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庞辉,施猛,马遥遥
出版社：清华大学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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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业补贴政策认知与农户农业经营行为关系研究试读：
前言
现阶段，强农、惠农、富农政策内容已经比较丰富，与此同时，“十八大”明确提出强农、惠农、富农政策“回头看”。在此背景下，对财政支农政策的执行效果的考察尤为必要。农业补贴政策作为农户最为熟知的财政支农政策，在稳粮、增收方面功不可没。然而，随着农业农村形势的深刻变化，实施十多年的补贴政策出现效应递减、效能降低的情况。并且，随着城镇化的发展，从事农业生产经营的农户数量逐渐减少，对农业补贴政策的态度也存在一定程度的差异，态度差异进而造成行为差异。在此背景下，有必要对现阶段不同类型的农户是否发生农业经营行为进行研究。
从现有文献看，关于政策认知的研究虽有部分学者涉及，但有针对性地关注农业补贴政策认知程度的研究较少，部分文献虽提及，但以定性研究为主，尤其是以大量的微观数据为支撑的定量研究明显不足。并且，关于农业补贴政策认知程度对农户农业经营行为的影响研究更显不足，以两者关系作为研究视角，选题较为新颖。
本书在公共财政理论、传播学理论、认知理论等理论及国内外相关研究的基础上，基于大量实地调研数据，利用多种计量分析方法对农户农业补贴政策认知程度进行测定，进一步挖掘影响农户农业补贴政策认知程度的影响因素，从而深入探寻农业补贴政策认知程度对农户农业经营行为的影响。本书研究的主要内容包括如下几个部分：理论基础与文献回顾；研究设计与数据获取；不同类型农户农业补贴政策认知特征分析；农户农业补贴政策认知程度量表开发；不同类型农户农业补贴政策认知程度测量；不同类型农户农业补贴政策认知程度影响因素分析；农业补贴政策认知程度对农户农业经营行为的影响；提出完善农业补贴政策的对策建议。
作者在撰写本书过程中，得到多方面专家和学者的指导和支持，在此一并表示感谢！由于本人水平有限，书中内容难免会有不足之处，敬请广大读者提出宝贵意见，以便在今后的研究中不断改进，日臻完善。
反馈邮箱：wkservice@vip.163.com。作者2016年6月第1章导论1.1研究背景与研究意义1.1.1 研究背景1．农业的基础作用
中国是人口大国，也是农业大国，全国人口中有三分之二是农民。农业与农村经济能否保持快速、稳定的发展，对于中国广大人民群众的安康生活与国民经济的增长有着至关重要的作用。我国农业发展水平较世界发达国家有很大的差距；随着科学技术水平的不断进步，我国农业生产率也在不断提升，农业及其相关产业的发展前景广阔，相应地农业所需的投入力度也很大，因此需要实施农业补贴政策，推动农业健康、稳定发展。2．农业补贴政策的必要性
在市场经济条件下，财政扶持仍然是各国政府调控和保护农业的重要手段。财政支农政策对中国农业、农村、农民发展有重要意义。尽管政府不断加大支持“三农”的力度，但是，当前中国所面临的“三农问题”仍然严峻，需要公共财政政策的持续支持，以保护农业的正常、有序、稳定发展，农业补贴政策对中国农业发展有重要意义（张淑杰，2012）。由于农业生产周期长，对市场信息的反馈较为迟缓，不能及时根据市场需求信息来调整生产规模，又因农产品的需求弹性小、不耐贮藏，一旦市场上农产品供过于求，必然引起价格的大幅下跌，给生产者造成巨大的经济损失。自然风险和市场风险的相互交织，对农业发展构成严重影响。3．强农、惠农、富农政策执行情况“回头看”
农业补贴是财政对农业生产、流通和贸易活动进行的转移性支付，以实现农业部门的收入目标，弥补自由市场在收入分配方面的不足。从农业补贴所发挥的作用看，农业补贴是财政的导向性支出，用以调节各方利益关系，发挥政府对特定群体、特定区域、特定品种以及特定环节的支持和补偿作用，实现政府的特定目标（高玉强，2011）。
党的十八大报告指出，解决好农业、农村、农民（“三农”）问(1)题是全党工作的重中之重，城乡发展一体化是解决“三农”问题的根本途径。十八大报告关于“三农”的具体表述，应当作为当前解决“三农”问题的指导方向。2013年，中央1号文件明确要求，开展强农、惠农、富农政策执行情况“回头看”，确保政策不折不扣地落到实处，充分体现了中央对“三农”政策执行与落实情况的高度关注。虽然财政支农政策有效地促进了中国农业和农村社会经济的发展，但财政支农政策在执行过程中，还存在着诸如“有令不行、有禁不止”“上有政策、下有对策”等政策在执行过程中变形、受阻乃至停滞等现象。伴随着中央与省市政府间关系的变化，省市政府对中央政策的执行结果变得多样化，省市政府并不总是遵照中央政策来执行，使得政策执行效果大打折扣。外界环境的变化尤其是一系列关乎农民切身利益的农村公共政策的改善与农民社会认知和感知缺乏同步性，造成政府供给与农民需求脱节的问题（王兰鹏，2012）。4．农户农业补贴政策认知存在差异
农户是农业生产的主体，是政府农业政策的需求者和实践者，他们对政府农业政策的认知度直接影响了政策的实践效果，但由于知识缺乏、能力有限、信息不足等局限性，农户对政府农业政策的认知度普遍存在差异（旷宗仁，左停，2006）。国家政府出台农业补贴扶持政策主要是希望通过财政转移性支出达到支持农业生产发展的目的。因此，今后仍应加大对财政“三农”的支持力度，并把提高直接补贴农民的比重作为今后财政农业支出调整的主要方向（翁贞林，王雅鹏，2007）。而当前我国实施各项农业扶持补贴政策的主要目的是调动农民种粮的积极性，增加农民收入，解决“三农”问题，稳定并提高粮食产量。政策实施之后的效果如何有待进一步考量。从前期调研中发现一种现象：农民普遍认可农业补贴政策，但对政策感知与认知方面存在较大差异，部分农民把农业补贴单纯地当作增加收入的手段，从而希望提高补贴水平，并不关心农业补贴政策是否提高农民进行农业生产的积极性。5．政策认知差异下农户农业生产经营行为发生变化
