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王蒙
出版社：北京联合出版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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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蒙精选集：活动变人形试读：
第一章
江南，初春，我独自漫步在林荫小路上，寂寞而且自由。
你说，这弦有多长？
树干细而高，淡灰色的树皮上出现了黑的与褐的斑点，柔嫩的树枝网一样地伸向天空，久雨后的、开始晴朗和温热起来的灰蓝色的天空。
这根弦已经沉睡了五十年，五十年了，一年又一年，直到今天。
看树叶像北方的槐树，但又比北方的槐叶肥大。最奇妙的是，尽管树叶密而多，它们只长在树冠的顶部，像一层薄薄的华盖，于是树叶下面的网状交错的枝条、线条与空隙，与天光，完全分明。
所以说那弦是太长了，穿行了整整半个世纪，我不愿也不敢轻易地将它拨动。
我知道旁边就是柏油马路，不时有高级轿车从这路上驶过，路的两侧是丰满而又恢宏的法国梧桐。我知道另一边是迷人的美丽的湖。我知道这又是一个鬼使神差的、绵绵无尽而又转瞬即逝的春天。春天辽阔无边。但我暂时只愿在这小路上漫步，好像我只属于这条路，这条路也只属于我。
如果这样一根弦震颤起来了，它的声音，难道能够是和谐的、能够使喜欢鲜花和糖果的人们觉得入耳吗？
一九八〇年六月十七日，语言学副教授倪藻作为中国学者代表团的一员，访问欧洲一个发达国家北方的著名港口城市H市。当时倪藻四十六岁，满头青丝，谈锋机敏，眼神活跃，动作麻利，两条并不健壮的腿走起路来相当快。如果不是看到他脸上特别是眼角和嘴角的细密的皱纹，如果不是看到他陷入沉思的时候目光中那种深含的悲悯，初见他的人大概会认为他年轻有为，善于调摄，驻颜有术，风华正茂。
早上八点十三分，倪藻他们在B市的机场登上不列颠航空公司的飞机。他的左侧，坐着一位穿着讲究的风衣、亭亭玉立的灰发女士。女士面孔庄严，像个男子，她携着一个讲究的提包。待飞机飞行平稳以后，她打开皮包，竟从提包里取出一只小小的金毛哈巴狗。她牵着银链，将玩物一样的驯良的小狗放在脚下。倪藻恍然她的表情多半是因为偷偷节省了一个动物所需的机票而庄严。倪藻的右侧，是一位专心致志地操作着计算器，填写着不知什么表格的男子。男子工作得那样专心，不但不去注意飞机的起飞与飞行，不去欣赏舷窗下的风光，而且用“不”字回答了端来饮料的空中小姐。他真忙。
九点刚过，飞机在H市机场降落。“这么说，我们来到H市了？我也许可以找到史福岗教授了吧？”他向担任他们团向导和翻译的贝蒂小姐问道。“我一定尽力帮您找到您的老朋友史福岗。”殷勤的、一丝不苟的贝蒂小姐，用清楚而又标准的中文回答。
倪藻有点恼恨自己。为史福岗，他啰唆什么呢？史福岗究竟和他有什么相干？归根结底，真正曾经是史福岗老友的并不是倪藻，而是倪藻的父亲倪吾诚。倪藻这次出访，与父亲倪吾诚有什么相干？倪藻即使不出国，即使他与父亲生活在同一个城市，他们父子之间又有多少相干？
然而半年之前得到国外有关方面的邀请时，他立刻想起了史福岗。一路上他没有忘记史福岗。去H市看望一下史福岗，这似乎是去还一个愿，似乎是一种寻根究底，似乎是去拨动一根久已沉睡的古弦。
到达H市以后，他先是参观东方书店，然后到一个国际学术交流机构与一位体态娇小、面孔庄严、戴着两片巨大眼镜片的女博士会见，然后到港口参观和用饭。用饭的时候由当地最大的报纸的主编陪同，倪藻与他随意地却是全神贯注地讨论了毛泽东在世界历史特别是思想史上的地位。报纸主编向倪藻介绍了一九六六年和一九六七年“毛主义”的红卫兵运动对于当时的欧洲青年的重大影响……他们谈得这样津津有味，以至于午餐后登上去H大学的汽车的时候，除去最后的浇白兰地酒的布丁以外，倪藻都想不起来中午究竟吃了什么。对，有一小碗浓汤，有很重的洋葱味，又咸……日程排得太紧了。
下午两点钟开始与H大学的六位汉学家座谈。这六个人当中有四个人是欧洲血统。一个长着漂亮的大蓝眼睛，棕色的头发向后披过去，说话细声细气，彬彬有礼，绅士派头十足。但他带着善良无邪的微笑提了许多乍一听相当令人为难的问题。第二个人长胳膊长腿，说话的时候爱挤眼睛，一边说话一边自己先笑个不停。第三个人虽是男性，却留着披肩的长发，他的汉语说得最好，对中国的事知道得相当多，有点当今“中国通”的劲儿。第四个，第五个……第六个人目光非常阴沉，身体的每个部位都浑圆多肉，看着他的肥嫩欲滴、洗得清洁得像是半透明的蜡团的手指，倪藻觉得有点不太自在，就像看到餐桌上的香肠突然变活了，动作起来了一样。
另外两位先生本是倪藻的同胞。年长的那位是汉口的一位著名京剧武生的弟弟，那位武生演的武松风靡大江南北几十年，以至于后来取材于《水浒传》的连环图画在画武松的时候都以这位演员为模特儿，如果你画得不像这位名武生，老少读者就不认可，就认为你画得不像武松。这位武生的弟弟从二十世纪四十年代出洋留学，后来定居在H市，现在穿着合身的米黄色西服，打着一条双色领带，戴着一副宽边眼镜，气度与做派与那六位无异，完全看不出他的兄长及武二郎对他有什么影响。连他表示感兴趣或者没听清楚时眼睛一张、下巴一歪的姿势都是充分欧化的，绝无任何京剧或者汉剧或者其他任何中国剧种的做派的影响。只有他说话的腔调，包含着一种老式的多礼和亲热，使倪藻不时想起他接触过的为数不多的梨园子弟来。
另一位同胞一下子就引起了倪藻的兴趣，就像他们过去曾经熟识。那人宽肩膀，身材适中，两颊像刀砍过似的平直有力，大眼睛柔和当中充满畏缩和惶恐，与他那上挑的、眉心连在一起的长眉颇不协调。依倪藻的经验，这样的眉毛应该是争强好胜、显露浮躁的性格的征兆，这样的眉毛的主人的目光也应该是得意扬扬的。这样的人按理属于一触即发、随时准备露一手和压别人一头、什么情形下都不甘寂寞的那种类型。
