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南开大学文学院,汉语言文化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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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开语言学刊(2015年第2期)试读：
英语母语者的汉语朗读停顿研究
陈默提 要 本研究比较了英语母语者和汉语母语者汉语朗读停顿模式的异同，发现语言背景对不同朗读停顿特征的影响是不同的，言语任务的难易程度对英语母语者和汉语母语者朗读停顿特征的影响是不同的。英语母语者的不自然停顿位置的数量明显多于汉语母语者。英语母语者的不自然停顿受到自己的母语、汉语语言特征的复杂度以及语言发展的普遍性因素的制约。
关键词 第二语言学习 汉语母语者 停顿模式 汉语朗读一 引言
停顿是言语的一部分。（Goldman-Eisler，1968）在音节、词语、句子或段落之间，都有可能出现停顿。研究停顿不仅可以为语言学本体研究提供理论上的参考依据，也可以为提高语音合成自然度以及语音识别准确度提供数据来源。停顿可以从多个角度进行分类。（1）从功能角度可分为生理停顿、语法停顿和强调停顿。（邵敬敏，2001）（2）从心理语言学角度可分为无声停顿和充实暂停。（Zellner，1994）无声停顿指在言语交际过程中出现的不带填充词的停顿，是无声的。充实停顿指填充词为“嗯、啊”的停顿。两者在言语交际、语音识别中都具有重要的作用。自动化的言语识别器可以利用充实停顿来检测自我修补（Nakatani等，1994），或者改进统计语言模型（Shriberg & Stolcke，1996），从而有助于言语的自动分界。（3）从说话者角度可分为有意停顿和无意停顿。（姚剑鹏，2006）前者指说话者有意识地将停顿作为一种认知策略，以表达某种交际认知意图。后者指说话者由于沉默寡言、紧张、习惯等原因在言语交际过程中出现停顿。
1.1 关于第一语言停顿的研究
第一语言停顿研究发现，言语任务、句法结构、语义和韵律结构因素制约着停顿产出。（1）言语任务的影响。从任务类型来看，自发性谈话比朗读准备好的文本具有更长的停顿。自发性谈话时，说话者由于记忆和注意上的局限，或生理上的制约，常常产出比较“费力”的语句。从任务复杂度来看，需要更多认知要求的言语任务比认知要求低的言语任务的停顿时长更长。例如叙述性任务里的停顿明显长于访谈任务里的。（Grosjean & Deschamps，1975）（2）句法结构的影响。汉语停顿出现率不仅受结构关系的影响, 也由这些结构关系的构成成分的性质所决定。（华武, 1998）主谓之间的停顿较长, 而谓语和宾语、中心语和修饰语、中心语和补足语之间的停顿则较短；一个成分内部的实词之间又有更短的语音停顿（虚词则黏着在实词的前后）。（方武，1993）句中的停顿和句子成分的长短也有关系，在较长的主语和谓语之间、动词和较长的宾语之间、较长的附加成分和中心语之间、较长的联合成分之间一般都会有停顿。（张静，1986）（3）语义的影响。一些学者认为，语义是制约停顿位置的主要因素。（周明强，2002）说话者为了保证语义的完整性和正确性，从而调整停顿位置。例如，在小句做宾语的句子里, 述语的语义特征会影响停延。（周明强，2002）当动词为述说性言语行为动词、积极心理行为动词、情感态度动词和肯定、认可动词时, 一般会在这些动词之后停顿；当动词为评价性言语行为动词时，一般在小句的主语之后停顿；当动词为消极心理行为动词、感知动词、意愿、需求动词、判断、评价动词和检测动词时，既可以在述语后停顿，又可以在小句的主语后停顿。（4）韵律结构的影响。言语链中语音节奏对音节疏密度的安排很重要。因为有时停顿所切分出的语言片段, 在语义上并不自足, 这时节律就起到支配作用。为了使韵律结构匀称和谐, 停顿就会打破句法结构，从而使节奏变得匀称。（吴洁敏，1990；林焘，1962）
1.2 关于第二语言学习者停顿的研究
第二语言停顿研究主要是从流利度着手的。停顿是衡量流利度的主要指标，停顿的长度和频率极大地影响了听者对说话者流利度的判断。不论是母语使用者，还是第二语言使用者，停顿是其交流过程中的一个常规特征，用于寻找新的概念、最合适的词语或者语法形式以表达自己的想法。当然第二语言学习者由于其语言水平的制约，常常发生停顿现象。研究表明，非母语者跟母语者相比较，在停顿时长和停顿位置上存在着差异，（Skehan，2009）母语者说自己的母语时，常常在从句边界或者句末位置停顿，停顿时长较短；非母语者产出第二语言时，常常在句中或者短语中间停顿，停顿的时间较长。非母语者和母语者在停顿频率上也存在差异。非母语者的停顿频率常常高于母语者，两个停顿之间的平均语流长度也常常短于母语者。（Derwing等，2004；陈默，2007、2012、2013a、2013b、2014、2015；陈默、王建勤，2008）
