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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本书编写组

出版社:国家行政学院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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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来五年经济社会发展热点面对面

未来五年经济社会发展热点面对面试读:

适应新常态、把握新常态、引领新常态

新常态,是治国理政新理念。习近平总书记在作《关于〈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三个五年规划的建议〉的说明》时指出,“十三五”规划作为我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后的第一个五年规划,必须适应新常态、把握新常态、引领新常态。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强调,要以提高发展质量和效益为中心,加快形成引领经济发展新常态的体制机制和发展方式。新常态下,我国经济发展表现出速度变化、结构优化、动力转换三大特点,增长速度要从高速转向中高速,发展方式要从规模速度型转向质量效率型,经济结构调整要从增量扩能为主转向调整存量、做优增量并举,发展动力要从主要依靠资源和低成本劳动力等要素投入转向创新驱动。这些变化不依人的意志为转移,是我国经济发展阶段性特征的必然要求。因此,必须适应新常态、把握新常态、引领新常态,这也是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我国经济发展的大逻辑。

一、保持战略定力稳中求进,主动适应新常态

当前,我国经济发展步入新常态,我们必须主动适应新常态。总体上看,我国经济运行态势是好的,同时也面临一些突出矛盾和问题。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强调要保持战略定力,坚持稳中求进。把握大势,看清趋势,我们才能保持战略定力、增强发展自信,不为一时起落而乱了方寸,不为风雨险阻而迷失方向,推动我国发展航船行稳致远。

定力来自信心,信心源自实力。2015年上半年我国国内生产总值同比增长7%,与预期目标相符,主要经济指标有所回升,结构调整继续推进,农业形势持续向好,发展活力有所增强,呈现缓中趋稳、稳中向好的发展态势。经济基本面企稳向好,有着扎实有力的现实支撑。从产业结构看,第三产业占国内生产总值比重为49.5%,国民经济由工业主导向服务业主导加快转变;从需求结构看,最终消费支出拉动GDP增长4.2个百分点,贡献率为60%;从节能降耗看,单位GDP能耗同比下降5.9%。经济结构深刻调整,经济运行质量提升,让7%的增速更有含金量、更有说服力。

更应看到,全面深化改革提速,市场配置资源的决定性作用得到强化,为经济发展提供了澎湃动力。“三证合一、一照一码”加快实施;大众创业、万众创新如火如荼,“众创空间”“创客中心”等新业态活力四射……新的增长点正在加快孕育并不断破茧而出,新的增长动力正在加快形成并不断蓄积力量,预示着经济发展的广阔前景。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的,中国经济发展长期向好的基本面没有变,经济韧性好、潜力足、回旋空间大的基本特质没有变,经济持续增长的良好支撑基础和条件没有变,经济结构调整优化的前进态势没有变。

在坚定信心、保持定力的同时,也应清醒看到,前行的道路依然险阻重重。经济下行压力依然较大,一些企业经营困难,经济增长新动力不足和旧动力减弱的结构性矛盾依然突出。有挑战有风险并不可怕,关键要有化解挑战和排除风险的决心和办法。因势而谋、应势而动、顺势而为,才会大有作为。经济发展新常态下,只有主动适应增长速度换挡、发展方式转变、经济结构调整、增长动力转换的新形势,坚持变中求新、变中求进、变中突破,才能推动我国经济向形态更高级、分工更优化、结构更合理的阶段演进。

主动适应经济发展新常态,改革创新是根本出路。把改革作为调整结构的根本依靠,继续推进简政放权、放管结合、优化服务,重点推进国企、财税、金融等体制机制改革,加快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不断激发市场活力,我们就能让发展方式向绿色化转型、经济结构更加优化、增长动力更加强劲,实现更有质量和效益的发展。

主动适应经济发展新常态,运用辩证思维是重要方法论。“纷繁世事多元应,击鼓催征稳驭舟。”面对复杂多变的国内外经济环境,我们要坚持宏观政策要稳、微观政策要活、社会政策要托底的总体思路,既保持宏观政策连续性和稳定性,又高度重视应对经济下行压力,在区间调控基础上加大定向调控力度,及时进行预调微调。既要勇于“破”,又要善于“立”,守住风险底线,大力推进改革开放,保持稳增长、促改革、调结构、惠民生、防风险综合平衡,为经济发展打造新机制、点燃新引擎,从而实现经济持续健康发展和社会大局稳定的有机统一。

二、科学认识新阶段新特征,正确把握新常态

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分析了“十三五”时期我国发展环境的基本特征。和平与发展的时代主题没有变,世界多极化、经济全球化、文化多样化、社会信息化深入发展,世界经济在深度调整中曲折复苏,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蓄势待发,全球治理体系深刻变革,发展中国家群体力量继续增强,国际力量对比逐步趋向平衡。同时,国际金融危机深层次影响在相当长时期依然存在,全球经济贸易增长乏力,保护主义抬头,地缘政治关系复杂变化,传统安全威胁和非传统安全威胁交织,外部环境不稳定不确定因素增多。我国物质基础雄厚、人力资本丰富、市场空间广阔、发展潜力巨大,经济发展方式加快转变,新的增长动力正在孕育形成,经济长期向好基本面没有改变。同时,发展不平衡、不协调、不可持续问题仍然突出,主要是发展方式粗放,创新能力不强,部分行业产能过剩严重,企业效益下滑,重大安全事故频发;城乡区域发展不平衡;资源约束趋紧,生态环境恶化趋势尚未得到根本扭转;基本公共服务供给不足,收入差距较大,人口老龄化加快,消除贫困任务艰巨;人们文明素质和社会文明程度有待提高;法治建设有待加强;领导干部思想作风和能力水平有待提高,党员、干部先锋模范作用有待强化。我们必须增强忧患意识、责任意识,着力在优化结构、增强动力、化解矛盾、补齐短板上取得突破性进展。

综合判断,我国发展仍处于可以大有作为的重要战略机遇期,也面临诸多矛盾叠加、风险隐患增多的严峻挑战。我们要准确把握战略机遇期内涵的深刻变化,更加有效地应对各种风险和挑战,继续集中力量把自己的事情办好,不断开拓发展新境界。

