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张广智
出版社：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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瀛寰回眸：在历史与现实中试读：
前言
这本小书的完成，全赖北师大出版社谭徐锋君的信任和支持。我的这些篇什辑集成书真能忝列“京师学术随笔”系列，不辱诸大家之名声吗？对此，我并不自信，但小谭却显得颇有信心，他回想当年读我主著的《西方史学史》时的情景；赞扬我已发表且散落在各处的文字，说它非常适合“学术随笔”。就这样，《瀛寰回眸：在历史与现实中》被催生了。
然而，《瀛寰回眸》这一书名得来却颇费心力。起先，我用《回眸：在历史与现实中》作为书名，吟读之余，自觉尚可。谭君见后，说这套系列之书名，多是四个字或五个字，最好是个成语。我思忖良久，改成《回眸与省思》。
但我斟酌再三，自己倒觉得不认可了。正值苦恼之际，眼光不由落在案头已出的“京师学术随笔”系列之一：冯天瑜著《天光云影：文化史漫记》。冯君书名《天光云影》取自朱熹诗《观书有感》之一：“半亩方塘一鉴开，天光云影共徘徊。问渠哪得清如许，为有源头活水来。”这诗后两句有相当的知名度，常为人引用。但冯君逮住了第二句，取其前四字“天光云影”作为书名，气度不凡且充满诗情画意，不仅与其选编各辑内容连接，而且也切合他作为一名文化史家的身份，令人不胜歆羡。
由《天光云影》一书，忽然想起三年多前与冯君在复旦相见时的情景：是时，我校召开“历史学家与哲学家对话”学术研讨会，我们以历史学家的身份联袂与会。那次会议与哲学家的“对话”，我已淡忘，唯有旧雨新知之间的真情，总是难以忘却。曾记得：浦江夜游时，在船头，在晚上，我与天瑜遥看这两岸灯火，回忆十多年前，楚天云舒云卷，观东湖水中月影，又食武昌鲜鱼……“沪上一别，疏于问候，不知不觉间，已有三年多没有谋面，时间过得真快啊！”我接通天瑜的电话，说道。
他对三年前的那次浦江夜游，记忆犹新，回忆道：“那晚，凉意袭人，已知深秋矣，我们进入船舱，继续神聊，是吗？”
……
我说起当下的书名事。天瑜兄随即说：“让我想想，晚上再给你打电话，切磋一下，好吗？”
晚，七时许，电话铃响，那头传来老友的诤言：“你说的用‘语丝’，立意不错，比如《复旦语丝》或《晚霞语丝》，我以为都可以考虑。又如《博观约取》也可以参考，这或许与你的世界史家的身份相符合。”“这些都好，但阁下的《天光云影》多有诗意，真让我羡慕。”我即回复说，“我也拟了一个，名《瀛寰语丝》？”“好，《瀛寰语丝》好。”
电话那头停顿了一下，我以为是断线了，但没有。瞬间又传来他的声音：“广智兄，我想了一下，取你最先书名中的‘回眸’，在文前冠以你现在说的‘瀛寰’，合成《瀛寰回眸》，行吗？”“《瀛寰回眸》，行！”这本小书的书名，就此定下来了。我与冯天瑜教授合力打造出了一个双方都觉得满意的书名，兴奋之情，溢于言表，从中也显示了我们之间的一份浓浓的学术情谊，更让我难忘。“瀛寰”者，广阔无垠的大千世界也，乃受启于先贤徐继畬的《瀛寰志略》一书，它是近代中国人“开眼看世界”时代思潮中的一波浪涛，让后人在认识世界与走向世界的进程中受益不已。进而言之，面对大千世界，“观古今于须臾，抚四海于一瞬”，世界历史犹如一条长河，奔腾不息，在那里，文化在演进，文明在更替，历史的运动牵动历史学的运动，传统与革新相伴，东方与西方贯通。蓦然回眸，这是一幅多么色彩绚烂、多么气象万千的“瀛寰”历史长卷啊。然吾生有限，知也有限，像我这样一个愚钝之人，虽百般努力，也只能从中“博观约取”，撷取一些“学海语丝”而已。倘如是，作为一个一辈子在世界史园地耕耘的人，也就心满意足了。
小书收录34篇文章，不包括“东吴散记”里面的文字。大致分为四辑，除第四辑可独立成篇外，其余三辑互为联系，相互牵引，比如第一辑关于历史与文明，第二辑关于史学文化，总之各辑之间，都难有一条明显的边界线，重要的都是为了传达前述“瀛寰回眸”之旨趣。
这里的篇什，长短不一，但文体都相似，都是随笔，追求的是明白晓畅，而非高头讲章。它大部分发表过，另有的是未刊或最近新写的。在汇编成书过程中，原文内容仍显原貌，总之一仍其旧。当然，出于体例上的考虑，也做了一些技术性的文字编辑工作，如删除了部分篇章原有的注释，也改制了一些文章的标题等，这都是为了适应随笔的文体。各篇文末均注有原文出处，未正式发表过的，则标出写作时间。至于“东吴散记”，正如“题记”所言，这些文字是在客座东吴时的“随记”，现借助“瀛寰回眸”之力，从中摭拾一些，整理成文，得十二篇。既说“瀛寰”，哪有不写“宝岛”，何况这也是我人生中一段难以忘却的学术经历。要说散文，这或许就是一种散文吧。但就其内容而言，所言还是学林中的人与事，与前几辑的学术文脉也是息息相通的。
还需说明的一点是，本书特邀张广勇先生为第一、第二两辑配图，余两辑由本人选入，以衬托文字的历史语境，增强内容的现场感。复旦大学出版社编辑史立丽与我系博士研究生邓欢，助我编辑本书甚力。蔡幼纹女士是这本小书的第一位读者，在成书过程中，她总是不断地为拙作“咬文嚼字”，给我以具体的帮助。在此，对以上提及的诸君，一并表示衷心的感谢。
小书既出，希望能得到读者的喜欢，也期盼大家的批评指正。张广智2013年12月22日冬至日于申城书馨公寓
一、博观约取
“希腊的奇迹”
在世界文明发展史上，古希腊文明的“后来居上”令后人瞩目。当希腊世界尚处于榛莽之中，古代东方一些地区却早已建立起丰饶的农业文明的奴隶制国家了。古希腊文明起步较晚，但发展特快，随着公元前8世纪“荷马时代”的终结，开始跨入文明时代的门槛，历二三百年之久，至公元前5世纪盛极一时，在政治、社会经济和思想文化等诸多方面已处于当时世界的领先地位，超过了比它早二三千年进入奴隶社会的一些东方文明古国，被一些学者称之为“希腊的奇迹”。
以希腊国土之贫瘠，疆域之狭小，要在如此短的时间内“腾飞”，创造出令后世震惊的历史业绩和文化遗产，其原因何在？一
古希腊文明的生成与发展，是建立在古代东方文明长期发展的基础之上的，这是它腾飞与后来居上的时代背景与历史前提。
