乡村振兴与中国特色城乡融合发展(txt+pdf+epub+mobi电子书下载)

作者：白雪秋,聂志红,黄俊立

出版社：国家行政学院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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乡村振兴与中国特色城乡融合发展试读：

人类文明进步是城市和农村相互依赖、工业和农业相互促进的过程。农业农村发展为工业化和城市繁荣打下良好基础；工业化加速和城市现代化又为农业产业化和农村繁荣提供强大的动力和支撑。而城乡融合发展既是现代化发展的必然要求，也是实现现代化的重要标志。由于历史的原因，中国是一个典型的城乡“二元结构”的社会。改革开放以来，党中央一直致力于破除城乡“二元结构”以缩小城乡差距。特别是进入新世纪的中国经济发展，已经到了工业化中期，具备了反哺农业的物质技术条件。党中央先后提出了“统筹城乡发展”“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等一系列重大战略和历史任务，逐年加大了支农惠农的政策力度。2018年的中央一号文件，全面贯彻党的十九大精神，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围绕实施乡村振兴战略讲意义、定思路、定任务、定政策、提要求。文件坚持问题导向，突出统筹推进农村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生态文明建设和党的建设，加快推进乡村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加快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乡村振兴道路，是谋划新时代乡村振兴的顶层设计。自2004年起，连续15年的一号文件都是聚焦“三农”问题的解决。党的十九大在“统筹城乡发展”和“新农村建设”取得显著成就的基础上，进一步提出了“乡村振兴”战略，以加快实现农业农村现代化。这是新时代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和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客观要求，也是彻底破除城乡“二元结构”、实现城乡融合发展的根本之策。

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涉及政治、经济、社会、文化和生态等方方面面的系列变革，是一个艰巨而又复杂的宏伟工程。尽管经过多年的不懈努力，我国城乡的“二元结构”已经明显松动，“三农”问题也已经得到有效缓解，城乡差距正在不断缩小，但继续推动城乡融合发展的任务仍然十分艰巨。当前，我国已经进入了新时代、踏上了新征程，社会的主要矛盾也随之发生了变化，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进入决战期，农业农村现代化建设也步入了加快推动的重要阶段。新情况和新问题将不断出现，改革在深化，实践在发展。在此新的历史阶段，深入研究中国城乡融合发展的理论与实践，对于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第一章导论

中国是一个典型的农业大国。新中国成立以后，为了迅速建立起国民经济体系以巩固新生的社会主义制度，国家实施了优先发展重工业的“赶超”战略，并在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下实行了农产品统购统销和城乡“两策”、分而治之的政策体系。这一方面为新中国的工业发展成功地提取了所必需的原始积累，另一方面也进一步固化了城乡的“二元结构”。改革开放以后，随着家庭联产承包经营制的实施以及此后一系列农业农村改革政策措施的出台，农业市场化程度逐渐提高，城乡、工农之间的产品和要素交换环境得到了改善，但城乡的“二元结构”问题始终没有得到根本解决。特别是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随着我国农产品供求关系发生了由过去全面短缺走向总量平衡和结构性、区域性相对过剩等重大变化，城乡差距逐渐拉大，“三农”问题日益凸显。

新世纪初，中国的经济发展已经到了能够反哺农业的工业化中期。正是在这种“三农”问题日益凸显而其发展阶段又到了反哺农业时期的历史条件下，党的十六大突破了以往“就农论农”的局限，提出了“统筹城乡经济社会发展”的宏伟战略。此后，党和政府从破除城乡“二元结构”的根本上解决“三农”问题的思路日渐明晰，理论认识不断深化，政策措施更加有力，农业农村发展经历了一个10年“黄金期”。

2012年，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党的十八大进一步明确提出：“城乡发展一体化是解决‘三农’问题的根本途径。要加大统筹城乡发展力度，促进城乡共同繁荣。”并对推动城乡发展一体化作出了新的制度性安排。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对如何健全城乡发展一体化体制机制作出了全面部署。经过五年的“一体化”推进，党的十九大在总结以往处理城乡关系之经验教训的基础上，明确提出了“乡村振兴”战略，以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着力补齐整个现代化进程中的“短板”，最终实现城乡平等互动的融合发展。这是新时代对“三农”问题的再思考和再定位，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的城乡关系的再认识和再深化。第一节从“城乡发展一体化”到“城乡融合发展”

农业、农村、农民问题关系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全局，中国共产党始终高度重视并着力解决农业、农村、农民问题。中国的改革开放率先从农村开始并取得了重大突破。从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吹响了改革开放的号角到新世纪初的20多年里，我国的农村面貌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废除人民公社，确立以家庭承包经营为基础、统分结合的双层经营体制，逐步放开农产品市场，初步形成了适合我国国情和社会生产力发展要求的农村经济体制；粮食生产不断跃上新台阶，农产品供应日益丰富，农民收入大幅增加，扶贫开发成效显著，依靠自己力量稳定解决了13亿多人口吃饭问题；乡镇企业异军突起，小城镇蓬勃发展，亿万农民工成为产业工人重要组成部分，有力地推进了中国特色工业化、城镇化和农业现代化。农村改革发展的伟大实践，不仅极大地解放和发展了农村社会生产力，有效地改善了广大农民物质文化生活，而且为实现人民生活从温饱不足到总体小康的历史性跨越、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作出了巨大贡献。

然而，受经济发展阶段、特别是城乡二元体制的制约，我国的城乡差距依然很大，农业农村发展大大滞后于工业化、城镇化发展，严重影响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目标的顺利实现，甚至影响到整个现代化建设的顺利进行。

因此，2002年党的十六大明确提出了“统筹城乡经济社会发展”的宏伟战略，开启了城乡发展一体化的新纪元。此后，党中央围绕统筹城乡经济社会发展的战略，在解决“三农”问题和处理工农关系、城乡关系方面提出了一系列的新思想、新论断、新举措，不仅将解决“三农”问题作为全党工作的重中之重，而且制定了对“三农”倾斜的“多予、少取、放活”的基本方针；既准确做出了我国已经进入“以工促农、以城带乡”发展阶段的判断，也相应地找到了实施统筹城乡发展战略的重要平台——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2008年党的十七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推进农村改革发展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首次提出，在新形势下推进农村改革发展，要把加快形成城乡经济社会发展的一体化新格局作为根本要求。这是我国统筹城乡发展战略在新时期的深化。2012年党的十八大进一步对推动城乡发展一体化作出新的制度性安排，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对如何健全城乡发展一体化体制机制作了全面部署。2017年党的十九大站在新时代的历史方位上又提出了“乡村振兴”战略。至此，城乡融合发展的战略思想已成熟并正在加紧实施。一、统筹城乡发展：破除二元结构的重大战略