我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符合后发追赶型国家经济发展的一般规律。我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的实质是追赶进程迈向更高阶段出现的新变化新特征。后发优势是追赶型国家可以长期保持较高经济增速的根本原因。根据追赶型国家的经验,结合我国的具体实践,可以将追赶进程划分为四个阶段,即起飞阶段、高速增长阶段、中高速增长阶段、中低速增长阶段。这四个阶段的更替是渐进的过程。前两个阶段经济发展更多依靠数量扩张,后两个阶段则更多依靠质量提升。在经过30多年的快速追赶、从高速增长转入中高速增长阶段后,我国作为发展中国家仍处于可以大有作为的重要战略机遇期没有改变,仍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没有改变,后发优势仍然是我国保持较快发展的基础性条件。

面对我国经济发展新常态,观念上要适应,认识上要到位,方法上要对路,工作上要得力。要深化理解、统一认识,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中央认识和判断上来,增强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自觉性和主动性。要坚持发展、主动作为。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没有改变我国发展仍处于可以大有作为的重要战略机遇期的判断,改变的是重要战略机遇期的内涵和条件;没有改变我国经济发展总体向好的基本面,改变的是经济发展方式和经济结构。要更加注重满足人民群众需要,更加注重市场和消费心理分析,更加注重引导社会预期,更加注重加强产权和知识产权保护,更加注重发挥企业家才能,更加注重加强教育和提升人力资本素质,更加注重建设生态文明,更加注重科技进步和全面创新。

三、深刻剖析机遇挑战,积极引领新常态

我们要紧跟形势发展变化,在着力把握好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的基础上,深刻剖析和把握经济发展新常态带给我们的机遇与挑战,积极引领新常态。

我国过去30多年的经济增长符合后发国家追赶进程中资本积累、技术进步、结构变化等方面的一般规律。但是,作为转轨经济体,我国经济发展具有鲜明特色。比如,转轨经济的改革红利助推后发优势释放;竞争性地方政府加快追赶进程,但也带来潜在风险;发展不平衡蕴藏追赶空间,多种增长模式同时共存;超大规模经济带来特有的机遇和挑战等。这些特点的存在,使得我国挤压式增长的速度可高于历史上其他后发国家,也导致我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后面临的问题更加复杂。

第一,财政金融风险逐步显露。高速增长阶段,由于潜在需求旺盛、资产价格持续上涨,粗放增长模式下的一些矛盾和风险容易被掩盖和吸收。进入新常态后,伴随着增速下行和结构调整,原有的风险化解机制难以继续生效,市场主体行为很难及时作出调整,原来被掩盖的矛盾和风险就会显露出来。比如,原先可以盈利的制造业企业可能因为成本上升或需求不足而出现全行业亏损,长期积累的房地产泡沫可能因为需求收缩而破灭,地方的土地财政模式可能难以为继,等等。这些问题最终都会在财政金融部门暴露。调控得好,可以把风险控制在局部较小的范围内,逐步化解。而一旦调控失当,局部风险就有可能演化为系统性风险,从而对整体经济的稳定造成冲击。

第二,新旧增长动力的接续出现断档。最近几年,伴随经济增长动力不足、增速下行,关于我国经济是否会落入中等收入陷阱的讨论很多。应当看到,与拉美、东南亚等落入中等收入陷阱的国家不同,我国增速转换时期的工业化水平较高、财政金融风险总体可控、出口产品丰富、国内市场规模巨大,出现追赶进程中断的可能性极低。但是,如果未能有效培育增长新动力,增长潜力不能得到充分释放,实际经济表现远低于潜在增长率水平,也可能出现类似日本20世纪80、90年代“增长性衰退”的状态。新常态下,培育经济增长新动力关键靠创新,而适宜的创新环境要靠政府来营造。更为重要的是,从全球资源环境状况来讲,我国不可能在因循老牌资本主义国家工业化范式的情况下实现现代化,而必须通过创新走出一条新型工业化道路。从客观条件来讲,我国人才资源丰富,科研教育基础扎实,具有巨大创新驱动发展潜力。但长期以来,由于教育体制、人才体制、科研立项、经费管理等方面存在弊端,严重制约创新驱动发展。这些问题不解决,新的增长动力就难以形成。

第三,宏观经济平衡的难度加大。随着增长速度、动力和经济结构的变化,宏观经济运行呈现与以往不同的特点,调控目标间平衡的难度加大,如果处理不好,将影响到经济增长的可持续性。一是平衡物价和增长的难度加大。高速增长阶段,外需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较强。但是,加工贸易可以转移一部分需求带来的价格上涨压力,出口高增长对普通居民更加关注的CPI(消费价格指数)的影响较弱。投资对短期物价上涨带来压力,但在中长期可以形成生产能力,有利于平抑物价。过去10年,总体看我国经济实现了高增长、低通胀的良好局面。进入新常态,经济增长更多依靠消费拉动。消费快速扩张,经济增长才能提速,但物价上涨的压力也会随之加大。二是平衡收入增长和GDP增长的难度加大。高速增长阶段,劳动力从农业向工业转移带动劳动效率大幅提高,劳动者收入增长速度加快。过去10年,农村居民人均实际收入提高是推动城乡居民整体收入增长的主要力量。进入新常态,结构调整效应减弱,农村居民收入增长速度将放缓,不利于整体收入增长。另一方面,劳动报酬占比提高会挤压企业利润和投资能力,影响经济增长速度。三是平衡就业和提高生产效率的矛盾加大。随着“机器换人”的快速推进,制造业领域大量工人将不得不谋求新的岗位。房地产行业在过去10年间保持了超过20%的增速,随着其增速趋势性下降,房地产领域的大量建筑工人也面临寻找新工作岗位的压力。与以往不同的是,未来更多岗位将出现在服务业特别是生产性服务业领域。这与工业内部岗位转移不同,劳动力岗位转换的难度加大。