影响农民行为的因素非常复杂，研究视角不同，会得出不同的结果。总体来说，影响农民行为的因素分为阻碍力和驱动力两类（旷宗仁，左停，2006）。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随着城市化进程的加快，以及20世纪90年代以来工业化对农用土地的大量征用，使得大量农用土地转为非农用土地，导致相当多的一部分农民离开了赖以生存的土地，农民进行农业生产经营行为变得更加复杂，影响其是否选择农业生产行为的因素也发生了显著变化。
农户的经济行为实际上是一种行为选择，它既是与社会、经济和自然资源环境相适应的结果，也是根据环境调整自己行为方式的表现。在目前一系列农业补贴政策的宏观背景下，农户的经济行为无疑也会发生这样或那样的变化（鲁礼新，周杉，刘文升，2005）。农业补贴扶持政策向种粮农民传达一种国家重视粮食生产的强烈信号，但各项政策对农民的具体生产经营行为影响不大，没有消除种粮农民对种植粮食的各种担心。要使我国的农业补贴扶持政策达到预期目的，仅仅强调农业补贴扶持政策本身的实施是远远不够的（刘小春，翁贞林，朱红根，2008）。对政府农业政策的选择行为会影响农业规模、农业区域结构及农业的可持续发展，也会影响农户对农业生产的微观决策行为（屈小博，2008）。
鉴于此，本书旨在了解农业补贴政策的认知情况、差异及影响因素，农业补贴政策认知对农户农业生产经营行为的影响。1.1.2 研究意义
本书在公共财政理论、农业发展理论、传播学理论、认知理论等理论及国内外相关研究的基础上，基于大量实地调研数据，对农户农业补贴政策认知及对其农业生产经营行为进行研究，具有重要的理论及实践意义。
本书的理论意义在于有利于在理论上进一步丰富和完善农户农业补贴政策认知的维度、农户农业补贴政策认知差异及影响因素、农户农业政策认知差异对其农业生产经营行为的影响机理等方面的相关研究，从而丰富了现代农业经济理论体系内容。
本书的实践意义有三点：一是有利于深入了解现阶段农户农业补贴政策认知方面最真实、最基础的落地数据，有针对性地采取各种措施提高农户对农业政策的认知度，对于科学合理地制定和落实农业补贴政策提供科学决策参考。二是有利于深入了解造成农户农业补贴政策认知差异的影响因素，为政府科学地制定农业补贴政策以及提高农业补贴政策认知水平提供科学决策参考。三是有利于充分了解农业补贴认知对农户农业生产经营行为的影响，有利于提高政府出台农业政策的意图与农户意愿的耦合度，为有效制定以促进农业生产经营为目的的农业补贴政策提供科学决策参考。1.2相关概念界定1.2.1 财政支农政策
农业政策是政府为了实现一定的农业、经济和社会发展目标，对影响农业发展的重要因素以及影响农业发展的重要环节所采取的一系列具有宏观调控作用的政策措施的总称。财政支农政策是指政府为了实现一定的经济社会目标而制定的，主要运用财政手段，针对农业系统所采取的一系列的政策措施，简言之，财政支农政策就是涉及财政手段的农业政策。
财政政策是政府依据客观经济规律制定的指导财政工作和处理财政关系的一系列方针、准则和措施的总称。财政政策的构成要素主要(2)包括政策目标、政策主体和政策工具三大要素。
财政政策通常分为基本财政政策和一般性财政政策。基本财政政策又称长期性财政政策，是在一个较长时期内发挥作用的财政政策。一般性财政政策又称中短期财政政策，是在一个特定时期内发挥作用的财政政策。财政政策目标是指财政政策所要实现的期望值。财政政策主体是指财政政策的制定者和执行者。在中国现行体制下，各级政府的行为与偏好，对于政策的制定和执行起着决定性作用。财政政策工具是指财政政策主体所选择的用以达到财政政策目标的各种财政手段。财政政策主体通过控制政策工具实现预期目标。财政政策工具主要包括税收、公债、公共支出、政府投资、财政补贴等。
财政支农政策是财政支出政策的重要组成部分。财政支农政策是政府为了实现一定的经济社会目标而制定的，主要运用财政手段，针对农业系统所采取的一系列政策措施，简言之，财政支农政策就是涉及财政手段的农业政策。财政支农政策主要通过财政资金引导资源在农业领域的流入流出来调控农业发展，同时调整与农业相关的利益群体之间的利益关系。政府制定财政支农政策的目的在于通过财政的资源配置手段，作用于农业要素和生产环节，实现农业部门可持续性发展，保持社会稳定和宏观经济稳定，体现了政策主体的意志和价值观，体现了农业利益集团的利益取向。
在不同的经济社会发展阶段，财政支农政策的侧重点不同。在工业化初期，财政支农政策通过对农业征税、工农产品剪刀差、极少的财政农业投入，引导更多的农业资源流向工业领域，以牺牲农业为代价促进工业化；在工业化中后期，财政支农政策主要通过取消农业税收、放开农产品价格、加大对农业的投入，引导更多的资源流向农业领域，以促进农业发展。1.2.2 农业补贴政策1．农业补贴政策的含义
农业补贴政策是各国政府最主要、最常用的保护本国农业发展的政策工具。农业补贴政策类型多样、方式繁多，各国都会根据本国农业发展的特点和国情来确定本国的农业补贴政策体系。农业补贴政策分为广义的农业补贴政策和狭义的农业补贴政策。广义的农业补贴政策是指政府为支持与保护农业采取的一切政策，它不但包括国家支持农业发展的一些政策措施，还包括对农村建设的政策措施和提高农民福利待遇、社会保障的一些措施，具体包括农产品价格支持政策、出口补贴政策、农田水利基础设施建设补助政策、农业保险制度、农村养老保险政策、医疗保险政策、农民收入保障政策、美化亮化乡村工程建设补助政策、农业资源环境保护政策、新型农民培育政策和市场信息等服务支持、对农村低收入者的扶助等。狭义的农业补贴政策是指财政为保证国家粮食安全、维持农产品价格稳定和保障农民收入而支付给农民的补贴（李群青，2014）。2．农业补贴政策分类
农业补贴方式与农业补贴政策的目标直接相联。由于农业补贴政策的目标不尽相同，农业补贴方式也就不尽相同。按照种植养殖不同阶段采取不同补贴政策的原则，可将我国农业补贴政策分为综合性收入补贴政策、专项生产补贴政策、专项销售补贴政策和灾害事故补贴政策四大类（李群青，2014）。