这位同胞的神态也是自从倪藻在F市航空港交验护照入境以来所没有看到过的。这里与以谦虚为最大美德的东方不同，这里的每个男人与女人，包括小孩子都挺胸抬头，神气活现。用现在比较时髦的话来说，就是一个个都显得那样自我感觉良好。但是，现下的这位西装笔挺的同胞老弟，虽然具有一切令人感觉良好的外部特征，却表现出一种莫名的卑怯，近乎凄凉。可又为什么要去关心一个萍水相逢的不相干者呢？天涯海角，到处都有形容枯槁的、心情忧郁的、处境艰难的与偏偏和自己过不去的令人感到亲切的人。那些直接与倪藻有关的人倪藻还关心不过来呢。
走进这一间清爽的、一尘不染的、虽然顶棚不高面积也不大却是非常明亮和舒适的会议室，倪藻第一眼便发现了这位同胞老弟。他身上的悲剧气氛，悲剧气氛下蜷缩着的暴躁、才情或者顽劣，一下子就打动了倪藻。倪藻选择了一个离他近的座位，向他微笑，并递过去自己的一张名片。“老弟”立刻掏出了自己的淡蓝色的姓名卡。一面是英文，一面是中文——中文！H大学副教授文学博士、历史学硕士赵微土向他点头致意，并奇怪世上竟还有这样的名字。
座谈进行得比较表面，主要由健谈而又博学的代表团团长与德方的几位学者进行讨论。倪藻稍稍放松了一下自己。他一会儿欣赏房间四角呈大花瓶形的台灯，一会儿抬头望着窗外的绿树和树枝上跳跃着的两只小鸟。小鸟互相跳了、叫了一会儿，然后静下来，各自转过头颈用尖尖的黄嘴巴啄洗整理自己的羽毛。倪藻觉得不可思议。甚至连种类相同的鸟儿也生活在不同的国度。它们不是能够在天空自由地飞翔吗？是它们自己选择过了吗？是不是鸟儿也有自己的命运、自己的怨嗟和快乐呢？
倪藻他们的代表团团长侃侃而谈：“先生们对于中国历史上，近百年来、近三十年来以及近年来所发生的一些事情觉得困惑、意外、难以猜测甚至难以理解，这本身是完全可以理解的。不要说你们，就是我们这些祖先就生在中国、长在中国、参与了许多事变、对于在中国发生的许多戏剧性事件都是身临其境的人，也常常觉得困惑和难以理解……”
团长的话引起了笑声，倪藻也笑了。笑是好兆头，倪藻想，共同的笑声，这也算是一种沟通吧？“……一九四九年，中国人民掌握了自己的命运，用革命的手段把中国社会翻了一个个儿，用革命的手段对中国社会进行根本的改造，这是绝对必要的、伟大的与神圣的。没有这样一个天翻地覆的革命，古老的中国就无法继续生存，无法迈开一步。当然，革命的道路是不平坦的……”
团长继续谈，倪藻觉得他谈得很好。为了振作精神好好听一听团长的谈话，倪藻站起身来，走到透明的恒温咖啡壶边，为自己倒了一杯咖啡。赵微土示意他加糖和白色配料（用来代替奶粉以免催肥的“咖啡之友”），被他谢绝。喝黑咖啡，这是他小的时候便从父亲那里学到的习惯。“……但是我对中国的‘文化大革命’的失败感到遗憾……”长着多肉的半透明手指的浑圆的学者结结巴巴地用中文说，他寻找翻译，扫了一圈，贝蒂小姐不在场。赵微土向他做了一个“您请”的手势，他改用母语说话，赵微土给他当翻译。“我对中国的红卫兵运动的失败感到遗憾。一九六六年我还在大学读书，我认为中国的红卫兵为全世界树立了榜样，反传统、反体制的青年人找到了一条快速地改造社会的方法……”
多肉学者的话令倪藻吃了一惊。这次出国，对于来自右面、来自西方世界的反共偏见的种种误解、疑问乃至挑衅，他是有准备的。但他没想到这里还有这种超“左”的论调。只是这位先生的外形与他的观点似乎一下无法协调起来。按照公认的标准，这位先生显然应该算是属于“资产阶级”的。“然而，改造社会的任务，从来不是能够快速地完成的。”团长简略地却是针锋相对地回答。
周围再一次响起了会意的笑声。
赵微土用英语补充了几句话，然后自己翻译说：“我说，我对他所说的‘文化大革命’与红卫兵运动的‘失败’感到快慰，感到欢欣若狂，要不然，咱们中国就完蛋了……”
倪藻立即听出来了，赵副教授的中国话不像久居海外的人的那种口音和腔调，倒更像“自己人”。同时，赵的这几句相当口语化的话，反而一下子给一直温文尔雅的座谈增加了一点沉重的气氛。
天色突然黑了，主人打开了会议室屋顶上的隐灯。倪藻看了看表，还不到五点钟。他又看了看窗户，是天阴了下来。停在树枝上的两只小鸟不见了，从窗前飞过的鸟儿显得惊惶，雨快要来了。不知道H市的小鸟能不能找到避雨的地方……这里的房子好像缺少屋檐。
贝蒂小姐匆匆走进了屋子。她走路的时候绝不摆弄腰肢，卖弄风情，而是带着一种职业妇女那目不斜视的庄重与讲求效率的紧张。其实，贝蒂小姐还很年轻，正是谈情说爱的年纪，但她的穿着、举止、言谈乃至于笑容都带有一种中国式的朴素。倪藻坚信这种朴素是中国式的。学习某一种语言就会不自觉地受到某种文化的熏陶，倪藻自己就有这样的经验。而且，他相信，把一种语言当作一种文化的轨迹，而不是仅仅当作一种表意的、随时可与自己的母语互换的符号，乃是学好那种语言的首要条件。
贝蒂小姐径直来到倪藻身边，拉过一把椅子坐下来，悄声告诉倪藻：“我掌握有关史福岗的信息。史福岗从中国回来以后，一直在这所大学任教，去年十一月，他已经退休。他经常不在这里，或是到亚洲一些地方旅行，或是到乡下去。据说前不久他和他的太太还在中国，现在人们说他们夫妻二人可能是在马尼拉。史教授在这里退休之后，接受了菲律宾大学的聘书……”“您是说，现在在这里，是找不着他或者他——太太了。”“太太”这个词，已经搁置得很久了，倪藻用起来略觉异样。
窗外似乎已经淅淅沥沥地下起了雨，树叶和细枝颤动着，道路上驶过的汽车溅起了些许水花。窗子的隔音性能绝好，人们在室内听不到雨声，因而看起来一切像是一幅画。
远看山有色，近听水无声，
春去花还在，人来鸟不惊。
这是童年时姨母教给他的谜语。这里鸟不躲人，因为人不伤害鸟。为什么我们那么不注意保护鸟呢？甚至公布了法案也不行。有些人硬是要去伤害从不伤害人的鸟。他们一有机会就要去伤害别的生灵，而他们自己，又常常被……“是的，这里只有他们的空房子。您大概很无奈，因为您看不到老朋友了。”贝蒂同情而又无可奈何地说。“看来，不该见他们……”倪藻轻轻地舒了一口气，若有所动，不知道是解脱还是惆怅。赵微土向他淡淡地一笑。
座谈结束了，人们准备离去。赵博士走了过来，略略前倾着身子，对倪藻说：“您想见史福岗或者他的太太吗？”“是啊，您认识他？”倪藻的眉毛一挑。“熟得不得了。”这“不得了”三个字的发音有点夸张，有点像解放前话剧的舞台腔，有点——不，显然不像当今中国大陆的人们说话的语气。“据我的最新消息，史太太已经回来了，她是昨天晚上到的，乘的是西班牙航空公司的飞机，机票要便宜一些。据我所知，情况就是这样。”说着，他向贝蒂小姐点了点头，似乎为自己提供的情况与贝蒂不同而感到歉意。“那就太好了，请您帮助倪先生与史太太联络一下，可以吗？”贝蒂小姐高兴地、凑趣地说。