自20世纪80年代中期开始，城乡差距重新拉大已经演变成中国社会经济生活中一个极其突出的问题。农业生产力不高、农民收入增长缓慢、农村社会事业落后的所谓“三农”问题凸显。对此，党中央于90年代采取了一系列诸如调整结构、农业补贴和保护等政策措施，但却收效不大。根本原因在于，这些措施都没有触动长期形成的城乡二元结构。实践证明，就“三农”论“三农”，无法从根本上解决问题。必须将城乡通盘考虑，统筹城乡经济社会发展，把解决农业、农村和农民问题作为全党工作的重中之重。因而，党的十六大明确指出：“统筹经济社会发展，建设现代农业，发展农村经济，增加农民收入，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重大任务。”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将“统筹城乡发展”列在了作为总要求的“五个统筹”之首。这一首要要求，正是针对中国城乡二元结构提出来的，是在深刻总结国内外城乡关系的经验教训和科学分析中国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所面临的主要问题的基础上提出的。其实质是要改变“重城抑乡”“重工轻农”的传统观念和“城乡分治”的政策体制，从而，更多地关注农村、关心农民、支持农业，实现城乡平等而和谐的发展。

统筹城乡发展战略摒弃了“重城抑乡”“重工轻农”的传统观念，为改变城乡二元结构提供了全新的视角。由于长期受城乡分割的二元结构体制的影响，使得以往对“三农”问题的解决，总是在“三农”本身的狭小视野内苦苦寻求解决办法，结果仍然是“苦无良策”。而统筹城乡发展战略，彻底摒弃了“重工轻农”“厚城薄乡”的旧观念，将农业和工业、城市与农村作为国民经济良性互动且同等重要的组成部分，要求建立平等和谐的城乡关系；要求农民和工人同等享受国民待遇、工业和农业一体化发展。特别是在“三农”问题凸显的情况下，统筹城乡发展的重点，是着力发展落后的农业和农村，建设现代农业，增加农民收入，大力推进农村社会事业的全面进步。这就跳出了“三农”范围，站在了国民经济整体的高度来审视“三农”问题的症结所在，从而为破除城乡二元结构，以便从根本上解决“三农”问题提供了全新的视角。

统筹城乡发展战略突破了“城乡分治”的政策框架，为改变城乡二元结构奠定了新的政策基础。社会主义改造任务完成之后，由于“优先发展重工业”赶超战略的实施，中国形成了“城乡两策、分而治之”的政策体系。而“两策分治”的实质，是向工业和城市倾斜，即通过价格“剪刀差”等办法从农业获取大量的积累资金来支持工业。而在新世纪初，中国的经济发展已经到了应该反哺农业的工业化中期，却仍向城市工业倾斜，造成了工农、城乡差距越来越大。统筹城乡发展战略正是抓住了“两策分治”的这一要害，强调城乡要统一谋划、良性互动、双向支持、相互促进、共同繁荣。特别强调要充分发挥城市对农村的带动和辐射作用，加强工业对农业的反哺，加大政府对农业的支持和保护力度。这就为改变城乡二元结构奠定了新的政策基础。

统筹城乡发展战略有利于打破“城乡隔离”的体制模式，为建立城乡融合的运行机制破除了体制障碍。农村和城市是有机统一的整体。实践证明，城市的发展不可能离开农村的发展，城市的发展也不会自然地带动农村的发展。特别是在“城乡隔离”的体制框架下，城市的发展不仅不会自然地带动农村的发展，而且还会人为地限制农村的发展，甚至一定程度上还会以牺牲农村和农业的发展为代价。历史上的这方面教训是极其沉重的。党中央正是在吸取了以往深刻教训的基础上提出了“统筹城乡发展”的重大战略。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从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战略高度提出“统筹城乡发展”要求，旨在破除城乡二元结构。它要求我们必须科学统筹城乡、工农及农村经济与社会发展，使得工农相互促进，城乡平等协调发展，最终实现全体人民的共同富裕。

总之，统筹城乡经济社会发展战略，是在深刻把握了“三农”问题的症结后所做出的科学决策，顺应了城乡经济的发展规律和新世纪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时代要求，是破除城乡二元结构从而实现工农和城乡协调均衡发展的重大战略。二、“重中之重”：解决“三农”问题的战略定位

党的十六大之后，为具体贯彻落实统筹城乡发展的战略，新一届中央领导专门召开了中央政治局和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会议。会议提出，要更加关注农村，关心农民，支持农业，要把解决“三农”问题作为全党工作的重中之重。2003年的年初和年底，中央先后两次召开农村工作会议，并于2004年出台了《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促进农民增加收入若干政策的意见》的一号文件。可见，党中央对“三农”问题的重视达到了前所未有的程度。

把解决“三农”问题作为全党工作的重中之重，是一个重大的战略定位。它完全突破了以往的“重农”思想，为在新时期着力解决“三农”问题、全面建设小康与和谐社会奠定了重要的思想基础。作为农业大国的执政党，重视农业、农村、农民问题是其一贯的战略思想。但在农业社会和工业化初期阶段，其传统的“重农”思想，更多的是基于农业的基础地位而重视其对工业化的支援（农产品、资金和劳动力的支持等），这既符合世界经济发展的一般规律，也是中国的国情及其面临的国际形势使然。然而，新时期提出的“重中之重”思想，则不仅仅是由于其农业的基础地位，而更多的则是基于“以人为本”的理念，基于全面建设小康与和谐社会的战略考虑。中国正处在工业化中后期，凸显的“三农”问题，不仅制约着国民经济持续健康发展，而且有损社会公平，是社会不和谐的一个重要因素。因而，只有把解决“三农”问题放在“重中之重”的战略地位，才能大力促进国民经济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才能使得发展的成果为全社会成员的平等分享，进而有效地保证整个社会的公平和谐与小康社会的全面实现。三、“多予、少取、放活”：解决“三农”问题的基本方针