综合性收入补贴政策，包括粮食直补政策和农资综合补贴政策。综合性收入补贴政策是国家改革粮食补贴政策由暗补改明补和解决生产资料与国际市场接轨带来的价格上涨问题而实施的农业补贴政策。
专项生产补贴政策，包括良种补贴政策、农机具购置补贴政策和粮食生产规模经营主体营销贷款补贴政策。其中，良种补贴政策包括棉花、玉米、水稻、小麦、大豆、油菜、青稞、马铃薯、畜牧良种补贴政策。专项生产补贴政策是国家为推广良种、改善产品品质、推进规模化经营而实施的农业补贴政策。
专项销售补贴政策，包括最低收购价补贴政策、临时收储补贴政策、目标价格补贴政策和目标价格保险补贴政策四大类。其中，最低收购价补贴政策包括稻谷、小麦最低收购价补贴政策；临时收储补贴政策包括玉米、油菜籽、食糖临时收储补贴政策；目标价格补贴政策包括东北、内蒙古大豆以及新疆棉花目标价格补贴政策；目标价格保险补贴政策包括生猪、粮食目标价格保险补贴政策。专项销售补贴政策是国家坚持农产品市场定价原则，推进农产品价格形成机制与政府补贴脱钩改革而实施的农业补贴政策。
灾害事故补贴政策主要是指政策性农业保险补贴政策，主要包括粮食、油料作物、棉花、糖料等种植业农业保险补贴政策和繁母猪、育肥猪、奶牛等养殖业农业保险补贴政策。灾害事故补贴政策是国家为解决受灾或遇到突发事故而引起的农业生产损失而给予农户恢复生产实施的农业补贴政策。1.2.3 认知
认知心理学认为，认知是人类感知、使用语言、推理、解决问题、判断和决策的心理过程和结构。认知属于意识形态范畴，是当事人对现实世界的主观反映。诺思（2003）指出，认知是指行动者所拥有的、用以解释其外部环境的精神模式。马克思在分析物质与意识的关系时指出，物质是意识的基础，意识是物质的主观反映。人具有主观能动性，人类不仅能够认识世界，而且能够改造世界。因此，认知不是被动地反映客观世界，而是当事人运用自己独特的心智模型来认识世界。个人的心智模型主要来自经验的积累和持续的学习。因此，不同个体的心智模式是不同的，当事人的心智模式表现出异质性。当人们参加社会活动时，个体之间的认知就会相互交流，不仅努力汲取他人的认知成果，而且也把自己的认知成果传递出去。相互的知识交流不仅形成了共享心智模型，而且在相互认同的过程中，共享心智模型会逐渐稳定下来，形成集体心智模型。同时，考虑到当事人的有限理性，每个人对现实世界的认识都会发生偏差，“我们必须把现实世界和行动者所理解的世界加以区分”。当事人是以自己对外部环境的认识而做出决策，进而采取行动的。认知心理学从认知的角度考察行为，认为人们会行动是因为他们会思考。认知心理学的分析模式就是描述行为、解释行为、预测行为和控制行为。人的行为最重要的部分是从全新的思维方式中产生的，个人对现实世界的反应可能与客观不符，但与个人意识中的主观现实是一致的。行为经济学中几乎所有对非理性的分析理论都来自认知心理学。例如，卡尼曼和特沃斯基（Kahneman&Tversky）等人经过广泛的实验研究发现，当事人决策时会出现损失厌恶、框架效应、偏好逆转、后悔厌恶、过度自信、从众、攀比、炫耀、成瘾等现象。
认知过程是个体认知活动的信息加工过程。认知心理学将认知过程看成一个由信息的获得、编码、储存、提取和使用等一系列连续的认知操作阶段组成的按一定程序进行信息加工的系统。信息的获得就是接受直接作用于感官的刺激信息。感觉的作用就在于获得信息。信息的编码是将一种形式的信息转换为另一种形式的信息，以利于信息的储存和提取、使用。个体在知觉、表象、想象、记忆、思维等认知活动中都有相应的信息编码方式。信息的储存就是信息在大脑中的保持，在记忆活动中，信息的储存形式有多种。信息的提取就是依据一定的线索从记忆中寻找所需要的信息并将它取出来。信息的使用就是利用所提取的信息对新信息进行认知加工。在认知过程中，通过信息的编码，外部客体的特性可以转换为具体形象、语义或命题等形式的信息，再通过储存，保存在大脑中。这些具体形象、语义和命题实际上就是外部客体的特性在个体心理上的表现形式，是客观现实在大脑中的反映。认知心理学将在大脑中反映客观事物特性的具体形象、语义或命题，称为外部客体的心理表征，简称表征。表征还指将外部客体以一定的形式表现在大脑中的信息加工过程，包括了解、关注、态度、行为等。1.2.4 不同类型农户
农户的概念有着极其丰富的内涵，可以形成对农户的多种划分，农户根据资源禀赋的不同，可以划分为不同的类型（谭淑豪，曲福田，黄贤金，2001）。1．农业大户和一般农户
根据农户土地经营规模的差异，将农户分为农业大户和一般农户两大类。农业大户是指经营规模较大，销售占产出的份额高，其投资行为在很大程度上受市场因素、资产因素以及地租因素影响的农户。一般农户是指经营规模偏小，产出主要用于家庭消费，农业不构成其收入的重要来源，生产行为在很大程度上受自给程度制约的农户。2．贫困型农户、温饱型农户和小康型农户
根据农户收入水平的高低，将农户分为贫困型农户、温饱型农户和小康型农户。贫困型农户是指以满足温饱为生产目标，土地通常是其最主要甚至唯一的收入来源的农户。温饱型农户是指以满足基本需求为生产目标，追求经济收入的最大化的农户。小康型农户是指以务农为主，趋向保护性地利用土地的农户或其收入不完全依靠农业的农户。由于农业的比较利益低，在投资能力增强的情况下，小康型农户的投资重点可能转向非农产业，而只将农业当做抵御风险的最后屏障。3．专业农户、兼业户Ⅰ和兼业户Ⅱ(3)
根据是否兼业以及兼业程度的不同，将农户分为专业农户、兼业户Ⅰ和兼业户Ⅱ。专业农户是指没有参与非农就业，家庭收入完全来自农业的农户；兼业户Ⅰ又称以农为主的兼业户，是指以务农为主，其务农收入占总收入一半以上的农户；兼业户Ⅱ又称以农为辅的兼业户，是指以务农为辅，其务农收入不足总收入一半的农户。
现阶段，我国农业处在由传统农业向现代农业转变这样一个时期，随着农业机械和农业技术的广泛使用，大大降低了农业劳动强度，农户家庭无须将全部家庭劳动力投入到农业生产中，节约的劳动力可以投向其他非农产业，促使农户兼业行为的发生，成为农户家庭兼业经营的内在推力。随着我国经济和社会的发展，我国的第二产业、第三产业发展迅速，带来了大量的就业机会，吸引了大量农村劳动力，促使农户兼业行为发生，成为农户家庭经营的外在拉力。由于内在推力和外在拉力的双重作用，农户兼业行为成为我国农户生产经营的普遍现象。兼业经营是和农业生产紧密联系的一种经济行为，从生产的特殊性来看，家庭农业劳动力与作物生产期限存在非同一性，家庭农业劳动力通常会造成闲置，兼业经营可以使劳动力很好地利用空闲时间，增加农户家庭收入。在经济发展进入一定阶段后，农业面临着比较利益下降的挑战，农户通常会对农业生产报酬与非农领域报酬进行对比，从而做出是否兼业的选择。由于其是否兼业以及兼业程度的不同，他们对政策的反应以及由此引起的土地利用方式和利用后果也必然会有所差异。