按原来的计划，代表团现在应该回旅馆，六点半钟与一位老太太共进晚餐。这位老太太年轻时与一位思想激进的中国留学生结婚，后来与他一同回中国参加革命活动，又一起去了延安，一起迎接了一九四九年的解放。她有中国国籍，是一位著名的老革命，现在年老体衰，回到故乡治病、度其余年，现在仍然充满着对中国的感情。晚饭以后，八点半钟他们将去剧院欣赏一台古典歌剧的演出。而次日，活动排得就更紧。
赵博士建议说：“您只好放弃与这位老太太共进晚餐的机会，我们一起吃一点便饭，然后我们去看史太太，八点半以前，我送您去剧院……这样，我也可以有机会与您再谈谈心。”“这是个好办法。”不等倪藻开口，代表团的其他同志都认为这是可行的，纷纷表示赞成。倪藻虽然对见不到那位老太太颇觉遗憾，但想到有这么三个多小时可以放松一点，似乎也恰恰是他所需要的。而且，他预感到赵微土似乎还有一些话要与他说。他点点头，事情就这样定了。
赵微土似乎由于自己的建议被采纳而颇受鼓舞，他显得活泼了，从口袋里掏出一个小小的电子计算机，按了几个字母，显示盘上出现了施特劳斯·沃尔夫岗（史福岗）家的电话号码。抄起电话听筒，按照这个七位数字的顺序，轻按着电话机上小小的键盘，键盘发出高低不一的短促的乐声，过了一会儿，赵微土兴高采烈地说：“史太太吗？辛苦辛苦……我是谁？哟，您没听出来，准是让飞机发动机的噪声给吵的，我是小赵……”
赵微土的整个语调、语气、神气似乎都与他们脚下的这块欧洲国家的土地、与H市、与他跟“史太太”的所在国籍及“史先生”的纯正欧洲血统无关。电话耳机里清晰地传出了北京味儿很足，而且是老北京味儿（解放前的北京味儿）的史太太的说话声：“小赵呀，你这个机灵鬼从哪儿打听到我回来啦……”霎时间，倪藻完全忘记了此身何地，他只当是在隆福寺东四人民市场旁边的一个公用电话间里呢。“……北京来的一位朋友，他的父亲是史先生的老朋友……您猜猜……什么？您猜不着，他姓倪，倪藻同志，怎么样？”短促的沉默，对方大概仍然没有反应。这使倪藻有点伤心，他甚至怀疑自己不远万里而来慰问他们，并且今晚离团独自行动是否明智、是否必要、是否荒谬和愚蠢了。
赵微土捂住了送话器，他用与他打电话的腔调全然不同的礼貌的态度问：“史太太问令尊大人是不是叫倪无尘……”“是的，他叫倪吾诚。吾人的吾，诚实的诚。”“是的是的，”赵微土对电话讲得很兴奋，“就是倪吾诚老先生的儿子，人家大老远的要去看您……不，不吃饭，我们这儿有安排……是的，他八点钟以前要离开您那里，八点半他还有事……好的，我们七点二十分到您那里，在您那里待四十分钟……招待？您刚回家用什么东西招待我？噢，不是我，是招待倪先生……有没有菲律宾带回来的杧果……那就给碗清茶吧。”
赵微土笑呵呵地放下了电话，几乎是拉着倪藻的手走出会议室，走进电梯间。“是的，我们的时间有限，近处有一个意大利餐馆……您喜欢吗……好的，您喜欢各种新鲜的经验，这真是一个长处……到了，请。”他们走出电梯间。大门口摆着一张写字台，写字台上的台灯放射出柔和的光，一位看不到面貌的女士低着头，两手像弹钢琴一样地按动面前的一排排按钮。
赵微土行经她身旁的时候向她扬起手，道了一声晚安。她含糊不清地应了一下，略一抬头。倪藻只来得及看到她额头的皱纹。赵微土推开玻璃大门请倪藻先走，随后他跟出来，用一种潇洒的姿势欢快地迈动步子走向路旁的一排汽车。倪藻立刻闻到一股清凉、湿润的气息，树叶似乎正在雨中融化，放出一种嫩生生的芳香。细雨若有若无地触着面孔，好像是一种爽人的抚摩。一阵风吹过来，倪藻还觉得有点冷呢。虽说是夏天，但这里——倪藻出国以前不止一次地看过地图——的纬度与中国最北部的城市黑龙江的漠河差不多，又加上阴雨，倪藻只觉得像是春天，也许更像乍暖还寒的早春天气呢。
赵微土来到一辆在雨中闪着光的猩红色的汽车旁边。车顶上覆盖着几片雨中飘落的枫叶。枫叶水淋淋的。他先打开右面靠前的门，请倪藻坐好，然后他麻利地转到左面，打开车门，坐到驾驶的座位上。他发动着车子，喟叹着说：“我有许多话，想与你们说啊……见了面，又不知道从哪里说起。”
车子开到了路上，转过了方向，沙沙地跑起来了。从挡风玻璃上方悬挂着的反光镜上，倪藻看到了赵微土那阴沉的、拉长了的脸。“您是……”倪藻试探着问，语调里流露着关切的兴趣。“我也许该枪毙，”赵微土突兀地说了这么一句，把右手从方向盘上拿起来拂了一下，低声说，“我是一九六七年从中国大陆跑出来的……本来也是干部……请原谅，也许您对这些并不感兴趣。”“没事，我们随便谈。如果您愿意的话，请随便谈。”
道路右侧出现了一幢孤零零的烟色木房子，标有意大利餐馆和意大利薄饼字样的霓虹灯在薄暮中闪着微光。他们停好了车，走下来，推开门，首先闻到了一股浓热的奶酪干气味，赵微土走向迎面的光亮的柜台，在那里点了饭并且交了钱，这是倪藻出国以后碰到的第一家先交钱后吃饭的饭馆。然后，他们踩响一个吱吱扭扭作响的木阶，绕过一个小小的喷水池，进入低矮幽暗温热的大厅。虽说是室内，却生长着不少树叶巨大、形状奇特的高贵植物，还有攀附在墙壁上的藤蔓。一间大厅，里面修得高高低低的，既有高台，也有低地，任凭顾客选择自己的座位与“地势”。只是顾客很少。他们走到一张小桌旁边坐了下来，依稀听到了摇滚乐曲的立体音响，那本来应该是声嘶力竭地大喊大叫的歌曲，由于音量被调到了最低，变成了一种有气无力、想使劲也使不上的虚弱的哀鸣，好像是一群哑了嗓子的病人在吃力地唱歌，振动不起空气与耳膜，倒使倪藻觉得怪可爱怜。“请坐下休息，我去买酒。”赵微土说。倪藻才注意到大厅的一角是一个小小的酒吧，“我去吧。”他站了起来。“当然是我了……我们要啤酒，吃意大利饼是讲究要喝啤酒的。您要不要一点有劲儿些的？”“那……就要一点威士忌吧。”“好！”赵微土的眼睛亮了一下，“放不放冰块……不放，您真了不起……”他走了，一会儿，熟练而且麻利地拿来了一升啤酒，一杯威士忌，他还给自己要了一杯伏特加。“为了您的健康！”“为了您！”