第四,影响社会稳定的因素增加。国际经验表明,当经济发展达到中等收入水平之后,不仅经济问题会更加复杂,政治、社会问题也会更加突出。这是因为,发展初期社会面临的主要矛盾是解决温饱问题,增长成为解决矛盾的主要途径。而当温饱问题基本解决之后,人们就会对公平、正义提出更高要求,相应的政治诉求也会不断增加。过去长期存在但并不突出的收入差距问题、腐败问题、环境问题、食品安全问题、社会信用缺失问题等,都有可能成为引发社会动荡的诱因。一旦社会稳定局面不能得到有效维持,追赶进程就会中断,增长就会受到较大影响。

我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结构的调整与提升已成为当前经济发展的重中之重。经济结构调整难免阵痛,难免会有企业被淘汰、会有职工失去工作岗位,但调整成功了就会提升资产质量,提升产业结构,并创造新的工作岗位和更大的价值。虽然一些传统产业需求饱和了,面临转产调整,但一些新兴技术、新的业态和新的需求正在涌现。虽然国际市场对我国传统出口商品的需求增长放缓了,但我们利用装备能力、产业配套能力和资金输出等优势,在新一轮国际分工中,迎来向产业链中高端迈进的历史机遇,我国产业、品牌、资金和人才走出去潜力巨大。保护环境、治理污染表面看会增加成本,却可以提供需求快速扩张的生态产品,走低碳、绿色发展道路,环保技术、新能源等领域会出现新的增长动力。必须看到,新常态是我国经济向形态更高级、分工更复杂、结构更合理的阶段演化的必经阶段,而实现这一阶段演化的重要标志,一是经济体制改革的阶段性任务基本完成,二是结构调整及发展方式转变取得实质性进展,三是新的经济增长动力基本形成。

牢固树立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发展理念

发展理念是发展行动的先导,是发展思路、发展方向、发展着力点的集中体现。要牢固树立并切实贯彻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要求的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发展理念,总结经验、深入分析问题,以发展理念转变引领发展方式转变,以发展方式转变推动发展质量和效益提升,为“十三五”时期我国经济社会发展指好道、领好航。

一、发展理念是发展行动的先导

思想是行动的先导。只有解放思想,才能推动实践发展。解放思想是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一大法宝。解放思想是中国共产党的理论品质,从党诞生之日起,我们党就奉行实事求是的原则。唯物辩证法认为:事物都是在不断变化发展的,“人不可能两次踏进同一条河流”,这是赫拉克利特对普遍联系、不断发展变化的客观世界生动、经典的描述,也是马克思主义辩证逻辑的主要出发点。只有根据事物的变化,才能使主观更符合客观、思想更符合实际。从“实事求是”到“解放思想”,从“解放思想”到“与时俱进”,从“与时俱进”到“求真务实”,中央领导人对解放思想从不同的角度作了论述,阐明一个同样的道理,即解放思想,永无止境。

面对十年“文革”造成的国民经济濒临崩溃的困局,是“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大讨论,给了全国人民辨明是非的强大思想武器,是邓小平同志在十一届三中全会上发出的“一个党,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如果一切从本本出发,思想僵化,迷信盛行,那它就不能前进,它的生机就停止了,就要亡党亡国”的大声疾呼,使广大干部群众坚决迈开了改革开放的步伐。改革开放30多年来,在解放思想的旗帜下,党领导人民不断探索和回答了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建设什么样的党、怎样建设党,实现什么样的发展、怎样发展等重大理论和实际问题,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越走越宽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越来越丰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越来越完善,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越来越接近于实现。

理念属于思想的范畴。发展理念是发展行动的先导。有什么样的发展理念,就有什么样的发展行动。我们只有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求真务实,永不僵化停滞,树立正确的发展理念,才能应对经济社会发展面临的风险和挑战。

二、适应新常态、把握新常态、引领新常态必须要有新理念

发展理念在“十三五”期间,有着特别的重要意义。“十三五”时期,我国发展的环境、条件、任务、要求等都发生了新的变化。适应新常态、把握新常态、引领新常态,保持经济社会持续健康发展,必须有新理念。发展理念是发展行动的先导,是发展思路、发展方向、发展着力点的集中体现。要认真总结经验、深入分析问题,把发展理念梳理好、讲清楚,以发展理念转变引领发展方式转变,以发展方式转变推动发展质量和效益提升,为“十三五”时期我国经济社会发展指好道、领好航。“十三五”时期,我们发展既面临大有作为的重大战略机遇期,也面对诸多矛盾互相叠加的严峻挑战。这种挑战来自于后危机时代世界经济大调整大变革的外部激烈竞争,也来自于中国经济新常态下换挡升级的内部现实压力,兼有再度突破体制机制障碍、全面深化改革的历史发展要求。这样一个发展过程,意味着经济社会资源配置将面临更多两难甚至多难境地,需要我们与时俱进更新理念,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中央的认识和判断上来,通过深入学习领会党的十八大和十八届三中、四中、五中全会和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精神,不断提高对战略机遇期内涵的深刻把握。

党中央十分重视发展理念问题。2015年“两会”以来,中央政治局常委密集到基层调研,对“十三五”规划多次作出指导部署,调研足迹已涉及吉林、浙江、江苏、四川、贵州、福建、陕西、河南、湖北、湖南、宁夏、广西、重庆等13个省区市。习近平举行多场座谈会,听取上海、江苏、贵州、湖北、辽宁、吉林等省区市党委主要负责人对“十三五”时期经济社会发展的意见和建议。5月,习近平在浙江召开华东7省市党委主要负责同志座谈会时指出,谋划“十三五”时期发展,要清醒认识面临的风险和挑战,把难点和复杂性估计得更充分一些,把各种风险想得更深入一些,把各方面情况考虑得更周全一些,搞好统筹兼顾。6月,习近平在贵州调研时强调,适应我国经济发展新常态,保持战略定力,加强调查研究,看清形势、适应趋势,发挥优势、破解瓶颈,统筹兼顾、协调联动,善于运用辩证思维谋划经济社会发展。7月16日至18日,习近平来到吉林,就振兴东北等地区老工业基地、谋划好“十三五”时期经济社会发展进行调研考察。习近平强调,“适应和把握我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的趋势性特征,保持战略定力,增强发展自信,坚持变中求新、变中求进、变中突破,走出一条质量更高、效益更好、结构更优、优势充分释放的发展新路,推动我国经济向形态更高级、分工更优化、结构更合理的阶段演进”。10月,习近平在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中作《关于〈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三个五年规划的建议〉的说明》时指出,“发展理念是发展行动的先导,是管全局、管根本、管方向、管长远的东西,是发展思路、发展方向、发展着力点的集中体现。发展理念搞对了,目标任务就好定了,政策举措也就跟着好定了。”