对于家庭经营类型的确定，在调研时主要以农业收入占家庭总收入的比重来衡量。1.3研究目标
本书旨在公共财政理论、传播学理论、认知理论等理论及国内外相关研究的基础上，基于大量实地调研数据，对农户农业补贴政策认知及对其农业生产经营行为进行研究，具体可以分解为如下几个分目标。
目标一：探索农户农业补贴政策认知度。
目标二：测量农户农业补贴政策认知度。
目标三：研究农业补贴政策认知差异对不同类型农户的农业生产经营行为的影响。
目标四：研究不同类型农户的财政支农政策认知水平及影响因素。
目标五：提出提高农户农业政策认知度的对策与建议。1.4研究方法1．采用理论研究和实证分析相结合的方法
本书在公共财政理论、传播学理论、认知理论等理论及国内外相关研究的基础上，基于大量实地调研数据，对农户农业补贴政策认知及对其农业生产经营行为进行实证研究。2．采用定性分析与定量分析相结合的方法
本书在定性研究的基础上，结合不同研究内容，分别采用因子分析法、层次分析法、分层回归分析法、多元回归分析等多种定量研究方法，使研究更具有说服力。
因子分析的基本思想是寻找公共因子，以达到降维的目的。探索性因子分析主要是为了找出影响观测变量的因子个数，以及各个因子和各个观测变量之间的相关程度，试图揭示一套相对比较大的变量的内在结构，并运用因子分析对农户农业补贴政策认知的维度进行研究。探索性因子分析和验证性因子分析是因子分析的两个不可分割的重要组成部分，在管理研究的实际应用中，两者不能截然分开，只有结合运用，才能相得益彰，使研究更有深度。
层次分析法（Analytic Hierarchy Process，AHP）是美国运筹学家萨蒂（T. L. Saaty，1977）教授于20世纪70年代初期提出的，层次分析法是对定性问题进行定量分析的一种简便、灵活而又实用的多准则决策方法。它的特点是把复杂问题中的各种因素划分为相互联系的有序层次，使之条理化，根据对一定客观现实的主观判断结构（主要是两两比较）把专家意见和分析者的客观判断结果直接而有效地结合起来，将一层次元素两两比较的重要性进行定量描述。这种方法的基本思想是根据系统工程对各要素排列的原理，将一个复杂问题划分为多层次结构，使每一层次和下一层次保持一定联系，并在同一层次各要素之间进行简单比较、判断和计算，得出不同要素的重要程度。通过所有层次之间的总排序计算所有元素的相对权重并进行合成。
分层回归其实是对两个或多个回归模型进行比较。我们可以根据两个模型所解释的变异量的差异来比较所建立的两个模型。一个模型能够解释越多的变异，则它对数据的拟合就越好。假如在其他条件相等的情况下，一个模型比另一个模型解释了更多的变异，则这个模型是一个更好的模型。两个模型所解释的变异量之间的差异可以用统计显著性来估计和检验。如果加入模型的额外解释变量对解释分数差异具有显著的额外贡献，那么它将会显著地提高决定系数。
运用多元回归分析对农户农业补贴政策认知差异及影响因素进行研究，多元回归是指包含一个因变量（预报对象）、多个自变量（预报因子）的回归模型，能够得出各种要素间的数量依存关系，从而进一步揭示各要素间内在的规律。它基于观测数据建立变量间适当的依赖关系，以分析数据内在规律，并可用于预报、控制等问题。1.5研究框架
基于上述研究目标及研究方法，本书结构安排如下所述。
第1章 导论，具体包括研究背景和研究意义、相关概念界定、研究目标等7个方面的内容。
第2章 论文的理论基础与文献回顾，具体包括本论文的理论基础及国内外相关研究，为本论文提供理论依据。
第3章 调研设计与数据获取，具体包括调查内容、调查样本确定、调查方法选择、数据获取、数据处理、不同类型农户数据说明等。
第4章 农户农业补贴政策认知维度确定，具体包括研究方法选择、探索性因子分析、信效度检验、验证性因子分析等。
第5章 不同类型农户农业补贴政策认知度测量，具体包括研究方法选择、农户农业补贴政策认知度评价指标体系递阶层次结构、判断矩阵、一致性判断及确定权重、测量结果等。
第6章 不同类型农户农业补贴政策认知差异对其农业生产经营行为的影响，具体包括研究方法选择、变量选取与说明、是否进行农业生产经营行为与相关变量交叉分析、模型结果与分析等。
第7章 不同类型农户农业补贴政策认知度影响因素分析，具体包括研究方法选择、变量选取与说明、不同类型农户农业补贴政策认知度与相关变量交叉分析、模型结果与分析等。
第8章 本部分基于前述章节的研究结论，提出提高农户农业政策认知度的对策建议。
第9章 研究结论与展望。
本书技术路线图如图1-1所示。图1-1 本书技术路线图1.6研究数据采用说明
由本书的研究内容和主题所决定，收集和整理数据资料是十分重要的基础工作，文中运用大量的数据资料做出相应的统计分析。1．基础数据资料与二手数据
本书所采用的基础数据资料，多为政府部门公开发布的系列统计资料，还有一小部分数据资料取自公开发表的论文和书籍。此外，宏观数据、前人相关数据等资料均为本书提供了丰富的数据材料支撑。2．实地调研数据
实地调研资料为本书重点利用的数据资料。实地调研组由多名带队老师、博士生和硕士生、数十名本科调研员组成，调查的时间长达两个月，调查地点遍布鞍山、抚顺、本溪、丹东、锦州、营口、阜新、铁岭、盘锦、葫芦岛等10多个市县，共发放问卷550份，其中有效问卷525份。1.7研究的可能创新之处