他们举起杯。“哦，我该向您做一点自我介绍了。其实，我早就知道您了……我的哥哥是您的同学。”“谁？”“赵伟达。”“什么？你是赵伟达的弟弟，你是……”倪藻不自主地把“您”换成了“你”。“是的，我是伟士。”“伟士？您的名片……”“……我不是什么伟大的志士，”赵微土苦笑了一下，又调皮地眨了眨眼睛，“跑出来了，变成了丧家之犬，我把‘伟大’的‘伟’说成了‘微小’的‘微’，‘士’呢，我把上一横捏短，把下一横抻长，就成了‘土’。我不过是一粒渺小的尘土，微小的灰尘，OK？”“欧洲人也说OK？”倪藻莞尔一笑。“是的。美国人认为是他们在领导世界。我们接受了领导，便OK长OK短起来了。这您就知道了，我们全家都是共产党员、革命者，唯独出了我这么一个不肖之子。”他停了停，看了倪藻一眼。倪藻的反应是平静的，他脸上的含笑的表情并没有什么变化。“……我原来在一个外事部门工作，我在大学学的是法文，第二外国语是俄文。一九六四年‘四清’以后就把我调出来了，下放到祁连山脚下。我心情不好，不满意，对各种事情都想不通。一九六六年‘文化大革命’一开始，我的父亲、母亲、姐姐、姐夫、两个哥哥和两个嫂嫂，前后都被揪了出来，他们说我们全家是特务，是特务窝子……我就……跑了。”“跑了？”“我伪造了护照……噢，您不知道，我跑出来以后，受的那些个苦……多少次，我想自杀……但我的罪孽不是一死就能够结束的……但是，我请您去了解，虽然我是跑出来的，也许我是有罪的，伪造证件和叛逃……但是我没有再做损坏祖国的事……我毕竟是被毛泽东培育起来的一代人当中的一个……反共分子包括一些有台湾背景的家伙，以为我一定是对共产党怀着深仇大恨，他们请我去参加他们的集会。我与他们吵了起来，还动了手，我因为这个受到了警方的拘留……”
倪藻点了点头，又微笑了，他似乎应该说点什么：“那毕竟是过去的事了，‘文化大革命’的时候全乱了套……您还年轻，身体又那么棒，您又得到了博士学位……”“那是狗屎一样的臭博士。”赵微土突然涨红了脸。
浇满了红红的番茄汁并撒满了干酪碎粒的意大利煎饼端上来了，赵微土顾不得吃，他眼睛里涌出了泪水，期待地看着倪藻。
一瞬间，倪藻忽然觉得自己变得十分强大。他知道，赵微土期待着他的言语就好像他代表着最权威的方面。他说：“来日方长，人心自见。现在中国已经不一样了……我只希望你能有机会回去再看看，看看究竟中国发生了什么变化……不论在什么地方，只要你有爱国的心，就一定能为祖国做一些有益的事情。”
赵微土含着泪再次向他举杯，他整理了一下自己，转了一个话题：“史福岗先生和您的父亲是……”“嗯。在我很小的时候……”倪藻向赵微土叙述了自己家与史福岗的一段瓜葛。赵微土迷茫地点着头。当谈起久远的往事的时候，听者和叙述者的脸上都会显出这种迷茫的神色来。
待到他们吃饱喝足的时候，饭馆里陆陆续续又来了四五对客人。客人的年纪都已不轻，穿着整洁，一尘不染，说话悄声慢语，走在只上了一层清漆的木质地板上也几乎不发声息。“这儿的人吃晚饭都比较晚，一般在晚上九点才是吃饭的高潮。现在，刚刚开始上人。”赵微土解释道。
倪藻点点头。随着顾客的增多，音响系统播放的摇滚乐曲似乎也略略增加了一点音量，唱歌的人好像突然向他们走近了一点，带着忧伤的笑容。沙哑的、专心致志的、喊叫一样的歌声，狂热地、快乐地抒发着歌者的铅一样的忧郁和痛苦。就在这一瞬间，一根联结着中国和外国、生活和灵魂的迷离的弦突然震颤起来了。倪藻完全没有想到，这精致而做作的空旷的餐厅里，响着粗野的、应该说是绝望的却又充满着青春的可怜爱的激情的歌声，在这刺耳的、夹带着混乱的噪声的击节声里，竟包含着这么多动人的真诚。泪水突然涌上了他的眼睛，他甚至觉得一阵窒息，仿佛整个餐厅的幽暗的灯火摇摆旋转了起来。他回想起了儿时荡秋千。“我喜欢这个餐馆，这是一个可爱的地方。”倪藻说。他说这话是为了间接地表示对于赵微土请他到这里吃饭的感谢，也是为了平静一下自己的内心。
赵微土文雅而忧郁地一笑：“但是，越到这种地方来我越觉得陌生，这音乐、摆设、食品，还有语言……但是今天例外，因为有您，倪藻同志！”说到最后，赵微土笑起来了，不知道他是玩笑，还是用表面的玩笑掩盖更深层的激动。“也许，我们该走了？”倪藻挪动了一下身子。
赵微土看了看表，面容有些尴尬，又相当老练、潇洒、带几分玩世不恭地一笑，“我还有几句话，请您原谅，”他撩了撩额上散落下来的头发，扬起头，眼睛看着天花板，他的样子几乎是傲慢的了，“如果现在我表白我的爱国心，也许有点滑稽，哈哈……我要对您讲，不要随便相信他们。”他突然低下头、弯下腰、欠起身，抬起了座椅后腿，说到“他们”的时候，伸出左手，用食指和中指在空中画了一个大圈，好像是在抨击到这里用餐的顾客，他凑近倪藻，用紧握的两拳支撑着下巴，双眼含着泪说：“他们瞧不起中国人。您不知道，有人用什么样的语言说过中国，您听了会和他们拼命的……当然，史福岗教授不是这样，他爱中国爱得要命……什么时候，我们中国能长点出息？什么时候，我们能成为我们应该成为的那种样子？什么时候，我们能不再干那些打肿脸充胖子的蠢事呀！啊，对不起，对不起……”
倪藻脸红了，心跳了。在国内，他不是没有听到过各种忧国忧民、慷慨激昂，有时候又是相当偏颇的话。人们毕竟敢发牢骚了，这也还算是好事。然而，这是在异国的土地上，这里听到的每一句对中国带有批评意味的话，都使他有一种心惊肉跳的感觉。
他理解地点了点头，心里却像火烧一样。“我们走吧。”赵微土轻轻站起身来。
这就是“出国”。它突然使你离开了你的世界，像一条鱼离开了它从没有离开过的水。然而，它没有干枯，因为有别样的湿润，隔断而又相连。它似乎给你一个机会超脱地飘然地反顾，鸟瞰你自己、你的历史和你的国家。却又不能超脱，更加挂牵相连，忧思和热望都像火焰。
倪藻和赵微土步履轻轻地走出了意大利餐馆，像是怕踏破各自心底泛起的温柔。涂满口红的金发出纳员向他们说谢谢、再见，赵微土回答了，倪藻却因为浸沉在自己的心绪里，一时没有反应过来，及至他想到他至少应该用鼻子“嗯哼”一声的时候，他已经走到门口了。
就差那么一瞬间。他苦笑了一下。
赵微土的猩红色式样的老旧汽车在雨中行驶了十七分钟，虽说是市郊，但路两旁仍然时而有商业霓虹灯闪过。五颜六色的光穿过雨丝投入坐在飞驶着的汽车里的倪藻的眼睑，使倪藻想起在这里看到过的几张抽象派绘画，原来什么也不像的、错综而且极不稳定地晃动着的色彩的点、线和条条也并非没有它的生活依据。他点起了一支烟。