目前第二语言停顿研究关注的焦点是自发性口语，有关朗读停顿模式的研究比较少，而且汉语作为第二语言停顿的研究还处于探索阶段。第二语言学习者在朗读汉语文本时存在两种问题：一是语言错误问题,不该出现停顿的地方出现停顿，应该出现停顿的地方没有停顿；二是停顿时长的得当和技巧问题，即在能停和可停处，停的长短问题。我们的研究正是基于以上两个问题的驱动，来考察汉语朗读中的无声停顿和充实停顿、句中停顿和句末停顿的频率和时长，重点探讨非汉语母语者不自然停顿的表现。研究将有助于了解第二语言汉语朗读停顿的产出机制，从而为第二语言言语产出研究提供数据支持，为对外汉语朗读教学提供一些参考，可以让教师更好地诊断汉语学习者朗读停顿偏误，找出造成偏误的原因。因此，本研究以英语母语者为研究对象，考察汉语作为第二语言的朗读停顿模式。二 研究方法
2.1 实验设计
本实验采用多因素方差实验设计。语言背景有两个水平，分为英语母语者和汉语母语者。任务难度有难和易两个水平。为了考察句中停顿和句末停顿时长等级的分布，我们让两名语音学专业的研究生根据5名汉语母语者和5名英语母语者的朗读停顿时长在听觉感知上的差异分为4种等级：200ms以下的为小等级停顿，200ms－400ms为中下等级停顿，400ms－600ms为中上等级停顿，600ms以上为大等级停顿，并让两位语音学专业研究生对所有语料中的停顿进行时长等级标注。因变量是停顿特征的测量指标：（1）无声停顿和充实停顿注2的频率和时长。（2）句中停顿和句末停顿的频率和时长。（3）不注3自然停顿的频率和位置。
2.2 被试
被试分成两个组，第一组是英语母语者组，一共28人，男女各半，学习汉语的时间为6个月（从零起点开始），汉语水平为初级，每天的汉语课堂学习时间为4个小时，一周20个小时。第二组是汉语组，汉语母语者一共16人，普通话水平均为二级甲等，男女各半。两个组的被试年龄均在22至35岁之间，受教育程度均为高中以上水平。
2.3 语料来源和标注
语料内容是4段朗读语料，根据熟悉程度将朗读文本分成两段较难的朗读文本和两段较容易的朗读文本。较容易的文本是英语母语被试在汉语课堂上学习过的，并且曾经朗读和复述过；而较难的朗读文本是没有学习过的，只出现在课后的练习材料里，不要求学习。实验前会给每一位被试两分钟的时间浏览文本，之后对被试的产出进行录音。录音是在安静的教室内，用Praat语音软件进行录音，语音样本都为16位单声道的录音，语音采样率为44100Hz。录音之后，用Praat软件对语料进行标注和转写，并统计停顿特征数据。三 结果和分析
本研究主要对无声停顿和充实停顿的频率和时长、句中停顿和句末停顿的频率和时长、不自然停顿的频率和位置逐一进行分析。
3.1 无声停顿的频率和时长表1 无声停顿频率／时长的平均值（单位：个／秒）
无声停顿频率的两因素方差分析显示，语言背景主效应显著［F（2,158）=144.802，p=.000］，难易程度主效应显著［F（1,158）= 23.903，p=.000］。二者的交互作用显著［F（2,158）=10.953，p=.001］。两两比较发现，英语母语者的无声停顿频率明显高于汉语母语者（p=.000）。简单效应检验显示，英语母语者较难文章的无声停顿频率高于较容易的文章［F（1,158）= 24.33，p=.000］。汉语母语者没有难易程度上的显著差异［F（1,158）= .50，p=.480］。无声停顿时长的两因素方差分析显示，语言背景主效应显著［F（1,3934）=40.95，p=.000］，难易程度主效应不显著［F（1,3934）=.57，p=.449］。二者的交互作用显著［F（2,3934）=4.86，p=.028］。两两比较发现，英语母语者的无声停顿时长明显长于汉语母语者（p=.000）。简单效应检验显示，英语母语者较难文章的无声停顿时长长于较容易的文章［F（1,3934）= 16.51，p=.000］。汉语母语者没有难易程度上的显著差异［F（1,3934）= 2.22，p=.137］。
3.2 充实停顿的频率和时长表2 充实停顿频率／时长的平均值（单位：个／秒）
充实停顿频率的两因素方差分析显示，语言背景主效应显著［F（1,158）=34.123，p=.000］，难易程度主效应不显著［F（1,158）=.532，p=.467］，二者的交互作用不显著［F（1,158）=.489，p=.486］。两两比较发现，英语母语者的充实停顿频率明显高于汉语母语者（p=.000）。简单效应检验显示，英语母语者和汉语母语者均无难易程度上的显著差异［F（1,158）= 1.13，p=.290；F（1,158）=.00，p=.986］。充实停顿时长的两因素方差分析显示，语言背景主效应显著［F（1,771）=159.633，p=.000］，难易程度主效应不显著［F（1,771）=.006，p=.938］，二者的交互作用不显著［F（1,771）=.041，p=.839］。两两比较发现，英语母语者的充实停顿时长明显长于汉语母语者（p=.000）。简单效应检验显示，英语母语者和汉语母语者均无难易程度上的显著差异［F（1,771）=.01，p=.930；F（1,771）= .00，p=.953］。
3.3 句中停顿和句末停顿的频率和时长等级表3 句中停顿和句末停顿频率和时长等级的平均值（单位：个／级）