三、以新的理念引领“十三五”时期经济社会发展

“十三五”时期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决胜阶段,为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奠定更加坚实的基础。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强调,实现“十三五”时期发展目标,破解发展难题,厚植发展优势,必须牢固树立并切实贯彻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发展理念。

坚持创新发展。创新是引领发展的第一动力。必须把创新摆在国家发展全局的核心位置,不断推进理论创新、制度创新、科技创新、文化创新等各方面创新,让创新贯穿党和国家一切工作,让创新在全社会蔚然成风。

坚持协调发展。协调是持续健康发展的内在要求。必须牢牢把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总体布局,正确处理发展中的重大关系,重点促进城乡区域协调发展,促进经济社会协调发展,促进新型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同步发展,在增强国家硬实力的同时注重提升国家软实力,不断增强发展整体性。

坚持绿色发展。绿色是永续发展的必要条件和人民对美好生活追求的重要体现。必须坚持节约资源和保护环境的基本国策,坚持可持续发展,坚定走生产发展、生活富裕、生态良好的文明发展道路,加快建设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形成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现代化建设新格局,推进美丽中国建设,为全球生态安全作出新贡献。

坚持开放发展。开放是国家繁荣发展的必由之路。必须顺应我国经济深度融入世界经济的趋势,奉行互利共赢的开放战略,坚持内外需协调、进出口平衡、引进来和走出去并重、引资和引技引智并举,发展更高层次的开放型经济,积极参与全球经济治理和公共产品供给,提高我国在全球经济治理中的制度性话语权,构建广泛的利益共同体。

坚持共享发展。共享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必须坚持发展为了人民、发展依靠人民、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作出更有效的制度安排,使全体人民在共建共享发展中有更多获得感,增强发展动力,增进人民团结,朝着共同富裕方向稳步前进。

坚持创新发展、协调发展、绿色发展、开放发展、共享发展,是关系我国发展全局的一场深刻变革。全党同志要充分认识这场变革的重大现实意义和深远历史意义,统一思想,协调行动,深化改革,开拓前进,推动我国发展迈上新台阶。

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

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是一个国家的制度和制度执行能力的集中体现。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的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就是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强调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新的目标要求的内容之一,就是要使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取得重大进展。我们的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总体上是好的,是有独特优势的,是适应我国国情和发展要求的。同时,我们在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方面还有许多亟待改进的地方,在提高国家治理能力上需要下更大气力,不断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

一、充分认识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性和紧迫性

国家治理体系的完善程度及治理能力的强弱,是一个国家综合国力和竞争力的重要标志。从世界上看,不同国家的治理体系各不相同,治理能力也存在差异。但是,对任何一个国家来说,如果没有比较完善的国家治理体系和比较强大的国家治理能力,就不可能有效地解决各种社会矛盾和问题,就不可能形成国家建设和发展所必需的向心力、凝聚力,就会导致社会动荡、政权更迭等严重政治后果。

今天,我们党已经从领导人民为夺取全国政权而奋斗的党,成为领导人民掌握全国政权并长期执政的党;已经从受到外部封锁和实行计划经济条件下领导国家建设的党,成为对外开放和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领导国家建设的党。我们党所面临的一项重大历史任务,就是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为党和国家事业发展、为人民幸福安康、为社会和谐稳定、为国家长治久安提供一整套更完备、更稳定、更管用的制度体系。在继承邓小平同志战略思想及对新的历史方位和历史任务作出正确判断的基础上,党的十八大从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文明五个方面提出了全面深化改革开放的制度目标,并强调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必须构建系统完备、科学规范、运行有效的制度体系。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进而把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确定为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也强调“十三五”时期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要取得重大进展。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的,这是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必然要求,也是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应有之义。

我们在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道路上还面临着许多问题,这些问题相互交织,密切联系,十分复杂。解决这些问题,迫切要求我们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

第一,国际形势更为复杂。当今世界风云变幻,世界多极化和经济全球化曲折发展,科技进步日新月异,综合国力竞争日趋激烈,各种思想文化相互激荡,各种矛盾错综复杂,敌对势力对我国实施西化、分化的战略图谋没有改变,南海局势复杂多变,维护国家利益和我国公民、法人在海外合法权益,推动全球治理机制变革,促进世界和平与发展,争取有利的改革发展国际环境的任务仍然十分艰巨。

第二,国内任务更为艰巨。我国改革开放已经进入攻坚期深水区,发展中不平衡、不协调、不可持续问题依然突出,科技创新能力不强,产业结构不合理,农业基础依然薄弱,资源环境约束加剧,制约科学发展的体制机制障碍较多;城乡区域发展差距和居民收入分配差距依然较大;社会矛盾明显增多,教育、就业、社会保障、医疗、住房、生态环境、食品药品安全、安全生产、社会治安、执法司法等关系群众切身利益的问题较多,部分群众生活比较困难;等等。全面深化改革,推进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生态文明建设,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任务仍然十分艰巨。

第三,国家治理体系还不完善。主要表现在:一些制度缺失,如农村土地流转还缺乏一整套完整的制度;制度的配套措施不够,如干部选拔任用制度配套措施不够,致使出现了唯票、唯分、唯GDP,跑官要官、买官卖官、拉票贿选,超编制、超职数、超规格配备干部,绕圈子进机关、冒充人头吃空饷、改学历改经历改年龄等违反组织人事制度等问题。制度的执行者职责不清、角色定位不准,致使一些制度形同虚设,难以落实,等等。