世界文明的曙光最早出现在东方。大约在公元前3500年前后，首先在两河流域的苏美尔地区，接着在埃及的尼罗河流域，率先完成了从新石器时代的部落文化向文明社会的转变，继后在印度河流域（公元前2500年）以及中国的黄河流域（公元前2100年）也相继建立了文明。希腊城邦开始建立于公元前8世纪，与上述这些地区的文明国家相比，大抵要晚出二三千年之久。
古代东方诸国进入奴隶制社会，一般是在铜石并用或青铜器时代。约在公元前3000年，西亚与印度等地区的青铜冶炼术已达到相当高的水平。古代东方诸国就是在这样的生产力水平上，建立了世界上最早的奴隶制国家，创造出了非凡的文化成就。然而，得天独厚的是，古希腊文明的起步，却开始在一个具有更高生产力水平的起点上——铁器时代。公元前2000年，居住在亚美尼亚山区的基兹达人发明了冶铁术，公元前1400年开始传播开来，至公元前1100年已传至希腊，这也正是希腊由青铜时代向铁器时代过渡的时期——荷马时代（公元前12~前8世纪）。荷马史诗已有多处提到了铁器的使用，在出土的铁器中，有铁剑、铁斧、铁刀等，属公元前9世纪的铁器工具就更多了。铁制工具的广泛使用，为生产技术和社会生产力水平的提高创造了一个良好的物质基础，这就加速了原始公社制的瓦解以及向奴隶制的过渡，至荷马时代末期，希腊已处于文明时代的门槛上了。可见，古希腊从荷马时代终结文明兴起之日起，到公元前6~前5世纪达于全盛，仅二三个世纪就后来居上，处于当时世界的领先地位，从总体上这是因为他们接受了蕴积已达二三千年之久的东方古国的物质文明的历史遗产。因此，“希腊奇迹”的出现，归根结底也需要由这个物质基础来加以说明。倘没有东方古老文明这一历史遗产。古希腊人要在短期内实现腾飞创造“奇迹”是难以想象的。
古希腊人不仅在物质文化上踏在“巨人”的肩膀上前行，而且在精神文化上也继承与吸收了东方文明的历史遗产。古代东方的文化是世界文化史上最早的一种文化，是人类文明史的瑰宝，它在哲学与科学等各个方面，都为希腊文明的突兴奠定了根基，甚至连它的字母也是以腓尼基字母为基础而加以改进与发展起来的。就以自然科学知识而言，古代东方人在邈远的年代里，就在数学、天文学、物理学、化学、生物学、医学及建筑学等方面取得了杰出的成就，尤其是数学学科更是突出。由于测量土地和兴修水利的需要，使埃及几何学知识相当发达，他们很早就能求得长方形、三角形、梯形和圆形的面积。苏美尔人甚至早在公元前2500年之前，就已经制定了乘法表，后来又相继制定出平方表、平方根表和立方表。印度人更是发明了十个数字符号（这十个数字后由阿拉伯人略加修改，传至世界各地，被称为“阿拉伯数字”），极大地方便了数学的演算，推动了数学的发展。哲学家柏拉图曾有言，“假如和埃及人相比，我们是幼稚的数学家”。希腊数学乃至全部自然科学之于整个东方，也大体如此。
所以，拜东方文明为师，这是当时希腊人智者的一种“世界眼光”。如果说，“希腊人最鲜明的特点是正确地理解世界能力”的话，那位被誉为“历史学之父”的古希腊历史学家希罗多德正是这样一位具有“世界眼光”的智者。他从相对主义的观点出发，认定各民族各有长短，彼此不应鄙薄轻视，而应互相尊重、取长补短，他进而认为，东方是一切文化和智慧的摇篮，在他的传世之作《历史》中，非常重视东方文化对希腊的影响。他指出，埃及的太阳历要比希腊的历法准确，希腊人使用的日晷最早是由巴比伦人发明的，希腊的字母是从腓尼基人那里学来的，希腊人还从埃及人那里学会了“量地法”（几何学）。希罗多德在当时的认识，无论如何都是有器识的一种表现，他被人诬称为“亲蛮派”（实为亲“东方文化派”），这恰恰反映他确是那时一位具有“世界眼光”的先行者。属于此类先行者在希腊哲学家和科学家中不乏其人，如泰勒斯、毕达哥拉斯、德谟克利特等人，他们与希罗多德足迹遍布东方各个角落一样，也奔赴埃及、巴比伦等地，学习考察那里先进的科学知识与技术，如泰勒斯寓居巴比伦，一住就是12年，在那里悉心研究数学、天文学等。从这个意义上而言，我们称希腊是东方文明的“学生”，也就一点不过分了。雅典卫城
青出于蓝而胜于蓝，拜东方文明为师的希腊人，又终于赶上和超过了“老师”。世界历史发展到公元前1000年代，即在进入铁器时代之后发生了一次重大的历史转折，已经历两千多年发展的东方文明，至此已略显老态，后起的东方的亚述、新巴比伦和波斯帝国，在当时虽以强悍的军事实力和凌厉的攻势称雄于一时，但武力统治终究不能长久，如在希波战争中（公元前492~前449年），希腊各邦以雅典为核心，众志成城，就击败了波斯帝国的倾国之师，这一胜利奠定了古希腊文明的世界地位，至此，古代世界的文明中心经历了一次转移，公元前1000年代中叶，大体是希腊城邦在世界古代史上熠熠闪光的时代，也是世界文明新的中心之所在。
美国学者斯塔夫里阿诺斯教授在《全球通史》中用“可接近性”（accessibility）这一术语来说明古希腊文明勃起的历史原因，他指出：“如果其他地理因素相同，那么人类取得进步的关键就在于各民族之间的可接近性。最有机会与其他民族相互影响的那些民族，最有可能得到突飞猛进的发展。”看来，在古代亚欧诸民族中，希腊人确是这一原理的主要受益者，特别是在公元前一千年代。
但可贵的是，希腊人毕竟不只是一味依赖与享用东方文明已有成果的民族，它与东方文明的接近，远没有达到不能保持自己特点的地步。恰恰相反，他们善于把外来文化变成他们自己的东西，“希腊人所借用的，无论是埃及的艺术形式还是美索不达米亚的数学和天文学，都烙上了希腊人所独有的智慧的特征。这些特征归结起来，就是虚心、好奇多思、渴求学习、富有常识”。用柏拉图的话来说，就是“我们把一切从外国借来的东西变得更美丽”。奠基希腊文化，当然需要多方引进域外（主要是东方）文化，但“借来”不等于盲目照搬，而是需要经过本民族的消化、吸收与创造，才能使它“变得更美丽”。如果将东方文明的历史遗产比作“种子”，那么将这“种子”移植到希腊的国土里，还需要经过筛选、淘汰与改进，才可能使这颗植根于希腊土壤的东方文明的“种子”得以萌发、成长直至开花结果。希腊人的这个历史经验似乎也应当为世界其他民族在引进外来文化时所仿效与记取。二
一定的历史活动总是要以一定的地理条件为基础。因此，我们需要进一步考察的是，古希腊世界的自然条件怎样便利于吸收东方文明的成果，并在多大程度上影响其自身文明发展的进程。