句中和句末停顿频率的三因素方差分析显示，语言背景主效应显著［F（1,317）=162.633，p=.000］，难易程度主效应显著［F（1,317）=27.568，p=.000］，停顿位置主效应显著［F（1,317）= 5.509，p=.020］，语言背景、难易程度和停顿位置的交互作用显著［F（1,317）=9.586，p=.002］。简单效应检验显示，难易程度对汉语母语者的句中、句末的停顿频率没有显著影响［F（1,317）=1.16，p=.282］；英语母语者较难文章的句中和句末停顿频率高于较容易的文章［F（1,317）=31.29，p=.000］。英语母语者句中停顿频率明显高于汉语母语者［F（1,317）= 307.54，p=.000］，而句末停顿频率和汉语母语者无显著差异［F（1,317）= .26，p=.612］。句中停顿时长等级的两因素方差分析显示，语言背景主效应显著［F（1,2028）=43.147，p=.000］，难易程度主效应不显著［F（1,2028）=.026，p=.873］，语言背景和难易程度的交互作用不显著［F（1,2028）= .178，p=.673］。两两比较发现，英语母语者句中停顿时长等级显著高于汉语母语者（p=.000）。句末停顿时长等级的两因素方差分析显示，语言背景主效应显著［F（1,1889）=382.712，p=.000］，难易程度主效应不显著［F（1,1889）=1.392，p=.238］。语言背景和难易程度的交互作用显著［F（1,1889）=17.575，p=.000］。英语母语者句末停顿的时长等级显著高于汉语母语者（p=.000）。
3.4 不自然停顿的频率表4 不自然停顿频率的平均值（单位：个）
不自然停顿频率的两因素方差分析显示，语言背景主效应显著［F（1,159）=139.520，p=.000］，难易程度主效应显著［F（1,159）=7.787，p=.006］，二者的交互作用显著［F（1,159）=5.710，p=.018］。两两比较发现，英语母语者的不自然停顿频率明显高于汉语母语者（p=.000）。简单效应检验显示，英语母语者差异显著［F（1,159）= 9.69，p=.002］，较难文章的不自然停顿频率多于较容易的文章。汉语母语者没有显著差异［F（1,159）=.00，p=.951］。
3.5 不自然停顿的位置
表5、6显示了不自然停顿的位置（以词类分析为主）和每一种位置上停顿的频率。英语母语者不自然的停顿位置有9类（表5），汉语母语者不自然的停顿位置有4类（表6），而且英语母语者每一类不自然停顿的频率均明显高于汉语母语者（动词、副词、破读、介词、错读、助词、数量词的p值＜.001；助动词和指示代词的p值＜.05）：表5 英语母语者不自然停顿位置上的频率均值（单位：个）表6 汉语母语者不自然停顿位置上的频率均值（单位：个）
表5显示，英语母语者不自然停顿位置上的停顿频率从高到低的排序为（“＞”表示高于，“／”表示相同，“T”表示停顿）：动词（如“打T电话”“吃T饭”“看T电视”“唱T歌”等）＞副词（如“很T累”“太T无聊了”“不T太准”等）＞破读（如“中T午”“饭T馆”“电T梯”等）＞介词（如“跟T同屋”“在T宿舍”“给T爸爸妈妈”“从T外面”“我把T电梯门关上了”等）＞错读（如把“太”读成“大”等）＞助词（如“食堂的T菜”“说得T很流利”“写地T很慢”）＞数量词（如“一家T饭馆”“一个T中国朋友”）＞助动词（如“会T唱”）＞指示代词（如“这T时”“那T次”）。表6显示，汉语母语者不自然停顿位置上的停顿频率从高到低的排序为：错读（如“周末”读成“周日”，“容易”读成“难”，“上楼”读成“上去”）＞破读（如“意T思”“学T习”“过T来”）＞介词（如“把T电梯门”）／数量词（如“一个T中国朋友”）。四 讨论
通过对上述结果的分析，我们发现语言背景、言语任务的难易程度对汉语朗读停顿模式产生了影响，而且这些因素对不同停顿特征的影响是不同的。
4.1 语言背景因素对汉语朗读停顿模式的影响
语言背景对不同的停顿特征的影响是不同的。语言背景对句末停顿频率没有产生影响，英语母语者句末停顿频率和汉语母语者的无显著差异。但是语言背景对其他停顿特征均产生了显著影响。初级汉语水平的英语母语者的无声停顿频率、充实停顿频率、句中停顿频率、不自然停顿的频率、句中、句末停顿的时长等级，均明显高于汉语母语者；初级汉语水平的英语母语者的无声停顿时长、充实停顿时长，明显长于汉语母语者；初级汉语水平的英语母语者的不自然停顿位置，明显多于汉语母语者。这表明，初级汉语水平的英语母语者从零起点开始，经过6个月的学习，上述停顿特征未达到汉语母语者水平。由于英语母语者的汉语语言知识自动化水平较低，所以在朗读时，需要更多的时间来进行言语识别和语音编码，导致产生更高的停顿频率、更长的停顿时长以及更多的不自然停顿类型。英语母语者采用的是自下而上的认知策略，小的言语单位是其加工的基本单元，这导致英语母语者朗读时，很少采用整句加工策略。而汉语母语者汉语知识高水平的自动化程度，使其言语识别和语音编码的时间大大缩短，在朗读时可以采用自上而下的认知策略，以整句为单元加工朗读言语。但语言背景对朗读的句末停顿没有产生影响，不论是汉语母语者，还是英语母语者在朗读时，都会根据标点符号来进行停顿。这表明朗读文本的标点符号对朗读停顿的出现频率有很大影响，朗读者把标点符号作为断句的标记。其他第二语言的习得研究也发现第二语言学习者把标点符号当作重要的停顿标记。（张延成、徐晓霞，2013）