他谛听着车轮滚动的沙沙声、细雨忽紧忽松的飒飒声、水花溅起的溅溅声和汽车内燃机工作的突突声，想起了这种飞速行进的紧迫、乐趣与自豪，又似乎感到了这种紧张运行后面蕴藏着的一种淡淡的自嘲和悲哀。他忽然来到了这个陌生的国家，见到这样一位微土先生，而且一见面就倾吐了那么多，然后急急忙忙地去看一位天知道的史太太……为什么人生中有这么多盲目和类似盲目呢？
他想起了他在自己的祖国，在辽阔高原、荒凉戈壁、长河落日、大漠孤烟的环境里的旅行。那是乘着大卡车，他站在敞篷车槽里，迎面吹来的风强劲而又自由，他的嘴不停地咀嚼着沙子。
他想起了初到F市航空港时入境的情景：航空港到处站着全副武装、如临大敌的警察小伙子，金发碧眼，左手捧着报话机，右手抚着手枪枪柄，如果发生什么事件，半秒钟之内，警察们就会像猛虎一样地扑上来。但是一越过边境检查和海关，便是一派明光耀眼的花花世界景象。还在机场，两旁商店的橱窗、广告、招牌和大白天也绝不熄灭的灯光，特别是一切商业广告中几乎都不可少的西方美女的照片中令人目迷神摇的色彩、线条、明暗、姿势……足以使人眼花缭乱了……
他想起了连续几天的超紧张的访问和旅行，起飞和降落，上车和下车，领到和交回旅馆的房间钥匙，名片和自我介绍，空话、套话、礼貌性的话和涉及实质但浅尝辄止的话，少有的紧张的充实，却又是少有的若有所失。走到世界，走到外国来以后，他感到了一种少有的寂寞。中国，我们堂堂的中国究竟什么时候才能跻身于发达国家的行列？这个问题有一种严肃的苦味儿。想得多了，也许会悄悄地、不让人知地落下泪来。
他想起自己耽误了太多的工作。在家里，每个小时的工作都有这个小时的收获。关于温州方言的专著，他还要从头至尾细细校对一遍。研究所里的两位老专家、老权威的颇带门户之见的争论使他难以置身事外，但他觉得参加争论他还没准备好。和日本京都大学的坂田教授的讨论使他困扰。还有七天的日程。然后包括在中东的停顿，他还要飞行十六个小时才能回到北京。
当然，他更想到的是史福岗。小时候，史福岗举着他进北海公园后门。然而，这是早已经逝去的、早已经深埋起来的往事，一段似乎与现在的他毫无相干的往事。跑到异国的H城来续补这样一段于他已经毫无意义可言的往事，他觉得有点好笑，甚至有点没意思。他到底要寻找谁？寻找什么？
刹车发出了一点声响，倪藻的身体向前一倾。手扶着方向盘的赵微土恢复了那种文质彬彬、嘴角上微带自嘲之意的表情，他摊开了右手手掌，说：“到了。”
倪藻下得车来，一阵带雨的凉风使他一哆嗦。他没有想到经过两个小时的雨以后，郊外的气温会降低那么多。在汽车里，他身上还保留着意大利餐馆的橙黄色的温煦。
他跟随赵微土快步走到一座四层楼房门前的防雨棚顶下面避雨，躲在密密的树叶后面的细腰屈颈的灯盏把花花点点的灯光抛落在他的身上。逆光的树黑油油的，在雨中滴着细小的水珠，轻轻摇着身躯，显得优雅、愁闷而又无可奈何。漂亮的铁栅栏门紧紧关闭着，铁栅栏里面的门似乎是木质的，外面包了一层革质的保护层，有虎斑似的图案。楼上有几扇窗户亮着，让人看见美丽的窗帘，还可以依稀看到窗边的攀缘植物。楼边停着五辆汽车，汽车接受着雨水的淋浴，车身上落了一些被风雨弄落下来的叶子。不远处，公路上来往的车辆的前灯不时把这里照亮，又不时把这里弄得更黑。这确实是一个安谧的住所，倪藻想，他又打了一个冷战。
铁栅栏门左侧有一盏灯光微弱的小灯，灯下面有一排铁牌子，上面写着一些字母，还有一些按钮。赵微土查看了一下，按响了第四个按钮，倪藻吓了一跳，因为传来了一个年老妇女的近在耳边的问话声：“是小赵吗？”
是地道的北京话，有一点鼻音，还能听见说话者的呼吸。“是的，是我和倪先生。”赵微土赶忙回答。
随后，门吱吱地响着，自动打开了。
倪藻这才弄清楚，铁栅栏门侧有受话器和送话器（喇叭），铁牌上的字母是各家户主的姓名的缩写，客人按对了按钮便与他要拜访的人家接通了电话，通话核对以后，主人便可以通过某种遥控设施发出指令打开两道门，把客人放进去。这样，就杜绝了诸如小偷或者乞丐或者疯人或者一切不速之客进楼的可能。
而主人如果不愿见客，只消不理会铃声就是了。
他们刚刚进去，两道门又吱的一声严丝合缝地关闭了。
对于技术落后的中国人来说，有一种拒人于铁门之外的冷峻。倪藻想。
赵微土客气地用手势请倪藻走在前面。“要爬到四层……”他说道。
他们在狭窄的、每一阶都很高的楼梯上走着。除了他们两人的脚步声和喘气声，听不到任何声音。除了昏暗的壁灯以外，看不见任何光亮。这些房屋的隔音和遮光性能可真好！倪藻赞叹着，觉得小腿有些酸。每天都不得闲，心总是张着，静不下来。
爬到了四层，里面有一扇门虚掩着，只拉开了一条缝，透露出一点灯光。是史太太打开了门等着他们。“史太太！”赵微土欢快地叫了一声，推开了门。门厅没有人，两位客人稍稍等了一下，倪藻来得及看到门厅正面墙上挂着的一个小匾，匾的底色是赭石色，字是古雅的绿色，“致远斋”。匾下面是镶着镜框的一张大字，字是草体，只有一个字，辨认了一下才判断出那个字是“愚”字。两侧是对联，裱过的“守身如执玉”和“积德胜遗金”。
倪藻眨了眨眼，他是在哪里？什么年月呢？
这时蹒跚地走来一个胖胖的老妇人，百分之百的中国血统。妇人穿着紫红色的中式便服，绣花缎面鞋，满脸笑容，两腮肌肉松弛地耷拉下来，显得和蔼可亲。只是两眉正中有三道深浅不一的纵纹，又使人觉得她未必有很好的脾气。
史太太适度地欢迎了他们，打量倪藻的眼光似乎包含着几分疑惑。“我父亲要我来看看您。我带来了他的信，还有他捎给您和史福岗伯伯的一点小东西。”面对史太太疑惑的目光，倪藻觉得需要解释一下。“请进吧。”史太太点了点头，“真没想到能见到您。我是昨天才回到家的，史先生还留在马尼拉。”
倪藻走进一个宽敞的、同样昏暗的客厅，他被让坐在一张不新的暗红色沙发上。应答了几句以后，史太太蹒跚地去给客人端茶，倪藻得以安静一下，打量着这间屋子。
无论如何，他不能想象这是一个欧洲人的房间。“忍为高”三个大字正对着他，是孔子的第多少多少代玄孙孔令贻写的。齐白石的画似曾相识。小蝌蚪在山溪里畅游。他看不清另一幅水墨山水作者是谁。山水画旁是一个黑色木几，木几上摆着一盆兰花。倪藻的目光移向右面，移向门所在的那一面墙。顿时，他一惊，目瞪口呆，他看见了一幅横幅，是拓下来的古字：“难得糊涂”。
