美国的财政赤字将会导致美元的持续贬值,进而削弱美元作为世界储备货币的地位、侵蚀美国的金融实力。2008年,国际权威投资信用评估机构穆迪公司警告,美国若无法大幅削减政府开支,将可能丧失3A的信用评级。自1917年穆迪公司推出主权信用评级制度伊始,美国国债就被第一个赋予并一直稳坐3A宝座。这是发生在2008年美国金融危机爆发之前。而接下来,随着美国政府拿纳税人的钱拯救金融部门,美国的债务负担再次急剧扩大。2011年4月,另一家主权信用评级机构标准普尔公司宣布将把美国长期国债信用前景展望由“稳定”调至“负面”,并警告美国有可能失去3A评级。当然,这并不表明短期内由于财政制约,美国必须削减其军事开支:实际上,鉴于军事在美国国民心目中所占据的重要地位及其长久以来在美国外交政策中所处的优先位置,削减军事开支几乎是不可能的。然而,身为“帝国”本身就是一项耗资巨大的工程。随着经济实力的持续相对下降,在未来的某一节点,美国自然无法维持这样的军事存在,也无法保持目前压倒性的军事优势。与此同时,目前有充分证据表明美国的全球霸主地位正不断下降:在被其视为“后院”的拉美,美国的权威处于百余年来的最低点;在东亚地区,中国的强大使美国日益相形见绌;同样在非洲,中国的影响力已经超越了美国;由美国主导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等国际机构的实力和影响迅速下滑。“二战”后美国所打造的、其占统治地位的国际秩序已经日薄西山。一个全新的世界

我们很快就将进入一个全新的世界,但思想却依旧沉浸在旧世界之中:我们早已习惯了现在这个世界处理问题的范式与套路,从骨子里认定它们都是理所当然的,都是活生生的现实,而非变化的历史长河中的一部分。考虑到美国的全球霸权延续了几十年,西方的霸权地位更是历史悠久,这种想法不足为奇。我们习惯称当今世界是“西方的”,甚至是“美国的”,却很少设想世界是否还会呈现另外的模样。而且,在现有的、以西方理念打造的世界中,西方有很强大的既得利益,可以从中获益颇丰。霸权国家力图将自己的价值观和打造的体系灌输给附属国,后者也会因地制宜地进行调整和变革;如果后者没有做出令其满意的回应,霸权国家就会将价值观和条约强加在附属国身上,必要时甚至采用武力等极端方式。这种情况似乎是历史的必然。因此,无论从心态上还是利益上,美国乃至整个西方都很难设想或接受一个自身影响力不断削弱和缩减的世界。

以全球化为例,占主导地位的西方国家普遍认为全球化是世界其他国家日益西方化的过程,即接受自由市场、西方资本输入、私有化、法治、人权制度和民主规范的过程,并将其视为理所当然。为了实现这一目标,西方国家确实付出了很多政治努力。与此同时,自由竞争、市场和技术等因素共同作用形成的强大压力,使世界许多发展中国家的城市都呈现出融合和同质化的态势,随处可见的摩天大楼、高速公路、移动电话等就是典型例证。然而,各国不同的历史、文化也形成了强大的全球化反制力量,对本国的家庭、政府和公司等进行形塑,使其各具特色。此外,随着国家的日益繁荣昌盛,它们对自己的文化和历史更加自信,越来越不愿意效仿西方。全球化远不是一个单向的过程,其实相当复杂:美国固然可能是最具影响力的行为体,例如能够对数轮全球贸易谈判施加很大的压力,但最大的赢家却是东亚,最大的受益者则是中国。全球化进程本身就是无休止的冲突和碰撞的过程:一方面,西方政治压力等力量使世界不断融合、趋同;另一方面,各国、各地区又不断呈现出离心化和本土化态势。

1960年之前,与世界其他的、基本上以农业为主的国家相比,西方国家和日本享有巨大的经济优势。但从那之后,发展中国家,尤其是东亚地区的发展中国家,逐渐缩小了与西方的差距。结果,发达国家与较为成功的发展中国家之间越来越难以区分,如韩国和中国台湾目前都被视为发达地区。这就带来了一个重要的问题。随着这些国家和地区逐步达到西方的发展水平,它们会变得更像西方,还是更不像西方,抑或是兼而有之呢?显然,趋同的压力将导致前者,而离心化和本土化的力量又将导致相反的趋势。以前,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不同主要表现在经济发展水平的巨大差异上。只有当发展中国家达到相当于西方发展水平的较低层次时,探讨趋同或分歧的问题才比较恰当。西方主流观点认为,只存在唯一一种现代化的方式,即走西方的道路,接受西方的制度、价值观、习俗和信仰,如法治、自由市场和民主等规范。此外,那些自认为比他人更加先进、更加文明的民众和文明通常都觉得,落后的国家只有按照先进国家的发展道路走,才能逐步赶上。