4.2 言语任务的难易程度对汉语朗读停顿模式的影响
言语任务的难易程度对英语母语者的不同停顿特征的影响是不同的。难易程度对英语母语者的无声停顿频率、无声停顿时长、句中和句末频率以及不自然停顿频率均影响显著。表现为，较难的文章在无声停顿频率、句中和句末频率以及不自然停顿频率上明显多于容易的文章，在无声停顿时长上明显长于容易的文章。而难易程度对英语母语者的充实停顿频率、充实停顿时长以及句中句末的停顿时长等级均没有影响。这些现象说明，充实停顿频率、充实停顿时长以及句中句末的停顿时长等级这三个特征对于第二语言学习者来说，抗变化性比较强。即使是言语任务的词汇难度降低了，任务的熟悉程度增强了，充实停顿频率也没有减少，充实停顿时长和句中句末的停顿时长也没有变短。受语言水平的限制，学习者需要较长的时间进行言语识别，所以第二语言学习者句中、句末停顿时长等级较高的现象非常普遍，而且较难改变。另外，第二语言学习者可能需要更长的学习时间，充实停顿特征才能接近于汉语母语者。跟英语母语者不同的是，言语任务的难易程度对汉语母语者的停顿特征影响均不显著。这表明，汉语母语者由于言语产出高度的自动化水平，朗读文本的难易程度很难对母语者产生影响。
4.3 不自然停顿位置的表现
英语母语者倾向于在动词、副词、破读、介词、错读、数量词、助词、助动词和指示代词这9种位置后出现不自然停顿，而汉语母语者比英语母语者少了5种。这表明，不论是英语母语者还是汉语母语者在进行朗读时，都会出现不自然停顿，但是汉语母语者不倾向于在动词、副词、助词、助动词和指示代词后出现停顿，这可能是由于这些成分跟后面的语言成分在节奏上结合紧密，韵律结构较难打破。汉语母语者的不自然停顿频率均显著低于英语母语者，而且不自然停顿主要是由于破读和错读造成的，所以我们重点讨论英语母语者的不自然停顿现象。
我们发现，英语母语者在动词后出现不自然停顿的数量最多。而且，这些动词多为单音节动词，并且动词后的宾语长度较短，例如“打T电话”“吃T饭”“唱T歌”“坐T电梯”等。而汉语母语者没有这样的停顿，因为汉语母语者一般是在动词和较长的宾语之间停顿。（张静，1986）动词和较短宾语之间的关系是比较紧密的，很少有停顿。（朱德熙，1985）其他学者的研究（高莹、樊宇，2011）也发现，第二语言学习者在进行二语产出时，常常在动词后停顿，这可能是受到了语言发展普遍性因素的制约。
英语母语者在错读、破读后的停顿是言语产出过程中的错误造成的，例如汉字识别错误、口误等。英语母语者在副词、介词、助动词后常常插入一个停顿，在听感上造成了断裂感，从而造成了不自然的感觉。例如“跟T同屋”“在T宿舍”“给T爸爸妈妈”“从T外面”“我把T电梯门关上了” “很T累”“太T无聊了”“不T太准”“会T唱汉语歌”等。我们认为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是，汉语介词、副词和助动词“会”对英语母语者来说是比较难习得的，这种语言特征复杂度上的限制造成了不自然的停顿。英语母语者常常在定语和指示代词后插入一个不自然的停顿，例如“中国T朋友”“学校T南门”“学生T食堂”“这T时”“那T次”等。这可能是受到学习者母语的影响，因为本研究中的被试是英语母语者，定语后的不自然停顿则可能是英语里后置定语使用偏多造成的。指示代词后的不自然停顿是英语母语者功能词处的停顿常常以指示代词为主（高莹、樊宇，2011）造成的。五 结论
本研究探讨了初级汉语水平的英语母语者和汉语母语者汉语朗读停顿模式的异同，考察了言语任务的难易程度对汉语朗读模式的影响，着重分析了不自然位置的表现，并对影响不自然停顿位置的因素进行了讨论。研究得出以下结论：（1）语言背景对不同朗读停顿特征的影响是不同的。（2）言语任务的难易程度对英语母语者和汉语母语者朗读停顿特征的影响是不同的。（3）英语母语者的不自然停顿出现的位置明显多于汉语母语者，倾向于在动词、副词、破读、介词、错读、数量词、助词、助动词和指示代词位置后出现不自然停顿。
通过研究汉语作为第二语言的朗读现象，还可以为对外汉语朗读教学提出一些建议。首先，教师要了解汉语和学习者的母语在朗读停顿上的异同。例如英语在指示代词后常常出现停顿，汉语普通话则没有这类停顿。其次，汉语教师可以重点操练复杂语言成分的停顿模式，告诉学生在朗读时，如果没有特殊的强调，汉语母语者不会在介词、副词和助动词后出现停顿。最后，汉语教师要意识到某些停顿偏误现象是语言发展普遍性原则的制约造成的。例如第二语言学习者常常在动词后出现不自然停顿。教师要告诉学生，当单音节动词或者双音节动词出现在较短宾语成分前时，不能在动词后插入停顿。通过以上训练可以使学习者提高朗读流利度，更好地把握汉语停顿的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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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 要 本文采用停延率的计算方法，考察泰国学生汉语疑问句的停延表现。研究表明，泰国学生汉语疑问句语句停延率表现和母语者有差异，交际需要和教材对习得的影响可能是造成差异的主要原因。