第四,国家治理能力有待提升。主要表现在:政府职能转变还不到位,重审批、轻监管现象仍然存在;一些部门软弱涣散,工作责任制落实不严,推诿扯皮、敷衍塞责、办事拖拉,工作不扎实、效率不高;一些领导干部理想信念动摇,宗旨意识淡薄,改革创新意识不强,安于现状、不思进取的问题突出,敢闯敢试敢担当勇气不够,治理能力不强,形式主义、官僚主义、享乐主义、奢靡之风问题突出,贪污腐败;社会组织发育不充分,发挥作用不够,治理能力较弱;道德失范,诚信缺失,一些公民文化水平较低,法律意识淡薄;等等。这些都影响了国家的治理能力。

二、准确把握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科学内涵

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是一个国家的制度和制度执行力的集中体现。我国国家治理体系是在党领导下管理国家的制度体系,包括各个领域的体制机制、法律法规安排,是各个领域行使国家权力、治国理政方略的综合体现。国家治理能力,是运用国家制度管理社会各方面事务,使之相互协调、共同发展的能力,包括改革发展稳定、内政外交国防、治党治国治军等各个方面。

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是一个相辅相成的有机整体,有了好的国家治理体系才能提高治理能力,提高国家治理能力才能充分发挥国家治理体系的效能。作为治理体系核心内容的制度,其作用具有根本性、全局性、长远性,但是没有有效的治理能力,再好的制度和制度体系也难以发挥作用。经过30多年的改革开放,我们已经走出了一条不同于其他国家特别是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成功发展道路,取得了举世瞩目的经济社会发展成就,而且形成了一套不同于西方国家的成功制度体系。事实雄辩地证明,治理一个国家,推动一个国家实现现代化,并不是只有一种模式、一条道路,各国完全可以走出适合自己国情的道路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成功实践,为人类社会开辟了一种新的发展前景,也向其他国家和民族提供了一种新的制度模式和道路选择,同时也宣告了“历史终结论”“中国崩溃论”等的破产。

健全的治理体系、高超的治理能力,是国家有序运行、健康发展的基本条件,也是人民安居乐业、社会安定有序、国家长治久安的重要保障。在当代中国,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必须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必须转化为国家治理的效能。把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作为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有利于统筹谋划各个领域的改革,保证改革的系统性、整体性、协同性。这个总目标的确立,反映了当代中国发展的要求,是我国改革进入新的发展阶段、达到新的历史高度的根本标志,为新形势下全面深化改革指明了总的方向、提供了根本遵循。

习近平强调,一个国家选择什么样的治理体系,是由这个国家的历史传承、文化传统、经济社会发展水平决定的,是由这个国家的人民决定的。我国今天的国家治理体系,是在我国历史传承、文化传统、经济社会发展的基础上长期发展、渐进改进、内生性演化的结果。我国国家治理体系需要改进和完善,但怎么改、怎么完善,我们要有主张、有定力。中华民族是一个兼容并蓄、海纳百川的民族,在漫长历史进程中,不断学习他人的好东西,把他人的好东西化成我们自己的东西,这才形成我们的民族特色。没有坚定的制度自信就不可能有全面深化改革的勇气,同样,离开不断改革,制度自信也不可能彻底、不可能久远。我们全面深化改革,是要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更好;我们说坚定制度自信,不是要固步自封,而是要不断革除体制机制弊端,让我们的制度成熟而持久。

正确认识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必须完整理解和准确把握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这个总目标是由两句话组成的一个整体,即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前一句话是根本前提、根本性质和根本方向,就是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必须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框架内进行,必须坚持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而不是其他什么道路,既不能走封闭僵化的老路,也不能走改旗易帜的邪路。后一句话讲的是实现形式和基本途径,就是说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必须不断完善国家治理体系和提升国家治理能力,或者说,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根本目的是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两句话必须一起讲,如果只讲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不讲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就是不完整、不全面的,就会迷失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正确方向。

必须看到,我们的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是好的,是有独特优势的,是适合我国国情和发展要求的,得到国际上越来越多人的肯定和赞扬。但是,也必须清醒认识到,与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要求相比,与人民群众的期待相比,与当今世界日趋激烈的国际竞争相比,与实现国家长治久安的历史任务相比,我们在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方面还有许多不足,还有许多亟待改进的地方;我们的制度还没有达到当年邓小平同志提出的更加成熟、更加定型的要求,有些方面甚至已经成为影响和制约发展稳定的重要因素;我们已经有了比较完善的制度体系,但制度的效能和作用还没有得到充分发挥。因此,必须适应时代的变化和国家现代化的总进程,从各个领域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保持国家治理体系的有效运转,在着力提高国家治理能力上下功夫。既要改革不适应实践发展要求的体制机制、法律法规,又要不断构建新的体制机制、法律法规,使各方面制度更加科学、更加完善,实现党、国家、社会各项事务治理制度化、规范化、程序化。要不断提高党科学执政、民主执政、依法执政水平,提高国家机构履职能力,提高人民群众依法管理国家事务、经济社会文化事务和自身事务的能力;把各方面的制度优势转化为国家治理的实际效能,不断提高运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有效治理国家的水平。

三、科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

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是一项极为宏大的系统工程,在一定意义上可以说是一场国家治理领域的革命,它涉及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文明和党的建设等各领域,必须科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

第一,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必须切实解决好制度模式的选择问题。一个国家选择什么样的治理体系,是由这个国家的历史传承、文化传统、经济社会发展水平决定的,是由这个国家的人民决定的。世界上没有放之四海而皆准的发展模式,也没有一成不变的发展道路。一种制度模式在一个国家是适用的,在其他国家则不一定适用。历史和现实一再昭示我们,世界上没有哪个国家或民族是可以完全依赖外部力量、跟在他人后面亦步亦趋实现发展、强大和振兴的。不顾国情照抄照搬别人的制度模式和发展道路,从来都不会成功,不仅不能真正解决实际问题,还会造成经济停滞、政权更迭、社会动荡、主权丧失等严重后果。在这方面,同样有深刻的经验教训值得我们汲取。