党中央将解决“三农”问题确定为全党工作的重中之重之后，在处理国家与农民的关系上，又相应地确立了“多予、少取、放活”的总方针。2004年的中央一号文件明确提出了“多予、少取、放活”的方针，以实现农民收入较快增长，尽快扭转城乡居民收入差距不断扩大的趋势。

2002年1月召开的中央农村工作会议，第一次将“放活”与“多予少取”并列，作为增加农民收入的总的指导思想提出。会议强调，新阶段增加农民收入，要有新的思路，采取综合措施。总的指导思想是“多予，少取，放活”。“多予”，就是要增加对农业和农村的投入，加快农村基础设施建设，扩大退耕还林规模，直接增加农民收入。“少取”，就是要推进农村税费改革，切实减轻农民负担，让农民休养生息。“放活”，就是要认真落实党在农村的各项政策，把农民群众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充分发挥出来，进一步活跃农村经济，拓宽农民增收渠道。2003年7月发布的《国务院关于克服非典型肺炎疫情影响促进农民增加收入的意见》指出，要紧紧围绕增加农民收入这个中心任务，按照统筹城乡经济社会发展的要求，坚持“多予、少取、放活”的方针，进一步推进农业和农村经济结构的战略性调整，切实加大对农业的支持力度，继续深化农村改革，全面促进农业和农村经济发展。由此，“多予、少取、放活”的指导思想在国务院的文件中以“方针”的形式出现。到2004年中共中央一号文件正式颁布，“多予、少取、放活”作为“三农”工作的基本方针正式在中共中央和国务院的文件中固定下来。“多予、少取、放活”作为“三农”工作的方针，是一个有机的整体。其中“多予”是重点，“少取”是基础，“放活”是关键。“多予”的实质是调整国民收入分配格局，使国民收入和社会资源的分配适度向“三农”倾斜。“少取”意在纠正过去从农村取之过多的做法。改革开放之前，主要是由农村向城市输血，以完成工业积累。因而，国家和各级政府对农民是“取”多“予”少。“少取”的核心是减轻农民负担和保护农民合法权益。为此，中央实施了农村税费改革和减免农业税的政策措施，2004年中央的一号文件提出，要逐年降低农业税率，并取消除烟叶外的农业特产税。到2006在全国彻底取消了牧业税和农业税，终结了延续2600多年农民种田交税的历史。农村税费改革不仅取消了原先336亿元的农业税赋，而且取消了700多亿元的“三提五统”和农村教育集资等，还取消了各种不合理收费，农民得到了很大的实惠。“放活”是相对于对农民和农村生产力的束缚而言的。就发挥农民主体性来说，“放活”是关键。我国农村改革的成功就在于不断地给农民“松绑”：实行土地家庭承包经营，放手发展乡镇企业和非农产业，允许农民进城务工，等等。因而，在国民收入分配方面对“三农”“多予”和“少取”的同时，必须下功夫对生产关系和城乡关系进行调整，以解除对农民的束缚，使农民成为农业生产和经营的真正主体，最大限度地释放出农民自身的主动性和创造性。四、“两个趋向”论断：统筹城乡发展的重要理论依据

胡锦涛在党的十六届四中全会上明确指出：“农业是安天下、稳民心的战略产业，必须始终抓紧抓好。纵观一些工业化国家发展的历程，在工业化初始阶段，农业支持工业、为工业提供积累是带有普遍性的趋向；但在工业化达到相当程度以后，工业反哺农业、城市支持农村，实现工业与农业、城市与农村协调发展，也是带有普遍性的趋向。”这一重要论断，是党中央于新形势下对工农关系、城乡关系在思想认识上的深化，也是我国判断其发展阶段的理论依据。它既立足于我国经济发展实际，又符合世界经济发展规律，对于落实统筹城乡发展方略，切实做好新阶段“三农”工作，具有重大的指导意义。“两个趋向”是一个普遍规律，是世界各工业化国家走过的共同发展道路。世界各国经济发展的经验表明，工业化进入中期阶段后，国民经济的主导产业由农业转变为非农产业，国民经济增长的动力机制主要来自于非农产业。这一阶段的基本特征，是农业不再为工业发展提供利润，而自身积累和发展能力不断增强的工业，具备了反哺农业的能力。因而，适时推进由农业为工业提供积累向工业反哺农业的转换，是工业化国家的普遍做法，也是加快推进现代化建设的成功之道。新世纪之初，中国正处于工业化中期阶段。2004年我国GDP达到13万亿元，二、三产业占GDP比重达到85%以上，财政收入达到2.6万亿元，已经初步具备了工业反哺农业、城市支持农村的经济实力。这就意味着，中国已经处于“以工促农、以城带乡”的发展阶段。这一新阶段，是统筹城乡经济社会发展的实践基础，是解决“三农”问题的新阶段。

总之，“两个趋向”的论断是制定“三农”政策的理论依据，基于这一论断而做出的“以工促农、以城带乡”发展阶段的判断，是“统筹城乡发展”战略思想的实践基础。基于这一论断及其判断，中国开始了全方位整体思考“三农”问题，加大了支农惠农强农力度，并致力于彻底消除不利于城乡协调发展的体制性障碍，以期早日实现城乡经济社会的协调发展和共同繁荣。五、“新农村建设”：统筹城乡发展的重要平台

党的十六届五中全会提出了“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历史任务，并科学地阐明了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内涵：“生产发展、生活宽裕、乡风文明、村容整洁、管理民主。”2006年中央的一号文件《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若干意见》进一步明确了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目标任务和政策措施。特别强调，要以统筹的思路扎实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意见》从产业支撑、经济基础、物质条件、建设主体、体制保障、治理机制、主导力量等多方面阐述了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主要内容。

推进新农村建设，是统筹城乡发展的现实平台，是实现城乡一体化发展的战略部署。如果说“统筹城乡发展”是解决“三农”问题的战略思路，那么，新农村建设正是实施这一战略思路的重要载体。战略再好，不落实就等于零。统筹城乡发展战略怎样落实、落到哪里，无疑是问题的关键所在。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任务的提出，正是为统筹战略“落地”提供了可供操作的广阔平台。即通过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将基于“统筹”考虑的各项有利于解决“三农”问题的政策措施得以实施，在建设中有效地落实，在落实中更好地建设。从而，使得“统筹”战略不落空，使得解决“三农”问题的举措有着落。