历史是人类的创造。正如马克思指出；“人们自己创造自己的历史。”但是，作为历史主体的人，他不可能凭空地创造世界，因而也就不可能凭空地创造历史，人们需要凭借舞台和背景，才能在人类历史上演出一幕幕有声有色的话剧。这舞台与背景，就是地理环境。因此，地理环境的巨大差异性，对人类文明发展的各个方面将会发生深刻的影响，这是毫无疑义的。在现实的人与地理环境的关系上，马克思充分看到了后者对前者及社会历史发展的重要性，并注意到了自然资源，诸如土壤肥力、水力资源、森林、金属、煤炭等等，对人类文明的发展，尤其在文明发展的初始阶段所“具有的决定性的意义”。
在古代，希腊半岛、爱琴海诸岛及小亚细亚半岛西部海岸，大体是古希腊人活动的地域范围，而希腊半岛则是他们演出的主要历史舞台。在这里，我们看不到古代东方诸国常见的大河流域、平原沃野与渠堰纵横的自然景观，孕育古希腊文明的地理环境与此大异其趣。一位历史学家用这样生动的笔触描绘了古希腊的地理环境：“希腊则土壤贫瘠，山岭绵延，岩石嶙峋，悬崖绝壁；冬天气候寒冷，人们必须辛勤劳动，才能维持生活。……新的世界，新的生活也许就诞生在这个地方。这里山花烂漫，万紫千红，鲜花装点着山坡；牧羊人在大草地上赶着羊群。碧空万里，海涛千顷，海浪冲击着神秘的岛屿，像蓝宝石一样艳丽，水手们扬起风帆，航行在永与天连成一线的地方。”
地理环境的差异性和它的自然产品的多样性是形成社会分工的自然基础；在古希腊，它的地理条件一般不利于农业的发展，只有个别地区可种植谷物，因而他们较多地转向于园艺业或手工业。漫山遍野的葡萄树与橄榄树，使缺少肥力的山丘梯田得到了广泛的开发与利用，酿制葡萄酒、橄榄油以及制作精巧的陶器、金属物品等也促进了手工业与商业的发展。他们不断地把这些制成品远销各地，又从国外源源不断地输入谷物以及所需要的各种原材料。这种贸易有力地促进了商品生产与商品经济的发展，尤其在一些像雅典、科林斯等著名的工商业城邦里，更是商贾云集，街市繁华。当然，在古代奴隶社会的条件下，由于种种的限制，商品经济还不可能获得充分的发展，在极个别城邦（如斯巴达）是禁止公民经商的。总之，奴隶制经济在本质上，还“保存着一个自然经济的要素”。但经过各种抗衡与争斗，工商业奴隶主阶层也终于在希腊世界的多数城邦里确立了它独尊的历史地位，以致使希腊人成了古代世界少有的“商业民族”。
海是影响希腊文明发展的另一个重要因素。海使希腊全境破碎不一与相互隔离的各个区域间保持着联系；海更使这个分裂割据的希腊世界与当时的世界连成一体。希腊各城邦大多享有直通大海、走向世界的便利。
的确，古希腊人正是借助濒临海洋这一有利的自然环境，不仅发展了商业贸易，更从它的周边国家（主要为古代文明发展较早的东方国家）那里学得智慧，创造并发展了自己的文明。对此，我们可从公元前8世纪延伸至公元前6世纪的古希腊人大规模的“殖民活动”中略见一斑。是时，在本邦失去土地、生活无靠的小农与小手工业者，在城邦政治斗争中丧失权力与地位的人，更多的是那些想去域外攫敛财富与寻求市场的商人，纷纷漂洋过海，四处迁徙，寻求生存空间，在爱琴海、黑海、西部地中海沿岸等许多地方留下了他们的足迹，星罗棋布地散落着希腊人所建立的新移民点。在那里，他们不仅设立了一些城镇与商行，发展经济并进而向内地移殖和开发，而且建存了一套与母邦相似的政治制度，但又完全独立自主的新邦。这些新设置的城邦与母邦保持着紧密的经济与文化的联系。应当说，这种大规模的移民不啻是一种海外开拓，它为希腊社会吸收东方文化也为它日后经济、文化上的飞速发展创造了良好的条件。
必须指出，地理环境对一种文明的生成与发展虽然能起到某种加速或延缓的作用，但归根结蒂，它毕竟不是一种决定因素。应当看到，由于人类自身力量的不断增长，一个民族就有能力逐渐打破这种无可选择的命定的生存环境的制约。那种过分夸大“海洋文明”所具有的开拓、进取和扩张的特性，并竭力宣扬这种“蔚蓝色文明”注定要在现实和未来中取得优胜的看法正是地理环境决定论的一种突出表现，因而是不足取的。但需要指出的是，黑格尔虽然在《历史哲学》中以不无夸大和热烈的言辞，赞美过那似乎可以超越思想和行动限制的西方“海洋文明”，但他不曾把“蓝色文明”和“黄色文明”对立起来，而是把它们作为人类历史发展进程中的不同发展阶段。这位德国的辩证法大师，在地理环境对文明发展关系的问题上，他的论述是有分寸的，黑格尔明确地指出过：“我们不应该把自然界估量得太高或者太低，爱奥尼亚的明媚的天空固然大大地有助于荷马史诗的优美，但是这个明媚的天空不能单独产生荷马。”倘此论不谬，我以为地理环境之于“希腊奇迹”的创造，也应当作如是观，任何夸大或否认地理环境作用的观点都是失之偏颇的。三“希腊奇迹”的出现，不仅在于它的地理因素与外来的东方历史遗产的影响，而更重要的是，在当时的时代条件下，古希腊人选择了一种适合于其自身社会发展的制度——城邦制。“城邦”一词，即是我们通常所指的“城市国家”（City-State）。说到城邦制度，我们大体倾向把它视为从原始的氏族民主制演化出来的一种包括政治、经济、社会、意识形态等因素在内的公民集体。我们不能仅把城邦制度视为某种政治上层建筑，而是应当把它看作包括上述诸种因素在内的统一体，尤其要看到它还是一种社会经济体系。原始社会的普遍性，决定了城邦的普遍性，因此它绝非为某一地区所特有和独创。但无可否认的是，在古代世界，以古希腊的城邦制发展得最为充分，而且持续的时间也最长，城邦的思想和文化的作用一直保持到古代终了之时。
晚近以来，城邦问题一直是中外史学家关心的一个热点。笔者在这里无法研讨这一问题的各个方面，仅就这一制度与本文主旨有关的问题略说一二。
第一，城邦制激发了每个公民的主体精神，增强了公民集体内的凝聚力量。这种主体精神的充分发挥、凝聚力量的不断强化，是由希腊城邦制一些基本特征所决定的。
1.土地的占有权与公民权的紧密结合是城邦的一大特点。因此，城邦保护全权公民所拥有的土地所有权，也保护他们的私有财产。古典世界城邦制的经济基础是以矛盾的双重形态出现的：既作为国家所有制，又作为私人所有制，即城邦内部存在着公有经济与私有经济两个部分，后者总是以前者为先决条件，私人土地的所有权从属于城邦，但每一个单个的人又是私有者。城邦制度的历史使命是保护私有财产制度的发展，以保证每个公民成为私有者，但同时它又必须对私有财产的过分发展作出某些限制。正是这种独特的、矛盾的、双重形态的土地所有制构成了城邦的经济基础，它在一定的条件下，推动了社会生产力的发展，这也是城邦繁荣和发展的历史前提。