不知道为什么他心跳起来。他站了起来，稍稍走近那横幅。不错，正是这样。“难”字写作，这是郑板桥的手笔。字峭拔有力，下面的几个字“聪明难，糊涂难，由聪明转入糊涂更难。放一着，退一步，当下心安，非图后来福报也。板桥识”，也是他早已烂熟于胸，背诵得下来的。当时他不知其意，事后也早已忘得一干二净了。
然而，就在这一瞬间，他明白了，忘却是不可能的，太难了。忘却并不能给人以真正的慰藉。而早已忘却的记忆的突然复活，竟给人一种喘不上气来的感觉。
那初冬的阳光，那满院子的落叶，那窗玻璃的闪耀，那一溜就上了房顶的老花猫，那叫卖藕粉的吆喝，那水车的吱吱扭扭声，那残了角的石阶，那穿着西装的父亲，那门上的铁锁，那把“难”写成的郑板桥书法的拓片，那满地的碎玻璃，那他至今无法解释的怨毒仇恨，还有金嗓子周璇唱的愈纯真甘甜就愈凄凉无助的歌！
茶水似乎不那么新鲜，也不那么热。史太太端来一盘糕点，他吃了一块蛋糕，很好吃。
史太太说：“我去年回过北京，我妹妹就住在北新桥。为什么把东四和西四的牌楼都拆掉呢？我真心疼。妨碍交通？巴黎的凯旋门也妨碍交通，他们展宽了路面，车辆可以从两边走。你还在H市待几天？你能吃得惯这里的饭？你比我还强。你爸爸也老了，当然。你妈妈呢？哦，我听说了。你还有个姐姐吧。当然全记得。我有心脏病。这不是坐飞机坐得两条腿都肿了，到今天也没消肿……”
史太太又说：“你有四十多了？噢，你也这么大了。几个孩子？太好了，我为你鼓掌。还是要有儿子，在中国没有儿子不行。住几间房子？那怎么够？最好还是四合院，养花、养鱼、养鸟。夏天招蚊子。这又有什么可笑的？这是咱们老祖宗教给咱们的，是咱们中国人的诀窍。要忍一忍，让一让，退一步，把你放过去，把自己保存住，事情就会慢慢地变化。但最后你恶贯满盈了，你就完蛋了，但是我还存在着，因为我的力量积蓄起来了。史先生整天跟我研究这个，他佩服中国，崇尚中国文化，他说这是全世界头一份的、谁也比不了的文化，他有他的道理。在新加坡、马来西亚、菲律宾，在这些个地方，搞了一段，最后大家都明白了，还是需要中国文化的精神。不用着急，不用怕这怕那、骂这骂那的，反正中国会有自己的办法。”
史太太又说：“欧洲，欧洲有什么好的？有电冰箱，有洗衣机，有汽车，有彩电，有立体音响……这又有什么？又跟我们有什么关系？你们国内的人发牢骚，你们还不知道我们的苦处呢。可是我们说话自由，说话不自由就只能够把嘴封住……哎哟，我的腿又麻了，哎哟哟……”
倪藻童年时候常有遐思。比如清晨起来上学，他买上一块烤白薯，一边就着冷风吃一边走，一边用接长了的棉袄袖子擦稀鼻涕一边想：我是走在路上吗？可刚才那么困，捂在被窝里不想起炕。“谁起得快，老员外；谁起得慢，小尿罐。”这么说也白说。那怎么我现在是走在去上学的道上呢？也许这儿有两个倪藻？一个倪藻吃着烤白薯去上学，另一个倪藻还在被窝里睡觉？我好像知道那个倪藻困得那个样儿，叫也叫不醒，一眼睛的眵目糊……
这么想着走着，快到学校了，一顺白墙，一堆人。干什么的？原来是倒毙的一个乞丐……他不愿意看，他怕看。再看就迟到了。不知道是谁给乞丐盖上了一片破席，死人的两只脚还露在外边呢，两只鞋都张着大嘴，脚趾弯着，像鸡爪子……忽然，倪藻一阵骇然，他觉得那死去的说不定就是他。他怎么那么有把握自己还活着而死的是别人呢？他怎么知道那个死了的人没有另一个活着的化身呢？也许可以假定死者是又一个倪藻，又一个倪藻死了。又一个倪藻的两只脚趾弯着，身上盖着席片。与又一个倪藻相共存的将是又一个妈妈、又一个爸爸……又一个世界。当又一个倪藻死了以后，又一个妈妈、爸爸、姐姐、姨、姥娘当然跑来了，哭了：“我那孩子（弟、甥、孙）呀，你这是怎么啦呀？”他们哭得那么伤心，声音那么大，都快叫这一个他听见了。就是这样吧？当每天一个活着的倪藻活动的同时，另一个倪藻正在死去吧……就这样想着，一个倪藻走进了校门，工友室门口贴着一个帖子：“酸枣面、杏干糖、果丹皮”，都是女生爱吃的玩意儿，他这才好过了一点。
现在呢，在欧洲，在外国，在H市，在史福岗太太身边，在“难得糊涂”的横幅下面，在赵微土的身旁，他忽然发现，旧事并没有消失。旧事不过是存贮在了H市的史太太家里。旧事也存贮在每个经历过旧事的人的心里。原来，除了现在的他以外，还有又一个他生活在旧事里。原来人们在五十年代告别四十年代，又在六十年代告别五十年代，就像人们离开了上海去了青岛，离开了青岛又去了烟台一样。人们一般以为，空间的旅行是可逆的，而时间的旅行是不可逆的。但是今晚，他获得了一次激动人心的体验，在八十年代，在异域，他发现了一些久已埋葬的过去。
考古？
连接。又续上了吗？
第二章
闹了一夜的猫。头天晚上，好像天黑不久，就传来了那种此起彼伏的、凄厉的、痛苦的、贪婪而又凶恶的猫叫。那叫声与其说是像求偶，不如说是像决斗，像凶杀，像吃人！这叫声使得静珍的手一抖，把一个小瓷酒盅落到地上，跌了个粉碎。
静珍（现在户口本上的名字是周姜氏）拿着笤帚疙瘩冲了出去，她对着墙，向着星光中朦胧显现的灰瓦楞子吆喝。她一跳老高，“呸呸呸呸呸呸呸”啐了一顿，她想象着她已经抓住了那么一只肚皮滚圆、眼放绿光的虎皮猫——那是邪恶和无耻的化身。她的笤帚疙瘩每一下都打在这魔鬼的猫的下腹部，打得猫遍体淋血。她觉得喘出了一口气，缓缓地回到屋里。她八岁的外甥倪藻和九岁的外甥女倪萍目瞪口呆地看着姨母归来。周姜氏爱怜地看了孩子们一眼，噗地一笑，解释说：“这些天咱们家有些个晦气，都是那死猫带来的。我要把那个晦气打破。有晦气也是我一个人搪着……”倪萍和倪藻似懂非懂地眨着眼。周姜氏说：“罢，罢，不说这些。让我教你们唱歌。”说完，她就清喉咙，又是咳嗽，又是吐痰，又是长出气，又是吭吭。终于，嗓子弄利索了，她一句一句地唱道：
风儿起，云儿飘飘，
海“料料嘛行子料”……
第二句词，她记不清了，便唱成了“料料”和“嘛行子”（犹言什么东西）了。
会说话的树，会唱歌的鸟，
都一起睡着了，杨柳儿飘摇……
唱着唱着，只觉得鼻孔奇痒钻心，她打了一个大喷嚏，她打嚏喷就像要挣命一样，全身全脸抖成一团，抖个不住，逗得两个孩子笑了起来。