事实上，新农村建设不仅是统筹城乡发展、解决“三农”问题的重大任务，也是我国工业化与城市化发展到一定阶段后，实现国民经济可持续发展的必然选择。“三农”问题如果不解决，会导致两大经济问题：一是因内需不足而严重制约国民经济持续增长；二是直接影响国家经济发展结构性问题。因而，在发展到工业化的中期阶段，与时俱进地把建设新农村作为我国现代化建设的重大历史任务提出，既是落实统筹城乡发展战略以全面解决“三农”问题的现实选择，也是推动国民经济持续发展的客观要求。

总之，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这一历史任务的提出，既立足于我国总体上已进入以工促农、以城带乡发展阶段的实际，又直面我国农业还处在艰难的爬坡阶段的现实，总揽全局，高瞻远瞩，是实施统筹城乡发展战略的必然要求。六、农村全面改革发展：力促城乡一体化发展新格局

我国波澜壮阔的改革历程，是率先在农村起步并取得突破的。农村改革仍然是我国改革的关键环节，农村农业发展依然是我国发展的战略基础。我国总体上已进入以工促农、以城带乡的发展阶段，进入加快改造传统农业、走中国特色农业现代化道路的关键时刻，进入着力破除城乡二元结构、形成城乡经济社会发展一体化新格局的重要时期。为此，2007年党的十七大明确要求建立以工促农、以城带乡长效机制，以形成城乡经济社会发展一体化新格局。2008年党的十七届三中全会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推进农村改革发展若干重大问题决定》，对全面推进农村改革发展作了战略部署，旨在全面破除城乡二元结构，促进城乡经济社会发展一体化新格局的早日形成。

准确把握农村改革发展的历史方位和重点。党的十七届三中全会强调指出，继续解放思想，“必须结合农村改革发展这个伟大实践”，“以新的理念和思路破解农村发展难题”；坚持改革开放，“必须把握农村改革这个重点，在统筹城乡改革上取得重大突破”；推动科学发展，“必须加强农业发展这个基础”，“为经济社会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提供有力支撑”；促进社会和谐，“必须抓住农村稳定这个大局”，“为实现国家长治久安打下坚实基础”。这是党对农村改革发展历史方位的科学判断，是对我国当前发展的阶段性特征和“三农”问题的关键环节和突出矛盾的深刻把握。这意味着，在新的更高的历史起点上推进我国农村改革发展，将紧紧抓住改革重点，着力在统筹城乡改革上取得重大突破，以破解城乡二元结构导致的深层次矛盾。

明确提出形成城乡一体化发展新格局的根本要求、重大原则和目标任务。基于对农村改革发展历史方位和重点的科学判断，全会提出了“加快形成城乡经济社会发展一体化新格局”的根本要求，并把“农村经济体制更加健全，城乡经济社会发展一体化体制机制基本建立”作为到2020年实现的首要目标任务，并为此确立了“统筹城乡经济社会发展”的重大原则。全会指出，要始终把着力构建新型工农、城乡关系作为加快推进现代化的重大战略。统筹工业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建设，加快建立健全以工促农、以城带乡长效机制，调整国民收入分配格局，巩固和完善强农惠农政策，把国家基础设施建设和社会事业发展重点放在农村，推进城乡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实现城乡、区域协调发展，使广大农民平等参与现代化进程、共享改革发展成果。

切实给出形成城乡一体化发展新格局的具体措施。全会指出，形成城乡经济社会发展一体化新格局，必须扩大公共财政覆盖农村范围，发展农村公共事业，使广大农民学有所教、劳有所得、病有所医、老有所养、住有所居。为此，全会提出了含金量较高的八大具体措施：繁荣发展农村文化、大力办好农村教育事业、促进农村医疗卫生事业发展、健全农村社会保障体系、加强农村基础设施和环境建设、推进农村扶贫开发、加强农村防灾减灾能力建设、强化农村社会管理等。随着这些有力措施的陆续出台，我国的城乡二元结构在逐步松动。七、城乡发展一体化：解决“三农”问题的有效途径

城乡一体化就是要把工业与农业、城市与乡村、城镇居民与农村村民作为一个整体，统筹谋划、综合考虑，通过体制改革和政策调整，改变长期形成的城乡二元经济结构，促进城乡在规划建设、产业发展、市场信息、政策措施、生态环境保护、社会事业发展的一体化，实现城乡在政策上的平等、产业发展上的互补、国民待遇上的一致。这无疑是从根本上解决“三农”问题的有效途径。

基于以往改革发展的坚实基础和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所面临的挑战和任务，2012年党的十八大进一步对推动城乡发展一体化作出新的制度性安排，报告指出：“解决好农业农村农民问题是全党工作重中之重，城乡发展一体化是解决三农问题的有效途径。要加大统筹城乡发展力度，促进城乡共同繁荣。”并强调要“加快完善城乡发展一体化体制机制，促进城乡要素平等交换和公共资源均衡配置”。对此，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对如何健全城乡发展一体化体制机制作了全面部署。《决定》指出：“城乡二元结构是制约城乡发展一体化的主要障碍。必须健全体制机制，形成以工促农、以城带乡、工农互惠、城乡一体的新型工农城乡关系，让广大农民平等参与现代化进程、共同分享现代化成果。”

城乡发展一体化作为解决三农问题的有效途径，需要在健全其体制机制上下功夫。既要构建新型农业经营体系，以建立健全城乡一体化产业格局，又要赋予农民更多财产权利，以建立健全城乡一体化利益格局；既要推进城乡要素平等交换和公共资源均衡配置，以建立健全城乡一体化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体系，又要完善城镇化健康发展体制机制，建立健全城乡一体化建设和管理体系。

可以相信，随着上述体制机制的建立健全，城乡二元结构将不断松动，将有力地促进城乡一体化发展。八、城乡融合：破解城乡发展失衡的根本出路

城乡发展失衡不仅使“三农”问题无法得以根本解决，而且严重制约着社会主义现代化进程。因而，致力于城乡协调发展始终是我国着力解决“三农”问题、大力推进现代化建设的最重要的问题之一。