2.对公民资格的严格限制，使城邦成了一个排他性的公民集体。所有城邦的居民大体由全权公民、无公民权的自由人以及奴隶这三部分人组成，在全权公民内部，一般分为奴隶主和直接参加劳动的农民和手工业者。无公民权的自由人，他们非但不能享受公民的权利，而且在某种程度上要同全权公民一样为城邦尽义务。奴隶处于社会的最底层，备受压迫与剥削。因此，对公民资格的严格限制，也成了各邦政务的一项重要内容。如在伯里克利当政时的雅典，曾提出一项法案，规定只有父母都是雅典人，才能获得公民资格，因对雅典城邦作出重大贡献而授予公民权的，不仅人数很少，而且程序本身亦相当复杂，当时的外邦人要取得雅典公民权真是不胜其难。
3.公民大会具有最高权力，宣扬所有公民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原则。不管其形式如何，公民大会始终是古典城邦制赖以维系的主要形式，它是每一个公民直接参与城邦的治理，以及支配与保护自己财产权的一种体现。众所周知，在希腊世界一些推行奴隶主民主政体的城邦里（如在雅典），公民大会是最高的权力机关，每个公民都享有平等的权利，都可以在公民大会上提出自己的意见，或者批评政府公职人员，讨论城邦一切大事，共同参与决定对内对外政策。当然，妇女与外邦人不能享受这种公民权利，奴隶更是被排除在外。在那里，还初步实行了全体公民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原则。希罗多德在《历史》一书中，不仅讴歌了奴隶主民主政体，而且还第一次提出了“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原则。修昔底德在《伯罗奔尼撒战争史》一书中，记述雅典执政者伯里克利在阵亡将士国葬典礼上的演词，更是这一法制原则的有力反映。但是，古典城邦的这种民主政治毕竟仍然是奴隶主对奴隶实行专政的一种手段，而且这种“直接民主制”与近代的代议制国家政治还有着质的区别。然而，不容否认的是，在古代世界，这种政制在一段时期，确也对推动希腊文明的发展有着重大的意义，正如廖学盛指出的：“因为只有这种政体才能最大限度地使每个公民把整个城邦的利害看成自己切身的利害，用自己的才能，用自己的身躯去捍卫城邦。”被马克思称为希腊内部极盛时期的伯里克利时代的雅典，之所以在各个方面领先于当时的希腊各邦，也只有从这个角度才能获得进一步的理解。
4.推行公民兵制。这种军事义务和特权既是公民为了捍卫整个城邦利益的需要，也是为了维护自己的个人利益。公民兵制是以公民的土地占有数量和财产多寡而转移的，这一点可以从雅典的梭伦立法中得到充分的展示。公民兵制大致与城邦制的命运相始终，它若遭到破坏，城邦制也就瓦解了。
第二，城邦制激发了希腊人的创造精神。就我们看来，昔日被西方学者多少蒙上一些神秘色彩且有所夸张的“希腊精神”，首先不外乎是它的好学精神，突出体现为前述的拜东方文明为师的精神，其次就是这里所要说及的创造精神。在古希腊，这种创造精神是以一部分人的一定限度的自由思想为依托的。卡尔·雅斯贝斯指出：“希腊城邦奠定了西方所有自由的意识、自由的思想和自由的现实的基础。”这不仅在前述公民的政治生活中得到了反映，而且在公民的文化生活中也有充分的表现，特别在一些推行奴隶主民主政体的城邦里更为突出。古典时期希腊文化在各个方面之所以能达到如此高的发展水平，当与这种较少受到束缚的自由思想不无联系。需要指出的是，古希腊人追求生物与环境之间的和谐发展，他们思想活泼，爱好自由，但却与“中庸精神”有机地结合在一起，这种协调之和谐，以致在它的文化领域中（如雕塑艺术）不乏完美的表现；希腊人对自由思想与“中庸精神”两者之间“度”的驾驭是十分成功的，这一点值得引起人们深思。
自由思想呼唤理性的降世，为此希腊人还成了“自主理性的发现者”，希腊人所确立的理性观念，反过来又使自由思想展开了更加有力的翅膀，萌发出种种科学的起源，促使他们的创造精神产生出奇异的力量和持久的历史光泽。
希腊人的理性观念是与神学思想的对立。突出的一点是，希腊文明在其长期的发展进程中，并没有出现一个君临于万方的或自比为天神的君主，也没有形成一个有组织的僧侣阶层，更没有出现一种钳制人们思想的统一的宗教意识形态，没有《圣经》是希腊人“自由的表现，也是他们能得到自由的重要条件”。在那里，宗教纯粹是城邦生活的一个组成部分，神是人格化了的。世俗的人生观也是古希腊人所特有的。在这种观念的支配下，希腊文化是一种不受宗教神学驾驭的人本文化。理性观念与世俗人生观的结合，使希腊人能够比较自由地，富有想象力地思考人类和社会的种种问题，并在文化的各个领域创造出诸多业绩。以希腊的历史学而论，在世界史学发展史上，希腊人的确不是最早开始历史记录的，早在公元前3000年代，古代东方一些最古老的国家如埃及和巴比伦等地就出现过年代记一类的历史记载，古埃及的巴勒摩石碑，上面刻着公元前2750~前2625年埃及古王国第五王朝的世系表及宗教事务，是史学史中最早的纪年史。古代犹太人的历史记录《旧约全书》，也较希腊人为早。但这些记载因为缺少一种理性的批判精神，因而难免是真伪混杂，资料堆积，它只能成为古希腊史学勃兴前的一个序曲而已。古希腊史学经希罗多德与修昔底德的共同努力，终于在公元前5世纪达到了当时奴隶制社会史学的最高水平，发展为一门独立的学问，柏立认为，“希腊人虽不是记录人类史事的第一人，却是批判史实的第一人，换言之，他们首创了史学”。但穷根渊源，希腊史学的成就还是离不开东方史学所奠定的基础。正如罗斑所论：“希腊最早的学者所能从东方得到的，是由很古老的经验积聚起来的许多材料，是给不计利害的思考提出来的一些问题。如果没有这些，希腊的科学或者不能建立，而在这意义之下，我们也就不能说希腊的奇迹了。”这种分析也是完全适用于希腊史学文化的。
当我们随着古希腊人的历史前进的步伐，匆匆地进行了一番蜻蜓点水式的考察，把视野从往昔移向现在之后，不由使人们深切地感受到这一古老课题的现代意义。俱往矣，“希腊的奇迹”如今已成为历史的记录，但“后来居上”的历史范例将会激励致力于创造与开拓未来的后代人。一个正在振兴的民族，它是不会拒绝历史经验的，而不管这种经验来自何方。事实上，“他山之石，可以攻玉”。即使是对西方的历史和文化，只要我们采取积极引进与消化吸收的正确态度，而摈弃盲目信从，简单照搬的做法（这也正是当年古希腊人在“引进”东方文化时所采取的态度），我们就一定可以从这种历史经验中获得深刻的启示。