本书在对相关学者的相关文献进行梳理的基础上，结合自己的实际研究，创新之处主要集中于以下三点。（1）现阶段，针对农户农业补贴政策认知度测量尚无权威量表的现状，本书基于大量文献、专家座谈及农户微观数据进行探索性因子分析和验证性因子分析，确定农户农业补贴政策认知维度。（2）现阶段，为了确定农户农业补贴政策认知维度权重，层次分析法把研究对象作为一个系统，按照分解、比较判断、综合的思维方式进行决策，成为继机理分析、统计分析之后发展起来的系统分析的重要工具。权重确定方法较为科学。（3）对不同研究内容采用科学的定量分析方法，运用分层回归分析对农户农业政策认知差异对其农业生产经营行为的影响进行研究，运用多元回归分析对农户农业补贴政策认知度及影响因素进行研究，可以有效解决现阶段研究方法的不足及验证性不高的问题，研究方法更为科学。
(1) 要加大统筹城乡发展力度，增强农村发展活力，逐步缩小城乡差距，促进城乡共同繁荣。坚持工业反哺农业、城市支持农村和多予少取放活方针，加大强农、惠农、富农政策力度，让广大农民平等参与现代化进程、共同分享现代化成果。加快发展现代农业，增强农业综合生产能力，确保国家粮食安全和重要农产品有效供给。坚持把国家基础设施建设和社会事业发展重点放在农村，深入推进新农村建设和扶贫开发，全面改善农村生产生活条件。着力促进农民增收，保持农民收入持续较快增长。坚持和完善农村基本经营制度，依法维护农民土地承包经营权、宅基地使用权、集体收益分配权，壮大集体经济实力，发展农民专业合作和股份合作，培育新型经营主体，发展多种形式规模经营，构建集约化、专业化、组织化、社会化相结合的新型农业经营体系。改革征地制度，提高农民在土地增值收益中的分配比例。加快完善城乡发展一体化体制机制，着力在城乡规划、基础设施、公共服务等方面推进一体化，促进城乡要素平等交换和公共资源均衡配置，形成以工促农、以城带乡、工农互惠、城乡一体的新型工农、城乡关系。
(2) 要素的质量直接影响政策功能的作用范围和作用强度。要素的质量包括多方面的内容，从政策目标要求来看，包括政策目标数量的合理选择，目标偏好的校正等；从政策主体要求看，包括政策主体行为规范，政策制定者与政策执行者间的协同；从政策工具要求看，包括政策工具变量的取值，政策工具的弹性（灵活性），政策工具机能的健全等。
(3) 农户兼业行为是指农户同时从事农业生产和非农生产的家庭经济行为。第2章理论基础与文献回顾
本章首先阐述本书的理论基础，对与本书内容相关的论文进行梳理并做出评述，为本书提供研究的理论基础。2.1理论基础
本书的理论基础主要包括公共财政理论、传播学理论、认知理论。2.1.1 公共财政理论
由于市场失灵的存在，必须靠市场以外的力量来弥补市场失灵带来的损失，政府就是市场以外的主要力量。政府的公共支出主要集中在公共产品领域和市场失灵领域。农业的发展至关重要，农业产业在各个国家中都处于基础地位，因此各国政府也对农业发展提供了政策和资金支持。农业具有弱质的特性，生产受自然条件影响巨大，再加上农村长期发展滞后，基础设施薄弱，科技创新能力不足，其公共领域和其他公共领域一样存在着市场失灵的问题，需要政府进行调控和帮扶（彭丽，2012）。2.1.2 传播学理论“注意”是心理学中的一个重要概念，拉扎斯菲尔德最早将其运用到传播学领域，并从传播学角度提炼出受众的选择性接触概念。之后，美国传播学者克拉伯在归纳总结了拉扎斯菲尔德等有关选择性接触机制的观点后，在《大众传播理论》一书中明确提出受众的选择性心理概念，并指出选择性心理包含选择性注意、选择性理解和选择性记忆三个环节。在面对外部众多繁杂的信息时，人们首先通过选择性注意筛选信息，然后通过选择性理解来消化信息，最后通过选择性记忆来保留信息。在传播活动中，选择性注意体现为受众对媒介信息的主动选择性，他们往往根据自己的观点、兴趣爱好、认知、习惯等来挑选信息，只注意那些与他们的观念一致的信息，而主动回避那些与他们的观念不一致甚至相反的或不感兴趣的媒介信息，以此来维护加强他们原有的认知结构、观点和立场，从而维持心底的平衡（王晓辉，2012）。
选择性理解是指由于受众的预存立场不同，会导致他们对同样接收的信息有不同的理解。在信息传播过程中，由于受众常常根据自己固有的文化背景、动机、情绪和态度等，对受传信息做出自己的理解，因此经常出现传播者无法把自己原来想要表达的意义原原本本地传给受众的现象。
总体来说，受众对信息的选择性理解有以下三种状态。（1）受众根据自身的实际情况，按照传者的编排方式与思维路线等对传播信息进行创造性的理解，并积极主动地发掘和理解信息以外的意义。（2）受众依据自己的思维和认知方式，对接收到的信息进行不符合常规的歪曲理解。（3）受众因受情感刺激，或因自身认知结构等问题，将媒介信息所表达的符号世界与他所处的现实世界相混淆，而做出的反应和理解。
选择性记忆是指人脑对他们所接触到的信息进行有所选择的识记，它与选择性注意相似，倾向于选择“正面”信息，排斥“反面”信息。受众往往根据自己的理解选择记忆那些有意义的、符合他们需要的信息，并过滤掉那些无意义的、对自己不利的和他们不需要的信息。
选择性注意、选择性理解和选择性记忆三个环节构成了人们对外部信息进行选择的三道防线，这三道防线犹如从外到内的三座堡垒，只有依次冲破这三座堡垒，信息才能完全被人们接收。
信息时代的农户对政府政策信息通过选择性注意、选择性理解、选择性记忆会产生相应的认知，形成自我个性化的价值判断。为了在媒体中寻求一种“镜中之我”的参照群体，农户总是在众多的媒体当中寻找一种认同的内容，并有意或无意地借助媒介信息调整自我。只有政府与农户之间达到一种默契和处于一种和谐状态，政府方能通过传播内容不断激活农户记忆中原有的认知图式，并不断为农户构建新的图式，再启用新的图式不断激活更新的图式。这就要求政府通过一定的方式力求与农户在政策信息上达到一种认知上的平衡，唯有如此，才能达到相应的传播效果（王晓辉，2012）。2.1.3 认知理论
现代认知心理学研究表明，人类的行为并不单单是对外部刺激纯粹的被动反应。恰恰相反，个体的选择、加工在认知过程中发挥着十分重要的作用。怎样以及选择什么样的知识信息，怎样对这些信息进行处理，与个体的内在认知结构密切相关。认知心理学研究的主要是人的认知等一系列高级心理过程，如注意、知觉、表象、记忆、思维和语言等。现代认知心理学的主导思想是运用信息加工观点来解释认知过程。它把人看作一个信息加工的系统，认为认知过程就是一个对信息进行转换、简化、加工、存储和使用的过程。认知是一种引导人类行为的心理机制，其核心是信息输入和输出之间发生的内部心理过程，显然，人们不可能直接观察到别人的内部心理过程，因此只能通过可观察到的输入和输出的信息来加以推测，即从受传者的反应和反馈中推测其对信息的理解程度（王晓辉，2012）。完整的认知过程一般包括反映、选择、整合、理解4个基本环节（丁煌，2004）。