改革开放以来，城乡发展空间严重不平等。城市因征用农村土地扩张其版图不断扩大，而相应的农村版图在不断缩小。特别是城乡在公共服务、社会保障、养老体系等方面也存在着严重的不平等。尽管自十六大以来，政府在消除城乡不平等方面作了很多努力，但是城乡之间的差距仍然很大。这主要是由于在推进城乡“统筹”和“一体化”过程中，政府主导力量过强，而市场在资源配置中力量不足，从而导致资源和要素过多地配置到城市，效率低下。到目前为止，城乡发展不平衡的状况还没有得到根本改变。为此，党的十九大明确提出“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强调优先发展农业农村，建立健全城乡融合发展体制机制和政策体系，加快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步伐。“乡村振兴”战略旨在纠正过去“以城带乡”“以工促农”所造成的“带乡促农”有限的弊端；旨在打破政府单一主体，促进生产要素在城乡之间合理流动和平等交换。即通过城乡高度融合来实现城乡协调发展。这意味着，农村不仅仅是为了服务于城市，农业也不仅仅是为了服务于工业。乡村振兴不在于乡村是否变成了城市、农民是否变成了市民，而关键在于农村和城市居民的生产生活水平和人居环境差别是否缩小和逐步消除了；在于城乡公共福利和公共服务是否均等。

可见，城乡融合发展强调平等互动和共建共享，是实现城乡平衡协调发展的根本途径。从“统筹城乡发展”到“城乡发展一体化”，再到“城乡融合发展”，既反映了中央政策的一脉相承，又符合新时代的阶段特征和具体要求。

总之，进入新世纪以来，随着“三农”问题的凸显，党中央先后采取了一系列政策措施，不断加大了解决力度，特别是党的十六大高瞻远瞩地提出了统筹城乡经济社会发展战略，为根本解决“三农”问题指明了方向。此后，党中央逐渐明确了“三农”问题的解决思路：不仅提出把解决“三农”问题作为全党工作的重中之重的战略定位，并相应实施了“多予、少取和放活”的基本方针，而且基于“两个趋向”的科学论断作出了我国在总体上已经到达以工促农、以城带乡发展阶段的重大判断，为解决“三农”问题提供了理论和现实依据。不仅提出了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这一重大历史任务，作为贯彻统筹城乡发展战略、全面解决“三农”问题的现实平台，而且适时全面部署了农村改革发展，以着力促进城乡发展一体化的新格局之形成。不仅明确了城乡发展一体化是解决“三农”问题的有效途径，而且对如何健全城乡发展一体化的体制机制给出了具体的重要举措。特别是党的十九大提出了旨在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的“乡村振兴”战略，为彻底消除城乡二元结构以实现城乡融合发展指明了方向。第二节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迫切要求城乡融合发展

党的十九大强调，从现在到2020年，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决胜期。小康不小康，关键看老乡。占全国人口41.48%的乡村常住人口收入能否上去，3046万农村贫困人口能否同步小康，已经成为实现全面小康的最大难题。没有农民的小康，就没有全国人民的小康。城乡发展差距大是当前我国经济发展中的主要矛盾，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关键在通过建立城乡一体化发展制度，加快农村发展。正如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共中央政治局就“健全城乡发展一体化体制机制”进行第二十二次集体学习时所强调的：“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最艰巨最繁重的任务在农村特别是农村贫困地区。我们一定要抓紧工作、加大投入，努力在统筹城乡关系上取得重大突破，特别是要在破解城乡二元结构、推进城乡要素平等交换和公共资源均衡配置上取得重大突破，给农村发展注入新的动力，让广大农民平等参与改革发展进程、共同享受改革发展成果。”一、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核心在“全面”，“短板”是农村

世纪之交，中国已经提前完成了原定的小康社会发展目标。即实现了低水平的、不全面的、不平衡的总体小康。其不平衡主要是城乡发展不平衡和区域发展不平衡，而区域不平衡的实质仍是城乡不平衡。党的十六大及时提出了全面建设小康的历史任务，形成了新的翻两番、“三步走”战略，十七大对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提出了新的更高的要求。十八大作出了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新部署，明确要求到2020年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十八届五中全会对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目标作了新的阐述，主要包括：到2020年国内生产总值和城乡居民人均收入比2010年翻一番，经济保持中高速增长，产业迈向中高端水平，人民生活水平和质量普遍提高，国民素质和社会文明程度显著提高，生态环境质量总体改善，各方面制度更加成熟更加定型，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取得重大进展等。这充分表明，全面小康社会是一个更加注重发展质量的社会，是一个更加强调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的社会，是一个让广大人民群众共享改革发展成果的社会。

全面小康的核心是“全面”。这个“全面”，不仅要求小康所涉及的领域是全面的，是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生态文明建设“五位一体”协调发展的社会；而且要求小康所覆盖的人群、涉及的地域是全面的，是包括城乡、老少边穷地区在内的所有地区，不让任何一个人、一个阶层、一个民族掉队的全面小康。显然，这样“全面”的实质就是共享，强调人人参与、人人尽力、人人享有，使全体人民在共建共享发展中有获得更多幸福感，增强发展动力，增进社会和谐，朝着共同富裕方向稳步前进。

近些年来，党中央坚持把解决好“三农”问题作为全党工作重中之重，不断加大强农惠农富农政策力度，农业基础地位得到显著加强，农村社会事业得到明显改善，统筹城乡发展、城乡关系调整取得重大进展。但是，由于欠账过多、基础薄弱，我国城乡发展不平衡不协调的矛盾依然比较突出，加快推进城乡发展一体化意义更加凸显、要求更加紧迫。二、只有推进城乡融合发展，方能补齐农村“短板”

经过近十几年的统筹城乡发展，“三农”问题得到了缓解，农村的面貌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但是，城乡二元结构造成的深层次矛盾依然突出。农村经济体制尚不完善，农业生产经营组织化程度低，农产品市场体系、农业社会化服务体系、国家农业支持保护体系不健全，构建城乡经济社会发展一体化体制机制要求紧迫；农业发展方式依然粗放，农业基础设施和技术装备落后，耕地大量减少，人口资源环境约束增强，气候变化影响加剧，自然灾害频发，国际粮食供求矛盾突出，保障国家粮食安全和主要农产品供求平衡压力增大；农村社会事业和公共服务水平较低，区域发展和城乡居民收入差距扩大，改变农村落后面貌任务艰巨。总之，农业基础仍然薄弱，最需要加强；农村发展仍然滞后，最需要扶持；农民增收仍然困难，最需要加快。特别是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决胜阶段，解决农村“短板”的任务十分艰巨。为此，必须大力推进城乡发展一体化，着力破除城乡二元结构，以便从根本上解决“三农”问题，最终实现城乡居民基本权益均等化、城乡公共服务均等化、城乡居民收入均衡化、城乡要素配置合理化，以及城乡产业发展融合。只有如此，才能在“第一个百年”即2020年补齐农村“短板”，才能实现真正意义上的即高水平的、平衡的、无短板的全面小康。