本文原载《江海学刊》1990年第2期，原题为《论“希腊的奇迹”：一项历史学的分析》。
古罗马文明兴衰启示录
古罗马是一个谜。在人类文明的发展史上，它的勃兴与衰亡，更是一个令中外学者兴味盎然与竭诚探索，但又难以索解的斯芬克斯之谜。古罗马国家约从公元前754年（或753年）建城起至公元476年西罗马帝国的覆亡，历经1200余年。罗马原先只不过是意大利中部第伯河畔的一个蕞尔小邦，却迅速崛起，不断扩展，最后发展成一个地跨欧亚非三洲的版图辽阔的大帝国。人们对罗马帝国的兴衰众说纷纭：古希腊历史学家波里比阿认为，古罗马的兴盛是因为它的政体是一种混合型的，兼具民主政治、贵族政治与君主政治三者之长，却避免了三种政体的缺陷。英国史家吉本认为，西罗马帝国的覆亡是在两条阵线上同时受到外来的敌对力量攻击的结果，这就是蛮族人与基督教会的力量。但法国启蒙思想家孟德斯鸠根据罗马的历史证明，只有在公民得到自由和独立的地方，在共和时代的风俗习惯盛行的地方，社会才能顺利地发展。诸如此类的观点不一而足。其实，要解开古罗马兴衰这个“阿莉阿德尼的线团”，还需要到罗马人自身那里去寻找。我们首先要谈论的是罗马军队，因为它的变化，在相当大的程度上是罗马民族精神的一个缩影。奋发向上的民族精神是罗马崛起的原因
在古典世界，罗马人的伟大成就在于它超越了希腊城邦制的狭隘的政治架构，创立了一个把各个不同地区与国家合为一体的大一统的帝国——“世界国家”。在实现这一宏伟目标的过程中，为罗马冲锋陷阵、开拓疆土和献出生命的是罗马的全体将士们，它是罗马国家的主要支柱。
罗马人的上述成就，归功于共和时代罗马军队所崇尚的忠勇爱国的精神，这种精神来源于当时推行的兵农合一的公民兵制。早在公元前6世纪，塞维·图里阿改革时就明确规定，服役是每一个公民的基本权利，它又同时规定各个不同等级的公民所担负的军事职责与应具有的军事配置，这就是说，公民当兵在当时不仅被视为一种权利，更成为一种社会荣誉的标志而为世人所夸耀。那时，士兵战时应征入伍，战后解甲归田，应召入伍的将士，为罗马而战，也为自己的荣誉而战；这种农家兵士，能吃苦耐劳，勇敢善战，具有坚毅不屈的斗志与赴汤蹈火的牺牲精神，他们信守这样的箴言：“不要屈从于噩运，而要以更大的胆量去与之抗争。”在这里，他们感悟到了国家利益与个人利益的一致性，因而为了前者，他们甘于作出奉献乃至牺牲自己。罗马人的忠勇与爱国主义精神在共和时代的罗马将士身上得到了最充分的体现。
从罗马军队的勇武精神扩展开去，可以映照出从共和初年（公元前509年）至布匿战争结束（公元前146年），这开国将近400年左右的罗马国家的整个民族的精神风貌：其时罗马人很奋发，罗马国家充满了生气，整个社会流行一种淳朴浑厚的“罗马古风”，这种风气崇尚朴素务实，不事奢华，在广大的自由民阶层中奉行着一种节俭的生活方式。而国家公职人员也安贫乐道与清廉从政，被恩格斯称赞为“真正的公民美德和异常质朴而高尚的忘我精神的榜样”的执政官肯奇那图斯是一显例，当外敌入境时，他奉召入伍，统兵打仗，击败敌军后他又卸甲务农，安之若素。透过肯奇那图斯的这种美德，我们看到的分明是当时整个罗马人的社会风气与崇尚质朴的民族精神。罗马阿庇乌斯大道
此外，罗马人的天性似乎比希腊人更注重纪律，更重视秩序，而这与纲纪败坏、目无法纪的社会秩序是不相容的，这在共和时代尤其如此。从一定意义上而言，没有纪律与秩序，没有法治观念，也就没有后人所津津乐道的“伟大的罗马”，也就没有全部的罗马文明史。
概言之，罗马之勃兴，是离不开罗马人的忠勇爱国、质朴务实与遵纪守法的，这正是罗马的民族精神。这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是每个罗马公民信守的道德规范与行为准则，是当时罗马民族的群体心态或精神状态。这在现当代法国年鉴史学派那里，尤其是第二代大师费尔南·布罗代尔那里，是最被看重的深层——历史的深层，属于长时段的历史理论的范畴。用年鉴史学派的史学理论来揭橥古罗马历史的深层——罗马民族的精神状态，以认识古罗马国家的勃兴之因，确有其独到之处，使我们可以寻找到比传统史学只注重从历史的表层——政治变迁与军事纷争等短时段之外更深刻的洞察力，当然这也是一种更能揭示历史本质的洞察力。内部腐败导致罗马民族精神沦丧
现代人到罗马古迹凭吊，很喜欢“罗马夕照”的景致：古道，残垣，夕阳，卡皮托留的废墟笼罩在苍茫的黄昏中，暮霭悄悄飘落下来，朱庇特神庙的赤脚托钵僧正在唱晚祷歌，随晚风飘向远方……这分明是一幅画，在这里人们寻求到了一种朦胧之美。然而，也令人生发出几多惆怅，几多迷茫，不由感叹：风光无限好，只是近黄昏。用“罗马夕照”来描绘公元一世纪之后的罗马帝国，其情景也是这样。
古罗马国家自奥古斯都翦灭群雄，确立了大一统的专制帝国后，从表面上看起来似乎天下统一，物阜民丰，直至安敦尼王朝（公元前96—前192年）更被视为帝国的“黄金时代”。对此，汤因比却独具慧眼，认为这是一种历史的“回光返照”，汤氏在外表繁荣的大帝国后面看到了它即将没落并终将走向灭亡的历史结局，不乏睿智。
罗马民族精神的沦丧首先还是体现在军队的变化中。且不说兵农合一制度的破坏，也不说军队成了少数几个野心家的工具（当时贿卖军队之风甚盛），只说军队本身的腐化日甚一日，无数的饮宴、赏赐、角斗士的比赛，使他们成天过着一种醉生梦死的生活。原来罗马军团严密的军纪不见了，丢盔弃甲，不事装备，使战士们变得毫无斗志，当敌人进攻时，就只能逃之夭夭，什么热爱国家、热爱民族的荣誉，都被抛到九霄云外去了。军队的腐化也就腐蚀了罗马帝国赖以维系的统治基础。过去罗马人之所以能够号令一切民族，是由于罗马人的奋发，更由于罗马军人的忠勇爱国精神。“但是当军队本身都开始腐化的时候，他们自身就成了一切民族的瓜分对象了。”（孟德斯鸠：《罗马盛衰原因论》，103页，北京，商务印书馆，1962）。