对于一个发展中国家越来越拥有影响力的世界来说,这场讨论的意义是深远的。如果它们最后发展成类似西方的国家,换句话说,即实现西方现代性,那么新世界将与我们早已习惯的当代世界没有什么区别,因为仅以中国、印度、印度尼西亚和巴西4个国家为例,届时它们在本质上几乎与西方无异。这也正是弗朗西斯·福山(Francis Fukuyama)设想的未来。福山预言后冷战时代将建立在一种体现自由市场和民主等西方原则的全新普世主义上。如果发展中国家实现现代化的方式有别于、甚至迥异于西方模式,那么其主导的世界将与我们当前仍然生活在其中的、“西方制造”的世界完全不同。正如我在第一部分的导读中所言,正是工业化进程使现代性变成了现实,而工业化的进程直到20世纪中叶仍为世界的一小部分所独享。因此,在20世纪下半叶之前,只有西方国家才具有现代性(其中日本是个特例),因为也只有这些国家实现了经济腾飞。可能有人认为,苏联模式也是一种现代化的路径。但从人均GDP、农村人口所占比例及技术水平等方面来衡量,苏联与自己声称的正好相反,它依然远远落后于西方国家。此外,尽管苏联是个欧亚国家,但它却是一个传统的欧洲国家,沿袭了很多西方传统。

日本是一个特例,我将在第2章中予以探讨。“二战”之前,日本在世界舞台上扮演的角色并不太引人注目,直到19世纪70年代才开始工业化进程。但1945年以后,在经济方面,日本一跃成为西方国家的强劲对手,到20世纪80年代,更是发展成为仅次于美国的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不过,日本在这一时期总是试图表明自己具备成为西方国家的特质,尽量淡化自己的政治特色和文化特性。日本在“二战”战败后一直被美国占领,直至1951年。日本的宪法是由美国制定的,无权保有强大的军事力量(因此日本的安全防护不得不依赖1951年缔结的《日美安全保障条约》)。即使没有沦为美国的附属国,日本的主权也受到了限制。很大程度上也正是由于这些原因,日本尽管在文化方面与西方国家存在极大的差异,但却依旧不屈不挠地试图强调自己的西方特性。

直至不久之前,除日本以外,现代世界的成员几乎全都是西方国家,包括欧洲国家、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和新西兰等。换言之,便是经济史学家安格斯·麦迪森(Angus Maddison)笔下的“欧洲分支”(European offshoots),即欧洲移民定居的国家以及欧洲后来征服的国家。实际上,西方现代性,或者说我们迄今为止所知道的现代性,只是人类发展历程中的很小一部分。这些现代性经验或是欧洲的,或源于欧洲,它们完全或大部分共享着同样的文化、政治、思想、种族和民族特征。然而,西方经验的狭隘性和由此导致的非代表性,通常容易为人们所忽视。在过去的200多年里,西方国家一直处于主导地位。但随着那些拥有不同于西方文化、历史及文明遗产的国家开始了现代化进程,西方经验的狭隘性和局限性就越发明显。

在漫漫历史长河中,我们仍处于这一进程的初期。直至20世纪50年代末,第一批东亚国家和地区——韩国、中国台湾、中国香港和新加坡,才开始了经济腾飞。70年代,马来西亚、泰国、印度尼西亚和其他一些国家才加入了这一行列,再后来是中国。一些特征曾或多或少地仅局限于东亚国家和地区——我指的是东北亚国家和地区(如日本、韩国、中国大陆及台湾和香港地区)及东南亚国家(如菲律宾、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泰国和越南等),现如今已迅速扩散到其他地区和大洲,如拉丁美洲和印度次大陆。1950年,美国GDP几乎是东亚国家的3倍,所有亚洲国家的2倍。而到了2001年,美国GDP仅是亚洲的2/3,同时也远低于东亚的水平。在本书第一部分,我将详细讨论现代性的本质。我认为世界上并非仅有一种现代性的模式,我们正在见证一个丰富多样、相互竞争的现代性并存的世界的诞生。这正是21世纪全新的、独有的特征之一,我们迎来了一个我称之为“现代性竞争”的时代。