第二,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必须结合我国的具体国情学习借鉴国外政府治理和社会治理的好经验。在肯定我们的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总体上是好的的同时,也应看到其不足之处,善于借鉴古今中外治国理政的经验教训加以改进。我们从来主张要学习人类文明的一切优秀成果,当然包括政治文明的优秀成果。我国历史悠久,古代政治文明中蕴含着大量治国理政的经验和理论。西方资本主义文明在其发展过程中也积累了大量治理现代资本主义国家和社会的经验、做法和系统理论,我们在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进程中也是可以对比、分析和吸收借鉴的。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在建立现代国家治理体系方面的许多进步和成就,例如,政策制定过程中的“听证制度”、公共服务中的“一站式服务”、责任政府建设的“政府问责”制度、司法实践中的“律师制度”、政务公开中的“新闻发言人”制度、社会治理中的“参与式治理”等,都是直接或间接地从西方发达国家引入的。我们应当具有当年邓小平同志引入市场经济那样的胸怀和胆识,站在国家富强、人民幸福和民族复兴的高度,以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解放和增强社会活力为目标,认清世界发展潮流,立足中国国情,大胆借用人类政治文明的一切优秀成果。

第三,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必须解放思想、大胆探索途径和方法。解放思想,是一个民族保持其理论思维的先进性和激发其精神活力的生生不息的源泉,只有解放思想,才可能冲破传统和教条的束缚,提出新的观点和见解。解放思想,要在实践中探索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途径和方法。实践出真知。一切行之有效的制度和做法都来自实践探索。我国改革开放取得巨大历史性成就的一条重要经验就是解放思想、大胆探索,被实践证明是正确的就采纳,是错误的就马上纠正,“摸着石头过河”,在实践中探索前进。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也应坚持改革开放的成功经验,始终坚持从我国实际出发,通过解决一个个具体的治理问题,逐步积累经验,不断摸索规律,最终在整体上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

保持经济中高速增长,实现产业迈向中高端水平

“经济保持中高速增长”“产业迈向中高端水平”这个“双中高”,是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对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目标提出的新要求。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指出:“要在提高发展平衡性、包容性、可持续性的基础上,到2020年国内生产总值和城乡居民人均收入比2010年翻一番。主要经济指标平衡协调,发展空间格局得到优化,投资效率和企业效率明显上升,工业化和信息化融合发展水平进一步提高,产业迈向中高端水平,先进制造业加快发展,新产业新业态不断成长,服务业比重进一步上升,消费对经济增长贡献明显加大。户籍人口城镇化率加快提高。农业现代化取得明显进展。迈进创新型国家和人才强国行列。”而实现到2020年国内生产总值和城乡居民人均收入比2010年翻一番,必须保持一定的经济增长速度。在我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的背景下,要长期保持经济中高速增长,必须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促进经济转型升级、迈向中高端水平。

一、保持经济中高速增长具备条件

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提出今后5年经济保持中高速增长的目标。确保到2020年实现国内生产总值和城乡居民人均收入比2010年翻一番的目标,必须保持必要的增长速度。从国内生产总值翻一番看,2016年至2020年经济年均增长底线是6.5%以上。从城乡居民人均收入翻一番看,2010年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和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分别为19109元和5919元。到2020年翻一番,按照居民收入增长和经济增长同步的要求,“十三五”时期经济年均增长至少也要达到6.5%。经济保持中高速增长,有利于改善民生,让人民群众更加切实感受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成果。随着我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产能过剩化解、产业结构优化升级、创新驱动发展实现都需要一定的时间和空间,经济下行压力明显,保持较高增长速度难度不小。考虑到正向引导市场预期和留有一定余地,在综合各方面意见的基础上,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通过的规划建议提出经济保持中高速增长的目标。

国内外主要研究机构普遍认为,“十三五”时期我国年均经济潜在增长率为6%~7%。综合起来看,我国经济今后要保持7%左右的增长速度是可能的,但面临的不确定性因素也比较多。这是因为,未来一个时期全球经济贸易增长将持续乏力,我国投资和消费需求增长放缓,形成新的市场空间需要一个过程。在经济结构、技术条件没有明显改善的条件下,资源安全供给、环境质量、温室气体减排等约束强化,将压缩经济增长空间。经济运行中还存在其他一些风险,如杠杆率高企、经济风险上升等,都对经济增长形成了制约。同时,随着经济总量不断增大,增长速度会相应慢下来,这是一个基本规律。

从实际情况看,2015年一到三季度,中国经济保持了6.9%的增速。在全球经济不景气的情况下,保持这样的增速说明中国经济长期向好的基本面没有变。中国在“十三五”期间保持经济中高速增长具备条件。

从全球来看,和平发展依旧是时代主题,中国仍处于大有可为的战略机遇期。中国有13亿人口、9亿劳动力、7000多万市场主体,因此经济具有巨大的发展潜力、韧性和回旋余地,这也是能够保持中高速增长的重要原因。同时,下一轮经济复苏和增长取决于技术革新和产业革命,这正好和中国创新驱动形成了历史性交汇。当前我们国家经济进入速度变化、结构优化、动力转换的新常态,只有依靠创新才能增强经济的内生动力,而我国深入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也必将为保持经济中高速增长提供强大动力支撑。

从中长期看,改革开放和新型城镇化的推进将催生一系列新的经济增长点,包括趋于平稳增长的房地产行业、规模庞大的汽车行业的转型升级、深入推进的公共基础设施建设、步伐加快的境外基础设施投资、不断提升的新型消费需求、大众创业带动的民间投资、万众创新背景下的互联网经济等。加之创新驱动和结构性改革带来的全要素生产率提升,我国经济将在需求和供给两方面产生持续的增长动力。所以说,未来5—10年,我国经济有能力保持中高速增长。“十三五”时期我国发展,既要看速度,也要看增量,更要看质量,要着力实现有质量、有效益、没水分、可持续的增长,着力在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优化经济结构、改善生态环境、提高发展质量和效益中实现经济增长。

二、准确理解经济增长“7%左右”