罗马将士的腐化，是整个罗马社会日益腐败的晴雨表。公元一世纪罗马作家郎吉努斯对当时整个罗马社会与精神上的病状作了深刻的揭示，他指出：“利欲是我们今日人人都受其害的痼病，况且奢欲奴役着我们，不妨说，陷我们的身心于深渊中。爱金钱是一种使人萎靡不振的疾病，爱享乐又是最卑鄙龌龊的。”他力陈其弊，指出这种社会病的祸害与后果的严重性，他分析道：“如果让财富的儿女长大成人，他们就很快地在我们的心灵中产生了那些残忍的暴君：‘骄横’、‘枉法’、‘无耻’。这必然会发生的，于是人再也不向上看了，再也不关心自己的名誉，生活的堕落在恶性循环中逐步完成，他们灵魂中的伟大品质开始衰退，凋萎而枯槁，因为他们只重视必腐必朽的肉体，却不珍惜不朽的灵魂的发展。”请读一读这篇题为《论崇高》（见《缪灵珠美学译文集》，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7）的大文章，倘若抹去了作者的名字，其针砭性与穿透力可谓超越时空，无疑具有振聋发聩的警世作用。
于是，道德败坏，纲纪松弛，世风日下，正如孟德斯鸠所说的，“友谊被看成是一种危险的暗礁；讲真心话被认作冒失的行为，美德则只不过是可以在人们心中引起回忆往日幸福的一种矫揉造作的表现罢了”。（《罗马盛衰原因论》，75页）在恪守共和传统的罗马史家塔西陀的眼里，觉得这个世道变了，他不由惊呼：“世界的局面改变了，浑厚淳朴的罗马古风业已荡然无存。”随着安敦尼王朝的终结，罗马帝国更是一步步陷入了罪恶的深渊，尽管自奥古斯都之后的历代罗马皇帝不乏改革者，如戴克里先等辈的努力也终究是水中捞月一场空，参天的大树看似庞大，但实际上已内里蛀空，行将倒下，罗马帝国已岌岌可危。“内部腐败已腐蚀着一个长期优越的民族的生命力”，并“毁灭了他们自己和一切”。这是共和晚年罗马史家李维的预言，真哉斯言！历史的发展有力地证实了这位卓越史家的诊断。公元410年8月，在一个雷电交加、大雨如注的夜晚，西哥特人向罗马城发起进攻，急盼解放的奴隶们打开了城门，与日耳曼人一起合力攻破了这个固若金汤的城市。永恒之城的陷落，已标志着罗马帝国的名存实亡，66年之后，即公元476年，西罗马帝国的最后一个皇帝被废黜，就这样，这个曾经称霸寰宇、不可一世的奴隶制帝国覆灭了。
由此可见，罗马民族精神的高扬曾使罗马国家充满了勃勃生机，成为推动罗马文明前进的一种活力。但是随着民族精神的式微，罗马也就日趋显得一蹶不振了，真是“成也萧何，败也萧何”。罗马民族精神在罗马国家的兴亡史上所起的作用，与政治的作用、经济的作用、军事的作用等相比当然是隐而不彰的，但却是不能忽视的一种广泛的、持久的与潜在的作用。在探讨古罗马兴亡的问题上，诸如“政体说”、“外力说”、“合力说”、“多因说”或“环境说”都有其合理之处，因而不可抹杀它们的价值。本文则姑且称之为“精神状态结构”说（简称“结构说”，年鉴史学派所称的“结构”，无疑包括这种结构）。“结构说”自有其独特的理论价值，笔者所揭示的古罗马民族精神的兴衰，不也从根本上影响了古罗马国家的兴衰吗？这种作用于历史深层的潜在力量岂可忽视。由此，也使我们获得了一个现实的启示，这就是：振兴与激发民族精神是现代文明社会各个国家所面临的重大课题，对此决不可等闲视之，除非这个民族本身也处在休眠状态中。
本文原载《探索与争鸣》1995年第12期，原题为：《成也萧何，败也萧何：古罗马兴衰的启示》。
恺撒的三月十五日
阳春三月，飞花点翠，芳草萋萋，万木竞秀。春天来了，来到了罗马，来到了这个位于第伯河畔的古城，即使那些终日忙碌对时令并不敏锐的罗马人，现在也强烈地感受到了那融融的春光，那拂面而来的和煦的春风……
但是，春日也是一个乍暖还寒的日子，我们这里要记载的，是发生在公元前44年3月15日一个真实的历史事件。是日，整个古罗马世界乃至古代世界最为显赫的风云人物恺撒被刺身亡。千百年来，这个发生在春天的哀怨的故事，令历史学家瞩目，也令后人不胜感叹。如今看来，依然是那样动人心魄，依然是那样发人深省：它使人们懂得，春日既有莺歌燕舞时的欢悦，也有寒风苦雨时的凄凉。3月14日夜
夜色正浓，整个罗马都已沉睡，月光皎洁，凉凉的，像一道银辉洒在街道上，分明可以瞥见一个魁梧的身影：盖乌斯·尤利乌斯·恺撒（约公元前100年—前44年）。依据罗马史家苏托尼厄斯的记载，恺撒身材高大，体型匀称，面庞丰满，肤色白晳，两眼炯炯有神。不是吗？他在戎马倥偬之中，风餐露宿，征战高卢，翦灭群雄，练就了他那强健的体魄。看上去，恺撒确实气宇轩昂，仪表不凡，他的元老服既讲究又很得体，袖子上有流苏，一条带子很随意地系在腰部。此刻，他走得很慢，刚才在骑兵长官雷必达家饮宴的情景又再次浮现在他眼前：当酒酣尽兴时，恺撒突然转移话题向众人提出了一个问题：“诸位，怎样一种死法是最好的？”众人最初被这突如其来的问题弄懵了，稍后又热烈地发表了各自的看法，有人向恺撒发问：“你认为哪种死法最好呢？”恺撒叫道：“突如其来的！”话音一落，立即获得在座的将士们的一片喝彩声。恺撒——我来了！我看见了！我征服了！“突如其来的。”恺撒细细掂量这几句话的分量。在恺撒被刺前夜，确有许多奇异的前兆在提示他。相信神意与灵验的古代作家，对此都作了绘声绘色的描述。有一则说的是，那夜恺撒在行走中，突然听到了一阵凄厉的鸟叫，他循声望去，一只年幼的凤头鸡衔着月桂枝正向庞培议事堂方向飞去，在它后面，一群凶猛的鸟，向那凤头鸡猛扑过去，在议事堂前追上了那只可怜的凤头鸡，群鸟把这只雏鸡撕得四分五裂，鲜血淋漓，惨不忍睹。恺撒目见这眼前的惨状，喃喃自语：真是不幸，太不幸了！
恺撒回到家里，感到有点头晕，也许刚才在饮宴中，酒喝得太多了，也许是看到刚才那情景受了惊吓。夜已深沉，他想到明天一早还要去出席一个重要的会议，便去睡了。那是一次预定要召开的元老院会议，会上要通过一项决议，把相应的头衔授予恺撒，以使他拥有像国王那样的头衔去讨伐帕提亚人（安息人）。
稍顷，恺撒就睡着了，他鼾声如雷（恺撒是历史上一个著名的打鼾者），发出的“震级”似可使地动山摇，一如他指挥的千军万马，横扫一切，摧枯拉朽，锐不可当。
月洒清辉，使屋内景物看得分外清楚。蓦地，宅第所有的门窗都突然打开了，嘈杂的声音把恺撒从睡梦中惊醒，他看到一旁的妻子卡尔普尔尼娅在哭泣，忙问缘由，方知她刚才做了一个噩梦，梦见自己的丈夫被刺死在她的怀抱里，鲜血在流淌……3月15日
拂晓，恺撒起身，准备去庞培议事堂出席元老院的会议。
卡尔普尔尼娅以带有请求的语气对丈夫说：“昨晚那个梦太不吉利了，我真担心这事真的会发生，你今天就别去开那个会了，最好还是派人去取消元老院的这次会议。”