总之，农业是安天下、稳民心的战略产业，没有农村繁荣稳定就没有全国繁荣稳定，没有农民全面小康就没有全国人民全面小康。着力解决“三农”问题仍然是全党工作的重中之重，推进城乡发展一体化，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迫切要求。党中央适应农村改革发展新形势，顺应亿万农民过上小康美好生活的新期待，正在抓住时机，努力破除长期形成的城乡二元结构，奋力开创以工促农、以城带乡、工农互惠、城乡一体的新型工农城乡关系新局面。三、实施乡村振兴战略，促进城乡融合发展

乡村振兴战略的提出，是将乡村作为一个有机整体通盘考虑，立足于乡村的产业、生态、文化等资源，注重发挥乡村的主动性，致力于激发乡村内在的发展活力，以建立可持续的内生增长机制。这一思路的根本转变，确立了全新的城乡关系，乡村将从过去的被动接收反哺，到今后的主动作为、实现振兴，进而实现城乡融合发展。

乡村振兴任务的实现，将有效地促进城乡的融合发展。党的十九大报告明确提出了乡村振兴的总要求：“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这五个方面内容是在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总要求的基础上提出的更高要求，其内涵也更为丰富和深刻。

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总要求是：“生产发展、生活宽裕、乡风文明、村容整洁、管理民主。”乡村振兴战略的总要求则是在总结新农村建设经验的基础上，用“产业兴旺”替代了“生产发展”，用“生态宜居”替换了“村容整洁”，用“治理有效”替代了“管理民主”。“生产发展”主要是指发展农业生产；“产业兴旺”则是指农村整个产业体系，要求农业要“接二连三”，即一、二、三产业要全面融合发展。“村容整洁”更多的是侧重农民的房屋、院落、村路等要干净整齐些；而“生态宜居”要求的更高更多：既要保持村庄的良好生态环境，又要求农业走绿色发展道路，使整个农村的生态系统进入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良性循环之中。“乡风文明”，要求的是既要弘扬传统的乡贤文化和优良的乡风习俗，又要融进现代的文明理念和生活方式，形成既传统又现代、既质朴又时尚的乡村特有的文化气息。从“管理民主”到“治理有效”，要求在完善村民自治制度的基础上，进一步加强农村基层基础工作，健全自治、法治、德治相结合的乡村治理体系，使农村社会更加和谐和安定有序。最后，建立在产业兴旺基础上的“生活富裕”比基于生产发展条件下的“生活宽裕”有着更丰富的内涵：“生活宽裕”指的是农户收入增多，吃穿有余，生活改善；而“生活富裕”不仅要求吃穿不愁，而且在教育、医疗卫生、文化体育、水电路气、养老社保等诸多方面都要有与城市平等的享受。这也是在过去十多年农业发展和新农村建设基础上提出的一个更高的、面向未来的新要求。

可见，坚持优先发展农业农村的“乡村振兴”战略，不仅是补齐农村短板的新部署，而且是根本解决“三农”问题的新思路。新时代切实贯彻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将有力地推进城乡协调并进、共同繁荣的融合发展。第三节城乡发展一体化的推进奠定了城乡融合发展的坚实基础

党的十六大以来的十几年，是我国农业农村发展最快、农民得实惠最多的时期，也是各地推进城乡发展一体化取得显著成效的时期。这不仅是由于我国国民经济的持续快速增长，具备了实施一系列前所未有的强农惠农富农政策的经济实力所致，而且更是由于党中央明确了统筹城乡经济社会发展战略并密集出台实施了一系列的强农惠农富农政策措施使然。一、中央一号文件连续15年聚焦“三农”

2018年2月，中央发布了题为《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意见》的一号文件，按照党的十九大提出的“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的总要求，对统筹推进农村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生态文明建设和党的建设，都作了全面部署，是贯彻落实党的十九大精神、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三农”思想的重要行动。这是自2004年以来，中央一号文件连续第15次聚焦“三农”（详见表1.1）。每一份一号文件都是针对当时我国“三农”发展呈现出的新问题、新矛盾和新挑战而出台的，旨在破解“三农”难题，推进城乡一体化发展。表1.1 连续15年中央一号文件列表

回顾连续15年来的中央一号文件，2004年至2013年的主题分别是农民增收、农业综合生产能力提升、新农村建设、发展现代农业、基础设施建设、农业稳定、统筹城乡、水利建设、农业科技创新、农业经营体系完善等。可见，一年一个重点，着力一个问题一个问题地解决。既注重农民收入的增长，又着眼于农业综合生产能力的提高；既要加强新农村建设、夯实基础设施，又要大力发展现代农业、建立新型农业经营体系；既要加快水利建设，以增强水利对农业的支撑保障能力，又要重点推进农业科技创新，以持续提升农产品供给能力。

2014年至2016年，则连续三年将“农业现代化”作为文件主题，意义深远。近年来，我国农产品产量持续增长，粮棉油、果菜鱼等大宗农产品总量均居世界首位，人均占有量超过世界平均水平，但国际农产品市场竞争加剧，大而不强、多而不优、竞争力弱等问题日益凸显。特别是我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后，如何在经济增速放缓背景下继续强化农业基础地位、促进农民持续增收，是必须破解的一个重大课题。另外，我国农业资源短缺，开发过度、污染加重，如何在资源环境硬约束下保障农产品有效供给和质量安全、提升农业可持续发展能力，是必须应对的一个重大挑战。因而，迫切需要通过落实新理念，靠改革添动力，以法治作保障，加快推进农业现代化，从根本上提升竞争力，破解农业农村发展面临的各种难题。对此，2014年的一号文件强调通过全面深化农村改革包括农业保护制度、农业可持续发展长效机制、土地制度、金融制度、城乡一体化体制、乡村治理体制改革等，加快推进农业现代化。2015年的一号文件强调在继续全面深化农村改革基础上，努力在提高粮食生产能力上挖掘新潜力，在优化农业结构上开辟新途径，在转变农业发展方式上寻求新突破，在促进农民增收上获得新成效，在建设新农村上迈出新步伐，为经济社会持续健康发展提供有力支撑。2016年的一号文件则强调落实“发展新理念”，提出，大力推进农业现代化，必须着力强化物质装备和技术支撑，着力构建现代农业产业体系、生产体系、经营体系，实施藏粮于地、藏粮于技战略，推动粮经饲统筹、农林牧渔结合、种养加一体、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以使农业成为充满希望的朝阳产业。