反映，是信息执行主体通过感官系统获得信息，并在大脑中进行复制、再现，从而在大脑中形成对有关信息的形象或概念，并对处理过的信息进行记忆储存的活动。反映是认知活动的首要环节，也是认知活动后继环节得以运行的前提条件。
选择，是信息执行主体根据其自身具备的认知结构中的价值观念、文化素质、社会经验以及非理性情感、意志，结合自身特有的思维方式和方法，对进入大脑认知领域的信息进行事实与价值判断，明确对信息中的观点、事实（即有意义的信息粒）的取舍态度以及对信息的容纳或排斥的过程。
整合，信息执行主体对信息进行选择后开始整合，即对被选择的信息进行加工。当被加工的信息与原有认知结构相一致时，就会被原有认知结构所容纳，即原有认知结构对输入信息的“同化”。当信息与主体的认知结构不一致而其强度又不能使主体认知结构将其同化时，主体便调整自身原有的认知结构，使其适应信息的性质和要求，即原有认知主体对输入信息的“顺应”。
理解，信息执行主体将信息整合后并对其做出解释，便进入理解阶段。在理解阶段，信息执行主体用业已获得的知识、经验去解释和认知信息，凭借知识和经验，认知主体以某种固定的态度和倾向去选择认知目标和信息客体。2.2国内外研究现状
国内外学者关于财政支农政策的相关研究较为丰富，本书对此进行归纳整理，以期总结前人的相关研究成果，为本书研究思路的形成提供有益借鉴。2.2.1 财政支农政策相关研究
国内外学者关于财政支农政策的相关研究较为丰富，主要集中于以下5方面的研究：一是财政支农必要性和动机的相关研究（P.G.James，1970；Kym Anderson & Yujiro Hagami，1985；金峰峰，2000；鲁德银、雷海章，2002；马晓河、蓝海淘，2002；莫光政，2004；何平均，2006；丑洁明，2009；何平均，2009），国内外众多学者对于公共财政农业支出必要性和动机进行了较为丰富的研究，众多学者一致认为财政支农政策有其必要性。公共财政农业支出动机也比较一致，主要集中于弥补农业比较收益低、保持农业可持续发展、促进农业增长、提高农民收入、保障农产品价格等。有关公共财政农业支出必要性和动机的相关研究为本书的研究提供了很好的借鉴和有益的理论支撑。二是财政支农支出规模和结构的相关研究（陈池波，2003；黄小舟，2005；刘汉屏，2006；徐俊强、郭善民，2009；李勤炜，2005；林亚括，2009；王丽丽，2008；陈其清，2007），国内外众多学者对于公共财政农业支出规模和结构进行了较为丰富的研究，众多学者一致认为我国现阶段公共财政农业支出规模偏小，投资总量不足。公共财政农业支出结构存在一定的问题，有待进一步优化，但优化方向研究结论略有不同。有关公共财政农业支出规模和结构的相关研究为本论文的研究提供了很好的借鉴和有益的研究基础。三是财政支农资金管理相关研究（聂勇、陈池波，2008；李海军，2009；席元香，2004；张洪军，2005；赵林、张鹏，2009；夏立本，2006；戴尚峰，2007；蔡农，2008；戴旭宏，2010）。国内外众多学者对于公共财政农业支出资金有效管理进行了较为丰富的研究，众多学者一致认为公共财政农业支出资金需要规范涉农资金使用管理机制，并提出多种规范公共财政农业支出资金使用的对策建议。有关公共财政农业支出资金有效管理的相关研究为本书的研究提供了很好的借鉴。四是财政支农效率（效益、绩效）相关研究（Ievitt & Joyce，1989；Dimitris Dieosavvas，2002；徐芳、星焱，2010；李燕凌，2008；赵璐、吕杰，2011；李燕凌、欧阳万福，2011；黄小平，2008；余凌，2012；刘穷志、卢盛峰，2009；封明川、吴平，2009；齐福全，2010；尹孝凡、吕杰、王超，2010；何军、胡亮，2010；林森、张亚斌，2011；谭晶晶、向萍，2008；王建兵，2001；殷筱琳、雷良海，2010；宋志华、韩亮亮、李凯，2011）。国内外众多学者对于公共财政农业支出效率（效益、绩效）进行了较为丰富的研究，众多学者一致认为现阶段我国公共财政农业支出资金支出效率不高，有待进一步提高。并对公共财政农业支出效率（效益、绩效）的有效评价进行了多方面的探讨，主要是基于相关指标，基于一定的定量研究方法[回归分析、协整检验、数据包括分析（DEA）等]、建立综合评价指标体系等。并针对如何提高公共财政农业支出效率（效益、绩效）提出相关对策建议。五是财政支农政策对经济增长、农业增长影响的相关研究，国内外众多学者对于财政支农政策对经济增长与农业增长的影响进行了较为丰富的研究。部分学者对财政支农政策与经济增长与农业增长的关系进行因果检验，得到的结论有单向和双向差别。大部分学者（吴庆田、方倩，2012；李冬梅、李桂保，2012；吴艳、王林萍，2013；杨峰，2012；高峰、徐界华、赵礼恩，2010；胡春阳、汪上、李强等，2012；邢艳霞、王中博，2011；孙文祥、蔡方，2005；王擎、魏朗、张期翔，2007；魏朗，2007；申小莉、安龙送，2007；陈灿煌，2009；蔡高明，2009；李杨，2010）认为财政支农政策对经济增长与农业增长有正向促进作用，鼓励提高公共财政农业支出水平以促进经济增长与农业增长。也有部分学者提出相反的研究（范东君，2011；王倩，2010；熊吉峰，2008），认为财政支农政策并不能有效地促进经济增长与农业增长，原因在于很多制约因素的存在。