恺撒一面安慰妻子，一面也在寻思：昨晚的一系列事情，莫不是真有厄运降临前的一种征兆吗？不过，对于自己有可能被政敌暗算，恺撒并不是一无所知或者说可能是意料之中的事。早在他栉风沐雨、纵横驰骋在高卢地区的莽莽原野之中，麇集在京都罗马的一些元老贵族和他的政敌，就在背后造谣中伤他，用尽心机算计他。后来恺撒渡卢比孔河进军罗马，继而又出兵东方，击败庞培，进兵埃及，与埃及艳后克娄巴特拉邂逅相遇，后又转战小亚细亚，平定北非和西班牙的庞培余部。他回师罗马，受到了空前而隆重的欢迎，他被推为终身独裁官，还同时拥有众多的其他头衔，成了集军事、政治、司法与宗教权力于一身的无冕之王。恺撒的成就，为那些躲在阴暗角落里的反对派所切齿痛恨，于是由嫉妒生成了谣言，由谣言演变为诽谤，无中生有，恶语相向，力图把恺撒置之于死地而后快。他们一不做，二不休，真的行动起来了。根据史料可知，有组织的刺杀恺撒的阴谋至少可以上溯到公元前46年，参加最近一次杀害他的阴谋组织形成于公元前44年初，大约有60人，他们的头目就是布鲁图斯和卡西乌斯。
对这些要谋害他的传闻，恺撒过去似乎不曾留意，故也没有采取任何防范措施。但这一次，恺撒动摇了。他决定派他的同僚、当年的执政官安东尼去元老院宣布取消这次会议。一个名叫狄西摩斯的人，佯装拥戴恺撒，但同时又是参与阴谋的分子，却极力说服恺撒不要这样做，不要因此而给人留下指责他高傲的口实，又说即使要取消这次会议，也最好由他自己亲自去宣布。在这生死攸关的当口，恺撒听信了狄西摩斯的鬼话，完全失去了他作为军事统帅时的果断与刚毅，他表现得如此轻信，终于随那人一道出门了。
事实上，阴谋已经泄露。一路上，他不断地受到新的警告与预兆的提示。他首先遇到了预言者斯普林那，那人曾说过要恺撒当心3月15日这天会有灾祸降临。恺撒对斯普林那笑道：“你知道，3月15日已经到了。”预言者以平静的口吻回答他：“是啊，已经到啦，但是还没有过去啊。”后来又有人把这个阴谋的消息写在书板上交给恺撒，但他忙着与人攀谈，一直攥在手里，至死也没有看过一眼。
按照古罗马习俗，当行政长官进入元老院，通常要在门口以牺牲的动物进行占卜，人们发现作为牺牲的动物没有心脏，接下来的再次奉献牺牲都是不吉祥的。恺撒有点不耐烦了，他因元老们长久等待而感觉不安，同时他的那些伪装成朋友的敌人也竭力催他进入议事堂。这时恺撒却一点也没有察觉出，一场预谋将要发生了，死神已悄悄向他走来了。
恺撒进入议事厅，在座的元老们都从座位上站起来，向他打招呼。随后，恺撒的悲剧就这样发生了，据历史学家普鲁塔克的记述，参与阴谋的人，分成了两部分，一部分人站在恺撒座椅的后面；另一部分人则迎着他走来，卡斯卡第一个用尖刀向恺撒的脑后刺去，但被他抓住，并大喝一声：“卡斯卡这坏蛋，你在干什么！”卡斯卡则呼喊他的兄弟：“快来帮忙啊！”这时，所有参与这一阴谋的人，都拔出匕首，把恺撒团团围住，因为他们事前有约，凡参与阴谋的人都要参加刺杀。对恺撒的最后命运，古罗马史家阿匹安在《罗马史》中是这样写的：“恺撒在愤怒中大声叫喊，好像野兽一样，时而冲向这个人，时而冲向那个人，但是他受到布鲁图斯的刺伤后（笔者按：布鲁图斯曾被恺撒目为德行纯正可以领导国家的人才，也有说他是恺撒的私生子），他终于失望了，他用他的紫袍盖他的脸，倒在庞培雕像的脚旁，安心准备死亡了。他倒下来之后，他们还继续刺杀，直到他受了23处重伤才止。他们中间有好几个人在刺剑的时候彼此受了伤。”（《罗马史》下卷，199页，北京，商务印书馆，1979）
恺撒死了。不久，来了三个奴隶，他们把恺撒的尸体抬回家里，而他的手臂从抬床上无力地垂了下来……故事没有结束
两千多年过去了。如今，罗马帝国已灰飞烟灭，昔日鏖战沙场、活跃政坛的英雄们也早已长眠地下，任后人评说。对于恺撒的评价，历来存有歧异，贬之者斥之为“暴君”，褒之者称颂他是一个“完美的人”，有人甚至说：“凡到过罗马的人，每走一步，就会感触到恺撒的天才。”一褒一贬，判若天壤。在这篇短文中，笔者无意申论这个千古以来一直争论不休的论题，只是就恺撒的3月15日事件及其相关问题略说几句。
其一，酿成3月15日事件的原因，这里要约略说恺撒所推行的改革。作为改革家的恺撒，他所做出的一系列的改革措施，如改组元老院、扩大罗马公民权、加强行省管理、改革历法等，都是顺应历史，符合历史发展的潮流的。在这些措施中，还有一条他所实施的“宽容政策”，这当然是对上层人物的，但情况比较复杂。从恺撒的本意来说，他的“宽容政策”是为了改变苏拉掌权时期对反对派宣布为公敌和剥夺公民权的做法，面对过去的政敌实行宽大仁慈与安抚的政策，力图吸引那些最著名的罗马显贵捐弃前嫌，与其合作，为此，他赦免了大多数的庞培的支持者，并授予其中一些人以高官。这多少反映了作为政治家的恺撒所具有的宽广胸怀与政治眼光。此举究竟是他政治策略上的成功之举呢，还是政治斗争中的一种失策，对此，后人评价不一。但有一点至少可以说，正是由于恺撒的“宽容政策”，未将剩勇追穷寇，才在相当大的程度上导致了这场悲剧事件的发生。
第二，恺撒之死，并不能改变古罗马历史的发展进程。反对派妄想通过刺杀恺撒，维持共和旧制，最终注定都是要失败的。抽刀断水水更流，在当时，帝制不可逆转，恺撒作为一个在罗马从共和向帝制过渡时代的弄潮儿，在古罗马历史转折关头所起的推动作用是不可泯灭的。可以肯定的是，3月15日事件不能使历史倒转，恺撒死后，罗马帝国不是以其勃勃生机在世界历史舞台上生存了将近五百年之久吗？这真是：沉舟侧畔千帆过，病树前头万木春。
其三，恺撒与奥古斯都。与恺撒相比，奥古斯都给人们的印象总是一个小心谨慎的守成者，鲜有雄才大略，学界常有文评及奥古斯都的统治策略多为平衡术，一派小家子气，说的就是这个意思。可以这样认为，奥古斯都之所以能成为罗马帝国的真正创立者，是恺撒为其打下的基础。恺撒遇刺时，他的甥孙屋大维（即后来的奥古斯都）还不足20岁。后来，在接踵而来的罗马内战的腥风血雨中，他正是借助了恺撒的威望，挫平安东尼，建立了帝制，确立了“罗马的和平”。国际古罗马史权威乌特琴柯教授说过：“这里要求的不是令人难以逼视的光芒，而是温和又有节制；不是天才而是常识；不是锋芒外露，而是工于心计。在恺撒的背景下，屋大维只是一个苍白的影子。”这是对恺撒和奥古斯都两人所作出的很有见地的评论。