关键词 泰国学生 汉语疑问句 停延一 引言
停顿和延长是构成汉语语调变化的重要因素，在语图上，前者表现为无声段，后者表现为音节时长的加长。因停顿和延长在言语中的功能相似，所以现在语言学界基本将它们并称为“停延”。（曹文，2010）目前，从语言学本体出发的停延研究较多，对以汉语为目的语的第二语言学习者说汉语时的停延表现的分析较少。因此，本文采用停延率（石锋等，2010）的计算方法，以泰国学生为考察对象，对其汉语疑问句的停延表现进行客观、量化的描述，希望可以得出有意义的结论。二 实验说明
本次实验共设计了5句话，分别为：（1）高兵今天喝鸡汤？（2）罗婷明年学轮滑？（3）李伟5点买雨伞？（4）赵志半夜看电视？（5）李刚9号交水费？
按照韵律词结构，我们将句中的7个音节做如下划分：前两个音节组成句首词，中间两个音节组成句中词，后三个音节为句末词。
考察泰国学生汉语疑问句语调的停延率，我们要以母语者的实验数据为参照进行对比分析，所以本文选择了中国学生和泰国学生各10位作为发音人，具体信息见附表。每位发音人都以自然状态和平稳语速发音，每个句子说 3 遍，句与句间隔3-5秒，共得到3×5×20=300个样品句。
由于本次实验语句简短，音节关系比较近，母语者句中一般只有音节的延长而无停顿；留学生说汉语时不及母语者熟练流畅，一些句中会出现非自然的停顿，学习水平不同的发音人表现不同，规律性较弱。因此，本次实验的数据取值不包括句内的无声停顿，而是集中于音段的时长，非自然停顿仅作为发音流畅程度的参考指标。实验步骤是：使用 Praat 语音分析软件采集语句内各个音节的时长数据；把数据输入到Excel，在Excel中求得音节的平均时长；根据停延率的计算注5公式“Dx=（Sx+Gx）/S#”，求出每句每字的停延率；将20 位发音人5个实验句的停延率分别进行计算、平均，进而得到各发音人语句总体的停延率。三 实验分析
3.1 中国学生汉语疑问句语调的停延率表1 ZM1-ZM10疑问句停延率数据表
根据表1的平均数据，我们得到图1：图1 中国学生汉语疑问句停延率图（总）
表1和图1表明，10位中国学生的汉语疑问句停延率的最大值均出现在句末字（第7字），平均数据为1.55。除句末字外，有些发音人在句首词末字（第2字）和/或句中词末字（第4字）处的停延率也大于1，发生了字音的延长，但延长程度明显小于句末字。非词语末字均未延长。停延率最小值出现在第1字、第3字或第6字，停延率分布范围为0.7-0.83。单音动词（第5字）的停延率平均值是0.94。
总体来看，中国学生疑问句停延率的最大值和最小值出现的位置、发生延长的字音、单音动词的停延率分布范围等基本和陈述句相
注6同。不同的是，疑问句句末字延长程度为1.55，明显大于陈述句的1.28；同时，由于疑问句第1字到第6字的停延率均小于陈述句，导致它们和句末字的差值加大。从图1可以看到，第1字到第6字停延率曲线平缓，第7字是较大的峰值。
本文考察的疑问句是单凭语调表达疑问语气，没有其他标记。和音高上表现为句末高语调对应，时长上表现为句末字的大幅延长。非句末字不发生延长或延长程度很小，为句末字的大幅延长做准备。3.2 泰国学生汉语疑问句语调的停延率图2 TM1汉语疑问句停延率图图3TM2汉语疑问句停延率图
发音人TM1语句停延率最大值出现在句首词末字（第2字），为1.31，和母语者表现不同；最小值出现在句末词中字（第6字），为0.68。除第2字外，其所发的疑问句首字（第1字）和末字（第7字）也发生了音节延长，停延率分别是1.01和1.26。第2字和第7字的延长程度接近。其余位置字音未延长，停延率分布范围是0.68-0.96。
发音人TM2的最大值出现在句末词末字（第7字），为1.24。和母语者表现相同，但其句末字和非句末字的差值不及母语者大。除第7字外，句首词末字（第2字）和句中词末字（第4字）也发生音节延长，停延率分别是1.09和1.15，和陈述句表现出相同的边界前延长的规律。非词语末字均未延长。其中单音动词的停延率为1，停延率最小值出现在句末词中字（第6字），为0.77，比前字小0.23，比后字小0.47，是句末韵律词的谷值。图4 TM3汉语疑问句停延率图图5 TM4汉语疑问句停延率图
发音人TM3疑问句停延率曲线接近发音人TM2，词语末字停延率较大，非词语末字较小。句中词末字（第4字）和句末词末字（第7字）的停延率为1.25，是最大值；句首词末字（第2字）的停延率为1.02。除词语末字外，单音动词（第5字）的停延率也大于1，发生延长。停延率最小值出现在句首字（第1字），为0.69。第3字和第6字的停延率相同，与后字相差0.41。