其中，国外对于农业补贴政策的相关研究，农业补贴思想可以追溯到16世纪初期，重商主义者就主张由国家来干预经济生活、管制食物价格、奖励人口增加。国外学者对农业补贴存在着不同观点，主要集中于5方面的研究。一是农业补贴必要性研究。詹姆斯（P. G. James，1971）、麦克卡拉（A. F. Mccalla，1985）等人都在各自的专著中，对农业补贴进行了系统而全面的研究，明确指出应该对农业给予补贴。二是有关农业国内支持水平的衡量方法。主要有农业名义保护率，农业有效保护率，生产者支持估计和消费者支持估计，以及设计的用于衡量成员国的农业支持水平的综合支持量4种方法，这也是国际贸易谈判削减国内支持的主要指标依据。百丽·巴拉萨（Bele Balassa，1965）提出了名义保护率，T.Joling于1993年提出了生产者补贴等值。三是农业补贴政策过程中存在的问题研究。莫亚和若陵（Moyer & Joling，2002）指出欧盟在农业补贴过程中，存在着套取补贴的现象。奥肯登和富兰克林（Ockenden & Franklin，1995）甚至认为欺诈行为是欧盟的共同农业政策中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四是有关农业补贴福利效应的分析。其中主要有三种较具代表性的观点：即以Bhagwati（2004）为代表的农业补贴将使全球净福利增加的观点；以Paiva（2005）为代表的农业补贴对发达国家有利而对发展中国家不利的观点；以Koo & Kennedy（2006）为代表的农业补贴导致农产品出口国经济福利净损失，但是对进口国有利的观点。五是对农业保护的政策工具所产生的效应进行了比较。实施农业保护的政策工具有很多，主要包括以关税政策、进口配额政策为主的市场准入壁垒，以国内各种农业补贴政策为主的国内支持以及出口补贴，通过比较研究，各种农业保护政策工具所产生的经济效应存在明显区别。政府对商品市场进行干预，将会产生无谓的损失（Gardner，1990），加重环境污染（Chris Edwards，2009）。六是对农业补贴效果的研究。主要表现在农业补贴对经济发展、国际贸易、社会福利、居民健康、生态环境、农民收入、能源危机等方面的影响。Sumner（2008）、Dalibor Rohac（2011）认为农业补贴实际上是将财政收入转移给农场主，不能有效增加贫困农民的收入。Julio Godoy（2008）提出农业补贴提高了小麦、玉米的产量，有效地缓解了粮食危机。
国内对于农业补贴政策的相关研究主要集中在以下7个方面。一是实施农业补贴必要性研究。主要运用福利经济学理论、制度经济学理论、公共财政学理论、农业多功能性理论、公共经济学理论等从多个角度进行研究。二是对中国农业补贴政策存在的问题进行研究。主要剖析我国农业补贴政策在实施、效率、效益方面存在的问题和原因，提出了完善我国农业补贴政策的对策及建议。三是对具体补贴项目或各种补贴方式的经济效应的理论分析。主要从粮食安全、增加农民收入等角度进行研究。四是对国外农业补贴及其经验借鉴的研究。对国外农业补贴政策的研究主要集中于对美国、欧盟、日本等发达国家的农业补贴政策的研究和借鉴。2.2.2 农户行为相关研究
国外对农户行为的研究理论主要分为四大学派：理性小农学派、组织生产学派、以黄宗智为代表的历史学派以及社会心理学派。理性小农学派认为农户的生产行为是理性的，农户会在追求利益最大化的基础上有效率地分配其拥有的生产要素，并且能够根据市场价格与成本的变化，通过权衡长期利益和风险因素，而做出合理的生产决策并选择相应的生产行为（Popkin，1979）。组织生产学派以苏联经济学家恰亚诺夫为代表，他认为小农的经济行为是非理性的，农户的生产活动是为了维持整个家庭的生活消费需要，并非以利益最大化为目的。换言之，农户是“社会人”而非“经济人”。农户行为选择的标准是宁肯选择收益低但稳妥的策略，也不会冒风险追求利益最大化（Scott，1976）。以黄宗智为代表的历史学派认为，不同类型的农户有着不同的经营目标，单纯地从经济理性的角度去分析农户行为是不科学的。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依据不同的经营目标逐渐将农户分化为经营式农场主、富农、中农和贫农。不同层次的农户的经营目标不同，对待风险的态度也各不相同。经营式农场主以追求利润最大化为最主要的经营目标；而均衡辛苦劳动付出和满足家庭生活消费需要是中农最主要的经营目标；半无产化的小农最显著的经济行为则是有效地维持生计（黄宗智，2000）。社会心理学派主要包括理性行为理论（Theory of Reasoned Action，TRA）和计划行为理论（Theory of Planned Behavior，TPB）。Fishbein & Ajzen于1975年提出理性行为理论。该理论认为行为意向是影响个人行为的直接要素，而行为意向受到行为态度和主观规范的影响。Willock，Deary & McGregor et al（1996）认为研究农户决策行为除了要考虑社会心理学方面的因素外，还应该考虑其他方面的可能对农户行为产生作用的有效变量，因此在计划行为理论的基础上加入了个人特征变量和外在环境变量。Ajzen（1985）对理性行为理论加以延伸，增加了知觉行为控制变量，进而形成了计划行为理论。
国内对农户行为的研究主要集中于三方面：一是不同领域的研究。农户行为的重要性在于：一旦农户作为生产者和决策者，农户的行为必然直接左右农业生产的变动，影响实行农业政策的效率。因此，根据农户行为研究农业发展，是市场经济条件下研究农业问题的重要方式和基本内容，对于我国农业，则更具现实意义（洪民荣，1997）。近10年来，我国农户行为研究领域关注的热点集中在农户生产技术选择、农户金融行为选择、农户生产行为、农户组织行为选择等研究领域。我国农户行为研究的热点主题与我国农业领域相关政策的出台紧密相关，特别是在中央一号文件中所提及的相关内容，必将成为一个时期的研究热点。农户行为的研究与国家政策导向是密不可分的，因此农户行为研究热点的变化也呈现出一定的政策导向规律。在研究中应该密切关注国家相关政策的制定和出台，提高研究的实效性和针对性（朱美荣，2015）。二是研究方法的运用，Logistic模型、Tobit模型、Prob-it模型等成为研究农户行为的主要方法，实证研究成为研究的主要方式和手段。三是农户行为的影响因素研究，池泽新（2003）认为，农户行为受农产品商品率、兼业程度、资产专用性程度、土地利用方式、农产品市场结构和农户行为角色等因素的影响。它的基本特点表现为农户行为与价格机制调节方向既存在一致性，又存在不一致性。