恺撒死了，作为一个有生命的个体注定都是要死亡的，在这里谈不上对他的生命消亡的同情，但是，由于恺撒在古罗马所处的特定历史时期中所具有的举足轻重的地位，他的悲剧就不只具有个人的意义，还具有社会和历史的意义。恺撒的3月15日，正是验证了这样一条西方谚语：死者已逝，但真理和事实却永驻人间。
本文原载《历史教学问题》2000年第4期，原题为：《春天的哀怨：恺撒的三月十五日》。
“异中之同”和“同中之异”——由古代西方历史理论说开去
“我们所要求的，是要能看出异中之同和同中之异。”德国哲学家黑格尔在《小逻辑》一书中如是说。他同时指出，只要我们能承认唯有在现存的差别的前提下，比较才有意义，反之，也唯有在现存的相等的前提下，差别才有意义。他举例说，一个人能区别一支笔与一头骆驼，我们不会说这人有了不起的聪明；一个人能比较寺院与教堂这两个近似的建筑物，我们也不能说他有很高的比较能力。于是，黑格尔在作小结时，说了从事比较研究的这句很精辟的话。
在这里，本文有意借西哲之名言，从古代西方历史理论说开去，意在表达古代西方历史理论与后世西方历史理论之联结、与古代中国历史理论之区分、与马克思主义史学之关联等。总之，皆留意比较，不管这种比较是历时性的还是共时性的，都关注两者之间的“异中之同”和“同中之异”。一、在“前朝”与“后代”之间
人类的思想遗产之丰盈，是需要逐步累积的；但它之发扬光大，更需要传承。在“前朝”与“后代”之间，思想遗产当然有间断性，唯其如此，才能体现各个历史时期的文化特征；但也有其联系性与延续性，唯其如此，才能呈现人类思想文化的整体性。这与古代西方历史理论的累积及其传承，也是如此。
本文所说的“历史理论”，是指人们（主要是历史学家）对人类历史发展进程的思考，也就是古代希腊（兼及古代罗马）人对历史发展进程的思考，所显现出来的历史意识。他们最初突出地表现在历史进程中对神人关系的思考上。
在生产力极其低下的古代，人们生活在闭塞的和逼仄的生活环境中，对自然界的一切，诸如白昼黑夜，电闪雷鸣，江河湖海，千沟万壑，乃至雨后的彩虹，深谷的回声，都懵然无知，无法作出科学的解释，“通过自然力的人格化，产生了最初的神”。在历史的最初阶段，神总是主宰人，著名的“荷马史诗”中的描述就是这样，虽则在那里出现的是“神人同形同性”，但神还是统治人。公元前7世纪前后，从赫西俄德的《工作与时日》可知，神人关系逐渐开始换位，经公元前6世纪爱奥尼亚地区科学与哲学的兴起，至公元前5世纪希腊两位大史家希罗多德与修昔底德的出世而大变，前者在其传世之作《历史》的开篇即声言，他的研究成果发表出来，“是为了保存人类的功业”，后者在其《伯罗奔尼撒战争史》中发出了“人是第一重要的”呼唤。这都足以说明，在神话时代与历史时代之间，他们“揭示了一条很明显的边界”，于是到了智者派哲学家那里，便公然竖起了“人是万物的尺度”的旗帜，这标志着“人类精神的觉醒”。
然而，伴随着人类精神的觉醒，逐渐孕育了那时人们对历史发展变化的主导理念。从总体来看，在古代希腊人或罗马人那里，逐渐形成了一种占支配地位的历史理论：“历史循环论”，正如当代英国历史学家彼得·伯克所言：“将历史变化视为循环往复的观念……曾在古希腊和罗马占有支配地位。”
古代西方的循环史观反映了古代希腊人和罗马人对人类历史发展变化的认知，是西方历史理论的一份遗产。此后，从西方历史理论发展史来看，公元5世纪奠定的基督教神学史观，颠覆了古典史学中的循环论，一度独步西方，历史第一次被解释为一个由固定的起点（上帝创世）到终点（末日审判）的线性运动，指出了历史是一种向着既定目标前进的运动，这种历史理论可以说是以前不曾有过的，对后世影响不小。把西方史学重新引出“迷宫”，那是要等到西方文艺复兴运动曙光的来临，自此西方历史理论中的进步观念不断上扬，以致成为如彼得·伯克所说的“西方历史思想最重要和最明显的一个特征”。
个人以为，历史理论研究的一个核心内容，也许就是对历史路径的发展轨迹作出种种的思考，举其大者，这些思考的理论表述不外就是倒退史观、循环史观和进步史观。在我看来，上述这几种历史理论，都可以从神话与史诗中找到它们的思想源头，寻找出人类最初的历史意识。“史学史从神开始，人们最早认为神创造了世界和历史，而跟神交通的人，即那些宗教家，是最早的历史学家。”因而，祭神巫祝、行吟诗人，他们就是人类最初的“历史学家”了，荷马不就是吗？其后赫西俄德的“时序论”更是从中滋生出古代西方占支配地位的历史理念。
在我看来，古代西方历史理论占支配地位的当然是循环史观，但倒退史观却紧紧地与前者牵缠，因此学界有时也把这两者合称为“倒退循环史观”。我这里只说及进步史观的起源问题。对此，中外学界显然是有不同意见的，这里不再细说。笔者认为，近代意义的进步史观，当从西方的文艺复兴运动发端，那时的新兴的人文主义思想家表现了一种与日俱增的历史发展变化中的进步观念，从波丹到培根，无不如此。但倘说这种历史发展变化中的进步观念与古代无关，恐怕也是欠妥的。比如，在西方古典史家波里比阿那里，历史理论的主体虽然是他的循环史观，但他“已充分认识到历史走向一统的进步趋势，虽然这种进步趋势的顶点仍只是罗马帝国这个特殊社会，并且他的看法又受到了永恒循环思想的束缚”。从这种杂沓牵缠的情况，我们可以约略看出古代西方历史理论中也有进步观念，但同时也看出它与近代文艺复兴以来进步史观的相异性。由此，进而言之，人类思想遗产中的历史理论，在各个时代都有其主流的理论派系，如古代的循环史观，中世纪西方的基督教神学史观，近世以来的进步史观，但在这些历史阶段占主流的派系外，都还有小派支流，它或者旁出于主流，或者叛逆于主流，或者接壤于主流，共同构成了色彩斑斓的历史理论光谱。这是因为历史是多彩的，多面的，那么反映在人们头脑中的观念（历史理论）又怎能是素色的与单一的呢？
总而言之，进步史观从严格的意义上而言，当然是近代社会与文化的结晶。然而，进步史观的种子似乎早在古代就埋下了，但那时的“气候”和“土壤”还不适宜它的成长，直至它沐浴在近代文明的曙光下，歌颂进步，呼唤进步，方才成了那个时代的“主旋律”。可见，进步史观并不是伴随近代社会而突然冒出来的，它的完形是一个渐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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