尽管我们可以看到,目前越来越多的发展中国家在蓬勃发展,但到目前为止,中国才是最重要的经济体。中国是新世界的开创者和驱动力,对新世界拥有日益强大的支配权。短短十余年的时间,其影响力已经遍及东亚、中亚、南亚、拉丁美洲和非洲。中国与韩国、中国台湾等早期的亚洲新兴国家和地区截然不同,中国从来就不是美国的附庸,同时还拥有庞大的人口规模。因此,中国崛起所带来的影响,是亚洲其他新兴国家所无法比拟的。然而,直到不久之前,西方还存有一种共识,即无论是作为现代性的结果,还是作为现代性的前提条件,抑或是这两种情况的结合体,中国最终将变成一个西方式的国家。过去30多年里,美国的对华政策就是以这种信念为基调的,也为美国加强与中国的合作、对中国的出口开放市场、赞成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以及允许中国成为日益成熟的国际组织成员提供了支持。

西方主流观点认为,从根本上看,中国的崛起不会对世界产生太大的改变。这种看法基于三个关键假设:从本质来讲,中国的挑战主要表现在经济方面;中国必将成为一个典型的西方国家;随着中国融入国际社会、接受现有国际制度,现存国际体系仍然会一如既往。然而,所有的假设都是错误的。中国的崛起将会以一种影响极其深远的方式改变整个世界的面貌。

现在,全世界都能感受到中国经济崛起带来的影响,尤其是次贷危机之前许多消费品价格持续下降和大宗商品价格的上涨。中国的人口规模是美国的4倍,年均经济增长率达到了两位数。高盛公司预测,到2027年,中国将超过美国成为世界最大的经济体,尽管届时中国依然处于向现代经济体转变过程的相对初级阶段。这些经济预测可谓惊心动魄。然而,我们为什么一定要假定中国的影响本质上主要表现在经济方面呢?新崛起的国家必然会凭借经济实力来追求更为远大的政治、文化和军事目标。这是成为霸权的优势之一,中国也必将成为具有统治性的力量。但是要西方国家去想象这种情形,似乎是一件非常困难的事情。由于占据全球支配地位的时间太久,西方国家已经用这些假设禁锢了自己的思想,已经无法做到从其他的角度去看待世界。它们习惯于用西方化的标准来衡量一个国家取得进步的程度,西方国家一直自认为是人类发展的最高峰,努力使“最西方”的特征显得名副其实,而其他国家进步与否、进步多大,就看它西方化的程度如何。政治和文化上的差异,被视为落后的代名词,他们认为这将随着经济现代化的进程逐步消失。但是,认为中国将会顺理成章地变成一个西方式的国家,那是不可能的。中国的历史和文化,与西方几乎毫无共同之处。只有剔除历史和文化的影响,将世界简化成只关乎经济和技术的时候,才有可能得出中国变得越来越西方的结论。

在第4章中可以看到,东亚国家虽然经历了长达一个多世纪的欧洲殖民统治,又被美国权势笼罩了半个世纪,但它们事实上并没有西化太深,这实在令人称奇。如果这个说法适用于整个东亚地区,那它就更适合中国的情况了。这里有四个主题,每一个都植根于中国的历史,它们共同刻画出中国与西方国家的不同点。随着时间的推移,其意义非但没有减弱,反而可能在中国如何看待自身以及自己在世界中的位置和角色的问题上发挥越来越大的影响力。这些主题构成了本书第二部分的内容,在此我简要概括如下。

首先,不应该仅将中国视为一个民族国家,即使目前中国是这样自我定位的和被定位的。中国在现有的疆域内存在了差不多两千年之久,但只在20世纪才开始自认为是民族国家。中国人的认同早在中国断定自己是民族国家以前就已经形成了,这一点与西方截然不同。在欧洲和美国,人们的认同主要都是从民族国家的角度来表述的。通过不断地提及自己拥有五千年的悠久历史,中国人深知界定自己身份的不是国家意识而是文明意识。在此背景下,中国不应该被首先看作民族国家,而更应该是文明国家。不能简单地将中国与其他国家等而化之,这一论断具有重要的意义。我将在全书尤其是第6章中详细探究这个问题。