两个孩子被妈妈叫走睡觉去了，静珍——周姜氏一面给自己铺被，一面突然又背诵起白居易的《长恨歌》：
……杨家有女初长成，
养在深闺人未识。
天生丽质难自弃，
一朝选在君王侧。“嘛行子嘛行子”……
侍儿扶起娇无力，
始是新承恩泽时……
刚刚躺下便又听到一声从低到高又从高到低的波浪形猫叫，紧跟着是“噗——噗”的吹气和掐架的声音。静珍本想再冲出去，无奈一上床便只觉得四肢如铅头如斗，似乎被钉在了三块铺板上，身不由己，一动也动不得窝。“汉皇重色思倾国，明明是唐明皇偏说是汉皇，呦——喵——呸！”
也不知道到底是睡了多长时间，一个钟头还是一分钟，都有可能。反正在一片猫叫声中又悚然睁开了眼睛。哪里来的这么多猫？难道是猫儿大会？猫儿成精？长一声、短一声、高一声、低一声、悲一声、闹一声，直如千猫万猫向她扑来，千猫万猫的爪子同时抓向她的脸、她的心。恰恰在这个时候，顶棚上又一阵千军万马倒海翻江的轰隆声，却是一群耗子肆虐。这耗子声竟比那猫声还要扰人。你听着，只觉得近在咫尺，只觉得铺天盖地，只觉得一群老鼠踢蹬在你的脑门子——太阳穴上。耗子搬家、耗子娶亲都是盛大的喜事。周姜氏却只觉得心儿一阵阵紧缩抽搐，脊椎骨好像被什么冰冷的魔爪抓成一团，解也解不开，展也展不直，变成一疙瘩死筋？猫鼠合鸣之中，她苦苦地挣扎，却总也挣不脱，最后不知是谁，不知是谁在她枕边嘿嘿地冷笑了三声，又像是对着她的耳朵吹气，她大叫一声，睁开眼睛，一瞬间泪流满面，冷汗布满了全身。莫非方才我已经死过一次——下过一次地狱了吗？
大概是魇住了，翻个身就会好的。她安慰着自己。
她翻过身去，眼前恍如一个白色的身影闪过。那身影是那样轻盈、孤独、居心莫测。她聚了聚神，又背诵自己的“鼓儿词”：
打起黄莺儿，莫叫枝上啼，
啼时惊妾梦，不得到辽西。
她会背诵许多诗词歌赋和戏文。但在家里，亲属们都管她背的这些韵文叫作“鼓儿词”。“鼓儿词”中的这首五言绝句，不知从什么时候变成了静珍的符咒，她念过一遍又一遍，有时候默念不出声，有时候喁喁低语，有时候拉长声音用家乡方言吟诵，有时候她会用一种无师自通的半似民歌小调《小白菜》、半似老调梆子戏里《杜十娘》的唱腔的自由曲调唱上一番。“打起黄莺儿”，只这五个字就让她神魂颠倒、痛不欲生，像发疟子、生肺炎一样，只觉得周身是无限的热、无限的冷、无限的慵懒、无限的空凉。而在痛哭着、苦笑着、微笑着又沉思着念、吟、唱上“打起黄莺儿”十几遍、几十遍以后，在流了许多泪、出了许多汗之后，她似乎感到了一种解脱、一种寄托。“啼时惊妾梦”，说了归齐，剪断截说，古往今来，女人的命运不过是常常被惊破的残梦而已，又如何到得了“辽西”呢？
这一夜，她又执着如诵经般地把“黄莺儿”打起了不知几多次。终于把猫声鼠声驱散了，然后她听到了风吹树枝和树叶离枝落地的声响，她听到了一声突兀的火车汽笛声，然后是由强渐弱一点一点消失的机轮撞击钢轨的声音。奇怪的是已经过了五分钟、六分钟了，周姜氏还听得见那咣唧咣、咣唧咣的渐行渐弱以至近于消失的声音。近于消失，但总是不消失。怎么火车有这么长？怎么火车总是开不完呀……这没完没了的火车，究竟又有什么东西值得装运呢？为什么要没完没了地走一节又一节的空车呢？她这样想着，渐渐失去了咣唧咣以外的其他感觉。
周姜氏醒来的时候天已大亮。她一丝不苟地叠起了自己的被褥，神态严肃，好像即将出发去履行一件重大的使命。她用自己补了一块锡铁的脸盆打了一大盆温水，把搪瓷洗脸盆放在一个破旧的橙色木盆架上。然后，她一遍又一遍地洗脸。她洗脸的方法是先把一条白里透灰、略有破洞的毛巾浸湿，再把猪胰子使劲打到毛巾上，然后用手蘸着水一次又一次地在毛巾上摩擦，沾了水的毛巾上的肥皂呈现出一片薄薄的泡沫，脸盆里的水却不待洗脸就已变得混浊了。这时，她开始兴奋地、几乎可以说是冲动地用沾满了胰子和水既光滑又黏稠的毛巾在脸上抹过来、蹭过去。同时她鼻孔里发出一声声闷响，好像是有什么人企图堵住她的嘴、她的鼻孔，要她窒息，而她的呼吸器官正在出声地挣扎和反抗。这样洗完一次再把毛巾浸在水里搓洗，水显得越发污浊了，但不算完，又开始用湿手拿起猪胰子球往毛巾上抹，抹了擦，擦了洗，洗了再抹，循环反复几次以后，脸盆里的水几乎已经成为黑色的了，而静珍的脸却愈来愈白。看到脸盆里的水越变越脏，静珍有一种满意和欣赏的心情，因为水的变化标志着她洗脸的去污成效。但她仍然不肯罢休，还要再洗一次。
倪藻早知道，姨母洗脸和梳妆的时候，他决不能去打搅。不管平时姨母对他怎样溺爱，但她洗脸和梳妆的时候有一种可怕的不惜一切代价，随时准备摧毁一切障碍的神态，使倪藻望而却步。但随着年龄的增长他也越来越纳闷儿：姨母洗脸的目的究竟是什么呢？
终于，静珍把脸洗完了。这时，她掣出一个方杌子，放在一张白漆已经斑驳脱落的条桌前。方杌子摆得非常端正，与条案的距离也像经过尺量一样地精确。她坐在杌子上，拉过来一个长方体的梳头匣子。梳头匣子漆成紫红色，由于年代久远，颜色显得发乌，有的地方变成了褐黑色，有的地方还显露出了麻点。她打开盖子，一块矩形镜子角度适宜地斜靠在匣盖上，她拉动左上角的两个小抽屉上的手柄，手柄是铜制的心形小叶。从抽出来的小抽屉里，她拿出了梳子、篦子、分簪、扑粉盒、质量低劣的胭脂、唇膏与香粉蜜和一些大小不同的发卡及一个破了洞的发网。小抽屉一拉开，便发出一种燠不登的香气。然后，周姜氏打开右面的一扇小门，从显得黑黝黝的匣中之匣里端出来一碟水泡木刨花。然后周姜氏把小抽屉和小门一一关好。她照了一下虽已显出麻点，但由于镜面平滑，仍能准确地映出影像的镜子，她看到了一个黄黄的、长中带方的类似男人的脸。只有眼睛和头发是美好的。眼珠黑亮有神，眼角里流露出那么多幽怨、聪慧、疯狂和早来的憔悴。头发密、黑、亮，而且细，她坚信她的头发比别人的要细一些。她的过高的颧骨和过方的下巴以及过分有力的鼻梁，都是她所不喜欢的。她相信这是“克夫”的面相，她相信这是她终生痛苦不幸的征兆——也许是根源。她端详着自己的面孔，只觉得又厌恶又爱怜，更多的是疲倦。她看到这个熟面孔看得太多，而看到她所希望看的面孔又是太少了啊。