张兆同、李静（2009）通过对江苏苏北地区农民的调查分析发现，农民的农业生产经营决策受政府行为的影响不大，而市场需求与价格，生产成本与资本拥有和可获得性，熟人、朋友、亲戚行为的影响，传统种植习惯和从众行为特征等是其决策时相对比较重要的影响因素。其中，集中性生产限制因素成为绝大多数农民生产经营决策的影响因素。逯志刚、王志彬（2011）认为农户的粮食生产行为受到自然、经济、社会、家庭等多种因素的影响和制约，对农户种粮意愿起决定作用的是其中某一项或几项因素。依据主要影响因素的不同，可将农户的种粮行为划分为经济型、保守型、顽固型、激进型、无奈型和娱乐型等类型。童毅（2014）从追求“效用最大化”的视角，利用农户行为模型，建立农户经营规模决策行为理论分析框架。基于江苏省的农户调研数据，运用Logit回归模型研究影响农户经营规模决策行为的因素。结果显示，是否拥有农业机械、家庭经营主业、农业补贴收入、水稻亩均产量、种植水稻的劳动时间、户主是否接受过非农就业培训、非农就业净收入、当地非农就业机会等因素对农户经营规模决策行为具有显著的影响。2.2.3 农户认知相关研究
国外学者基于不同角度研究在认知层面上影响农户行为的因素。Leewuis在其著作《乡村创新传播》中提出“个体行为基本变量”模型，该模型着重指出认知在改变农民行为中起了重要作用。改变人们的认知和思考方式是改变人们行为的首要条件。从认知的角度考虑，农户对自身有效性的认知和判断、对环境有效性的认知和判断、对社会关系和社会压力的认知与判断、对参照评估框架的认知和判断是影响个体农民行为的4个基本变量（Leewuis，2004）。David（2003）认为，个体农户采纳农业创新系统需具备3个必要条件：对创新的认识，对创新的可行性、实践性的认知判断，对创新是否能帮助农户实现目标的认知判断。Anthony Glendinning对印度东部粮食产区的技术推广传播模式以及该传播模式如何影响农业生产中的技术采纳方式进行研究后发现，农户对农业技术的态度是其技术采纳行为的决定性因素。Adesina（1995）对非洲农民在农业生产过程中的技术采纳行为的影响因素进行研究后发现，非洲农户对新农业生产技术的主观偏好是影响其是否决定采纳农业生产新技术的主要因素。Keith O. Fuglie（2005）从技术采纳的角度研究农户认知与行为的影响因素。他对美国农业生产过程中的技术采纳与技术扩散进行研究后，认为农民受教育程度、土壤肥沃程度、农场规模等因素显著影响了土壤营养检测、综合害虫管理、保护性耕作这三种技术的扩散方式，不同的农场规模、农民受教育程度以及土壤肥沃程度会使最好的农场与最差的农场之间的技术采纳行为相差20年左右。Boz & Akbay（2005）以土耳其农民对玉米新品种的采用为例，对玉米新品种的早期采用者、晚期采用者及非采用者进行比较分析，结论显示早期的玉米新品种采用者比晚期采用者和非采用者在文化程度、经济收入、农场规模、距离乡镇的远近、对意见领袖和推广人员的利用、机械化水平、信贷和农业投资等方面拥有更好的条件。
国内学者关于农户认知的相关研究领域较广，冯忠泽、李庆江（2007）在对全国7个省份9个地区进行调查的基础上，对农户的农产品质量安全认知及影响因素进行了系统与实证分析。研究结果显示，广大农户的农产品质量安全意识和可追溯意识较差，对有关农业投入品合理使用规定及符合标准的生产操作规范不了解，急需政府的技术指导和服务；农户的农产品包装标识、打造品牌的意识有待于进一步加强，并需要政府对农产品标识标注进行规范；农户的农产品质量安全认知主要与农户的年龄、受教育程度及家庭收入状况有关。罗小锋（2010）应用来自9省共1311户农户的调查数据，采用Ordinal回归模型，分析了农户对生产中的科技作用的认知及其主要影响因素。主要有以下发现：第一，农户对农业生产中的科技作用的认知还不强；第二，农户对科技作用认知的影响因素主要有文化程度、是否有专业技能、家中是否有干部、耕种面积、是否参加过培训、对市场信息的了解程度。邢美华、张俊飚、黄光体（2009）以未参与循环农业的农户为研究对象，研究其环保认知，并运用排序选择模型就影响其环保认知的因素进行了计量分析。结果表明，未参与循环农业的农户的环保认知还比较弱。其中，多数农户会将生产、生活垃圾随意丢弃，仅有的环保行为也是出于经济利益的考虑。研究还表明，信息获取渠道是否畅通、户主性别是影响农户环保认知度的重要因素；是否有非农收入、地理区位、人均耕地面积、农业劳动力数量以及户主年龄等因素也对农户环保认知有较明显的影响。吴林海、侯博、高申荣（2011）以江苏省3个地级市的6个县（市、区）的241个分散农户为样本，基于结构方程模型研究了影响分散农户农药残留认知的主要因素。研究结果表明，除家庭特征对分散农户农药残留认知的影响难以测度外，地域的差异性以及农药施用者的性别、年龄、受教育年限、是否接受外部培训、对粮食安全性的认识均不同程度地影响其对农药残留的认知。徐欣、胡俞越、韩杨、王沈南（2010）基于北京、河北、河南、吉林、山东5省（市）328份农户调查问卷，运用描述性统计和Logistic模型，深入分析了农户对市场风险的感知、对农产品期货的认知及其影响因素。研究发现，农产品价格是影响农户下一年种植决策的首要因素，价格波动所带来的市场风险已成为影响农户经营性收入的首要风险；受各种现实因素限制，加之政府对农户如何规避市场风险方面的培训力度不够，农户普遍缺乏主动规避市场风险的能力；对于市场风险规避工具之一的农产品期货，农户认知度很低，认知渠道也非常单一；影响农户对农产品期货认知的因素主要包括农户对市场风险的感知、种植规模、有无外出务工经历、所在地区距离期货交易所的远近等。
学者们从不同的研究角度得出了不同的结论，而一致结论显示农户年龄、受教育程度、经济总收入等农户个体特征因素是影响农户认知水平必不可少的因素。
其中，基于农户对农业相关政策认知及影响因素的研究，李普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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