2017年的一号文件，针对我国农业的主要矛盾已由总量不足转变为结构性矛盾且矛盾的主要方面在供给侧的实际，直接聚焦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强调通过体制改革和科技创新，调优产品结构、调好生产方式、调顺产业体系，以有效推进农业提质增效、可持续发展、产业链拓展，引领现代农业加快发展。

2018年的一号文件明确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目标任务、基本原则，对当前和长远的农业农村工作作出总体规划，提出提升农业发展质量、推进乡村绿色发展、繁荣兴盛农村文化、推进体制机制创新等一系列要求。

总之，各年的一号文件都是以问题为导向，既着力突破难点，又注重前后衔接。是通力破解“三农”问题、推进城乡发展一体化的纲领性文件。

当然，在此期间还陆续出台了相关的强农富农惠农的政策，有力地促进了城乡发展一体化。二、推进城乡发展一体化已取得显著成就

在党的农村政策的指引下，农业农村发展一直保持着比较好的势头，粮食产量实现“十二连增”，农民收入继续较快增长，农村公共事业持续发展，城乡分割的体制障碍加快破除，为稳增长、促改革、惠民生作出了突出贡献。2015年实现了中国粮食生产连续12年的增产，全年粮食产量62144万吨，比上年增加1441万吨，增产2.4%。应该说，粮食产量实现12年的连续增长，在中国历史上从来没有过，世界上也是罕见的。

城乡之间的经济社会关系也开始发生积极变化。据国家统计局资料显示，中国农民人均纯收入连续12年快速增长，从2003年的2622元提高到2015年的10772元。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31195元，比上年增长8.2%，扣除价格因素，实际增长6.6%；2015年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11422元，比上年增长8.9%，扣除价格因素，实际增长7.5%；其增长幅度比城镇居民的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长幅度高出0.9个百分点，这也是连续6年农民收入的增长幅度快于城镇居民的收入增长幅度。

农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全覆盖，农村新型合作医疗不断巩固和发展。2015年末，4903.2万人享受农村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农村五保供养517.5万人。按照每人每年2300元（2010年不变价）的农村扶贫标准计算，2015年农村贫困人口5575万人，比上年减少1442万人。2014年农民的参合率近99%，比2004年的75.2%参合率高出23个多百分点。城乡居民之间收入差距又有所缩小。

同时，农民进城务工经商乃至举家外出到城镇定居的种种束缚正在加快解除。截至2017年底，全国农民工总量28652万人，比上年增长1.7%。其中，外出农民工17185万人，增长1.5%；本地农民工11467万人，增长2.0%。农民工已经成为我国诸多行业产业工人中的主体力量。

农村劳动力的大规模流动和进城务工经商，不仅为城镇和工商业的发展带来了新生力量、加强了城乡之间经济社会的交融，更为发展现代农业和促进农民收入较快增长开辟了新的空间。2017年，全国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13432元，比上年增长8.6%，扣除价格因素，实际增长7.3%。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中位数11969元，增长7.4%。农村居民人均工资性收入为5498元。工资性收入已经成为新世纪以来我国农民收入增长的重要支柱。

总之，十几年来，农业农村的发展和农民的增收，主要得益于党把解决“三农”问题作为重中之重的战略定位，得益于党的一系列强农惠农富农的纲领性文件和政策措施的密集出台。从彻底免除农业税到推进乡镇机构改革，从实行对种粮农民生产的直接补贴到建立粮食最低收购价制度，从提出把国家基础设施建设和社会事业发展的重点放到农村，到农村义务教育经费保障制度、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农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的建立，从全面推进集体林权制度改革到明确农村土地承包关系要保持稳定并长久不变，从大幅度提高农村扶贫标准，到分类指导城镇户籍制度改革政策的出台等等，广大农民多年来的期盼开始得到实现，城乡发展一体化的新格局正在逐步地形成。三、城乡发展一体化试点开创了各种可行模式

统筹城乡发展战略实施以来，全国部分区域开始了试点。各地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因地制宜，扎实推进，开创了各具特色的城乡发展一体化模式。

琼海市：推进农村就地城镇化，促进城乡和谐发展。琼海在实施“打造田园城市、构建幸福琼海”发展战略中，坚持“不砍树、不拆房、不占田，就地城镇化”的发展理念，以风情小镇建设、创建三大国家农业公园和全区域的绿道建设为重要抓手，作为农业转型发展和农民增收的有效平台和载体，作为衔接农村劳动力就地就近转移的有效渠道，努力推动城乡一体化发展。一方面，按照“一镇一特色，一镇一风情，一镇一产业”的思路，将全市12个镇打造成为产业特色明显、文化特色浓郁的风情小镇，使12个镇犹如撒落在万泉河畔的12朵“金花”；另一方面，坚持“不砍树、不拆房、不占田，就地城镇化”的原则，在充分保护和尊重现有农村的地形村貌、田园风光、农业业态和生态本底的前提下，将基础设施和城市公共服务功能引入一个个村镇，让农村实现就地城镇化。

珠江三角洲：“以城带乡”的城乡一体化发展模式。珠江三角洲包括广州、深圳、珠海、厦门、中山、佛山、东莞等地区，是我国城市化水平最高的地区，也是我国城乡一体化进程发展最快的地区之一。深圳、珠海等大城市具有较强的辐射功能，能够很好带动乡村的发展。而且，由于珠江三角洲位于沿海开发区，具有优越的外贸条件，在出口外贸的推动下，珠江三角洲的经济发展得更快，城乡一体化水平也在不断提高。珠江三角洲已发展成为具有现代文明的城市群体，形成了村中有城、城中有村、城乡一体的新格局。