其次,在民族观念上,中国与印度、印度尼西亚和美国等人口大国同样也有所不同。尽管程度各异,但后者普遍认为,它们生来就是多民族国家。像中国这样幅员辽阔、人口众多(占世界总人口的1/5)的国家,最初一定是由众多民族组成,这是不言而喻的。然而,占中国总人口92%的汉族,却坚信中国是由一个民族——中华民族构成的。其中的原因我们就要从历史悠久、独具特色的中华文明中去找寻。数千年的中华文明,产生了一种强烈的归属感和认同感。在漫长的历史进程中,各民族不断融合、同化。此外,中国在对待民族问题的态度上存在意识形态的成分。19世纪末叶,处于清王朝统治时期的中国日益陷入了欧洲、美国和日本等列强的包围之中,民族主义者为了抗击外来入侵者和推翻清朝统治,提出了“汉族”这一说法,获得了人们的广泛支持。但实际上“汉族”一词的作用,比起中国漫长历史带来的影响,实在是微不足道。在政治和文化作品中,民族往往是人们容易忽略的话题,但是对待民族和种族问题的态度,却是理解各个社会必不可少的一部分。正如我将在第5章中阐述的那样,它们塑造和界定着中国人看待境内外的外国人的方式。中国人对待差异的态度,是决定中国作为一支全球力量将如何作为的强有力因素。

再次,直到100多年前,整个东亚地区都处于以中国为核心的朝贡体系之中。所谓朝贡,是指邻国通过向中央王国(即中国)缴纳贡品,来表达对中国文化优越性和强大国力的敬意,以换取中国的仁爱和保护。众所周知,朝贡体系遭到了欧洲列强在东亚地区的殖民统治的破坏,被威斯特伐利亚民族国家体系(Westphalian nation-state system)取代。那么,朝贡体系还有可能在该地区再生吗?一如从前那样,中国仍旧是该地区经济实力最强的国家。欧洲很久以前就远离了东亚地区,美国在该地区的地位也正在逐步削弱。不要理所当然地认为遍布于该地区的洲际体系将继续沿袭威斯特伐利亚的版本。如果说随着中国的崛起,我们正在进入一个不同于以往的世界,那么从此角度来看,东亚更是如此,已经处于被重新建构的过程中。我将在第8章思考朝贡国家体系过去和未来的本质。

最后,中国还有一个最重要的特征,就是统一性。西方曾一度普遍认为,中国将会以一种类似于苏联的方式解体。这种观点源于对中国的根本性误读。两千年来,中国的疆域一直相对稳定。当罗马帝国分裂成众多小国的时候,中国正朝着相反的方向发展。尽管历史上曾出现过很长时期的割据现象,但中国统一的进程一直持续至今。所以,中国至今仍是一个人口众多的统一国家。这深深地影响了其对世界其他国家的认知,也为中国提供了(至少是潜在的)特殊的力量。庞大的人口规模将中国与除印度以外的其他所有国家区别开来。对中国统一性的本质和演进的探讨将贯穿本书,尤其在第3、第6、第7和第10章着墨更多。

且不论我将在书中讨论的其他观点,单从文明国家、民族、朝贡体系和统一性4个方面来看,中国的历史就极为独特,完全不同于西方。任何一个国家都习惯于凭自己的经验去看待世界。如果其崛起为世界大国,就会试图按照自己的的价值观和喜好去塑造世界。中国也是如此,也必将如此。因此,认为中国对世界的影响主要体现在经济方面,实在有些过时,中国的政治和文化可能也会产生无比深远的影响。中国未来给世界带来的影响,将可与20世纪的美国媲美,甚至有可能会超越美国,而且一定截然不同。

这给我们大家提出了一个问题:从长远来看,中国究竟会接受现有国际体系,还是会试图从根本上改变这一体系?目前我们还无法对此做出任何肯定的回答,因为中国仍处在崛起的早期阶段。自1978年以来,中国一直积极寻求完全融入现有国际社会之中,并努力向西方国家证明自己是一个名副其实的“负责任的大国”。极具影响力的美国国际关系学家约翰·伊肯伯里(John Ikenberry)曾指出:“从历史的角度来看,‘二战’后的西方秩序是独一无二的。任何一种由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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