她开始梳妆。一天之中，只有在这个时候，她才感到一种神秘的力量在酝酿，在积累，在催促她，她感到一阵紧迫的心跳，她身上开始发热，有一种强烈的要哭、要发昏、要上吊、要闹个天翻地覆的冲动在催着她，于是用一连串冷笑掩盖住自己。她首先用手心蘸着水把香粉蜜调匀抹到脸上，然后用两手轻轻在脸上拍打。她自己觉得并没怎么用力，但脸上发出了细碎的“叭叭”声，声音越来越大。这声音常常使倪藻感到心痛，他痛苦地觉得姨母分明是在自打嘴巴。拍打了一顿以后，她拿起了扑粉盒。扑粉盒是硬纸做的圆盒，盒盖外贴着一张“时代女郎”的头像。她费力地打开严丝合缝、扣得紧紧的盒，她拿起毛茸茸的粉红色的粉扑。从门缝挤进室内来的光束里面开始有香粉的微粒浮沉，这样渺小而又无定的存在。静珍带着一种沉醉、虔敬而又无限哀伤的表情用粉扑蘸上粉轻轻在脸上扑打，她感到了粉扑的一种异样的温柔，那样暖又那样柔软，这似乎是命运留给她的唯一温暖而又柔软的东西了。这使她感觉到自己脸蛋的柔软。虽然她的心早已硬成了石头，竟还有一个软乎乎的脸蛋，她几乎大哭出来。她的眼睛由于含泪而更加美丽、更加憔悴了。她不停地扑着、抚着、打着，劣质的含铅的香粉使她的脸变得煞白。“大白脸！”这是倪藻和姐姐、妈妈、姥姥用以形容和表达非议的一个传神的词。姨母在干什么？在“大白脸”。于是连倪藻这样的孩子也要做出哭笑不得而又无可奈何的表情。“大白脸”扑完了，开始上胭脂和唇膏。这只是走形式，人们完全有理由怀疑胭脂盒里和唇膏筒里是否还有胭脂和唇膏的残留物，因为即使在用完胭脂和唇膏、收起胭脂和唇膏以后，静珍的脸上仍然没有任何红的因子。
就在收起唇膏的一刹那，静珍颧骨上的肌肉和皮肤似乎微微地抽搐了一下，静珍哼地冷笑了一声。
周姜氏从镜子里看到了自己影像的无助、悲惨、绝望和残酷。她又哼地冷笑了一声：想算计我吗？想让我进你的圈套连环计吗？想剥我的皮、抽我的筋、喝我的血、吃我的肉吗？你算瞎了你的眼睛！
她两眼发直，激动起来，“呸”的一声，一口唾沫啐到了镜子上。积蓄已久的仇怨和恶毒，悲哀和愤怒，突然喷涌而出。“你真是心狠手毒。好哇，你！量小非君子，无毒不丈夫！杀人不过头点地。苦苦哀求，就是不留！风急天高猿啸哀！无边落木萧萧下！最是生离死别时！我把你剁成肉泥！杀他个良莠不分，鸡犬不留！一不做，二不休，宁让我负天下人，不让天下人负我！君子报仇，十年不晚！我不下地狱，谁下地狱？死去元知万事空！我容易吗？也可谓书香门第，知书识礼。忠厚传家久，诗书继世长。又是一年芳草绿。爆竹声中一岁除。恩爱夫妻万事空。饿死事小，失节事大。女子一生无非是‘贞节’二字。好一个沉鱼落雁之容，闭月羞花之貌。罢、罢、罢。芍药开，牡丹放，花红一片。艳阳天，春光好，万鸟争喧。春心莫与花争发，一寸相思一寸灰。结草衔环，我来世把你报。良辰美景奈何天，赏心乐事谁家院？冤有头、债有主。只怕你凄风苦雨了却残生，孤独独赤条条来去无牵挂！”
静珍嘟嘟囔囔地念着这些不连贯的句子，脸上做出各种强烈的表情，忽而痛苦，忽而悲伤，忽而怜惜，忽而迷醉，忽而冷酷。她的情绪愈来愈激昂，她与镜子里的自己谈得愈来愈火热。她挤眉弄眼、咬牙切齿、浑身发抖，直如鬼神附体一般。她挣扎着，边说边浑身用力，边拼命地往上下左右四面啐唾沫——倪藻知道，如果这时候走到姨母的身边，必被周姜氏啐一脸唾沫无疑。而他们家的任何人，都知道这个时候避姨母三分。
周姜氏咚地拍响了条案，往地上吐出一口黏痰，变成了破口大骂：“你丧尽天良、衣冠禽兽，欺负我寡妇失业的！你心如蛇蝎、煎炒烹炸、五毒俱全，杀人不眨眼，杀人不见血！你来，你过来！我叫你动手！我叫你占个相应！我叫你白刀子进，红刀子出！我叫你使出你祖宗八辈的狗杂碎！你不动手，你就是婊子养的！你个死养汉老婆，你个骑木驴游四街的娼妇，你个没有人味儿的臭货！你个不忠不孝、不仁不义、寡廉鲜耻、没安好心的下三烂、臭流氓、匪类！我叫你乱箭穿身、大卸八块、出门汽车轧死、天打五雷轰、脖子上长疔、肚脐眼里流脓、吸干你的脑髓，叫你死无葬身之地！”
周姜氏的声音并不太大，她似乎还在清醒地掌握着自己的音量，使其不超出“自言自语”性音响的通常量，但她的表情却是疯狂的、沉醉的、忘我的和完全非理性的。任何人如果走过她的身边，看到她这样子，都会感到一种彻骨的恐怖。
她终于渐渐安静下来了。混乱的、悲戚的与狂躁的声音在空气中振动过后，已经消失得杳无痕迹，只在条案上、梳妆匣上、她身旁的地上以及她自己的衣襟上，留下了她呸呸呸地啐出的口水的湿迹。这时候，她把灰里透白的毛巾最后一次浸到已经变冷的污水中。她要再洗一次脸，她要把脸上的已经敷上的一切化妆品全都洗掉。她清醒地知道她使用化妆品的理由、权利和历史已经终结，化妆品已经与她无缘，方才的使用更像是一种怀旧和送葬的仪式。再洗一次之后，“大白脸”终于恢复了全部蜡黄的本色。
她开始静静地梳理自己的头发。先用一把黑毛猪鬃刷子蘸上刨花水，再用溶解了树脂树胶的刨花水把头发抹得又湿又亮又黏，然后用梳子（宽齿的那种）先梳一遍，湿头发变成一绺一绺的了。再用红色赛璐珞分簪把头发从正中分开。接着用细齿篦子把头发篦一遍。这时头发看来已顺顺帖帖地贴到了头皮之上。她用一个破网子把头顶网住，向镜子左顾右盼，开始把头发梢卷成一个香蕉形的大纂。卷完，又摸摸索索地找出一个镜子和若干发卡，嘴叼着发卡，一只手拿着镜子从后面找自己的香蕉形发纂，同时侧过来歪过去从眼前的镜子里找脑后的镜子里的自己的香蕉发纂的影像，另一只手从嘴角取下一支再取下一支发卡，别在适当的处所，以求发型的固定。在梳头的过程中，她不再自言自语、拿腔作势，但她仍时不时地不自觉地突然一笑，鼻孔里嗯哼一声，或突然一声长叹。这突发的笑声和长叹与方才的自言自骂与乱啐唾沫一样地令人汗毛倒竖。
这是周姜氏——静珍每天早晨必修的功课。她这样严肃认真身不由己地进行这一切，除了她生重病、发高烧的时候，没有一天例外。简直像某种宗教的信徒在虔诚地祈祷，像巫婆的附体跳神。一般用一至一个半小时，才能完成她的固定程序的仪式。
她今年虚岁三十四岁（以下年龄均为虚岁）。她十八岁结婚，十九岁守寡。她的语言不叫“守寡”而叫“守志”。从她下定决心守志以来，一种不可理解的力量攫住了她，她必须在每天清晨的梳洗过程中完成这独一无二的程序，十余年如一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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