习近平指出,“综合起来看,我国经济今后要保持7%左右的增长速度是可能的。”“7%左右”不是一个简单的数值目标,也不是一个约束性目标,必须正确理解其含义。

第一,“7%左右”不是一个简单的数值目标,而是区间概念。本届政府不断加强和改善宏观调控,创新提出了区间调控的思路。按照这一思路,经济增长“7%左右”同样也是区间概念,以7%为参照,比7%高一点、低一点都是在“左右”的区间之内,都是可以接受的。如果有意无意地把“左右”这两个字去掉,认为6.9%就不是“7%左右”、就没有达到年初的预期目标,这是一种误读。从2014年的情况看,当年经济增长预期目标为“7.5%左右”,但实际执行结果为7.3%,同样符合年度预期目标,经济增长并没有滑出合理区间。

第二,“7%左右”不是约束性目标,而是预期性目标。目前,我国已经初步建立起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市场配置资源的决定性作用不断得到发挥,经济运行不再是计划经济条件下主要依靠政府配置资源、行政命令的结果。在此情况下,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年度计划中的经济增长目标,其性质是预期性、指导性、引导性的,而非约束性的,经济增长速度的高低会受到国家宏观调控政策、市场主体预期和生产经营行为、国内国际交织互动等多重因素的共同作用和影响。在具体确定目标值的过程中,既考虑了需要,也考虑了可能,主要目的是向社会释放出调控信号,引导宏观经济的运行和微观主体的决策,从而达到促进经济平稳健康发展的目的。

第三,“7%左右”容许出现季度间的波动。“7%左右”是全年目标,季度间出现波动是正常的。国民经济是一个复杂的大系统,各种因素都会对系统的稳定产生影响,这其中既有人为因素也有自然因素,既有内在因素也有外在干扰,既有可预期的因素也有不可预见的因素。从时间轴来分析,在一个年度以内,各个月份、各个季度之间,由于扰动因素不同、影响大小各异,增长速度出现波动是正常的。判断经济运行是否符合年度预期目标,不能只看某一个时段的数据、被短期扰动因素所惑,而要看大势、看支撑经济稳定运行的核心因素有没有变化。从我国2015年以来的情况看,国内的安全生产事故整顿、加大环境污染治理,国际上大国宏观政策博弈、金融商品市场波动等,都对经济运行产生了明显的扰动和影响。因此,不能以某个季度的速度稍有波动,就简单地作出经济运行滑出合理区间的判断,更不能得出全年增长达不到预期目标的结论。

同时,要准确把握经济增长“7%左右”目标的含义,还必须站在统筹宏观调控多重目标、站在全球化大格局的高度,深入分析和正确理解。判断经济运行是否处在合理区间,不仅要看经济增速是否在“7%左右”,更要看就业是否稳定、结构是否优化、生态环境是否改善、民生是否得到较好保障,还要看在国际上的比较。

中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正经历新旧动能转化的阵痛,但中国经济稳定发展的基本面没有改变,新型工业化、城镇化、信息化和农业现代化深入推进,国内市场需求强劲,经济发展具有巨大潜力、韧性、回旋余地,结构性改革正在深化,中国经济的前景十分光明。只要我们主动适应增长速度换挡、发展方式转变、结构调整深化、增长动力转换的新形势,进一步加强和改善宏观调控,在区间调控基础上加强定向调控、精准调控、相机调控,我国经济仍将保持长期平稳健康发展态势,我们有信心、有能力完成“十三五”时期既定的目标。

三、实现“双中高”必须充分挖掘内需潜力、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

在我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的背景下,要长期保持经济中高速增长,必须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促进经济转型升级、迈向中高端水平。实现经济中高速增长、产业迈向中高端水平这一“双中高”,必须充分挖掘内需潜力、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

实现“双中高”,要充分挖掘内需潜力,激发和释放发展新动能。我国基础设施仍比较薄弱,产业装备亟须升级改造,有效投资需求有很大潜力。同时总储蓄率保持在较高水平,社会资金充裕,扩大有效投资也有条件。要创新投融资机制,更多运用市场化办法,继续加大对中西部铁路和公路、水利、棚户区和危房改造、城市地下管网、农村电网等基础设施薄弱环节投资,增加对先进制造等新兴产业和传统产业升级改造投资,提升投资效率,更好发挥投资对增长的关键作用。目前消费对经济增长贡献率已达60%左右,要着力扩大居民消费,推动消费结构升级,充分发挥消费对增长的基础作用。新型城镇化是扩大内需的最大潜力所在,也是最大的结构调整。要通过深化户籍制度改革、增强城镇就业和公共服务能力等举措,着力解决好“三个一亿人”问题。要优化发展空间格局,充分发挥各地比较优势,逐步缩小区域发展差距。

实现“双中高”,要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深入推进大众创业、万众创新,打造增长新引擎。创新是引领发展的第一动力。要把创新贯穿到经济发展的各个领域和全过程。加快推进农业现代化,促进农业稳定发展、农民持续增收,保障国家粮食安全。加快实施“中国制造2025”、“互联网+”行动计划,进一步提高工业化和信息化融合发展水平,推动先进制造业加快发展。近年来,服务业较快增长,已占国内生产总值的“半壁江山”。要继续推进服务业领域的改革开放,着力发展生产性服务业、高端服务业和新兴服务业。大众创业、万众创新既是个人和小微企业的兴业之策,也是大企业的强盛之道。要依靠“双创”,打造众创、众包、众扶、众筹等平台,推动大中小企业变革生产经营方式、提升效率,促进传统产业改造升级和新产业、新业态、新模式发展。

形成引领经济发展新常态的体制机制

“新常态”成为对我国经济发展阶段的重大战略判断,深刻揭示了经济发展阶段的新变化,充分展现了中央高瞻远瞩的战略眼光和处变不惊的决策定力。《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三个五年规划的建议》提出,要加快形成引领经济发展新常态的体制机制。

一、深化经济体制改革,主动适应和引领经济发展新常态

加快形成引领经济发展新常态的体制机制和发展方式,是“十三五”时期我国发展指导思想的一个要点。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十三五’时期,我国发展面临许多新情况新问题,最主要的就是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因此,适应新常态、把握新常态、引领新常态,以发展理念转变引领发展方式转变,以发展方式转变推动发展质量和效益提升,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关键锁钥,是实现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的必经之路。