上海：“城乡统筹规划”的城乡一体化发展模式。上海是长江三角洲区域经济发展的龙头，也是我国最具活力的经济区域之一。上海的郊区和全国其他地方相比具有独特的优势，不仅具有较高的经济发展水平和完善的基础设施，而且正在成为长江三角洲乃至更大区域范围内的制造业中心。因此，上海的城乡一体化发展选择的是“城乡统筹规划”模式，即以上海城乡为整体，以提高城乡综合劳动生产率和社会经济效益为中心，统筹规划城乡建设，合理调整城乡产业结构，优化城乡生产要素配置，促进城乡资源综合开发，加速城乡各项社会事业的共同发展。其中，大力发展郊区经济是一个重点。通过这个重点，带动城乡经济的合作，并最终实现优势互补和共同发展。

苏南：“乡镇企业发展带动”的城乡发展一体化模式。即以大力发展乡镇企业来增强农村的经济实力，以此来破除城乡二元结构。苏南包括苏州、无锡和常州。苏南是改革开放以来全国发展最快、最活跃的地区之一。特别是苏南的乡镇企业，已成为苏南经济的重要支柱。因此，在探索城乡一体化的发展模式过程中，苏南地区抓住这一优势，靠乡村工业和集体经济的发展，以农村工业化为动力，走出了一条苏南特色的“乡镇企业发展带动”的城乡一体化模式。他们在全区建立了优质、高效的农业生产基地，推动农业的机械化和服务社会化，保证了一二三产业的协调发展。乡镇企业的发展，使苏南地区可以采取以工补农、以工建农的措施，来协调工农关系，稳定农业生产。农村经济的发展，打破了传统的“二元结构”，引起了农村经济社会结构的深刻变化。一大批小城镇脱颖而出，成为连接城乡的纽带，加快了农村产业结构的非农业化和人口城市化。

当然，全国还有许多可供借鉴的城乡发展一体化模式，包括成都的“以城带乡、城乡联动”模式；重庆的“就地城市化与异地转移结合”模式；武汉的以城市圈带动的“亲水生态世界田园都市模式”；义乌的“以商兴农”模式；等等。这些先行的实践探索，为全国进一步推进城乡融合发展提供了宝贵的经验和启示。第四节“五化同步”有助于推进城乡融合发展

2017年末，全国城镇常住人口81347万人，占总人口比重（常住人口城镇化率）为58.52%，比上年末提高1.17个百分点。这表明中国已经告别了以乡村型社会为主体的时代，进入到以城市型社会为主体的新时代。党的十八大提出，要促进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同步发展，推动城乡发展一体化，并将城乡发展一体化作为解决“三农”问题的根本途径。经过五年的“四化同步”推进，取得了显著的成效。党的十九大在总结其发展经验的基础上，进一步提出了“加快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的战略任务。由此，“农业现代化”扩展为“农业农村现代化”，随之，“四化同步”也相应地拓展为“五化同步”。这是党中央关于建立全新的工农城乡关系的科学思考，体现了党中央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规律认识的深化，是解决现代化进程中城市、乡村“两张皮”问题的新的战略部署。一、信息化和工业化深度融合，将为城乡发展一体化开创新的发展格局

促进信息化和工业化深度融合，不仅是提高工业经济和企业核心竞争力的必由之路，同时也将为城乡发展一体化开创新的发展格局。新一代以“互联网+”为核心内容与驱动力量的信息经济发展所赋予的发展空间和发展格局是十分广阔的，这对加快推进城乡发展一体化具有深远的意义。新一代以“互联网+”为核心内容与驱动力量的信息经济既能从技术上解决城市乡村的地域分割问题，从而将城市和乡村紧密连接在一起；又能在进一步消除城乡差别方面起到任何传统经济形态无法企及的快速高效的巨大作用。目前，全国农村电商如雨后春笋般的蓬勃发展，既及时解决了由于信息不对称所造成的优质土特农产品滞销的问题，又有效地降低了经营成本，提高了经济效益。由此而改变了贫困农村、贫穷农民现状的活生生例子，比比皆是。因此，加快推进城乡发展一体化，必须充分利用新一代以“互联网+”为核心内容与驱动力量的信息经济发展浪潮，从提高农民的素质、增进农民工的获得感、提升农业现代化水平、促进农村生态环境美化等方面着眼，开创城乡经济社会发展新格局。二、工业化和城镇化良性互动，将为城乡发展一体化提供有力的经济支撑和广阔的空间依托“工业化和城镇化良性互动”，是现代经济社会发展的显著特征，为城乡发展一体化提高了经济支撑和空间依托。工业化创造供给，城镇化创造需求。二者的良性互动，既可以扩大消费，消化过剩产能；又可以保证经济增长，吸纳农村剩余劳动力。据统计，我国城镇化水平每提高一个百分点，就有一千万农民转化为城镇居民。

解决农民变市民的问题，无疑是需要通过城镇化来加以解决。从一定意义上说，城乡发展一体化的关键是人的一体化，核心是农民市民化。所谓的城镇化就是在当地搞小城镇，在当地解决农民的身份转换问题。从国情上看，加强中小城市和小城镇的发展，在资源和土地的约束方面相对宽松，也有利于降低农村人口向城市转移的成本。因而，城镇化的过程，同时也是中国城乡二元体制的一个分拆与重塑的过程，三、城镇化和农业农村现代化相互协调，是城乡融合发展的客观要求“城镇化和农业农村现代化相互协调”，既是中国农村发展的大势所趋，也是推进城乡融合发展的客观要求。推进城乡融合发展，首先要大力发展现代农业，繁荣农村经济。为此需构建现代农业产业体系、生产体系、经营体系，社会化服务体系，以发展多种形式适度规模经营，实现小农户和现代农业发展有机衔接。同时，还要加快城镇化建设，以使农民市民化、农村城镇化。

与农业现代化和城镇化进程相伴随的，是农村的现代化建设。中国是一个典型的农耕文明国家，在广大乡村具有深厚的有文化之根和根深蒂固的“乡恋和乡愁”。同时耕地的分布也决定了我国农业现代化必须走多样化、适度规模和有机化的绿色发展道路，这意味着我国城镇化率的峰值为65%—70%。也就是说，即使我国基本实现了现代化，也将有4亿多人口生产生活在乡村。因而在加快推进农业现代化和城镇化的同时，必须大力推进农村现代化。三者是相辅相成的。没有农业现代化，农村现代化和城镇化就会成为无源之水、无本之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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