发音人TM4疑问句停延率最大值出现在句末词末字（第7字），为1.36。除第7字外，句首词末字（第2字）停延率也大于1，发生了字音的延长，但延长程度小于第7字。句中词末字（第4字）和非词语末字均未延长。停延率最小值出现在句首词首字（第1字），为0.74。该发音人汉语疑问句停延率表现基本接近母语者，但第7字的延长程度不及母语者大。图6 TM5汉语疑问句停延率图图7 TW1汉语疑问句停延率图
发音人TM5疑问句停延率最大值出现在单音动词（第5字），为1.21，和母语者及以上泰国发音人不同。除单音动词外，词语末字（第2字、第4字、第7字）均发生延长，停延率分别是1.09、1.03、1.1；非词语末字（第1字、第3字、第6字）均不发生延长，停延率分别是0.9、0.79、0.89。
发音人TW1疑问句停延率最大值出现在句末词末字（第7字），为1.35。和母语者表现相同，但其句末字和非句末字的差值不及母语者大。除第7字外，句首词末字（第2字）和句中词末字（第4字）的停延率也大于1，边界前延长的表现和陈述句相同。非边界处均不发生延长，最小值出现在句末词中字（第6字），为0.71，其他位置字音停延率接近，分布范围是0.83-0.89。图8 TW2汉语疑问句停延率图图9 TW3汉语疑问句停延率图
发音人TW2汉语疑问句句首词末字（第2字）和句末词末字（第7字）的停延率大于1，发生延长，延长程度的差别不及母语者大。其他位置字音的停延率均小于1，未发生延长。最小值出现在句中词第3字和第4字，停延率为0.82。这一点和以上泰国发音人表现不同。
发音人TW3疑问句停延率最大值出现在句首词末字（第2字），为1.36，和母语者有差异。除第2字外，单音动词（第5字）和句末字（第7字）也发生延长，但延长程度较小，为1.02-1.15。停延率最小值出现在句首词首字（第1字），为0.76。句中词首字（第3字）和末字（第4字）停延率接近，相差0.03，未延长。句末词中字（第6字）也未延长，停延率为0.82。图10 TW4汉语疑问句停延率图图11 TW5汉语疑问句停延率图
发音人TW4疑问句的停延率表现出边界前的延长，延长程度为1.08-1.22。句首词末字（第2字）的延长程度最大，和母语者有明显差异；非边界处均不发生延长，停延率最小值出现在句首词首字（第1字），为0.8。单音动词（第5字）的停延率为1，我们认为未发生字音延长。
发音人TW5疑问句停延率最大值出现在句末词末字（第7字），为1.36，字音延长。最小值出现在句末词中字（第6字），为0.8。除第7字外，句首词末字（第2字）和单音动词（第5字）的停延率也大于1，发生延长。其所发的疑问句句首词首字（第1字）和句中词首字（第3字）、末字（第4字）停延率分别是0.86和0.88、0.91，未延长。
3.3 对比分析表2
通过上表，我们可以对泰国学生的汉语疑问句停延率特征总结如下：
停延率最大值出现的位置不固定，有句首词末字（第2字，3人）、句中词末字（第4字，0.5人）、句末词末字（第7字，5.5人）、单音动词（第5字，1人）。出现在句末词末字的情况居多。
和母语者相同，泰国学生疑问句停延率最小值出现在句首词首字（第1字，4人）、句中词（2人）、句末词中字（第6字，4人）。
边界前延长的规律较明显，全部发音人句首词末字和句末词末字停延率大于1，表明发生音节延长。5位发音人句中词末字延长。
词语末字停延率从大到小依次为：句末词末字（1.1-1.36）、句首词末字（1.02-1.36）、句中词末字（1.03-1.25）。差值较小。
非词语末字除单音动词外全部不发生音节延长（发音人TM1例外，句首词首字停延率大于1）。4位发音人单音动词的停延率大于1。
可见，泰国学生汉语疑问句语句停延率表现和母语者有差异。差异主要表现在停延率最大值出现的位置、停延的次数、句末字延长的程度及其和前面音节的停延率差值。形成这些差异的原因可能是交际需要和教材对习得的影响。汉语疑问句中，“吗”字问句、特指问句和选择问句在交际中占有很高的使用率，语调问句日常使用的频率较注7低。对外汉语教材中语调问句的比例也较少，无法得到足量的输入导致泰国学生很难把握其中的停延特征。
参考文献
曹 文 2010 《现代汉语语音答问》，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伦 茜 2010 《泰国留学生汉语疑问句语调习得实验研究》，广西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
石 锋、梁 磊、王 萍 2010 《汉语普通话陈述句语调的停延率》，载《研究之乐——庆祝王士元先生七十五寿辰学术论文集》，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附表 发音人一览表（阎锦婷 北京语言大学语言科学院 100083）《南开语言学刊》稿约《南开语言学刊》由南开大学文学院、汉语言文化学院、南开大学语言研究所主办。本刊已进入商务印书馆语言学期刊方阵，并入选CSSCI来源集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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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 要 本文采用韵律匹配的研究范式，从广义的语调出发，对汉语母语者在音高、时长、音强上的表现进行单项互匹配和跨项自匹配考察，以此探讨语调的声学特征。结果表明：韵律匹配研究范式不仅可以发现语调三项参数之间的内在联系，还可以发现同一语言社团成员之间的联系，从而能够从整体的高度对语调格局综合考察，构建语调的立体模型。韵律匹配对于语调研究具有重要的作用和意义。