现阶段,我国仍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没有变,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这一社会主要矛盾没有变,我国是世界上最大发展中国家的国际地位没有变。这“三个没有变”,决定了发展仍是解决我国所有问题的关键,经济建设仍然是党和国家的中心工作,经济体制改革仍然是全面深化改革的重点。

深化经济体制改革不仅有利于改革各领域深层次矛盾的解决,而且有利于改革各领域深化发展。必须坚持以经济体制改革为核心,做好其他方面的配套措施,形成强大的改革共识,全面推动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生态文明建设。

深化经济体制改革,关键是要厘清和理顺政府、市场、社会三者的关系,准确界定各自边界,充分发挥各自优势。要坚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改革方向,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要发挥社会主义政治制度的独特优势,更好发挥政府作用。要激发社会组织活力,进一步推进经济体制改革。

当前,经济体制改革的重点任务:一是持续简政放权,加快推进政府自身改革。深入推进行政审批和商事制度改革,加快投融资、价格、统一市场等改革,逐步形成权力清单、责任清单、负面清单管理新模式。二是深化企业改革,进一步增强市场主体活力。推进国企国资改革,深化电力等重点行业改革,完善产权保护制度,支持非公有制经济健康发展,进一步增强市场主体活力。三是落实财税改革总体方案,推动财税体制改革取得新进展。实行全面规范、公开透明的预算管理制度,力争全面完成营改增,研究推进资源税、个人所得税、环境保护税等改革。四是推进金融改革,健全金融服务实体经济的体制机制。进一步扩大金融业对内对外开放,推进利率汇率市场化和人民币资本项目可兑换,健全多层次资本市场。五是加快推进城镇化、农业农村和科技体制等改革,推动经济结构不断优化。六是构建开放型经济新体制,实施新一轮高水平对外开放。健全促进外贸转型升级的体制和政策,改革完善外商投资管理体制,加快完善互利共赢的国际产能合作体制机制,深入推进自贸试验区改革试点,加快实施“一带一路”战略和沿边开发开放,加快构建开放型经济新体制。七是深化民生保障相关改革,健全保基本、兜底线的体制机制。深化教育、医药卫生、文化以及收入分配、社会保障、住房等社会事业和民生保障领域改革。八是加快生态文明制度建设,促进节能减排和保护生态环境。加强顶层设计并开展相关试点,扎实推进以环境质量改善为核心的环境保护管理制度改革,落实国有林场林区改革,用制度保障生态文明。

二、加快构建发展新体制

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强调,要构建发展新体制。构建发展新体制以加快形成有利于创新发展的市场环境、产权制度、投融资体制、分配制度、人才培养引进使用机制为目标。当前,构建发展新体制要把握好以下内容:

第一,深化行政管理体制改革,进一步转变政府职能,持续推进简政放权、放管结合、优化服务,提高政府效能,激发市场活力和社会创造力。

第二,坚持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毫不动摇巩固和发展公有制经济,毫不动摇鼓励、支持、引导非公有制经济发展。推进产权保护法治化,依法保护各种所有制经济权益。

第三,深化国有企业改革,增强国有经济活力、控制力、影响力、抗风险能力。分类推进国有企业改革,完善现代企业制度。完善各类国有资产管理体制,以管资本为主加强国有资产监管,防止国有资产流失。健全国有资本合理流动机制,推进国有资本布局战略性调整,引导国有资本更多投向关系国家安全、国民经济命脉的重要行业和关键领域,坚定不移把国有企业做强做优做大,更好服务于国家战略目标。

第四,鼓励民营企业依法进入更多领域,引入非国有资本参与国有企业改革,更好激发非公有制经济活力和创造力。

第五,优化企业发展环境。开展降低实体经济企业成本行动,优化运营模式,增强盈利能力。限制政府对企业经营决策的干预,减少行政审批事项。清理和规范涉企行政事业性收费,减轻企业负担,完善公平竞争、促进企业健康发展的政策和制度。激发企业家精神,依法保护企业家财产权和创新收益。

第六,加快形成统一开放、竞争有序的市场体系,建立公平竞争保障机制,打破地域分割和行业垄断。深化市场配置要素改革,促进人才、资金、科研成果等在城乡、企业、高校、科研机构间有序流动。

第七,深化财税体制改革,建立健全有利于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形成全国统一市场、促进社会公平正义的现代财政制度,建立税种科学、结构优化、法律健全、规范公平、征管高效的税收制度。建立事权和支出责任相适应的制度,适度加强中央事权和支出责任。调动各方面积极性,考虑税种属性,进一步理顺中央和地方收入划分。建立全面规范、公开透明预算制度,完善政府预算体系,实施跨年度预算平衡机制和中期财政规划管理。建立规范的地方政府举债融资体制。健全优先使用创新产品、绿色产品的政府采购政策。

第八,加快金融体制改革,提高金融服务实体经济效率。健全商业性金融、开发性金融、政策性金融、合作性金融分工合理、相互补充的金融机构体系。构建多层次、广覆盖、有差异的银行机构体系,扩大民间资本进入银行业,发展普惠金融,着力加强对中小微企业、农村特别是贫困地区金融服务。积极培育公开透明、健康发展的资本市场,推进股票和债券发行交易制度改革,提高直接融资比重,降低杠杆率。开发符合创新需求的金融服务,推进高收益债券及股债相结合的融资方式。推进汇率和利率市场化,提高金融机构管理水平和服务质量,降低企业融资成本。规范发展互联网金融。加快建立巨灾保险制度,探索建立保险资产交易机制。

第九,加强金融宏观审慎管理制度建设,加强统筹协调,改革并完善适应现代金融市场发展的金融监管框架,健全符合我国国情和国际标准的监管规则,实现金融风险监管全覆盖。完善国有金融资本和外汇储备管理制度,建立安全高效的金融基础设施,有效运用和发展金融风险管理工具。防止发生系统性区域性金融风险。

试读结束[说明:试读内容隐藏了图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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