关键词 语调 韵律匹配 单项互匹配 跨项自匹配一 语调研究概述
什么是语调？学者们有不同的定义。从广义上来说，语调不仅跟句子的音高变化有关，也跟其他超音段成分密切相关。Crystal（1972）认为语调不是单一的音高曲线或者音高等级的系统，而是将声音的高低与重音、节奏、速度等别的韵律要素密切相联的复合体。罗常培、王均（1957）、胡明扬（1987）、沈炯（1992）也都认为语调和音高、音长以及音量有关系。
汉语是有声调的语言，声调和语调之间存在着密切的关系。赵元任（1933）将二者的关系形象地比喻为 “小波浪加大波浪”和“橡皮条效应”。吴宗济（1982、1985）从基本单位连续变调出发，提出了半音音程这一语调和声调调值计量的新方法。沈炯（1985）指出声调和语调是两个相对独立的音高体系，提出了声调音域这个概念。石锋（1990、1999）认为调群是声调和语调的结合部，并首次提出“语调格局”的概念。林焘（1963）、曹剑芬（1998）、Xu（2002）等学者也对汉语语调研究进行了有益的探索。
本文是从广义的角度来探讨语调特征的，即不仅局限于语调的音高，同时结合其时长、音强两个方面的特征，以语调格局的思路（石锋，1999），分别采用起伏度（石锋、王萍、梁磊，2009）、停延率（石锋、梁磊、王萍，2010）和音量比（梁磊、石锋，2010）等方法对语调进行参数定量分析。在此基础上，综合对比语调起伏度、停延率、音量比三项参数，探讨汉语语调的韵律匹配。二 韵律匹配的研究方法和程序
2.1 实验方法
2.1.1 发音语料及发音人
本文实验分析所用的录音语料是参照石锋等（2009）文章中的实验语句。具体内容如下：
张中斌∥星期天∥修/收音机。吴国华∥重阳节∥回/阳澄湖。
李小宝∥五点整∥写/讲演稿。赵树庆∥毕业后∥到/教育部。
发音人共有4位，ZM1和ZM2为男生，ZW1和ZW2为女生，均为老北京人。录音在安静的环境进行，采样率为11025Hz。每位发音人都以自然状态平稳语速发音，不出现语义强调和情感色彩。每个实验句连续说3遍，句与句之间间隔4秒，共得到3×4×4=48个样品句。
2.1.2 实验数据的处理
韵律匹配一般是以语句中的字音数据作为依据进行相关计算的。本文使用南开大学“桌上语音工作室”（Minispeech-lab）对语音样品句进行声学测量，得到各字音的音高（Hz）、音长（ms）和音强（幅度积）的原始数据，通过公式计算，分别将以上三种参数转换为相应的起伏度、停延率和音量比。在此基础上，进行跨项自匹配和单项互匹配的分析，使用SPSS软件程序进行Pearson相关系数的计算。具体的计算公式和方法将在下文详细说明。
2.2 起伏度、停延率、音量比的计算
2.2.1 起伏度结果
起伏度测算是语调分析在音高方面的重要量化指标，是前一词调域的百分比数值减去后一词调域对应的百分比数值所得的差值。计算起伏度，首先把赫兹标度的音高数据转换为半音标度。然后是以半音数值为基础计算字调域的上线、中线、下线百分比数值，使不同发音人的实验结果在基频高低和调域宽窄方面的差异得到过滤，从而具有注9可比性。
通过测算，得到表1：表1 4名发音人字调域百分比值
可以看出，4名发音人各单字的调域基本上呈现出相同的趋势，尤其是第3字、第6字、第7字以及末字的调域相对较大，汉语普通话陈述句中，各词韵律边界的调域都会发生不同程度的扩大。那么，这种同一性达到多大的程度呢？我们将4名发音人各字音调域分别进行了两两相关性的考察，通过SPSS进行Pearson相关性检验，结果如表2所示：表2 4名发音人两两之间字调域相关度情况** 在 .01 水平（双侧）上显著相关。* 在 0.05 水平（双侧）上显著相关。
如上表所示，单从相关性来看，4名发音人两两之间存在较强相关性，其中ZM1和ZW2之间的相关系数最高，达到了0.774，ZM2和注10ZW1之间的相关系数较低，但也超过了0.5，为0.512，达到强相关水平。加入显著性因素之后来看，除ZW1与ZM1和ZM2以及ZW2与ZM2之间以外，其余各处发音人两两之间均为显著相关。由此我们可以推断，汉语普通话的不同发音人，其语调各个字调域之间存在较强的相关性，内部匹配度较高。
另外，我们还可以得到各发音人的起伏度情况，以ZM1为例（如图1所示），可以看出该发音人的起伏度的总趋势是下降的，其中上线的波动幅度最小，中线次之，下线波动幅度最大，在末字降至0。图1 ZM1起伏度情况
同样，我们也将4名发音人起伏度的上线、中线和下线进行了相关性分析，通过SPSS进行Pearson相关性检验，结果如表3所示：表3 4名发音人两两之间起伏度上线、中线和下线相关度情况
我们发现，单从相关性来看，4名发音人无论是上线、中线还是下线，两两之间相关性较强，除上线中，ZW2和ZM2之间的相关性较低外，其他各处相关系数均在0.5以上，达到了强相关水平。加入显著性因素来看，发音人两两之间的中线和下线均为显著相关，除ZW1与ZM2和ZW2与ZM2之外，上线其余各处也均达到显著相关。由此我们可以推断，汉语普通话的不同发音人，其语调起伏度之间存在较强的相关性，内部匹配度较高。
2.2.2 停延率结果
停延率测算是语调分析在时长方面的重要量化指标。需要测算出语句中各个字音的相对时长（ms）和每个语句的句子时长（ms），在此基础上利用以下停延率计算公式计算：
Dx=（Sx+Gx）/S#
其中Dx代表某个音节x的停延率，Sx代表语句中音节x的时长，Gx为该音节后出现的停顿，S#指的是语句中的音节平均时长。在单句内的字音一般只有延长没有停顿，因此Gx都为零。（孙颖、石锋，2009）
通过计算，得到了4名发音人的停延率数据结果，以ZM2为例（如图2所示），其第3字、第6字以及末字的停延率都比其他各字大，也就是说，在语句边界、词边界和字边界，这3个韵律边界前的音节均发生了延长；另外，不同声调之间其停延率并未表现出显著的差异性［F（3，36）=0.000，p=1］，可见，声调的不同对于语句延长没有显著影响。图2 ZM2停延率情况
同样，我们也将4名发音人停延率进行了相关性分析，通过SPSS进行Pearson相关性检验，结果如表4所示：表4 4名发音人两两之间停延率相关度情况
单从相关性来看，4名发音人停延率两两之间相关性较强，相关系数最高为ZM1和ZM2之间，高达0.91，最低为ZW2和ZM1，为0.632，也为强相关。加入显著性因素，我们发现4名发音人两两之间的停延率韵律匹配均为显著相关。我们可以推断，汉语普通话的不同发音人，其停延率之间存在较强的相关性，内部匹配度较高。
2.2.3 音量比结果
音量比测算是语调分析在音强方面的重要量化指标。它可以通过“南开大学桌上语音工作室”软件自动得出的幅度积计算得出，幅度积的大小与所选语音段的强度和时长成正比。语音强度很容易受到多种因素的影响，我们提出音量比的测算指标，通过字音幅度值之间的比值来消除偶然因素，使其相对化具有可比性。二字组的两个音节之间音量比具体算法为：（梁磊、石锋，2010）
音量比（E值）＝ 后字幅度积/前字幅度积
据此，仿照停延率的计算原则，设定对于语句中字音的音量比计算方法：
某字音量比=该音节幅度积／本句音节的平均幅度积
通过计算，得到了4名发音人的音量比数据结果，以ZW2为例（如图3所示），两位发音人的第3字和第6字的音量比较其他各字的都大，也就是说，在韵律边界处其音强会不同程度地扩大。另外，两位发音人在语句末字处的音量比都较小，低于0.8；与停延率相同，声调的不同对于语句的音量比并未表现出显著影响［F（3，36）=0.000，p=1］。图3 ZW2音量比情况
同样，我们也将4名发音人停延率进行了相关性分析，通过SPSS进行Pearson相关性检验，结果如表5所示：表5 4名发音人两两之间音量比相关度情况
单从相关性来看，4名发音人音量比两两之间相关性较强，除ZW2和ZW1之间的相关系数仅为0.237外，其余均为强相关，相关系数在0.5以上。加入显著性因素来看，除ZW1以外，其他3名发音人两两之间的音量比韵律匹配均为显著相关。我们可以推断，汉语普通话的不同发音人，其语调音量比之间存在较强的相关性，内部匹配度较高。
2.2.4 小结
4名发音人两两之间的起伏度、停延率、音量比多达到了强相关水平，且多为显著相关。纵观几处非显著相关的韵律匹配数据，可以发现其相关系数也不太高，相关系数与显著性程度之间存在着一定的联系。通过进一步分析，我们发现，性别因素对于发音人之间的韵律匹配程度存在一定的影响，如在调域宽度匹配上，ZW1与ZM1和ZM2之间、ZW2与ZM2之间相关系数均不大，且都未表现出显著相关；又如在音量比匹配上，ZW1与ZM1和ZM2之间相关系数均不大，且都未表现出显著相关。
为了对语调音高、时长、音强进行同一语言社团内部的韵律匹配程度及离散程度考察，我们将4名发音人两两之间起伏度、停延率、音量比的相关系数分别进行平均求值和标准差求值，具体结果如表6所示：
表6 4名发音人两两之间起伏度、停延率和音量比相关系数情况
可以看出，对于说汉语的母语者来说，停延率的韵律匹配是最高的，起伏度次之，音量比的韵律匹配最低。另外，在标准差上也呈现相同的排列次序，停延率最小，起伏度次之，音量比最大。同一语言社团内部，语调三项参数的韵律匹配程度和离散程度是存在一定联系的，韵律匹配程度越高，聚集性就越强。
2.3 起伏度、停延率、音量比的关系
前面我们分别考察了汉语母语者不同发音人之间在语调音高、时长、音强三项参数的韵律匹配，那么，同一个发音人，这三项语调参数之间的韵律匹配又是如何呢？我们将4名发音人的语调三项参数两两之间分别做相关性分析，具体结果如表7所示：
表7 4名发音人起伏度、停延率和音量比两两之间相关系数情况
试读结束[说明：试读内容隐藏了图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